朱永嘉：由毛泽东与毛岸英想起的

tuffy05

毛泽东与杨开慧有二个儿子，一个是毛岸英，一个是毛岸青，杨开慧牺牲后，他们兄弟二便流浪街头。毛泽东在根据地既找不到他们，也无法抚养他们。从1930年起，他们兄弟俩还是由党组织安排寄养在上海董健吾牧师家里。据冯雪峰的回忆，他在1936年自瓦窑堡到上海时，毛岸英兄弟俩就住在董健吾大老婆的家里，地址是在上海西芷路泥城桥一带的二开间二楼的闸库门房子内。那时这个地段属于英租界。我自小便长大在那个地区，故知道那个时候那类房子那里很多。我家所在的里弄叫厚德里，便是这样的弄堂房子。有的里弄规模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冯雪峰1936年4月中旬从陕北瓦窑堡出发，经过西北军的地段，在西安见到了董健吾，讲起张学良曾对董健吾说，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次，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想把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一部分东北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他想让李将军把三个孩子，即毛岸英兄弟俩和董健吾的一个儿子一起带到苏联去，张学良给了董健吾十万法郎的支票，作为带他们出国的经费。他们俩到上海后，找到了李杜，地下党还派了杨承芳与李杜同行。而毛岸英兄弟俩也确实是冯雪峰托杨承芳与李杜一起带到苏联去的。他们是经由巴黎，在巴黎与莫斯科的中共组织联系，最终毛岸英兄弟俩是由康生从巴黎带往莫斯科的。他们兄弟俩在苏联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我说这一段经历是想说明他们俩是烈士的后代，自幼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家庭的爱护，故毛岸青神经功能不是很正常。

　　还有一个是毛岸英要求结婚的故事。毛岸英回国以后，在陕北，跟那时的劳模吴满有去农村参加过劳动，以后参加党的工作。1948年中央机关迁到西柏坡，毛岸英也在西柏坡，毛泽东忙于工作，所以父子俩很少见面。毛岸英相中了女朋友刘思齐。毛岸英与女朋友一起去见毛泽东，要求父亲同意他们俩结婚，三个人谈的很开心。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刘思齐几岁了，那个月生的，刘思齐说还有一个月就过生日了，毛泽东说：“噢，还不满十八周岁，你们着什么急啊！到了满十八周岁后再结婚嘛，反正我都同意了。婚姻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方可结婚，再等一等，好吗？”思齐同意了，俩个人出去以后，毛岸英又回到了父亲办公室，对爸爸说：“我从来都是听爸爸的，在延安时，有人介绍的那个人，你不同意，说我还年轻，不着急结婚，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和她来往过。”毛泽东说：“我不同意对不对啊？实践证明她怎么样啊？形势一变，她就逃回北平，还在报纸上骂我们。生在山沟里的人看到花花绿绿，有点羡慕，你是留过洋的人，也经不起考验吗？”岸英说：“我今年二十六岁了，我想结婚以后好好工作和学习，就不操这个心了。”毛泽东有点生气地说：“你是不是想我现在就同意你们结婚呢？”岸英说：“是的。”毛站起来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你不遵守婚姻法，还能叫谁遵守婚姻法啊？婚姻法刚刚公布，就违犯它，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毛岸英转身出门，就气得晕倒在地。从这件事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自己孩子严格的要求。

　　与毛岸英相关的第三件事，是毛岸英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事。毛泽东在省立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周世钊在1954年相见时。曾谈到毛岸英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问题，那时周世钊小心地问：“毛岸英同志也到了朝鲜，但他刚刚出国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是不是和彭老总的责任有关？如果你不派毛岸英同志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毛泽东想了想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而牺牲的。彭老总是没有责任的，不能去责怪他。当时，我听到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当时有人提出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抗美援朝，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就把他的尸体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他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不必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后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能派谁的儿子去呢？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战场，光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个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于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战场去的。”

　　从毛岸英出生后经历苦难的流浪生活，从毛泽东后来对毛岸英的严格要求，在婚姻问题上严格的态度，派他去朝鲜战场上所讲的理由，确确实实如一个革命家对待自己亲人应有的态度，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动。从毛岸英这一视角看，他也确实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能去农村劳动锻炼，能上战场经受战争生死的考验，最终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年温家宝总理去朝鲜访问时，还亲自祭扫毛岸英在朝鲜的墓土。前几年毛岸青去世时，胡锦涛主席亲自为他送行，有人问我，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我说：只有毛岸英和毛岸青他们去世后才能享有这样高的礼遇规格，这是倡导真正革命家的家庭传统。他们没有因为毛泽东崇高的地位和威望，享受任何特权；毛岸英在战争考验中，不惜牺牲，献出自己最珍贵的生命；毛岸青一辈子从事的是文字翻译工作，甘愿平平凡凡地做一辈子普通劳动者，没有当官做老爷。虽然时间已过去五十多年了，它仍然是我们为人的一个标尺。这里，作为一个革命者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子女的问题，作为革命家的子女，便有一个如何对待自己父母终身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如何对待父母的教诲和继承他们光荣的革命传统。作为老一代革命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弟，值得拿这个标尺来量一下自己的言行，是不是这样想的，这样说的，这样做的，炫耀身上的珠光宝气能否取代这一切呢？毛泽东历来反对打天下坐天下那种陈腐的封建观念。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从哪儿来的，是人民给的，换一句话说，我们手中的国家权力，不仅是靠枪杆子夺来的，也是靠人民对我们执政的认可。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得不到大多数人民的认可，那么我们的执政便丧失了合法性，迟早会垮台。

　　记得文革期间，江青曾在军委会议上做过一次讲话，讲话的题目是《为人民立新功》，这个讲话是毛泽东审改后正式发表的，讲话的主题便是我们革命的老一辈如何对待自己子女的问题。其中讲了左师公触龙说赵太后，以长安君为质于齐。让齐国出兵救赵，以败围赵的秦军。这个故事，在《战国策》和《史记》都有记载。当时左师公与太后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史记？赵世家》）这个故事的主题是讲王公贵族与世家的子弟，不能只靠父祖辈的恩荫生活，要靠自己努力建功立业才能谋到自己的前程。江青奉毛之命在军委讲这番话，还是有针对性的。当时第一批上街破四旧的红卫兵，大都是军政高干子弟。首先发起红卫兵组织的清华大学附中，也是高干子弟集中的地方。他们上街，因为有父母的背景，其中有的人由于一时革命的激情，也敢于胡作非为，打死人的事情往往由此而来。上海红卫兵打人的事，始于上红总部，司令部的司令便是上海警备区廖政国司令的儿子，张春桥的女儿也在那儿任政委，那儿也发生打人的事，张春桥便责问过女儿，她回答说，她没有打人，张便要她退出上红总部，她能听爸爸的话，此后，她一辈子勤勤恳恳地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对人们有益的普通劳动者，这正是她最值得我尊敬的地方。还有南洋模范中学的红卫兵，比较大胆妄为，那也是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他们便曾在宛平路华东局机关打伤过铁路工人。那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思想，也是产生于干部子弟，是他们特权思想的反映。现在当然不可能公开张扬这种反动口号了，但在人事工作的实践上，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的网络，还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反映出这种见不得阳光的反动思潮的实际表现。又如上海漕溪路事件。那是山东来的七、八个红卫兵，其中有两个是师级干部子弟，六个团级干部子弟。他们到居委会去找黑六类，居委会提供了一户资本家家属的住址，他们便把这个老太太活活用皮鞭打死了，打死之后还用开水去烫，惨不忍睹。事件发生在1966年11月间，那时上海还是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执政，他们还派写作组的人去调查处理，是王知常、吴立昌去整理的材料，这件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还有，如北京联动这样的红卫兵组织任意抓人、打人的事件。之所以产生这类荒唐的悲剧，还是我们干部队伍及其子弟身上居功自傲和特权思想作祟的结果。当年的这些干部子弟出身的红卫兵，如今都六十左右了，其中有多少人如今凭借父祖的恩泽而身居要位了，当然也有不少人经过风浪锻炼成为新的一代杰出领导人。现在是他们的下一代如何踏入社会的问题了。人们习惯性称呼他们为红三代。

　　左师公问赵太后，赵国，三代以前赵君之子侄，继位封侯的还有没有啊，赵太后说没有了。可见在战国年间，王公贵族通过世袭要维持三代也很困难了。秦以后，汉代有门荫制度，官僚家庭的子弟可以通过恩荫，在皇帝身边做郎官，就是在宫廷门廊站岗放哨，君王出行时，在马前鞍后充当前呼后拥的角色，一旦时局变化，那就难了。唐代的韦应物，在安史之乱之前就是在唐玄宗身边充当这样的角色，安史之乱之后，便一落千丈落魄不羁了，最终还是自己读书奋斗重新站起来的，当了刺史，成了诗人。靠父祖辈的门荫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即使你们抱成团，恐怕也很难。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依靠血缘关系来继承的，然而人们总是幻想这这个与其父母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让子女可以依靠的一条向上爬的捷径。记得若干年前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组织部人事劳务局、监察局联合为招录公务员，发了一个文件，这份红头文件的名字很坦率《关于考录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的补充规定》，这文件明确提出，“高校在读的副科以及领导干部子女可列为这次招考对象”最终，55名对象中，录取了22人。这种情况在各地公务员招考中屡见不鲜，人们嬉称其为“官二代”，当然这还比不上红三代那样“光辉”耀眼。邓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话是对的，富裕总有先后，但这决不是说让自己的子女先富起来。如果那样的话，不仅坑了自己的子孙，而且败坏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望，也败坏自己先辈的名声，千世万代被后人指着脊梁骨挨骂。现在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往往成为家族企业，成为世袭的垄断企业。这当然是一种倒退的历史现象。所以每当提拔年轻干部时，人们往往提到他们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这样的干部在位以后往往缺乏公信力，人们抱着怀疑的眼光来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中国古代，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制度本来就是为了打破世袭的门第制度，让大家有一条稍微公平的起跑线。在官员任选上，还有各种回避。如朱元璋在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便规定父伯兄弟任两京朝堂上官的，其子侄皆对品改调，其子侄不能在同一个系统任职，在内外所有的衙门官吏中，发现有父子、兄弟、叔侄关系的皆对品改调其他衙门。那时还没有让自己的老婆担任办公厅主任的现象。科场考官，若有子弟应试的，应回避。无论殿试和会试都必须回避。在地方官的任职上，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为官，明清二代地方官回避本籍的制度还是被严格执行的。我翻过一下上海的地方志，明清二代在上海任知县的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辛亥革命以后，这个制度被打破了一些。49年建国以后，我们都是本地人做本地官了。这个办法不好，它助长了地方主义的抬头，甚至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状况。干部及其家族的任职不能在一个地方和部门呆得太久，要挪动，要有回避。如果国家的企事业，其任职被若干家族所垄断，这种变相的世袭化之危害很大，如果不果断地加以制止，上行下效的结果，势必在今后会愈演愈烈。国家的垄断企业，成为某些家族谋利的工具，那就会危害国家的社会基础。如果不设制度加以限制，那么这些企事业的性质，想必慢慢会发生变化。此外，在村镇以及政权的组成上，家族势力影响的抬头，其性质也属于同一类问题。对付这类问题，我们必须防微杜渐，早抓狠抓，建立制度，严格查处，才能巩固和稳定我们国家的社会基础。要懂得政府机关，如果失去民众对它的公信力，那势必逐渐失去它存在的合法性，瓦解它存在的社会基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其后果往往难以设想。

　　我在这里还是回到文章的开头，要如毛泽东那样严格管教自己的子侄，尽管毛泽东喜欢毛岸英这个儿子，在儿子结婚的问题上，严守婚姻法，一步不让，他讨厌生长在山沟沟里看到大城市的花花绿绿就羡慕的人，不赞同那些形势一变，便往外跑，还在敌人报纸上骂娘的人，这些话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俗话说金窝银窝不似家里的草窝，许多朋友到了美国，就羡慕那里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干起骂娘的勾当，实在让人恶心，子不嫌母丑嘛！我们不少人到了外面的世界，就把抗美援朝那段历史给忘了，拿美国的尺子来量家里的一切，对什么都不满意。认为什么都是美国的好，只有横向比较，忘了自己的国情，有的人已变成道道地地的美国人了，站在美国一边，说中国的坏话。如果美国对外政策停留在维护其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而中国则始终保留其独立性，不做美国附庸的话，它的对华政策只能是对华遏制的政策，当然随着时间的变化，两国的关系，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演化，其表现的形式也会有所不同。从根本上讲，美国想遏制中国，是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五十年代初，通过军事手段，在朝鲜战争中威胁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大家打了一个平手。此后，美国继续在政治上孤立中国，但这个政策也维持不了很久，经济上对中国实施封锁，也收效甚微，无法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到了七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变化，中国对美的政策也有松动，美国要打中国牌对付苏联，中国要打美国牌对付苏联，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它的附庸，但美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苏联解体，中国虽然有自己的困难，但还在继续前进，美国自己经济出了问题，拖累了全世界，却要嫁祸于人，却要中国来给它背黑锅，分担本来是他们的责任，这怎么行呢？中美之间若即若离的对峙，恐怕在相当一段时期很难改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丢掉任何中美之间会有蜜月的幻想，必须更加坚定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至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说到底是软硬两手，软的是一上台向华示好，亲自来中国访问，大造所谓二G主导世界的舆论，给中国带高帽子，给中国压担子，中国没有钻这个圈套，于是来硬的一手，政治上接见达赖，军事上给台湾武器装备，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经济上搞贸易摩擦，逼中国人民币升值，看来也难以得逞。他们自己却是口是心非，嘴上讲强势美元，实际上是支持弱势美元，最终还嫁祸于别人，结果这颗苦果，还得美国人民自己嚐。至于中国既不想称霸，也不愿做别人的附庸，只是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发展经济，平等地与各国人民和平相处。过去斯大林那根指挥棒对我们不起作用，现在换一根指挥棒恐怕也很难起作用。至于美国所以会那样做，当然有它自身利益上的打量。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美国为自己利益打量，中国为什么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呢？当然它还有一手就是搞心理战，谷歌事件，实际上打的是心理战，目的是想从思想上打破中国的防线，恐怕也很难达到目的。心理战的另一条战线则是以所谓人权问题，刁难中国，这一点我们许多人警惕性还不高。最近美国不是有人叫嚷拿下中国嘛，我看美国人要用其它什么办法拿下中国，都不可能，有一个办法，或许可能奏效，那就是攻心战，对中国人民进行心理战，给中国人民灌输他们那一套所谓普世的价值观念，拿软刀子割头，你们思想乱了，个人主义泛滥了，窝里斗多了，人心散了，那就会给海外反华势力以可乘之机。这就是孙子兵法上讲的攻心为上，不战而屈敌之兵。因此在心战上我们也应该不仅要有防线，而且要积极应战，在思想观念上要有取胜之道，所以我们的朋友要牢牢记住决不能在思想上做他们的应声虫。我们应该想想毛让毛岸英去朝鲜战场，经受战争和生死的考验，并牺牲在朝鲜的往事。要用这样的精神，认真思考一下，自身的问题。现在我们的高干子弟有多少在中西部地区最贫困和艰苦的农村工作啊？有多少人在最艰苦的岗位，与工农大众同甘苦？恐怕在香港和海外花天酒地的人可不少，别人羡慕，我却鄙视这种现象。要懂得脱离人民大众的荣华富贵，最终都是过眼烟云，从个人来讲，要警惕各种各样的糖衣炮弹。现在工农大众那么多人仍然想念毛泽东，那是因为毛泽东一辈子能以身作则地与他们同甘共苦、心心相印。也有些人如辛子陵、高华之流那么仇恨毛泽东，因为有毛泽东的光辉在，永远是他们改变中国党和社会性质的障碍。也有一些人如谢韬之流，急于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唯其如此，他们才能更加放手地实施杜勒斯和平演变的计划，有共产党的名称，有社会主义的标记，人们还能循名责实驱除那些不健康的腐败因子。海外反华势力那么竭力地煽动反毛的情绪，吹捧那些所谓共产党的反对派民主人士，因为毛是他们颠覆中国最大的障碍，他们在毛身上泼那么多污水，反证他们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和险恶用心。而那些所谓的反对派民主人士，也正是他们寄予颠覆中国希望的过河小卒。对于那些人的种种言论，无论如何我们得留一个心眼。思想政治上的斗争，光靠堵是消极防御，那是不能取胜的，对内应该是采积极疏导与对外采战略进攻相结合。在思想战线上针锋相对的斗争，一点也松不得。为了一致对外，便决不能让他们的错误思潮在我们知识分子中泛滥成灾。当然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还是会世世代代永远友好相处的，要反对的仅仅是那股非常顽固的只有极少数人搞的反华势力。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012075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