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年一：“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

大笨狗

　　　　　　　　　　　　　　　王年一

　　“５·１３”事件是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３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
武斗。在“文化大革命”的成千上万场武斗中，它似乎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件，
其实不然。这场军内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与所谓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着直接关联，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无
产阶级司令部”以此为契机，开始依靠“三军党委”和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来左右文革的进程。

◇　复杂的上层背景

　　１９６６年冬至１９６７年春，在空军机关、海军机关、总后勤部机关和它们
所属的文体单位、院校，群众组织都分成两派。空军中保吴法宪（时任空军司令—
—编注）的、海军中保李作鹏（时任海军政委——编注）的、总后中保邱会作（时
任总后勤部长——编注）的是一派，即所谓“保守派”，人数较少。反吴法宪、李
作鹏、邱会作的是一大派，即所谓“造反派”，人数较多。当时的“造反”是所谓
“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肖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编注）、杨成武（时任
代总参谋长——编注）随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大派。这一大派中有些群众组
织（如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测绘学院“革命造反团”、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
”）的文章，可以在《解放军报》发表（报社是根据上面的精神行事），在社会上
有些影响。这一大派联合组成了“斗罗（瑞卿）筹备处”。中央文革小组总的说来
是支持造反的，但对于造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反还有些顾虑。吴、李、邱上
有林彪在焉，中央文革小组不能肆无忌惮。由于这种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明白地表
示出来，也就未引起造反派的注意，他们反对吴法宪、李作鹏，斗争邱会作，还是
很残酷的。于是吴、李、邱的日子也就很不好过，为避免揪斗，曾经藏起来。他们
对这一大派，既恨之人骨，又无可奈何。

　　这时，上层的分歧加剧，这又是一个重要背景。对于为“反修防修”而开展“
文化大革命”，中央领导层大体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如此这般地“革命”
、“造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残酷、无情地打击老干部，许多领导人是
不赞成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会后就在
实际上陷于被批判的境地，没有发言权了。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春是支持毛泽东开
展“文化大革命”的，而在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就开始抵制若干错误做法，被江青
一伙指桑骂槐地攻击为“中庸之道”，陶铸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不同意批
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同意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工厂、农村，
不同意支持上海“工总司”，结果被江青一伙“革”了他的“命”。

　　在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瘫痪、领导人员靠边以后，军队上层的态度就举足轻重了
。林彪在重大问题上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也是拥护毛泽东
的，虽然反对当时的种种错误做法，但把它们都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进入全面
夺权阶段以后，矛盾加剧，爆发了“二月抗争”，在“支左”问题上，在支持还是
搞垮肖华、刘志坚的问题上，叶剑英等老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截然不同。毛泽
东的意图秘而不宣。老帅们难以捉摸，江青一伙则是相当了然于胸的。

　　毛泽东实际是对老帅们不满，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很不得力，但毕竟
感到他们既拥护自己，又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军队工作也离不开他们，所以在若
干问题上只好听任他们与中央文革小组对峙着。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绝大多数大军区的“支左”
都支错了。“支左”是毛泽东号召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小组作出的决定。但当时何为“左派”，谁也没有说过。既要求支持“左派”，又
不讲清楚何为“左派”，这实在是很滑稽的事。为什么不讲清楚？根本原因是谁也
弄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就曾因把一个群众组织定为“右派”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因此，负责执行“支左”任务的各大军区十分为难。１９６７年４月，武汉军区
司令员陈再道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就提出过：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
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些，多吸收一些同志
参加，以便给各地派出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也好。这个
登了会议简报的意见无疑是合理的，而且有代表性，但“无产阶级司令部”未予采
纳，大概一时也难以定夺，或者是怕背上包袱。各大军区经过调查研究，陆续表态
，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支持了党团员多、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多、复转退军人多
、劳动模范多，并且拥护军队、比较讲政策和守纪律的一大派（如武汉军区支持了
“百万雄师”）。但是，都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是支持错了。在“无产阶级
司令部”看来，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靠激进的造反派。于是几乎
每一个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向中央作了检讨。虽然负责人检讨一下并不困难，但要下
面广大指战员反对原来支持过的“战友”，转而支持原来反对自己而自己也反对过
的一派，这个弯子是很难转的。由于当时要借重军队搞“革命”，“无产阶级司令
部”对此不能不加以高度重视。

◇　事件的简要经过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或２２日）晚，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接见北京军
区战友文工团代表。肖华、杨成武在场，吴法宪和海军、北京军区的负责人也在场
。周恩来指示：五一节各文艺单位到公园演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
起来演出。他说，你们联合演出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看。五一演好了，纪念毛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５周年时还可以继续演。于是总政文化
部召开驻京各大单位文化部长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布置了文艺团体的演出工作
。战友文工团在５月１日按照这一指示，联合组织了演出。周恩来看了演出，并且
表扬他们联合起来演出好。

　　据当时担任林彪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记载：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一
天，叶群告诉他：“徐秘书（即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来，传‘一组’（即毛泽东）
的话。空军几个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她们在空军内部是受压的
少数派，要向主席反映情况。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这显然是要叶群支持
她们。亦即支持少数派。于是，叶群接见了刘素媛等几个女演员。叶群问：“你们
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指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吗？”小刘答：“主
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又说：“文工团是演出单位，现在什么也不排练了。
”“我们想排点节目，争取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５周年
时演出，叶主任支持吗？”叶群说：“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人少，
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演出。”（
这是指同一观点的群众组织的联合，不同于周恩来指示的不同观点的联合。）小刘
等人经过串连，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一些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了一些
小节目。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老三军”，他们的活动是空军、海军和北京军区的主
要负责人（当时称“三军党委”）支持的。他们计划５月１３日晚上在北京展览馆
剧场演出。他们的对立面，即后来来被称为“新三军”的一些群众组织，当即指责
“老三军”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扬言要去冲击“老三军”的演出。

　　１９６７年５月９日，战友文工团的三个人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文革
小组副组长、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反映另一派要冲他们５月１３日的演出，要求
支持。谢当时严肃地说：你们要按照总理关于联合起来的指示组织演出，否则，总
政和军委文革小组都不会支持你们；至于是否有人要冲击你们的演出，我可以了解
一下。

　　当天，谢了解到他们反映的情况属实，立即报告了肖华和徐立清。肖、徐指示
：仍要按照总理的指示执行。军委文革办公室随即转告海军、空军和北京军区文革
办公室，要他们采取措施，执行总理指示。

　　５月１２日深夜，海军领导机关中支持李作鹏的“红联总”的几百人，冲进三
座门军委文革办公室，抢走了一些文件和谢镗忠与文艺口同志谈话的记录。这个“
红联总”是“老三军”的“司令部”，人数众多，势力很大。

　　５月１３日，肖华打电话指示军委文革办：通知空军、海军、北京军区主要负
责人，请他们劝说一派演出的文艺团体不演出或者推迟演出，以免引起两派群众之
间的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反对演出的群众组织，命令他们不准冲
击演出会场。军委文革办当即执行了肖华的指示。

　　５月１３日下午，李作鹏在他家里召集了有海军“红联总”和海军各大部“红
联总”领导人参加的会议。“红联总”的顾问肖云和海政宣传部副部长范丕忠、干
部部副部长刘光、海司办公室李凯都参加了，王宏坤、张秀川也在座。李作鹏首先
说明肖华主任不同意一派演出，接着分析了形势。他说：如果我们坚持演出，对立
面可能要冲，以至发生武斗；如果我们不演了，对立面就会骂我们是老保，看大家
的意见到底演还是不演。由于这次演出早已作了准备，而且有恃无恐，所以“红联
总”的领导人一致认为还是要演。没有人提出不演。最后李作鹏作结论说，今晚演
出不变，但要作好两手准备：如果对立面来冲击，发生武斗，我们就上去支援，准
备好人员、车辆，一部份人在现场，一部份人在海军大院待命；如果演出没有人看
，那就把“红联总”的人员拉去看。

　　当日晚饭后，根据下午会议的分工，范丕忠和海军“红联总”的一些头头去展
览馆作了布置，李作鹏和“红联总”另一些头头在李家负责总的指挥。在李家的还
有王宏坤、张秀川、肖云、刘光等。演出前，一方面由李作鹏的妻子、海司办公室
副主任董其采与“林办”保持电话联系；一方面有人与范丕忠电话联系。不久，现
场指挥人员来电话说，礼堂人已坐满，演出已准备好，并说肖华主任和陈伯达已经
到了现场，肖华劝大家不演，陈则模棱两可，含含糊糊。董其采与肖华夫人王新蓝
通电话，王说，肖华的意思，为防止发生问题，还是不演出为好。董又与叶群通话
，叶群表示支持演出。不久，叶群又传来江青的电话，也表示支持演出。最后。叶
群又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不要听肖华的，你们演你们的，为什么不能宣传毛泽东思
想？为什么不能唱毛主席诗词、语录歌？有什么可非难的呢！林彪还要卫戍区派部
队保护演出。

　　就在这时，军艺“星火燎原”的一些人联合清华、北大的造反派组织来冲击演
出，发生了武斗。李作鹏、肖云等随即乘车去现场。武斗双方都在调人增援，李、
肖坐的汽车陷在对立面的队伍中好长时间。他们到现场后，见到空军政委余立金和
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也在那里。卫戍区部队也去了，但在一个屋子里没有出来。毕竟
因为海军是有准备的，去的人多，不久就把冲击会场的一派（以后人们又称之为“
冲派”）赶走了。双方共伤５０多人。

　　当晚９时，李曼村在京西宾馆从军委文革办得知双方武斗，即遵照肖华的指示
，要文革办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制止武斗。不料文革办张凤翠等三人赶到现场后，当
即被海军文工团的一些人抓去两人，带到海军大院扣押起来，被审问了四天。

　　５月１４日，李曼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军委文革办王承化到医院慰问双方
受伤人员。接着向总理写了报告，汇报了“５·１３”事件的经过和慰问的情况。
同日，“老三军”派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演出；在海军直属机关群众大会上，被打
伤的文工团员赵云卿进行了所谓“控诉”，点了肖华的名；林彪派叶群带领空军、
海军、二炮等单位的领导人，到医院慰问“老三军”派受伤人员，还代表林彪赠送
给他们语录本和毛主席像章。

　　接着林彪、叶群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中央文革小组告肖华的状。叶群
还对江青说，吴、李、邱对肖华意见很多，希望中央文革碰头会让他们三人谈一谈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中央文革开碰头会，让吴、李、邱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江
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周恩来没有出席，叶群也末到会。吴、
李、邱在会上讲了对肖华的意见，江青表态支持批判肖华。随后，关锋、戚本禹等
到北京军区礼堂接见了“老三军”派文体人员，代表中央文革表示支持和慰问。

　　按照叶群的布置，“老三军”派各文工团在京西宾馆批判肖华，批判了一个星
期。

　　５月２０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三军部份文体工作者。海军人员由张秀
川带队，“红联总”负责人谭安也去了。到会者要求批判肖华，周恩来未予同意。
当肖华讲话时，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干事董崇泉拍了桌子。周恩来为此很生气，问了
董的姓名和所在单位，当即写条子要张秀川严肃处理。但张根本没有把周总理的指
示当回事。“老三军”仍然遵照林彪、叶群的意图，把“５·１３”事件归咎于肖
华，掀起了打倒肖华的恶浪。

　　６月９日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
治、江青、杨成武、粟裕、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王新亭、邱会
作、叶群等在人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的演出。陪同观看的有驻京陆海空三军
负责人肖劲光、吴法宪、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李天焕、王宏坤、陈先瑞、张
秀川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导。此举大长了“老三军”的威风，大灭
了“新三军”即北京军内造反派的志气。

　　在“５·１３”以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成了“林副主席支持的三军无
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５月１３日这一天，成了他们的纪念日

◇　一条秘而不宣的方针

　　有人说：“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３目的事件，完全是林彪、江青及其死党有预谋
、有组织地搞乱军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有人说：“这实质上是和周总
理唱对台戏，向周总理示威，也是吴、叶、李、邱等人反对总政的罪恶活动。”有
人说：“林彪、叶群利用‘５·１３’事件作文章，如果以为他们仅仅是为了搞垮
肖华，那就不对了。他们挥动这个棒子真的‘打了一大片，保了一小撮’。”“叶
群十分得意。她经常在工作人员面前洋洋得意地吹嘘说，解决军队内部这么大的乱
局，首长（指林彪）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这
是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我以为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还没有真正击中问题
的症结。

　　事件发生以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雄于首都（连当时红得发紫的聂元
梓也不得不奔走于它的门下；“红联总”的头头竟能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群众大会
，这更为历史所仅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更是飞黄腾达。这自然都与
林彪、叶群有关，他们确实是制造了、利用了这一事件。但更深人一步地看，整个
“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正是需要这样一个事件。

　　感谢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提供了前引的珍贵历史线索。如今，毛泽东己
经仙逝，徐业夫也已辞世，叶群则已葬身荒漠，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当时的全
部情况了。但是，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徐业夫１９６７年４月间赴毛家湾，
是奉命向叶群面授机宜的。徐业夫平时极少外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如果只是为了
向叶群说一句“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原本是没有必要来到毛家湾的，电
话上就完全可以讲清楚。一定要到毛家湾面谈，无疑有其重要性和机密性。找的又
是癖爱惹是生非的叶群而非林彪，这更有特异之处。

　　周恩来的指示是合乎毛泽东本来的意图的。直到１９６７年９月，“无产阶级
司令部”还规定群众组织只有实现了大联合，其领导人才能参加人大会堂的国庆宴
会。林彪、叶群本来没有任何必要同周恩来唱对台戏，除非得到最高方面的授意。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１９６７年５月。矛盾不是减少而是大为增加了，不是
缓和而是大为激化了。党内上层反对“文化大革命”者越来越多，特别引人注目的
是全国各地两大派的矛盾和争斗普遍加剧。这些矛盾和争斗，从根本上说，本是“
无产阶级司令部”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本是号召全面夺权和划定“左派”与“非左
派”的产物；既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就严重妨碍了“大联合夺权”这个战略目标的
实现。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对此关乎全局的情况绝不会
掉以轻心。军队的动向无疑是毛泽东更为关注的，他绝不会对大军区“支左”大都
是所谓“支错了”无动于衷，他也会知道既然“支错了”就很难转轨。

　　毛泽东也许会因此忧虑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就在１９６
７年４月间定下了一个秘而不宣的方针：通过北京军区的稳定，以稳定全军；通过
军队的稳定，以稳定全国。其中心一环是重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便之
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借助他们来控制全军。这一切，都是符合“文化大革命”和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利益的。

　　这个方针，又是在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制止混乱的方针。既要坚
持错误，彼时彼地就没有更好的选择。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此后纵横捭阖
，以严厉的甚至残酷的手段消灭了反对过他们的“冲派”（即使没有参加冲击演出
的“冲派”组织也毫无例外地被消灭），北京军内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
天下。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几乎全部换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拥护
他们的人。后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迸入了中央政治局，则是“无产阶级司
令部”的论“功”行“赏”。

　　事实说明，这个方针后来大体上得到了实现。虽然步履艰难，全军还是逐步走
向了稳定，全国也逐步走向稳定，这才开成了“九大”。但是，既借重了与江青一
伙既有一致又有分歧的林彪一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矛盾，酿成了后来的事
变。

于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４日

华夏文摘增刊 第二五五期 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