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英奇：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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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5日 来源：《重庆晚报》

作者：顾英奇



　　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于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禄居。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1968年4月，少奇同志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抢救刘少奇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只是要尽力救治。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上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讲述人：顾英奇，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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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生：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

　　《炎黄春秋》编辑部：
　　贵刊2009年第11期署名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读后令人震惊。难以按捺，我们不得不将一些看法函告，并请在《炎黄春秋》予以澄清。
　　众所周知，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同志被强行从北京送到河南开封秘密关押，26天后在开封市北土街10号含冤逝世。而这篇文章从小标题到文内叙述却一再说，当时把刘少奇同志送到了洛阳，“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这完全不符合基本史实。不论叫匪夷所思，还是称重大失实，仅凭此硬伤，就可对整篇文章严重质疑。用作者自己的一句话回敬正合适：“真伪不言自明”！
　　国家主席之死，无疑属于党史、国史上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而刘少奇之死，尤为特殊。贵刊对此不仅不认真审查，甚至未稍加核实，轻则可谓失察，说学风文风极不严肃，也不算过分吧？
　　此文还说：“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实事求是地做医疗工作”是什么意思？很含糊。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要说刘少奇生病还能像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样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是不可能的。顾文自己也说，为刘看病的医务人员“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据刘少奇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从1967年春以后（顾文讲他是1968年初才调回），经常要多次打电话到中南海门诊部，才能派来医生。即使在刘少奇病中，卧室中都挂着“打倒”大标语。当年的记录中就有，医务人员要求摘掉标语，但被监管方拒绝。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病情严重，出现明显的精神失常症状。顾文描述“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病态”。4月2日一位医生竟在病历上写道：“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病历中出现这样的文字，正反映了当时政治高压下少奇同志所处的医疗环境，同时也恰好反证了病历记录并非像顾文所说的“无懈可击”。5月19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还说，刘“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置身这样的环境，不敢想象少奇同志是什么样子，却可以想见医务人员的两难和艰辛。这也印证了“实事求是的医疗工作”是一种什么状况，确实“真实可信”（顾文的话）！
　　作者对《驰骋中原》中的一段话很有意见，特别加以反驳。我们没看过《驰》书，仅就顾文的批评再批评。为方便读者，让我们挑两文中的几句，拆开来简明对照：
　　引《驰》书：“从1967年以来，少奇同志……生活无人照顾……”顾文讲，工作人员“都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公事公办”。——还是让我们看看当年12月20日有关部门的一份报告：“刘处生活有明显变化。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改为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有些可有可无的东西，能减就减，还准备进一步缩减刘每天服用的安眠药，茶叶也不用了。”再如，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近几天来，刘吃饭减少，有时只把菜和汤吃了，饭一点不吃，尿了床既不换衬裤，又不晒被褥。”“已有两个月没有理发。”“公事公办”嘛，不知与《驰》书说的“无人照顾”是不是一码事？
　　引《驰》书：“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1968年7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这里，先摘刘少奇子女文章中的一段，也是根据当年的记录而概括：“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肺炎，并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与《驰》书讲的大体一致。对照顾文，“1968年6月初他（刘少奇）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之后，“护理”、“上报”、“指示”、“会诊”、特护、抢救。与《驰》书“病情加重，请求上级，组织会诊”的话没大出入。——真要细究，恐怕顾文表述不无纰漏：“受凉小病”，“疗效较差”，“感冒”月余，“病情渐重”，三天后才“诊断为肺炎”，抢救中又病危！说“得不到及时治疗”，似不为谤言。
　　再看一段《驰》书：“监护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几个月。”顾文点出这句话，却没有说究竟捆没捆？为什么捆？只是指责《驰》书作者“没有进过中南海”，“没有看到过”“抢救工作”，“根据什么写这样一段文字”？——这种反驳法儿，可有点成问题。正是在顾文中，说到“周总理指示留下”刘少奇“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无巧不成书，在他特别点到“双眼明亮”的那张相片上，恰恰就赫然露出少奇同志被捆在铁床架上！不过，不是普通“绳子”，而是纱布拧成的粗绳！
　　顾文中还着重评论了一句敏感话。抢救刘少奇时中办负责人说：“现在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顾讲，他没有接到过这样的指示，“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很难说。”意思是他不知道，似有疑问，但又不否认有此话。既然如此，本文也不便啰嗦，仅多一句嘴：说这话的可不是“下边”人，张三李四、有名有姓，时间地点、记录在案！
　　仅仅以上这点儿，足以说清问题了。
　　少奇同志在文革中受到各种迫害，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我们从没见过哪个人在哪篇文章中，把迫害虐待的责任归罪于医务人员。除了顾文，也没见过哪里曾把医疗迫害单列出来。相反，我们倒是不只一次亲见，王光美及子女感谢少奇同志临终前身边的护士——曹兵、纪秀云，并通过她们向所有当年的医护人员致意！真的很难理解，顾写这篇文章，用意何在？
　　作者以重要知情人、现场负责人的身份来讲述，想当然“可信度高”；再加上信誓旦旦，更必然引人注目。然而，当事人往往易偏，凭记忆常常有误。不是吗？仅写“每天吃六个鸡蛋”，不说只给“萝卜、白菜一菜一汤”，总不大全面吧？明摆着：当年是谁亲自派人把刘少奇送到开封？今天，几次三番、言之凿凿，白纸黑字、错写洛阳。若非当事人，没那么自信，恐怕也不会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特别是在文终，他写道：“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是正说？还是反话？看过全文再审视这一句，反正都感到讽刺意味！
　　《炎黄春秋》登载此文，确实够有胆量！够耸人听闻！但忘了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对明显违背常理、常识的作品，我们理当慎重，起码应找有关单位或个人稍加核实，仅仅以“文责自负”来搪塞，丢分毁誉的，可是自己。
　　我们知道，贵刊对文革深恶痛绝，而少奇同志又蒙冤最大，受害最烈。今天，我们既要力避对害人者横加追杀，又不能为文革整人者辩护张目；同时，至少还得小心，别给受害一方添堵加伤，不对挨整的逝者再予玷污。否则，谈何正义？进一步联想，少奇同志是今天改革的先驱，为探索强国富民之路付出了生命。从道义上、道德上，我们对他多奉上一层尊重，也就给我们多留下一分自重。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还是贵刊！
　　无论我们怎么说、怎么做，古人、死人、伟人都已无所谓，而对今人、活人、凡人，可真大有所谓！
　　《炎黄春秋》敢发顾文，当然就敢对其中有错、有伤、有缺之处加以更正和补充，不在话下！相信贵刊有勇气将我们的信全文刊发。
　　此致
　　敬礼！
　　 黄家生
　　 2009年11月24日　
　　
　　　　（附言声明：写此信，纯属被迫！文革中迫害少奇同志的责任，不能归罪于医务、监管人员个人；本文复述记录，谴责惨剧，绝无追究这些同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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