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甫臣：“三反”是成功的群众运动吗

tuffy05 · 发表于 2010-7-19 09:14:40

　　编者的话：本文的作者是有感而发，文中提及的两篇登在“知名度相当高”的刊物上的文章亦是有感而发。也许是时下“反贪反贪，越反越贪”的困局，令后者不由得怀念起早年那场雷厉风行的“三反”运动。

　　毛泽东进城时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的本意大概是说，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权决不同于落后的农民政权。但他后来的作为却让人联想起同样是造反起家的朱元璋。海外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曾责备明朝统治者没有“数目化管理”。与朱元璋相比，同样是大规模肃贪开杀戒，毛泽东的“先进性”就体现在“数目化管理”上。

　　面对如今遍地贪官的局面，坊间流传着一个段子：“Ｘ级以上的干部，挨着个儿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有漏网的”。这种“数目化管理”在百姓那儿是戏言，要是统治者这样想、这样做就麻烦了，因为“天子之怒”的直接后果就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人们总认为在“三反”中，毛泽东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其实他很可能心中有底，不过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大人物而言，那些活生生的人不过是些可随意增删的“数目”而已。

　　进城以前，毛泽东就已经认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是中共最大的威胁。其实腐败问题并不是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专利，它发自人的本性。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清朝的官员、古罗马的贵族、现代农民……”，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专制帝王同官场腐败始终在徒劳地搏杀，甚至不惜剥皮揎草、抄家灭门，其结果也不过是此消彼长，时清时浊。

　　市场经济也不必然产生腐败，“市场经济”（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加上专制体制才必然导致腐败。在“权大于法”的人治社会里，人们无法监督和遏制公权力的滥用。用无限的权力攫取有限的社会财富，是收益无限大风险无限小的对全体公民的打劫。这种“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纵容和鼓励贪欲的体制，与成熟的民主体制下发生的腐败现象不同的是，这种腐败是制度的腐败。

　　难怪在共产党“进京赶考”和“三反”运动四十多年后，当社会主义祖国的干部进入回归后的资本主义香港，港人大为紧张，有人甚至惊呼：香港是中国这个大厕所的水箱，千万别把它弄坏了！他们反倒害怕起“无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来了。

　　如今的中国，似乎又陷入了反腐怪圈：搞运动固然不是办法，不搞运动也没有办法；宣传教育固然早就置若罔闻，严刑峻法也根本不能杀一儆百。何况还有“维护形象”、“稳定大局”、“挽救干部”的欺世大言呢！

　　意大利古典法学家贝卡利亚说：“当某一弊端同一个国家的制度密切联系时，可以想象，清除这种弊端将意味着毁灭这种制度。”为苍生计，不搞运动固然是天大的好事。但问题的关键却不在此，正如本文作者所言，关键在制度。

　　“三反”是成功的群众运动吗﹖

　　胡甫臣

　　在我们现今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不时会冒出一种正误错位的颠倒歌。因为说谎惯了，掩饰缺点错误惯了，假的、错误的东西从耳旁滑过也没有什么感觉。这种刺耳的颠倒歌甚至还会流行不衰。对这些错误的东西，你如果要批评、要认真进行研究，要想找出真正的经验教训，却又被认为是敏感区，不准批评，批评了也没地方发表。这真是正做不做，豆腐放醋。

　　拿“政治运动”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多次明确表示以后不再搞了。但由于过去搞运动太多，习以为常了，至今回忆起来，歌颂总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多得多。可见拨乱反正真不容易。

　　比如关于“三反”运动，我就无意中看到过两个知名度相当高的刊物在重要位置上堂而皇之地刊登着鼓吹这场运动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叫《毛泽东与“三反”、“五反”运动》，着力宣扬的是“三反”运动中大轰大嗡的群众专政的做法。歌颂这种群众运动如何大张旗鼓，如何像镇压反革命一样进行大查处、大惩治；歌颂领导如何亲自挂帅、严格督促，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雷厉风行；如何表扬先进、给动作迟缓者增加压力；如何不虎头蛇尾、不走过场等等。

　　另一个刊物的另一篇文章叫《苏北“三反”运动一瞥》，此文回忆了当地这个运动的全过程，说苏北“三反”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它谱写了党在反腐败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文章除了写到“放包袱”、千多次的大小会议、上百个“打虎队”和上百个家属“劝说组”到处“搜山捉虎”，各类漫谈会、“啦呱会”，以及为突击完成任务而采取种种的措施（实际上是过火行为）外，还罗列了具体的数字：查出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9512名，其中75人自杀、25人潜逃；2902人分别受到劝告、警告、撤消工作、留党查看和开除出党的党纪处分，4560人分别受到警告、记过、降职、降级、撤职和开除公职的政纪处分；有443人分别被判处机关管制、劳役改造和有期徒刑；余下的11607人免于处分。关于那些随便由机关所确定的各种惩罚暂且不论，单就一个地区就有上百人自杀、逃跑，有上万无辜者或本可免于处分的人被斗、被打，难道这就是值得歌颂的“光荣历史”？难道在提出″依法治国″的今天还要肯定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吗？

　　毛泽东决定搞“三反”，对治理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是重要的决策。但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却是严重的错误。而搞运动被毛泽东当作治党治国的法宝，从延安整风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至死方休。他认为搞群众运动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实际上是在“运动群众”。“三反”运动可说是他开展运动的一个典型事例。让我们回顾一下具体的历史事实吧。

　　一、运动中的“数目化管理”

　　毛泽东在1951年11月20日到1952年5月10日半年多的时间里，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这期间他代中央、军委和以他个人名义起草有关文件、回答下面的请示、批转下面的计划和经验等大约185次（其中以毛泽东名义签发的130件，以党中央名义签发的51件，以军委名义签发的4件），现摘要选择一部分来看看他领导这个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

　　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高岗关于三反斗争的批语中有：要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引文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文稿》一书，下同。）

　　——三反运动的“三反”就是这么来的，运动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11月30日在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批语中有：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这一事实，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2月8日代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有：应把这一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到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请注意，和镇反运动一样，运动还未开始就提出了这么大的预期指标。

　　1952年1月10日转发公安部报告的批语中有：哪一处公安机关（包括警察）的斗争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

　　——这对下面各级组织可说是严令，谁敢怠慢。

　　1月24日对西南军区简报的批语中有：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老虎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80多只，今天就有150只，可能达到200只。

　　——这是第一次从上往下提出了估计的?当然是主观的　大得吓人的打虎指标。

　　1月30日对山西打虎数目的批示的批语中有：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1000个至1300个，其中应有大老虎100个至130个以上，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请各省市区党委根据自己的情况都作出一个打虎预算，报告中央局和中央。

　　2月4日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有：（一）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106只，小老虎357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这是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二）……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四）平原省武陟县机关已初步清出1000万元（指旧币，核新币1000元。下同——编者）以上的老虎18只，其中有一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该县继续搜捉，还可能超过此数。此事应引起各级党委的严重注意。凡说县一级无老虎或很少老虎的应即以武陟县的证据驳倒他。（五）根据河北省香河县九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达到72％，少者占13％，平均33％。九个支书中七个贪污，九个村长中八个贪污，其中一个村干部独自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是个小老虎。凡说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个乡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六）接高岗报告，全东北计划捉大老虎500只，2月3日据报已增至2000只。军委直属系统早几天承认捉大老虎100只，昨天追加150只，共计250只……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根据华北局的计算，其中应有大老虎10％以上……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上面提指标往下压，还要求下面做打虎预算，也就是在调查研究、核实证据以前自订主观的预期指标。更值得注意的是，列举了许多预计数字（未经核对，尚不知是否有夸大虚报）作为范例，对自订预算和上面往下压的预算，规定了下限，只允许上升而没有说不合实际者可以下降。这明显是单纯追求数字的瞎指挥。

　　2月4日关于增加打虎分配数目给谭政的电报中有：你们1月31日给我的报告所述对各省任务的分配数目都太小，是不合实际的，必须指导他们逐步增加……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这是要下面的领导向下分配高指标，层层往下压，并要不断增加指标。这是对现有计划尚无把握实现的情况下，无条件地盲目批评下面右倾，主观地强行要求下面普遍追加预算。

　　2月4日对华北区打虎计划的复电中有：你们这个报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至很高的程度……华北没有政府，华北军区系统也不如有些军区那样庞大，尚能捉虎这样多，其他大区，应当更多……总之虎数增多，证明认识进步，信心增高，劲头增大，请各同志一起注意。

　　——表扬高指标，硬性要求向高指标看齐，要求无条件地不断增加指标。不是要求下面根据实际情况制订计划，而是越多越好，越多越证明认识进步，盲目求多求大。

　　2月5日对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批语中有：你们清出了许多中小贪污犯很好，但你们还没有订出各系统的打虎预算，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没有批判干部中对大贪污分子认识不足的右倾思想，这些就是你们打虎无成绩的原因。像山东这样的大省，100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规定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议，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上面每天用电话催督一次，下面每三天用电话或电报汇报战绩一次……

　　2月5日对浙江省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有：你们说浙江全省可能有1000万元以上的大小老虎1000只以上，这个数目作为初步认识是好的，以后应逐步增加。像浙江这样的省，可能有大中小老虎2000至3000只，或者还多，这还没有包括社会工商界。

　　2月7日对中南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即不是107只而是500多只。中小虎不是1100多只，而是5000多只。

　　2月11日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中有：规定华东全区须打大虎5000只，中小虎2万只，这是全国大行政区打虎预算的最高数字。华东这一计划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军区党委一个榜样，必须克服干部中对大贪污犯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按照自己的情况提高打虎预算。

　　2月11日给中南局的电报中有：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你们最近规定打大虎3000，中小虎2万，还是低了……

　　——对预算、指标都是嫌低，就主观提出些高指标，硬逼追加。

　　2月13日转发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的批语：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一倍，则大虎1000，中小虎3000，增为大虎2000、中小虎6000。请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东军区人数和军费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

　　2月17日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中有：这个大虎8000小虎42000余的新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比过去设想的计划接近于实际。请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

　　3月3日军委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中有：在三反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号召各级干部关于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家庭亲戚朋友）用开会或写检讨报告的方式，交代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望照办。

　　——不但打虎的计划一个劲在要求提高了又提高，连同资产阶级有社会关系都像镇反时一样要交代清楚，可见要让资产阶级绝种的决心之坚决，也可见“三反”运动的范围也随他个人的批示在不断扩大。

　　5月9日中央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的批语中有：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罗瑞卿同志报告中所订的两条纪律（一是“凡不按原则办事，‘放虎归山’者，经查出后以包庇纵容论，应受到纪律处分”；二是“领导不力，对第二阶段的处理工作马虎草率因而造成损失者，亦应论处”），全党必须一律实行，保证三反胜利。

　　——运动都到收尾了，不强调实事求是，不要求认真审核，还一个劲要求反右倾。所订纪律也只惩右，不提防左纠左。整个运动中他都是一贯的反右倾反到底。

　　5月10日中央转发重工业部关于三反追赃定案经验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 一直到结案时候，才强调实事求是。运动中扩大化、错伤害人、影响正常工作等现象都是普遍的事实。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参加三反的人数共383万多人?不包括军队　，贪污10万元（应指核新币——编者）以上的10万人，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的67人，死刑42人。“毛主席原来提出的捉虎指标和估计需要判刑的人数，比这要高。”据另一个地方的材料，说被查处的有102万人，这比实际受处分高出的90多万人，就都是不该受审查、不该受批斗的、扩大化了的人。

　　我们从上面那些毛泽东的批语中可以看出这次运动是怎么样开展的。

　　二、自上而下“运动群众”

　　（1）毛泽东这段时间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他领导的方法，主要就是靠这些文件，靠转发下面的计划、报告、经验和他在上面加的批示；

　　（2）毛泽东是我们国家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对“三反”运动他直接管到了最基层，简直就是他一个人在坐镇指挥。半年多一点时间，他一个人就批示了大约185次，有时一天就要批示几次。

　　（3）在这次运动中，由于毛泽东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形势看得极端的严重，用他个人主观想象的高数字、高指标或某个单位已经订出的高预算去推算，层层下压，以达到他心目中的打虎指标；要求各大行政区自身、并强迫下面向打虎的高计划、高预算看齐，层层制订打虎预算，按人数多少、开支多少、管钱管物多少的比例去推算，让下面互相攀比打虎的数字，甚至大老虎和中小老虎也规定了一个比例，不准少了、小了；一看打虎数字增加就高兴，就表扬，一看打虎数字不如其他单位就生气，就批评是右倾；甚至在运动的末期，还把罗瑞卿反右倾的做法转发全国。在他的全部批示中，只是到了定案中发现许多问题，才提出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真可说是一左到底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高压下的群众运动，下面对上面定的政策，几乎总是宁左勿右，生怕完不成指标，被扣上右倾帽子。上面已经很左，下面执行起来，便左上加左。因此，“三反”运动时哪个机关都打出好多假老虎，出现了许多冤案。

　　我由此还联想到在其他运动中，如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钢铁产量翻一番也下过死命令：“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党有头，责有主。……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械的头是赵尔陆。”再比如合作化运动时期，合作化的进度也是在批“小脚女人”后分配指标往下压压出来的；大跃进运动的高指标也是从中央到省到县层层压出来的；打右派也是规定了百分比甚至有具体数字指标的；超英赶美的时限也是因上面的号召而越缩越短的……从以上的情形看，从上往下压指标的命令主义，几乎是历次运动的常规。

　　（4）在这样长的时间，从中央到地方，人们不断收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么多根本做不到的显然不实事求是的高指标，竟没有人提出意见，一直到运动末期总结的时候都没有人提出这次“打虎”的教训。是不敢呢还是都左昏了头呢？很可能是毛泽东当时的威信已高到谁也不敢有不同意见、更不敢有相反的看法的地步。即使到了现在，当人们回顾这场运动，还是歌颂的多，认真总结的少。

　　（5）这是我们开展“群众运动”、也是领导上“运动群众”的典型的一例。从后来的效果看，“三反”连一反也没有反干净，“三反”最突出的特点是“打虎”（反贪污），但很快就又遍地是“虎”。可见这种搞运动的方法虽然残酷凶猛，但却并未抓住要害，并未建立起永久防止浪费、贪污和官僚主义的制度。在这方面，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仍没有搞出一个象样的规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监督。但长期以来我们不进行彻底反思，还认为这种运动是我们的法宝，结果一个又一个运动，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乱，越来弊端越多越深，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的天下大乱。

　　三、从“反右倾”到“复查、甄别”

　　从各地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的情况看，整个运动的主要方式是不断反右倾，分工包干找线索；内外夹攻忙审讯；小会挤大会突，发动群众搬“石头”；找重点抓弱点，坦白检举相结合；专案专人包打包查；预算数、期成数、必成数，穷追猛打不放松；个别谈话和群众压力相结合；以虎攻虎，深挖成群成窝的老虎；防止逃跑和不断补课；杀、判、赦结合，猛、狠、压配套；斗智攻心和群众挤压，确定任务限期破案；大造声势组织火力，捉不住老虎决不收兵；公开宣战，八方围歼；车轮战术和疲劳战术；打、骂、捆加逼、供、信；打虎队突击，穷追到底等等群众性的大轰大嗡、无法无天的做法。不依法律，不讲证据，不顾人权。从后期各地报告的结果看，自杀、自伤、逃亡都成为要严防的事情，翻案、结不了案、收不了场，绝大多数只好不算老虎，原来上报的数字减了又减，甚至减到零。但好多人已经被打虎队“打”得身心交瘁，不但自己抬不起头，家属也见不得人。这样搞法，肯定会扩大化，伤害好人一定不少。所以每次运动都和这次运动一样，在运动后期都有一个复查、甄别、定案阶段，以便把整错的纠正过来。同时停下工作搞运动，又搞得人心涣散，工作很难齐心协力，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群众运动确实威力很大，但在极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不讲法律，不讲政策，不是由各级领导掌握，就是由群众掌握，但实际上谁也掌握不了，无法无天，危害很大。关于“五反”运动，这里没有谈，我觉得也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比如宋庆龄在1955年11月，就曾写信给毛泽东：“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业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正像延安的整风运动一样，不认真总结它的教训，一直把它当成样板，认为是最成功的经验，把它作为我们开展工作、管理干部的法宝，以至把它作为我们治党治国的优势，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为害无穷。

　　作者简介：

　　胡甫臣男，1924年3月26日生，重庆市人。1939年入党，1948年夏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建国后曾任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1986年离休。

来源:中国党政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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