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李松文老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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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文老师访谈录

时间：2008－3－25，8∶30点至9∶20

地点：西城区西四北五条东口

采访人：刘进



关于采访情况的说明

            2008年3月18日我把自己撰写的《我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事》（初稿）交给李老师征求意见，同时把网上流传的7人名单的图片打印出来，请老师帮助回忆有关情况。之后，李老师约我3月25日谈意见。一见面他就说，稿中对7人名单的说法有误，还说字条是他写的。当时，他把有关情况用红笔改在稿中了。这个稿子我在定稿之后，交给了母校存档。2010年5月19日，我再次拜访李老师，一是请他核对当年访谈的内容，二是就是否同意在《记忆》上刊登征求他的意见。李松文老师在细读了当年的访谈稿后，在上面做了些许修改，写上了“情况属实，同意在《记忆》上刊登”几个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现将他修改后的有关文字录于下，文后的两个注释是我加的。李松文老师的修改和签名，请见扫描件。

——采访人  刘进

2010-5-19

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情况太复杂了，很难搞清楚。北京市副市长封明为曾担任过西城区委书记，那时他直接找过我了解卞校长被打死的情况。我说当时我不在现场，是快往医院送时我才回学校的。后来听说高一和初二的学生开斗争会游斗校领导时出的事。

出事那天我好像带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学校已很晚了，听说卞校长出大事了躺在后院，我赶快赶到后院。看见后院围着不少学生，还有学生堵着路不让过去。于是我去找其他老师想办法。还找了刘大夫，大家一起赶到后院，那时你也在后院了，后来是我们一起把卞校长送到医院的。

到了医院，大夫不敢负责，不给救治，咱们这些去的学生和老师一起和大夫争执了好久。大夫说要学校开证明才能抢救。当时已很晚，无法到学校去开，我问大夫签名做证行不行，大夫说，可以。但得有老师签名，学生到哪里去找呢。于是我就写，先写出校名师大女附中，后写上我的名字。并征得一些高年级的学生意见后，都同意。于是写几个学生的名字。

（上图：李松文老师在刘进原稿上亲笔修改的文字。）

我把写了名字的纸条交给大夫后，医院才开始抢救的。

医院抢救时，我和丁老师在一间屋子里等候，后来赵老师也来了，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尧来到医院哭得很厉害，大家说得去接待。最后是我和另一个老师接待他的，没有多说什么，就领他去抢救室了。

我是抢救前给大夫写的名单，不知道名单是怎么给了王先生。要给估计也是由医院交给他的。那天你把有名单的文章给我时，我一看都愣了。这的确是我的字体。之后我回忆出这个过程，很清楚。我记得写名单时，旁边还围着不少的学生，但我只写了你们几个。卞校长去世后不久，大约九、十点钟，我们就各自回家了。我没有和你们去北京饭店。所以你写的稿子里，1 7人名单这一段文字不通，还得调整一下。2

（右图：李松文老师在他修改过的刘进原稿上的签字。）



注释：

[1] 此稿指的是（我）刘进自2008年1月开始写的《我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事》（初稿）”。该稿准备写好后留给母校存档，内容包括1966年6月2日我在女附中贴第一张大字报到1966年8月19日退出筹委会80多天内学校运动的主要情况。为保证稿子所述内容准确，我和一些校友就女附中的文革初期走访了许多老师和同学，开过多次校友座谈会，和有关老师多次交流，得到了不少指点、更正。故题目改为《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该稿已于2010年4月13日交给母校存档。

2 当时请李松文老师提意见的是《我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事》的第三稿。因为那时我只记得一起把卞校长推到医院后，和大夫发生争执，大夫要求开证明的情节，对7人名单没有一点印象。所以在那一稿中，关于7人名单我是这样写的：“2007年年初，我看到《我虽死去》片中有×××（？待核）记录的当时学校在医院人员名单的字条：师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岩春（高三4）  李小琦（高二4）  马恬（高二4）  王满华（高二3）  刘进  宋彬彬共7人。但纸条中记录的7个人，只是最后还留在医院的几个师生。” 这一稿曾向五位老师、十几位校友征求意见，李老师看此稿后对此段话做了改动。李老师所说“文字不通”是指事实不准确。在他讲述了有关情况后，我按李老师说的对第三稿做了修改。



《记忆》2010年5月23日，总第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