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郑天挺与南开大学

alice · 发表于 2010-7-13 22:06:06

本文转自史学研究网，网址：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54
作者：魏宏运原文来自《历史学家茶座》第6辑

该文主要是介绍郑天廷先生其人及其在南开大学的人生经历，其中部分内容涉及文革时郑天廷先生在南开的遭遇，由于文章整体性较强，故将全文贴出，其中与文革相关的部分特别用粗体标明。

郑天挺先生生于1899年，卒于1981年，在人生的轨迹上，他经历了清末、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民国、抗日战争、国共决战，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余年。生活内容丰富而曲折，于中国的现实如是剧烈的演变过程中，他始终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痛恨、蔑视旧势力，投身于推动社会进步浪潮之中。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教育家，一位严肃的学者。走进他，接近他，就可以更多的了解真实的郑天挺。

郑天挺，学界习惯称他为郑老。1952年暑期院系大调整时来南开，此前他任教北京大学二十余年，到南开任教三十余年，一直工作到他人生的终点。
院系调整事在平津解放后，就部分地开始了。全国大规模的调整是1952年展开的，而基层准备工作是1951年开始的。根据教育部决定燕京大学并入北大，翦伯赞执掌北大历史系，郑天挺执掌南开历史系。南大校方派我赴京到沙滩北大联系郑老来津事宜。北大历史系许士谦等两三位同志接待了我，许说他们不愿意郑先生调走，调走了，北大就没有人讲明清史。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1952年夏郑老来到南开园，参加了胜利楼客厅召开的校务委员会，我也与会。休息时我在走廊与郑老相遇，郑首先发问：“你就是写《民族英雄史可法》的那个魏宏运？”我说：“是的。”我当时想，史可法一文刚刚在《历史教学》上发表，就为大学问家所注意，我的名字就被纳入郑老视线之中。
教育部下达的文件，任命郑天挺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学校任命我为系秘书，后改为系助理，协助郑老工作。我和郑老的接触和来往越来越多，后来可以说是朝夕相处。郑老长我26岁，有幸追随于著名的明清史大家左右，我多了一位成长中的良师益友。

上个世纪50年代，南开教师住房极为紧张，郑老也只能住一间房，而且是杨石先校长让出来的。杨校长住在东柏树村，共有五间房子，他让出了两间，一间给郑老，另一间给两位女教师合住。东村总的环境不错，距学校大门很近，还有食堂。当年张伯苓老校长也住在这里。四户人家挤在一起，太不方便。郑老房间生活用具很简单，只有一个书桌、一把椅子、一张单人床。1958年搬到新房，还在东村，住房面积由17平米增加到28平米。最初几年，郑老、冯老（冯文潜）常去雷海宗家（也在东村）谈天，有时我也参加。郑老每周和数学教授刘晋年到劝业场一带的饭庄去打牙祭。搬到新居，夏天傍晚，常搬只櫈子坐在门前和邻居俄文教授李绍鹏等聊天，住在附近的傅筑夫也常来相聚。我偶尔也去坐一坐。李绍鹏不只一次劝郑老续弦，郑老说：为了孩子，我不能这样做。

当时去北京的机会很多，开会、教学实习、参观访问，郑老多是带我同往。因此我得以接触许多名流，如郑振铎、翦伯赞、尹达、吴晗、邓广铭、向达、周一良、邵循正、齐思和、沈从文等。在校内，我和郑老经常在一起开会、散步、谈心。我感到他真是一位忠厚豁达的长者，从不隐蔽自己的思想。他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见证者，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参与者。他讲了许多历史事件的实况，以及他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思想感情和行动。诸如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感触；参加的五四运动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位领导者的看法；在三一八惨案时感情上所受的打击，和他参加的抗议活动；1933年他代表北大参加李大钊安葬仪式的详情；他支持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所思所为；国共两党决战时期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拒绝国民党军警进校捕人，寄信给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使他们得以逃脱劫难。这一切都显示了一个生活于具体时代的人，面对现实的真面目。他是一位很有主见、很有才智、坚持自己信念的人。

使人十分敬佩的是，每当关键时刻，人们都处于十字路口时，郑老都作出了理智的选择。现仅举两例说明。一是1937年7月底平津沦陷，两个多月中，各界人士纷纷离开平津。11月，郑老也决定到大后方去，他抛却了五个幼儿，到达天津，住在六国饭店，准备乘船南下。媚日的伪北大校长钱稻孙赶来劝阻，让他留下，服务于日人。他接受不了日人的野蛮统治，认为民族气节高于一切，严词拒绝。与周作人那样的人物，留在北平，当起了文化汉奸相比，自然被人目为有天壤之别。1946年初，俞平伯等人发动签名为周作人说项，郑拒绝签名，认为周的附敌是不能原谅的。一是1949年初北平即将解放时，国民党方面两次派飞机接北平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南下。当时中共北大地下党组织走访过许多教授，争取他们留下，不要南走。据原冀热察城工部工委书记、北大历史系学生岳麟章讲，根据上级指示他和一些同志造访了许多名流。如常江凡造访了徐悲鸿、马衡等人，茹健造访了陈垣，他和两三位同志造访了胡适、冯友兰、郑天挺、贺麟、沈从文、朱光潜、毛子水等人。一些人留下来了，访谈获得成功。对胡适的走访，是在胡离开北平的前夜。胡说：“这事情，你们不懂，我和别人不一样，南方的老朋友要我去，你们不要劝了，你们走吧，我得收拾行李。”此前，胡适曾说：“你们要革命，我不反对。但在学校不能搞，你们要到‘那边’去，我送你们走。”要见胡适，常被他的贴身秘书挡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见了两次。毛子水是坚决反共的，几次造访都不欢而散，他说：“你们是共产党。”毛仓皇离平时还拿走了北大图书馆的善本书《水经注》。此时，北平城外已完全解放，飞机降落起飞只能在崇文门和东单的马路上，南下的少数人走的时候是很狼狈的。郑天挺则是支持学生运动的，还给予物资上的支援。历史系地下党员和郑接触很多，他们认为郑是进步的，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支持护校运动以迎接解放。1948年12月，北大学生会特别赠给郑老一面锦旗，誉郑为“北大舵手”，这表明了北大师生对他的敬重。这也是1952年北大人不愿意郑老离去而来南开的重要情结。

新中国成立是20世纪中国历史最大的转折点，郑老异常兴奋，1949年10月1日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有30万人参加，他也去了。他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心中的愉悦难以表达。在一次散步时，他率直地告诉我，当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难以接受，开不出口，尔后在群众一再高呼中，他也举起手呼喊出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真实心声的吐露。还有一件事对他感触最大，就是1951年他两次带队到湖南和江西参加土改。他从未接触过农民，他整理过《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太平天国史料》，但那是纸上谈兵，真正了解农民，他说，是土改赐与他的。未曾料到的是，他被从土改前线召回，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成为审查和批判对象。他说在北大灰楼一楼的阶梯教室批判会上，一位同学站起来指责他说：“郑天挺，你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他接受不了这种粗暴无理的言词，但又不能反驳。他一生中从未经过这种批判，给他带来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这一痛苦之久久不能得以平息，我是很理解的。

在南开的三十余年，以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获得了许多荣誉。诸如50年代，两次受到毛泽东接见，参加全国历史教学大纲的制定，60年代集中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到中央党校和北京各高校讲课和演讲。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刚一建立，就被聘为历史组负责人，担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等等。南开在五六十年代，有三位一级教授，即郑老、杨老（杨石先）、邱老（邱宗岳）。那时职称之评定是很严格的，确确实实是由一个人的学术造诣来决定的。

郑老为南开历史系费尽了心血，他具有真正的奉公精神，无愧于教育家的称号。他多次聘请北京著名学者来校演讲，他和雷海宗共同举行学习讨论会，他组织教师认真备课，他说他自己讲了一辈子课，上课前还得备课。他很欣赏翦伯赞提出的“一论二史三工具”，认为这是培养学生的准则。他从不为自己提什么要求。1956年成立明清史研究室是时任副教务长藤维藻提出的，还给郑老配备了两名助手。后来的人，以为成立研究室是郑老张罗的，是不符合实情的，郑老不是这样的性格。50年代人们的组织观念很强，一切听组织安排，和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

学生们对郑老的讲课赞赏不已。他从不照本宣科，总是带着长方形的卡片，其中一张是提纲，有几张是史料。他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很生动。50年代，他讲过明史专题、清史专题、近代史料学及史学概论等课程。那个年代历史系有两位教师的课，最受欢迎，一位是雷海宗，一位就是郑老。就中国史而言，阵容雄厚，王玉哲讲先秦部分，杨翼骧讲秦汉魏晋南北朝，杨志玖讲宋辽金元，郑老讲明清。教师们因此开玩笑地说，四位先生代表了帝王将相。郑老讲的最精彩的是80高龄时，讲“清代制度”、“清代典籍”，每次一讲就是三个小时，内容很具体很细致，又极生动。他晚年的这些讲座有录音，现在尚未整理成书面文字。郑老研究清史某些方面的深度，是别人尚未达到的。

在研究生课堂上，他反复强调一件事，就是孤证存疑，要求大家研究问题时，不要轻易下结论，要有多方面的资料来佐证。在写作过程中对资料出处要认真查对，尤其对古书版本、卷数、作者要注释清楚，转引的资料一定要查阅原书。他不同意轻率地发表文章。从他的《清史探微》看，他是“求真求实”的。这一文集1946年由独立出版社出版，1947年在香港被译成英文出版，现在看到的《探微集》比原来版本增加了许多新篇章。

郑老做学问的态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历史研究要和现实相连。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就几篇文章，都是对现实有所思而写成的，有价值的文章，都有时代特点，不是无的放矢。

郑老一生长期担任着艰巨、繁重的行政工作，但从未离开学术道路，一直在坚持他的“探微”精神。

郑老独特的魅力是他能团结人，对同仁极为尊重。有的教师因某种愿望未能达到，如晋升职称等，郑老就以自己的经历去说服和劝导。他向系里诸教师讲，他当了7年副教授，教导青年不要追逐名利。他不同意越级提升，就拿对我的态度来说也是如此。1963年郑老还是系主任时系里通过我提升为副教授，因上报教育部的时间晚了，就拖了下来。“文革”结束，学校校务会议上文理科教师都同意我直升教授，只有郑老不发言，持否定态度。郑老对我非常爱护，从学业到生活，无不关怀。“文革”后期，我得了一场大病，很重，郑老把他家难得买到的鲥鱼送给我，令我十分感动。从各方面思考，他不同意我直升教授，一定是发现我在知识方面还有欠缺，我并没有因此和他有所隔阂。我是很信服方家的意见的。郑老很注意青老年教师的团结，1956年年底历史系团拜时，他讲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话，这就是：“青老合作，相得益彰，青老分家，两败俱伤。”那个年代，历史系充满了团结奋进精神，是与郑老富有亲和力有直接关系的。

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勤勤恳恳工作的忠厚长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学校当局划为敌人，历史系确定出“三敌一霸”作为打倒对象。三敌是郑天挺、魏宏运、巩绍英，一霸是于可。因为已是人民的敌人，遭受的屈辱是说不尽的，只举两例，就可知残酷野蛮到什么程度。其一是1966年8月，在烈日下，我们被强制劳动，挂着牌子，先排队走一段路示众，郑老和我轮流打幡，这是北方葬死人的风俗，然后就拔草、扫马路。郑老已是60多岁的老人，草拔不动，就用牙啃。许多小孩来侮辱，让他跪下就得跪下；其二，历史系在主楼二楼一间教室举办活人展览，郑等被拉去“现身说法”，“坦白”自己的罪状，先后参观的人据说达到20多万人。活人展览一事就全国来讲，杭州出现过，北方只有南开历史系有此“创举”。这种伤害是无法医治的。郑老后来多次谈到，“文革”中最伤心的，一是人格的侮辱，一是多年来抄录的卡片被抄走。我真不知道在“文革”中作恶多端、丧尽天良的那些人，后来是否也有悔恨感？难道人类本性就是这样残忍吗？记得小时侯念“人之初，性本善”，而现实中出现的人性的疯狂，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1 q7 C/ s5 m c. u

善良的人们都关心郑老的命运。值得庆幸的是，他挺过来了。他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在“文革”结束后立即又获得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在他人生最后的两三年，声望更高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梁寒冰的组织和推动下，郑老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他主持召开了一次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他的一个最大愿望是做为中共党员，这一梦想也实现了。

还是上一世纪50年代后期，清华大学刘仙洲、南开大学杨石先，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二人都是郑的好友，对郑老触动很大，郑老也提出了入党申请。那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要经过中共华北局的审查和批准，材料都递上去了。60年代左倾思潮笼罩全党全国，政治运动没完没了，郑老入党问题就拖了下来。一直到81岁高龄之时，夙愿终于变成现实。

1981年10月，南开大学为郑老和杨老（杨石先）隆重举行执教业迹庆祝大会，表彰二老对南开、对中国教育的贡献。郑老高兴至极，于家中自寿，约我和范曾参加，由他的儿子儿媳郑克晟、傅同钦操持。郑老是学者风范，从不张扬自己，郑老是一位非常冷静的人。

郑老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但他的教诲、美德依然留在我的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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