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刘泽华：明白的糊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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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08级本科世界史专业学生徐天同学采访稿件。

: k7 ]( Q( z+ a' M! `% B5 O8 b/ ]    “搞历史者，恐怕不能没有现实关切。”柔和的灯光下，刘泽华一字一顿、声若洪钟，“郑先生考证满人血统问题，他跟我谈过，那是针对日本扶植伪满洲国而做的研究；陈寅恪研究突厥，也有怀疑建国初期的‘一边倒’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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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政治思想史，一个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权力运行与其背后的政治思想实在有太密切的关系；另一个，就是文革的封建主义大泛滥，促使我思考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源。有人说我写的东西都有讽喻性，怎么说都行，我的确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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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灰白的刘泽华端坐在朝阳的客厅里，高大的身躯因为房间的轩敞并不突出。杯中茶早已凉透，年逾七旬的他却依然壮怀激烈，指点古今。

从内战中走来，他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启蒙教育，却在工作六年后考入南开。大一刚念完，就因当时的特殊形势被抽调出来当了助教。“文革”被打倒，“文革”结束后又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他笑说：真是有点离奇，以今日视之，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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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的心路历程，无论是先前的迷茫还是后来的清醒，都有一种奇特的敏感性。

他却认为，自己年轻时什么都清楚，因为没有自己的脑子，上面说什么就做什么。倒是后来一独立思考就糊涂了，开始怀疑身边的一切思想和事物。所以，他曾在自己的书房里，长期悬挂过一幅“难得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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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们，马克思有句名言，叫做怀疑一切。

又闻，郑天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刘泽华再发“狂言”，说自己是“老糊涂了”。

可是有人确信，他的所思所作，他对权力的剖析、对圣人的警惕，在信仰缺失的当今，依然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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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园里的小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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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刘泽华出生于河北石家庄的普通农家。小学上到四年级，内战的烽火就打断了他的正常教育。

1957年，刘泽华突然想考大学。没有理科基础的他，只能放弃最感兴趣的经济，报考文史哲。凭着以往阅读的积累和自身的拼劲，他最终被南开大学历史系录取。

五八年开始，大批判与大跃进同时展开，大跃进波及教学领域，当时的总支书记决定讲授“历史科学概论”课。总支书记是个典型的工农干部，需要有人给他准备讲稿，刘泽华和一位刚毕业的学长共同被指派为这名干部的助教。他泡在图书馆里把能找到的史学理论书籍统统翻遍，为“炮手”“装药”。这种学习近乎滑稽，他却在其中渐渐摸清了史学的脉络和史学界的一些情况。也正是基于他对当时学界的认识，刘泽华敏锐地感到，南开历史系迫切需要思想史方面的人才，于是他提出到中山大学进修中国思想史，得到系领导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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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大，他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啃下了先秦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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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讲授中国古代史的王玉哲教授因病无法上课，主管教学的魏宏运先生指定刘泽华与另外一位老师补缺。他临阵磨枪，疲于奔命地恶补考古学、原始社会方面的知识，竟然没有砸锅，把课应对下来。他讲课时，他的同年级同学还在隔壁听课。回想这件事，他低沉地说：“那段时间，五味具杂。魏先生用人也太大胆了，自己也是不知深浅，竟然敢于冒险。如果真的砸锅了，就难于在历史系立足。现在想来，真是有几分荒唐！”

讲完古代史，重新审视自己所学的思想史，刘泽华发觉，把“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实在过于空阔，于是渐渐把精力转至政治思想。１９６３年，恰巧致力于政治思想史的巩绍英先生来到南开，刘泽华又成为巩先生的助教和研究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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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学界强调青年教师要多读书，少出风头。刘泽华却不安分，他在《光明日报》上接连发表有关孔子“富民”、荀子“重农”等论述诸子思想的文章，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其实我是有感而发，”他回忆说，“思想史与现实联系太密切。那时候老百姓苦不堪言，大人祸，大灾害，几乎人人浮肿，死了几千万人！实在是乱来。这些文章不能说没有寓意。”

就这样，怀着对社会疾苦的关怀，他和其他人一起，走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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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迷茫与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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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革命浪潮席卷中华大地，南开大学历史系的郑天挺、魏宏运、巩绍英相继被打为“牛鬼蛇神”进行批斗。作为魏宏运的“红人”，巩绍英的“小走卒”，又在报纸上发文章“借机攻击三面红旗”，6月26日，刘泽华被赶出了“革命队伍”，归入“中间组”，不准革命。１９６７年初，革命派夺权后，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了他，于是把他升级为“牛鬼蛇神”，进行劳动改造。一直“紧跟”的刘泽华怎么也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成了“小牛鬼蛇神”！

1971年招收工农兵学员，要组织编写教材，中国古代史交由刘泽华主持。这一次，秉公著史的思想，又给他带来了麻烦。在这部《中国古代史稿》里，他根据史实，肯定了孔子教育家的地位，又指出秦始皇统治中存在暴虐的成分。教材付梓，正赶上“批林批孔”运动方兴未艾。林彪说过孔子好话，又说毛泽东是秦始皇，于是，刘泽华再次被卷入政治漩涡之中，招来不少大字报，校党委书记找他谈话，进行批评教育。无奈，他检讨了自己的“原则性错误”，后来收录于教材的“后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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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同时，他阅读了以罪证名义下发的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发现里面所说，与自己脑海深处所藏多有暗合之处，反而有一种莫名的痛快之感。“永远健康”的“亲密战友”霎时间成为公敌，也让他痛思个人崇拜的荒诞无稽。他为林彪的自毁欢呼过，本希望中央能借此机会纠正极左。可是没过几天，毛泽东发话说：“林彪右得不能再右了！”他又一次从希望中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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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他心中圣人的灵光，已开始变得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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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问以前的生命，发现一个木然而盲从的自己。一个个问题纷至沓来：为什么帝王气派会在新社会复活？为什么唯物史观要从阶级斗争转向儒法斗争？为什么天天高喊形势大好，人们却怨声载道？他陷入苦闷和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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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的学生讲述，1974年，“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在北京召开，他是出席者之一。会上，有人提出“要用儒法斗争重新改写中国历史”，他愤起回击。有人阻止，他却坚持讲完。后来，别人告诉他，阻止他的人，就是“文革”大腕迟群。不出所料，他又上了黑名单。这一次，是为他那颗日益通透的学术良心。

第三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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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经过民主选举，刘泽华曾任南开历史系主任。上任不久，他“不请示、不汇报”，毅然主持开设了“文革史”课程，使南开成为全国首开“文革史”的高校。有人说他没事找事，他说，系主任要是连个开课的权力都没有，这个主任可以不当。又说，文革都发生了，为什么就不能讲？如果不研究文革的历史，中国历史也不用讲了。于是，左志远老师任教的“文化大革命史”如期开讲，受到学生热烈的欢迎，全校很多学生都来选听，场面异常火爆。那个时期“人权”作为禁区，是令人谈之色变的话题，他又不顾善意人的劝阻，请陆镜生先生开设了“人权史”，当时也是全国首例。

对于反对他的声音，他非常关注，却不愿多谈，因为“我不是一个好辩论的人，知识又不够，人家总喜欢引用洋文，我就没有对话的资本了，很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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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是对事不对人。对于社会问题和学界动向，他总是用自己的思考做出个性的判断。比如针对眼下的国学热，他就提出质疑。他最不赞成的就是把古今混同： “用今天人们的精神改铸古人，固然是常有的事，这对古人无所谓，但会影响对现今问题的探讨和认识。”文章刊出后被今年八月份的《新华文摘》转载，在学界内引起了不少议论，沸沸扬扬，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他说：“写文章不是要占领地盘，能引起争论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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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他的书房称“再思斋”，花甲过后乔迁新居，改称“洗耳斋”。现在，年逾古稀，他需要助听器才能与人正常交谈，有个画家朋友开玩笑：这下好，书房尽可改名为“充耳不闻斋”。他说，充耳不闻是无奈，心不可不问天下事。

有人问他“洗耳斋”的真实含义，他笑而不答，据说既有洗耳恭听之意，又自励在学术上要藐视“权力话语”。他梦想中国可以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制度，既对普通大众起作用，也能防止伟人天才的过度膨胀。这是他批判王权的最终目的，也是他学者尊严的神圣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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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如果天气晴好，他和老伴会在校园里漫步。一次与几个学生闲谈，老伴突发兴致问诸位少年，你们猜猜，这老头是干什么的？学生们一阵迟疑，许久，一个女孩小声说，是位老战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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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问起相似的问题，还没等问完，先生就不假思索地说，他自始至终，都只是个农民。他给自己的评语是：“一身土气，坐井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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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真万确，耕耘者固守的那片土地，要深耕细作。他自从确定以后，就从未离开过。

刘泽华，1935年生于石家庄。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兼任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三卷本）、《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中国的王权主义》、《洗耳斋文稿》、《士人与社会》（先秦卷）。主编并与人合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的整合》、《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转自：http://home.cyol.com/10062246/viewspace-176799.html 本文系南开大学校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