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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我随南开大学部分师生在河北省故城搞“四清”时,得知校内已有不少关于我的大字报后,我立刻写信给党委表示:承认我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愿意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问题:我不适于搞行政工作,希望免去我的行政职务。接着,我还写了几封信,做自我检查,当然都毫无反应。回校后我继续写检查,并且希望党委领导给我指示出路。一位领导拒绝见我,另一位领导则叫我揭发某人,我既然没有可揭发的,自然就没有出路。我认为,为了个人利益而诬陷别人是最不道德的,可惜“文革”中这种现象太多了。
1 o9 |3 E# [" ~+ ^6 N1 r 我承认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没有困难的,因为我过去已多次检查自己的右倾保守思想,重业务、轻政治等等。我的基本态度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是正确的,而我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我做书面检查时,上纲很高,但却是真诚的。这些书面检查中的不少论点,甚至文字,很多成为后来大会批判我的论点和文字。至于事实,我是诚实的,对自己、对别人都是如此。对于某些帽子,如“反党黑帮急先锋”,我思想上是不接受的。当有的学生问我,你是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时,我一贯回答:“我政治上不反动,学术上不权威。”这也是老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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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O, q. L2 j0 C" S6 L+ w 随着运动的开展,大中小型批判会、带高帽游街、打、砸、抢、抄、抓,我都频繁地经历了。开始震动是很大的,渐渐地习以为常,也就变得麻木了。既然定为敌我矛盾,什么名誉地位、生命财产,都已置之度外。我当时的基本估计是,许多过火现象是下面搞出来的,不是中央的意图;我个人是没有出路了,但总有一天运动要结束,党和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当然,也有些事我无法理解,也无从思索,所以脑子里保留的问题还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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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叫我去劳动时,我是很高兴的。因为一方面可以暂时离开恐怖而孤独的环境;另一方面,我认为劳动是改造我思想的最好途径,所以在劳动中我始终是认真努力的。0 t7 j6 C% o4 p" L: J
% D- B# b/ S. y! b0 d在运动中,特别是在隔离中,只有“毛选”和毛主席语录是能看的。“毛选”我通读了无数遍,重要文章看得更多,“老三篇”都能背下来。毛主席语录,包括各次的“最新指示”,我背得很认真。可笑的是,当我从集体隔离转为单独隔离时,我还以为要对我单独帮助,以便从宽处理。过了半个多月,我才明白是要审查我的历史问题。但是,我的历史问题在思想改造和忠诚老实运动中都已彻底交待,没有可以补充的了。又过了十来天,一个晚上,工宣队和军宣队几个头头到我隔离室来,对我说:“你要彻底交代罪行,并且揭发同伙,否则就坚决镇压。”我大为震惊。他们走后,在屋里监视我的一个工宣队员看我想不通,就说:“有些事也许你做了,自己还不知道。”这句话大为减轻了我的思想压力,既然不知道,怎么交代呢?要交代,又交代不出,我对工宣队说这好像是“捉迷藏”。后来,他们多次向我暗示,我是国民党特务。我应付的办法是不接口,不能为自己制造嫌疑。“九大”开会后,解除了我的隔离。军宣队对我最后说:“你是特务,是历史的,也是现行的。”这对我造成不小的思想压力。但我还是坦然的,反正没有可交代的,也就不去思索了。+ \6 q) z5 g9 L. t4 v-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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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隔离后,我归数学系管。有个“吴大任专案组”找我谈了多次话,让我写了些历史材料,后来这个专案组受到表扬。又过了些时候,恢复了我的工资,补发了以前扣发的工资,发还存款。“文革”后期宣布了对我的结论:“未发现重大历史问题。”显然结论有尾巴,而且不短,这尾巴是“文革”后又过了两三年才割掉的。当然,对每个人都具根本意义的结论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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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2 T% j4 f3 A! v' |) s8 k; k# e 解除隔离后,数学系曾组织一些教师到工厂边参加劳动边编写讲义。那时已招收一些工农兵学员。我先是参加编写小学程度的数学讲义,后来编写中学程度的力学讲义。我原以为,虽然力学已荒疏了半个世纪,我对它还是熟悉的。但在编写讲义中,我仍然弄清了一些过去学习中未弄清的问题。这说明,编讲义和讲课通过全面考虑,往往能领会到比学习更深入细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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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系还联系到一些与生产有关的实际问题,我也初步解决了一系列小问题。我遇到一个大问题,是关于齿轮的问题。先是机械研究所的张亚雄和齐麟两同志找我,问一些微分几何方面的问题,原来,从一个侧面看,齿轮传动中一个关键问题要运用微分几何,于是我开始帮助他们解决齿轮问题,数学系成立了一个“齿轮啮合研究组”,我任组长,严志达、骆家舜相继加入。工作进行间,系里调我去为69、70届毕业生补课。此时严志达对我们的课题做出了理论上的突破,在此基础上,工作发展很快。我们参加了齿轮界的一些会,我们的成果引起了重视,这个项目在科学大会上受到表扬,在天津市获得科技成果一等奖。我为工农兵学员写过讲义,讲过两次课。在我的研究题目中,有一个是张亚雄和齐麟向我提出的,我在参考日本人酒井高男的一篇文章的基础上,从数学理论上系统地加以解决。据此,张、齐二人研制出一种性能良好的新型轮蜗杆副,他们的研究得到国家和天津市资助,其产品在国内外销售。! [( _& S"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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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工宣队尚在领导学校时,我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教务处长。我当然不愿意重新从事行政工作,但我的结论尚带尾巴,这项任命对我未来的政治生命可能起些好作用,我勉强上任了。上任以后,才发现客观环境还不容我有所作为,具体事务难以插手,会议上发言权也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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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o- Z$ m* y3 O* X; Z) ]2 K4 } 值得一谈的是,我曾两度到市委党校学习。那时的学习,自然是要结合“四人帮”的政治的,但我却借此机会读了不少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许多重要文章我通读了,《列宁选集》中的文章我看得更多。和“文革”中的通行理论和观点相比,我判断是非的能力大为增强,这是个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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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大任 , t, Z5 b- q/ U* f1 E1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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