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华、程铁军全国文革第一声枪响——《内蒙文革风雷》节录自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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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革第一声枪响——《内蒙文革风雷》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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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按：本文节选自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十二章《全国文革第一声枪响》，【注：……】为原书所附注释。
1967年1月是个多事的月份。我们刚刚声讨完内蒙军区围剿军队文艺战士的暴行，又从国外传来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镇压中国留学生的消息。这件事在电台广播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


　　一、军区门口等待接见
1月29日，呼市地区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地面白皑皑的一片，天气极为寒冷。内蒙地区造反派召开大会，地点在新华广场。大会由自治区直属机关东方红联社负责人张志蓬主持，由我发言。会开得很短，接着开始游行。我们大概有20多辆车，有解放牌，嘎斯69苏联老式车，有公共汽车，多数是卡车。我坐在师院一辆卡车的前座，东纵的红卫兵坐在后面的车箱里。游行队伍从新华广场出发，穿过内蒙人民政府前的新华大街向东行进，途经内蒙日报社、新城百货商场。当我们走到鼓楼时，看到前面出现一彪人马，足有三、四十辆车。我让队伍停下来，等待他们走近。他们举着三个横幅：“坚决支持内蒙师院东纵的革命行动!”“支持以高树华同志为首的革命左派!”“坚决要求内蒙军区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从标语看出，这支队伍和我们是同观点的，立时感到很温暖。
　　他们的队伍也停下来，其中几个人下车向我们走来，双方互相通报。当他们得知，我就是师院的高树华时，十分热情，原来他们是河西公司的818造反兵团。河西公司属于中央七机部管辖，是研制导弹的保密单位。【注：这是我们首次得知呼和浩特有“河西公司”这个单位。由于该公司直属中央，又是保密的军工企业，平常很少同地方往来。是文化大革命，才使相同观点的革命战友走到一起。该公司的数万名工人干部，多数来自转业军人，许多是保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有很强的纪律性和较高的组织动员能力。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如果没有他们对形势发展的准确判断，并及时采取行动，那天内蒙军区的开枪事件，将导致难以设想的重大伤亡后果。】当场双方约定，两队并作一队，向北到军区去请愿，要求他们支持革命左派。行进的队伍不呼口号，只举着标语。818走在前面，我们随后，形成一股很大的人流，总共有六、七十辆车。车队沿内蒙军区绕了两圈后，解散撤离。
　　河西公司造反派负责人王志有向我提议，趁这个机会开个串联会，大家交换一下意见，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我认为这个提议很好，在场的张志蓬也同意。于是，众人齐聚师院文史楼西侧一个公共课大教室，共有一二百人，没有座位的人站在后面。我推荐张志蓬主持会议，王志有首先发言。他介绍了北京的形势后，继续分析内蒙的运动发展趋势。他认为内蒙目前处于造反派与保守派夺权与反夺权最激烈的时候，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王志有、张志蓬建议当场组成指挥部，请大家表态。张代表东方红联社，我代表内蒙师院东纵表示支持。之后呼三司、铁路局火车头、华建井冈山、党委红旗和市里一些院校造反派组织代表，也纷纷表了态。我代表师院东纵，推举河西公司818担任指挥部总指挥，大家鼓掌通过。我说，为了加快进度，应拟定一个行动方案，尽快实施。
1月31日晚，来内蒙串联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16名穿军服的学生，在内蒙军区招待所被围攻，这是内蒙军区负责人命令受蒙蔽的战士干的。第二天，呼三司观点的群众组织举行声援，军区才解除了对二医大学生的围攻。当时，王志有和我商量，趁大家都在场，继续开会。
　　会议由王志有主持，河西818、呼三司、东方红联社三家负责人拟定了一个意见，意见称，当前内蒙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内蒙军区。现在内蒙军区一味袒护、支持保守派，若转向支持我们，肯定下一步的运动发展会顺利。会议还讨论了未来的运动斗争大方向，对内蒙党委应该怎么分析等问题，当务之急是争取军区对我们的支持。一致的意见迅速产生了一封送交内蒙军区首长的信，内容是请他们接见我们，允许我们与军区支左办公室坦率交谈，以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有了信就必须火速呈上，那么信使当然由院校群众组织红卫兵来充当为妥。
　　王志有提议，由我和师院、工学院、林学院、呼三司的红卫兵来担当此任。我接受了指挥部的命令，领着十几个红卫兵立即出发，时间是2月1日下半夜3点多。我把信交给军区南门的卫兵时，再三嘱咐他，请他把值班代表请出来，我要亲手把信交给值班代表。卫兵拒绝了，他只答应我，把信交给值班同志后通知我们。半小时后，我得到了卫兵的答复，他说，信已交给值班负责人，负责人正打电话联系，把你们的信交给军区首长。我再次让卫兵转告，我们不走，要在门口等下去，今夜等不到，到明天、后天，要一直等下去。这位卫兵听出话音不寻常，便再次跑步到大楼亲自报告去了。
　　塞外的一月，后半夜气温降到了零下20多度，夹着北风，一般人很难抵御刺骨的寒气。我让体弱的、衣服单薄的红卫兵先回去，有几个同学回去又坐车回来，带来了厚的棉衣。我和红卫兵们一直等到天亮，什么也没等到。
　　第二天一早，王志有领着河西818的造反派到达军区南门现场，他们的大轿车临时作为指挥车。与他同行到达现场的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议定，继续等待答复，要一直等到答复后再撤。消息很快传遍了呼市的大街小巷，社会上几乎所有造反派组织都派人到了军区门口，军区南门逐渐挤满了人。从送信到等待，仅几个小时的一般性事件，迅速演变成史称“军区门口静坐”的政治事件。
　　指挥部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开始维持秩序，要求静坐的队伍离开大门警戒线5米远，严守现场纪律，并给人行道留下出入口。自然形成的队伍，按指挥部要求静静地坐在地上，每人手拿毛主席语录本。不久，广场上架起了大喇叭，用高音把请求军区首长接见我们的要求直接传送到军区大院里。
静坐和广播干扰了内蒙军区的正常工作，作为军事指挥官，必然十分恼火和反感。

　　二、韩桐倒在枪口下
　　军区南门口的人越聚越多，指挥部决定分批静坐，按单位轮换，昼夜不停。对峙僵持了四天，到2月4日中午，一位军官上了我们的指挥车，代表内蒙军区首长正式通知我们，可选派各组织的代表100人，有组织，有纪律地进去，与首长见面。
　　在场的人十分兴奋，马上选好100人，由我组成一个代表团。下午四时许，我们一行人，举着“见刘昌代表团”的红旗，双排列队，来到军区门口。我问值班士兵：“你接到没接到让我们100人进去见军区首长的通知?”卫兵说：“知道，我接到了这个命令。”我说：“那好，请你开始点数。”
　　由于这两天军区南门口不安宁，军区大门两侧横向停着两辆卡车，恰好把门堵死。我们进去之前卡车把门让开了，当我们100人全部走进大门时，身后的两辆车重新把门堵死。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从南门内两侧窜出来数百名解放军战士，把我们100人一个个分割开，举手便打。戴着眼镜的我走在前面，还未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一个战士一拳打倒，身后的背包被撕开。“背包不能丢”，我下意识地回身往墙边跑，隔墙把书包仍在了墙外，边扔边喊东纵学生的名字，让他们把我的书包接过去。
　　此时军区院里乱作一团，一些身强力壮的红卫兵开始反击。外面的大喇叭高声呼应：“反对毒打红卫兵，反对残暴行凶。”有些红卫兵从大门外翻过来参战。一见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打人的解放军在一声口令下迅速撤走，哨兵也离开了岗位。
　　河西公司818许多人在部队工作过，有军事经验。他们立即命令红卫兵退出大院，不要再往里走，不要超过警戒线。如果超过警戒线，会为军队进一步下毒手提供借口。天黑以后，院内的造反派逐渐撤出军区大门。
　　军区门口死一样寂静，刚刚发生的激烈场面，给大家造成太深的刺激和伤害。连夜，每家造反派小报、《内蒙古日报》改版的“东方红电讯”等媒体，都报导了当天军区发生的事件。
　　夜色中，军区南门大开，没任何遮拦。造反派在指挥部的号令下，静静地在警戒线外坐等。
　　我被送回学校，在医务室简单治疗一下，便在办公室沙发上睡了一会儿。第二天出门时，正碰上英四学生韩桐也要去军区。我当过他的班主任，又在红色燎原战斗团一起串联过，彼此非常熟悉。这两天，韩桐手里拿着一个喇叭，在静坐队伍前面维持秩序。今天，他穿着一身用绿棉布做的军服，外面套着一件旧军大衣，手里仍提着那个喇叭。我们俩人没顾上吃早饭，搭上门口一辆去军区的车，来到了现场。
　　王志有的指挥车内，人头攒动，忙忙碌碌。有人把买来的烧饼递给我，我顺手给了韩桐，让他赶紧吃。韩桐喝了几口水，吃了一个烧饼。这时，我并不知道，也未曾料到，这竟是他这一生最后的食物。韩桐和我打了个招呼：“我到前面去看看，今天更不能乱，今天很可能出事。”他留给我的遗言，我至今铭刻于心。
　　中午12点15分，我正和指挥部的几个人商量下一步对策，突然听到两下像鞭炮似的响声。我没在部队工作过，没有枪战经验，但车内一些复转军人立即异口同声地说：“枪声!”有人来报告，说一个年轻同志被打伤了，要赶快抢救。我跑过去一看，是韩桐。当场，医学院的一些学生和在场的医生把韩桐抬到一辆吉普车上，呼三司负责人郝广德陪同，急送内蒙医学院抢救。
　　慌乱中，我们尽量压抑住紧张心情，初步分析枪是从军区大院内打出来的。找来事发地点的学生询问，当时韩桐正给静坐的群众喊话，告诉大家要坚持下来，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要遵守纪律，不要超越警戒线，等待军区首长接见。说到这里，枪声响了，只见韩桐一趔趄，接着又一声枪响，韩桐倒在了地上。【注：此处叙述的情况，建立在几个同学对现场的回忆上。由于当时情况混乱，大家一时摸不准子弹射自什么方向，更不清楚开枪者的相貌，因此只好大概猜测是远距离射击。但据另外的说法，其实是近距离射击，而且在开枪之前，凶手柳青曾经试图用马刀砍杀韩桐，只因韩桐躲开了马刀，柳青才用手枪连发两弹，将韩桐击倒在地。后一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情况。详见图们、祝东力合着：《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北京，第32页。】
　　指挥部紧急开会分析，军区既然开了枪，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变了，静坐不会达到目的。会议决定，队伍要有秩序地撤离，天黑前全部撤完。内蒙党委红旗总部一些成年人，是有政治经验的干部，自告奋勇要求最后撤。人委东方红、火车头工人也要求最后撤。晚上六点钟前，静坐结束。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韩桐的伤情，令人悲愤的消息传来，韩桐已经身亡，指挥部的人都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回到师院，我召开总部临时会议，让大家把了解到的情况综合一下。与会者共同认为，我们和军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必须守住师院这块阵地。会后，我代表总部，在广播室的喇叭上对师院全体红卫兵讲话，并代表总部宣布由东方红纵队对全院实行无产阶级戒严令，各个战斗队开始值班。据我所知，河西公司818王志有回去后，在河西也发出了同样的戒严令。一时呼市和整个内蒙地区，进入非常恐怖的时期。

　　三、掩盖杀人真相，指挥毁尸灭证
1967年4月13日，中央解决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下达后，一直不明真相的造反派方面，从内蒙军区内部获知，1967年2月5日发生在军区南门口枪杀韩桐案件，是一场预谋杀人。
　　参谋长王良太在其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当时提出三种方案供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萧应棠、黄厚选择。第一套方案是：撤回到军区司令部大楼内，放弃大院；第二套方案是：不守全攻，放群众进院，然后形成包围圈，实施抓捕；第三套方案就是2月5日的杀人行动。
2月5日上午10时，部署开始。王良太站在大楼平台上，萧应棠坐镇值班室，肖向作战部下达了“听候命令，准备战斗”的指令。
　　内蒙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挎着马刀，提着手枪，及另外两名干部，出现在南门。12时15分，柳青首先开枪，两枪把站在南门警戒线外、正在领读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韩桐击倒，子弹穿破动脉血管，韩桐被送到医院不久即死亡。
　　韩桐倒下后，堵在南门口的大卡车立即开走，门内出现一片开阔地，院内道路两旁布置了四挺机枪，院内人员已准备了50副担架和大量的绳子，准备捆人。
　　韩桐倒下后，他身边的师院东纵、林学院红旗的大学生红卫兵就要冲进大院，富有经验的河西818成员全力阻止，并立即在警戒线外手拉手筑成人墙，用韩桐使用过的手提喇叭大声告诫气愤的群众，千万不要冲动上当。站在楼顶的王良太，见群众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冲进大院，当时便对身边的人说：“他妈的，这回我们可输定了。”
　　柳青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杀人，难以掩人耳目。内蒙军区文工团红色造反团的战士，向军区首长报告杀人者是柳青。军队内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干部战士，以自己当场所见向领导报告，都指向刽子手柳青。张德贵、王良太等人严令不准胡说，并煞有介事地成立了“2．5”事件专门调查组。2月6日，由王良太批准，把敢于揭发柳青问题的11名军人实行军事管制，没收了枪支。与此同时，红卫军、无产者向社会上散播“有人想陷害军区，韩桐根本就没死没伤”，“韩桐是818王志有布置自己人打死的，818的人有枪”等谣言。
2月5日晚，萧应棠向值班的内蒙党委书记王铎说：“韩桐是在军区门口打死的，单从这一点我们有责任追查。我们现在掌握，很可能是反革命混在群众中打死的。”杀人犯柳青一直被内蒙军区负责人包庇着，直到4月14日，周恩来直接下命令，柳青才被逮捕归案。
2月5日晚，师院东纵打电话给内蒙公安厅正式报案，报告韩桐之死的情况，并要求公安厅派出法医立即验尸，以明真相。
　　内蒙公安厅此时分两派，红革联为多数，该组织在2月4日下午加入无产者。2月5日晚接师院报案电话的高姓员警，属红革联成员，他以找不到领导，找不到法医百般推托。高将此事报告了公安厅值班的治安处副处长、红革联常委戴宝文，戴拒绝派法医。
2月5日晚，公安厅红革联把东纵要求验尸被拒绝一事，报告了内蒙军区王良太等人。王良太立即发火，大骂公安厅的值班人员是一群蠢猪，下达了他的指令：立即“验尸”。公安厅红革联于2月6日晚，乘一辆苏制嘎斯69吉普车，停在师院北门口，要求验尸。我一边派人接待，同时通过电话向公安厅造反派查询原因。原来，红革联主动上门是接到王良太指令，侦查尸体所在，准备抢尸，毁尸，灭掉罪证。
　　红革联打着公安人员牌子，连续两次来师院，索要尸体未果。 2月9日，突然冲进内蒙医学院附属医院停尸房，搜查尸体，审问停尸房工作人员，仍未达到目的，遂向师院东纵发出书面的最后通牒，限期交出尸体，否则予以严惩。
3月2日，公安厅红革联的人在无证据、无手续情况下，非法拘捕内蒙医学院附属医院一名大夫和化验员田光，这两位医务人员曾参加韩桐的抢救手术。田光入狱后，被逼迫写“韩桐之死是三司干的”之类的供词，田光拒绝，因此给她戴上背铐近一个月之久，直到3月31日这天，周总理点名要田光到北京参加会议，红革联才被迫释放了她。
　　韩桐的尸体藏到2月10日，周总理亲自派内务部长曾山【注：内务部长曾山，是长征老干部，建国后出任多项要职，据说为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父。】到呼和浩特市主持验尸时，才从隐藏处交出。
1967年2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在接见内蒙四方代表时问我：“内蒙公安厅的人是否找过你们验尸?”
　　我说：“是。”
　　“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验尸?”
　　“我们2月5日晚向内蒙公安厅报案时，他们拒绝派法医，第二天晚上却主动上门。我们从公安厅造反派同志那里得知，他们180度大转弯不是来验尸，而是侦查尸体所在，然后毁灭罪证。因此，我们请求周总理派北京的法医去验，以明事情真相。”
周总理当场派曾山部长带领法医去呼市。验尸结果证明，子弹就是从军区方面射出，并从尸体内的弹头查明了手枪型号。

　　四、60辆军车架枪巡逻
2月5日事件后，张德贵、王良太在军区院内加紧清理内部，控制舆论。王良太命令出动60多辆武装车队，满载头顶钢盔、手执武器的军人，车头上架着机关枪，日夜在市区游行示威。
2月8日，内蒙军区派人，把向党中央报告2月5日事件的《红旗》杂志记者于顺昌、《解放军报》记者宋协孔的住处围住，切断电话线，冲进屋内把两名记者毒打后捆绑而去，把屋内材料抢劫一空。
　　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的一系列行径，引起军区部分干部的不满。有的通过他们在地方工作的家属向中央反映情况；有的通过熟人，把消息送到师院东纵。2月16日夜间，内蒙军区政治部一名干部，写出具名大字报《我在审判》，把内蒙军区个别负责人的一系列行为公布于众。第二天，军区去逮捕他时，他已逃到北京，被我藏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楼内。
2月2日，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冲进内蒙党委大院，把正在开会的内蒙党委负责人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郭以青等人绑架而去，单独扣押，直到周总理亲自点名让这几位到京开会，才通过内蒙军区负责人把他们要出来。
2月8日至12日，工农兵、无产者组织了呼市地区5000名农民进城，高呼“打倒呼三司!”“打死高小三!”【注：“高小三”是无产者给呼三司起的绰号，意为保高锦明，属于小丑类的角色，既没有什么实力，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当时对立派的群众组织，为了给对方抹黑，常常使用起外号的方法，造反派和保守派皆然。今天的我们，可以将之看成是共产党文化的影响之一。】等口号。2月8日，无产者、红卫军支持呼铁局保守派红铁战士在铁路局夺权。2月10日，红卫军支持呼市邮电局保守派夺权。
2月12日，内蒙军区派出两个连的兵力，到内蒙日报社再次夺权，把造反派人员全部赶走，无产者从旁配合。同时，内蒙军区对河西公司实行军管，把818造反团负责人王志有等上百名造反骨干关押起来。
2月5日后，呼市地区造反派组织无法继续在本单位生存。造反派面临极大压力，除几所大专院校外，社会上呼三司观点的人数骤减，造反派呈现弱势。
　　内蒙军区事件，是解放军介入文革以来，全国第一声枪响。消息很快传递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来电、来函、来人对呼三司为代表的内蒙造反派予以支持。
2月7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4个单位来电声援；8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来电声援；14日，湘、鄂、川、穗、豫等驻京20多家造反组织来电声援呼三司；同日，清华井冈山驻呼联络站在师院贴出大字报《十四个为什么?》
　　全国文化大革命第一声枪响，不仅惊动了全国。几天后，苏联、蒙古国电台都报导了这个消息，由此传遍了世界。
　　二月份，内蒙地区一片白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