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 评杨曦光《牛鬼蛇神录》

tuffy05

血凝成的价值－评杨曦光《牛鬼蛇神录》

八零年某日下班回家，一进门妻子笑吟吟地对我说：“今天报上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杨曦光还在。报导说他坐了十年牢，在牢中自学了全部大学课程，现在已被一个研究单位聘用了……”那天晚餐虽然照例是粗茶淡饭，但我十分开胃，因为这消息令我太意外，太高兴了。杨曦光，这个不相识的同代人，多年来一直立在我心头。我一直珍藏着当年广州红旗派组织以批判名义翻印的“中国向何处去？”。而且一直担心杨曦光是否过得了1970年一打三反的疯狂杀人关。而今云开雾散斯人健在，叫我如何不惊喜交加。
星移斗转，十几个春秋过去，在海外，我与杨曦光取得了书信联系。年前，他给我寄来他的近作《牛鬼蛇神录》。当我只粗略地翻了翻这本书，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于是把极有限的工余时间全部投入，一页一页、一段一段地细读。读着读着，我心中如翻江倒海，想高声呼喊，想厉声怒骂，也想大声痛哭。这本书是用血写成的啊！有作者的心血，更有许许多多受难者的鲜血。血，层层叠叠，多么凝重、多么沉甸，它压在心头，几乎窒息。
一页一页的文字把我带回到那似遥远又似很近的年代。二、三十年，足足一代人的时间。构成当今中国人大多数的四十岁以下的人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已极少记忆乃至一无所知，而对于我们来说，那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切都是那么清晰，那么真切。
目睹了六八年夏秋以后毛泽东放手让军方和保党派对文革中冲击过共产党政治秩序的造反民众所进行的反复镇压清算，我已成为共产党统治的彻底反叛者。从“中国向何处去？”中得到的启思和鼓舞，使我的思想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青年人的血气也促使我做过一些足够押上刑场的事情。但我十分幸运地安然度过那个恐怖肃杀的年代。我曾多次肃穆地目送载着“反革命死刑犯”的游街汽车消失在马路的尽头。心中充满了崇敬和悲愤。同时告诫自己须慎之再慎，决不可成为“深挖细找”的猎物。正由于自己是漏网之鱼，故对于那些陷入罗网的罹难者有物伤其类之痛。也基于同样原因，杨曦光的《录》书才会在我心中激起那等强烈的震撼。这有如物理学上的共振。据说当年有一队训练有素的皇家骑兵经过彼得堡的一座桥梁，其整齐的步伐所引起的共振，使桥梁瞬时崩塌。可见共振的能量是多么强烈。而人类思想上的共振有时会比物理上的共振能量更大。
杨曦光入狱时不到二十岁，出狱时将届而立。十年的大好青春就扔在那监狱和劳改场里了。但凭着他过人的毅力和罕见的聪慧，使这十年并没虚度。人们大多或许会认为他的成功在于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修完大学课程，出狱后可直升研究生。而我则认为他最大的成功是他得以写下《牛鬼蛇神录》这本价值无可估量的书。可以说迄今为止，除他以外，还没有任何人能以这种格调体裁来深刻揭示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社会的阴森。
<牛鬼蛇神录>主要写了三十几个人物，涉及了百多名。作者通过书中人物的出身背景、经历事迹、表情言行，把一个偌大纷沓的社会浓缩得清清晰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而且字里行间满涵着作者的困惑、惊讶、恐惧、悲哀、伤感、同情、憎恨……这不是文艺小说，但却仍有令人神追的线索；不是史学专著，却纪录了许多第一手的历史事实；不是学术论文，却对文革事件作了深刻的分析；不是理论文章，却对某些社会伦理进行了探讨。这一切便是这本书的价值之所在。这价值是血凝成的。

一、研究文革的价值

1、以确凿的事实说明文革造反运动中的四个层次的存在
文化革命与过往历次政治运动截然不同之处，就是地方共产党组织的瘫痪和群众组织的大量存在，并且还分成“造”，“保”两大派。如何评判两大派是分析文革的关键。“造”是“造反派”，“保”是“保皇派”，又称“保守派”－其实这两个用了三十多年的词并不准确，应称之为“保权派”或“保党派”更为贴切。
对于分析评判文革派性斗争有这些谬误的看法：1、文革两派无所谓“造”“保”之分。因为两派都在批刘少奇，都在揪斗本地区某些省、市领导干部，故都在“造反”，都是造反派。2、造反派的格调极低（造反动机、造反方式、思想水平、个人品质等）应予以彻底否定。
说两派都斗过“走资派”这或许是事实，但却少了个时间限定。造反派是从六六年秋冬就藉着“批资反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地方各级共产党官员。六七年一月革命进而斗“走资派”。而保党派则是在六七年三、四月后才斗“走资派”，并且往往是中央已将某个省、市领导干部定为“走资派”后才对其下手（关于这一类问题较详细的分析可参阅笔者所撰《文化革命简析》、《广州红旗派的兴亡》）。
更为关键的是，“造反派”与“保党派”的社会深层分野与冲突绝不在于揪斗“走资派” 与否，而在于冲击共产党的政治秩序与否。毫元疑问，“保党派”是要维护这个社会秩序，“造反派”则要打破这个秩序。当然这个“打破”是借助着毛在文革中的异常动作－借用群众运动对中共高层的异已派系予以清洗。
“造反派”的“冲击”分几个层次。杨曦光在《录》书中作了清楚的记载。第一层次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报复”，而且“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和互相迫害却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识形态” ，杨曦光的这一论断来源于他向我们述说的“三毛伢子”、“向土匪”、“长沙青年”三个故事。
“六七年春夏，长桥农场的劳教就业人员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叫做‘长沙青年’，参加了造反派的造反运动。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向那些多年来迫害他们的公安局干部报复。长桥农场的干部参加了支持保守派的政治组织“公、检、法”。他们自然认为造反的劳教就业人员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长沙青年’是第一个带头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支的造反派组织。”
三毛伢子是最典型的为报复过去受到迫害而加入造反行列的人。
“三毛伢子有天得了病，早上不能起床。‘长桥农场’的干部认为三毛伢子是装病不出工，于是硬逼他出工，言语无效，干部开始用棍棒打他。三毛伢子一怒之下将木棍夺过来，反过来还击那打他的干部。这时众多的干部跑来，把三毛伢子绑起来，丢到夏天的烈日下。三毛伢子大喊大叫，“总有一天你会掉到我手里的。我会十倍要你还这债……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厉害……”三毛伢子在烈日曝晒下晕了过去。手上、臂上被绳子勒出很多永远不会消失的印痕。”
三毛伢子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六七年八月间，“长沙的造反派占了上风，保守派向湘潭逃跑。‘长沙青年’趁机抓了几个长桥农场的干部。其中包括当年迫害三毛伢子的那个干部。三毛伢子把这个干部弄到‘长沙青年’办公室，开始自己审讯他。这个干部进办公室后，被命令坐在三毛伢子的办公桌前。他坐下去时突然冲到办公桌前，抢夺办公桌上的一枝手枪。旁边几个人马上一拥而上，把这个干部按倒地上。第二天早晨，三毛伢子一个人到关押这个干部的房间，把他的一双眼睛挖掉了。”“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三毛伢子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
向土匪是“红五类”出身。在上海、广州一类大都会里，拥有红五类出身是在共产党权力金字塔结构中向上爬的有力筹码。然而在农村，“红五类”太普遍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是贫、下中农。非但无所谓向上爬，而且受着中共的工农价格剪刀差的剥削压迫。六零年的大饥荒中，向土匪的父亲饿死了，母亲改嫁，十来岁的向土匪走上逃荒的道路。在长沙，他认识了一群小扒手，成为其中的一员。由于扒窃多次失手，最终也被送往长桥农场劳教。向土匪其实并不粗蛮。他本名向远义，其绰号的来由只因他的家乡（湘西）过去多出土匪。向土匪是义贼，常在扒窃以后把银包中的工作证之类的东西给失主寄回去。显然，像他这样的本性潜质，倘在一个公正、正常的社会中，他能够为社会为自己都作出积极建树。然而，中共政权的统治秩序终于把他推向了对立面。文革中他有了报复这个统治秩序的机会。只不过，由于向土匪处事平和，没有跟哪个公安干部结怨，故也没有去挖某个公安干部的眼珠，但潜在的报复心理同样强烈，故他在接到指令后，毫不含糊地用高射机枪向对立派占据的大楼发射穿甲弹、燃烧弹，以至整个湘绣大楼起火烧毁。
造反的第二层次是出于对文革前中共所实行的某些政治经济政策不满和对单位领导、政工人员的不满。但这不满并没有导致单纯的报复，而是设法消除这些政策给他们带来的损害。
大学生章雨刚的遭遇相当典型。他在“文革前夕的社教运动中被省委驻大学的工作组划为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内控右派’。文革中这些‘内控右派学生’参加了造反派，并从党委的档案中抄出了这些划内控右派的材料里，把它们当众烧毁了。”六九年，章雨刚被判刑。罪名之一是“烧毁文革前的划内控右派材料”的反革命罪。显然，章雨刚们的这一造反行动并未冲击中共统治的根本，他们烧这些材料是想以此除去套在他们身上的政治紧箍咒，没想到共产党的“秋后算帐”使他们因此遭到更严厉的清算。
建筑工人王师傅，杨师傅的情况也十分类似。“建筑公司一九六四年成立了政治处……很多军队干部被调到地方负责政治处。政治处设立后要求建筑工人每周组织政治学习，并下令取消计件工资，取消奖金。工人们的收入因此突然减少三分之一至一半。生产率也下降。建筑公司的工人恨死了这些政治处的干部。一九六六年他们成立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红旗战团’后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这些政治处干部。”
这里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历史脉络：
(1)各单位的政治部、政治处、政工办公室系在按毛的指令成立的。其成员大多由军队干部转业调任，军队干部在文革前夕被誉为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
( 2)文革初期，政治干部大多与当权派协同执行刘邓的“资反线”，搞第二次反右，把无辜民众打成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3)文革中，绝大多数政治干部都参加保权派。
(4)文革后（六九年）重建共产党的政治秩序。这些保党派的政治干部大多成为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里的掌权人物。
由此看来，王师傅们攻击政治干部粗看起来是因为政治干部的作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但再细分析一下可知王师傅们的行动实质上是冲击着共产党的统治秩序。
造反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以杨曦光及其“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造反派中的激进造反行动。（当时又称极左派、极左思潮。后被中共正式定名为形左实右、极右、反革命。）第一、二层次的造反在文革早期已经出现，而第三层次的造反则出现在文革中、晚期（六七年底至六八年夏秋）。
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的杨曦光通过文革中的种种耳闻目睹省悟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已是怀恨在心。” “他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合同工组成工会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他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
这种思想，这种造反层次已远远超出了前两种，给中共政治统治以极大威胁。而且六八年间，它已在全国各地仍受压的造反派组织中，或造反派的激进一翼中产生广泛影响，故此立即遭到镇压。然而，尤其发人深思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更广泛传播是在“省无联”被点名取缔镇压以后。这说明了文革造反运动的深化，起码是思想领域的深化。这也就是毛泽东为什么最终同意军方血腥镇压造反民众的重要原因。
第四层次的造反是最高层次的造反，是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彻底决裂，以民主政体为憧憬的造反。如果说，第三层次的造反已经否定了中共的政治秩序，但仍留在共产主义的框架内，以巴黎公社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原教旨自居去反对中共专政，那么，第四层次的造反就完全突破了这个框架。这也就是第四层次的造反都遭到中共最血腥的镇压的原因。杨曦光判了十年，而造成的实际影响比杨曦光小得多的刘凤祥，张九龙，雷特超等第四层次造反的代表人物们都被枪杀了。
实际上第四层次的造反是不能公开进行的。公开表现出来的大多是第二层次，顶多是第三层次的造反。一九六七年十月，刘凤祥“到北京去找一些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造反派。弄到一些共产党一九五七年迫害右派的党内文件。他与他的右派朋友们把这些文件抄成大家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并动员所有右派起来闹翻案。” “他的很多右派朋友控制了造反派出版的非官方小报，并利用这些小报为右派翻案。‘省无联’教师联合会的报纸为长沙有名的右派杨美南翻案就是一个典型。”这是很典型的第二层次的造反－不反中共的政治根本，只反某个方针政策。他们进行这个造反行动时，绝不会说要反对“反右运动”，因为谁都知道“反右”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搞的。他们一定会说是那些中央和省、市的走资派执行“资反线”，把忠于毛主席的干部、群众打成“右派”。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技巧的又一具体实施。使用这一技巧，使当局在文化革命的特定环境中不能立刻给他们定个罪名，但他们的这一诉求又是绝对不会成功的。从这里其实可以悟出，那四个层次的造反都是不为毛中央所容许的造反，都超出了毛为了借用民众力量搞臭刘邓体系并清洗之而其内心所规划的民众“造反”应有的、恰到好处的形式和内容。
《录》书中最震撼之处就是记述了刘凤祥、张九龙、雷特超、侯湘风等人可歌可泣的事迹。
“刘凤祥是在国民党时代受的高等教育。”共产党建政初期“采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很多青年学生参加共产党，马上做了县长、局长。刘凤祥就是那时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五零年才二十来岁就当上浏阳县县长。” 一九五七年刘凤祥成了右派。刘凤祥告诉杨曦光：“我和我的朋友们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中一直没有直接卷入文革。直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我们认为军队介入文革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突逐步转为林彪与周恩来的冲突。特别是刘少奇垮台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利益会冲突。……正是估计到林彪毛泽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我判断文革可能导致重大政治变动，我们才决定卷入文化大革命，支持造反派。”
与刘凤祥一起被作为中国劳动党的首要人物遭枪决的有两名右派学生和右派分子。其一是前省公安厅干部雷特超。“雷特超是个极有激情的人，他喜欢看关于社会民主党职业革命家的书。”雷特超和他的同志们“讨论了好多次介入文化革命的策略后，决定参加‘湘江风雷’，首先掌握他们的小报。” 刘凤祥也认为“如果一种政治思想没有通过群众性政派影响一大片人的利益，则不会形成政治力量。”这些“右派”革命党人一致决定：“参与造反派，把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变成文革中的准政党式的活动” 。“把他们的右派政治观点和主张变成公开的群众性政派活动。”
侯湘风是幸存者。本来在刘凤祥、雷特超等被处决后不久，侯湘风也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就在即将行刑前，中共中央电令各省：杀人审批权回收中央。各地已判死刑案停止执行。将案情呈报中央侯审批。侯湘风由此逃过死劫，后改判１５年。经过如此惊心动魄的鬼门关前之行，一个人的精神无疑受到极大的刺激，甚至有可能改变他的性情和人生观。然而杨曦光所看到的侯湘风仍然“是位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 。“行为举止像个刚出大学校门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人……他一边做事一边与身旁的犯人高谈阔论……古今中外，社会和科学，无所不谈” ，以至“犯人们讥笑地称他为‘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很明显，曾被判死刑的恐怖遭遇并未使他变得胆怯消沉。并且从他对杨曦光友善的态度可推知他内心对杨的钦佩，而这钦佩的后面则是他对所尊奉的政治信仰的执着坚持。然而当他在晚饭后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拉《春江花月夜》时，把这首“并不凄惨的”曲子“拉出来却变成了一种凄惋动人的曲子。”，可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深沉。当他与杨曦光谈及刘凤祥时，“目光似乎凝视着前面什么地方” ，“眼里流露出一丝深深的凄切，他的《春江花月夜》也显得更加如诉如泣。” 从这些表情可以窥见在侯湘风行为举止似乎是少不更事的背后，潜藏着深切的哀伤和愤慨。而那平素大大列列的举止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他对中共政权残酷屠杀“政治犯”的蔑视和矢志不渝的反抗信念。
张九龙的造反历程同样令人惊叹。他简直是个神童。“不到十六岁就考取了当时有名的重点学校，西安航空学院。” “反右运动后，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变了，他被当局要求转到其他非军事院校去，原因是他的资产阶级家庭背景不适于从事涉及军事机密的事业。张九龙一气之下，乾脆退学回到长沙。与他一块回到长沙的还有一些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学籍的大学生” 。“他们这些学工程的大学生回到长沙后进入下层社会，成了无正式职业的‘机械流子’。他们自己承接国营工厂的机械加工活，半合法，半非法地赚钱。”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从自身所受不公正的待遇出发，开拓了对中共政权本质的追究。张九龙告诉杨曦光：“他的右派朋友在反右运动前希望通过议会道路使中国走向民主。反右运动给他们的教训是，中国实现民主，议会道路行不通” 。那么该怎么办呢？一个秋雨傍晚“淅淅沥沥的雨声令人愁思万缕……凝着铁窗外的丝丝细雨，张九龙象是自言自语地细声说：‘一九五七年后很多人对议会民主完全失望后，都想走格瓦拉道路……’张九龙沉思着，他的思想似乎在漫无目标地漂移，又重复道：‘这些右派学生提出走格瓦拉的道路’。”
在文革大波中，这些“右派学生”实践了他们的计划。“张九龙和他的朋友们利用这个机会参加了造反派。武斗最激烈时，他们控制了一些枪支弹药。” 然而，“由于武斗时张九龙等人的活动已过于暴露” ，“当局重新控制局势后，在造反派中发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张九龙及其朋友们终于陷入了当局的罗网。
无独有偶，张九龙跟雷特超一样都崇拜当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地下职业革命家。张九龙给场曦光讲了一些他喜欢的小说。“其中有本俄国小说是关于一个名叫青鸟的职业地下政治家。他参加了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党地下组织的活动，用单线联系的方法，建立起一个复杂的地下政党组织。张九龙口里的青鸟如此令人崇敬感动，看得出他自己曾被青鸟感动而立志要成为地下职业政治家。”
然而，中国的“国情”毕竟与俄国和欧洲有极大的不同。俄国最具能量的职业革命家列宁、斯大林等人在被俄国沙皇警察捕捉后，惩罚是流放。法国的暴力革命鼓动家兼领袖布朗基在多次被捕后都是判以徒刑。中共对敢于设想组织起来反对其政权的人的处理方式乾脆得多－死刑枪决，不管这个组织是否使用了武力。张九龙与刘凤祥、雷特超等一样都死于一九七零年的疯狂大屠杀。
张九龙三十岁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中共屠刀残杀于阴森恐怖的刑场上，令人永远地叹息。只是他唯一幸运的是，在他死前碰到了杨曦光。二十年后，杨曦光把这段秘莘陈述出来，让世人得知张九龙故事的梗概。否则，张九龙就会象在那个恐怖年代被屠杀的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一样，其姓名和事迹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四个层次的文革造反尽管在客观上都冲击着社会上原有的共产党政治秩序。但由于造反的宗旨不同，彼此并不等同。情况往往是高层次的造反认同、支持低层次的造反，反之则不行。譬如“省无联”的思想家杨曦光们当然会支持各工厂、机关的造反群众去查抄当权派整群众的“黑材料”，及把这些中共官员推上批斗台，而后者却未必会支持前者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化下去，要以巴黎公社民选行政长官的原则来把包括90％的原共产党官员所组成的“特权阶级”全部清除出社会领导层的主张。在杨曦光的《录》书中有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就是“省无联”副司令张家政对“007案件”和“省无联”内反革命组织的追查。
张家政本人职业是电影院画家，其父因系国民党官员于五一年“镇反”运动中被中共枪决。在文化革命初期，张家政很自然地因其“黑五类”出身被“标准”地打成“反革命”。稍后，文革转入“批资反线”，张家政“与其他被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准政党型的跨行业政治组织‘湘江风雷’，要求当局为他们平反。一九六七年初在军方发动的镇压造反派准政党组织的运动中，‘湘江风雷’被当局定为“反革命组织”。张家政被捕入狱。后来这个运动被造反派称为‘二月逆流’。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支持‘湘江风雷’平反。张家政被释放后马上参加指挥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武装冲突。”
“湘江风雷”属于激烈型的造反派组织，张家政是“湘江风雷”的副司令，其“造反”情绪当是相当强烈的。由于“湘江风雷”是“省无联”的成员组织，故张家政起码在某一程度上接受以“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省无联”核心观点。然而事实是张家政对刘凤祥、雷特超等的第四层次（最高层次）的造反采取了绝对反对的态度。
刘凤祥、雷特超等一班老右派分子、前中共干部，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党的政治制度。他们的造反是想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录>书中尚未具体载明他们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有一点明白无误的是，他们的诉求是终结整个中共统治而不是象“省无联”那样寄希望于毛泽东、中央文革派会支持他们打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政府”。这就肯定与张家政们的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然而他们的人数、力量有限。因此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参加到“湘江风雷”和“省无联”中去。“首先掌握他们的小报，同时争取影响张家政。”他们认为“如果一种政治思想没有通过群众性政派影响一大片人的利益，则不会形成政治实力” 。他们还想“通过发展与造反派领导人的关系，把他们的右派政治观点和主张转变成公开的群众性政派活动。”
然而，雷特超们太轻率了，政治上不够成熟，没有洞悉张家政的政治观念与他们有着根本的不同，就贸贸然与张家政有所联络。“张家政不但不合作，还在他们内部追查007密件的活动中注意到了一些从劳教单位出来的右派分子对湘江风雷的渗透。他为了表明他是与‘反革命造反派’ 不同的‘革命造反派’ ，竟秘密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破获这个右派分子的‘反革命组织’ ” 。
刘凤祥评价张家政“不懂政治，人格低下”或许有其缘由。但张家政的那一作为却不能成为这一论断的根据。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完全终结中共统治的可能。(甚至三十几年后的今天也未能办到）刘凤祥、雷特超等人的激情、理念非常值得钦佩崇敬，但雷特超的具体做法却极不可取。如果他们的活动都在暗中不动声色地进行，所取得的成果即便相当有限，但亦可避免暴露、减少损失。然而他们为了“形成政治实力”，主动与张家政联络，这就把张家政推向一个尖锐的选择。要么与雷特超们共襄大举，要么把雷特超们交给当局。 第三层次的造反尽管比第二层次的造反尖锐得多，但基本仍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中国向何处去？”尽管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已出现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但保留了一个90％的比率。也即把毛泽东、中央文革派等中共高干列入非“红色资本家阶级”之中。张家政们所向往的是凭藉毛泽东、中央文革的支持，尽可能多地打倒中共干部，并由自己去填补由此所形成的权力真空。（事实上，同属第三层次的造反，张家政们与杨曦光们的理念与诉求也会有所差别。）张家政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忠于毛主席、中央文革的革命行动，而且有成功之望，雷特超们所从事的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行动，而且毫无成功可能。故此，无论从思想意识上抑或是从实践效果上去考量，张家政都会认定不可与雷特超们合作。于是他在两个选择中毫不犹豫地属意后者－把雷特超们拿获并交给当局。
事态的发展表明张家政的意向只是一厢情愿。毛泽东并不因“省无联”声称忠于他就认可“90％的中共高干已形成红色资本家阶级”的说法。他反复强调，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六七年底毛已决意要依靠“绝大多数”的干部去恢复原有的政治秩序。于是在“省无联”和干部之间，毛当然地选择了后者。于是“省无联”的头头们也就成了阶下囚锒铛入狱。
然而即使事到如此，也还可看见第三层次造反和第四层次造反的极大区别。虽然都被判定为现行反革命罪，但是在社会上造成极大影响的“省无联”的头头们被判处的是徒刑，而在社会并无多少影响的刘凤祥、雷特超等均被枪决。可见在当局心目中，对这两个不可层次的造反是有一把清晰的磅称。
应予以指出的是，内容宠杂的文革造反运动当然不止《录》书记述的内容。它起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王洪文、聂元梓式的造反。这些人本来已属中共统治阶级或其延伸，但由于种种原因（不满目前职位，与上级有龃龉等等）他们亦起而造反。尽管他们的造反并无改变中共政权性质及结构的本意，而且很快被毛中央纳入为其清洗刘、邓体系的钦定“造反”序列。但因他们的行动在客观上亦冲击了原有正常的中共政治秩序，以及介入了中共党内派系斗争，故此在七六年“十月事变”后，（即所谓打倒“四人帮”）他们都遭到肃整。
2)、文革初期，以中共官员子女为主体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搞了一场所谓“破四旧”和“红色恐怖”活动。这些亦是在“造反”的旗号下进行的。即所谓造“封资、”的反，造“地富反坏右”的反。但是“造反”的根本涵意是在某一政治秩序下的受压迫者起而反对这一秩序。红五类子女尤其是中共官员子女其实是中共政治秩序下的受惠者，并无受政治压迫，又何有造反可言。而且他们的具体行为完全是在摧残毁灭中华文化遗产（“破四旧”）和进行赤裸裸的阶级歧视、阶级虐杀，（“红色恐怖运动”）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予暴行。较之古希腊世界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残杀更甚。压迫者将其对被压迫者的施暴诡称为“造反”，这就在那残暴之上再增添了一份虚伪狡诈，显得更加卑鄙龌龊。这种暴行在文革后期六八年夏秋更血腥地重演了一次。（笔者持三年文革论）只是施暴者换成军队和保党派的武斗组织。被施暴者除了经典性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外，再扩充为公安六条二十一种人”和《录》书所记述的那四个层次的造反者。
3)、正统的造反行动，这包括文革初期学生揪斗“黑帮”的行动，反工作组的风潮，以及文革中期批斗从中央到省、市各级被毛林集团钦定为走资派的中共干部。这个批斗行动保党派亦有参加。藉此，有人便把保党派也说成是造反派。这也就是为什么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体系全面复辟后，那些通过文革保党派途径爬上省、市级领导职位的人，最终也被邓小平们摒弃出局的原因。因为邓小平们眼中，他们仍然是造过反，尽管这个造反是奉旨造反，是符合毛所规定的大方向的造反。须知，邓小平们正属于当年被“造反”的“走资派”之列。
毫无疑问，从民主的角度去审视，这三种“造反”与《录》书中所记述的那四个层次的造反有着本质的区别。 多年来，中共政权利用其垄断宣传机器的优势，在文革评判上系统地制造了有利于其政治统治的论调。其中重要组成部份就是全面否定文革造反行动。在中共政宣官员及其御用文人的笔下，根本没有《录》书中所记述的那四个层次的造反行动，同时又对刘邓体系搞的第二次“反右”，军方搞的早春镇反，保权派的夏季屠杀以及高干子女的“红色恐怖”活动一律讳莫如深，而把中共高官被揪斗和凌辱的恶行全扣在造反派身上。（实际上，这些恶行，尤其是凌辱文艺名人，主要是保党派干的。）对文化革命的社会大波缺乏深层了解的文艺界名人则按着给他们平反和恢复文革前优渥待遇的中共高官的腔调去评述文革。向社会控诉造反派凌辱他们的“暴行”。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移花接木栽脏诬陷的大冤案由此发生。其最典型的事例是广西造反派在文革后期（六八年夏）遭到军队和保权派联手的大屠杀。有些还在被杀后再被肢解挖心取肝烹食。这段史实经转述后，变成了造反派杀人吃人肉。在黑白颠倒取得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但那些在中国大陆一直处于中共秘密警察监控下的前造反派突出人物绝口不言往事，而且在海外民运阵营中的前文革造反者亦都不愿提及昔日的造反经历。至此，中共评判文革的论调算是取得了极大成功，以至它只要把任何敢于反抗现今中共统治秩序的行动（如八九民运）说成是搞文革式造反，那么，那些有反抗行动的人就立即慌了手脚，忙不迭地表白自己绝非是那等不法之徒。自然，他们的行动亦就必须有所收敛了。
物极必反，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那是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一批当年的造过反至今仍然关切着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站出来道出当年事实的真相，并“供认不讳”－我们就是当年文革造反队伍中的一员。杨曦光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录》书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文革中确有正义的造反行动存在。受中共欺骗的善良人会因而逐渐省悟过来，而中共政工官员及其御用文人会有胆量就此与杨曦光们进行辩论吗？经过了一番较量，“人民文革”，“文革中有人民线索”等观点终究站稳了脚根。在这个过程中，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所立下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2、以事实说明“保党派”(保权派)无可置疑的存在
《录》书中记述“保党派”人士言行事迹的篇幅比记述“造反派”的少得多。这不是杨曦光的偏心。而是，无论在左家塘看守所或建新劳改农场，因政治问题被抓进来的人中，“造反派”远远多于“保权派”。不过毕竟还是有“保党派” 人物被抓。
象在两广这种“保权派”一直占优势，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省份，因政治问题被抓进监狱的，不会有“保党派”。湖南的情况则不同。湖南省最原始的“保权派”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因保湖南省委，早已于六六年秋垮台。继起的“保权派”组织叫“红联”。与之斗争最激烈的一系“造反派”组织叫“湘江风雷”，另有一系叫“工联”。行动较为稳重。在“湘江风雷”与“工联”联手斗垮了“红联”后（当然这个胜利是暂时的）他们之间展开了斗争。出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和人事原因，“工联”成为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前进的正统造反派，而“湘江风雷”成了没认真听毛主席话，错误缺点多的过激造反派。六八年春，局势趋向稳定后，湖南是正统造反派“工联”掌权。（当然，“工联”最终亦难逃厄运，这是后话，不表。）“工联”成立了治安指挥部“与军队一起负责地方的治安和秩序。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极端分子，像‘红色怒火’和‘省无联’的头头都被他们当成政敌抓去进行迫害。杨曦光笔下的两个“保权派”人士－毛火兵和程德明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进了“左家塘看守所”。前者是因杀人凶狠，后者是因持有“联动”观点，攻击了江青。 “
毛火兵”不是他的本名，“而是在文革中改的名字，意思是‘红色怒火一兵’。‘红色怒火’是当时长沙保权派中最极端地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 “毛火兵是长沙一间有名的大矿山机械厂的学徒工，共青团员。他的阶级成份是红而纯洁的，父兄都是产业工人，父亲还是劳动模范。” 文革中，这间厂里的员工也分成了保党派和造反派。跟许多大工厂一样，前者力量远远大于后者。
“保守派成员大多数是党团员和靠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象毛火兵这类家庭的人。而造反派大都是与领导关系不好，受政治歧视的人。” 毛火兵告诉杨曦光他们厂里有三人参加“红色怒火”。临行时，厂里举行了隆重的、激昂的，类似送参军的欢送仪式。他妈妈还对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现在那些右派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推翻共产党，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你安心去打仗，我们在全力支持你。”
然而颇为奇怪的是，尽管保党派对造反派有非常深的阶级歧视和政治歧视。“总把所有造反的人都说成是想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对共产党的坏人”，但毛火兵却对杨曦光十分友善。毛火兵自己对此亦作出了解释。他对杨曦光说：“你们学生不一样，你们很单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 这固然说明了毛火兵并不只是个上阵厮杀的莽汉，他其实也是有思维、有分析鉴别力的。能够区分学生与非学生有不同的造反动机，然而人们仍然要问，如果杨曦光是出身一般平常家庭，甚至是黑类家庭，毛火兵是否仍会对他这么友好？幸而杨曦光的头脑还算清醒，他从毛火兵的许多言谈中悟出，虽然发生了文革中的种种变故，但“并没有改变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对我父母那样的高干的尊敬态度。他看来从不区别高干中有实权的人与无实权的人，也不看重他们之间的冲突。只要是共产党的高干，总是值得保守派尊敬的。” 这才是毛火兵对杨曦光十分友好的根本原因。
毛火兵被“治安指挥部”抓获时被吊打得遍体伤痕。但“一进左家塘看守所，他便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公检法是我们一派的，他们会保护我们的。” 毛火兵的看法很对，他在左家塘看守所的处境不差。这说明尽管社会上是正统造反派“工联”掌权，但专政机器仍然掌握在保权派手中。“毛火兵明白秩序迟早会恢复，这个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这些忠于共产党的保守派最后会被保护，至少是被原谅的。” “正如毛火兵所料，随着秩序的恢复，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好。” “后来，他们所有‘红色怒火’的人都被转到一个条件好得多的地方去了。” “他们一直没被判刑。”
中学生保党派分子程德明的美好结局，杨曦光看得更清楚。曾有一位新进左家塘看守所的人给他们带来一个新消息，说中共中央刚下达了一个文件，“所有造反派、保守派学生犯全部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认错悔过，然后释放。终于有一天，这个消息”果然在程德明头上实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程德明的预审员，一个年轻的军官和徐络腮一块开了九号的牢门……”“程德明一直相信我会和他一样被释放。” “但是以学生身份为由，保护造反派的文件却一直没有贯彻下来。” 程德明在“教育释放”后“按照他的诺言，给我寄来了好些当时出版的群众组织的报纸……”“但他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出监后一两个月，我就被判刑了。”
程德明堪称文革保权派的思想家。在他的思想中不无闪耀的东西，如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原因的分析，对毛一些方针政策的评价等。然而他的北京之行，所了解和参与“联动”的一些活动则令人震惊厌恶。他告诉杨曦光：“我也参加了一次砸‘首都三司’的行动。我印象最深的是‘联动’的纪律之严……他们的纪律是共产党式的纪律。对‘阶级敌人’是绝不留情的。砸‘首都三司’时，他们发现一个造反派学生的父母是地主。马上用皮带抽打这个‘狗崽子’。有个‘联动’分子朝地上吐一口唾沫，命令这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用舌头把痰舔乾净。她没有服从，马上有人跑上去用手按着她的头去舔地上的痰。” “我在红鹰家里经常听他们讲打人的经验……有次‘西纠’的一位高干子弟不经意地提到，打死那些黑鬼的好办法不是用棍子打，而是用开水烫，活活烫死，却没有痕迹。我在‘西纠’劳改营就烫死一个三代地主的老家伙。” “周围的高干子女们都显露出欣赏的神态。没有人同情那位死者。”
在当今一些评议文革的文章中，必有“造反派”一词，鲜有“保皇派”、“保守派”(保权派)的提法。仿佛文革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类群众组织。回避乃至否认文革中有保权派的存在，其原因和动机是多方面的。姑且暂不去分析这些原因和动机，而我们深感庆幸的是，杨曦光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保权派的存在。《录》书陈述了当时社会上两个层次的保权派的存在。一个是社会基层，一个是社会上层，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毛火兵，后者是红鹰。说来毛火兵及其父兄等都不是统治集团中人，为何有如此强烈的保权派意识？这应归功于中共文革前十七年愚民政策的成功。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当然与政治权力沾不上边。但他们被告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他们又是这个阶级的先进分子。他们有的已入了团，入了党，有的正在接受党的考验，将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一骄人的政治荣誉使他们完全与既有的政治秩序认同。更何况有的还被提拔为班、组长，工段长或基干民兵班、排长职务，身上已负有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担。事实上，只要再往上一步－成为一名车间主任或车间党支部书记，就正式跻身于统治阶级了。尽管这关键的一步可能要他们付出毕生的岁月和精力。 五、六十年代的中共政权实行着高积累低消费的国策。在这种治国政策下，中国人民都过着贫穷的生活。国营工厂的工人也并不例外地处于被中共政权榨取剩余价值的地位。然而，对于毛火兵们来说，则有另外的参照系。首先，由于中共政权实行的工农剪刀差，使工人的生活比农民好相当。其次，国营工厂的尤其是大型国营工厂的工人又比集体工厂工人、临时工和个体劳动者等城镇居民更有保障，再次，在国营工厂中，毛火兵及其父兄这类“先进分子”会受到党组织在升级、发奖金、分宿舍等方面较多的“关怀”。显然，毛火兵们在这个社会秩序中不但享有政治荣誉、政治优越感，而且在实质性的物质利益上也属于“既得利益者”的社会群体，这就造成了他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对那些冲击破坏这个秩序的造反者的无比憎恶。造反派攻击的是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代表这一秩序的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保权派攻击的则是造反派－“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对共产党的坏人” 。而且在用文字语言攻击无效后，进而使用武力。这从毛火兵向杨曦光的描述中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我们厂里有三个人参加了‘红色怒火’” ，“一辆卡车在厂外等我们，很多厂里的同事和家属都来送行。杨曦光，你想像不出那场面有多动人。很多人都流泪了，和电影《董存瑞》中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的场面一样。” 而且“毛火兵所在的车间主任向他们三个青年人致了欢送辞，致辞的末尾口号是‘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可见文革中造反派与保权派的武装冲突是保权派首先挑起的。亦可知保权派对造反派的政治歧视和敌视是何等之深。
如果说毛火兵们的“保是来源于被中共政权称之为“朴素的阶级感情”，那么红鹰们的“保”则是来源于一种鲜明的血统等级观念和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折射效应。毛火兵们的斗争矛头指向社会基层的“反对共产党的坏人”、“右派”，而红鹰们的矛头除指向社会下层的“黑鬼”、“狗崽子”以外，还指向陈伯达、江青等乃至林彪。毛火兵们对造反派进行的是政治镇压，而红鹰们对“黑鬼”所施加的是兽性的虐待狂大渲泄。
文化大革命几经反复纷乱，终究以共产党政治秩序的重建恢复而告落幕。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冲击过这个秩序的造反派自然要受到清算。这清算从六八年夏季以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的大镇压开始，继以“清理阶级队伍”。甚至在文化革命已经结束（笔者持三年文革论）共产党政治秩序业已重建后，曾经造过反的人们还一再被七零年的“一打三反”和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反复清算，直至七六年冬被彻底肃整。而毛火兵、红鹰们也在重建的秩序中找回他们优越的位置。
3、对如何评判“十月事变”启思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清洗中共高层的刘势力，以重树其绝对权威。他们使用的手段是，允许广大群众有限度地使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民主权利。并且，这些权利的使用是旨在攻击刘势力。因此，一旦文革的进程已达刘势力被清除，那毛的文革就应曲终。所使用的手段亦应予以弃置。
情况确实如此，六八年八月下旬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刘被彻底肃整－“永远开除出党”。九月，北京举行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十万人大会。与此同步，六八夏季，全国许多省市军方对造反民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屠杀，继而全国铺开“清理阶级队伍”。群众组织遭取缔或被瓦解，民众曾一度有限使用的各项政治权利被收回。兔死狗烹的古老戏本又得以上演。六九年三月，九大召开，各级党组织重建，共产党的政治秩序全面恢复，毛的文革也就画上了句号。
然而，文革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共高层内斗的结束。毛刘的矛盾解决后又产生了毛林磨擦。在林暴死在蒙古沙漠后，以王张江姚为代表的新贵集团又与老官僚集团争斗不休乃至势同水火。只是如果说毛林磨擦隐蔽在铁幕后面，而且进程较短，不为黎民百姓所知，那么，新贵集团与老官僚集团的争斗则旷日持久，并几经较量，数度反复，牵动社会各阶层，故情况为民众所熟知。这场斗争的最后结果，是以七六年“十月事变”为根本标志－新贵集团彻底败北。
如何评价“十月事变”？如何评判新贵集团？对此，至今似乎除了中共官方的标准答案外还没有其他任何说词。杨曦光亦没就此直接阐明他的见解，但是他的《录》书中所记述的两个事例却很能够促使人们去重新思索。湖南大学数学系“模范老师”陈光弟的心历路程很发人深思。
陈光第是被当局认定为操纵“省无联”的黑手而被捕的。他很反对毛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认为那都是一些非理性的东西。他赞成造反，但不是造刘少奇走资派的反，而是造毛的这些非理性的东西的反。同时他又认为，造这个反的时机尚未到。因此他对大学生的造反派说：“你们应该造当局的反，来争取更理性的政策。但现在并不是造反的最好时机。最后当权派总会在这次文革中把你们镇压下去。你们应该积蓄力量，准备在下次文化革命时进行成功的造反，把这些不合理的政策改变。” 于是，他被判定为“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企图在下一次文化革命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他又姓陈，与康生信口开河杜撰的那个“在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的陈老师”同姓。于是就又成了黑手。被判处五年“强劳”。
陈光第在狱中依然保持他那儒侠的风度，待人极友善，而对自己的理念极执着。“仍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他告诉杨曦光，要改变这个非理性的政权，一是需要理论，二是需要组织” 。显然，“他并没有放弃等待下一次机会改变中国的非理性的政治的希望。然而陈光第心目的“下一次机会”是什么呢？他一直没有对人谈及。”
七四年，陈光第刑满释放，但湖南大学把他开除，并被强迫在新生水泥厂－劳改工厂留厂就业，做看门人。“他每个星期天都来五一路新华书店外文部看一些最新的外文数学期刊和著作” ，“风雨无阻，从未误过” ，以至“那里的店员都知道陈老师”其人。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自从四人帮垮了后，陈老师再也没有来过新华书店了。” 不但如此，陈光第还从此不知所踪。他无声无息地在这个社会上消失了，连他唯一的亲人－胞妹也不知他的去向，多方设法寻找，也终不知其下落，真是生死两茫茫，迷底在何方？
七八年，一个刑满出狱的政治犯向人们解说了部份迷底。在“四人帮”与老官僚集团争斗得火红火热的时候，陈老师曾对他说：“毛泽东一死，江青等激进派会与共产党内保守派官僚发生冲突，如果激进派成功，中国可能有机会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甚至爆发革命。如果共产党里的保守派占上风，中国又会回到苏联体制，长时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 。
对此，杨曦光判断：“陈老师可能一直把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江青这些激进派身上。江青一倒，他认为中国大变没有希望了，于是逃出新生水泥厂，企图越境出国或是在社会上流浪。在这个过程中他遭到了不测而不幸身亡。否则在一九七八年的形势下他应该会回来的。”
杨曦光的判断是否准确，见仁见智，但有一样可以肯定的是，陈老师确对江青等“激进派”抱有希望。然而这似很费解，因“激进派”是奉毛指示为圭杲，而毛的思想政策在陈老师心目中是非理性的，是应予以否定和改变的。怎么他又会对毛的传人抱以极大希望呢？要细致解答这个问题颇费周章，非此短文可以承担。但有一点可以判定的是，陈老师对时局的判断有短程的正确，又有较长程的失误和更长程的准确。
“十月事变”之后，政治气候非但未见缓和，反而更趋严峻。当局对人民的镇压更加严酷。许多在此之前只被关押判刑的政治犯，此时都被拉去枪决。（如张志新、史唐枫、王中酋、贺春树等）故此，陈老师的失望是有根据的。但是他亦和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在七六年十月至七八年春的一年半里，都没有料到时局在七八夏季以后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邓小平体系重新主导中共高层权力后，一种宽容、务实的政策迅速取代毛林蜜月时期延续下来的“阶级斗争”基调。可以断定，如果陈老师此时回去叩湖南大学的大门，那么他得到的绝不仅是平反，而且还会恢复教师工作，乃至礼遇升迁及各种优渥的待遇。不用“在下一次文革中造反”，毛的许多非理性的东西都由邓小平们改变了。故此，陈老师的判断失误了。
然而，许多年后，当站在二十世纪末的高度回顾从七十年代末至此足足一代人的岁月，又会感到，当年陈老师的判断还是有道理的。随着“改革”的进展，邓小平们保守及至顽固的本质不断暴露出来，并在八九年的六．四大屠杀中彻底亮相后，把权柄交给江泽民们。邓小平们慧眼识人，所托堪任。坚决维护共产党政治秩序的江泽民们还把中国掌控在邓理论，其实也就是列宁主义、毛思想一脉相承的观念之下走向二十一世纪，在苏联东欧诸国的共产党已脱胎换骨服膺民主政治之时，中共扛起了一党专政的大旗。“苏联体制”在苏联瓦解，却在中国香火延续且目前仍未见穷期，这不正是陈老师所预测的“长时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吗？
如果认为，只有象陈光第这样具有深遂思想的知识分子才会如此洞悉未来，就大谬不然了。起码在《录》书中，杨曦光还谈及了另一个人物，“反革命集团首犯”，岳阳临乡的一个矿工周裕德。“他自从一九五九年共产党的大跃进政策失败后就开始与一些朋友定期聚会，批评共产党的政策……但这个集团的多数人不相信共产党以外的力量可以推翻共产党，却相信共产党上层有“阴谋分子”可以代表对现政权不满的人的利益。” 他曾与杨曦光讨论时局。当杨曦光论证中共政权“极难垮”时，他则认为：“不过象江青这样的人会从里边造反，我一九六九年就预计林彪会从里边造反，后来果然不错。”
七六年十月，江青等垮台的消息传来，人人都高兴。劳改场里的反革命犯高兴是“觉得应该是比较右的政策出现的时候了” 。（这个高兴是虚幻的）劳改管理干部高兴是“他们把四人帮看成是向当局挑战的造反派的象征，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共产党正统派的胜利，当然也是共产党机器中最保守的部份－公检法的胜利。” （这个“高兴”才是有根据的）然而周裕德却公开地表示他的不快。“他本来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很少说话，对干部绝对顺从。” 但自从听到江青垮台的消息后，他“顶撞干部，讲话颠三倒四，拒绝出工” 。并对人吼道：“你们高兴什么？江青垮了，改变共产党的江山就是死路一条，你们高兴什么？” 当他被医生诊断患了精神病，他又吼道：“我没病，只有你们才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死到临头还兴高采烈。”
事实上，在“十月事变”后不久，持有与陈光第、周裕德相同或相近见解的人颇多。只是由于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人们都着力于适应新的现实，或在新的形势下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实现自己的愿望，鲜有人再执着于当年的见解，遑论作进一步思考了。更何况在邓小平体系主导了中共政权后，它尽力把江青妖魔化。在这种情况下，若有人再重拾当年的思想线索，就显得太不识时务，成了周裕德第二－也被人认为是患了精神病。
记得当年在一片欢呼声中，笔者表现十分冷淡，笔者还看得出有些人的高兴是真的，这些人是共产党的干部，而许多工人群众的高兴是随大流、应付式的，甚至是不得已装出来的，当然亦有些是出于一种朦胧的希望。有人向笔者表示对“四人帮”倒台的高兴，笔者冷冷地说：“高兴什么？老官僚未必比四人帮更好。” 这句不久之后成了批判我的罪证。
七六年岁末，社会气氛趋向冷峻。中共高层势同水火的两派之争，因“四人帮”的突然倾覆而迅速淡化。这使得中共政权得以腾出手来专门对付来自民间的挑战。“再不老实，就不客气了” 。这是出自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当权派的口头禅。街头抨击某些地方当权派或为自己鸣冤的大字报日渐稀少。
笔者从未对江青等报以不切实际的期望，因为无论从政治思想或从个人品格上去看，江青都不可能“改变共产党政权”。但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新贵集团与老官僚保守集团激烈内斗乃至兵戎相见却会极大地削弱中共的镇压机器，从而使民间反专制力量有了存在、聚集、发展的缝隙。基于这一设想，笔者与陈光第、周裕德一样都在翘首以待毛死后，那两个集团火并乃至大战的到来。
然而，由于汪东兴的反水，文革新贵集团土崩瓦解于倾刻之间。笔者虽也与陈光第、周裕德一样，心头都充满了失望，但却没有象陈光那样“企图越境出国或在社会上流浪” 。也没有象周裕德那样“得了精神病”，而是在那日趋冷峻的社会气氛中，抓紧街头的大字报还没有完全被煞绝之时，到广州闹市贴出了万言大字报“关于主义公有制的探讨－致华主席暨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此大字报被中共高层定性为反动大字报，并责成广州地方当局严加追查。于是笔者被查获，并遭关押、审讯、批判。而那句“老官僚未必比四人帮更好”，此时成了笔者思想反动、仇恨共产党的有力罪证。
二十二个春秋过去了，经过了无数篇批判文章的抨击和詈骂，王张江姚都成了铁定的千古罪人。从六六年到七六年的一切社会祸水都倾倒在他们头上，并被宣布为必须对这十年间社会上的一切坏事负责。如果说升斗小民为基本衣食已挣扎得筋疲力尽，根本没有心绪去关切那等是非曲直，那么，不事物质生产，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领受着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所供给的优渥待遇，专事精神产品生产的文化人就有责任去求解种种疑难。从对“十月事变”本质的研究到对张春桥思想的评述，再到对“十月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社会变迁走向的分析，等等都应该拿出他们的答案。然而没有，什么都没有。“十月事变”的胜利者们掌控着国民收入再分配，王张江姚在人们心目中的形像已经定格，这双重的原因，使文化人绝不去碰那些雷区。于是无论是从史学的角度上还是从社会理论的角度上，中国的当代史都留下了一段空白。
幸亏还有杨曦光的《录》书，通过陈光第、周裕德这两个压缩在历史阴影之中的人物之口道出了与当今世上最具权威解释权的学阀们完全不同的观点，这无疑具有震聋发聩的意义。希望有人会继之而起，锲而不舍，填补中国当代史上这段空白。

二、对于了解社会的价值

中共建政以来，由于其意识形态的反动，治国方略的谬误，具体措施的狂乱和官吏素质的低劣，给中国社会和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对此，每一个中国百姓都有深切的体会。不过，由于每一个人的生活面毕竟有限，他能了解到的社会实况总会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杨曦光的《录》书则能大大扩展人们的视角。劳改场是一个浓缩了的社会。它里面的囚徒来自于四面八方，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文盲农夫；从实业家到街头混混扒手，各色人等都有。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而他们耳闻目睹的他人故事更数倍，数十倍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些故事都汇集到劳改营，汇集到杨曦光的笔下。看了杨曦光的《录》书，对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中共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就可以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1、中共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这种破坏作为一种每时每刻的体现是来源于中共的根本国策－所谓“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即全面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质上是“党有制”、“官有制”）
私有经济的根本优越性就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智慧和勤奋，从而给经济的发展注入永无止境的动力。当然它也有缺陷，即缘于个体间能力的差别、环境的差别以及金融资本的兴起，使私有经济必然导致社会成员的收入出现愈来愈大的差距。要适当地缓和这种情况，可引入政府干预，用税收和社会福利措施去予以调节。然而中共奉经典列宁主义社会理论为圭怎样，全面扼杀私有经济。其结果在经济领域内就造成了劳动生产率低下，原材料浪费，生活日用品匮乏，民众消费力低下等等。
杨曦光告诉读者卢瞎子的故事。卢瞎子“十八岁从高中毕业就开始做各种小生意。最早是卖芝麻糖……还做过一种叫‘西洋镜’的生意。” 后来他承揽了上海一间新开的私人味精厂在湖南的推销工作，并成功地沟通了生产和销售环节，味精厂获得利润，社会上民众的需求得到满足，他也由此赚了很多钱。他进行“扩大再生产”。盖了一座楼房，作为正式的办公地址，其业务范围扩展至机器买卖和制鞋实业。在这过程中，卢瞎子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倾注了全部的心血。通过接触了解，杨曦光“发现私人企业家原来是社会上最勤奋、最聪明、靠技术和知识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
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运动中，绝大多数资本家都知趣地“自动”把自己的企业交给了中共政府。极少数如卢瞎子者却执拗如牛，一口咬定你共产党的政策不是说自愿互利吗？“我就是不自愿，也不要你的利。” 中共有关机构当然使出种种手段要降服他。他犹不知天高地厚，不但继续抗拒，还到处找大官申诉。其结果于五八年反右运动后期被划为“反社会主义改造分子” 。“成了专政对象，街道派出所对他进行监督改造” 。他盖的营业大楼被政府没收。到了六四年私房改造运动，连他的住宅也被充公，他反过来要向政府交租来住他自己的房子。卢瞎子为此上京告状，结果被公安局押回长沙，作为不服管制的坏份子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六六年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抄家，家里金条被抄走，他又去上告，结果进了左家塘看宋所。一个充满生机的企业被摧毁了，一个勤奋的人就此无辜身陷黑牢。轻视科学技术、一味蛮干是中共破坏社会经济的第二个原因。对此，余总工程师向杨曦光举例说：“全国农业的模范，大寨大队三次修坝蓄水，但每次他们都不测量周围山坡的泾流系数，不计算最大泾流量，结果一下大雨，坝就被山洪冲垮，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要全国人民学习他们这种不科学的蛮干方法。”
中共对社会经济最骇人听闻的灾难性破坏，当数五八、五九年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等一连串狂乱举动。其破坏程度使中国农村许多地方成为人间地狱。亿万农民似面临世界末日。
“一九五九年大跃进造成大饥荒时，向土匪大约才十岁左右。他那个村庄里二十几个身体最强壮的劳动力由于食量最大，经不起饥饿而先死了。向土匪的父亲也只剩下一口气，他对身边妻儿留下的最后的话惨不忍闻：‘我死后，把我身上的肉砍下来，不要让孩子饿死了。’……向土匪和他妈妈果真煮了他父亲腿上的肉吃了。……那以后，向土匪的妈妈送他上了逃荒的路。”向土匪流浪到长沙，无依无靠，势所必然地走上小扒手的生涯。因参加反革命组织民主党判刑十五年的邓祥生向狱友们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都是极好的年成，风调雨顺，根本不象政府说的有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公社干部按照毛主席的命令强迫所有的强劳力都炼钢铁，把所有农民的铁锅和其他铁器都丢在柴火上烧，这种土法炼钢把乡村里的树木都烧光了，生产出来的只是一堆废铁。毛主席要求农民密植水稻，株行距只有一寸，结果收割时，所有谷子都是空壳……从湘中到湘北，从湘东到湘西，每个村庄都有二十几个青壮年饿死，从老人们口头传下来的历史中，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惨祸，所有最严重天灾、抗日战争都不曾死这么多人……”
因参加“反共救国军”判刑的曾爱斌告诉狱友们。大饥荒时，他跟父亲夜里到田里挖罗卜吃，被大队干部发现。他父亲跑不快，被抓住打得遍体鳞伤，天亮后爬着回家，两天后就死了。……
囚徒们大多数来自农村，对三年饥荒，饿脬遍野的景况有深刻的印象。当时中共政权对大中城市的居民还提供有最低标准的口粮供应，虽许多城市人仍面有饥色，身体浮肿，但饿死的情况仍很少见。而乡下的农民则完全处于呼天不应喊地不灵的地步。由于中共彻底控制新闻宣传机构，使农村的悲惨状况不为外界所详知。杨曦光也只有在身陷大牢和劳改营后，才有机会直接听到从当年大饥荒的恐怖岁月中熬过来的乡下人的诉说。这些诉说记载于《录》书之中，得以使后世对那时的人间地狱有真切的了解。
2、中共统治的血腥与残酷
关于这一点人们熟知的是在“土改”、“镇反”、“肃反”运动中怎样滥杀“阶级敌人”和“前朝遗臣”以及在“反右”等运动中镇压正直知识分子。还有文革中的疯狂和“六．四”屠城等。然而，如果我们能深入了解中国底层社会的话，就会明白，中共统治最恐怖的一页还不在于它对昔日的反对者（历史反革命）和当今的反对者（现行革命、右派分子）的残杀，而在于它对那些已毫无反抗行动，已逆来顺受的苟且偷生者的疯狂肆虐。
六七年期间“反革命罪犯”雷大炮的哥哥由于得知由武装部、基干民兵为核心组成了郴州“贫下中农法庭”，准备“把出身不好的人统统用活埋、枪杀等办法杀害”，他把出身不好的青年组织起来，“互相通风报信，四处逃亡”。这种纯粹的求生行动，后来竟被以“反革命组织”罪枪决。而那一次大屠杀仅在郴州专区道县一地就杀了数千“阶级敌人”。“反革命犯”何呆子的父母、兄妹都是那次被杀的。被杀的原因是何呆子的祖父是小地主” 。杀害的手段极其残酷。民兵用枪逼着他父亲亲手挖洞埋了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最小的只有五岁，然后命令他自己挖洞，跳下去，再由民兵活埋他。”
有一个地主的女儿，“长到十八岁，如花似玉，周围不少贫下中农的儿子都来求婚。” 由于这女孩眼见自己“一家受尽了出身好的人们对他们的歧视和欺压，发誓长大了绝不嫁给出身好的人。” 在“道县事件”中，几个过去求婚被拒的贫农儿子冲到她家，“当着女孩父母的面，轮奸了这个女孩，然后把他们全家杀死。”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行为应由那些行凶者自己负责，与政府无关。这类辩驳是徒劳的。因为无故杀害凌辱“黑五类”的行为正是中共政权长期推行阶级歧视、阶级虐待的阶级政策的直接结果。文革中后期（六七、六八年）保权派大肆屠杀“黑五类”与文革初期（六六年夏）中共高干子弟的贵族红卫兵所搞的“红色恐怖运动同出一辙。其思想基础都是中共的所谓“阶级路线”。从事后的处置也可以看出中共对这类暴行的袒护和纵容。所有参与“红色恐怖运动”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及绝大多数类似“道县事件”的参与者都没有受到法律追究。至于那几个轮奸地主女儿再把地主全家杀死的贫农儿子只是由于事件过于突出才判了区区三年徒刑。相对于七十年代写一条“反动标语”，八十年代“严打”中扒窃犯都判死刑，可知中共的法律是怎样在“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劳改营的生活状况是何等的恶劣。杨曦光和许多牢友都盼望早日熬完这噩梦般的岁月，重返正常社会。但是一般人怎么也想不到竟还会有许多人在刑满释放遣回原地后，感到劳改营比自己的故乡更好，有的甚至故意犯罪以求重回劳改营。
一个叫杨孝文的犯人告诉杨曦光。由于他的“父亲是地主，他们家每次政治运动都被抄家” 。他说：“农村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对政治背景不好的人迫害比城市更残酷” 。“所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满刑后留在劳改队就业，不要回家乡。”
一个名叫罗培江的刑满释放者回乡后两个月，重返劳改场探望昔日牢友。他流着泪对杨曦光说：“农村的干部没有水平，他们对我的歧视比劳改队中对犯人的歧视还厉害。我夜里睡觉时常常想起建新农场三大队，那里有那么多墨水喝得多的人。我从未去过城市。在我心目中，建新农场关政治犯的地方就是书中的巴黎。”
还有个“释放犯”更乾脆。由于他知道“回去后会倒霉”，在释放后就在建新农场旁边的君山农场偷了一头牛，然后牵着这头牛在公路上叫卖。当然他很快就被抓住。“重新判刑回到建新农场。而这恰恰就是他的愿望。”
《录》书中所记载的许许多多这类故事向世间令人心悸地证明了中共的专制统治确实在中国营造了一个何等阴森可怖的社会。
《录》书对于了解社会的价值远不止以上所述。譬如分布在许多个章节里关于文革前和文革中“秘密结社组党的反对派运动”其具体操作和结局就很值得当今中国民主运动参考借鉴。又如刘震宇、李安祥等人的故事反映中共统治对人们的精神摧残。刘成宇与建妹的爱情悲剧，杨曦光与赵晋湘游离漂忽的恋情等等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当代婆罗门制。还有王医生、李金培、肖民生等人的经历结局也可使人对中共军队的情况有所了解等等。

三、对于洞悉人性的价值

就人的自身而言，决定一个人社会行为的因素是什么？通常都认为是政治见解、哲学思想、伦理观点等精神层面的因素。而这些又往往决定于他的家世出身、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等现实层面的因素。其实，导致人的社会行为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性格品质，而这个精神层面的因素，则与那些现实层面因素，没有很直接的关系。换言之，由于性格品质的不同，可使某些现实因素十分相近的人有截然不同的社会行为，或使现实因素大相径庭的人们有相似乃至相同的社会行为。
人性善或人性恶这个争论了数千年的古老话题其实早该有结论－从宏观整体来看，人性并非全善也并非全恶。从微观个体来看，有的人性善为主，有的人性恶多。至于人的性格品质的形成，有多少先天的成份，又有多少后天的催化，留给生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去探究吧，常人较为关心的是，基于性格品质差异的社会行为会对社会及周遭人群带来怎样的益处或损伤。
人性恶的因子在正常社会生态中处于相对抑制状态，受着社会法规和道德规范的制约，或并无特殊的利益需要而处隐性状态。一旦制约消失，或有特殊利益的强烈需要，人性的因子将会百倍地激活起来。前者典型的事例有当今大量的中共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贪脏枉法，和当年由中共高干子女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在“红色恐怖”运动中任意把“黑五类”民众殴打至死。后者典型的表现可推杨曦光《录》书中所记述的大量事实。
中共的监狱、劳改营黑暗、恐怖。囚徒们过着非人的生活。在这种非正常的社会生态中，囚徒们都有着一种特殊的利益需要－早日脱离这炼狱苦海。其最直接的途径是逃跑。逃跑者中，幸运儿是少数，多数被抓回受尽精神肉体虐待并加刑，有的如傅子庚竟被加刑为枪决。此外还有一个途径是争取减刑。做法是对狱警恭顺服贴，劳动卖力，以求得认罪服法良好的评语获狱方开恩予以减刑。但这一做法过于漫长，效果不彰。还有一个做法是被囚徒们称之为“戴反它”或“滔老倌”即向狱方告发其他囚徒的“不轨言行”以获狱方好评。自然，这一做法是以坑害他人以使自己获得特殊利益。
在左家塘看守所23号牢房里，杨曦光与张家政、宋绍文、毕健等“省无联”的坏头头都关在一起，还有刘凤祥等“省无联”的黑手也关进23号。
“毕健、宋绍文、张家政……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即使到了监狱里也与那些右派分子和‘真正地搞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不同。” “对右派怀有戒心” 。而“刘凤祥也有意保持与张家政的距离” 。因为“他在劳改、劳教单位已生活过多年，对其中的复杂和黑暗的人事关系已有丰富的经验。他可以根据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性格、气质及他的背景来判断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向‘干部’密告自己的人。” 刘凤祥对杨曦光说：“你看得出来，他（指张家政）很会在生存竞争中适应环境，这在他体会‘干部’迫切需要犯人情报的愿望和克服自己在向当局告密的人格障碍方面不会有问题。”
刘凤祥的预测终究得到了应验。但不是应验在张家政身上，而是应验在宋绍文身上。这大概也是刘凤祥的疏忽，他只向杨曦光着重指出张家政而没提及宋绍文。
七三年，江青派系与周恩来派系较劲甚烈。关于这些劳改场里的囚徒们都可以从报章上察觉到了。一个下雨的休息日，杨曦光到宋绍文的住处去看他，顺便谈及时局，杨曦光对宋绍文说：“毛泽东在后党与朝官党之间见风使舵，看见后党太强就抬朝官党，而看见朝官党太盛就抬后党。目前朝官势太盛，毛泽东可能会支持后党反击朝官党……”
“这下子杨曦光倒了大霉。宋绍文把他讲的话一五一十地向“干部”作了汇报”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发觉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干部看我的眼色似乎比以前严厉，特别是对我非常关照的关教导员，见了我，眼色也变得十分严厉。” 终于，杨曦光在遭到关教导员极其严厉的训斥后，被宣布“戴铐反省”，吃饭大便都必须有难友帮忙。稍后，召开全大队批判会来斗争他。而宋绍文在检举杨曦光后“不久就被干部‘任命’为二中队的值班犯人，他每天不用出工，而是在监房里监督生病未出工的犯人，以及帮助干部在干部不在的时候监督犯人。” 不久，由于宋绍文检举杨曦光“反革命言论”和积极监督其他犯人而获“减刑两年的奖励”。宋绍文得到了他极渴求的“特殊利益”。
与粟异邦的遭遇相比，杨曦光的“戴铐反省”和“大会批斗”简直只是小菜一碟。由于遭人密告，粟异邦极其悲壮地牺牲了性命。 粟异邦是国民党高官之后，父亲死于“镇反”运动。他虽天资聪慧，但由于家世背景一片漆黑，初中毕业后不能升学，进了工厂做学徒工。又因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提意见被打成坏份子（当时工人中不划右派），押送劳教。在劳教农场里他组织了一个叫“民主党”的小组织。该组织“在文化革命前夕被共产党破获” 。粟异邦的故事跟刘凤祥、张九龙一样感人，催人泪下。
公安局军管会代表向粟异邦宣读了死刑判决后，厉声问他：“粟异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粟异邦的回答是空前绝后，石破天惊的。他大义凛然地说：“我反共产党，却不反人民，反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人民反对你们。”
粟异邦被判决后并未立即行刑，而是“贮存”起来，准备用于某个政治运动的“杀人立威”。故此他得以多活了一年。在这戴着沉重死镣的一年中，“他每天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别人。他吃得这么少，但却精神十足，每天要演说几个小时，不停地骂共产党。”
终于，在“一打三反运动”发动之初，粟异邦和一批“贮存”的死刑政治犯被拉往长沙市东风广场十几万人的宣判大会上派上“杀人立威”的用场。在那里，粟异邦又做了一件空前绝后、石破天惊的行动。宣判会还未开完，他“就在东风广场十几万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一个当时在场的政治犯小杜事后向杨曦光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我们对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只见粮子（士兵）们都朝他跑去……他被上了死绑，头很难抬起来，但他却拼命昂起头来呼喊。当时几个粮子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的声音还没有停止。有个粮子用枪刺朝他口里扎，顿时鲜血直喷，但他还在奋力挣扎，这里另一枪刺插入他嘴中，金属在牙齿和肉中直绞的声音使我全身发麻，还不到宣判大会结束，他已死在血泊中。”
后来有一天，杨曦光和这个政治犯小杜在劳动间因突降大雨，跑到附近一个养鸡场避雨。鸡棚里，一个老年犯人正在给鸡喂食。小杜对杨曦光说：“你知道这老头是什么人吗？……粟异邦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原来在劳教农场时，由于干部发现粟异邦和另几个政治犯举动可疑，便派这个老头打入其中。粟异邦等不虞有诈，接纳了这个大骂共产党的老犯人加入他们的“民主党”，于是公安干部对粟异邦们的一切秘密都了如指掌。干部对那老家伙开出的价码是至少减刑两年。于是，这就有了粟异邦以后的惨死。然而，这丧尽天良的老家伙并没有宋绍文那么幸运。由于“他向干部汇报粟异邦等人的政治观点时讲得既具体又详细，加上他本来就是因为有类似政治观点坐的牢，使干部怀疑他心底里完全赞同粟异邦的观点。” 而且“粟异邦的组织被破获后，这个组织的人都一口咬定这个老家伙是真正参加了他们的民主党。” 于是，干部不但没有兑现他们以前开出的价码，反而还加了他五年徒刑。
如果说宋绍文们的行为已充份体现了在一定社会状况下人性的自私和险恶，那么黄文哲事件则进一步展现了人性怯懦与凶残的交织重叠。
据说黄文哲本来“是个好人” ，“从不‘滔老倌’” ，“还是七大队有名的‘反改造分子’，经常挨批斗的” 。但后来“也许他认为要改变一下他的政治策略了”，干起“滔老倌”的勾当。积极向干部秘密“递条子”，告发同组犯人中的种种“反改造言行”。同时又在劳动中拼命干活。于是干部经常表扬他“劳动积极……靠近政府，重新做人。” 他密告同组犯人杨国昌有“三盼思想”（盼苏联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和蒋匪邦在中国复辟）导致杨国昌挨批斗，并由于杨不认罪，干部暗示其他犯人去打他。杨遂挨了一场打。但是由于黄文哲密告的人太多。以至其他犯人联合起来反攻为守地对付他。许多人都向干部“递条子”，“指控黄文哲思想反动” 。组长李早平也向干部提出不愿再干了。原因是全组的人都“反改造”。“只有黄文哲一人是靠拢政府的，他没法管理这个组。” 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竞抛弃了黄文哲，反过来大骂他：“有个反革命家伙把五组搞得乌烟瘴气。指责别人都是反改造，只有他一个人是好的。其实呀，他才是最大的反改造。” 接着黄文哲所在的五组开会批斗他。这次“干部”并没有暗示同组犯人打他。但被他密告过的人均对他恨之入骨，杨国昌带头打他，其他人都一拥而上。打得他头破血流。 黄文哲处境确实极端困难。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但这该怪谁呢？首先应该怪他自己。他为了那种“特殊利益”去坑害难友，尔后受到难友们的趁机报复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即使在那非人的生活环境里，干“滔老倌”勾当的人还是少数。 “干部”的背信弃义也的确很可恨。但是，一个因反对中共专制而入狱的政治犯怎么能去与“干部”合作呢？撇开这一点不讲，如果说是“干部”的“背信弃义”才使自己的境况恶劣，那么要报复的话也是应向“干部”去报复，然而事情却是另一种血淋淋的结局。 “黄文哲被批斗的第四天深夜，我突然听到一声惊悸的叫声，好一段时间后，隔壁有人大叫：‘打死人了呀！打死人了呀！’我和六组的人围到五组门口，看见杨国昌床上一片血迹，头被打开了个洞，脑浆和血混在一块。”
黄文哲为了得到“特殊利益”去密告坑害难友是自私。被“干部”抛弃、推入困境而不敢与之争辩是怯懦。受到难友们报复，不反省，不认知此为咎由自取反而行凶杀人是凶残，人性恶中几个层次的因子他身上都具有了。杀人偿命，他自己也完蛋了。
然而，根据杨曦光的观察，黄文哲聪明而理智，并非一般的鲁夫莽汉。为何会自走绝路。显然这又涉及人的精神承受力。在一连串打击下，尤其是出乎意料的严重打击下，有的人会发生精神变态。他要报复，要发泄心中的切齿愤恨。他不能控制自己的复仇欲，理智丧失，却又仍保持一点聪明，会去物色最易成为他发泄忿恨的牺牲品。于是在一个深夜黄文哲抓起十字镐狠命地向熟睡的杨国昌头上凿去。
黄文哲杀人偿命的事件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给人们带来某些教益。那就是鉴于有人性恶因子和人在巨大精神压力下会有变态行为，人们在处事时务必对此有足够的认知和警惕。
宋绍文密告杨曦光以图减刑无疑是一种人性恶行。然而他身上的人性因子还有更有趣的成份，这种成份很难说它是好还是坏。
宋绍文青少年时期热血沸腾，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在滇缅边界对日作战。后又参加国民党文化部演剧六队。该队被中共渗透。其中不少人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所以解放后整个演剧六队很快就成了共产党的湖南省话剧团。” 宋绍文也成了导演，拿着相当省委书记的三百元高薪。文革一开始，由于他的国民党历史背景，立即“被省话剧团的当权派和保守派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过无数次批斗。” 在“批资反线”和造反派兴起后，他就参加了“文艺界造反团”。在六七年二月镇反时被逮捕，至六、七月间释放。而在六八年初镇压“湖南省无联”时他再次被抓，以操纵“省无联”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 有宋绍文这样的经历和教育水准，做出密告出卖杨曦光以求减刑的勾当已是出人意料，而更匪夷所思的是当他被“任命”为值班犯人后的所作所为。“他严格贯彻干部的意图，对犯人中犯监规的事严厉督察。劳改队伙食差，吃不饱是普通的问题。因此很多犯人都自制了煤油炉子，自己向老百姓买些肉或蛋，没钱的犯人偷一些农场生产的蔬菜回到监房后趁干部不在时炒菜吃。有些油滑的值班犯人对这些‘违反监规’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宋绍文却是严格执行监规，对这类活动毫不留情。他把所有犯人的煤油炉子都搜查出来交给干部，弄得二中队的犯人都叫苦不迭。”
按照正常的分析判断，宋绍文既干出密告勾当，又如此严厉的监督犯人，那说明他已“洗面革新”、“痛改前非”，已与过往的“造反”经历彻底决裂，而完全认同现有政治秩序，甚至非但认同而已，已是愿为之效犬马之劳。然而后来宋绍文又一次以他非常的举动令人瞠目结舌。
“四人帮”跨台后，宋绍文被释放出狱。一九七九年，中国二十几个大中城市都发生了以民主墙、民刊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主运动。宋绍文竟“又卷入了长沙学生的民主运动”。据长沙学运的领袖梁恒后来在纽约告诉杨曦光，在长沙大学生为争取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而举行示威和绝食时，宋绍文曾找过他，向他建议一些与政府斗争的策略……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宋绍文这类颠三倒四前后矛盾的言行举动实在难以用通常的人性善和人性恶来解释。还是与他有过很多接触的杨曦光能作出精辟的剖析。
“他有一种要‘积极、热情’的个性倾向，不管这种积极是当年热血沸腾抗日也好，还是文化革命中轰轰烈烈造反也好，还是值日时不折不扣的积极也好，宋绍文有种要轰轰烈烈，全力以赴，充当英雄的本能的冲动，也许人类社会中的革命和各种极端的社会运动都与这种人类的本性有关。” 这种本性既非典型善，也非典型恶，而是古怪飘移，背离常规，不妨将它称之为人性中的特殊因子吧。杨曦光的《录》书在洞悉人性方面的最大价值就是提示了“特殊因子”的存在。人性极为复杂，只以性善和性恶来加以涵盖会流入简单平面化。只有了解“特殊因子”的存在，才能对人性作立体化的诠释。
宋绍文“充当英雄的本能冲动”说来只是“特殊因子”繁多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在人类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它的外在表现形式极多。以至可以说，它比单纯的善行和恶行更为普遍。更可以用来有效地解释人类繁杂的社会行为。因为即使把“善行”从助人为乐，行善好施扩大为任何旨在争取、维护个人或社会群体应有权益的行为，把“恶行”从损人利已、残害无辜扩大为任何旨在谋取维持个人或社会群体非份利益的行为，也难以对纷沓万变的社会行为予以解释。
譬如在文革中有的“黑五类”自愿加入了保权派组织，这种完全不合逻辑的行动，仅用性善和性恶就穷于解释了。出身“不好”，或有某些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在文革初期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政治迫害乃至肉体虐待。在“批资反线”兴起后，他们理当参加造反派，去为自己曾遭受的迫害讨回公道，争取维持自己的应有权益。即使是心有余悸或万念俱灰，那顶多也是去做个逍遥派，绻缩一旁冷眼看世界也就够了，有什么理由去加入保权派呢？须知保权组织的骨干们正是“资反线”的打手爪牙，“保权派”的“批资反线”只是虚晃一枪，做做样子而已。而且只要一有机会就继续对敢于起来反抗的民众进行政治迫害，再次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那些人参加保权派岂不是非但放弃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甚至是为虎作伥？
其实情况是这样的，少数“黑类”者有着极深邃的政治洞悉力。他们深知，目前的纷乱只是暂时现象，造反民众的意气洋洋只是过眼烟云。原有的政治秩序必然会恢复，即使有的共官倒了，继任上台的也仍是共官。保权派的骨干们仍然是“红人”。造反者的犯上行为终究受到清算。前一轮的政治迫害已经过去，当务之急是设法使自己在今后必将到来的新一轮政治迫害中安然过关。参加保权派组织，等于宣称自己与文革造反划清了界线，宣称顺服于原有的、将被恢复的政治秩序。这等于给自己涂上了一层政治保护色。可免受再度残害。事情的发展也都证实了他们的真知卓见。因此，他们这种表面看来不合逻辑的行动，实质上有着深层的缘由。而之所以大多数“黑类”者并没有采取他们这样的行动，从人性上去分析，是大多数“黑类”者缺乏这种“特殊因子”。

四、为何杨曦光能写出这本价值极高的书？

“孔子困于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也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骓》《孤愤》”。杨曦光也正是有了这十年监牢和劳改营的磨难，甚至险点被送上断头台，才有可能写出了这本旷世罕见的书。然而此说马上又引来另一个问题，在中共专制统治几十年间，监狱、劳改营里的政治犯当以千万计，为何不见其他人有此成就？
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又富有才华、甚能驾驭中国文字的人在中共判处的政治犯中不乏其人。其中最突出的有刘青、王希哲等人。对那漫长的黑牢煎熬他们都作了文字记载。刘青在狱中已著有《沮丧的回顾与展望》。为此他被加判，从三年劳教加至十年徒刑。出狱后著有《狱中杂记》。王希哲出狱后著有《走向黑暗》。魏京生出狱后编辑出版了《狱中书信录》。毫无疑问，这些书都极有价值，而与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相比，则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刘青的《沮丧的回顾与展望》以回忆记述七九民主墙运动为主。《狱中杂记》极为细致地描述了中共监狱里的非人待遇以及种种阴森狂乱的景况。王希哲的《走向黑暗》作为他的自传，主要系记载他成长的心历路程。魏京生的《狱中书信录》类似<走向黑暗>。但是，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与他们所著内容上有着明显不同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杨曦光与他们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
杨曦光六八年初入狱，七八年春出狱。杨曦光十年青春的磨蚀，似乎可以换来黑暗时代的消逝。连杨曦光自己也这样认为：“那正是四月的春天的季节。周围的气息是如此生机勃勃。油菜花香，稻秧的清香使人神魂颠倒。我也感到国家正进入一个大变化的时期……我个人的命运也与国家一样，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始于七八年夏秋的改革的油彩迅速褪色。七九年三月魏京生被捕，重判十五年。八零年刘青被捕。八一年春小邓平全面镇压民主墙运动，王希哲等一批七九民主青年锒铛入狱。
这是一场为社会正义和民主事业的接力受难运动。杨曦光们出狱了，魏、刘、王等人接着入狱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情况又有显著的不同。杨曦光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面性的恐怖时代。从六八年夏季大镇压到六九年“清理阶级队伍”，再到七零年的“一打三反”，直至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绞肉机一直在疯狂地转动。吞噬了千千万万的人。那个时候的政治犯中既有杨曦光、刘凤祥、张九龙这类有着深刻思想内涵和相当教育水平的精英分子，也有更大量的只是对中共政权有着本能的反抗厌恶而教育水平很有限的人们。他们大多只因为叫了一句“反动口号”，写了一张“反动标语”就判了几年乃至十几年徒刑。故此那个年代政治犯极多。在建新农场十个大队中有五个大队关政治犯，即一万几千名“劳改犯”中政治犯、刑事犯各占半数，这就使杨曦光有可能接触到并进而收集到大量有关各种各样政治犯的故事，成为《录》书的主要内容。
魏、刘、王这一批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的蒙难者所处的是一个有选择性的恐怖时代，这个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它与全面恐怖时代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有相当的量的不同。七九年邓小平主政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右派改正、地富脱帽并不再划分阶级成份。仅一年多前罗培江还在问杨曦光：“这种把人划成地富反坏右的制度会有一天被废除吗？” 而今已经实现。
在经济领域中，农村实行分责任田，工厂实施奖励制度。生产明显取得了动力，民众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原来多种绷紧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在这种社会下，鲜有底层民众再去组织“劳动党”、“反共救国团”了。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也近绝迹。于是中共监狱里政治犯数量大减。然而，一批热血青年有更高的理想和要求。他们不满足已有的改革水平。他们希望中国能完善民主制度，最起码，共产党干部制度的官僚化倾向应予以革除。其中最激烈的战士直接对邓小平进行了抨击。
虽然邓小平进行了许多改革，但那都是些技术性措施，他从未想过要去触动中共一党专政的根本，更不能容忍对他进行指名道姓的攻击。为此他大为恼火，决定进行镇压。然而这个镇压与杨曦光们蒙难时有很大的不同。它没有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没有“深挖细找”，也没有开批斗大会。只是把那些敢于公开站出来批评共产党制度的人直接投入监狱。因此中共监狱里虽又关进了一批新的政治犯，
但是，此时的镇压是有选择性的，故其数量与杨曦光陷狱时相比有天渊之别。无论在监狱或在劳改场里，刘青、王希哲们都陷入刑事犯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会观察到各色刑事犯的恶劣行径，却难以领略政治犯蒙难后的种种表现。他们都曾遭到刑事犯的骚扰，乃至殴打，却甚少体会到政治犯之间的相濡以沫或出卖密告。故此，他们虽都写出了很有价值的书，但其价值取向却与杨曦光的《录》书趣致各异。
与杨曦光处于相同历史背景，并亦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驾驭能力的政治犯料也有相当数量。但似乎至今《录》书仍一枝独秀。何故？原因应是多方面的。若仅从杨曦光自身因素去探讨，应该说他能写出《录》书关键不在于他的写作能力，而在于他能收集到如此之多的写作素材。例如三大队的黄启龙写作能力极强，写小说、电影剧本驾轻就熟。但他肯定写不出另一本《录》书。杨曦光能收集到如此之多素材的原因有三。
一是他有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的英名。
政治犯来自四面八方，彼此并不了解，又由于狱方严禁政治犯之间打听案情，使政治犯之间并非轻易就可建立起信任感。但杨曦光不同。《中国向何处去？》震聋发聩，其作者自然也就英名远扬。他一进牢房或劳改营，只要一报姓名，人们马上对他报以信任和尊敬。 在杨曦光刚被抓捕，投入左家塘看守所第九号牢房时，“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备的目光看着我。” 当人们知道来者是杨曦光时，“号子里的不少人的脸色渐渐消除了戒备和陌生感。”
粟异邦住在八号牢房。当他知道杨曦光被关进九号时，就敲墙壁联络杨曦光并说：“杨曦光，你好！我叫粟异邦，久闻你的大名，对你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十分景仰！” 粟异邦被判死刑，临离开八号牢房转往死囚房时，对杨曦光说：“杨曦光再见了，你要多多保重！”
杨曦光从看守所来到建新农场三大队时，犯人傅子庚对他十分信任，告诉了他许多在劳改场里应注意的事情。而之所以如此，是他从“与他一起越狱逃跑的另一位犯人那里知道了”杨曦光的大名。并把杨曦光“看成一位敢于向当局挑战的英雄” 。
就连自恃能力超群，处世“独善其身，不求于人”，“并且不太看得起我这种没有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的卢瞎子，因知晓了杨是《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时，也对杨“有了一些兴趣”，并终于跟杨“谈起他的事业”，他的经历，他的愤懑。
二是与杨曦光独特的家庭背景有关。
杨曦光的父母亲是中共高干，但在文革初期就被湖南“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判和迫害”。这使杨曦光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高干子弟，又是黑帮子女。从而使“红五类”和“黑五类”的人都能找到与之认同的理由。
左家塘看守所里“保守派是绝对的少数” 。但毛火兵这个极端的保权派分子却时时显示着他对杨曦光的“好感”。杨曦光感觉到：“他总是象兄弟一样向我提醒那些扒手的诡计和恶作剧，我才发觉他大概将我这种学生出身，来自高干家庭的人与那些社会下层的人相区别。” “只要是共产党的高干”，毛火兵都会“表示尊敬的”。故此，杨曦光又得以从毛火兵、程德明等人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保权派的思想内涵与具体活动。
三是来源于杨曦光人格力量的魅力。
杨曦光在狱中和劳改营里待人诚恳友善，使他能结交到很多朋友。而有些突出的事件更能使他获得狱友的好感和信赖乃至折服。例如在关进左家塘看守所不久，看守所所长徐络腮抡棍乱打囚犯，杨曦光爬在窗上看到后，奋力大叫“不要打人！” 接着许多犯人也叫起来：“不要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 。徐络腮把杨拉到办公室里毒打。“这时所有监房都叫起来”，以至“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拥进来，散布每个号子门口，大门口架起两挺机枪。来了几个大官模样的军人……”经过这次斗争，徐络腮不敢再任意打人，杨曦光“成了九号的英雄”。扒手、“湘江风雷”的罗钢也改变了对杨曦光文弱书生的看法。开始向杨“讲述一些他自己的故事” 。
杨曦光被宋绍文出卖事件尤其能使囚犯们从此对他更加坚信不移。由于宋绍文的出卖，杨曦光被处罚“戴铐反省”并在全大队挨批斗。然而“一两周后，犯人们知道我被批斗的原因后，都改变了批斗我时的麻木态度，我的手铐被取下后，很多犯人对我比以前热情得多。大家都相信我不是KGB，因此有更多的犯人向我讲他们的真正观点。我因而不后悔自己待人的诚恳和坦率，我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也得到大量收获。像宋绍文是不可能像我一样了解各种各样犯人的想法和故事。这些故事只会讲给我这种坦诚的人听。”
杨曦光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戴铐反省”和挨批斗，而是险一点陷入大难深渊。
三大队对杨曦光颇网开一面的关教导员调走，继任的周教导员来了几个月后，对他十分注意。趁杨出工时，周教导员独自检查了杨的行李和床铺。幸亏杨的读书笔记都已转到犯人曾爱斌的木工房中。周还到图书室里询问管图书的犯人：杨曦光是不是借过鲁迅的书” ？一个月后，犯人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杨曦光：“周教导员正在调查三大队的政治犯中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据说这个集团与民主党、劳动党和反共救国军有关，而且与文革中的造反派‘省无联’有关。”毫无疑问，调查的矛头直指杨曦光。
周教导员是一只异常凶恶的警犬，相比之下，关教导员、刘大队长、何指导员都只是看门狗而已。两者的区别在于，“看门狗”尽职份，做工作，拿薪俸。警犬则极有主动精神，四处出击寻找猎物。
周警犬很可能是观察到杨曦光与许多政治犯的关系都良好密切，在“三大队政治犯中是个中心人物，与民主党、劳动党、反共救国军的犯人及右派犯人、造反派犯人都有良好的关系” 。凭着他警犬的嗅觉，敏感到杨曦光很可能在这些政治犯中建立某种“反革命组织”，即使没有成形的组织结构，也可以在掌握他们的反动言论后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或“反革命纠合集团”。须知，在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不知多少人就因这两种罪名被判死刑。并且，很可能当年周警犬就立下过卓著功勋。杨曦光在听到周教导员调查他的消息后，“脑袋象炸一样痛。神经变得十分紧张” 。“我虽然明白自己从来没有与其他政治犯建立过任何有形的政治关系”，但“像张九龙和刘凤祥的案子，当局并没有得到确凿政党组织的证据，他们还是被杀害了。一想起张九龙临死前那阴沉的脸色，刘凤祥临死前的呼号，我不由感到寒冷刺骨。”
幸而此时已是七八年初而不是七零年。周警犬的鼻子虽异常犀利，但其利爪锐齿已难有用武之地了。因其主人已不再感兴趣去深挖细找那些“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 。周的同僚们也不乐见他有惊人之举。试想如果杨曦光置劳改营八、九年之久，竟在各级狱警的鼻子底下建立了一个什么反革命组织或反革命集团，而他们却懵然不知。直至周某人初至，短短时日便予以破获。周某人固然功不可没，嘉奖与晋升接踵而至自不在话下，但他们何堪？阶级斗争的警觉性到哪里去了？岂非全是白拿狱警俸禄的废物？轻则写检讨自责，重则降职丢官。因此，杨曦光也感觉到“大队干部们似乎因为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不支持周教导员的调查。”杨曦光的估计是对的，“要是周教导员对我的调查发生在一九七零年”，“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用各种手段把我与其他政治犯的谈话内容大部份弄到手” 。“我可能早已像刘凤祥一样被当作‘政治隐患’而杀害了。”
为了对周某人釜底抽薪，刘大队长坚持按期把杨曦光转到“出监队”。杨曦光总算有惊无险脱离是非之地。“出监队”不属周某人管辖，他纵然凶心不死，也鞭长莫及了。

五、杨曦光，您人生最大的成就与意义何在？

撰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为此身陷十年大狱，尔后又出了厚厚一本《录》书，按这样的人生轨迹，人们有理由推测杨曦光会成为一个为社会公正、正义倾尽心血的不倦战士，如果他是学者的话，也会是位社会学或政治学系的博士。然而令人颇为惊奇的是他拿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这与《中国向何处去？》以及《牛鬼蛇神录》有什么相关？人们有理由感到迷茫。
不过，细心的读者会不太意外，因为《录》书中有记载，还是在左家塘看守所时，杨曦光在读完了三卷《资本论》后“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揉合到价值理论中去，第三个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 杨曦光在劳改营拜何老师为师，刻苦钻研“高等数学”，这显然为日后成为经济学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然而，如果要问究竟是撰写《中国向何去？》、《牛鬼蛇神录》的杨曦光的成就大，还是著述《经济控制理论》、《递增效益和经济组织》的杨小凯的成就高呢？答案似乎不易取得。或许外人不应该去作这样的比较，倒不如从杨曦光自身的感觉中去寻求信息。
《录》书一开头杨曦光就在“自序”中说：“自从一九九零年本书部份篇章发表以来，收到不少来自读者的反馈。每年来美国开会，碰到朋友，总会提起这个连载。令我扫兴的是，即使是遇到经济学同行，不一定会提起我在JPE或AER发表的得意的经济学文章，却一定会提到这个连载。特别是碰到太太们。甚至会说他们收到刊物时最先读的文章就是这个连载……”如果说经济学的同行关心的竟不是杨曦光经济学上的成就，却对《录》书的先期连载兴趣盎然，那么一般人更可想而知了。经济学专业性极强乃至枯燥无味，而《录》书则涉及社会多个阴暗层面，它把铁幕撕开，让人们窥见过往鲜知的内容。因此它在人们心灵中能激起比经济学新论大得多的震撼。
此外，尤应洞悉的是《录》书的价值与成就实与当今中国的现状有极大关系。这也是人们对它兴趣如此之大的重要原因。试想如果当今中国已转型为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那么《录》书所述则完全是些与当代毫无关系的历史故事，大概只有那些对历史情有独钟的人才会对它格外注目。而且一旦民主转型完成，一个大解咒大解密的时代必随之到来。“黑匣子”一打开，多少锁在密室暗房里的档案都彻底爆光。文人墨士们以此为素材将写出无数篇报告文学或演释为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录》书再也不会一枝独秀了。
然而，当代中国离民主制度实在还十分遥远。杨曦光出狱时曾感慨道：“刘凤祥预见的中国赫鲁晓夫出现的这天终于来到了。毛泽东时代正在被一个新的时代所代替。” 二十年来的事实证明杨曦光当时作了错误的判断。然而这是应予原谅的。因为在那个变动之初，别说他一个刚熬完十年大牢出狱的人，就算我们大家也都对邓小平的“改革”寄予了过高的评价和期盼。可是，邓小平的确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恶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抨击，不管他本意如何，事实上他确实动摇了苏共统治的根本。而邓小平则仍极力在表面上维护毛的形像。他能按下对毛个人的仇恨而着眼于毛的余荫对维护中共统治这一根本性的需要。从七十年末延续至今的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都在坚持中共一党独霸社会公权力的政治制度。都在实行恐怖统治。如前已述，只是毛泽东时代实行的全面恐怖，被邓小平时代所实行的有选择恐怖所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屠刀仍然在砍向敢于责难中共政治制度的人。只是由于千千万万的刘凤祥、张九龙的热血和肉体与那屠刀碰撞，使屠刀已卷了口。它已不能砍下反抗者的头颅，只能把他们“砍”成十几年徒刑。在魏京生、王希哲、刘青等一大批七九青年身陷囹图以后，当今，王有才、查建国、高洪文又一批人被投入黑牢。其中徐文立、秦永敏是在熬过十几年牢狱之苦后，再次面临十几年的漫漫刑期。因此，《录》书所描述的情形，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过时。在当今的中共监狱和劳改营中还时时上演着《录》书中的故事和情节。这就是《录》书能激起许多人极大兴趣的现实原因。
杨曦光把《录》书寄给我，请我写篇书评。我以为，“书评”者，当是专家学者们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的挥洒之物。而我每日劳作之余拖疲惫之躯岂有资格和能力作那等居高临下的高雅文字？想来也只能是在再三细读之后写点“读后感”罢了。所归纳的《录》书的三个方面的价值其实亦十分肤浅。亦只是在细读《录》书之后，通过它以细腻流畅的笔调娓娓道来的各种故事和刻划的人物形像来品评出它的非常价值之所在了。
行文到此即将缀笔之际突然感到有些“读后感”的题外话，不吐不快。
《中国向何处去？》的撰写说明了杨曦光--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关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说明了成年的杨小凯对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醉心和成就。完成从杨曦光到杨小凯的转化，这是他的自由，他完全有这个权利，并且他这个转化并非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而确实系其志趣之所在。只是问题在于，对于一个有相当内涵的人来说，规范他的社会行为和人生道路，除了志趣之外，是否还应有责任。
当然，杨曦光并没有忘却他的责任。他写出了《录》书，实践了他那“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看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的承诺。然而坦率地说，我仍然认为杨曦光还没有尽够他应承担的责任。
《中国向何处去？》以巴黎公社民选行政长官的原则否定了中共的政治秩序，确实是那个时代能够公开拿出来的最尖锐文字。由此激动了千千万万的造反者的心境，也使其作者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推崇。三十几年过去了，巴黎公社原则仍然在中国付之阙如。对此，有必要提许多问题：巴黎公社原则与马克思、尤其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何异同？巴黎公社革命方式是否适于建成完善的民主制度？当今的中国应向何去？……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一般人可置之不理，但对于在中国首先提出“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巨大历史问号的杨曦光来说似乎是责无旁贷。
《录》书的高价值当毫无疑问。杨曦光所推测的“此书在五十年后我已不在人世时，还会被人记起” 。当定成为事实。然而我希望杨曦光还将写出《录》书的续篇。我想很多人都会想知道，候湘风、周国辉、郭中柱等一大批熬尽铁窗之苦的政治犯出狱后的人生转变。因为从追踪他们的人生轨迹，可从侧面洞悉这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正负两个方向的变迁，以及提示人性之复杂。这或许会有助于今后有志者所致力的中国民主转型的事业。
文革之发动已过去了三十三年，结束也已三十年了。（笔者持三年文革论）但文革史的研究还很初步。文革三年中，各省情况有所不同，故在修全国文革史之前，应先修各省文革史。我们很难指望中共俸养的大学士们会拿出真正的文革史来。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时期的小青年。如果在我们的手中没能编撰出文革史，那么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就只能以书面资料为根据去撰写了。活生生的事例已不在他们的脑海中，一些惊心动魄的场景失去了原有的光谱和神韵，只留在一堆乾巴巴的铅字里。更为可虑的是居心叵测者还会在文字上动手脚……
杨曦光，难道你不觉得你有撰写湖南三年文革史的责任吗？能力你当是有的。或许，过于谈“责任”有在情操上自我拔高之嫌。似乎涉及一点功利主义还更贴近一般人性。即使从功利主义着眼，说雅致一点，从个人成就感上着眼，杨曦光也不应放弃对文革和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
经济学上的钻研，使杨曦光获得博士学位。各名牌大学的聘书纷沓而至。高薪、赞许、优裕的生活工作环境令杨曦光接应不暇。然而，到底哪样才可在历史上留下更深一点的痕迹呢？
经济学博士每年都不知可以从大学里制造多少个出来。走在曼哈顿下城华尔街上的经济学博士可以用网来“捕捞”。杨曦光的经济学研究是否能达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因斯的《就业利息、倾向理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那等高度？当然，以他的聪慧勤奋会有可能。但我总以为，既然他的经济学同行对《录》书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对他的经济学新论，那么，一旦《录》书、《中国向何处去？》皆有续篇，湖南文革史也出自他笔下，那么就不只他的经济学同行会一片惊讶，世间千百万人都将为之激动。
杨曦光，您人生最大的成就与意义何在？望您三思。

1998年11月
(血凝成的价值－评杨曦光《牛鬼蛇神录》 全文完）


转自 博讯网

hachen

《牛鬼蛇神录》是我读过的最惊心动魄的书。刘凤祥、张九龙的死让我尤其伤心和恐惧，有组织的反对派在中共的统治下太难生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