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吾：余秋雨先生，你到底什么时候走出“监狱”？ZT

reading · 发表于 2010-6-20 00:32:54

老兄吾：余秋雨先生，你到底什么时候走出“监狱”？------读《我等不到了》一书有感

    近来，笔者关注着正面反映文革的社会声音和反面揭露文革的名家之言。前一种声音，虽然比较弱，但有了。后一种声音，尚缺失理性，也可理解。但看了余秋雨先生的新作《我等不到了》，发现理性的对待文革，对于文化品质越高的人越难，就是说，他们还是停留在三十多年前。

    首先要声明，本人绝非如同某些人，借指正余秋雨先生来抬高自己，笔者用笔名即可作证。

    其次，由于本人在上海居住超过六十年，又是住在和余秋雨先生的老家同一个静安区，和他读书就职的上海戏剧学院同在华山路上。我的大弟和大侄子均是上戏导演系毕业。且笔者以前曾经十多年几乎天天步行到长寿路的工厂上班，又几乎天天走在胶州路上，经过余秋雨先生所就读的培进中学，穿过他居住过的余姚路。说这些，并非套近乎，而是提前疑释：你对余秋雨先生说到的一些事和地点会不会搞错？

    再次要声明，本人是余秋雨先生的崇拜者，不仅有他全部著作，还在香港的一些讲座和场合，听他演讲和目视他的风采。朋友要介绍我去认识他，被我谢绝了，我的理由是缘分未到。我对一些文革叛将和他作对十分反感：自己叛变了，还要拖人下水，太不地道。
    作此三点说明再先，再来谈余秋雨先生的新作就比较没有心理负担。

                                                           （一）

    余秋雨先生称《我等不到了》一书是“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在笔者看来，记忆文学，大概起码也要有时间地点这些基本要素。但余先生在记忆文革中一些事情时，几乎没有确切的时间。这就给读者在了解文革中的一些大事时带来了极大地麻烦。

    例如，“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傍晚”，余秋雨的从学校回家，得知父亲被人揭发历史问题，但以后的一连串时件几乎都没有了时间。

    笔者为什么要强调时间，因为文革的时间跨度有十年之久。在这十年里，不说天天，也几乎月月年年有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事情发生。现在有一批专门攻击文革的人，往往在时间上玩花招。将一天的武斗、迫害说成是天天在发生。其实，好多迫害发生在文革初期的一二年，到了以后，不仅他们没有被迫害，还受到了重用。但是，彻底否定文革后，为了将自己装扮成文革的受害者，就将一天说成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之久。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给自己涂上一层发亮的油彩，更是为了洗脱自己在文革中的出色表现。但为了这些目的而将文革如此颠倒，难道不有违于实事求是吗？说到这里，笔者要说，绝不是余先生也是有此目的。我相信余秋雨先生自己说的文革中的作为是真的，作为一个文革基本拥护者，当然有遗憾，但如果余秋雨先生在一些人所周知的文革事件上，将白的说成黑的，将一说成二，那也是无法原谅的，尤其是文革发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很可惜，余秋雨先生这样在做了。在书的123页，他写道：“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属于”工总司”，全称”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工总司”可厉害了，几乎已经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它的司令叫王洪文，后来高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当时”工总司”的成员号称有上百万人，但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照样的没有具体时间，问题来了，结合此段落的前面，写的是父亲在单位里被批斗，那个时候还没有“工总司”，上海的工总司成立于1966年11月9日，那个时候造反派已经将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的走资派了，而像余秋雨先生父亲被批斗这一类是发生在文革一开始的1966年夏秋之交，也就是说，这一类批斗的主角应该是工厂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厂文革”。这个“文革”的成员一般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至少在工厂里，抄资本家的家，斗黑六类，都是“厂文革”的事。当时造反派根本就是受压制的，哪里有胆去批斗别人。笔者当年所在的工厂即在余家附近，清楚地知道谁在斗谁。现在的回忆文革的东西，将造反派的出生日提前了几个月，这等于将文革初期的胡乱行为扣在了造反派头上。造反派为何造反？“逼上梁山”。谁逼？“厂文革”在厂领导的授意下，故意将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工人的档案材料抛出来，和黑六类一起作为目标打击，目的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将已经烧到自己身上的批判之火引到工人身上，逼得这些工人一听到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就“上梁山”造反了。余秋雨先生信不信？你再深入调查，像走遍千山万水的“文化苦旅”一样，来一次“文革苦旅”，一定可以发现批斗你父亲的不会是造反派，而是厂领导某些人。作为像余父这样的小型工厂，有“工总司”这样的造反队，至少也在“一月革命”前后后。而不能不指出的是，余秋雨先生将“工总司”的全称也写错了。“工总司”的全称应该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不要小看多了一个“市”字，在上海人眼里，一个工厂如果是“上海市xxxx厂”，那就是集体所有制，国营大厂是没有带“市”字的。而一个全市性的组织，当时带有“市”的，那就是老保组织，如“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也不要以为少了个“革命”的词无所谓。为革命而造反是当时造反派的出发点，没有“革命”两字，还造什么反？

    “工总司”确实厉害，但还没厉害到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就是到它被后来的总工会取代，也还是没有可以厉害到余先生讲的那种程度。上海的科教文卫体农村都有自己的造反组织。“工总司”的司令开始时潘国平，毛主席曾经叫过一声“潘司令”，让远在美国的潘国平一直激动到今天。“工总司”是上海工业系统的造反组织，余先生说“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这使笔者大惑不解，不认识，怎么说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归属于“工总司”呢？

    又是没写精确的时间惹的祸。余秋雨先生有一年到《朝霞》编辑部去，“工总司”的人冲进去动武。余先生与“工总司”智斗，云云。查查资料，此件事发生在1974年初，上海“工总司”早就改为总工会了。总工会一些人和《朝霞》的矛盾，怎么也是一条战壕里的矛盾，最后由张春桥出面才解决。但余秋雨先生没写时间，让人误以为还是“工总司”造反阶段，其实是在为自己和《朝霞》的关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这实在多此一举。上海许多作家文艺家，当年有谁不是以和《朝霞》有关系为荣的，这有多大的错？没有错。笔者当年也在上海出版革命组的哲学编辑室，和《朝霞》办公室为邻。看到过报告文学家黄宗英等人向工农兵作者控诉文艺黑线对自己的毒害。余秋雨先生讲自己为工农业余作者讲鲁迅《红楼梦》，这就要当心了。因为，你总不可能讲纯的鲁迅和红楼梦吧。谁不想联系阶级斗争实际讲得生动点呢。这有多大的错？也没有错。大大错的是彻底否定文革的邓小平，怎么能将八亿人民在十年中的有共产党主导的政治生活污蔑为八亿个法西斯徒一起在干一件伤天害理的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大事？这顶帽子谁愿意扛？于是首先是中国的文化人，利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优势，和天生的对话语权的敏感，最先起来洗脱自己和文革的一丝一毫的关系。洗脱自己正常，胡编乱造非正常。笔者还是要强调相信余秋雨先生说的其文革干净论，但有一个细节又让人不理解了。请看以下描述：

   “正在此时，传来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上海的当权者生怕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禁止民间悼念周恩来。我一听，立即拉着一起住院的静安区副区长赵纪锁先生，在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所有的病人都参加了。追悼会后，我又把会场布置成一个灵堂，再将自己的床搬到隔壁守护。这是当时全上海唯一的民间悼念仪式。”（第158页）

    疑问来了，1976年1月，静安区的领导有称“副区长”的吗？那时叫区革会副主任。这可不是笔误了，显然是为了避嫌，免去区革会副主任可能是造反派的嫌疑。这实在是多余。今天，就是介绍党中央常委名单时，都赫然写道：吴邦国担任过上海电子管三厂革委会副主任。党中央大大方方，倒是文人们对文革中的人与事躲躲闪闪，避犹不及。明明是听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说成是听周恩来的指示，但周恩来又是听谁的呢？还不是听毛主席的。明明是和“四人帮”的人和事有正常工作交往，说成是有特别使命去监视之类，明明是在文革的大批判推动下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和“四人帮”斗争取得的成就，于是江青的关心成了假惺惺，张春桥的顾问成了蓄意破坏。中国的一大批反“四人帮”好汉由此而诞生，一大批和文革四人帮作斗争的伟大业绩由此而问世。“早就心怀对四人帮的不满”，“早就憋着一肚子对四人帮的仇恨”，“早就盼望着四人帮垮台”等等时髦说法应运而生，不胫而走，成为许多人特别是文人摇身一变的护身符。余秋雨先生当不属于此列。但当年他组织的追悼会，绝不是全上海唯一的，你统计过吗？一定没有，也无法统计。在医院里组织追悼会，不得到院方同意怎么可能？院方同意就不是民间了。其实，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哪里有过禁制令？笔者当年也在工厂的领导部门工作，从没有接到过这个禁止令，当然也没有接到过一定要举行周恩来追悼会的通知。一切自己决定。因此，敝人工厂也搞过周恩来追悼会。至于民间悼念仪式，这个概念很模糊。怎么界定民间？私人场合还是公众场合？而余先生的私人在公众场合举行民间追悼会则绝对是创举。因为就是在今天这么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很难想象一个个人可以在医院举行追悼会，且是所有病人都参加，院方不报警才怪呢。这是不是一不小心讲出了文革的宽松呢。

    请原谅笔者这么细致的推敲。余秋雨先生是一个以严谨著称的学者，想学学总可以吧。

                                                  （二）

    如果说时间、名称上的问题是小问题，那么，对一些文革中的大事件的观察判断上的偏颇就不能说是小问题了。

    怎么看待“工宣队”？余秋雨先生对“工宣队”予以了无情的嘲笑。他写道：

   “所谓的”工人阶级进驻大学”，其实就是前两年的落榜生到工厂里转了一圈，踏进校门成了领导人。领导人与被领导人的唯一差别，就是中学里的成绩。”（第129页）

    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所谓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领导阶级，其实就是49年前的不肯交租的农民、不肯干活的工厂的二流子、不肯读书肄业后上山与土匪为伍的学生，踏进中南海成了领导人。领导人与被领导人的唯一差别，就是肯不肯交租、想不想干活、以及读书的成绩。不要以为这个推理不存在，解放初期许多有知识者，有财富者都这样看待工农干部。其实，既然是工人阶级进驻大学，当然就不能视作某一个工人所为。“工宣队”到大学也不是为了和谁比谁的中学里的成绩更好些。按毛主席的意思，“工宣队”到大学是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是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余秋雨先生对工宣队的嘲笑还在发展，他说，

   “我就比较留意这些工人在这方面的动向（指求偶）。让我惊奇的是，男工人对于我们学院表演系的女生还只敢斜眼看，而那些纺织厂来的青年女工对表演系的男生却没有那么矜持，总是死死地直视着，还红着脸，好像马上就要谈婚论嫁。”（第130页）

    恕笔者直言，余秋雨先生当年是不是正处在青春发育期？否则怎么会这样留意青年男女的眼神呢？尤其是对青年女工的猜度，太刻薄太刻薄了。学者的风度到哪里去了？对女性的尊重还有没有？余先生还不满足，继续写道，

    “这些青年女工，其实都是同厂的男朋友带来的。那些男工人一生气，就以更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学校里的所有师生了。”他断定，“如果这些工人不到大学里来当领导，至多也就是工厂里一群游手好闲的浪荡子，作不了那么多恶。泥沙就是泥沙，扬到天上就成了公害。”

    这里，余秋雨先生讲出了许多否定文革的人所讲不出的意思，就是工宣队是一批色鬼；将争风吃醋化为对师生的严厉；工宣队又是二流子，抬举他们成了公害。余秋雨先生讲的是不是事实？笔者特地让上戏导演系毕业的大弟去向当年的老师了解，他告诉笔者，非如此也。“你想想，工宣队怎么可能是男女双双到上戏？来做工宣队的都是工厂里的积极分子，有的还是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说他们是浪荡子色鬼，太夸张了。”是的，余秋雨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些来自纺织厂的男女工人看到了这段描写，告你诽谤罪，你怎么办？

    倒霉的不仅仅是纺织厂的男女工宣队，还有上海机床厂。这个厂笔者曾经去过，那是创造了镜面磨削达到世界一流即十二级的有名大厂，在上海军工路，是万人大厂，工程技术人员就有六百多人。余秋雨先生有个“益生哥听了我的话，没有参加工宣队进驻大学，但同厂的多数工人都去进驻了，结果生产停顿，无所事事。”多数至少是百分之五十以上，也就是五千多工人进驻大学了。但据查，1968年9月5日一周内，上海抽掉了三万一千名产业工人进驻全市10个区的大中小学和教科文卫上层建筑。而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文章，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指示。无论从哪方面说，上海机床厂也没有生产停顿，无所事事这回事，也没有派出多数工人进驻大学这回事。余秋雨先生怎么会将材料搞错到这样的地步？读下去才知道，原来是为了突出益生哥悠闲地追求一个离婚妇而写的。将一个哥们借想当工宣队，去求得一异性，不成后，又利用工厂停顿之机，去追求离婚妇，余秋雨先生，你不觉得这样来借机丑化工宣队员，捏造上海机床厂停顿，是不是太过分了？

    为什么一个世界级的学者要对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纺织女工下如此重的手？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余先生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家人受到的迫害，当然值得同情。但就是巴金老舍这样的大师级的人物，也没有和文革中的普通工人过不去，未见他们用这样的语言伤害过加害者。写出那么灿烂的文章的余秋雨先生，竟是这样的不放过一个也许连百字文也写不好的纺织女工，这在世界级的士林行列中，真不知还有没有第二个？余先生，你的这本《我等不到了》一书，已经把你推进到一个怎样的不义之坑里。笔者真替余秋雨先生不值。

                                                    （三）

    在这里，笔者也要千年一叹、仰天大叹，余秋雨先生，你是一个世界级的文化人，你是一个被全世界华人一直在追捧着的华人一流的文学家。你应该具有博大的胸襟和宽广的心胸，你应该最能容天下难容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你难道不觉得化干戈为玉帛，化芜秽为美酒是人类最崇高的美德吗？你是一个行者无疆，阅历无数，走遍世界的文化学者，你给我们这一代，不！还有上一代，下一代无数美好文化享受和养料的大学者。这里，笔者所用到的所有形容词名词，丝毫没有捧一句，还十句的想法，而是发自内心的。想来你是可以感触的到。我想说的根本的一句话是：你既然是已经享有国际声誉的华人学者，就一定要宽恕那些伤害过你父亲的造反派，一定要宽恕那些伤害过你的家人和朋友的工宣队员，甚至要宽恕那些至今还在今后还想报复伤害你的人。不为别的，就为了那千年的文化精髓。在那千年的文化精髓里漫游的人是不应该记仇的。宽容才是他们唯一的品质。

    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了，你不能再用你的一支流荡出千年古今中外文化精髓的笔锋，去和那些生活在基层，正在拼命为自己的生活挣扎的当年的造反派工宣队员较真。你知不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正是你的最忠实的读者，并且延续到了他们的后一代。如果他们读到这些文字，看到你直到今天还在耿耿于怀他们当年的言行，会有多大的失望。看到你用那么刻薄，近乎下流的语言在猜测他们当年也许根本未曾有过的想法，会有多大的羞愧和愤恨！他们写，写不过你，就是写了，谁给他们发表？在这种极不对称的文化、语言、才华的环境里，他们是绝对的弱者。对于弱者，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于如蚁的当年的文革的参加者，他们难道真的缺你一个道歉？你难道真的在等待他们一个忏悔？你难道真的到了永远不能原谅宽恕的地步？真的到了咬牙启齿，决斗到地狱的地步？

    在这里，笔者要为尽管你余秋雨先生一点也没有好感，且是绝对恶心的造反派、工宣队员说句公道话。他们对待你父亲的言行千般不对，万般该死，但他们内心的动机绝非千人一律，就绝大数人来说，都是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号召，参加到有亿万人民群众投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的。他们有多大的罪？真是天晓得！要他们像余秋雨先生你一样发出对文革疑问，那是难为了他们的经历。几十年来，共产党和毛泽东给了他们做人的权利和生活的一切，他们怎么可能，又怎么可以去怀疑自己的大救星、大恩人？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紧跟紧跟再紧跟，投入投入再投入。有谁知道这一次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失败犯错？尽管这次对文革的民族大清算、大清洗、大追讨，全落在了亿万造反派包括工宣队员身上，但请问，三十多年来，有谁允许他们为自己辩护？有多少正义之士为他们说过公道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居然又默默地在为改革开放付出生活以致生命的代价。就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是最值得共产党后悔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声辩、反抗、反扑，也根本就没想到要去声辩、反抗、反扑。因为天下还是共产党的，他们什么屈辱都不计较都能忍受。他们的胸襟和心胸不知比邓小平宽阔多少？也比余秋雨先生你宽广得多！从广义上来讲，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美德，中国老百姓的美德。余秋雨先生真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一下亿万造反派工宣队员为什么三十多年来一直“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任被批判、处理、政治报复？全世界还找得出第二个这样的群体来吗？

    当然笔者的希望一定落空，那好，就请余秋雨先生有机会到南非去问问若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曼德拉，他怎么会在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拥抱看守他的狱警，对南非、对世界说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句话：“当我走出囚室，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曼德拉于是对所有的政治对手实行绝对彻底的的宽容，南非民族和社会由此大和解。这是1990年2月11日16时15分。这一天的中国，这一年的中国，还在批判“四人帮”，还在批判毛泽东，还在继续对文革的参加者猛追狠打。邓小平没有坐过文革的监狱，但他还生活在“监狱”中，整个中国还处在“监狱”中。在这个“监狱”里，有个叫余秋雨的文化大家，还在纪录着这十多年前父亲和家属与造反派工宣队员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十多年后，我们在《借我一生》中读到了，二十年后，我们在《我等不到了》中又读到了。余秋雨先生，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出“监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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