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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  读李晶著《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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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10 10:29: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大有可为
——读李晶著《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

何蜀

在网上查到有李晶这本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时,就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通过购书网买来后,翻阅之下,更是感到由衷的喜悦。

长期以来,文革研究因人为的限制而步履维艰,一般坚持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也往往把目光集中于高层斗争、红卫兵运动这些大题目上,缺乏对文革史研究新领域的拓展与探索。此书可算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突破。

此书有一个副题是“‘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作者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后现代”文化视域对中国文革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整体考察,借助了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作为一个1964年出生的博士生,李晶女士虽然没有亲历文革,但却有足够的勇气和功力来探索这一陌生的领域。她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和研究认为,文革十年是中国翻译史上的萧条期和沉寂期,但并非一般所说的“空白期”,文革时期的一些翻译行为的特殊社会价值,即翻译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系统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小觑。她主要参照了勒菲弗尔等人“翻译受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理论(文革中这一点是非常明显、非常典型的)来研究这十年间的翻译活动,但她并未停留在理论的运用上,而是有所发展和完善。她发现文革时期外国著作的内部译介,通过特殊的地下读书活动,给国人带来了思想启蒙和精神冲击,因而对当时极端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潜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消解”作用。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科学著作相对大量的译介,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继而也有助于对极端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解”。她通过研究明确揭示:在文革十年中,翻译除了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外,还与意识形态存在着“互动”的一面——翻译对意识形态也有反作用,它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奴仆,而是可以通过引进外来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加以改造,进行限制,甚至可以制造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李晶的导师崔永禄教授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指出:这是本书的亮点,是这部论文的重要理论贡献。

本书虽是一部理论研究性的博士论文,但也不妨看作是一部文革翻译史。书中不仅对文革时期翻译活动的语境,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外交格局、文艺动向、翻译出版的总体状况等进行了研究,还对文革时期翻译活动的组织者(“赞助人”)、译者、读者等不同群体进行了研究。作为纯学术著作,因其题材的新颖和内容的独特,也颇有可读性,如在研究文革政治话语下的译本特色时以大量实例说明的“译文的遣词造句”、“加注和删改”、“集体翻译与特殊署名”“译本的政治化解读”、“工农兵对文学译本的阐释”等,其中涉及的那些荒诞可笑的内容,都会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而且不时会忍俊不禁。

李晶在本书的《后记》中写下了她的一段感慨:“论文的写作过程是艰苦的……每当我写作到劳顿不堪之时,憧憬着或许有一天论文能够成书出版,成为‘文革博物馆’的一份小小贡献,顿感激情倍增,奋笔疾书下去。”

李晶的这一研究成果令人想到,进一步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是大有必要,也是大有可为的。还有许多被人们忽略或者是熟视无睹的题材需要去发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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