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文革录（陕西户县）第30-34章

tuffy05

第三十回富农子求婚遇阻行险路光棍汉?头砸人觅死途
    复员兵骗人寻食走捷径张文治胡混谋生趋冥府

  诗云：
  当年政治唯一高，小虫野草皆难逃。
  任是普通刑事罪，也要高帽戴个牢。

却说上回说到1970年5月11日上午，陕西省户县东关体育场内人头躜动，密压压挤满了5万多人，参加公捕公判大会。那台上被绳捆索绑的四个面无人色的死刑犯中有个年轻人，名叫蒋旺汉，渭丰公社定舟村二大队三小队人。
  却说渭丰公社定舟村地处渭河故道南岸，元末明初，定舟村十户军籍在战争结束以后，受命屯垦，率家小沿渭河溯流而上，寻找屯田之处，当走到此处时，但见芦苇千顷，野鸭鸬鹚出没其间，地广人稀，田肥水美，遂定舟下船，扶老携幼，定居于此。后此地遂称为“定舟村”。定舟村在户县西北，也是一个较大的村子，近代也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赵寿山，曾任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长，1942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3月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1948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为解放西北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省长。
  却说那蒋旺汉，当年才25岁，出身于富农成分家庭，他的大伯父蒋俊民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后在镇反中被镇压，二伯父蒋俊敏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蒋旺汉1960年底初中未毕业就在家劳动。那时阶级成分十分重要，假若生在“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家庭，那你就倒了大霉，不但不能参加工作、不能参军，而且连媳妇都找不到，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你一同倒霉。那蒋旺汉回家劳动了10年，眼见同龄人一个个娶了媳妇，有了孩子，自己却还是赤条条光棍一个，心中不免着急，却也无可奈何。
  却说定舟村二大队三小队有一贫农女社员，名叫李红梅（化名），年方25岁。家中只有父女二人。农村家庭，十分贫寒，总想招赘一个在外工作的夫君，，以改善家庭状况。 1963年2月李红梅经人介绍认识在青海省忙岩石棉矿当工人的甘肃省甘谷县人王尚仁，招赘为婿。谁知这王尚仁却为人不仁，早在十来年就已结婚，并生有儿子。李红梅和这王尚仁结婚后不久，王即回工作岗位。直到1965年王尚仁才来户探亲，来时却却还带来一个12岁亲生儿子。李红梅大吃一惊，详细盘问，才知道王尚仁做事不端，有妻重婚，便提出离婚。那王尚仁无赖之极，一走疗治，拖着不办，直拖至1969年8月18日才在渭丰公社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那蒋旺汉和李红梅同村同队，对李红梅的遭遇深深同情，并且对李红梅有一定的好感，得知李、王离婚之事，即产生了和李订婚的想法，在一起劳动中，处处给李以帮助。两人互相有了好感。1969年古历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李父去公社开会，蒋旺汉亲自去李家，提出和李订婚，李答应同蒋订婚。但说要等和王尚仁彻底脱离了再说。以后蒋旺汉趁李父不在，就多次来到李家，由于两情相悦，两人多次发生两性关系，李曾在1969年4月27日怀孕，李怕影响不好，到1969年7月5日，去医院作了刮宫手术。
  8月份，李红梅彻底离婚后，蒋旺汉多次托人去李家提出和李订婚，但李的父亲面对当时的严酷政治气氛，对地、富家庭的处境深感畏惧，不愿意让女儿跟着地、富子弟受苦，所以坚决不答应着门婚事。蒋旺汉曾想方设法托人劝解说服李父，李父仍解决不同意，李红梅在压力下也就取消了和蒋结婚的念头。同年古历十二月初，李亲自找蒋旺汉说清婚事不成，蒋也无奈同意。
  1970年正月，本村杨某某给李红梅介绍赵王镇赵某某给李上门。 20日，杨某某领着赵某某到李家和李红梅见面，被蒋旺汉看见，便寻空找李红梅追问和赵某某的婚事，李答复已同意了，再了解一下就订下来了。蒋旺汉心中十分难过和不满。3月8日赵某某和介绍人到李家研究婚事，有被蒋旺汉看见，心中十分着急和烦恼。3月10 日中午，李红梅锄地收工回家，在路上刚好碰见蒋旺汉，但没有理采他，蒋旺汉心里难过万分，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想着过去的曾经恩爱，内心充满着失望和痛苦，非常恨李红梅，中午饭也吃不下去。写了遗书，去元村商店买回三两粮票的点心，借本村一社员?头一把，边吃点心边走赶往劳动工地，路上几名妇女问他话也不搭理。路上恰好碰见杨某某拉架子车正往回走，李红梅在后推车，蒋旺汉此时已完全丧失理智，手持?头，向李头部猛击三下，当场将李红梅打倒在地头，头破血流。蒋旺汉认为李已死，便跳入井中自杀，几名社员看到立即围在井边打捞。那蒋旺汉井水一激，已有些头脑清醒，便问李红梅死了没有？当听到没死，便配合从井中被打捞出，被送往公安部门，在路上蒋旺韩海认为自己没有多大事，还和押送的人说说笑笑，但再也没能回到家中。李红梅经抢救脱险。
  这本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却刚刚赶上了“一大三反”运动，加上蒋旺汉家庭是富农成分，就被认为是“坚持反动立场，出于反革命阶级报复”，作出死刑判决：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蒋旺汉，坚持反动立场，当其与贫农女儿李红梅求婚，因该蒋家庭反动，本人表现不好，遭到李红梅和其父李彦芳多次拒绝后，蒋旺汉怀恨在心，出于反革命阶级报复，竟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高潮之际，持凶器，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实属罪大恶极，非杀不足以平民愤，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人民群众，经我组1970年3月16日会议研究决定：对现行反革命杀人犯蒋旺汉，依法逮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放下蒋旺汉暂且不提，却说那台上4个死刑犯，一个在宣判时，已吓的抖动不止、站立不稳，几个彪形军人掺着才不致跌倒。这个死刑犯叫张文治，当年34岁。是渭丰公社留东大队社员。1956年参军，1958年因破坏军纪，受劳教处分。
  张文治1962年秋从部队回家后，多次“进行政治诈骗，破坏社会治安”。
  1962年秋，冒充户县剧团演员，在涝店公社赵家堡、潭家滩、贾家滩、鲁家寨、张家滩，以招收学生十多人，后被群众识破扭送公社审查。晚上趁不防之机，扭坏公社门上锁子逃跑。
  1962年秋，以给本村刘吉成介绍出卖皮袄为名骗取50元，长期在外流窜不规，被涝店公社抓住后将钱才付出。
  1962年10月26日，在西安未央区西杨善村，冒充劳改队队长，骗走犯人家属白某某现金7元、袜子两双、鞋1双、手套1双，后被识破送未央公安分局审查，转送我县公安局机关教育释放回家。
  1963年农历8月，在涝店公社涝下大队，冒充我人民解放军军官，随带家信一封，到一军属家，自称是其儿子上级，说其儿子要布证和几双袜子，后因家属要看信，张犯看马脚已漏逃跑。
  1962年农历8月在渭丰公社坳河村碰见一算挂人黄某某，张犯便冒充我公安干部对黄说，公安局到处寻不见你，今天碰见了，把你送到县上去，走在半路黄彦文给了张1元钱才放走了黄。
  1964年8月7日，在西安北关村幸福村了解到张某某家中有人犯罪劳改，便改名李敬鹿，冒充劳改单位科长，以了解犯人家庭情况为名，又以给其母亲买东西为名，要求张某某借给钱，后被识破，送公安机关审查教育回家。
  1965年农历6月20日左右，在祖庵、蒋村、周至九峰，以回家休假招收新兵、了解军属和捎东西为名，先后骗祖庵公社西街大队军属许某某布证24尺、梁家堡军属王某某布证12尺、周至九峰公社余家村军属张某某家被面1个、布证12尺、蒋村公社蒋村大队军属王某某草帽1顶，又在蒋村农场去说是招收新兵，青年们都要报名参军，后被识破送蒋村公社，在审查期间，借大便之机逃跑。
  1965年农历6月20日，去泾阳县燕王公社马桥，冒充解放军连长，改名张克军，在一军属家骗粮票10斤，又吃了两顿饭，住了一晚，在途中因避雨在一军属家中谈话被识破送泾阳县公安局审查，后解回我县公安机关释放回家。
  1966年5月，骗取本村张某某军服1套，领章帽徽1付，在骗到军服领章帽徽后，将自己修房所准备的木料及粮食卖掉，流窜在西安、宝鸡、咸阳、酒泉等地。去太白县终南公社文工团找王某某，冒充解放军正排级、付连级、营参谋长等职，被群众发觉后，准备送公安局审查，张犯闻风逃跑。本月19日跑至宝鸡县五星公社潘家弯大队。被发现抓获，关在保管室，服1059药王自杀，经急救脱险，送交宝鸡公安处，解回我县公安局教育释放回家。
  1969年6月，在大王公社乱庄，冒充解放军连长，在军属杨某某家说，我是你娃的上级……我给你捎回50元钱。但因杨的儿子回信不久，已寄来钱，张又亲自来又说捎钱，杨担心自己的儿死去，昏倒在地。
  1969年7月，张犯在涝店公社涝下大队李某某家充公安局干部，给李找工作，还有权办户口，骗走李某某花生1背篓。
  1969年7月，去大王公社某地，冒充公安局干部他有权批木头，骗了一天饭。
  1969年8月，在天桥公社南班竹园大队王某某家冒充解放军战士和王的女婿是同事，还说他家有多个灯炮，王说不要灯炮，想买个缝纫机，张又说我家有1个，不想要了，以卖给王某某缝纫机为名骗了王的100元。
  1969年8月，去长安县庆镇现役军人张某某家，冒充解放军连长，骗走张某某的毛选、语录、入伍通知书。
  1969年9月，换名刘俊如，在长安县丰西公社沙洞大队朱某某家（这家是地主成分），张犯冒充公安局局长，说给朱家降成分，给朱的丈夫找工作，在朱家住了几天，将申怀有孕的朱某某奸污。
  1969年10月身穿军衣（无领章帽徽），换名赵文斌，去光明公社东宁大队一复员军人辛某某家胡吹是县革委会干部和安主任来搞专案复查成分，又说给辛家降成分（辛系新补定地主），骗走了辛的1套黄军衣，又硬性没收了辛的领章、帽徽。
  1969年10月，张犯去秦镇一家，冒弃北京警卫师营长陈××，专招女兵，并扬言说我这次和林彪同下来搞征兵，林彪在太平峪参观，现已回北京。又胡说招一次兵，升一级官，现在是营级，回北京升为副团级，每月工资一百多无，骗取了信任，并几次提出和其结婚，在其家住了五、六天，将其奸污3次。
  1969年10月，冒充公安局调查员，专调查成分，去五竹公社石留村朱某某家（朱家系新补定地主），胡说什么给朱家降成分，给朱的儿媳找工作，走时骗取朱的儿子水笔1支。
  1969年12月13日，张犯冒充解放军营长，在长安县灵干寺五星公社南降大队，给军属赵某某他妈胡吹是他儿子的上级，这次去北京可以给你女儿找工作，这时被群众发觉抓获归案。
  张文治其实只是一个骗吃骗喝的小混混，他最令人愤恨的是奸污妇女，台下的千万群众也认为只有他最该枪毙，但他毕竟只是一般刑事犯罪，判决却上了政治高度：
  张犯虽系贫农成分，但是思想意识非常反动，道德品质极端恶劣败坏。虽经我政府多次教育改造，屡次不改，六二年回家一贯好逸恶劳，多次冒充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长、营长及公安人员，革委会工作人员等职，到处招摇撞骗，诈骗财物，奸污少女，影响极坏，严重地破坏了征兵，战备，败坏了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望，破坏清队中补查漏划地富，落实政策，迎合地富翻案，破坏了社会治安；破坏我专政机关。为了加强战备，巩固国防，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望，也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秩序。遵照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精神，对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文治依法逮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正是：
刑犯皆成反革命，敌情严重影憧憧。
  轻犯重判践人命，天下谁人怜百姓？
  且看下回。

tuffy05

附：

上两回说到1970年5月11日上午，陕西省户县东关体育场内人头躜动，密压压挤满了5万多人，参加公捕公判大会。那台上绳捆索绑着四个面无人色的死刑犯，这4名死刑犯分别是现行反革命犯韩佑民、反革命犯刘亦敏、反革民杀人犯蒋旺汉、破坏社会之案的现行反革命犯张文治。
宣判完毕后，这四名死刑犯分别被押上四辆刑车，武装押解，直驰30公里，到达预先设定的刑场，犯人进入刑场时很少有人发现，解放军队刑场周围全部进行了武装警戒。上午11时50分开始行刑，50分行刑结束。由于行动迅速，群众还未赶到，已执行完毕。
斗转星移，那4个屈鬼冤魂在无所凭依地游荡了差不多将近10年以后，改革开放的脚步已在大步迈开，纠正冤假错案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70年枪毙的4个死刑犯也进入了户县法院纠错的视线。户县法院对这几起案件进行了认真的复查。
1979年8月19日户县法院对刘亦敏反革命案作出了全新的结论：
被告刘亦敏因反革命一案，经原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1970年5月7日（70）户公军刑字第030号判决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现经本院依法对此案复查审理，查明：原判认定刘亦敏大量书写反动诗文进行“恶攻”一节，是刘在1963年12月以前写的日记，其中有些语句虽带有反动性，是属思想认识问题，且未向外扩散，故未构成犯罪。其长期保存任敌营长时的照片，亦不是犯罪行为。1967年秋季种麦时刘亦敏认为种麦组长对他安排活不合理而引起吵嘴打架，是错误的，但并非借机进行阶级报复。刘亦敏在1967年农历正月和1968年正月参加赌博属实，但情节轻微，属违法行为。1970年2月27日上午刘亦敏和社员在劳动休息时，谈了一些国际时事和现代战争机械等的看法，并非吹捧美帝、苏修、破坏战备，亦不是犯罪行为。
据上所述，本院认为刘亦敏系一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因坚持反动立场，表现不规，曾被依法管制3次，但自1964年被判管制后，再无新的犯罪事实，原判刘亦敏反革命罪死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故本院依法改判如下：

1、撤销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1970年5月7日（70）户公军刑字第030号判决书；
2、宣告刘亦敏无罪。

这个判决虽没能突破刘亦敏“历史反革命”身份，但实事求是地恢复了刘亦敏的清白，他的子女从此可以和其他人一样站在阳光之下。
时值21世纪一十年代，许多历史问题我们已能以全新的视角去观察，去回顾，当年的抗日战争，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功绩开始得到承认，一些国民党抗日老兵，他们也是有功之人，他们的历史功绩，也应该让后代知晓，像刘亦敏这样的国民党老兵，他们绝不是一贯与人民为敌，我们也应给他们以应有的尊重。
户县人民法院对韩佑民现行反革命案件也作了认真的复查，在1981年11月19日上午在韩佑民所在的大队召开了大队干部会，对有关韩佑民宣告无罪平反问题进行讨论，写出了《对现行反革命犯韩佑民案件复查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
关于18首诗词问题：
据本人交待其张贴反动诗的原因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认为：学生就是学习，搞文化大革命学生把课耽搁了；地主、富农都规规矩矩的，为什么还要专政；苏联要和中国打仗，社会不安定；他家是地主成份，感到政治、经济上受歧视；对大队干部不满：一是在学校读书，暑假期满，大队干部给其作的坚定不好；二是地主成份，大队不给开助学金的证明；三是大队某某的妹子说他的瞎话，致未婚妻退了婚；四是一九六九年秋，队里未给他分粮。其大队出具韩佑民对某某不满的原因与韩佑民交待基本相同。
关于烧毁雄文四卷。据韩佑民交待是因自己不能当工人、不能当兵，读四卷无用，内心不满而烧的。
关于记录我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与平下中农名单。是该韩在初级中学文学课本第187页上乱写了十七个人名，但均未写明姓氏、身份。似属乱写乱画的。不能认定为有意抄写，蓄意报复。据韩供认只对大队革委会主任一人不满。
关于备有凶器斧头一把。据韩供认是他学木匠用的，在其房内放着。……再无其他旁证足以证明是韩作为犯罪用的凶器。西户区,西安西户区,户县,户县论坛,户县社区,户县新闻,户县门户,户县教育,西户公交,户县网9 R6 X' v. i5 ^5 h- O/ B$ F
关于携带《中国地图》畏罪潜逃，妄图投靠苏修。该韩供称准备拿上地图册往边界不远处走，一旦苏修进来以后，就可以投向苏联去。初次再无任何足以证明韩准备投靠苏修的线索。而韩从一九七零年二月二十日晚张贴反动诗词后外逃隐藏至同年三月二日捕获，共十余天，未离开县境。因此携带中国地图潜逃，妄图投靠苏修的事实不能认定。
关于原判认定该韩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一节，查无事实根据，应于否定。"
经上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81年0月12日批复，对韩佑民做出了全新的结论:

韩佑民不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只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过左行为不满，对个别农村干部有仇恨，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故不构成反革命罪，原以现行反革命处死是完全错误的。对韩佑民应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至此，这一错杀案件才终于翻过了历史的一页。
韩佑民案件作为一件文化大革命中典型的错杀案件，受到史学界的重视，《陕西省志. 审判志》、《户县审判志》均将其作为典型案例收录，按下不提，回头再来说说张文治一案。
却说1979年的某天，户县人民法院接到一封来信，说道：

户县人民法院
我叫张树生，现年七十四岁，家庭贫农成分，系户县渭丰公社留东大队第三作业组社员。
我一生命运不好，前半生在别人家吃了几十年的不好消化的饭，解放后刚才过上了几天好日子，就和那不省事的孩子劳神了。
我的孩子张文治，七四年在落实三、五、六文件中因骗吃骗喝被判处死刑，处决了。当时是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期，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数以万计，小民百姓那就更不待说了。因此，作为政治罪犯的张文治的父亲，在那种形势下，为了避免株连，就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着，眼巴巴地让孩子在不白之钢刀之下，去作冤鬼，泪向肚掉，怒不敢言。
四人邦粉碎之后，我国法纪重得到了新的局面，开始建立健全起来了。在新的刑法颁布以后，举国上下万众欢呼，五湖四海群民高兴。对于什么罪该判什么刑，什么法应从什么统的问题，有了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人民真正成了法律的主人。群众懂得法律了，一定会按照犯法的事实进行量刑。因此，不时地有人街谈巷议，说：我的孩子张文治的判处过重了，于是也引起了我的不平，想想有必要恭劳户县人民法院，可根据张文治的犯罪事实，作一番重新的审查量刑。总之，我的看法有三点：
1、张文治的诈骗，确属事实，有罪过，但是也不能以反革命判处，处以死罪，我觉得不妥，有过分之嫌，因为他是没有干反革命勾当的；
2、看看犯罪根源，我觉得他的行骗是由环境所迫，生活所陷的。他参过军，后因精神失常回家，生活无所依靠，我为他的精神反常而虑，没与其同居，故只孤身生活，吃穿无靠之人，当然对人生有所苦闷。要让这样的人安心生产与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为了吃的穿的，在无法之际，自然是哄吃骗穿。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3、社会压力促成了他在犯罪的边路上愈走愈远。人们还都记得，在“四人邦”横行之时，斗争批判成了一种吓唬人的惟一形式，在某种忌义上讲，这种形式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张文治就是一例。他本来好吃懒做。由于这一点，和当时的形势相抵触。要受到批判和斗争的。他当时之所以四处乱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这个有轻度精神病有惧怕心理。为了避风，他又闯下了另外的大祸。
三点说法是否有理，望法院公断。
我现年七十多岁的人了，后代一无所有，真可谓靠山山倒了，靠河水流了。小孩子张文荣，和我17年前已经分居，无处栖身。为了造一点房子，作他栖身之处，他借别人的物与钱共计可达七百元以上。我是残年多病的人了，后事怎么办，不得不让人熬煎。

户县人民法院对这封来信十分重视，对张文治一案进行了认真的复查。
1981年8月19日，户县人民法院对张文治案件重新作出判决：

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定性和处刑不当。张文治上述行为是属于诈骗犯罪，并无反革命行为，而原判以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论罪、科刑，是不妥的，判处死刑过重。应以诈骗论罪判处有期徒刑。故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对张文治改为诈骗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原判死刑属于错杀，予以撤销。

户县人民法院还对张文治之父及家庭作了一定的补助。
那反革命杀人犯蒋旺汉的哥哥蒋汗谋也在此时为弟弟鸣不平，以蒋旺汉是因婚姻纠纷引起犯罪，且杀人未死，后果不严重，不应以反革命杀人定罪，判处死刑过重为由，于1979年元月提出申诉。
户县人民法院也及时作了复查，1979年4月17日提出了复查处理意见的报告：
原判认定：蒋旺汉于一九六八年八月间接本队女青年李某某和原夫感情不和之机，多次进行挑拨，非法求婚，曾多次闯入李家，将李奸污，致李在一九六九年四月怀孕、堕胎。同年八月，李与原夫离婚后，将反击要求和李订婚，因蒋犯出身于富农家庭，表现不好，被李拒绝。一九六九年古历腊月间蒋犯向李表示断绝谈恋关系。一九七零年三月初蒋犯得知李在三月十四日要与他人结婚时，对李怀恨在心，即产生杀害李某的恶念。三月十日下午借李下地劳动之机，蒋犯手持凶器一镢头，到李劳动地点，趁李不防，向李头部、腰部连击三下，将李打倒在地（后抢救已脱险），蒋犯认为李已毙命，即跳井自杀，企图逃脱罪责，后背群众当场捉拿归案。
现经本院复查后认为：原判事实清楚，但蒋犯却因婚姻问题引起报复杀人，并无反革命目的和反革命行为。原判以现行反革命杀人定性不妥，拟改定为报复杀人罪。蒋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情节是严重的，但后果不太严重，院判处死刑畸重，属于错杀。
经报上级法院，最终判定以反革命定性不当，以杀人罪定性。反革命杀人犯蒋旺汉案件也就翻过了历史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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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回     批林批孔起邪火    小城小地冒硝烟

    诗云：
    儒学遗珍遭横批，民族瑰宝成垃圾。
    醉翁之意不在酒，旨在中枢打根基。

    却说那“一打三反运动”正在风起云涌之时，却在1970年下半年悄然偃旗息鼓，不再见什么动静。后来人们才知，此时中央上层的斗争已趋白热化。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林彪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与毛泽东的裂痕公开化，并导致陈伯达被首先打倒。此后，发生的事情令人们目瞪口呆，惊心动魄。1971年9月13日，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副统帅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坠机身亡，史称“林彪事件”或者“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用了一段打游诗来形容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里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在当时，上至中央领导同志，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做的，没有经历文革的青年人，只要看过文革录像就可以发现这一现象。在九大会议上，因为代表们频频高呼口号，毛主席不得不多次中断他的讲话。所有这些，始作俑者，乃林副主席，林经常用最精练的语言发出对毛主席著作学习的指示，如“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在当时，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林副主席号召，按照林副主席指示，紧跟林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副主席当之无愧是这股热潮的领导者，这样讲，毫不夸张。
    突然间，林副主席跑了，上级传达林彪叛国投敌、折戟沉沙文件的时候，人们犹如惊天霹雳，更多的人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精神天空瞬间垮塌。人们承受着精神偶像被打碎的痛苦，痛苦来自真诚的心灵，那是一种铭心刻骨的被伤害感觉。一些疑问开始在人们的心头回转。
著名大师赵朴初散曲《反听曲》写道：
    听话听反话，
    一点也不差。
    "高举红旗"
    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挂
    "共产主义" ,
    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
    大呼"共诛共讨"的顶呱呱，
    谁知道，首逆无凶就是他！
    到头来，
    落得个仓皇逃命，
    落得个折戟沉沙。
    这件事儿可不假，
    这光头跟着那光头去也！
    这才是，
    代价最小、最小、最小，
    收获最大、最大、最大。
    是吗？!
    此后，人们看到，毛主席出席了陈毅老总的追悼会。在全国开始了落实政策的工作，中央一些老干部开始露面，地方上一大批老干部也开始重新工作，
中共陕西省委、驻陕部队负责人赴京向中央汇报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制定了《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从1971年9月至1973年，《传达提纲》一直作为陕西工作的重要指导文件来贯彻执行，对稳定大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却说形势正当渐趋好转的时候，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又铺天盖地的刮了过来，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江青一伙顺手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在这期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他们借批林彪“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他们还极力吹捧“女皇”，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大造舆论。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不但在历史研究领域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江青一伙煽动的所谓“反潮流”的冲击下，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出现的各方面工作好转的局面又遭到挫折。
那户县这个小县城也弥漫在批林批孔的浓雾之中，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种批判会接连不断，什么“柳下跖痛斥孔子”、“桑弘羊舌战群儒”、“洪秀全砸孔碑”、“李逵反投降”、“闯王严惩作恶儒生”、“历代劳动人民反孔斗争故事”等生编乱造的所谓历史故事，到处宣讲，各种漫画也应运而生，批林批孔的诗歌也到处张贴。    战鼓敲，军号响。    批林批孔摆战场。    群山举起红火炬，
    大海涌起滔滔浪。    林彪孔子复辟梦，    几只苍蝇嗡嗡响。    革命洪流不可挡，    万里河山尽春光！    伟大领袖发号召，    批林批孔战鼓擂，    批林一定要批孔，    彻底挖出修根源。    不怕鬼，不怕神，    不怕孔孟臭古文。    知难而进狠狠批，    不获全胜不收兵！
    像此类诗歌一时成了文化主流。大讲历史，崇法评儒，批林批孔成了一种潮流和风气，但这种批判渐渐地和地方相联系，户县开始又不安宁起来……
    户县县志《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1974年1月18日 “批林批孔”开始。斗争矛头被指向由周恩来亲自指导起草的《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纲领》，引向县委和县级一大批中层领导干部，提出所谓：“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右倾势力”的口号。8月24日至9月7日，召开有168人参加的户县革命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搞“批林批孔”，“反复辟回潮”，“翻”“三批一清”的案。会上主要联系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在户县的表现，解决户县革命委员会的“右倾”错误，解决对待“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等“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再次遭到批判打击，使全县工作又一次陷入混乱。
    这到底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待在下慢慢地讲来。
    此次事件先从《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和“三批一清”说起。却说文化大革命闹腾几年，国家大乱，生产下降，经济困窘。人心思定已是一种普遍的迫切要求，1971年8月25日至9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省军区和驻陕的21军、47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陕西的情况和工作，这次汇报基本顺应了民意，反映了人民急切要求落实政策的愿望。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这些指示主要是：
    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清查“五一六”分子，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干部该解放的要迅速解放，已经解放和结合的干部要大胆使用等，根据这些指示形成的《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的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三批一清”。
    却说这“五一六分子”原本也是一空穴来风，毫无根据，在陕西也根本不存在所谓五一六这个组织，但在落实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指示的时候，即将其认定为打砸抢分子，这样一来，凡是搞打砸抢的都在清理之列。。
    户县革命委员会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三批一清”办公室，全县组织了1126人参加的603个宣传队，迅速把（提纲）传达到全县干部群众中去，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搞武斗，搞打、砸、抢、抄、抓，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以来出现的怪事、鬼事，进行揭发批判，点出了一批典型的人和事，一些打砸抢分子受到惩办，如残害致死棉司原领导徐纯洁的造反派头头兰希孝等被收监。全县参加运动的有县级机关、事企业单位共56个，参加人员达4068人。通过“三批一清”，那资产阶级派性受到大大遏制，形势有了好转，经济得到了继续恢复和发展。
    却说时光移到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却又猛烈开展起来，那《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形成的好趋势急转直下，四人帮在陕西的黑干将如张培信、单英杰、杨梦云、王文善、吴观乐、吕秉发等一伙，将《传达提纲》当成了批判的靶子，刮起了一场大反省委汇报提纲、翻“三批一清”案的妖风，他们不断向中共陕西省委发难，在全省组织上访团、汇报团等，煽动一些群众离开生产、工作岗位，搞串联，建联络站、广播站、贴大字报，大闹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鼓吹极左言论。
    这种左的错误势力猖狂的时候，省革命委员会却没有看清形势，顶住压力，相反地在全委十一次扩大会上承认对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犯了严重错误，实际上批了群众，批了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助长了右倾复辟思潮的发展。
    受到省上的影响，咸阳地区革委会也召开了第四次全委扩大会，革委会领导同样作了检查，承认了错误。户县革命委员会第十五次全委（扩大）会正是传达省、地两级会议精神的会议。
    会前，户县就流传着大量舆论，说什么：“省委汇报提纲是黑纲领，三批一清是犯了方向性路线错误，三批是批了造反派，三批批了文化大革命，是右倾复辟势力回潮。”他们宣扬地区扩大会闹的气氛，尽情渲染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如何被围斗，“弄得李瑞山两次找吴桂贤（原咸阳国棉一厂女工，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没有开门，并对人说：李瑞山平时把权抓得紧紧的，这是没办法了才来找我们”等等。说什么咸阳地区造反派把地区领导王经伦搞的下不了台，把张逸之从医院叫回，也搞的很狼狈等等，互相打气，统一口径。
    这些舆论说什么户县旧势力严重，万金茂就是何勤如在户县的继续，付鸿儒、胡恒林、陈景贤、吴景华、张克仁、张省德、王炳岐等都是旧势力，要人们和这些人划清界限。户县革委会十五次扩大会召开前，县委（1971年2月8日，新的户县县委成立，和县革委是一套班子）先召开了常委会，为大会准备的报告在干扰、阻扰下，三次修改都不能定稿。帮派头目在县委常委会上大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决定一切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残酷无情的。说什么：“70年下半年到72年户县否定文化大革命集中在这一段，这一段上下呼应，左右挂钩，显然是有预谋有计划的。”
    一些人密谋策划，会前就贴出了题为：“县委向何处去？”等所谓八谈的大字报，激烈攻击“三批一清”，攻击咸阳地委和户县县委，给被打击的帮派分子鸣冤叫屈，制造哄闹气氛。
    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气氛下，户县革命委员会第十五次全委（扩大）会于8月24日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县革委会委员和各组、局、办、委负责人，公社、县级事企业单位及各中学革委会主任共168人。各位：户县以前的乱，是乱在群众中，这次的乱，却是乱在县革委会内部，这次的乱，参与人员却也十分复杂，前文早已说过，那革委会的成立，是完全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以派划线，钻进了个别造反气息很浓的帮派人物，在“三批”中，这些人偃旗息鼓，蛰伏等待，有的还受到整肃，好不容易等来了又一次造反机会，岂能轻易放过？自然是乱的主力；还有很少一些人确实带有些许私心杂念参与进来，但大多数是抱着对党的一片忠诚，被自上而下的宣传夹带进来，认不清形势，也跟着盲目闹起来。
    大会刚一开始，人民会场就张贴了一份题为“这次扩大会的方向应何处去？”的大字报，鼓吹这次会议要批省委汇报提纲、翻“三批一清”的案、要打倒一批中层领导干部、要造反派掌权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人不遗余力翻“三批一清”的案，为造反派鸣冤叫屈。攻击“三批一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是“复辟回潮”，是什么“举逸民，请隐士”。有人严厉质问：“为什么要来搞‘三批’？这是不是路线问题？”有人认为：“‘三批’实际上批了文化大革命，批了群众，批了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一些三气未消的人，一批极左，正适合他的思想，把文化大革命说的一团糟，助长复辟倒退的逆流，从批的对象看，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头头，这在方向上就根本错了，再从‘三批’的结果和影响上看，打击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挫伤了他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有人在会上声言：“‘三批’时有人叫喊要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我们这个会要把对文化大革命污蔑的那段历史倒过来。”
有人在叫嚷：“如何开会？概念化、抽象化、不伤不损，达不到发动群众的目的，要打气，要灭有些人的威风。”
    会上，县委书记安生高在一些人的围逼下就“三批一清”按他们的调子作了多次检查，但还是下不了台，一些人在会上起哄、喧闹，说什么：“这样的检查十分气人，态度是吓吓磕磕，中庸之道，聋哑文字、聋哑语言，想蒙混过关，检查背后给会后复辟留有很大的余地。”他们对安质问道：“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代表那个阶段的利益？”大骂安是有奶便是娘，他们白天大会哄闹，晚上还要夹攻，一天晚上他们以谈心为名，围攻了安生高一夜，施加压力，迫其就范。
    一些人还猛烈攻击曾在“三批一清”中认真负责执行这一政策的革委会副主任王志忠、李魁元、李军和万金茂等，说万金茂“是户县复辟势力的总后台，不是何勤如的何勤如，对造反派不支持，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等。说什么：“上边黑线要摧毁（县革委会），底下有黑线策应，策应就是万金茂！”“三批是从上到下要颠覆县革委会，有计划、有步骤的，据说王（志忠）主任、李军（三批时的县革委会副主任）为三批常到万的房子去交换意见，应交待清楚！”他们毫无根据地指责三批时万向李军等提供了户县的情况。帮派头目公开对万金茂说：“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咱们并无共同语言！”
    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志忠是一位老同志，1971年来户县工作，工作认真负责，敢于坚持原则，由于县委常委分工，一段时间主管了户县的“三批”工作，认真贯彻了《省委汇报提纲》精神。在这次会议上，王志忠抓“三批”被批为“是领了地委书记张逸之、王经纶的旨意”，“是整了造反派”，“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王被迫在大会上多次检讨但下不了台，整得在会上痛哭流涕。
    文革初期，原棉花公司经理徐纯洁被造反派百般折磨，残酷殴打，后发现死于井内。1970年，县公安机关将已混入县革委会任委员的造反派头头兰希孝以私设公堂，致死人命罪拘留。一些人在户县革委会15次扩大会上大肆叫嚷：“户县回潮另一个表现是棉司问题，把造反派长期关押是何道理！”这个案子是有意整造反派，大家的意见大得很！“户县公安机关对谁专政？还不准备纠正，棉司问题究竟是逼死人命，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常委什么态度？”“迅速解决棉司案件，一拖再拖使县委越陷越深，户县文化大革命后，最大的事件是棉司案件，要求县委立即放人！”强烈要求打开监狱放战友，在他们的强压下，县委被迫从监狱放出打人凶手兰希孝等人，并恢复了兰的县革委会委员职务，这个打人凶手，还堂而皇之参加了十五次扩大会。
    一些人对县委的干部政策极为不满，搞串联、排名单，要打倒一批中层领导干部。他们在大会上大肆鼓噪所谓张克仁问题。却说那张克仁是一名老地下共产党员，1966年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文革开始后，因未迎合造反派，遂被以假共产党员和户县第三号走资派而被打倒，受尽凌辱。1972年5月经组织调查后，确定张是中共党员，便恢复了其组织生活，并任命为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帮派分子极力指责县委落实政策、重新使用了张克仁。
    张克仁在1972年5月30日曾给县委书记安生高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经过几年时间大风大浪中的审查现在已经水落石出，真像大白了”的话。一些人攻击张克仁是复辟的急先锋，攻击张克仁写的信就是反攻倒算的宣战书，强烈要求安生高交出张的信，并强行闯入安的办公室搜查信件。安被迫在县委检查报告中说：“在干部问题上我们问题突出，错误严重。张克仁对文化革命严重不满，明目张胆地进行翻案活动。同时，张克仁党籍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而我们迫不及待地把张安排为组织部副部长，张克仁上台以后，搞资产阶级派性，攻击革命群众，推行任人唯亲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力否定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坏。”
    一些人极力攻击老干部、县委宣传部长王丙岐，指责他恢复了考试制度等等，逼使县委在检查报告中以不点名的方式批判了王丙岐，报告中讲：“还有一个干部，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充满封，资，修思想，文化大革命中虽经群众批判教育，但立场并未根本改变，我们却让其掌管宣传文教大权，他上任以后，不但积极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且在批林批孔中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说什么赵守一的政策再落实了，陕西省的政策就算落实了。甚至最近还对抗省委20号文件，公开赞扬走资派赵守一，群众意见很大。事实证明，我们在干部问题上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其中“充满封，资，修思想,文化大革命中虽经群众批判教育，但立场并未根本改变”这句话是一些人私自加上去的。
    一些人还大肆攻击原代县长何勤如的解放，说：“何勤如在57年是中右，59年右倾言论受批。对何的解放草率的很，长何的志气，灭革命派威风，打击革命群众，否定文化大革命。”
    一天下午，会一直开到吃晚饭的时候，一些人却围住县委书记安生高，要安表态，要把已调离户县工作的县委原常委李军、原副书记李奎元（原军代表）和已调咸阳工作的原代县长何勤如等人揪回户县批斗，闹得不能休会。安生高无奈之下，答应去地委请示，当晚他和刘凤等去地委，地委自然不能答应这无理要求，这些人的做法破产。
    在大会上，这些闹的人物前后点名批判的中层领导干部不下三、四十人之多。他们在哄闹中煽惑、欺骗、鼓励一些农民代表，说什么：“工农和造反派心连心。”使他们糊里糊涂地也跟着哄闹。
    张克仁被强行免去了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王丙岐被调出了批林批孔办公室，使二人政治上受压，身体受摧残，都住进了医院。王志忠主任在思想、身体上都受到极大摧残而病倒，最后含冤而死。
    一些人在会上公开要官要权，大谈：“最近学习儒法斗争史，县委班长今后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秦孝公才能发挥商鞅的作用，有秦始皇才能发挥李斯的作用。”要求重用造反派。县委屈于当时的内外压力，不适当地安排一些闹派人物担任了县级机关或社镇的领导职务，使刚刚出现的安定局面又陷入了混乱。
    户县的一些人在十五次扩大会上的猖狂表演，激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当时王丙岐同志就挺身而出，张贴了揭露一些人企图打击一大批老干部的阴谋的大字报。
    噪闹的户县革委会十五次全委扩大会是当年四人帮篡权乱国的缩影，“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行为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他们的日子已经不长了。

    正是：
    批林批孔甚嚣张，张牙舞爪更张狂，
    谁知暴风骤雨后，只是一枕梦黄梁。
        且看下回。

tuffy05

第三十二回   学大寨渐入歧路   仿大集又奏“左”曲

    诗曰：
    集市当作大战场，万物买卖齐杀光，

却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曾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依据的是毛泽东主席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指示。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相当于现在大寨乡下属的大寨村），全村位于山西东部太行山区环境气候恶劣的区域，包括“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石山，50、60年代，在大寨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领导下，当地农民从山下担土到石山上造田，在山顶上开辟蓄水池，所谓“万里千担一亩田”，改造了本村的生活状态，受到政府的重视，毛泽东主席认为符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原则，因此号召全国农民向大寨学习。1975年，陈永贵经毛泽东主席提议，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破格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
    农业学大寨运动当时主要是在冬季农闲时，组织农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农业学大寨运动将农民组织起来，在当时缺乏政府投资的情况下，也确实利用农民劳动力兴建了许多重要的农田水利设施，如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利用农民自身的力量，解决了深山区农民的用水问题。但在运动中，有许多地方把经就念歪了，片面追求形式，浪费了许多农村劳动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有的地方要求农民垒坝必须将石头凿成正方，以便好看；有的地方追求粮食产量，强迫农民种植营养成分低但产量高的杂交高粱等，户县就是这样，1974年把十分肥沃的土地大部分都种了高粱，令人记忆犹新；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进行农业学大寨”，也就是可以向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施加罪名，不允许任何不同的意见存在。
    1974年初，“四人帮”掀起了波及全国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他们把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采取的纠正“左”的错误和调整国民经济的一系列正确政策措施，诬蔑为“复辟”、“倒退”，并继续利用大寨这块牌子推行“左”倾路线。这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展署名大寨党支部的文章《大寨之路就是斗争之路》，攻击批判极左是"一股复辟倒退歪风"，说大寨"顶住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思想"。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昔阳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颂扬"大寨不是一个生产典型，而是所有制变革以后，农村如何继续革命的一面旗帜"。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深刻的变革--大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的文章。文章说：由于大寨善于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深刻的革命”，因而“识别能力高，斗争精神强，经常有个新套套”。“批林批孔”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
    户县在“批林批孔”正火热之时，学大寨运动也在同时开展，与“批林批孔”运动相结合，1974年10月28日，县委发出一份题为《关于狠批资本主义倾向，不断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安排》的文件，这个文件指出：

    资本主义倾向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在经济领域的反映。

   其主表现有:到卖粮、棉、油、木材、化肥、机械等一类物资和工业品，重副轻农，搞长途运输，出外包工，副业单干、分光吃净，工分挂帅，物资刺激，封建迷信等等……

    纠正资本主义倾向要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打主动仗，充分发动群众，认真贯彻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政策，揭发、批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同时要注意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对干部的社会主义教育，还有管好计划管理，劳动管理和财务管理。

    安排下发后，全县农村结合“批林批孔”开展了对所谓“资本主义倾向”的批判运动。12月26日，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通告》，通告发布后，全县动员力量对集市贸易进行严管，正常的商品交换活动基本被取缔，集市贸易陷于停顿，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到了1975年，当时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以及下达，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持续进行，户县对广大农民进行物资交换的集市当成学大寨的严重障碍，对集市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一份文件认为：

    我县农村集市贸易，也出现了某些混乱现象，这就是：允许上市的三类物资，有的数量显得过大，甚至比重大于国营商业，如蔬菜、扫帚、筛子等农用生产资料。不允许上市的三类物资也进入了集市，如辣椒、旱烟、生姜等，而且数量又不是小量零星的。属于历来坚决管死的一类物资粮、棉、油也上了集市。事实证明，当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的势力有所抬头，小生产者自私性的固有特点又冒了出来，一小撮阶级敌人投机倒把，乘机进行破坏活动，挖社会主义墙角，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相当尖锐的。

    全县动员力量对集市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千方百计阻止农民上市交易。

    从1月到8月份，在市场上一共查获各种“投机违法”案件2332起，罚款没收现金19000余元，没收重要物资有粮食25000斤、食油300斤、棉花240斤、化肥8900斤、钢铝1000余斤、木材5立方、同时还有粮票4300斤、布票1700余尺、肉票230斤、收购的物资有：粮食13000余斤、食油300余斤、肉类1400余斤；重要中药材900余斤、生铁13000余斤、干鲜果、瓜果250000余斤。有关部门评价这是“学理论，抓路线，讲政策，扩大工农兵群众积极协助管理市场，坚持同资本主义斗争的结果。”

    但是，集市贸易是由于需要而自然生成的，他的消长不依人们的意志而转移，人们有需要是非到集市不可的，挡也挡不住，你明里管，他暗里交易，你走他来，反反复复，直把有关部门弄得焦头烂额。这时，报刊上宣传的“哈尔套大集”引起了注意。

    却说那哈尔套原是辽宁省彰武县西北方向一个小镇，，北面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为邻，地理位置处于农业区和牧业区的交汇处。很早以前这里就形成了汉、满、蒙等民族进行商品交换的集市。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在限制商品货币交换和急于消灭“小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极左思想指导下，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大集”在哈尔套出现了，并取代了原有的集市。经过广泛宣传，“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被冠以“新生事物”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1974年12月2日，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到彰武县检查农村工作。他批评彰武县干部对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认识不足，行动迟缓，其他地方都在轰轰烈烈、大张旗鼓进行，而这里仍然冷冷清清，沿途“只见几头毛驴在啃草皮子”。第二天，为了“让实践证明”在冬季里能够动工，毛远新和几个随行人员用丁字镐在冻土地上刨了一阵，然后便作出决策：一是召开路线分析会，把是否搞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上升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冬闲是“闲了社会主义，忙了资本主义”；二是要求省市县公社有关领导干部到哈尔套公社敖汉大队进行现场示范，破除冬季不能在田里劳动的观念；三是动员哈尔套全体干部群众参加农田建设；四是召开辽西农田建设现场会。根据这一指示，阜新市、彰武县和哈尔套公社立即动员和组织农民修建农田工程。12月4日，仅哈尔套公社就出动2500人。5日，辽西各市县负责人来到哈尔套，见到了全民齐动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热烈场面。毛远新在现场会发表讲话，要求各地破除“猫冬”旧习（东北人将冬季呆在家里停止户外劳动称做“猫冬”），学习哈尔套公社大搞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有人建议搞一个特珠形式的大集，叫做“社会主义大集”，这正合毛远新意愿，认为是限制“小生产”的好办法。1974年1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基本思想是，我国现存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引用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指出“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毛泽东这一谈话，反映出他在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其中包含了对马克思、列宁有关论述的误解。客观地讲，哈尔套大集的出现与毛泽东上述谈话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将毛泽东谈话内容具体化并将其推向极端的则是毛远新。如果说他强迫农民搞农田建设体现出他不了解情况进行瞎指挥的官僚主义作风的话，那么，导演所谓“社会主义大集”则暴露出他急于捞取资本进行政治投机的浮躁心态。出于特有的政治敏感，毛远新很快将注意力由农田基本建设转向旨在限制商品自由交换和消灭“小生产”的“大集”上来。12月28日，毛远新将在哈尔套“蹲点”的省水利局张局长召至沈阳。张局长向毛远新报告说，哈尔套那里现在是人在山上，心在集上，为了能使农田建设坚持下去，他建议搞一个特殊形式的大集，叫做“社会主义大集”，取代原来那种自由市场式的集市，并且动员农民将自家的黄烟等产品按公价卖给当地供销社。他的这一建议正合毛远新意愿，认为这是限制“小生产”的一个好办法。张局长连夜赶回哈尔套，发动县、社、队干部为大集做准备。第二天，毛远新等省委、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来到哈尔套。12月30日，300多农民在干部的带领下，将自家的黄烟卖给了供销社，完成了“社会主义大集”的试点工作。毛远新认为,这一“创举”就是为了“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1975年元旦，哈尔套第一次“社会主义大集”正式开张。这天，各大队农民在社队干部的组织下，打着红旗、敲锣打鼓，将黄烟、席子、大葱等农副产品送到供销社。然后从供销社买回一些日用品。公社及各大队的文艺队在大集上演出了文艺节目。毛远新亲临现场发表讲话，声称“社会主义大集堵住了资本主义的路”。在场的几位省委领导人当即决定，1月5日在哈尔套召开现场会，全省各市、地（盟）、县领导干部参加，并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做下一次大集的准备工作。1月5日，哈尔套“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集”如期举办。这次大集采取了有组织游行的方式进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公社党委书记那顺，他肩扛半扇猪肉，领着妻子和在医院工作的女儿，女儿背负行李，身带大红花，表示同传统观念决裂，离开医院当农民。公社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党委常委跟在书记后面，两人抬着一头猪。接着是各生产大队的赶集队伍，车拉肩挑地将生猪、猪肉、黄烟、辣椒、大葱等送到指定收购站。为了显示购销两旺，县商业和物资部门特地把当时计划供应的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运到大集分售给赶集的农民。省及各市、县领导干部参加了赶大集现场会。看到“扭着秧歌卖鸡蛋，两家合卖一头猪”，许多与会者便知这是一场事先导演好的滑稽闹剧，但是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毛远新对他的这一“创举”感到十分满意，他说，举办这样的大集就是为了“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要求全省各地都要组织这样的大集。会后，全省各地纷纷效仿哈尔套赶“社会主义大集”。哈尔套大集还被《人民日报》叫好并拍成新闻纪录影片，因此，除本省外，全国有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派出代表前来学习经验。大集除了以往的文艺演出和自欺欺人的购销活动之外，突出特点是反“右倾翻案风”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公社党委负责人在集上带头作批判发言；一些中学毕业生和已经在非农岗位就业的青年，或出于自愿或迫于政治压力，表示要到生产队当农民，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种明显带有弄虚做假形式主义痕迹的“大集”使得不少慕名参观者纷纷摇头而去。但是，大集的组织者办“政治大集”的决心不改。他们对今后赶大集作出若干规定，其中的两条是：必须有批斗“走资派”的内容；必须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内容。于是在彰武县乃至阜新市又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批判迫害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风潮。在这一风潮中，出现了诸如“开刀”、“爬坡”等新经验。所谓“开刀”就是干部在批判会上无保留地暴露自己的各种“错误”，并尽可能的进行自我谴责；“爬坡”就是干部在“开刀”之后要对“错误”进行无限上纲，从“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错误”的严重性，通常是承认自己是“民主派”、“走资派”，表示“愿意悔改，转到正确路线上来”一类言不由衷的套话。如果得不到群众认可，还要继续“开刀”和“爬坡”。整个过程，群众帮助当然不能少，有触及灵魂的口诛笔伐，也有触及肉体的拳打脚踢。根据后来辽宁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反映，“仅在哈尔套公社所在的彰武县的17个单位中，就揪斗走资派42 人，还以各种粗暴方式对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身体伤害，四堡子一个公社受毒打的干部群众454人，其中致残的30多人，死亡4人。” 任何对哈尔套大集提出非议的人，自然都在被打击之列。

        1975年，这股流毒也深深地影响到户县由于户县学习辽宁省“哈尔套大集”的经验，强行推行“哈尔套大集”经验，8月份县里指派专人去哈尔套“取经积极推行了“哈尔套大集”的做法，要把集市贸易改造为“社会主义大集”，群众只能在规定的大集日上市赶集，要出售的农副产品只能卖给供销社设立的收购部门。具体管理办法是所谓动员群众，大打人民战争，部署在公社领导下，以大队为单位，以民兵、治安人员、双代员为骨干力量，每个生产队抽人，分村、分片包干，既管本村本队的，又管外来买卖的。不论逢集、背集，不论白天夜晚，轮流值班放哨，加强检查，重要地段、路口、重点村队、重点户、重点人、都做到严密注意，并积极宣传，要求本大队社员，把需出售的农副产品主动卖给国家，不在集市出售。县城内四大街由公安、税务、供销社、市管等单位分工配合包干，日夜加强管理，上上下下形成一个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天罗地网”，使户县集市贸易受到极大摧残，对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

    以城关为例，当时城关公社就抽调110人，分为两片，四街东关为一片，南关西桥为一片，设四个点：西桥为一个点，主要管理粮、棉、油、活鸡、鲜蛋、各类票证；南关为一个点，主要管理木材，糠麸、车辆、荻子；东关为一个点，主要管理蔬菜，活鸡鲜蛋；钟楼为一个点，主要管理竹木器具、辣角、旱烟、药材。

人员分配：南关、西桥40人，参加单位为一中学生20人，百货公司、油脂公司、粮站、派出所、市管所、肉食公司共20人。

四街、东关40人，参加单位为一中学生20人；木材公司、农副公司、供销社、税务所、市管所、营业所、卫生队共20人，其余30人分在四个点。

    在管理中，对于社员或集体上市买卖的物资，原则上给予收购；对有“投机倒把”行为的人，强调罚款的罚款，该没收的没收，该法办的法办，政治上要批臭，经济上要搞垮。

    通过大规模的围、追、堵、截，城关集市原有摊位300多个减少到30几个。1—4月，即管回粮食35起，6321斤；粮票9起，791斤；布证6起，182尺；肉票8起，92斤；棉花2起，9.7斤；豆腐7起，192斤；白条肉5起，49斤；鲜蛋17起，37.7斤；贵重药材4起，216.5斤；活鸡22起，70只；花生1起，25斤；氢气球2起，574个；旱烟59起，300斤；辣角14起，162.7斤；红芋17起，2297.3斤；蔬菜107起，5807斤；食油7起，19斤，竹木器30起，658件；麸皮3起，1024斤；条帚14起，201把；其它15起，421斤。

    管、卡、压的结果一是根本管不住；二是回潮严重，据四月的两个星期天统计，上市交易人员、上市物品骤增，西桥以西至玉蝉公社门口粮食满路皆是，估计约有2000多斤，从事买卖的人数约300人左右，上市棉花约50多斤，上市食油约30多斤，上市辣角旱烟约800多斤，人数在200人左右；上市糠麸约500执行委员会数在100人左右，上市的旧车辆、架子车约30辆，自行车约50辆，上市新旧木材约100方左右；芦席约50页，帘箔约200栓；出卖各种菜籽的摊位约20个，上市的竹木器具约3000件；上市死畜猪肉摊位约20个，上市蔬菜约5000斤；上市活鸡上百只，鲜蛋百余斤。管、卡、压的做法理所当然的受到群众的极力抵制。

    尽管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在1976年5月31日户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一直强调要学习辽宁经验。“用社会主义大集代替自由市场”。但是由于这一做法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所以，学习“哈尔套大集”经验管理集市这个活动一直在管理—回潮—管理—回潮的泥潭中挣扎，管理人员疲于应付。

    这场闹剧直到1977年才揠旗息鼓、无声无息，自动结束。

    正是：
    集市肃杀欲断魂，严管严罚草不存，
    劳役无尽任驱使，农民生活谁问津？

    且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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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回大寨县一年建成 园田化初现端倪

诗曰：
经八纬九如棋盘，路端渠直绘园田。
艰苦卓绝惠后世，至今不忘苏耀先。

1975年9月15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由毛泽东亲自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议，这就决定了会议的规模很大，共有代表3700人参加，其中包括2300个县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开幕词中说，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以来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将参观大寨和昔阳抓革命、促生产的成就，学习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交流各地11年来，特别是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大寨县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尽快普及大寨县的问题。同时，总结交流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讨论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
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和同期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支持农业学大寨的同时，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他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情况，明确提出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各方面都要整顿的问题，强调"农业要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
大会的第二阶段移到了北京，华国锋代表中央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报告重要的新提法有两个，一个是提出了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一个是提出了解决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四个问题。
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是：
（一）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
（二）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
（三）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像昔阳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四）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
（五）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
（六）农林牧副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改善。
报告提到：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全党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个运动切实拿到自己手上，实行一元化领导，教育全党，同一切对这一运动不重视、不努力、消极怠工、甚至妨碍和干扰的错误思想、错误行为作斗争，组织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齐心协力，为取得这一运动的胜利而奋斗。
报告要求：
为了普及大寨县，各县都要制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全面规划。要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要明确主攻方向，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分期施工，定期检查总结。要注意因地制宜，讲求实效，不闹形式。随着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地进行，跨社跨队的工程越来越多，要加强大队、公社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互助互利，搞好协作。县、社、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是改造自然、大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生事物，应该创造条件，逐步推广。
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虽然对在全国农村进一步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推动社队企业的发展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会议提出的要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在农村继续进行"基本路线教育"等口号，所提出的所谓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始终贯穿着阶级斗争，使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建设大寨县，无异于自1958年以来的又一次大折腾。
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户县被列为全国一年要建成的大寨县之一。
10月26日，户县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县委副书记吴孝先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和省委要求户县一年建成大寨县的精神，认为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意义重大，省委要求户县一年建成大寨县任务光荣而艰巨。
11月1日，户县县委召开了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 12月中共户县县委、户县革命委员会提出了户县园田化规划。
11月4日—7日，常委进行开门整风，解决班子中“软、散、懒”问题，端正思想路线，为一年建成大寨县做好思想准备。
11月26日，户县召开农业学大寨群英会，共有4793人参加，会上，县委副书记吴孝先代表县委作“全党紧急动员起来，苦战一年，为建成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会议期间，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常委章泽、地委副书记吴维录、王保京等先后到会并讲了话。一场声势浩大的“一年建成大寨县”的战斗即将打响。
12月3日，户县新的县委书记苏耀先走马上任，已在户县工作20多年的老县委书记安生高调离户县。加强户县“一年建成大寨县”的组织工作已经完成。
1976年户县实现大地园田化，在全县600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区，修筑东西南北，纵横骨架路17条，大气魄、大手笔拉开了城市乡村一体化的城市建设序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户县大地园田化是全国唯一的一个，进入户县，道路纵横交错，耕地园田，公路网络四通八达．经八纬九十七条主骨架公路形成了棋盘式道路网络，生产路125条，成棋盘式分布，总长2270公里，把全县60万亩土地分为60个万亩大方，2900多个生产方，修筑排灌渠道110条，总长149.5公里，路（渠）旁植树585.6万株（人均14株）。现今的户县完全实现了“路端渠直树成网，田方地平井成行”，渠、井、田、林、路、电六配套，基本实现电气化、水利化和机械化，被评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这应是户县的骄傲，户县人民的骄傲，但要说实现大地园田化“拉开了城市乡村一体化的城市建设序幕”，却是毫不沾边，那城市乡村一体化的提法是近年来才提出的，园田化怎能和他沾上边？

说起户县园田化，与户县当时的县委书记苏耀先有绝对的关系，说起苏耀先，至今户县人仍念念不忘，他那艰苦卓绝的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户县人。网上有人这样说：

户县人民记的最真，长唠叨感恩的无疑是苏耀先。为什么，恐怕不光因为这个领导有主见，有创新，重要的是他干事不只是着眼当下、任期内，而是能着眼身后、筹划做惠泽好几代人的事。

很多人包括诋毁他的人都说，户县大地园田化是苏耀先倡导和和努力下搞起来的。说是他的倡导，实在有误，其实早在1973年10月间，县委组织县、社、队干部600多人去昔阳县大寨大队学习，并到夏县参观了大地园林化，就受到了启示。1975年7—8月间，县水电局在县委的支持下就提出了初步规划与示意图，名为“园田化规划”。所谓园田化，按当时的思路，是把自然形成的、能耕种的、一定数量的土地圈起来，实施特种耕作任务，达到一定的目的，谓之园田化。具体的说，户县就是“用路将大田围成生产方，对方内的农作物生产作务，要变成象花园里务花那样的精细，象果园里务果树那样的认真，象公园里布置花、树、楼亭、池塘、草地那样的多样别致，近而改变犬田粗放的作力，能在生产方内布局有序，合理用水，开展农业科技研究，进行科学而精细的管理，提高耕作技术，达到稳产高产，这样做才算是真正的园田化”。

其基本原则是：县开万亩方，在万亩方内由所在公社共同划出千亩方，在千亩方内，由所在地大队联合开出百亩方，按大、小方块田，划定东西、南北方块路，即大方为主干路，小方为生产路，全部废除旧路。这样就解决了以村为的辐射路和地轸不统一，地中乱打井、乱修渠的问题，有利于农业生产与布局。

县水电局曾在1975年10月正式提出规划与设计图，交县委讨论。又于同年11月份在公社书记会上进行讨论，提了一些修改的意见，定为“生产方由县统一规定，生产路不论东西方线、南北线都要平行于主干路。”取消社开千亩方，队开百亩方。后由县农林、农机等单位，研究了生产方的大小，以200亩左右为宜，这样东西生产路的南北间距为300米，南北生产路的东西间距定为500米，主田面积为225亩。

1975年12月户县和省测绘局商谈，请支援测量主干路，省测绘局于12月上中旬派技术员17人携带仪器到户。县抽调20多人组成5个测量小组，按设计图确定的路线，分路包干。时经月余，冒风跳雪，完成南北路定线9条，东西路定线8条，共定线328公里。

1975年12月，身负“一年建成大寨县” 的巨大政治压力新履任的县委书记苏耀先以坚强的魄力和强力的措施，顶住种种压力和困难，终将园田化这一决策贯彻执行。1976年1月23日，在苏耀先的主持下，县委对园田化规划研究通过，决定实施。成立了以革委会副主任赵毅任组长和有关领导参加的园田化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水电局。

此后，这位县委书记，既是这场“战斗”的指挥者，也是一个“参与者”， 人们经常看到，他在工地和民工一起劳动的身影。他和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吴孝先被户县人并称为户县的“两把锨”，户县“两把锨，翻的欢！”广为流传。

1976年2月发动沿主干路社队群众，按测定路基，在其两侧植树30多万株，树栽路现。

经过一系列准备，到5月中旬各社队先后修过路桥等建筑物259座，到6月中旬麦子登场以后，全县日出劳动务2万多人，拖拉机、推土机64部，人机配合，日夜突击，经过3天开通了主干路17条270公里（路之两端有些未动），同时挖除了旧路。在种秋后又继续组织劳力加工完善，到6月底7月初主干路17条长308公里，路8米，路面7米，路高出地面0.5米，全部按标准完成。

1976年7—10月份在继续抓主干路、桥的设计与备料和安排冬委主干路过村拆迁房屋的同时，经过准备，全县落实了修建生产路的任务，到10月份全县结合秋收秋播，日上劳8万余人，开新路、种旧路，突击10天，新修生产路125条2247公里。全县大地呈现了园田化，冬季又植上了树，体现了大地园林化。

户县园田化的雏形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但生产方的建设却是园田化的核心，已形成的生产方，仍然是被旧路切割的蛋蛋田，只有改变方内的旧貌，方田才能换新颜。户县县委要求：一是一方一队，一个队土地不足一方者，可以两个队种一方；二是一方内一个队的土地在5亩以下者，能兑换的兑换，不能兑换的交方内队耕种。1976年冬，大量繁重复杂的任务是调整插花地， 庄地。县领导小组长赵毅亲自挂帅，调查研究。各社队也都由一名领导负责，选择熟悉地理情况的干部或群众1—3人负责办理土地兑换手续。经过一冬一春，到1977年夏收后，兑调插花地、庄地8万亩，建设成一方一队的方田800多块，一方两队的1400多块，一方3队的有`600多块，共计2900多块。

园田化规模形成后，开始改建排水渠。1976年—1978年先后由受益队修排水渠23条，163公里，修各种桥建筑物100多座，排除积水田9万多亩，加大内渗面积17.2万亩，提高了抗灾能力。

“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河道治理工程

户县早在1972年就动手勘测设计治理河道，设计治理的有涝河、太河，并对两河先行了治理。后在园田化建设中又对涝河、太河及其他河流进行了全面大治。

先说治理涝河。却说那涝河，古称潦水，《诗经·洞酌》中有“洞酌彼行潦”，也就是这“远去挑水潦河边”的诗句，使户县涝河以先民的勤劳英姿，跻身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的描写把“潦”列入长安八水，更是涝河力量和魅力的辉煌展示。那涝河出谷，即潜入沙石之下，至罗什堡西侧始出，故涝河此段有“十里天桥”之称。涝水古出南山涝峪，北经今上涧子村东北，流经丈八寺村东、石桥寨东、亭子头西至陂头村东南，向北东折入涝河，至今其形仍可辨。涝河改道后，终南山诸谷水经地下潜流至丈八寺、割耳庄一线，合胡公泉、渼泉、白沙泉等水北流为陂，此即为闻名古今的渼陂由来。历史上的涝河是户县的一条利河，在那交通不便的古代，曾是一条运通东西的重要通道，户县的物产凭此河运至渭河，再分运东西；外地的盐、铁锅等生产、生活物资也凭此河道运来，但涝河也经常成灾，尤其下游两岸无堤，经常洪水泛滥，人民生民财产没有保障。

涝河的治理从1973年冬开始，当时由县委书记安生高挂帅，投资100多万元，调动石井、天桥、余下、玉蝉、城郊5个公社的群众施工，干了两年，完成了孙家以南13.7公里河道治理。

在园田化建设中，由县革委会副主作吴孝先挂帅，动员有关公社群众对涝河又修了三次三段。1976年9月—1977年1976年12月，国家投资10万元，动员了五个公社1.3万人，在上游修好的河道上增修了9.35公里两条河堤，到1977年7月5日涝河发水，两堤又被洪水冲毁。1976年11月—1977年春，国家投资6.75万元，动员涝店、渭丰、大王公社，日上劳1万多人，修建了新安—渭河一段全长4.5公里的河堤。1976年10月—1978年春，国家投资26.2万元，动员白庙、蒋村、天桥、玉蝉、城郊、光明、甘河、涝店、渭丰、大王、祖庵、余下10个公社，日上劳7.5万人，修了孙家至六老庵及涝店至新安两段共长8.4公里的河堤。

经过连续5年苦干，共修涝河31.3公里，其中：新开河道18.7公里，修各种建筑物158座，治理涝河方始完成。

其次是治理太平河。却说太平河流出秦岭以后，水分三支形成了一个宽达5公里，长达近7公里的漫滩地带，滩中居住有后林、刘家庄、上草村、下草村、叶家寨、大堰口等6个村庄。多少年来，每遇夏秋暴雨，洪水肆虐，淹没良田访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雨过后，水连滩、滩连水，浑然一体，水过后，荆棘丛生，沙石遍地，群众苦不堪言。

对太平河的治理原计划是，全长6.35公里，设计河深4米，河底宽50米，纵坡比1/250，汇洪能力530秒立米，修滚水坝22座，砌石护岸6.35公里，投资120万元。原计划1975年初完成，后因经济困难而停止。

县委书记苏耀先1975年12月3日到任后，即研究决定由县委副主任书记崔振海，县革委会副主任吴孝先任指挥，成立治理太河指挥部。同年12月16日动员宋村、庞、光明、牛东、五竹、秦渡、成关、石井、余下、苍游10个公社3万多名群众进入工地，施工组织按1958年“大跃进”时的作法，实行“军事化”编制：公社为营，书记为教导员，社长为营长；大队为连，支部书记为指导员，大队长为连长，小队为排。公社、大队一二把手都到第一线挂帅指挥。县级水电、财政、物资、粮食、公安、卫生、农业等系统的领导和干部，也都前来参战，在工地同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各项施工，如拉运沙石土方、修筑堤坝等常搞军事化竞赛。

在那风狂雪舞的会战工地，整个河渠上，红旗招展，“宁愿流尽千滴汗，不叫工程留后患”、“车轮推着日月转，堤坝伴着汗水高”的巨幅标语，映入眼帘。车轮滚滚，到处是人喧马叫喇叭响，不分昼夜，挖运填夯四连环，换人换畜车不停，所谓“宁叫挣死牛，不叫打住车”的所谓户县精神大致就是这是形成的。施工工具就是很原始的工具，镢头、铁锨、铁镐、钢钻、人力夯。沙土、石料、水泥等拉运主要靠牲口、架子车，少数还有肩挑手抬的。每天上工前吃一顿饭，中间只送水和馍，作小时换班后才吃第二顿饭，干一天活记10分工。冬天挤通铺，夏天一张席。夜间太平河工地也是一片忙碌景象，灯火通明，人山人海，肩挑人拉，大汗淋漓。那个年月，施工繁忙紧张，实行“大批判”开路，经常召开批判会。

太平河治理历时一月，完成开挖河槽6.8 公里。到1976年2月10日至5月中旬,在宋村、庞光两社抽劳1000余人，组成专业施工队，修建桥坝等建筑物。经过8个月施工，完成浆砌护堤 13.6公里，护底带29条，桥4座，国家投资55.3万元，腾出滩地 0.5万亩。

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的政治气候，户县大体园田化不可避免的戴上时代的烙印，戴上“左”的标记。

正是：

人民从来是英雄，艰难困苦挺胸行，

一年建成大寨县，功过是非任人评。

欲知大寨县建成与否，请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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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回   学大寨可歌可泣   园田化可圈可点

    诗云：
    当年推广大寨县，雷霆万钧左风传，

乱批乱砍加蛮干，何有科学发展观？
却说1976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那一年有多个重大事件出现，先是一月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再是四月份的天安门事件，紧接着的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社会动荡，民心不安。接着又是朱老总的离世。 7月份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的大地震。24万多人死亡,16万人受伤，举国震惊！再下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接着是打倒“四人帮”，人们经历了大悲大喜，经历了“天崩地裂，惊心动魄”。
1976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也是历史大转折的开始。回过头来看，这一年仿佛是一场噩梦的尾声。噩梦醒来是早晨。
    在这段时间里，户县正在进行一年建成大寨县的艰苦历程，在那个完全政治化了的时代，经济建设离不开政治的大背景，抛不开“左”的纠缠和束缚，即如户县当年的园田化来说，虽然惠及后世，若然回顾，尚有许多不足，有些当可归入“折腾”之列！
    即以园田化来说，仅由少数人拍板，顶多是在公社书记一级讨论，并未进行过细致科学的论证，没有从人力、财力、时间上综合考量，而是一哄而上，一气呵成。假如当年先从几个主干路开始，逐年建设，当可集中财力，质量也可得到保证，建设的主力军——农民也可稍微喘口气。但未有这样做，致棋盘路除几条干道外，多处路段多年是下雨泥泞难行，天晴坑坑洼洼，尘土飞扬。
    在修棋盘路的时候，并不考虑和周边邻县道路的对接，只强调路直田方，致主干路多处与邻县道路失接，后来只得在端口修上行或下行道路以连接。
    由于时间紧迫，考虑不周，安排不当和施工仓促而造成不少损失，主干路过村有20多处，全县拆房屋600多间。主干路过境龙家寨，拆房40多间，后发现路错位，二次复线南移，又拆房50多间，群众有意见；主干路过境新寨村，路线错位，先后拆房60多间。主干路过村，应该是“先盖房，后拆迁”但这样做的不多，象新寨刘大公家拆房3间，因无住处留了一半，家人就在这一半房中过冬，风雪刺骨，群众意见较大。    生产路在过主干路时，有的地方错位，中间也有弯道，都没有彻底改直，质量不高。
    对河道的治理由于时代的原因，几项工程都可归于“三边工程”，即“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并未经过科学的论证，人为地改变了河道自然流向，一味地截弯取直，造成旱季水资源流失过快，涝季河床容易破坏等。在太平河施工中，因经费困难，就擅自将原设计滚水坝22座改为护底带29条。由于改变了原设计方案，后来在1978年一次洪水中，冲垮堤23处904米，毁护坡8处660米，护底带及块石干砌的河底全部冲毁，造成河道新的险情，遗有很大后患。
    甘河治理中，下段改道也可以不改，但治理时过西宝路后修成直弯，造成排洪险段。神策庄以北，原河道又经整修为排水渠。1987年7月份甘峪水库过汛溢洪，红庵以上河段因修的质量不高而被冲毁。
    农民已在学大寨的道路上走了多年，而学大寨渐渐走上了极端，农民群众被驱来赶去，很多时候是平调劳力，不付任何报酬。农民在作着身不由己而又不明白的艰苦劳动，挣的是十分工，而工值却越来越少，往往一个劳动日值只有几毛钱，群众生活十分困苦。
    而更令人难忍受的是，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时时处处都要批判“资本主义”，而农民只能乖乖按照吩咐去做，或呆在田里，出去上集市、搞副业都是走资本主义，要受到批判。
1976年元旦前后 “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户县开始，按照报刊上有关口径和基调，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三项指示是：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广大干部和群众私下议论纷纷说，看不到“三项指示为纲”错在什么地方，运动开展不起来。4月5日，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上升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批邓的同时，加大了对农村集市的管理力度，几乎一切物资都不许上市交易，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7月，就发生了一起群众围斗市管人员和摘掉市管所吊牌的事件。
    时值暑天，炎热无比，但农村种的西瓜，却不许随便买卖，要全部由供销社收购，凡私自进入集市的，便要没收或收购。7月6日上午9时多，余下市管所一市管干部在仪表厂门外查到周至县终南公社勒马大队四个社员拉了两架子车西瓜，约700余斤，在余下出售，就将这几个人带回市管所准备作进一步审查，这几个人害怕到市管所西瓜被没收，一路纠缠下去，到了供销社门市部时，一个卖甜瓜的正在那里卖瓜，市管干部便上前管理，卖西瓜的趁机拉上车向西急跑，市管干部收了卖甜瓜的秤，又赶上了卖西瓜的，要求他们到市管所，10点左右，拉扯到余下税务所门口，惠安化工厂一群工人围上来，纷纷要求就地处理，一方面工人起哄围着，卖瓜的又不愿走，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只有一人，在这种情况下，便按每斤0.08元限价处理，限价每斤0.08元是按75年国家价一级西瓜每斤0.085元，二级西瓜每斤0.065元定价的。但这时秩序控制不住，围着的工人把瓜乱抢乱拿，有拿三个，有拿两个的，还有的浑水摸鱼，抢起瓜不给钱就走，秩序极乱。此时银行一干部余某某正在外面晒麦，看见卖西瓜，使向管理人员讲他们人多，里边正在开会，要卖些西瓜，便把车帮上仅有的一口袋西瓜拿到了银行里边。惠安化工厂工人贾某某这时也参与进来，只抢到一个小西瓜。卖瓜的一个女人见到瓜拿完了，有的没给钱就走，便哭了起来，恰好此时余下市管所负责人市管干部赶到，看到秩序极乱，便动员工人把西瓜都放下，拿走的叫过来，给了钱，让拉到市管所处理。到市管所门口时，市管干部叫商店收购，但工人不同意，非要市管所当场限价出售不可，当供销社人来收购时，围堵的工人便起哄，乱喊起来：“银行走后门！商店走后门！”一些人开始对使馆人员进行围斗，惠安化工厂工人赵某某乱骂说：“西瓜叫狗吃了！西瓜叫猪吃了！叫他妈––––––吃了！”等等，市管干部把他叫进了市管所，进行了严肃批评。这时。惠安化工厂工人贾某某暴跳如雷，煽动群众，说市管所是“土匪窝子”，他气势汹汹的拍着市管所吊牌大喊大叫说：“就凭这牌子收瓜，要牌子干什么，欺负人的！”有人喊：“把牌子砸了！”贾某某就摘下牌子，背反着放在地上，一个工人又拿去放在食堂门口反放着，贾某某继续大喊大叫，市管干部开始一说话，他们就不许讲。为了平息人们说银行走后门买瓜，市管干部便推车去银行取瓜回来收购（银行拿瓜71斤，吃了几个，按0.08元付了款，派人把剩余的40多斤瓜送到商店，随后又向市管所写了检讨），市管干部去银行后，贾某某和围闹的工人一起喊要把市管干部“拉出来！”“不出来就砸门！”税务所一干部路过，见摘了市管所牌子，便挤进人群说贾摘牌子不对，并向群众宣传政策，贾某某又指着这位税务干部的脸，说：“你和土匪出的一口气！”“你宣传社会主义大集是放屁，吹牛皮！”有的人便把这位税务干部的车子钥匙、车胎气门嘴都拔了。围在市管所门口的工人有200多人，一直闹到中午快12点，人群才逐渐散去。
    当年中央政策规定，工厂是不许设立市场的，户县19 75年为了贯彻农业学大寨运动，明令关闭市场，但惠安化工厂却在这几年自发形成了自由市场，由于市场管理人员少，一直未能彻底取缔。1976年入夏以后，因是瓜果旺季，竟形成了天天集，电厂、仪表厂门口也形成市场、蔬菜、鸡、鸡蛋、瓜果等，每天上市的不少。由于工人购买力高，对农民出售农副产品有极大吸引力。在管理中，斗争尖锐，阻力极大。上市的人经常谩骂，讽刺、挖苦、挑剔、污蔑市管人员是“明土匪”、“欺负老百姓”等，有的给违反市场管理的人出点子、表同情，故意刁难市管人员，有时他们一群人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以致发展到摘牌子，要砸门，要拉出来打市管人员的地步。
    贾某某摘市管所吊牌子，起哄围斗市管人员的行为引起政府机构的严重关注，认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政治影响很坏，在群众中已引起不满的共鸣”，“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严肃国家法纪，打击资本主义势力，战胜资产阶级，坚决镇压打、砸、抢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县委苏耀先书记指示：“对贾某某拘留审查，巡回批判，以教育广大群众，对拿牌子到食堂门口的工人，继续调查，对犯有严重错误，但有悔改表现的工人赵某某，应着其写出检讨，视其态度给予批评或大会批判。”
    一场风波终于在高压下平息。但留给人们的记忆都是苦涩的。
    在76、77、78这三年，户县先后强行对集市贸易的集日进行了调整，先是规定七日一集，后又规定十日一集，后来又连续遭到实行“哈尔套大集”和“全购全销”的折腾。户县集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和破坏、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群众对这种做法深为不满。
    “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1976年12月，陈永贵协助华国锋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这次会议，由于极左路线的延续，将学大寨运动推上了极端。不仅农业学大寨，而且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要学大寨。
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在讲话中指出，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我们要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不顾客观的实际可能，要求1980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各省、市、自治区都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等，把农业政策继续推向“左”的方向。
    到了1977年，户县终于一年建成大寨县，２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画乡人民绘新图》的报道。报道说：
    在这大地回春的时刻，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农民画之乡--陕西省户县。这里，全县４３万人民按照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紧张行动起来了。从干部到群众，都拿出了比往年更大的干劲，积极投入了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宏伟斗争。早晨四点天刚破晓，各个村里的拖拉机、牛车、人力车就纷纷出动了。社员们一边议论着头天晚上学习文件，揭批"四人帮"的收获，一边兴冲冲地向田野里走去。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一面面飘动的红旗四周，是数不尽的人群。天气虽然很冷，但是人们却在不断地擦着脸上的汗水。整个户县大地是一幅生动感人的大干社会主义的图画。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户县被评为大寨县。 全县各行各业的劲头都朝着大办农业上使。３千多名农民画家兴高采烈地挥起画笔，画出了１万多幅宣传画。在县委机关门口的两侧墙壁上，是一幅幅干部们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彩色画卷。在大街上和文化馆的展览室里，揭批"四人帮"的漫画深刻地揭露出王张江姚篡党夺权的丑恶嘴脸；农业学大寨的画幅也琳琅满目。这些画，有力地鼓舞着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
    然而群众从建成大寨县得到了什么呢？得到的只是是贫穷和无尽的限制！
户县后来还在完善园田化中进行了多年。1977年冬季在全县普遍开展方内改地畛（除沿山地区田式或半坡地外），按方平土地，一般都在大队领导下，在预留闲地中进行。
在这期间，还以公社组织了两次平整土地大会战：
1977年11月1日开始，县委书记苏耀先带领县委机关和农建指挥部在大王公社王守村进行平地大战，搬住工地，现场办公，参加劳动，全县行政机关停止办公，1000多名干部包干两个生产方450亩土地的平地任务。大王公社28个大队社员、工人、教师等7300多人参加，出动架子车、拖拉机、推土机1000余辆，声势十分浩大。经70天努力，平地5500多亩。可是，时间紧、任务大，一些单位为完成任务，动用部门资金雇用推土机平地。事后群众评议平调劳力十分不该，花费昂贵，平地代价太大了。
1977年11月11日，县委副书记刘效孔、县革委会副主任常占林参加，玉蝉公社书记李瑞莲负责指挥。在中片进行平地，有25个方5000亩地，上劳5000多人，机关、学校、部队也参加了平地。到1978年1月30日共投工21万个，平地4750亩。
从1977年11月到1987年先后在方田内、地头边打井1000多眼，修渠50多公里。
余下污水灌区是渠井双灌区，于1976年冬季开工，由受益的秦渡、牛东五竹、庞光、城关、石井等7个公社共同施工，日上劳2万多人，经一冬一春，新开斗渠70公里，修各种建筑物145座，砌渠道26公里，在原灌地2万亩的基础上，增加到6万多亩。

1977年在园田化建设中，还成立了三河治理指挥部，由县革委会副主任赵毅任指挥，对曲、潭、苍三河进行了治理。一是引曲峪河入潭峪河。由庞光公社筹劳施工，河底用块石干砌，堤岸浆石切莫护，将原河底拓宽到25米。二是新修黄柏河。由沿河公社组织施工。黄柏河代替了原曲峪河防洪排水功能。三是新修焦文排水渠。由沿河社队施工。从焦将东滩开始，在原苍龙河西边附近开新渠长14.5公里到文义村，该渠又代替了原苍龙河防洪排水之功能。
    三河的整治，事前没有经过调查，仓促上马，得不偿失。修黄柏河时中间又出现了两个硬弯，工程措施没有赶上，孙姑村的弯道路，当年汛期排水即被冲毁。

1977年还成立了甘河治理指挥部，由县革委会副主任常占林任指挥，组织白庙、蒋村、祖庵、芏河、玉蝉、余下、光明、牛东、秦渡、苍游10个公社，日上劳5.6万人，经过20天的奋战，修河20.5公里。下游河道由甘河丁村南通过西宝路，沿路北侧经涝店投入涝河。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从此，户县也永远和农业学大寨，“大寨县告别！此是后话不表。
    那原县委书记苏耀先，至今被户县人记着，尽管他在推行“一年建成大寨县”的时候，也夹带着一些“左”的做法，但他服务于户县，服务于户县人民，把户县山河建设好的初衷和身体力行的精神，还是被户县人民所理解和赞赏，他不失为是一位好书记！

    诗曰：
    学习大寨兴“左”风，资本主义要斗争，
    集市关闭驱田去，大折腾下小折腾！
在学大寨、一年建成大寨县的过程中，户县发生了两件震动人心的“反革命案件”，要知案件如何，请看下回。


户县原县委书记苏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