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飞桂林“文革”工人领袖刘天偿的惨死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9 13:01:15

张雄飞

几十年了，在“文革”中受尽苦难的“桂林老多”的老朋友们，每每回忆起往事，就想起刘天偿，他是个没有过错却受尽折磨，没有打人却被冤作杀人犯枪决的一条硬骨头汉子。

                                              一、一个可亲可敬的工人领袖

刘天偿出身贫寒，小时候在街上叫卖油堆，长大了打铁，后来进了桂林汽车修配厂做四级锻工，1968年时约35岁，身高1.7米左右，体魄强壮，站在那里，有一股威武的英雄气。他文化不高，待人诚恳，守信用，讲义气，性格豪爽。认识他的人，都自然而然地产生敬爱之情。所以，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怀着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本能的感情毅然参加运动，成了“桂林老多”派的工人领袖“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部（简称“工总”）的第一号头头。
据工总的第二号头头唐玉星回忆：刘天偿当了工总的头头后，对总部人员的管理和要求很严，不仅在政治上要大家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在生活上也不允许乱来，特别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他更是不允许有不正常的现象发生，发现有不好的苗头就开民主生活会直接批评。他经常对工总成员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尤其是在总部工作的同志，要注意影响，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要对这个组织负责，如果我们在生活问题上不检点，在群众中能有威信吗？那是成不了“正果”的。
老朋友曾广福回忆说：“我是在武斗期间才熟悉刘天偿的，我们后勤部在广州饭店开了个食堂，由我来管，武装人员都到那里吃饭，刘天偿基本天天去，他没有架子，待人和气，和这个和那个打招呼，有什么吃什么，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来了就打了个饭菜出来，一个人坐在那里，吃完就走。他也有一个警卫员，是个15、6岁的小孩子，外号叫做‘太阳宝’，个子矮矮小小的，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不耍派头。”

                                       二、在“桂林老多”反围剿中的贡献

在1968年夏天那场12个县的武装民兵团配合"桂林联指"民兵师包围攻打“老多”的时候，刘天偿是坚定的反围剿主将。
唐玉星等回忆：“ 5月4号，‘联指’为了挑起武斗抢占据点时，刘天偿正在北京，这时我们工总大有群龙无首之感，怎样对付‘联指’的挑衅行动？打还是不打？怎么组织怎么打？不知道怎么办。记得5月8号，在师院里的《红卫兵战报》楼上，开了一次造反大军各单位领队会议讨论形势，大家的意见很难统一，因为周兆祥（市造反大军主要头头）和刘振林（学生领袖）在学生中的影响大，而在工人中，刘天偿的影响最大，所以必须等他回来表态。刘天偿从北京回来后，市造反大军又开了一次全市下属各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刘天偿表态说：‘联指’抢占了那么多据点，特别是在南边占了榕城饭店制高点，在北面占了鹦鹉山制高点，把我们夹在中间，这就等于把枪对准我们的胸口，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已经没有路可退了！为了生存，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我主张打！而且要狠狠地打！因为我们是为正义而战！我们打的是红色山城保卫战！’刘天偿的话，使大家的意志更统一了，反围剿的信心更足了。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如果当时没有刘天偿等‘老多’头头们的主张坚决抵抗，或者指挥不力，让‘联指’打了进来，那么‘桂林老多’和人民群众，就不会是‘八·二0’被杀害几百上千人这个数目，可能会像南宁那样成千上万！”
围剿和反围剿的仗越打越激烈，民兵所占领的观音阁口的鹦鹉山（又名观音山），像把铁锁，把“桂林老多”和数万群众封锁在阳桥以北、观音阁以南狭小的区域里。最致命的是：桂林市粮食和油料等等副食品仓库，都在鹦鹉山以北的北门一带。而那些仓库，也都被“联指”武装民兵占领了，所以“武斗”发生后不久，“老多”区域内的粮店就没有米卖了，广大群众和“老多”武装人员，眼看着就要挨饿了。在这种形势下，必须首先拿下鹦鹉山，然后攻打北门一带的粮油仓库和养猪场等据点，以解决缺粮的燃眉之急。
于是，主要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师”，与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工总小分队”决定联合作战，把北门观音阁一带拿下来。
鹦鹉山地势极为险要，桂林古城的北城门，就依山筑在那里，至今还可以看见那些险峻的古城墙的遗迹。
战斗开始，刘天偿亲自指挥“工总小分队”强攻鹦鹉山，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鹦鹉山攻占了。
那次“工总小分队”和“红卫师”所向无敌的气势，让年过花甲的曾广福记忆犹新：“那次战斗，我们负责送饭，真让我亲眼看见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了！打鹦鹉山只要了半天，‘联指’民兵败得像水推一样，一下子就挨推到储木场、推到八里街那边去了，我们向观音阁打了几炮，民兵给吓得跑都跑不及。”“打下北门以后，我急忙组织十几辆大汽车，粮呀，油呀，糖呀，猪呀，拉了几天几夜。粮食拉回来后，粮店马上开门卖粮，老百姓好高兴啊，粮店门口像过年一样热闹，有的群众甚至跪下来感谢我们。如果打不下北门，我们和老百姓就会饿得拿不动枪听任‘联指’打进来杀人！刘天偿指挥打胜了鹦鹉山这一仗，我看很有功。”
有两件事是唐品端难以忘记的，他说：“反围剿期间，和‘工总’观点相同的组织‘五四雄鹰’，成员多是街道上的年青仔，无政府主义很严重，他们住在伏波山下，又不出来守据点，一天在那里瞎掰，红卫师坚决要求取缔他们，要武装缴他们的械，不缴械就消灭。红卫师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工总，刘天偿马上召集工总的头头开会，讨论怎样对待‘五四雄鹰’问题？最后会议一致认为，不管‘五四雄鹰’怎样操蛋，大方向是正确的，是打韦的，是紧跟毛主席的，虽然有些作风、生活上的问题，属于教育问题，还是要教育团结他们，不能把他们置于死地，但是，他们必须守规矩，必须出来守据点。那次会议我参加了。做红卫师的工作由汤其新去，做‘五四雄鹰’头头邓铁桥的工作，要他出来守据点维持治安，刘天偿点了我的将：‘叫唐胡子去。’
邓铁桥是个像‘草头王’那样的人物，有时是不讲道理的，造反大军总后勤部部长阳文生在伏波山下河洗澡，上来枪就挨他缴去了。很少有人敢去伏波山的，我去了，我用的是一支20响的卜壳枪，　　　　
见面后，邓铁桥讲‘唐胡子，把你的卜壳枪给我看看嘛。’我晓得他耍名堂了，我就拿出来给他看，他第二句话就讲：‘唐胡子，我们换一换枪呀。’我讲‘枪是拿来打仗的，换枪可以，你要跟我上战场。’他讲‘你瞎掰了，我不要你的。’我讲‘枪你不换可以，不去打仗守据点不可以。’他讲‘我守伏波山不是守据点吗？’我讲‘你守伏波山防的是哪个呀？现在要你去守北门蒋家岭砖瓦厂，你去不去？你今天就要答复我，你要是不去，明天红卫师就来武装缴你们的械，把你们的枪全部缴去发给别人去守据点。’他知道红卫师那帮学生仔打仗厉害，惹不得，就乖乖地派一个班去了。在避免和‘五四雄鹰’打内战免使联指有可乘之机的问题上，刘天偿是有贡献的。”
刘天偿的第二个贡献更大，那就是因为他政治上的敏锐和远见以及宽大的胸怀，使“桂林老多”避免了一次后果不堪设想的内斗。
那是在反围剿开战之初，造反大军商量成立联合指挥部，将地、市、铁路三合而一，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红卫师一个主要头头对这个建议不赞成，认为庞大的造反大军成分复杂，还有些乱七八糟的人，合二而一，反而会影响战斗力，所以红卫师不能与其他武装合并，要独立作战。本来那天晚上已经要召开合并誓师大会的了，只因为红卫师没来参加，开不成。于是，造反大军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的人，认为这个红卫师的负责人有个人野心，像军阀一样，自己抓着个人势力范围的武装，不愿与其他武装合并，不除掉他，反围剿不会胜利。因为唐品端熟悉那个负责人的情况与活动规律，就找他，要他去搞掉那个学生领袖。唐品端一听，就连声说：“要不得，莫乱来，这不是小事情，牵动到整个大局，那个人是学生的头头，特别在中学生中有威信，中学生又是实力最强，最打得干得的，如果这样就搞掉他们信任的头头，肯定要和工总干起来，那时不等‘联指’消灭我们，我们自己就互相搞清楚了。这事我得先问问天偿，看他的意见怎么恰当处理。”
唐品端于是就去工总总部的所在地“张永发商行”，当他把上述情况对刘天偿一讲，刘天偿马上说：“不行，不行，胡子莫乱来，兵临城下，大敌当前，自己莫内讧！”唐品端一听，更加觉得刘天偿还是有眼光、心怀全局、没有个人偏见的好同志！那个建议也就胎死腹中了。

                                                     三、在北京的坚决斗争

1968年7月，虽然中央的《七·三布告》下达了，但“桂林联指”和12县民兵对“桂林老多”的进攻却越来越猛烈，如7月13日攻打桂师和榕湖饭店“老多”据点，失败后，7月24日，又对桂师“老多”据点发起猛攻，又被击退。此时，“老多”虽然只固守，不进攻，但桂林的“大武斗”，仍处于越打越激烈之中。
为了有效制止“武斗”，中央令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赴北京谈判。
“桂林老多”的主要头头刘振林等于某天夜晚，全部化装成解放军，由解放军用汽车护送，通过“联指”控制的区域南门，直赴李家村飞机场，登机前往北京。
他们一到北京，就发现中央对“桂林老多”的态度彻底变了，因为此时的广西大局已定：中央偏信韦国清谎报的军情，在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的直接策划下，把广西“4·22”和“桂林老多”，定为反革命了。在处理桂林问题时，黄永胜和韦国清，已认定桂林反围剿最坚决得力的刘振林和刘天偿，是桂林“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
当刘振林等人去北京的时候，虽然中央也点名要刘天偿去，但他没去，因为“桂林老多”担心，如果头头们都去了北京，“老多”的领导力量就大为削弱，如果“联指”和民兵趁机打进桂林来，“老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就大了！所以第一批没让他去。
然而韦国清等人哪能放得过他？责令桂林当地驻军，务必把刘天偿“请”到北京去。
刘天偿去到北京时，伙伴们看见他几乎认不出来了，只见他到处都是伤，原来当他去到李家村机场上飞机前，被“联指”一群人包围起来，往死里拳打脚踢，只打得他满身是血。
见刘天偿被打，“桂林老多”的代表们就想：为什么中央请去北京的代表，随便可以乱打，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呢？
7月25日，中央首长接见两派代表，刘天偿当场拿着血衣控诉联指，叙述他挨打的过程。在血衣和铁的事实面前，黄永胜和韦国清等不得不轻描淡写地批评“联指”打人不对，要他们写个检讨，就不了了之了。
那天的接见，刘振林和刘天偿极力为“桂林老多”辩护，虽然他们讲的理由充分，事实不可反驳，但是，谁有回天之力，去改变那个已定的大局。
在北京开了批斗会。批判刘天尝之前，桂林市的驻军首长王汝保等找唐玉星谈话，问：“你觉得刘天偿这个人怎么样？先和你讲清楚，这回如果你组织批判刘天尝组织得好，保证你可以当自治区革委会委员或者常委。”唐玉星说：“刘天尝这个人蛮好的呀，从小卖过油堆，家里是贫民，本人是工人，根正苖红，他各个方面表现都不错，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你讲组织批判他，我没有把握。”唐玉星回忆道：“他们听我这样讲，心里就不舒服了，但会还是要开呀，对刘天偿大家不知讲些什么东西？你讲一句，我讲一句，批判不起来，揭发不下去，更斗不下去，刘天偿在会上呢，毫不畏惧，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不像一般人那样面对高压，就‘我错了，我低头认罪’，他没有的，态度坚决得很。结果第二天的会开得很不成功，不欢而散。”因为批斗刘天偿没有成功，自然唐玉星的“自治区革委会委员或者常委”也就没当得成。不过与其说没当成，不如说是唐玉星抵制了那不光彩的巨大利诱。由此可见，即便在那种非常的情况下，刘天偿的优秀品格，在朋友们心中依旧像旗帜那样飘扬。
开批斗会以后，刘振林和刘天偿都被隔离起来了。而刘天偿，从此便永远失去了自由！

                                                            四、冤死狱中

刘天偿自1968年被关后，一关就是八年，最后广西的司法部门竟在1977年，判他为现行杀人犯枪决了。然而，他的死，却是一起人为制造的冤案。
先听听唐品端是怎样讲的：“我因为参加桂林‘武斗’，被判了20年，在露塘农场劳改时，有几个从桂林新去的犯人，是和刘天偿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他们告诉我刘天偿硬是被冤杀的。起因是：一个农民小偷，关进刘天偿同一间牢房。因刚关进来吃不下饭，同‘笼子’的其他犯人就分来吃，关了个把礼拜后，那个小偷肚子里没得油水饿了，可是那些犯人还分他的饭吃，他气不过，就向看守所所长报告，那所长就把‘笼子’里的人，一个个拉出去打得鼻青脸肿，于是在‘笼子’里引起了众怒，就商量教训他一顿。有一天，几个人把他扑倒，用被子捂着住他的头，就你一拳我一脚地痛打，没想到竟把那人连打带憋地弄死了。
打死人以后，看守所就来调查，把犯人一个个提出去审问。但办案的人员在审讯时，却逼迫犯人说：‘是不是刘天偿打死的？是不是刘天偿指使打死的？不是？不是就是你打死的，是你指使打死的!’然后令犯人们写供词、签字。犯人们为了活命，就只得按照办案人员的意思，把罪责统统推到刘天偿身上去。
其实刘天偿并没有出手打人，也没有指使其他犯人打死那个人，此时他已被关了八年，病弱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怎么还可能动手打人？
犯人们回到‘笼子’，都把办案人员审讯他们的情况告知刘天偿，刘天偿听了便讲：‘这个责任呢，由我来承担就是了，我已经关了八年了，也不晓得哪天能够出去，我也不想活了。只要求你们出去后，对我的兄弟们讲，我刘天偿绝对不会因为一罐饭打死人！’”
再听听唐玉星的回忆：“80年代末我在叠彩路和一个叫陆坚强的人开饭店，有一天在闲聊到工总时，他问我‘刘天偿你认得吗？’我讲哪不认得，他是第一把手我是第二把手。他讲‘他死你晓不晓得？’我讲‘他死我晓得。不是听讲在牢里打死了人？’他讲：‘不是的’，接着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当时陆坚强和刘天偿同关在一个‘笼子’里，打死人那一天，陆坚强恰巧被提审出去，回来以后，‘笼子’就打死人了，那个人是什么原因挨打死了呢？因为牢里的犯人们饿，抢他的饭吃，他不服，就报告，让看守所长把牢房里的人打得半死，那些挨打的人回来以后，就拿被窝罩着他头你一拳我一脚打，这样就把那个人搞死了。他听牢里的人讲，打人的时候，刘天偿只是躺着拿口盅敲了一下。后来为什么讲是刘天偿打死的呢？凡是被审问的犯人，审问的人都这样问：‘这个人是怎样死的？是不是刘天偿打死的？是不是刘天偿指挥打死的？’被提审的人讲不是，办案的人就讲：‘你讲不是，那就是你打死的，是你指挥打死的！’在这种情况下，犯人们只好个个都讲是刘天偿打死的、是刘天偿喊打死的了。”
许瑞林（原桂林市法院副院长，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北大政法系）也回忆刘天偿被杀这件事，他于2009年9月24日说：“1980年冬我从英山监狱平反回到桂林，大概是81年初吧，有一天来了三个人，说是曾经和刘天偿一起坐牢的。说‘听说你许老师出来了，你很有能力，懂法律，因为我们的良心过不去，所以来找你，讲刘天偿冤枉的事情。我们是和刘天偿关在一个“笼子”里的，有天因为抢饭打架，打死了一个人，那时刘天偿有病，躺着动不了。那个人死后，公安就来调查，说是刘天偿主使打死了那个人，我们说不是的，他们说这件事责任重大，你们如果不说出主使的人，责任就是你们的。因为被公安审问逼来逼去，我们都不敢不作证说是刘天偿主使的。如今你许老师出来了，希望你帮把刘天偿这个冤案翻过来。’我那时胆子很大，说‘你们敢作证吗？’他们说‘敢！’我说那好，你们等着我的消息。我就去找刘天偿老婆，想让她出面申诉，这样我就可以帮她把冤案翻过来。可是我找到刘天偿老婆后，她说‘我已经嫁人了，儿子现在又在劳教所，现在我再出面说刘天偿的事，对我现在的家庭不好。’她这样说，我就只好作罢了。”
刘天偿会变成杀人犯吗？唐玉星说：“刘天偿是不打人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从来不主张打人，不主张抓人，也不主张杀人。比如武斗时关在工总‘张永发’里面的俘虏，他不准打，讲乱打人不行。”
据说判刘天偿死刑以后，有十天上诉时间，他在牢房里大声喊：“给我纸！给我笔！我要写上诉！”但看守所就是不给他纸和笔。
曾广福说：“枪毙刘天偿那天，公安用汽车押他游街，从十字街往南门游了一趟，我亲眼看到他挨用绳子勒着嘴，想喊都喊不出！”
还有一种传闻：刘天偿被枪决后，马上被剥皮，送去医院给一个烧伤的人植皮……。
结语：刘天偿杀人案，肯定是个冤案，而且是文革的派性杀人，理应复查纠正，这是一切正直的人们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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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飞 桂林“文革”工人领袖刘天偿的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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