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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飞
6 e8 b2 w! ^1 o, b! z 1975年7月15日,当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最后一个成员——张雄飞被逮捕后,第二天,桂林市委就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全市各单位负责人的万人大会,宣布破获了“一个桂林市解放以来最大的反革命组织”,不久,便将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们,具体扣上了“张雄飞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拉到各系统,各大单位去轮回批斗,从此,这个“反革命组织”,便明确地叫做“张雄飞反革命集团”了。
" |& J9 \! d' W+ r) H$ y 那么,这个“集团”的人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广西文革的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 X# s- L$ g( R% t5 S4 W0 [$ h 他们写大V报上街,揭露桂林“八·二0革命行动”,是个对数以万计的无辜进行大抓捕、大批斗、大屠杀的反革命法西斯行动。' {8 h& _$ U* c' {! |" y
他们写大字报上街,揭发韦国清是文革在广西全境进行大镇压、大屠杀、大迫害的罪魁祸首。, m$ p0 t' f& v: E" I; S+ t
为了捍卫公民的民主权利及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他们成立了“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执行捍卫新宪法协会”,并创办了继续揭露桂林和全广西的大镇压、大屠杀、大迫害,以及反对官员中的资产阶级特权的大字报专栏《执行和捍卫新宪法论坛》。$ j( `0 g0 |' _5 e4 L
由于以韦国清为代表的许多党政军干部,在广西文革中的无法无天无人道行为,不允许人民群众对其进行监督,因此为了争取人民群众对各级干部的监督权利,《执行和捍卫新宪法论坛》的成员们,还打算行使《宪法》所赋予的“结社”权,成立《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监督委员会》……# G/ [' k0 h0 n) h, A4 y/ m% H
所以韦国清们对这些人恨之入骨,于是把他们打成桂林最大的、也是广西“最大的反革命集团”--“张雄飞反革命集团” (后来官方对这个“集团案” 简称“张案”),把“张案”的20几个主要成员全部逮捕,并于1976年,将其中四人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而成员陈壬午,还被害死在柳州铁路局公安处的牢房中。8 W6 Z ?3 D# h1 c+ U p% r
然而,“张案”的历史作用是:自1968年韦国清在全广西进行了大迫害、大镇压、大屠杀后,广西人民便处于帮派势力的统治下,处于有悲无处诉,有冤不敢申的高压之中。1974年春,“张案”的成员们,打响了彻底否定广西文革的第一枪,撕开了韦国清们上欺中央、下压人民掩盖罪恶的铁幕,揭开了广西文革大屠杀的冰山一角,直接为1983年中央派工作组来广西“处理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比较彻底地清查和处理了大批“三种人”的罪恶(撤职、开除党籍、判刑、枪决),作了舆论准备打下思想基础。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张案”成员自1974年至1982年持续八年的斗争,就不会有1983年的“广西 ‘处遗’”。下面,我们将用事实来证明这个结论。: B- q$ y+ {. r1 `! h8 A9 X. m W1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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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震动西南中国的大字报风潮
e6 V, ?% C( M7 L% u' p 1974年春,桂林钢厂的哈康文、罗绍安、张雄飞三人,策划了张贴桂林第一张大字报活动,随之市里的职工李新、陈体郁、刘玉生、许瑞林、牛建农、彭富森等一批人跟进,把大字报的星星之火,引到市中心“十字街”去,变成了熊熊的大火。他们开始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揭露桂林“八·二0革命行动”的罪行。后来张雄飞的大字报又把矛头直接指向韦国清,从而把大字报的斗争引向深入。
( L' n' z0 b: ~ 因为桂林是个旅游城市,流动着全国各地的人,所以桂林风潮的讯息,很快便传到西南半个中国,于是当时便有了 “广东的李一哲,广西的张雄飞,四川的牟其中”之说。. ]7 c; Z( T. o6 g& l
桂林的大字报风潮,尤其震动了全广西的文革受害者,引起他们的共鸣和同情,激发了他们奋起斗争的决心,这样,它就为1983年中央下决心解决广西文革的问题,做好了舆论准备,打下了思想基础。
2 E9 K: X5 n3 \5 \ Y+ z桂林的大字报整整写了一年多,直到1975年春夏之交中央整顿全国生产秩序时,才被迫停止。! }6 d4 T5 q. c2 s0 P
当1974年韦国清和广西区党委,把桂林的大字报风潮,定性为反革命的时候,相应地成立了几个专案组,总负责人是桂林市委书记钟枫,内部密称为“七四专案”。那么,我们如果根据桂林的大字报风潮及其对整个广西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把它当作一个实际规模并不小的群众运动,并称之为“七四运动”,恐怕也不为过。+ j7 |5 z0 n2 i- p
这样,广西的文革铁幕,韦国清在文革中的罪恶,从1974年桂林市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起,就被揭开了。这是“张案”对否定广西文革起到的历史作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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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8 j/ \! |& ~5 H c“张案”成员李和平进京申诉
0 A# L; N5 Z7 o2 E0 z0 c3 D, m 一、李和平一进北京:
4 P5 ]7 [0 W. t. k- i在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平反冤假错案决议的巨大压力下,广西的韦国清们,不敢再对“张案”的其他成员判以重刑了,“张案”的主要成员李和平,于1978年被释放出狱了。
) ]/ K( W! ]' s李和平是桂林大字报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骨干,《桂林市革命群众执行和捍卫新宪法论坛》成立时,他被推举为编委会中心组副组长。# u$ X( Z z) ~ N
李和平一出狱,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解决“张案”的彻底平反问题。
$ i; W$ w X @& i1 ^: ~他和“张案”成员鲁鹤松商量,认为广西不会为“张案”平反,只有去北京向中央反映,通过中央干预,才能解决。于是,鲁鹤松和李新各人给了他几十块钱,、王磊品给了他100元做路费进京。- e+ h5 {, a* Q3 T& S
李和平虽被释放,仍在公安局的监视之下不许“乱说乱动”,但他毅然冒着再次被抓的危险,明说去南宁,到了火车站,就跳上了北去的列车。他从北京回来后,公安局的人还警告他:“你再去北京,我们就把你抓起来”7 y' \+ R# `9 g* v; O2 l
李和平到了北京,先去找最高人民法院的信访局长田明中。因为这是他的熟人。
3 h$ p- i* a- r- L 原来,田明中是在1957年“反右”期间,从最高法刑事审判庭的庭长“反”到桂林来的,没挨戴“右派”帽子,也没分配他工作,只发给工资,和李和平舅舅是邻居,认识李和平,又最了解桂林文革的情况,1978年右派平反,他调回最高法先作民庭庭长,后改任信访局长。李和平去找他,是最合适不过的。这个历史的偶然性,帮了“张案”及桂林人民甚至广西人民的大忙。$ R1 G0 r& z: ?/ N
李和平找到田明中后,自然得到田最热情的接待,因为李和平因“张案”被抓后,他就说过:“讲李和平是反革命,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因为我看他长大的。”
# r+ I1 r+ `+ s 李和平带去了反映“张案”问题的简单材料。田明中就把刑庭中南组组长武俊英和另一位负责人范萍,一起找来听李和平汇报。此后李和平又反复和他们谈了三、四次。他们对李和平个人遭遇和“张案”成员受迫害的情况很同情,向上面作了汇报,并介绍李和平去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女副检察长徐意汇报。徐意也详细听了他的汇报,并在接受“张案”的简要书面材料时,建议李和平:“你是不是继续把材料整理得再详细点?”
6 `% V& }& g: m 李和平的第一次北京之行,虽然没有具体解决他个人和“张案”的问题,但引起了最高两院对“张案”、桂林文革、广西文革的高度关注。4 F; F7 `# K3 L
二、李和平二进北京:7 U' ? P7 U# U- p s
李和平回到桂林介绍了北京之行的情况后,让“张案”其他成员及受牵连者大受鼓舞。又有几个人:潘文源、管学庭、潘国球参加他们为“张案”平反而斗争的活动了。鲁鹤松的家,成了他们活动的中心。李和平又建议:尽快将“张案”活动的前后过程,写出一份详尽的材料来。先是由管学庭执笔写了份100多页的材料,李和平看了觉得太长,便删改成20多页,标题是《关于张雄飞反革命集团事件的汇报》。, b1 g b( |! p6 J) t0 z' _
1980年3、4月间,李和平二次进北京。到了北京后,便带着这份材料去见第一次进京谈过的最高院和最高检的那几位负责同志,他们看过材料和再次听李和平的汇报后,都表态说“这是个冤案,够不上任何罪名”。因为两院的权限只解决个案问题,对于集团案,则难以解决,于是建议李和平把材料送去或寄去中央,向中央汇报。2 A1 O5 ?9 ~- W
李和平找到了中央信访局长陈永新,并到他家里去拜访。陈局长听了李和平的汇报后,立即给了他一个信箱号,叫李和平按照这个信箱号把材料寄出去。材料寄出后,不几天陈局长告诉李和平,那个材料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已经作了记录,并报到中央书记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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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 a1 v' c: P7 s' ~中央调查组来桂林调查“张案” 8 ]# g% n; c# A
1980年5、6月份,由原交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汉章,率领中央调查组来到桂林 (这是中央为了广西文革问题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 。据说李和平的材料,转到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和政法的万里书记那里去后,万里对“张案”的问题,作了批示,刘汉章他们就是为调查“张案”问题,专程来桂林的。参加中央调查组的就有最高院中南组的两个负责人武俊英和范萍。同来的还有公安部劳改局局长蒋端芳。* x: o) x/ C; l& Z& d, S2 i+ v! H
刘汉章等来到桂林后,通过公安局第一个找去谈话的就是李和平。- ^8 v2 x Z: o$ R8 s
广西的韦国清们对这个调查组的到来并不欢迎,李和平清楚记得刘汉章一见面就这样不满地说:“我们来桂林他们想把我们封锁起来,对我们采取特务行动,不让我们接触群众,这还像什么话?这样哪行!”还说:“我们是受中央领导的指派来的,我们是来调查的,我们不便于下什么结论,但是桂林给我的感觉很不好。”范萍也对李和平说:“外面就有人,是跟着你的,李和平你怕不怕?”李和平说:“我不怕!”4 |& P2 u3 T# L& z
范萍告诉李和平,他们主要是来调查“张案”的。4 d" ?" z* r" f$ a: c" `$ i& f
刘汉章要李和平介绍知情人去谈话,李和平就把“张案”的人,如黄鼎、宾光国、邓平波、关荗林等等都介绍去了。桂林和临桂县在大屠杀期间死难者的家属们,也闻风而动了,纷纷去向调查组叙述冤情。调查组对去反映情况的人,都热情接待,都作详细记录。这样调查组就详尽地了解了“张案”和桂林文革的情况,自然也就部分了解了广西其他地区的文革惨况,例如当听到宾光国汇报说:黄鼎在平桂矿务局工作的两个弟弟,被杀死后还把头砍下来,叫他母亲一手抱着一个儿子的头颅游街时,吃惊激动得跳起来,叫宾光国“马上叫黄鼎来!马上叫黄鼎来!”: e/ V6 z8 E W/ ^# E2 g
) V$ P5 _1 T' U韦国清们的第一次反扑 : u. T1 n6 | x$ O$ V5 z! P
刘汉章调查组回京一个多月后,7月下旬,市委一个离休的负责同志叫人告诉李和平:7月28号,自治区副主席兼公安厅长史清盛来桂林,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在会上传达了 “彭真三点指示”——即他在北京见了彭真,彭真指示:1、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不能够一风吹;2、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处理不能一边倒;3、“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性质不能变。
5 q- d" E8 ^1 V0 k Y5 s8 w; y 李和平听此大吃一惊,第二天(29号),“张案”的成员马上凑路费给他第三次进京,以弄清是否真有“彭真三点指示”!
* `5 P% M$ i- g: F 因刘汉章、武俊英、范萍回京前,都把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号码留给李和平了,所以到京后,他很快就见到了刘汉章他们,向他们作了史清盛传达“彭真三点指示”的情况,并递了个简单材料。8 {% T& c1 u1 {( ~. D9 d! j# t8 I7 T
他们听了也很吃惊,都说没听说有这回事。比如刘汉章就这样对李和平说:“我们回来已经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现在就等中央作决定了,你们要相信中央。可是没听说有什么‘三点指示’呀,我可以帮你们了解一下。”' d; u7 v: e$ w' F/ }) L4 t
不几天,刘汉章明确对李和平讲:“史清盛来北京要向彭真汇报,彭真根本没见他,是秘书接见了他,与他简单谈过一次话。我们调查了,那些话,可能是秘书讲的,也许把彭真的观点谈出来了,也许不是。一个秘书的话,不能作为领导讲话的依据。”: f! L, S4 I; u! K% U8 y; W
韦国清们制造所谓的“彭真三点指示”,无非是想稳定军心,继续捂紧广西的文革盖子。但是,自刘汉章调查组来桂林调查,使中央书记处了解和关注广西问题以后,可以说,否定广西文革,是大局已定了。( ]3 q4 [$ ~3 A6 ?
第二个中央工作组来广西
# c6 ]+ K1 E% W1 A( j 1981年,中纪委第五室主任张珉,率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委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来调查广西落实平反冤假错案政策的情况。参加工作组的又有曾是刘汉章调查组的成员蒋端芳、范萍等。由此可见,张珉工作组是刘汉章调查组的继续,也是受命于中央书记处,为了进一步调查广西文革问题而来的。
: e5 f1 {7 S& L0 U, ^ 工作组一行19人先到南宁。他们通知李和平去汇报,李和平匆匆前往。
2 A3 z6 T8 `( P/ p: V% N 到了南宁,在哪里听李的汇报呢?为避开广西搞的“特务行动”, 工作组主动提出:“不能在工作组住的西苑饭店谈,那里不安全,你人还没到,人家就知道你到了。”于是,就由也深受韦国清迫害的原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和夫人罗丽华(局级干部),把谈话的地点,安排在广西文联大院里的一位老同志家里。
! \+ Z3 w H$ \4 n @ 工作组的三四个人在那里和李和平罗丽华座谈,李又全面汇报了“张案”、桂林“八·二0行动”以及广西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如屠杀问题,镇压问题等等。而且在去南宁之前,李和平就和鲁鹤松、管学庭等整理好了一份全面揭发桂林“八·二0行动”罪行的材料,此时他把材料当面交给了蒋端芳。# d h ?1 s* J
听了李和平的汇报后,工作组的人特别明确强调说:“‘张案’已经有几个人出狱了,像李新、刘玉生呀就要平反了,这是已经定了的,正在办着。我们来,就是要解决‘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的。”6 u0 I4 z7 E; u9 {7 t7 A
李和平到了南宁,还见了区党委纪委副书记、曾给陈云当过秘书的徐江萍及袁家柯、钟国松等老干部,并向他们建议:以争取中央平反“张案”为突破口,进而解决全广西的文革问题。他们同意李和平的意见,表示要从这个方面通过各人通中央的渠道做工作。徐江萍告诉李和平:陈云要他注意广西的文革问题,所以他已经搜集了成麻袋的材料。
4 b$ t# [; z1 ~2 h1 ?. I 工作组在南宁和李和平谈过话后,蒋端芳、范萍等几个人,还专程去鹿寨县英山监狱,找仍关在英监单身牢房中的张雄飞,以及服刑的广西“4·22”其他头头,如南宁的熊一军、柳州的白鉴平、梧州的王冬明等谈话。0 `+ d5 y3 p u# s5 B! M7 m3 G
张雄飞在谈话中,依然坚持1975年被捕前的观点陈述:写大字报揭露桂林“八·二0行动”暴行是正确的;揭发广西其他地方在文革中滥杀无辜的罪行是无罪的;组织《桂林市革命群众执行和捍卫新宪法论坛》的行为是合法的,等等。记得当时范萍听了很感动,站起来当着表面陪同,实则监视谈话的区劳改局及监狱负责人的面,要张雄飞写申诉。在她们离开英监时,蒋端芳还特别指示英监:“在中央作出决定之前,对张雄飞这个人你们要保护好。”1 K5 W: s( R8 o2 T; l% N$ V
张珉工作组回北京的时候,蒋端芳又带了几个人来桂林,找李和平去榕湖饭店谈话,告诉他,她是专门负责调查桂林“八·二0行动”和对 “张案”成员落实政策情况的。8 k& y* w# u B& t
这件事可以说明:中央书记处和中纪委,通过“张案”,不仅了解了桂林的文革情况,也部分了解了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所以才派张珉工作组,直抵南宁,除了来解决“张案”的问题,还要全面调查广西文革大屠杀的情况,为全面解决广西文革问题,作了前期准备。# ?( U" _) b/ V: s$ }) 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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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的第二次反扑
; `: W5 ^( x) [) R& ` 下面所叙述的事,是张雄飞1990年在北京拜访已离休的张珉同志时,张珉亲口告诉的:
- N3 G: O- l+ p D$ d* k& C “我在去广西之前,在广东调查了两件腐败案子,结果杀了两个县委书记。”张珉接着说:他们工作组在南宁期间,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广西文革问题极其严重,回到北京,即给中央写了详细报告。在写此报告之前,中纪委的领导同志很高兴,对他们在广西的工作相当满意,表扬了他们。但报告报上去后,过了一段时间,中纪委领导同志的态度变了,一个姓王的副书记找张珉谈话,不提报告的事,只简单告诉他,不要再管广西文革的事了,如果再管,可能要受纪律处分。
( Q; J& G* P; D9 z4 w/ H 张珉听了后知道广西的事太难办,很难过,但纪检干部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不让他撒手不管。于是找工作组另外两个负责人余金鑫(最高检的一位司级干部)、蒋端芳谈,提出直接给最高层领导人,写个署名报告反映广西文革问题。因为这样做,风险很大,张珉便说:“我抗日战争参加革命,什么危险的事都经历过,我是不怕的,你们怕不怕?”余金鑫说:“我不怕,我被划了20几年右派,还怕什么,干!”蒋端芳说:“写就写吧,我也不怕,反正我也快离休了。”参加工作组的其他十几个人也坚决支持。于是,张珉他们就联名写了个报告,历数了广西文革的19条罪状,直接寄给了最高层。
1 G/ Y Z3 p* m+ @: X& Y* D3 P ××看了那报告后,就把它转给了当时地位在处于日中天的韦国清。张珉说:“韦国清蠢了,他办了件傻事,如果他得到那报告后不吭声,也许就没事了,他却组织了8个广西‘秀才’,对我们的报告进行逐条反驳,也寄给了最高层,这样一来,就变成广西区党委和中央纪委打官司了,中纪委的领导同志就不能不以中纪委的名义干预了。这件事反映到习仲勋那里去,习仲勋就给邓小平写了几个字:‘广西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再派工作组去调查?’邓小平见字也批示道:‘广西这个无头公案,是到了解决的时候了。’这样,中央最后才在1983年又派出一个更大的工作组,去广西搞‘处遗’了!”6 b3 e% W( u!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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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n6 k% J& L1 h' x# y6 e转自 张雄飞博客# x2 o& d i9 C3 I5 F
http://zhangxiongfei-01.blog.163.com/blog/static/1286953412010027424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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