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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南京大学深挖“五一六”见闻——蒋广学教授访谈(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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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8 13:42: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南京大学深挖“五一六”见闻
——蒋广学教授访谈(节录)

访谈对象:蒋广学教授
采访人:董国强、袁桂海、智杰
访谈地点:龙江小区董国强家
访谈时间:2006年3月9日下午
[蒋广学:南京大学退休教授。曾经担任《南京大学学报》负责人、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政治部工作人员]

董国强:我们看过一些材料,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发布以后,省委工作队正式进驻南大,省委副书记彭冲担任队长,同时兼任南大党委书记。工作队还有三个副队长,粱辑卿,杜方平,吴大胜。他们都是部队来的。这三个副队长似乎和文凤来有联系,支持他的造反活动。当然后来这些人又有分化。我想问的问题是,“梁、杜、吴”他们支持文凤来等人起来造工作队和省委的反,这是否意味着南京军区、省军区与江苏省委有矛盾……
蒋广学: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可能没有这么早。我认为搞匡亚明跟江苏省委江渭清他们有很大的关系。北京抛出了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那么江渭清在发生了溧阳分校事情以后,他就要把匡亚明抛出来。这是江苏省委一个很大的动作,他们以为只有将匡抛出来才能保住自己。所以事情发展得很快,“六二”事件以后没几天就把匡抛出来了,而且之所以匆匆忙忙地给匡亚明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帽子,也正可以说明“倒匡”是省委在慌忙之中做出的决策。省委既然做了这个决策,就要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他,而且你不能只揭“六二事件”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揭得差不多了,那么后来就向前追溯,就是说匡亚明来到南大之后两、三年都干了什么?
文凤来的造反是这样的,文凤来以前在南京饭店工作过,他说彭冲经常去那里游泳,生活很腐化,不配领导南大的文革,就起来造他的反。文凤来带着一批人成立了“红色造反队”,都是出身非常好的,出身差的他不要。
董国强:我们系崔之清教授当时是学生,按照他的说法,南大“八二七”之所以起来,就是因为“红色造反队”排斥出身不好的人,结果其他参加造反的人就另外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蒋广学:是的,“八二七”的“阶级成分”比较复杂,“红色造反队”是非常纯的。我现在想想“红色造反队”的这些孩子非常可惜,他们这些人到后来都被打成“五一六”骨干分子。那时候有一个姓蔡的女孩子怀孕了,挨斗的时候她还挺着个大肚子。南大深挖“五一六”主要揪的是“红色造反队”的成员,文凤来是他们的领袖。
“八二七”的领袖是曾邦元。曾邦元对你们研究文革是一个很宝贵的材料,他对一些内幕更清楚。在他们这一批造反的人当中,只有曾邦元和葛忠龙还活着。
文凤来这个人很正直,很讲义气。他之所以走到后来那个地步,就是因为他讲义气、认死理。他起来造反没有多少私心的,他当时就认准了一条: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听中央的话。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我估计他没有上过大学,即使上大学的话也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什么书,所以只会认一些死理,认准了这个理就一直走下去。所以毛主席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中央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中央让我们造省委的反了,我就带着一批人到省委去造反;中央说要夺权了,我就带着人去夺权;中央说要“揪军内一小撮”了,我就带着人去“揪军内一小撮”。这一批人就是这样的,都是非常听毛主席、中央的话的。
那么当时中央高层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头也是不断分化的,谁也搞不清楚那里面传出来的有些东西是不是毛主席的。比如有的人昨天还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代表毛主席的,第二天就遭到清洗了,变成反对毛主席的了。即使有些话确实是毛主席说的,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就变来变去的,前后不一致。这样一来,文凤来他们这些人后来就吃亏啦。
比如文凤来等人与许世友的矛盾,就是1967年夏天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时结下的。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后来才说中央文革的王力他们鼓动“揪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那么许世友后来做了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能放过文凤来他们吗?不可能的!所以到了抓“五一六”的时候,首先就对“红色造反队”下手。葛忠龙这个人很滑头的,等搞到他了,他就把他们一个一个都咬出来了,他不是往上面咬,而是往下面咬,咬出了许多“红色造反队”的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交待就被逼死了。
在南大大礼堂批斗文凤来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觉得文凤来的的确确是条汉子。台下的群众批斗他,要他老实交待,他一点都不惊慌,他说:“我反对许司令是错误的,但我不是‘五一六’!江苏没有‘五一六’。”葛忠龙在台上揭发他,文凤来就说了:“葛忠龙你这样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把我们的这些同志搞成这样,你对得起谁?!”但是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台下的人都高喊:“打倒文凤来!”
董国强:批斗文凤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蒋广学:那是在军宣队、工宣队进校以后,大概在1971、1972年以后。
董国强:那么在南大的两派当中,您属于哪一派?
蒋广学:我在文革当中哪一派都没有参加,是“逍遥派”。我们那个“万里红长征队”解散以后,我就跑回家去了,后来在家里住到1967年10月份。当时我弟弟在南京住院治病,他每月到学校替我领工资,然后把工资寄给我。
董国强:您在家呆了大半年也没有人管你?钱也照发?
蒋广学:谁管我?没有人管我。钱照发。
董国强:那您在家里干什么?
蒋广学:种地。种了大半年的地。后来说是要“复课闹革命”,我就在1967年11月回来了。
董国强:当时您从家里回到学校,您的感觉是什么?
蒋广学:我回来是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从1966年10月份出去串连算起,我离开南大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弟弟生病,从东北回到老家,我到南京来过一次,把他安排在南京肺结核病医院住院治疗,然后我就又回家去了。一直到1967年11月我才返回学校。
军宣队、工宣队来了要有一个依靠对象,他们依靠什么人呢?第一,出身要好。第二,在前一阶段既不属于“八二七”,又不属于“红四联”,这样你才不会卷入派系斗争。这两条我都占到了,因此我是军宣队、工宣队比较信任的人。他们就让我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我们“清理”的对象是我们哲学系的翁熙老师。为什么要“清理”他呢?因为他在交待材料中说他参加过“三青团”。当时我和我们系一个名叫陈德天的学生一起搞这个工作,我们两个人就向上面请示,要到翁熙老师的家乡去调查情况。所谓“调查情况”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算一算翁熙老师的年龄,他那个时候才十三、四岁,是一个小孩子,他能做什么反革命活动?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出去玩玩。
董国强:您在出去外调之前就已经很明确翁熙没什么问题?
蒋广学:对,我的这个概念非常清楚。所以到了杭州,我们就去爬雷峰塔。然后我们就到了福建蒲田。这个地方离厦门不远,所以我们就又去了厦门。到了厦门以后,我们就去了鼓浪屿。我们这样玩了一路回来,跟上面汇报说翁熙的外调没有什么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三青团”的活动。这样就交差了。
董国强:您参加过清查“五一六”吗?
蒋广学:“清理阶级队伍”以后不久就是深挖“五一六”。深挖“五一六”的时候是王勇、王良才作校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王勇是地方干部,文革前是江苏一个什么厅的厅长。王良才是军宣队的负责人。
在深挖“五一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审查Y老师。Y老师是我们哲学系的教师,上海人。他在文革武斗的时候没有回家,呆在南京,而且还参加了你们系H老师搞的一个什么组织。在溧阳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因为他在文革当中跳得比较厉害一些,所以就把他“圈”起来了。
“圈”起来之后,就让我去当审查他的小分队队长。当时负责审查工作的专案小组都叫“战斗小分队”。原来我们也没有往“五一六”那方面去想。后来军宣队、工宣队的另外一个人从王勇那里得到消息,说Y已经上了“五一六”的名单了,你们可以去搞搞他。我想王勇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不可能骗我们,我就信以为真。然后就轮番要Y交待他是怎样参加“五一六”的。
Y老师结婚比较迟。他的妻子姓罗。那个时候对待“五一六”分子的政策是,只要交待了就算了,就放你回家了。我心想:Y老师你赶紧交待吧,交待完了你就可以回家去生个孩子。我也没有往坏处想,就是一种很朴素的想法。我还把他的夫人罗师傅叫过来,对她说:“你回去劝劝Y,让他好好交待。他是‘五一六’,已经上了名单了,赖是赖不掉的,交待完不就算了吗?”罗也是个很好的人,她就去做Y的工作。
这个Y也想积极配合我们。于是他就想了:“我在什么时候参加‘五一六’的?”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嘛,他怎么想得起来呢?但是他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又说不清楚这个事情。于是他就感到很害怕,认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在一天夜里,我们大家正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偷偷爬起来去上吊。
当时我们小分队成员和Y一起住在南园10舍筒子楼的一个房间里,宿舍走廊的两头有公共厕所,厕所里靠近窗户的上方有一个下水管道的弯头。上吊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腰带绕在下水管道的弯头上,然后系了一个扣,就在那个上头上吊。但是那个扣还是蛮高的,他怎么才能把头套进去呢?他就拿了一个方凳子站上去,这样子就够到了。他把自己的脖子套在那个扣里,脚底下就扒拉那个方凳子,要把那个凳子弄倒,哪知道凳子倒了的时候,他的全身重力猛地往下一坠,下巴一抬,上面的活扣没有挂住他,结果摔下来了。所以上吊没有成功。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看见他脖子上的印痕,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说他昨天晚上上吊了。哎呀!一听这话,把我紧张得不得了啊。后来我们就再也不敢逼迫他了。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批斗他一下,主要是为了吓唬吓唬他,让他不敢再去上吊。至于交待问题嘛,就比较马虎了。
在没有战果的情况下,我有一种很为难的情绪。这时军、工宣队就把我调到学校“教育革命组”去了。
我讲这个事情,不是要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做辩护,而是要说明那个时候的斗争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当时我问Y为什么要上吊,他跟我说老实话:“别人说我是‘五一六’我不相信,唯独你蒋广学说我是‘五一六’我相信,因为你这个人是从来不说谎话的。那么既然你说我是‘五一六’,那我肯定就是了。可是我又确实记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参加的。那我不就是死路一条吗?”其实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深挖“五一六”的背景。现在看起来,无非是因为他们“红总”1967年夏天要打倒许世友,那么许世友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肯定要找机会报复文凤来他们,所以把这些人当作“五一六”来查是很自然的事情。南大搞“五一六”死了十几个人。
我到了教育革命组之后,在1972还是1973年我记得不太清楚了,王良才带我到北京去开会,还带上了我们南大深挖“五一六”的材料,准备作为成绩进行汇报。他们本来是准备向上面表功的。但是到了北京以后,迟群和谢静宜主持会议,对这个事情根本就不予理睬。为什么不理睬呢?因为迟、谢很清楚这个事情是假的。我们在北京开了四十多天的会,上面的意思很明白,居然就没有王良才发言的机会。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个例子,就是让你们知道所谓清查“五一六”是怎么一回事。上面布置下来这么一件事情,结果到了下面搞成那个样子,他们已经无法收场了,所以只能让下面不要再讲了。
董国强:按照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1968年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泽东为了结束文革群众运动而采取的几个步骤,目的就是要将不听话的造反派打下去,重新恢复统治秩序。而这些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以后,各个单位的当权派也就利用这些运动清理整肃其对立面。因而这些运动无论在大面上还是在各单位内部,都是名不副实的。
蒋广学:我们当时并不清楚这个背景。我们江苏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就是深挖“五一六”。由于Y在“揪军队一小撮”的时候没有离开南京,那个时候就对他有所怀疑,就让他交待:为什么其他人都离开南京了而你没有离开?当时的负责人王勇要打开南大深挖“五一六”的局面,就在各个小分队当中散布哪一个人是“五一六”,让大家去搞。这个时候数学系有一个叫X的人被说成是南大“五一六”的组织部长,他屈打成招,就交待Y也是“五一六”分子。于是就发生了上面说的这个事情。
我离开小分队以后,阎韬老师还在那里搞。他后来对我说:“老蒋啊,据我所知根本没有这个名单。”因为阎韬当时也感到搞不下去,就几次到学校去要求看看这个名单,以便想办法突破。这时军宣队、工宣队的人才告诉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名单。一个负责同志对他说:“我们说有一个名单,实际上是随口说说的,目的就是要认真地审查那些人。”
我一听到这个说法,我的心顿时就……
就在我知道学校里没有这个名单的差不多同时,和我一起参加“万里红长征小分队”的两个人被圈起来了,一个是曹缦西,一个是Z,他们被外文系的人给圈起来了。一天中午,曹缦西突然跑到我家里来,她说:“老蒋啊,你对我说一下这个‘五一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了才能交待出来啊。”
我对她说:“家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到夫子庙去谈。”
董国强:那个时候您的家住在哪里?
蒋广学:住在豆菜巷1号,就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对面。当时曹缦西到我家来,我觉得我家离学校太近,说不定什么时候学校里会有人来找我,碰到我们在一起谈话,那么就不太好啦,所以我就带她到夫子庙去了。
到了夫子庙,我就对她说:“曹缦西,如果你没有参加,就千万不要乱交待!”
她说:“我现在家里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而老戴(其丈夫戴立泉,也是我校教师)又在乡下,我不能天天在那个地方呆着呀,我交待完之后,这个事情不就算了吗?”
我说:“你究竟参加了没有?你参加了,就会知道你是怎么参加的。”
我当时又不能叫她不交待,又不好说她没参加。那个时候说话都要十分小心,不能让人抓住把柄,尽管我和她是好朋友。于是我就反复跟她说:“你究竟有没有参加?你参加了就能交待出来,你没有参加就交待不出来。你交待不出什么东西,就不要瞎猜了,也不能去瞎讲。”
我当时知道,交待了之后决不会是所谓“就算了”,交待了之后就成“反革命”啦!但是这些话当时都不能明讲,我只能绕着弯子,用各种方式来暗示她。她最后也领悟了我的意思,就始终没有交待所谓“问题”。后来也就没什么事啦。
那个Z就惨了,他后来就交待自己参加过“五一六”。负责对他进行审查的是D,D也是徐州人,Z也是徐州人,咱们都是老乡。直到现在我对这个D都很反感。咱们几个都是老乡啊,都是弟兄啊,你怎么老是逼迫、暗示Z交待所谓“问题”呢?这不是太不仗义了吗?而且Z这个同志的心理也不是很坚强的,别人老是逼迫他、暗示他,到最后他自己心里也就产生一种幻觉了,他就觉得自己参加了。他不仅说自己参加了“五一六”,而且还说自己直接参加了一个阴谋刺杀毛主席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首脑是外文系教师沈宗美。
董国强:那是不是他的精神有问题了?
蒋广学:是的,他的精神已经有问题了。有一次我在路上见到他,我就跟他打招呼,喊他:“嘎子”——他的外号叫“嘎子”,我们平时都这么叫他。哪知道我这么一喊,他就非常紧张,哆哆嗦嗦地说:“不不不……我不能跟你讲话。”啊呀!就是这个样子!
董国强:这个时候您多大年龄?
蒋广学:我当时33岁。
Z当时就交待说:那个暗杀毛主席的组织是由吴大胜组织起来的,还有南大的沈宗美等人,我们在一起阴谋谋害毛主席。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呢?当时我在教育革命组工作,有的时候要参加学校里的总值班。有一天在我值班的时候,省里面有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有一个关于沈宗美的很重要案件,要叫负责审查沈宗美的小分队赶快去汇报。这样我才在偶尔之间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来沈宗美就因为这个被整得死去活来。但是因为本来没有这个事情,都是Z自己幻想出来的,所以最后搞不出什么结果,也就不了了之。那么沈宗美被放出来之后,他唯独不能原谅的就是这个Z。
董国强:您刚才讲您和Z在路上碰到了,他不敢跟您讲话。这是他有意识地要保护你,还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
蒋广学:哦,这个时候他无所谓保护不保护。他已经精神错乱了,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反革命”,所以他不能跟任何人接触。甚至他当时能不能认出我是谁来,我都很怀疑。
董国强:那他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还健在吗?
蒋广学:他还健在,不过他的生活很不幸。
他放出来之后,有人给他介绍对象,是一个商店的营业员,非常有能力,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女强人”。结婚以后我到他家去,他的妻子很大方,出来招待我们,还拿喜糖给我们吃。但是他们最后离婚了。
袁桂海:您刚才介绍了有关Y的情况,他的命运如何?
蒋广学: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到了教育革命组之后,他们也知道我会写一点东西,于是王良才到北京去开教育革命的会议,他就把我带过去了。我们本来是准备去介绍南大清查“五一六”的经验的,结果人家会议根本不理睬这个事情。我估计他们回来以后也心中有数了,于是就开始收拾残局,很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董国强:1971年底吴德发表了一个关于“五一六”问题的谈话,实际上就是代表中央宣布不要再搞这个问题了。
智 杰:您刚才讲到南大在深挖“五一六”的时候有十几条人命,这些死亡的人具体分布在哪些系您知道吗?
蒋广学: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我估计的,我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
董国强:我在杜闻贞老师的回忆录里看到过一些数据,比如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他说全校大概有1100多人被列入“五一六”审查名单,有359人被定性为“五一六”分子,有248人被全校大会点名,有158人被关押审查,有20多人被整死。他有很具体的数字。
蒋广学:我印象当中南大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好像是28个人。
董国强:校史上面也是这么说的。
智 杰:您刚才讲到“红色造反队”的成员在深挖“五一六”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打成“五一六”,您能否再谈谈他们受到了哪些迫害?
蒋广学:主要就是“逼供信”。我前面讲的那些例子都可以反映这些情况。再比如文凤来的情况是这样的。1968年3月“大联合”的时候文凤来已经被结合到省里面去了,因此对他的“逼供信”不是放在南大搞,而是放到省里面去重点搞。我听说还曾经把他拉出去假枪毙。到了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慢慢地收兵了,他才被放出来。
我和文凤来原来是认识的,他放出来以后,我还在南大南园的球场上看到过他,和他打过招呼。不过那个时候咱们也不喊他“文老师”了……
董国强:他年龄比您大吗?
蒋广学:比我大。
董国强:大多少?
蒋广学:比我大十岁左右。我当时跟他打招呼,他基本上不理睬我,他已经显得很麻木了。
董国强:也是精神方面出问题了?
蒋广学:是的。他这个精神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据我估计,出在他意识到文革的一切东西可能都是一个骗局。所以他老是有一种自责,他老是觉得他对不起他的那些兄弟们。这样他出来没有很长时间就自杀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很讲义气。
董国强:那么根据您和他接触的印象,他这个人还是一个思想比较单纯的人。
蒋广学:思想比较单纯,信念比较固执。他后来没有任何的报复心理,而是带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责情绪。在南大斗争文凤来的大会场上,我觉得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汉子。在群情激昂的时候,他说过几句话,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说:“我对不起许司令员,‘揪军内一小撮’时搞他,我犯下了罪行。用这个东西来整我,我文凤来认了!但我不是‘五一六’!江苏没有‘五一六’!”他还用手指着葛忠龙,有没有骂他“不得好死”我记不太清了,但他肯定说过:“你这样做你对得起谁?!”
董国强:他们原来是战友吗?
蒋广学:他们原来的关系非常好,葛忠龙是文凤来的副手。
董国强:葛忠龙是想把自己解脱出来?
蒋广学:葛忠龙那也是瞎交待!什么组织系统啊等等,其实都没有那些事儿。不过这样就把他自己解脱出来了,后来他还到苏北响水县当了个公社书记。张建山后来也患精神病了,游泳的时候淹死了。
智 杰:张建山也是“红色造反队”的?
蒋广学:他是“八二七”的。(此说不确。张建山最初参加过“红色造反队”,后来又发起成立“八二七”,成为“八二七”的核心人物。在1967年“一•二六夺权”前后,张建山、葛忠龙等人支持“夺权”,与“八二七”主流意见不合,便从“八二七”中拉出一个“八二七夺权大队”,与“红色造反队”等其他三个组织共同组成南京大学“红四联”。此后文风来、张建山、葛忠龙成为江苏“好派”的一、二、三把手。)
董国强:那么到最后,“红总”和“八二七”的领袖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蒋广学:都没有好下场!你不是说我“红色造反队”是“五一六”吗?还要逼我们交待问题吗?那么我们就交待,我们两派表面上是你斗我、我斗你,实际上我们是一回事。我就在你的“八二七”里面发展过“五一六”组织,某某人就是。到后来荒唐到什么程度?竟然把当时在南大主持清查“五一六”工作的省革委会成员迟明堂也咬成“五一六分子”啦!而且有关情况还交待得有鼻子有眼的。所以后来迟明堂自己也被上面隔离起来了。其实他是和王勇他们一起从省里来的。
董国强: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许世友在整“红总”的时候,当然要借助“八二七”的力量,不过“八二七”也是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曾邦元他们也是有政治野心的,许世友不可能长期依赖它、容忍它,迟早都要想办法把它搞掉,所以等到“红总”整得差不多的时候,“红总”有人出来咬“八二七”的人,那正中许世友的下怀,他就可以顺水推舟,将“八二七”也打下去。
蒋广学: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混战,对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来讲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一场混战。大家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今天斗别人,明天自己也会挨斗。而且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不仅包括匡亚明在内的这样一批高级干部不知道,我估计毛主席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会搞成那样的结果。


《记忆》2009年8月13日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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