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 对比：是社会主义、还是官僚资本主义？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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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单可以不断续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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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共.太.子.党.资.产.排.名.>
   
•中.共太子.党.资.产.规模.排列.如下•    ：


1. 王...震之子王.军，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公司市值七千零一十四A亿A元；

2. 江...择.民之子江.绵.恒，中国网通创办人，公司市值一千六百六十六亿元；

3. 朱...容.基之女朱.燕.来，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公司市值一千六百四十四亿元；

4. 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是威视公司总裁，该公司市值八百三十八亿；

5. 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是中信泰富主席，公司市值四百七十六亿元；

6. 温...家.宝之子温YUN松，北京Uni-hub总裁，公司市值四百三十三亿；

7. 李....鹏之子李.小.鹏，华能电力董事长，公司市值一百七十六亿元；

8. 孔...元之子孔.丹，中信国际金融董事长，公司市值九十九亿元。

9. 李...鹏之女李.小.琳，中国电力副董事长，公司市值八十二亿元；

10. 王jUN之子，王.震之孙：王京京，中科环保副主席，公司市值七点七亿元；


另外，有统计显示，中国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占人口的五分之一的三亿多人民，
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曾撰文〈中国大陆财产过亿富豪
91％是高干子弟〉，文章称，"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
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两万七千三百一十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千两百二十
人，其中，有两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丶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四百五十余亿元。考证这些
高干子女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的非法所得。"
(资料来源:112104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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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


作者：夏业良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来源日期：2010-6-8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基尼系数为1，表示绝对的不平均。在这一区间，数值越小，社会的收入分配就越趋于平均;数值越大，表明社会收入的差距越大。

　　根据经验数据，人们通常认为0.4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国民财富已高度集中于少数群体。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社会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为“差距偏大”，0.5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在美国，最高收入的两大群体的收入，超过中下层60%人口的收入总和。然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并不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明显，因为美国劳动收入的大部分落入中产阶级的口袋中。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近10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尤其是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集中，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根据他的研究数据，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此外，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争抢“吃皇粮”，甚至出现数千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垄断行业的畸高工资也频遭质疑。这种依赖于政府政策倾斜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配置”模式，有悖于机会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化原则，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国民财富分布的严重失衡、收入分配的扭曲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关键在于“计划思维”的回归与资源的逆市场化权力配置。国民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严重倾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严重的制度性腐败和资源垄断剥夺了绝大多数国民的发展和竞争机会。惟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把一切权力限定在特定边界之内，让普通国民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拥有更大的选择与发展空间，才是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性出路。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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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场在自我煎熬！


2010-06-02 13: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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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前浙江媒体的报道，正在提请浙江省人大审议的《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第39条对“网上公开个人信息”特别作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对此，该报道认为这是对近来备受争议的恶意“人肉搜索”行为立法。该报道还援引当地官员的说法，“有些网民自认为发上网络就‘天不知地不知’，其实他们已经违法了。”而2009年的1月18日，江苏省颁布的类似规定就曾引发巨大争议，致使徐州市人大法工委负责人出面澄清说，“这是外界的误读，该条例并没有明确提及‘人肉搜索’。此外，公民有监督权，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行使。”

有网民追问：既然公民有监督权，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行使，那么正常途径又在哪里？！我们不通过网络，就已经没有任何途径可以监督政府和官员。我们不在网上追问政府，不通过人肉搜索，周久耕就不会被抓被判刑，我们不人肉搜索，林嘉祥就不会被免职。凡此种种，只要我们不在网上追问，你们就装聋做哑，我们追问，你们就出来装模作样。现在，你们又想通过立法堵我们网民的嘴!

请问，在已经没有其它途径可以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情况下，公民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人肉搜索他们有什么错？你们究竟怕的是什么？官员的信息难道不应该公开，不应该接受民众监督吗？！

另有网民一针见血的指出，政府官员不是惧怕网络和人肉搜索，他们惧怕的是人民监督！

而非常有对比性的是：一个多月前，台湾通过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修正案，将“人肉搜索”“合法化”，前提是如果“人肉搜索”目的是基于“社会公益”，那么不仅不禁止，反而会鼓励。这与大陆一些政府立法禁止“人肉搜索”恰恰相反，这非常的耐人寻味，也会使人深思。为何同样是中国，差距会如此之大。

最近,台湾著名作家、原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在大陆针对官员，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了：“官员是球员，知识分子是裁判”。因文笔泼辣而被称为“龙旋风”的龙应台日前携纪录片《目送》到访广州，在中山大学举办的大陆首映暨交流会上，被问及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从政后如何处理与官员错位的关系，“龙旋风”说，“我不认为两者之间有矛盾。知识分子的身份其实更类似裁判，掌权者更像是球员。知识分子可以快意恩仇，但体制中的掌权者却要默默做事，而非指点江山。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进入体制，必须认清自身角色的转换，放下原有的身份，变成一个忍辱负重、耐心协调、任人批判的人。裁判不能兼球员，球员也不能兼裁判。”

龙应台还说，针对国家机器，“我想告诉年轻人的是，个人是有责任的，你一定要选择你自己的位置，你一定要做那个有思想的螺丝钉，否则你会被这个机器所吞噬。”

大陆媒体长期以来，总是宣扬台湾的“混乱”。而龙应台认为，台湾的“混乱”是最好的公民教育。她说，“以公民教育来说，我觉得台湾应该是做得最好的，香港现在比较麻烦。台湾的公民教育不能理解为一门课，其实它是在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对陈水扁审判，每天电视上各种名嘴进行分析，让你知道原来起诉不只是相信检察系统一面之辞，还要律师辩护，还有很多程序，这就是活生生的演出。大陆媒体可能觉得台湾如何混乱，但你如果真正懂的话，你会知道这是公民教育渗透在每天的生活里。有些事情需要社会持续讨论，越讨论辩论程度越高，不同的视角会出现越多。”

龙应台的演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陆和台湾官场的生态的差别，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台湾和大陆同为一个中国，差距为什么如此之大。如今，大陆的官民，在知识结构上基本趋于一致了，当官的自然都是知识分子，而能在网络发表意见、监督政府的，也没有一个是文盲。但台湾的官场，却比大陆干净百倍；被揭露的贪腐总统陈水扁，涉及贪污总额甚至连大陆的一个村长都不如，比如深圳、陕西就被媒体曝光出贪污数亿的村官。而且，据称陈水扁所贪污的资金在贪污前就打算将之用于“台独基金”，有他所谓的“公益”用途，并彰显了其“政治伦理”；而大陆的贪官，没有一个能解释其贪污所得会有“公益”用途，大陆的贪官，也无一人具有政治伦理。台湾政府鼓励人民监督，并赋予他们各种权利和监督的途径，也实行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所以台湾的知识分子当官以后，就“变成一个忍辱负重、耐心协调、任人批判的人”，战战兢兢、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而大陆呢，知识分子一旦当官，就变成一个飞扬跋扈、粗暴专横、自以为是的人”，大陆体制内不仅没有自我修复的有效机制，而且剥夺人民的各种权利并截断所有人民监督的途径；于是就产生23年都通不过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案，就不断产生各种限制人民权利尤其是监督官场权利的所谓法律法规。

事实上，这些举措，不仅仅是限制民众，而且也恶化、腐化、毒化官场本身。日前，江西省交通厅厅长蒲日新被双规，据闻其出事在于司机贪了1000万被查而“带”出。当领导的司机都成为大贪时，可见大陆官场的腐败，到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不仅仅是官员贪腐，就是只要靠近官员的普通百姓，也贪如虎狼！

一方面是数以亿计的大陆百姓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千千万万的百姓患上绝症而不敢、不能去治疗只能在家等死，优秀学生考上清华北大但因交不起学费而选择自杀……；而另一方面，一个厅长的司机都可以贪污受贿达千万元之巨！人们要问，这个社会是不是病了，这个体制是不是应该灭亡？！

司机是这个病态社会的缩影。不要看个小小的司机，可在中国这个专制体制里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再为这个社会承担道义的时候，司机实际上是很有能耐的。虽然司机往往只是临时工或是职工，但实际上其权力其影响力远在副职之上。如是局长司机，那么他就是第一副局长，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如是县长司机，那么就是县长助理。当然，这个长不那么飞扬跋扈可能还好，这个长越贪越弄权，其司机的权势就越大。就是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任何有作为的王朝高官都不允许属下人乱来，如明朝首辅张居正因其管家讨一官员的妹妹为妾，就被张按家法棍打屁股。可当今所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朝代，有哪几个当官的能够约束好秘书、司机、二奶、七大姑八大姨的？几乎没有！

当然并不是任何官员都乐意司机乱来。主要是因为司机掌握着实权人物的诸多腐败秘密。领导司机通常被戏称为“司级干部”，“司级干部”们不仅掌握着贪官们坐骑上的方向盘，也掌握在贪官们的软肋与命门。正因为贪官们有“把柄”被“司级干部”们捏着，因此有的领导们甚至在调离、高升后仍不敢与“司级干部”翻脸，还得解决司机本人和家属、子女待遇，或进行精神和经济上的“安抚”。司机与厅长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制度上又不能做到让他们不能贪，贪不成，于是在现行官僚体制下，上下级都盛行着人身依附，领导身边的人，更是如此，自然结成一个既得利益团伙。如果不先熟悉领导的人而要向领导行贿献媚，必然要先去结识领导身边的人；这就自然有厅长司机贪上千万的沃土与腐败的天然机会。

据说，大陆又一个县长利用职权在旧城改造中捞了多处房产，因怕事情败露，都登记在司机的名下。县长退休后想把这些房产过户及转卖，司机说你工资是多少，能买得起这么多房子？县长吃了哑巴亏，但还不敢声张，白白看到司机独吞了自已的千万家产。当然此类事情较少，大多的司机通过主子的权力早捞足好处了；可以说官越大权越大，司机所捞的好处也就越大。蒲日新厅长的司机捞个千万元，其实并不算多。一个交通厅一年工程项目多则数百亿，在中国现有的腐败条件下，可能有百亿以上的回扣等，那么司机捞个千万元不算什么。

眼下整个中国社会最特色的一个特征就是捞，大官大捞小官小捞无官不捞，要捞就得与实权人勾得紧，勾结得越紧就捞得越多。目前他们捞的速度、技术、野蛮程度等等正在加剧。

这种体制性的腐败，还正在腐蚀着中国的后代。据《大河报》5月29日报道，成都一幼儿园老师告诉媒体，幼儿之间经常比房子大小、假期休闲、豪车……有一次听到小朋友们笑嘻嘻地喊一个小男孩“小局长”。“我以为他们是开玩笑”，该老师一问，那个男孩自己先嚷起来了：“因为我爸爸是局长，我就是小局长啊!” 更令人担忧的是“小局长”的局长爸爸如果是个腐官，“小局长”的将来可就惨了，很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虽然童言无忌，但这充分说明官场的辐射已经在摧残后代幼小的心灵，腐败的阴影在影响着幼儿的健康成长。由此看来，在目前的体制下，中国大陆已经看不到希望的明天。

事实上，落实宪法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尤其是监督官场权利，不仅是公民尊严的需要，是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体现，更是中国大陆官场自身的需要，是保护官场和官员的必需。

《中国青年报》5月26日报道，安徽亳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原支队长白玉岭涉嫌受贿罪、贪污罪、徇私枉法罪、强奸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判处死缓期。白玉岭痛哭流涕，“俺闺女曾经跟俺说过一句话，俺爸，俺啥都不求你，只求你安全着陆”。白玉岭的结局是罪有应得。但其女儿“俺啥都不求你，只求你安全着陆”的恳求，却让人嘘唏。

女儿是父母的心头肉，谁不希望当官的父亲平平安安。白玉岭女儿的恳求，表现了她对爸爸的深沉的爱，也隐含着对爸爸所作所为的担忧。但女儿的恳求就是唤不醒白玉岭！

“贪欲如火，不遏则燎原；淫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别人看他是身陷“水深火热”之中，他却感觉是如鱼得水，如蜂入花。自以为本领高明，手眼通天，为所欲为。中国体制的最大要害是官场贪权，把持一切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导致官员们既嗜权如命，又嗜钱如命。权力的贪欲，化为强奸民意、凌辱百姓的淫欲，两欲附体，大陆体制看似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其实外强中干，已越来越虚弱不堪。

其实，中国人有自称“子民”的传统，从来对统治者都以“父母”相待，对官员从来视为“父母官”。《易经》云：“干父之蛊”，就是中国人对父母的罪错进行干预、劝阻乃至纠正的传统，但却没有子女杀父母的传统。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尤其是监督官场权利，包括“人肉搜索”，其实就是对中国官场的爱护和维持；正如白玉岭德女儿对其父的哀求一样，表现了她对爸爸的深沉的爱，也隐含着对爸爸所作所为的担忧。可是，中国体制却听不进子女们的劝告、提醒，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得其乐！总有一天，不需要外来打击，它自己也会在贪欲和淫欲中被自己煎熬得灯枯油净。

不过，每个中国人还是应该牢记龙应台的话，“个人是有责任的，你一定要选择你自己的位置，你一定要做那个有思想的螺丝钉，否则你会被这个机器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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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一些文章在本博未能显示，点击：http://bigtigeryan.blog.163.com/edit/?setNone163Cookie=true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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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是政治危机史


〖文章标题〗 中国历史是政治危机史

作者:定购总统  

〖内容提要〗

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经济危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早就从政治为本过度到了经济为本社会。中国为什么不会出现经济危机，因为中国是政治为本社会，只会出现政治危机。〖文章正文〗

中国只有政治危机，没有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经济危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早就从政治为本过度到了经济为本社会。中国为什么不会出现经济危机，因为中国是政治为本社会，只会出现政治危机。
中国历史始终以帝王为本，中国历史便是一部政治危机史，为了争夺帝位，王子们互相厮杀，为了争夺权位，政客互相陷害。即使有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危机带来的经济危机，而不是经济本身产生的危机，大跃进、60年闹饥荒都是政治危机导致的经济问题。
政治为本使得中国人越来越好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而不必遵守契约。西方以经济为本使得科技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喜欢协商，越来越具有建设性，而必须遵守契约，讲究信誉。
政治斗争是无原则斗争，无原则斗争不需要法制，只需要更加善于威逼利诱的统治手段，谁没有威逼利诱能力，谁就得下台，比如皇太极就比崇祯皇帝具有威逼利诱能力。
政治为本社会，治乱强弱取决于领袖的个人魅力，清帝强过明王决定了清兴明亡，主子兴亡则百姓兴亡。
中国南方经济比北方发达，不是因为南方具有地域优势，而是那里的经济气氛大于政治气氛。北京各种人才全国第一，可惜这些人主要任务不是专研技术业务，而是学非所用徒劳地进行政治斗争，通过把控权力，垄断经济利益，所以北京人主要能力和目的是获得和维护权势，搞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最佳手段是不择手段，不守规矩。
以政治为本社会，自然不会引进、发育发达国家先进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
定购总统认为政治是谋略，经济是技术，技术才是制度，所以政治不是制度，经济才是制度。西方民主大选制度，实际上是市民经济制度战胜贵族政治制度结果，这就使得选举人、甚至被选举人可以不是党员，也有投票权，也有被选举权。民国时期，国民党员投国民党的票，共产党员投共产党的票，互相诋毁拆台，各自拉拢选票，最终导致国共两党敌对，长期内乱，这便是民国严重的政治危机。
古代中国帝王有长子继位制度，实际上这一制度经常被野心家和阴谋家篡位，说是不成规矩无以成规矩，其实古代中国根本没有规矩，便没有任何制度！！！
没有规矩，没有制度，中国未来就不可测。谁能够料到，明朝之后是清朝？清朝之后是民国？唯一可以预料的是，明、清必亡，难以长久。
中国的木匠、铁匠、农夫、艺人都有自己的规矩，唯独政治家没有规矩，因为政治家不受法律制度约束，往往是是法律制度的破坏者。李世民、朱棣杀兄篡位有什么规矩？
戊戌变法只所以失败是因为参与变法者都是政治斗争高手，习惯政治斗争的人什么制度都不需要，那里会愿意受民主制度约束？
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重要原因是天皇让习惯政治斗争的贵族老爷们集体下岗，让贵族成为资本家来直接承包土地或其他资源，日本因此迅速成为经济大国，那里有过政治改革，有什么政治体制？俄罗斯也采取了同样办法，解散公有制，解散原来党团组织，重新组建议会政府，政治改革迅速完成。
中国正好相反，只让小农来承包土地，让工人下岗，各级领导政治地位反而越来越巩固，从政人员越来越越多，有些人整个家族都是公务员，仿佛是贵族制度在中国重现，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彻底、不稳定、不自由、不深入的小民市场经济，是为官僚主义服务，等着被官僚主义奴役的市场经济。


中国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二奶、小姐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才是夫人、太太经济。
只要官僚资本，公有制经济体系不破处，中国永远是官僚经济，官僚主义天下，中国便没有完整市场经济，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没有经济危机，政治家就没有机会表现自己的公断能力，以挽救经济危机，只有面向经济体制，解决经济危机的政治制度才是政治体制，根本没有可以脱离经济体制的政治体制。
58年大跃进、60年饥荒，在西方就是经济危机，在中国就是政治危机，彭德怀、刘少奇以及大量右派反革命分子都是政治危机牺牲品。
定购总统感觉西方社会政治改革都是为了挽救经济危机，英国国王召开议会是因为国王自己遇到了经济危机，钱不够花。美国人召开制宪会议，根本不是单纯为了实现民主制度，而是建国后，国家这部机器缺油，国家本身遇到了经济危机，需要大家通过合力、合议办法来解决。
美国政府是穷政府，土地、矿产资源基本上属于私人所有，政府这个老子没有资本，老子要吃饭，就得儿女养，如何赡养国家？大家轮流尽赡养义务，这便是美国必然要搞选举制度的由来。纯粹为了民主的制度，一定是骗人的把戏。
美国建国后有经济危机，但永远不会有政治危机。中国不会有经济危机，但绝对会出现政治危机。四人帮、65－1、贪污腐化等都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危机，所以说中国有泡沫经济的人都错了，中国只会出现泡沫政治，出现新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可以强国，而政治危机则可以亡国。固守官僚经济、官僚主义只能够说明中国政府十分勇敢，无知又无畏，敢于赴汤蹈火，而没有彻底防止国家内部政治危机的丝毫准备。
当年朱总理搞企业破产法可能是先见之明，是一个突破口，但是只要庞大的政治家不下岗，这些政治家就会为中国企业担保，而不会让企业破产，所以朱总理的改革便会被高层阻挠。
现在温总理为农民削减农业税，善良有余，法力有限，只要官僚机构继续臃肿，这些官僚机构就会吃掉农民们的一切福利。
官僚主义是一个腐败集团，这个集团直接为自己谋福利而不作为，乱作为，变相地摧残工农小知识分子和小商人利益，机构臃肿带来的危害远比贪官危害要严重，贪官是个人危害，机构臃肿是集体腐败，全民腐败，合法腐败。
中国可以不搞政治改革，但是官僚主义自会加剧膨胀，迟早会葬送旧政府，可惜不会带来新局面。
正如老舍言：中国人到了不想当官时候就好了。
为什么大家愿意当官？估计是秦始皇这个政治模范大大地被美化了，即使毛－泽－东都不知道秦始皇危害甚深，以至于要和秦始皇比高低，何况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