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铮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云南某县】（16-21，完）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6 15:07:47

1 K# p& ~# Z9 v% [7 J军代表来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6# T0 O" @' ^. w3 d

文革宣传画。这幅画表明，军人意气风发地走向各个领域。

记得是四月份，军代表来了。不过，早在2月份，解放军就接管了公检法机关。我的一个小朋友的爸爸范是武装部副政委，他担任了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公检法的任务主要是执行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十条》)。这个文件规定，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革命，但是没有考虑他们互相反对的情况。后来发生的事情，按这条标准，两个人都是反革命。有些回忆录说当时还有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的条款，我不记得了。不过敢反对中央文革的一定以反革命罪论处。因为“二月逆流”已经让中央文革代替了政治局。这个文件的执行力度如何？杨康朋就是根据这个文件被作为现行反革命份子的。许多反革命份子被枪毙了。记得我们的邻县，一个4岁的小孩去拉屎，他爷爷用报纸给他擦了屁股，这个爷爷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不看看报纸，报纸上正好有毛泽东照片，于是这个爷爷和孩子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8年，有一位光学家对我说，千万别让外国人知道这个故事，因为别人只会说我们野蛮，我憋在心里30年了，让我们向他们哀悼。后来党中央评价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军管会就这样带着血腥走来了。这样的一个开始，对于刚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挣脱出来的民众，是怎样的呢？我没有听人议论过，他们不敢议论。但是恐怖的气氛为后来的武斗奠定了基础。《公安十条》营造了践踏生命的气氛。
三月，为了先声夺人，县上的一些组织成立了1.21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为了纪念1月21日的胜利，赵忠富伯伯成了总指挥，一个高中生钱DF，成了总政委，后来因为赵伯伯的去世，钱就是司令了，这个组织，简称“一指”。剩下的组织，多数是当年“八八兵团”的，针锋相对，成立了八五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八总”。“八八”到“八五”，三天之差，便是了与刘少奇的势不两立。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不过他是以中学的八二三兵团和医院红医兵为骨干的，都是老造反。“八总”的总政委也是一个高中生，姓邹，我不知道司令是谁，可能也是他，他经常到爸爸的服装厂门市部来，开始是了解工人的思想，后来成为了我父亲的朋友，有可能因为他正在追的女孩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是老朋友。“红医兵”的一个头做了“副司令”，她是个美丽的护士，可能因为美丽，后来被揭发她有许多情人，不知道真伪。因为中国总有一些不甘心睡在穷人被窝里的潘金莲，但是中国过去也有个传统，为了把人搞臭，传她个“男女关系”，一招致胜。不过现在不行了，对干部不行，因为他们已经普及了情人，没有人理会，没有几个情人，哥们看不起他，他难啊。在海南岛我听过一支歌，是《济公》改的，叫《三个老婆》，“大老婆，二老婆，三个老婆不嫌多。北京一个，深圳一个，正宗那个在美国，正宗那个在美国。”这就是现在的“裸体做官”，可怜了北京和深圳的这两个，出了问题，都说情妇把他害了。这就是中国女人的命运。但是，诸位看官，这一招对大学教授还有效，复旦大学就给出了一个证明。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被要求作为社会道德楷模的，虽然现在随便一个长就把不当官的教授唬了团团转。幸好高级知识分子找不到美女情人。实际上给他们作情人的美人儿会羞愧。做了平民知识分子情人，别人不是笑话她荡，而是笑话她不划算。你要是当个什么长的，你试试看，一见钟情的。不是人贱了，而是社会彻底商业化了。总有些人埋怨武松，如果他接受潘金莲的爱情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你信吗？反正我不信。潘金莲逃不脱社会的宿命。
为了证明自己革命，造反组织在容纳保皇派的同时却开始剔除“右派”、“坏分子”。我知道的梁叔叔、尤伯伯被他们的战斗队剔除了，右派份子的一度解放很快就过去了。爸爸参加的战斗队，也没有敢接纳1960年声称彭德怀没有错的工人张叔叔。现在看来，这种剔除，实际上使得各组织缺乏了思考者。在剔除思考者后，为了“三结合”夺权，各个造反组织争先恐后争取干部参加自己的组织，“八总”争取到了尚登亮，也许是为了感谢“八总”前身对他的死保，“一指”急了，赶快争取周县长县长，虽然他们过去是“仇”深似海。不过这个“争取”好像到七八月份才下定决心，因为周实在不怎么受造反者欢迎。我有个印象，我的一个亲戚，农业机械厂的工人，有一次说，周县长被分配了跟他做徒弟，“我让他先学着修打谷机机，因为就要用了。”特别要说一句原来的工作组负责人李HC、马XG，参加了“一指”，县委委员农业水利局局长，一个可能是我们县科级干部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张XG参加“一指”。因为他们会思考，他们后来的命运催人泪下。
为了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夺权。各个造反组织纷纷争取模范工人参加自己的队伍。就像清代要找朱三太子，夺权的联合需要个头，而这个头应该有社会契约产生，可惜中国没有社会契约传统只有对正统的认可，于是争取先进人物进入白热化。我的岳父，是某个大铁路局的模范工人，抗美援朝立过功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搬道岔，他就是被争夺的对象。他怎么模范？他的模范可以从下面的故事看出。1985年我与他的大女儿结婚，举行婚礼那天，我与叔叔到他家去接他参加婚礼，可是他就是拖着走不走，因为当天在他在过组织生活，15：00时我不得不走了。下午16：30，他显得有些“立场不坚定了”，支部的同志一知道他显得焦躁的原因，一致坚定把他赶走。三个小时后，他乘车赶到我们举行婚礼的礼堂，喝了两瓶二锅头。文化大革命开始，岳父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可是模范工人，“三结合”不可少，两派都要争取。妻子讲了个故事，10岁的她是半个李铁梅，每天都要拾煤渣。有一天，晚上回家，突然有人用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说把这信给你爸爸。一个十岁的女孩，胆战心惊地回到了家，把信交给了自己的父亲。信上写道：“如果不参加我们的兵团，就杀了你的娃。”这样，我未来的岳父参加了“八二三”。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作为模范工人进了铁路局的革命委员会。当了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岳父，做的第一件是就是带头把妻子和孩子下放到农村去，因为毛主席这样号召。这件事成为了孩子们批评他的永远理由。我有次劝道家人，这些模范工人不就是上层安排来作示范的吗？你们别以为真的让你这个工人阶级去领导一切的。
恋爱时，我问未婚妻：刀架在脖子上的那天晚上有没有吓哭。她说没有。湖南人的性格，沉得住气。妻子的老乡，湖南人毛泽东在1967年的冬天和春天也沉住气，让自己唤来的冬风和春风翻来覆去地横扫全中国，这样中国好像出现了一个发展道路的自由选择。现在夏天来了。
夏天伴随着军代表来了。隶属空军的军代表宣布我们县“一指”是“左派”，“八总”没有被定个名分，于是，什么“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八总”没有革命的资格了。这样，“代表大会”开不起来了，左派与右派坐不到一个会议室。所谓革命的大联合，崩溃了。
不久“八总”反击了。他们得到县武装部的支持，武装部认为他们是“左派”。“八总”杀回来了，他们要求展开“代表大会”讨论夺权问题。“一指”开始摆出老资格，掌握的权力怎么让人分享？没门！由于两派都有后台，结果两派就互相指责起来了。指责在升级，负责“支左”的军人，被不同的派别指责着，也被调查着。武装部的范副政委，被“一指”炮轰了。不久支持“一指”机场部队指导员赵，也被“八总”炮轰了。赵指导员，虽然官小，就是不承认“八总”也是左派，没想到他的上级表态支持昆明的“八二三”，他的命运是退伍。现在“八总”是双重左派了。“一指”急了，要求武装部承认自己也是左派，可是武装部干部躲着他们。直到那个曾经为陶铸说好话的人发现了武装部的杜政委躲在一个阁楼上。这个政委手里握一颗钉子，可能是插门的，被人咬定准备伤人。不久武装部的上级云南省军区承认“一指”的上级组织炮兵团是左派，杜政委在压力下，代表武装部宣布承认“一指”是左派。现在想来，赵指导员和杜政委的事，反映了当时军代表的尴尬。他们在当地，有自己的利益主张，可是他们的上级有上级的主张。“支左”，把军队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军队介入政治的支左也导致了社会分裂。
造反派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了，各地造反组织为了生存，纷纷与省里的组织联系，实行“革命大联合”。“八总”的领导人似乎比“一指”有头脑，他们联系了云南最主要的造反派“八二三”，当然他们本来就是“八二三”兵团为核心的，于是他们改成“八二三造反总部”，仍然叫“八总”。“一指”显然是一个有些混乱的。在昆明他们参加了炮兵团，可是他们又参加了地区的“八二三”分组织——“八二七”，可能他们觉得自己与昆明八二三一样是“老造反”。
不管怎么样，1967年上半年，我们县的造反组织在军代表分头支持下，他们分裂了，代表大会没有了。现在只有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他们的斗争后来成为了“国共两党殊死搏斗的继续。”其中的一派后来被康生指责为执行国民党在云南的特务计划。
作为孩子，又没有事，爸爸说他小学毕业就挑担子当小贩，要我出去找些活干。当时，一般工农家庭的孩子都出去打工了。我找到的活计是修路，作为打工仔，我的任务是挑土。由于人小，我挑不动较多的，一天我只能挣九毛钱。我的世哥哥、小坤哥哥，他们能够挣一块二，我特别感到丢脸。有一天，在修公路时，我担起了土，让装土的女工再装，她们说不行了，你挑不动。我更感到没有脸面，我说：“不！装！”。畚箕的土被装的尖尖的，我站到扁担下，有些挑不起，我咬咬牙，奋力一挑，“咔嚓”一下，我的腰椎骨错位了。我留下了残疾，从此有点驼背。在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我的背让我失去了许多机会。1996年我在申请杰出青年基金时，有个叫大侠的后裤包里经常装着本武侠小说的人物就坚决反对我，理由之一是我申请的课题关键词叫“区域（经济）动力学”，他认为力等于质量乘加速度，他问经济的质量是什么？区域的加速度是什么？理由之二是，我有点驼背，“我们到底要树立什么样的形象代表科学家？”他大约一直觉得自己长得很美，比冯小宝还美，比安德海还美。每想到这里，我很感激我的妻子选择我做了丈夫，而不是利用我挣工资。哈哈。当然这也给妻子带来了些失望。2001年4月，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提交了辞去地理系系主任的报告。妻子说：别人去三年当个所长，房子有了，绯闻也有了。你倒好，两年下来，房子没有挣得，路费贴不少，连绯闻也没有弄个，说明长得太丑，给我丢人。你们可能看我博客的照片还达不到“我很温柔”的水平，要知道，照片往往具有欺骗性，而且照片中的我放得很小，叫做回避。那年头就出了许许多多支左解放军爱护老百姓的照片，信不得的。不过那天他们开了我一块二毛五分，比世哥哥和小坤哥哥的高了五分钱。
骨头出事后，爸爸不催我干活了，我继续读我的书。对了，到三四月份时，我还看了两本重要的书，一本书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写的，好像叫《认识共产主义世界》，因为封面被扯走了，一本是恩格斯的学生考茨基的，好像叫《无产阶级（的）专政》。在第一本中，杜勒斯提出了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模模糊糊地记得他阐述了自己的道理，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一定会被利益腐蚀，最初的革命者死亡后，他们那些享受利益特权的后继者会选择经济上更有效的资本主义。在第二本中，考茨基论证，马克思只是偶然地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一种状态，是在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后由于无产阶级数量的众多通过自由表达形成的一种政治状态。这些书过去是封闭的，是保密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人管了，一般老百姓反而看到了。人生识字危险始呀。当然，我还背下了许多宋词，从唐诗、宋词到毛泽东诗词，可惜我不懂平仄，所以写格律诗，蒙外行行，让行家一看：你那是顺口溜。
那时候我爸爸在服装厂门市部，一次我帮爸爸顶班，手工业局的军代表找到我：“听说你看资产阶级的《红楼梦》！”“没有，我是看歌颂土改的”。我把正在看的陆地的《美丽的南方》递给他看。他说：“要多读毛主席的书，做无产阶级接班人。”我当场给他背了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军代表无话可说了。可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崭新的阶段是什么？军代表这个武夫不知道了，林彪这个军事家也说不清楚，陈伯达想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毛泽东说：NO！你是伯因斯坦的“唯生产力论”。康生、张春桥说清楚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因此，许多革命者最后在继续中被淘汰了。林彪躲着说，继续革命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他只落得“遗臭万年”了，象他的前辈伯因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一样。共运史上的这些名字现在太多了，以至于后来的人没有功夫记得他们了。我有一个聪明的女学生，有次我问她，听说过“叶群”这个名字吗？她说知道，“给我们上过《数学建模》？”弄得我一头雾水。另一个男生告诉我，师妹把大师兄乐群当叶群了。去年，有人问为什么要回忆文化大革命，都41年了。我想不懂得文化大革命的人就不懂得中国文化和发展道路，就难于把握人文地理学和发展经济学了。
历史在流动，按照温特和纳尔逊的理论，历史在进化，客观地讲，继续革命也是一种进化方式。不过它选择进化总是变异而且锁定在一种“专政”的路径上。事物不能总是变异，要变异，也要继承。毛泽东似乎不完全懂这一点。他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其实，没有立，破了还会恢复，因为文化锁定其作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个只破不立文化锁定的东西。有没有人想立呢？有。可惜他们充其量这是杨开慧的侄子，不是杨开慧的儿子。不知道怎么立的毛泽东，按照他的爱国主义逻辑，最终锁定了斯大林主义道路。列宁有句话，文化大革命是很流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我想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且形成大众决策状态，也是一场革命，有需要理论。考茨基的理论不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你看过吗？反正我看过，这辈子我至少看个三遍。不知道算不算洗过脑。在毛泽东后来推荐的几本书中，这本书是最容易读的。
在1967年，无论我们的中学生司令还是象我叔叔这样的普通知识分子造反者，我没有见到谁去读关于民主、行政与经济制度的书。我的叔叔，那个小学老师，他只能看到唐诗宋词，或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认识的赵伯伯，他本来就是工人，本来就不看书，做了司令，更不看书了。文化被革命了，谁去思考我们这个理想的冲突：人民“当家做主”的民粹主义的理想政治状态与在物质贫乏下维护精英组成的特权阶层利益的实际经济选择，在二者之间能够寻找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吗？存在考茨基说的无产阶级大众意见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吗？当然有人思考了，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的一位姓王的学生就思考了。中国有个现象，物理系的学生总是思考政治问题。据说，1957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划出的右派最多。这个物理学家，没有去思考当时热门的李群和统一场，哪怕思考一下“毛粒子”也好？而是思考了似乎不该他思考的，这使得他1978年被枪毙的。据说，这个消息一直没有告诉他的妈妈，家里人说他留学去了。导致他被枪毙的是我们现在尊称他为华老的人的指示。“华老，华老，好事作了不少，留着思想家有何不好？”这不仅是华老的教训吧！他死的时候，77级已经进校了，可惜我没有见过他。为什么会有77级，因为在江西的一条小路上，一个压不垮的矮个子思考了，于是有了77级大学生入学，也有了我今天的再思考。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6 15:09:42

从来能兵观远略：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7

1967年的上半年，在社会上这时候却翻动着“孟夫子思潮”。这个思潮的一个是历史上那个孟夫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思想，一个是今天这个孟夫子的实际行动表达的“一切忠于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献给毛主席”。剔除了“君轻”，两个孟夫子主义成功地结合了。与之同时，报纸上也出现了“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说法，经济在恢复。我们的学校重新开学了，社会如毛泽东所说：万类霜天竞自由。
大约3月份，传来一个消息，江青说：“你们不要争了。刘少奇说你们批他没有批在要害上。”要害在哪里？”这个时候应该称“敬爱的江青同志”，敬爱的江青同志这时候完全取代了陶铸的位置，成了中央的发言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基本上成为他的陪衬。记得当时有个歌，唱道：“山连山，水连水，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新闻电影从唱这个歌开始，镜头主要对准江青，陈伯达就是晃了一下。 1967年4月22日，我记得好像是这天，列宁的诞生日，陈伯达发表了他奉命写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严格讲，陈伯达的文章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做了许多论证，也有参考文献,比现在领导同志要当工程院院士的出版的论文集，更像学术论文，而且文章还肯定是他自己写的。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就差多了。陈的文章论证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几乎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在1962年再版时，还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修养》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时我知道有一本列宁写的书叫《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原来我看的考茨基的《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叛徒的，原来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考茨基的完全不同。按照列宁的标准，革命的根本问题时政权问题，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的唯一标准，因此刘少奇是叛徒。然而，我迷糊的是，现在的现实难道不是无产阶级以革命的大民主形成一种状态吗？一种多数人选择使得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九种人处于一种服从的地位，如歌中唱的“革命红旗迎风摆，牛鬼蛇神脚下踩”吗？这不就是考茨基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吗？看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不就是列宁反对的吗？这么说毛主席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想到这里我心里有些不寒而栗。我想到书店去读《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看看是怎么回事，可是书店除了毛主席著作，就是毛主席图像，所有的书都没有了。我心里在找台阶，我想为心里的毛泽东找台阶。似乎毛主席与考茨基的差别是存在的，考茨基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毛主席与列宁的不是人道主义？可是毛主席又说：“救死扶伤，实现革命的人道主义。”毛主席啊，你究竟是什么？大约5年后我才读到《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这本书，与《欧洲哲学史》一起读的，是响应毛号召的。毛说，我们党，真懂马列的不多。那时已经没有这个困惑了。大约每一个孩子都要有一个青春困惑期，只是处于革命洪流中的我的困惑，是一个没有人回答的问题。
1967年的春夏之际，面对社会混杂的局面，困惑的岂止是我。面对当年的形势，云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健民向中央提出了建议：“开党的代表大会。” 这个建议可能代表了当时党内知识分子的普遍想法，他们想是社会重新走向有序。后来我看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先生的回忆录，赵健民1967年3月与康生的谈话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赵写道：
“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这一点我从自己曾在铁道部和山东省工作的体会说明，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中央开党代会不容易，省和县应该多开。”
开“代表大会”，赵健民提出了与毛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一种“无产阶级民主”的路线。康生当时指控赵健民“你要开党代表大会把刘少奇重新选入中央，要以合法的手段把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看来胜利者的担心自己的胜利在党内选举中失败。康生把赵健民的意见指控为“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仿佛国民党撤离云南是计划在云南搞民主，如后来的彭定康，这的确把国民党的形象美化了一番。
对于陈伯达的文章，革命群众都学习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造反派和保皇派了，因为当权派的权都被夺了，大家统称革命群众了。这些革命群众没有我的困惑，从列宁的教诲中都学得了一个真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自己革命了，当然自己要控制政权，不然就被另一派“专政”了。国民党在云南没有特务组计划，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如果不打败另一派，自己就会被带上“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帽子。记得是五月四日，老师组织我们游行，我们的口号是“杀向社会去！”“发扬五四精神，自己解放自己”，“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当时我们模模糊糊感到“自己解放自己”是还有弦外之音的，现在看来，它明确地反对军代表进入社会生活。这是当时学生造反者对新体制久久形成不了的气氛的反抗，造反者要打倒军官了。领导我们示威的老师姓者，也是从牛棚中放出来的。我们那里姓者的很多，大概是云南土著演变来的，者老师是一个领着我们自己“托土基”，也就是做泥砖，修建了学校围墙的人。他的脸黑红黑红，总是不知道疲倦。后来者老师似乎成了“反革命”，几十年来，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
社会已经陷入了一种纷乱，武装部的范副政委，机场的赵指导员，已经被口号列入了打倒之列。不过打倒范的拥护赵，打倒赵的拥护范。“革命群众”分裂了。在5月，分裂了的“革命群众”兴起了革命大辩论。辩论自己一派真正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两派在“代表大会”里实在坐不到一起，又不允许投票的少数服从多数决定。记得在我们这个小城，每天晚上，中学生就出来宣传自己的观点，那么白天他们在干什么？可能在谈恋爱吧。那时候最著名的战斗队是高中生组成的“千钧棒”战斗队和初中生组成的“丛中笑”战斗队，后来“丛中笑”的女孩子有的就嫁了“千钧棒”的男孩子。他们多数成为了“八总”的成员。因此需要补充一句，我这里的叙述的事件基本上与上一节平行发生“民间故事”，“一指”、“八总”的组织，大约是在5月份才稳定下来的。
辩论在县城灰暗的灯光下举行，红海洋的因为电的稀缺收起了。灯光下的人一群一群，群的大小，大约有20个人。通常他们头上还有一群生物，数量级大约在10三次方，它们的名字叫蚊子。蚊子总是一阵阵向人群发起攻击，可是辩论的人仍然兴致勃勃。他们辩论着中国的去路，辩论着怎样组织革命委员会，辩论着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革命委员会成员，也辩论着新的生活方式。由于所有的文艺书籍停售了，所有的电影停映了，所以的戏剧都停止演出了，大家晚饭后的时，就是大辩论。那时候的大辩论真像今天的卡拉OK，他为每个人创造的自由表演的机会。
辩论从社会延伸到了家庭。大叔叔与小叔叔辩论了，主要争论尚登高还是不是革命干部，结果他们分别参加了“一指”和“八总”。爸爸妈妈为缝衣服的式样辩论了。妈妈认为，作为门市部主任的爸爸应该接受顾客提出的服装式样要求，现在人穿的衣服，男不男、女不女。爸爸认为自己的职业是神圣的，要抵制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表姐与他男朋友辩论了，争论的是该不该在戏曲中围绕“英雄人物”展开情节。辩论的结果，当然是男朋友错了。世哥哥与他的萌芽状女朋友辩论了，复课闹革命，要不要学外语，争论的结果是他们分手。我和俞同学，就是那个小帅哥，辩论了。公开的话题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否意味着小学生下午就应该去参加劳动。
在革命大辩论发生时，在北京继出了“联动”组织后，“五一六”组织。关于这段历史已经有太多的叙述，我也不怎么了解真实情况。只知道“五一六”是反对两个副主席林彪、周恩来的，主要对准周恩来，这也有当时的文件表明的。不过现在的正史说只反对林彪。按“五一六”的规定，可以参加“五一六”，至少是省级干部子女。我认识一个人，他是一个著名的气功大师，他说他就是“五一六”份子，现在他的观点就是人要“以善求乐”。当年的“五一六”份子是“以攻为守”，他们的父辈失去权势，这些过去高高在上的人，按照“阶级专政”的逻辑，将为成为罪人，他们只有绝地反击了。在许多人的回忆录中，毛泽东纵容了“五一六”的活动，至少客观地说，毛泽东纵容他们提出了“伍豪事件”。伍豪是周恩来当年潜伏上海领导中共时的别名。当时的社会名流到知道，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社会影响大，可是他却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这使民众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国民党政府出钱，在《申报》登出一则广告《伍豪脱离共产党生命》。按现在正史的说法，江青指示红卫兵把《申报》翻出来，指责周恩来是叛徒。实际上“五一六”既然是省委以上干部子女组成的，当然也会有人知道伍豪的故事。既然他们要反周恩来，这样的事似乎不用江青指示。关于伍豪事件，毛泽东是清楚的，可是他不闻不问，火向周恩来烧来。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法德-黄埔系，是真正的精英。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李富春、蔡畅、陶铸都是这个系统的，他们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任何要篡夺权力的，必须越过这个系统。1949年后，不是这个系统的高级将领先后都遭到批判了，饶漱石、刘伯承、萧克、粟裕、彭德怀、谭震林，现在是贺龙，他们都退出了政治舞台，“二月逆流”，这个系统的陈毅、徐向前“跳得最高”，可是毛泽东只能用谭震林开刀。陶铸倒了，然而陶铸毕竟太外围了。
由于没有选举和协商制度，怎么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呢？革命者们把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结晶相结合，得到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斗就要开始了。4月底传来了武斗的消息，重庆武斗了、昆明武斗了、曲靖也武斗了。开始的武斗，基本上是用的冷兵器，棒子和砖头。我的印象中，昆明的第一次武斗好像是4月底发生的。
面对这种形势，毛主席确定管一管了，他用儒家的方式管，不是靠法制，而是靠纲常。六月下旬，毛泽东指派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到西南去，试图通过钦差大臣解决云南、四川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为成立革委会创造条件，因为贵州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谢富治、王力到了昆明对“八二三”、“炮兵团”都表示支持。造反者们都知道，选举是没有希望的，当权，必须得到中央的认可。这时他们已经不是浪漫主义的革命者而是现实主义的夺权者。于是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都为钦差大臣的到来举行的盛大欢迎会。我的记忆中，谢富治主要走访了昆明工学院，王力主要走访了云南大学。云南省的省委书记阎红彦已经在年初自杀了。八二三争取到的干部是省长周兴，炮兵团争取到的干部是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八二三宣传周兴是在延安整风是康生同志的助手，炮兵团的大字报揭发周兴参加了“抢救运动”，还画了漫画，周兴正在有手铐铐小鸡和小狗，漫画是富有天才想象力的，因为他回避对“延安整风”的直接批判。两个钦差大臣是不是在开始解决了问题不清楚，因为接着发生了“武汉事件”，一切要重新发展了。
7月14日，毛亲自出马，带着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前往武汉，等待谢富治、王力到达那里与他汇合，想解决那里的问题。关于“武汉事件”有太多的报道，不是我这里适合描述的。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竟然纵容武汉保守的派别“百万雄师”围困毛主席，当然“百万雄师”并不知道毛住在那里，他们得到的信息是谢富治、王力住在东湖宾馆，由于王力不表态“百万雄师”是左派，他们将失去权力，冲动的“九头鸟”们冲进东湖宾馆，要抓走王力。毛泽东被孤立在宾馆里，随着他的是手无寸铁的张秘书、孟秘书。百万雄师的做法等于是谋反，全国一篇声讨声。记得我们县城到处写标语：“打倒陈再道”、“油煎陈再道”、“枪毙陈再道”。剧团的一个演员，我叫他祖道哥哥的，他提着红墨水桶，负责把陈再道的名字打上红叉，他姓陈。我心里想“陈祖道要油煎陈再道”，不会混起来吧。不过比我幽默的是毛，在全国人民声援中的毛回到北京，说“陈再道同志”。“同志”就是说要保住他。当时我见到街上的大字报提到“陈再道同志”我甚至以为抄错了，其实毛把人民幽默了一把。
根据一些回忆录，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对人念了两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是毛的哀鸣。别人怎么理解我不知道。我认为这两句诗表明，毛泽东通过武汉事件体验到他的民粹主义的政治乌托邦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的，他已经不自由了。在党内，通过“二月逆流”，他受到了法德-黄埔系的抵制，在军内，陈再道这样的实力派军人在挑战他。他已经从“天地皆同力”转变到“英雄不自由”。为什么不自由，因为他提不出政治制度的理想了，而旧的刘少奇建立的政治制度已经被粉碎了，接着他又让军人干政了，而且干得太深。军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干政的军人被贴了许多大字报，他们被煎熬了，他们正在走到毛的对立面。
我们有必要从管理学上认识一下这里的历史经验。这时毛泽东面临这一个选择，是否让士兵造军官的反，如果同意，他的革命就深入了，再一次天地同力，最高领导人与最底层的革命者挤掉中间层，但是这样他就犯了管理学的大忌，跨度大、领导者缺乏神秘性和对大众的高不可攀性，中国就可能陷入1917年俄国的情况，由军人主导的全国性动乱就开始了。或者让步，承认中间层的重要性，承认党内精英的不可动摇性。这样天地同力没有作用了，但是整个国家组织就稳定了。其实1760年前诸葛亮就在这里说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毛泽东显然明白，“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他要人民的军队，又不能只要某一个人指挥下的人民的军队，他要一个充分的中间层。毛不是怕陈司令员，而是要防范比陈司令员更高的和更低的；毛不是怕武汉的动乱，而是要防范比武汉更广泛的空间的动乱。所以他需要原谅陈司令员，理解陈司令员，甚至需要感谢陈司令员。就这样陈司令员以他特有的方式给毛敲了警钟，为文化大革命带来了转机，他将因此写入中国的史册。警钟响了，毛省悟了，在政治上中国需要一个能干的人来解决这个管理问题，他离不开法德-黄埔派，当年上帝为刘邦造就了张良、萧何，今天上帝也为中国造就了一个人，一个集中了张良、萧何品质的人。因此毛迅速表态否定诬陷周恩来的“伍豪事件”，以让周恩来按照稳妥的方式解决问题。毛累了，为了稳住军队，他只写了四个字：“还我长城”。这样，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指控为“反军乱军”，“走资派”这个词代替了“当权派”，当权派被区分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陈毅元帅评价毛泽东有两句诗：“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对于武汉事件的处理，的确“能兵观远略”。爸爸有次对爷爷说：“毛主席真伟大，他不让军权让后面那个白脸一个人掌着。”那时候发行的图画，许多是毛泽东后面跟着林彪的。过春节贴年画，许多人家正面贴的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站在一起的照片，四周是各种各样毛泽东、林彪在一起的图画，林站在毛的后面，挥动着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担心的岂止是白脸。
武汉事件使得许多人认识到了民粹主义乌托邦革命要收场了。怎么收场，没有民主选举，毛泽东的风格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让各种矛盾充分暴露，然后抓住主要矛盾，从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这是他杰出的管理才能，也是他《矛盾论》的基本哲学思想。我想一个区域管理者或者企业管理者应该认真学习一下《矛盾论》。现在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也相应的应该发展“马克思主义管理学”。
我们辩论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就都“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去了，学校散了。前面已经说过，我是去修路。有路可修，说明1967年的基本建设没有停止。1967年的经济增长，是资本投入型的。1967年我们那里农业是丰收的，到了秋收是我还去县粮食局应征当个粮食收购员。不过没有过关，因为管事的人嫌我小。他说我肯定不会看磅秤，我当场看给他看。他又说我肯定移动不了50公斤一袋的粮食，我也试着拖动给他看，我失败了。看着粮袋，我觉得自己怎么老长不大。
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3年后，布德科提出“核冬天”理论。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6 15:10:24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8

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他要调整自己，就任由社会去大辩论了。武汉事件，向社会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有了枪杆子，你就有发言权。所以各个支左的进一步支持自己认定的左派。这时各地进一步分化形成的两大派分别成立了自己的“武卫队。”“武卫”这个名字来自江青的讲话，大字报上与“小将”心连心江青是这样说的：小将们，听说你们被打了，我都流泪了。……，小将们呀，你们要文攻武卫。7月20日，江青发表了他关于文攻武卫的著名讲话。后来江青的话成为她挑起武斗的罪证，应该是事实就是如此。我不知道江青挑起武斗的动机，而且很难想象没有结果毛的同意很难想象江青会发表这样的讲话，然而如果没有两个的派对政权的渴望，武斗是挑动不起来的。
1967年9月3日，我们县的造反派开始抢枪了。抢枪的是“一指”和曲靖的“八二七”合谋的。实际上与武装部关系好的“八总”先行已经在一个区武装部抢了抢。
9月3日那天，“一指”与武装部、机场部队举行了“拥军爱民”大会，武装部的人几乎都出来了。事后听到故事是这样的：在大会开会高潮时，钱司令给武装部杜政委和机场部队的首长送上锦旗，上面写着毛泽东的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时慌慌张张地跑来了武装部的干事，他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扔，跑上台：“报告杜政委。武装部的枪被抢了。曲靖来的。”钱司令喇叭里一喊，保护武装部去，“一指”的人马就跑向武装部。杜政委象一根木头式地站着。
那天我在家里看小说，大概是《东周列国志》之类。突然见到许多人从我们家门口从过，我们几个小孩为了看热闹跟着“一指”的大人跑到了武装部的门口，他们都冲进了武装部，我也跟着进去在站在仓库外面，这里聚集了许多人，绝大部分是我这样的孩子，没人管。在武装部里，“一指”的人搬运着各种武器，轻机枪、半自动步枪、手榴弹、子弹。他们跑着，唱着，来回搬运着。由于我在仓库边，不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一个我认识的叔叔，制鞋厂的工人，是现场的指挥，搬运是有序的。我突然发现，我的一个同学，绰号“小头”的，也加入了搬运的行列。我在外面站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武装部上了“一指”的当。
抢枪的第二天，“小头”见到我，突然拿出一个左轮手枪来炫耀，昨天抢的。我说借我玩玩，他说不行，租成。我问多少钱一天，他说两毛。我只有两毛钱，只愿意出价一毛一天。他同意了但是只能从第二天开始，因为他还没有玩够。第二天早上，他来找我，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付出了两毛钱，现在我可以拥有一支真手枪两天了。我拿着租来的手枪，高兴极了。想象这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我怎样地成为英雄。那时候的孩子都知道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都盼望这做成为解放全人类的英雄。后来我还写了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写在一个笔记本上，进中学后，让地理老师发现了。他有一次讲课说有个同学，一点地理也不懂，还研究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羞得无地自容。
左轮手枪有个特点，一动搬机，上面的子弹轮就会转，特别适合做玩具。不过我们没有子弹，不能真打。我差不多玩了一个整天，在爸爸妈妈下班前，把手枪藏到了鸡窝里。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小头”就找上门来了。原来他有手枪的事，让他的舅舅，就是那个指挥抢枪的叔叔知道了，责令他马上交出来。我无可奈何地把枪从鸡窝里拿出，没想到鸡哥哥不帮忙，已经在上面拉了许多屎，弄得我一手的。没有办法，只好从井里打了桶水冲了冲。我陪着“小头”把枪还了他舅舅。“小头”的舅舅命令他还我钱，“小头”说昨天已经把二毛钱买四只冰棒吃了，没法还我钱。他舅舅挺爽朗，给了我一毛钱，说：“你们两个找死的，真枪你们也敢玩。”离开了这个叔叔，我对“小头”说：“我请你吃冰棒。”他说：“真的？你不怪我？”我说：“你舅舅说得对。再说你还请我啃过你的梨。”他说：“好，要牛奶的。”那时候冰棒全国统一牌价，水果味的4分钱一支，牛奶味的5分钱一支。虽然便宜，但是牛奶一定是没有变味的，水一定是烧开过的。不像现在，5元钱一支雪糕，不知道是不是自来水“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
还是回到武斗问题吧。对于武斗，手工业局的岳叔叔和晁叔叔一次在我们家有段对话：
岳：江青同志叫你们文攻武卫，你们倒好，去进攻别人。
晁：毛主席说，只有有效地消灭敌人才能成功地保卫自己。
岳：他们是敌人吗？
晁：你忘了那些当权派在整我们黑材料是哪个不是当我们敌我矛盾？
1968年“清队”时，晁叔叔被他们攻克的那个据点的M村来的两个农民打了，半年躺在床上不能动。打人的事发生在手工业局的机关大院内，M村农民来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把他叫来，农民把晁叔叔用皮条捆了就打。威胁着要把他拖在马车后带走。打他时，他的妻子跑过去抱住他，那两个农民的马鞭抽打在晁夫人的衣服上，一下就把衣服扯开，她的胸脯、后背露出雪白的肉，肉里沁出了血。她仿佛不会疼痛，死死地抱住自己的丈夫。由于这个女人的勇敢，她的丈夫最终没有被两个农民带着。那两个农民的凶相，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见到的最凶的，他们毫无人性的打着这柔弱的女人，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兽性的笑。
在阶级斗争的框架里，本来不是敌人的人们，被逐步极化为敌人了。武斗双方，都看见对方是阶级敌人。
“九三”抢枪后，“八总”就退出了县城，但是差不多到1968年年初的时候，“八总”的队伍突然进驻了县城的县委招待所和县政府大院。也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枪，在县委招待所楼上和县政府大楼楼上都架起了机关枪。“一指”也集中了他们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农机厂和一中。不过县城基本上为“一指”控制的，我们手工业局就进驻了“一指”的武卫队。在手工业的大门口，修了一个碉堡。
进驻城里的“八总”，总是派一个老太太出来贴大字报，她是副食品厂的工人，做“太和豆豉”的师傅，手艺好，所以没有人惹她。我这个人喜欢吃“太和豆豉”，写到这里，口里就“生津”了。
一天晚上，我想我们的县志应该记下这一天，不然就是历史的残缺。半夜里，突然两派的大喇叭都开了。“一指”的放着炮兵团战歌，“八总”放着“八二三”战歌。它们分别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远跟着党。”
“葵花向太阳，战士心向党。麦贤德光荣入伍保卫海防。”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一指”战士在拖拉机修理厂制造的土坦克掩护下，向县委招待所发起了冲锋，招待所房顶的轻机枪哒哒哒响起来，象光荣入伍保卫“海防”。我家在进攻的路线边，我禁不住好奇心打开了家里的窗子，那时候我一个人住在家里的楼上，可能露出了灯光，啪啪啪，一梭子冲锋枪扫来，幸好破“四旧”时，我们家用土基挡了木结构的墙，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救了我”。我家的窗子是木格的，通过木格我看见土坦克笨重地前进着，由于拖拉机的前面焊上了钢板，视野不足，一个人在前面指挥着。后来听人说，他在朝鲜战场炸过美国坦克。县委招待所方向枪声响起后，县政府方向也响了枪，远远看着有火红的火舌，不过是朝天的。大约一个小时后，枪声稀了，《王杰的歌》唱得更响了，我知道县委招待所被攻克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些小孩就冲到了县委招待所，好奇的转着。招待所的墙被土坦克撞开了，“一指”战士就是从这里冲进去的，不过土坦克也“阵亡”了，它在退出战场时撞在一根水泥电杆上，被电杆砸坏了。我进了招待所院子，抬头一看，正面挂的毛泽东象鼻子上被一个子弹穿过，这是那张毛泽东带着红袖套向红卫兵招手的像。还没有等我缓过神来，见“一指”战士押着一个人来，他哆嗦着说，他说自己是个农民，被蒙蔽了。他被押走了。几天后听说这个人被处决了，因为他是一个当权派，当了个小小的权，是某个供销社主任。而且他是掩护招待所的“八二三”撤退的，冲锋的炮兵团战士就是他开枪打死的，不知道真伪。关于这个人，我爸爸厂里的人认识，据说是个人志愿军老战士，不过当了官，硬叫一个小姑娘嫁给他。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说他被“一指”的剥了皮；1978年“斗争三种人”，说剥皮的事是造反派污蔑老干部。为了政治的需要，中国的历史总是被改来改去，结果最终伤害了中国民族。李翰祥在《火烧圆明园》中把2000多年前吕雉的残忍搬到慈禧身上，结果外国人问中国人怎么在19世纪还这么残忍？我敢断言剥皮的事是肯定没有，因为1968年也没有找到证据。不过他的确被折磨死了。
招待所被攻克了，现在就只剩下县政府了。县政府房顶驾着马克辛重机枪，而且修成三个碉堡。“一指”的土坦克没了，一时也不敢进攻。这天，“一指”从军工厂请来了一个老志愿军爆破能手，他指挥着两个“八二炮”把县政府房顶的三个碉堡都打了。可惜我不在场，听“小头”说的，他说：“真神，一炮一个，一炮就打进碉堡口，就见冒烟。”我问：“人呢？”“炸死了。”不过没有听说哪边死了人，不知道死了人没有。对这个过程，“小头”吹牛了。实际的情况是“一指”也就开了三炮，炸了一个碉堡，因为没有炮弹。
那天夜里，枪声又响了，鉴于上次挨了一梭子的教训，父亲已经禁止我观看。第二天才知道，“八总”昨天撤退了。自然我们这些孩子又涌到了县政府。我们去时，到了县长原来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现在已经是一片狼籍了。这个房子窗外是一条小路通到县政府后门，有一条条床单打了结从两个窗口伸到小街上，据说“八总”的阻击团队就是从这里撤退的。我从楼上看见一队农民从走过来，他们扛着毛主席像。他们三人一行，手中没有任何武器。突然一声枪响，前排左边的一个青年倒下来，他的血从腰间涌出来。他试图站住，用手中的毛主席像撑着地，可是很快他倒下了，他的血流在毛泽东的头像上，毛的嘴上、左眼睛上，染满了鲜血，我看着有些恶心。后来队伍乱了。我至今不知道这支队伍是哪个派别的，他们赤手空拳的来做什么，也不知道从哪里开的枪。后来听说他肾脏打穿了，牺牲者的小名叫保小狗，不知道大名叫什么，或者他没有来得及取个大名就牺牲了。保小狗的姑妈被找到，是我妈妈厂里的工人，我叫她保大姨妈。保大姨妈后来在“一指”胜利大会上拿着小狗哥哥血染的裤子控诉了“八总”的狙击手，小狗哥哥那年刚定了亲。没想到1968年，“八二三”被定为革命派，保大姨妈被“八总”的人斗得死去活来，被开除工作。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活到1978年。
就在保小狗牺牲的那一天，“一指”的人也在县政府抓到一个人，是昆明“八二三”派驻我们县的代表。不过他没有被处决，相反他与看管他的“一指”女战士好上了。后来“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女战士被揪了出来，要她交代腐蚀八二三战士的过程。她在斗争会上被要求交代第一夜作了几次爱。她说一次，立即有人呼口号：“不老实交代！”，于是作爱被承认二次，仍然是口号：“***不老实，就叫他灭亡。”女战士突然昂起了了头，趾高气扬的说：“我们那一夜做了四次爱，后来他不行了，不然我们有第五次。我爱他！他爱我！要不要交代怎么做？你们不就是想知道吗？请把捆我的皮条松开，我慢慢讲，比划着讲”。她这么说，弄得斗争她的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们单位的头李是爸爸的朋友，第二天，李对爸爸说：“你们那个老十一，太不要脸，我们没有办法了。”爸爸乘机对李叔叔说：“这样斗她，她乱讲一气，你们公司太丢人了，别斗了吧”。李叔叔听进去了，结果她戴了个女流氓的帽子，不再斗了。
这个女性是我的一个远方亲戚，我叫她十一姨，远近闻名的美女，真的很美，像个波斯人。因为他爸爸是地主兼资本家，妈妈可能是小老婆，远地方嫁来的。十一姨高中成绩不错，可是他们家是地主，她没有能够上大学，而且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她中学的恋人上大学后抛弃了她。同样，因为家庭出身，她的弟弟也没有能够上大学，她的小妹妹，小时候曾经组织我们自己编排节目的，后来嫁了一个山区的农民，听说被丈夫打残了，服毒自杀。实际上，十一姨一直期望着一个王子来救她。可是她的王子没有出现，“我爱他！”是她对生命的呐喊。可是她实际上没有爱的权力，那个“他”只是因为她的美色走进了她，没有敢爱她，充其量是游龙戏凤，她只能永远做“灰姑娘”，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王子如果选择灰姑娘自己就会变成贱民，祖祖辈辈的贱民。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一样，这就是那个“阶级斗争”的逻辑。十一姨后来远嫁了，找的一个矿山工人。看电影《手机》我就想到她。现在我一想起他，就觉得她是女英雄，就在那个时代，我也觉得她是个女英雄，因为她不怕挨斗，挨打了不叫，穿着牛鬼蛇神的麻布衣服，她照样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就这样，十一姨用自己的追求，重申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权力。是的，她选择了性来表达自己，可是除了性，她有别的表达权力吗？因为别的表达她没有权力。所以我一直痛恨那个“八二三”，痛恨不负责任的男人，痛恨玩弄别人感情的人，不管它是男人还是女人。我想十一姨是另一个性质的遇罗克。
我的印象中，“八总”撤退后，就再也没有进过县城，直到革命委员会要成立前。1968年初“一指”对“八总”的一个农村据点M村发动了进攻，“一指”占领了这个据点。不过“一指”的农村巡逻队被“八总”伏击过几次，好像还打死了两人。这样，“一指”就收缩在城里了。
1968年仍然冲突不断，不过，我估计我们县上的武斗死亡人数不会超过十个人，不像后来一些夸大的材料。不知道后来有人统计没有。
对于武斗，有两件事我始终难忘：第一件是赵伯伯的长子（也许是次子），不知道是那派的，在一个大电站工作，他们的一派被另一派打垮了，后者得到了解放军的支持。他们为了逃命，翻越了雪山。他们讲有几个妇女带着孩子逃命时，孩子冻死在山上，1969年后，还有几个妈妈到山上找孩子的尸体。另一件事是关于我们一个邻居的。这位老人的儿子是个煤矿职工，一天突然逃回家里，老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公安局，因为他儿子是“滇西挺进队”的。“滇西挺进队”是当时对是炮兵团的一个组织指控，他们主要山东来的工役部队组成，当时的说法他们从昆明出发，沿途以武力支持滇西地区的炮兵团派。在禄丰，就是那个出恐龙的地方，被中央下令围剿了，被称为是“反革命匪帮”，不知道人们寻找侏罗纪恐龙时，是不是还会想起这些冤魂。这个年轻人是一个煤矿工人，他逃回了家，可是中央已经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组织，他爸爸只好把他绑起来送到了革命委员会。这些事件表明，“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派实际上已经被他们信仰的人抛弃了。围剿“滇西挺进队”的是野战军，指挥围剿的是一位少将。杀鸡用了牛刀，不然吓不住猴子。
1968年，政治家为了全国大局有了新的衡量，在军队内，武汉事件的挑战，在党内，举行党大会思想的威胁，在社会上“杨开慧侄子”的思潮，完全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天平。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有五个层次，如果考虑政治家的情况，就需要大大的修改了，至少要添加组织责任感。当然不同政治家有不同的考虑，它是社会文化和组织文化的产物。1955年前后毛泽东曾经提出自己想辞去中央领导职务，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赞扬他是华盛顿，黄炎培还写信劝他不要退。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成为华盛顿，我想主要是封建主义的社会文化和阶级斗争的组织文化，马克思就说过阶级斗争必然导致专政。
我当知识青年时，农民说，1967-1969，农业收成很好，因为没有人来指挥他们怎样生产了。实际上，他们把生产队分成了小组，包产到组，大家积极性高。1970年，农业一学大寨就完了。谁会想到，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被农民否定了。其实原因很简单，“造反了，我就是天王老子。”农民获得了自由选择的机会。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6 15:11:13

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9

让历史的车轮转开一些吧，岁月在武斗中流失了，人们已经厌倦了这场革命，就像经过明末起义、清军入关，人们已经疲倦了，吴三桂的叛乱即使真有正义性也没有人响应。只要能生存，大家就不想反抗了。
那时候父亲厂里来了许多象我这样的小学毕业生，都是手工业局人员的子女，女同学一般来做女红工，我帮助父亲打理门市部。我本来是在药材公司切药的，因为我笨，在药材公司切药，两次伤了手指，我自己解雇了自己，不然就伪科学了。
1968年3月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据说有位将军评价杨成武上将，当总参谋长，天天跟着毛主席，却管不住自己的嘴，他还能不倒？这时大字报说，对于总参谋长人选。毛主席问林副主席，让谁来来。林副主席说：“让广州军区的黄永胜来代。”毛说：“为什么要代呢？就做正式的。这个人是武汉军校的，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上的井冈山。”我看了大字报，悄悄对世哥哥说：“毛主席不信任林副主席。”世哥哥说：“你有什么根据。”我说：“当年韩信让人来找刘邦，请封他做假齐王。刘邦露出了不高兴，张良踢了他一脚，刘邦改口说：‘怎么要做假齐王，要做就做真齐王。’”世哥哥说：“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历史故事的。林副主席就是韩信。周总理就是张良。”不知道爷爷什么时候走来，他说：“就怕是比干。” 周总理是比干，这大概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包含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失望、对江青的气愤，对毛泽东的不满和对周恩来担心。
8月13日，云南省及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周兴、陈康、段思英、徐学慧等，黄兆琪、方向东都成为了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庆祝大会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电文中数次提到我们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的名字，名字后面还有“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字样。特务这个字样很重要，炮兵团支持的赵健民不仅没有加入革命委员会，而且被指控为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在我们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武装部长郭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尚登亮成为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邹司令、钱司令都是副主任。
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流行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开始还配合跳“忠字舞”。所谓“忠字舞”就是在毛泽东像前挥动“小红书”，作一些蹲马步的动作，有点全民健身运动的特点。父亲的老厂长又自发地发挥了领导作用，每天领着大家“早请示，晚汇报”。请示汇报时总是要背诵毛主席语录的老三段和最新指示，问题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越来越多，汇报一次就要十多分钟，不仅如此，成年人一般都背不下越来越多的最新指示，厂长就想了个办法让象我这样的小学生一起来。这时还流行动不动背诵毛主席语录的风气，虽然没有后来的相声那么夸张，不过有点那个气氛，这是我买过春节时，我买毛泽东的图画做年画的情景回忆：
我：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嬢嬢，我请五张毛主席的画。
售货员：为人民服务，你请哪几张？
我：5号，8号，13号，还有毛林周那张，娄山关那张。
请注意，买毛主席象叫“请”，整个过程就开始使用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歌颂语录，不是始终使用的。
这段故事听起了很幽默，实际上幽默里透着恐怖。
1971年后的一度说法是谭甫仁是林彪的人，现在好像不这么说了，说他是唱着《国际歌》找到红军的，甚至说他是受“四人帮”迫害，被反革命份子枪杀的。我想就不要糟蹋《国际歌》，抬高四人帮了。有一点已经清楚，谭是被昆明军区保卫部门保卫科长枪杀的，那是一个夜晚，这个人先跑到谭的小院，来到谭的卧室，发现谭不在，枪杀了谭的妻子，接着杀人者又找到谭未婚的小姨妹的房间，谭逃了出来，去叫警卫员。而这时候警卫员正与谭家的女厨师睡觉，这个厨师是前国民党军官的美丽的姨太太。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能够留在新政权中将的家里作厨师，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她一定有她的过人之处，而且一定是谭本人同意的。我们将看到谭的阶级斗争意识是很强的。警卫员以为自己被发现了，不敢开门。谭被凶手枪杀了。在一个孩子指证凶手后，谭的小姨妹也指证了凶手。暗杀的原因据说是这个保卫科长担心自己的家庭历史被发现。这种说法你信吗？我宁愿相信是情杀。不管真相如何。在这个故事暴露的当时的男女关系，说明毛的革命派的生活可能比刘的走资派的生活更为糜烂。谭在云南主政三年，还作了三个贡献，第一是围垦滇池，加速滇池的富营养化；第二是强令“小麦下水田”，结果由于生长季不够，导致水稻没法下种。第三是强令“水稻密植”，由于通风不足，导致水稻减产。当年，我们县有个生产队长由于知道“小麦下水田”不行，种下了蚕豆，谭在我们县开了现场会。那年我已经进中学了，我们中学的同学都被拉去开了现场会，他宣布，那个生产队长是现行反革命。蚕豆的种子，从这个生产队长家扣除。生产队长被带走了，他的妻子和儿子留下来饿肚皮。对了，还有个事情， 1970年1月5日1时00分37秒，玉溪市的通海发生7.7级地震。震中烈度10度。受灾区有建水、峨山、玉溪、石屏、华宁、江川等县。倒塌房屋338456间，占灾区房屋总数的32.1%；死亡15621人，占灾区总人口的1.3%，其中90%为农民，重伤5648人，轻伤21135人，死亡大牲畜16638头，经济损失达38.4亿元，就是这个谭甫仁领导的革命委员会，提出不对外公开地震消息，不要全国救援，坚持自力更生抗灾，地震发生后，给灾区赠送的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http://cn.bytravel.cn/art/ctt/ctthddz/）。仅仅因为周恩来的坚持，才派出了医疗队。当地震通过民间渠道传来消息传来，我们县有人要给通海的亲人打电话，被告诉地震把邮电局震了掉到地下，打不通。1970年，我的一个同学李抗美在寺庙里写下一句话：“谭甫仁是云南人民的罪人。”他自己当了现行反革命不算，他父亲也被拘留了。还好不久谭甫仁就出事了。这是后话。
我所以把谭甫仁的故事在这里叙述，不是为了声讨他，而是说明一个事实，谭甫仁与云南省前负责人相比，无论是毛的早期干部阎红彦，还是类似刘的走资派赵健民，在人品和能力方面的差距是惊人的。作为一个军人，他完全不适合主持政务。谭甫仁的故事表明，经过一次次运动，中国权力阶层已经人才凋落。

谭一上台，就开始找炮兵团派的岔，方向东忍无可忍在会上说：谭政委，要一碗水端平。谭说：怎么端平，一碗水从来就是端不平的。谭甫仁说得对，在没有民主决策程序的基础上，两派在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只有一边倒。而为了一边倒，必须“拉一派，打一派。”孟夫子两千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在现代需要搞个“修正主义”：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投其入宗派。
没有宗派在政治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
谭甫仁领导的革命委员会按照康生认定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开始在云南大革命“清队”了，或者说“清理阶级队伍”。过去说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这次“清理阶级队伍”印证了个疾风暴雨，炮兵团派的所有人员都成为了清查对象，这场清查完全是“八二三”派对“炮兵团”的“清剿”。所以当时有个说法叫“站队划线”，“炮派”的人，队站错了。
从哪里说起呢？先从我们家说起吧。在下面的叙述中，请原谅我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写一写当时的东西。
大叔叔是“一指”的，就是“炮派”的，他因此是被清查的对象。小叔叔是“八派”的，准确讲他先是“一指”，但是后来由于拥护尚登高，转向的八派。云南有一个炮派“起义部队”，叫炮兵团第三司令部，简称“炮三司”，他就属于“炮三司”系列的。我们县上的“炮三司”司令好像就是高中生“小邓拓”。由于是起义人员，他们实际上只能自保。世哥哥是“八二三”的，所以他下放当知识青年的地方，相对好一些。我们家族的大哥，是昆明医学院的，由于是炮兵团的，他被下放到福贡县。福贡县你不知道，怒江州知道吧，福贡县是怒江州的，坡陡、水急、日照少，土地没有平整的。
大叔叔，就是那个被工作组揪出的“黑帮”、“牛鬼蛇神”，现在他又开始当“阶级敌人”了。过去的牛鬼蛇神现在变成阶级敌人的有税务局的丁叔叔、百货公司的寸阿姨。平时我总觉得他们是笑咪咪的好人。
大叔叔们的战斗队所有成员全部被揪斗了。他们战斗队的成员，被押着一个一个村地批斗。所谓批斗，实际就是吊打。吊打他们的绳子是自己买好的。他们把它系在腰上。常见的绳子有三种：皮绳，昂贵，牢靠，一般不长，在干燥时容易扯断；棕绳，较廉价，牢靠，长，韧性好；草绳，廉价，脆性。对了，你猜对了，捆人是采用棕绳的。捆人的捆法，一定不像电影里捆的样子。捆人时先把两个胳膊间穿过，收紧，把两个手肘扯到一起，这当然要两个人按住被捆绑者，另外一个用力扯绳子。接着打好结，然后把剩余的绳子套到脖子里。我真佩服我们中国人这方面的发明，这样被扭曲的手动一下，绳子就勒紧脖子让你喘不过气来。你想自由呼吸伸一伸脖子，就把手臂和胳膊扭曲得更厉害。我不知道这种绑法叫什么名称，就叫“对肘绑”吧，当然还有一种捆绑叫五花大绑，就是常见那种。后来还出现一种绑法，是把两个大拇指从身后捆在一起，叫“拇指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我才发现，“四清运动”发明的“喷气式”是一种文明了。我又想起那个清华大学毕业生的话：“刘比毛左”。不过毛的斗法比刘的残忍。金庸说中国的政治家谁残忍谁胜利，这就是证明。
被捆绑的人一般都要被吊打。大叔叔挨打时，忍不住会“哎呀哎呀”地叫，他的一个同事，叫周发明，就是当年大叔叔出“地下杂志”的主编，他被吊打时，从来不哼一声。吊打他的人，改用棘条抽，火链烫，他也不吭一声。老百姓背后都说他是一条硬汉。斗人的大会，一般有农村的支部书记主持，所以中学时，我有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农村的支部书记，我一直不愿意与他成为朋友。
除了吊打，另外还要游街。我就叙述一场游街的场面吧：
那是1968年国庆节，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每一个人的节日，按老百姓的说法，“八二三”押着“炮兵团”游街了。
走在前面的是周县长，李HC和马XG，他们由于参加了“一指”成为了伸进群众队伍的黑手，排在前面。他们的头上带了乌纱帽，剧团的人说，这个纱帽系紧了，压迫血管，人会昏迷。可能是对干部优待，他们是五花大绑的，不过腰后绑一根木棒，手被竖起绑在上面，手上涂了黑油漆，说明他们是黑手。在他们的脖子里，用细铁丝挂了一个大磅秤的大约5公斤重秤砣，秤砣上面写个字：印。意味着他们夺了无产阶级的印。他们几个都是代表炮兵团进了革命委员会的。对了还有“一指”战报的主编，中学老师夏，他脖子里被跨了一个大喇叭，足有10多公斤。
跟在几个“黑手”后面的是一般的“一指”干部，他们被用“对肘式”捆着。身上的黑牌写着相应的罪名。黑牌不是木牌，而是磅秤的秤盘，是我抬不动那种，估计有20千克重，这是粮食局在斗争人时发明的。20千克的铁牌被直径3mm铁丝穿好挂在脖子里，说明当时的铁丝没有假冒伪劣产品，人的脖子有很好的承载力，不知道731部队有没有实验过。挂着黑牌的人，一般来说，走一步用膝盖顶一下黑牌，这样会松弛一些，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连续四五小时的游街，我不知道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忍耐力。这些游街的人，由一个拿锣的人带队，每走几步，带队的敲锣，喊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好！”后面游街的一起跪倒，自己呼道：“我们牛鬼蛇神跑不了！”。不过跪倒也好，这样他们可以歇一歇，就是挎着20千克钢板再站立起了很困难。这就是辩证法。
那时候我作大夫的大爷爷、二爷爷都去世了。有一天晚上，李HC妻子跑到我们家对我爷爷说：“三大爹，有没有什么中医方子吃下去能够让紫血散得快些？”爷爷给了她个方子，说：“土改的时候有人用过，不过那时候没有磅秤、铁丝。”然后反复交代，被打了千万不要喝生水，不然就会血脉出问题。一定要在家里凉好开水，让他回来喝。不知道算不算伪科学。
李HC决不是被斗得最重的一个，虽然他被送进医院抢救两次。我见到的最严重的是张XG先生，就是我们县那个大学生局长。我是在医院见到他的，那时候我妈妈也被打伤了在医院住院。张希纲局长站在了“一指”，“炮派”，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可是很快就被揪斗了。见到他的时候，他是躺在医院的，医生手忙脚乱你在走道里抢救他。一个护士说：“身上都用熨斗烫坏了，就找不到一块好皮，从哪里输液？”大夫最后在头上找到了输液的地方。这时的张XG先生是昏迷的，他的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头上和脚上在输液。他的妻子，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旁边哭，怀里抱着个孩子。张XG先生最后被救活了，1978年后，他当了县长，我们县成了全国闻名的水利先进县和教育先进县，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象邓小平，也思考过这场革命。
寸阿姨的揪斗波及到我们家。一天爸爸急匆匆地回家，带着怒气，冲爷爷问：“爹，你帮百货公司小寸藏了东西？她都交待了，交出来，不然要抄我们家。”爷爷说：“她放这里的。”他从我们家的破柜，据说是爷爷妈妈的嫁妆里取出了两个包袱，递了出去。跟着来的一个年轻人吼了一声：“跟我们走一趟。”爸爸慌了，说：“我爹太老了，你们饶了吧。”没想到爷爷找了个拐杖，慢慢说：“我去！我反正半截在土里了，阎王也等不得了。”他走了出们，风吹着他的白胡子，脸上带着一种轻蔑的笑。百货公司来的几个人看看是一个白胡子老人，互相看看，走了。
爷爷生于1897年，那年71岁。从革命的意义看，爷爷是个落后份子。读了不到两年书，由于他父亲的去世而失学。11岁起，就帮着他舅舅挑担子。1950年后，由于爷爷是个贫困的小贩，小时候有读过二年书，识字，参加了农会，是会计。它是第一个送儿子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可是在农会不久他就退出了，他讲他的故事说：“开始还好，商量分田、烧地契。后来，农会干部整天就商量着拉人来打，要“挖浮财”，或者拉地主家的女人来斗着摸摸，不作正事。申大公司，什么都捐给抗美援朝了，就留了一个金拖拉，是他当年定情用的。结果发现了，就把他拉来打，上老虎凳，当天夜里就上吊了。我看不下去，就不去农会了。”申大公司是我们县的一个实业家，他在1949年前就资助地下党，土改化的成份是开明地主兼资本家。当革委会的要带着爷爷时，我想，我爷爷已经对一度给他带来解放的大救星彻底地失望，他是不是想起他的邻居申大公司。1968年，失望已经弥漫在1949年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心头。
我前面提到的一个人物还需要提及，县剧团的祖道哥哥，他被揪斗了，可能文化局的人相对文明，他没有达到殴打住院，不过被下放到农村了。县剧团被解散了，因为无产阶级不需要演“封资修”的人。该死，一个大人物没有被回忆，就是赵忠富伯伯，赵司令。一天他们家门口被贴了一幅大标语：坚决毁掉狗司令的坟！革命委员会组织了原来工农一司的“受蒙蔽的群众”，来到了赵伯伯的满地，用炸药炸了他的坟，把他的尸体浇上汽油烧了。赵伯伯的儿子，他好像有五个儿子，躲在一边，等到“受蒙蔽的群众”离开，把骨灰和坟土堆在一起，坐了个新坟。后来兴起了高级领导人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赵伯伯可是领先他们的。
象赵伯伯这样的工人，1949年前他们受资本家欺负，1949年后成为了模范工人。如果没有一次次运动，他们决不会成为造反者，而是在那里生儿育女，生产劳动力，奉养着他们的领导。按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观点，中国就是要大量生产廉价劳动力，他们现在已经批评邓小平计划生育政策，埋怨不能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利润。赵伯伯可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英雄啊。可怜赵伯伯这种中国的勤劳的、廉价的劳动力，被人愚弄，死后也不得安宁。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理念不是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有人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管理上，恐怖的斗争，公开侮辱的“杀鸡给猴看”，对于完成一个目标，的确一抓就灵，可是他却会造成长期的组织伤害和创新力的枯竭。德国人熊彼特认为他的同胞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对了一半。他的同胞正确地指出了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动力而不是自发发展的，不过这个动力是创新。熊彼特的理论后来被发展为进化经济学。不过我认为他的同胞阶级斗争是动力在更大时间尺度上是正确的，不过不能在管理程度上来个“千万不要忘记”，“一抓就灵。”真是天才地创造性的全面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在我后来看到的一些材料中，有人报道被揪斗的人送进医院医生不抢救。在我们县，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只是被医疗的人，好了一些，就可能被第二次揪斗，例如李HC先生。我看到一个哲人说，战争是荒谬的东西，它一边把人损伤，一边把人救活。岂止是战争呀。
特别要说一句，据说周发明叔叔在被斗争中的坚强，感动了他的恋人，后来他们结婚了。真是患难见真情啊。世界上的友谊一种是同欢乐的，一种是共患难的。许多人同欢乐的对象与共患难的对象不是同一的，因为共患难者一般不会陪你玩、逗你笑，两个人“找不着感觉”。所以不能把共患难说成是利用，在患难中的人没有那么市侩，没有这么多利益考虑，反而是同欢乐的，倒可能有利用的成分。不过人们容易记住同欢乐，因为他们分享了幸福，那怕是虚假的幸福，反正跟着感觉走。谁愿意去回忆自己的患难的痛苦呢？人类的这个情结，导致了人类总是找不到诚挚的爱情。我见到过有些男青年，总是埋怨自己的恋人跟着老板跟着权贵走了。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同欢乐的感觉呀，其实难道青年人自己没有人性的弱点吗？所以，周夫人、周叔叔，你们是人中龙凤，我向你们致敬！
其实我认识的一对院士夫妻，据说也是在“斗争中”发展了爱情的。本文开始提到的杨成武将军，夫妻志同道合，白头偕老，数十年患难与共，幸福的走完了金婚的道路，成为了人间佳话。不过我不希望人间发生那么多共患难，还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同欢乐吧。不知道是不是假仁假义。不过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太脆弱了，它还是需要共患难的，比如全球气候保护问题，还是全世界国家共患难吧，不过说“我没有感觉”。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6 15:11:54

妈妈的劫难：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20

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在家中坐，祸从头上落”，在中国一次次运动中，这句话成为了真理。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参加任何派别，可是按照当时的说法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阶级敌人”被揪出来了，妈妈被揪出来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说，文化大革命用的是筛法，什么东西都得被筛一遍。当时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的政策是“（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 所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是毛泽东的政治名言：“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换言之百分之五的干部、群众是坏的和比较坏的。当时云南有2300万人口，百分之五正好是115万。谭甫仁这个人的数学一定很差，他还以为他的100万继承和发展了最高指示呢！不过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如此紧的谭政委，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为什么能够做她的专用厨娘，令人生疑。
要完成一百万指标，妈妈这个出身与地主家庭的人是在劫难逃了。
妈妈姓邵，邵家在我们县是名门望族。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什么都指挥。按照县志说的故事，明末的时候，有一年北方来的军队要通过我们县到昆明，他指挥自己的部队抵抗三天，他的部队已经伤亡殆尽，抵抗是没有可能了。这时，对方下令破城后要屠城，除非他出去领死，他选择了后者。我不清楚的是，这件事是李定国的部队抵抗吴三桂的大军，还是吴三桂的部队抵抗清军。估计是前者，不然不会记录入县志，而且都指挥是明朝的官员，最低三品。在南明时只要有军队做个三品官是可能的。可惜我没有亲眼看到我们县的县志。当然某些县志由于受到政治观点的影响，记录并不正确。我曾经被邀请对古北口旅游业发展提出建议，我让他们带我到古北口抗战的战场去，因为古北口抗战是有名的。据说那里有抗战纪念碑。结果我到了纪念碑前，它原来不是纪念抗日战争的，我很失望。
作为望族的邵家，到了外公一代，已经分了许多支，外公家这只衰落了，但是名声很大。于是我外婆的父亲相中了这个忠良之后，把外婆许配给了外公。外婆姓段，妈妈说看她家的家谱是大理段氏一支，曾经四次封王，我不知道是大理国封的还是明朝搞统一战线封的。反正外婆的嫁妆使得他们家殷实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外公得了痨病，就是肺结核，在那个时代是富贵病，很快就把家资耗费光了，以至于妈妈的四姊妹中，只有妈妈上了小学。后来由妈妈供养，四阿姨上了中学。
外婆一个生了六个孩子，可是两个男孩都病死了，外公早死，外婆领着四个女儿过日子。外公死的时候拉着外婆的手说：一定要供一个孩子上到大学。外公说你陪嫁的首饰，任何情况下不能卖，要等着孩子上大学用。外公是长子长孙，本身是单传，没有男丁，家族的要剥夺她们居住主房的权力，外婆宣布，她的女儿全部出嫁后，将把家族中最小的孩子过继作为继承人。这个最小的孩子就是恒舅舅。可是过继一直没有完成，因为四姨没有上大学，妈妈坚持不出嫁。“放炮仗那年”，为了供养四姨上学，她不与外婆同住了，一个人与两个女伴，我的王大姨妈和万姨妈，三个奉行独身主义的女青年出来租房子自己开缝纫店，为了独身，她们都宣布带发修行，作信佛的居士。妈妈离家了，恒舅舅就开始帮助外婆做些力气活了，外婆是大家闺秀，也辅导恒舅舅学习。对了，什么叫“放炮仗那年”，就是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老百姓放了许多鞭炮，老百姓就把它叫“放炮仗那年”了。
1948年四姨放弃考大学，参加了共产党游击队，这件事让望子成龙的外婆完全是失望了，她一气之下卖了首饰。这时人民战争已经节节胜利，有个地主卖地，外婆买了5亩地，这样他就成为了达到最低标准的地主。妈妈说，本来只有19亩地，达到20亩才可以算地主，可是让别人斗了两次，她就多认了1亩。土地改革，妈妈与他的姊妹成份定为“手工业户”，也是土改积极份子。恒舅舅的成份跟了他的父亲成为了“城市贫民”。后来参加了志愿军，到了朝鲜，似乎还立过三等功，参加了共产党。
揪斗妈妈的背景原因是恒舅舅。恒舅舅由于是一个退伍军人，到过朝鲜战场，立过功，思想活跃。1966年开始，他被工作组揪了出来，后来就造了反，参加了“一指”，就是“炮派”。做了镇革命委员会的炮派代表。由于后来不积极，也没有参加武斗，历史上又有战功，但是所以揪斗他有些困难，但是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要求，又必须找理由把被定为保守派的炮兵团成员赶出革命委员会。镇“八二三”的头子，就是那个揪斗我们那个小同学妈妈的李ZY，决心揪斗恒舅舅这个阶级敌人，获得立功机会。他咬定恒舅舅是过继给外婆的，可是没有证据。于是李ZY想了条计谋，揪斗了妈妈。
妈妈那天在上班，突然李ZY带来了几个人，说：“邵小秋，你这个地主份子，现在让你去交待问题。” 小秋是我妈妈的名字，因为她是中秋节生的。如果不是1949年的革命，妈妈将像千千万万旧中国的妇女一样，总是匿名生活着，随便有个符号就行了，革命给了中国妇女独立的地位。请问在你们家，现在谁的地位最高，革命是不是到了要解放家庭妇男的时候了？可恨最近几年，妇女的名字似乎又成了多余。叫柳琴的，喜欢说“叫我小琴吧”，酸溜溜的。
妈妈平静地解释说：“李同志，我不是地主，我成份是手工业。”李ZY说：“你妈是地主，你不是地主，谁是地主？你妈家没有人了，你们不继承这个成份，难道让我们镇的阶级斗争熄灭吗？你搞阶级斗争熄灭论！绑起来！”就这样，妈妈被绑走了。有些文化大革命过来人，不理解为什么刘少奇现在有很高的威望，因为文化大革命后期批判刘少奇说，他搞“阶级斗争熄灭论”。无论真假。阶级斗争熄灭理论，一度是多少中国人的希望啊。毛泽东成就了刘的历史英名。
对妈妈的第一次斗争是在一个小屋子的，妈妈被蒙上了眼睛，吊了起来，打她用的是竹子。打完以后，妈妈被解开了眼睛，妈妈没有想到的是，站在他面前的是她的好姐妹万，一个已经被揪斗的炮派成员，我的万姨妈。万姨妈说：“二姐，李同志说了，只要你揭发小恒是过继给你妈的，你就没有事了。”妈妈说：“叫我坑人害人，我不会！”万姨妈又劝导了会，妈妈说：“万妹子呀，我们过去都是信佛祖的，共产党来了，我们破了戒，嫁了人。可是我们不能害人啊，观音菩萨看着呢！”没有等到万姨妈作声，李ZY就带着几个助手冲了出来，“邵小秋，你还宣传封建迷信！”妈妈骄傲的说：“叫我邵琼珍，从参加革命起，我就叫邵琼珍了。” “你他妈还摆功，你参加的‘边纵’，不是真解放军，是国民党云南特务计划。打耳光，万**，你也打”。几个人上去打了妈妈的耳光，万姨妈没有动，李ZY说：“万**，你的阶级立场呢？打她。”万姨妈在威逼下，上去打了妈妈几耳光。后来我知道，当年四姨参加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疆纵队后，妈妈到游击区找到了四姨，劝她回去读书，没有想到，他被四姨说服了，当了共产党的交通员。为了避开国民政府的注意力，游击队就称他琼珍二姐，解放后妈妈就用这个名字了。若干年后我问妈妈，你为什么会让四姨说服了，妈妈说：“旧社会压迫妇女，裹脚、不让读书，没有婚姻自由。当官的还草菅人命。”
妈妈被绑走后，职工们给我家报了信。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爸爸去找了他的朋友“八二三”的邹司令，请他帮忙。邹司令说：“我问问。” 余参加革命，凡四十年。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我问问”乃昔日好友今日领导者之友好托词，此后则石沉大海矣。
第二天晚上，妈妈被叫去开会，我跟着到了会场，进了镇政府大院，妈妈就被吊起来了。这次吊人是用铁线把手指捆住吊的，同时被吊的有还有万姨妈、恒舅舅以及其他七八个人，镇政府的大院房梁上，吊满了人。我看着李ZY 让人把妈妈吊起来，忍不住地说：“不要吊我妈。”李ZY说：“你要当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抓起来！”我忙说：“我是真‘八二三’！”的确，我在最后参加的战斗队是“八二三”。靠我是真“八二三”，李ZY是后来参加“八二三”的，他们没有动。妈妈赶快叫我“滚回去”，隔壁的小樱姐姐赶快拖着我走，看着那些人凶神恶煞的，我心里有些怕，就被“拖”回去了。那天晚上，他们的确没有打妈妈，不过给她穿了件麻布衣服写着：“地主翻案份子”。回到家全家都埋怨我，小叔叔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你找死。我都不敢作声，你还八二三呢？你算哪个八二三？早就不参加了。”小叔叔也是属于“八二三”派的。
妈妈当天回来了告诉爸爸：“他们就叫我咬小恒，让他继承妈的成份。”爸爸说，你咬了吗？妈妈说：“妈当年奈不住打，就多认了一亩地，害了多少人。我要咬了小恒，他家一大家子人，怎么办？说我是地主，反正查无实据。再说孩子的成份是跟着你们王家的。”爸爸叹了气，没有说话。那天晚上我一夜难眠，除了后怕，想了很多。群众专政就是考茨基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自动达到了一种状态” 吗？这不是恩格斯的学生的话吧？为什么妈妈或者舅舅不继承地主成份，阶级斗争就熄灭了，熄灭了有什么不好，共产主义不是要消灭阶级吗？消灭了还斗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这我，直到我上了大学有一天才豁然开朗。我的答案给出在我写的小册子《区域的管理与发展》中。简言之，我认为那时为了社会稳定，确定了有四个社会阶层，干部、工人、农民和一个贱民阶层——地富反坏右。政府要用这个贱民来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来警告其他阶层。1958年的大跃进失败后，经济困难，这个结构越来越暴露出众多的问题，社会的有序运行出了问题，各个阶层生活艰难，可是又得积累资本工业化。怎么办呢？刘的“形左实右”是想进一步细化各阶层，并且扩大贱民阶层，从而挤出利益来保证干部阶层利益从而保障社会精英的创造力，他领导的“四清”运动和主持制定的1966年7月14日发出的取消大学考试，大学入学采用推荐制就是一些措施。毛的“反修防修”想法是通过制止干部阶层扩张，利益均匀化来解决社会分配问题，同时加大对贱民的打击来威胁挑战者解决社会矛盾，这样通过“艰苦奋斗”也就是林彪批评的“国富民穷”来实现工业化。但是，毛的办法形不成精英创造层，他的经济活力不大。林彪想补充两个领袖的，他不断地推出雷锋、王杰、刘英俊、欧阳海这些英雄人物想引导社会。在一个物资贫乏又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试图建立工业化的国家，还有什么更好的策略呢？在19世纪形成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知识框架内，他们的确没有找不到更多的方法，在斯大林主义模式下，他们也不能相互取长补短。林彪在1966年前还没有地位。在1966年前，所谓“刘少奇比毛泽东还左”，实际上是刘更急于建设工业化国家的原因，因为他看到了精英阶层的重要性，不过他想“保护一小撮”干部及其子女利益，导致了“打击”包括旧精英——知识分子在内“一大片”。毛和刘都需要阶级斗争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中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暴力。不过列宁设想的无产阶级暴力专政时期相对比较短。
妈妈就这样被经常吊打，后来万姨妈揭发说：“老邵告诉我，共产党不让我们信佛陀，赶快起来造共产党的反”。万姨妈被“解放”了，妈妈的罪名变成“企图复辟封建迷信地主翻案份子”。在那些日子里，小樱姐姐成了我们家的通信员，她每次都去参加斗争会，不久她说妈妈被用荨麻枝打，荨麻打人后，它的毒刺会长期使人痒痛。过了几天，小樱姐姐有告诉我们，妈妈被倒吊着，用铁线扎在由于过去裹脚变得畸形的脚趾，上衣服下落，露出了乳房，他们用烟头去烙妈妈的乳头。我的文化大革命的回忆使我认为，在人性的野蛮被唤起后，会激起某种性残忍。晁夫人被农民抽打乳房、十一姨被要求交代性交次数，都是用冠冕堂皇的阶级斗争思想，激活了人的兽性的结果。
妈妈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被“批斗”着。毛有一句名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可是乐的是他个人，苦的是全国人民。
在这种困惑和恐怖中，我读了一本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企图寻求一种答案。这时我想起杜勒斯的话，所有列宁的话必须经过斯大林重述才是真理。一种好奇心和对恐怖的潜在反抗使得我想看看没有被重述的话。
然而当时读马列的书，实际上是恐怖已经深入了我的细胞的反映。我的精神实际上也出了问题，自我发明了些仪式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出门，就会向对面的毛主席像敬礼，起床，就要向毛泽东像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1968年，当时很多人就在恐怖下变得“忠心”，在忠心下认可恐怖，甚至参与制造恐怖。应该说李ZY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他的家庭历史、他的保皇派历史，是悬在他头上的剑，参与制造恐怖可以带来他的安全感。人类通向奴役的路，是每一个个体都企图找到对自己最优的状态导致的。每个个体无合作地追求最优，往往达不到最优，达到的平衡态，可能是总体最劣的，因为纳什均衡存在多个平衡态。
1969年初的有一天，妈妈问我：“我知道你读了许多书。你说，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革命委员会会把我们怎么办？”我想到了电影《列宁在1918》的列宁支持农民杀死地主的一段台词，想到《列宁主义问题》，斩钉截铁地说：“把你们全杀掉。”没想到妈妈突然起来撞墙，她说：“你也盼我死，你也盼我死！”我吓坏了，幸好小婶回家，拉住了她。我想妈妈可能希望我给点安慰，因为她相信我读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有她的希望，她还相信马克思是他的救星就像1948年她第一次知道马克思一样，可是我没有找到，我让她失望了。
为了回答妈妈的问题，从那天起，我就开始“研究”第三次大战了。可能潜意识我希望研究的结果是美帝国主义胜利，妈妈得到解救。仅仅在一年前我还是个希望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解放全人类的少年英雄，革命改变了我。所以后来我的“研究报告”被老师发现后，我最害怕的我的研究结果被发现，因为研究的结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一定会失败。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武器落后又不能打人民战争。我推测像“炮兵团”这样的群众，不会参加人民战争，不会给解放军运军粮、送情报。而且“八二三”还要分配一部分人来监视“炮兵团”，打仗的人手不够。不过我想我还是会去打美帝国主义，因为外婆把我从小就教育为爱国者，只是我不想解放全人类了，就想死，逃脱爱国与现实的矛盾。
死的确是容易的，那是快过年的一个晚上，妈妈又被揪斗了，小樱姐姐来说，妈妈被打死了。“他们第一次打死大妈，喷了水，大妈活过来。他们就接着打，要叫大妈认恒舅舅是过继的，说认了就没事。有人拿了张纸拉着大妈手盖个指印。大妈缓了神，要他们松开捆绑绳索，说要看看那张纸，添点揭发材料，大妈把纸接过来，突然撕下按了手印的半截，一下就吞到肚子里。李杂种火了，喊着：‘反动透顶！反动透顶’，拿起个棒棒打在大妈头上，大妈吐了白沫，倒在地上。他们喷了两次水，后来到了一桶水在大妈身上，也没有醒过来”。小樱姐姐把李ZY骂成李杂种了。
爸爸不在，爷爷、奶奶带着我们全家去了，妈妈他在地上，浑身湿透，一些人说，没有气了。奶奶跪在地上，喊：“小秋，小秋，醒醒，你醒醒，我们都来了，你睁开眼睛，睁开吧。”可是妈妈始终没有动静。这时候李ZY已经跑了。爷爷骂了：“李ZY，你这个杂种。你爹当年就是游手好闲的，老子当年在农会，还救过他，你是忘恩负义的狗。”看着这种情况，同时挨斗的原副镇长老王来劝：“三大爹，救人吧。”爷爷说：“怎么救？从满清到新社会，我还没有见过这样打人的。国民党的罗镇长，也不敢这样打人。人交给你们了，我们走。”说完拖着我们就走，奶奶没有走，仍然在那里呼唤着：“小秋，你醒醒！小秋，你醒醒！”我看见旁边的人在悄悄擦眼里。我不知道这是那个人是否正在与什么孟夫子“其乐无穷”。
这时正好爸爸来了。爸爸二话没说，他背着妈妈就往医院跑，半路上小叔叔出来了，原来他怕说自己的阶级立场，不敢进镇政府，半路上换下了爸爸。来到医院，正好值班的是我四叔，他一边安排抢救，一边说：“哥，好了。住了院，他们就不好来斗了。”
妈妈打了强心针，住了院。在抢救中，爸爸守了她三天，不停地叫他名字，三天后妈妈苏醒了。我没有这个爱情经历，不知道他们这个时候有没有“感觉”，也许他们来不及感觉。后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爸爸受了冲击，妈妈为爸爸去顶罪，救了爸爸。他们是夫妻，更是患难与共知己，尽管他们不时地发生争执。
准确地讲，在最近的三十年中，我不时地见到妈妈莫名其妙地发爸爸的火，爸爸总是忍受着。爸爸说：“你妈文化大革命脑子受了伤，我得让这她。她不向我发火，向谁发？”爸爸从来没有一句恶言，而是为他的发火寻找理由，帮助她化解火气。2001年后，妈妈骨折而瘫痪了，爸爸每天用推车推着她上街，上野外，无微不至地服侍她。妻子有时候对我说：“你们老王家的秉性，怕老婆。”怕老婆，这里包含了多少爱多少宽容啊。有人说一个能做蓝颜知己的男人是男人中的精品。我说能够忍受妻子莫名其妙的火气而爱她做她的知己的男人是男人的绝品。
四叔说得对，镇革命委员会的人再也没有揪斗妈妈了。妈妈在医院里过了春节。1969年的春节，对许多人来说，是抱住求平安的心情放了鞭炮。那时有幅大标语，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我特别喜欢这个标语，因为再不胜利，不知道还要消灭多少敌人。
不过最后的胜利来得太迟了。胜利后，还有三件事我想交代一下：
从此以后，妈妈就成为没有成份的人，1972年我申请加入共青团，1975年我被推荐上大学，都因为妈妈成份不清楚，搁置了。1977年，真正胜利了，为了考大学，我改了名，为的是避开妈妈这个成份不清的问题。那年，我考上了大学，高分，不过某个省委书记的女儿看上了我读的专业，我被替换了出来，第一轮录取已经过了，……。这就回答了，为什么许多下层的民众怀念毛泽东的问题。
1977年万姨妈来向妈妈赔礼道歉，万姨妈说：“都怪‘四人帮’。”爸爸说，别理她。妈妈说：“都怪‘四人帮’。”奶奶说：“偏偏正宫娘娘死得早，西宫娘娘心眼坏。命啊！不要怪谁了。”
1987年，妹妹是医院的超声波大夫。有一天李ZY来医院做B超检查，值班的是妹妹。妹妹认出了他，找个理由离开了。当她得意洋洋地把这种事告诉妈妈，妈妈当场发了火：“一个医生，哪能不给病人看病？！你要约他重新了做。”妹妹后来约了，不过李ZY一直没有来。后来听说他害癌症死了。
妈妈是2006元旦去世的，为她送葬的人，整整排了一条街道。恒舅舅的女儿们用鲜花为她做了个花圈，写上：姑妈是我们的骄傲。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6 15:14:11

满怀激情庆“九大”：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21（完）

1968年底，“八二三”派，应该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胜利了，开始恢复经济了，首先是红卫兵怎么办？毛泽东一挥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世哥哥被送到了农村。接着上山下乡扩展到了一般城市居民，宣传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所有的镇属企业职工都下放了。其实这些职工，全部都是辛勤的劳动者，他们的两只手，一直奉养着政府的官员，他们何尝吃过一天闲饭。妈妈随着这个下放的人流下放到了一个叫发峨哨的村子。我们县名字带“哨”的村子有好几个，都是当年朱元璋军队在云南屯兵的地方。这个村子的人姓马，可能是当年色目人的后裔，村里的人长得白。重要的是，这个村子当年土改就是四姨蹲的点，所以当地人对妈妈都挺好。
1968年底，忠字舞和“请”，都被禁止了。当时的说法是江青同志讲，这是封建迷信。虽然没有这种封建迷信，但是这时候兴起了另一种迷信，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人们在会上讲学习“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特别是怎样立竿见影的故事，讲学了毛主席著作奋不顾身的故事，不过没有神迹故事。我认识的一个人，后来的知识青年，他开拖拉机帮生产队拉木头，车子翻了，他摔晕了过去。当医护人员从地上扶起他，他睁开了眼睛，第一句话说：“不要管我，人民公社的木头还好吗？”在医院要动手术，他坚持与医生学习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才上手术台。他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份子。当然，也有讲实际的，当时下放到我们县的一个北京大学化学系大学生，他改进了化肥厂的工艺，也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份子，娶了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女孩子，好像有些早婚。这是1970年的事，我有些记不清楚了。经济在恢复，知识分子被重新重视。
“讲用会”有多种级别厂的、局的、县的、地区的、省的。除了阶级敌人，厂的谁都可以讲，谁都要求讲，上面级别的，就要推选了，实际上是选拔先进人物，讲学用报告的人常用的话叫“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如何讲如何抛弃个人利益为集体牺牲。现在看来，林彪的“讲用会”与斯大林的整风，有本质不同，前者是正面引导，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劝导与模仿；后者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与忏悔。前者是佛教的，后者是基督教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与神秀的诗“身是菩提树，心若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是一致的。而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向“主”忏悔。我对一个牧师说过，基督教要想在中国推广，要学佛教的“表扬与自我表扬”，可是他吃的是洋面包，听不见“土博士”的话。“讲用会”的出现，意味着毛和他的思想，已经被宗教化了。“一种人民的宗教”，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讲过自己的马列主义的看法。“我们都知道，宗教都是骗人的。”这是一个宗教领袖叛逆者指控他强迫这个宗教领袖接受无神论的话。不过林彪的讲演会模式，往往成为了吹牛拍马、弄虚作假的平台。
基于人类的宗教情结和站队划线，中国再次有序了。
1969年春天，抓革命，促生产成为了那时最响亮的口号。自上而下都浸染在一种喜悦的气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虽然1969年3月2日-3月17日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军事冲突，但是盼望“九大”，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在民众中流动着。我爸爸厂里的工人张叔叔一个星期天约我到山上散步，他那时没有儿子，所以喜欢男孩。我们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张：“九大”开了，文化大革命能结束吗？
我：能，现在红卫兵下乡了，炮兵团被清除了，当权派该结合的结合了，剩下的到五七干校了。没有斗争目标了。
张：就怕搞“继续搞好斗、批、改”，再揪一小撮人。文化大革命是你揪我，我揪你，揪着揪着，把人都揪遍了。
我：珍宝岛打了，得结束文化大革命了。毛主席说“要准备打仗”，就是告诉别打内战要打外战了。按毛主席的《矛盾论》，现在与苏修的矛盾现在是主要矛盾的。
张：还真谢谢苏修，我看再不结束，只有不吃饭，喝西北风。
张叔叔说得对，狭义的文化大革命再不结束，只有喝西北风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
为了迎接“九大”，手工业局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上就是文艺演出团体。过去的当权派，手工业局长穆嬢重新出山，负责宣传队。那天，在“解放干部”的全手工业局会议上，她哭着说：“感谢毛主席，1949年毛主席解放了我一次，现在毛主席又解放了我。”许多干部就这样“哭着、喊着”感谢毛主席，陆陆续续的解放了出来，只要不是“炮兵团”的都有希望，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政治标准完全废除了。
为了搞好演出，穆嬢选拔了些聪明伶俐的孩子参加局宣传队，我是进去的最小的男孩，还有一个更小的女孩周莉莉，选中她的理由据说是她是全手工业局最漂亮的女孩子，不过我还是觉得丁叔叔的女儿小敏好看些。小敏是丹凤眼，鹅蛋脸，莉莉是大眼睛，苹果脸，赵薇的那种，小时候看她的眼睛大，我有点怕，不愿跟她一起玩。不过这时候不怕了，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经风雨，见世面了，见过北京大学那个大眼睛女同学了。小敏也进宣传队了，由于小敏的美丽与活泼，而且比莉莉大些，她很快地成为了宣传队的台柱子。小敏后来是我初中、高中的同学，可以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她生第一个孩子时，我是她第一个贺客。那时他的先生赶着给我煮了糖鸡蛋，可我因为自己肺结核住院，怕传染孩子就急着走了，说起来还真对不起他们。托尔斯泰说，男女之间只可能有爱情不可能有友谊，他的说法至少不包括在未成年时期形成的男女情感。在清队中，他的父母也受到了冲击，后来进中学，我们都受到了歧视，虽然我们两个的成绩我是男生第一，她是女生第一。但是我不敢砍竹子，她不敢摘梅子。用小敏的后来的话说，我们两个很好，就是一种好朋友的好。我想我们是同病相怜中发展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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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1972年的照片，不流行带毛泽东胸章了。前排左起第一人是我，第四人是小敏。后排右起第一人是当时的政治辅导员。后排左起第一人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是詹天佑奖获得者。前排左起第三人是一个副县长，无知少女，小敏后面的那位是某大学党委书记，小敏她现在已经是副厅级干部。我们另外一个好朋友，两次被提名院士的那个家伙正在给我们摄影。我现在是什么？何必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穆嬢说我聪明伶俐，实际上只说对一半。我很笨，教我跳舞的动作我就是学不会，我成为了有名的“王biang”，biang，就是特笨拙的意思。这可能与我害过脑震荡有关。在六年级的时候，一次我调皮地想从教室的桌子上跳到教室外，用劲一跳，按抛物线轨迹，我的头顶撞到了门框上，这个动作使我大约昏迷20多分钟。不过脑震荡没有导致太多的智力问题，我在宣传队可以写“剧本”，那时候演出太缺乏剧本了，我写了快板书《苏修美帝命不长》，把苏修放在前面是毛主席说了，美帝、苏修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现在苏修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还有，朗诵诗《啊，光辉的里程碑》，花灯剧小组唱《学<毛选>，迎“九大”》。我还试着写了个相声，没有被审查通过，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艺术形式是被否定的，不过估计我写的也笑不起来，因为我不懂相声的结构。再说宣传队的艺术负责人也不喜欢，找我的叉，因为我写得多，比他的还多，他是初中毕业生。我这个人这辈子作的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太多，可是我爱这个创作，不断地写。这是性格缺陷。我想产生强烈的爱的人，一定是基因有缺陷。我认识一个男孩X，对人很好，特有事业心，作课题总是主动积极。我当然喜欢他。可怜的是他每爱上一个女生就一心一意为她考虑，代替她为她吃苦，有好处都留个她，为她完成了论文最艰难部分，我已经见到他第四次为人这样作了。可是女孩子就是不理解他，反而喜欢有点暴力倾向的，办事无能，善于言辞的。每当她们出麻烦，连我都想骂这些女孩贱。认真一想，可能异性的基因选择发现，这种奉献基因不利于自己的后代繁衍。就像这个艺术负责人发现我的热情挑战了他的地位一样，这时的中央也正在上演着我的故事。陈伯达这个知识分子，不停给毛泽东起草“九大”报告，毛对他产生强烈的反感了，看也不看，连档案袋都没有打开。他不得不卑躬屈膝地求“玉凤同志”，我想到这里就觉得这是七亿人的奇耻大辱。毛可能担心陈打什么主意。其实陈与毛的冲突也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功利主义的政治家的冲突。已经进入晚年意识不清的毛为他准备了两顶帽子，一顶叫“阶级斗争熄灭论”，一顶叫“唯生产力论”。在任何非民主制度下，完全奉献的爱就会被当权的个人主义者所误解。对于家庭，仅仅是他或她个人品尝苦果，对一个团体就是全体成员了。事实上，我被排挤后，他们就没有“剧本”了。
宣传队最主要的节目就是一个歌舞，《满怀激情迎“九大”》。歌词是这样唱的：
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
我们紧张地排练着，穆嬢的意思是在“九大”召开的头一天为全手工业局演出。可是穆嬢失算了。1969年4月1日，在没有通知什么时候开“九大”情况下，突然北京的代表毛主席声音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红色电波在晚8点的《新闻联播》宣布：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四月一日在北京隆重开幕。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主持了今天的会议，并且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代表们极其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那个时候由于生产的破坏，缺电，我们县的街灯一律停了。我记得喇叭里宣布这个消息时，已经是暮色苍茫。我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即上街，忙着去叫人。当我叫周莉莉时，她已经睡了。十分钟后她揉着眼睛出来：“正在好睡，你这个小军犯把我吵起来。” “军犯”是我们那里善意骂人的话，不过带有承认对方有些彪悍的意思。她毕竟是个孩子，那年，她不满十三岁，睡不够。
我们集中到了手工业局，宋队长已经准备好了汽灯，大家草草画了妆，来到了大街上。小敏是报幕员，她突然发现：“不对，我们的节目是《迎‘九大’》，现在‘九大’已经召开了怎么办？”我灵机一动，说：“唱满怀激情庆‘九大’。”小敏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她领舞的演出了《满怀激情庆“九大”》。
在我们节目演出一半时，发电厂恢复了供电，原来机器是良好的，就是煤不足，一直准备着“九大”一开就发电。
4月24日，“九大”闭幕了，会议的公报是这样写的：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胜利闭幕。
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林彪副主席主持了今天的大会。
……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还有：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志。
这个公报发明了一个模式叫“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把一个人的名字放在“还有：”以后，就是打入另册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同学开玩笑，都会说：“还有：俞八斤”、“还有：丁莉莉”，这就是俞八斤、丁莉莉是落后份子。
对了，有人问我怎么会记得当时的会议公报，呵呵，山人只有妙计，通过google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网站呗！我找到的网站，这些公报都有，不过，可是，但是，可但是，但可是，没有林彪的《政治报告》。林彪的那个报告是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1971年传达：“这个报告是康生同志起草的，林彪合同陈伯达搞的报告是宣扬‘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林彪就在会上唸了一下，由于他不懂，唸得结结巴巴。”现在的说法是陈伯达起草了个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报告，毛看都不看，让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写了《政治报告》，陈伯达哭了。林彪站在陈伯达一边，所以在会上故意唸得结结巴巴的。
陈伯达这个“天才理论家”的报告，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也没有发下来批判过。不过林彪的《571工程纪要》放下来过，那时候我已经是知识青年了，人手一本。剔除林彪搞政变的宣传性文字，关于他们的经济政策可以从《571工程纪要》看出一些：要与苏联秘密谈判，整合苏联，要举行中美谈判，和平共处。要搞民富国强，承诺解决“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问题，承诺解决冻结工人个人工资问题；批评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这大约也是陈伯达的经济政策。当然他们未必能够实现，可能是欺骗性的，但是这些内容，应该比康生、张春桥起草的政治报告更贴近中国的发展问题。在经济思想上，林彪还提出“英雄与群众共同创造历史”，这是比罗默、卢卡斯更早认识到人力资本作用的。据钱伯城2008年8月29在《作家文摘》的文章，陈伯达还在1965提出在中国重点应该抓电子工业而不是“以钢为纲”，这是后来的后发优势理论。这些经济学理论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65年陈伯达、林彪撰写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用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就是毛后来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如果毛泽东当时头脑清楚，采用这些经济政策，还有刘少奇的一些政策，他就可能再次振兴中国。可是从延安整风起，毛泽东就被不断的吹捧了，从人民大救星，到第三个里程碑；而这个第三个里程碑正好是林彪吹起来，林彪不信奉X管理理论，但是他信奉Y理论。他不是请君入瓮，而是落入“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陷阱。毛泽东自己越来越以为自己“光……光光光……光昭日月了”，所以他越来越犯错误，这次毛泽东犯了他一生中的毁灭自己的错误，这是独裁制度的宿命。顺便说一句，后来有本书叫《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我认为是本伪书，因为书中所有政治事件，基本上是按文革后的官方说法的，其余就是中国明代中后期千篇一律的艳情故事了，死无对证的。现在不清楚的是，周恩来当时对这个政治报告的意见，周恩来有什么经济观点。这个医生对这一类关键性的被政府回避的问题都没有回答。也许周恩来根本就不认为政治报告是个了不起的东西。会后，谁理睬？
闲话少说，1969年围绕文化大革命的走向，爆发了“继续革命”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争论。孰是孰非，现在就不用争论了；不过在当时，“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说法的确得到了我们县老百姓的拥护，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带着它的血与火：
手工业局的各个厂，开始定生产计划了；各个人民公社，轰轰烈烈的开展了春耕；县拖拉机修理厂，造了辆汽车；县化肥厂，生产出了碳酸氢铵；县水泥厂，生产出了高档水泥。主要的是，我们县的中学，开始录取我们这些1966到1969年小学毕业生进入中学的工作，虽然当时盛传我们66级小学毕业生，也就是69级初中生，进入中学就要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九大”从4月1日开始以后，我们就这样重复地演着那些简单的节目，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看着演出。欢乐的气氛让人们暂时忘记了前些日子站队划线、清理阶级队伍的痛苦。我看到爸爸笑了，虽然妈妈这时已经下放到了农村。一天，我看到了张XG先生，他的妻子扶着他出来散步，身体很虚弱，显得又高又瘦，一副充满沉思的样子。我没有见到过李HC，马XG，他们不久前他们到了“五七干校”。至于周县长，连他的消息都没有。不过尚登高我知道，他的女儿当了文化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对了，杨康朋落实政策放回来了，在公安局当了一个普通的干部。
从4月7日开始，我们的宣传队就开始了走乡串寨，宣传“毛泽东思想”了。我们县的地貌基本上是喀斯特地貌，二叠纪的石灰岩，层厚，戴维斯地貌第二期，中山地貌，所以山势比较陡峻，在这种地貌条件下，宣传队要走乡串寨，我们就得背着行李翻山越岭。我是孩子，被安排在前面带队，后面跟着莉莉和小敏。这样我们走得慢，也不会掉队。每天站队，我们三人都是住在队伍的左端，因为流行的是“稍息！立正，向左~看齐！”出发后，大人们总要背些道具，我们不用。不过作为男孩，我挎着个毛主席头像，用铁皮做的毛泽东头像，毛的头像被嵌入在一个鲜红色的太阳模型中，直径约45cm，比我身体宽的多。我用红布带把毛主席像挎在脖子上，下面有两个把手，扶着。两个小美女跟在我后头，现在想想，好风光啊，像了领导同志了。可惜当时太小，并不懂得欣赏她们的美丽。不然我也可以学屠格涅夫写小说：“我没有初恋，我一开始恋爱就是第二次。”

我们宣传队到的第一个地方是华侨农场。在华侨农场，省里办了“五七干校”，都是昆明的干部，牵儿带女的，来了不少人。省里的干部，见过大世面，演出那晚我们很紧张。在演出《满怀激情庆“九大”》时，唱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您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要做花儿开放的样子，一个女演员向后倾过渡，在舞蹈中栽倒了，她是领舞的，糟了。小敏很快地冲出对列，放声高唱：

毛主席亲手来掌舵，亲手来掌舵，马列主义来武装，来武装。
合唱变成了童声领唱，而这个女演员翻身带领大家做了个乘风破浪奋勇前进的样子，顿时赢得了一篇掌声。
那晚，我与莉莉演出的《老两口学报告》，也赢得了掌声，不过我感到别人更多的是冲着孩子演老两口的幽默来的：
老头子，嘿，老婆子，
咱学的是那，林副主席政治报告，
继续革命朝前走。
两个童声唱着。人们其实并不关心演出的内容，而是毕竟欣赏了段文艺。不过说起来丢人，我在后来的一次演出中，一次摸一摸自己的胡子，胡子就掉下来了，招来了宋队长好一阵批评。
初战告捷，我们到农村宣传了。在农村，我们去到的生产队一般只有一个生产队的公房，叫队房，这样整个宣传队男男女女只能住在一个长条房子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队的穆嬢总是让我的铺和莉莉的铺，铺在中间，莉莉的那边一般是小敏，因为我们小。我们的外侧分别是男队员与女队员。那时候容易入睡，晚上演出结束，我倒头就睡，一睡就着。有一次，几个男队员开玩笑说：“小伙子，你不要半夜起来起夜，回来钻在莉莉和小敏中间。”我说：“我不会起夜。”他们全笑了。又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富裕的生产大队，好像叫他官坟大队，这个大队很有名，1958年大炼钢铁时，曾经有5个小高炉，还修了水库，所以饿死不少人。不过现在好了，大跃进时修的水库发挥了作用，给我们吃的粮都是大米，没有包谷面，还有几片腊肉，所以大家“修正一下”了。由于人们理解的“苏联修正主义”就是只图过舒适日子，所以人们已经习惯把休息或者改善生活叫“修正一下”。“修正”那天，大家在水塘边洗衣服，莉莉见我笨，帮我洗了衬衫领，因为我洗不干净。一个队员说：“昨晚钻错帐子弄脏了吗？”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不是。”有个队员冲我笑着说：“哦，钻错了，没有弄脏。”我说没有钻错。没想到他接着说：“还说没有，昨晚我听见你说，挤，挪挪，挪挪”。莉莉一下就哭了，我气极了，朝那个队员冲过去，一头把他撞在水塘里。穆嬢知道了，批评了他们。不过他们也得到结论，我们太小，不适合在宣传队，至少那个艺术负责人宣传这个观点。这是我这辈子遭到的的第一次“清洗”。
大约6月份，从乡下回来，我和莉莉都离开了宣传队，小敏没有走，因为她是台柱子。离开宣传队后我与莉莉再也没有说过话。1981年我从上海回家，在一个长途汽车站见到莉莉，她已经出挑为一个秀丽清纯的女青年，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一对大眼睛象两湾清水，丰满的胸脯洋溢着青春，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跟着她。我们都互相认出对方来了，我们四目相张，但是我们仍然沉默着，直到汽车达到我们的县城也没有说一句话。后来回上海，买不着票，回校晚了。同学戈说，总不见侬回来，阿拉还以为侬找到女朋友好白相了。我脸红了。我没有初恋，我一开始恋爱就是失恋。
1969年9月1日我们按照带一部《毛选》，挑一副锄头、畚箕的要求，我在小学毕业后三年进了中学。进了中学，小敏与我一个班，莉莉在另外的班。不久，一些军工厂来招工，莉莉去了工厂。我因为妈妈的问题，小敏因为她爸爸问题，没有资格到军工厂，就留下了读书。当时是“万般皆上品，惟有读书低。”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都认识到读书不仅无用，而且会招招来横祸。那时候大家也是想着能就业尽快就业，读什么中学。就象今天的大学生，能就业尽快就业，读什么研究生。按照这个逻辑，我的表哥小坤，没有读书，报名下放当了知识青年，一个没有进过中学大门的69级初中毕业生。我一直认为他比我有科学天分。一个本来很有科学才华的人，被岁月毁了。妈妈去世那年我回家，听说莉莉下岗了，小敏大学毕业后到了昆明工作，现在是个处长。小坤哥哥自己开了个小印刷厂，他来祭奠妈妈，说了些他打算发明的新想法。听了小坤哥哥的话，我心里不是滋味，毕竟不是爱迪生时代了，重要的发明要靠集体的力量，要靠知识的积累。他的孩子进了警官大学，因为就业好。我想进工学院多好啊！科学网总有一些人批判“民科”，“民科”惹谁了？你知道民科的苦吗？我的三个侄子，都是加州大学毕业的，有个还是医学博士，我的一个侄女今年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最出名的那个学院，可是我们整个家族都知道，在我们所有表兄妹中，小坤哥哥的聪明是无以伦比。还是想一想为什么中国还有那么多民科吧！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32年了。
中学生了，我的孩子时代结束了。我的“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等待我的是一个中学生的艰难岁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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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铮 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云南某县】（16-21，完）

王铮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云南某县】（16-21，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