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查看: 2767|回复: 4

王铮  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云南某县】(11-15)

[复制链接]

0

主题

8174

帖子

1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13
发表于 2010-6-6 15:00: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V* ^# q' N* ?  N+ s# N省委书记的检讨: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12 r% t: P  Q5 b+ p4 K" r# R1 z
$ J, r% _& d2 A
如果说我们这些“革命小将”只知道玩就错了,在革命的洪流中,我们就是一滴滴水,随着大家涌动着,如果谁离开洪流,谁马上就蒸发了。这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把你搅合进来,使你或者成为水滴或者成为泥沙一起去塑造新的地貌坡面的水沙运动,对于每一个水滴或者每一粒泥沙来,它不知自己涌向何方。
$ G) X  @5 m6 q0 e' ~: T! U: h6 R
这天,大约是1223日,我们参加了“阎红彦同志代表云南省委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全省人民做第二次检讨大会”。地点在检阅台。% K& ^  X7 ~  m" Q5 t0 {
检阅台是昆明最大的广场。在过去的岁月里,从云南都督唐继尧开始,在台上的人都是高高在上地俯视他的臣民,检阅他们。今天这个历史要变换了,那些金口一开足可以置人以死地的,今天要给大家认错了。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闻所未闻。
/ S/ @0 _+ a  n: B3 `( p
一大早,汽车就来接我们去,很多学校的,女一中起码来了五车人。在车上,有人领导我们唱起了《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会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因为这是一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殊死斗争”,至于如何“殊死”,我不清楚,反正大大小小的传单都这么说。
; ]( k8 l8 e2 r& v+ a" c- R
现在看来,从政治说,斗争的一方现在已经被“殊死”了,毛泽东为什么还鼓励红卫兵让各级地方官员作一次又一次作检讨呢?只能有一个解释,毛泽东想从思想上贯彻他的路线。“革命群众和不革命的群众想从这种检讨中确认他们被解放的地位。现在有些人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毛刘是权力之争,与这种“检讨”存在事实上的矛盾。我的记忆中阎红彦在刚刚推倒刘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得到了提升,成为了西南局第二书记,这相当于50年前的云贵总督了。在《刘志丹》事件时,阎得到了毛的赏识,所以他的地位是巩固的。这时全国性的各级党委检讨,反映了毛要进行的是思想革命。当然,毛泽东对于干部政治上也可能不够放心。这在著名的《5.16通知》里就写道“那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有的正睡在我们身边,有的正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看来通过那个“通知”的,无论毛还是刘都认为需要“清洗”,所不同的是,刘用的是肥皂,一处一处涂抹,毛用的是洗衣粉,而且使用了洗衣机" [, R$ a* U5 h7 E! z8 u
在检阅台,我们被安排在距离主席台很远的地方,整个广场人山人海,到处红旗招展。人们唱着《革命造反歌》:
8 H9 I: w! s! a$ [8 d. W. q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d8 @' j. c& J2 p& }0 M9 N; F6 X  U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 b& V* T# \' ~; q! c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歌曲,如《革命是暴动》、《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相对保守的唱:1 r1 @) E5 X2 @* F- A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4 K- F4 j- T5 k
会议唱《东方红》了,开始开会了。那个时候开会,开始一律唱《东方红》,唱毛泽东“是人们大救星”。会议结束一律唱《国际歌》,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后来有人说这两个歌矛盾,我那时候怎么一直没有觉出来,不仅我,全国人民似乎也没有觉出来。反正是歌,唱呗!对于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这歌与现在“我和你,在一起”没有太多区别。
1 y3 p' }3 ]% ?$ r
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阎红彦同志上台做检讨了,作为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他带着军帽,马上有人呼唤,犯错误的不准带军帽。应该说我是从排山倒海的“阎红彦有罪,不许带军帽”的口号中知道他带了军帽,我们站得很远,什么也看不见。在后来的揭发材料中说阎红彦一共有17顶帽子,除了两顶军帽,光毛呢帽子就有5顶。这个被作为他腐败的证据。
; a9 w) u7 T# D7 @3 L# P
阎红彦摘了军帽,开始做检讨,他们的检讨大意是说自己6月到8月,派了工作组,整了群众的黑材料,挑动群众都群众。8月中旬,又布置了镇压了学生运动。“革命群众”们不同意,说他们轻描淡写,应该从更早的四清运动开始。因为毛主席说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搞成“四清”“挑动群众斗群众”。对“革命群众”提问,阎红彦辩论了几句,见好就收。接下来轮到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检讨,唇枪舌战着,互相读着毛主席语录。原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就是用在辩论中的。后来中央专门有个通知,不准在文艺作品里写两个人辩论,相互用毛泽东语录互相反驳。赵健民是一个有思想的党内知识分子,这条优点,在革命成功前,注定了他被重用,革命成功以后,注定了他的不幸。& `2 o$ v; ~, D3 l+ @7 C

4 d5 z* G7 y# N; l" B9 a7 u
% R0 H+ \  E5 W* A

" ^# Y* [: X6 o* }' O  A5 Z' y阎红彦上将,1962年后,他几乎成为陕北红军的唯一代表。阎后来自杀了,他的自杀可能有政治的失望和对爱情生活的失望双重打击。1958~1960年的大饥荒中,西南四省区,除西藏无统计外,云南省是人口减少最小的省份。然而,1962年他做了一件过头的事。
- U2 ?( o% G6 ]: i, n5 r

7 A- g1 D0 K/ v% R/ `$ J1 M3 w
8 ~4 t( j' f& r& p9 v4 y
省委书记的检讨后,进入了群众的控诉大会。上面的人在控诉,我的口却越来越渴。于是离开会场,同学袁和同学俞也出来了,因为都口渴。找不到水,见一个卖汽水的售货车,我就卖一瓶汽水。很贵,一毛三。这是我第一次喝汽水,售货的老太太开了瓶给我,因为口渴,我一下倒口中,大概是二氧化碳的释放,一种从来没有的辛辣冲进我的咽喉,看着俞和袁过来,我觉得丢人,忍着,把汽水全都喝了下去。俞和袁问我:“好喝吗?”我想也没想:“真好喝。”两个同学,下了决心,每人花了一毛三,汽水到了他们嘴里,同样的辛辣感觉带给了他们。放下汽水,一起埋怨起我来。说了几句,大家都感到要撒尿,七转八转就是找不到厕所。我们跑到了检阅台的后面,俞同学实在憋不住,走到一棵树前,扒下裤子就撒尿。这时正好有几个女同学走过来。我和袁同学只好忍住了。 俞同学说:“划不来了,让昆明小妞把我的小雀雀也看跑了。”其实,那些女同学,看起来是外省的,因为他们说着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话。一个女同学,走过去突然转过脸,朝我们伸了伸舌头,挤挤眼,羞我们。若干年后,我看了电影《阿甘正传》,在警察林肯纪念堂边破坏传输线的画面,使我想起我们的撒尿。9 J' p) M: j0 t$ p- u3 N
俞同学实际上是一个调皮的男孩,喜欢与女孩子斗嘴。在女子一中,他经常与女子一中负责发放纸张的女生斗嘴,互相损对方。等到长后,我才知道,俞同学是一个帅哥,真正的帅哥。有一个女生要为他割腕,一般来说,女性为之割腕的,一定是帅哥,而且更可能是老帅哥。我从来没有听说是女性为那个才子割腕,所以才子不值钱,不对,不值爱,除了有钱有势的。我的一个中学老师说,实际上女性比男性好色,不然大公鸡、雄孔雀为什么长那么漂亮。的确,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我见多了女性为帅哥牺牲的;其实他的话也不尽然,还有些不帅的哥,关键要会甜言蜜语,而且逢场作戏舍得花点钱,帅,只是定理中的充分条件。“逢场作戏舍得花点钱”,这是必要条件。这是金庸《侠客行》告诉我们的。这个定理使我一度认为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千金小姐喜欢赠金落难公子。范喜良、陈世美、王金龙一定是帅哥。当然还有大量没有金榜题名的帅哥。不过现在西方文化来了,更多的是灰姑娘一双雷达眼睛搜索着白马王子的现象。定理的必要条件才显现出来。后来,我看了何其芳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何其芳说,少年男女相互斗嘴,实际上是相互爱慕了。看来俞同学和那个女同学,帅哥靓女那时候已经情窦初开了。我这个经验很重要。很多年后,我的一个女研究生,喜欢在我面前告一个男同学的“状”,然后引起在我面前的斗嘴,我就知道他们相互爱慕了,我顺水推舟,把他们安排在一个房间学习。果然,他们后来结婚了。9 u7 k" y& s4 e
从广场回来,我们发生了争论。首先袁同学说,毛主席是真伟大,是最红最红的太阳。俞同学问,太阳又是什么?我说我看过《十万个为什么》,太阳是由一些元素组成的,里面主要是氢元素和氦元素。俞同学问我元素又是什么?我说元素就是有原子量的,有重量的。袁同学说,我不信,如有重量,太阳不就掉下来了吗?俞同学突然指着太阳说:“你看,太阳掉下来了,热死我了。”大家一阵哄笑,袁同学脸色酱红。我突然想到,太阳热了不好,毛主席这个红太阳会不会太热,热死我们。' |% f, g. B8 I/ V
记得检阅台回来,我们又去省委造了一次反。造什么记不得了。我主要是想跟着去看看著名的“五华山”是什么样子。“五华山”是省委、省政府驻地,最早是吴三桂称王的地方。我有个博士同学,姓吴,他一直为吴三桂辩护,他认为李自成就像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开始是无可奈何闹革命,后来被获得的利益腐蚀了,为了扩大利益,胡作非为,敲诈官民,吴三桂做得对,忍辱负重,只不过上了满清鞑子的当。前些认真我看张纪中拍的《鹿鼎记》,吴三桂完全是韦小宝搞阴谋诡计逼反的。什么美学?历史有时候具有复杂性。不过五华山这个地方简单,过去是不允许老百姓靠近的。你别以为如美帝国主义的国会山,“我是纳税人,我要看!”革命时期,把老百姓的地位抬高了,“我是革命人,我要看!”用中国传统文化说,有失体统了。
6 r* P) A: G! n) U+ o# {. P
真对不起,革命大串联,我的革命故事只能讲出这一个,后面的故事显然是在拖场子。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业绩可讲,串联一场,没有与任何昆明的战斗队直接接触,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没有见到,还生了一生虱子。一辈子的羞耻。不过在昆明的每天早上,我和俞同学,都去帮助炊事员运煤,就这样,在昆明我们学会了骑三轮车。我们那个小地方,三轮车几乎都不见,我们用的是人力车,人像牛架在两个车把间,拉着跑。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拉的车,那车却叫小推车。中国有些东西真怪,明明是计划不生育,要叫计划生育。明明是斗的是干部、群众,却叫文化大革命。明明是私下定了项目负责人,却说叫公开招标。明明是领导决定的,却说广大群众要求。明明是捞把钱走人,还说:“父老乡亲们,这里有我的家,我爱死你们了。”# \5 G& d3 m: [' u. ?0 J( b& N
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见到关于让各级党委 “就执行资产阶级反对路线检讨”的问题评论,我只能学《聊斋志异》来个异史公曰:这种检讨,的确是使官员向纳税人负责,是中国的一次民主实验。这次检讨活动,是自上而下的,省委、地委、县委。应该说尽管当时的检讨没有对选民负责的意义,但是检讨还是真诚的。一个民主浪潮,自上而下的地实现了。纵观历史,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是自上而下推进的,从希腊开始。如果说想从自下而上建设民主,那是胡闹。非民主产生的上层,能够违背自己的利益去肯定下层的民主吗?可能个别领导人局部时段需要民主,可是其他领导人不喜欢。非民主的上层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必须否定下层与自己利益不一致的民主结果。文化大革命造反时期,下层可谓实现了毛泽东的“大民主”,这种御赐的民主,皇上一挥手就结束了。更早,慈禧太后宣布改革,贯彻一个原则:“坚持满洲人的领导。”十个内阁成员,满族占了六个。让孙文那个害群之马说,还是革命好!于是革命就发生了。中国进入了个分裂时期,日本人乘隙而入,直到毛泽东把它重新统一起来。毛泽东有句名言:“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是统一,第二是统死。”终其一生,毛泽东是想统活的。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174

帖子

1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13
 楼主| 发表于 2010-6-6 15:03:35 | 显示全部楼层
“七亿批评家”: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27 a" |, v, U, f
6 V. c8 {0 A$ J* U
在1967年年初,西方媒体评价中国是“七亿人民七亿批评家”,那时候中国人口的官方数据是七亿。当我1967年初回到老家,结果发现真正是“七亿人民七亿批评家”。在我们县除了中小学生带起了红袖套,全县人民都带起了红袖套。街头到处是新竖立的“革命大批判专栏”,上面贴着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几乎没有人批判刘少奇和阎红彦,矛头所向,是本单位的当权派。+ R! o0 }8 v  i) U) |2 n
最先造反的是像我叔叔那样的关进牛棚的人。对他们来说,应了《共产党宣言》的那句话,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而失去的只是身上的枷锁。他们成立的战斗队好像叫“风雷激”战斗队,用的是毛泽东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诗词。
# \* _8 O1 J" n' P# {& p5 e接着农林水利局,这个县上知识分子“成堆”的地位,早期被整的人,成立了“云水怒”。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是最先觉悟的,我在科学网看到,这是欧洲共产主义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
5 U: J' I. D& K6 f2 L再接着,手工业局被整的赵忠富伯伯联合制鞋厂的郭叔叔成立了战斗队,不久由于有共同的敌人——陆丽华,赵的战斗队与真理大队的造反派成立了工农革命第一造反司令部,简称“一司”。几乎所有的真理大队的社员都参加了“工农一司”的成员,半数手工业局工人成为工农一司的成员。号称2万成员。赵伯伯成为了赵司令,郭叔叔成为了副司令。恒舅舅成为他们的手下。& K& I* L2 Q9 \0 \! h
邮电局的陆嬢嬢也造反了,参加的有工业局许多工人,我的小叔叔也参加了他们这个组织,陆嬢嬢的男朋友成为了司令,产业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造司”。5 h$ D8 N# L7 u0 f' \: U7 T
寸阿姨也造反了,她的战斗队名称似乎叫做红商兵。
% \( B& m9 M$ a8 |2 V5 d3 M( p医院大夫护士造反了,叫做红医兵。
6 |- G! P2 o4 T& w& F3 }. o# y现在连县委机关也造反了,那个歪戴帽子的干部叔叔似乎就是一个新的造反派头子。. X/ C" ]0 P- D7 K
县上的聋哑人盲人也造反了,聋哑人盲人造反兵团。他们来头很大,叫做中国聋哑人盲人造反兵团滇东北独立团。我的同学冉的哥哥,一个盲人成为了司令。为什么不叫团长,因为那时候人们喜欢叫司令,每个派别都知道,自己的成员不叫司令,没法与其他组织相比。那时候司令满天飞,我在河边见到一个放羊的老头,他也带着一个红卫兵袖套,他就是他那群羊的司令。% Q# r: x+ R  M1 n3 x. {
令我吃惊的“右派份子”梁叔叔也造反了,他参加的是“工农一司”。“右派份子”尤伯伯造反了,他们的组织叫“星星之火”兵团,司令员是文教科的一个干部。在1966年底到1967年,“右派”份子由于曾经批判官僚主义,实际上得到了社会的尊敬。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得到声张的,记得我们县的朱副县长贴了大字报,马上被中学的红卫兵用红笔批上“活老虎,死老虎都是老虎。”“只准共产党造反,不准国民党翻天。”朱副县长是国民党员,他倾向于共产党,1949年前他是文教科长,保护了中学的中共地下党,而且资助了游击队,因此成为了民主人士,统战对象。他的大字报是讲周县长如何排挤他的。后来我当知识青年时,他在县文化馆当管理员,他与我成了忘年交。他讲了许多我们县的历史和地下党闹革命的事。他特别是讲了朱元璋为什么要杀功臣,为什么要移民。我们县的大多数人的祖先是朱元璋从南京“充军”来的。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人都是有自己想法的,没有想法不会造反。住在城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想法。朱元璋自己做了皇帝,怕有想法的人,所以要杀功臣,要把原来住在城里的充军到边疆。我想这可能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是后来流行的对毛的解释。
+ O8 J  G5 G& p( G: ]) q+ }+ L在这个革命洪流中,我爸爸也革命了,他们的战斗队叫什么,小角色,我不记得了。我参加了爸爸们的一次会议,这个会议是讨论怎样批判他们的厂长,一个平时总是笑嘻嘻的厂长,现在叫当权派了,那时候老百姓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当权派,不是走资派,走资派的说法是是1968年才兴起的。当权派的说法显然比走资派容易为群众理解,因为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老百姓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判别,谁当权,一目了然。革命就是挑战权威,依靠挑战权威,革命就发动起来了。记得1978年我住院时,同病房病人是一个1966年的省委的处级干部。他对我说,1967年,他妻子是个自行车配件厂的厂长,科级,是当权派,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去接受群众批判。而他自己由于在省委里是一般人员却参加了一个造反组织。不过他的组织是相对保守的那种。
* N& e( V3 K8 g, y* ^6 J我记得那会议争论的焦点是重点批整了群众的“黑材料”是手工业局领导还是这个厂长。朱阿姨,一个缝纫厂的女红工,就是负责钉纽扣的工人,是战斗队长,她的意见是直接批判局长,她说:说王师傅工资比局长高,不就是局长说的吗?这个局长以王师傅的工资比她高为理由,硬要降低每件衣服的工资报酬,弄得大家每个月少好几块钱,实在可恶。这个局长是个西瓜,批判厂长是丢了西瓜抓芝麻。' u, X8 o: [) X8 K
梁叔叔显然不同意,他说只有解开厂芝麻才能可见局西瓜。整黑材料的厂芝麻很积极。很多黑材料都是厂长汇报上去的。他举例说,张师傅,一个解放时成分化为工人的师傅,所以定为坏分子,就是厂长汇报了张师傅的话。张师傅说,批判彭德怀的人是自己吃饱了,看不见老百姓。爸爸是支持梁叔叔的,爸爸说自己技术大比武中拿了冠军,没想到厂长会在搞黑材料时说自己故意要把党员比下去,成了不尊重党的领导。5 n1 _) P( i! i$ _. R& Q# S( }
会议的转变点是一个我叫郑奶奶的老工人发言,她说厂长是个笑面虎。郑奶奶揭发,他的丈夫,老郑师傅病了,厂长到家里来看看,见老郑师傅坐着不是躺着,第二天就在全场大会上说老郑小病大养,吓得老郑师傅撑着起来干活,表情恶化,不久就去世了。郑奶奶说完就哭了。老郑师傅是很多人的师傅,那时候还真正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思想”,不想现在商业化了,说着蒙人的。郑奶奶的眼泪如同潮水,使得大家一下子冲开了心里的提防,一个个说出了厂长平时的霸道、苛刻。第二天,厂长就被揪斗了,局长也来了,站在一边陪斗。局长被要求交出黑材料。现在我才完全理解了,搞黑材料是每次运动的一种技术方式。先进人物在一个小房子里,不让人们知道,回忆准备整的人平时的一言一行,从蛛丝马迹中照出反党言论和行动,形成材料,然后排队,谁排在前面几个,谁就被揪出来。现在也不知道没有人考证,黑材料这种技术手段,是不是“二十八个半”带回来的KGB的创举,还是1940年代初某几个人把俄罗斯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1980年代初,彭真同志说,文化革命时为什么有那么多群众造反,就是因为我们的官僚主义太严重。我认为是说在了点子上。爸爸的厂长肯定是个好人,至少他是廉洁奉公的,也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可是他为什么逼郑爷爷干活,为了满足上级官僚的需要呗。他又为什么担心爸爸技术上超过自己,担心自己的领导地位被轻视呗。这是什么,用正统的话说,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猖獗,是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群众基础。
' h5 l0 l# u& E推翻封建皇帝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是废除了科举制度却没学来民主制度。在1912~1949年,中央集权体制崩溃了,所以“有枪就是草头王”,几乎各级权力都由军事力量维持。草头王们关心权力不关心民生。1949~1979年,中央体制加强了,权力是向上级负责。而执政党是一个关心经济发展的关心民生有责任心的党,因此它重视经济发展,重视人才。由于权力为当权派带来优惠和安全,为了保住权力,各级官员也就喜欢让劳动者“大跃进”同时嫉妒劳动者的创新技能,避免自己被淘汰。没有民主他们只能作这种选择。这样,总体经济活动就不能不陷入一种制止创新强调劳动力投入的过程,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迟缓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社会分化了。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这种矛盾的一次爆发。
4 w9 v) j% e! S% ?- ?起源于斯大林模式“红五类”、“黑七类”的做法,就是获得权力者的子女为得到权力接班做的政治选择。由于没有娇生惯养和存在“原罪”情结,“黑七类”们普遍学习努力而变得成绩好,他们正在经济领域、技术领域威胁着“红五类”的接班。最初的红卫兵实际上保卫的不是毛主席而是他们自己。关于谁是红卫兵的发起人,有资料表明,他们中的二人的父亲是1966~1971年间非正常死亡的两个国家领导人。但是另外一些领导人有具有平等的思想。这个制度演化到一个自我毁灭的状态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起因。
' J* Z5 V. Z7 a. \6 N官僚主义、社会分化和制度的内部冲突,导致七亿人民要成为批评家。
/ Q& K$ K0 z2 X0 O0 f( j邮电局是手工业局的邻居,他们也经常组织批判会。有次批判会是在剧场举行的,主要是批判他们的张局长,张局长定了许多规矩,按照这个规矩,职工们上班早、下班迟,搞“一帮一,一对红”,实际上是互相监督。动不动就叫职工到办公室训斥,让职工立定站好,一动也不准动,谁抵住就开“帮助会”,实际上是批判会。张局长否认这事,会场一下子就很激愤,有人喊:“张**不投降,就砸烂他的狗头。”“打倒张**,把它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几个小伙子,平时骑着自行车唱着歌送信的可爱的小伙子,口号一结束,就变“理论联系实际”,把张局长按倒,在他头上踏上一只脚,头没有砸烂,不过眼镜砸烂了。这次斗争,是在剧场开的,文化大革命,让所有人都登上了舞台。3 e" A. e$ B5 Z6 k
在1966-1967的那个冬季,批判会很多,我那时喜欢参加大学生来组织的批判会,因为他们说话的逻辑性强。北京的大学的串联队又来了,天知道他们怎么没有停止革命大串联。这天在我们所在的镇,一个农业镇,由北京的大学串联队支持了对镇书记的批判会,与他们一起组织的是这个镇的几个下乡知识青年。那个镇书记是“当权派”,群众对他最多的批判是大跃进时他当生产大队支部书记,群众饿了站不起来,他用棍子赶走大家下地干活。有一次我与妻子讨论管理学问题,妻子是教生产管理学的,妻子说“半夜鸡叫”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因为没有劳动效率。可是大跃进事情,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而且在群众身上留下了仇恨。这说明大跃进的做法不是为了经济效率,而是为了政治表现。另外一个批判的重点是四清运动,书记组织人天天查谁家变成富裕中农,弄得家家不敢吃白米饭。1 E. n8 L0 T% j, j0 a7 ?. {
北京的串联队四个人,两男两女,据说是清华大学的。由于对大学生的崇拜,我挤到他们旁边。一个瘦高个子男生说,有些偏离了斗争大方向了,怎么批判大跃进了。让拉这个支部书记游街示众,不批了。他的命令一下达,这个支书,挂着自己的大木牌,接过了锣,一敲、一边喊:“贫雇农游街了!戴眼镜的要斗大老粗了!”书记在解放前是作长工的,土改的成分是雇农。在当时的文化下,大老粗最革命。清华的女生慌了,在喇叭里喊,抓住他,抓住他。这时有个老农冲上去说,这个书记,虽然是雇农,却是管几个长工的,而且地主当时还准备招他作女婿。北京来的瘦高男生说,这个书记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份子,他用地主逼长工的办法来逼群众干活,破坏大跃进名声。北京来的女生立即喊:“***破坏大跃进罪该万死!”“三面红旗万岁!”。群众们盲目地跟着喊口号,忘记了他们刚才实际上批判的大跃进现在变成了万岁的东西。镇书记,喊着,想申辩什么,可是在排山倒海的口号里,他的声音就像蚊子的声音微弱又令人讨厌。农民,那些1959~1960年饥饿的农民,那些在四清运动中不敢吃白米饭的农民,嘶喊着,发出他们被压迫的反抗声,虽然这种声音赞扬的东西与他们忿恨的东西正好重合,可是他们不去理会口号的政治意图,他们就想通过呐喊、嘶叫发出自己对官僚主义和社会分化的气愤。
* i) ]' R& m9 e在这个社会性的风潮中,我们的战斗队已经不存在,我们那种破四旧的战斗队的确没有先进性了。这时候形成一种联合趋势,我与同学成到中学去找红卫兵组织,我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司令员是云南大学的方向东。不过说实话,我们炮兵团许多人是像我这样当过“保皇狗”的,云南的正统造反派组织叫“八二三”,就是那个昆明工学院带头贴省委大字报的研究生黄兆琪当司令的,王振鹏参加的就是“八二三”。我的朋友成同学不愿意参加这些云南水平的,他选择了大的——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云南分队。他骄傲地说,他的组织最大的,云南才是个分队。他的志向是解放全人类。
$ n$ O$ \3 @$ U$ u8 f5 \; g在炮兵团,因为人小,轮不到我批判谁,我就做了一件事,不过是大事,保护毛主席的大事。有一天,云水怒兵团,就是原来的云水怒战斗队扩编的兵团,贴了一张特大喜讯,说,最近北京301医院检查,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健康,可以活150岁,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可以活120岁。一看我就纳闷起来,林副主席活不过毛主席怎么接班。正在我纳闷时,我的司令,一个高一的中学生,让我们去贴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全文如下:' _5 ?5 L; e% y. L* }
放屁! \- G/ R, q: X1 b5 }) o8 E
云水怒的蠢才的大字报是放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什么叫做150岁,120岁。
( p/ G. ~0 K* |0 L& U大字报贴了,我总觉得似乎“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怪怪的,不敢讲。但是我相信敬爱的毛主席一定能活一百岁,一百岁,胡子肯定比我爷爷的长。这时我突然想到,中央领导人,除了董老董必武爷爷,原来都是不长胡子的。小坤哥哥是科学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肯定涂了种化学药品,不长胡子。化学这个东西对我好神秘哟。记得大学里学热力学,老师讲到它向物理化学的延伸,我就有点烦,所以后来我选修的是统计力学。统计力学,是对我一生思想影响最大的学科。从个体行为统计出群体的涌现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的不可逆演化方向。我理解不可逆演化就是进化,而不一定是进步。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174

帖子

1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13
 楼主| 发表于 2010-6-6 15:04:19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月风暴在小城: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3! b6 k$ Z  _7 V; B$ O" r2 \

( K+ ~$ I& ]0 e+ u8 d1 E! d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一个东西,叫“一月风暴”。什么叫一月风暴,按正统的说法就是张春桥、姚文元串通少数造反派向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夺权。我不想争论为什么两个跳梁小丑能够通过几个造反派就多了政府的权力。我只记得到了1967年1月,所有的权力机构都瘫痪了,各级当权派都在做检讨。检讨已经是他们唯一的工作。有本小说,好像叫《盛大的节日》写道,张春桥到社会夺权的前夜,毛泽东赐宴于他。毛泽东的确想收场了。7 D# Y5 G0 z  L: k4 @
1967年1月21日,我们县的各种代表大会联合举行会议,会议叫“革命造反派夺权誓师及尚登高代表县委做第二次检讨大会”,会议是由许多造反组织联合召开的。尽管开始造反比大城市迟,但是由于12月的文件是发动了工人农民造反,造反的波的相位,很快赶上了大城市。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文化扩散现象。; E# E5 r% }% z( ~+ z+ @' B/ t& K
会议是在第一中学的大球场开的,五个篮球场加上一个小足球场,估计约4~5万人。工人、农民、各种群众组织来了许多人。我们的“炮兵团”安排在篮球场靠近主席台的地方,谁叫我们炮兵团是大组织呢?不过会场的正面是来自我们县革命老区的“八八贫下中农造反兵团”,他们拉得早。“八八”是纪念《十六条》通过的日子。听说他们早上三点钟就起床,走到城里10点钟。后来有人揭发说,他们是县委特别组织的,进城开会,管一顿饱饭,而且算十二个工分。要知道那时候农民的强劳动力干一天才给十个工分。
- t5 x7 \% B% _会议开始,尚登高开始做检讨,接着是周县长。尚书记是1961年后当书记的,1959年大跃进,我们县饿死了三万多人,毛泽东专门写了篇文章,叫《一个教训》。指示邓小平、谢富治专门为这件事到我们县视察,我前面已经说过。我叔叔的一个战友岳二叔,当过谢富治的警卫员,跑去找了谢,谢批个他25斤粮票给了15元钱,交代要关照一下宋政委的警卫员,这样我叔叔也分了12斤粮票,所以我们家再也没有饿死人,除了我的弟弟王志国。那年,在县孤儿院,邓小平抱着一个叫陈锦云的男孩说,这些孩子就像大树上的果子,他们的父母是大树,现在大树到了,我们共产党就是大树,就是他们的父母,我们要抚养他们长大。在场的许多人哭了。我这个故事是我当知识青年时,听陈锦云说的。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在1966-1967年的“革命大批判”时期,我只在我们县见过一次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这些中国老百姓,他们心里记着你的恩德。可惜《邓小平传》没有记载这个故事,他们没有记载老百姓最记得的故事,也许他们认为是小事一桩。“哪朝哪代没有饿死过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据说这是某个地方大员说的,他后来或多或少上了“四人帮”的船。幸好小平不这么看。5 r# c' x* i2 @+ |: x* P
传说中的故事似乎有点夸张,据说就在孤儿院,邓小平问了老县委书记知道饿死人的滋味吗?知道当孤儿的味道吗?县委书记说不知道。当场邓小平撤了老县委书记的职务,这个县委书记刚刚因为大跃进的功劳破格当了省委委员,邓小平让这个尚登高代理县委书记。尚书记流着眼泪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一定会知道要种粮食。他果然不负众望,停止搞公社食堂之间的粮食免费调拨,上面也不要炼钢了,他发动种了生长期短的荞麦和土豆,到1960年开始我们县就没有饿死人了。后来他又安排了修了莲花田水库,灌溉了半山区农田。组织整理了盘江,不仅治理了水灾而且把盘江的一个河湾地区裁直,改造为稻田,增加了粮食产量。解放前一位熊县长就开始作此事但是久久没有完成。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强呀。1965年底,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周县长代替他负责“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所以老百姓的记忆中,只有他的好处,只知道他是个焦裕禄。1971年这个县委书记死了,棺木每过一个村子,村民们都排队出来送他,我没有发现有人组织。
1 Z4 F5 f8 l8 Q批判大会集中到了一个焦点,大约在明代,有一个姓杜的县令,组织治理了盘江,新开的一段河,被叫杜公河。尚书记治理的河,有好事者叫尚公河。会场上,造反派要尚书记作检讨,为什么把党领导的功劳算在自己头上。本来尚书记检讨一下也就完了,轮到周县长检讨工作组错误了。大约十天前,他已经代表县委检讨过一次,现在应该轻车熟路了。突然一个小学老师,叫朱立一的突然站起来喊口号:“谁反对尚登高,谁就是反革命。”“八八兵团”的农民,本来就是安排来保卫县委的,也跟着喊起来,因为他们觉得尚登高是个好官。袁CX立即在台上指出,这句口号是反革命口号,因为只能把这个“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用于毛主席。朱立一一下子傻了,农民们也傻了。会场刚安静下了,有人上去发言,他提出朱立一是现行反革命份子,因为他把尚登高拉了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在一个级别,要求在场的公安局长杨康朋逮捕朱立一。杨康朋是个刚正的汉子,瘦高个子,坚决拒绝。他说这是个认识问题,不是反革命。他话音刚落,马上有人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受蒙蔽无罪,造反有理!”。会场陷入了混乱。最后造反派与县委达成协议,带着朱立一到昆明找昆明军区评理,这样周县长、杨康朋与选出的造反派代表一起上昆明,昆明不行,再上北京。不知道什么原因,尚书记反而不需要去。这时候突然有人喊:“朱立一不见了!”朱立一跑了。朱立一跑了就跑了,谁也不是真心关心一个小学老师,现在人们关心的是革命,是夺权。告状团出发了,顶着一月里夜间的北风出发了,要知道那时候他们都是乘的解放牌卡车,没有车棚,在汽车上吹着风冷。我不知道这些造反者怎么克服了隆冬之夜的寒冷,可能一月的夜空,更容易看见北斗星,更容易想念他们的恩人毛泽东,按某人的回忆录,那天毛应该与自己的孟夫子跳了舞。5 a" |0 [) f1 `( a
两天后告状团回来了,可是有一个人没有回来,公安局长杨康朋,他被作为现行反革命份子逮捕了。因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他居然敢不打倒。杨康朋的妻子是妈妈的堂妹,她来找她的二姐姐了。妈妈安慰她说,不要紧,相信毛主席。说反革命话的是朱立一,不是妹夫。过些日子,风头过了,再想办法。堂姨哭成个泪人。
' n" e! N! y, L! Q堂姨走后,父亲说,少理她,那年杨康朋抓你她怎么不管?这时我才知道,1959年,我妈妈生志国弟弟时,住院前,作为缝纫工的妈妈把她的缝纫机皮带松了。有人告到公安局说妈妈不仅不参加大跃进而且还破坏生产工具。孩子出生第三天,妈妈回家的路上被捕了。杨康朋是审讯人,在法院妈妈陈述了自己的情况。杨康朋问:“生孩子几天了?”“三天。”“三天你出来干什么?”“没有奶,回来拿点糖泡水给孩子吃。”“你们家其他人呢?”“跃进去了,老王在乡下,我婆婆在晒谷场赶麻雀,我公公在纺织厂纺线。我大儿子的幼稚园组织了拣谷穗去了。”妈妈被放了回去,医院的孩子饿了个半死。经过这么一吓唬,我妈没有了奶,而且不参加跃进,妈妈的粮也减少了,饥饿和疾病袭击了只有三个月的他,志国,我的弟弟,还不知道什么叫“国”,就在死亡了,没有实现他建设祖国的志向。他要是活下来,妈妈被误捕就是小事,可是他不懂事,死了,人命关天,由于领导不会犯错误,妈妈被以破坏大跃进罪名判了管制两年,也没有宣布,糊里糊涂,我妈妈不知道,他的领导也不知道,直到我1971年要加入共青团才从公安局的档案查出来。妈妈反驳说:“不得杨康朋,判了关你三年,先例不是没有的?”
% Z' k; f" f* h由于大家的努力,半年后杨康朋被放出来了。杨夫人后来与妈妈很好。我不知道如何评价这件事,因为想到这里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小时候我想,那天我不去拣稻穗,也许弟弟就不会在第三天挨饿,妈妈就不会被捕。我一直感到自己害死了弟弟,有内疚心理,直到后来看电影《爱德华大夫》我才知道自己是心理疾病。《爱德华大夫》是英格丽·褒曼主演的。我有个学生,我说她长得有点像奥丽佳·赫本,她说我夸奖她。我说不,我心目的可爱的女性是英格丽·褒曼,因为她不仅漂亮,而且用诚心和科学态度去对待世界。我想,如果我们的思想同学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诚心和科学态度去对待世界,就没有杨康朋先生的悲剧,就没有我妈妈的悲剧,就更没有我弟弟的悲剧。这样,可能谁也不是反革命。多么好!
7 _, m0 j( }9 B" Y, v经过这个折腾,县委、县政府瘫痪了。造反派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等等,这些代表大会怎么运行,恕我当时太小,知道得太少。不过知道一点,他们夺权了。; v+ {: g% ~7 V9 |4 W
为了夺权,各地按毛泽东指示实行“革命大联合”。因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面临掌权的造反者联合起来太难了。我只是从叔叔们的议论中知道,邮电工人者叔叔领导革命工人造反司令部与赵伯伯领导的工农革命第一造反司令部发生了矛盾,什么矛盾我知道一个,好像是在如何恢复生产的问题上。“革造司”主张春节多放假,因为“革造司”包括了许多外地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天天在外跑的邮电工人,希望过年多回几天家。“工农一司”主张过革命化春节,缩短放假。争论不久,正好中央来了文件,1967年春节不放假。“工农一司”胜利了,“革造司”一下子蔫了。“工农一司”的宣传队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在表演他们自己认定的战歌:
" B  V8 T" b$ j% Q* E$ P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我们坚强,我们勇敢。我们坚强,我们勇敢。要把那帝国主义反对派,彻底埋葬。……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 k' W% O+ t+ B; W现在两个司令部的都是工农兵,他们发生矛盾了,可是没有协商机制。要最后胜利的这些工农兵要分裂了。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174

帖子

1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13
 楼主| 发表于 2010-6-6 15:05:21 | 显示全部楼层
问苍茫大地,谁住沉浮: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4
9 j9 G" s) l# c0 k9 s
. R- V9 Q# ^' O  H3 O“问苍茫大地,谁住沉浮?”是毛泽东的一句诗。那年作为一个小学校长的毛泽东要到广州去找孙中山了,他将由此进入中国历史的主流,要出人头地了。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写下这诗句。/ F( w- k2 p4 P7 s
1967年的2月,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通过揪斗 “当权派”,“粪土当年万户侯”了,社会组织没有权力结构了,到了“问苍茫大地,谁住沉浮?”的时候。1967年的春节,按国务院的通知,不放假。大年初一那天,农村的表哥换了新衣服来到我们家拜年。我问:“你没有干活去?”他说:“他妈的什么鸡巴政策,一年到头都不让歇一歇。我起床后,挑了担粪,往秧田一倒就回来了。”“其他人呢?”“谁去,转一圈挣八个工分回来了。”“没人管?”“谁管?造反了,我就是天王老子!”9 K( \( ?; O& Z. @' \
“谁管?造反了,我就是天王老子!”的确全国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刚刚夺了权的“工农兵”不知道怎么来管理这个国家,也不知道怎么来解决自己的面对的行政问题。不过人们还是自律地去往地里送了肥。社会靠自律运行着。
/ t& z3 Y7 l! T; R& O自律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有序的基础,在七亿人民七亿批评家的国家,自律导致各地成立了各种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革命知识分子代表大会。这时我们县这些的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和教代会,进驻了县委、县政府。这些代表想主沉浮。
9 v+ l( A3 J/ {# P4 P可是问题来了,这些“代表”代表谁呢?他们不是公众选举的结果,而是各个造反兵团的司令。代表着个兵团的利益,于是“X代会”成为内部争吵的非正式组织。恩格斯说,革命需要权威。韦伯说,行政需要集中。这些各自想主沉浮的人员违背的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准则。于是毛泽东教导他们说要搞革命的大联合。" g9 L8 e0 a7 n8 w9 D1 e
革命的大联合在全国得到响应,造反派开始了全国性的联系,而不是如毛泽东希望的在本地“求大同存小异”,因为利益分配机制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造反派真的联合了,中国就会出现1926-27年的形势,一个国民党,一个共产党。导师去世了,内战也开始了。
3 M8 ^6 U* g+ i$ U* \& t$ Q更大的危机出现了,社会上出现这样的思潮,要学巴黎故事,要搞代议制。也许这些提出者仅仅是红卫兵运动的失落者,他们没有进入红代会,希望得到一部分权力,也许个别人的确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不过对大部分失落者来说,他们拥护“巴黎公社”。关于巴黎公社的讨论出现在各种大字报上,巴黎公社成为了一个民主梦想。这时最流行的毛泽东语录已经不是“造反有理”了,而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盛传天津、广州和长沙的三个学生提出要搞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选举代表大会,换言之,至少有三个学生提出要把革命的大民主贯彻下去,我记得大字报介绍的有广东中山大学的,天津南开大学的,还有湖南师范大学的。后来我知道湖南这个人其实是湖南师范大学附中的,也许为了增加号召力,转载的大字报把这个叫杨小凯的人说成湖南师范大学的大学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被说成是杨开慧的侄子。中国人有一个拥护正统的传统,活到现在,我没有听说过杨开慧的一句坏话;杨开慧的亲戚,谁都相信是好人,大大的好人。杨开慧的儿子没了,杨开慧的侄子代表着正统。,
. z5 ?" a6 P4 P8 P当时大众对杨开慧的赞扬,或多或少是因为人民已经厌倦了江青。顺便说一句,到现在我也没有见到关于这位经济学家是否与杨开慧有亲戚关系的权威说法,看来是假的。不过人们把他与杨开慧联系起来,无可非议地是包含了承认他思想合法性的成分,或者说承认他的思想。建立民主社会的思想,在1967年的春天开始涌起,为了证明他的合法性,人民给了它两个合法符号:第一是巴黎公社,第二是杨开慧侄子。
7 {' o: `* A1 _4 H“一月风暴”的上海的夺权,最初叫“上海人民公社”,据说上海的革命群众要学巴黎公社的模式,组织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共同执政,大家开会议,投票决定事情。" B1 n8 s: i& S2 \1 h3 ^, @6 X
造反派或者革命群众们,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制度,因为没有人教他们。现实的情况正如韦伯说的,行政结构需要权力集中,大量的代表会,各自发文件,例如贫代会说当贫下中农需要住院治疗时,医院应该无条件先行收治病人。医代会要求加强医院收费管理,防止国家财产流失。春耕就要开始了,农业生产怎么组织?农民当然会种地,可是农药、化肥和柴油需要调拨,贫代会与工代会想法不一样。各级政府已经无法行政了,社会很快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打倒“无政府主义”的大字报与巴黎公社精神万岁的标语同时在流行。: O, r3 g2 T* W: }8 Q+ W
现在毛泽东在两面作战:夺权是必要的,大联合也是必要的,但是大联合发展为全国性组织怎么办?还有那个巴黎公社,龙来了,毛就像叶公子高。1925年的革命者自己已经被权力宠坏了。# t" W5 h" F/ l) ?3 U1 C, Y$ a$ g
毛泽东出招了:9 H' Y+ J0 z( e6 s
周恩来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话不是最高指示,因为这是《湘江评论》的话,那时候毛泽东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话没有阶级性。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是没有阶级这个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讲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换言之,代议制没门!中央文革,这个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部门传达了毛泽东新的最高指示:“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8 h0 M! g; e! J6 c& X; _在上海张春桥很快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下来:巴黎公社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不是搞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这是大字报说的,不知道是真假。我当时很想不通的是斯大林明明说过巴黎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过很快就想通了,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斯大林的话,最多一句顶九千句。
1 Y! R0 U9 ~: o6 _- H$ N( N毛泽东提出了新的模式:9 R: `6 B2 `: S" S# y" u
在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应该组成由革命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的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的领导小组,关于这个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 \% n. e& `: y" y毛泽东的话,我现在只记得个大意了。毛的话是明确的:不要代表大会,要行政机构;不要选举,要群众、军人和刚刚打倒的政权官员的三结合。毛泽东还说,如果搞“巴黎公社”式的结构,我国的政体就改变了,有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就可能不承认我们。我当时听了,只能说不懂什么叫政体,但是觉得毛主席好伟大,他考虑得很深远。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我与我的同学们一样,对毛泽东充满了盲目崇拜。12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诲的。当时有一些英雄故事,说他们会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会唱的第一支歌是《东方红》。我心里骄傲的是,虽然我会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但是会唱的第一支歌的的确确是《东方红》,不过这个骄傲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太多的孩子会唱的第一支歌都是《东方红》。) [* |! p. H% \# l! `6 u
在毛泽东的“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发布的同时。新的大字报也出现了:中央已经明确表态,想搞“巴黎公社”的是无政府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巴枯宁主义,于是那些坚持巴黎公社路线的人成为了反革命。后来据说抓了三个反革命,广州的、长春的和长沙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天津的,反正是传闻,不准确。其中长沙的那一个人活下来了,后来成了华人中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他所以能够被允许活下来,是因为他姓杨,姓杨的很多,他不仅姓杨,而且是杨开慧的亲戚,周恩来保了他。杨开慧的名字救了一个未来的经济学家的命。当然,原因可能他仅仅是个中学生,而那两个是大学生。周恩来的观世音菩萨形象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6 E5 ]& E7 X0 B. Z2 L$ ~
$ n! l: B% \/ w$ b- `! w  p$ U上海、黑龙江、贵州等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叫《东北的曙光》、《西南的春雷》,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都似乎分别是原来的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从地缘政治看,毛泽东基本上是每个地区成立一个省革命委员会。如东北的黑龙江,西南的贵州,华东的上海,全国被分割开,我听我叔辈们议论:毛主席,真厉害。在组织上防止各省串联。爸爸没有议论,他还是上班干活,他要养家活口的。可能他感到,一个普通工人,谁统治他,没有太大差别,就是别让自己活不下去。他是大多数工人的一个代表。% ]3 @( [. K* U; |* N7 Z; Y. ]
大约二月份,我记不准了,周恩来陪同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全国性群众组织都是反革命组织。这个规定法律上有漏洞,因为全国总工会、中国民盟等等都是全国性的,难道它们是反革命组织吗?正是你周恩来批评了把《光明日报》封了的红卫兵,说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机关报,不能封。当然你可以说民主党派不是群众组织的而是官方的,可惜那时候没有参政党这个手法。无论怎么说,这个矛盾规定有效阻止了全国性造反组织的出现,不然1925-1927年的中国局面就可能出现。“全国性群众组织都是反革命组织。”一宣布我的身边立即出现了变化,我的成同学,那个参加“国际红卫兵”的成同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反革命组织成员。他的绰号叫“记者”,因为他的文笔好。同学冉的哥哥,那个盲人司令,因为参加了全国盲人聋哑人造反兵团,也成为了反革命组织成员。我不清楚他后来怎么被处理,我只知道作为盲人的他,喜欢音乐,也喜欢摆弄只有一个二极管的所谓“矿石收音机”。他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
* z' S/ a5 d- G* V& T7 {现在毛泽东积极地推进革命委员会了。毛泽东紧接着指示:革命委员会要进行一元化领导,可是这个一元化不存在了,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毛泽东宣布“三支两军”:派解放军支持左派,支持工业生产、支持农业生产,对一些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对学生开展军训。在形势上最迫切的是支持“春耕生产”,中国人民谁都知道这是重要的。一个女生独唱流行起来:“抗战胜利到如今,山也想人水也想人,山想人,水唤人,唤来了老八路的接班人。”/ X( y- k/ ]# L6 I- O1 X
经过结果这个折腾,毛泽东实际上又回到了刘少奇的路线上。刘少奇一直致力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毛泽东是思想家,刘是政治家。对于这场革命,毛从青年时期就有一种民粹主义思想,毛要通过“大破大立”建设一个新世界,要破除刘建立的所谓的“条条专政”的中央集权社会。可是现在毛的思想行不通了,除非学巴黎公社,再可是毛不喜欢巴黎公社。
6 @& k+ d8 ]7 f6 z# o& P- d0 t这时,毛泽东做了一个让后来人指责的事,一般人认为毛泽东不必作这种小事。毛泽东下令枪毙了遇罗克。这个做法与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一贯做法不一致。遇罗克是谁?一个中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遇罗克几次投考大学,由于父母是资本家都被拒绝录取。文化大革命来了,遇罗克编辑出版了一份小报,叫《中学红卫兵》,遇罗克批评了1949年来奉行的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的歧视政策,他认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可以背叛家庭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知道最初谁安排逮捕了他。应该说他批判的是刘的路线,挑战的是新贵族阶层。毛在这时下令枪毙他,有两个意义:第一、毛向一部分人表明,他仍然要维护新贵族利益,毛需要他们的支持,毛不允许天翻地覆般的巴黎公社;第二、毛要向小将们表明,自己要开杀戒了, “正在犯错误”的“小将”,你们必须接受一元化领导。
! k: o6 ^4 ?) q2 A毛泽东已经焦头烂额了,一月里,他向李宗仁表达了自己的担心。1990年代我看到一个回忆录,回忆者提到大约1月中旬,刘约了毛会谈,在人民大会堂。刘对毛说,这次运动自己犯了错误,各级干部是因为执行自己的“错误路线”才犯错误的,希望尽快就自己的问题做出决议,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不知道刘是真正认识到工作组的错误还是一种策略。就这个请求的时机来说,刘错了。对毛泽东来说,如果接受刘的妥协,“广大干部解放出来”,等于承认是因为个人权力斗争他废黜了刘少奇,被解放的“广大干部”会感谢刘,刘的思想会得到保存。而且也只有这些犯错误的干部可能重新组织这个社会,他们一定会“拨乱反正”,按逻辑毛应该担心起来了。于是他指示戚本禹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是关于一个电影《清宫秘史》的,故事讲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冲突,电影暴露了义和团的无知。我仅仅看到了电影的剧本,人民日报发表的,世哥哥是中学生,他被允许到曲靖看了这个反动电影,他说电影里的义和团都是些青面獠牙的。戚本禹指控刘说过这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尽管刘否认他说过,可是刘没有发言权。文章把刘钉到的是卖国主义的耻辱柱上。下面的一些事情显然是毛安排的,刘夫妻被批斗,虽然对刘的批斗限制在中南海内,王则被骗到清华大学接受了“喷气式”,请君入瓮了。参加骗刘夫人的还有她自己的女儿,人们只能自保了。接着夫妻都被捕了。现在的说法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最初的计划是以美国“战略特务”名义枪毙刘夫人,毛说“刀下留人”,也许毛记起了什么,庐山会议的友情?也许毛知道“战略”特务本身是说不通的。对刘夫人这个诬陷连我这样的小学生都说服不了。告诉你个秘密,我与帅哥俞私下的辩论话题是“王光美可能是美蒋特务吗?”我的质疑是:“如果她是美蒋特务,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什么机密文件没有,那么美国都知道我们中国的一切了,因此她不可能是美蒋特务。”小帅哥的意见是:他在山上放牛,捡到过台湾的传单,老蒋知道大跃进饿死人。这么保密的事老蒋都知道,那么是谁泄的密?不过他也不相信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是美蒋特务。“当了国家主席夫人,不是娘娘也是王妃,吃穿不愁,顿顿有肉吃,天天吃牛奶冰棒,做特务有什么意思?”
0 r- s) R4 k0 }' Q6 Y: |" s2 _1 D. B( D, k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词——“肃清刘毒”,为了肃清“刘毒”全国加大了对“当权派”的批判,各级干部,随时可能被从家里揪出去接受批斗。记得我们县的造反派,把周县长从家里拖出来,让他带着戏剧的乌纱帽,架在汽车上,到各乡镇去游街。造反派,过去那些“黑七类”成员,就像当年“红五类”斗争他们的父母一样,把“红五类”中的官员父母来出去游街了。不过基本上没有打人现象,也许他们感到没有去年的红五类理直气壮。“红五类”也不是好惹的,他们组织起来,把曾经揪出的“黑帮”和地富反坏分子重新揪斗了一遍。“黑七类”为了政治上的主动,也揪斗了“黑帮”和地富反坏分子。我记得剧团的袁大伯、罗二伯、我的大公公、二公公都在这时被再次揪斗了。许多“红五类”揪斗了自己的父亲,他们实践着江青的话“老子反动而背叛”。造反派形象,从前期的英雄向暴徒转化了。
' a0 C! o- i" p, o后来有人说刘是国家主席,毛泽东一挥手刘打倒了他。其实刘本身就是毛泽东一挥手就成国家主席的。一人立之,一人废之。提倡巴黎公社的人,有一部分可能是看到了这个悲剧的根源。- w3 m; G( ~, k& ]/ C$ b
就在这个时间过程中,红桃老四变成了黑桃老三,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陶铸莫名其妙的倒了,萧华也倒了,不知道与这场思想斗争有没有关系。我的感觉,在1966年底、周恩来、陶铸、萧华的发言,比中央文革的发言,更多地得到公众的认可。记得当时陶铸是反对再次揪斗黑帮和当权派的,而萧华试图控制在北京已经发展的在军队揪斗当权派局面,用吴法宪回忆录的话说,萧“想保自己”,他这个自己弄得很大。可惜,现在也没有关于“换牌”的令人信服的说法,这些是我的推测。
! l$ ?- ^9 M: {“问苍茫大地,谁住沉浮?”,毛泽东、杨开慧当年提出的问题,现在杨开慧的侄子们开始思考了。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174

帖子

1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13
 楼主| 发表于 2010-6-6 15:06:0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二月逆流”: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5
1 F" `8 g6 X' t( G9 U8 A1 m+ }2 j$ X. {- g8 k
批判“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副总理的大会。关于“二月逆流”已经有许多著作。但是我认为他的真正代表人物是周恩来,因为逆流人物或者是周恩来的助手,或者是周恩来的法国-黄埔同志。谭震林不是黄埔毕业生。
7 p9 o3 l3 a! {3 @' G9 c
1 T! v. z# D! S8 o# y5 q“二月逆流”是个历史名词,它是1967年二月中共一些中央委员和国务院领导与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就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发生的一次冲突。这些革命元老有充分的理由挑战“中央文革”,经济还要不要?国家的安定还要不要?这些逆流人物或者是周恩来的助手,或者是周恩来的法国-黄埔同志,他们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国家重新有序化,这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一致的。按照正史的说法,毛泽东起初理解这些革命功臣的发言,后来毛泽东在听张春桥说陈毅否定他的“大革命时”,动了雷霆之怒,于是有了“二月逆流”这个说法。这些后来正史把它叫“二月抗争”。既然是一个历史名词,完全没有必要改。“逆流”没有什么不好,公元228年时,在控制长江流域的西风中,诸葛亮借来了逆流——东风,为孙刘联军的胜利打定了基础。我的女儿在中学的一篇作文中写道:2 e% ]0 T) w  F2 ^; E- Y1 i# y
你看就在周郎决战的前夜,那些衣衫有些破烂的士兵,他们站在战船上,等待着诸葛亮为他们借来的东风。风来了,在宽阔的江面上吹着,冬天的风是冷的,有几个体弱的打了寒战,但是他们紧紧地守护着身边的芒硝。战船出发了,他们要点燃自己的船去冲击曹营。作为第一批冲锋者,他们肯定要死去,虽然他们一个个水性很好,但是在战船点燃后跳入冰冷的江水中只能是九死一生。也许若干年后,有人会说他们不值得,为什么不让曹操统一中国呢?可是他们这时想的是不让曹操大军杀向徐州时沿途鸡犬不留的事情在江南发生;他们这时想的是不让曹操大军像在突入长板坡后一样抢夺自己的姐妹。也许他们有人仅仅为自己是个军人去尽职。这时他们有个信念、有份责任,冲锋了,陷阵了,牺牲了,于是历史写下了新的一页。历史留下了周瑜、黄盖、诸葛亮这些名字,他们没有;可是他们却留下了江南的魅力。这就是他们书写了历史,就像长江里的一滴滴水,汇聚在一起,切开了山谷,塑造了平原。是平凡创造了历史,是有信念的平凡创造了历史。
, X, m! l% }0 K9 I1967年的“二月逆流”,北京城的老干部们的确像孙刘联军的将士,他们认定自己面对一些篡位者需要冲锋陷阵,他们要为自己认定的正统牺牲,他们也要为自己青年时期就抱定的理想——中国的经济繁荣而抗争。1966年的中国经济降到了一个低点。
8 O* k% j+ t6 u) s4 U0 j1967年初,反造完了,司令们在争权夺利。后来有人评价引用列宁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由此否定一月风暴的意义。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当时的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思想或者说“杨开慧侄子们”被抓起来了,人们找不到一种社会组织的有效形式。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提不出理想社会的模式,毛泽东应该是苦闷的,在某人的回忆录里,毛邀请她们跳舞的频率高了。对于事业型的男人来说,“沉迷女色”往往是苦闷的标识。知识分子张春桥,这时发明了“革命委员会”,接着发明了“继续革命”的说法。因此,,一贯不信任知识分子的张春桥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为全国树立了个坏榜样。这时,中央的陶铸倒了,当时对他的指责是他搞“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又说他做了一件事,指示新华社把登上天安门的某个元帅的投向换成了邓小平的头像,向全国传达一个信息,邓小平没有倒。因此他被批评保皇派的总头目。他是不是与杨开慧的侄子们有思想共鸣我不知道,将来一些有些专家会弄清楚。反正红桃老四一下子变成了黑桃老三。在公众心里,陶铸是一个关心公众利益的,因为他要求把黑材料统统烧掉。我们县剧团的一个过去被迫害的造反派说,我不相信陶铸同志是坏人。被女朋友揭发了,对不起,群众对他专政了,斗了,打了,红袖套没有了。小时候看戏,他就是演周瑜的。这个造反者,他是同情“二月逆流”的。
' K2 R" N9 }3 K. @我们的学习已经名存实亡了,开始我们同学戏称我们是“七年级”,后来连七年级也没有了。我也不到学校去,二月底的一天,我到学校去,发现了一张关于我的大字报:
& d9 |, H5 l6 J开除" V# z' j& d0 F5 C' O
王铮同学思想上一直受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场不坚定,特别是在全国人民反击二月逆流的战斗中,王铮同学,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参加任何革命活动。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团陆良县分团决定开除王铮。, f( C1 w# i! r5 i3 @
我被革命的群众组织开除了,天呀!对我来说,真是个“二月逆流”。我感到天昏地暗。我立即找我们的司令平申辩,我舅舅结婚,我在帮助他忙。“没门!难道结婚比革命重要吗?”平司令斥责了我。我不服气,怎么说我“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思想”呢?平司令告诉我:去年十月份,我贴堵老师的大字报写道“封建主义已经全军覆没了”,封建主义全军覆没了吗?没有,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我的大字报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听到这里,我无话可说了。
1 W9 {7 Y) o- N/ B0 J4 b对于这件事,后来我一直思考。当我用“左”的思想看待堵老师的辫子时,就为更“左”奠定了地位,所以我的大字报奠定了我被开除的基础。上大学时,我看到了丁玲、范文澜批判王实味的文章,又看到了周扬、田汉批判丁玲的文章,也看过文化大革命批判周扬和田汉的文章。我想,文化的发展有种惯性选择,顺着一个惯性选择下去,直到这个文化越来越与社会和谐冲突,发生反噬。那个时代文化的选择是“政治挂帅”,社会思潮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容不得异己分子,直到了1976年。现在我们的文化选择是“经济效益”,人们越来越成为经纪人,反噬可能不远了。% Y* M3 q: F" T9 u/ |
" E+ x4 D& C  V8 y( |
被炮兵团开除,一种孤独的感觉袭来,你看看每个同学都带着红袖套。我一气之下参加了与炮兵团对等的 “八二三”,炮兵团和“八二三”后来成为云南对立的两派,不过当时还没有公开对立。反正革命大联合了,各个造反组织在招兵买马,我这个有过短短的保皇派历史的没有人注意了。实际上,我从中学获得的了许可,与老战士王振鹏一起在我们小学招兵买马,没有几天,我们凑足了六七个人,最小的孩子是小学二年级的,我弄了个小队长当当。没想到好景不长,有一天上午,一个同学来叫我,这个二年级同学家出了事,因为镇上的现在的革命造反组织的头头李ZY认为她妈妈做小生意是投机倒把,把他家抄了,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一地,什么针线呀、鞋垫呀、衬布呀,他妈妈平时靠做鞋垫过日子。这些“革命者”还把火坑挖了,怀疑里面藏着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2 [  H* U$ ?, t+ b
我赶到他家时,它家堂屋的地已经被翻了一个遍,所有的草凳被拆开了以发现里面有没有东西。这个孩子呆呆地站着,眼睛里含着泪水,他的妈妈,一个小脚女人,已经被绑走了,他没有爸爸,爸爸大概在1959年饿死了。我把他搂过来,第一次对造反产生了怀疑。“以后他们家怎么过日子呢?”我想。我们出面问为什么抄群众的家。李ZY满脸凶气,朝我们吼起来:“小孩子滚开!”摆出要打人的样子。我也不是好欺负的,说:你过去不就是一个保皇派吗?怎么表现得比谁都革命。他说:老子受了当权派王宗贤蒙蔽,现在是“反戈一击有功”。原来他就是为了“有功”。虽然“八二三”是老造反,可是现在为了扩大势力,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招了。他这个过去专整别人黑材料的,现在也戴的“八二三”的袖套。我安慰了孩子后到中学找到我们的司令李,一个高中生,司令淡淡地说要我们站稳阶级立场,一副失恋的样子,对我们也没有个重话。也许他真的失恋了,也许他感到了迷茫,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他的失恋中,他的革命的成果实际上正在被李ZY这样的投机者篡夺了,投机者们以革命的名义,重新复活了搞黑材料那套,却没有刘主席建设有序社会的理想。这些人完全是批破坏狂。也许李ZY,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所以表现出更为革命的姿态。再次见到孩子时,我传达了司令要我们站稳阶级立场的意见,孩子很委屈地站着,眼睛里充满了胆怯。因为他此事的立场是中午的饭到哪里吃。我带他到我家我看着他,吃了饭,告别时,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我想起电影《槐树庄》的这句话。可是这个孩子才9岁,我才刚刚进入13岁。这孩子穿了一件穿了很久、洗得发白的蓝衣服,老式的,就是现在张艺谋导演常穿那种,我们互相对视着。如果有人问我我们那时的内心世界,那时候没有什么内心世界,因为恐惧与失望掺混着。这件事在我心里立下了阴影,我后来特别同情单亲家庭。有一次,一个女生说她找了个男朋友,缺点就是单亲家庭。我立即表态支持他。单亲家庭的孩子能吃苦,事业心和责任心都很强。我半天才说他们比较敏感和有时候喜欢自以为是。因为不这样他们就经受不住社会的白眼。这是弱点同时也是优点。
3 \+ q6 K3 R5 @, x4 w+ c; D这个孩子家被抄的事使我们的战斗队员感到很沮丧,大家不知道革命该革谁了,而且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社会没有了规则。这个小男孩不再来了,我们也不想到中学去找“战友”了,我们的战斗队没有几天就散了。我这时候成了一个逍遥派,一个不再敢相信革命的人了,在1967年的春天,可能不仅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大人们也感到不知所措了。; o$ }2 i% q8 L8 `7 l0 ?
我这样的不知道阶级立场的孩子,就在家看了许多书。哪里来的书,中学图书馆偷的,许多同学都去偷。就这样,我看了《红楼梦》、《王子复仇记》、《安娜卡列尼娜》、《开花的荒原》、《海涅诗歌》、《雪莱诗歌》、《欧根·奥立金》,“我是一个青年,我有这样和那样的优点和弱点”,我当时想为什么与优点对立的不是缺点。对了,优点有时候也是弱点。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就是优点,可是就是这个革命要抄家就是弱点。对我影响大的还有《飘》,所以我只知道郝思佳,不知道斯佳丽。那时候还小,对于男英雄白瑞德,我有点看不起他,怎么老是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呢?直到后来我看了白桦的剧本《苦恋》我才知道人有时候爱的是一种信仰,不过白瑞德把这种信仰落实到一个人物上,可惜这个人物没有珍惜,不仅不珍惜,而且蔑视。于是她最终只有等待明天的太阳。一个12岁多的孩子,还不懂得爱情,却遭受着“革命”的煎熬,所以爱情故事到我们这里都成为了对时代的注释。顺便在说几句。在新小说《斯佳丽》中,出现了朝晖、晃动了旭日,可是我没有看见“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按自己的理想放出光芒,那个时代的骄子白瑞德,那个毛泽东说希望可以寄托的太阳。如今当年“八九点钟的太阳”老了,本来他们应该反省一下那个时代,可是他们疲倦了,或者是太有地位了,或者被权力腐蚀了,说话不方便,只好由我们这些毛泽东没有寄托希望的早晨“六七点钟”的太阳来思考了。思考了,供他们参考。
6 ?9 V/ ^, c, u$ ^9 a& I0 b" a  w1967年,也许就因为爱的是信仰,象某些自己思想极端化的西方学者说,中国人被洗脑子了,全国的劳动者感到了一种当家作主的热情,所以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1967年我国经济有很高的增长率。可惜当权者没有珍惜全国人民的感情,它还在迷恋不要个人创造力的斯大林主义的帅哥卫希礼,于是她只能等待的是明天的太阳。每天的同样是不一样的。中国这种失去今天的太阳的事件,过去一直没有停止过。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GMT+8, 2021-11-28 13:17 , Processed in 0.091448 second(s), 19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0, Tencent Cloud.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