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文革录（陕西户县）第11-13章

tuffy05

第十一回地下奋争浴血冒死立国建设带头争先
    残酷审查叛徒特务殴打批斗残渣余孽

  诗云：

  浴血奋战几十秋，白区工作手提头，

　　步危履险几番死，燃火撒种此身留；

　　艰苦换来新世界，老将甘为儒子牛，

　　文革风起黑白倒，心海浊泪滂沱流！

  却说中共户县地下党组织，在解放前那严酷的工作条件下，为党和人民、为祖国的解放作了大量的工作，建国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吃苦流汗，作出了独有的贡献。但在解放19年后，新成立的户县革命委员会却对老地下党员以及整个地下党组织成立专案组，严密审查，把老地下党员、户县解放后首位老县长曹希文从西安挟回、把老地下党员、原县公安局局长，已调甘肃的王振林也强行迫回，接受审查，在审查中，对这些老地下党员，进行了残酷的殴打、批斗，用了罚站、车轮战等多种刑罚。作出了地下党是百分之百的国民党打进共产党内的特务、奸细、叛徒的结论。户县革委会专案组对户县地下党的评价：
  ……从户县地下党组织情况看，反革命分子、叛徒三曹（曹希文、曹文青、曹治中）掌握着领导权，屈膝投降国民党，和国民党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使党的组织从四零年起遭到四次破坏，上级派来工作的负责人和当地一些党员被捕叛变自首。解放后，除了跑台湾的，剩余留下来了……
全县共有国民党残渣余孽2757名，其中叛徒69名（属户县地下党叛徒46名）……
  全县清理阶级队伍取得了很大成绩，运动中共清理混入革命队伍内部中的各种阶级敌人2987名，其中叛徒83名，特务90名，顽固不化走资派224名，国民党残渣余孽751名，其他631名……
彻底批判差不多论，坚决把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进行到底！
  县委成立以来，狠抓了解阶级队伍清理工作，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充分发动了群众，大挖了混入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形形色色阶级敌人，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目前，共清理出各种阶级敌人4309名，其中叛徒60名，特务128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38名，资产阶级分子63名，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3408名，现行反革命分子328名，其他184名……。
  另外，补订漏划地、富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胜利，目前，补订地主、富农1099户，补带地、富分子帽子有513名。
  在清理地下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胜利，截至现在初步清理出叛徒103名，混入党内的假党员128名。
  户县地下党遭受过敌人三次破坏，先后有三任地下组织负责人投敌叛变，两人当了特务。所谓地下党负责人曹希文是一个担任重庆办事处主任等十一种伪职的反革命分子；另一个负责人曹文青担任过通信科主任科员、兵役委员会的委员，又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还有一个负责人王震林，加入户县地下党后，又按照三青团干事长李营指挥，组织三青团大王区队，任分队长……以后出买了地下组织。这些人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在户县都有一定的社会势力。
  1968年12月23日户县革委会专案组的《关于清理假党员的简要报告》这样结论：
  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对户县地下党组织开展了群众性大审查、大清理，揭示了户县地下党被国民党操纵，被反革命、叛徒、特务、内奸把持领导权，叛卖革命的罪恶面目。挖出了一批叛徒、特务，清理出一大批混进党内20多年左右的假党员，为整党、建党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户县地下党到底是个什么面目？广大革命群众以大揭发、大批判的革命有力形势，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首先对户县地下党组织的几个头头，用查历史、查身份、查活动、查和国民党的关系……终于查明了户县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县党部操纵，权力被叛徒、反革命分子、内奸所把持，他们窃取领导权后，效忠于国民党，公开武装进攻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训练，积极为伪党团发展力量，大量出卖地下党员，定期为伪警审局报告共产党活动情况。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国民党打进共产党的奸细。
  这几个头头的面目是：
  一九四零年任县工委书记的邓慎祥，在叛徒宋继堂叛变革命后，思想动摇，亲自在伪省党部自首叛变并向敌人出卖边区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致使户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长期处于“睡眠状态”。
  担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反革命分子曹希文，一九四六年回到户县，他靠后台“国大代”赵某某（长安人）充任伪县党团合并统一委员、伪敌科长职务。这个反革命分子借户县地下党组织破坏后瘫痪之际，以两面派手法，窃取我党组织领导权。他与国民党亲如兄弟，和伪党部书记长李营结为“干亲”，1947年胡宗南匪部向我革命圣地—延安发动反革命进攻时，曹希文伙同内奸曹文青积极策划，通过为参议长杨干青向伪县长刘瑀献策，杨派党员刘庆民等带领五百多民夫，持枪配合胡宗南攻打我延安，后得到伪县长表扬。一九四八年雷文钦带领六名同伙叛徒爬出狗洞，给曹希文说明情况后，他又和曹文青东奔西跑，给其安排职业。
  伪县三青团干事长郑炳南，当着伪县长刘瑀的面说：“共产党来了你不要紧，你手下还有些共产党呢！”
  反革命分子曹希文控制了地下党领导权后，为了效忠国民党，便在县北第一个吸收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李营派回户县、开展组织三青团反革命活动的王振林加入共产党，曹并指派王为县北地下党负责人。该王入党后按照其主子李营指示，在大王地区积极筹备、组织伪三青团区队，并充任分队长。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以“苦肉计”的办法将王振林逮捕，该王便立即出买了边区派回户县的地下负责人康行等。出狱后，王还定期给伪警审局报告边区地下工作人员来往情况等。
  所谓户县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曹治中，入党后，于一九四零年在其主子曹希文的带领下参加国民党，同年去国民党特务机关——省战干团接受反共训练。回县后，亲自带领辛垦小学一班高年级学生，在伪三青团县团部参加了三青团。
  户县另一个地下党“负责人”曹文青，一九三九年就参加了国民党“情报网”，并亲自书写“拥蒋反共”壁报。一九四一年后充当伪乡长朱德青走狗——文书。解放战争时充任国民党县府建设科主任科员、伪县兵役协会会员。一九四七年曹希文指派共产党员刘庆民等攻打延安，一九四八年收纳叛徒雷文钦等。
  这几个坏家伙，自从控制我县地下党领导权后，一贯效忠于国民党，仇视反对共产党。解放后，它们披着户县地下党负责人的外衣，窃取了县长、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等重要职务，大搞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极力保护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李营逃避镇压，多次给县府秘书说情，为李开路条，均遭到秘书反对。曹后供秘书吃饭之机，偷盖县府印章，给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开了路条，指示外逃。
  一九五六年，湖北省公安厅把血债累累的刘瑀解回户县查办，但这时窃取县委副书记的曹文青（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利用职权，多方包庇，最后白白的把这个伪县长“无罪释放”。解放初曹、王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把所有的武装大权全部交给了国民党的伪军长、土匪、地痞、流氓，武装大队里好人极微。
  另外在解放初，这些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为了保护伪国民党的组织，便利用开黑会、个别串联、订立攻守同盟、伪造入党日期等办法，以单线发展为借口，曹、王装出两派争权夺利、拉拢私人势力的假象，把罪恶累累的伪县府科长魏俊清、伪营长任玉泉和大王地区的三青团区队班子全部伪报成“地下党员”。他们解放后，以捎话入党、拿“出日”作入党时间的办法，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乡、熟人等伪报成“地下党员”。就在这几个国民党的忠实走狗把持领导下，使户县地下党组织变成了国民党。在党组织里混进了不少坏人，出现了真的地下党员少，假的地下党员多，真假党员混乱不堪的局面。混进党内的坏家伙和大量假党员长期以来，以“地下党员”欺骗组织和群众，其中绝大多数骗取了县书、县长、部局长等重要党政大权。
……在解放初拉进一百二十八名假地下党员。……

  原县委宣传部副主任，时任户县七中的副校长的王生孝第一个因“假党员”问题惨死。1968年的7月，天气酷热难耐，在秦岭山脚下一个偏僻的中学校园内，“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已进行好多天了。这天午后，在校东边的一座空学生宿舍里，散布着浓烈的农药气味，一个躺在床板上穿着整齐但遍体鳞伤的中年人，口吐白沫，满脸痛苦绝望地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就是这个学校——陕西省户县第七中学的副校长王生孝。
王生孝是户县西街五魁巷人。1923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全家共有15人，仅他兄弟姐妹就有8个。父亲王如升靠务农和杀猪养活一家人，在那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生活的重担压的他一家人喘不过气来。王生孝的大哥、二哥和六弟不得不失学在家，挑起帮扶家庭的担子；他的三哥、四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被送到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康当学徒。王生孝却还算幸运，在夹缝中勉强上完了小学和中学（私立周至民主中学）。继在1942年8月考入陕西省立户县师范学校（地址户县化羊庙）。
  1945年8月户师毕业后，王生孝到户县西小教书两年多时间。青年的王生孝怀着极大的继续深造报效国家的热情，于1948年6月前往兰州投考兰州大学。虽未能如继续上学深造的初愿，但却接触到了一群进步青年，他积极地参加了这群进步青年组织的“星期日学习研究会”，学习进步书籍，讨论辩证唯物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议论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腐化，认清了蒋介石政府的丑恶面目。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发展和巨大的进步领导作用，初步接受了革命理论与思想。在这年冬天回到了户县。
  回到户县后，王生孝就经相知同学介绍和我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振林的介绍下，在1949年2月2日参加了党组织，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此几乎同时，他终于活动到了户县玉蝉台小学校长一职，从此，他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学校为掩护，为迎接户县的解放作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王生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和党员穆相林、马瑞麟成立了户县城关党支部，积极发展党组织，吸收积极分子、优秀青年入党，先后吸收周彦英、黄金瀛、罗春秀、高登云、张乐天、谭志忍、杨伟名（解放后在1962年向各级党委上书《当前形势怀感》的三个共产党员之一）等加入党组织。还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秘密通过封锁线，向边区输送干部，先后输送的干部有周璋、王作、李明柱、夏希彦、吴永锡等，这些同志后来都在解放战争中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联络进步青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王生孝还打进了伪学兵团，任团部政治主任职务，为迎接解放做准备。户县解放前夕，胡宗南匪军向南山窜逃，中小学都先后停课解散，王生孝却坚持团结进步教师，稳定学生情绪，未予停课，迎接解放，并相机从敌人手里弄到机枪一挺、长枪50枝。户县初解放，边区干部还未赶到，王生孝经组织指示从学校到县上工作，首要任务是解除沿山一带的敌人武装，他不避危险，说服伪乡公所敌伪人员投诚，缴获长短枪五十多枝。还说服敌自卫军一个连投降，缴获敌汽车一辆。为解放户县做出了贡献。1952年9月，王生孝担任户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积极忘我地投身于工作，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都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   1957年，王生孝的政治生涯开始蒙上了阴影。一是这年的5月，户县涝峪内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暴乱前，曾有人向他反映过，他却忙于事务，未能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也诚恳地作了检查，但此事最终给他埋下了隐患。二是伪乡长张荣绅在交代敌伪党团关系时曾说过他在玉蝉台小学当校长时曾任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一职。户县县委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曾组织作过详细的调查，在敌伪档案中没有发现有他任伪职的纪录，众多的人证均证明他解放前积极参加革命，没参加过敌伪组织。再次向那个伪乡长张荣绅取证时，他解释说：“前所说各机关首长、各校校长负责区分部书记，乃系我推测之说……各学校党团直属是党部领导，我没有委派过。”户县县委据此对王生孝这一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实事求是的结论。但他还有在上中学的时候，曾被以集体名义宣布参加过伪三青团，以及他妻子家是地主成分、岳父王伦伯曾在旧社会当过陕西省田赋粮食处主任等所谓“问题”，这些问题都给他造成不利影响，1958年他被调任文教卫生局副局长。   1964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已响遍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已普遍地开展了起来，这时，已担任户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王生孝“曾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旧话又有人提了出来。面对新的审查，王生孝积极、坦诚地向组织提供调查线索，开诚布公地向组织阐明：   我没担任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也没有担任过国民党和为三青团的其他职务。
  王生孝并诚恳地说明他其所以既当了校长却又未担任伪职的原因，他说：  我在国民党时期曾担任过小学校长，为什么却没有担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或委员职务呢？就我考虑有以下原因：一是我担任国民党小学校长是1949年1月下旬的事情，到学校已是旧历年后。户县解放是同年4、5月的事情。那个时候国民党内部已经慌乱了，可能顾不来这事情，同时我担任校长总共只不到3、4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就跑了，时间很短。二是我是在1949年1月下旬任校长职务的，经地下党组织接收为党员是2月2日，即在我担任国民党小学校长不几天就入了党，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不可能再去担任国民党的职务。
  对王生孝的调查没有新的进展，他的辩白虽入情入理，在阶级斗争的观念支配下，却不能受到实事求是的采纳，他的问题被搁置了下来。
  1965年，阶级斗争的形势更加激烈，王生孝的问题使户县县委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便将他调离县委，任户县七中的副校长。他在内心充满痛苦，但坚决服从组织调动的同时，再次请求县委尽快弄清他的问题。但他的问题仍被搁置了下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党的基层组织都被冲垮瘫痪，各级领导同志都被以“走资派”名义揪斗。王生孝更自然难逃厄运，他被造反派戴高帽、挂牌游街，反复批斗，折腾了近两年时间。他在痛苦和迷惘中苦苦期盼动乱尽快结束，还他以清白。但没有想到，又一场席卷全国的滔天巨浪正向他袭来。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猛烈开展起来，户县和全国一样，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清理”，大批老干部和一些所谓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被揪了出来，刑讯逼供，反复批斗。5月，他发展的党员杨伟名因1962年上书问题被迫饮毒身亡。王生孝因兼有“走资派”、“假党员”和“国民党区分部书记”3顶帽子，成为了重点受批斗的人物。他在1957年因麻痹而未能及时向上级汇报暴乱的事被说成是根本立场问题。更令人震惊的是，王生孝的亲密战友，解放前夕，曾在玉蝉台小学任教导主任，被王生孝发展成党员，现在南京空军气象处工作的高登云却有板有眼地证明他曾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他百口莫辩，受尽了学校“革命师生”各种酷刑和残酷折磨。
  我们来看看他从6月以后所受到的折磨过程：游街：每次都是由一伙雄赳赳的“革命师生”手拿木枪押着。临走时，都用黑、兰油墨在王生孝头上、脸上乱画，再用红油墨在脸上打叉，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在重约十多斤的黑板上拴上20号铁丝，挂在王生孝的脖子上。
  第一次游街是在6月3日，他被簇拥押着出了校门向南，走过下新城、高寨、南元、雷家寨、叶寨、半个城、白庙、付家庄、八什村、四马村、庄元等11个村庄。
第二次游街是在6月4日，出校北门，经北元、三旗、水磨三个村庄，到达县城，游了县城4条大街。
  第三次游街是在6月5日，出校门东去，经南元、丈八寺、斑竹园。
  第四次游街是在6月6日，出校门西去，经庄元、石佛寺、蔡村、庄头、养老宫，游了祖庵镇四条街。返回游了洪庵、蒋村、四马村的罗堡。
  这几次游街，除第三次路途稍短些外，都有很长的路。王生孝手执铜锣，边走边敲，每走一个村子都要向群众宣读已准备好的“罪行”材料。每次都是汗流浃背，不成人型，几乎昏倒在地。长时间的游街，脖项被磨出了血口子，不但不能停下，有人还用枪托从背后打他。路上不准休息，不准喝水。回校后又被锁在房子内，严密看管。
  6月中旬的几天晚上，学校连续召开批斗会，所有教师和少数学生参加。王生孝和几个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押上会场接受批斗，被罚跪在砖头上,砖头有的平放，有的立放。第三晚罚跪升级，被逼跪在床凳子上，脖子上挂小黑板。为了跪在床凳上平衡，在脚后跟压砖三、四块又给脖子上挂铃，正挂之际，王生孝从凳子上摔下，摔得鼻青脸肿。 7月18日（农历6月23日），七中周围下新城、鲁村等几个村子过古会，一些“革命”教工和部分学生押着王生孝和其他“牛鬼蛇神”游街。在北元村遇到白庙公社的一群“革命群众”押着万勤轩、李治安、王亭山、史志刚等所谓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游街，两支队伍汇合一处，游完后共同进了七中操场。有几名“革命欲”极强的教工将李治安用绳子吊在栏杆上，绳断了取绳又吊，还拳打脚踢，用鼓锤打了一顿。打后放下李治安，给王生孝等训话说：“王生孝看见了没有？！若不老实交代，比这还要厉害！”还要叫他谈感想。这次游街加批斗结束已是下午1点多了，这些“革命派”教工和学生吃了饭都去睡觉了。汗流满面、身心交瘁的王生孝躺在床板上，痛苦的进行着回忆和思想斗争，他想大呼：“我没有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
  他想叫生他、育他的秦岭、渭水作证，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但除过窗外树上蝉的凄厉嘶鸣外，没有任何回声，他彻底绝望了。

正是：
地下工作历风云，出死入生何处陈。
虽有丹心昭日月，全无余力对阴沉。
欲知王生孝生死如何，且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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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回遭批斗饮农药“ 分部书记”含冤屈死
清阶级搞运动“阶级敌人”倒霉遭殃

当年清理阶级事，人性灭绝兽欲狂。
残酷无情淆敌我，回首多宗净荒唐。

却说1968年7月18日下午4点左右，那户县七中“革命派”教工叫被批斗的对象去劳动，却发现王生孝不见了，于是叫起全体师生，分头寻找。有两人在校内由北门向东找，在学校东边一个学生宿舍从窗子破口看进去，发现王生孝躺在床板上。窗子用床板挡着，门用桌子顶着。他们急忙叫来其他人，用力将门推开，一股农药气味扑面而来，只见王生孝仰面躺在门对面靠窗口的床板上，两手向两边直伸，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口吐白沫，手指发青，身上也有青斑，但衣服穿的整整齐齐。床边、地上有呕吐物。众人急忙叫来庄元村的医生，发现人已死了，断定是服药王（农药1059）而死。但奇怪的是，这个宿舍靠门的一屋梁上吊有手指粗的绳子，但却未发现任何盛药液的器具。
王生孝就这样地走了，并且带着遗恨永远地走了，他只活了45岁。事后，人们在宿舍里发现了他写的一张纸条，写着：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既没有人选我，我又没见任何委任状之类的东西，我真正不知道这回事。共产党员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只能这样向大家最后交代。
王生孝死后，家属子女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对他的死因抱有极大的怀疑。他们多次找县革委会讨要说法，但在阶级斗争观念支配下，县革委会个别领导人对一个“自绝于人民”的“阶级敌人”的死，抱着极为冷漠、无情的态度，厉声斥责王生孝家属，要求限期埋人。王生孝的遗体最后只能被草草埋葬，一个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就这样不明不白被屈辱地埋在了地下。
1973年，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倒台，邓小平重新执政，开始落实政策，王生孝的死因才得到重视，县革委会组织对其死因进行了调查，认为是本人属于对运动不理解而服毒自杀，按正常死亡对待。但对原七中少数教工用各种酷刑迫害王生孝以及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均未涉及，王生孝仍然冤沉海底。
直到1978年，党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王生孝案件作为文革中重大案件，受到户县县委的极大重视，指示县教育局组织专门队伍对王生孝的死因、历史问题作了全面的调查。了解到他确受到残酷迫害而走上绝路，并非是对运动不理解而自杀。调查组除对敌伪档案作了全面的查阅外，对所有还活着的知情人逐一走访，大量的事实证实王生孝历史清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令人凄婉悲愤不已的是当年指证他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那个战友，此时才说出原委，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位战友也曾受难，被送进“五七干校”达三年之久，在长期地集中检查交代中，“为了走坦白道路，不再受‘太离奇、不合逻辑’的指责，避免长期没有自由的痛苦，在记忆不清的情况下，曾推测想象地交代，张荣绅在学校请教师吃饭前的会上，指定王生孝为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这位战友痛切地说：“我以为组织上会客观调查研究弄清问题的，但1972年我被复员回家后，听说……有严重的逼供现象，这使我很失望，很悲观、很吃惊。”原来如此，关于王生孝曾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传言自此才真相大白。
1978年10月19日，县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上报了《关于王生孝同志历史问题的调查结论》，10月24日，户县县委组织部批复：同意教育局给王生孝同志所作的结论。1979年元月20日户县县委在县剧院召开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公开为王生孝平反，推倒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还他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面目，恢复了他的名誉，对其家属子女作了妥善的安置，王生孝的在天之灵才终于得到了安息。
却说户县自7月后，“斗、批、改”（即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运动开始，其中又套入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革委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何谓“清理阶级队伍”？
一是清理历史上经典的阶级敌人，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这些人在文革初期战战兢兢，但未受到大的打击，现在开始倒大霉了。
二是清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这时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早已没有什么权，在“三结合”时被抛弃，变成了清理的对象；所谓叛徒、特务，却往往是有些干部在解放前那风云变幻中的遭遇，说不清道不明，此时都成了问题，本人成了清理对象。
三是清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组织的坏头头，他们大都是原对立组织的大小头头，都在被扣上“小爬虫”、“变色龙”等帽子后被揪出；还有所谓有劣行的群众、打砸抢分子、犯有重案和命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其实，上述集中清理对象往往涉及所有人，每个参加清理阶级队伍的人都是内心恐惧，因为大帽子随时都会扣到自己头上，使自己成为“阶级敌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工厂，还是机关，都成立了专案组，对有问题的人或者将对立面的一派群众进行审查。
采取的方法是，召开大会，台下众人屏息无声，听会议主持人点名。那主持人声嘶力竭高呼：将埋藏得很深很深的大鲨鱼某某揪出来！已准备好的“革命群众”就会立即拿来高帽、大牌给被点名的人戴上，那人就立即成了“阶级敌人”，听凭别人摆布，面色惨白地被拉去游街，回来就被实行“群众专政”。所谓专政，就是各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牛棚”，用来关押监禁本单位的被审查人员；采取揭发批判、核实材料、当堂对质相结合；采取大会（揭发、批判和公审）、中会（部分群众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审）、小会（专案组几个人审）相结合。
采取的形式有：各单位肃清流毒、批深批透的批判会，斗倒斗臭的斗争会，揭发、审讯、核实其罪恶的审讯会。
具体做法是：审讯前，专案组和群众一道摆敌情、揭敌情，激发对敌仇恨，调动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形成“人人上战场、个个挥刀枪”的局面。大家出主意、想点子，群策群力，研究作战方案。审讯时，群众主攻、专案组突破，采取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批、斗相结合，审中有批，审中有斗，把阶级敌人批深、批臭。
在这场“层层审查、人人过关”的运动中，在连续审讯、刑讯逼供之下，绝大多数人是屈打成招，被逼认罪的。

时人有诗，单说这清理阶级队伍之事：
牛头马面系传闻， 人首蛇身乃妖魅。
原本虚构事乌有,　　　散见古今怪异志。
迨夫煌煌社论出，　　 横扫牛蛇无遗类。
敢问宏论何所指，　　 大抵阶级敌人辈。
地富反坏资本家，　　 右派走资派连袂。
叛徒特务及现反，　　 恶攻分子亦其次。
反动学术权威者，　　 三反分子同匹配。
尚有封资修余孽，　　 兼括社会之渣滓。
于时罗网弥天地，　　 牛蛇顷为“法外罪”。
高帽游街众共识，　　 白套缠臂人皆弃。
鞭挞捶楚深桎梏，　　 还被恶少当马骑。
连日更做“喷气式”，彪汉命作鹤闪翅。
揪发扭臂按其首，　　 此功做罢魂欲逝。
哀哀棚友谁苟免，　　 老者因之横泗涕。
剥权扣薪服劳役，　　 夜夜都入牛棚睡。
批斗受辱写检查，　　 认识不深屡罚跪。
家人咫尺隔生死,　　　月冷秋宵棚门闭。
棚规森严等牢狱，　　 夜深棚民泪如水。
牛蛇赐号狗屎堆，　　 革命群众所不齿。
扫地出门身萧条，　　 惶惑不知逢何世。
窃闻牛棚私刑繁，　　 一一道来匪夷思。
磕头鞭股扇耳光，　　 抹墨涂漆遭突刺。
烈日曝晒跪炭渣，　　 冷水浇身作儿戏。
开水洗澡骇听闻，　　 伤哉牛鬼命如蚁。
钢钳夹鼻烧眉发，　　 硬扯胡须断指臂。
胸背自贴大字报，　　 鸣锣示众假枪毙。
刀捅棍击命对打，　　 求生不能欲求死。
旧棚昨添新蛇神，　　 剃成阴阳发式贰。
右边头皮独锃亮，　　 左侧留发花容废。
路人见状不忍睹，　　 儿女惊泣却相背。
人生到此无生理，　　 芳魂夜半逝靡靡。
满棚牛鬼共向隅，　　 谁家黄犬隔墙吠。
生人一旦遭剃度，　　 知他是人还是鬼。
众鬼生前哀怨多，　　 死去犹为斯世鄙。
茫茫大限难不止，　　 牛鬼遭遇谁所使。
清夜恍见牛鬼影，　　 我歌未竟泪湿纸。

欲知“清理阶级队伍”究有何等旧事，且看下回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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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回造反起家小人得志陷害打击逞凶疯狂
厂长逃外乞讨存命经理陷井含冤身亡

诗云：
不堪回首六八年，清理阶级遍地冤，
泪看棉花公司院，戾气冲天血迹斑！

却说1968年9月7日清晨，在陕西省户县棉花公司那贴满大字报的院内，人们争着奔向厕所旁边的水井处，水井边围着一群人向上打捞，不一时，手忙脚乱地打捞上一个浑身湿透的人来。这个人背部青伤一片，口唇发青，嘴里流血，已无有了气息，他就是户县棉花公司原经理徐纯杰。
户县棉花公司在1964年时，根据国家组建棉花托拉斯的安排，划归了陕西省棉花公司管辖，徐纯杰任公司经理。
徐纯杰是户县玉蝉公社陂头大队人，学生出身，1949年7月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58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历任西北军区军械员、县银行科员、商业局副股长、县财贸部干事、县供销社秘书股长等职。徐纯杰平时为人艰苦朴素，工作中积极负责。他任户县棉花公司经理后，严格贯彻执行了国家当时制定的“棉绒加工四十八条”，多有建树，因而多次受到上级部门的奖励和表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徐纯杰开始了厄运，他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革命造反派”的批斗。当时的大字报这样对他揭发批判：
我们棉花公司近几年来，一直被以徐纯杰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他们一贯抵制毛泽东思想，大搞经济主义，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大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害怕职工掌握毛泽东思想；他们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封官许愿，包庇重用坏人，打击陷害革命同志。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心中有鬼，害怕革命职工揭露他们的罪恶，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挑起群众都群众，公开压制群众运动，给革命职工拨冷水，转移斗争目标，总之他们干尽了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不把这些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我们誓不罢休！
实际上大字报上这种说法恰恰是这些“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他们编造了许多徐纯杰的所谓罪行，以求达到打倒他的目的。除污蔑徐家是漏划富农外，还网罗“事实”，攻击徐反对毛泽东思想、反攻倒算，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还说什么徐结党营私，包庇重用坏人，打击陷害同志，在棉花公司搞独立王国、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罪行。
户县棉花公司“革命组织”的头头叫兰希孝，是渭南县白杨公社张义村西大队第五生产队人，1955年参军，后转业到户县，在棉花公司当警卫。文革开始后，兰希孝积极参加“造反”，很快就当上了棉花公司造反组织“文革会”主任。
兰希孝对“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立场非常坚决，手段也非常强硬，毫不手软，他经常组织对“走资派”触及皮肉的批斗会，带头打人，致这个单位打人成风，逐步上升。在对“走资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他们都靠边站的时候，兰希孝疯狂地转入了派性斗争，他拼命抢权，砸门扭锁，搜材料和公章 ，制造停电停产事故；1967年农历腊月初七晚，和森工（东方红）强抢县体委小口径步枪10支、子弹29900发、军用步枪子弹305发，自己分的小口径步枪2支，子弹1千发；1968年4—5月，参与盗窃森工母子坪炸药20余箱，用质换回手枪、冲锋枪各1支；，并自制枪支6支，用作武斗之用。
1968年3月，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兰希孝因“造反”有功，当上了县革委会委员；7月，棉花公司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又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
革委会成立后，立即在“一元化”领导之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凡是未结合的老干部、地富反坏右、历史上的“残渣余孽”、未结合进革委会班子的反派组织头头，以及各等名目的人等都在“清理”之列，所谓的“清理”，就是将他们残酷批斗，施以各种刑罚，逼他们交待各种“罪行”，棉花公司在兰希孝的带领下，是全县打人、整人最凶的一个单位。先后被打19人，次数难于计数。 刑罚有：罚站、罚跪、 游街、抹黑脸、推光头、拳打、脚踢、打耳光、弯腰、喷气式等十多种；刑具有 ：挂木牌、铁牌，条子把、毛弹把、草绳、皮绳、皮子、三角带、木杠子、鞋底子、头顶喇叭壳、跪砖、跪板凳、跪三角铁、脖项挂砖头、挂砝码等20多种。常常把人打得血流满面，汗流浃背，心力交瘁，痛苦不堪。
如一次批斗会上，兰希孝一伙“造反派”厉声质问徐纯洁和棉绒厂厂长白鸿治：“你们主子刘少奇、邓小平是如何给你二人面授机宜去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徐答：“我还没资格见刘邓，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这一答不得了，立即引起“造反派”的怒吼：“这两只狗不老实，争着狗眼放狗屁！”有人喊：“打！不打就不是左派！”一群人围上来，拳脚齐上，劈头盖脑地乱打乱踢，把徐纯杰打的鼻口流血，脸青眼腫，腰直不起来，还不准去医院疗伤。会后把二人关进窗子被多层报纸糊着分不清白天黑夜的黑房子内，一关就是半个多月，不准出房门一步，上厕所也有人端着枪跟着。其后的批斗，至今回忆起都令人心惊肉跳。每次批开会批斗时，倒是在喧嚣的“造反有理，造反万岁”喊声中和伴奏声中开始的，徐纯洁和白鸿治等人每次都被双手背后抬高、腰弯90度推至台前。批斗中往往叫跪立砖（双膝跪在立放的两块砖上，双足不能着地，头顶一满盆水）或戴大黑板或铁法码（重约50斤到100斤，用细铁丝挂在他们的脖项上，往往铁丝勒入肉中，鲜血直流）。
棉绒厂厂长白鸿治实在受不了那残酷的批斗，趁人不备，逃了出去，到宝鸡北山一带，装聋卖哑，讨饭乞食，给人打工才逃脱了活命。
那个家庭是“漏划富农”的“走资派”徐纯杰此时是重点批斗“清理对象”，他饱尝了兰希孝一伙“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厉害，受到了极其残酷的触及皮肉和灵魂的毒打。兰希孝等在批斗徐时，无所不用其极，不是拳打脚踢，就是用扫把、三角带、胶皮带、传动带、麻绳等多次对其猛烈抽击。9月初上，殴打更加升级，徐纯杰实在受不了那法西斯的折磨，趁人不备带着浑身的伤逃了出去，但那时到处都是在揪人、整人，根本无藏身之地，经亲属劝说，在9月2日又自动回到单位。这下子兰希孝兽性大发，决心教训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日晚，兰集中全部人马，开会批斗徐纯杰，会上兰希孝吼声如雷，指挥打手对徐连推带打；4日晚，批判武斗升级，兰希孝组织20多人审查所谓徐“逃跑事件”，他们用胶皮带、传动带、麻绳、扫把围住徐不分上下乱打，将灯泡都打坏了。他们又叫徐跪砖头，脖子上挂5公斤重的砝码，头顶喇叭壳，连问连打。徐纯杰汗水直流，浑身血迹斑斑，又被人用钢丝鞭连打，还有人用脚踢，致徐跌爬在地。5日晚，又是全武行的批斗；6日晚，仍是以毒打至终的批斗……;
7日清晨，棉司职工邱俊民到井边提水时发现井内有个人，头上脚下，头朝东南向下弯，全部入水，人们七手八脚将人打捞上来后，一看是徐纯杰，已经死亡。当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经常有人上吊、跳井，已不是什么惊人的事，“畏罪自杀”是处理这样事的最轻松办法。徐纯杰的家属也被通知到了现场，他们虽然对徐身上的伤痕和死因多有怀疑，但不敢发问，连哭都不能哭出声，只能埋人了事。他死的时候才39岁。
转瞬到了1969年春，户县棉花公司进驻了工宣队，许多职工和徐的家属向工宣队纷纷反映徐纯杰死因不明，工宣队进行了调查，但没有查清就停止了。1970年4月下旬，户县革命委员会又给棉花公司派驻了宣传队，对徐的死因继续进行审查，给公司领导班子举办了学习班。5月4日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兰希孝开始作了他和宋某某、阎某某三人将徐拖到井边推入井内致死的交待。宣传队十分重视，第二天，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隔离审查，也都承认将人打死背到井边投入井内；宣传队通过当时参与打捞人员了解到，徐被打捞上来后，肚内无水（说明不是淹死的），脚只穿一只鞋，手握纸旦，口唇发青等。徐的家属反映，徐打捞上来后，他们看到徐的面部、额部、手腕、背部有外伤，舌头被割断等。
宣传队感到案情重大，立即上报，经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研究决定，于1970年8月13日将兰希孝、宋某、阎某、李某等4人以“私设公堂，致死人命”罪拘留收监。
在监狱中，又查出了兰希孝破坏军婚、奸污妇女的罪行，但兰希孝等人很快都推翻了在学习班“将人打死，投入井内”的供述，加之，徐从井内捞起时并未作法医检验，身上外伤众说不一，舌头被割更是众说纷纭，虽能证实徐确实曾遭到残酷殴打，对他的死因却不能作出确切结论，兰希孝等人被长期羁押。
有戏剧性变化的是、也令兰希孝意想不到的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使他又成了“人民的功臣”。8月23日，中共户县第十五次扩大会议召开，会上一些闹派人物重翻“三批一清”的案，针对棉花公司徐纯杰案件，大放“这个案子是有意整‘造反派’、压‘造反派’的”舆论，质问：“把‘造反派’长期关押是何道理？”在这些人“打开监狱放战友”的鼓噪下，兰希孝被从监狱中放了出来，不但参加了县委十五次扩大会，而且恢复了县革委会委员职务。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清查“三种人”的开始，兰希孝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1977年县组织部批复县供销社党的核心小组：
兰希孝奸污妇女，破坏军婚，错误严重，情节恶劣，影响极坏。报经地委组织部批准，对兰希孝开除党籍，撤销县革委会委员职务。
1978年对徐纯杰的死因又作了一番调查。

正是：
莫谓天道终滞迟，
善恶得报正有时。
欲知徐纯杰死因究竟如何，请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