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历史记忆》---陈实秋江浙文革回忆录（连载，全文）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4 15:47:38

（十六）千秋功过罪自有历史来评说

(1) 党员有冤向党申诉，给党中央写信是《党章》允许的。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对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 我们才去南京军区政治部送大字报，为“5.16”冤案要求平反何罪之有？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百姓“点灯”也有罪吗！

罪行三：“向‘四人帮’转送过小报告或黑材料，成了我省帮派体系通往‘四人帮’的一条重要渠道。”

1974年11月在北京，我和高丕忠去看望周老，他的秘书冯仰澄同志先后两次对我说：周老很关心浙江问题，省委很少给他文件看，几天听不到消息就来问，所以，你们有什么材料和情况就送来好了。后来才知道，冯秘书上送材料，事先都给周老看过，有的是周老亲笔签署意见才送的（包括朱雷的申诉材料），都是通过正常途径，送中央办公厅和邓大姐转周总理的。按常理，就是给“四人帮”送了材料，那时他们以中央文革首长的头衔出现，普通人怎么知道？例如，省政工组材料组，吕根土给江青寄材料，诬告政工组党委书记沈策“攻击毛主席”，是不是黑材料呢？后来吕根土因诬告沈策有功，荣升为民政厅厅长。

罪状四：“1974年2月12日给铁瑛同志写恫吓信，说舟嵊要塞区开除朱雷军籍，‘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如朱雷一家‘发生什么意外，一切后果均由你，铁瑛政委负责’。”

朱雷，山东泰安人，贫农家庭，工人出身，1948年参军。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战斗英雄张明司令员的作战参谋，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参加抗美援朝，经历了一次和五次战役。又经历了51年防御战役，53年的反美军登陆作战、反击战、抗细菌战等多次战役。与铁瑛同是南京百水桥“舟嵊班”的学员。

领导上要他复员，因肝病住院，没及时办手续。就这样被开除党、军籍，一家四口（妻子张志敏是舟山人）被押送回山东原籍。

朱雷去总政上访，我提供父母在京的住址，有困难的事可以帮帮忙。总政要他回南京军区、舟嵊部队解决。一回去就当“5.16”抓起来，关押在桃花岛。妻子张志敏抱着小儿子去看朱雷，三个人只给一份饭菜。后来，把朱雷转移单独关押在普陀山九个多月，搞刑讯逼供，跪木棍，头也被打破。一家四口人没有粮油票没有钱，日子难过，我怕他们想不开，真的会出什么事，才凭着做人的良心和党性，给铁瑛写信。那天在杭州饭店小礼堂开会，遇见铁瑛，信是当场写的，也是朱雷几次托我向部队老首长反映他的情况。再说，一名党员给省委书记写信，那怕是言词过激，怎能说是“犯罪”呢？铁瑛把朱雷一家四口往死里整才有罪呢！

铁瑛在清查运动中，继续推行“以人（许）划线”、“以派划线”。先后把我和朱雷等一批复员干部打成“现行反革命”，打入大牢。把朱雷投入小车桥监狱三年之久，受尽了人间苦难。政治犯受到法西斯式的暴虐，无辜的家属、孩子都受到了株连。难道铁瑛真的是铁石心肠？整了400多万人，有的被整死，这个统计数字难道不知道？自己还心安理得？多亏总政和张明司令员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朱雷平反，恢复党籍、军籍，收回部队，在杭州某部队干休所团级待遇离休。

罪行五：“利用杭州‘四.四事件’大揪所谓‘反革命’，围攻领导，陷害同志。1976年清明节前夕，陈时秋写信诬蔑杭州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并把解放街至人民大会堂门前一带的花圈位置，标语内容，画了一张草图附在信里，一起寄给冯仰澄转送王洪文。”

听中国美术学院杜英信说，解放路百货公司附近全是大标语、花圈、大字报。我下午去看时，已经很多了。当我看到其中最大的标语“沉痛怀念杨开慧烈士”，感到这不是只为了悼念周总理。我就想，这样搞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当时我只以为是杭州发生这种事情，感到很不理解。我就给在北京的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问他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希望他们来信谈谈看法。为了能说明情况，便于他们分析，信又不至写得太长，我画了个草图，说明现场的情况。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去向王洪文反映情况，完全是一封私人信件，怎么成了“罪行”呢！难道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内、国内发生重大事件，不闻不问是正确的态度吗？

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主席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参见恽仁祥：《关于给邓小平平反问题》一文）

中央关于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议广播后，天安门“四.四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杭州“四.四事件”被定为“类似天安门事件”。这远远超出我给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信中所说的“政治事件”的看法。万万没想到会出全国性的，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定的案，当然要认真追查。这是关系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重大原则问题。

看一看真实的历史记载：

关于天安门事件某些关键情节：

1976年4月2、3日左右，即天安门事件暴发前夕，邓小平已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被撤职。那天晚上，胡耀邦被人陪着从北京饭店到邓小平的客厅，这位领导人正在等他。胡耀邦将几份文件和材料递到老头子面前。

(2) 他（邓小平）看了一遍（文件和材料），把材料放下，说：“参与者并不多”。

胡耀邦：“是的，但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人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动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词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

邓小平慢慢点着头：“那么，你认为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吗？”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地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

邓小平笑笑：“说，翻案不得人心”。

“我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这话要注意呢，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是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有什么关系。我已嘱咐我的孩子谁也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没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们点燃了。“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小辫子，那几个笔杆子，最喜欢抓人的小辫子，而我，也是小辫子最多的一个人”。

（以上参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文化大革命纪实》第534页）。

当时，叶剑英对天安门广场及全国各地的悼念周的活动极为关注，不仅每天派人去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抄录诗词，还冒着风险，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看群众抄录诗词，看小字报，了解事态的发展。解放军三零一医院护士周美华说：在清明节那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马头”（警卫参谋马西金），让我们陪着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盛大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绕纪念碑转了一大圈。在这过程中，首长几次要下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劝止了。叶剑英的一个颇有诗才的孩子馨儿跑到天安门广场贴上自己的哀诗。词曰：人生七十不为天，唯到君归偏恨早。尸骨未曾寒，风雨漫如磬。五十年来事，锤炼人民志。泣血酹中魂，济济后来人。公元1976年4月2日在天安门。（参见《新中央机密》第229至230页）。

当时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也随之公开：

1976年4月4日，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在后，北京市对天安门广场事件作了处理。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的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件事“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导。4月6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4月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导，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导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下册第1775至1777页）。

1979年国庆节，在看守所接待室，三年来第一次见到老伴，她带来了父亲病故的噩耗。她说：水产部治丧委员会来电，你是长子，去北京奔丧怎么办？我提出，押解我去北京见父亲最后一面。不准许！回想从小跟随父亲在抗日游击队、新四军部队一路走来，父子俩忠心耿耿、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父亲陈学明，改名为“陈实为”，一心为党、为人民。我止不住伤心的泪水在监房大哭一场来祭奠父亲，却被看守训斥了一顿。同监的香港陈先生气愤地回击看守：“他的父亲故世了，难道你没有父亲？”父亲曾在司法部、最高法院、农林部、水产部等单位工作。在“五.七”干校被隔离审查，株连我被复员处理；大弟在空军被复员处理；大妹参军不准许。父亲眼看着大儿子坐牢，二儿子、三儿子、大女儿被逐出北京，却无能为力。残酷的现实，使父亲66岁含冤离开了我们。治丧委员会悼词说：“陈实为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他襟怀坦白，坚持原则，坚持斗争，顾全大局。”葬在八宝山公墓。

由于铁瑛对我人为制造的“现行反革命”冤案，致使父亲精神上极大的悲痛，临终前不能见面，故世后不准奔丧。这种人间悲剧，难道不是铁瑛“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造成的恶果吗？在有关部门领导和母亲沈文芳（广安门医院离休干部）的努力下，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三个弟妹调回北京市，二妹有了工作，小妹安排在最高法院当公务员。就是我的冤案，“天高皇帝远”，为恢复党籍等问题，向铁瑛、省纪委、宣传部长达30多年的申诉，都是石沉大海。

（3）1979年12月6日宣传部发文，省宣政［1979］120号：“陈时秋定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仍按复员规定当工人，下放基层劳动，保留原五级工工资待遇，行政留用察看一年。”哪有工人下放劳动之理？12月21日，省检察院发文，浙检一起［79］11号，《免予起诉决定书》。“陈时秋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猖狂进行反党乱军活动”，“是‘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有确凿的证据吗？绝对没有！宣传部、检察院闭着眼睛说瞎话。12月25日，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之前，我被匆匆释放。

1980年1月15日，专案组郑汝培送我去故乡安吉县红旗林场劳动。那天直到傍晚无人理睬我，只好自己找张竹床，床上都是鸡屎，用井水冲洗一下，天很冷床又湿，想来想去一夜没好睡。我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要遭此劫难？古人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把党来比母亲”，是我的心声！这好比孩子有了错，母亲就把他一棍子打死，有这样的道理吗？

想来想去睡不着。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组织上要大家积极投入运动，但是，最终反被运动吞没。想想不寒而栗，只有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泪水湿透了被头。我真骇怕在以后的生活中，牢狱里的噩梦伴随着我的后半生。忆往事像过电影历历在目：一个“红小鬼”，1945年12岁跟着新四军，过长江、渡黄河；1947年6月，14岁参军，南征北战，1954年1月入党；十年“文革”中，只凭许世友“长官意志”一句话，被打成“反党乱军”、“5.16”，最后，被铁瑛打成“现行反革命”下了大狱！80年1月被押解回故乡劳动改造。“文革”前填表：成份，革命家庭；出身，革命军人。一夜之间变成“黑五类”。从小跟随父亲提着脑袋干革命，成了“反革命”。共产党员坐共产党的牢，真是滑稽可笑！人生在世，草木不如，任人宰割罢了！

林场有我陈家的亲戚，知道我父亲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故事，加上我拼命地干活，职工们待我如亲人。林场是历次运动受难者劳改的地方，职工们见怪不怪了。

1980年7月21日，宣传部专案组周永祥（干部处长），和一位姓邓的女同志不时来林场了解情况。周永祥要我写《劳动、思想小结》我如期交出。摘要如下：

劳动、思想小结

陈时秋1980.7.21.（摘要）

1980年1月15日，省委宣传部决定我到安吉县红旗林场下放劳动，分配在总场综合加工厂机修组。……机修组的修理任务繁锁，什么都修。……。

首先完成的是修理三台汽油发动机，一台是果木治虫用的。据说，……送递铺（县城）也修不好。……将发动机全部拆开检修，换了一些另配件，排除了油路电路的故障，经过多次调整，机器很好发动，修复了这台汽油机。今年果木队、竹种园，都是用它治虫，运转正常。

另一台175Ｆ汽油发动机，可以用来抽水、消防等用处。据场里同志说，去年仓库起火，急需用它救火，可就是发不动，汽油机变成了“气煞机”。经过全部拆修，主要的油路缺少配件，汽油不经滤清而直接供油，常常造成油路阻塞，但又买不到配件。我想方设法，用竹管做了油杯，代替玻璃油杯。又将油、电路，汽缸全部调整，使这台机器恢复了运转。有时场里停电，用它抽水、打井，冲刷晒谷场等。平时加足油，随时待用，作为消防备件。

还有一台汽油机，经检查是高压线圈断路，又无备件。我想，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用环氧树脂封固，把漆包线比头发还细的高压线圈拆开，经过精心检修找到了断头，终于将这台发动机修复了。

一次在检修化油器时，用中号镙丝起子上一只镙丝时，由于用力大，镙丝起子滑脱，正好扎进了左手虎口，有一公分多深，鲜血直流。到医务室包扎时竟晕了过去。事后，左手肿得像馒头一般。为了早日把汽油机修复，我一直坚持用一只手和同志们一起干，没有因工伤休息过一天。平时在车间或水田间修理柴油机，手扶拖拉机，在炎热的室外修理，就是汗流浃背，也坚持完成任务为止。每天修理工作结束，我都坚持把车间打扫干净。有时没有机修任务，就坚持看书学习。有一次，我还和机修组两位同志帮果木队去插秧。

附近生产队买了三台汽油机、喷雾喷粉治虫机，领导上要我去讲讲课。我和机修组一位同志一同去，为他们讲了使用、保养知识和发动机简单的原理。

为了让职工能收看好电视，我做了两付五单元的电视天线，……爬到礼堂顶上架好三付天线，把电视机调整好，保证了正常收看电视节目。场领导还要我到灵峰寺、章村分场解决收看不好电视问题，我都是尽力去办好。周围有的生产队的电视机坏了，……我也尽力为他们修复电视机，……。场内职工的收音机有故障，送给我修，我都用业余休息时间尽快为他们修好。半年来已修了近三十台收音机。有的职工缝纫机、拷边机有故障来找我，我也尽力帮助排除故障。

在林场半年多来，在劳动、学习中，思想基本是稳定的，……但有时也考虑一点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清查运动中，于77年6月10日，以“现行反革命”罪，突然将我逮捕，是不符合清查运动的政策的。……宣传部在省体育馆大会上宣布的几条“现行反革命”罪状，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张冠李戴，有的是编造的，是莫须有的，根本不存在现行反革命罪的问题。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4 15:49:55

（十七）天天讲和谐  冤假错案何时平

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胡耀邦这段“两个不管”的讲话，讲得冠冕堂皇，句句在理，但并不实行，因为当权者离“彻底的唯物主义”还相差十万八千里，是骗骗老百姓的。实际上，都是搞“以人划线”，搞双重标准。一句话，还是“长官意志”说了算。

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应约拜访邓小平，向邓小平建议补上肃清封建遗毒的一课。他说：“共产党应该与过去彻底决裂，做到了没有？没有。现在看，是不是家长制、等级制？等级很严，真是严得很。……我想要兴无灭封，这是主要的。”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像许世友、铁瑛那样有严重封建专制思想和行为，如果不彻底铲除这种思想和行为，中国共产党将走向反面。尽管中央颁布了《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可有谁敢于刚正不阿来执行呢？还是“长官意志”说了算！

1981年11月21日，胡耀邦在全国第五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说：“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揭呀、批呀、查呀，兵荒马乱，不可能不出一些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左’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就是那么一种思想状况。组织上，什么这一派、那一派，问题很多。……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是认为他们那里的揭批查百分之百正确，怎么能够这样想呢？”“陈云同志关于‘两案’审理工作有个批件，应该成为‘两案’审理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全党的认识也要在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上统一起来。”陈云的批件：“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因而在这场斗争中有很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外处理以外，对于其它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胡耀邦说：“什么是‘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比如说，对有些犯错误的人，考虑到他的历史表现并不那么坏，只要他交代、检讨一下，问题基本清楚了，就算了。……如果一下子就开除党籍，或者一下子就判刑，一点余地也不留，那就不那么好。特别是对于那些几十年的老党员，我觉得，匆匆忙忙地开除党籍，是不好的。”（参见上海市委《宣传通讯》1982年第5期）。

浙江省“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规定：“对受审查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要慎重掌握。要开除党籍的，只限于犯有较严重的罪行，实行从宽处理，不给刑事处分，态度又不好的；错误严重，品质很坏，蓄意诬陷别人，造成严重后果、丧失共产党员品质的；党龄不长，入党后尽干坏事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入党又一直不干好事，根本不够共产党员条件的。”请问，我哪一条符合要开除党籍的？省委宣传部领导商景才和专案组谢兰生，不但不按照胡耀邦总书记在“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陈云的批件精神办案，就是近在咫尺的省“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开除党籍的规定也不执行。这是党性还是派性？不言而喻。

浙江省“两案”领导小组人员有：王芳、薛驹、王耀庭、李朝龙、王宇等人组成。有关方面已承认，清查工作受到派性的干扰。

我和《浙江日报》社的高丕忠、浙江展览馆的蒋宇鸿三个人都是建国前参军。许世友违背军委总政规定（建国前参军的干部不属复员之例）而被强行复员的。李朝龙和蒋宇鸿，原来都在舟嵊要塞区政治部工作，都是铁瑛政委的老部下。李朝龙当了省委常委、公安厅长，对蒋宇鸿恢复党籍很关心，建议浙江展览馆党支部恢复蒋宇鸿的党籍。浙江展览馆支部也多次上报省委宣传部，被宣传部某些人压下。事实证明，我们三人的问题，根本不属于涉嫌“两案”的问题；就是经过了“两案”的严格审查，也不符合省“两案”领导小组关于开除党籍的规定。历史将证明，我们都是被铁瑛、商景才等人政治陷害的。

1982年2月4日，中央批转中纪委“两案”会议纪要，中央发了 [1982] 9号文件：“清查中的问题是，定性偏高、处分偏重、有的搞错了”。“审查结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经得起历史检验。”“事实材料要与本人核实，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宣传部对我的定性结论，浙宣干[85] 38号文件，塞进我的档案里二十多年，至今本人没有看到过。宣传部，理应模范地执行中央文件、党章和国法。开除我的党籍为什么不按照党章的程序办理？审查定性结论，为什么偷偷地塞进我的档案里，至今不同本人见面？这只能说明宣传部某些领导人心中有鬼！

8月18日，专案组从《浙江日报》调来的人找我谈话：“你看了中央[1982] 9号文件有什么想法？考虑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你从宽处理。不是一风吹，更不是平反。你的问题和‘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根本不同。”我说：“为什么‘根本不同’？不是事实，就是冤假错案，冤假错案就得平反！”不是常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要么这是骗人的口号。一面说对我是“从宽处理”，我理解有罪才从宽处理；一面给我一份《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要我提出意见。在《刑法》颁布实施，中央发出 [1982] 9号文件，宣传部对我的冤案，罪与非罪还没分清。中央 [1982] 9号文件，成了一堆废纸。

省委宣传部定我“犯错误”，有十条。后来改为“犯严重错误”还是这十条。这里举例说明一、二：

一、“74年5月，陈时秋与高丕忠、蒋宇鸿策划去南京军区所谓送大字报”，“攻击南京军区。”

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对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作为“5.16”冤案的受害者，到南京军区政治部送大字报，要求平反有什么错呢？很多人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难道他们犯了错误也会变成正确了？《近看许世友》文中说：“这次清查对江苏省广大军民来说，无疑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飞来横祸。惹出这么大的乱子，造成严重的后果，教训是很沉痛的。”在江苏军内外“5.16”冤案都得到了彻底平反。在浙江军内外“5.16”冤案不但不平反，反而要记录在案。那么，江苏省清查“5.16”，致使13万多人受害、致死，这本账该记录在谁的档案里？请专案组查一查许世友的档案里有没有？

二、“为沈策的错误辩解”，“攻击政工组材料组‘搞阴谋’。”

政工组材料组吕根土给江青的材料上，把沈策（政工组党委书记）给朋友写信中的几句话，说是“攻击毛主席”。材料被江青批下来要查清楚。省委书记谭启龙，决定召开政工组党委扩大会议，解决沈策问题。我是在扩大会议上发言，是光明正大的事。我发言，建议把沈策的信全文公开，让到会的同志来认定。

此事是我“犯严重错误”，还是吕根土犯严重错误？宣传部专案组这样搞定性材料，还把江青的批示抬出来，是党性还是派性？不是很清楚了吗？这种搞专案的方法，还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

1982年8月20日，我对《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的意见交专案组。11月27日，省检察院发文，检刑诉字 [1982] 75号：“陈时秋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根据从宽政策的精神，决定撤销本院浙检一起 [79] 11号《免予起诉决定书》。”同宣传部专案组一样，检察院的75号文，罪与非罪也没分清。

1984年2月20日，宣传部发文，浙宣干 [1984] 11号：《关于陈时秋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复议报告的批复》决定撤销省宣政 [1979] 120号文，“党籍问题留待整党后期再复议处理。”宣传部领导周群同志对我说：“你的问题，组织上会一揽子解决的。”

1984年4月某日，省委宣传部专案组沈秉钧一个人向我宣布定性结论：“你的问题，从‘两案’办公室转清查‘三种人’办公室，你的问题定性为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行政上不予处理。”我要文字决定，不给！就这样，一不让参加任何会议，剥夺了我的申辩权；二不给任何文字决定，就把宣传部刚发的浙宣干 [1984] 11号文件，说我是“犯错误”，提高为“犯严重错误”。省委宣传部党组织中某些人，只凭“长官意志”办事，把一个从小在部队锻炼成长的老共产党员，被草草剥夺了政治生命。这是严重践踏《党章》的典型行为。

1984年5月上旬，宣传部专案组周永祥（干部处长）找我谈工作问题，要我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上班。我说：“‘现行反革命’案引起的开除党籍，冤狱两年半的工资不补发，抄家的东西没归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绝不能离开宣传部。”周说：“你可以先去上班，党籍和其它问题，看你在学校的表现，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的。”我那时相信组织说的话不会骗我的。可我不谙世事，太单纯了，没想到，堂堂正正省委宣传部，竟然会在我上班一年之后，发了浙宣干 [85] 38号文件，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我的档案里，至今我不知道这个文件是啥样子。我想，个人的历史曲折，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国家几十年的历史，我虽历经多次坎坷磨难，仍不坠青云之志，要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1984年6月1日，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更名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班。我是背了政治包袱到“杭电”上班的，校领导和老师们待我很公正。在校工作十年多，先后得到三次处、系级先进奖，一次院级先进奖，我照片上了光荣榜。我非常感激校领导和老师们，对我的关怀和爱护。

1980年7月至1986年7月，我三次给省委宣传部写申诉。不予理睬。省委宣传部专案组靠整人起家的沈秉钧，从省委宣传部调到“杭电”任组织部长，难道我在学校的表现不好吗？直到我离休，省委宣传部也没有兑现“负责到底”的承诺。其实，专案组有的同志对我表示同情，田传箴、郑汝培是最早搞我“5.16”专案的，他们先后向我表示道歉；朱桂育任浙江展览馆副馆长，遇见我时赶快跑了，怕丢面子；我到“杭电”上班后，为普加一级工资，找专案组、干部处处长周永祥，他积极为我解决问题，后来他调到教育学院任党委书记，还要我去看他。

1993年10月25日，办理离休手续，“杭电”党委 [1993] 24号文件：“该同志离休后享受处级政治、生活待遇，工资照发。”后因工作需要，被学校返聘一年，1994年10月离休。

1986年7月31日，万里副总理指出：“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我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对待批评的崭新认识。无论批评得对不对，都不能大搞文字狱、以言治罪。

我在“文革”中，只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被许世友打成“反党乱军”分子；林彪搞的部队干部41万复员，我被复员处理；林彪制造的清查“5.16”，南京军区来材料说我是填了表的“5.16”，被停职审查；粉碎“四人帮”，我跟“四人帮”没有任何关联，却被铁瑛、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切的一切，难道还不是政治陷害？！省委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1977年第14期，白纸黑字——“现行反革命分子陈时秋”；公安局、宣传部四个人签字的“抄家收条”；“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等材料，现在倒成了铁瑛、商景才、谢兰生等人，残酷迫害我一家人的确凿罪证！

三十多年过去了，多次向宣传部、省纪委、中纪委、总书记申诉，都是石沉大海。一个离休干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处可以“击鼓升堂、滚钉板！”，这不是连封建社会还不如吗？！

2004年10月24日，新华社电：中共中央颁布实施《党员权利保障条例》。10月25日，11月25日，给中共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挂号邮寄《我的申诉》。

11月29日，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来电话，说：你的申诉收到了，由我负责处理，现在正在查找过去的文件，宣传部发的浙宣干 [84] 11号文件找不着了，查到浙宣干 [84] 11号文件是发给广播局的。张把联系电话告诉我，有事可以找他。

11月30日，我把专案组给的浙宣干 [84] 11号文件的复印件，在省委大楼后大门交给张同志。

2005年3月10日、4月19日，给中共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寄《我的申诉》、一封信。6月10日，给省委宣传部干部处负责同志，寄去电脑打印的《陈时秋的主要罪行》、对定案《陈时秋的主要罪行》的申辩意见、《劳动、思想小结》、《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对《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的申辩意见等材料、资料、申诉等共11份，供省委宣传部备查。7月7日，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来电话，我不在家。

第二天我给张同志回电话。

他说：你的申诉按照程序，今年三月已交教育厅高教工委处理，他们找你没有？

我说：没有。我问：浙宣干 [84] 11号文件有没有找到？

张说：文件没有了，在你的档案里找到1985年6月7日宣传部发了浙宣干 [85] 38号文件。

我说：我是84年6月1日到“杭电”上班的，从来没有向我传达过[85] 38号文件。

张说：那是学校的问题。

我说：不是学校的问题，是省委宣传部专案组沈秉钧调到“杭电”任组织部长搞的名堂。

张说：现在我在电话上给你念一遍 [85] 38号文件：……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

我说：你们先把抄家的东西还给我吧。

张说：是“文革”中抄的家，找不着了。

我说：不是群众组织抄家，是宣传部、公安局抄的家，不会丢的，抄家拿走的都是私人信件和照片，按照法律应该如数归还本人。你们把《我的申诉》推给高教工委，你们总有个意见吧？

张说：我们和组织部研究认为，维持原来 [85] 38号文件的结论。

我说：也就是维持原来的“长官意志”的结论。

“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年要置我于死地的是省委书记铁瑛和宣传部的商景才、谢兰生等人，不是高教工委。像当年高正生同志一样，我就是

跳楼，也要从省委宣传部大楼上跳下去！

2005年10月25日，给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寄《我的申诉（二）》、《‘政治运动’回忆录》第二稿、《对陈时秋家进行了搜查》凭证复印件等文件。

2006年1月10日、3月28日，给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干部处挂号寄《我的申诉（三）》、《我的申诉（四）》。迄今为止，2007年即将过去，又都是石沉大海。省委宣传部放着《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于不顾，继续维护浙宣干[85] 38号文件的结论，而且至今不给本人见面。按照党规，我信访多年，宣传部党组织应甄别出：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有没有确凿证据？还是政治陷害的？我的冤案起因并不复杂：

（1）、南京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我只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被打成“倒许乱军”，被抓、被毒打，为此，中央对南京军区在军内外大批抓人，发出 [68] 18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2）、南京军区在清查“5.16”中搞法西斯审查，逼迫南京军区后勤部锋锐交代，说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南京军区来函给省政工组，我被停职审查，后来，南京军区保卫部来函承认，材料是假的、错误的；

（3）、粉碎“四人帮”后，我被铁瑛以莫须有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

“倒许乱军”、“5.16”、“现行反革命”三顶特大帽子，都是许世友、铁瑛，违犯党纪国法，特别是违反中央《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严正警告，而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

万事都有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哪一条犯了《刑法》规定的罪行？请用《党章》、《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衡量。对我执行“从宽处理”、“维持原来开除党籍”的理由究竟是什么？请一条一条地摆出事实和证据来。没想到，当今的省委宣传部仍然没有超脱派性的干扰，把从来没有同本人见面、塞进我档案里二十多年的浙宣干 [85] 38号文件，在电话中读一遍了事。我怀疑专案组还在档案里塞了什么东西？让我晚年背着黑锅！

例如，“三种人”。宣传部从来没有向我宣布我是“三种人”。可是，从突然取消浙宣干 [84] 11号文件，把“犯错误”拔高为“犯严重错误”，是把我当“三种人”、“黑五类”处理的。这种做法，有不光明正大之嫌。就是死刑犯，也知道为什么判死刑。我被强行开除党籍，至今还不知道我违反了哪一条党纪？恳请宣传部党组织告诉我。“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宣传部对我长达三十年的申诉保持沉默，更是错误的。

什么是“三种人”？

1981年11月21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两案”审理工作会议上说：去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样说：“我在今年1月16日的讲话中说过，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总书记说：“请同志们注意，小平同志这里讲了三种人不能上来，已经上来的要撤下去，但是并没有讲都要开除党籍。”清查“三种人”，胡耀邦主张冷处理，尤其是某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更要慎重，从宽为好。

于光远教授说：“我认为是否是‘三种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头衔或者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本质”。可是，在清查“三种人”中，不少地方是按照“文革”中的头衔定罪，并且把造反派和“三种人”等同起来。商景才、谢兰生等人很清楚，我与林彪、江青根本没有任何关联，宣传部本来要给我恢复党籍的。就是清查“三种人”之后，商景才等人以为机会难得，虽然没有宣布我是“三种人”，但从我工作一年后，宣传部改发浙宣干 [85] 38号文件，偷偷塞进我的档案来看，实际上是把我当“三种人”处理的。

在国家刚刚颁布正式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一个政党中的邓小平，提出所谓“三种人”，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定程序，来刑罚成千上万的党内外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清查“三种人”运动一开始，还只是党内整党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

1981年开始的清查“三种人”运动，就把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国。

1982年，中央 [82] 55号文件规定：“对‘三种人’要做结论，同本人见面，连同本人意见一并归入本人档案。”后来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什么是“三种人”？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1983年底，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简报》中，“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打砸抢分子和其它坏分子。”

1983年4月23日，中央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

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换句话说，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隐性的“黑五类”，起码丧失了“被选拔”和“出国”两项重要的公民权。
　　从中央文件定义的“三种人”来看，除了“打砸抢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实实在在的刑事责任外，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严重”都没有触犯刑律：前者不符合起码的历史常识；后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对“打砸抢分子”的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这里也有一个追诉的法律“时效性”的界限。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种人”的政治运动，还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抢分子”，那么无论他们在“文革”中属于哪一个派别，无论他们的现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实际上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

在1966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由此，这批高干子弟被包庇了下来。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会有公正可言吗？请看几个不争的事实，例如：
　　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国清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20万群众。其中，既有反对他的“4.22”造反派，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因为韦国清和邓小平私交甚笃，非但被包庇下来，还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

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一手制造“内人党”罪魁祸首之一。1968年在内蒙整莫须有的“新内人党”就有34.6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占75%），仅据中央发的文件承认：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中，共打死16，222人，致残87，188人。但因为滕海清是在军内很有人脉的“老干部”，暮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相反，内蒙古师院学生造反派东方红纵队的头头之一的高树华，在当时仅是内蒙革委会党委，更曾经对这一冤案公开提出过异议。但却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四年，作为滕海清等老干部罪行的替罪羊。结果在查了四年都无法查出他任何“打砸抢”问题的情况下才于1983年7月5日被迫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释放。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清查”标准，这场运动有什么法律公正可言？

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借军委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向中央作了检讨墨迹未干，又开始整人。自1970年4月起，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3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13万人被打成“5.16”分子，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江苏省两大派头头，文风来、曾邦元，一个被整死，一个被整得死去活来。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江苏省革委副主任、老红军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的替罪羊。许世友暮年在南京中山陵8号别墅颐养天年，一个共产党的高官死后睡棺材，运回河南还乡土葬。邓小平特批：“下不为例。”
　　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在揭批查运动中，挨整人数达400多万人。

对部队复员干部所谓“倒许乱军”的，不问青红皂白就往死里整；对一派实行残酷镇压：有的被直接枪决，洞头县原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可见铁瑛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马目学习班”学员张小定，在杭州钢铁厂被另一派活活打死，塞在阴沟洞里；学员孔汉茂，在汽车制造厂被另一派活活逼死。仅以台州地区为例，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11人被逼死、23人被判刑、50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3200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临海县被逼死的有20人、被判刑的有46人；黄岩县当时有20人被逼致死，38人判了刑，其中1人被判死缓；仙居县被逼死22人，被判反革命罪38人；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4人，判刑39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44人。

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个“反革命罪”。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就在铁瑛眼皮底下的杭州市，一个不到2000人的杭州机床厂，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疯，3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38人；另一家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3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16人被无辜关入土牢。
与此同时，浙江大地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

毛主席亲自批示：“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298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

被周总理誉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桐庐县印渚公社南堡大队，被突发的特大洪水冲毁，全村只剩下一棵苦楝树。罗马尼亚也因洪灾，提出要我国支援，周总理向他们介绍我国浙江有一个南堡大队，以“泰山压顶不弯”的精神，自力更生战胜洪灾的事迹鼓励他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好支书李金荣。在揭批查中被铁瑛等人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

为响应党中央“让哲学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的号召，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学哲学的带头人，江山县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五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省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些农业战线上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根据《人民画报》社、《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人民中国报道》等报刊杂志的约稿，我都进行过多次报道。

诚然，如果这些被处理的人真的是罪有应得，也无话可说。事实却不是这样。如能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就会发现，许多被处理的所谓“三种人”，都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现在案中人和无辜受牵连的家属，一部分已经去世，但多数还健在，有的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在贫困交加中艰难地活着！这种违犯人权、违犯宪法、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必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是建国以来手段最残暴、迫害人最多、时间最长，可创世界之最！

铁瑛在揭批查运动中，一方面对一派实行法西斯式的残酷镇压，而对另一派，实行“鸡犬升天”的保护政策。像方剑文、姚国麟、杨秀珠等人，这些扶不起来的阿斗，为什么不是“三种人”？铁瑛心中最清楚。

方剑文、姚国麟、杨秀珠等人，都是劣迹斑斑的坏头头。铁瑛对他们关怀备至，百般呵护，给他（她）们升官晋级，委以重任：

如方剑文，原杭运段工人，1969年2月8日，带头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3000多支，子弹50000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组织；同年6月12日，方剑文带领“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包围新华社，中央指示，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参见《浙江方志》编辑部编印的《浙江“文革”纪事》第123、128、130页）。这样的人，却被铁瑛提到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的高位。后因倒卖钢材而被判刑五年。与方剑文一起策划抢劫枪支、弹药，包围新华社的原杭运段职工邵素珍，也受到铁瑛的重用，并享受正处级待遇退休。

又如温州的打砸抢总头目姚国麟，在“文革”期间抢劫枪支、弹药和船只，到处挑起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动了中央，周总理为此专门作过指示。姚国麟也被铁瑛提拔为温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打击走私贩私办公室主任。后因跟市公安局长搞走私活动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更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卖馒头女孩子，16岁就当了姚国麟小情妇的杨秀珠，被铁瑛看中，一下子就当上了温州市副市长，后来，又提拔她为省建设厅副厅长，当再次要提拔她为厅长时，杨秀珠于2005年5月却突然携巨款外逃。此事震动了中央、中纪委领导同志。后来杨秀珠在荷兰被国际刑警组织抓获，但何日能将其引渡回国，仍是个未知数。

在许世友、铁瑛这些大人物看来，我是个小人物，一个普通的离休干部，冤屈死可以不作数。但是共产党一贯强调：“坚持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党员享有特权。”有谁能做到？政治诚信是基本的政治道德，一个政党，党的组织，如果缺乏诚信，就难以说得上有什么威信，就不可能赢得人心。戒除不诚信政治行为，社会和谐才有基础。请叩问良知，大家都是来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的，为什么动不动就整人家是“反革命”？有那么多反革命吗？！

对揭批查运动中打击面太大，定性太高的问题，胡耀邦总书记曾两次出台文件试图“纠偏”，但由于邓小平“二十年不议”的旨意，加上地方派性干扰，使中央[82] 9号等文件最终变成废纸。难道邓的一句话就是法律？后来的执政者就把“两案”作为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过去了，远远超过了“二十年不议”的时效，党中央总不该再回避建国以来最大冤假错案了吧？！另一面，对刘少奇61人叛徒案，在邓小平的旨意下，得到了超高速平反。

汪东兴说：“……1936年8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使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即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后，才能给予释放的条文，同意他们这样做。后来，薄一波等人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这样做而出狱。……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就凭这一条，定刘少奇是叛徒头子，就不为之过分！”

（参见《汪东兴传》第357至362）。

我是一名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党员、军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党员的天职；执行军委总政、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是军人的职责。在风云突变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始终遵照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行事。为什么忠诚于党，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倒成了“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至今不予平反；而写了自首书，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们，反倒得到了快速平反！这不是正反颠倒了吗？！

中国共产党员，应该是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子孙，具有对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培养教育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源泉。

我从十二岁跟着新四军，十四岁参军，不顾生命危险追随党，到六十一岁离休。十八次立功受奖，这是我人生轨迹的重要见证。在部队中锻炼成：勤恳厚实、宽容大度，从不整人、同情弱者，直言不讳、不说假话，倔强直率、刚直不阿，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人品格。

回想我以往做的事，一贯都是按党的政策、原则办事的。举小小二例：

（1）、1974年某月，宣传部干部谢兰生的孩子需政审，支部要我去看档案，我写政审材料时，不因“文革”中的观点不同，我按照党对干部的一贯政策，只字没提及孩子爷爷的重大历史问题。

谢兰生在清查工作中当了我的专案组长，采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逼迫我交代所谓“恶毒攻击华主席”的言论，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

（2）、1976年4月，天安门“四.四”事件，党中央发出两个决议，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全国党政军纷纷表态的情况下，听说要追查省委宣传部文声“反革命”时，我多次劝说张高星：“追查反革命不是开玩笑，这是领导上的事。”劝他个人不要插手。

（十八）生命不止息  继续奋斗永不停

《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总则第二条规定：“党员享有的党章规定的各项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党的任何一级组织、任何党员都无权剥夺。”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党员对于党组织给予本人的处分、鉴定、审查结论或者其它处理不服的，有权向本人所在党组织、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申诉；……党员有权要求有关党组织对其提出的请求、申诉和控告给予负责的答复。” 因此，我有权要求宣传部党组织对以下问题给予负责的答复：

（1）、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有确凿的证据吗？还是政治陷害？

（2）、“反革命”不能成立，公安局和宣传部抄家拿走的私人信件46封、照片10张，为什么至今不归还？冤狱两年半的工资为什么不补发？

（3）、开除党籍为什么不按《党章》程序办事？一不让参加任何会议，二不给任何文字决定；只凭“长官意志”强行把我的党籍拿掉，这是哪家的规矩？

（4）、1984年2月20日，宣传部发的浙宣干 [84] 11号文件，定我“犯错误”，并要我抄录11号文件；一年后改为浙宣干 [85] 38号文件，提高为“犯严重错误”，偷偷塞进我的档案里不让本人知道。这种做法，是光明正大吗？还是搞阴谋诡计？

（5）、2005年7月8日，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从电话上给我读了二十多年前的浙宣干 [85] 38号文件就不了了之。这种不负责的答复，是根据《党章》哪一条规定？

这些问题是生命攸关的问题。罪与非罪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宣传部不应回避这些问题，应带头模范地遵守、贯彻、维护党章，执行党对干部的一贯政策。用一个电话就打发了沉冤三十多年的冤案，这是在继续剥夺《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在继续维护“长官意志”酿成的恶果。

有些所谓的“共产党人”，无辜把人往死里整！这些人还有党性可言吗？恐怕连普通人的良知也没有。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省委宣传部，仍然维护塞进我的档案里二十多年的“浙宣干 [85] 38号文件”的错误结论，这只能说明在省委宣传部党组织那里，党规、法规形同虚设！

上述真实的历史记忆，都有党纪国法、中央文件、历史实录为依据，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而原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政治部，浙江省委铁瑛书记、宣传部，违犯党纪国法，不顾事实真相，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为制造的“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等三顶特大号的帽子，由此开除我的党籍，是经不起党纪国法和历史检验的。

现今不是强调“依法治国”吗？究竟是法大还是权大？在法律面前设置禁区，哪有公平可言？构建和谐社会，不平反冤假错案，和谐从何而来？

胡锦涛总书记，正在理性求索13亿人口“和谐”之路。总书记关注民生、注重信访工作。可现实是怎么样呢？对贪官一味地放纵，官官相护，浙江的“两杨”事件，杨秀珠、杨湘洪外逃成功；对人民群众一味地压制，冤假错案得不到申诉、平反。从中央到省地县的信访站室，对待上访者同衙门一样冷漠。浙江省委大楼信访站大楼，是拿人民的血汗钱盖得很漂亮，可是，在对待人民群众上访时，却是冷若冰霜，视为刁民。

我期盼着毛泽东思想能够回归十七大——正确认识、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将南京军区政治部，浙江省委宣传部，对我制造的“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冤案予以平反，还我一个公正，恢复我的党籍，解决遗留问题。对于十七大代表的选举，令人大失所望。中央通知规定：十七大代表必须是“优秀共产党员”。铁瑛优秀什么？他是镇压浙江人民群众的指挥者！他在揭批查运动中派性实足，亲一派压一派，累及400多万人及其无辜的家属孩子，欠下了累累血债！怎么成了“优秀共产党员”？怎么也是十七大代表？一贯反共、反对开国元勋毛主席的李锐，也钻进了十七大。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继续在共产党脸上抹黑吗？！

共产党员，应想想自己入党时的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誓为共产主义奋斗，永不叛党。”我虽被强行开除党籍，但誓为共产主义奋斗，永不叛党，是我毕生恪守的信念。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同志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指出：“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在迟暮之年，奋力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旨在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土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1966年6月说过：“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坚信，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者必然走向灭亡！共产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对于历史事件，再漫长的岁月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千秋功过罪，自有历史来评说。时间可以检验一切，我的覆盆之冤，终久会得到申冤。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毛主席晚年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毛主席虽然走了，可是，他一生的丰功伟绩，都印刻在中国人民劳苦大众的脑海里，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撒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中国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坚持民族独立的决心，将是空前坚定。我时刻怀念那位对此做出伟大贡献的，文治武功举世无双的人民英雄——毛泽东。

我是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感到无尚光荣！对自己十二岁就跟随父辈们参加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选择，绝不会动摇！毛主席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相信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我应抛弃个人恩怨得失，以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为悍卫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继续奉献我的余生。生命不止息，继续奋斗永不停。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离休干部陈时秋

2006年6月16日杭州

2009年3月18日定稿

后  记

《真实的历史记忆》这部回忆录，是在我2000年5月8日突发中风，脑子受到较大创伤，住院一月后突发奇想开始撰写的。为了康复记忆、失言、写字等功能，我采取不少有效措施，以防止二次中风。其中，最重要的是多用脑，多读报，多练字。

一开始，我买了稿纸，从练钢笔字开始，还坚持过去的练书法。后来，我买了电脑，开始学打字，上网看看新闻。凡是有利于康复脑部功能的事，我都刻意去做好。中风八年多了，我的康复锻炼已见成效，受益匪浅。

人生苦短，去日无多。想动笔写点什么？撰写回忆录，给亲朋好友、后代和我的一生有个交代。

我在长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政治干校，比较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些年来，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使我渐渐看清楚党内走资派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贯的主张，他们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也是一贯的，他们从建国以来就处心积虑的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共产党人应该“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哪有共产党人不顾广大工农群众、劳苦大众的死活，热衷于搞私有制的道理？！

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像照妖镜一样，剖析 “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我国社会出现的罪恶与灾难，再大的政治骗子、汉奸、卖国贼，必将显露出他们的原形。

地位不能给人以智慧，权力也不能使人拥有真理。大人物才能写回忆录，小人物写回忆录有什么用呢？这是历史的偏见。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我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熔炉里锻炼成长的老共产党员，被某些大人物打成“反革命”，又非法强行开除党籍。我把这段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通过我的亲身经历的连锁冤案，真实地再现出来，以反证法，揭穿某些大人物的回忆录违背历史真实，掩盖其违反党纪国法的种种丑恶行径。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这就是我撰写《真实的历史记忆》回忆录的唯一目的。

回忆录中，很难免有不周之处，恳请老首长、老领导、老战友和亲朋好友批评、指正。

陈时秋

2009年3月18日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