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历史记忆》---陈实秋江浙文革回忆录（连载，全文）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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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人余秋雨说：“世上最惊人的是真实，最感人的是说出真实。中国已经有人敢于这样说了，一切才有了希望。”

我撰写的《真实的历史记忆》说出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历史是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是光辉的。杜撰的历史是谬误，是经不起检验的，是耻辱的。多行不义必自毙。

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在我国是最大的权力，长官意志就是“法”，一被滥用，就是灾难性的。当今，用权力制造的冤、假、错案无处申诉，还谈什么“以人为本”、“社会和谐”？

一旦“神州无冤魂，人间少暴虐”，一旦制造“红色恐怖”与制造“白色恐怖”同样受到追究，一旦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那么，社会的公平、公正，社会的和谐才能达到新的境界。

历史是公正的，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



真实的历史记忆


——红色少年郎心中毛泽东

一张大字报引起连锁冤案

一张大字报决定悲情人生


目 录

前言 ……………………………………………0

（一）天地转悠悠 红色少年郎………………1

（二）从小学革命 心中毛泽东………………5

（三）参军文工团 服务工农兵………………7

（四）反腐不间断 继续革命永向前…………13

（五）四清下海岛 许清喜喝茅台酒…………35

（六）十年文革史 反修防修炼金刚…………41

（七）学习十六条 勇敢撰写大字报…………46

（八）第一次劫难 许世友搞多中心…………54

（九）常委作检讨 司令转脸就推倒…………63

（十）借复员之名 许再次打击报复…………69

（十一）第二次劫难 许世友草菅人命………76

（十二）许势力范围 难逃许世友手心………81

（十三）华国锋上台 冤假错案又重来………86

（十四）第三次劫难 铁书记铁面有私………91

（十五）陈荣安已亡 含冤灵魂归何方………96

（十六）千秋功过罪 自有历史来评说………103

（十七）天天讲和谐 冤假错案何时平………110

（十八）生命不止息 继续奋斗永不停………121

后记 ……………………………………………124



前言


“人之初，性本善”这一千年之说，是儿时慢慢懂得的道理：做人要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绝不能无辜伤害别人。

苍天赐给我一个革命的家庭，从小学革命，对剥削、私有制的信念：

“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格格不入。只要你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就要认真思考“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个严肃的问题。

我很感激父辈们引领的正确航向——跟着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为解放全人类事业奋斗终生。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世界观。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页）我认为，共产党人应该为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这个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所以，在我国，上至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下至普通党员、普通百姓，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大家都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人要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毛主席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党是假共产党；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党员是假党员；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1962年，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上升到政治高度。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毛主席是广大工农群众、劳苦大众利益的真正代表。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最热爱群众、保护群众。毛主席的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劳苦大众的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在井冈山是这样，在战争和经济建设中都是这样。因此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上，是相信、依靠、热爱、保护群众，还是不相信、不依靠、不热爱、不保护群众，甚至镇压群众！这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共产党人、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撼了世界，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当年跟着毛主席争当红卫兵、造反派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亿万工农兵群众、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出于对党和毛主席充满信任，自然要热血沸腾积极参加，为反修防修作斗争，甚至不怕牺牲、血染九州。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文工团有的“战斗队”发出：“只要中国不变修，死了也甘心！”的豪言壮语。当时盛行的毛主席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唱遍了整个中国大地。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生前曾说，他一生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另一件就是搞了个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就是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能否继续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句话：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共产党之所以称共产党，自身的清正廉洁是基本要求，消灭剥削制度是其根本宗旨。

我不因为一家人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被流放、下大狱，妻子、子女受到株连而去否定“文革”。应该如毛主席所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比较公允。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人哪有不犯错误的？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是广大工农群众、劳苦大众的保护神。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欢呼文革的“伟大胜利”；文革“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并保证“永不翻案”；还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表示了刻骨仇恨。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人时依然坚持以下观点：“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并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二卷149、172页)。



我作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科的一名摄影记者，在许世友上将身边工作多年。在“文革”中，可以说是奉命“造反”。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的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以及前线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等单位开展“四大”；是许世友司令员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这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可是许世友凭着已往的“政治经验”，以为事态又要像1957年反右派那样发展，借口执行军委“八条命令”，不顾军区党委的一致反对，一意孤行，镇压群众，在军内外大批抓人！江苏省清查“5.16”运动期间，许世友又一意孤行，镇压群众，使13万人遭受了无辜迫害！！1976年10月，开始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清查运动。铁瑛在浙江省搞“以派划线”，一方面对一派实行法西斯式的残酷镇压，而对另一派，实行“鸡犬升天”的保护政策。致使400万人横遭劫难！！！

人间正道是沧桑，公理终在人心间。

tuffy05

（一）天地转悠悠红色少年郎


我的家乡在浙江省、湖州地区、安吉县、梅溪镇、荆湾村。中国竹乡安吉县的西部，青山环抱、竹涛起伏，山泉萦绕、水声叮咚，风光秀丽，景色迷人。西苕溪河从梅溪镇方向顺流而下五里路，到我们村拐了个弯，村庄的两面是西苕溪水怀抱着，所以叫“荆湾”。

1933年10月2日是农历8月13日，我出身在荆湾村，父亲陈学明，给我取名：陈时秋。

当年荆湾村是个热闹的小码头：有绸布、南货、粮油、茶馆、理发、豆腐店；大批毛竹运输，主要靠西苕溪河水路一直运到上海；西苕溪拐弯的地方，积聚起大量细沙子，是有名的“荆沙”产地。荆湾村的下街头，过了石灰桥就是关帝庙，庙里有两尊关帝菩萨，关平、周仓菩萨立两旁。久旱无雨时，人们把稍小的关帝菩萨抬出，仪仗队身穿类似义和团的服装，手拿标枪，鼓乐声声、敲敲打打，到七里外的长兴县辖区，赵村、空隐寺后面龙山上求雨。我曾参加过一次仪仗队。我的生母赵林娣就是赵村人氏。虔诚的祖母刘桂佳，常带我到关帝庙烧香拜佛。荆湾村还有陈、沈、管三座祠堂，解放后，祠堂成了供销社。关帝庙早就被拆除，盖起了洋楼，成了人民公社办公室，如今成了乡、村政府。我父亲是荆湾村有名的禁赌者，只要他在村里，就没有人敢赌。现今的农村，赌博成风，耶稣教泛滥。

父亲陈学明，姑妈陈文霞，姑父郎玉麟，都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信徒，通过办乡村教育，办养蚕合作社，为农民办好事，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在潘店村创办乡村小学，在荆湾村创办了荆溪小学，父亲任校长，姑妈任教师，我在学校是个优等生，每个学期考试都是第一名，曾代表学校去梅溪镇参加考试比赛，得了第二名；小学还组织文艺演出，宣传抗日，我演被俘日本鬼子；还有军乐队，我是司号的。荆溪小学坐落在西苕溪水的拐弯处，校大门外的两棵大榆树，见证着荆湾村的历史沧桑。

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不论在南京郊区办晓庄师范期间，还是在上海郊区办工学团时，他都在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愿望很好，可惜在现实的中国行不通。后来，我的父辈们才悟出：必须走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只有追随共产党，拿起枪杆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国家民族才有希望。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初，原红二方面军模范师政委彭林（原名彭栋才、1955年授海军中将军衔）和其他三位红军师级将领，奉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派遣，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具体安排，在张爱萍将军率领下，从延安奔赴上海前线抗日。

次日，他们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了旅途的方便，办事处让他们脱下红军服装，换上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服装，张爱萍佩上校军衔，其余四人都是上尉军衔。他们在西安得知上海战况激烈，当天就乘火车直奔南京。出了潼关，事有凑巧，在同一列车上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董老是党中央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任职的。张爱萍等人抵达南京，在南京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换上便衣，改乘京沪线火车奔向上海。

他们在上海龙华车站下车，早有李克农同志开来汽车接站。原上海市委书记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同志（建国后任驻苏联大使）接待他们，把上海的战况大致作了介绍：自从上月下旬开始，日军大批陆军师团陆续渡海到达上海，在海、空军协同配合下在狮子林、川沙口、蕴藻浜和吴淞等地强行登陆。我方承受着敌人强大炮火和飞机炸弹的轰击，很快就遭到全军覆灭。

张爱萍说：“以中国军队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与具有现代武器的日本军队作战，单靠阵地战是难以取胜的，非得有敌后游击战的配合才行。”又说：“中央接到上海市委的报告后，毛主席亲自找我谈了话。上海要成立江苏省委，叫我来担任省委军事部长。毛主席说，上海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上海失守后，就要在郊区和江浙两省广大农村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刘晓说：“是啊，我们预计上海坚持不了多久，正等着你来担任省委军事部长，尽快作好沦陷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

张爱萍问：“不知省委作了哪些准备？”

刘晓说：“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正在作难民的工作，对难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同时组织他们陆续向郊区各村和江浙一带农村疏散。我们已在难民中组织了一支抗日义勇队，正在加紧训练。”

次日，按照刘晓、张爱萍对其他四人的工作分配，彭林被分配到游击干部训练班讲课。

淞沪战役，日军先后投入14个半师团兵力，约28万人，军舰三四十艘，飞机400余架，海陆空联合作战。我方投入70多个师的兵力，约百万人，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以血肉之躯奋勇抗击，虽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但我方伤亡惨重，终将难以支持。

11月上旬，彭林被请到江苏省委的办公处。除省委领导以外，还有一位青年，此人修长个子，一头长发，戴着近视眼镜，言谈举止文质彬彬，显然是一个有素养的知识分子。他们见彭林进来，都起立表示欢迎。省委领导首先介绍彭林，“这位就是延安党中央派来的彭林同志。”然后又把长发青年介绍给彭林，“这位就是王文林同志。”两人热烈握手。

省委领导说：“上海的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省委决定派你们两位到青浦县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武装。王文林任青浦中心县委书记，彭林为县委委员，任军事部长。希望你们两位亲密合作。”省委领导对彭林说：“王文林是河北保定人华北大学肄业，东北沦陷后，他毅然奔赴东北参加抗日联军赵尚志部队。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解押南京。直到抗战爆发，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彭林对这位历经艰苦斗争的知识分子干部不胜钦佩。省委领导，接着向王文林介绍彭林的情况。王文林想不到这位不过二十出头的人，竟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模范师政委，心中对他肃然起敬。两人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再一次握住对方的手紧紧不放。

第二天，他俩就从上海乘船西行，向青浦进发，不料才到半途，就传来青浦县沦陷的消息。省委鉴于青浦一带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比较好，指示他们可以绕道宁波、杭州、嘉兴去青浦，万一青浦联络点找不到，可以到吴县去找。王文林、彭林先坐船到宁波，再乘杭甬线火车到达杭州南星桥车站。这时已是11月13日，日军已在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大举登陆，攻占平湖、嘉兴，迂回包围上海。杭州全城一片惊恐，百姓纷纷逃难。两人匆匆赶到卖鱼桥轮船码头，买了去江苏吴县的船票，15日下午乘船北上。当船快到湖州时，传来吴县也告沦陷的消息。他俩无奈，由于战事遽变、交通受阻，彭林、王文林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滞留在浙江省湖州市。他们无意中看到一份油印小报《战时消息》，报上标明：“郎玉麟、贵诵芬编，陈文霞、贵畹兰刻印，地址：金婆弄X号贵诵芬家。”这一偶然发现，使王文林喜出望外，说：“贵诵芬，我在上海难民收容所见过，他是收容所的主要骨干。”彭林、王文林通过贵诵芬认识了郎玉麟夫妻。从此，就在湖州组建了浙西第一支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郎玉麟为大队长，在湖州、长兴、安吉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他们依靠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运用游击战术英勇机智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成为浙西一支著名的抗日游击队，老百姓亲昵地称为“郎玉麟部队”。

1938年春夏，在浙西一带各式各样的游击队、自卫队蜂拥而起的同时，打着“治匪抗日”或“治匪安民”旗号的迷信武装团体“红枪会”应运而生。红枪会的主要头目费冠英，是勾结日寇的汉奸。有一天深夜，红枪会近千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吴兴西乡楂树坞村。红枪会坛主下令：“郎部队是土匪部队，戳死他们！”一群红枪会的会徒用红缨枪戳向王文林，最后被最凶恶的红枪会头头戳死。王文林惨遭红枪会杀害的噩耗，激起了“郎部队”全体指战员的无比悲痛和极大的愤慨，纷纷要求为王政训员报仇。

郎玉麟和彭林召集陈学明、周少兰、温永之、许斐文、许斐然等开会。大家认为：根据已有的情报，下庄、薛家兜等村的红枪会确实已同日寇勾结一起与我抗日部队为敌。打击的方法是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双管齐下，主要打击红枪会头目费冠英。汉奸费贼不敢回西乡，只身来到东乡在长超部队（1938年2月李泉生组织的抗日义勇军）附近摆小摊，为日寇搜集情报。郎玉麟通过在长超的李泉生捉拿首犯费冠英。李泉生抓住费冠英，宣布其罪状后就地枪决，为王文林报了仇，为人民除了害。一提起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郎玉麟脑子里浮现出王文林，王文林到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已、关心他人、善于做思想工作的种种情景，历历在目。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布置一个“文林室”。几天后，经过刘芾亭等同志的精心布置，纪念室布置得庄严肃穆，堂前挂着一幅栩栩如生的文林遗像，两旁是纪念王文林的两幅对联：

满腔热情爱人民，碧血染大地；

一片丹心报国家，浩气壮山河。

无杂念私心，个人生死一已得失轻如鸿毛；

惟忠肝义胆，国家安危民众疾苦重于泰山。

墙上挂着介绍王文林英雄事迹的画图，桌面陈列着王文林生前用的遗物，激起人们无尽哀思。

全国解放以后，在潘店村后面的梅花山上建了陵墓“郎部公墓”，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王文林、刘芾亭、周少兰、许斐然等23位烈士，长眠在此地。

1939年3月24日，“郎部队”派我父亲陈学明（指导员），到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百子堂，聆听周恩来演讲，回来向部队传达。当今，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周恩来演讲纪念亭，成了观光、避暑、休闲的圣地。

荆湾村顺流而下，就是潘店村。梅溪、荆湾、潘店，成了抗日游击队“郎部队”的集散地。地下党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经常光顾我家，只知道他手拿剪刀、尺的“卖布客人”。我父亲受地下党的派遣，任国民党的区长，专供“卖布客人”文件看。我们家的楼梯下面，都是打鬼子缴获的一些战利品，钢盔、望远镜、坏手枪、坏手榴弹等。我们小孩拿这些战利品武装到牙齿，在村口石灰桥上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我的小伯伯陈学廉只大我四岁，是荆湾村的小孩头头，我们都听他的指挥。还有吴爱民，好似他的警卫员，他们两个人舞起“狮子”来，可是一等工夫，我小伯伯在上海解放后到军政大学学习，后分配到空军通信部门，他们俩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小伯伯是离休干部，吴爱民是昆铜公社、晓墅镇人武部部长。

1943年10月，日寇向浙西天目山一带发动进攻，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向后撤退，行署、专署，吴兴、长兴、安吉三县政府都逃进深山里去了。“郎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4年4月开始，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当时归属国民党浙西行署第二特务大队，是一支新的抗日部队。我姑父郎玉麟任大队长，父亲陈学明任副大队长，吴小土、贺文铨分任一、二中队长。浙西行署贺扬灵、第二专署於树峦担心郎玉麟、陈学明把部队拉出去投奔新四军。密令专员朱希要杀郎玉麟等人。郎玉麟几经周折，到了十区专署，专员朱希宴请郎玉麟等人。酒席间，朱希酒后吐真言：“於树峦打来电报，要我把你抓起来，秘密地杀掉，我能对你下手吗？”郎玉麟大吃一惊，心想：要赶快脱身。刚好国民党在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乘机打电报给贺扬灵请求从军。贺扬灵也怕承担杀害著名抗日分子的罪名，如今借刀杀人不成，让郎玉麟从军离开浙西去了事。二、三天后接到贺的复电，批准他从军，还勉励了几句，并委任他为浙西从军青年第二队队长，还在《浙西日报》上大肆宣扬一番。郎玉麟心想：等我逃走了，你们就枉费心机喽！

与此同时，国民党到处寻找我父亲陈学明的下落。我们一家四口，躲到我的级任老师范绍赓老家，后面的高山上。山顶上只有一户农民，一位眼瞎的爷爷老年丧子，和媳妇、孙子艰难度日。我们的生活，主要靠舅舅沈文祥肩挑几十里路，把粮、油等生活用品送上山。

1944年8月23日，新四军十六旅在宜兴、长兴、吴兴一线发起长兴战役，对浙西日伪军展开全线进攻。经过一个多月战斗，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大片土地，解放人口十余万。新四军在浙西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一样，建立吴、长、安边区革命根据地。

1945年期间，我家在湖州埭溪镇以西的盛家坞居住，我和小伯伯陈学廉在茅坞上学，祖母在茅坞居住专门照顾我俩。一天深夜，父亲突然回家，带领全家连夜到盛家坞以西，不到十里的安吉县境内上舍村新四军驻地。第二天，看到几位女的新四军，女的当兵，感到很好奇，她们在包馄饨，可是又不像馄饨，她们告诉我，这是饺子，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饺子。

1945年4月1日，成立吴兴县民主政府，郎玉麟任县长，顾玉良任中共县委书记。“郎部队”的一批老部下都到民主政府任职：陈学明、孙厥谋、李泉生、胡志平等人，分别任埭溪、妙西、菱湖、和平区区长。组建了县警卫营，曾被省保安处长宣铁吾追捕的共产党员吴德全化名吴小土，和贺文铨、王云清等人，成了警卫营的骨干。


（二）从小学革命心中毛泽东


我从小跟随父亲陈学明在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郎部队”中生活；十二岁到新四军部队。听着革命故事：毛泽东、朱德同志在井冈山上会师，朱德总司令《一根扁担》、贺龙军长《两把菜刀起本》故事，……。

唱着抗日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毛泽东同志，带着头走，跟在后面是我们大家，反动派疯狂来进攻，

打破它脑袋，赶它回家！”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人，为我中华民族，要作自由人！”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于1945年8月14日至23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谁都清楚，这是国民党蒋介石设计的“鸿门宴”。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重庆谈判四十三天，谈判的焦点是解放区政权与人民军队整编问题。我党为了争取国内实现和平，让人民休养生息，主动撤出几个抗日根据地。浙东、浙西新四军奉党中央命令北撤到长江以北的苏北解放区。

1945年秋末，浙东新四军奉命渡杭州湾北撤；浙西新四军从湖州、长兴、安吉北撤。随军家属和孩子不能留在国民党占领区，“骗”我们小孩是到江苏宜兴去上学。祖母坚持不走，只好留下小伯伯陈学廉照顾她。不久，国民党当局到处抓我祖母刘桂佳和年仅十六岁的小伯伯，在我家大门上张贴通缉令和悬赏；祖母只好投奔远亲，小伯伯改名朱复元，他们常在坟地躲藏受了惊吓，还朝思暮想记挂着北撤的七个亲人，祖母才五十岁出头，于1947年病故了。

我们在荆湾村码头，匆匆忙忙分乘几艘小船，从西苕溪河顺流而下，船上只能吃饱饭，没有菜蔬。一路上，我学会了摇撸、划船、背牵，经太湖到达沪宁铁路常州奔牛站附近，遭遇四个还没缴械投降的日本鬼子，大摇大摆地在铁路上行走，在新四军兵站的掩护下，鬼子才没敢动手。在杨中县附近渡长江，一时找不到大船，好不容易等来一艘大船，不肯停下来，危急之下，兵站潘大兵只好朝天鸣枪，船老大才肯把船靠岸。和我们一起过江的还有吴小土、孙厥谋的家属。渡过长江后到达东台解放区，所见所闻都是新鲜事，看了部队文工团演出的话剧《甲申三百年祭》。

1945年11月，到了淮阴，父亲任清江市王营区区长，后调淮安县工作。虽然生活很艰苦，但精神非常快乐舒畅。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呦，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1946年6月，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了。我们在淮安县已听到敌人的机枪声，才撤出淮安地区，经郯城到达山东境内，父亲在鲁中二专署工作。鲁中比苏北生活更加艰苦，有的同志开玩笑发点牢骚：“反攻反攻，反到山东，胜利果实煎饼大葱”。南方人啃高粱煎饼的确是个苦差事。

1946年冬，我十三岁告别父母、小弟、通讯员沈连法，到华东党校找姑父郎玉麟。正值过年，南方新四军的同志供给一碗大米饭。年后，姑父和警卫员陈乃知，送我和表弟郎民苏、姑母陈文霞，到沂蒙山区刘家道口村，鲁中军属子弟学校读书，由姑母照顾。学校设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生活艰苦，没有条件洗澡，人人都长虱子，头发长了，姑母用剪刀胡乱剪一下。我父母带着四岁小弟陈时枫来校看过一次。

有一天，学校来了两位骑马的军人，看他们的穿着可以肯定，一位是团、师级干部，一位是警卫员。晚上，那位长着兜腮胡子的军人和方老师举行婚礼。所谓婚礼，就是老师们和两位军人在一起喝白开水，吃点长生果、瓜子而已。因战事紧急，蜜月变成了蜜日，新郎官第二天就走了。战争年代的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又有一天，被我军俘虏的26师一批军官来校参观，师长马励武、副参谋长牛犇，还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有同学问他们：为什么吃了败仗？马励武说：天气太坏，下大雨，大炮拉不动。一股不服输的样子。同学们异口同声说：不是天气太坏吧，是蒋介石的良心太坏了，中国人为啥打中国人？他们答不上来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学校要我把此事画成连环画在校中展览。

学校有个文艺宣传队，我是宣传队员。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还不少呢。有《大联唱》、《兄妹开荒》、《打花棍》、《小放牛》、《放小脚》、《识字班》、《良女劝母》、《改造二流子》、《张德宝归队》等节目，我在《张德宝归队》中饰演张德华。宣传队除了为学校演出外，还经常为当地群众演出，起到了宣传群众、鼓舞斗志的作用。

学校有一把双拐弯的紫铜号，没人会吹，我原来在荆溪小学军乐队是司号员，所以我成了学校的作息司号员；又是墙报员，为各班级画《满天飞》墙报头。新泰、蒙阴一带，我军和蒋军展开“拉锯战”，我军的标语和蒋军的标语满墙都是，老百姓经常遭受地主还乡团的洗劫。

我们学校也常常转移，我参加了护校队，护校队每人发一颗手榴弹，听到敌人机枪声才能离开学校。当时我十三岁立了两个三等功，事隔六十多年了，我还珍藏着这份立功奖状。后来到为纪念新四军将领彭雪枫而命名的“雪枫干部子弟学校”读书，解放济南、徐州后，学校更名为“华东干部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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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军文工团服务工农兵

1947年初，蒋介石调动20万精锐部队，向我各个解放区大举进攻。陈、粟大军在华东战场鲁南战役歼灭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后，1947年3月18日，在山东沂水建立我军自己的快速纵队——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

1947年5月，姑父郎玉麟任特纵政治部秘书科长，姑妈在《特种兵报》工作。姑父让警卫员陈乃知骑他的马到学校接我和表弟。三人一匹马轮流骑，一次轮到我骑马，天下雨了，因被子都在马袋里，我把缰绳一放令马大跑起来向村庄猛跑。北方的村庄一般都有土圩和土城门，在过土城门时差一点从马背上刮下来。走了几天到了平度县东高家村特纵机关所在地。

特纵文工团团长于丁，看到我们两个小孩常来看他们排戏，要我们饰演儿童团。于丁团长动员我俩参加文工团，在征得姑父母同意后，我俩参加了特纵政治部文工团。我被分配在美术组，组长刘一平，郎民苏分配在戏剧组，学习、生活上由两位女同志徐桂荣、冯琦大姐照顾。

特纵建立后，特纵文工团在战火中应运而生。团员以十二人为骨干，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山东大学、防空兵文工团合并到特纵文工团，到1952年6月，拥有近300名团员。特纵文工团随军参加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舟山等重大战役。在战火中，团员们认真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高举革命文艺旗帜，宣传群众，激励战士，鼓舞斗志，瓦解敌人，充分发挥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战争服务的巨大作用。

1947年7月1日，特纵机关在东高家村开晚会，纵队首长都来了，到后台来看望大家。晚会开始，听到坦克声震天响，大地被震动了，多辆坦克绕场一圈，坦克上的机枪朝天鸣枪，庆贺特纵成立后第一个党的生日。文工团演出节目，我演第一个节目：《跳将官》，庆贺党的生日。

秋天，蒋介石重点进攻胶东，特纵部队转移到渤海地区。三野政治部文工团导演天然在烟台招了邱仲康、文卜东（电影《东进序曲》中饰演周明哲）、白沙、朗宁、陶真等三男两女五位演员，因找部队，和我们文工团相遇一起行军。途中两次过黄河，遭遇国民党飞机的低空扫射，五位演员中的一位男同志白沙，军装还没穿上就牺牲了，还打死了一匹运输幕布汽灯用的骡子。只好改在夜间行军。夜行军很容易疲劳，朦朦胧胧看到前面人的背包在晃动，一面走一面还做梦哩。有一次宿营时我倒下就睡，醒来时才知睡在牛棚里了。后来邱仲康、文卜东两位留在我们团。

部队到达渤海地区，文工团住在张施滨家村。部队展开了冬季大练兵，特纵副参谋长董尧卿任总指挥，大练兵结束时进行了各项技能表演。工兵团表演坑道爆炸，像电影地道战那样，事前计算好方位、距离，挖地道到敌人营垒，放好炸药然后起爆。戏剧股长白文作词，音乐股长东锋作曲的《特种兵之歌》唱道：“我们是人民的解放军，是光荣的特种兵，在毛泽东红旗的引导下，向着胜利勇敢前进！不怕前面有任何障碍，我们有大炮把它轰平，假如敌人敢来侵犯，我们还有坦克骑兵，工兵同志架桥修路，山高水深任我通行，坑道爆炸，把敌人化成灰烬！……”

我最爱看骑兵团的马术表演，马在飞跑中表演马上马下、马上倒立、马上隐避、马上射击、马上救护等，煞是好看。我也最高兴文工团去骑兵团演出，因为骑兵团用很多马来接送，每人一匹马。

不久，开始了“三查三整”、“土改学习”运动。运动中有的同志被打成“特务”、“托派”、“阶级异已分子”。一个解放入伍的刘平，怀疑他是“特务”，在坦白会上突然拿出菜刀要自杀；另一个也是解放入伍的华奇和我一个组，怀疑他是“托派”，看他整天哀声叹气以泪洗面写交代，我也跟着流泪，借钢笔给他写交代。有一天，开诉苦大会，雇农出身的姜超，诉说苦难家史时痛哭流涕、气愤难当，拿出木匠用的大斧子（房东是木匠），向“出身不好”的王甦砍去。看到运动这么可怕，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很难磨灭。虽然事后都得到平反，可战友间的感情、友谊受到了伤害。

1947年冬，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特纵机关转移到临清一带。机关驻大界牌村，文工团驻小界牌村。文工团为当地群众演《白毛女》，参观了武训家柳林村。部队出征前都要召开诉苦大会，文工团就演出《白毛女》。由于我自学二胡成功，从美术组被调到音乐组，在组长胡子指导下，学会了坠子、板胡、三弦、月琴、大阮等民间乐器以及曼德铃西洋乐器。战争年代物质匮乏，小提琴坏了，琴弦用光了无处可买，我们用鱼鳔胶粘修复小提琴和仿制小提琴弦。从电话线中抽出钢丝，从司令部三科要来粗、细漆包线，自制一台木质绞合机，终于制出了琴弦。土办法解决了大问题。在小界牌村排演了由白文编剧、东锋作曲的歌剧《大榆林》。那时开展满缸运动，每天要把老乡的水缸挑满，把院子扫干净。指导员田超，小提琴拉得很好，因下巴长了一颗颗粒，得了破伤风，因缺医少药，就这么走了；曾任我组长的施新华大姐，是我安吉县同乡，也因缺医少药，离开了我们。

1949年5月下旬，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结束后，驻军江阴、上海，招了两批文工团员。特纵全力投入打扫战场、接管重装备和整编部队工作。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污泥浊水泛滥，“国际饭店”、“远东饭店”、四马路等地段，妓女拉客现象时有发生，是我们亲眼所见。我姑父在上海军管会工作，他的警卫员金九龄专门负责“国际饭店”的警卫工作，晚上带我们参观，电梯只到十八层，上面六层都要爬楼梯，最顶层塔楼上，是蒋介石题写的“礼义廉耻”霓红灯大匾。

特纵文工团驻扎在复旦大学园内。遭受台风袭击，饭堂倒塌，长时间停电。在校学生罗中和著名演员黄宗江夫妇报名参加文工团。著名电影演员、导演石挥，是团长白文在上海的老同行，也要参加文工团，条件是：如果感觉不好就离开。白文回答很干脆：那就根本不要来，参军怎么好随随便便的。老团员们都到吴淞口炮十二团开展文化工作，我立四等功一次。最近，战友李翔、胡静璞夫妇来杭旅游，李翔说：我翻看日记，看到我们在吴淞口炮十二团下连队的一段描写，好像就在眼前，真是日月如梭啊！

1949年8月，特纵司政后机关移驻南京汤山，下属部队共三万余人部署在上海、南京及沿沪宁铁路线各城镇地区，一个炮团配合兄弟部队在前方作战。文工团奉命赶赴江西上饶为前方部队演出，在上饶乘水陆两用汽车过江时，我不慎把“回力牌”新球鞋一只掉进江里，气得我只好把另一只丢进江里。这是在上海工作的二叔陈学清送我的，还有一支钢笔。

江西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1941年1月初，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在上饶的周田、茅家岭、李村、七峰岩等地设立的一座规模庞大的法西斯式人间地狱。文工团员们瞻仰、缅怀在集中营牺牲的近200名革命烈士墓，参观了当年四周布满铁丝网和机枪的集中营。

文工团回上海后，立即到安亭车站为部队演出。装置组刚装好舞台，王光堂、蒋先经两位战友到河沟里洗澡，大概是山东小伙子不识南方小河沟的深浅，由于老百姓年复一年挖污泥积肥，水可深着呢！两个人大概都不适水性，一个下去上不来，一个去救，呜呼！直到晚上演出，才知少了两个人。沿沪宁铁路一路上演出到达龙潭车站，夜间行军至南京以东28公里的汤山地区，原国民党陆军步兵学校狼山营房和特纵司、政、后机关汇合。凌晨看到主楼顶部有蒋介石题写的“军人魂”三个大字，“军”字写成中间出头，意在“军人有出头之日”。

不久，文工团从狼山营房迁到汤山镇过去一公里炮兵特科学校附近的西营房。文工团队伍不断壮大，分两个队，一队排练《解放》，二队排练《刘胡兰》。我是一队男、女“小鬼组”组长，正排待遇。副组长李爱菊。

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被日寇占领也有十五年之久，敌情复杂。汤山镇一带是国民党模范区，常有人放冷枪，夜间外出要带枪。我的手枪是“老爷货”，日本14年式，易走火，一次走火差一点把驾驶员老冯的腿给打了，直到1955年授军衔后，我才佩带我国制造的54式手枪。

汤山镇以温泉著称，是含氡的硫酸盐中温钙镁泉，具有健身、益体、治病的效能，是全国四大温泉疗养地区之一。蒋介石、宋美龄在这里建有豪华“美龄池公馆”。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医院移驻在汤山镇。全国总工会在全国建有12个工人疗养院，汤山工人疗养院是1956年建造的。

刚解放的城市娼妓猖獗，赌毒泛滥。毛主席领导的新政权几乎是一夜之间禁绝娼毒，人民拍手称快。南京解放不久政府就着手改造妓女，汤山镇百货店营业员中就有她们的身影，使其自食其力。共产党执政下的新中国，哪能让妓女存在呢？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大特色。现今，包二奶满天飞、妓女成群，堪称世界第一。某些领导、共产党员嫖娼，有关领导给他包了起来，换个单位照样当官。

最近，2007年5月18日我与老伴和她二姐专程去汤山狼山营房、作厂镇炮兵特科学校参观，现在已改为“炮兵学院”。旧地重游感慨万端，心情特别舒畅。老伴刘炳春、二姐刘炳南、三姐刘炳娣，先后在1949、1950年到“特科学校”参军。距今已57年，风风雨雨岁月过去了，我们已到了古稀之年，还坚强地活着。参观“炮兵学院”时看到展览图片，正是院庆60周年刚过两月（1947.3.18.—2007.3.18.），看到第一任特种纵队司令员102岁的陈锐霆将军在院庆大会上讲话。99年9月和05年5月我和老伴去北京时，军委炮兵的周放、顾亚萍夫妇，二炮的康视华、周华敏夫妇（他们与我们都是特纵司令部政治部的战友）一同去看望陈司令，他已是94岁和百岁高龄的老寿星，还记得我老伴1950年是司令部的打字员，几乎每天都要和组长到陈司令小楼打印文件和“口令”。他讲起特纵部队参加过的战役战例时，记忆、思维能力特别强。我拍下了珍贵的照片。告别时，陈司令对我们说：“我要向一百二十岁进军！”我们祝愿他进军成功！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人民万岁！

特纵奉命在南京新街口孙中山铜像周围，摆一圈美式105口径榴弹炮。驻军南京所有文工团，组成浩浩荡荡的腰鼓大队参加大游行。我团晚上在玄武湖演出歌剧《解放》，还在长江路“国民大会堂”把仿真105口径榴弹炮推上舞台，演出《胜利渡长江》。

1949年12月，文工团初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杨荣兴战友在入伍前就是老团员，是我入团的介绍人。我入团后，立即介绍其他小同志入团。

1950年2月初，春节快到了。我父亲还没有南下，在中南行政委员会任秘书科长。自从随新四军北撤到山东，经淮海、渡江战役打回南方，顾不上回故乡省亲、拜谒祖母亡灵。所以，父母亲和小弟陈时枫来到汤山，约我同回梅溪、荆湾过春节。可是，因工作太忙请不了假，最后请示纵队刘春副政委，批示：“快去快回”。刘春政委1961年9月奉命转入外交战线工作，是第一任驻老挝大使，1982年从埃及调回国内工作。1986年冬，我出差去北京，文工团老战友徐挥大姐陪我去看望刘春政委。他和原驻苏联大使刘晓共住一个四合大院。政委说：工作很忙，今天正好休息一下，上午的时间都给你们了。在谈到“文革”时，刘政委很关心我的遭遇，要我详细地说一说。最后刘政委说：你吃苦头了。

回故乡过春节，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自从跟随新四军北撤到苏北、山东，参加特纵文工团，北战南征，已有五个年头了。故乡之行看到了阔别多年的父老乡亲们，看到了荆溪小学大门外的两棵饱经风霜的大榆树，看到了当年乘船北撤的那个码头，令人激动万分，感慨万端。这五年来，我从一个不懂世事的少年，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战士，肩负着随时随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使命。我向父老乡亲们宣传：农民要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生产的道路。我还大讲特讲苏联集体农庄的美好远景。

春节刚过，文工团排以上干部从汤山西营房驱车到南京明故宫教练场，聆听粟裕司令作形势报告。粟司令雄姿英发，昂首阔步的神采，至今还历历在目。不久，朱总司令下命令，部署华东炮兵部队参加舟山战役。

1950年3月，文工团奉命，带着《解放》、《刘胡兰》两个剧组赴舟山前线。途经杭州时，拜谒了灵隐寺；经过绍兴时，能喝酒的人，水壶中都灌了绍兴黄酒。到达镇海刚要上船，遭遇蒋军空军的低空扫射、轰炸。战斗英雄林茂成牺牲了。我军的木船常遭遇蒋军炮舰的突然袭击，被挂钩到台湾。团长白文动员说：“万一我们的木船被挂钩到台湾，我们要学习英雄刘胡兰宁死不屈！”在金塘、大榭岛可以看到定海马目岛蒋军活动情况。我是歌剧《解放》拉首把二胡的，乐队指挥赵道悦。《刘胡兰》剧组弹三弦的小同志索菲去上学，让我顶替她的工作。在工作中立四等功一次，《立功事实简述》中写道：“以很短时间突击《宝山参军》曲子完成演出工作，在行政组领导上有明显进步，帮助同志学习业务，……。”我十七岁，组里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同志，大家都昵称“小鬼组”。

5月1日，我军解放了海南岛，国民党军惊恐万状，因此，5月13日，蒋军秘密撤出舟山群岛。文工团在岛上发放仿苏式新军装，从此取消了打绑腿。海岛风特别大，新发的大盖帽很容易被风吹走，在地上直滚。从舟山前线回到汤山西营房，原来营房被炮校新学员占了，只好移驻东营房。

1950年5月下旬，后勤部长顾寒星化装成商人去香港购买坦克、汽车材料，余款买了一台美国第弗来35毫米电影放映机交给文工团。电影是新鲜事，可无人会摆弄。文工团有一台缴获的美国35毫米幻灯机，我负责刻画彩色幻灯片，配合《白毛女》、《解放》、《刘胡兰》等歌剧的演出。团长凌竞亚要我试用电影放映机，后来调我到特纵文化部成立电影放映队。35毫米放映机，单机放映10分钟要换一次片很麻烦，所以在上海仿制了一台。为了提高电影放映技能，顾部长从后勤部汽车修配厂，调一位叫李廷的技师，举办电影放映训练班。顾部长非常关心，常来训练班看望大家。李廷技师高超的技术让我很羡慕，从电影机械、扩音机、收音机等的修理，他都很精通。从此，我喜欢上无线电。我从矿石收音机开始学，到会自制和修理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修理电影放映机、扩音机；到自制和修理彩色电视机和修理录像机。自学的道路是艰辛的，人家休息我不休息，蚊子叮咬照样学习。通过自学，李廷技师的一套技能我都达到了。我干一行爱一行，在工作中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由于顾寒星部长的“心血来潮”，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使我从一个文艺工作者，改变为电影放映工作者。干什么工作无所谓，只要是为工农兵服务就行。但我怀念特纵文工团在战争年代的日日夜夜。

1987年10月7日，由原特纵文工团在北京的离休干部张仲璧、徐桂荣、田丁、徐挥等战友倡议，为纪念特纵文工团成立四十周年，在山东兖州六十七集团军地炮旅聚会。我和在湖州工作的表弟郎民苏应邀参加。

原特纵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刘春，为老战友聚会题词：



三野特纵文工团老战友兖州六十七集团军炮兵旅

战争之神

聚会纪念八七年仲秋 陈锐霆印章



快速王牌快速歼 特纵一建虎翼添 人心向背决胜负 可笑敌酋妄怨天

弹指一挥四十年 战略转变更向前 温故知新奋接力 欣看后起逾前贤

丁卯仲秋原华东特纵文工团老同志

聚首兖州地炮旅题诗一首为纪念 刘春印章



六十七集团军炮兵旅，年轻的旅长、政委到会讲话，热烈欢迎老同志们到兖州聚会。聚会领导小组，原文工团团长于丁、唐庆华，把装裱好的两大幅陈锐霆、刘春题字、题诗，赠送给地炮旅全体官兵。在开了一天的聚会上，老战友都畅谈了阔别四十年的悲欢历程；会上念读了白文、姜曼璞夫妇以及高奋等战友的来信。这次聚会，看到了近四十年不见的老战友，悲喜交集，感慨万端。聊天时了解到被整过的不在少数。第一任老团长于丁，在石挥导演并主演的电影《关连长》被打成“毒草”时，于丁在剧中饰演指导员，受到批判；二任团长白文，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后，因写一个剧本，成了“反党”分子，被南京军区下放到江苏丹阳，夫人姜曼璞也受到了株连；三任团长唐庆华被打成“右派”，夫人被迫离婚；战友赵国璋被打成“右派”，被《人民日报》点名；战友肖路，在福州军区被打成“倒韩（先楚）乱军”分子；战友赵道悦，在江苏被打成“5.16”分子，关押整三年；……。会上，我的老组长徐桂荣大姐，诉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徐君萱战友关心照顾我一家的事。桂荣大姐说：“这是战争年代战友间的真情实意。”徐君萱战友，从江阴参加特纵文工团的，和我同在一个“小鬼组”，抗美援朝回国后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就读，成为油画系教授。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受逮捕，老伴被隔离审查，三个孩子和一位老人被扫地出门的情况下，徐君萱战友和夫人郑键（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经常关心照顾我的一家，也受到了株连。

聚会正值中秋佳节，举行中秋晚会，演出了不少战争年代的歌舞节目。王桂生是当年军乐队队长，也拉得一手好手风琴。战友们以地区、城市为歌队，唱起了战争年代的歌曲，仿佛回到了战地文工团的战斗生活。也联想起济南战役，在济南、泰山、兖州、徐州等地，看到被俘蒋军的狼狈相。第二天，驱车到曲阜瞻仰孔庙。曲阜，在两千多年前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都城，也是著名思想家孔子的故乡。还游览了泰山。泰山是中国五岳之首，古名岱山，又称岱宗；泰山矗立在鲁中群山间，主峰玉皇顶，海拔1454米；泰山山体雄伟壮观，景色秀丽。我们多数战友徒步爬山至主峰玉皇顶“五狱独尊”。老团长于丁，是我和表弟郎民苏四十年前，参加文工团的介绍人，我们三人在泰山合影，并邀请我们在上海下车，到他家里做客。

这次聚会，我责无旁贷担当起聚会的摄影任务。兖州聚会的整个过程，我拿照相机都一一记录在案。事后，我将扩印好的照片寄往聚会战友手中。不少大姐还来信加印照片，说：“你拍的照片，把我们拍得年轻、漂亮了。”

为了缅怀这支革命文艺团体中献出生命的先烈，为了激励分散在北疆南国的各位战友，一致提议：编印一册比较齐全的特纵文工团“战友通讯录”，借以加强联系，增进友谊，并作永久留念。委托，胡静璞、杨荣兴、陈胜荣、费德薰、谢穆如战友操办。后来，新找到近50多位战友的信息，上海战友，杨梦致、冯琦、周星海、王尧搞了个增补“老战友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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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革命没完成反腐岂可停

(1)建国以来，一系列运动不间断。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党中央、毛主席，每每发动一次政治运动，都是有的放矢的。不是毛主席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人类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些运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防止几千万烈士牺牲得来的工农政权，蜕变成官僚资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了党内外反对派明里暗里的有力破坏。特别是某些执掌权力的人，有的不想继续革命了，他们有意搞扩大化，有的利用运动公报私仇。因此，冤假错案连连发生，伤害不少无辜的同志及其亲属。然后，他们把运动出现的问题，一股脑儿都推到毛主席头上，这是对真实历史的反动！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思考着胜利后防止共产党人腐化变质的大课题，七届二中全会上还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建国初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处治，更将反腐防变提到新的高度。苏联赫鲁晓夫篡党夺权的惨痛事实，使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前途充满忧虑。他敏锐觉察到：党内确有一些官员搞特权、搞官僚主义，懒、馋、占、贪、变、腐败了起来；有些高级干部，甚至被党培养为他的接班人，一有机会就离开马列主义，去迎合苏联修正主义；党的干部路线、组织路线上那种“唯上是从”的奴隶主义思潮极度泛滥，“驯服工具论”充塞到党、团生活的一切角落；在中国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仍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于是，他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扰，担心他百年后苏联解体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毛主席的一生，最善长于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他把大民主这个武器交还了群众，把反修防修的使命交给群众，于是就有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真正出发点，就是要创造一种革命方式，一种大民主的模式，一种全新的机制，一旦中央出现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就能够群起而攻之，并且有权力罢免他们。他坚定地相信，文化大革命能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历史学家们常说，不以胜败论英雄。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难道就可以因其失败而全盘否定毛主席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实践？

由于毛主席的健康原因，由于来自党内外极端分子的干扰，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致使不少当权者把资产阶级法权、把资本主义思想、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念头带进了改革开放年代。1982年，邓小平就发现了腐败暴发的恶疾，邓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邓选》三卷357页）

看看当今的党员干部队伍和社会治安现状，“盛世”之下的种种丑恶行径：贪官成堆、成串，前腐后继，“十个贪官九个淫，还有一个在调情”；二奶盛行，娼妓猖獗，赌毒泛滥；建国前土匪在山上，现今土匪在街上。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撰写的《大变化》一书，用大量事实和数字，说明、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原因和对策提出了初步意见。向全国人民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书中强调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变化，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所有制结构上，私有制经济已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2006年私有制经济在全国GDP的比重已占63%，公有制经济仅占37%，而且私有制的比重还在进一步提高。

（二）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作为贫富差距数量标识的我国的基尼系数，2004年已高达0.467，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俄罗斯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在22个亚洲国家中贫富差距中国排第一）。

（三）在阶级阶层结构上，已形成了“金字塔“型，新生资产阶级兴起，工农大众弱势化。2005年已形成430万户、雇工4700万人、资本6万多亿元（近年已超10万亿元）的新资产阶级。工农大众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在工人阶级最集中、拥有工运光荣传统并且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上海市，据调查，现在只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

（四）在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高速度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使GDP的增长大打折扣。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占16个。我国每年环境污染的损失占到GDP的3-8%（不完全统计），生态破坏的损失约占GDP的6%-7%，两项合计占GDP的9%到15%。如果扣除过高的环境代价，实际发展不是高速度，而是低速度。高污染还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五）在内外经济关系上，我国国民经济正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我国2005年对外贸易的依存度高达64%，远远超过美日等外贸大国18%-20%的对外依存度。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高达50%，是世界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跨国公司正在“井喷式”地并购我国优质的国有企业、重点行业的排头兵。在我国对外开放的产业中，许多产业排名的前5位企业由外资控制。

我对“改革开放”，一开始抱有很大希望，但后来发生了违背《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决不能复辟资本主义；坚持开放，只能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开放，决不能走附庸化、殖民化的道路。改革精英们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争论”， 做了不说，说了不做等手段复辟资本主义。事实胜于雄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改革方向不对头了，为什么广大人民不愿看到的事情连连发生？！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党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斜路了。……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邓小平理论”，应该是检验改革成功还是失败的唯一标准吧？！

（2）民谣说：“毛泽东思想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邓小平理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把《邓选》与《内部言谈录》相比较，就一目了然了。“理论”的核心是“先富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狠批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三十年来的纲，就是以复辟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为纲。实际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是“反过来斗”而已。

内部言谈录：“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只能说一半，不能全说。全说出去就坏事了，就没人听了，就没人信了。例如，‘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就是对外只能讲一半，而且不能争论，一争论底子就会露出来。”

“我们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会理解为所有其他人以后都有机会跟着富起来，这样就制造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有个奔头的境地。等到他们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培养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环境下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富起来的任务了。他们一旦有了社会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再要改变就已经不容易了。在这个问题上也曾有人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要求争论一下。提出争论的人特别对那个‘让’字有意见，认为如果这样提出的话，就等于说是我们以前不让人们富，不让人们过好日子，这等于否定了我们党建国以来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我认为，一争论，时间就争没了，一争论，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到头来还是大家一样穷。还不如干完了，等到真的有了富人了，看看到时社会会是个什么样子再争论也不迟嘛。”

“以前搞共同富裕，虽然大家享受到了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工作铁饭碗、治安环境好等好处，享受到不直接受资本家剥削的主人公劳动地位的责任感。但我们人民生活普遍的生活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太多了。国门打开以后，人民群众用国外的生活水平与自己的生活水平一比，就会自觉地认为还是资本主义好。我们要与资本主义竞争，用富裕的生活水平作标准是最有说服力的。”“既然我们要在短时间内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指衣食住行）提高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就有必要学习西方和日本的发展方式，遵循他们的经济发展规律办事，补资本主义的课，走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保证国家政权在共产党的手里，避免与帝国主义在国际事务上发生冲突摩擦，避免战争，韬光养晦，争取时间发展经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期。不牢牢把握这个机遇期迅速将经济发展起来，我们将要犯重大的错误。”


“既然我们要保证外资企业、新兴私营企业能赚到钱，能够发展起来，我们在上交税率上就要给予他们一些优惠政策。国家在这些方面减少了收入，那么在社会其他福利上边就不能够像以往那样负担全民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就要改革。既然国家允许国有企业在利润提成方面留下了扩大再生产的份额，那么这些企业就应该将职工的退休劳保福利也承担起来，国家将不再负担这些方面的开支。一些企业的设备落后，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职工人口又多，企业向国家银行贷款去给工人发工资，造成严重的‘三角债’，国家负担非常大，而且这些企业还占据着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的黄金地带，又是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像这类企业应该想办法把它们尽快处理掉，要尽快制定‘破产法’。这些企业破产后能够有外资收购是最理想的途径，私营企业有能力也应该允许它们收购。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三角债’脱身了。我们这样做更加符合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提出的标准和要求。”　　

“我们搞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就是要突破原有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要让经济速度加快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我们鼓励一部分人打破框框，放下架子，直接投身到经济交易的市场活动中去。我们对外开放需要大批能够适应生产经济运作的企业管理人员，填补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这方面人员空缺。”

“关于富起来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经常强调的中产阶级呢？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所要培养的富起来的人必须是大富起来的人，他们的富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大资本家，他们的富应该是富可敌国的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事国际间的大宗交易。中产阶级是什么样子的阶级，我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但我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麻烦事特多，他们的人一多就管不了了。他们有人说，为什么你们让一些人富而不让我富？他们说富的人都是共产党让出来的。在谁富的途径上没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条件，这将成为社会动乱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对于脱贫问题。我们一直说在本世纪末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这样提未免太可怜了一点。还是把脱贫就算是能过上小康生活水平，这样的提法比较科学。要严格区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宣导。因为这两句话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要严格避免舆论导向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解为国家只为少数人服务，在社会上造成这句话是贫富差距的根源的认识。”　　

“私人个体户靠拼命奋斗，挣扎得很辛苦，今天能过上比工人和干部更好的生活也可算是小富了，我们可以统统把他们说成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样的话，那些大富的人的目标就不突出了。”“我们不但要定出小康生活水平分标准，对富起来的人也要有一个标准去衡量。”

“我认为，富起来的人应该是那些，他们的个人收入大大超过享受富裕生活消费水平的需要，他们有大量的剩余资金（包括国家银行贷款）可作为再生产再投资的本钱，他们有能力掌控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当然，大型矿产、金融银行是否像东欧那样向他们开放，那还是有待研究后决定。”“我们让他们赚钱，向他们让利（当然让利的对象还包括港澳台侨资和外资）他们就要遵守我们所制定的政策，依法缴税，不能做违法的事。”

“在目前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也不能对他们提出太高的要求，我们又不能够讲得太清楚，因此只好依靠他们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和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看他们是否能够做得合情合理，是否有能力将各方面的关系摆平而又不出漏洞、不出问题，是否能想出一些我们还来不及考虑到的问题，能够自扫门前雪。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出色成功人士，他们也将是我们最可靠的接班人。”

“至于富起来的人，他们将来要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我们就不要去管得太严太多了。这些应该是属于个人的私事，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也在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一管就会在社会上造成影响，造成矛盾和斗争。我们大家应该达成共识了，不能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了。”“由于有了富起来的人，他们的生活标准肯定会比普通老百姓高很多，目前生活上的商品品种需求肯定不符合他们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适当地在超高标准消费方面也要做些投资规划。这种消费同样会刺激经济的繁荣，增加就业机会也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就缩小了。”　　

“对富起来的人要有专门的人负责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个工作可以交给统战部去负责，他们不是一直在负责工商联的工作吗？我们要研究他们的需求，研究他们的思想，保护他们的利益，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我们的政策，制定新的法规。要关心他们在政治上的成长壮大，及时发挥他们对国家发展的作用，给予他们更多的管理国家的机会，国家领导人的选拔也要考虑从他们那里挑选。”“我们是否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呢？这是共产党是否能够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的关键。我认为，我们是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三十年来所有的顽疾、绝症，都可以从“言谈录”中找到病毒、祸根。

在“内部言谈录”引导下：“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只是5%的家庭占有50%的财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引自《2006全球财富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说，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国务院、中央党校、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中国亿万富翁中竟有91%是高干子女。引人深思！

(3) 现今的社会，实际上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宗旨，连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还不如。总书记视察大包干典型示范村——小岗村名扬中外。至今依然贫穷的小岗村支书严德友，在土地私有化中成了葡萄园庄园主，而坚持毛泽东思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南街村，在主流媒体上难得一见。

最近看到“毛泽东旗帜网”：《陈云之女陈伟华来到南街村》的报道：

陈伟华握着班长（南街村党委书记、十七大代表王宏斌）的手，说：“我听后非常激动，觉得你很有水平、很有思想、很有信仰、很有勇气。南街村能在大环境下，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也很了不起。现在像你这样的共产党员太少了，如果再多些就好了。”说到这里，陈伟华的声音哽咽了。班长接过话说：“我们这样做，也是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下去。大姐深受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对他们的思想理解得深刻，要多帮助南街村发展。”陈伟华回忆着说：“我以前读过《共产党宣言》，当时爸爸问我其核心是什么，我说是消灭私有制。南街人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也抓住了要害，就是‘两个彻底决裂’。我特别赞同那些老将军的话：‘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你们一定要大胆地干，坚持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陈云女儿陈伟华与王宏斌的一段谈话，更引人深思！

伟人毛泽东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282页）

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出现最大问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非毛、反毛、去毛，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否认阶级斗争，搞私有制、包产到户，剥削者可以参加共产党。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因此，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党旗中的“镰刀锤子”所代表的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

工厂私有化：带来了大批工人下岗，带来了黑窑工、矿难（2009年2月20日《法制日报》报道：陕西安康：黑砖厂凶残虐工“不听话”就殴打。2009年2月22日凌晨，山西古交市屯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当班入井436人，导致78人遇难。03年11月至09年2月矿难死亡1485人。）；

土地私有化：带来了重新制造一批地主和贫雇农（大包干典型小岗村村支书严德友就是新地主，他在央视台公开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更滑稽的是：剥削者可以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一面党旗下“共存‘共荣’”（ 07 年底“新社会阶层”党员总数为400多万）；

在培养教育下一代的讲台上：将毛主席语录、政治经济学、鲁迅文学、狼牙山五壮士、谁是最可爱的人、纪念白求恩、包身工、鸡毛信等民族英雄主义的范文撤出教材。取而代之的是：周杰伦的三节棍、比尔·盖茨的童年、“猫论”等内容塞进教材。这是在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吗？！



本节在新浪博客被管理员删除

以下是作者的感言。

被删除的“内部言谈录”，是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过的“人民网强国论坛”发出的；“08宪章”是向全球公布的。《真实的历史记忆》所引用的资料、文章，都有出处，为什么要删除？！网络管理员把第（四）个问题上一段删除，这篇文章没头没脑的，怎么读下去？


网络管理员，“刀”下请留文

博文本无罪，砍之心何忍！

作者均老年，半生皆含冤。

幸得互联网，才能发点言。

老年动作慢，学习电脑难。

分钟出几字，你砍一大片！

老年当过兵，热爱毛泽东。

参加共产党，一心向革命。

机关属群众，军官是下层。

参谋与干事，记者和摄影。

文革奉命反，从此惹祸端。

本是革命人，被打反革命！

主席令平反，总理亲自管。

管了也不算，下头反起干。

大搞多中心，以个人划线！

造反才数日，沉冤四十年！

说说真历史，讲讲心里事。

这你都不让，究竟为哪桩？

如今世风下，贪黄赌毒黑骗假。

兴起非毛化，毛主席遭骂，

许骂不许夸，这是为的啥？

冤屈事属小，宽容不可少。

继续革命论，才是宝中宝。

追求此真理，九死不可弃，

哪怕剩口气，也得干到底！

大权你握之，举“刀”请三思！

柳营梦的博客09/4/5

tuffy05

（五）四清下海岛许清喜茅台

（1)1965年2、3月，我跟随许世友，他改名许清、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改名王政，政治部部分干部以及前线歌剧团全班人马（许最爱看歌剧团演出《刘三姐》骂秀才的戏），改穿便装，奔赴舟山嵊泗岛参加“四清”运动。许说：“中央规定，参加‘四清’不准吃肉，我们到海岛去吃鱼。”舟山地区派出部分干部和三名大学生，参加以许清、王政为领导的“四清”工作队。

什么是“四清”运动呢？

1963年至1966年，党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周恩来总理于1971年11月14日清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作家韩丁（原名威廉·辛顿）一家时的谈话记录：（韩丁写出了著名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和《深翻》二书）

总理：毛主席在1963年“四清”时制定的前十条，刘少奇和陈伯达都反对。刘少奇搞了个后十条，繁琐哲学，根本不搞走资派。他要区分“四清”、“四不清”，党内党外矛盾交叉，“四不清”全打击，面太大了。

农村干部私字现象是有的，拿点东西都算上，都打倒。东西丢在地上，他拿走了，算不算贪污？如果这都算贪污，那就不得了了，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只能算是小偷小摸，城市工厂里的干部也有这种现象。比如说拿公家的纸写私信。社会还没到达共产主义，很多人公私不太分明。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所以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而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韩丁你前“十条”、“二十三条”都看了吧。

韩丁：没有，我要了好几个月，他们不给。

总理：前十条，二十三条都可以送给韩丁。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评了“后十条”。但是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已经到桃源蹲点去了，搞得完全是刘少奇后十条的那一套，而后她到处演讲，也不经过中央，毛主席的批准。……

总理：1962年起，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文革”的先导，实际上批评了刘少奇，但没有点名。随后，在1963年毛主席为社教运动制定了前十条。当刘少奇抛出他的后十条，主席在1965年又发布了二十三条。同时，江青提倡京剧改革，造就了今天的样板戏，文艺革命开始。1965年冬，姚文元写的批判海瑞罢官发表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与，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才正式开始。

这一系列都是反对刘少奇路线的斗争。这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斗争，是长期的。当然严重的，激烈的是在1966年8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动了亿万群众。这个路线斗争一直继续还没结束，斗批改还在深入。

你们在的地方也发现了问题。但斗争的主攻方面是反对修正主义，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修正主义要分裂党，党的路线是反对任何分裂党和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办法是公开向群众讲明党内的斗争，宣传主席的路线，开展“四大”。而修正主义不敢公开分裂党，而是造谣，破坏，在这里，坏人，走资派暴露了，被群众批判了，有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治病救人，再立新功，有些人不甘心于失败，他们藏起来，不改正错误，搞阴谋。……

为什么唱三大纪律八大纪律，“五不”从哪里来的？第一条说话要和气，不动气，头一条听指挥，有人就是要破坏纪律。这个斗争一直到现在。但主席的思想还是胜利了。只要把事情向群众讲清楚，绝大多数群众是会站在主席一边的。要团结，不要分裂，凡是分裂的都失败了。最后总是团结起来的。这说明了群众的愿望，斗争虽没有结束，但可看出胜利一天比一天大。

阴谋家总是要失败，武斗也是阴谋集团挑起的，正确路线是斗党内走资派，不是斗群众，但是修正主义分子要分裂党，就挑起群众斗群众。

凡是阴谋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他总是打着革命的口号，用极左的思潮欺骗群众，表面上支持文革，拥护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暗中是反革命的，但也可看出他们的口号是极左的，他们反对主席的外交路线，他们烧英代办，炸印尼，印度使馆，这样的事以后也有，但常常被发现了。

文化革命中的秩序很好，坏人要破坏就得用一些口号，坏人从两面挑，文化革命总的是路线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对于走资派要惩前毖后，如不改就要打倒。

（2）1963年5月，毛主席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前十条）。

1963年5月20日，中央把“前十条”作为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前十条”对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文件传达了毛主席的话：“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贯彻“前十条”的指导思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

1963年11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规定将两个“十条”印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并在党内外宣读。“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1964年12月，中央召开社教运动工作会议，毛主席批评有那么多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在周总理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

1965年1月，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主席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四清”运动对于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作风、经济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

毛主席试图用“四清”的和平方法解决党内分歧。但由于刘少奇坚持推行王光美（刘少奇亲自指挥）的“桃园经验”整下不整上，“四清，四不清问题”，与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相违背。用和平方法解决不了党内路线分歧，进而强化了毛主席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心理动因。

“许清”领导的“四清”工作队和渔家同吃同住，每餐有鱼吃，所以，没有吃什么苦。“四清”的主要矛头是大队支部书记，小会大会开了多次，不了了之；还有个成份不好的人，借腹生子，被制止。“四清”，老是大会小会，没完没了，“许清”领导坐不住了，说：“我们几个领导，带上歌剧团小分队，到其他岛屿去看看。”于是，命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普陀守备区司令张明，立即赶赴嵊泗岛。战斗英雄张明，当年是“洛阳营”营长，我曾在普陀山岛采访他海上练兵的事迹，这是《解放军报》要的急稿。

(3) 嵊泗列岛在上海的东南方向，嵊泗本岛距上海吴淞口60海里。嵊泗渔业盛产小黄鱼、墨鱼、带鱼、镘鱼和鲳鱼。打起的各类鱼立即冷藏，直送上海销售。1985年，上海市旅游局与嵊泗县政府联合开发嵊泗岛上的基湖海滨浴场，每年接待中外游客6万多人次。

陶勇带领东海舰队指挥舰，两艘登陆艇，乘风破浪向嵊泗进发。跟随许世友到各岛“巡视”的人员有50多人，我们都换上军装，等候出发命令。记得是中午时分，管理参谋胡宝亮下达出发命令。上舰时，舰上水兵列队呼喊：“首长好！”，许世友答：“同志们好！”舰上伙食很好，还有水果供应，黄岩橘子可以随便吃。如果晕船的话，那就没有口福了，吐起来可苦了，连黄胆水都要吐出来，幸好我没尝过吐的味道。

许世友命我在指挥舰上给全体人员拍合影留念。为了我能拍进去，我把快门、速度弄好，请一位战士替我拍。这幅合影已收入1994年8月出版《许世友将军影集》中。影集中有我拍摄的十二幅照片，由于派性作祟，惟独我拍摄的十二幅照片没有署名。其中，第30页，第11幅照片的说明是“假冒伪劣”。我拍的这幅照片，是我跟随许世友在上海外围的“鸡骨礁”上拍摄的小灯塔。“鸡骨礁”很小，潮水来了只看见灯塔，潮水退去才看见“鸡骨礁”石。影集说明写着：“许司令员冒雨带头登上花鸟国际灯塔。”花鸟岛上的国际灯塔很大，在公海上能看到它的光芒。拿小小的“鸡骨礁”灯塔，冒充花鸟岛上的国际灯塔，好比蚂蚁和大象之别，是不是假冒伪劣？

影集的编委有十七人之多，但在文字上不够实事求是；在照片剪裁、修正上没有下大工夫，致使不少照片划痕累累，影响了影集的质量。这本《影集》可以是“粗制滥造”。许上将地下有知的话，一定会暴跳如雷的。

还有一点，《影集》最后第84页，“许世友将军的最后一战”，文中说：“1977年12月，年已74岁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广西战区陆海空军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许世友将军把自己毕生的战斗经验和才智，统统溶入到这场战斗，使之发挥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尽管在战场上他是一位‘暴君’，但，作为这一仗的军事指挥官，他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事实果真如此吗？战场上是不能吹牛的，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许世友在指挥上就露了原形，在许上将的传统教条穿插战术思想指挥下部队死伤惨重，虽然最后惨胜，可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技术含量十分的不高。所谓“自卫还击”战，是非正义之战！

许世友这次“巡视”，几乎走遍了东海前哨重点岛屿，最远靠近公海的浪岗山列岛。许世友也吃遍了各类海鲜和红烧狗肉，也离不开茅台酒。人家说茅台酒都是自己买的；我说都是公家埋单。不信？可以问问生活管理参谋胡宝亮。许世友不像周总理，喝杯茶都要自己埋单。

听许世友讲，他年轻时喝两斤老白干不误事。张国焘不准干部喝酒，只有他例外。别人有意见，问为什么许世友能喝，我们不能喝？张国焘说，你要能当敢死队长，你也可以喝。许世友六、七十岁时喝一斤茅台很轻松。一日三餐，除了早餐，午餐和晚餐都要以酒下饭，一喝至少三四两。请客吃饭，如果人不多，干脆他喝一瓶，自斟自饮，喝完为止。他喝酒很实在，不管是他敬酒还是别人敬他酒，举杯就喝，喝就喝干。若你不喝酒，说你不会喝，他说你怕死。

（4）有一次，在东海舰队指挥舰的会议室，许世友和陶勇在聊天，我在场。许世友突然问陶勇：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没想到陶勇问起我来：陈记者，你说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我跟两位司令员走。我想，我们党的领导人，都是经过战争年代考验的，不会像苏联那样出修正主义。“四清”结束回上海，住在延安饭店，四楼有为许世友专住的套房，不许他人居住。那天，许世友找我和保健医生高复运（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胡宝亮，说：“陶勇设家宴请我吃饭，陶勇要报复，在舰艇上都是我把他灌醉。他的儿子陶小勇从舰艇上回来，和陶勇夫人（曾是文工团员）都会喝酒。今天要丢车保帅，你们三人要把他们全家灌醉”。高复运、胡宝亮的酒量不如我，我事先把带去物件收拾好，怕他们喝醉了丢三落四。许世友很高兴，陶勇的一家人都被灌醉了。许世友回来要看电影，在会议室为他放映专场电影。许发现胡宝亮不在场，要我去看看。我到房间一看，在卫生间发现胡参谋骑在抽水马桶上呼呼大睡。我把他拖上床，他又把床上的被褥吐得一塌糊涂。胡后来当上了延安饭店总经理。

接着一天，在吴淞口，许、陶陪同粟裕大将参观最新研制的汽垫艇演习。粟裕大将为什么身穿便装？原来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以突然袭击的手段，集中全军师以上1500多人，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大会、小会对粟裕进行批斗，给他戴上了“反党、反领导，向国防部争权，有野心、告洋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将帅不和、里通外国”等等大帽子。结果，总参谋长也被撤了，调到国防科委工作。这一切，都是彭德怀整他的，而邓小平是领导小组组长。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粟裕在会上没有趁机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可见粟裕的为人。1984年2月5日，粟裕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人世。粟裕蒙冤36年，在粟裕夫人楚青15年的不懈努力下，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刘华清、张震文章《追忆粟裕同志》，算是平反昭雪了。

1966年1月，应《解放军画报》社约稿，我赶赴舟嵊要塞区部队的工兵修理连采访。该连的口号是：“大修不出岛，中修不下山”的勤俭创业路子。2月3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该修理连“勤俭创业修理连”荣誉称号。4月20日，南京军区在舟山定海本岛召开命名大会，许世友司令员代表国防部授旗。我拍下了授旗的照片，给新华社发传真。此照已收入许上将《影集》。

1966年2月14日，小儿子出生，取名陈朝晖。

由于我在六十军“临汾旅”采访夜间神枪手陈光玉排长时，在构思、构图、用光上有独到之处，《解放军画报》很快以《“夜间猎手”陈光玉》刊登出来。另一次，我到十二军采访“郭兴福教学法”郭兴福连长时，李德生军长要我拍摄一幅全排夜间泄光弹射击的大幅照片交给他。再一次，同浙江省军区政治部摄影干事潘耀中一起，到洞头岛，采访军民联防女民兵连长汪月霞，以《四好女民兵连长汪月霞》的夜间巡逻摄影作品，受到江苏省第五届摄影艺术展览优秀奖。为此，北京《中国摄影》约我撰写夜间摄影的体会文章，以《实践第一》为题，刊登在1966年1月号上。不久，《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社，商调我去北京工作，组织上同意我去《解放军报》社工作，我当即写信告知在北京工作的父亲。正当我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家有一件“珍宝”，是老战友从南街村带回来送给我的一个台钟，内有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的讲话录音。……。

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主席用了三个“永垂不朽”，总结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千百万革命先烈、人民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是来之不易啊！《08宪章》出笼了，这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纲领，他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的“普世价值”欺骗人民，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并在美国建立了“临时政府”。台湾、新疆、西藏……当然就是其联邦成员，台独、疆独、藏独就合法化了，这将造成国家分裂，军阀混战，百姓遭殃，怎不叫人心急如焚呢？

联想到毛主席逝世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取消“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在清算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清算“文化大革命”的揭批查动运中，在云南，不管是老红军、老干部，老将军，还是基层干部，只要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就是云南“四人帮”派体系的“后台” “黑手”；只要进入各级革委会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甚至生产队长，都是帮派头目、骨干，以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颠复政府罪”，判刑入狱达五万多人，枪杀2人。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对《08宪章》派和对“文革派”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实践检验着执政党的阶级立场和执政理念。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人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反动的《08宪章》，决不能放任自流，殆害国家安全，要求党中央发动全党、全民进行彻底批判。

好端端的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好端端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弄成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地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7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1933年跟着毛主席长征的老红军。能无动于衷，孰视无睹吗？

……

私有制是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

许多老同志来看我们讲到，官员贪污腐败人民深恶痛绝，多年来的反腐倡廉也取得一定成绩，但反腐形势仍日益严峻。贪官的数量不减反增，贪官的级别越来越高，贪官们的贪污受贿的款额越来越大，贪官外逃的数目越来越多，贪污受贿涉及的部门越来越广。法官，检察官、纪检干部，反腐败官员的腐败，对党和国家的伤害日益加深，连教师，医生等到清水部门的腐败也让人吃惊，官员贪污腐败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贪污受贿、串案、窝案不断发展，犹如人体免疫功能细胞被感染，得了癌症，艾滋病等不治之症了。我认为：老同志们的忧虑是发自内心的，比喻也很恰当。

过去也有贪官，毛主席亲批处决刘青山、张子善，这是典型的例子，毛主席处理张、刘时，也有人提出，刘青山、张子善是党的高级干部，而且有很大的战功，要求将功补过，毛主席说：“越是职位高、功劳大的干部，就越不能贪污人民的财产，搞腐败，处决刘青山和张子善两个人，是为挽救20人、200人、2000人……。”

毛主席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对党内的贪污腐败的资产阶级分子刘青山，张子善两人处决，目的是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挽救犯错误的干部，更重要的是培养、造就一代不谋私利、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忠诚干部队伍。……。

在改革开放“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指导下进而实行“市场经济”、“国企改制”、“国退民进”的一系列改革中，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中国产生和发展了一批新生的资产阶级。资本家可以入党，当党代表，当党委委员，书记，甚至到高层。资本家和共产党同朝为官，成了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资本家仰慕官员的权力，官员羡慕资本家的财富和生活方式，他们相互勾结，贪污受贿，互相包庇，造成串案、窝案、集体作案、携款外逃。据我所知的，有资料可查的云南外逃贪官有：

罗庆昌，国企，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42岁，在美国，携款 3385万元。

陈传伯，国企，昆明卷烟厂厂长，61岁，在美国，携款1600万元。

陆海莺，国企，云南省证券公司总经理，49岁，在美国，8000万元。

闭东晨，国企，云南省五矿公司分公司副经理，27岁，不详，携款3263.2万元。

大批贪官污吏外逃成功：《人民日报》曾经有过一篇报道：“我国自1992年以来，至2007年6月底，外逃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320人；副地厅级，1920人；处级，8250人；副处级，11340人。共计16000多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境资金就有一万亿元以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2008年，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境内外追逃工作，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00名。

改革开放三十来，改革精英们在高叫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政治运动，反对折腾的同时，他们却在大折腾，把几十年来国家积累的资产运动到了他们的腰包里，把广大工农劳苦大众折腾得极端贫困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2800万先烈忠魂在哭泣，老革命们在悲痛愤怒！“枪林弹雨几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这些，都是被“理论”、“代表”给搞颠倒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热衷于搞私有制的道理？！这就想到，伟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何等正确、英明、伟大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调兵遣将，以18国集团为核心，共出兵51万3000人，坦克2400辆，战机4000架，火炮50000门，并且动用了四大航母舰队群，以排山之势杀向北朝鲜，并

疯狂北犯，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边。

抗美援朝战争，是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北朝鲜的侵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美国侵略者明白，中国军队没有制空权，缺少重武器，那些老式卡宾枪，手榴弹，在他们看来无法抵挡联合国军的立体进攻。可是美国侵略者不明白，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是正义之战，有毛主席的英明指挥。

中国人民不仅敢于参战而且敢于取胜。志愿军入朝后迅即发起激风暴雨般连续的，大规模的对敌迂围歼灭战役，其来势之迅猛，战法之凶狠，风格之顽强，战略把握之精到，战术进退之灵活，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充分领教了中国军队非凡的战斗力。尤其是上甘岭战役，把美国人都打懵了。按美军奇才李奇微将军的看法，如果志愿军哪怕有美军一半的武器装备，或者志愿军的给养能够不间断供给，联合国军恐怕早被赶下大海了。

特纵司、政、后机关人人都报名，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电影队都报了名，政治部文化部领导只批准三人，马少雄、陈万有随炮七师电影队入朝；女同志王冰如随炮三师电影队入朝。

驻南京东郊朱庄营房一个炮团的火炮，是解放战争缴获的美式105口径榴弹炮，奉命连夜改换成苏式122口径榴弹炮；驻无锡梅园营房一个炮201团，是苏式“喀秋沙”火箭炮团，火箭弹多发、依次离开滑轨时的呼啸声，爆炸声，令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联军和南朝鲜军闻风丧胆。华东炮兵赴朝作战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战争之神”巨大威力！历时三年零三十二天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抗美援朝期间，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三反”又称“打老虎”，刮起了12级反腐风暴，每天广播公布“打老虎”的战况，电影队的大小“老虎”榜上有名。当时规定凡贪污1000元以上即称为“老虎”。就电影队来说平时化钱不少，物资器材多多。首先拿驾驶员老冯开涮，保卫处罗副处长来坐镇，说：“今晚一定要拿下这只老虎！”疲劳战术一直到深夜，老冯没法子，只好承认私自卖了多少加仑汽油。一算，超过了1000元，是只“大老虎”。电影队共15人，分三个组，我是第一组长，经手买过一些器材。电影队的四位女“武松”，分别找我谈话，轮流给我打疲劳战，最后也是没法子，只好承认我二叔送我的钢笔是用公款买的，不够1000元，算是“小老虎”。

电影队长张相云，他经受的公款最多，当然是攻击的对象。可是，这个“碉堡”很难攻下来。张队长发誓说：“我根本没有贪污公款的行为，我可以剁掉自己的手指作保证！”罗副处长说：“这是顽抗到底的表现！”张相云是个硬汉子，回家去就把一个手指剁了。我们都同情他，可是，谁敢为他辩护？在运动中，由于私心作祟，“左”一点比“右”一点好，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三反”、“五反”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在抗美援朝物资供应上造假，特别在医疗用品上假冒伪劣，真是伤尽天良。当年历史上最响的枪声，在河北保定东关大校场上的两声枪响，杀了刘青山、张子善，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教育干部千千万。无欲则刚，共产党，政治清明几十年没有腐败。


1950年7月，姑父郎玉麟在特纵后勤部任军械处处长。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必须保证车辆“开得动”。到香港采购军用物资成了军械处的重要工作。他的下属李少泉接受了这个任务，经常出入在上海香港两地，在上海经不起十里洋场的诱惑，堕入了沾花问柳“舞女”的泥坑。李少泉用银行转汇的手法，骗走了三亿元人民币（折合52年币制改革时三万元），带枪出逃到香港，与其姘妇渡蜜月。这一大案惊动了陈毅司令员和党中央。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命香港地下党就地把李少泉控制起来，不许暴露，不许处决。其目的要追回巨款，避免外交纠纷。通过上海党组织做通“舞女”父母的工作，命其配合政府缉拿罪犯归案，其女可得宽大处理。

1951年开春，军械部政委马尔东为首，保卫干事王进峰等人，及“舞女”的父母南下广州。由其父母通知“舞女”前来探亲会面，探亲结束返港时，通知李少泉来界桥迎接。李少泉果然被女色所迷惑，在界口大陆一侧被抓获。某日，在特纵司政机关驻地狼山营房后山上，枪毙腐化堕落分子李少泉，我们都到刑场去看。回想起淮海战役，我军解放徐州城，军民进行大游行庆祝徐州解放。我们住在徐州新新饭店，和李少泉住在一起。此人很凶暴，他经常喝酒，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李少泉就追着打我，这是小事一桩。大事，李少泉也不在乎，《李闯王进京》给他敲的警钟，他压根儿没有听进去，很快走上了不归路是迟早的事情。在徐州，文工团演出《甲申三百年祭》，部队都要去看，这是政治任务。在李闯王进京的三百年后，即1944年，郭沫若写成了史论话剧《甲申祭》，认真地分析了李闯王由胜利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为后人敲响了警钟。警钟长鸣，这是毛主席要将《甲申祭》作为延安整风的必学材料之一的原因。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戒全党，我们的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愧英雄的称号，进城后可能有的人会经不住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毛主席从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往北京的路上又告戒党的领导人，这是上北京赶考。警钟总在长鸣！！！

1950年起，地方上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由于大批南下干部掌握政策有误，姑父郎玉麟的三哥郎玉祥（小学教师），被工作队诬陷为“杀人、放火、暴动”罪。姑父的侄子郎民先火速到部队求救。姑父写信给政府，表示他的三哥决不会杀人，恳求政府要慎之又慎。结果，政府不采纳意见，于农历12月24日郎玉祥被枪杀在潘店村附近的瓜山村。郎民先被株连判了五年徒刑。郎民先至今还是个单身汉。当局还将信寄到部队，组织上以“阶级立场不稳”，姑父被开除党籍，转业到太原山西省交通厅当一名劳资科长。一个团级干部，1937年12月16日入党，抗日寇、歼蒋魔，南征北战，就这样被“废了”。“文革”中被“打回老家”潘店村监护劳动。幸亏有村书记常其良（原“郎部队”姑父的警卫员）照顾。直至“文革”后才恢复党籍。湖州市有关当局承认，他三哥是被错杀的。呜呼哀哉！

1950年12月某日，三野特种纵队，组建为华东军区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在南京汤山作厂镇，华东炮兵特科学校大院内，举行授旗典礼。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莅会授旗。

1952年6月15日，华东军区炮兵领导机关从汤山狼山营房迁入南京市长江路288号（“总统府”隔壁）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旧址。炮兵党委规定：不许乘车，都要步行到南京。少数同志偷着乘车溜走了，领导知晓后，用车把他们拉回到汤山镇再步行到南京。和平时期干部养尊处优，肚子大起来了，富贵病也多起来了，这是炮兵党委的一番苦心吧。干部参加劳动，部队都有自己的农场，每年夏季都要帮老百姓抢收抢种。毛主席发号召：从军区司令员起，军官下连队当兵。毛主席也是煞费苦心吧。

1952年6月18日，陈锐霆司令员调任军委炮兵参谋长，周纯麟继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刘春为政治委员。到54年秋，刘春政委调任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委，欧阳平、秦化龙先后继任南京军区炮兵政治委员。军委号召政工干部学军事。秦化龙政委带领政治部一批干部，到汤山军事干部训练班学军事，我也在其中。在毕业考核中，炮兵连长在指挥所，指挥炮阵地四门火炮射击的一套动作，我考了个优秀。

当时，炮兵训练都是按照苏军模式，按照苏军炮兵顾问的指令行事。司政后机关干部都要背诵部队《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干部都要学习俄语；在文化生活上，主要是看苏联电影，唱苏联歌曲，每周六晚举行一次舞会。从那时起，我开始学拉手风琴，给舞会、合唱队伴奏。

1953年8月1日，组织上要我和王尧同志分别到附近小学，给小学生讲讲在战争年代艰苦环境下，如何坚持学习的故事。勉励他们从小就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今，八个大字在小学里看不到了。

1954年1月，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荣立三等功三次。

1954年4月的一天，组织上交给我一个绝密的任务：给炮兵机关师以上干部放录音。内容是陈毅司令员传达“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到会的同志听了都很震惊，哑口无言。我想，我们的党中央、高级领导人，都是经过艰难曲折的战争年代、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浴血奋战考验出来的，怎么会有人反党呢？真不可思议！

1954年11月底，和全军一样，炮兵机关的女同志大批转业。我爱人刘炳春是司令部的文印室组长，被转业到安徽省工业部工作。

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薪金制，炮兵机关授衔时，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中将，来炮兵大院授衔祝酒。毛主席曾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评衔时”。毛主席表扬了粟裕（常胜将军）、许光达和贺炳炎（独臂将军）。粟裕、许光达不要大将要上将，贺炳炎不要上将要中将。1955年授衔“含金量”很高。不像江泽民时代，弄个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方便。比如，原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巴某人，因在位时生活作风问题被南京军区罢官，江泽民上台后很快被重新起用，任中国武装警察部队中将司令员。现今，军事史上罕见的中国文艺兵，跳舞、唱歌当将军。根据官方披露的资料，官拜将军的中国文艺兵，有跳舞的、唱歌的、作词的、拉二胡的、打球的、画画的，可谓五花八门，人数总共达到三十多人。

1956年3月，我被调到驻汤山镇、作厂镇之间的南京军区炮兵射击场（师级单位）任俱乐部主任。炮兵射击场是按照苏军的模式扩建的，业务上受军委炮兵直接领导。发了一架德国造的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在《人民前线》报编辑丁星的指导下，我拍摄不少反映部队生活的照片，被报社刊登了。从此，走上了热爱摄影艺术这一行。

1956年7月，我爱人考取了上海华东政法学院。7月21日，我到安徽合肥与战友刘炳春结婚，并送她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报到，61年本科毕业，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理化研究所工作。我俩在政治风云变幻中，风雨同舟，不屈不挠，坚强地活了下来，已超过了“金婚”年代。

1956年冬季，军委炮兵在南京汤山组织“全国炮兵连长射击竞赛”，射击场全力以赴。派我负责竞赛期间的文娱生活；因部队在野外野营都住帐篷，没有电源，还要负责广播和夜间照明问题。正巧侯宝林曲艺团在南京演出。我向领导小组提出，请曲艺团来演出，经领导同意，我找该团负责人说明来意，他们满口答应，并说：为全国炮兵连长演出是我们的光荣。还说：就一个条件，其他团员可以乘大车，侯宝林先生要坐小车。我也满口答应：没问题。演出很成功，特别是侯宝林的节目，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为了活跃野营部队文娱生活，除了广播、电影之外，政治处干事陈九行作词，由我作曲的《野营之歌》，在广播里教唱，并组织比赛。

于此同时，射击场领导发现司令部中尉参谋侯里，与在汤山镇休养的一位老红军夫人有暧昧关系。因此，侯里受汤山镇派出所的监控，夜间我们都要轮流放哨监控侯里。一天，那位夫人去南京，一看侯里刚去南京。因保卫干事不在，上校主任刘竹溪命我穿便衣，乘三轮摩托火速赶往南京。车到孝陵卫农科所路段时突遭车祸，差一点追尾撞在大卡车上，幸亏我帮驾驶员的车龙头向左猛打，撞在路边大树上，两人都飞了出去。我的双腿膝盖撞在车斗上很快肿胀起来，立即送“八三”医院救治。住院期间，院内大字报很多，反右派开始了。出院时驾驶员腰部残疾，我的双腿关节落下了终身病痛。出院后，投入反右斗争。我抱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心情去关心政治，结果在一次党委会上，两位大尉衔的同志，不尊重中校政委高镇的最后决定，争吵起来。我说了句：“会开得一团糟”。没想到他们组织人多次开我的会，要上纲上线到“党委一团糟”是“右派言论”。我一个中尉，怎能敌得过二位大尉联合整人之势？多亏高镇政委说了话，才逃过这一劫。中尉财务主任于心敬同志为人正直，也受到了劫难。

国际上，苏共20大召开和波、匈事件等几方面原因，1957年4月3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部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毛主席试图用和平方式，解决党内分歧和官僚化的重要努力，其结果，以基本失败而告终。官僚力量不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更加膨胀起来。相反，反右扩大化累及多少无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利用反右公报私仇，使人民的发言权受到极大限制。

1959年春，我被调回到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宣传处，我和沈竹眠同志分管炮兵部队俱乐部工作。为了继承革命传统，我们收集编印了红军、抗战时期歌曲集，发到部队传唱，并组织比赛。那时中苏关系很紧张，苏联专家、炮兵顾问大批撤走。为了给炮兵顾问送行，领导上指示我组织舞会，邀请江苏省歌舞团、军区总医院的演员和护士伴舞。叶剑英元帅、李先念副总理到会送行。专家、顾问和他们的夫人，没有心情跳舞，洒泪告别。

1959年7月17日，我的女儿降生，取名陈晓萍。

1959年9月，炮兵政治部一批干部下连当兵，我和宣传处干事周川，秘书处秘书倬军等同志，一起下到炮兵连队当一名炮手，正巧遇到炮兵连经常夜间拉练，风雨无阻。夜间拉练，一般是半夜紧急集合，五分钟以内打好背包、持枪到达操场炮位，准备上车。我的班长是位浙江温州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当年下连当兵我二十六岁，身体还扛得住折腾。

有一天，炮兵团排以上干部集合，传达重要文件。当听到彭大将军在庐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继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后，又一次“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事件。作为军人，除了朱总司令，彭总是我第二个崇拜的人。以前听传言，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主席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误提出批评，毛主席容不得彭德怀，才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有些人还大肆渲染毛主席独裁，破坏民主集中制，打击彭德怀。这些看法是否有失史实？有失公正？有资料表明：

1959年7月2日至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议开始，毛主席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

毛主席在讲话中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按排经济计划。
7月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主席的信，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将信呈送毛主席。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毛主席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一方面刘少奇一些人心怀叵测，欲置彭于死地。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后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刘少奇的发言，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会议进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
8月2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75人，候补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少奇等人。
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

毛泽东何故改变主张？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看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会议于8月16日结束。

这次会议是党内对毛主席社会主义路线的一次考评。经过激烈斗争，表面上保住了毛主席社会主义路线的沿续权，实际上大打了折扣。随之而来的政策调整，到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公开宣判大跃进前后出的问题产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影射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同年，鉴于党内斗争实际，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上升到政治高度。

1960年8月，第二次干部下连当兵，我分在气象连。气象，对炮兵来说至关重要，特别是风向、风速，对炮弹的命中率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每天都要施放探空仪，然后，将探空仪发回的无线电信号，用手工快速抄下信号的滴答声和秒数，工作量很大。我试着用短波频率接收信号，将信号转变成电能，推动两支小笔在滚动的纸带上记录，一支记录电报，一支记秒时。《奖状》上写着：“创造了‘探空信号自动记录仪’”，并去北京参加军委炮兵技术革新大会。在会上施放探空气球，进行探空抄报演示，受军委炮兵技术革新二等奖。为此，延长了下连当兵的时间。随着年岁的增长，感到在战争年代不能很好读书，正好用搞“政治运动”的时间拼命学习，提高业务能力。为此，党小组开会批评我“不关心政治，单纯业务观点”。我生气了，说：调我去学习好了。

1961年9月，在江阴炮三团搞“两忆三查”教育。宣传处来电话，命我火速回南京，到长沙“解放军第一政治干部学校”报到。我赶到长沙黄土岭时，学校已开学了。学习内容：以毛泽东选集为基本教材，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工作等为主要课程。那时，正值生活困难时期，要生产自救，去农场劳动强度很大。因为要保证我们第六期学员的瓜、菜代，还要给下一期学员留下足够的瓜菜。在劳动中学会了用盖子肥种植菠菜。回到南京军区炮兵宣传处，选我当生产小组长。我们种的菠菜、青菜、蕃茄、莴笋、黄瓜等蔬菜获得了丰收。

学校每天唱着抗大校歌：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 ……。”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

当时，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纠正前进中的错误、战胜自然灾害之际，来自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篡党夺权之后，对中国共产党发起攻击；来自蒋介石妄图趁机反攻大陆。所以，学员们除了坚持学习外，每天都坚持念读关于苏共“22大”的新闻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有关文章；每天坚持军事训练，每天坚持劳动生产，每天坚持打拳、游泳。

1961年10月，苏共“22大”第一次出现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做法，此后，中苏两党的分歧进一步发展。苏联的报刊上每年都要发表几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为了回击苏共对中共的各种攻击，中共于1962年12月5日到1963年3月8日，陆续发表了7篇重要文章，对苏共领导等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阐述了中共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的观点。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中苏两党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公开论战。

1962年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想趁我国与苏联不和，有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认为此时是千载难逢进犯大陆的好时机。他在台湾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准备反攻大陆。并成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我们学校给学员都配发了步枪，参加军事训练。

学校还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每天打拳、游泳，我报名参加校铜管、管弦乐队，演奏大阮乐器。在长沙市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晚会上，校管弦乐队的演奏获得一等奖。

政治干校组织学员到韶山冲毛主席旧居、长沙清水塘纪念馆等地参观，作为辅助教学的一部分。通过学习，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一至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等战例的学习，从理性上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毕业后晋升为上尉军衔。回到炮兵宣传处不久，参加了《政治经济学》读书班。读书班是培训小教员的。

1963年5月11日大儿子出生。为纪念长沙政干校学习，取名陈东晖。

1962年9月，随同炮兵副政委陈德先少将、宣传处长韦弦少校、干事孙磊大尉，到南京东郊朱庄营房高炮团检查战备工作。正值高炮团接受周总理的命令：部队立即出发，昼夜兼程赶赴江苏大丰县境内，守候、击落，台湾国民党空军美制P2V-7U型低空、夜航电子侦察机的侵袭。检查组跟部队同行。敌机利用雷达死区，在沿海作低空飞行。所以，构筑炮阵地时，用土先堆积成小山，把炮推到小山上，以免击毁附近老百姓房屋。每个连四门炮，一门炮为值班炮，不论烈日刮风下雨，都要昼夜坐炮严阵以待。战士们以班为单位挖一个地洞，只能和衣睡觉。地洞内很潮湿，我的关节炎就是那时造下的病。为了美化阵地，鼓舞士气，我用随手沾来的大小海贝壳，在阵地斜坡做成横幅，镶嵌：“以阵地为家，以苦为荣，严阵以待！”、“坚决击毁敢于入侵的敌机”等大幅标语。一个月过去了，中秋、国庆节到了，南京送来的一点猪肉都变味了，因困难时期，大家还是吃得很香。

一天傍晚，警报器终于响了，战士们像小老虎一样快速奔跑到炮位。只见一架四个引擎螺旋桨喷气式大型敌机，从阵地的东南角超低空飞来，“开炮”！连长下达命令。四门37高炮一阵急速射，只见“P2V”摇摇晃晃飞走了，飞机的尾灯给打下来了。



1964年初，南京军区政治部从各军指名调了一批年轻干部，充实到机关各个部门，调我到宣传部新闻科任摄影记者。新闻科长孙皓月，副科长李少白；新华社驻军区记者组，组长徐学增；《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组，组长栾保俊，兼任新闻科长。三单位合署办公，对全国报刊杂志发稿。政治部主任王六生说：“你们是机关的‘新鲜血液’”。我的任务：下部队采访先进典型；跟随许世友司令员下部队蹲点、视察工作，许司令接待中央、军委首长和国外军事代表团的摄影报道。在工作中受《解放军报》三等、一等奖各一次。许世友司令员是一位有名的战将，他率领部队激战拼杀、所向披靡，立下了赫赫战功，我很敬重他，鞍前马后、全心全意为他服务。

1964年4月开春，新华通讯社约稿，为了配合沪剧、京剧在北京演出《芦荡火种》，要报道当年36名伤病员的情况。要三天内完成。我火速从南京赶往杭州市留下镇20军59师，采访栗亚师长，他取出新四军时的大刀，讲述36名伤病员的故事。采访结束，师部用车把我送省军区政治部，找潘耀中冲洗胶卷、放大照片；赶到上海警备区政治部，找周立顺发传真照片给新华通讯社。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观看北京京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后来，毛主席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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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文革史  反修防修炼金刚



1966年1月，毛主席诗词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军区杜平政委向机关师以上干部作报告，新闻科记者参加了。会上气氛好似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杜平政委说：“现在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主席讲话没人听，彭真搞了个‘二月提纲’，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彭真的？我们要人人表态。”我想，许世友司令讲的毛主席问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果然出事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撼了世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1966年5月19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 [66] 267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了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发到县团级，这是以党内文件的方式发出的，一直到1967年5月17日，一周年以后，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刊出。

毛主席批准颁布执行的《5.16通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通知》强调指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当时，政治形势突变，特别是对中央《5.16通知》指出的严重问题：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怎么党内还有走资派？我感到惊愕和迷惘。

1966年6、7月“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为“文革”的主导权，以中央的名义转发过7、8个指导运动的文件，如《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等等。在这些文件中提出在大学生和高中生中抓1％“右派学生”的指标，还在全国范围内抛出一大批中央和省市级主要在文化宣传部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

毛主席对此义愤填膺！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宣告了他们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

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离开武汉，直达北京，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全文如下：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会讨论和批准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国内

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近四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公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国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正在出现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经胜利实现。从今年起，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战线上，不但产品的数量，而且品种，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农业战线上，连续四年获得了好收成。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的成功，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水平。

近几年来，在全国的农村、城市和军队，广泛地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我国兴起。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创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

全会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农村和城市，应该继续按照这两个文件，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的问题，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全会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近四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国际

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大好的。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疯狂进攻和收买欺骗，都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相反，只能进一步地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觉醒。

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咒骂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其实，他们所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可是，这种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是注定要破产的，现在已经陷于分崩离析。

全会认为，近几年来，我们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公开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一个纲领性文献。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这个文件，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评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以及林彪同志《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等等，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全会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对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

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全会热烈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全会最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罪行。全会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的《告全国同胞书》，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打到底，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全会完全同意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越南方面商定的关于援越抗美的一切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将要采取的行动。

全会强烈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越南抗美斗争的问题上，执行假支持、真出卖的反革命两面政策。

全会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

我们一定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人们，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我们的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我们的党，是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最艰苦、最长期、最复杂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我们坚信，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障碍，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一定不辜负世界革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我们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我们一定要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好，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主席诗词一首：七绝 · 炮打司令部 1966年8月
                人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衰。

核弹高置昆仑巅，摧尽腐朽方释怀。



（七）学习十六条  勇敢撰写大字报



1966年8月8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9日《人民日报》就全文刊登。“十六条”的意义：可以说是所有“文革”文献中，最重要的一篇。在“文革”群众运动期间，具有文化大革命宪法的地位。“十六条”中，法律性最强、最具创新意义也最受群众欢迎的一条，是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这实际上是对广大群众赋予“豁免权”，使他们能放心大胆、打消顾虑向领导提意见。按照1966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十六条“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为了不断章取义，全文引用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

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的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文革”初，我到“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由上海警备区摄影干事周立顺陪同。这个连队，1949年5月进驻上海南京路，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驻守上海某部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毛主席为“好八连”题诗一首：《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霓红灯下的哨兵》，剧中部队以原上海警备区某团八连为原型。《霓》剧的编剧是军区文化部长沈西蒙（执笔）、漠雁、吕兴臣，导演：漠雁。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优秀的战斗故事片。从我们特纵文工团调到前线话剧团的有：白文、姜曼璞、文卜东、张哲、桂步云等同志。姜曼璞在《霓》剧中饰演女特务曼丽，桂步云饰演小混混菲菲。

我和周立顺同志住在“好八连”招待所，闲谈中周干事说：“前不久，南京军区军以上干部带着老婆孩子，在延安饭店开避暑会，和我们采访的主题思想《‘好八连’艰苦朴素作风代代传》相违背的。”他说：“上午开会下午到吴淞口游泳，让工兵连搭建休息、更衣室，要我给他们各家各户拍照片，还说我拍得不好，真气人。在回延安饭店的路上，由于‘红卫兵’游行造成堵车，引起车上一片骂声，他们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南京路上好八连，在一场特殊的“战争”中反腐倡廉，保持革命的纯洁性，是反腐倡廉的榜样，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现今，“南京路上好八连”已离开了南京路，被武警八连替代了。

采访还没有结束，我被紧急召回南京参加“四大”。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所属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三团二队（前线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等单位开展“四大”。

1966年11月12日，在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并规定每天每人要写若干张大字报，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经过长沙政干校学习，懂得要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写大字报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不能落后。想来想去没有事情好写的，后来把在“好八连”采访时，周立顺说的吴淞口游泳的事写成大字报《神仙避暑会》。就是一念之差，如果那时不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不遵照许司令的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而是吸取反右派的教训，不是“太平无事”了吗？果真，许世友当年反右派一样，早作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安排。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派人摘抄大字报，直接向许世友汇报。我的一张大字报引来了“杀身之祸！”被莫名其妙地划为“倒许乱军”。周总理及时指出：“反许不对，但不等于乱军，二者不能画等号。”后来，许世友干脆提高规格，把“倒许”改成“反党”。我们是奉命开展“四大”，谁要“倒许”？没有的事。我写大字报的目的很明确：一不是“倒许”，二没有“反党”，是为了反对不正之风，给军区党委提意见。这是铁的事实。

然而，悲剧就在这里。在某些党的高级领导人看来，真理属于权力，属于掌握权力的人。权，大于法。党，大于法。许世友就是“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从上到下，不少党的领导干部，把自己比作“党”的化身，老虎屁股摸不得，反对他们的错误，就是“反党”。他们满脑子充斥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思想。这是“反党”、“反革命”的大帽子满天飞的主要原因。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文化科长、作曲家梅滨，干事杨震轮，先后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胡风分子”。我是后来居上，三顶特大的帽子：“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像三座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一生痴情，对党无限忠诚，成了“反党”、“反革命”，开除党籍。想想革命革到这个份上，怎能不寒心？

许世友在“文革”时期的秘书李文卿，近年在《宁波日报》上刊登长篇连载《近看许世友》。尽管此文在不少方面事实不真实，观点不准确，但也说了一些有份量的哲理，可惜这种哲理没有贯串到全文。文中针对许世友怀疑副参谋长李元、党办副主任李平凡对他“不忠”，写道：“领导干部对下属人员的看法是不是客观公正，往往决定他们一生的前途命运，来不得一点‘形而上学’！识人要看他的一时一事，更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切忌一时不顺眼，一事不遂意就给他下结论。否则的话，难免会误人、伤人，给团结和事业带来深层的损失。”真是至理名言。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句话能置人于死地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做到上述箴言，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而不是口头上的，就不会出现一大批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了。

许世友在“文革”中，单是清查“5.16”一事，到底整了多少人？整死了多少人？李文卿在文中不得不提到挨整的几个人，那是凤毛麟角。被整死的人，一个没有提及。我的冤案的起因，就是许世友对我的一句话。据许的护士许莲娥透露，许得知我写了大字报，说：“胖子造反，专他的政！”（许平时叫我“胖子”）。真是金口玉言，大首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谁会想到，在“四大”期间，我的一张大字报，换来了“无产阶级专政”。

我跟随他下部队视察、蹲点、“四清”等活动，深知他的火暴脾气。一次在海岛，亲眼目睹他多次训斥军至连级干部那种狠劲，有位炮兵连长被训斥哭了。过后，王良恩副主任替他做善后解释工作。所以，岛上有些领导干部得知许世友要上岛，就编造各种理由闻风而溜。又一次，上嵊山岛，部队列队等待合影。许世友上岛三件事：那个山最高，定要爬；下伙房看看伙食怎么样；和部队拍合影留念。那一天，许看见避风港停泊的渔船很好看，要我拍下来。我建议说：“相机只剩二张底片，拍大场面接片不够，请许司令先拍合影，换个胶卷再来拍渔船。”谁知他火冒三丈，训斥说：“你罗嗦什么？这是命令！再罗嗦把照相机丢到海里去。”“你不要做假，回去我要看照片的。”虽说是小事一桩，却很能说明问题。许的随从有秘书、警卫、医生、护士、厨师、招待员、驾驶员、管理参谋、记者等人。有事都得小跑步为他服务，稍有怠慢，轻者，瞪你一眼；重者，训斥你抬不起头来，还不准回嘴。谁要是解释一下，你就倒霉了。

1965年夏，我跟随许世友、杜平在安徽三界装甲兵演习场蹲点，亲眼目睹部队首长向许世友汇报情况。会开始不久，许突然责问：“你们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回答：“是真的。”许进一步责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汇报人傻了眼，不知如何回答。冷场。汇报人好象突然想起来，说：“我汇报的情况是经过党委讨论的。”汇报人以为这样回答总可以了？他那里知道许世友的脾气，你越解释越糟糕。许马上站起来说：“你给我签字！”在许世友眼里，没有平等待人这一说。

在三界靶场，许世友闲时坐不住的，白天乘坐苏式越野车出去打野鸡、野兔。他的双筒猎枪是伏罗希洛夫元帅送给叶帅，叶帅转送给许世友。晚上叫我们随从出去打兔子，几乎天天如此。有一次轮到我和警卫员王排长去打兔子，小王用汽车探照灯照明，在黄豆地附近驱车追赶兔子，黄豆地的野兔最多。我举枪射击时，因铁靠背刚好在我右臂，当枪托后坐时坐出了紫血泡，留下了疤痕。打回来的兔子有一麻袋，除了赏一个兔子后腿吃以外，都由小王负责剥皮、晒皮，兔肉做成肉松，全归许世友。许世友很有经济学头脑：在南京的住处，有个小鱼塘，自己有个打鱼的鱼网，想吃鱼了，就自己网鱼，弄得一身泥水也不在乎；警卫人员、厨师、保姆等人帮他种植蔬菜；加上打猎的野鸡、野兔，生活上都能自给自足，薪金基本不花。可是，夫人田普买了块手表没有通过他，他从楼上追到楼下要打她，田普只好逃出家，去找政委唐亮上将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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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一次劫难许世友搞多中心

——被打成“倒许乱军”，后改为“反党乱军”分子

我是中共党员、革命军人，在“文革”中，可以说是“奉命造反”。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是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在“文革”中，我自始至终遵照党中央“5.16”通知和“十六条”行事，从来没有打砸抢，从来没有整过人，从来没有违反党纪国法，只是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从此，政治陷害不断，被许世友、铁瑛等人，打成“倒许乱军”、“5.16”、“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打入大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四十多年来，始终被纠缠于“文革”的“旧帐”中；始终未能逃离噩梦的缠绕；始终未能逃出许世友、铁瑛“长官意志”的追杀，被整得死去活来，还要“株连九族”。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风暴。对此，毛主席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11日，毛主席授意，党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造反派组织发贺电，祝贺他们的胜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在这种形势下，1月23日，毛主席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至于后来许多军队支持了保守派也是无法预料的。

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对中央军委下达“八条命令”作了批示：“所订八条，很好，照发。”军委八条命令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一律不允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七、军以上机关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

1967年1月29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都主动停止了“四大”，等待着党委的新部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可是，政治部党委，一没有传达“八条”，二没有新的部署，做梦也没有想到等来的是大批抓人。纵览“八条”的全文，有哪一条规定，让许世友在军内外大批抓人？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凭着已往的政治经验，许司令以为事态又要像1957年反右派那样发展。‘八条命令’一出台，抓右派的时候到了，这场运动也该收场了。”李文卿这种说法，是给许世友违反党纪国法，违反中央“十六条”，在军内外大批抓人，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开脱罪责。

毛主席早已给许世友打招呼：“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许世友答：“主席指到哪，我打到哪”。可是，许世友违反了中央“5.16.”通知和“十六条”——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违背了“八条命令”第三条规定：“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毛主席要放手群众，许世友却一意孤行镇压群众，不经过军区党委常委讨论、决定，迫不及待在北京京西宾馆电话指挥，命令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在南京军内外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最后，不得不给党中央写检讨。为此，中央发了 [68] 18号文件。这叫“主席指到哪，我打到哪”吗？

赵玉祥同志撰写的《柳营梦》回忆录中写道：

1967年1月28日，南京军区司令部首长办公室，长途电话呼唤着。林维先副司令员养病去了，鲍先志副政委因事外出，只有王必成副司令员留守主持军区日常工作。党委常委只有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一个人在家。许世友、杜平都在北京开会。王必成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又说：“真他妈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一句话才讲完，他霍地站起来，快步走向办公桌拿起内线电话直通北京。

“接京西，6楼18间！你是肖海吗？许司令在不在？”

“许、杜首长在小会议室，正在开会。”

“把电话给我转过去！”

“是！”党委办公室中校秘书科长肖海诚惶诚恐。

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一色的紫红丝绒小靠椅上坐满了人，有30多位。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张才千、刘锦平等都在座。各大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也在座。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政治学院政治委员莫文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也在座。身着白衣的女服务员，不时地把热毛巾和热茶放在一个白色瓷碟上，送到首长面前，轻轻地放在茶几上。

军委办公厅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聂济峰、路扬等也在座。他们不断记录，有时凑到杨成武跟前轻轻地说些什么，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老叶，这八条命令一定要坚决贯彻，抓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杀他妈的两个也不碍事！”许世友向叶剑英发话。

“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党纪、军纪要执行，但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家吃‘米子’，你要干你负责，我有话在先。”叶剑英严肃地回答。

“徐老总你表个态，你是军委文革组长，八条命令我双手拥护，不能放空炮，南京乱得一团糟，不抓人不行。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数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许世友向徐向前问话。

“许军长，你的脾气还是在四军那个样子。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抓人！你火气小点嘛！”徐向前同样严肃地批评了许世友。

“你是老右倾，老豆腐渣。红四方面军的账，我们还没有算清！”许世友激动了，冲着徐帅发脾气，右手的拳头几乎把茶几上的茶杯捶翻。

“杜平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要帮助他（指许世友）掌舵，不要把车开到山沟里去！”叶剑英对杜平说。

“请叶帅、徐帅放心，我们不会越轨，我保证，我保证。”杜平用清脆而松软的湖南口音，规规矩矩地回答叶剑英元帅的嘱咐。

正当许世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大批逮捕军队“造反”军官的时，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都一致赞同抓人。

“许司令员，你的电话，南京来的。”一位年轻的女军官轻轻地报告。

“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他妈的，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上校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小会议室。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回话。

“不行，非要他来不可！”王必成不耐烦了。

“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有要紧事请示你，非要你接不可。”徐玉田抖声抖气地说。

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情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识分子，不老实的一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他妈的鬼。叫司令部来接管政治部。”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政治部主任）也是草包！”“叫王蕴瑞（司令部参谋长），蒋科（司令部军训科长）大胆干，一切我承担。”又说，“部队不够用，从60军调。179师不能动，从181师调。你不要手软，你手软，你就给滚蛋！不要请示，也不要报告。”“什么？孙海云（政治部副秘书长）造反了？逮捕法办！一起抓！”“知识分子最坏，又尖又滑，不可靠。尾巴翘上天了，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连草帽也不给他们戴，政治部瘫痪了，那就干脆取消政治部。什么政治部，是造反部。通通抓，一个不留。”

徐玉田告诉肖海，叫他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用密码，等级核心机密，用党委的名义。要求师以上部队，接到电文后再以原电文发给军区党委，声援军区党委，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声讨造反派，镇压反革命！要大造舆论，明白了没有？

“是！马上就办。”肖海回答。

许世友居然能在非法大逮捕之前，弄出一份自产自销的假电报，发动部队大造政治攻势来声援军区首长，使抓人合法化，抓人是应野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请求不得已而为之的！包装得多么巧妙。

在二月大逮捕中，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刘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享受过铁窗的滋味。许世友抓人的瘾头过足了，乱子也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1967年4月，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了，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许世友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

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是军委总政治部批准的合法“四大”单位。

1967年2月，春节刚过，许世友命令王必成首先在政治部抓人。首批抓了宣、文、报的艾、方、洪、高四个人，并对抓人的事件要人人表态。新闻科讨论时一致认为：“‘四大’秩序本来很正常，是北京南下的军队院校‘杀气腾腾战斗队’冲击军区机关时说：政治部是‘池浅王八多’（此话是毛主席讲北京大学的），是‘一潭死水’，要搅一搅这潭死水，才把机关搞乱了。许司令突然大批抓人，不符合‘八条’精神”。汇报时支部问我：你是小组长，你对抓人什么态度？我说：“从小道听说的‘八条’，大家就自动停止了‘四大’，等待党委传达‘八条’和部署下一步运动，突然抓人是不对的。”其实，许世友早有指示：“谁反对抓人就抓谁！”第二批抓人更多了，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战士教科长杨炳仁、新闻科副科长李少白和摄影记者施关彬等人。我根据小组讨论精神表态，反对抓人说了真话，是第三批被抓的。

不久，副秘书长孙海云，战教科科长杨炳仁、报社编辑洪期钧、文化部干事方泽甫被逮捕。后来扩大到秘书长卞庸中、青年部部长季遐年。被抓的军以上干部，有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少将（曾任陆军12军政委，李德生为军长）。后来扩大到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副政委鲍先志三位中将。许世友抓人抓红了眼。与此同时，后勤部、司令部也开始了大批抓人。军区总医院著名胸外科主任（专家）沈威廉中校，中共党员，48岁，被许世友残酷迫害致死。沈威廉被逮捕不到一个月就死在八一医院手术台上，尸体上盖着的白布下面双手还带着手铐。实际上沈威廉并没有“造反”，只是替他人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工作”之类的话而已。军区总医院是合法的“四大”单位，在许世友看来是不合他的“法”。

许世友搞“多中心”和封建专制思想，必然带着镇反情绪来对待群众，那有不滥杀无辜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事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帅当面警告许世友：“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家吃‘米子’”。徐帅也警告许世友：“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乱抓人！”

许世友打着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旗号，违背“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的命令，擅自调动野战部队60军181师，用来镇压群众。给部队灌输，南京军区机关有“反革命暴乱”的谎言。

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总政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文报开展“四大”；是许世友自己动员要“四大”单位人人都要写大字报。我写大字报，依理，依法都是对的。所以，我没有违反党纪、军纪、国法。倒是许世友自己，做事独断专行，助长了他有持无恐、肆无忌惮的霸道作风。不听从周总理指示，不听叶帅警告，不听徐帅劝说，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精神实质，撇开军区党委常委一意孤行，在军内外大批抓人，累及无辜的家属和子女，违反了党纪、军纪、国法。这是铁的事实。

南京东郊百水桥营房，原先是特纵后勤部的供给部所在地，成了“许记法西斯集中营”。没想到我一下车就遭到看守战士的枪托、拳头一顿毒打，从马路上一直拖打到房间里。我回头看了一眼战士打人的嘴脸，被一拳头狠狠砸在右脸上，打得眼睛直冒金星，几天吃饭都很困难。因为抓人太多，我被关押在没有天花板的马棚平房里。正值下大雪，棚内下小雪。睡觉翻身要叫“报告”，才敢把脸上的雪花抹掉。实在疲倦睡着了，看守用脚蹬床把你弄醒。看守战士换岗时退子弹、装子弹，立正、稍息、正步走，这就是许世友一手制造的“红色恐怖”气氛。我不得不想起当年看苏联电影，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白色恐怖”气氛。白天只准双手放在膝盖上，背诵毛主席关于反革命的语录。那年天气特别冷，对面关押的人，要求原地跑跑步暖和一下身子，看守不准许。那人说了句：“你们这种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看守战士罚他原地跑步不让停下来，直到晕倒为止。

后来，武装押解秘密转移。押解时用多辆大卡车，每车有四名端着冲锋枪的战士端坐在车厢四方，“反革命”们被押上车坐在中间，一车大约有二十人左右。“许记集中营”由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一手操办，他们精心策划，同车“反革命”们不能相互认识，可是我认出了同车的有当年一起跟随许世友赴海岛参加“四清”运动的前线歌剧团的张少楼等人。押解到那里？只有鬼知道！车厢四周用蓬布蒙的严严实实。只有凭感觉，车开出营门往右是南京方向，往左是汤山、句容、宜兴和镇江方向，我对南京东郊一带地形太熟悉了。结果是出得营门向左转弯，是去汤山方向了。感觉过了汤山车没停，大约车开了两个多小时，下车一看，到小衣庄营房，这里距离镇江不很远。这种“法西斯式集中营”被称作“行政看管”。

五十天后释放。宣传部副部长吴甲申对我说：你是“小将犯错误”。事后才知道，军委下达了“十条命令”。

1967年4月6日，毛主席对林彪送审的军委十条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十条命令》规定：

“不准随意抓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南京军区不得已才大批放人。毛主席在河南省军区在抓人问题上的检查报告批示：“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可是，许世友不甘心，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心目中，被抓的这批人已经被他“打入另册”。

1967年7月，武汉闹得很凶，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实际上毛主席要做他的工作，要他承认错误做检讨。杨成武说：“我去吧？”毛主席把手一拂，“你不能去，叫张春桥去。”在电话上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上，都作过检查。”又说：“我是司令员，我都作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的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推开客厅门，许刚见到毛的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地，一头磕下，嚎啕大哭。毛主席说：“莫哭，莫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换来了毛主席一句话：“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当然还有一句“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许从客厅出来，对杨成武说：“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谢谢你，老杨。”但事隔一年，1968年8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成“杨余傅反党集团”，余立金当场被捕。南京军区又一次掀起大揪“倒许乱军”分子的浊浪。许世友说：“这些人的后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根子，他们的后台就是杨、余、傅！”许世友在毛主席面前，可以扑通跪地，泪流满面地求饶，但回过头来还是老方一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旧搞他的“多中心”，继续镇压群众！实足是个两面派人物。

1967年5月初，政治部调我到浙江永康县人武部参加“支左”工作。在金华军分区遇见政治部的人，才知政治部下来250名干部参加“支左”。因义乌县分成义乌、浦江两县，军分区要我去义乌人武部报到。人武部赵政委要我和陈荣安（《人民前线》通联干事）负责文教卫系统的“支左”工作，我主要负责文化系统。我和陈荣安住在义乌消防队楼上的两个小房间里。剧团女同志占多数，我规定，凡是女同志到我房间要求谈话的，要两人以上。听说文化馆的施馆长多次被斗，有自杀的念头，我几次找他谈心做工作，使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广播站余同志和越剧团、婺剧团的部分群众找我，说他们想成立“红大司”组织，和省“红暴”挂钩。我说：解放军“支左”的原则，不管哪一派，凡是正确的我们都支持，成立“红大司”群众组织是你们的权力。越剧、婺剧团都在演样板戏。越剧团的同志向我提出，要排练类似“义和团”事迹的“红灯照”，我大力支持。

金华的武斗步步升级，造成邮路不通，我们组织力量疏通邮路，保证了邮路畅通。听说江山县人武部政委死了，消息传来，赵政委怕出事，他对我说：“现在人武部没有威信了，你和陈荣安是南京军区下来‘支左’的，有事情你们好说话。”所以，赵政委有事外出，都要我跟着他，平时还要我在值班室值夜班。

1967年6、7月间，江苏“红总”、“八.二七”两大派武斗升级。我老伴参加的所谓保许世友 “八.二七” 派受压，在厂里被打，只好带着八岁女儿到义乌来避风头。此时，在杭州“支左”的《人民前线》记者陆时准来电话，要陈荣安立即去杭州开会。不久，又来电话，要我立即赶到杭州仁和路招待所开会。在东阳县“支左”的，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的陈培光，约我一同到杭州开会。车到诸暨站时被“红暴”造反派拦截下车接受检查。看我的军官身份证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记者，说我是许世友派来镇压他们的，不让走。所以，到杭州时会议已开始几天了。

仁和路会议的起因：周总理批准浙江省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干部处刘干事写大字报，揭发南京军区政治部250多名干部到浙“三支、两军”的内幕。刘干事还到会揭发，说：“我跟罗晴涛主任到政治部干部部领受任务，部长杨映雪说，政治部调到浙江‘支左’的干部要控制使用，这些人员中，有的不能在东海、铁路沿线，这批干部政治部不要了。”刘干事说：“你们的档案里都有黑材料。”与会者听了非常气愤，一致认为，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下来“支左”，没想到，干部部竟然在后面搞这些名堂，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致要求平反。会议上要我诉说“行政看管”被毒打、虐待的情况。所以，成立了“批资总部”，会上选出：孟祥海、王元仁、艾汉美、顾少杰、陈培光、高连章、陈荣安、夏继诚、陈时秋等九人为勤务员，分工我负责平反小组的工作。

1967年10月初，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三位中将出面接待。走访者要求：南京军区党委借“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作出解释。三位中将一致表示：大批抓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受害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等许司令、杜政委回来后才能确定。

1967年10月中旬，南京地区的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军区司政后等部门，被抓的人最多，成立了“告状团”。10月 18日“告状团”联合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要求王必成副司令员批准成立“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10月21日在AB大楼，第二次走访军区党委，要求军区党委在军内外大批抓人做出解释。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和鲍先志副政委接待听取意见。王必成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

王必成，号称“王老虎”，就是当年歼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必成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我们特纵文工团那个时候经常唱：“孟良崮的树儿青又青，孟良崮的花儿岭上香，孟良崮是个好地方，孟良崮上74师全部消灭光！”南京军区文化部长吴强编写的电影《红日》，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鲍先志中将，原先是军委总政组织部长，平易近人，他曾在1967年11月接见军区后勤部走访人员时，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说：“1934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涛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1942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在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纠正，你们都幸福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五个多月后，鲍副政委的这番话成了“倒许乱军”的罪证。

许世友说，王、林、鲍，史、杜、孙、赵，是我们的黑后台。于是，“保许派”一批人呼喊：“打倒王林鲍，揪出黑后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许世友又说，我们都是刘、邓、陶，彭、罗、陆、杨，杨余傅的小爬虫。凡是一串串“坏人”出来，都是我们的“黑后台”。

1967年10月，毛主席、周总理派军委办事组政工组负责人、空军副政委刘锦平将军和总理秘书宋皋同志，带领工作组赶赴江苏南京、无锡等地阻止农民进城，制止可能暴发的南京、无锡地区大武斗。10月6日晚8时10分，刘锦平在南空接见南京军区机关直属队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有关人员。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主持接见。

刘锦平说：“我和宋皋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是遵照总理的指示，来到江苏南京的。总理给我们的任务是促进江苏的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分歧和对立，尽快地联合起来。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说7、8、9三个月形势大好，江苏也不例外。明天，我们就要回北京去了。

可是，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在北京临走的时候，总理对我有交代，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你们的意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任务不完成，我们不能走。所以，把同志们请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还要把意见带回去，向总理汇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第一个发言是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340人。师以上干部被逮捕、批斗、停职的20人。其中有孙海云、赵树湘、等人。83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总医院院长刘万祥和上海916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后勤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战士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汇报进行到凌晨2时15分。

刘锦平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他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们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又说：“许世友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毛主席英明果断，严令许世友去大别山“养病”。

1967年11月13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司政后平反小组代表组成“告状团”奔赴北京。周总理接见了“告状团”21人，被安排在西苑旅社住下。12月8日，中央决定用“学习班”形式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南京军区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都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南京军区学习班”。

周总理亲自领导“南京军区学习班”。总理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谈出来。军队的问题要在军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总理说：“这个学习班由军委办事组负责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总理决定学习班领导班子由10人组成：杜平、梁揖卿（27军政委）、赵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王挺（军区后勤军需部长）、艾汉美（军区政治部新闻科记者告状团成员）、李英武（南京海军学院学员告状团成员）等人。12月13日下午1时，21人“告状团”被接到京西宾馆小会议室。

主席台依次就座的为军区司令部军训科长蒋科，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另有周总理特请的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赵树湘。“告状团”21人也在主席台就座。这个会议对“告状团”来说，更是春意浓浓。广大受许世友迫害的干部、战士、文职人员、家属等，翘首以待，关心着北京京西会议，等待着真理的降临，迎接着彻底平反的佳音。江苏、安徽、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舟嵊要塞区，五个军以上机关都有人被逮捕关押、批斗，劳改、清洗出军队。在北京期间，周总理多次接见“告状团”，接见过了夜11时，总理同我们一样发一包小饼干，喝开水吃饼干。

（九）常委作检讨司令转脸就推倒

1967年12月26日，毛主席寿辰，中央联络组徐、李两位秘书来西苑旅社，告诉我们好消息。两位秘书带来了《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和党中央对“检讨报告”的批示（草稿），要我们学习讨论。12月31日，下午4时17分，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告状团”全体成员也参加了，见到了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8年1月28日，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最后一次接见江苏群众组织代表和军内“告状团”。总理全文宣读中央［68］18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和“检讨报告”全文（15页）。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8］18号（摘要）

党中央批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

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一、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逮捕22人，开除8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查，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动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

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以及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

我们所以犯错误，……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总理宣布：“江苏和南京军区的问题圆满解决了，希望江苏三派代表回去之后，搞好大联合，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军区的同志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最后，总理笑嘻嘻地大声宣布：“我代表党中央，为你们平反了。”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代表们人手一册。总理为我们平了反，大家十分高兴，立即回到第一线，投入繁忙的“三支、两军”工作。

1968年3月，许世友一意孤行，推翻了周总理宣读的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否定军区党委向中央作的“检讨报告”，继续搞他的“多中心”，又开始整人了。南京军区党委决定：司政后机关；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各部；三团二队；驻南京军事院校全体人员。除机关少数人员坚持战备外，其余人员分别隔离在南京东郊百水桥某师营房（机关）、城西湖农场（三团二队）、南京海福巷营房（工程兵学校）、南京岔路口营房（步兵学校），……。举办大规模“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隔离“学习班”并不是学习中央［68］18号文件，而是推翻［68］18号文件：党中央的批示和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

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我被调到“三支办公室”，举办各县人武部学习班，解决派性等问题。许世友采用釜底抽薪的伎俩，把在浙江“支左”的250多名干部，调回南京军区办所谓的“学习班”。李书和怂恿前线歌剧团的保许派，章兆琪（“四清”时和我一个组）为头儿的一批男女到政治部宿舍三牌楼大院，对浙江刚回南京的人实行纠斗、抄家。到我家对我实行纠斗、抄家时，我的小儿子刚满二岁，被他（她）们的粗暴行为吓得哭叫起来。第二天，政治部命令250多名干部集中，上五辆大卡车，向城东方向出中山门，车队经卫岗前线歌剧团驻地时遭到阻拦，早已守候在那里的歌剧团保许派一批人，气势汹汹地爬上车来，点了十几个人的名字，命令他们立即下车。当点到我的名时，由于宣传部傅涛有意掩护我，并说：“他已经下车了”，我才免去这一劫。据回来的人讲：他们被揪到歌剧团礼堂开批斗会，会上要低头认罪，背诵毛主席关于敌我矛盾的语录，批斗会上口号声不断，乱作一团。这是李书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又一罪证。

百水桥营房，就是当年的 “许记法西斯式集中营”所在地。现如今变成了“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分“南政班”和“舟嵊班”。“南政班”军师以上学员：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和政治部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吴健、副部长赵树湘，保卫部长何林兆，青年部长季遐年、副部长孟祥海，群工部长丁华国等人。“舟嵊班”军师以上学员：舟嵊要塞区第二政委铁瑛、第三政委丁锐、副司令员沈萍（原军区炮兵参谋长，喜欢摄影，和我很熟）等人。“舟嵊班”在马路对面，有洗澡堂，我们去洗澡时，有一次见到铁瑛，没精打采在晒太阳。

“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整就是八个多月。史景斑和部长们，“批资总部”勤务员等人是重点的重点。凡是重点，不能回南京，不能离开营房一步。“学习班”上，大会批小会斗，被整得精神恍惚不可终日。史景斑少将最惨，八个多月来，要他顿顿饭后打扫大食堂，夏天满头大汗，冬天一身冷汗。许世友不时来训话。有一次，他杀气腾腾地说：“我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的，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林副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我到北京，去看望林副主席，你们要打倒我，中央要提高我。”很显然，这是许世友自己伪造的先斩后奏生杀特权，用来吓唬老百姓的。

“学习班”中途，许世友命令20军在浙江省革委会“支左”的军代表，朱后年、孟昭玉速来“南政班”接受批判。许世友还不解恨，又命令20军沈云章副政委速来“南政班”。组长李静波对我说：“20军沈云章要来我们组。”要我让出下铺，睡上铺。后来不来了，不知何故。

毛主席指派20集团军、空五军，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参加“三支、两军”工作。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听从周总理的指示。浙江的两大派，“省联总”、“红暴”，毛主席、周总理都有评说。毛主席说：“红暴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张永生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总理还要周建人介绍张永生入党。

1967年2月12日要召开批判江华大会。江华警卫员把江华秘密送到张永生那里，张把江华藏在美院的小楼上，并报告总理，说：江华生病了。总理考虑到安全问题，派飞机到嘉兴机场接江到北京治病，要张亲自护送。张把江华从楼上背下来，江跪下来向张道谢。张冒着风险，在到处戒严的情况下把江护送到嘉兴机场，才知江华是装病。由于张永生保了江华，使江华在“文革”中没有受到过批判。可是，江华当上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竟然恩将仇报，把张永生打成“现行反革命”，冤狱33年。张坚持不穿囚服、不剃光头，被狱警用电警棍强行塞进嘴巴，致使满口牙齿被打光。现如今，无工作、无住房，弄得家破人亡。这是真实的历史。

阴险毒辣的学习组长李静波，突然召开全组会议，传看一张废报纸，上面写了“无寿无疆”四个字，我一看是我的笔迹。宣传部秘书张玉琪记录，逼我交代是攻击毛主席。在那“三忠于”、“四无限”狂热之时，突如其来的政治诬陷“攻击毛主席”，好像天要塌下来了，脑子一片空白。当时，我被整得精神恍惚、记忆力衰退，怎么也想不起“四个字”的原由。天天逼我交代，逼得我快要发疯了。由于心里万分憋屈，常常躺在草地上流泪，真想一死了之。

“南政班”有人自杀了，李书和在早操时宣布：“畏罪自杀，开除党籍！”了事。想来想去自己死了是解脱了，得到的是“畏罪自杀”，更苦了亲人们，才打消了死的念头。其实，他们早知道“四个字”是怎么回事：讲师冯勃从南京回学习班，说他爱人单位有人写大标语时把万寿无疆错写成“无寿无疆”被打成“反革命”。事后，《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蒋乃修问我，冯勃说的是怎么回事？因忌讳说出“无寿无疆”，我就在废报纸上写了“四个字”给他看。事隔数月后，就发生了上述一幕。到北京学习班，高岳言告诉我“四个字”的真相，说：“幸亏你想不起来没有承认，蒋乃修给你作证也不行，反而要审查他，学习班还作了要逮捕你的准备哩！”许世友说他有生杀特权，说不定让他给毙了也难说，许世友早就想杀人了。

1969年3月，百水桥“南政班”、“舟嵊班”、“上警班”，党中央命令一锅端到北京办学习班。“学习班”领导早就知道这个命令，突然宣布我被“解放”，准许我回南京三牌楼大院休息几天，老伴见到我直流眼泪。她说：“八个多月来听不到你们的消息，看你整个人都畏了，人有点浮肿。”我说：“能够活着回家就不错了，在‘学习班’好象被扒了一层皮的感觉。”

“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人马浩浩荡荡乘火车北上。在南京站月台上传达了许世友、杜平的指示：“到北京好好学习，一切听党中央的。”在车上真有被解放的感觉。车到天津站时，早有预定好的“狗不理”包子和高汤等着大家吃。车到北京站，月台上有“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工作人员，打着横幅欢迎“毛主席请来客人”。饱尝“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残酷折磨的人见了此情此景，眼泪潸然而下。还是那句话：“金水桥暖，百水桥寒！”

中央办的学习班，在总后勤部大院。中央联络员说：“学习班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计划经毛主席圈阅”。联络员传达了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搞多中心的指示：“‘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毛主席又说：“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联络员说：“你们都是党中央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块钱。”那时候的物价很便宜，一桌十个人，可以吃到海鲜。

“倒许乱军夺权”的说法，被毛主席定为“多中心”的错误口号受到批判。史景斑副主任挨批的位子，让给了另一位专门会整人的副主任符确坚，他成了许世友推行“多中心”的替罪羊。

毛主席对待两派，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学习班请来了南口机车车辆厂两大派代表，讲述消除派性的故事和经验。其中一位女工讲述她两口子不是一派，家里的东西都画上派的记号，对方绝对不能动。学员们听了都哄堂大笑。

中央办的学习班，要大家不同观点的同志搞“一对红”。在百水桥挨整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都是高姿态，没有为难整过人的同志。经过四个多月学习，消除了派性增强了党性，销毁了百水桥学习班整人的材料，增强了团结。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观看焰火。5月18日，游览长城。5月1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我在楼下右面18排，舞台就在眼前。领先出来的是陈老总，除个别中央领导外，都到齐了。我的位置看毛主席很清楚。

回南京后，李书和立即把北京学习班的情况向许世友汇报。按理说，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应该体会毛主席对他的苦口婆心。但他仍是反其道而行之，许世友又一次搞他的“多中心”，不承认中央学习班消除派性的成果。立即在军人俱乐部召开政治部机关大会，拍桌子、瞪眼睛，大骂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是个特务；大骂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是个骗子，廖政国说他自己从小放牛，其实是个中学生；大骂政治部新闻科长孙浩月，在中央学习班说什么“金水桥的饭好吃，百水桥的水难喝”。听了许世友大发雷霆的讲话，一句话：准备“炒冷饭”、“翻烧饼”！

许世友就是这样说话不算数的，他早忘记了我们离开南京时，在月台上传达他和杜平的指示：“到北京好好学习，一切听党中央的。”结果，还是搞他的“多中心”，一切听许世友的。

政治部通知，各人回“四大”前的工作岗位。我立即下部队到长江大桥、中山陵别墅的警卫部队等三个单位采访；到南京（镇江）炼油厂，采访一位长年驻厂军代表的先进事迹。《解放军画报》以《老八路作风代代传》为题，很快就刊用了。



1969年8、9月间，许世友又一次大批清洗干部。把受到毛主席批判的“倒许乱军夺权”提高为“反党乱军夺权”。开始大批处理所谓“倒许”的干部。命令我一周内到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报到，正要起程又突然作复员处理。宣传部副部长吴甲申找我谈话：“你父亲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在‘牛棚’受审查，今后填表不能填‘革命家庭’了”。此时，姑父郎玉麟（湖州市新四军研究会长）原单位山西省交通厅专案组找我谈话，说我姑父不是抗日的，是“土匪部队”，要我提供情况。我说：“海军中将彭林是老红军，是‘郎部队’的党代表，难道他也是土匪？”我的父辈们，都是“叛徒”、“土匪”，我的日子还会好过吗？

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出版了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的，“一个老红军和他的战友在浙江抗日的故事《潜龙归海》”一书，写的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浙江大地上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2006年12月17日，晨7点20分，姑父郎玉麟与世长辞，享年96岁。

写诗一首缅怀姑父：七律·忆姑父郎玉麟

浙西淮水逝悠悠，惊闻噩耗热泪流。

游击浙西抗日寇，纵横苏鲁歼蒋魔。

坎坷一生亮高风，更留肝胆沥丹枫。

九十六年苍松劲，潜龙归海战旗红。

侄儿 陈时秋2006.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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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借复员之名  许再次打击报复



1969年9月，我被非法复员处理。为什么说是非法呢？

1980年1月，中央发了［80］3号文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错误地将41万军队干部做了复员处理（随同回籍的家属约二、三十万人）。其中还有8万多名经受过革命战争的考验，他们为党和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

军委总政规定：复员干部对象是连、排两级，不包括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参军的更不属复员之列。我被非法复员处理，完全是许世友、田普夫妇干的。田普原在江苏省级机关工作，行政17级，许世友让她穿上军装，还非法当上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没有任命），部长杨映雪都要听她的指挥。这和封建制度“封妻荫子”有什么两样？表现了封建家族式的专制，党的干部被许世友夫妇当作囊中之物。把所谓“倒许”的都作复员处理，背离了党的干部政策。这是命令我到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报到，又拉回来作复员处理的主要原因。

人们决不会知道，就是这位女副部长，1967年秋天，给中央文革写了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揭发信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多长时间，供出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总理。总理对这封信感到震惊，很是重视。随后，由任中央专案审查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陈伯达签名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副主席林彪，写了一份关于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的请示报告。毛、林都圈阅了。这就是许世友夫人、“许办”主任兼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干的“好事”。田普诬告谭震林案以及搞“以许划线”造成的很多冤案，按照邓小平“三种人”的标准，为什么不追究？共产党人难道也不能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时并没有人逼她“说违心话”诬告谭震林！此事，如果发生在我的头上，可想而知，许世友早把我逮捕法办、牢底坐穿了！

复员规定，那里参军回那里去。我是浙江安吉县人，老家无家可归，父亲一家七口都在北京市工作。最后，政治部派人把我安置在《杭州日报》社，四级工工资47元，以工代干，任摄影记者。

我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6000元复员费卖断了。我含着热泪领出复员费。想来想去是许世友夫人田普穿上了军装，我才被他们扒掉军装。虽然脱了从小穿着的军装，工资少了一半多（原96元），但我仍然拼命地工作，想把部队整人的事情尽快忘掉。

与此同时，同在新闻科工作的艾汉美同志是最后一个被复员。艾汉美原是12军李德生军长身边的上尉作训参谋，也同我一样被指名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科任文字记者。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秉承许世友的旨意，对艾汉美的复员安置设下了重重障碍，欲置人死地而后快。艾汉美撰写的《石头城的风雷》，其中写了一段被复员安置的遭遇经历，读后令人愤慨，许世友哪有个共产党人的气质？！活脱脱一个南霸天。现摘录如下：

到北京，一切听中央的；回南京，一切听许世友的。

到北京，许世友做检讨；回南京，他就翻案。……

从一九六九年八月起，我和我的战友们，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地复员回乡了。我们尽管眼含热泪，满腔愤慨，默默不语，心照不宣，但我们在政治上，人格上，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说走就走、不说二话、不讲价钱，走的昂首挺胸，干脆利索。
    新闻科第一批离开部队的是陈时秋、施关彬，他俩回浙江故乡去了；

第二批离开部队的是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科工作不久的黄灿霞、文传梅，他俩回江西老家去了；……

组织上宣布我复员的第二天，就派了一位机关干部，火速赶往我的故乡——湖北省。他……每到一处，打开我的档案一看，我的老家是在湖北省红安县里的一个偏僻山村。得到同一样的答案：城市里不能安排，只有到农村去。……自那位机关干部带回的答复后，军区政治部的有关部门就把我“除名”了。从六九年十月份起，停发我的工资。……实际上，我对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今后的路怎么走，一切就是要靠自己了。

我自己的安置问题，我亲自回故乡去闯一闯。我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快二十年了，……只有个“穷亲戚”，作为临时“落脚点”。就是这个“穷亲戚”以极大的热情，给我当向导，托熟人，亲戚托亲戚，朋友托朋友，四处求援，多方找关系。……尽管如此，在我人生遭难之时，能够得到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的真诚相助，我的内心深处十分感激。……

回故乡安置的路走不通，另想办法。我爱人朱德美所在工厂的周厂长，原来对我有所了解。他听到我回湖北安置工作遇到困难的消息。就主动地对朱德美说：“我们厂非常需要老艾这样的干部，如果他愿意，我就请求上级机关把老艾要过来。”

我们非常感激这位周厂长的一片好心。本来，复员干部随同爱人单位安置，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利国利民，这次很多复员干部就是随同爱人工作单位，在南京安置下来。开始，我是否在南京安置，有所顾虑：第一，我们身份特殊，恐怕过不了许世友这一关；第二，离开南京远一点更好，免得以后遇到风吹草动，又带来麻烦。没有想到回故乡安置这么困难，如今不得不走这条路。但这条路又能否行得通呢？过了几天，周厂长带着苦笑给我们传来了失望的消息：他给上面的报告被打了回来，上级的批示是：“此人不能留在南京。”

这条路又行不通了，只好再想别的办法。我爱人老家是江苏宿迁县城。朱德美先请她哥哥帮助联系了一下，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接收安置。当朱德美连忙赶到那里时，宿迁的有关部门却“变脸”了，他们刚接到上级电话指示：“艾汉美不能在宿迁安置。”这一来，我去宿迁的路也被堵死了。

接连碰鼻，使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我安置的道路上，背后有一只“黑手”在盯着我的行踪，操纵我的去向，我走到那里，他们就把那里的路堵死。……

军区政治部被复员的同志，行动迅速，先后都已离开部队，各奔前程，家室也纷纷搬出军区大院。唯有我的安置去向，“八”字还没有一撇，很多关心我的同志为我的处境捏了一把汗。军区政治部已经停发我的工资，不只是我没有生活费了，我们全家人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为解燃眉之急，我先从后勤部的老赵那里借来人民币400元，熬它一段日子再说。有一天，我在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碰见宣传部的傅涛少校，他热情的鼓励我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眼前的这点困难没啥了不起！想想我们在百水桥‘学习班’过的什么日子呀！差点儿连命都没有了，我们还不是挺过来了！要有信心，老天爷总会给我们出路的！”……

毛主席说过：“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九月份宣布我复员，十月份就停发我的工资。没有工资，就等于切断了我的活路，也威胁到我们全家人（三代九口人）的活路。……没有想到，更“损”的“招数”还在后头。

六九年十月下旬，军区政治部的行政部门通知我，要我尽快把家搬出政治部家属大院。我向他们提出：“我的安置去向，尚无着落，我的家又往哪儿搬呢？”得到的答复是：“要你们搬走，这是上面的指示，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军的成员了，就不应该住在部队营区，不应该再享受军队的待遇。”他们还说：“城市里不能安置，就到农村去嘛！”……这军区家属大院，肯定不是我们的容身之地，安身之处。再待下去，麻烦会越来越多，迟搬不如早搬。……

第二天，朱德美就去向他们厂的周厂长如实反映情况，请求厂里给我们安排临时居房，帮我们度过难关。周厂长听说我们被“扫地出门”，寻求“避难所”，深表同情，非常爽快地说：“没有问题，这个困难可以帮你们解决一下，把家搬到厂里来”。厂里行政管理部门当即给我们安排一套职工宿舍，并配备相关的桌椅，床铺等家具。给我们的子女就近安排上学。在我们全家遭难之际，得到厂里领导及职工们如此热情、宝贵的紧急援助，真使我们感激不尽。……

……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不对！我们在灾难面前，不是“同林鸟”，而是同生共死，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夫妻，是同心同德，共度难关的战友。

……我深感内疚，连累全家，耽误子女上学，但又非走不可。此时此刻，我和朱德美就用自己“面对困难不低头”的坚强意志影响子女；同时，结合我们自身童年时代的艰苦经历，既激励自己，又教育子女。解放前，我五岁起，跟着父母四处逃难，逃日本人的难，逃国民党军队的难，家里一贫如洗，靠借债度日，又要逃高利贷债主的难，远走他乡，过着流浪者的生活，根本无钱上学，直到解放后，我靠人民助学金，才有可能读到初中。朱德美老家更穷更苦。她祖父讨饭出身，母亲给地主家当了十多年使唤丫头。由于她家没有一分土地，没有一粒粮食收入，她从很小就跟着母亲四处挖野菜充饥，摘树叶当口粮，凡是能吃的野菜、树叶，她都吃过了，她家常年靠收拾别人土地上剩余的麦子、豆子、红薯、高梁过日子，常常是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时一天两天没进一粒粮食，就靠喝凉水充饥，饿得头昏眼花腿发软。她身上的单衣，棉衣全靠救济，补丁摞补丁。……回想我们的童年，真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对照过去，看看眼前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离开军区家属大院之后，按照常规，我被复员处理，一切复员手续都已办完，人也走了，家也搬了，可以说，我和南京军区已经“一刀两断”了，互不相干。

但是，许世友不答应，我们家搬到工厂里之后，他还不放手，不罢休。

我们刚到厂里不久，军区即派人跟踪而来。一天、两个身穿便服的部队干部乘坐一辆黑色小轿车，找到厂里保卫科。他俩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该厂保卫科干事陈福庚、何立两同志很客气地接待他们，问：“你们来我厂有何事？”那两个干部说：“最近，我们军区政治部有个复员干部，叫艾汉美，听说把家搬到你们厂来了” 。

“是呀！他是我厂朱德美同志的爱人，刚搬过来” 。

“这不行！他是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一号头头，犯有严重错误。军区领导决定他复员，就是要他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改造。”

“你们有部队介绍信吗？”

“没有”。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有正式文件吗？”

“也没有”。

厂保卫科的陈、何二同志，感到万分惊讶，仍然耐心地说：“你们既无介绍信，又无正式文件，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的话？”“再说，你们是军区系统，我们是地方工厂，你们也无权干涉我们厂的事呀！”“你们说老艾犯了严重错误，那是部队的事，现在他复员了，成了老百姓，即使他是地、富、反、坏、右，没有判刑，没有坐牢，也要给他出路，他是我们厂的职工家属，在我厂安家，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那两个干部又说：“我们是部队领导派来的，希望你们厂配合一下”，“我们部队领导的意见，你们厂的朱德美也要随同艾汉美一起下农村，他们全家都要下农村”。

这番话把陈、何两同志说得火筋直冒，大声说：“我们厂的朱德美，老家世代贫农，本人共产党员，表现很好，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竟然要她随同老艾一起下农村，还要他们全家统统下农村，这是哪一家的政策？……”。

越说越生气，干脆把那两个干部轰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的那两名干部碰了一鼻子灰，还不甘心。过了几天，那两个人又来了，仍然是穿着便服、开着黑色小轿车，似乎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一次，厂保卫科的同志，看到他们还是没有带介绍信，感到迷惑不解地说：“你们是堂堂的大军区领导机关，你们所谈的又是关系一家人命运、前途的大问题，为什么不带介绍信？”

那两人吱吱唔唔，不明说。

“对不起！你们没有介绍信，我们不便接谈”。厂保卫科的同志只好“关门”，免谈。

这时，朱德美听说许世友又派人来了，立马往厂保卫科赶。边走边喊：“许世友要逼我们全家下农村，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法？”

军区政治部的那两个干部，听到朱德美的喊话声，坐不住了，连忙起身往外走。朱德美看到他们两人离开保卫科了，就说：“别走嘛！你们不是要我们下农村吗？那我来与你们当面谈”。那两人装聋作哑没听见，一声不吭，一头钻进黑色小轿车，灰溜溜地跑掉了！……

王昊同志一封信，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我的家暂时有了“避难所”，但是，我的安置出路又在何方？仍然是个未知数，南京、江苏这块宝地，我是无路可走了，只有另到别的地方去找出路。许多关心我的同志和朋友，帮我想办法。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卞庸中，听说我复员安置遇到“麻烦”，既感到气愤，又为我担心，他就主动地写信给他曾经工作过的浙江绍兴军分区，帮我联系“去向”。因人事关系发生变化，没有联系上。

……中国尽管地域辽阔，却找不到我的立足安身之地。我这个参军近二十年的解放军干部，转眼之间，变成了中国七十年代的“下岗老兵”、“失业军人”、“无业游民”。……我没有工作单位，就没法上“户口”；没有“户口”，就不供应“粮、棉、油”，不供应副食品及生活用品。这样，不只是我一个人难以生活下去，而且直接威胁到全家人的生存。原来，全家人的生活开支，主要是靠我的工资收入负担，现在只有我爱人的微薄收入（每月工资三十多元），那怎么承受得了？即使给我补助了一笔复员安置费四千元，如果坐吃山空，那也无济于事。

正当我一筹莫展，面临“山穷水尽”之际，一个意外的转机来到了。

一天，我在南京山西路口，迎面碰见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一位科长，名叫王昊，他一见到我，十分热情地问我：“老艾，听说你复员啦，安置在哪儿？”我回答：“谢谢您的关心，还没有找到安置的地方哩！”

“你是湖北人吧！不能在武汉找个合适的工作吗？”

“我当然希望安置在武汉，我也去了武汉，可是我在哪里没有熟人，没有门路，进不去呀！”

他接着对我说：“你别着急，我来帮你找个关系，或许有点帮助。”

“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

他说：现在武汉市的一把手，市革委会主任叫方铭，是空降十五军军长，他和方军长曾在二十军一起工作多年，相互很熟，他同方铭同志的爱人还是同乡。王昊同志提出：他直接给方铭军长的爱人写一封信，交给我带到武汉去找她，请她帮帮忙。

第二天，王昊同志把写好的信交给我，并鼓励我说：“天底下的路宽得很，我不相信许世友就能一手遮天！他的手再长也管不到武汉去！”

我接过王昊同志写的信，连声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当时，这封信就像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真的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带着王昊同志写的信，兴致勃勃地赶到武汉，当天下午，顺利地见到了方铭军长的爱人，把王昊同志写的信交给她。她看过信后说：“我们和王昊同志是老朋友，信中所说的事，我会尽力帮忙”。我又把自己的一份“干部履历表”交给她，让她了解我的基本情况：我从十七岁入伍，十九岁入党，三年军校生活，十年作训参谋，六年新闻干事，多次立功受奖，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我的历史，家属及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污点。

后来我了解到，方铭同志的爱人是在武汉市革委会政工组工作。她利用一次会议机会，找到武汉市“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负责人，……同意我在武汉安置工作。一九七0年元旦之前，我被分配到武汉市的一座大型化工厂。元旦一过，我到厂里报到，厂里领导一看，我是从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复员到地方上来的，非常高兴，当即决定我被分配在厂宣传科，专门负责宣传报道工作。……厂里还答应：连我爱人及全家子女，一齐从南京迁到武汉来，分配居房，安排爱人工作，子女就近上学。

此次我到武汉，一路顺风，马到成功。几个月来，我的复员安置之路，何等艰难曲折，有时波涛起伏，有时恶浪翻滚，终于赢来了“峰回路转”、“绝处逢生”的局面，悬在我心上、我们全家人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我带着喜讯，返回南京，全家人欢天喜地，特别是孩子们兴奋地跳啊！叫啊！“我们要回湖北老家了！”“我们要回武汉了！”

我爱人厂里的领导及职工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表示祝贺，为我们高兴。“饮水思源”。面对这一喜讯，我们全家人不能不想到王昊同志的信。在我们全家被许世友逼到山穷水尽的时刻，得到王昊同志这封信，该是何等及时！何等珍贵！……

这封信是我们“久旱之后的甘露雨！”

这封信是我们在危难关头的救命信！

与此同时，我们全家人也不能不联想起许世友、李书和，几个月来是如何费尽苦心，不遗余力地断我出路，断我活路的所作所为，该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恨！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和我爱人专程前往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同老朋友道别。又碰见了宣传部的傅涛及政治部的许多同志，他们十分惊喜，担心地问我：“几个月没有见到你，你怎么样啦？”有的同志好奇地说：“某领导在大会上宣布，艾汉美四处碰壁，走途无路了，反许世友的人不会有好下场”。“造谣可耻”！我哈哈一笑，“大家看，我这不是活得好好地吗？有的人确实是要把我们置于死地，恨不得把我们全家斩尽杀绝，这是痴心妄想”。我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在武汉安置的情况，同志们听了非常高兴。有的连声说：“好！好！！好！！！”“这正是得道多助”！“好人总会有好报！”

一九七0年三月一日，我们正式启程前往武汉，全家人精神饱满，非常开心。今天，我们终于跨越了许世友设置的障碍和陷阱，昂首挺胸，轻松自在地奔赴新的岗位，走向新的生活。

……

葛店化工厂由于全厂职工团结一心，奋力拼搏，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扭转“十年亏损”，实现“一年巨变”。这中间，我也付出了微薄之力，厂内厂外的宣传报道工作十分活跃。一时间《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及电台，连续不断地宣传葛店化工厂的事迹，乃至《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也多次来厂采访报道。这样一来。该厂名声大振，成为武汉市、湖北省赫赫有名的先进企业。这一年，我把自己命运的转变，同工厂面貌的巨变，紧紧地融合在一起，深感欣慰，深受教育和鼓舞。……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原以为，我们复员后，远离南京军区，远离许世友，即可相安无事了。那晓得，……许世友没有把我们置于死地，没有把我们斩草除根，没有把我们从地球上铲除掉，他就时时刻刻不放心，不安心，不死心，不放手，不罢休！……

一天，南京军区政治部两名军官：一名科长，一名干事，来到武汉化工局，找到该局下属的葛店化工厂党委书记张瑛及保卫科干部。他们取出专案袋子的“绝密材料”——“5.16”分子艾汉美的严重问题，……以“上级”的口吻要求：武汉化工局及其葛化工厂的领导，要立即对艾汉美采取断然措施，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

他们如此没头没脑、断章取义的介绍情况，使化工局和葛化厂的领导根本听不明白，当场提出种种质疑。

“根据介绍，艾汉美的问题主要在文革初期，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他复员时档案里只字未提，现在又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南京军区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搞不清楚；这些情况同‘5.16’问题又是什么关系？”

这言下之意，就是怀疑：“反对许世友，就是‘5.16’分子吗？”……两位军官吱吱唔唔，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接着，葛化党委书记张瑛说：“本着对人的处理持慎重、负责的态度，我们认为，艾汉美同志复员到地方上表现很好，现在是我厂政工部门的重要骨干，……我们不能对他贸然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更不能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

我在《杭州日报》摄影组工作，第一次承担出画刊的任务，就是采访南堡大队。被周总理誉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桐庐县印渚公社南堡大队，被洪水冲得只剩下一棵苦楝树。我随同记者组徐汉波等三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风餐露宿，按时完成了摄影画刊任务。为采访农村小型水电站，只身到淳安县高山区，身负沉重的摄影、灯光器材，爬山涉水步行几十里，按时完成了任务。在工业方面采访先进，杭钢、杭玻、杭氧、杭丝联、杭州发动机厂、杭州缝纫机厂等单位，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轮到夜班，我尽心尽力完成任务，夜餐两角钱的阳春面吃得很香甜。没有署名，没有稿费，照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在杭报的日日夜夜，发扬了部队战地记者的工作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是有目共睹的。

2005年月10月30日上午，我参加了杭报50周年老报人茶话会，与查淼顺、余洪、徐汉波等老记者以及转业干部任振泰相见，感到分外亲切，非常高兴。徐汉波说：他写的回忆录中，写了报道南堡大队的详细实情，这个典型现在还是站得住脚的。可是当我翻阅《春华秋实五十载》，曾经在杭报工作过的员工名录时，却没有我的名字。大概是某些人现在还受派性影响，有意抹煞我在杭报这段历史，怪不得有些人装做不认识我。我在《杭州日报》社的这段历史，有《杭州日报》的版面给我作证。

后来，我从《杭州日报》被借调到省委报道组，完成《人民画报》的约稿：《浙江粮棉跨‘纲要’》。为突出主题，表现浙江大地的园田化水平，“安2”飞机两次起飞到嘉兴曹庄一带航拍，《人民画报》刊登了八个版。不久，《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版）、《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约稿，要报道农民姜汝旺学哲学，工农兵上大学的事迹。接着，广州交易会筹备，摄影、布置展厅任务很繁重。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杭州，领导要我担任主要摄影任务。我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为此，我被正式调到省政工组宣传办公室，成立摄影办公室。万没想到，一个飞来横祸又降临到我的头上。



（十一）第二次劫难  许世友草菅人命

——被南京军区政治部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



1970年3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南京军区和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掀起了来势猛烈的大挖“5.16”分子。许世友在无锡讲话，传达林彪1971年2月28日对清查“5.16”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5.16”，一个也不能漏掉。”

早就听说许世友坐镇南京清查“5.16”骇人听闻的故事，仍然是搞“以许划线”，把所谓“倒许”的都打成“5.16”分子。复员在全国各地的干部都受到审查、逮捕。“红色恐怖”又笼罩着江、浙、皖、沪以及全国各地。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随意制造的‘阶级斗争’，很多干部和群众无辜获罪，枉受牵连，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又难逃其厄运。文中说：许世友“跳不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窠臼，”亲自审问史景斑。史景斑坚持实事求是。许世友盛怒之下，“一个耳光，把他的眼镜也打掉了。”这位还俗的少林高手出手不凡，打得史景斑眼冒金花，站立不稳。陪审人员都惊愕得呆若木鸡。史景斑强忍侮辱和皮肉之苦，默然不语。人民解放军自盘古开天地，那有司令员打政治部主任的！在历史上许世友要扇毛主席的耳光，带枪去见毛主席，打你史景斑那是小菜一碟。史景斑将军挨整期间，史夫人和三个女儿，都受到牵连和迫害，在化粪池里发现了史夫人的尸体。史景斑得到平反后，王必成把他要了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王必成是司令员。按许世友的说法，他们两人都是我的黑后台。

红色军械专家、国防科委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李仲麟将军，被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单间牢房。李将军被关押不久，因高血压中风，他撑着趴到牢房门口撞击牢门，被看守听到，送医院抢救才免一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将军被隔离审查，……。

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蔡佩莹（电影《红霞》女主角、江苏政协委员）、独唱演员李惠兰、演员修蕴、王建修、陈家骏、夏小明、李源、贾佩华等三团二队一批人员都被逮捕入狱。

我姑父郎玉麟的老部下、我的挚友赵玉祥大尉，被复员在南京变压器厂当工人，又遭到劫难，关押在娃娃桥监狱长达三年之久，狱号“3002”号。监狱看守要他跪下读监规，被赵玉祥拒绝了，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凶神恶煞的监狱长、监狱指导员，都是60军来的。一位看守对指导员说：“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位置上了？！”为此，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赵玉祥被反手铐住，一铐就是七天，生活不能自理，都靠犯人们的帮助。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造成了一种既紧张又滑稽的怪异气氛。有的单位几乎人人争着上台‘坦白交代’，惟恐落后了被怀疑或被别人供出来，觉得只有自己承认是‘5.16’分子才有安全感。”“江苏省和南京军区到底错整了多少人？据最保守的估计，总数有二、三万人之多。仅军职以上的领导干部，先后有100人被打成了‘5.16’分子，或者与‘5.16’有牵连的嫌疑分子。”“那么多领导干部被咬，闹得人人自危。”“混乱不堪的‘清查’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许叹道：“‘唉，上当了！’马上找杜政委商量补救办法。”

南京流传的顺口溜：“‘5.16’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我老伴的小弟刘栋是南京仪表厂工人，被打成“5.16”，成了伤残人，还不给工伤待遇。

江苏省和南京市清查“5.16”的特大冤案，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文中，不得不像蜻蜓点水一样披露一点，并有意隐瞒实情，把江苏省和南京军区清查出“5.16”的人数共计13万多人，说成只有二、三万，隐讳了整十万人。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在军队干部的主持之下，把革命干部、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整成“5.16”，本质上是执行对“文革”造反派的秋后算帐。

2007年11月，《炎黄春秋》杂志第11期，刊登潘祝平同志撰写的记实文章《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摘要如下：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十三万人被打成“5·16”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

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1970年4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16”说不过去。

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当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5·16”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108人，点名“5·16”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涡。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5·16”。……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

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此举，……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江苏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经过“春季攻势”，被打成“5·16”的占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55.5%，处级干部占42%，一般干部占30%。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100多人，逼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　　

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到1971年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80%以上。……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深挖“5·1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最长19小时，更是常见。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是“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
　　1971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9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5·16”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清查“5·16”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将清查“5·16”作为头等大事，……组织了2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2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到1972年底，2万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
　　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5·16”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市级机关清查“5·16”，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0多干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5·16”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问题，……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5·16”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5·16”。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5·16”问题，人人都要过“5·16”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5·16”。其他地市清查“5·16”也不甘落后。以盐城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6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公检法500余干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
　　

有人说：“有一意孤行的领导，必有百般逢迎的下属。”在军内，许世友最相信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汇报的情况。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政治部大批抓人时，李书和汇报一个抓一个，汇报十双抓二十，被提为正部长。在军外，许世友最相信军代表、省革委副主任吴大胜汇报的情况。

江苏清查“5.16”时，《近看许世友》文中说：“吴大胜报什么许司令批什么。不管涉及什么人，吴大胜一报上来，许司令就批示他抓起来审查。吴大胜也为难，当面又不敢讲，怕许司令怪罪他‘右’。结果是抓了一批，又抓一批，像滚雪球，被审查的人越来越多。”李文卿曾对吴大胜说：“这样搞危险哪！‘好派’抓了，‘屁派’也抓了，再抓该抓到你了！”江苏两大派的头头是南京大学的老师、学生，“红总”头头文风来被整死；“八.二七”头头曾邦元被整得死去活来。吴大胜面对人命关天的大事，轻轻松松、轻描淡写地检讨说：“对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没有严肃对待，出现了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我没有制止”，“搞乱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一贯做后勤工作的老红军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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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许势力范围难逃许世友手心

1972年10月下旬，在南京军区清查“5.16”已“上当了”的情况下，浙江省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还是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来函，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被停职审查。由省军区军代表、宣办副主任田传箴和宣办干部郑汝培为专案组，同时受到派出所的监控。

过去在南京百水桥“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说我反林彪，现在要交代和林彪有什么关系。大概是我曾说过，我父亲住在北京市西四人大常委会宿舍，楼下住的林彪卫队，我从来没有和卫队来往过，只是进出大门而已。真是捕风捉影。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许世友向毛主席写检讨：“我看过林秃子几次，和他照过一次相，要警卫员打野鸡、野兔送过他。”许世友和夫人田普没有少跑过苏州太仓林彪的行宫，没有少送过阳澄湖大闸蟹。林彪儿子林立果选美，南京军区谁跑得最勤？许世友要和林彪攀亲家，大家都知道。

请读一读纪登奎的谈话实录：

许世友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如何？1970年8月23日下午，全会开幕，林彪作了讲话。所有的人都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连放两遍。

25日上午讨论时许世友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象林副主席那样地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陈励耘说：“现在就是有人胆敢反对林副主席，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称天才的伟大理论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还要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这时，许世友也大声地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

（参见师东兵：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的谈话实录）

按常理，“林副主席”上了《党章》，尊敬他有什么罪呢？同理，“四人帮”都是毛主席圈定的人，尊敬他们有什么罪呢？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应该是无罪的。然而，很多事情都是违背常理，都是搞形而上学。

宣传部专案组还要我交代，为什么写信给南京军区司令部复员在上海无线电五厂的于定，要他对抗“5.16”审查。一个中共党员，写信给另一个中共党员，要他有冤屈向党中央申诉，这有什么罪错呢？事后才知，于定的哥哥是万里副总理的秘书，于定一家四口人被调到北京，调出许世友的势力范围圈。于定被分配在要害部门，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管理处处长。1984年5月，我到北京去看过他，到天安门城楼转了一圈。

林彪爆炸后，党中央林彪专案组明确指出：抓“5.16”是林彪制造出来的，其矛头是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林彪反革命集团571工程纪要》指出，“南京军区是争取力量”。《571工程纪要》为什么不把北京、沈阳、昆明、福州、济南等军区列为争取力量，而单把广州、南京军区列为争取力量呢？

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主席此举的目的，是抑制新军阀的产生。

毛主席提议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步调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

毛主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5.16’、‘反革命’。”

毛主席这段话，好似针对着许世友说的。我只是奉命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引起连锁冤案，被许世友、铁瑛，戴“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三顶大帽子，隔离、冤狱三年，被开除党籍。这些莫须有“罪行”，决定了我的一家悲情人生。

许世友暮年，离开了广州军区，在南京中山陵8号别墅居住（孙中山先生儿子孙科的公馆）。院内草坪开阔，花树繁茂，围墙四周种植长剌的“鬼见愁”。可是，他怕南京的人民群众，深知他借军委“八条命令”大批抓军内外干部和群众；特别是他坐镇清查“5.16”分子期间，进一步制造“红色恐怖”，进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欠下了13万多人的血泪债。为此，他自己设计，在园中修建起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碉堡，警卫班在上层岗楼上可观察到园内外各个角落。一位大军区司令员的公馆戒备够森严了，可是，许世友还不放心，还要自己设计造碉堡。我想，这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了。一位共产党的军事高官走到惧怕人民群众的地步，真是可悲！8号别墅占地几十亩，自许世友搬进后，将草坪挖掉，种植小麦、高粱、玉米、红薯和蔬菜。盖起了猪圈、兔笼，原有的三四亩池塘饲养鱼类。劳动者就是警卫班。许世友当起了“土地主”。

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归国省亲，想看看乃父孙科的旧居。孙女士旧地重游，仔细地看了一遍，看到院子被搞得面目全非，弄得哭笑不得。

许世友晚年的生活非常悲惨，除了午、晚餐两顿都喝茅台酒外，感到很孤独，很寂寞，老伴田普分居在无锡，一个儿子在新疆服刑，加上痛风、肝癌病的剧痛折磨，真是生不如死。1985年10月22日，因肝癌，许世友溘然长逝，终年80岁。消息传出，南京市不少人民群众喝酒、放鞭炮。古人云：“一将成名万骨枯，尊卑皆为一孤冢”，如此而已。

回想在“文革”前夕，叶剑英元帅住在8号别墅，检验20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的图板作业水平。我和《解放军报》驻南京军区记者组长栾保俊，《人民前线》报记者高丕忠在8号别墅采访。突然许世友赶到，对叶说：“我刚从阿尔巴尼亚回国，一下飞机就来看你，你明天不能走，留下来吃狗肉、喝酒、跳舞。”叶帅说：“好说、好说。”没想到8号别墅成了许世友的归宿。

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不得不给浙江省政工组来函：“查陈时秋同志‘5.16’的材料是假的、错误的，请你们做好善后工作。”整人的人多轻松，一纸公文就解脱了。可是，这件事远没有完，整我“5.16”的材料，却成了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头条“罪状”：

“1972年10月下旬，鉴于陈时秋在南京军区所犯严重错误，经省委政工组党委决定，对他实行停职审查。”

专案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明明“5.16”是冤案，却变成了“犯严重错误”。同在宣传办公室工作的原《光明日报》社记者高正生，在“5.16”问题受审查中，不堪凌辱，从办公大楼五楼跳下，一命呜呼！他一死是解脱了，再不要受煎熬了！可活着的亲人们还要面对更加痛苦的生活。事实证明，清查“5.16”，根子还在林彪，许世友搞扩大化，我又是受害者。

由于“支左”军代表大批调走，政工组党委决定宣办增加五名临时负责人，当商景才在宣办宣布时，才知有我的名字。我的任务是：继续搞好摄影报道，抓好全省摄影工作；经支部大会选为委员、副书记；负责《宣传通讯》审阅；参加政工组“批林批孔小组”；协助严永洁（省委书记谭启龙夫人）从中央文化部领受的文艺批判等工作。日夜繁忙的工作，还是拿复员干部的工资60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完全按照中央、省委、政工组党委的文件、指示办事，没有自己的“发明创造”。

1975年7月下旬，省委调我到舟山定海本岛马目“学习班”学习。到大华招待所报到时，看到都是同观点的，大家都思想不通，认为不符合中央［75］16号文件的规定，“办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拆墙、填沟、解疙瘩的学习班”的精神。都是一种观点，怎么拆墙、填沟、解疙瘩呢？要求省委作出解释。省委不予理睬。“学习班”设在马目公社北岙大队。学员中年龄最大的是省广电局领导周林同志，他是浙江省第一任纪委书记，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其他有广电局记者徐运灼、宗伯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陶汇章，《浙江日报》编辑杜勇进，省法院审判员余荣夫，火车司机谢志明，杭钢工人张小定，汽车厂工人孔汉茂，杭大学生李显通等约二十多人。后来为做做样子，派来一位“省红暴”派的农民伯伯张来根，和大家相处得很好。

学习、劳动、看病无人问津，只好推举一人找大队联系劳动事宜。还听说调拨了木料做床盖房子，要长期在那里生活。因马目公社地处定海岛的最西北角，当地群众称为“西北利亚”。很自然，发牢骚时大家说到这里是充军、流放。事也凑巧，马目的西南面就是金塘、大榭岛。回忆起参加舟山战役时，从炮队镜中可以看到蒋军固守马目的活动情况。想不到自己被充军、流放到马目岛上来了。经过三个多月的无人管理的所谓“学习班”，只有靠自觉，自己学习、自己劳动。

11月初，“学习班”集中到地委党校，集中揭发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永生的问题，要上纲上线到“反党、篡权、复辟”。据说，张永生入党是周总理委托周建人老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浙江省委常委、鲁迅先生的胞弟）作张永生的入党介绍人。浙江在“文革”期间很多重大问题，都是周总理的指示和直接过问下解决的。难道是周总理怂恿张永生“反党、篡权、复辟”？所以，我的思想认识上不去“反党、篡权、复辟”这个纲，问题就揭发不出来。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究竟是谁在反党、篡权、复辟？！

1976年1月8日，9点57分，周总理走了。噩耗传来，大家都很悲痛，要求开会哀悼。坐镇马目“学习班”的领导商景才不同意，只好作罢。我心灵深处默默念叨：敬仰的周总理一路走好。回想周恩来总理一字一句地念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念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的批示，并代表党中央为我们平反，打心眼里敬重总理的为人。

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一个一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家。他坚信，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是为了防止今后在中国重蹈苏共出现修正义的覆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保证千百万革命先烈为之浴血奋斗，流血牺牲而得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和目标，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因此，重病染身，巳是风烛残年的毛主席，依然鞠躬尽瘁地为中国的前途在日日夜夜辛勤操劳着。

1974年毛主席诗词一首《诉衷情》，是写给周总理的。当时，毛主席身体不好，疾病缠身，周总理也身患癌症。读来沧桑心碎，令人潸然泪下。

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

如今江山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之东流？

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避免在血雨腥风中交班，是毛主席暮年追求的目标。毛主席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利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中央文件》1976年第4号）

1976年6月15日，重病中的毛主席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谈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沒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参见时事出版社《新中央机密》268页）。

毛主席这些谈话，是他老人家的泣血心声！振聋发聩！读后让人感悟很深。再回头重读毛主席在“文革”前夕1974年写的诗词《诉衷情》，就全都明白了。


1976年是多事之秋的一年。

1976年1月8日，9点57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走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4秒，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大地震！

1976年7月6日，15点01分，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也走了！

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走了！叶剑英说：“他带着一肚子问题走了。”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开始了毛主席所担心的“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

（十三）华国锋上台冤假错案又重来

——被浙江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新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中说：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子，叫我去办。……。

五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在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乔冠华回到祖国时，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

毛主席真是料事如神，“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在全国上下，特别在浙江省，在省委书记铁瑛的主持下，以一派清查另一派的非法做法，开始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清查运动。

1976年12月15日、农历10月25日，省委宣传部对我执行隔离审查。一开始，宣传部开会对我进行批斗，随后由宣传部专案组用小吉普车押送我到浙江展览馆的后门下车，早在后门等候的展览馆专案组章仁法，引领我到三楼西侧讲解员休息室隔离。看守人员：白天，由一位女讲解员在室外轮流看守（我在展览馆搞过几次展览，讲解员我都熟悉，现在她们当看守待我很客气），三餐饭由她们带到楼下过马路展览馆的食堂就餐；每次下楼经过传达室时，传达室师傅都给我打招呼，轻声说一句：“保重身体”；晚上，由两位男性看守。平时，除了洗脸、洗衣、大小便外，不能离开隔离室半步。白天，都是写材料交代问题，只好把“旧账”再默写一次，两位男性看守不时气势汹汹地到隔离室检查翻腾一番。隔离半年多真是暗无天日，没有澡洗，没有放风，不见阳光。1976年的冬天是个严冬，特别寒冷，雪下得很厚。十冬腊月，展览馆的楼层室内，好似放足了冷气，使人难于忍受。晚上睡觉，把头埋到被子里也不行，冻得直抖擞。

与此同时，在展览馆工作的蒋宇鸿同志也被隔离审查，关押在展览馆三楼东侧讲解员休息室隔离，三餐饭由家人送。没过多久，蒋宇鸿隔离室换了新主人，我从窗户往下看，原来是马目“学习班”学员，《浙江日报》编辑杜勇进同志在院内放风。他的待遇比我好一点，能够得到放风。蒋宇鸿被关押在我下楼到食堂去的楼梯下面，用铁条焊接成铁笼般的隔离室。相比之下，我的待遇比蒋宇鸿好多了。一天晚上突然一阵骚动，好似抓小偷。第二天，看到对面三楼房间关着蒋宇鸿的大儿子，不知何故？

整个清查运动期间，遍地都是私设的牢笼、牢狱，私设的公堂。某些领导人和专案人员，有恃无恐，无视党纪国法，想怎么整人就怎么整人。致使逼供信、打人、打人致死的事件连连发生，一片“红色恐怖”！

在展览馆摄影组暗房工作的金郑沛师傅，几次在隔离室门口与看守们聊天，夸耀他是怎么搞专案的。正因为整人有功，破格荣升为省安全厅副厅长，后来发现他隐瞒父亲有历史问题，才改任省土管局副局长。

我被隔离期间，几次被拉到杭州市人民大会堂、体育馆等地去陪斗，宣传部也多次拉我去批斗。为达到政治陷害的目的，宣传部领导商景才出主意：“要从‘攻击性言论’入手才能搞出问题。”于是，专案组长谢兰生为头儿的七、八个人，多次在展览馆小会议室开会，采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逼我交代“攻击华主席”的言论，逼得我精神恍惚不可终日。谢兰生不甘心，非要逼我交代攻击华主席。我实在没有办法，顶住他们的轮番疲劳轰炸，我恍恍惚惚地说了句：“华国锋是个傀儡！”谢兰生总算是达到了逼供信的目的，从此再不来找我了。宣传部专案组还从被审查的毛杰、刘士华、周靖、张高星等同志那里，搞到我的所谓“攻击性言论”。

铁瑛、商景才、谢兰生等人，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达到了要逮捕我的目的。纪登奎副总理曾经说过：“专案组的工作我很熟悉，里面的成员大都是些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且又心毒手狠的家伙。他们能够采取一切措施，让被审查者写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1977年6月10日，经省委批准，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我逮捕打入大牢，羁押在过去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米市巷看守所。6月14日，在体育馆召开两千多人的“从严批斗大会”，剃光头、挂大牌，气氛严酷。专案组长谢兰生代表省委宣传部发言，罗织了“十大罪状”，能致人于死命。

（1）“恶毒攻击伟大导师毛主席。”专案组指供告诉我：说我去值班室，周靖一个人在，说我看看墙上毛主席像问周靖：“毛主席洞察一切，为什么连江青也看不出来？”这是搞逼供、指供弄出来的材料。谢兰生批判说，毛主席这么这么看清江青，这么这么看清江青，……。

（2）“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指供告诉我说：有个人到我家问我，为什么华国峰当总理，张春桥没有当上？说我说，“华国峰当总理老帅们通得过，张春桥当总理老帅们通不过，华是中间偏右的人”。谢批判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诬蔑我们的大救星、英明领袖华主席是个大右派！

（3）“为右派翻案。”说我为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秘书吕清滨翻案。“文革”中，吕清滨夫妇上访政治部来信来访接待室，支部要我去接待。吕说：原宣传部长的前妻山东大嫂（离婚不离家），带着孩子来找部长，讨要孩子的抚养费，因部长入城后另有新欢，不接待她（活脱脱一个陈世美）。吕说：我这个秘书不能不管，给她们在招待所住下。事后，向部长提出意见，部长怀恨在心，利用反右的机会，将我整成“右派”。我说：材料我收下，你说的情况是一面之词，“文革”中不能搞“右派翻案”，“文革”结束后你再来。这是“为右派翻案”吗？可在当时听到“为右派翻案”是很吓人的！

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使我晕厥过去。同时被批斗的还有杭钢老干部张树森、铁路工人谢志明。事后，我对看守所陈所长说：“从严批判大会”上宣传部的发言，“十大罪状”都是政治诬陷，都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张冠李戴、胡编乱造的。所长说：群众运动就是这样的啦！你自己要实事求是，想开一点。我说：宣传部不是群众组织，说话、做事要负责任的！

谢兰生整人有功，荣升为省政协秘书长，还嫌官不够大，向省委要更大的官。可是好景不长，得肺癌去世了。呜呼哀哉！

6月30日，《浙江日报》摄影记者谭铁民一伙也来凑热闹，再踏上一只脚！他们在米市巷招待所召开浙江省摄影界会议，把我拉去批斗。会上的批判发言，也都是些驴唇不对马嘴的发言。比如，毛主席号召唱两首歌：《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省影展缺乏这个题材，我立即和汪建安（原27军摄影干事）赶到杭钢、杭一棉，拍摄唱两首歌的彩色照片，《把炉火烧得通红》、《一切行动听指挥》。会上批判说这两幅照片，“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那天，天下着瓢泼大雨，雷电交加，雷声、闪电声，压倒了批判声，好似苍天老爷在给我鸣不平。时隔不久，谭铁民老婆提早“开放”，跟人家当“二奶”去了，老谭一气之下旧病复发，含恨离开了等待他升官发财的年代。阿弥陀佛！

毛主席说：“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是更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杭州是人间天堂，我却下了人间地狱。在狱中三易春秋，使我认识、体验到《中央“5.16”通知》中所说：“……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铁窗生活的滋味，使我大开眼界，使我认识到专政、社会、法律、和道德是怎么回事。这对我更深一层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有用处。我无非是相信党中央、毛主席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怎么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一名普通中共党员，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看看真实的历史记载，我才渐渐地明白过来。

原国防科委情报所核心组副组长，四届人大代表，恽仁祥撰写的《关于给邓小平平反问题》，文中说：华国锋、汪东兴为一派，叶剑英、邓小平为一派，两派间的唇枪舌战，也是关键的一战，两派几乎人人“上战场”，在此仅介绍几个关键人物参战情况。这一派斗或内讧，从1976年10月7日起，即两派联合抓捕了“四人帮”而接着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在汪东兴、叶剑英精心按排下，以武装压阵，谁持反对意见就抓谁，而“通过了”他们抓捕了“四人帮”的行动，并决定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至中共十一大的召开为止。其性质，属于两派联合宫庭政变，抓捕了江青等四人后，两派分赃不均、也不可能均而引起的。关于那次政治局会议武装压阵的详情，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介绍，武装压阵开政治局会议，在党史上是空前的、“中国特色”的会议。

汪东兴自政变后华国锋当了“英明领袖”，为了保护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宝座，以兑现华已承诺他自己在十一大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活捉江青等人以后，所谓揭批和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成了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压倒一切的急迫大事。汪东兴总担心他竭力要保护的这个领袖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日夜担心江青的保护者们会在一个晚上造起反来，所以预定了用三年的时间把被称之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统统揪下台，赶出去，能打倒的打倒，不能打倒的给予清洗。”（参见《汪东兴传》第200页）。

恽仁祥：“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说：

不久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

大小会上重点点名批判汪东兴：“你汪东兴以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几年就觉得了不起，……。我们这些老家伙，……，（对你）不了解吗？你过去和现在你在毛主席身边，不就是当个警卫吗？而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是参与重大机密！哪个不是和毛主席同起同坐地在一起研究大事！要是论起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多少来，我们那个不比你强？……”、“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那么坚定，好像他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其实还不是一个骗局，你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难道就没有（做）手脚？毛主席难道真的没有说过‘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毛主席难道真的授意过你们粉碎江青一伙了？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人（的）指示难道都是像你们说的那么样，你们就没有修改和断章取义的地方？你们传达的毛主席关于信任你们的话难道没有假，这些问题大家都不和你们计较，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嘛，……”。

华国锋在场一言不发。

“你（指华国锋）太自私了，你为了你自己落好，自己的安全，……。你以为你这么样能保住自己吗？错了！你在一些人看来，毛主席对你那么好，亲手把你提拔和重用起来，但是，你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能当上党和国家领导，竟然把毛泽东的一家抓的抓、关的关、批的批、压的压，人家才认为你是最大的两面派和阴谋家呢。对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小人，谁还敢和你相交？汪东兴到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念头都有了……”。叶对华、汪说：“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不能批评，这样一来，好多问题都不能批了。因为几乎‘四人帮’所干的坏事，毛主席都点过头。我仔细地查了一下，‘四人帮’几乎没有不经过毛主席批准而自己干的东西，问题在于对不对，是不是他们欺骗了毛主席，所以华主席说的四条恐怕还得作一些修改才好。”对此华、汪一派大发议论。

陈永贵：“真不像话，毛主席刚刚去世，他们就要这样干，真像赫鲁哓夫一样了。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作那个秘密报告了。……，如果我听到那个报告，我将是第一个站出来骂他们狗日的！”

吴德：“原来我们总是说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在诬陷邓小平，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人家那一条是诬陷他？那一条没有被事实所证明？”

纪登奎：“现在看起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吃不开了，中央是要开始执行刘、邓路线了吧？那我们这些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怎么办？一个个都被邓小平们批了个一塌糊涂，现在‘两个凡是’的帽子快和反革命的

帽子一样了，扣在我们头上压得直不起腰来”。

华国锋：“我也挡不住了，现在政治局里邓小平那些人已经占了多数。只要邓小平他们一提建议，大家就都跟着响应，我说什么话也不顶用了。原来你们说我是傀儡，我还不服气，现在我可以实事求是地讲，我连傀儡也不如了。现在人家已经从经济工作上尽找我的毛病，说不定还真要把我赶下台了。”（参见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汪东兴传》第254至422页）。


对我的拘捕，是秘密进行的。1977年6月10日上午，宣传部专案组张耀洲陪同省公安局，从浙江展览馆隔离室把我铐走，羁押在米市巷看守所，我老伴立即被隔离审查。两个多月后的8月17日，才发出《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并不准家属探视。宣传部专案组周玉祥到缝纫机厂隔离室对我老伴说：“经过组织审查，陈时秋犯有反革命罪。”要我老伴签字。我老伴说：“组织决定我只好服从，我相信，陈时秋绝对不是反革命！”

“政治犯”的待遇极差，单身囚禁，无人说话，伙食极差，没有澡洗，且一年多没有放风，见不到阳光。看着双手雪白雪白，只有苦涩的泪水伴我艰难度日。坐牢坐牢要坐得牢，老是想出去是要发疯的。我思想上准备坐十年牢，甚至会更长。这不足八平米的监房，要和我长期共存，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要改造生存环境，因为，米市巷看守所过去是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年代久了水泥墙上都是很厚的痰渍。所以，要把水泥墙、蹲坑的很多痰渍去除干净，心情也就好多了。为了能把牢底坐穿，我开始锻炼身体，每天在监房内原地跑步，等微微出汗后擦洗冷水澡。

我还自娱自乐，哼唱几句《四郎探母》、《甘露寺》等京戏：

“我好比笼中鸟……”；“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刘备本是靖王的后，汉帝玄孙一脉流，……你杀刘备不要紧，他弟兄闻知怎肯罢休，……。”

在狱中整天写交代，只好把过去写的材料重复默写一遍。材料写完了，开始自学英语。有的时候玩弄玩弄监房内另一种动物，蚂蚁。更多的是常回忆起跟随父辈们，到新四军部队南征北战的情景。这种回忆，是痛苦遭遇的止痛剂，也是驱散愤懑、委屈、忧郁的最有效灵丹妙药。

在狱中，先后有人精神失常了，组织部的范波同志，原地跑步不肯止；文化局的杨明同志，喃喃自语，被狱警反铐吊起来，再加上脚镣；……。

铁瑛在清查运动中，说浙江是“四人帮”的“重灾区”。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他组织庞大的专案队伍，以清查“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骨干为名行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实。因为他深知，浙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杭丝联事件，萧山、诸暨问题，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两个改组，省革委会的建立以及张永生的入党问题等等，都是在周总理亲自主持或直接过问下处理决定的。周总理曾在一次接见中说过：“浙江的问题我必须直接处理和过问，原因有二：其一，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蒋介石的老巢，是与美蒋斗争的前哨阵地；其二，浙江是我的祖籍，按辈份排起来，周建老是我的叔叔辈。”有一天，我被提审了一整天，要我详细交代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和秘书冯仰澄同志的关系。为此，专案组定我罪中有“浙江通向‘四人帮’的渠道”这一条。

铁瑛为了搞出周老与“四人帮”的所谓“关系”，因铁瑛的手还钩不到副委员长，只好把周老秘书冯仰澄从北京骗到杭州，秘密关押在米市巷看守所，并召开几千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冯仰澄。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1977年第14期，整期刊登省委办公室、《浙江日报》、省广播局、省委宣传部、杭州大学等大批判组，批斗冯仰澄的批判发言。冯仰澄的老伴是北京电信局先进工作者，被弄到绍兴某酱菜店里卖酱菜。为什么对“政治犯”如此暴虐？还要“株连九族”？宣传部《宣传通讯》的编者按作了注解：“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投入这场斗争。就是这个铁瑛，当年呼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比谁都响亮，还几次三番地恳求冯仰澄托关系，给他引见王洪文。

有一次，原来同我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科工作的张文龙，也来捞点稻草。此人没啥本事，可他专会整人、充任打手。后来到温州军分区当了个政委、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但好景不长，怎么年轻轻的就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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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第三次劫难铁书记铁面有私

当时，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清查工作做不少官样文章，三令五申连连在《人民日报》刊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和大量重要文章，强调清查工作要十分注意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可是，从中央到各省市县并不执行。以下仅举七例：

（一）、1977年10月6日，我被捕后四个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指出：“清查工作要抓紧。要注意党的政策，……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学会辩证法，……坚持按照唯物论辩证法办事。”

1977年10月18日省委宣传部用上述社论为主题，出版了《宣传通讯》第14期，编者按就是不引用社论对清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同“群众组织”小报一个样子，用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刊登权威单位的大批判发言。白纸黑字，多处点“反革命分子陈时秋”、“反革命分子陈时秋的父亲农林部XXX办公室”成了国民党特务那样的联络点。我的父亲是个“笔杆子”，仰慕鲁迅先生，只是看望了一次鲁迅先生的胞弟周建人老人，何罪之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种捕风捉影、造谣中伤的发言，难道是“坚持按照唯物论辩证法办事”？

（二）、197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强调指出：“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运动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就要正确对待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我们坚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省委铁瑛书记（政委）在清查运动中，接过许世友“以人（许）划线”的接力棒，一开始就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运动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对着干。省委、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采用栽赃陷害、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法西斯手段，还要“株连九族”。如此严重的冤案，不但不平反，反而诬陷我“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来按照《刑法》找不着“罪行”的情况下，还要“从宽处理”。在严重违反《党章》程序下，开除我的党籍。把浙宣干 [85] 38号文件塞进我档案里，至今不给本人见面。这不是政治迫害又能是什么？许世友、铁瑛，想一手遮天，用违反党纪国法的手段，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可党的传统干部政策的阳光，还是照耀到我的身上。我虽被铁瑛等人强行开除党籍！但我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离休干部、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

（三）、1979年1月4日至22日，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主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委员九十七人出席了全会。

同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全会《通告》并发表社论。《通告》强调指出：

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各项原则。

一、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必须严格地实行这个原则，不能把它仅仅挂在口头上。……特别是要严格划分党内错误和反革命活动的界限，决不容许混淆这些界限。……严禁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对待党内同志。

二、反倾向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

不能采取急风暴雨式的、压服式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以理服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逼供信是法西斯式的反动统治阶级办案取证的一种野蛮手段，……今后必须坚决地永远地禁止这种非法作法。……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和保留意见。……。

四、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要对犯错误的同志作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分析，不能只看一时一事的错误而否定一切。对于在错误路线影响下犯错误的同志，应多帮助他们分析犯错误的原因，……不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又慎，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不论被审查、受处理的人问题多大，决不能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

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冤案、错案、假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不尊重客观事实，只凭“长官意志”办事，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知错不改，都是严重的问题，都必须坚决纠正。

六、敢于斗争，刚直不阿。

所有担任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要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

铁瑛对陈云主持召开中纪委全会，发出的《通告》视而不见。《通告》第四、五项强调指出：“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又慎，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不论被审查、受处理的人问题多大，决不能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不尊重客观事实，只凭‘长官意志’办事，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知错不改，都是严重的错误，都必须坚决纠正。”

（四）、1979年3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使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成为路线斗争的新典范》指出：“对人的处理，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近些年来，干部所犯的错误，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他们犯错误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根源，作出正确分析。不但要团结95％，而且要争取团结98％、99％以上，最后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全党的目的。”

请问铁书记，你清查工作中做出了什么“新典范”？还不是继续推行许世友整人的那一套！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197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反革命罪”要货真价实》指出：“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决不允许像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那样，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悲剧重演。”“决不能凭某个大人物说谁是反革命，就得按反革命治罪”。

铁瑛在清查运动中，在全省整了400多万人，难道不是“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悲剧重演”？所以，宣传部商景才和专案组谢兰生等少数人，有恃无恐，敢于违背《通告》必须遵循的各项原则，导致新的冤假错案的不断产生，在共产党的脸上抹黑！“大人物说谁是反革命，就得按反革命治罪”。许世友、铁瑛都是大人物，他们的一句话，能致人于死命，我被打成“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是证据确凿的事实。

（六）、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各级纪委要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严肃性》，报道：中纪委召开纪律检查工作会议，研究搞好党风，严肃党纪，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为着克服派性，必须强调看实际行动，用实践来检验人们是按党性办事，还是按派性办事。……对那些至今仍然闹派性的人，……对那些坚持不改的要以违犯党纪论处。”

“文革”中形成的两大派，都忠于毛主席、共产党的，但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互相厮杀！毛主席对于两派斗争是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所以，派性问题在“文革”后期已基本消除。例如：南京百水桥“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与北京金水桥“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比较，最能说明问题。

在清查运动中，铁瑛采用一派清一派，一派升天、一派坐监。对一派采取：除恶务尽，斩尽杀绝，一个不留的非法手段。致使“现行反革命”抓了一大把，有的被逼疯、逼死，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枪决。而“正确派”中有些人得到步步高升，包括铁瑛的秘书方文。现今，当上了省委副书记、政协副主席的梁平波，还是1966年8月26日带头炸毁了岳坟，还要砸毁千年古刹灵隐寺的打砸抢分子。幸亏有张永生组织了约3000名教师和红卫兵前往保护灵隐寺，并向周总理报告情况。总理明确指示：“灵隐寺不是‘四旧’，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其暂加封闭”。后来，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杭州时，周总理指示，灵隐寺专为亲王开放一天。保护灵隐寺的张永生，倒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判了重刑，冤狱33年。受铁瑛青睐的像杨秀珠那样的极端腐败分子，当上了省建设厅副厅长，洗钱逃往国外。这是她自己暴露了，有些人虽然暴露了，包括方文，却被有关上级保护起来了。“正确路线”、“正确派”不是自封的，同样要用实践、历史来检验。

（七）、197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文章强调指出：“对案件全部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决不许草率从事或主观臆断，更不许弄虚作假。”

许世友坐镇南京，清查“5.16”整了13万人。铁瑛坐镇杭州，仿效许世友搞“以派划线”，在清查运动中整了400万人。清查中完全不顾事实，都是靠主观臆断、弄虚作假、罗织罪名、锻炼成案，还要“株连九族”。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有确凿证据吗？绝对没有。铁瑛抓了那么多“反革命”，土牢冤狱比比皆是，进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逼自杀，有的被逼疯，还要株连无辜的家属孩子和亲友。到头来有哪几个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我一家三代人深受其害。难道清查运动，可以无法无天吗？铁瑛不执行中纪委《通告》、《人民日报》社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文章，把人往死里整才有罪哩！

我被隔离、逮捕，三年后才知道，宣传部对我搞“株连九族”真是一等。我被捕后的当天上午，宣传部、公安局抄了我的家，拿走我和老伴的私人信件46封、照片10张，至今没有归还；第三天老伴刘炳春（1950年参军，分在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工作，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被隔离审查，作为厂内的“四人帮”多次批斗，长期在车间劳动；家里三个孩子和近80岁的姑母，从户口所在地被扫地出门；更丧尽天良的是宣传部把三个孩子的医疗卡都拿走，小儿子气喘病经常发作，年逾古稀的老人只好跪地求菩萨保佑；后来女儿、大儿子考取大学、参军，不准许去。

省委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说：“冯仰澄设的这个‘四人帮’的秘密联络点，完全采用了国民党特务那一套，有秘密的联络员，有秘密的联络地点和特殊的联络方法。某部歌舞团（总政话剧团）的彭XX那里，反革命分子陈时秋的父亲农林部办公室XXX那里等。”

我在部队时，组织上通知我：我父亲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在“牛棚”受审查。株连我被复员处理；我被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宣传部反过来又株连我的父亲。我父亲成了：“刘、邓路线上的人”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父亲”再加上“国民党特务联络点”等于？请问铁瑛，等于什么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号召广大党员和群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经风雨见世面”，“要反修防修”，“要斗私批修”。这是当年最响亮的口号。我期待通过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变得更美好更强大。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论其正确与否，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投了赞成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合法通过的。党中央连连发出重要文件：中发 [66] 267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1966年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通过）。

请问：中央发出这么多文件是开玩笑吗？！中国共产党还有政治诚信可言吗？！即使是“文革”错了，也错在党中央集体，责怪我一个执行中央文件的普通党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是极不公正的。

现如今，把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内乱”、“浩劫”，而全面彻底“否定文革”。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极不认真、极不严肃的，这是共产党内的某些人往共产党脸上抹黑。十年“文革”史，是个重大的历史课题，绝不能让某些人篡改党的历史！我坚定地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陈云同志与胡乔木有一段谈话，他说：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我觉得，陈云的谈话，既没有斗私，更没有批修。“文革”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陈云都是投赞成票的，怎么是毛主席“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呢？现今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亡党、亡国；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以及波兰、格鲁吉亚等国家，成了美国霸权主义的桥头堡；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中国，变为私有制已取代公有制地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竟然有了一面共同的党旗！新生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2004年达到33.9%（据全国工商联调查资料）。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我是一名专业业务干部，只知道拼命地工作。人生苦短，去日无多。多么希望政治平稳，不要再整人了，大好的时光，让我多干几年工作有多好。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难道不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搞“以许划线”，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惹出的祸患？工作干得好好的被停职审查，惹起了以后很多的麻烦事情来。实际上，许世友、李书和等人，又把批臭了的“倒许乱军”口号，和新制造的“5.16”分子的祸水，又一次泼洒到我的头上，人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定律不可动摇。“文革”中，在如此复杂、风云变幻的阶级斗争中，我始终按照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文章的精神行事。

大军区政治部，省一级宣传部，应该模范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唯物论。摒弃栽赃陷害、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摒弃形而上学，尤其在人的问题上，来不得一点形而上学。

（十五）陈荣安已亡含冤灵魂归何方

1979年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可是，1979年11月12日，省委宣传部专案组，不顾党纪国法，还一心要置我死地而后快，炮制了一份《陈时秋的主要罪行》材料。列举五条：

罪状一：“投靠‘四人帮’，勾结张永生，猖狂向党进攻。”

说我“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猖狂向党进攻”。

这是省委宣传部、检察院对我极大的政治陷害！我和高丕忠、蒋宇鸿在复员干部蔡衍家里遇见张永生（他们是邻居），才知我们因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材料，诬陷我们是“5.16”分子，被停职审查。他建议我们向党中央申诉。这有什么罪呢？我们三人复员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介入哪一派的活动。停职审查，不让工作，闲来无事，只好参加“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这些运动，哪一个不是中央号召发动的？我的言行没有脱离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文章的精神。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峰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呢！“‘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运动中的专案组，往往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戴帽子、打棍子，搞扩大化，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种恶性循环，免不了产生恶性案件。

罪状二：“依仗王洪文的黑批示，攻击省委，多次窜到南京军区和浙江省军区‘放火烧荒’”。

我们这批被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将军，称赞为“新鲜血液”的年轻、专业干部，都是从各个军种，指名调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工作的。在“文革”中都是奉命“造反”。任何事情都讲一个前因后果，难道不是许世友搞“以许划线”，在江苏军内外制造了13万“5.16”分子惹的祸吗？许世友按照林彪搞的部队干部大批复员，又对复员在全国各地的干部寄了假材料，查我和高丕忠、蒋宇鸿、施关彬、陈荣安等所谓“5.16”问题，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复员在湖州市广播站的原《人民前线》报记者陈荣安，被关在楼梯下铁笼般的隔离室里。陈荣安申诉了300多封信，都是泥牛入海，有去无回。1997年7月，陈荣安同志由于长期挨整，无罪致灾，心情压抑，妻子和两个儿子受到无辜株连，在贫病交加中含冤离开了这个不公正的人间！

读一读陈荣安生前写的申诉书，想一想，某些共产党人整了人，事实证明是整错了的，非但不平反冤假错案，还要等待时机再一次继续整，非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只能说明他们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许世友把自己的夫人田普提拔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执掌“以许划线”更加得心应手，把党的干部政策当儿戏。

陈荣安同志反对林彪搞唯心主义先验论，事实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但只要你“得罪”过许世友，他仍要置你死地而后快！实际上，许世友和林彪的关系非同一般。许世友的封建专制思想和行为，要的是奴颜婢膝的干部，刚直不阿的干部是吃不开的，是要吃尽苦头的。陈荣安同志生前写的申诉书，就是一个真实的、典型的事例。为了告慰英灵，择其重要问题摘录如下：

关于要求平反冤假错案

认真落实政策的申诉书

1976年2月以来，我蒙受种种冤屈，为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1977年10月以来，我已经向各级党组织写了三百余件、约一百万字的申诉信。可是，直到现在，仍未解决。现重新申诉如下：

（一）

1967年2月9日，南京发生了八一医院事件。当晚，林彪就这事件作了完全违背事实真相的结论：“南京军区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八一医院维持秩序是正确的。”

当时我作为南京军区报社的新闻工作者，在和其他同志联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致党中央的《关于南京八一医院事件的调查报告》，以揭露林彪在这一事件中搞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针对林彪所作的错误结论，我写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派到八一医院去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团（缺炮营和三个迫击炮连），根本不是“一个小分队”；这个步兵团，由60军181师某团魏团长带领，来到八一医院后，团团包围了八一医院，步枪装上刺刀，……如临大敌，这算什么“维持秩序”？……由于南京军区某领导同志采取了不谨慎的措施，使矛盾激化，甚至发展到驻宁军事院校群众组织同军区派出的步兵团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引起了军内外群众的强烈不满，

……这就清楚地揭露了林彪所作的关于南京军区在这一事件中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这唯心主义结论的荒谬实质。

这份《调查报告》……作为我反对林彪的“罪证”。……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百水桥学习班，……把我宣布为“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

1969年9月，南京军区政治部根据我上述反对林彪……所谓“罪行”，强行将我作复员处理。

……上述冤案，南京军区政治部至今没有平反，没有就我在1967年、1968年因反对林彪遭受一系列打击迫害的问题作出明确结论，没有恢复名誉，没有落实政策。

（二）

1969年10月初，我复员到浙江湖州。我持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开具的《行政关系介绍信》，到吴兴县革委会组织办公室报到。县“组办”开具《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分配在吴兴县革委会报道组工作（直到如今，任何组织、人事部门，都没有开具过《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调出机关）。……从1970年7、8月间开始，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和南京军区清查“5.16”办公室，经浙江省公安机关，多次向我所在的吴兴县机关，寄送了用逼、供、信等手段搞出来的关于本人的“5.16”假材料，以及本人反对林彪、江青的所谓“罪行”材料，导致“5.16”假案。不仅本人在全县万人干部大会上遭受诬蔑、攻击，被驱赶出吴兴县机关，被抄家、隔离审查，家属也受株连，我妻子被迫害致精神病。

1975年4月，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致函浙江省吴兴县委，承认寄了关于我的“5.16”假材料，并表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向你们并请转告受审查的同志表示歉意。”……然而，说归说，做归做，……至今没有宣布平反这一假案，……没有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的工作。…… 是否坚持认为强加于我的“参加‘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案”不是假案？是否坚持认为在吴兴县万人干部大会上给我强加上“5.16重大嫌疑分子”等种种诬蔑不实之词，破坏一个共产党人的名誉，并将我排挤出吴兴县机关是“大方向正确”？是否坚持认为动用专政机关，对我进行抄家，并在居民中散布关于本人的种种政治谣言是“革命行动”？是不是坚持认为因我的“5.16”假案，株连我的妻子，对她进行盯梢、监视、拖推辱骂，对她采取不准加工资等种种措施，将她迫害成精神病是“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时至今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没有对这些问题表明态度？为什么至今不采取措施，彻底平反这一假案？为什么直到如今，还在某些问题上（如1985年的工资改革）继续发展“5.16”假案的恶劣后果？

对于上述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必须表明态度，并迅速采取措施，彻底平反“5.16”假案。

（三）

经过“5.16”假案的专案审查，到1973年底，除一份《关于陈荣安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材料》属于“孤证”）未能否定外，其余材料全部被否定。实践证明，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和浙江省吴兴县委清查“5.16”领导小组合作制造的“陈荣安参加”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完全是一个假案。然而，有关方面却迟迟不为我平反。

鉴于上述情况，1973年底至1976年期间，我通过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申诉信，去南京军区政治部上访等形式，要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和原浙江省吴兴县委为我平反假案，落实政策，是合乎情理的。可是，在1977年的清查运动中，原吴兴县机关的某些领导人，却把我申诉活动，说成是“要翻清查‘5.16’的案”。是什么“反党乱军”，是“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以此为开端，对我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党章、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措施。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我以切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向一些同志宣传周总理的高尚品格；1976年春对《文汇报》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报道表示不满，并鼓励有的同志写信去责问《文汇报》编辑部，等等）。后来，我又就上述内容，从十六个方面，给吴兴县委办公室写了更详细的材料，如实报告了有关情况。这些事实，都确有证据。既然有关领导对我立案审查，要查清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那么，对于这样的关键性内容，理应彻底查清，作出明确结论。可是，原湖州市委办公室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表现所作的结论，只讲我“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对上述内容却只字不提。这样片面的结论，显然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实际的结论，当然应该甄别、复查，重新作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四）

我从事专职新闻工作约二十多年。曾在《新华社新闻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战士》、《人民通讯兵》杂志、《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南京军区《工作通讯》、《人民前线》报等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过数百篇稿件；曾在中央和地方党报的《内参》刊物上发表过内部情况资料。我一直表示希望能继续发挥我的专业特长，继续为党的新闻事业工作。在吴兴县报道组，我确曾写过一些“内参”资料，反映了吴兴县的一些真实情况。为此，就难免要触犯一些人，甚至触犯某些“父母官”，从而达不到事事听有的领导者指挥的要求。举个例子吧！

七十年代，李先念同志曾对浙江吴兴县菱湖化学厂“三废”危害当地人民健康、危害水产资源、危害农业生产的问题，给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谢正浩同志作过一个批示。反映这一情况的“内参”资料是我写的。……由于吴兴县某些领导人将国家所拨治理“三废”的费用移作他用（造干部宿舍等），致使菱湖化学厂在生产极毒农药时所排放出来的“三废”未能得到治理，造成了危害。有鉴于此，我写了一则“内参”资料，……被《人民日报》社编的“内参”刊物所采用。李先念同志看到这则“内参”资料后，作了重要批示， ……《批示》下达后，省里拨了款，派来了治理“三废”的专门人才，帮助“菱化”治理“三废”，使“三废”得到了控制。

这样的事，对人民大有好处。可是，触犯了某些“父母官”。十多年来，某些领导人一再对我大加讨伐，拒不为我落实政策，拒不恢复我作为专职新闻干部的工作。……我要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迅速地、妥善地、实事求是地解决好。起码应当实现下列五项基本要求：

一）对于我1967年2月以后被打成“反林副主席的反革命”，在经南京军区政治部党委批准召开的“批斗大会”上，被作为犯有反对林彪、反对江青的“反革命罪”的“阶级敌人”，受到残酷批斗，并遭受种种迫害这一冤案，应由南京军区政治部认真甄别，澄清历史事实，作出明确结论，彻底平反这一冤案。

二）对于因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向地方寄送本人的“5.16”假案材料而导致的“5.16”假案南京军区政治部应会同浙江省湖州市委，彻底平反，并消除这一假案所造成的后果：

（1）、南京军区政治部会同湖州市委，研究平反这一假案的措施，由湖州市委有关部门作出《关于为陈荣安同志彻底平反“5.16”假案的决定》，确认这是一起假案，原吴兴县委在全县万人干部大会上强加于我的“‘5.16’重大嫌疑分子”等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我采取的隔离审查、抄家等措施都是错误的。

（2）、将上述《决定》列入本人档案，并送参预审查、抄家的湖州市城区公安局（原吴兴县公安局之一部）、湖州城区第一街道派出所、湖州丝厂、道场供销社等单位，以挽回影响。

（3）、我爱人的工作单位道场供销社应明确宣布，对我爱人采取盯梢、监视、不许加工资等措施都是错误的，并采取措施，弥补她的经济损失。

（4）、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即1970年7、8月间前）的职务工作（相应的）。

（5）、1985年12月工资改革中，对我以“企业干部十一级”定级，是“5.16”假案后果的继续发展，应予以纠正。

三）按照历史事实真相和党的干部政策，恢复本人作为专职新闻干部的工作，如果有关部门决意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不允许我发挥专业特长，坚持要将我调到湖州丝厂工作，湖州市组织、人事部门应按照干部调动的正常手续，正式开具《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的行政关系从原吴兴县机关转到湖州丝厂。决不能把干部当“皮球”，随意踢来踢去。

四）对于原吴兴县委及其组织部门于1970年5、6月间任命本人担任的吴兴县报道组副组长这一职务，如果有关部门决意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不予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实际担任的这一职务，不予分配相应的工作，湖州市委组织部应按照正常的干部任免手续，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免去我的上述职务。决不应不明不白地不了了之。

原吴兴县革委会办事组个别领导人“代表组织”，于1977年夏在群众大会上强加于我的“1975年，陈荣安伸手要官，想当县报道组副组长，是个资产阶级野心家”等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应彻底推倒。

五）原浙江省湖州市委办公室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表现所作的审查结论，是片面的，不合实际的。湖州市委有关部门应会同南京军区政治部，认真甄别、复查，重新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对于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一系列事实，应在结论中作出准确的反映。

希望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能认真按党章和《准则》办事，使上述各项落实政策问题，迅速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

上述申诉，请及时审理。

中共党员、复员改转业军人

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社干事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原中共浙江省吴兴县委报道组副组长

目前在浙江省湖州丝厂做职工教师的工作

陈荣安 198X年 月 日


清查“5.16”的材料，还是那些“旧账”，都是中央学习班规定要销毁的，现在怎么死灰复燃了呢？为什么周总理宣读的，为解决南京军区许世友大批抓人的中央［68］18号文件，被许世友推翻了？为什么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学习班，重点批判“多中心”论，消除派性不算数了？

为此，我和高丕忠、蒋宇鸿认为，有必要向党中央写信，希望得到党中央的答复：中央[68] 18号文件和中央办的学习班作的结论还算不算数？信被王洪文批示下来：“过去中央做过的结论不能推翻。”这封信还分送周总理信访室、江青信访室、总政李德生主任，省委、政工组。

党员有冤向党申诉，给党中央写信是《党章》允许的。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对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 我们才去南京军区政治部送大字报，为“5.16”冤案要求平反何罪之有？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百姓“点灯”也有罪吗！

罪行三：“向‘四人帮’转送过小报告或黑材料，成了我省帮派体系通往‘四人帮’的一条重要渠道。”

1974年11月在北京，我和高丕忠去看望周老，他的秘书冯仰澄同志先后两次对我说：周老很关心浙江问题，省委很少给他文件看，几天听不到消息就来问，所以，你们有什么材料和情况就送来好了。后来才知道，冯秘书上送材料，事先都给周老看过，有的是周老亲笔签署意见才送的（包括朱雷的申诉材料），都是通过正常途径，送中央办公厅和邓大姐转周总理的。按常理，就是给“四人帮”送了材料，那时他们以中央文革首长的头衔出现，普通人怎么知道？例如，省政工组材料组，吕根土给江青寄材料，诬告政工组党委书记沈策“攻击毛主席”，是不是黑材料呢？后来吕根土因诬告沈策有功，荣升为民政厅厅长。

罪状四：“1974年2月12日给铁瑛同志写恫吓信，说舟嵊要塞区开除朱雷军籍，‘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如朱雷一家‘发生什么意外，一切后果均由你，铁瑛政委负责’。”

朱雷，山东泰安人，贫农家庭，工人出身，1948年参军。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战斗英雄张明司令员的作战参谋，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参加抗美援朝，经历了一次和五次战役。又经历了51年防御战役，53年的反美军登陆作战、反击战、抗细菌战等多次战役。与铁瑛同是南京百水桥“舟嵊班”的学员。

领导上要他复员，因肝病住院，没及时办手续。就这样被开除党、军籍，一家四口（妻子张志敏是舟山人）被押送回山东原籍。

朱雷去总政上访，我提供父母在京的住址，有困难的事可以帮帮忙。总政要他回南京军区、舟嵊部队解决。一回去就当“5.16”抓起来，关押在桃花岛。妻子张志敏抱着小儿子去看朱雷，三个人只给一份饭菜。后来，把朱雷转移单独关押在普陀山九个多月，搞刑讯逼供，跪木棍，头也被打破。一家四口人没有粮油票没有钱，日子难过，我怕他们想不开，真的会出什么事，才凭着做人的良心和党性，给铁瑛写信。那天在杭州饭店小礼堂开会，遇见铁瑛，信是当场写的，也是朱雷几次托我向部队老首长反映他的情况。再说，一名党员给省委书记写信，那怕是言词过激，怎能说是“犯罪”呢？铁瑛把朱雷一家四口往死里整才有罪呢！

铁瑛在清查运动中，继续推行“以人（许）划线”、“以派划线”。先后把我和朱雷等一批复员干部打成“现行反革命”，打入大牢。把朱雷投入小车桥监狱三年之久，受尽了人间苦难。政治犯受到法西斯式的暴虐，无辜的家属、孩子都受到了株连。难道铁瑛真的是铁石心肠？整了400多万人，有的被整死，这个统计数字难道不知道？自己还心安理得？多亏总政和张明司令员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朱雷平反，恢复党籍、军籍，收回部队，在杭州某部队干休所团级待遇离休。

罪行五：“利用杭州‘四.四事件’大揪所谓‘反革命’，围攻领导，陷害同志。1976年清明节前夕，陈时秋写信诬蔑杭州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并把解放街至人民大会堂门前一带的花圈位置，标语内容，画了一张草图附在信里，一起寄给冯仰澄转送王洪文。”

听中国美术学院杜英信说，解放路百货公司附近全是大标语、花圈、大字报。我下午去看时，已经很多了。当我看到其中最大的标语“沉痛怀念杨开慧烈士”，感到这不是只为了悼念周总理。我就想，这样搞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当时我只以为是杭州发生这种事情，感到很不理解。我就给在北京的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问他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希望他们来信谈谈看法。为了能说明情况，便于他们分析，信又不至写得太长，我画了个草图，说明现场的情况。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去向王洪文反映情况，完全是一封私人信件，怎么成了“罪行”呢！难道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内、国内发生重大事件，不闻不问是正确的态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