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 (萧碧璜)：铁窗生涯（连载）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4 15:08:43

注：这是一篇文革造反派“全红总”骨干的纪实性自传小说，讲述了作者被捕入狱，狱中反思和改造的经历。文章未完待续。作者的另一篇文章《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独立工会“全红总”纪实》在本站“文革回忆”栏目刊出，可以对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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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这是一部真实的人生经历。本来，它应该是我那篇长达四十多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难忘的岁月》的后一部分，写我在看守所和监狱的铁窗生涯，一直写到我出狱。
我是1967年3月3日深夜，实际上应该是3月4日凌晨一点过钟，在一个朋友家贵阳市虎门巷22号被捕。我是在2月18日在上海看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出的关于取缔我们组织的通告的，那文件在中共党史上命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1967年2月17日“通告”》，该通告同时宣布我在昆明翻印并大量发到全国的《联合通告》为非法文件。（这文件是我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郗占元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在1月2日共同签署的，为解决当时全国被解雇了几千万临时合同工的复工复职问题。1月5日在北京工人印刷厂印刷了三十万份，同日，接国务院的紧急通知，所印《联合通告》全部销毁，一件不准外传。也是同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我们组织一同销毁那通告的同时，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了原件，马不停蹄地到了昆明，在昆明印刷厂印制了数千份，同时由昆明发到全国，解决了数百万被解雇工人的复工复职问题。）2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假借通知我组织总负责人王振海回单位国家科委去帮助科委解决点问题的时候，暗中把他抓捕了。当我组织向北京市公安局正式交涉和追问查询时，他们却又拒不承认。2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命令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命令北京卫戍区部队出动，协助公安局，逮捕了还在北京的我组织的所有负责人。3月2日，北京几十个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安排下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了斗争我组织在北京被捕的负责人的大会。正是3月2日，我在武汉坐火车南下准备到贵阳的当天，在火车站上遇到了我们的对头，他们带上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我的通缉令，是要求贵州省公安厅对我实施抓捕。通缉名单上同时还有另外的三个人，一个是我的秘书杨爽秋（女，当年十九岁，贵阳国营绵纺厂纺织女工，共青团员），与我同行，另两个人都是贵阳的，是在北京我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但已经于2月22号回到了贵阳。
我们是一行三人，除杨爽秋外，另一个是我的宣传部长石应宽（贵州省大方县一中的中学老师，大学毕业生，当年34岁）。他不在中央的通缉名单上。
带上了通缉令的那四个对头比我们早一天到达贵阳，而且清楚知道了我的行踪和我乘坐的火车到达贵阳的时刻。我分析他们肯定通知了贵州省公安厅在贵阳火车站准备抓捕我。本来，我已经将火车票改换成了直到昆明的，可以不在贵阳下车了，可以直到昆明。如果昆明的局势也对我不利了，再到红河和大理。红河和大理我有两个分团，各有十多万人，而且都控制了洲委和洲政府大权，武装部和公安部门都全体加入了我的组织。我准备了四张票，是为了营救在贵阳的那两个朋友，带上他们与我们一起走。我与杨爽秋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回贵阳，贵州省公安厅安排在贵阳火车站抓捕我的行动落空了。我和杨爽秋于深夜一点到达那朋友家，叫他赶快走，一起到昆明，可他却因为见我饿了几天几夜，叫他妈妈煮碗面条给我们吃，说吃了再走。我们刚端起面条，一口面条未下肚，全付武装的公安人员冲进了他家，抓捕了我们。原来公安厅在火车站抓捕我的行动落了空，也分析我可能会来通知我的朋友，知道我对朋友的感情是义薄云天的。所以就在他家附近都埋伏了公安人员，只等我到，就瓮中捉鳖了。
当夜在贵州省公安厅里关了一夜，3月4日清晨送到了贵阳市看守所正式拘留。开始了我的看守所生涯。从1967年3月4日起，直到1968年12月1日，整整22个月时间，对我审讯了一百多次，但一直是拘留，那时是可以对一个人无限期拘留的。12月1日，转为逮捕，一个星期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送贵州省第一监狱劳改。刑期是从1967年3月4日到1977年3月3日止。1974年2月28日，就是我被关了整整七年还差三天的时候，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的庭长李孟秋将我从监狱接出，对我重新宣判：撤销原来对我的判决，宣布我无罪释放。结束了我五年的劳改队生涯。我回单位了，我也从原来的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单位一次性给我连提了三级工资。
这篇回忆录就从看守所写起吧，我被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缉的原因是用整整一部小说来写的，叫《难忘的岁月》，在小说《初恋》里是一笔带过的。这里就不说它了。
我被捕时19岁，七年后出来已经26岁了。

一，踏进看守所。
提到监狱，大家就会想到电影中电视里出现过的那些画面，那些实际上不是监狱，而只是看守所，是关押未结犯的地方。还是在审讯阶段，还没有被判刑。一个个的囚室紧靠在一起，每个囚室的两边有墙与其它的囚室相隔，前后都是空的，后面墙在一人高以上是一排铁窗，从墙这边一直到墙那边，插着比较粗的铁棒，人力肯定无法将它弄弯曲，间隔距离是刚好一个人的头无法钻出。通常把监狱或看守所称为“铁窗”，应该指的就是这个。有的囚徒还用双手紧抓住那铁棒，昂首望着天空，表现出愤怒，思念或向往自由的姿势，或者在吟诵着豪情万丈的革命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前面呢，从天花板到地下是一排铁栏或大木棒，与对面的囚室可以看过对穿对过。与隔壁的囚徒也可以互相打打招呼，握握手，传递一下纸条，闲时聊聊天，问长问短，唠唠家常。当某囚室的囚徒被狱卒施加暴力时，全看守所的囚徒都会抗议，甚至绝食，高呼口号，要求狱方作出解释，甚至要求严惩打囚徒的狱警。某囚徒提审时，走过其它囚室门口，大家给他鼓励，目送着他，眼睛里含情脉脉，表达着无限的情谊。回来时，大家又向他问候，向他致以英雄似的敬意。如果有某人要被拉出去处死了，那气氛更是悲壮得让观众热血沸腾，送别的囚徒唱着雄壮的国际歌，赴刑场就义的烈士雄纠纠气昂昂，振着右臂，握紧拳头，一一向囚徒们告别，还可以交待一点后事……
刑场上，要英勇就义的先烈们，一定会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在那响彻云霄的壮烈的口号声过后，被口号声吓得惊慌失措的行刑人谎忙中胡乱开了枪，先烈们总会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倒下去，回过头来用愤怒的眼光看了一下那些刽子手，刽子手们会被吓了个半死。先烈们才会在再一阵的口号声中摆出一个漂亮的甫士倒下。
这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描写的国民党关押共产党的革命先烈和义士的地方，大家不信看看《红岩》那部电影，那个所谓令人毛骨悚然的关押江姐、许云峰甚至杨虎城，小萝卜头等等的那个“中美合作所”，“碴宰洞集中营”等等，描写的不正是这样的吗？
真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够浪漫的了，是不是真正的现实呢，我不知道。国民党的监狱或看守所是不是这样，我更不能说，因为本人没坐过。如果我国的文学艺术家们描写的这是真的，那么，我可以说，国民党关押共产党人的看守所那太美好了，这样的看守所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天堂了。
那么，我们又来看看我被关押的看守所又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呢？
市中心的一条大街上，一个围墙，小小的一个门，周围是民居，那围墙上没有电网，更看不到当兵的端着枪巡逻。你也看不到任何特征可以显示出那里面关押着数千个正在审讯中的囚徒。这地方我过去不知路过了多少次，做梦也想不到这里面还另有乾坤，我更想不到的是我还会在这里面呆了二十二个月。它就是贵阳市看守所，除了还有一个省的看守所比它稍微高档一点之外，它的条件在贵州省应该算第二了，但它里面关押的在押犯在全省应该是最多的一个了。
进了围墙的那个小门，里面是一个院落，中间有一张石桌子，那石桌子就是给进了那道门以后的囚徒们，在拘留证上填写自己名字的地方。
1967年3月4日清晨，公安人员用两部小车把我们三人（我，杨爽秋，及我那个同时被捕的朋友）送到了那个地方，还没有进门，几乎同时又来了一部小车，送来了另一个朋友，那是昨晚我们也准备去通知他一起走的，可惜我们在这一个朋友家就被捕了，当然不可能通知到他了，公安人员自然会通知他到这里与我们见面了。到此，中央通缉名单上的四人全部被捕了。
我们被带到了那个石桌子边，公安人员对我们宣读了拘留证，说我们被正式拘留了，叫我们在拘留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他们那三人在拘留证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后剩下我一个人没有签。
所有的枪口这下全部对准了我，公安人员也全部向我围了过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冷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看的那些电影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下面的这段对话，就是与当年的真实情况几乎一字不差：
一个公安干部走到我的面前说：“你就是萧碧璜吧？”
我答：“是的，我就是萧碧璜。”
“正式宣布，你被拘留了。这是拘留证，叫你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你没听到吗？”
我看都没看他一眼。我若无其事地拿起了那张拘留证，慢腾腾地、一字一字地念了起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现由贵阳市公安局张××对萧碧璜进行拘留。”念完了，我猛地抬起了头，用手指着拘留证问道：“请问，谁是姓张的这位同志？”
站在我正对面的这个中年公安干部说：“我就是。”
我问他：“请问，今后是不是我们两人打交道？”
他回答：“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现在呢？”
“现在是。”
“既然现在是，那请你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五条第一款是什么内容？”
“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没有学过法律，你们是根据这一条拘留我的，你必须告诉我这一条这一款的内容，我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触犯了这一条。”
“现在没必要告诉你，你进去就会知道了。你倒底是签还是不签？”他有些发怒了。
“要我签也可以，我必须把我的意见写在上面。”
“拘留证上除了名字，不准乱写一个字，这是法律规定。”
“既然你还说法律规定，那请你把法律规定你凭什么拘留我的原因告诉我，你为什么又不告诉我呢？”
“........ .........”
“如果不让我在上面写上我的意见，我就是不签！”我也发怒了，将那拘留证往石桌子上狠狠地一砸。
姓张的那公安干部狠狠地瞪着我看了一会,见我确实没有签字的意思,无可奈何地与另外几个公安人员走过一边,叽咕了一阵,回来说：“好吧，那你写吧。”
我把拘留证的背面反过来，慢慢地写道：
“截止我被拘留的时候为止，我不明白我被拘留的原因。我问了姓张的这个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五条第一款是什么内容，他告诉我说，‘你进去就会知道了’。因此，直到我签字的时候，我都不明白我被拘留的原因。”
写完了，我用中等的声音，好象是自言自语地念了一遍，最后签上了名字。
（那张拘留证至今应该还在档案室里存放着，历史有可能的话，会让人们看看那张拘留证背面写着的那些字。恐怕全国的拘留证千千万万，也许在拘留证上写下那样的字应该是唯一的一张。公安人员也说过，他们从来没见过被宣布马上就要失去自由的人会这样的冷静和沉着，态度强硬，却又不发脾气，而且还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青年。）

二，搜查，登记
按法定的程序，当你在拘留证上签上了你的名字以后，你就已经成为一个正式的在押犯了。公安人员也完成了他们拘捕一个人的手续，把人交给看守所的狱警就行了。当我在那拘留证上签下上了我的名字以后，过来了一个狱警把我叫到了左边的一个房间里，叫我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我身上也没有多少东西，按他的要求，我拿出来了，几十元钱，钢笔（那时还没有原子笔），连皮带也被他叫解下来了，还有一些传单。
其中一份是一张很重要但我却不知道真假的传单。那是在上海街头无意中得到的一张过时的传单，是“联动”出的“动态报”，落款是元月二十日。“联动”是“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是一个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几乎全部由北京的高干子弟组成，一般人是不允许加入的。曾经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点名说它是反动组织，要取缔，但仍然活动很猖獗，而且随时有一些一般的群众组织不了解的内部消息通过他的“动态报”发布出来。看“动态报”可以看出，要被毛泽东打倒或者已经打倒了的那批高干企图复辟和顽抗的动向。这张“动态报”内容是说，我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元月16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十万人的“批判刘少奇，声讨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大会”，并邀请了江青和周恩来参加大会。周总理在去参加大会的途中，遭到暗杀，小车被砸烂，警卫员被打伤，总理安全脱险。暗示是我们组织干的。第二天，北京街头出现大标语“打倒周恩来！”落款是《全红总》。我当时在上海看到后震惊，这是有人栽赃陷害我们组织，为镇压我们组织造下先期的舆论准备。元月16日我是在昆明。这时，我真想立刻赶到北京，查清事情真相。（周恩来在1967年元月16日应邀出席《全红总》的大会在途中遭到暗杀事件，至今是个迷，中央至今没有公布真相。当然不可能是我们干的，如果是的话，对我们的处理那不会是这样的了。那“打倒周恩来！”落款《全红总》的大标语不久就查出不是我们组织写的。我们的总团负责人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的王振海是只判了五年，在北京的头头，关押了一段时间后一般都没判刑，保卫部长湖南的杨政也只判了五年，只有我们贵州的判得最重。）
另一张那就是对我极其重要的那份文件《联合通告》的原件，自从在昆明工人印刷厂翻印后，原件我保存在身边。这下不得不交出来了。当然那狱警根本就不知道这文件的重要，只以为是一般的传单。
都掏出来了，最后他问，还有没有。我说：“还有，不过这东西不给交给你。”
他可能是职业习惯吧，狱警吼囚徒吼成习惯了，大吼一声：“他妈的，什么玩意不能交给我？快拿出来！”几乎要过来动手了。我拗不过他，只好拿了出来，是三枚公章。他很快用印泥盖了出来，是《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和西南区总指挥部政治部和组织部的公章。当然，我们这些公章都是国家刊刻社有正规批准文件手续而刻的。那时，私刻公章是犯法的，是要坐牢的。虽然我当时只有十九岁，这基本的法律常识还是懂的。
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人群众组织，而且是经过中央和地方省党委批准的，就连我们的活动经费和工资都是贵州省委给的。还以为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案，吓了一跳。说：“妈的，看你小小年纪，胆子还不小，还敢组织反革命集团？二十来岁吧，你就嫌活够了？”
我说：“胆子小，还敢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少废话，把你们领导叫来。这东西不能交给你。”
刚好，把我们送来的那批公安干部还没走，他把那个姓张的叫进来了，我已经看出，这姓张的在这批公安干警中应该是头。他看了后，他是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的，并不吃惊，对我说：“把它们作为寄存物品，登记下来，寄存在这里，你要是能释放的话，还给你。”可这些东西就一直都没有还给我了。
那狱警见这个领导干警对我的态度都还不错，他态度也好了许多。于是，他给我交待：“把你分在四一一监号，你进去后，就不能再叫名字了，也不能把你的名字告诉其他人。你的编号是13号，以后要是提审你时，叫13号你就要出来，记住了？”
我没有答他，这还记不住吗？他继续说：“从现在起你对任何人都不能称呼‘同志’了，‘同志’是人民之间互相的称呼，你现在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了。对同监号的犯人称‘同犯’，对狱警要称为‘干部’。称当兵的不能叫‘解放军’，解放军是解放人民的，不是你们能叫的，你们要称解放军为‘武装’。如果有监号里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要大叫‘报告干部’，这样干部就会来了。至于监规，你进监号后去自己看。”
我好奇地问了一句：“那么，有事发生，你们又没在，要报告解放军呢？”
“你要喊‘报告武装’！”
称他们为干部，可以理解，叫解放军为‘武装’？这称呼到今天想起来都还觉得别扭和搞笑。那时，为了‘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一般性的称谓上都要叫他们自己区别开来。阶级阵营的划分那可是不能乱套的。
现代看守所的囚室统一称为“监号”，囚徒们却称之为“蛐蛐笼”。古代叫囹圄，文人的笔下叫“铁窗”，便于文人们有些诗句的优雅表达。

三，监号
那干部带着我走进了正对面的一幢楼房，这楼房三层高，一个围墙与那不大的院落相隔，正对院落的门进去，是一个木楼梯，那是上二楼去的。两边是一个约一米二宽的走道。走道的一边是那围墙，另一边就是那些监号了。左右各五间，两层楼那就是二十间了。当我走进那围墙以后，一点声响都没有听到，出奇的宁静，也没有看见电影里囚室的铁栏，更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囚徒的身影，完全密封的墙正对着围墙，只有一个个也是全封闭的铁门，这就是所谓的监号了。你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就在那完全封闭的铁门和砖墙里每一个都关押着几十个待审的囚徒。
那干部领着我走到了底楼最左边的一个监号门前，用钥匙打开了铁门上那一个约有一斤重的大铁锁，把铁栅往上一提，再往左边一推，一脚踢在那铁门上，一声“哐噹”的巨响，那铁门推开了。吗呀！一阵扑鼻的恶臭味冲了出来，那干部赶快闪过一边，想尽量避开那阵恶臭味，把我一推，叫一声“进去！”就赶快把铁门拉过来关上了。
我刚从外面光线充足的地方进来，眼睛一时不能适应，总觉得里面一片漆黑，却又象有一些似人头的东西在晃动。地下根本就看不清，向前才走了一步，也还觉得地下是实地的。还没站稳，突然不知有多少人同时发出了同一个叫声：“把鞋子脱掉！”我听得出，这确实是人类发出来的声音，而且这叫声是不能抗拒的那种声音。我只得脱下了鞋子，我刚觉得那地下可能还是实在的，这下更感到了一阵冰凉从脚底下往上渗透。我呆呆地站立着，总想看清楚里面的一切，但我看不清楚。鼻子还正被那剌鼻的恶臭味薰得透不过气来，我本能地想屏住呼吸，不敢换气。但不到一分钟，却又忍受不了那将要被憋死的难受，又不得不换了一下气，再次忍受那恶臭味。憋半分钟又不得不吸一次。十分钟不到吧，好象不是那么臭了。我猛然想到了古人的那句话：“入芝兰之室，久而不嗅闻其香，入粪×之室，久而不闻其臭。”(这句话的原话请村友们帮我修正，是谁说的？是韩愈还是柳宗元？或者都不是。“入粪×之室”的“×”是哪一个字？请村友指正。）啊，人的嗅觉真的是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为了不被憋死，再臭再难闻的气味它也要吸进去，用肺过滤那里面还可能存在的一点点氧气，为了生命能顽强地存活下去，慢慢也就不觉得臭了。
眼睛也开始慢慢能看见里面的东西了，虽然还不是很清楚，至少能确定里面坐着的确实是一些人了。医学上说，这是瞳孔放大了。完全漆黑那是没办法，放大也没用，不过那监号里还是有一点光透进来的。就是正对铁门的另一面的那幅墙上，快到天花板下的下方，有一个长约五十公分，高约二十公分的铁窗，短短的铁棒，但也是很粗很密的。高个子举起手，你也摸不到那铁棒。更不可能两手抓住铁栏，作一点无奈或浪漫的举动。那就是这个监号唯一的光源和透气孔。这光源的外面约两米外还有一个高过这个光源的围墙，所以能经过这个小小的窗孔透进来的光线那就太有限了。可是，生命就是这样的顽强，半个小时不到，我的鼻孔和眼睛就已经慢慢适应了。
我看清楚了，里面真的是密密麻麻地分两边靠墙坐满了人，中间还有一点空隙，有几个三分不象人，七分倒象鬼的东西已经站了起来，在中间空隙处走动。这些当然都是囚徒了，所有的眼睛好象都在盯着我看。那些眼神痴呆，木纳，没一个人问我什么。我也不知所措，总不能老这么站着。我也不知该一直站在这儿呢，还是往哪儿坐，好象已经没我的容身之地了。突然，正对面的小铁窗下边响起了一个声音：“坐到马桶边去，别站着！”
我眼睛到处搜寻，马桶在哪里？总算找到了，就在铁门右边的墙角，放着一个木桶。凭敏感，凭过去在书本上或一些电影里看到的，那应该就是马桶了，是盛着囚徒们大小便的容器。坐在马桶边的一个囚徒往上挪动了一下，其他的都作了挪动，马桶边腾出了刚好够一个人挤身而下的一个位，当然坐下去时，肯定有半边身子是要贴住马桶的了。
慢慢地，我更看清楚了，凭着搞建筑的经验，看到天花顶上，是十块空心预制板，每块是四十五公分，这是统一标准，这就是说，这个囚室的长是四米五了。宽呢，是三米六的那种预制板，这样的墙是三七墙，也就是厚度是一砖半厚。每块标准砖的长是24公分，宽是11•5公分，连粉糊的水泥沙奖的厚度约1•5公分，共厚37公分，这是我们搞建筑的人很清楚的。水泥预制板必须两边摆在墙的一半上，所以3•6米减去37公分，净空就只有3•2米左右了。这就是房间的宽度了。这就是说，房间的面积约为15平方米。
就这个面积约为15平方米的房间里，成年累月地关押着三十几个囚徒，高峰时多达五十多个，最少时也有二十几个，吃喝拉撒睡全在一起，就那一个马桶大小便，每天清早倒一次马桶，人多时，马桶装不下还会溢出来。一天一个人只发给一小濑口缸的开水给你喝，当然不可能洗澡了。有的已经关了几年了，仍然是未结犯。我在的那监号，最长的一个已经关了十二年了，还是未结犯，他解放后是贵阳市体委的主任，55年镇反时说他有敌特嫌疑，但又没有确切的证据，不能放，又判不了，所以关了十二年了，他已经痴呆了。关了两三年的那是常见的了。唯一的透气孔就是那后面墙上的长五十公分，宽二十公分的铁窗，前面的铁门虽然上下各有一个边长二十公分的活动窗口，是铁板做的，但都是一直关着的。上面那一个窗口，中间有一个猫眼，比现代家居大门的猫眼要大一点，家居大门的猫眼是从里面向外看的，那个猫眼是从外向里看的，给巡逻的解放军从猫眼里观看一下监号里的动静。除非有特别情况发生，他们才会打开那小铁窗，制止里面他们认为是违反了规定的行为。一般来说，他们都不愿意打开，因为只要一打开，那里面的臭气就会从那小铁窗里冲出，他们实在无法忍受。下面那个小铁窗也是从外面栅住的，只有开饭的时候才会打开，从那个小窗口里把饭菜一罐罐地拿进来。
可以想见，三十几个人数年关押在那一个小房间里，屎尿的臭味，从没洗过澡的身上散发出的汗臭味，从没洗过的衣裤的臭味，里面又不可能通风，可想见那味道，正常人嗅上一口，当场就会昏倒。
在那样完全密封的监号里，你完全看不到外界的任何动向，更别说与任何不是同一个监号的囚徒打个招呼了，连打个照面都不可能。是的，一年另八个月的时间，我也确实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其它监号的囚徒。同一个案件的囚徒决不会关在一个监号，害怕他们串通审讯情况或订下攻守同盟，不便于各个击破。我们四个人当天被拘留后，当然分开关押不同的监号，再见面时已经是快两年以后的事了。
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国的那些文学家们描写的那种监号在世界上是否存在？从我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说，我宁愿成为众矢之的，我也要说一句，他们全部是造假！我国的文学家们比社会上的那些造假货的人造的假还要利害。如果是真的，那他们又是在美化了国民党的看守所！在我进了那个监号后，我想到我国文学家们描写的那种监号，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可以叫做天堂了！
我就在这样的监号里渡过了整整一年另八个月！下面就听我慢慢叙述这一年另八个月的看守所生涯吧。

四，痛苦的感觉
我靠近马桶边坐了下来，那马桶是有盖的。三十几个人，自然随时都有人到马桶里来拉屎撒尿。一揭开马桶盖，那阵臭味就迎面扑来。还有一些不小心的囚徒，会把尿撒在你的身上。
我呆呆地坐着，脑子无论如何都平静不下来。突然又觉得太疲倦了，几天几夜没睡觉了。是呀，三个多月来，一直是在轰轰烈烈中渡过。一天之前，不知道疲劳，不知道困倦，不知道饥饿，不知道自己已经瘦了多少斤。曾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激励着自己，总想着要去完成某桩事。现在好了，一切都不可能了，才感到一阵莫明其妙袭来的无可比拟的疲倦，想睡，想躺着，也管不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环境了，也不觉得那里有多肮脏，有多臭了，侧身背着马桶，裹着衣服，就倒下了。
倒下了，又觉得耳朵里尽是轰鸣的火车隆隆声，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声，响彻云霄的口号声，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的歌声。全国每一个角落都处于激烈的振荡之中，任何一个人的脑筋都处在极度的紧张之中。穿梭拥挤的人群，万头钻动挤看大字报，满天飞舞的传单，象两军对阵似的辩论。火车上也都是处于极度兴奋和疯狂之中的南下北上串联的红卫兵。几个月来，我都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到北京，到昆明，到长沙，杭州，上海，武汉，穿梭十几个省市，奔波在全国各地，开大会，小会，辩论，演讲，被追杀，还有多少事件等待着我要去做，去处理，还有多少人在盼望着我回去。我的战友们，我的组织现在怎样了？云南还有八十多万工人啊！他们叮嘱我，到北京搞清楚总部的情况要立刻回来，他们不能没有我，他们是含着泪送我离开昆明的，他们是不是也都被捕了？我的脑筋当然也处于极度的激烈活动之中，突然一下子关进了这一个看不见一点天日的地方，一点外界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一点外面的信息都不知道了，脑筋突然一下紧缩了，好象被一个什么东西紧紧地箍住了一样，一会儿象要爆炸，一会儿象要窒息。这痛苦的感觉超过一切，什么饥饿，臭味，肮脏，都远远比不上这种感觉带给我的痛苦。那种痛苦的感觉，如果要叫我形容，那就象一个正常人，突然一下瞎了双眼，聋了双耳一样。象瞎子，象聋子，他脑子里一直在闪现着曾经在不久之前看到和听到的那些事物和那些声音。对他来说，那种痛苦的感觉真的是无法形容了。我用双手捧住头，不停地摇晃着，希望它赶快恢复正常，可是办不到，这种感觉持续了半个多月才开始慢慢消退。
这是我进了那监号后感到的最大的痛苦。我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当天我没有吃饭，那监号供应给囚徒的每餐一小罐饭我也不知道是谁拿去吃了。
当天晚上我在地板上裹着衣服睡着了，梦见了我的妈妈。她一直在梦中叫着我的名字“璜儿，璜儿，叫你别去别去，你还是去了，叫你在家里过了年再走都不行，无论如何都留不住你。”我母亲其实已经预感到我此行的危险了。我2月6日深夜在云南省副省长郭超指挥云南省公安厅的公安人员的追捕下，却又是云南省公安厅的公安人员保护着我，得到昆明火车东站的站长特地给我安排了一个“专列”离开了昆明，7号回到了贵阳。立刻召集《贵州分部》的所有负责人开了一个会，汇报了我到昆明这一个月的工作情况，并把我们组织目前面临的危险给大家作了详细的介绍，大家同意我再次到北京，搞清总部的真实情况和中央对我们组织的态度。晚上，只到了家里见过我妈妈一面，给她说，我马上要去北京，听说，中央要取缔我们组织，我们总团的负责人下落不明，听说北京红卫兵在围攻我们组织，我必须到北京搞清情况。妈妈说，还有几天就过年了，过了年才去吧。我说，还过年呢，一天都不能耽误，时间急迫，我巴不得马上就飞到北京。哎，这一别，我就是七年以后才能与妈妈在一起过年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梦，只要在梦中看到了自己的妈妈，都是非常幸福的好梦。
白天经历的巨变，晚上梦见了妈妈，好象又得到了一种幸福的补偿。醒来时，又一丝惆怅掠过，妈妈，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已经被捕了。毕竟，我当年只有十九岁啊，还是一个孩子，想妈妈了。

五，最宝贵的五分钟
监号每天清晨六点就必须起身，因为没有床，所有的人都是睡在地板上，好在那地板不是水泥的，而是木地板，油漆是早已经脱落得不见了，还并不肮脏。起身后，把自己的那一个小被子折叠好，摆在贴墙属于自己的那个位，就在被子前盘腿席地坐好，等待清晨的“放风”。
这“放风”却不是作家们描写的那样，把囚徒们放出到那个小院子里，让他们透透新鲜空气，活动一下身体，走动一下，绕上几个圈。不是，这里的“放风”是指清晨管理监号的干部逐个地打开监号的铁门，囚徒们立刻象小跑一样地跑出监号，跑出隔开监号与院落的那道门，到院落的右边的一排水池边，刷牙洗脸，那长长的一排小水池，有很多个水笼头，那是囚徒们清晨刷牙洗脸的地方。每天有两个值日的囚徒会提着马桶到粪槽里去倒马桶，并冲洗干净。干部一直在么喝着：“快点！快点！快进去！”囚徒们非常快速的刷牙洗脸，当天值日倒马桶的那两个囚徒那是连个人刷牙洗脸的时间都没有了。紧接着，囚徒们又在干部的大声么喝下，快速地鱼贯跑回监号。干部关上铁门，又去打开第二个监号。从打开到跑回，只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为什么会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呢？因为，头天值夜班的干部要在早上八点以前做完这一切，好交班给八点来接班的干部。如果早上六点起床，二十个监号，每个监号五分钟，都要用去100分钟，是一小时四十分了，楼上的，要上楼下楼，要稍慢一点，这样就可能到八点交接班了。这五分钟哪有洗头，简单擦擦上身，洗点短裤汗衫之类的小东西的时间？
我国的文学大师们描写的囚徒们每天都有一定的时间离开监号，在一个小院坝子里散散步，画成一个圆，在绕圈子。伸伸腿脚，舒展一下胳膊，看看太阳。虽然旁边有兵拿着剌刀守着，不远处的岗楼上还架着机枪。啊，我们每天就只有这么五分钟离开那监号的时间。除了快速跑去洗脸刷牙之外，再也干不了任何事。二十二个月都是这样，我们真想，有那么一天，当兵的用剌刀押着我们，旁边用机枪对准我们，当兵的手都扣在那枪栅上，让我们在那小院子里绕绕圈子，晒晒太阳，那有多幸福啊！可是，这却是永远也没有实现过的奢想。
但不管怎么说，每天清晨的那五分钟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的舒适和重要的！三十多个人，有时还是五十多个，就睡在那只有十五个平方米的房间的地板上，紧紧地挤在一起，连翻过身都困难，八九个小时下来，不但没有休息好，反而更加的腰酸背痛，有的人还会睡得腿脚麻痹。晚上十点钟后必需睡下去，不准坐，你想坐也没地方给你坐。当兵的还会随时巡逻过来，从那猫眼里看一看里面的动态，决不允许有一个人坐着，那天花板上的那个只有25瓦的灯，是通宵开着的，便于晚上当兵的观察囚室里的情况。同时，那里面的空气，如果那还能叫空气的话，污浊，肮脏，惺臭那已经是外界的人无法想象的了，而且还稀薄。三面密不透风，只有一面墙的天花板下方有一个长五十公分，宽二十公分的铁窗，三十几个人的呼吸就全靠那个窗口，房间不可能形成对流，进气，排气都靠它。刚进去的人会直喘大气，是空气稀薄了。晚上睡觉，如果只靠鼻孔呼吸，那是不行的，只有张开嘴来帮助吸气。即使你是很讲究生理健康的人，认为鼻腔呼吸才是正常的，口腔呼吸不符合生理卫生。但是，当你睡着了，就由不得你了。你的口腔，会听从生命的召唤，一定会违背你的意志，张开嘴来呼吸的。一夜下来，那口腔，喉咙又苦又涩，又脏又臭，难受得要命。那五分钟放出去，至少可以呼吸五分钟的新鲜空气，刷干净牙齿，有冷水洗脸，狂热地用冷水冲洗口腔，喉咙多次，直到干部么喝叫回去的时候。小跑出来和回去时也可能趁机活动一下胳膊，腿脚也可以边跑边摔打一下。况且，当囚徒们都离开监号后，一定是把那铁门大大开着的，目的是让放进一点空气，与对着的那个小窗口形成五分钟的空气对流。争取能把里面的空气换上一次。
那五分钟对于一个关押了一两年，几年的囚徒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
是的，说一句公道的话，近两年的一百多次审讯，的确没有刑讯逼供，我也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囚徒在审讯的时候被打或被用过刑。但是，这样的环境，可能本身就比任何刑具都更能摧毁一个意志稍微薄弱一点的人了。况且，还有那强大的心理攻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揭发，立功赎罪”，“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有多少人能经受得起这样的心灵和精神的折磨啊！有人说，进去不到几个月，别说叫你坦白交待你所干的一切了，你可能都会想早一点离开那鬼地方，宁可多编造一些罪行，甚至爹死妈偷人的事都会交待出来。只望的是早一点将你判刑，送去劳改队劳动，劳改队可以出外劳动了，可以见到阳光了。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4 15:11:33

六,开饭
“大家坐好！送饭来了。”
坐在铁门边把风的囚徒用平和的声音说了一句。可这一句却比军长、师长向部队下达的命令都管用。大家立刻回到自己的坐位，贴住两边的墙，规规矩矩，盘腿坐好，让空气静下来，不再煽起尘埃。刚才在空气中飞舞的那些尘埃、纤维，让它慢慢降落。当然，哪怕是吃完饭它们也降落不完。没关系，囚徒们从来都不纠缠历史问题，一分钟以前的事都属于历史，。只要“饭来了”那一声命令下达后，不再煽起尘埃就行。如果这命令下达后，你仍然在走动，那怕很轻微，也没有煽起尘埃，都会被人骂娘。这当然也是囚徒的规矩。
把风的囚徒也立刻回到自己的坐位。今天当值的两个囚徒立刻拿着一个专门舀菜用的公用漱口缸，蹲在了铁门下面的那个小风窗旁边。铁门是密封式的，八十公分宽的铁门上下各有一个边长二十公分的正方形小风窗，也是全封闭的，从外面紧紧地栅住。上面那个小风窗的中间有一个从外看内的猫眼，比现代家居大门的防盗猫眼稍大一点。那是给巡逻的军人和看守观察室内的动静用的。发现有什么异常之处，再打开小风窗，骂上几句。不过，没有必要，他们很少打开。因为一打开，一大股刺鼻的臭味就会冲出去，呛得他们倒退几步。下面那个小风窗只是送饭菜来时才会打开。这一幅墙全长三米六，全封闭，所以囚徒们永远不可能看见走道的任何动态。于是，囚徒们的听觉就特别敏锐，代替了视觉，仅凭耳朵听到走道的脚步声就可以断定是什么人来了。是当兵的还是看守？是哪一个看守？是走向哪一个监号？是送来了新囚徒，还是某一个监号提审囚徒？今天提审了几个？新来了几个？走了几个？都清清楚楚。脚步声的快慢轻重，皮鞋、球鞋、布鞋踩在水泥地板上发出的声响差异，单人或双人的脚步声，是来是去，这些声音，经过耳膜，传入大脑，就像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输入了这些数据，荧光屏上马上就显示出了一个清析的画面。其实，人脑并不比电脑差。只不过人脑每天接收的拉圾讯息占了百分之九十九，电脑只是定向地输入了完全需要的有用讯息而已。进入囚徒们大脑的拉圾讯息大大减少了，他们的大脑发挥了电脑的功能。所以这一点点有用的讯息，就立刻让他们的作出了准确无误的判断。
送饭菜来的工作人员那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是最容易判断的了，判断失误的可能性等于零。随着一阵由远而近的脚步声的嚘然终止，铁门外的水泥地上“扑、咚”的两声过后，小风窗打开了。看不见来人的上半身，只看见在离去的两只脚，他没有必要再用语言发出多余的讯息，当值的囚徒就会井然有序地操作起来了。“扑”的一声是装满了小锑罐的竹箩搁下时发出的，每一个小锑罐里面蒸好的饭都是一样多，四两米，这是当时看守所囚徒每餐的口粮定量。每罐所放的水也是一样多，所以蒸出来的饭从外观到绝对值都是完全平均的。不必选择，一个囚徒拿进来，另一个囚徒很快就推到了两旁坐好的囚徒面前。那“咚”的一声是一个大木桶与水泥地板碰撞后发出的。一个囚徒拿进与饭罐一样多、且一模一样的空锑罐，再用专用口缸从木桶里把菜舀进来，从新分配好，保证绝对平均后，再分送给每一个囚徒。半个月吃一次肉，每份应该有几片，连大小，肥瘦都分得基本均匀。而且，当值的囚徒和牢头都没有任何优先权和特权，当值的囚徒还要让大家拿剩下的两罐菜才是他们的。据说中国古代有个叫做什么“孔子”的人说过：“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确，近两年的看守所生涯，从没见过囚徒因为饭菜的不平均而发生过争吵。如果把那些当值的囚徒用现代社会语言戏称为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的话，我看，国家主席，省长，市长们得应该向他们好好学习一番，那怕这些人是小偷，流窜犯，打架犯，强奸犯！因为他们是在群众——众多的囚徒的监视下去进行那一点点公有财物的分配的。所以他们的人性的善的一面就能发扬出来，人性恶的一面就会被压抑住。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那么，那怕是所谓最优秀的人、社会精英、他们的人性恶的一面就会充分暴露出来。
当风窗打开的时候，会有抱着某种渴望念头的囚徒多嘴地问上一句：“今天吃什么菜？”
“老三篇。”当值的囚徒答道。
“老三篇”，是当年人人必需要读，甚至于还会要求背颂的三篇毛主席的经典文章：“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文章里的每一句话都相当于“最高指示”。而且在读的时候还得毕恭毕敬，稍不严肃，还有被打成反革命之嫌。而“老三篇”在监号里，却成了囚徒们蔑视地称呼“咸菜汤”的代名词。一把咸菜，熬成一大锅汤，上面再洒上几滴油，而且长期都是这道菜。
听说是“老三篇”，很多囚徒无可奈何地嘘了一声，抬起的头像泄了气的皮球，很快垂了下去。如果听到一声：“今天吃的是根红苗正的东西！”大家会一阵雀跃，脸上露出了欢喜的笑容。
“根红苗正”，是当年对出身“红五类”子女的称呼，在监号里却是指胡萝卜。能吃上胡萝卜，当然高兴啦。除了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比“老三篇”高很多而外，还有一点发泄情绪的意思。当一个小偷甜滋滋地将一块胡萝卜夹到口边，狠狠地发出一声：“老子今天要把你们嚼得粉碎，这些根红苗正的东西！”不用问，他一定出身黑五类，在社会上被人称为“黑狗崽子”，受尽了歧视和欺凌。当他们没有能力反抗和改变阶级路线的贯彻所造成的社会现状时，也会利用一切机会来发泄和报复。
海外有个名叫龚小夏（女）的中国学者在海外的一本名《北京之春》的杂志里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是“身体自由脑袋不自由的自由”，论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人都是一群脑袋不自由的人，一群可怜的人。他们必需随时举起“红宝书”，口中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谈话时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说“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但不知学者们是否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看守所里，却生活着一群“身体不自由但脑袋却自由”的囚徒。如果按照那位学者的语言用“可怜”来形容外部世界的人的精神状态的话，就应该用“可贵”来形容这些囚徒的精神生活了。因为这里面没有伟大领袖，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人民的，不是这些囚徒的，他们的是人民的敌人。所以他们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说什么“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之类的话。这里面没有阶级斗争，因为没有阶级区分，所有的囚徒都是“反动阶级”。也没有派系纠纷，这里只有一个派——“反动派”。所以他们的思想是绝对自由的。我崇尚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看守所——贵阳市看守所“四.一一”监号里实现了，只是没有行动自由而已。
一天两餐的进食,是囚徒们唯一的享受。同样一点食物，你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愿望，怎么吃法都可以，只要你个人认为这种吃法能带给你更好的享受就行。这里没有猩猩作态的绅士，没有道貌岸然的儒家，也没有风度翩翩的学者。没有人会取笑你的吃相不雅，任何人对你选择的吃法都很尊重。
当你享受完毕，你只消把两个空罐和筷子往自己面前一放就行了。你可以抹嘴，可以伸腰，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当值的囚徒会从你面前把筷子和空罐收走，放到小窗口下的竹箩里，然后再用湿布将地板抹干净。一切完毕，大家才可以站起来活动了。散步，聊天，下棋，听人说书，唱歌（不能太大声），学习外语，什么都行，除了不能走出监号，一切都很自由，但这个自由是经过了斗争而得到的。

七，王医生看病
晚七点钟左右，照例是王医生来看病的时间。这王医生的医学水平，也只是三脚猫功夫。不过,足以应付这些囚徒。这些囚徒的心理他最了解，有病无病他最清楚。他是蹲了半年看守所的人，罪名是乱搞男女关系。那个年代，乱搞男女关系，或者是自己有老婆，还要去勾引单身女人或女孩上床都会负上刑责。轻者关几个月看守所，开除单位，重者劳教或判上几年徒刑。倒不像现在，勾引别人老婆上床是一种时髦和有本事的象征，还可以在别人面前去玄耀一番，夸夸其谈。谈的人唾沫横飞，听的人口水直流。别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闹出人命，负上刑责，那是他们家的事，与我何关，大不了再去勾引别的女人就是了。
这王医生是属于轻的那种。关了半年看守所，得了个从宽处理，免于刑事处分，教育释放。可是，被单位开除了，好在看守所刚好差这么一个巡号的医生。医院里的医生谁愿意到看守所来巡号？闻上几口从监号里呛出来的臭味都会让他们呕吐，当场昏倒。王医生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他不想干也不行，因为这是党的宽大。他是教育释放犯，还有一个“犯”字在后面。单位不要，劳改系统会按照党的“给出路”政策，给他安排就业，一定得服从，还得感谢党给了你一个再生的机会。不过，他的工作倒蛮经松，只要能顶得住从监号里呛出来的臭味就行。
每天晚上七点钟左右，他提着一个小药箱，按照顺序每个监号逐个打开风门，讯问有没有人看病。那药箱里就只装着三、五种药。他最清楚，囚徒们一般都没什么病，监号里的病菌在那污浊得要命的空气中也活不长，早就给呛死了。那几种药是：银翘散，润喉片，泄药，膏药，带得最多的是银翘散。那是小包装的，粉末状，冲水喝的。但谁也不会拿它去冲水喝，只是要不时撒一点在舌头上，慢慢地品尝那一股带甜的甘草味。润喉片，更是甜的，在囚徒的心目中简直就像蜜糖一样。关了几个月，一两年的囚徒，一天两餐，除了咸味，其它什么味也没尝过了。在看守所，家属是不允许送任何吃的东西，只能送香皂，牙膏，牙刷，擦屁股的草纸。囚徒们的舌头总想尝一尝，这世界上除了咸味，还有没有其它味道。所以，只能从王医生的药上去打主意了。
当戴着一个大口罩的王医生把铁门上边的那个小风窗打开时，不用喊话，要看“病”的囚徒早排着队在那儿候着了。他不会奇怪，因为他知道，囚徒的耳朵比人类的敏感多了。这是坐在铁门边聆听外面动静的囚徒早已凭听到的脚步声向监号发出的讯息：“王医生来了。”想骗药吃的囚徒立刻排好了队。
王医生得照例先问问名字。
“叫什么名字？”
“周身痛。”
当王医生写到“周身痛”的那个“痛”字时，才发觉这家伙讲的是病情。
“我问你是叫什么名字？”
“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什么地方不舒服呢！”
反正大家都是心不在焉，写不写名字也没什么关系。不过，“周身痛”从此就成了这家伙的绰号。
“行了，给两包银翘散你吃了就好了。”
“多给一包吧，王医生，我真的痛得很厉害。”
“什么厉害不厉害！你当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等着要银翘散呢，今天就这么多，下一个。”
“王医生，我头痛，有点发烧。”
“别装了。拿去，给你一包。”也是银翘散。
“再下一个。”
“我喉咙痛，吃饭都很困难。”
“那你的饭吃完了没有？”
“勉强吃完了。”
“胡说！什么勉强？再有两罐你也吃得下。”他真的没说错，每人再来两罐都吃得下。
王医生知道他是想要润喉片。
这时，他会把头抬起来，把大口罩往下拉一拉，因为口罩大得差点把他的眼睛都遮住了。他仔细看一看，但不是看喉咙，而是看他的脸,看一看这家伙是不是经常老爱纠缠着要这要那的囚徒。确认不是了，管他是真痛还是假痛，也会给上一两片润喉片。这家伙当然高兴了，能要到润喉片，那甜甜的滋味，足可以向其它囚徒玄耀一番。
“王医生，我五天没拉大便了。”
“进来多久了？”
“五天了。”
“正常现象。”
他虽然说了是正常现象，但同时也会给几粒泻药。因为王医生清楚知道，他也亲身体验过，刚关进来的囚徒，这一个星期到十天左右，肯定会有便泌现象，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
这王医生当然就有了两个绰号。一个是“银翘散”，另一个是“正常现象”。把风的囚徒一般都会说“银翘散”来了，而不会说王医生来了。囚徒们的歇后语有一个就是“王医生看病——正常现象”。
“王医生，我腿上，背上都打青了，很痛。”
“今天拉出去了？”
“是的，拉回单位去斗了，也游街了。”
“伤了几处地方？”
“说不清楚，起码五六处。”
这种情况，王医生会给几块膏药，让他自己拿去贴上。
其实，他贴不贴都无所谓，伤得也不厉害，他要膏药另有目的。那时的膏药，不像现在的伤湿止痛膏，只是浸透了麝香味的一薄片，而是中间有一块像沥青一样的药膏，软软地，这是囚徒们唯一的玩具。囚徒们想方设法要上几片，把那个像沥青一样的药膏刮下来，可以任意捏成各种形状，轮换着把玩，可以消磨不少时间。
有一次，不知是谁出了个坏点子：“让那个当兵的闻一闻监号里的臭味，呛他一回，让他知道厉害。”当然，这是为了报复那个当兵的每次巡逻过来，都要把送饭工人故意忘记关上的下面的风窗关上，这可是囚徒们最宝贵的透气孔啊。
他用膏药捏成了一把有柄的匕首。
当兵的一般都是巡逻到监号时，不会打开风窗，只会从猫眼向监号里望上一眼，没什么异常现象就算了。他知道，打开风窗，呛出来的那阵臭味，他受不了。
“来了！作好准备，开始！”把风的囚徒听见了脚步声，知道是当兵的来了，他像电影导演一样，下达了开拍命令。当演员的囚徒抓住那把用膏药捏成的黑铮铮的匕首，刺在了另一个囚徒的身上。这个被刺的囚徒演出了被刺伤的痛楚样。当兵的在猫眼中看到了这一切，他不动声色，猛地把风窗拉开，不顾那刺鼻的臭味，把脸贴近风窗口，大吼一声：“不许动！把匕首交出来，不然我要开枪了！”
抓住匕首的那个囚徒乖乖地把匕首递到了他的手上。他的手像抽筋一样，触到了软软的、粘手的、肮脏的、带有难闻药味的东西，他根本不敢抓紧它，掉在了地板上。那囚徒又恭恭敬敬地从地板上拣起了完全变了形的一堆药膏，递给他，他连接都不敢接了。明白了，这是膏药。他闻了一下手上那难闻的膏药味，“啪”的一声，愤怒地关上风窗，走了。把风的囚徒听着他远去的脚步声，知道不会被杀回马枪，带头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阵狂笑：
“过瘾！真他妈的过瘾！”
大家知道，那怕他心里狠得牙痒痒的，但也不好意思把自己被戏弄的丢脸的事讲给同伴听或汇报给看守人员。当兵的没有监号铁门的钥匙，也开不了门当场进来报复。

八，大肆的抓捕行动
进来一个星期了，还没有对我进行审讯，囚室里的囚徒们已经开始慢慢熟悉了。啊，原来他们还是具有生命力的，对人生对社会上发生的的事情还是充满了好奇。除了向我问这问那，也同时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进来了一个多星期都还没有提审我。我当然也希望早日提审我，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犯罪，早点谈清问题，早点离开这鬼地方。也希望通过提审侧面了解一下公安部门对我们的态度，同时也可以透一透外面的新鲜空气。按常规和囚徒的经历那是一关进来后，就是连续不断的提审。
监号也并不完全是对外界的信息一点都不了解的。因为随时会有一些新的囚徒被关进来，他们会把外界发生的情况讲给里面的囚徒们听。通过新进来的囚徒所谈，我了解了，自从我被捕后，公安人员非常迅速地抓捕了我在贵州的组织的全部负责人，一共26人。计有邬光顺（共产党员，贵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的老工人，正式工），王秉忠（共产党员，工作单位同上，正式工），曹绍忠（市建筑公司的一个老工人，正式工，共产党员），钟明生（工作单位同上，老工人，正式工，共产党员），潘汉发（共产党员，贵州汽车修配厂的老工人，正式工），谢朝锡（贵州水泥厂干部，贵阳市甘荫塘工矿区共青团委书记），廖荣花（女，贵阳市川剧团副团长，共产党员，贵阳市当时人人皆知的名演员），石应宽（贵州省大方县第一中学的老师，共青团员，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当天是与我同行的，我知道回贵阳危险，叫他别在贵阳下车，火车经贵阳到了另外的站，再下火车坐客车回大方县他的家乡去看看老婆孩子，然后再到昆明与我汇合，现在也从大方县抓来了），等等等等。其中只有一个人没有被抓，那就是我组织专门管理财务的李炳华（与我是同一个单位，是我认的干姐姐，与我亲如同胞姐弟。她是住贵阳军分区的宿舍，她的丈夫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长，公安人员是去过她家，被她骂走了，她破口大骂那些公安人员是“特务”，是镇压工人的刽子手。当年她二十五岁，由于她没有被捕，就是她通知了全部被捕人员的家属。最后也是她在我公司党委书记陈凤鸣恢复职务后，第一个通知陈凤鸣，赶快营救我，陈凤鸣才知道我的下落，立刻到法院去大吵大闹，要求立即释放我）。当时公安局也在全城贴出了通告，要求我组织所有的大中小队长到公安部门登记自首。与我同时被捕的那个杨爽秋也是一个正式工，贵阳市国营棉纺厂的工人，共青团员。
当年的人都还具有很强的正义感，看上述这一些正式工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为了给当时被无理解雇了的临时合同工争取他们的权利，让他们能有个工作，有碗饭吃，不惜自己坐牢，被开除党籍，团籍。按道理，解雇临时合同工与他们无关，他们拿的是国家给的铁饭碗。他们并没有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不象现在的人这么麻木不仁，这么自私。我至今仍然向这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致敬，我写这两本书也是为了纪念他们。我从香港回来了，他们一知道我的消息，都来了。尤其令我感动的是邬妈妈（邬光顺的妻子，现在都八十多了，顺光顺已去世了，她过去从来没与我见过面，她说，邬师傅临去世前说了一句话，“人生的遗憾就是死前没见到小萧一面”，她是扶着拐杖，孙子扶着她来看我的。也带我去了邬师傅的墓地看了，都照了像。）钟明生夫妻两老也是扶着拐杖来看我的，都八十几了。钟妈妈过去也从来没见过我，四十多年了，说无论如何要来看看我，死了也不遗憾了，其实他们的丈夫都是共产党员，都跟着我坐过牢的。两位老人家还带我去过他们家几次，当然，都是和李炳华，杨爽秋等等等人一起去的，是好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吃了。李炳华的丈夫早就是作为地方的高干而退休了，退休前是解放军的师长。这位师长在我出狱后，还专门在他家里安排了酒席给我接风。他一直是叫我“小老弟”，并说他妻子跟着我为了临时合同工的权利而去奋斗，是他支持的，那几年他也因为我的事件的牵连坐了几年冷板凳，他一点都没有怪我，反而说我干得对。石应宽现在是北京景山学院的副教授了。我的判决书有两条罪状，其中一条就是说我“大肆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其实除了我本人是“牛鬼蛇神”而外，看看这些人是不是牛鬼蛇神？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怎么会去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啊！我虽然当时是他们的头，他们却象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爱护我，不让我受到坏人的任何伤害，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没抓到我之前，其实公安部门早就得到通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出通告叫我们撒销组织是2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我们组织是反动组织是2月24日，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部队出动，抓捕了我组织在北京的所有负责人，贵阳市公安局抓捕我是在3月4日凌晨，从3月5日才开始大肆搜捕我组织在贵州的负责人。别说那时了，就是现在，地方公安部门执行中央的指示都是雷厉风行的，尤其是抓人的指示，宁可抓错三千，也不放走一个。中央指示到了，执行不过夜。为什么会把中央的指示拖延了半个月，北京市公安局的指示拖延了十天不执行呢？他们是怕打草惊蛇，抓了我下面的人，我知道消息后，就不会回贵阳了，是要在抓到我之后，才对我的组织全部下手抓。那十天半月，公安部门也确实在忙碌着，抓了我的这么多人，忙于把他们游街，批斗，又送回单位去管制劳动，作出了开除党籍，团籍的处分。正式贴出通告，解散了我的组织。（1974年我出狱后，他们又全部平反，恢复了党籍，团籍，国家干部资格，恢复了名誉。）
这么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正式工，国家干部，为了给临时合同工们争取他们的权利，让他们能活下去，能有碗饭吃，忘我地去奋斗，最后坐了牢，被开除了党籍团籍。可是，谁也不可能想到啊，出买了他们的，领着公安人员去抓捕他们的却是四个临时工，他们是邓德礼，叶文竹，王颖忠，罗懋良。邓叶二人曾当过临时工，当时失业没工作，王罗二人当时是贵州302厂（现在的贵州铝业公司）的临时工。他们是想以此而能成为正式工，还能升官。历史的真实就是这样，人性的差异也是这样。有人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你全心全意地去为了他的幸福和生存去奋斗，他却反过来把你投进了监狱。我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那几个只是极少数的道德品质极为低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感激我们的，我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本来写了很多这方面的真实事例，留待写到我出狱后再发）

九，审讯
公安部门忙碌了十来天后，将我组织被捕的其它负责人游街，批斗后都放回单位去了。这时的看守所里，只剩下了我组织的六个人了。中央通缉名单上的四人，我，杨爽秋，周牧，毛胜年（也就是那个毛皇孙，毛主席的堂侄孙），另两个是石应宽（我组织唯一的一个知识分子，我组织的宣传部长），欧阳林（一个流浪汉，四川人，27岁，个子魁梧，我组织的保卫组长，兼任我的贴身保镖）。
正式的审讯开始了。
对我连续三个月的审讯没有重点，也没有提问式的。第一次的问话就这么简单：“萧碧碧，你给我们谈一谈，你参加《全红总》以来所干的一切活动。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认为我们所干的一切是有罪的。我始终认为，我们的组织是合法的，是经过了中央和贵州省党委正式批准成立的，甚至我们组织的活动经费和我们的工资都是中共贵州省委给的。我们所干的一切都是为了解决当时被解雇了的几千万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就业问题，让他们能有碗饭吃，不至于饿死，不要去卖儿卖女，上吊投河，能与正式工一样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这一切更是合法合理的，何罪之有？既然是这样的提问，我就从参加《全红总》的那一天起，在组织部工作，抓组织建设，向当时贵州省委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张建明争取我组织的脱产工作人员，增加活动经费，向当时贵州省政法办公室的主任吴实（后为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和副省长）争取我组织的办公地点，粉碎我组织的叛徒邓德礼等人的篡权行动，上北京，组团到昆明，解决了昆明几十万被解雇了的工人的复工复职和就业问题，翻印那份《联合通告》，发到全国，以及被当时的云南省副省长郭超派人暗杀，在云南省武术家协会的解放军和志愿军复员退伍军人的保护下安全脱脸，后来郭超又指使云南省公安厅抓捕我，却又是云南省公安厅的公安干警保护我，得昆明火车东站的站长准备了一列“专列”给我们平安离开昆明。回到贵阳后，又再次上北京等等的一切情况详尽地摆谈出来。
连续三个月的提审，每次开始都是那一句老话：“继续你上一次的交待，想一想，你上次是谈到哪里？”
我又开始了详详细细的摆谈。
应该说，审讯员的态度是比较好的，没有凶，没有吼，当然更没有什么行刑逼供。也许他们认为我比较合作，我们所干的一切并非如我们的那几个叛徒向公安部门汇报的那样是重大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他们反而听得津津有味。
三个月后，审讯员叫我写出书面交待材料。我就在贵阳市看守所里写出了我的第一份《全红总贵州分部》和《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回忆录，一共140多页。
又两个月后，审讯员们又开始审讯了。我想，他们应该是到云南去外调回来。这次的审讯是提问式的了，已经有了重点。他们的重点是三个：1，《联合通告》的使用及翻印情况；2，我组织的《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夺了武装部的大权是不是我的指使？有没有书面指令或口头指令？3，“西山会议”的详情及我在会议上提出到红河和大理的目的。
（这里必须解释的是那个《联合通告》，1966年12月26日晚7点58分到第二天凌晨12点34分，一共四小时36分钟，也正是毛主席七十三岁大寿的当晚，江青带领着当时中央全部的负责人，代表毛主席来接见了我组织的十五个代表，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江青当场以中央文革的名义作出了解决当时临时合同工问题的三点指示。在67年的元月2日我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的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书记王志杰根据这三点指示作了些修改，签署成了一个《联合通告》。这《联合通告》的内容如下：

联合通告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
一，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二，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被解雇期间的工资。
三，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  (部长郗占元亲笔签字）
中华全国总工会        （书记王志杰亲笔签字）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  （以上三个组织都盖有公章）
（这文件是载入了中共党史和中国工会史以及中国工人运动通史的）

这份文件在元月五日在北京工人印刷厂印了三十万份后，准备发到全国的同时，国务院来了通知是不准发，江青也派了解放军报的总编辑邵一海到我们组织来说，最好暂时不要发了。很快，中央文革和国务院同时发出通知，叫我们与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派来的人一起将《联合通告》运到造纸厂去，全部销毁。我很快带了原件到了昆明，在昆明工人印刷厂印了四千份，从昆明发到全国。各劳动局按照此文件的精神解决了上千万的被解雇了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复职问题，并补发了他们被解雇期间的工资。）
第一、第二个问题我按事实给予回答，最后成为写入我判决书上的两个罪状：1，私自翻印中央宣布作废的文件《联合通告》，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大肆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我判决书的原文，那份判决书的编号是贵阳市公安局“68军刑字188号”。
第三个重点是“西山会议”，也是最要害的一个。为这个问题提审了我三十几次，经常是半夜一两点钟，趁我睡得昏昏迷迷的时候，叫出去提审。一直追问那句话：“你提出到红河大理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任何时候都坚持一句话：“我作为《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我有责任去帮助我们的《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健全组织和发展组织，更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去帮助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河和大理这两个州的州委大权和州政府大权是你的书面命令叫夺的，武装部的大权呢？你有没有口头指令？”
“没有，我没有下过这样的指令。是群众自发的行动，是他们夺了州委大权以后顺便夺的。”
“事后有没有向你汇报？”
“有，我事后才知。”
“你有没有制止和作出处理意见？”
“没有。”
“既然红河分团和在大理分团在你的指令下，夺了州委大权和州政府大权，也夺了武装部大权，你们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你在听到消息，已知中央要取缔你们《全红总》的时候，却提出到红河大理，是不是想武装割据，对抗中央，以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
我脑子只觉“轰”的一声，差点就要爆炸了。这问题的严重，不单我本人足以枪毙，而且更重要的是：《全红总》的性质将会因此而改变，将会从一个为工人群众争取利益的普通群众组织变成一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集团，如果我经不起这“空、哄、吓、诈”的一招，乱承认一通，个人枪毙事小，我将会害了多少人。我尊敬的潘师傅，邬师傅，曹师傅及谢朝锡等等，一个都跑不掉，我很快清醒过来，坚持我的回答：
“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我只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协助他们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西山会议”是2月5日我在昆明西山主持召开的《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一次会议。当时正是云南省的副省长郭超组织了一千多人两次暗杀我失败后，我们也转移了办公和接待来访告状群众的地点，从昆明市工人文化宫转移到了云南省小汽车修理厂。这时，昆明已经谣传我组织的总部负责人王振海被中央抓捕了，并说中央已经有通知要撤销我们组织。北京红卫兵第三造反司令部驻滇联络站的负责人清华大学的雷向阳（女），也突然转变了态度，她原来对我是非常崇拜和支持的，拿着一份周总理对临时合同工问题的讲话向我兴师问罪了（周总理的这份讲话现在还在我的家里，随时可以照相发上来），说我发出的《联合通告》的内容与周总理的最新讲话不符，叫我取消对《联合通告》的施行。并说，她已听到消息说，中央准备叫我们撤销组织，并问我的打算，是否会按照中央的指示办理。我说，这些都是谣言，我没有接到中央的正式通知，我就不会撤销我的组织，《联合通告》那是有公章盖在上面的正式中央文件，你拿的那份总理的讲话，那只是传单，我怎么知道那传单的真假？我当然不会停止《联合通告》的实施，云南省还有多少被解雇的工人还没复工呢。她说，她可以陪我一起到邮局打电话到北京，问清真假。我们去邮局掛了长话，但已经联系不上我们组织了，她也帮我打电话联系她们三司的总头头，但也联系不上。由于与总部失去了一切联系，很多谣言对我们很不利了，我在昆明西山主持召开了《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西山会议”。会议上我提出了我带到昆明的人撤出昆明，兵分两路。一是派两个人到北京，搞清总部情况，二是我带主要人员到红河大理，协助那两个分团，搞好后，再杀个回马枪，与在昆明的三个分团配合，重新控制昆明。因红河大理两分团我在半个月前已经书面命令他们把州委大权和州政府的大权夺了，但他们却同时把武装部的权也夺了，并说红河大理的公安部门全部加入了我们组织。虽然这事事后向我汇报了，我也没有作出意见如何处理。前几天又派人到昆明，希望我派人去指导他们的工作。我也答应了，说我过几天把昆明的事处理完了，立刻亲自带人去他们那里。我虽然当时是头，但我是从来就很提倡民主的，非常尊重别人的意见，不能以我个人的意见强加于整个组织。在所有参与会议的人投票表决时，我的意见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了。我当然服从组织的决定，放弃了去红河和大理的打算。按照会议大家通过的决定，由我带上杨爽秋，石应宽再上北京，搞清总部情况，问清中央的态度。潘汉发这个共产党员，老工人，带其余的人留守昆明。后因云南省副省长一定要叫公安厅抓捕我们，公安厅迫于无奈，表面上答应他抓捕我们，却又叫云南省公安厅的公安人员叫我们最好暂时离开，离开的过程中，也一直有公安人员陪同护送我们（那时，毛主席和中央都有正式的通知，不允许军队和公安部门介入群众斗争和群众之间的派系之争的，现在的人听到这些可能觉得有点象天方夜谭。按当时的规定，没有中央的指示，地方公安部门是无权抓捕我们的，所以郭超才会调动上千人对我们进行暗杀）。我才将所有带去的人全部撤出昆明，回贵阳，加强贵州分部的工作，等我的消息。（回到贵阳后，我也召集了贵州分部的全体负责人开了大会，汇报了我带队到云南这一个月的工作处理情况，并叫管理我组织财务的李炳华向贵州省委报销了我们到云南的全部活动经费的开支。包括我们的伙食津贴，每人每天伙食补贴一元二角钱，这是当时国家工作人员出差的伙食津贴规定。并领取了我们要再次上北京去的车旅费。这些真实的情况，现代的人可能是无法想象吧。）
在这个“西山会议”上我提出到红河大理的想法就成了审讯员追问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目的是要叫我承认我到红河大理是想去搞武装割据（因为我们已经控制了两个州的武装部，还有公安），对抗中央，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那里已经离边境不远了。认为我年纪最小，才十九岁，最容易击破。其他人乱说的，我还可以用头头的名义将他说的否定。我是头，头都承认了，那下面的人一个都跑不了，组织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就可以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了，那时对组织反革命集团案判处是很重的，头和主要的负责人都会被判死刑，其余的都会是十年以上到无期。群众组织是毛主席的号召根据中央的文件成立的，不管得不得到地方省委的承认都是合法的，地方省委还得无条件给这些群众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办公地点，给脱产人员发放工资，哪怕这些组织成立时就首先表明，它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你。我组织在全国就有29个分团，一千多万人，我们在云南就有五个分团，共八十多万人，都是合法的。以后又提审了三十几次，都是这一个问题，每次提审的时间都很短，半夜一两点叫出去，不到半个小时就送回来。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4 15:12:29

十，贵阳当时的杨八块案
我之所以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得感谢有个同监号的囚徒给大家摆谈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1965年底的贵阳市，轰动一时，一个把人砍成了八大块的情杀碎尸案。那时发生这类的案件很少，只要有一个，足可以轰动整个城市。
凶手名叫杨一郎，杀死了他热恋中的女朋友，可能是那女朋友变心了吧。从各方面的证据都显示，是杨一郎干的，公安人员把杨一郎抓了。但是，分尸，埋尸，均是杨一郎一个人所为。无论公安人员怎么审讯，他就是不开口，公安人员无法找到尸体，就定不下案。于是，另外换了几个富有经验的预审人员，在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将杨一郎提了出去。据说，人在这个时候，刚睡着不久又被叫醒，大脑是昏迷的，防线也最薄弱。预审人员并没有与杨一郎谈案子，完全谈的是与案件毫不相干的事，扯家常，天南海北，还哥儿兄弟的叫了起来，并递过烟给他抽。杨一郎的防线松驰了，抽了几支烟。好久不抽烟的人，突然抽了几支烟，头脑会昏的，人也是睡得昏昏迷迷的时候叫来的，现在又想睡了，开始打盹了。突然，一个审讯员大叫一声：“杨一郎，头在哪里？”他当然来不及考虑，惊了起来，答道：“头在××水塘里。”因为他脑子里一直想到的都是那些问题，平时只考虑的是如何不说出来而已。这下失去了防备了，脱口而出了。案情自此有了突破，公安人员抽干了那个小水塘，布袋子里装着的头和增加重量的石头找到了。杨一郎再拒不交待也没用了，遂一交待了其余的几个埋尸地点。
杨一郎被枪毙前给同监的囚徒摆谈过这件事，这故事就在监号里流传下来，流传中肯定还会被加了工。不过有一点那倒是真的，有很多人在半夜起身小便后又倒头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都不知道自己曾经起夜小便过。这故事当然不是专门讲给我听的，我无意中听到了，却给我了很大的启发，我无论如何在半夜一、二点钟提审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就在这样高度警觉的情况下又渡过了两个月的时间，经历了三十几次对这一个问题的提审。我那时还不会抽烟，递烟给我起不了作用，要打盹时我就给审讯员说，我要上厕所，尿急啦，他们不得不派一个人跟着我去旁边那小厕所，撒了尿，在水管边用凉水冲一冲头。我始终坚持一句话：我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去帮助他们发展组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一，一个面恶心善的好人
当时的贵阳市看守所只有五个看守。所长姓江，另四个姓向，姓雷，姓包，还有一个女看守，姓曾。囚徒们按规定称他们为“干部”。据囚徒们说，这姓包的干部是最凶的一个了。是的，我看他那样，中等身材，结实有力，满脸横肉，一看就知道是个当兵的出身，他吼声如雷，只要他大吼一声，整个看守所都会震动，再加上环眼一睁，胆小的人真会被吓得浑身打颤，很多人都害怕，但没听说过他打过人。
有一天，我们监号关进来一个农民装束的人。他一进来，就在门边又唱又跳，边唱边骂，谁也不明白他在骂什么，大家觉得他好象有点疯癫。监号里犯人大声唱骂是绝对不允许的，送他来的包干部打开了风窗，大声地喝斥他，叫他住口。他好象完全没听见，继续又跳又骂，还指名道姓地骂起了包干部：“包干部，我的儿呀！我日你娘……”，这当然不得了，在监号里犯人侮骂干部，那更是绝对不允许的。包干部一再喝止，他都不听。一些被看守们喝斥过的囚徒在窃窃叽笑，好象这个农民给他们出了一口气，一些好心的囚徒为他捏了一把汗，这种情况干部是有权利打他或用刑具处分他的。
只见包干部哐当一声，把铁门打开，怒气冲冲，提起那穿着军用反邦皮鞋的脚，向那农民踢去，那农民瘦小的个子，蹬在墙边。我心头一惊，完了，这一脚不说要他的命，也会被踢断几条肋骨。我两眼不眨地盯着，只见包干部狠狠地提起脚，却轻轻地放在那个农民身上，很轻微地揉了几揉，口中却在大声喝骂：“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这举动没逃过我的双眼，我内心很快明白，这是一个面恶心善的好人。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包东臣。
1967年9月的一天清早，我们象往常一样放出去，洗脸，漱口，倒马桶。那天是包东臣值班，回监号时，他把我叫住：“十三号，过来。”他递给我一包东西：一条还湿润的毛巾，一支牙刷，半块香皂，半管牙膏，一个漱口缸。我心中纳闷，今天不是家属送日用品的日子，而且是这么早。就是送来，我妈妈也不会送半支牙膏，半块香皂呀。
我不禁问道：“包干部，谁送来的？”
他板着脸说：“杨爽秋给你的，快进去！”
我心中一阵惊喜，杨爽秋放了？人，求知的欲望也是贪心的。杨爽秋要不是放了，她会把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日用品给我吗？毛巾还是湿的啊，她这是用这些给我传递信息。明知如此，我并不知足，仍然问道：“包干部，杨爽秋是不是放了？”
谁知，包干部却大吼一声：“啰啰嗦嗦！问这么多干什么？进去！”
我虽然被他大声地喝斥着进了监号，心中却充满了喜悦：杨爽秋释放了！
那时的看守所干警是绝对不允许给同一个案件的犯人传递任何信息的啊，尤其是同一个案件的未结犯。包干部这是担了风险的，上级知道了，他是要受处分的。
再次证实了，这个包干部真的是一个面恶心善的好人。
（1988年，我到香港定居已经6年了，一次回贵阳到贵阳市公安局外事办去办点事，在门岗那儿登记时，碰上了我们的这个包干部，他一直都没有升官，现在反而是来给公安局守大门了。他也认出了我，我还是叫他包干部，他笑着说，你现在是港澳同胞了，还叫我包干部？我说叫你啥？他说，叫我老包吧。啊，老包，包大人。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找你们局长。他开玩笑地给其他同事说，这个是当年的阶下囚，现在的座上宾了。我当然现在是抽烟了，好烟马上拿出来请他们抽了。）

十二，杨爽秋释放了
过了几天，我算是最后一次提审了。这次是白天了，审讯员第一句话就说：“萧碧璜，我们今天是来告诉你，杨爽秋已经释放了。”审讯员真这么好心，杨爽秋释放了，还特地来告诉我。我内心一阵高兴，也很激动，已经关了半年了，可能都要陆续释放了吧。我问道：“那我们呢？什么时候放？”
审讯员说：“什么时候放？那就看你的了。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杨爽秋坦白得好，我们就放了她。她已经如实交待了你在西山会议上提出到红河和大理的真实目的，是想搞武装叛乱，对抗中央，失败了就偷越国境，敌国投敌。党再给最后一个次机会给你，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党的政策摆在你面前，要从宽，从严，你自己选择了。”
杨爽秋，就是我刚走进这个组织接待我的那个女孩子。贵阳国营绵纺织厂的纺织女工，正式工，共青团员，和我同年同月生，只比我大几天，当时是这个组织联络接待部的负责人。当我问道她既然不是临时工，却参加这样一个专门为临时合同工争取权益的组织干什么。她振振有词态度激昂地对我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临时工合同工都是工人阶级，我们为什么要容忍走资派们用不合理的临时合同工制度来分化我们工人阶级队伍呢？我虽然现在是正式工，但我也曾经当过临时工，我了解他们所受到的那种屈辱和欺压，他们没有任何保障，没有劳保和福利，同工不同酬，甚至毫无半点政治权利。正式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走资派们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可是临时合同工们别说起来造反，要成立自己的组织了，在单位上只要被当权派看不顺眼，或者一点小事得罪了领导，就要被开除，解雇，让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只能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上挣扎，你说，这合理吗？而且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式工们都去闹革命了，只有临时合同工们不敢去闹革命，只能坚守工作岗位。可是，为了减轻工资发放的负担过重，却把他们大量解雇，全国解雇了上千万的临时合同工，他们都在饿饭了。有不少人卖儿卖女，跳河上吊。这更不合理！如果我们连自己身边的这些临时合同工阶级弟兄姐妹都不能解放，那我们还要去空谈什么解放全人类呢？”
我当时惊奇地两眼望着她，啊，她长得美极了，应该是我那时能看到的最美的一个女孩子。雪白的皮肤，美丽的面庞，还有两个明显动人的酒窝，看着她的微笑，听着她悦耳动人的声音，足可以令人陶醉，
我简直不敢相信，如此慷慨激昂的言辞会出自这样一个斯文秀丽的女孩子的嘴里，我被感动了。我本来就是一个临时合同工，她还是一个正式工呢，都这样为临时合同工鸣不平，为临时合同工争权利，争利益，我们还不能为自己去争取我们应有和合法权利吗？在她的感召下，我参加了这个专门为临时合同工争取权利的组织。
她是当时我们组织里最受老师傅们和工人们喜欢的一个人了。自从我参加这个组织后，我们就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从早到晚，每天都工作到晚上十点过钟，接待来访的群众，聆听临时合同工们控诉他们受到的欺压和迫害。我们共同一起粉碎了我组织的叛徒宣传部长邓德礼，内政部长叶文竹，宣传部的罗懋良，组织部的王颖忠一起的篡权行动。组织改组后，原来组织的全部负责人只剩下了我们两个，重新由一批老工人和共产党员组成了新的领导层。我当选为该组织的第一负责人，她成了我的秘书。我们一起上北京，共同确定在中央和国务院要全部销毁《联合通告》的时候，飞速南下，将《联合通告》的原件带走，一起到昆明，翻印《联合通告》，重新发到全国，为解决全国上千万的被解雇了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复职而奋斗。在昆明同时被云南省的副省长派人暗杀。在“西山会议”上，她是支持我的观点的，她说：“老萧到哪里，我就跟他到那里。”后来又一起第二次到北京，历经广西，湖南，江西，浙江，杭州，上海，江苏，武汉，在武汉知道了中央对我们的通缉令，她的名字也会在通缉名单上。去不了北京了，我们只能倒回贵阳，准备再到云南。火车上我问过她：“小秋，我被通缉，这很正常，想不到你一个女孩子，你的名字也会在通缉名单上。我准备到昆明，然后再去红河大理，你怎么办？”
她说：“老萧，为了临时工合同工们能有碗饭吃，不要去卖儿卖女，上吊自杀，我是不怕坐牢的。要是怕，当初我就不会参加这个组织，我也不会和你一起翻印那份《联合通知》。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那里。就是坐牢，我也会跟你在一起。”
当晚，我们为了避开贵州省公安部门在贵阳火车站安排的抓捕我们的行动，我与她提前一站下车了，在黑夜中步行了二十多公里山路，回到贵阳，去到了我们组织在贵阳市甘荫塘工矿区的一个纵队部，找到了纵队长，也就是那个工矿区的共青团委书记谢朝锡，叫他带着我们进城了。去到了那个我们要通知的朋友家里，我们全部同时被捕了。
参加这个组织三个月来，我与她每天都在一起，不分白天黑夜，寸步不离，在外地时，由于住宿的不便，经常还不得不同睡在一间屋子里。我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真正的是为了临时合同工的事，奋斗在全国各地了。当然，我的理想只有她最清楚，我的思想只要她最了解了。她发誓要与我一起为争取临时合同工的权益，为他们争平等去奋斗到底，坐牢也会陪我一起坐。现在却突然“坦白交待”了，这难道是真的吗？
审讯员见我沉默了，继续说道：“我们都听说了，你和杨爽秋的关系很好嘛，是谈恋爱了吧？是啊，多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又有一个正式工作单位。只要你坦白交待，我们也会放你，你就会和杨爽秋在一起了。你们可以结婚，在一起生活，那不是很好吗？”
啊！我和杨爽秋是不是谈恋爱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天天在一起，从来没有说过半句有关情和爱的话，都是谈论有关工作和奋斗的事。他对我的一切决定都是支持的，因此整个组织很多人都猜测我们可能是一对情侣了。在从昆明坐那个我们戏称的“全红总专列”回贵阳的途中，我们都很尊敬的老师傅潘汉发，一个老共产党员，趁有空了，专门找我谈。他说：“小萧，你和小秋的关系应该明确了吧？”
我说：“潘师傅，我和她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关系不是组织明确了的吗？她是秘书，她责任协助我的工作。”
他笑了：“我不是说这个，我是组织的第二负责人，你们的组织关系，我难道会不知道？我是说你们的私人关系。”
“我与她还有什么私人关系？”
“哎，小萧，我象你们的父亲一样了，难道我还看不出来？而且大家都看在眼里了，说你们已经是谈恋爱了，应该明确了吧？大家都想喝你们的喜酒呢。”
我说：“潘师傅，你们大家都误会了，我和她虽然天天在一起，那都是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谈过私人的问题，更不可能谈恋爱了。”
他说：“不可能？你们也应该谈谈呀！小萧，这样的女孩子去哪儿找呀？大家都说，只有你才配得上她。大家都说，你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也是我们组织最受大家喜爱的两个人。你向她明白表示就行了，只要一句话，就确定了关系了。她是百分之百会同意的。”
“潘师傅，我们不谈这个事好吗？下一步，我们组织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不知道中央会不会真的要撤销我们组织，我带着小秋，老石去北京了，贵州的组织你要担起重担了。……”
回到贵阳，还没有回家，当天晚上我就召集开了全组织负责人的大会，散会后，已经是十一点过钟了，我叫杨爽秋回家去准备，明天我就要带着她和石应宽再次去北京了。我也正准备回家看看我的母亲。可是，谢朝锡却把我叫住了：“老萧，我有事要和你谈谈，随便送你回家。”
谢朝锡，当年37岁了，是我们组织的一个纵队长，也是分部几个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除几个上了四五十岁的老师傅叫我小萧而外，虽然我的年纪在组织里是最小的一个，但所有的人都是叫我“老萧”，谢朝锡也不例外。
我与他向我回家的路上走去，我问他还有什么事要找我谈。
他说：“老萧，我今天找你谈是受大家的委托，也是我的责任。”
我说：“老谢，到底是什么事？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没有给大家交待清楚？”
“不是，是谈你的私事，谈你和小秋的私人关系。”
我一听这话，就想到了潘师傅谈的那事儿了。我说“老谢，我与杨爽秋确实没有任何私人关系。”
“老萧，老潘已经给我说了。我想，你可能是不好意思说吧？你知道，我是甘荫塘工矿区共青团委书记，关心年青人的个人问题也是我应该做的事，小秋也是共青团员，我更应该关心她，虽然你不是，但我把你们俩人当自己的亲弟弟妹妹一样。你和她明天就要再次去北京了，如果给你们确定了关系，这一路上，她就可能会更好地关心和照顾你的生活了。”
“我和她？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难道你有妻子或未婚妻了？”
“没有，我连恋爱都没谈过。”
“那就好了，你看小秋，多好的一个女孩子，我给你介绍她吧。”
“那怎么可能？别人是正式工，共青团员，我是什么？临时工，一个社会地位最低下的泥水匠。而且……”
“而且什么？”
“老谢，我今天坦白告诉你吧，我是一个黑五类出身的黑狗崽子，我爸爸是国民党的旧军官。我没有资格与一个家庭出身红五类而且还是共青团员的人谈恋爱的。”
“啊，这个，不用你告诉我，你公司参加我们组织的那些老工人早就告诉我了。老曹，老钟早就给我们大家说了。可是，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你是这样好，一至公推你当了我们的头头。就是因为你的人品，你为工人的利益去忘我奋斗的这颗心。毛主席教导说，出身不由已，道路可以选择。以家庭出身定一个人的好坏，那是刘少奇的工作队干的。小萧，你别自卑，大家都说，你与小秋是天生的一对，只有你才配得上她。“
曹绍忠和钟明生是我们公司的两个老工人，共产党员，而且都清楚知道我在文革一开始时就被工作队打成了牛鬼蛇神，坏分子，被批斗，而且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被他们以大字报的形式写了出来，贴到各个工地，人人皆知，说明了我是货真价实的牛鬼蛇神。可是，这一批老工人和共产党员却在我回公司发展组织时首先加入，他们说，小萧参加的，绝对没错，我们就相信他。李炳华也是这样问了她那当解放军团长的丈夫后，得到丈夫的同意加入的。那解放军团长说，那小老弟不错，现在所有的工人都参加组织了，你就参加你那弟弟的吧。他们与邬光顺，王秉忠，潘汉发这几个老工人共产党和谢朝锡这个团委书记一起组成了组织的领导班子，却一至公推我这一个黑五类的狗崽子，工作队打成的牛鬼蛇神作为组织的第一负责人。又给我安排了一个身材魁梧的欧阳林作为我的贴身保镖，因那时斗争形势复杂，害怕我受到暗杀和伤害。啊，他们确实没有歧视过我，相反对我非常的喜爱。可是，这长期以来形成的自卑感怎么会一下子消除啊！况且，我想到了我最好的女同学张晓云，我们不就是因为家庭出身的截然不同而不得不分开的吗？我高中时非常要好的朋友们不都是因为我们家庭出身不好而与我断绝了朋友关系的吗？尤其象杨爽秋这样各方面都优秀的女孩子怎么可能会喜欢我这样一个黑五类出身的临时工，泥水匠啊！可能吗？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他触到了我的伤心之处，我也还只是一个孩子啊，我不禁放声地痛哭起来，口中喃喃自语地念着“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他说了：“老萧，你怎么象个小孩子一样的哭了起来？你是我们整个组织的负责人了，在昆明时上千人来杀你，你无动于衷，勇敢地面对，冷静地处理，现在是怎么啦？你一定有什么最伤心的事，告诉我吧。我是团委书记，虽然你不是团员，你就把我当你的大哥哥吧。”
几年来对晓云的思念一直蒇在我心头，一刻也没有减弱，我没有，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几句关心，提到这伤心之事，我更加哭得厉害了。在他的一再追问下，我边哭边把这段感情告诉了他。他听完后，说：“是很珍贵，不过，已经快过去了，她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了，毕业后，也不知分到什么地方工作，再见的机会都很少了，永远记住她吧。不过，你要重新振作起来，最主要的是不要自卑，杨爽秋是真的很喜欢你的，现在你别辜负她了。”
“老谢，杨爽秋这么好的一个女孩，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
“她如果不喜欢你，别人一个女孩子，哪会你走一处，她跟一处吗？你就看不出来？”他的语气已经带有一点愠怒了。他见我没说什么，又继续说了：“老萧，听我的，你这次与杨爽秋再上北京，虽说主要是为了组织的事，但也要心中明白杨爽秋对你的感情，别辜负她，这也是大家委托我来找你谈的。”
直到凌晨三点，我们才分手各自回家。第二天，我与杨爽秋又踏上了去北京的征途，沿途一路受阻，辗转半个月，我们历经了七省市，最后回到贵阳时，两人连家都没回，父母都没看上一眼，就同时被捕了。路途中，我们除了观察分析当时的形势和思考商量下一步的打算外，也确实没有谈过一句有关情和爱的话。这叫不叫谈恋爱啊！我自己都不知道。
审讯员见我一直沉默，只好又开口说了：“考虑清楚了吗？这可是党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你只要坦白承认了，我们也会象释放杨爽秋一样释放你，你出去后就可以和她很快结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否则，你将会永远被关在这里面！”
啊！不可能！不可能！杨爽秋决不可能为了所谓的宽大，自己得到释放，不考虑组织的安危，乱说一通。可是，审讯员却说她说了，这不可能是真的。是对我的再一次诱惑加讹诈。我很快从回忆和思念中清醒过来，恢复了思想上的高度警觉，不管杨爽秋是真的还根本就没有“坦白交待”，我作为这个组织的第一负责人，我都不能乱说，更要将所谓“杨爽秋的话”全部否定，我乱说了，那我们整个组织的性质将因此而改变。于是，我回答道：“我绝对没有那种想法，杨爽秋是乱说的。我提出到红河和大理的目的是为了协助那两个分团发展我们《全红总》的基层组织，更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要永远把我关在这里，那就随你们关吧。”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提审过我了。

十三，查我们组织的经济问题
半个月后，来了两个我从未见过的审讯人员来追问我有关我们组织的经济问题。我反过来问他们：“我们组织的经济开支全部由李炳华负责，只要是我审核应该的开支，批准了，都到李炳华那儿提钱或报销，我从来不过问经济。你们应该去李炳华那儿了解。来问我干什么？”
他们说：“这几个月来，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但有一笔59元的开支是你拿走的，没有发票入账，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了半天，终于想起了。“啊，是有这么回事。当时，纸张供应已经非常紧张，我组织刚巧那时要印很多传单出去散发，宣传部给我说，买不到纸了。我就叫李炳华取了59元给我，去到贵阳市工人战斗团，找熟人给他们组织退了两令纸，他们说，没有发票给我，我也不在意，急用就拿走了。纸是29元5角一令，两令刚好59元，李炳华也曾说过，这59元，还没入账。你们如果认为是我私人用了，那就从我的工资里面扣吧。我还有一个月的工资没领，我的工资是工人联络站发的。”
（工人联络站是中共贵州省委下设的一个机构，专门负责解决群众组织的经费问题，办公地点问题，脱产人员的工资发放问题，因为我是报经贵州省委批准确定的脱产人员，我的工资关系已经由我们单位转到了工人联络站发放。）
他们说：“那两令纸，确实有多人证实已经收到，马上印了传单，但是没有发票入账，你现在应该补签一个，证实59元钱是由你这儿开支的。”
他们拿出了一份叫我签字的书面材料，我在上面签了字。最后，我问他们：“请问，我们《全红总》贵州分部，你们有没有查到什么经济问题？有没有任何人贪污和挪用公款？”
“没有，没有任何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人贪污，一切账目都很清楚。”
我们组织从成立的那一天起，是当时贵州省委副书记张一樵批准的，给我们的流动经费是1500元，用多少，实报实销，也就是永远用不完的了。只要是组织的第一负责人签字该用的就行。后来我觉得1500元的流动经费不够周转，又找到了贵州省委，吵着叫他们给我增加流动经费。当时主持贵州省委工作的张健民被我缠了他整整一天一夜，签字同意了，增加到2500元。后来组织改组，所有的工人群众和共产党员们一至公推我当了组织和第一负责人。我任命李炳华当了财务组的组长，专门管理我组织的经济。
李炳华是一个农村女孩，初中毕业，当年二十五岁，嫁给了解放军的一个团长，与我一起参加了贵阳市建筑公司，都是临时工。她在第五工程处的食堂卖饭菜票，有一次，我去买饭菜票时，她多退给了我钱，我倒回去还给她，她认为我诚实，不贪小便宜，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们亲如姐弟，她象大姐姐一样，在生活上照料我，就连我第一次与杨爽秋上北京的御寒大衣也是她用家里的缝纫机连夜给我赶做的，这件大衣我一直穿进了监狱。
她管理了组织的经济以后，严格规定，任何人因工作需要出差到外地，每天的出差伙食津贴费是一元二角，多一分钱都不给，在市内工作特殊需要误餐费每餐是四角，包括我都不能例外。所买的任何东西必须是组织工作确实需要的，经我的签字同意才能报销。我受总部的委派从贵州组团到昆明，带去了七个骨干力量，我们每人每天只有一元二角的伙食补贴，李炳华是决不会给你多报销一分钱，我们每天在昆明吃饭，都是几角钱一餐，用多了的，自己掏腰包。在昆明整整一个月，我们从来没进过一次馆子。我们的住宿和办公地点那倒是免费的，是《全红总》昆明分团给我们安排的，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宫里。我们没有叫昆明分团的人请我们吃过一餐饭，而且这还是我亲口下的严格规定：“到昆明后，除请他们给我们安排住宿办公地点外，不准叫昆明分团的人请我们吃一餐饭，不准挪用昆明分团一分钱的公款，不准探亲访友，不准玩公园。”
感谢李炳华，在经济上为我们组织料理得清清楚楚，使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犯下半点经济上的错误。那时，贪污公款几百元都要判刑坐牢的。我虽然年轻，但是我也很清楚，从事政治活动，你的对手，如果是在政治上治不了你的话，他们也会在经济问题上，个人作风问题上治你。我在昆明召开了若干次大会，我决不允许对这些当权派有任何粗鲁的行为，连骂都不准。更别说给他们掛黑牌，戴高帽了。只要他们同意签字给被解雇了的临时合同工们复工复职以后，我一定要叫人用车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家，交到他们的家属手中。我与杨爽秋三个月时间，不分白天黑夜，都在一起，甚至于同处一室睡觉，从没有半点轻浮的言词和举动，在外地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在杭州吃过一碗馄饨，我到西湖灵隐寺里去请和尚泡了一杯龙井茶给我喝。在个人作风上，他们也钻不了我的空子。
现在的人，在文人们蓄意的歪曲宣传下，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群众组织都是一些不讲道理，在毛泽东的煽动下，狂热地进行野蛮的打砸抡抄的一伙暴徒。事实并不是这样。是有疯狂地进行着打砸抡抄抓的一伙人，但那些不是群众组织，不是工人群众，是另一伙人干的，是什么人？不是我这小说要谈的事。
我组织在贵州的被判刑五人。最轻的是我组织的保卫组长兼任我的贴身保镖欧阳林，判七年，三年后无罪释放；毛胜年判十五年，三年后无罪释放；石应宽判十五年，四年后无罪释放；我是判十年，七年后无罪释放，周牧判二十年，因他除参加我们这个组织外，还有一些其它的与组织无关的问题，所以判得最重，是关了十一年才释放的。
我是这组织的第一把手，从我的判决书上就可以看出，我们没有任何经济问题和打砸抡等刑事问题，如果有，我们就永远翻不了这个案了。我们都不可能无罪释放了。我们虽然没有经济问题，却是在为全国几千万的临时合同工们去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去奋斗。
中央当时的文件是把我当时在全国掀起的那一股临时合同工要复工复职，要求补发被解雇期间的工资，要求同工同酬，要平等，要生活保障的热潮定性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多次下文件要“抵制”“反击”和“粉碎”这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但都没有办法抵制，也粉碎不了，不得不在1968年10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一份“关于三工转正定级的通知”，这三工，是指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正是我判刑的前夕。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中央不得不正式同意了。给全国数千万的临时合同工外包工转正定级了。包括我们贵阳市建筑公司的三千多临时合同工也全部转正了，可是我付出了坐牢七年的代价。所以我出狱后回到了单位会受到全体工人的英雄式欢迎，党委书记也对我宣布，我是从我还坐在监狱里的时候就转正成为了正式工的。而且给我连升三级。由单位一次性给我补发了坐牢七年的全部工资，又要给我提干，动员我入党。让我当班长，给二十几个青年学徒工当师傅，在我申请到香港时党委给我的政治鉴定又是最好。那时我们那党委书记，他可以请你到他家吃饭，你要是提一只鸡到他家给他，他会把那只鸡摔到大街上，把你赶走的。现在当官的素质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比。
这点，我必须说的是，毛主席一直都是赞同我们的意见的，是国务院那时不同意，意见一直僵持了近两年。他能够直接认真地听取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最下层的临时合同工要求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意见，而且是在那斗争复杂，风云万变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当时他的地位，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的最高权威，从这一点来说，是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当然我们的被捕，被判刑是由当时很复杂的斗争因素决定的，也不是我想在这里谈的，我内心没有怪他老人家。
当时那份《联合通告》毛主席的态度也不是否定的，只是叫缓一缓。邵一海（解放军报的总编辑）到我们组织来传达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指示是说：“暂缓发出，这时发，主席会很被动。”国务院叫全部销毁时，是我不顾一切带走原件到昆明去重新翻印发到全国的。我死了，这些真相就会长埋泥土了。

十四，狱中诗的由来
自从最后一次到看守所询问了我关于那59元钱的去向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审过我了。一直都是拘留，我就这样一直被拘留了22个月。在那暗无天日的看守所的监号里呆了长达660天的时间。
我人生真正品尝到了坐牢的滋味，比我想象中的，在文学书中，在电影中看到的要痛苦若干倍。我想到若干名人的诗，是裴多芬的那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让我真的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可是，我转念一想，我之所以失去自由，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什么，本来，我已经在单位工作得好好的了，小小年纪，才十九岁，就提为了管理一百多人的泥工排的排长，我不会被解雇，还可能提干，入党，党委书记对我非常喜爱，公司人人都说，我是他看中和特意要培养的苗子。我不单不会失去自由，还可能会青云直上，我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人都能得到自由，都不再当奴隶，为了那些已经被解雇了的临时工合同工能得到公平的对待，给他们复工，让他们也能有碗饭吃。进看守所一个月后，我想着裴多芬的那首诗，写出了那首《忆江南》“自由”，曾发在我的小说“初恋”里：
《自由》
——寄调“忆江南”
何为苦？
失却自由奴。
古来豪杰丢妻小，
中外英雄抛头颅，
皆为自由故。
乐最甚？
莫如自由人。
九州若无监与役，
四海摆脱奴隶魂，
吾将自由扔。
作于1967年4月，于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
是的，虽然自由是如此的可贵，丢掉一切都是为了得到自由，可是，我为了“九州若无监与役，四海摆脱奴隶魂”，我愿意扔掉我的个人自由！
由于我读书时是学的俄语，为了锻炼自己的俄语阅读能力，所以常看一些俄罗斯文学家的俄文原著的文章和诗歌，那些当然都是现代诗了。所以我后来的诗歌受这些诗人的影响比较大，象普希金，莱蒙托夫，西蒙诺夫等等。我在看守所的第二首向往自由的诗“星星”就是在普希金的狱中诗和莱蒙托夫的那首诗“帆”的影响下写出来的。
《星星》
铁栏外一颗明亮的星星，
象宝石般闪烁迷人。
它每夜都对我亲切招手，
想唤我和它一道前行。
多少个痛苦的不眠之夜，
伴着我的只有这颗星星。
它常常在我耳边低语，
那声音亲切而又知情：
“飞吧，展开你矫健的翅膀，
飞出那黑暗而恐怖的牢房。
让我们一同去寻找光明，
寻找那充满自由和善良的地方。”
作于1967年5月，于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
是的，每夜都对着那只有20公分高，50公分长的铁窗，连月亮都看不到，只能偶尔看到一两颗星星。那颗星星所代表的自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整整有六百六十多天啊！是否能获得释放我已经快失去信心了。但我仍然对自由充满着向往，即使在这里已经没有自由了，我也要到世界上去寻找，这世界上没有，我要到宇宙中去寻找，宇宙中都没有，我也要创造一个自由的天地出来。把自由和善良带给全人类，带给宇宙中的一切生灵。于是，在68年我写出了这首诗：
《自由》
如果这儿没有自由,
我就要到世界各地去寻求。
如果这世界上也没有自由，
我就要到宇宙中去飘游。
据说在数不清的星系中，
有十亿颗有生命的星球。
万分之一有高等动物存在，
就是有十万个这样的地球。
就算万分之九九九九都是暴类，
也还有十来颗会有自由。
如果全部都是一片黑暗，
我就要飞到宇宙的尽头。
做一颗生命的胚芽，
造一片原始生命的绿洲。
由于我没有暴戾和专制的基因，
数十亿年后，
那里将充满善良和自由。
作于1968年6月，于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
是的，我狱中的诗相当多，诗真的是在情景交融下的思想的闪光，特地去填，去寻找词汇造出来的诗，不会是好诗。我那首叙事长诗《梦境》是用了海捏的那首长诗的开头一段作为引子，而一气哈成的。海捏的那首诗的开头四句是：“这是一个极端凶恶的梦境，使我又快乐又心惊。我眼前还浮泛着那可怕的幻影，我的心儿在跳过不停。”
小学四年级时我就看了“达尔文日记”和达尔文的“物种进化”，思想就随着他的书旅游了全世界，了解了世界各地方一些典型风光。在中学看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后，更加深了对各地的了解，从内心暴发出要旅游全世界的想法，这在那个年代完全是非分之想，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更何况是进了监狱，成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释放的在押犯和最后判刑劳改以后，但我仍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我要旅游全世界。当时知道我这种思想的人都认为我是一个疯子，是在做白日梦。我认为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势力可以阻挡得了我实现自己理想的决心，任何残酷的现实都摧毁不了我的意志。就因为我是流浪儿出身，任何苦我都受过了。除了想念我爱的人，任何事情都不会给我造成痛苦了，我对于痛苦已经麻木了。我的肉体虽然是关在那暗无天日的监号里，但我的心却飞到了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已经预感到，我与我爱的人会永远分离了，我要在幻想中带着她去旅游全世界，把她象征成幸福自由女神的化身，我要去追求她，把她从恶魔的手中夺回到人民的手里来。这就是我那首监狱长诗《梦境》的创作思想。（可看小说“初恋”里我在狱中的诗）
是的，我的诗，任何一首都没有发表过，我知道也没有任何一间报刊杂志会给我刊登。我的诗不会得到任何我国文人的认同。在地球村发了上几十首，只是与村民们共享。以下是我个人认为那首长诗中比较得意的片段：
《梦境》
………
我轻轻地对她说道：
“晓云，让我牵着你的手,
我要和你一同去旅行，
我们要走遍海角天涯。
“从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
到森林茂密的西伯利亚。
找企鹅交个朋友，
和白熊一道玩耍。
“从美丽的东海之滨，
到陡峭的内达华。
到海滨去拾贝壳，
从远洋眺望红杉。
“看火鸟舞蹈到南墨西哥，
观草原林蟒到哥伦比亚。
乘木筏旅行密西西比河，
坐汽轮经亚玛逊河到拉巴拉他。
“穿越过炎热无比的撒哈拉大沙漠，
我俩歇息在莱茵河畔的葡萄园下。
我们带着法兰西的香槟美酒，
到美洲去寻找那失落的部族——玛雅。
“我们在蒙古高原上骏马奔驰，
追寻着成吉思汗铁蹄的足迹。
我们拉着那热带雨林的蔓藤，
互相追逐和嘻戏在西双版纳。
“刚离开那苍山耳海腾冲瑞丽，
又去观赏那丽江古城的优雅。
我牵着你的手攀越横断山脉，
来到你想往已久的香格里拉。
“我们在佛祖的面前许下心愿：
我愿你你愿我都永远的幸福，
今生我们是至死相依的恋人，
来世我们要双双投生在一家。
“饱赏过亚平宁半岛巍峨的教堂，
我俩留影和尼罗河畔的金字塔。
曙光映照着我俩在长城上散步，
晚霞伴随着我俩密语在泰姬陵下。”——
我狂热地对你倾吐，
我宏伟远大的理想。
我轻轻地给你讲述，
印度古希腊的神话。
最后也谈到了我们，
我的声音变得高亢：
“晓云，我们是自由之神，
我们要自由地走遍天下。
“从世界的最高峰珠穆朗玛,
直到最深的海沟玛丽亚纳,
东起桀日列夫,
西到阿拉斯加,
北起挪威森林,
南到麦哲伦海峡,
都要留下我们的足迹,
撒下幸福的自由之花...”………
作于1968年，于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

十五，在看守所的反思（一）
——我的第一条罪状的由来
轰轰烈烈的时刻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需要的是冷静地回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干的一切，分析我们被捕的原因以及我们释放的可能，分析我的哪一次行动可能会成其为罪状。
当然，公安人员是具有长期审讯和法律意识的人，他们审讯我时最后强调的那三个问题当然应该是要害问题。我也就顺着这三个问题去思考。
一，我翻印《联合通告》，并把《联合通告》从昆明又发向全国。这个问题可能会成为我的罪状。
《联合通告》的内容是与在1966年12月26日晚她所提出的三点建议是基本相符的。当晚，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七十三岁大寿的时刻，江青带领着当时中央的全部大员在人民大会堂东会议二厅接见我们临时工的十五个代表。虽然毛主席没有亲自到场，但是，江青亲口说，她是代表毛主席来对我们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中央领导当晚会见我们的代表的所有谈话不会没有记录，不会不很快就把会见我们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如果毛不同意，那他一个指示就可以撤销。当晚的会议记录我们是用大字铅印，发向了全国。并于1967年元月2日我们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签署成了那份《联合通告》，三方都在《联合通告》上盖上了公章，劳动部长郗占元和全国总工会的书记王志杰都亲笔签上了名。劳动部长和总工会书记签字的文件，就算是在迫于我们的压力下签字的，也不可能不立刻向中央汇报，我们并没有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对他们都是以礼相待的。这都是发生在北京毛主席他老人家眼皮底下的事，他不会不知道，如果我们假传圣旨，一个命令就可以把我们全部抓捕，那时我们在全国各地都还没有成气候。在北京的总部也仅仅是三百多人，我们的北京分团也只有五万人。地方的分团很多都没有实力，有的还在筹建之中，不少的分团仅仅是一个虚名。
当天下午，我们就把签署的《联合通告》送到北京工人印刷厂去准备印三十万份。得厂长和工人们的全力支持，除了免费，还把其它一切都停了，工人们自动加班加点地工作，因为这文件牵涉到全国几千万临时合同工的命运，这文件可以把那些在死亡边缘上挣扎的人从鬼门关拉回来。可是当时的印刷技术不象现在这样先进，三十万份，还要套红（公章印成红色），最快速度也是在四号才能印好。可是，就在这时，国务院出动了解放军包围并接管了北京工人印刷厂，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联合通告》一件不能外传，全部就地封存，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看守，如有人强抢，当现行反革命处理，格杀无论。
周恩来并通知了我们总部，那份《联合通告》不能发出，叫我们要配合解放军的工作，不要与解放军发生冲突，等待中央的下一步决定。江青也派了解放军报的总编辑邵一海到了我们总部，我们当然追问国务院不准我们发出《联合通告》的原因，邵一海在我们的苦苦追问下，不得不说出：“首长（当时说首长是指江青）叫你们缓一缓，这时发，主席会很被动。”当我们再继续追问，为什么主席会被动时？他只好说了，“常委会上没有通过。”
是的，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没有通过。据我们的了解，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了被打倒和靠边站了的，有权力还在主持工作的只剩下了四个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李富春，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偶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江青，陈伯达主持的“中央文革”所取代。当我们的《联合通告》被国务院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讨论时，这个不应该有的偶数就成为了很大问题。毛泽东同意，林彪自然同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反对，主管国务院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当然也跟着反对，二对二的票数，怎么通过？但也不能否定。这就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现的僵局。而且这个僵局是由我们这些社会地位最低，很多还是处于失业阶段的临时合同工给他们造成的。
是的，不能通过。通过了，全国各地的劳动部门将执行这一文件，给被解雇的临时合同工复工复职，补发他们被解雇期间的工资。国务院为此要增加很大一笔经济开支。而且这中央一级的文件由《全红总》我们这样一个自发的工人组织来签署和执行的话，那也等于是由中央否定了它的劳动部和总工会了，由中央正式肯定让我们取代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虽然这之前我们已经进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接管了它们的一切权力，但是中央并没有正式承认，仅仅是毛泽东叫江青来向我们组织表示过支持。如果这文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通过了，就表示中央已经正式承认了。周恩来是具有了五十多年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考虑得是相当周详的。
但是，也不能否定。因为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表态支持过的，是他叫江青去代他说的话，如果否定了，他老人家的面子往哪儿搁？他的威信和尊严，他的绝对权威那不受到影响了吗？周恩来这个时候怎么也不敢与毛泽东硬干啊！所以，不能否定！但又不能让它执行，不能在下面造成影响，怎么办？当然，这小小的问题难不到总理，从印刷厂直接押送到纸浆厂销毁那不就完了？而且，文件虽然签署了，但都没有发下去，各省市地方的劳动部门当然也就不知道，也就不存在否定的问题了。出文件否定，那反而是多此一举。要给毛面子，也给江面子，所以决定，元月五号上午，由三方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一起押送三十万份《联合通告》到纸浆厂销毁。这三方是：国务院，中央文革，《全红总》。
在当时，任何想公开对抗的举动都是徒劳无益的，只会招来杀身之祸。我身上还保存着一份，而且还是原件。怎么办？难道我们的斗争就白费了？全国广大的临时合同工们对我们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啊！已经到手了的成果就这样拱手让出去了，我们这是背叛！对不起工人们对我们的期望。
……“我在想，如果下面的劳动厅，劳动局，单位领导们，看到这个中央文件，还有部长和总工会书记的亲笔签字，他们敢违抗吗？敢不执行吗？临时合同工们将不会被无理解雇了。解雇了的，将会复工复职了。很快就要过年了，他们也能象正式工一样，过一个年了。中国人几千年的习俗，把过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难道过年了，他们还要流浪在街头？还要到处去乞讨？卖儿卖女？或者挨不过这个年关，而去自杀？可惜呀，可惜，那三十万份已经印好了的文件，就是在此刻，正在运往纸浆厂销毁，可能现在已经销毁了吧？这一份，就是我留下来的唯一见证了。我难道只能保存下来作为一种历史欣赏的见证吗？这么多临时工合同工们忍饥挨饿地流浪在街头，如果被冻饿而死，历史的见证有个屁用？多少年后，历史学家们，文人们还不是只会根据自己的主观喜恶，打打笔墨官司，发发叹息而已。历史学家们评论中国的历史只是以宫廷的斗争，皇帝的圣旨，作为中国古代史的根据。现在又只是以中央的文件，中央最上层的权力斗争，毛刘周朱陈林邓等等那几个人的动向，说话，结果，下场作为现代历史的唯一合法依据，有哪一个历史学家是根据人民群众的真正生活，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动态来评写中国的历史的啊？没有！没有！连司马迁都做不到，现在的历史学家和文人们更不可能乞望他们做到啊！
是的，见证没有屁用，我要把它变成可能的现实！让它给现在生活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上的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们带来真正的实惠。今后的文人们和历史学家们随他们怎么说吧，就把我当成众矢之的也行。那已经销毁了的三十万份不就是这一份印出来的吗？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了我的心头：他们能印，我为什么不能印？有了这一份，难道还愁不会有几千份几万份吗？我必须马上离开北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份《联合通告》带到地方上去，带到云贵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对，我必须这么做，现在也只能这么做了。”
上述这段话是我另一本书中写到的当时我带走《联合通知》到昆明去重新翻印，从昆明发向全国的思想动态。当然，我在元月十三号在昆明翻印后，发到全国，正如王年一先生（中共党史教官，正师级干部），在他的巨著“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154页——158页用整整一个段落来叙述这桩事的：（我这里只摘录一点点）：
.....
仗着江青一伙的支持，“全红总”强迫当时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于1967年1月2日签发了一个《联合通告》，主要内容是：“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生产，参加运动，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这三条，来源于江青1966年12月26日晚口授的三条，又有发展。
元月初，我在昆明翻印发到全国后，王年一先生说：
顷刻之间，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经济主义歪风。不少工人闹转正，闹定级，闹福利待遇。一些人以江青的话为“尚方宝剑”，掐着领导的脖子强令发款。一些单位，摄于江青一伙的淫威，把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甚至把1961年至1963年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夜班费、加班费等。
海外当然有不少学者和文革研究家也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比如一个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学者名叫刘国凯的在他的《文化革命简析》一书中记述到这件事时，是这样说的：
“六七年一月份，一股来势极为迅猛的风暴倾刻间席卷全国，这就是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积郁在广大群众胸中多年不敢讲的话，不敢提的合理要求，此时都如开了闸的洪水汹涌而出。……多年的积愤如堆积已久的干柴，一点火星即成熊熊之势。……六、七月被资反路线整的人毕竟只占少数，而多年来在经济待遇上，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受到的不合理对待的人相当多，因此这个行动比单纯的批资反路线要猛烈得多，这才是真的群众运动，它发自群众的内心，是千百万人不约而同的呼喊！”
再比如在美国2009年，决定参加竞选弗吉尼亚州议会的议员的龚小夏女士（她是1987年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是那批在89后全部拿到绿卡定居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现在早已是学者了），在1996年在一本海外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革及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是评论我们的，尤其是官方说我在全国刮起了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龚小夏女士是这样评论的：
“一九六六年秋冬之季，有一个名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组织活跃在全国各地，这个组织发动了一场名符其实的工人运动：它组织起大批在工矿企业中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临时工与合同工，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曾经鼓动这一组织去冲击劳动人事部门，但在发现它并不热衷于去揪斗‘走资派’而是试图争取工人的利益之后，就对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也是在美国的两个中国博士杨小凯和杨建利先生在他们的一篇名为《身体自由脑袋不自由的自由》的文章中这样评价我们组织：
“之所以如此众多的人民群众起来造反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的，事实上，他们是对中共维持暴政十七年的各级官僚的政治迫害、经济剥削的反抗和报复，其发端是具有相当的正义性的。而且，迅速出现的群众组织里有一些类似于工会的鲜明代表一个社会群体利益的组织。例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就是鲜明地为临时工、合同工争取经济利益的造反组织，套用民主政治的术语，它们是明明白白的利益集团！”
当然，海外的评论相当多，可惜国内的群众在听到一个当事人的叙述时还以为是天方夜谭，不可能想象的事，还不知是从什么地方编造出来的。其实，我们还在北京召开过五大洲记者座谈会，组织过三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大游行，连意大利和法国的工人都成立过《全红总》的组织。当然，海外那些评论我们组织的人，我一个都没有见过。
我的罪状是两点，第一点就是“私自翻印中央宣布作废的文件《联合通告》，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已经被我估计到了，会用这一条来治我的，因为这些都是事实。

十六，在看守所的反思（二）
——我的第二条罪状的实际情况
（二）正式列入我判决书的第二条罪状是：大肆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原文）
这条罪状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这应该是指我到昆明后发展组织的情况。
在贵州，由于我们是成立得比较晚的组织，群众们早已参加了“红卫军”“赤卫队”“工人战斗团”“工人纠察队”等等。《全红总贵阳分部》是于1966年11月27日经贵州省委副书记张一樵批准成立的，我是于12月1日参加这个组织的，参加时只是组织部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当时贵阳市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红卫军”已经发展到33万人了，第二大组织“工人赤卫队”已经发展到13万人，“工人纠察队”也有7万人。1966年的6，7，8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全国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所有的单位都按照刘少奇的指示，进驻了工作队，他们的权力凌驾于原单位的领导之上，全国掀起了一股群众斗群众的高潮。文革结束后，贵阳街头有一幅对联是这么写的，
上联是：群众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  （这是指文革初期），
下联是：当权派，派当权，当权派当权  （这是指文革后期），文革后期，被打倒的当权派全部复辟了，重新当权了。
横批是：原来如此。
微妙形象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
社会上，那当然是干部子女和红五类的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横行街头。砸文物，毁古迹，抄家，抓人，纠斗经典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把他们游街示众，批老师斗学者。
在冲破了1966年6、7、8三个月由刘少奇的工作队以及干部子女和红五类子女成立的红卫兵在全国造成的白色恐怖后，从9月份开始，全国的局势开始扭转了，工人们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普通老百姓的子女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经过了9、10、11、这三个月的发展，几乎每一个群众都参加了一个组织了。而且，那时的群众都没有脚踏两只船的情况，即是说，只参加一个组织，不会同时挂名在两个或多个组织里面。当逍遥派的有，但不多。
我们的组织在11月底成立，这已经是很晚了，我在12月1日那天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连我就只有八个人。近一个月的时间，只发展到三千多人参加我们组织，还由于我的尽量宣传和走了兼并单位上成立的小组织的路线。说服他们的头头，他们加入，就等于是他们的那个小组织全体加入。例如，贵州汽车修配厂的机修工人共产党员潘汉发加入了，他的那个只有几百人的小组织就全体加入我们了。邬光顺，王秉忠两个都是共产党员，是贵阳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的，他们在我的说服下加入了，他们的那个在单位上的组织也就全部加入了，谢朝锡也是，他是贵阳市甘荫塘工矿区共青团委书记，他的加入，也代表了他的手下一千多人全体加入我的组织。就是这样坚苦的发展，成立了一个月了，到12月25号左右，我们也才有三千多人，在贵州根本就算不上有力量的组织。所以说我“大肆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应该不是指我在贵州12月份以前的事，应该是指我1967年1月份在昆明的事。看看我在从北京南下到昆明的时刻表：
1月5号中午，国务院，中央文革，《全红总》三方组成的监督小组到北京工人印刷厂去押着那三十万份《联合通告》到纸浆厂去销毁了。同时，总部任命我为《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负责处理云贵川三省的临时合同工复工复职的事，和发展三省的《全红总》组织。因云南省解雇临时合同工的事情最猖獗，我《全红总昆明分团》也只有三千人不到，却被单位无理解雇了一千多人，很多人都在饿饭了。组织不能帮助他们的话，他们对《全红总》都会失去信心，《全红总昆明分团》面临着被迫自动解散的命运。我奉命第一站先解决云南的问题。总部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要让云南被无理解雇的工人们全部复工复职，同时成立《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第二站才是到成都，解决四川的问题。
1月5号下午6：40分，即《联合通告》刚销毁后不到五个小时，我与杨爽秋带着那一份《联合通告》坐火车飞速南下了。那时的火车，能三天赶回贵阳就算很快的了。
8号下午5：30到贵阳。我与杨爽秋连家都没回。
8号晚上7：30至晚上11：30，我立刻召集贵州分部的所有负责人六十几人在成都路小学开会，汇报了我与杨爽秋此行北京见到的总部情况，传达了总部的指示，作出了去昆明的布置，成立了《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筹备组，并确定了《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的七个成员，大家选举我以《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总指挥的身份兼任代表队队长。
9号白天，大家赶印袖套，找刊刻社刻公章三枚，买火车票，取出经费等一切事务性工作。
9号晚上8：40，我就带上六个人坐火车去昆明，这六个人都是贵州分部的主力。
10号下午4：50到达昆明。《全红总昆明分团》的第一负责人金翠莲（昆明酱菜厂女工，正式工），带领着其它负责同志黄茂林，李春林（云南省汽车修理厂的工人，也是正式工）等等在火车站接到了我们，带我们到昆明市工人文化宫给我们安排好的住宿与办公地点。为了节省时间，与他们很快去每人吃了一碗“炒耳块”当晚餐。

当晚7：30去拜会“昆明地区毛泽东思想巴黎公社工人战斗兵团”（简称“昆明巴黎公社”）的总部，与他们的头头搓商，我到云南解决被解雇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复职问题，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也叫做初到一地“拜码头”，因为“巴黎公社”是昆明最大最有实力的工人组织，人数有50多万。他们的头头表示一定支持我们的工作。
11号晚7：30在昆明红旗剧场召开了“争取昆明酱菜厂被解雇工人的复工复职大会”，当晚，昆明市劳动局的副局长在我出示了《联合通告》的威压下，签字给被解雇的酱菜厂800多工人复工复职了。这八百多人大部分是我昆明分团的成员，因参加我组织被单位解雇。
12号，我又在云南省小汽车修理厂召开了大会，给被解雇了的200多工人复工复职了。
13号，“昆明地区毛泽东思想巴黎公社工人战斗兵团”全体参入了《全红总》，改名为《全红总昆明地区巴黎公社兵团》，他们是云南省成立最早，力量最强大，人数最多（有五十多万人）的一个工人组织。他们的加入是先斩后奏，先把旗号都改成《全红总昆明地区巴黎公社战斗兵团》，再开着十几辆大卡车，站满工人，挥舞着那改名了的几十面大旗，来通知我们他们已经全体加入了，愿意归属我们的领导，我们不承认都不行了。
13号，我与《全红总》昆明分团的负责人金翠莲到昆明市工人印刷厂找到了该厂的“红色工人战斗团”的负责人，提出翻印《联合通告》，他不但一分钱不收，反而给我说，要印多少都行，我印了四千份，他们自己也多印了两千份。
14号，取出翻印的《联合通告》，叫昆明分团的人从昆明市寄向全国。
17号，拥有一万余人的“云南省临时工合同工造反联合总部”全体加入《全红总》。同日，昆明“毛泽东思想东风工人战斗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布全体加入《全红总》。
18号，拥有十万人昆明第二大的组织“昆明市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全体加入《全红总》。
19号，云南人民印刷厂“红色工人造反队”宣布全休加入《全红总》。
23号，《全红总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分团》（简称《全红总红河分团》）和《全红总大理白族自治州分团》（简称《全红总大理分团》）同时派了联络员到昆明找到了我，这两个分团都各有十万人，是当地最大的工人组织。他们的成立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在元月初仅仅是看到我们铅印发向全国的那份传单“中央文革首长在1966年12月26晚接见《全红总》代表的谈话纪要”而自发成立了《全红总》的地方组织，并没有与总部取得任何联系，也没有得到总部的承认。这次他们是听说总部派人到了昆明，他们是来寻求正式批准的。
看了他们的介绍信，听了他们的简介，我立刻写出正式公函，并盖上《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公章正式表态承认了这两个少数民族分团，并从组织上划分为《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直属领导下的分团。并以《全红总》西南区部总指挥的身份当场给他们两个分团写了贺信，同时下达了我的三点指示：
1，过年以前，必须全部解决这两个州被解雇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复职问题，让被解雇了的临时工合同工们都能回单位去过年，我不准有一个工人冻饿街头。
2，夺取州委大权，
3，夺取劳动局和工会的全部权力。
可是他们回去后，他们的头头脑筋一热，却连武装部和公安局的大权都全部夺了，控制了这两个州的武装和公安部门。这两个州全部在《全红总》的控制之下。
这就是说，我1月10号到达昆明，到23号，只有短短13天的时间，云南已经有80多万群众参加《全红总》了。这些，我现在仍然有当时的传单在我身边的，如果不是有这些当时的实物作证，我还不敢写出来，因为这真的象天方夜谭了。13天时间，有80万人参加我的组织，这可能吗？我有这种能力吗？的确没有，我没有这种能力，我手下的那六个人也都没有这种能力。别人加入了，我们连承受的能力都没有。
根本的原因是那份《联合通告》，因为那份通告解决了工人们的实际生活问题。我刚到昆明，并没有想到发展组织，只想的是运用《联合通告》解决云南被解雇了的几十万临时合同工的复工复职问题，让他们能回到工作单位上，能有碗饭吃，我要让他们不再冻饿街头，让他们不再受歧视，不再受欺压，工人们都能平等，同工同酬，同样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去工作。我们每天都去被解雇了工人的单位，找到了当权者，要求给工人们复工，由于我带着的是《联合通告》，那是有劳动部长全国总工会书记亲笔签字在上面的中央文件，而且盖有三枚公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别说单位领导了，就是劳动局长，见了那三颗公章都得乖乖签字给被解雇的工人复工。甚至于把我当成了中央派到地方来执行这个文件的特派员，我在昆明期间，我与杨爽秋一直被工人们称呼为“首长”或“领导同志”，我作了多少次的解释都没用。我给他们解释说，我与你们完全一样，是一个工人，而且还是一个临时工，也可能随时被解雇。可是他们总不相信，说：“你代表了劳动部，总工会和《全红总》到地方来执行这个中央文件，任何当权派见到你后都乖乖签字给我们复工复职了，你不是首长是什么？”
劳动部门和单位的领导乖乖签字给解雇的工人们复工复职，真的，不是我们的能力，是那份《联合通告》。我们到昆明后，十几天时间，直接或间接地就给十几万被解雇的工人们复了工，补发了被解雇期间的工资。13天时间，云南80多万人参加《全红总》也不是我们的能力，也是那份《联合通告》。
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人加入了我们组织，这超乎了我的想象和承受能力。我真的没有那种能力去领导他们，我当时才十九岁啊。
20号，《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筹备组宣布成立。《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是我在贵阳就考虑到昆明后要成立的，公章也是在贵阳就给他们刻好了的。我把新加入的那几个大组织与原有的《全红总昆明分团》平行，并入在《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里，由那几个组织共同民主选举出云南省指挥部的负责人，不由我任命，我带去的七个人不在里面担任任何职务。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我只任命潘汉发当筹备组长，监督这个民主选举的过程，当他们民主选举出自己的负责人后，潘汉发也就退出。
在筹备组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以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的身份去讲了话，我说：“当前，我们《全红总》各地方分团面临的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联合通告》，制止各单位的走资派用各种借口解雇临时工合同工，要切实解决已经被解雇了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复职问题，要让他们和正式工一样，能过好这个年，各分团要配合行动，互相支持，争取在元月底，二月初把云南省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全部复工复职。”其实他们不知道，《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还只是一个空架子，我应该只是一个光杆司令，我真正的手下只有那六个人。
是的，群众是现实的，任何动人的演说和宣传都没有实际的行动对群众更有号召力。当一个组织为群众解决了他们的实际的切身利益的时候，无需宣传，不用号召，他们都会蜂拥加入，你想拒绝都不可能。
所以很多学者和文革研究家们都评论说，“《全红总》成立较晚，但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人组织，各分团遍布全国各省，这与它能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有关。”“《全红总》这个潘多拉魔鬼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放出来的，可是它却不按毛泽东的旨意办事，不是去打倒地方当权派，不为党内的路线斗争服务，而是去为工人们争取他们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合法权利，迅速发展为全国最大，力量最强的工人组织，最高当局不得不首先对它进行镇压。出动北京卫戍区部队去抓捕它的领袖们，而不是公安部门，这在文革中是罕见的。”
当然我在云南省的组织发展情况就成为了我的第二条罪状：“大肆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的判决书的原文）。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4 15:18:28

十七，在看守所里的反思（三）
—— 一场精彩的辩论
元月20号，昆明市一些大大小小的工人造反组织在《联合通告》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全红总》的代表的讲话传单的影响下，联合起来，一举夺了云南省劳动厅昆明市劳动局和省计委的权。
21日，劳动局和省计委“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干部联合云南大学“卫东彪战斗队”，省计校“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十几个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造反组织进行了反夺权。工人们不让权，双方僵持不下，最后确定进行辩论，辩论输理的一方把权交出来。那时还真的是文斗阶段，多数以辩论来了结一桩争持不休的事。而且都没有官方介入，全部是群众自觉的行动。真的是现在四十多年后的人无法想象的事。
双方商定的辩论
地点是：云南省委大礼堂。
时间是：为期三天，21号，22号，23号。
仲裁者：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驻滇联络站。
首都红卫兵有四个司令部，一司，二司，三司，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一司二司和联动都是由北京的高干子弟组成，他们所干的就是现在人们只要一提到“红卫兵”这三个字就无比痛恨的那些事，也是最早成立的。后成立的是“三司”，这是平民百姓的子女组成的了，得到了毛泽东和江青的重用，第二批南下串联队的红卫兵就是这一批人，他们相当于中央文革派到地方的钦差大臣了，在各省市都设有联络站，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极大，因为他们的观点和倾向几乎就代表了中央文革的态度，可以左右当地的文化大革命的走向了。他们的头头就是那几个大名鼎鼎的人，蒯大富，朱成钊，谭厚兰，韩爱晶，聂元梓，等等，其中又分为几个小的旗号，最有名的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北航红旗”“号兵”等等。一司，二司及“联动”在这时已经是臭名昭著了。
21号下午，工人组织的代表们到我们的驻地昆明市工人文化宫来见我们，说：“《全红总》的同志，希望你们能派人去支持我们，这些干部和大学生，牙尖嘴利，能言善辩，我们工人肯定辩不过他们。”
我对他们说：“我们会随时关注事态的进展，我们这两天太忙，要解决好几个单位的工人复工问题，每一个人一天要跑好几个单位，时间安排得毫无半点空隙，实在抽不出人。听说辩论进行三天，最后一天我们一定到场。希望你们每天晚上来向我们汇报当天辩论的情况，尤其是对方的论点，论据。”
果然他们每天晚上都来向我汇报当天辩论的情况，而且都很焦急。辩论会上，他们明显处于下风。我叫石应宽重点记录下对方的论点。石应宽是贵州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已经当了十三年的中学老师了，当年三十四岁了，可以说是我们组织唯一的一个知识分子。他是在与我的一席谈话后，佩服我的见解，而加入我的组织，我任命他为贵州分部的宣传部长，组团去昆明时，因为他能言善辩，我也把他带上，主管宣传工作。
23号中午，十几个工人代表到了我们驻地，一见到我们回来，立刻围了上来，说：“《全红总》的同志，你们今天下午再不去，我们就完了，完全输定了，权也只能交给他们了。”
我问他们：“三司的代表态度怎样？”
“三司他们一言不发，态度模棱两可，真不知道他们是站在哪一边。平时口里都说支持我们工人的革命行动，可是紧要关头，就见风使舵了。”
石应宽问我：“老萧，要不要先找一找三司，征询一下他们的态度？三司在地方可是代表了中央文革的方向啊，他们的头都直接与中央有联系。”
我说：“不用。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观点，坚决支持工人的行动，不必理会三司的态度，我不管它代表哪里。”
接着我对石应宽作了辩论的布置，分析了对方的论点和论据。我说：“老石，今天下午的辩论会上，我们先听，你作好准备，作具体发言。等他们辩论得差不多了，我上去简单申明我们《全红总》的观点，说一点开场白，然后由你详尽地批驳对方，抓住要害，狠狠批驳，要做到对方无反驳的余地。你发言完毕，就要将大会结束，不能再拖，下午五点，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我回头对工人们说：“我们今天下午两点准时到达会场。你们要沉住气，继续你们的辩论，我保证你们会赢。”
下午两点，我带着石应宽（34岁，中学老师，一付知识分子样），谢朝锡（37岁，贵阳一个工矿区的共青团委书记，也是知识分子样）和欧阳林（28岁，高大魁梧，我组织保卫组长，谢朝锡安排给我的贴身保镖）一行四人到了云南省委大礼堂。辩论已在激烈进行了，会场座无虚席，约有一千多人。工人们见我们到了，精神为之一振，心里顿觉踏实了许多。
我们仔细听了双方的辩论。很明显，工人们是处于下风。三点钟不到，工人们几乎无言可发了，任凭对方一个又一个地上台批驳，尤其是云南大学“卫东彪战斗队”的发言更是尖锐：“……，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夺权的最高指示，只有本单位的群众才能夺本单位的权。这些工人，根本就不属于劳动局的本单位职工，很多人还是临时工，合同工，有的连工作单位都没有，他们有什么权利来夺劳动局的权？他们的行动，是完全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的。他们必须把权交还给劳动局的本单位职工。……”
工人们沉不住气了，有的失去了信心，想走了。工人们焦急、期待的目光全部盯住了我们四人。
坐在我们身边的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也催促我们：“《全红总》的同志，快上去发言吧，大家都快沉不住气了。”
时间差不多了，我对石应宽说：“作好准备，我发言了，你接着上，要把云南大学‘卫东彪’的嚣张气焰给我打下去。”
“卫东彪战斗队”的发言刚结束，我举起了手，不少工人迫不及待地叫了起来：“大会主席，请让《全红总》的同志发言。”
其实我当时也是唯一的举手者，工人们早已被对方驳得没有还嘴的余地了，对方也是一付稳操胜券的姿态，认为只等“卫东彪战斗队”的发言一结束，即可宣布他们反夺权成功，余下的只需向工人群众大喝一声：“把权交出来！”就完事了。
这批干部和大学生，当然早已听闻过《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的大名，今天当面见识了。
得到大全主席的允许，我走上主席台，简单而斩钉截铁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全红总》完全支持工人的夺权行动！”也讲了我们总部在北京取得的辉煌胜利：“进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封闭了劳动部，接管了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全部权力，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肯定。总部已向全国各地的分团发出通知，夺取各在地工会和劳动部门的权。工人们这次夺了劳动局的权是完全正确的，我代表《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对此表示完全支持。至于具体的理由，由我们下一个同志详细阐述。”我用手向石应宽一指。
不等大会主席召唤，石应宽已经走上了主席台。
只见他，不慌不忙，侃侃而谈，把这两天收集到的对方的论点论据逐一批驳。音调忽高忽低，忽轻忽重。语气有时亲切可人，笑容可掬，有时又尖酸刻薄，盛气凌人。石应宽发表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演说。他从法国巴黎公社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剩余价值的论述谈到列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篡改成‘专政无产阶级’。真正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广大的工人农民不但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根本就没有真正当家做主人，他们连选择就业的机会都没有。经济上被剥削，被奴役，他们的剩余价值被那些当官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走资派们掠夺一空，其中受欺压最深的就是这一批临时工合同工了。他们的行动正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劳动部门不为工人群众办事，工会成了帮助劳动部门欺压工人的工具，工人们为什么不能夺劳动局和工会的权？他们为什么没有权利重新寻找自己的代言人，重新建立真正为自己办事的机构？……”
说真的，我的一生，再也没有听到第二次象这样精彩的演说了。石应宽真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我为我们《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得到这样一位宣传部长而高兴。他也是我们西南区总指挥部和贵州分部唯一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演说在狠狠地批驳了对方的观点以后，又不忘用亲切的口吻把被批驳者拉了过来。
“……当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是本单位的群众夺本单位的权。但是，我请问‘卫东彪’的同志们，劳动局是干什么的？劳动局的职能是为工人介绍工作，安排就业，负责调动，它的工作和服务对象就是这批广大的工人，这些工人的命运就掌握在劳动局手里。如果说，这批广大的工人都不属于劳动局的基本群众的话，那么，劳动局将无存在的必要！工人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夺控制自己命运的机构的权，为什么不合理？如果他们去夺了文化局、教育局、体委的权，那才是不合理的。
“在坐的各位劳动局的机关干部们，说句不客气的话，你们才不是劳动局的基本群众。你们的升迁调动，是由人事部门控制的，劳动局管不了你们的命运。你们被调到劳动局来，是来协助劳动局长处理工人的事。劳动局没有为工人办好事情，全部由劳动局长来负责吗？你们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工人们夺了劳动局的权，你们不服，有本事，去夺人事局的权吧，那里才是控制你们命运的地方！……
“……至于说，他们不少是临时工合同工，有的连工作单位都没有。我尊敬的‘卫东彪’的革命小将们，话别说得太绝了，我请你们问问他们，他们哪一个愿意当临时工，合同工？哪一个愿意没工作，没饭吃？这不恰恰就是罪恶的临时合同工制度和执行这一制度的劳动部门给他们造成的吗？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明明写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是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控制不了，那还去领导什么？他们现在仅仅是做了一点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事，还没有想到去领导你们，各位小将们，尊贵的干部们，你们就认为他们是大逆不道了。你们是不是认为，工人们，临时工合同工们想吃碗饱饭都应该由你们来施舍，那才是天经地义的事呢？
“‘卫东彪’的革命小将们，也许你们觉得自己大学毕业以后不会流落街头，不会去当临时工合同工，不会没工作，没饭吃，可是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亲戚朋友，他们之中或许会有临时工合同工，我请你们回去问问他们，哪一个是自愿的？再请他们讲一讲临时工合同工受欺压受歧视，没工作没饭吃的滋味。他们也许正和这批临时工合同工一样，需要你们的安慰，帮助和支持。可是，你们却偏偏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去打击他们，去剥夺他们为生存而斗争的权利。你们的良心，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到哪里去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谆谆教导你们，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要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们听到哪儿去了？……”
只见‘卫东彪’战斗队的那些大学生，脸红一阵，白一阵，一会儿又跟着工人们一起鼓掌。
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静，时而又掌声四起，欢声雷动。被支持者听到动情之处，感动得泪流满面，不少人在呜呜抽泣。被批驳者也都听得入了迷。突然，谢朝锡把传到他手里的一张纸条递给了我。我一看，上面写着：
全红总南下串联队的同志们：
你们的发言太精彩了。我代表三司驻滇联络站完全支持你们的观点，向你们学习。我准备于散会后到你们驻地拜访，向你们取经。向你们致以革命的敬礼！
三司驻滇联络站负责人
清华大学“井冈山”雷向阳
谢朝锡小声对我说：“老萧，看来，三司已被我们完全降服了。”
我看着这一张字条，脑子里立刻浮想联翩。
“三司”，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这可是全国各地造反派心目中的风向标，他们在各地也以钦差自居。
“清华大学”这四个字在我的心中是多么地神圣啊！这可是我们这些黑狗崽子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大学。我虽然高考时填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那可是我的物理老师高言赢一定要我填的，我是连续五年的物理科代表，是他所教的物理科成绩最优秀的一个学生。我自己就是有再好的成绩我也不敢填，我是一个黑五类的狗崽子啊！
“雷向阳”这三个字，使我立刻想起了“李向阳”，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看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游击队长，我少年时的偶像。英俊，潇洒，而又机智勇敢。
“雷向阳”，又是“三司”，又是“清华大学”，想来更应是我心目中的李向阳式的英雄人物了。
我正冥想着这位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石应宽足足一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了，全场暴发了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那些被他批驳的对立派，也包括那些被他批驳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云南大学“卫东彪”战斗队的大学生们都站起来向他鼓掌。他从容地抽一抽眼镜，走下主席台，立刻被群众围住了。这时，只见一人走上主席台，拿起话筒，大声宣布：“我们三司驻滇联络站完全支持《全红总》的观点。现在宣布，辩论会结束，工人们夺权有理。散会。”
突然，工人们一拥而上，将我们四人：石应宽，谢朝锡，欧阳林和我抬了起来，高高兴起，抛上接下，我人生第二次亲身经历了这种场面（第一次是在我到达昆明第二天晚上，我在昆明红旗剧场召开的大会上，迫使昆明市劳动局的副局长当场签字给昆明酱菜厂被解雇的八百多工人复工复职后，我第一次被热泪盈眶的工人们把我抱了起来，高高兴起，抛上接下地欢呼。）
欢腾了一阵，几个戴着“三司”袖套的学生拥着一个女的，到我面前。那女的自我介绍说：“全红总的负责同志，我就是雷向阳，三司驻滇联络站的负责人。”同时伸出了手。
我呆了，眼睛看着她，心里却差点叫了出来：啊，雷向阳，我想象中的李向阳式的英雄人物，怎么会是个女的？不用说了，这名字一定是文化大革命中才新改的名，象什么“宋要武”，“韩爱军”之类。
（宋要武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女学生，被毛主席接见时问她叫什么名，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说：“不好，文质彬彬，要武嘛。”她马上改名为“宋要武”了，韩爱晶也是一个女学生，得毛主席他老人家御赐改名为韩爱军。想来这“雷向阳”应该是自己改来表忠心的了。当时，学生们自己改一个革命化的名很普遍。）
我打量着她，长得来倒也五大三粗，个子足足比我高出一头，披一件黄军大衣，军大衣上还别着好几枚毛泽东的像章，戴一顶黄军帽，一付典型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装束。由于身裁高大，配上那身军装，倒也有几分魁梧样。那年头，确实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幸好，我身边站着一个比她更为魁梧的欧阳林，我们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流浪儿，也是穿一件黄军大衣，还有石应宽谢朝锡这两个戴着金边眼镜的知识分子装束，这阵容才没输给她们，否则，凭我这小个子，准被他们暗中叽笑呢。
我与她握了手，她仍然不停地赞叹着石应宽的发言。
会后，雷向阳带着三司的几个学生跟着我们到了我们的驻地。长得秀丽，文静，爱红妆不爱武装的杨爽秋（杨爽秋也是我带到昆明的七个人之一，负责在驻地接待来访和告状的群众）接待了她们。雷向阳又恭维了我们一通，好话都差不多让她说尽了，她说我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斗争经验丰富”，要赞就随她赞吧，可是突然间，她却冒出了一句：“你们刚从毛主席身边来，一定带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新指示。”
真是活见鬼！可把我难倒了。什么刚从毛主席身边来？我和杨爽秋到北京哪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中南海在哪个方向我们还搞不清楚呢。什么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更是被问得瞠目结舌了。那时，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如果不了解最新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新指示，中央最新的文件精神，那你就别想再混下去了。
（两报一刊是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它上面的社论就是代表了中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1967年的元旦社论是“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这篇社论正是在12月26日晚毛主席的七十三岁大寿之时，江青代表毛主席带领中央全部大员在人民大会堂东会议二厅接见《全红总》的十五个代表后发出的，表示了毛主席对《全红总》和工人造反行动的正式表态支持。这篇社论，“12月26日晚的谈话纪要”和《联合通告》这三件事是促成了《全红总》突然在全国飞速壮大的原因。）
我身边的杨爽秋见我被问得一时答不上话，马上接口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工人阶级要进驻上层建筑领域，参加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不得不佩服杨爽秋的机灵。但这是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也搞不清楚，大概又是哪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吧。管它是不是，总算给我解了围。
从这一天起，雷向阳几乎每天都到我们驻地来“交流斗争经验”，征询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观点，他们支持哪一方，反对哪一方，基本上按我们表态后的观点去进行。按雷向阳的话说：三司与我们《全红总》在“并肩作战”。可是我们却一次也没有去回拜过他们。
辩论会的当天晚上，在总结当天的工作会上，我向大家夸奖石应宽的发言。说今天这一仗，石应宽的发言真叫我们《全红总》赢得漂亮。谁知，石应宽却冷冷地说：“老萧，难道你就没听出来，我今天的发言，通篇都是诡辩。”
谢朝锡也马上接口说：“是呀，老萧，老石今天的发言，全是诡辩，我都听出来了，你还夸奖他呢。”
石应宽说：“除了诡辩，我是先用双方都认同的一些理论来先让自己站住脚，再用一些无聊的，但对方却无法反驳的臭理论来拖延时间，最后再加上感情攻势，以势压人，以言逼人，使对方无还手的余地，在一片欢呼的掌声中把辩论结束。等对方回去醒悟过来，为时已经晚了。我这是按照你的要求来做呀，你要求要尽快把辩论结束，别让对方有还手之力。”
我问道：“什么叫诡辩？”
“比如说吧，毛主席的指示是‘本单位的群众夺本单位的权’，‘卫东彪’战斗队的解释才是正确的。‘劳动局的本单位群众’这个概念就是指劳动局的那些干部和职工，其它任何单位的工人当然不属于‘劳动局的本单位的群众’，更别说那些临时工合同工了。我是用了偷换概念的诡辩手法，把‘劳动局的职能’和‘劳动局的本单位群众’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搅在一起，两加上运用了感情攻势，抓住了大多数人的心理，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这点很重要，该利用的时候得好好利用。不是我的口才好，而是昆明的人太老实了。我们不是赢得漂亮，而是赢得惊险。这大概也是我们《红红总》的威望所在吧。”
我心里想，这家伙不愧是一个知识分子，真有一套。我笑着说：“老石，你真会篡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打着红旗反红旗呀！”
“篡改？老萧，话别说得这么难听，你应该说这叫‘活学活用’。哈哈！”他诡谲地笑了，我们都跟着大笑起来。

十八，在看守所里的反思（四）
——《全红总》的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
当天，即23号下午五点过钟，我好不容易把三司的雷向阳那批大学生应付走了，杨爽秋立刻对我说：“老萧，有两个自称是我们《全红总》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的人要见你，已经在楼上等了你一下午了。”
我一听，红河分团，大理分团？我受命到云南，只听总部给我说过我们全红总在云南只有一个分团，就是昆明分团，这两个分团，好象没听总部给我交待过啊，哪来的？
我与杨爽秋上了二楼，杨爽秋指着我对那二人说：“这就是我们西南区总指挥部的负责同志。”
那两人忙着站了起来，说：“首长，我们总算找到你们了，找得我们好辛苦。”
我问道：“坐下吧。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全红总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分团（简称红河分团）和全红总大理白族自治州分团（简称大理分团）的对外联络员，奉我们头头的指示，到昆明来寻找我们《全红总》的上级。”
我看那两人，虽然穿着汉族的服装，解放鞋，但是那包在头上的头布，和那说话的腔调，明显地是少数民族。
“你们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元月七号。”
“为什么会想到成立《全红总》？”
“因为我们看到一份传单，是中央文革首长在12月26日晚接见《全红总》的谈话纪要，我们认为，《全红总》完全说出了我们工人农民的心里话，真正是我们工人农民群众的组织，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全红总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前后只相差一两天，真的是不约而同。”
我看着他们带来的介绍信，那上面的公章和袖套上的称号真是一字不差。
“你们有没有与总部和《全红总》的其它分团取得过联系？”
“没有，我们在这边远之地，不知道如何与北京总部联系。最近听说总部从北京派人到了昆明，所以头头们叫我们二人带着介绍信来找首长联系，请求首长批准我们。”
“你们怎么会两人在一起呢？”
“我们两个分团成立后，互相联络，互相支持，什么行动都配合着一起搞。这次也是头头叫我们二人同时一起来昆明的。”
“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每个分团至少有十万人。在我们那里，几乎不存在其它组织了，都全部加入了全红总，包括学生，干部，男女老少。整个红河，大理全部由我们全红总控制。头头们叫我们找到上级后，无论如何请上级派人去指导我们的工作。”
仅仅看到一份传单，就吸引了二十万人参加了《全红总》，自成组织，旗号，名称一点都不差。这份传单，现在还保存在我的手中，如果不相信，有机会照相发上来。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正是我心目中想建立的一个坚强的基地，完全控制在《全红总》手里的地方。
元月4日，《全红总》总部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叫不准发出《联合通告》的同时，周恩来并指示《全红总》要“撤销总部，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当时的北京有很多地方组织在北京设立了总部，甚至于有不少全国性的组织，例如：“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全国复员转业军人造反兵团”，“全国红旗军战斗兵团”等等，同时北京汇聚了全国各地串联到北京“朝圣”的红卫兵，也聚集了很多进京告状的各地群众。为了疏导群众离开北京，周恩来叫《全红总》带这个头，因为《全红总》当时的声望远远大于那些组织。
对周恩来的指示是不能公开对抗的，因为当时在人们的心中，周恩来也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时的中央是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个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总部为此而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要响应总理的号召，执行总理的指示“撤销总部，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另一派则认为，大家到北京解决临时合同工问题的事并没有完成，《联合通告》也不准发出了，再把总部撤销，那不就等于白干一场了。开会讨论的结果是两派意见都采纳，一方面是由《全红总》宣传部印出了大幅彩画，画的是一个大的产业工人，振着右臂，大声疾呼，“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下面是一群小的工人群众，从北京奔赴各地的画面。（这幅画现在应该能找到），落款是《全红总》。而且是油印了上万份，在北京到处张贴和散发，这是要应付周恩来，表示我们已经响应了他的号召。同时总部决定不撤，不公开对抗周恩来的指示，而是用拖，多拖一天好一天，《全红总》各省的分团都没有建全。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再说，总部即使真的要撤，也只是撤出北京，把总部南迁广州。而总头头王振海和组织部长毛胜年以及秘书组成员在我奉命南下昆明时，对我下达了一项秘密指令：总部南迁广州，目标太大，仍然有对抗总理指示，没有撤销总部之嫌疑。叫我在西南地区物色一个坚强的基地，完全控制在《全红总》手里的地方，到时，总部表面上明撤广州，实际上大部分主要的总部成员都到西南。我受的秘密指令是相当于建立第二总部。
《全红总》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的出现，让我考虑到了总部给我的这一项秘密指令。
我看完了他们的介绍信，说：“我代表《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正式承认你们分团。对你们的成立和发展表示祝贺。”
当然，我不能让他们只带一句空话回去，那样，他们也难以向头头交差。
我拿出来笔和纸，立刻写了两封贺信，书面祝贺他们两分团的成立，并正式承认，盖上了《总指挥部》的公章。这是我在昆明第一次使用《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公章。也是在正式的行文中使用了“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总指挥萧××”这个头衔。这枚公章从总部交到我手里，一共只使用了三次。这是第二次。
另外我又写了两封信给他们的头头，下达了我的三点指令：
1，过年以前，必须全部解决这两个州被解雇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复职问题，让被解雇了的临时工合同工们都能回单位去过年，我不准有一个工人冻饿街头。
2，夺取州委大权，
3，夺取劳动局和工会的全部权力。
并告诉他们，我会很快派人去与他们一道工作。
两人拿着我的亲笔信函和我给的一些翻印的《联合通告》，非常高兴地连夜回去了。
元月30日，这两人又来了。说奉头头的命令来向首长汇报工作。他们说：“首长，我们带着你的信件回去，头头马上召集大会，当众宣读，欢声雷动，大家得到了极大的鼓舞。按你的指示，我们两个分团同时行动，一举夺了州委大权，劳动局和工会的权，连州武装部的大权也夺了……”
“什么？你们连武装部的权也夺了？”我心里委实吃惊不小。
他们大概没看出我吃惊的神态，还继续兴高采烈地说：
“是呀！弟兄们夺权夺得兴起，不知是哪一个说了一句，干脆把武装部的权也夺了算了。就去了一队人到武装部，说我们要夺权，他们就乖乖地把权交出来了，还说都愿意加入我们全红总呢！
“首长，整个红河，大理，全部是我们的了，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砸烂了公检法的那批夺了公检法的权的公安造反派都加入了《全红总》，只有边防军和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互相还很友好。
“我们的头头说，请首长无论如何要派人去指导我们的工作。首长，我们红河大理，就象一把钳子，钳住昆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呀！”
我的心完全动了，决定了这就是未来总部南迁后的基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八个字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我说：
“好！回去告诉你们头头，等我把昆明的事处理告一个段落，成立了《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立刻去你们那里。我亲自带人去，而且总部的负责人也有一些会去，与你们一道工作。告诉你们头头，传达我的命令，作好迎接总部负责人的准备工作！”
“请问首长，云南省指挥部成立以后，我们是不是属于它的领导？”
“不！你们直属西南区总指挥部领导，与云南省指挥部无上下级关系！”
当然，这个事实，也成了我判决书上第二条罪状“大肆网络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红河大理两分团夺了武装部的权和公安部门加入了我的组织，都算在了我的头上。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4 15:19:34

十九，在看守所里的反思（五）
——对我的暗杀行动
元月三十一日，雷向阳又来了，拿了一份传单，是周总理和刘宁一（当时的全国总工会的党组书记）在元月十六日的讲话，内容是关于工资问题的六点指示，其中谈到有关临时工合同工制度的问题及关于复工复职和补发工资的问题（这份传单现在还在我的手中）。雷向阳对我说：“老萧同志，总理和刘宁一在十六日的讲话与你们的《联合通告》的三点有很大出入，这是最新情况，你应该执行总理的指示，《联合通告》不能再执行了。另外，有消息说，你们《全红总》的头头王振海是坏分子，已经被中央逮捕，中央已经下令要撤销你们《全红总》，你们《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作何打算？你不能对抗中央的指示。”雷向阳已经带有了质问的口气了。
她提到的这三个问题，我都知道了。周总理和刘宁一在一月十六日的讲话是石应宽给我看的，而且我们对这问题还专门作了研究。响当当的三司，昨天还在谈到与我们“并肩作战”，坚决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今天就向我们宣战了，态度变化得也未免太快了点吧？
该怎么回答雷向阳的质问呢？我猛然想到我到昆明的第二天在昆明市红旗剧场召开大会，要求昆明市劳动局的副局长签字同意给昆明酱菜厂被解雇的八百多工人复工时，我开头是出示了中央文革在12月26日晚接见《全红总》的代表时江青建议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的解决临时合同工问题的三点指示的那份传单，谁知，那个劳动局副局长说：“那是传单，不管用。一份传单，我怎么知道它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如果每个中央首长的讲话我们都要遵照执行的话，那真不知道要执行谁的？”最后是在我出示了那份《联合通告》以后，他看到了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我们的公章都盖在上面，还有部长和总工会书记的亲笔签字，真的是见到了中央文件了，他才乖乖地签字给工人们复了工。对，我为什么不能学学那位副局长呢？
于是，我也就拾人牙慧，对雷向阳说：“雷向阳，那只是传单呀，信得过吗？我怎么知道它是真是假？我们的《联合通告》那可是有公章盖在上面的正式文件呀，这还假得了吗？说王振海被捕，这只是谣言。这种谣言还少吗？对于走资派散布的这种谣言，我们早就听惯了。我们《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要做的事才刚刚开始，当然不会撤销。”
“老萧同志，不管怎么说，你最好还是打听清楚。我陪你去打个电话到你们总部去问一问。”
“也好，我也正有事要向总部汇报。”我想到昨天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向我汇报的情况，我正想上报总部，如总部决定南迁，请他们速到云南。
我同雷向阳到昆明市邮局掛了长途电话到北京总部，但一直接不通。我转身对她说：“雷向阳，替我掛个电话给你们三司总部，找蒯大富或朱成钊都行，说我有事要问问他们。”
“你以什么身份找他们谈话？”
“你说我是《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这是我第一次在雷向阳面前表露了我的总指挥身份。
“什么？你不只是个代表队的队长吗？怎么会是西南区的总指挥？”
“代表队长只是我兼任，我的真实身份是《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这身份可以向蒯大富，朱成钊问话了吧？别说我们总部了，你都看到了吧，你整个三司都没我全红总云南省的人多吧？”我也学着仗势人多了。
听我这么一说，她真有点不敢怠慢，马上给三司总部掛了电话。电话到是通了，但是蒯大富，朱成钊等三司的主要负责人一个都没有在。
我与雷向阳分手回来，心里也有些急了，总部为什么联系不上了？是不是真的撤销了？我离开北京快一个月了，未离开时，总部都得到了周恩来的指示，贴出了那张“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海报。总部是在拖延时间，现在是不是已经拖不下去了？王振海被捕了，那总部的其他成员呢？还有我们贵州的两个在总部的成员毛胜年和周牧，以及湖南的杨政，北京的郝维奇，上海的支四根等等人他们的下落怎么样？
一两天后，街上的谣言越来越多了，除了说王振海被捕，还说中央已经宣布《全红总》是反动组织，下令取缔《全红总》。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好在我们在昆明的群众基础好，没有一个组织对我们进行围攻，街上也没有一张攻击《全红总》的大字报。
二月三日，风云突变了。
当晚七点过钟，我们一行七人刚吃完饭回到驻地，有两个穿着解放军旧军装的人进来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我们说：“《全红总》的同志，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全部转移。”
这两人我们并不认识，我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叫我们转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来人说：“我们是云南省武术家协会的人。我们武术家协会的成员，大部分是解放军退伍军人和抗美援朝复员转业的老兵。自从你们到昆明后，你们的所作所为看在我们眼里，你们《全红总》确实是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因此，我们云南省武术家协会接受昆明工人群众的委托，组织力量暗中保护着你们，以免你们受到伤害。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二十几个人埋伏在你们驻地的周围花园里，一直到天亮。昨夜三点，这花园里发生了一场打斗，有十几二十个人来刺杀你们，被我们埋伏的人打退了。你们白天太辛苦，晚上熟睡，完全不知道花园里发生的事。本来我们也不想惊动你们，我们每晚有二十几个人足够保护你们了，可是刚才得到消息，今天晚上对方要来一千人，将这里踏平。今晚这里会有一场打斗，我们的人已经在组织力量，叫我们来通知你们转移。”
这席话，我觉得真的是天方夜谭了，难以叫人相信。来人见我们用非常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便说：“请你们出来看一看。”他们指着我们房子后面一处处被踏平的花丛，指出几处已经干固的血迹，并拿出几把缴获的匕首，其中一人指着他左胸前的一枚志愿军奖章说：“你们看，我这奖章，还被对方一拳打瘪了。”我们一看，真又是那么一会事。
我仍然怀疑地问道：“那么，这来刺杀我们的人是谁派来的呢？”
“郭超。”
郭超，云南省副省长，阎红彦（云南省委书记）自杀后，郭超主持云南省的工作。
“各单位的走资派们都把你们的情况汇报给郭超，郭超明里不敢动，暗中叫云南省公安厅来抓捕你们，但公安厅里有我们的人，公安厅推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事，公安部门不能插手。因此，他才指使他的亲信，叫人来暗杀你们。他们以为，对付你们几个，十几，二十人足够。但是，昨天晚上吃了亏，被我们打伤了几个，今天晚上他们准备来一千人。”
“这是些什么人？”
“这是他们从郊区叫来的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说：“既然如此，等这些群众来了，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他们也是受蒙蔽的呀！”
“混乱之中，恐怕他们一时听不进去，打了起来，对你们有危险。所以，我们的负责人叫我通知你们无论如何要转移。”
我仍然半信半疑。谢朝锡说：“老萧，看来是真的呢！难怪这十来天，我有时总觉得半夜里花园中有人影闪动，原来是他们。”
石应宽也说：“看来是真的，要避免这一场打斗，除非我们离开。我们离开了，来人扑了个空，也就打不起来了。”
他们好说歹说，我总算同意离开了。
我们把随身物品带上，那两个武术家协会的人叫把房间的灯全部开着，天已经完全黑了。此时，又进来了一个人，说：“前门出不去了，已经被人守住了，只有从后门走了。我们一看，灯光照着的大门，已守着七八条大汉。来人又出去在大门边监视动向。昆明分团给我们安排的这个住宿和办公地点，正是在昆明市中心的工人文化宫里，周围都是围墙，只有前后两个门，我们住的那幢两层高的房子就坐落在花圃和矮树丛中，离前门较近，离后门很远。
这两人一前一后地带着我们穿过花丛，矮树林，向后门走去。我走着走着，回头一看，有两三个人跟着我们，我说道：“有人跟踪。”武术家协会的人说：“别怕，只管走，公园里有我们的人，会对付他们的。你看，那些三三两两坐在草丛里，矮树边抽烟聊天的人都是我们的人。
果然，我们才走过，草丛里跳出了几个人，无事生非地拦住了跟踪我们的人，借故扭打起来，对方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很快被打倒在地。
我们真是有惊无险地走到了后门。但一看，后门已经被一条粗大的铁链拴着，铁链上扣住了一把大铁锁。平时后门都是不上锁的，今天看来非比寻常。武术家协会的这两人有一人姓张，名字我记不起了。老张说：“后门已上锁了，翻墙看看。”他爬上围墙，但外面太高，无法跳下。他说：“我们学过武术的人可以，你们看来不行。”他犹豫了一下，说：“再走前门，想办法。”
我们又走到了前门附近，离大门约三十公尺处矗立着一块很大的毛主席语录牌，灯光射住语录牌，后面却是阴影，还有一些矮树，我们就躲藏在语录牌的阴影中，思考着如何冲出前门。
老张说：“有了，我们两人到你们房间，设法引开守门的人，然后你们赶快出去，门外有我们的人，会带你们走的。记住，行动要快。”
老张带着另一个潜回了我们的房间。突然从我们的房间里传出来一阵高声的叫骂声，打斗声，我们听见守在大门边的人大声叫起来：“快！快！动手了！”接着他们飞快地向我们驻地的那房子冲了过去，花园里也有一些人向那房子移动。
我们七人趁这时机，从语录牌后走出，很快走出大门。
门外是一条大街，街边有一个公交车站。我们刚走到站边，有一个蹬在地上好象在等公交车的人突然站了起来，看了看我们的袖套，然后用非常果断的口气说：“全红总的同志，请跟我走！”
这是什么人？我们跟本不认识。是敌是友，无法分辨。但是我们只凭直觉和对方叫“全红总的同志”那几个字的语气，就无比信赖地跟着他走了。
在那个非常讲诚信讲道德的时代，很多时都是只凭直觉和第一眼印象就可以认定对方是敌是友，还真有些准呢。
比如，石应宽是在离贵阳三百多公里的一个县城中学教书的，文化大革命中串联到了贵阳，走访了当时贵阳最有实力的大组织，都没有加入。与我的一席谈话，才两个小时，他豫然加入了我们这个当时在贵阳的小组织。另外，象潘汉发，谢朝锡，邬光顺，曹绍忠，欧阳林等等人，他们的身份有共产党员，有国家干部，有社会上的流浪汉（欧阳林），他们也是凭短暂的相识就认定对方是值得信赖的朋友。
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我坐牢结束，保持到现在，几十年了。当听说我从香港回来了，年纪多大的人都会扶着拐杖来见我，去世了的，他的老太婆都会来看看我，带我去他的坟上烧些纸，上柱香。其实，他们的妻子我当时都没有见过，与他们相处，也只是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的友情就保持了一辈子。而且他们当时都是共产党员啊，只有我是一个黑五类的狗崽子，却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来保护。
而且我们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在开会讨论问题和互相摆谈时都从来没有虚伪地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教导这类言词来掩盖自己真实的思想。我们都被捕后，也不可能有攻守同盟，但什么能谈，什么不能谈，什么可以详细交待，大肆渲染，什么应该截然否定，好象是出自一个人的思维。在那个只要有一句对毛主席不忠和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就足以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的年代，《全红总》贵州分部这一案，被抓捕26人，判重刑五人，最高刑期20年，最后全部以“无罪释放”而了结此案。这对于那些认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工具的论述无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证。
一个自作聪明的举动，使我脱离了我们的人。
那人在前面带路，我走在最后，刚从大街进了一条小街，我回头一看，后面跟着两个人。我们会不会被跟踪上了？给我们带路的人和我们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条小街转弯了，前面是两条弯曲的小巷，一左一右，我们的人向右边走去。为了看看后面的那两个人是不是跟踪者，我转向左边小巷，躲藏在一户人家的门边看过究竟。
跟踪上来的那两人到了三叉路口，不见了我们，在左右两条巷中犹豫了一下，向右边跟踪去。我立刻从左边的屋檐下走到街中，故意用脚跺响地面，引起他们注意。来人掉转了头，说：“快，是那一边。”就向我这边走来。毫无疑问，这是跟踪者。我想回去跟上我的人，已经不可能了，他们从中把我与我的人隔断了。
我只好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带着这两个抛不掉的尾巴在街上乱走。我快他们也快，我慢他们也慢。看样子，是一定要跟着我走到落脚处。人生第一次到昆明，昆明的街道我一点都不熟悉。我们的人被带到了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应该向什么地方走去，也不知道。只能漫无目的地在大街小巷乱串，那两个人始终不远不近地跟在我的后面。
大约已经是晚上十一点过钟了，街上的人稀少了，我不知道我走到了什么地方。前面是一条向上的坡路，后面的人也跟着。突然，前方冲下了一前一后的两辆自行车，前面的一辆自行车冲倒了那两个人，引起了争吵和打架。我正回头看时，后一辆自行车猛然在我面前煞住，骑车的人对着我用命令式的口吻说了四个字：“快！快上车！”我真是不容分辩，不容思考，不去追问对方是什么人，就立刻跳起坐上了自行车的后货架，那人带着我飞快走了。
一路上，我没有问他，他也没有与我说一句话，我不知道穿过了几条街，几条巷，他带我进入了一个院落，院落旁掛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云南省武术家协会。那人把我带进里屋，我一看，我们的人全在，连昆明分团的几个负责人金翠莲，李春林，黄茂林等都来了。大家一见到我就说：“老萧，你是怎么搞的？真把我们都急死了。回头不见你，我们到这里后，他们分头出动。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去找你。”
金翠莲说：“小萧同志，云南省武术家协会是我们昆明分团，巴黎公社以及很多组织共同委托保护你们的。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如果人数不多，我们都不想惊动你们。但今天晚上，他们来了很多，我们得到消息说，行动提前了，从半夜一点提前到11点。我们分团，巴黎公社和大小二王都带了人赶去。我们先到，知道你们已经安全离开了，老张就叫我们来这里了。”
正说着，大小二王来了，一进门就大声在嚷着说：“老萧同志，他们才来了几百人，我以为有几千呢。已被我带的人全部包围了。弟兄们都叫打，老张他们说，算了，反正你们已经安全离开。这次算饶了他们，老子的手早就痒了。弟兄们说，谁要是动着你们，老子们叫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我马上对他们说：“既然我们都已经平安无事了，你们赶快把叫去的人撤走，千万别打起来了，双方都是群众。”
大小二王说：“老萧同志，我的人已经撤了。今天要不是看在你们平安无事的份上，我真想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呢！他那几百人不够我打。”
当晚，我们就睡在云南省武术家协会。第二天，黄茂林，李春林派了车把我们接到了云南省小汽车修理厂，腾出了办公室办公地点，给我继续工作和接待来访的群众。晚上也睡在小汽车修理厂。当然，昆明分团和云南武术家协会在我们的办公地点和睡觉的地方加强了保卫人员。
（这大小二王是拥有十万人的“昆明市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两个头头，自称司令。大王是三十七岁，小王才二十八岁，人人都叫他二人为“王司令”。他们全体加入全红总是被我压了他们一下的。
元月13号下午。我刚与金翠莲去云南工人印刷厂翻印《联合通告》回来，这两个司令来找到说，一进门，他们就开门见山地说：“首长，我们要求全体加入全红总。”
我说：“非常欢迎！但你们为什么要加入全红总呢？”
“因为《全红总》是真正为我们临时合同工谋利益的组织，我们临时合同工不必再打其它旗号，都应该打《全红总》的旗号。”
“好！我非常欢迎。本来嘛，全红总就是临时合同工的组织，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可是我们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请问首长，全红总有没有云南省指挥部？”
“还没有，现在正准备成立。”
“我们想把我们的‘昆明市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改名为《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我们二人要当云南省指挥部的指挥长。”
“这可不行。云南省指挥部要由昆明分团，巴黎公社兵团及你们共同组成，谁当指挥长，要由大家共同民主选举产生，不是谁想当就当的。”
“首长，昆明分团没多少人呀！他们才几千，我们有十万。”
“昆明分团是总部一开始就承认的。你们有十万，巴黎公社可比你们人多，他们有五十万。不能凭人多就要当头头，要当头头必须公平选举，民主决定。”
“这个，”这两个司令犹豫了一下，“那我们得回去与弟兄们商量商量再说。”
我说：“好，你们回去商量。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加入，但是要当头头，我们的条件就是民主选举！”
其实，这大小二王两个司令也找过石应宽的。石当天晚上对我说：“大小二王两个司令找我谈过两次，可真有意思。老萧，他们正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说的那种流氓无产者。运用得体，战斗力可强啦！我也没有答应他们要当云南省指挥部的指挥长的要求，他们认为你年轻，可能会答应，所以坚持要找你谈。”
我说：“我明白，我非常欣赏他们的豪爽与闯劲，但不能让他们以大压小，瞧不起昆明分团的人呀，所以我要先压一压他们。”
五天后，这两个司令亲自来回话了，说同意我们的条件，全体加入《全红总》，他们的那组织成为《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下属的一个组织。
这大小二王两个司令，自从加入全红总后，就不再叫我“首长”了，改叫我“老萧同志”了。）

二十，在看守所的反思（六）
——《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西山会议
这西山会议是审讯员追问我最为详细的一个重点。
2月5日早上，我对大家说：“今天，我们休息一下，下午去玩玩西山。”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谢朝锡先开口说：“老萧，你怎么忘了？离开贵阳时，你亲口宣布的纪律：到昆明不准玩公园，不准探亲访友。你怎么自己带头破坏了？”
是呀，我的大哥，一家人就住在昆明市金碧路，到昆明近一个月了，我都没有去过，多少次路过金碧路都没有时间去看看我大哥。虽然我知道我大哥那时是在矿山，但我大嫂带着三个孩子是住在昆明。
石应宽跟着说：“老萧今天是什么雅兴，想去玩西山？郭沫若称西山是滇池边的睡美人呀！到了昆明，没去过西山，倒也是一种遗憾。”
昆明分团的李春林和黄茂林也插口说：“的确，西山很美，也应该去看看。你们到昆明快一个月了，哪里也没有去过，玩玩西山也应该。”
大家的眼光一齐看着了副队长潘汉发。潘汉发刚喝了一口浓茶，撩了撩胡子，思考了一下，笑着说：“既然小萧还有这点兴致，那就破例一次吧。快一个月了，大家也够辛苦的了，下午就让大家轻松轻松吧。”
我很快布置了工作，叫大家应该办的事儿正常去，中午十二点准时回来吃饭。并叫黄李二人给我们准备一部面包车。
下午一点，我叫黄李二人用面包车把我们送到西山龙门的下面，叫他们下午六点派车在西山下接我们。
我们直上龙门，我们那时都没有相机，所以也就没有照相，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我提议，走小路下山。走到了一个小松树林旁的石山边，游人罕至的地方，我叫住大家说：“今天玩西山是个名，主要是想叫大家出来开个会。在城里我们没有一个清静的时间，周围随时都有人，说话也不方便。”
谢朝锡说：“啊，原来老萧葫芦里卖的是这种药，是叫我们出来开会。”
“大家坐下，今天的会很重要。”我用沉重的心情招呼他们在石堆里坐了下来，接着说：“现在情况对我们很不利，王振海被捕了，这消息已经证实。中央要取缔《全红总》，这也是我预料中的事，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以为总部可以拖上两三个月。至于《联合通告》从我们使用的那一天起，中央就是宣布作废了的，我们只不过是抢时间，赶在中央把正式否定的文件下达到地方之前，让全国的临时工合同工都能得到好处，被无理解雇了的都能得到复工，然后建立《全红总》坚强的群众基础。我和杨爽秋到北京之时，就已经知道周总理有撤销总部的指示，口号就是“撤销总部，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前几天，我同雷向阳去邮局掛了长途电话到总部，但已经联系不上了，看来总部已经撤销了。王振海被捕，但毛胜年，周牧，杨政，郝维奇等人下落不明，也不知是各自回家了，还是都被捕了。看来，中央对我们《全红总》确实是采取行动了。大家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大家沉默了好一阵，石应宽开口说：“老萧，还是你先谈一谈下一步的打算。”
我接着说：“据武术家协会的人告诉我，云南省公安厅基本上接纳了郭超的指示，同意抓捕我们了。但公安厅内部有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公安人员在抵制，意见正在僵持。但如果对《全红总》不利的消息传得越多，我看公安厅很快就会对我们下手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离开昆明，到红河和大理去。”
大家一齐追问：“什么？到红河和大理去？老萧，你怎么会想到去那里？”
我解释说：“我们《全红总》在红河和大理都各有一个分团，而且控制了整个红河和大理地区，州委大权和武装部的权都被这两个分团夺了。他们也迫切希望我们去与他们一道工作。而且，总部对我也曾有指示，在西南建立第二总部，迎接总部南迁。所以我想兵分两路，我带上几个人很快到红河，大理，对《全红总》不利的消息不会这么快传到那里，利用这个时间，巩固基地。同时，派人到北京，打听总部真实的消息，把还在北京的总部成员全部接到红河大理。”
谢朝锡问道：“我们走了，那昆明分团，巴黎公社，大小二王他们咋办？”
我说：“目前看来，郭超和云南省公安厅的目标是我们，他们会暂时平安。《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成立的事暂时搁置，还是让他们各自打回自己的旗号。由于巴黎公社和大小二王他们声势浩大，我看郭超和云南省公安厅都不敢对他们贸然下手。等我们到了红河大理，再与他们互相呼应，成为倚角之势。”
说到这里，我学着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的联络员对我说的话：“红河和大理，就象一把钳子，钳住昆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样一来，昆明分团，巴黎公社和大小二王他们就会觉得有了依靠和支援。我们再反过来与他们一起控制整个昆明。这就是我的打算。”
大家沉默了好一阵，潘汉发首先发言：“小萧，说什么我也不离开昆明。刚干出点味儿，刚来了劲，又叫我走？要去你带他们去，我留在昆明，我看郭超敢把我怎么样？我也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应该为工人办事，我们全红总干的绝对没错！我这一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来也没有象这一个月这么痛快过。郭超要抓我，让他来吧，我带着工人们和他拼了！”
谢朝锡接着说：“老萧，你这步棋很险呀！你知不知道，红河和大理离边界有多远？万一别人说我们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那怎说？”
石应宽思考了好一会，说：“老萧，再有半个月，整个昆明就是我们全红总的了，这个时候离开，会不会前功尽弃？总部是否撤销，只是谣传，并未完全证实。我的意见是立刻派人去北京，如果总部尚未撤销，把我们地方蓬勃发展的情况告诉总部，并把我们的意见转达总部：总部决不能撤，总部撤了，一切都完了。什么‘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这明明是叫你‘滚回老家去，就地坐监狱’嘛。与江青，周恩来的关系要小心相处，二人都不能得罪。如果二者只能择其一的话，要争取江青去与周恩来周旋。总部如能坚持二、三个月，各地方的全红总已成气候。到时中央对《全红总》的态度就不敢轻易叫撤销，而是坐下协商。听你说，总部人才济济，总部的那些负责人皆非等闲之辈，但，是否年轻气盛，未见及此？不如我与你速去北京。如果总部已非撤不可了，再把他们带到红河大理，考虑第二方案：总部南迁。”
杨爽秋和欧阳林同意我的意见，他二人表态：“老萧到哪里，我们就跟他到那里。”
讨论的结果，对我的提议，反对的有四票：潘汉发，谢朝锡，石应宽，钟明生，赞同的只有三票：我，杨爽秋，欧阳林。到红河大理的意见被否决了。
石应宽的议案得到通过。最后得出的两点决定是：
一，派两个人去北京，搞清总部情况，其余人留守昆明。大家决定，派我和石应宽去北京，昆明由潘汉发负责。
二，《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的成立暂时搁置。
这次会议，我们称之为“西山会议”。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4 15:21:35

二十一，在看守所的反思（七）
——“全红总专列”
二月六号，我将“西山会议”的决议告诉了金翠莲，李春林，黄茂林，二王及老张等人。叫他们当晚准备车子，送我和石应宽去火车站。
当天我们仍旧照原计划工作，一直忙碌到晚上八点。武术家协会的老张带着几个人来了。他告诉我，公安厅已经决定抓捕我们了。但是白天不会动手，怕公开抓捕，会激起工人群众的对抗，怕引起群众组织冲击公安厅，只会在夜晚悄悄进行。他们是来送我和石应宽走后，再把其他的人都接到武术家协会去住，那里安全得多。并且说，今天晚上都会有人来监视我们的了，而且是具有公安经验的人，不是上次那些草包。可能现在小汽车修理厂附近都有人监视着了。
情况很严重了，要摆脱这些公安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开始思考对策。我考虑了一会，说，这样办吧，其余人先走，准备两三部车在不同的路口等着接我们。老黄老李最后与我们一起走，准备一部面包车，然后我们沿途换车，丢掉他们，向火车站相反的方向开，在城里兜圈子，确定完全丢掉他们后，再向火车站开去。”他们都认为，这也许是当前最好的办法了。于是，他们商量好换车的地点和路口，然后分头出发了。
当晚九点过钟，黄茂林李春林与我们最后坐上面包车从云南省小汽车修理厂出发时，后面果然跟上了一部吉普车。老张曾是志愿军侦察排的排长，黄、李二人是小汽车修理厂出名的飞车手。我们沿途在他们的精心安排下，换了三次车，最后一次换上的是一部有蓬的解放牌汽车。在城里兜了一阵，我们已经确定摆脱了跟踪，汽车直向昆明火车站驶去。同我们在一起的，只剩下了金，李，黄和老张四人。
已看到火车站了，我突然对他们说：“请驾驶员同志掉头，不去昆明火车总站，开出城，到昆明东站。”昆明东站，离昆明市十多公里，是一个货运总站，客车也是必停之站，“很难说，公安厅不会不派人在火车站等着我们。”
（在我被捕后，当我交待到我在车上突然心血来潮，叫掉头到东站时，审讯员无意中透露了一句：“你这小子，算你跑得快，昆明火车站没等到你，原来你是溜到了东站。”当晚，云南省公安厅果然在火车站布置了人。）
在汽车向东站开去的路上，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潘汉发，他同意离开了。于是，我宣布：全部离开昆明，我带着杨爽秋和石应宽三人直上北京，寻找总部和总部成员的下落，其余的人回到贵州分部，加强分部的工作。如果情况对《全红总》更加不利，中央真的要取缔《全红总》的话，将《全红总贵州分部》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云南省的全红总组织改名为《云南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取消“全国”二字，没有总部，继续斗争。
接着，我在车上写了一张公函给昆明东站。
“昆明东站
我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有七位同志因工作需要，急需于今晚离开昆明，请安排七张到贵阳的车票为盼。
致以革命的敬礼！
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
并盖上了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公章。这是我在昆明第二次使用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公章，也是最后一次。
汽车到昆明东站时，已经是晚上11点过钟了。
站里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戴着整齐的《全红总》袖套，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金翠莲拿着我写的公函，找到了站长。站长立刻招呼我们到办公室坐下，叫人倒茶递水，问我要什么时候走。我说：“越快越好。”
站长说：“从昆明到贵阳或经贵阳到北京上海的客车已全部开出，最快也要到明天早上五点过钟。”
我说：“我们有急事，请站长看看有没有其它办法。”
站长为难地在办公室踱起步来。他思考了一会说：“办法倒有，只是怕委屈了领导们。”
我赶快追问：“什么办法？”
站长说：“有一列货车，已经装好了货，十分钟后从昆明东站开出，去贵阳。最快只有坐这列货车了，否则别无办法了。”
我说：“没关系，货车也行，只是要快。”
站长二话没说，立刻把调度员叫来，说：“有几位全红总的领导同志有急事要去贵阳，我安排他们坐货车去，你马上从车库调一节公务车廂掛在中间，让领导们坐那节公务车，跟货车走。”
调度员说：“是！站长！可是，从车库调公务车皮出来，掛上去，至少需要十五分钟时间，货车要晚点出站了。”
站长说：“晚点就晚点吧。这年头，客车晚点的事都多着呢，何况货车，抓紧时间！”
随着调度员的调动和指挥，一刻钟后，货车中间掛上了一节公务车皮，站长送我们上了车廂，这车廂空空地，两边都有窗，已经打扫干净。工作人员们跟着从站里抬上了三张长条椅，一个装满了开水的大保温桶，站长说：“没办法了，请领导们原谅吧。条件是差了一点，但也够清静。和那些串联的红卫兵造反派挤在一起，水也没得喝，也够烦的了。”
正说着，站里小买部的一个女工端着一筲箕油煎饼上来，说：“首长们，站里就卖的是这个，太委屈你们了。”
我们已经非常感动了，我赶快说：“站长，各位同志，太好了，已经非常好了，非常感谢你们！”
站长和全体工作人员都说：“首长，你们全红总完全是为我们工人办事的，我们尽这么一点力，完全应该，只怕委屈了你们。”
（四十多年来，当我每次回忆到我离开昆明时的情景，心中都对当时帮助我们的工人们，云南省武术家协会的解放军和志愿军复员退伍军人，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云南省公安厅的公安人员，以及昆明东站的站长，调度员和全体工作人员充满了感谢的心情，我永远怀念他们，《全红总》也永远记住他们。值此，再次向他们致意。）
站长和工作人员向我们告别了，也催促金翠莲他们赶快离开车廂。金翠莲，这个老实巴次的昆明酱菜厂的女工，《全红总》昆明分团的第一负责人，拉着潘汉发，满脸流着泪，说着：“潘师傅，你们可要回来呀！”
潘师傅这个江苏人，老共产党员，机修工人，五十来岁的大汉，两只眼睛已经饱噙着泪水，喉咙发梗，说不出一句话。他害怕眼泪掉下来，干脆把脸扭过了另一边。我只好过去说：“金大姐，我们是去寻找总部的下落，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974年，我出狱后，曾第二次踏足昆明。在街上无意中碰见我大哥的一个同事吴桂莲，她拉着我，看了又看，好象不相信是我。说道：“哎呀！你给是还活着？你们那次离开昆明后，有人说，你被中央抓住，给枪毙了。昆明有多少人在哭呢！”）
凡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在那动荡的年代，挤火车，就想压肉饼一样，连行李架上，坐位底下都睡满或坐满了人。别说喝水，连大小便都没法解决。可是，诺大的一节车廂，竟只坐了《全红总》的七个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在全国多如牛毛的群众组织中，《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能得到昆明火车东站的站长的这一安排，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正是在云南省公安厅已经下了追捕令，追捕我们的时刻，我们仍整齐的戴着《全红总》的袖套，开着《全红总》的公函。
后来我们把这列车廂，戏称之为“全红总专列”。

二十二，在看守所的反思（八）
——忆贵阳市川剧团副团长廖荣花
第二天，即2月7日晚，我们坐着这部“全红总专列”平安而顺利地回到了贵阳。2月8日，立刻召开了贵州分部全体委员会议。
会上，我向分部汇报了我们在昆明所取得的胜利和组织工作的巨大进展，并向大家谈了我们《全红总》当前面临的处境。最后，分部同意我、石应宽、杨爽秋三人去北京寻找总部和我们贵州还在总部工作的两个负责人毛胜年和周牧，必要时将《全红总贵州分部》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
分部恢复以前的集体负责的架构，即由四个纵队长共同负责：邬光顺，潘汉发，谢朝锡和曹绍忠。我三次离开分部，都是如此。
这次回到贵阳，与廖荣花见了一次面。
廖荣花是贵阳市川剧团的副团长，最有名的花旦演员。在文革初期，由于不卖工作队的账，得罪了工作队，被打成“牛鬼蛇神”。被红卫兵多次批斗，红卫兵并强行给她剪了头发，强行在她的胸前掛上“女流氓廖荣花”的牌子游街示众。更有甚者，并叫她一边走，一边自己敲锣大叫“我是女流氓廖荣花”。一个优秀的年轻女演员，遭此奇耻大辱，曾几次自杀，都未死去。工作队和首批红卫兵在社会上造成的三个月白色恐怖时期过去了，工作队倒台了，造反派起来了，廖荣花想参加造反派组织，但由于受工作队和首批红卫兵的遗毒的影响，她四处碰壁，不为造反派接纳，甚至于被同系统的“贵阳市毛泽东思想文艺兵战斗队”拒之门外。她失望，伤心，痛苦，她感到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她一度坚强起来，与了解真相，同情和支持她的川剧团演员单独成立了一个为数只有几十人的小型文艺宣传队，为自己申冤，为他人申冤，上演街头剧，揭露工作队和红卫兵的暴行。
后来，她听说《全红总贵州分部》为受欺压的临时工合同工，也为一切受压迫受迫害的人争平等，争权利，她毅然率领她的宣传队全体加入全红总贵州分部。分部曾有不少人表示不愿接纳，但曹绍忠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石匠（我带队去昆明时，确定他为贵州分部的两个主要负责人之一，另一个是邬光顺），力排众议，说服其他人，接纳她们，并确定廖荣花为分部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暂代石应宽的职务。继续率领她的宣传队为全红总宣传，为自己申冤，把被欺压的临时工合同工的典型事例编成活报剧，上演街头。
这是我去昆明以后发生的事。我回来后，非常欣赏曹绍忠的这种做法。但使我深感内疚的是，《全红总》被镇压后，廖荣花又受《全红总》事件牵连，她第二次被批斗，游街，也被关进了看守所，与杨爽秋关在同一个监号。半个月后释放。
象廖荣花这样的事例，全国又何止千万？有不少受不了工作队和红卫兵的折磨，自杀死了。熬过来的，自杀没死去的，后来也参加了不同性质的造反组织，起来造反了。可以这样说，他们（她们）的“造反”行动，不管其旗号上是拥护谁，反对谁，只不过是为了争取自身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做人的权利而已。
想不到，现今响当当的人权斗士们和那些具有了高深理论的专家学者们，却会跟着当权者的调子，将这些弱女子争取自身做人的权利的正义行为，也全盘否定掉。可见，他们对人权二字的真正理解往往不如一个极普通的工人——四十多年前我们贵阳市建筑公司的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石匠曹绍忠。
学者们善于利用故纸堆，潜心研究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发生过的事，或者再加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但对于刚刚发生了的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却往往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几百年几千年前发生过的事，不会得罪任何人，另搞一套离奇的东西出来，还可能一炮走红，让自己成为当代的名人。预测的事，即使将来不会发生，也不会影响自己现在的声誉，还可以趁机炒作一个自己。碰巧一旦发生了，自己就成了先知。但对于刚刚发生过的事，却不敢给予一个公正的评论，因为他们必须看当政者的脸色行事，否则，自己的饭碗立刻就会被打破。所以现在，尤其是有了衔头的那些学者名人，他们对某种事件的评论，完全是当权者的授意，能有多少价值，那就可想而知了。
二月九日，李炳华从分部取出三百元钱，给我们三人去北京的费用。另外，我叫李炳华速寄一百元给昆明分团。因为我们最后几天，带去的伙食费用光了，在昆明分团处挪用了一百元钱。为我们这七人到昆明近一个月的经费开支，贵州省委领导下的工人联络站不给我们报销，说我们去昆明所干的事与贵州省无关，所以不能由他们那里报销。是李炳华据理力争，最后还是报销了。

二十三，在看守所的反思（九）
——我们直观上的“二月逆流”
（一）
“二月逆流”是文革史上非常有名的事件。
二月十日晚，我带着杨爽秋，石应宽三人在分部成员的护送下，坐上了火车，出发去北京。火车经广西柳州，桂林（那时湘黔铁路还没有通车）到了湖南株洲，停了，京广线不通车了，听说有大批群众在武汉卧轨自杀，拦截火车，造成了整个京广线大动脉的中断。在火车上等了两天，还是走不了。我们心急如火，只好改行浙赣线，准备经江西去浙江，上海，从京沪线去北京。
一路上，火车也是时开时停。有时一停就是半天，一天。火车上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广播通知，任何列车员，站长都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能开。我们只能呆在车上，或在火车附近走动一下，不敢远离火车。那时的火车是现代人想象不到的拥挤，哪怕是现在的春运期间的农民工回乡潮最高峰期都不会有那样拥挤不堪。火车上已经没有餐车了，更没有水供应了，列车员都挤不进车廂里来了，列车上都没乘警了，没有广播了。可是，就是这样的环境，那时的火车上居然不会有任何刑事案件发生，比如，难以避免的互相碰撞都不会引起吵嘴，打架，不会抢位子，都非常礼让，谁先占了就是谁的，即使你离开去小便，停车时下车走动一会，回来时还是你的。青年男女之间如此拥挤在一起，都没有半点非礼行动，更别说流氓行为了。没有打架斗殴，没有偷窃，更没有抢窃，自觉地遵守和维持秩序。如果有女性确实因为实在憋不住了要在车上用容器小便了，所有的男性都会自觉地把脸掉过另一边。更没有见过任何偎依在一起的男女，就象我与杨爽秋这样亲密地不分白天黑夜地生活和战斗了两个半月，而且又是在分部大部分成员的撮合下要成为恋人的年青男女，即使互相坐在一起，在睏得睡着了不自觉地情况下，头偏过去靠住了对方的肩头，都会惊觉，马上正襟危坐，现代人是无法想象的。这就是在现代的文人们描写的那个疯狂的年代，残暴的年代。那时人们的思想只有一点，为自己认为的正义而战，而去牺牲，也许自己认为的正义恰恰就是非正义。至于社会上公认的道德水准大家都会去自觉遵行。那时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他们信仰马列毛的思想，不管这种思想所含的真理成分有多少。现在的中华民族没有任何信仰，只崇拜的是金钱，有了金钱就有了肉欲，男性认为人生的最终极追求就是自己的一生能占有多少个女人。
1967年二月的形势，真是不同了。我们从广西、湖南，江西到浙江，每到一处，都得到很多传单说公安部门于夜间抓捕了各地造反派的头头。第二天，工人群众到公安部门去要求放人，但都不成功。
文革史上最著名的“二月逆流”就在这几天席卷全国，我们也就是在这几天，历经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活跃的半个中国，七个省，二十几个大城市。
“二月逆流”所给予我们的直观现象就是：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本来在文革初期一直按兵不动，不介入群众组织和红卫兵之间的纷争，它只维持社会治安和打击刑事犯罪，对于已经属于政治斗争范畴的争斗，甚至包括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出现的刑事纠纷都采取了不干预，不过问，放任的态度，突然这几天大举出动了。他们几乎统一时间，统一行动，统一布置，而且各地的公安系统都在同一时间成立了旗号完全相同的公安造反组织，只是前面没有“全国”二字而已。不管相距多远，凡公安系统新成立的造反组织的名称后面都叫“……战斗总队”，最妙的就是那个“总”字。全国各地，我至少亲身接触过和在传单上看到过数百个群众组织，他们的名称最后的称谓不外乎是以下几种：“总部”，“司令部”，“战斗队”，没有一个叫“…总队”的。不知道那些咬文嚼字的文革史家们可曾注意到这一点。例如，贵州省公安系统造反组织叫“113战斗总队”，杭州的叫“先锋战斗总队”，湖南的叫“红旗战斗总队”，江西的叫“××战斗总队”（一时想不起了），等等，这绝不是巧合！而且它们几乎是同一天成立的！就连我们《全红总》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组织，各地方分团的名称都不尽相同。有的叫“分团”，如“昆明分团”，“北京分团”，“内蒙古分团”，有的叫“分部”，如“贵州分部”，“上海分部”，“沈阳分部”，有的叫“指挥部”，例如“云南省指挥部”，“西南区总指挥部”，有的在“分部”后面还在加上“总部”二字，例如“沈阳分团总部”。而且各地“分团”，“分部”成立的时间都相差很远。
全国各地公安系统的造反组织的成立时间几乎在同一天之内，旗号的后四个字竟然会巧合到如此地步，实在叫人难以相信！
这突然之间新成立的公安系统的“××战斗总队”几乎在同一时间于夜间抓捕了第一批成立的最壮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如贵州的“红卫军”，“赤卫队”，昆明的“巴黎公社”，湖南的“湘江风雷”，（文革中被对立派称之为“想蒋疯驴”），江西的“省无联”，杭州的“红旗军”等等。工人群众们第二天才发觉自己的头头被抓了，虽然到公安部门去要求放人，但都不成功。公安部门都推说这些组织的头头是坏分子，有刑事问题，是混进群众组织里的坏人。多数来讲，公安部门都没有宣布这些被抓了头头的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更没有说要取缔这些组织，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但由于头头被抓，群众不明真相，头头到底是不是坏人，反革命分子，大家都不了解。当时群众组织确实还不敢去冲击公安机关，冲进监狱看守所去放人。但群龙无首，组织自然就瓦解了，或分化了。
1967年的2月份，有人要下令撤销全国性的组织，害怕这些组织采取统一的行动，但他又下令成立一了个公安系统的全国性组织“××战斗总队”，向全国各地的最具实力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采取了统一的抓捕行动。
这就是我们直观上的“二月逆流”！这也是真正的“二月逆流”在社会上的具体表现形式！
新生的红色政权，即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展的全国各地的夺权斗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在“二月逆流”的腥风血雨中诞生了。掌握实权的主任委员都是各地的军头或原有省市委里洞悉了天机的中高层干部——投机分子或称变色龙，当陪衬的副职则是一些没有实力的，后起的“造反派”的头头。
第一批最具实力的，最有影响力的，参加群众最多的，冲锋陷阵，打倒了原当权派的那些造反派组织，由于头头被抓，群众被排斥于新的权力机构以外，这就注定了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是没有群众基础的。被排斥在外的被抓了头头的群众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会不会随时对他们采取镇压和拘捕行动。他们心中不服，要侍机翻案，他们把头头被抓怪罪在这个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身上。头头被抓了，被打成了反革命，他们的心里好过吗？他们的名声好听吗？他们要为自己争回名誉，要争回自己浴血奋战的成果！所以，这就注定了这个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是多事的，是一个短命的政权，为即将到来的武斗埋下了伏笔。但是，他们的矛头对错了，不是对准那个抓捕了他们头头的公安系统的什么“战斗总队”，而是对准了那个把他们排斥在外的新生的红色政权！那时的群众对公安部门是很尊敬的，也很畏惧。这些被抓了头头的群众组织不要原来的任何旗号了，会在同一个思想理念下统一起来，这个理念就是为自己平反，为自己讨回公道。
因此，武斗，说穿了，就是打垮了当权派，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又被抓了头头，遭到镇压，而被排斥于新生的权力机构以外的惶惶不可终日的群众，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求恢复名誉，要讨回公道，要权，争权的行为。从这一角度来说，是正义的。他们参与了疯狂的武斗，但武斗并不是他们首先挑起的。
另一方面，进入了革命委员会的原实力较小的造反派群众，哪怕是无实权，当陪衬，从一个原来的普通老百姓，一下子，当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里的官了，这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全力保卫这个新的政权，对向这个政权的攻击者奋力还击。新政权机构里的真正掌权者也要利用他们来对付原来的造反派群众，同时又运用已控制了的公安的力量对已经遭到过镇压的第一批造反派群众进行再一次的镇压。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是非正义的。进入了政权机构的群众被利用来作为打手投入了这个疯狂的武斗。而且，武斗是由新的当权者首先挑起的，他们把那批要讨回公道的群众再次打成反革命，只有他们才有这个能量和可能。他们把镇压原造反派群众的行动说成是“保卫红色政权”，所以，除了“二月逆流”，文革史上还有一个叫“二月镇反”，这就是“二月镇反”的实质。
“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的区别是：“二月逆流”是最上头有人暗中策划和指使的，指挥公安部门统一出动，抓捕第一批最有实力的造反派的头头，目的是整垮这些组织，但并没有抓捕群众，也没有宣布这些被抓了头头的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二月镇反”是各省市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策动的，它把矛头对准了群众，抓捕这些敢于向革命委员会挑战的群众，同时宣布这些组织是反革命组织。
被排斥在外的是造反派的群众，在权力机构内当陪衬的也是另一派别的造反派群众，这就形成了，武斗是群众打群众。两派群众互相撕杀，双方死伤的都是群众，而且在武斗中，双方喊着的都是同一口号：“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因此，当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后，这武斗就更加属于无可争议的否定之列。造反派群众之间互相撕杀，双方都死了那么多人，不管在政权内还是在政权外的造反派都必然在武斗中身败名裂。况且，尤其是江青从上台到迫不得已的赤膊上阵，说出了那句“要文攻武卫”的话，对江青这个女人狠之入骨的文人们更认为这武斗是江青一手挑起来的，认定她是武斗的总后台。当然就不会再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武斗”来重新评论了。我今天就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武斗作一个可能会让我成为众矢之的评论！
历史已经认定，文革初期的“群众斗群众”是刘少奇的工作队挑起的，文革中期的“群众打群众”的武斗当然再也栽不到刘少奇身上。江青说的那四个字“文攻武卫”就成了她要为这次的群众打群众的武斗负上完全责任的铁证。
但是，这完全错了。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次群众打群众的根本原因是“二月逆流”造成的，谁是“二月逆流”的策划者和总后台，谁就应该为这次武斗，双方打死这么多群众负上完全的负责。
光分析不能说服人，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明问题吧：

二十四，在看守所的反思（十）
——我们直观上的“二月逆流”
（二）
前文已有交待，贵州的“红卫军”和“赤卫队”是贵阳市实力最大，成立最早，首先冲破白色恐怖局面，为赶走工作队，打垮走资派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工人群众组织。“二月逆流”中，贵州省公安厅“113战斗总队”抓捕了它们的头头李铁乃，黄世民，李光荣等人，这两个拥有四十六万人的工人造反组织被瓦解了。夺权后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李再含，原是贵州省军区的副政委，大校军衔，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变色龙。他一手镇压真正的造反派，另一手打击走资派，独揽大权，当然他也找了一些没有实力的，对他没有威胁的造反派头头作陪衬，而当时连郊区一起只有一百三十万人的贵阳市，红卫军有三十三万，赤卫队十三万，共四十六万，可以说，占了贵阳市成年人口的大半。这两个组织的头头被公安厅“113战斗总队”宣布为“李黄反革命集团”而逮捕，据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当然，他们不敢宣布“红卫军”“赤卫队”是反革命组织，但这两个组织因头头成了“反革命集团”而遭到变相取缔和镇压了。占贵阳市成年人口一大半的造反派群众被排斥于新成立的红色政权之外，甚至于成了这个新政权的对立面，可见，贵州革命委员会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必然会遭到反对，必然会短命。
当“红卫军”“赤卫队”的头头李铁乃黄世民等人被捕后，贵阳市的街头出现了一张大字报，醒目的标题是：“三十三万红卫军向何处去？”这篇大字报明确指出，不管李铁乃是不是坏人，如果对这三十三万群众处理不当，都会关系到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况且，“红卫军”“赤卫队”是兄弟组织，贵阳市的人都把这两个组织看成一体，这就不止是三十三万，而是四十六万了。可是，这篇大字报并没有引起李再含的重视，他以为当上了新生政权的第一把手，就可以左右一切了，他一意孤行。
67年4月11日，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才一个半月，贵阳市以反对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为目的，“打倒李再含”为口号的“四一一兵团”成立了。其实，群众们因为自己的头头成了“反革命集团”被关进了监狱，不知道该怎么办，还以为自己的头头真的是“反革命集团”，自己会不会遭到牵连和清算呢？正处于徬徨无助，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确实是不敢再有什么举动的。只有当年的血气方刚，看问题敏锐的大学生们看清了新生的这个革命委员会和李再含的实质——是一小撮阴谋家篡夺了广大造反派群众的胜利果实的政权。于是，他们重新揭竿而起了。这“四一一兵团”就是贵州工学院和贵州大学的学生们在四月十一日成立的，本来是一个纯学生的组织，按理，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组织都是属于“红卫兵”组织，但他们现在已经不叫“红卫兵”了，这“四一一兵团”已经相当于群众性质的造反组织了，这批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个月的大学生们思想已经成熟了，对问题的见解也深刻了，他们已不再局限于去当某个人的近卫军和党卫军了，他们也要象工人群众一样，成立自己的造反组织了，喊出自己的口号了。他们的旗帜上公开写出“打倒李再含！”“红卫军，赤卫队是优秀的工人造反组织，是被李再含镇压的！”所以它一成立就很快得到了全城的支持和响应，那些被抓捕了头头的四十六万人的原红卫军赤卫队的群众当然就成了“四一一兵团”的响应者，支持者，参与者，成了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打倒李再含的主力军。所以这“四一一兵团”的头头除了贵阳大学的学生田子明等之外，很多都是原红卫军赤卫队的中上层头头，李铁乃黄世民的旧部。如贵阳钢铁厂的袁昌福，贵州汽车修理厂的颜昌绪，贵阳市建筑公司的苏慎辉，保大本，贵州水泥厂的毛鸿里，贵阳市修缮公司的王东升，贵阳市建筑公司机修队的曹祖荣等等，都是原红卫军和赤卫队的纵队长，大队长和骨干力量。学生组织与工人群众组织结合了，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了。
因此，一场声势浩大，反对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群众斗争起来了，其势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当“四一一兵团”（贵阳市的口语称为“四幺幺”）的学生高举着旗帜，迈着整齐的步伐，吹奏着响亮的军号，唱着雄壮的“四幺幺战歌”进入贵阳市街头的时候，贵阳市的男女老幼夹道欢迎，真象是“蕈食壶浆，以迎王师”了。
当“四幺幺”的学生在贵阳市春雷广场和大十字静坐抗议时，还唱着两首凄凉的歌，一首是“想念毛泽东”，另一首是“远飞的大雁”，这两首歌感动了贵阳市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少，都去给“四一一兵团”的战士送食物送水，场面感人，那情景决不亚于89年的天安门广场的场面。只不过规模和人数要小一点，但是它的另一方面，却是89时的学生运动不能相比的。
我们来作一点对比，那就可以看出89时和67年时的同样是学生发起的运动，它们的不同，真正研究历史的学者们也可以对比一下，是进步还是退步？
一，89时的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是单纯的学生运动。拒绝工人，市民加入他们的队伍，只接受物质支援。
67年贵阳市“四一一兵团”虽然是学生首先发起和成立的，但不是单纯的学生运动，它不拒绝市民给予的物质支持，更不拒绝工人农民市民的加入和参与，尤其是原已经被抓了头头的那批造反派群众的加入，甚至成为了“四一一兵团”的最高领导层。
二，89时学生成立的是多元的单纯学生组织，各大高校的学生自治会，最后组成的也是松散的“联合会”，没有统一的旗号。
而67年4月的贵州大学生首先打起的旗号就是一个统一的旗号：“四一一兵团”，并不拒绝工人市民的加入和参与，最后的事实是，“四一一兵团”的领导层大部分是工人了，成员已经包容了原造反派的绝大部分群众和后加入的市民。
三，89年大学生只唱的是一首歌：“血染的风采”，想表达和寄寓的是自己对共和国的热爱和忠诚，愿意为她牺牲的决心：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会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成了山脉。……
67年的大学生在静坐抗议时唱着的是三首歌。
第一首歌是“想念毛泽东”：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黑夜里想你心里明。………
第二首是“远飞的大雁”，歌词是改了一点：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北京，
四一一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
如果说这两首歌都只是表现了当时的学生们对毛的忠心，希望他来为学生们主持公道，因为当时毛是支持群众和学生起来造反的。与89时的“血染的风采”表达的情绪是相同的话，那么，第三首那就是带进攻性的了，就是那首自己作的词曲，非常雄壮的进行曲：“四一一战歌”。
这首战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英雄的四幺幺，山城骄傲，
迎着风暴永远战斗！
结成铜墙铁壁，
汇成革命洪流。
至死要做英雄汉，
坚决打倒李再含！
这是进行曲，前面还有一段非常雄壮的军号前奏曲。歌词是三段，是贵州大学的一个学生作的词曲。当然，这首“四一一战歌”到现在我还能完整地把它唱出来，这首歌的曲我还能用简谱准确地写出来。（可惜我在电脑上打不了简谱，可以写出，照相，请山水发上来，懂简谱的村民可以试着唱一下，非常雄壮的。）
这首进行曲的词是三段。
这首进行曲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就是要推翻这个政府，哪怕仅仅是地方一个省的政府，而且还是刚成立的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命委员会”。其实学生们反对和要推翻的这个政府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口御赐过的名曰“西南春雷”的新生的红色政权“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还发表过名曰“欢呼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代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支持态度。但是，学生们认为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贵州人民的意愿，是被那个地方军头李再含和一些人窃取了广大群众胜利果实的政权。可见，学生们是不是唯毛主席的话就绝对的服从了呢？已经不是了，哪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口御赐的“西南春雷”，而且是全国成立较早的“革命委员会”，除了上海的“一月风暴”外，毛想树的第二个典型，思想成熟了的大学生们都要反对了。
四，89时的学生们拒绝最后的决战，在遭到清场时只有唯一的选择，退却，逃亡海外。
67时的学生并不拒绝最后决战，在遭到镇压时，他们勇敢地拿起武器，奋力抵抗。那怕街战，巷战，阵地战都失败了，他们也仍然抗争。最后在李再含向他们的司令部——贵州工学院的教学大楼，学生宿舍发动进攻时，他们也战斗到最后一刻，誓死不投降。李再含下令在学生大楼和教学大楼下全部装上炸药，迫令学生投降，否则将这两栋楼炸毁，可是没有一个学生投降。他们退上了大楼的屋顶上，男同学的弹药打光了，进攻者的弹药是充足的，还有源源不断的补充，不少学生战死了，眼看着这两栋大楼就要沦陷了，不少女学生在屋面的平顶上排着队一个接着一个地从大楼上跳下，她们宁愿集体跳楼自杀也不愿当俘虏。这种场面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那种壮烈，那种感人的气魄，不是现在的只为了金钱而活着的凡夫俗子能想象的。最后李再含的力量攻占了这两栋大楼，学生们当俘虏的有，投降的却一个都没有。逃跑了的，也要作最后的抗争，到北京，到外省，到乡下，寻求支援，直至最后把李再含打倒，为“四一一兵团”正了名，恢复了名誉，它的头头田子明（贵大学生），袁昌福（贵钢工人）等等进入了政权机构。这场斗争持续了三年之久，直至中央把驻防广西的兰亦农当军长，张荣生当政委的四十三军调到贵州，将李再含的人马全部拿下为止。可见当时的大学生们斗争意志之顽强。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4 15:24:47

二十五，在看守所的反思（十一）
——我们直观上的“二月逆流”
（三）
四十多年了，凡当时生活在贵阳市的上十岁以上的人至今都会唱上述这三首歌，而且当时很多人连“想念毛泽东”和“远飞的大雁”这两首歌的出处都不知道，还以为也是四幺幺的学生所作。实际上这两首歌是所谓“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里的插曲，场面是当年毛泽东还没有当上主席，只当委员，又受到王明路线排斥，被贬，农民们想念他时在剧中唱的。这些，当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作。
为了纪念“四一一”，当年贵阳市很多在四月份出身的小孩，他们的父母都将他或她的乳名称为“四幺幺”，我认识的就有七，八个。比如，我的二哥最小的一个儿子就是那时出世的，乳名就叫“四幺幺”，现在已经四十二岁了，成都交通大学毕业，现在某大建筑公司任总工程师，但我们一家人仍然还是叫他“四幺幺”。我哥嫂的朋友的一个女儿，也是那时出生的，乳名也叫“四幺幺”，现在她的孩子都已经读大学了，我们仍然叫她“四幺幺”，这两个“四幺幺”，由于从小认识，还差一点谈了恋爱，只不过读大学后各在一方，才没有成为一家人。这“四幺幺”在那时的乳名就象现在很多超生的小孩的乳名都叫“小超超”这样普遍。可见，“四一一”已经深入人心，深得人心。
以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面对这巨大的反对洪流，就连在政权内的一些造反派都动摇了，比如，在政权内的“贵阳市工人战斗团”的头头耿铁本来是一个普通工人，已经当了贵阳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了，他都倒戈了，带着他的人马转投了“四一一”，贵州省军区的一个政委戚休都支持“四一一”。李再含已经没有办法调动政权内的造反派与“四一一”对抗。于是，他调动贵阳市郊外的几个县，平坝县，安顺县，清镇县的中央直属企业，即“三线建设”从东北和外省迁移到贵州的军工系统和航空工业系统的工人（例如“O一一系统，”，“三O二厂”等等）开进城，同时整编了原保皇派的组织“贵阳市工人纠察队”，这也是原红卫军和赤卫队的死对头，以及原保皇派的那批红卫兵，将它们合并，取名为“八一八兵团”，与“四一一兵团”抗衡。
这就是当年贵阳市最出名的武斗双方的组成成分，当然两派都是群众，工人，学生。
从这时起，贵州省原来多如牛毛的造反派组织和保皇派组织经过了分化和重新组合，基本统一在两大旗号之下：“四一一”和“八一八”。“四一一”统辖了原造反派的组织，“八一八”统辖了原保皇派的组织。
这就是文革中期奇怪而反常的现象了：
本来，造反派的目标是：造反——打垮走资派——夺权——建立新的红色政权；保皇派的目标是：保护走资派——反对夺权——保卫旧的政权。
现在，造反派反而去猛烈反对他们原来想建立的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保皇派反而去拼死保卫这个取代了他们原来也是拼死保卫的那个旧政权的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丧失了权力的，被关进了牛棚的原走资派们反而去同情和支持“四一一”了。
从这时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的思想发生了第一个极大的很矛盾的变化。这个变化应该是拜“二月逆流”所赐。
这“八一八兵团”的主力军是贵州三线建设的那批工人。三线建设的“O一一”系统即是军事工业系统，这批工人几乎全部是跟厂一起调到贵州来的外省人，多数是东北大汉。他们是军事化编制，纪律严明，服从命令，在贵州无亲无戚，长期在县份工作，不了解贵阳市的情况，这些人在外省时多数是农民，现在成了工人老大哥，又是在军工系统工作，当然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感恩戴德，是无限忠心的。李再含向他们灌输的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想摧毁红色政权”，“四一一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李再含一声令下，于是这一批真的是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他们戴着藤帽（一种用贵州野生的藤条编织的安全帽，就是当年孟获的藤甲军穿的，被诸葛亮火烧的那种藤条编织的），飞舞着棍棒向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打去了，在他们的心目中，还以为打的真的是反革命。贵阳市的市民又把“八一八兵团”称之为“藤帽队”。棍棒压不下去，他们用真枪实弹打了。
枪战的导火线是贵州大学的一个女大学生，是“四一一兵团”的，在贵阳市延安西路的宣传车上用高音喇叭宣传。她那甜美的脸蛋，清脆的声音，悦耳的普通话，说到人们心坎上的语言，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围听。“八一八兵团”用机枪向宣传车扫射，女大学生当场被打死。群众愤怒了，贵阳市公路工程处的工人开着压路机，驾驶室前面装上了防弹钢板，冲破了“八一八”的机枪阵，缴获了枪支，枪战打响了。
这持续了两年多的武斗，从贵阳市打到各州县，从各州县打到乡下。双方的喉舌是两大报：“四一一战报”和“红卫兵战报”。
“四一一战报”那当然是“四一一兵团”所办，它的报徽是一把火炬，火炬的柄是用“411”三个阿拉伯数字艺术化而组成。据这“四一一战报”上记载，“四一一”开一次联席会议，贵阳市就有上百个单位的“四一一”地方组织参加，原来是各单位的造反组织都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旗号，统称“四一一”了。
这“红卫兵战报”就是贵阳市第一批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总部”主办的，这是一个保皇派的红卫兵组织。“八一八”统辖了贵阳市的保皇派组织和保皇派的红卫兵后，这原保皇派的红卫兵的机关报“红卫兵战报”于是就变成了“八一八兵团”的喉舌了。它的报徽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一幅标准像。可以看出，原来保卫走资派的那夥红卫兵组织反而去拚死保卫现在的红色政权了。
“四一一兵团”为什么能够由贵州工学院的贵州大学的学生发起，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贵州省数百万的群众支持，响应和参与，从“四一一战报”上不难看出。他们的口号是两个：“坚决打倒李再含！李再含是镇压造反派群众的刽子手！”“红卫军，赤卫队是优秀的工人造反组织，是被李再含镇压的！”（这“四一一战报”和“红卫兵战报”我手中有几大箱，鉴于这非本文主题，不必详述。）
在武斗中，“四一一”始终处于劣势。“O一一”军工系统有的是枪炮弹药，工人们又是受过军事化的训练，李再含是贵州省军区的政委，现在又是贵州省的党政第一把手了，更有的是枪和兵。那时解放军还不允许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能介入群众之间的派系斗争，更不能公开提着枪与群众对着干。但是，李再含可以叫那些兵脱下军装，穿着工人服装上阵，再加上充足的枪支弹药，又得“O一一”系统的那批真正的受过军事化训练的工人生力军。这“四一一兵团”的学生和群众，工人，他们只能得到少量的武器，还是军区一些同情“四一一”的部队给的，还有市郊一些兵工厂的工人们给他们的，以及一些单位的工人自制的土枪，土炮，用拖拉机或压路机改装的极其笨重的坦克。所以，“四一一兵团”的学生和工人群众哪是“八一八兵团”的对手？节节败退，街战，巷战都失败了，他们只好躲到群众家里，或者退出城外，但由于他们深受广大群众支持，李再含始终没办法将“四一一”彻底铲除。于是，他只好下令围攻“四一一”的总司令部，即位于贵阳市郊的蔡家关的贵州工学院。
指挥这一仗的是“八一八”的兵团司令，姓孙，他原来也是保皇组织“工人纠察队”的总头头，是贵州省总工会的一个上层领导干部。他挥兵直捣贵州工学院，学生宿舍失守了，不少学生当了俘虏，一部分退到教学大楼死守。是的，学生们的援兵——工人们已经被“八一八”用极强的火力压住，根本进不了蔡家关，学生们弹尽粮绝了，李再含又下令在教学大楼的学生宿舍下面安上炸药，迫令学生投降。女学生们排着队跳楼自杀了，男学生们战死了，有被俘虏的，有逃跑了的。逃跑的，一部分跑到北京告状去了，一部分到乡下组织力量再战。
这就是贵阳市出名的武斗。朋友们，可以全盘否定吗？工人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关大学生什么事？他们大可以置之度外，新的红色政权不管谁当权对大学生都是不敢怠慢的。但是，他们却为了给工人们抱不平，申冤，他们壮烈牺牲了，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美丽的青春，大好的未来。为了什么？为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正义，为了自己追求的民主的理念。难道仅仅就象现在的知识分子说的那样，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种宗教似的狂热？他们反对和要打倒的恰恰是毛泽东钦定的红色政权，御赐的“西南春雷”——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啊！各省的武斗的情况也都是大同小异，都是在新的红色政权成立后发生的，而且以大学生为主体，比如，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大学生组成的“四二六兵团”，以反对张西挺和刘结庭，情况和原因也与贵州的“四一一”差不多，这四川大学生更厉害，一个女学生当了总指挥，居然在嘉陵江上指挥用迫击破击沉了来围剿他们的三艘解放军舰艇。
笔者此时已经是关进了看守所的人了，由于我在的监号里陆续关进了不少“四一一”的人，其中一个还是贵州工学院的学生，“四一一”的上层头头，故外界的信息对我来说是源源不断的。当然从他们给我的摆谈中对这场武斗的真正原因和席卷全国的“二月逆流”并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当“八一八兵团”围攻位于蔡家关的贵州工学院时，学生们败了，集体跳楼自杀，我热泪盈眶，立刻写下了一首诗赠送给“四一一兵团”的学生：
二月突然起妖魔，
喜看山城火炬多。    （四一一的徽号是一把火炬）
群犊敢摸老虎臀，
驼背难奈幺幺何。    （李再含是个驼子，人称李驼子）
血雨腥风笼蔡关，
苍凉天地泪如沱。
吾若乘风离此去，
敢撕画皮任君说。
1967年作于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
这最后两句是说，笔者如有可能，将把这武斗的真实原因及“二月逆流”在文革史上所起的作用公诸于世，揭开某人伪善的画皮。当然，笔者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那就任君评说了。
题外话，透露一点：
实际上大家所看到的我写的从“在看守所的反思”从第九节开始，当然还有好几节才写完，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好象是离题太远了。是的，是离题了。这是我的一篇学术论文，外国的学术机构在评论文时的标准与中国的学术机构是不同的。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考核你的博士论文，主要是看你引用的名人著作的多少，表明你读的书的多寡，对名人著作的理解程度，引用得多，说明你领悟得好，表明你能循序渐进，不会出错。外国学术研究机构对论文的好与坏的评价标准是看你能否用事实证明你的不同于别人的观点。你的立论能否得到事实充分的论证。在于你的能说服别人的创新观点。不在乎你是否引用多少名人的观点，需要的就是能突破甚至于否定别人的一些常规观点，尤其不能以官方钦定的为准。中国的历史学强调的一点，一切都要以官方钦定的为依据，中国的论文是用学术的名义重新论证名人和官方的观点，不敢有突破，当然，你的论文如果突破了名人和官方的观点，也不可能通过。外国的历史学强调的是以事实为依据，这是我国在学术上与外国不同的地方。
我这篇博论文，是得到了国外一些学者们认可的。有一个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学者多次的博士论文都没有过关，博士学位始终拿不到，当得到我的那本书后，用我的观点，和提供的一些事实，她重新写出博士论文，她很快得到了博士学位。她还在一直从内心感谢我。
我发在这里的，是作了一些修改，不能让学术论文式的文章影响大家阅读的兴趣，加了一些趣语。
这是一篇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当然这不象小说了。没兴趣的可以不看，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地看看，可能对理解文化大革命有一定的帮助。
中国人应该有知的权利。如果有认为不恰当，不应该发的，可以告诉我，删除。

二十六，在看守所的反思（十二）
——我们直观上的“二月逆流”
贵州“四一一兵团”的学生和工人群众们并没有因为贵州工学院的沦陷，大量学生的战死和被俘而停止了斗争。经过了两年的斗争，终于让中央知道了李再含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民愤极大，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虽然是一个新成立的红色政权，但是，是被李再含等一伙变色龙篡夺了群众的胜利果实的政权，是不得人心的。于是，中央将驻守广西的四十三军调到贵州出面摆平。四十三军军长兰亦农，政委张荣生挥兵入黔，取代了李再含。为了平息武斗，缴掉两派的武器，实行军管，军队正式名正言顺地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公安在“二月逆流”的介入，军队在为了平息两派武斗的介入，正式宣告了群众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是1969年的事，所以我在1982年就对美国帕克莱大学的政治系博士胡素姗小姐谈论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见解时就首次提出，真正的群众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只有三年。1997年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三年文革，十年动乱”的论断正式以书面方式，学术论文形式面世。按文化大革命的定义是公安和军队是不能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干预群众的政治斗争的，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正是这样。公安只负责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军队只负责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这两个部门都不能干预人民群众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倾向。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正是如此。
当两派群众武斗火热的时候，公安部门又退居暗处，坐山观虎斗，让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去当仇人。死多少人都与他们无关了，因为他们说，那不是刑事案件了，是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公安部门本来就不应该管这种事。
真正的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是在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之前一年就结束了的。1971年以后中共的任何政治斗争都与群众无关了。那是纯粹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纯粹的宫廷政变式的斗争。以下我会有更详细的分析。
调到贵州的兰亦农，张荣生为了平息贵州人民对新生的红色政权的不满，对“四一一兵团”作了安抚，一，宣布给“四一一”平反，二，宣布贵州的两大工人造反组织“红卫军”和“赤卫队”不是反革命组织，可是却对“红卫军”和“赤卫队”的头头李铁乃，黄世民和李光荣等人却没有释放，只说他们有个人问题，说，他们的任何个人问题都与参加那两个组织的群众无关，那两个组织的群众都是革命的群众。三，“四一一”的各级头头进入相应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例如，“四一一”的学生领袖，贵州大学的学生田子明当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了，“四一一”的工人领袖贵阳钢铁厂的工人袁昌福当了贵阳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想当于现在的副市长。当然，作为当时的斗争，学生们和工人们，能争取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不能不说是一种胜利。这开始了贵州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兰张时代”。这是在1969年底发生的事，所谓的“两派大联合”了。我们“全红总”因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的反革命组织，所以无缘享受这地方上的胜利成果。这也好，为我们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介入地方上的派系斗争，没有介入武斗，也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因为我们没有反对地方政权，我们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劳动体制，改变工会的性质。
这兰张二人到七三年也调走了，既说是也犯了错误。其实他们没有犯错误，是“老中青三结合”开始了，1973年，“补台”开始了。这“补台”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所用的一个专有名词，是指让那些文化大革命初期说他们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挨批挨斗，造反派夺了他们的权后，把他们关进了牛棚的那些原当权派，也既是原来文革前的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作为“老中青”的老的代表，以“补台”的方式，重新走了了新的领导岗位，重新掌权了，即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了的走资派们全面复辟了。走资派们都重新上台了，难道还能叫一个外省调来的军头在地方上当权？这是后话，
那两年多的武斗打下来（从1967年到1969年），全国都是在夺权后，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以后发生的。武斗双方的成员都是工人，学生，群众，双方都死了很多人，真打得个天怒人怨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竟然成了一个诺大的洪桐县，无一个好人。无是非可言了，两派群众都不好了，武斗让他们声名扫地，人民群众开始怀疑造反派们是掌不好这个权的了，群众们开始怀念那些被关进了牛棚的走资派了。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思想发生的第二个极大的非常矛盾的变化。
群众的思想经过了这两次变化，这为走资派顺利“补台”，即复辟，也为最后“粉碎四人帮”，全国一片欢呼，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群众基本接受，知识分子载歌载舞，邓小平的复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这样深刻的思想变化，王张江姚居然会没有觉察到，反而在走资派复辟后，人心思静，而不是思动的时候去搞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连水泊梁山的宋江也拉扯上了。也亏张春桥想得出这样的点子。这时的群众已经烦透了，大家也看透了，也不分“造反派”和“保皇派”了，群众还是群众，领导仍然是领导。这时，贵阳市的街头出现了两副对联，精辟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及群众的心理状态：
一，群众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这是指文革初期）
当权派，派当权，当权派当权。（这是指文革后期，走资派们复辟了）
横批是：原来如此。
二，生猪是纲，粮食是纲，阶级斗争才是纲，以钢为纲；（这些都是文革时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些口号）
张三不对，李四不对，王二麻子也不对，主任才对。（这个“主任”，当然是暗指“主席”了）
这两副对联应该很能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思想状态，如果不够，我再举一例：
我们贵阳市建筑公司三千多职工，文革初期参加各种造反派组织的就占了九成，计有“红卫军”“赤卫队”“工人战斗团”“全红总”等等十几个组织，还是贵阳市拥有十三万群众的第二大工人组织“赤卫队”的大本营，因为他的第一头头黄世民就是三处的一个老泥水匠，很多主要负责人都是这个公司的。也可以说是“全红总贵州分部”的大本营了，因为这个全国第一大工人组织“全红总”的贵州分部，几个最主要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个公司的。例如我，李炳华，曹绍忠，钟明生等等。到了文革“后期”，即“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阶段，贵阳市建工局成立了，原贵阳市建筑公司改为市建一公司，市修缮公司改为市建二公司，还有市建三公司，四公司，一共四个公司，共有一万多职工，但只有五个人卷入了这场所谓的“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他们是哪五个人呢：曾廷辉（当时的建工局局长新野的秘书），张乐西（当时建工局宣传科的干事），这两人在文革前就是干部，文革中没有参加过造反派组织。曹祖荣（市建一公司机修队的工人，先参加是的赤卫队，后参加过四一一），王东升（原修缮公司，现在的市建二公司工人，先参加过红卫军，后参加过四一一），骆正义（市建一公司五队泥工，先参加的是工人战斗团，后来参加八一八）。
我这时已经是从监狱回到了市建公司，恢复了名誉，补发了坐牢期间的工资，而且又重新当了班长，我原“全红总”的人都经常在一起了，也仍然是以我为核心，但都是作为好朋友了，但是我及我们全红总的人没有一个卷入这场斗争了。我当时所作的是：为李铁乃黄世民等人平反。以最后释放我为标志，我们“全红总”的人被关押，被判刑的全部释放平反了，都恢复了名义，恢复了党籍，团籍，补发了被关押期间的工资，我就一次性的补发了坐牢七年的全部工资，我才44•50元一个月的月薪，（我出狱后，虽然公司给我连加了三级工资，也才62•50元一月），七年都3700多元了，那时的3700多元，算一个小富翁了。我在1974年算是过得比较富裕了。我们虽然释放了，但是红卫军，赤卫队的那些头头并没有释放，而且他们比我们被捕得早。我释放后，去李铁乃的家里看望了他的妻子，生活凄凉，没有任何收入来源，靠两个孩子在电影院门口倒卖电影票赚取一点差价为生。但又常被派出所以治安理由处罚，常被抓，被罚。我与原红卫军的大队长，贵州水泥厂的毛鸿里一起组织了街头募捐，得了一点钱，交给她，叫她到北京告状，去找中央，去找毛主席。那时还允许群众公开打出为某人平反，为某人申冤的招牌，是合法的，不受公安部门干预，公安部门更不敢因此而抓人。其实这红卫军赤卫队与我们全红总一点组织联系都没有，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只见过黄世民一面，李铁乃更没见过。是的，那时的人还是有正义感的，并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大家可以看看，文革初期，我公司是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卷入那场斗争，文革“后期”，一万多人的建工局只有五个人卷入那场斗争了。百分之九十与万分之五当然不成比例，可见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及“后期”的参与感了。
还有一点很关键的是，复辟上台后的走资派们吸取了当年刘少奇的工作队制造仇恨，激怒群众的教训，并未对曾经在文革初期批斗过他们的群众采取及时的报复行动。这不象有些人说的那样，走资派一上台了，就大整造反派。在这样的时刻，“四人帮”还想要去那样的“轰轰烈烈的”批这批那的举动，人民群众会参与吗？不但不会参与了，而且非常反感了。他们越这样做，越只会增加粉碎“四有帮”以后的欢呼声而已，群众会把文革中受欺骗，被愚弄，死了那么多人的不满情绪全部发泄在“四人帮”身上。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一句俗话。”最聪明的人，有时确实又是很愚蠢的，富于心计的张春桥也不过如此。
“迎闯王，不纳粮”。一句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话，可以号召数百万的群众跟着李自成去造反。因为连连的灾荒，农民们已经吃不上饭了，明朝政府和地方官吏还要横征暴敛，他们或者只能易子而食，或者只能陈尸荒野了。李岩为李自成设计的这个宣传口号，让饥民们从内心发出了那个声音：“对，跟着李闯王，就是死了，也要做个饱鬼！”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这一句话，使压抑在人们心头多年想发的怨气都可以发了，全国的亿万群众都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去造反了，凡带“长”字号的都要靠边站了。谁也不会去认真考虑和分析，他们是不是真的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揭发出来的所有材料都只证实一点，他们走的恰恰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道路，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而那些造反派群众内心也明白，那些当权派走的正是社会主义道路！可是他们就是要打倒这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要把他们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真的是冤枉，滑天下之大稽，可是，这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真正原因和思想基础。要问什么叫“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是最大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事件，全国的造反派都在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口号，口里念着毛主席的语录，手上挥舞着红定书，可是实际上却是在干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事啊！
“反解雇，反迫害，反欺压！”“要平等，要同工同酬，要生活保障！”这样的宣传口号，就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全国有数千万工人起来响应，参加《全红总》的根本原因！那一份《联合通告》更将《全红总》的上述要求表露得清清楚楚，并能够在1967年初，在全国掀起了罕然大波，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多次下令要“坚决抵制”“反击”和“粉碎”的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并说它已经“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疯狂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话都是白纸黑字，写入了我的判决书的啊！
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啥玩意？林彪已经在温都尔汗死了快五年了，又把他翻出来批，就因为林彪说过一句“克已复礼”的话和有一幅“天马行空”四个字的条幅？就把他扯来和孔老二在一起批了。而真正的用意是在“批周公”，周公才真正的是主张“克已复礼”的德高望重的人，当代的周公是谁？文化大革命的“周公”也是克已复礼，尽力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统治秩序。不用说了，现在的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何况那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滚打过的人了。所以我说，“四人帮”，亏他们还有张春桥那样高智商的人，姚文元那样的笔杆子，江青还是毛主席夫人，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王洪文又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上海“工总司”的司令，居然又搞起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那一套。也行，要么你们就明刀明枪，要批谁，要打倒谁，干脆直说好了，也许还能组织一批亡命之徒，玩上一阵，让他们死了也做个明白鬼。还搞文人的这一套，让别人去“体会”，去“揣摸”你们的意思。哎，老百姓就是心里明白，也决不会凭猜测去响应你。“成事你做王，败事我当鬼，而且还是一个不明不白的糊涂鬼！”，谁还会这么傻？除了那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文痞们在报上写上几段混饭吃的文字而外，老百姓就是被叫来开会，连言都懒得发了，大家也不怕上纲上线了。他们已经没有了群众基础了，他们的一切号召都再也煽动不起群众了。

二十七，在看守所的反思（十三）
——我们直观上的“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在文革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它是广大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冷却剂；它是让全国亿万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积极参与到怀疑，从怀疑到冷淡，从冷淡到反对这四个变化的最重要的一步；它是让全国死伤数百万群众的武斗的根本原因，它为走资派顺利复辟，最后粉碎四人帮，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它使原来姓了刘的中高层干部，表面是答应姓毛，暗地里都改姓了周；它摧毁了毛泽东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注定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以失败而收场，老婆坐牢，子女流浪。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的工作队想压住这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错误地淋上了汽油的话，“二月逆流”则是抽走了这熊熊烈火赖以燃烧的柴薪。从此，它开始慢慢地熄灭下去了。
在这以后，林彪集团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的暗杀毛主席的“小舰队计划”，“九一三驶机叛逃”，“四人帮”（我暂时沿用官方称呼的这一名词）所要搞的一切，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都是在全国的亿万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冷淡到反对的这一阶段来搞的，也没有任何群众和任何群众组织参与他们的这些活动了，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是注定了必然会失败的。很明显，这些斗争都是属于宫廷政变式的斗争了，这些都完全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范畴了。武斗结束，真正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结束了。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一场真正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参与的民主运动，还是一场在个人独裁者的煽动下，让全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下的群氓运动？本人将会有另一篇以大量实例为基础的叙论文中进行详尽的探讨，本人当然也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去当众矢之的，这里就不占篇幅了。
我在这里先撇开正确与正义的概念不说，能掌握时代脉搏的人就是精英，不跟随时代脉搏而动的人就是蠢材，恐怕王张江姚就是如此。张春桥企图以“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发动群众，王洪文更声嘶力竭地叫嚷道“要五不怕”（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失去工作，不怕掉脑袋），企图重新唤起群众过去的造反热情。一百个不怕都没有用了，只怕的是群众已经冷了心。这时的群众对上层的那些斗争已经持反感和反对的态度了，他们当然不会去参与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的工作队整群众，工人们天天挨批挨斗，我们贵阳市建筑公司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工人说：“哎，这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对，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确实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是谁让凡人遭了殃，最后他必然要倒霉，凡人也不是这么好欺负的。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还是我们的那些没有文化知识的老工人说得对：“神仙打仗，只要凡人不遭殃了，就由他们打去吧，别管他们了。”“管它干的，稀的，锅里还有点舀的。心情好，打点家俱；心情不好，出去钓鱼；早上去炼气功，傍晚打打太极；天色阴沉，凑上四个脚，关上门围攻四方城。”
的确，这时的神仙们只顾最后决战，对凡人的管制也松了。这几年的折磨，神仙们也元气大伤。有的被人整死，有的自己“摔死”，死得也已是七零八落了。四大神仙，也死了两个，还有两个没死的老神仙，也都抬在棺材边等断气。历史告诉人们，没有群众参与的宫廷政变，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胜利者！还在撕杀的那两路小神仙，一方扛着尚方宝剑冲杀过去，另一方只好出示免死金牌来抵挡一阵。等那最后一个老神仙刚刚断气，尚方宝剑马上就变成了一块废铁，免死金牌就变成了调兵遣将的兵符！谁胜谁负？还用得着去说吗？多分析一个字都是多余的。我才没闲心去分析那批小神仙为什么会覆灭呢！
所谓文革史上说的“粉碎了二月逆流”，不过是放了几个人而已。所谓当时的“三放三不放”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放群众，不放头头”，对一些被压的群众作了一点安抚，这等于是给他们壮壮胆，让他们收拾起勇气，扛着枪，提着马刀，重新走上武斗的战场。让武斗更沿着非理性，报复性的方向发展下去，一发不可收拾。不少的省份，武斗的双方更是杀红了眼，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地杀开了。当时在中国政坛上串红的小丑们今天一句话支持这一派，明天又另一句话支持那一派。“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今天宣布某某组织是反动组织，明天又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或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文件来为之平反。你说，谁还会服气谁了？谁都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了。原来还带有一点正义感，为在“二月逆流”中被镇压的造反派群众未进入政权机构鸣不平而引发的武斗，现在变成了疯狂的屠杀行动。双方的武斗，没有一方代表正义与正确了。报复，仇杀，强者为王，败者为寇。你杀我方一人，我必杀你方十人以垫其尸。而偏偏那救命的中央文件，却要等双方死伤累累，两败俱伤后才会发出。
汗颜吧，那些一切以中央文件或某某首长的讲话为根据来评写文革历史的史学家们，学者们！
据正式的中央文件记载，“二月逆流”就是有几个坐了冷板凳的武夫在怀仁堂大发牢骚，对那些新串红的娘们，师爷，小白脸们出言不逊，妈妈娘娘。于是就说这几个武夫就是“二月逆流”的策动者和总后台。工人们，群众们是骗不了的，只能骗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那些自封的文革史家。
“二月逆流”所起的作用已经达到，是粉碎不了的。
那么，谁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和策动者呢？泛泛之辈恐怕没有这个眼光，也没有这个能量，手中更没有这个权力下令全国的公安机关统一行动。
我，杨爽秋，石应宽三人沿途看着递到火车上来的传单，思考着这严峻的局势。突然，石应宽把几份不同省份的传单摊开摆在我的面前，说：“老萧，你看，问题出在这儿，所有抓人的全部是公安系统的‘××战斗总队’，统一名称，统一时间，统一行动，问题严重了，老×下毒手了。”
我们仔细分析这些传单，思考着这“××战斗总队”的来头。最后，我们三个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时，刘邓已经倒台，自身难保了，能够在一夜间指挥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统一行动的只有公安部长谢富治才有这个权力，而谢的顶头上司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公安部完全是国务院的下属一个部，一个机构，如果周不授意，谢富治决没有这个胆！这股“抓人风”（当时，我们还并不知道我们所亲眼目睹的就是文革史上有名的“二月逆流”）就是在他的统一指挥下去抓捕第一批最具实力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的，只有他才有这个能量去挑战和打乱老毛对文化大革命的部署。
“老萧，总部凶多吉少啊！”他二人几乎是同时对我说：“怎么办？我们又困在这里，进退两难。”
我说：“不管怎么样，跟着火车，能走就走，继续向北京方向去，不搞清总部和总部成员的下落我决不甘心。”
勿容置疑，“二月逆流”的真实内涵就是公安机关在一个统一的指挥下，向全国各地的最有实力的造反派组织开刀，抓捕他们的领袖，解散组织；“二月逆流”的目的是要彻底摧毁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二月逆流”的策动者和总后台是×××。
在“二月逆流”的腥风血雨中首当其冲，被镇压得最惨的，在全国最具实力，规模最大的工人群众组织就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这个人我暂时用×××来代替。）
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决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日耳曼民族和大和民族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罪恶的一页，但只要他们不回避，不隐瞒，真诚地向世界人民认罪和忏悔，永远记住这一页历史，他们仍然不失为一个优秀的民族。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和现代，除了耻辱、痛苦和灾难，并没有罪恶，有什么必要回避和隐瞒自己的历史呢？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和现代历史上并没有污点，哪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将中华民族降格为一个刻意隐瞒自己历史的次等民族呢？
日片“望乡”，之所以感人，催人泪下，是因为它如实地记载了日本慰安妇们凄凉、屈辱的人生。相反，贩毒卖娼、营私舞弊、巧取豪夺发家之徒，虽然可以挤身富豪之列，但如果将他们的发家史拍成电影，大肆宣染，那只会让人恶心和憎恨。所以他们只能刻意隐瞒，甚至于不敢向子孙后代交待自己的这一段肮脏的历史。
中华民族的崛起，已挤身世界富国之列，难道它就像那些贩毒卖娼、营私舞弊、巧取豪夺发家之徒，不敢回首自己发家之前的那一段历史吗？
亚特兰梯斯如果不是神话或传说，而真是沉没的话，据学者们说，那至少也是发生在八千至一万二千年以前的事了。
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虽然对此有过令人淘醉的描述，但它的真实性仍然被现代学者们置疑。原因就是，柏拉图再伟大，他只不过是生活在距离所谓的亚特兰梯斯至少五千年以后的人。但是，如果能找到亚特兰梯斯的一介平民留下的一纸生活记录，那么，它将比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的描述珍贵几万倍，马上就会结束牵动着千万学者心弦的、持续了若干年的争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结束至今不过二十七年，可是，它在中国新一代的年青人心中，却像亚特兰梯斯一样的神秘。中国的那十年，可能像亚特兰梯斯一样沉没了，它留给后人追忆的一点画面，只是一些梦魔般的幻影和几个断断续续的单词。也许他们对亚特兰梯斯的了解还远远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如果真的制造了一堆历史垃圾的话，那么，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可能连他们的身体也都要全部进入历史的垃圾堆了。
假设五千年后，又出了一个柏拉图式的哲学家，在研究中国的社会发展史时，总会觉得有一个十年的历史空白。偶尔找到的几页官方文件说那十年是“一场浩劫”，学者们也只说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但却没留下任何实质性的记录，民间更没有留下一纸当时生活的状况。“浩劫”和“全国性的大灾难”，自然让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联想到可能是“小行星撞地球”或者“陆沉”。因为只有这样的“浩劫”和“大灾难”才会让学者们和民间都来不及留下任何有关真相的文字记录。哪怕像遍及欧洲的瘟疫—黑死病，官方、学者们和民间都能留下症状和惨况的真实描述，以便到达科学昌明时代能够追寻黑死病的真正原因。
于是，这位五千年后的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第二会这样描述：“在远古时代，在一个称之为中国的地方，大约在当时人们用耶稣纪元的所谓二十世纪下半世纪的某十年，曾经有一颗小行星坠落在这个文明古国，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人口死亡过半，全国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学者们都来不及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它就沉没了，这个美丽的文明古国从地球上消失了十年。奇怪的是，它不像亚特兰梯斯永远地沉没在大西洋海底，而是又突然地从太平洋西岸升了起来，神话般地崛起，出现了远古时代中国历史上的辉煌。”
当然，未来的学者们同样会喋喋不休地争论这个柏拉图第二描述的真伪，会认为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但是，他们却又无法解释中国的那十年为什么会从历史记录上消失。那么，作为生活在这个消失了的十年的一介平民，为什么不给后人留下一纸真实的生活记录，以免去后代学者们多少无谓的争论呢？
一本“红楼梦”，中国居然会有数百个“红学会”，数万名学者穷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它，考证它。国家也乐意用纳税人的金钱去供养着这样一大批学者，让他们把一生的精力和才智都埋葬在对“红楼梦”、曹雪芹、贾宝玉、林黛玉的研究之中。为了研究和考证贾宝玉到底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手淫，到底与多少个丫环发生过性关系，学者们为此可以写出数百万字的论文，喋喋不休地争论若干年。还有，即使不眠不休，没有三月五月时间，你也别想把有关“红楼梦”的所有音像制品听完和看完。即使仅仅作为好奇者，想去浏览一下有关对“红楼梦”的研究论文，恐怕至少得花上十年八年的时间。
一个曹雪芹，一部“红楼梦”，可以令中国数万名学者为之疯狂，为之痴迷。可是，在学者们眼中，八亿中国人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制造的却只是一堆历史垃圾。我们不得不发出疑问，这到底是中国人的堕落，或者仅仅是中国文人的堕落？
学者们会说，这只能怪执政者的提倡和压抑。
我们不仅要问，执政者何曾提倡过性文学？
性文学的兴起，发展和灿烂（或者应该说泛滥），让不少学者名利双收。不少学者，都是以细腻地，甚至于是肉麻地描述两性关系而一跃成为文化界名人，甚至成为文化部门的领导的。在学者们和专家们对男女性交的大肆喧染下，大学校园，甚至中学校园几乎成了谈情说爱、追逐异性、随意性交的天堂。享受异性，享受性生活成了大学生、中学生，甚至于高年级小学生追求的一项主要目标。学者们可曾像研究贾宝玉到底与多少个丫环发生过性关系那样去统计一下现代中国大学生的同居率、堕胎率已经达到了多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校园情杀案几乎遍及全国每一所大学。而且，手段之残忍，场面之血腥比社会上的流氓凶杀案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这种现象，学者们和专家们的权威解释反而说成是对学生们灌输的性知识不多，进行的性教育不够。甚至呼吁专家们组团到各大学、中学去巡回演讲，向大学生、中学生进行性知识的言传身教和性交的示范。以至于高教部禁止大学生在校外租房同居的文件成了一纸空文，匆匆出台不够一年，又匆匆将之废除。这些，难道是执政者的提倡吗？
学者们会说，这叫“擦边球”，而且是擦边球的成功。
“擦边球”？实在令人佩服，学者们对汉语单词的形像创造。
可是，我们要说，执政者并没有暗示，哪些边球能擦，哪些边球不能擦啊！学者们为什么偏偏喜欢擦性文学的边球，而不敢去擦另外的一些边球呢？因为，学者们对市场需要的眼光甚至比商人还要敏锐，对执政者心理的揣摸更使商人们望尘莫及。这种边球有利可图，那些边球要担风险啊！这当然也算是一种成功。这种成功的表现是：执政者的默许，学者们的腰包澎涨，年青一代的受害和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
有修养的人说，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自律性较强。
没修养的人说，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只是执政集团豢养的一条狗。他们在执政者的大棒之下只会痛哭哀号，又会在执政者施舍的几根骨头和残羹剩菜下感恩戴德，摇尾乞怜。当然，他们也会在主人心情愉快的时候，像“擦边球”那样，离开主人，试着跑远几步，但当主人一声么喝，他们就会夹着尾巴，乖乖地跑回主人身边。他们已经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现在更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之下，他们的所谓思想，已经变成了商品，可以议价而沽，可以随着市场的需要进行调节。
这话倒是说重了一点。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叫“响鼓不用重锤敲”。但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响鼓”，而是“疲鼓”。而且，就算是那个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曾引用过的那句古言“矫枉必须过正”，对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未必能起到作用。我看，只有用现代的高科技——基因移植术，把竹子的基因移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长出点“气”和“节”来才行!过去，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曾经喊过一句口号，叫做“唤醒民众”。现在，为了中国的未来，这句口号应该改成“唤醒知识分子”。
当然，有些所谓严肃的学者也曾振振有词地教导过我们：“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就像一幅油画，离它远一点，才能看清它的全貌，才能知道它是优秀的作品，还是涂鸦。离近了，看到的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油墨。”此言确也不无道理。但是，学者们并没有告诉我们，欣赏这幅油画，应该是离它多远的距离最为恰当。三十年后？五十年后？抑或是三千年后？五千年后？社会的规律或者说人们的嘲弄，多数有名的画家在生时都是不为人重视的，直到他们死了若干年后，后人才把他们的油画称之为伟大的作品。专家们、鉴赏家们还会为了那幅伟大的作品其中的某一笔、某一划的美妙之处写出若干论文，各抒已见，争论不休。也许，那所谓的美妙的飞来神笔只是那个伟大的画家为了涂去或掩盖自己不小心掉在上面的一点烟灰或滴在上面的一滴咖啡污迹而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幅油画，是否已退到了欣赏它的最佳距离？望学者们能不啬赐教。即使还没到，那也没关系。这幅油画毕竟不是一般的油画，它并非一人所作，而是八亿人共同制作的。是伟大的作品，还是涂鸦？请别过早下结论。它其中的某一笔、某一划到底用意何在？是美妙的飞来神笔，还是为了掩盖不小心掉在上面的烟灰或咖啡污迹的涂抹，趁这幅油画的制作者们尚未作古之时，让他们自己说出，也可免去后世的学者和鉴赏家们过多的无谓争论。
本文作者是这幅伟大的作品，或者说涂鸦，的其中一笔的制作者之一，趁尚未进入历史的垃圾堆之时，如实地记录下这一笔是如何涂在那幅巨大的油画上的。这一笔虽然算不上飞来神笔，也谈不上美妙。但是，它却不是为了掩盖烟灰或咖啡污迹的涂抹，未来的专家们和油画鉴赏家们大可不必为此进行无谓的争论。更或者，如果这以后的二十年、三十年间，所有的学者和这幅巨大的油画的制作者们都保持沉默就作古了的话，也可让那个五千年后的柏拉图第二在谈到远古时代的称之为中国的地方发生的那场被当时的执政者称之为“一场浩劫”，被当时的学者们称之为“一次全国性的大灾难”的，困挠了后代学者几千年的一场重大历史事件，实质上是一场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大变动，并非是小行星撞地球，中国也没有发生陆沉。对那次的社会大变动他已找到了一页真实的记录，对它的真相的描述他已有了一点可循的蛛丝马迹。他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那些对他的描述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们：中国的那十年并没有消失，也没有沉没在太平洋底，伟大的中国一直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亚特兰梯斯可能是神话，但中国的那十年并非神话！

伟大的工匠  写于2003年9月4日这是为我那本书写的一篇“前言”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4 15:26:08

二十八，在看守所的反思（十四）
——文化大革命概论
由于“二月逆流”，公安部门的介入，使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起了质的变化。本来，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和公安是不允许介入文化大革命的，即是说，不允许介入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也即是“文革史家”和一些民运人士指责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这种斗争，造反派群众，广大的工人，农民，学生和普通百姓是介入了。这也就是，当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的调子吹响以后，中国所谓的文革史家们就在这样的调子下开始翩翩起舞了，甚至用各自的嗓门还把这调子越吹越响，响到连外国的文革研究史家们都不知所措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明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上层的斗争有多少卑鄙的性质，哪一方好，哪一方坏，群众支持的这一方即使是坏的，但也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人民群众真正参政议政的行动。难道，在现在最民主的国家里，公民用自己神圣的一票投给的一方就绝对不可能是错误的一方吗？他们就没有受到过误导和欺骗吗？甚至还有标榜绝对中立，绝对自由，自主的舆论的误导？但民主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公民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哪怕他们表达出的这个意愿可能是错误的。当然，这样的语句，就凭我这样一个毫无半点学识的泥水工人的水准大概也想不出来，只能是剽窃那些民主理论权威们的经典妙句。遗憾的是，这些民主运动的理论家们又凭什么要将文化大革命初期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行动说成是卷入了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而给予全盘否定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多如牛毛的群众组织难道不是自发成立的吗？难道不是合法的吗？难道不正是人民群众表达了他们有结社自由的权利的行为吗？“造反派”和“保皇派”互相用大字报，传单和宣传车攻击对方，请问，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的两派或者多派不都是在互相攻击吗？甚至于在国会上都还有互不相让，大打出手，拔枪相向的时候。当代海外的那些民运组织不是也分成了“体制内的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抗争派”，或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互相攻击和指责吗？国内的高级知识分子群落不是也都分成了“修宪派”和“顽固派”在互相攻击和指责吗？当年的当权派和以后的掌权者尽其可能对“造反派”诬蔑，丑化，最后全盘否定，现代海外的民运斗士和国内那些追求民主自由改革的知识精英们不也是正在面临这种处境吗？你们被骂为 “卖国贼”，“吃人血馒头的寄生虫”，“民运骗子”，“安定团结的破坏分子”，“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等等，你们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想参政议政的权利，更不容许别人以此来诬蔑和否定当前的民主运动和你们想追求民主自由的权利，但为什么就不能感同身受，反而要去做当政者的应声虫，将你们的先驱者，当年的数以亿计的人民群众想参政议政，行使自己权利的行为全盘否定呢？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来说明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群众是打着“拥毛反刘”的旗帜的，他们成功地打倒了刘少奇和地方上几乎所有的平时欺压他们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如果按现在的说法，是毛利用了他们，他们是卷入了两条路线斗争和毛刘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你们说，毛也不是什么好人，行，如果我们就象普通的人那样把人简单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换句话说，他们是帮助了一个坏蛋，打倒了另一个坏蛋和一大群大大小小的坏蛋。他们可能成功的时候（或许只是极短暂的成功），被第三个坏蛋镇压下去了，出动的是公安机关。
七六年四月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打着“悼周，拥邓”，反“四人帮”的旗号的。无可否认，不管周邓还是王张江姚等都是共产党内当时的当权派，这应该也是卷入了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他们当场就失败了，被他们反对的那一方及时把他们镇压下去了，出动的是首都工人民兵师。半年后，他们拥护的那一方胜利了，因为拥有军队而打倒了他们反对的另一方“四人帮”，他们得到了平反，多数成了新当权者的宾客，这难道不叫做卷入了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可是，我国的知识分子们现在通常把“四•五天安门运动”称为现代史上相当当的民主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亿万群众的造反运动称之为“群氓运动”，我看，这除了丧尽天良的中国知识分子，恐怕连共产党都想不出这样的词语。如果我们用那个简单的好人坏人来划分，实际上，“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拥护共产党内的两个“好人”，去打倒共产党内的的四个“坏蛋”。
七九民运，即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可以说没有卷入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但它也是伴随着这两条路线斗争而兴起成长，随着这两条路线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他们心中期望和拥护的好人邓小平上了台，他们心中不满的那个毛的接班人华国锋下了台，他们却被他们拥护的人镇压下去了。大部分都被判了重刑，而且永远不会给他们平反。
八九年的那个学生运动，是打着“悼胡，拥赵，反李，反邓”的旗号的，胡赵邓李等也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胡赵搞的与邓的完全是同一路线，那么，胡赵的总书记的位置就不会丢掉。可见，这也是存在着明显的两条路线斗争。在“四•五天安门运动”和“七九民运“中认为的好人邓，这时成了要被打倒的坏蛋，普遍认为，是他出动了军队，用机枪坦克将那次运动镇压了下去。
可见，中国现代的历次民主运动与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或者说，历次的民主运动是利用了两条路线斗争，以及这种斗争所造成的机会。当前海外的民主运动应该说从王炳章先生发动中国之春民主运动起是摆脱了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可是，不久以后，又有人企图在共产党内找出一个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子出来，自作多情地把共产党内的某些人划成“开明派”，某些人划成“保守派”，甚至于忙于公开表态自己支持某些人，反对某些人。最后，却由他们认为的“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乔石掴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不成气候，不足为患。”中国现代的民主运动的幼稚性，依附性表露无遗。真正表现出了独立性，坚守性，不带仇恨和偏见的还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各类群众组织里脱颖而出的七九民运的那批精华，他们是经过了大动荡和冷静思考的一群，当前海外的民主运动及国内此起彼伏的民运都是这些人在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是亿万群众中升华出来的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又代表了亿万群众，他们不会，也不应该割断自己的历史，割断自己的历史就等于是割断了自己与亿万群众的联系，也是割断了中国民主运动的连续性。
在中国现代的历次民主运动中（文化大革命中亿万群众的造反运动也是必须完全肯定的一次民主运动），群众们所“拥护的”或“反对的”都是权宜的，而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好人“和”坏蛋“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民主运动与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是相互利用的，而不是单方面被利用的；现代大陆较为宽松的政治局面（只是与四十多年前相比）是历次的民主运动逐步争取得到的。在这个争取的过程中，文化大革命中的亿万群众的造反运动功不可没。除了毛和他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真正的一小撮人之外，亿万群众首先打破了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的机构绝对不能反对的神话，把这些打了个稀巴烂，以后的民主运动才在这个基础上向纵深去发展了，才逐步赢得了目前的局面。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去鹦鹉学舌，尔云亦云地说什么“一场浩劫”“全盘否定”呢？当现代的当权者用文件和宣传舆论向民众灌输“陆×运动”是“一场反革命暴乱”“一场政治动乱”的时候，现代的知识精英们可曾想过，他们正是用同样的手法处理了一场发生在四十年前的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
话说回头来，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和公安的确没有介入文化大革命，即没有介入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军队负责国家的国防和安全，公安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当然，他们对保皇红卫兵的刑事犯罪活动是采取了放纵的态度），他们无权也不应该干预群众（即后来所称的“公民”）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倾向。这不就是民主运动想取得的成果之一吗？在民主国家里，公民们也可能是分成了不同的派系，在支持和反对着上层的一些政治集团，或者表达着自己的呼声，哪怕他们表达的这种呼声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警察和军队都不能介入这种政治运动，只要群众的反对和支持的这些活动没有刑事犯罪，就不受警察部门的干预，军队更没有权利介入政治集团和群众的派系斗争。文革初期曾有过一时的这样的幻景，哪怕是海市蜃楼，确实存在过一段时间。两派群众互喊着尖锐对立的口号：“炮轰××局”“火烧省市委”，或“省市委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小缺点是难免的”，他们只不过是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而已。当然，他们的这个意愿是多少年来一直压抑在心头而不敢表达的，现在，得到了一个机会，是在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达到了尖锐化，白热化的时候受到诱发和特许的情况下才公开表达了出来。但我们却不能说，受到了诱发和特许表达出来的意愿就不是他们的意愿，更不能仅凭他们不得不用一些口号去换取这个特许权而全盘否定了他们多年来想表达而一直不敢表达的这个真实意愿，即“打倒走资派”，这个所谓的“走资派”即是一切欺压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当权派的代名词，“凡带‘长’字号的都要靠边站”，“我们要夺权”，“要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但是，在“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激烈争斗中，双方都没有，也无权去抓，打和关押与自己意见相反的另一派人，这难道不是一种民主运动的特征吗？“造反派”虽然高叫要“打倒走资派”，天天在批斗“走资派”，但在没有撤换那些被斗得焦头烂额的“走资派”前，行政上仍然是这些天天挨斗的“走资派”说了算，什么事还得要他们签字为准。在民主国家里，不也是允许公民们批判和提出打倒，要求撤换他们不满意的行政领导吗？包括总统在内。而且也不排除公民们有时也会受到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的煽动，误导和利用。但一天未罢免或撤换，这些行政领导和总统在内，即使天天挨批，面对高喊要打倒他们的公民们，他们仍然在行政上有决定权吗？所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运动是具有民主运动的性质和特征的。公安的介入，非法抓捕这些合法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取缔他们的组织，甚至还宣布他们为反动组织和反革命组织，非法组织，这才使文化大革命的民主运动的性质起了质的变化，由此而引发的武斗，军队又以“支左”的名义公开介入了文化大革命，更使文化大革命的民主运动的性质茫然无存。这以后就属于纯粹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和宫廷政变式的斗争了。
“二月逆流”正是这个使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从民主运动转变成纯粹的党内权力斗争和宫廷政变式的斗争的转折点。
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述，本人认为，十年文革的概念是错误的。真正的文革只有三年，而且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真正触动了每一个中国人灵魂的民主运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民主运动中，人民群众利用了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提供的机会，向执政当局展示了它反压迫，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要自由，要参政议政的强烈意愿。它一度把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平时欺压他们的为非作歹的官僚们打翻在地，夺了他们的权。但是，这个权被一小撮投机分子，个人野心家，变色龙篡夺了，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权。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用它来打垮自己的政敌，整肃共产党内的异己分子，但是，客观上却提供了一个机会和极大的舞台，这个机会和极大的舞台就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所谓以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形式的“大民主”，各种人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舞台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上台表演。
当然，现代的知识精英都会说，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群众是在毛泽东当时给予的那个虚伪的 “大民主”的煽动下去造反的，实际上是帮助了毛泽东走向了更独裁、更极权的顶峰，所以，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个所谓的“大民主”，实质上是反民主的，是反动的，也应该给予全盘否定，应该是要现代的知识精英们提出的真正的民主。
本人也并不认为毛泽东当时给予的这个所谓的“大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他给予的目的是要叫人民群众去帮助他打垮自己的政敌，巩固自己绝对权威的地位。但问题是，人民群众当时为什么会接受它呢？
这里有一个故事：两个恶棍把一个善良的巨人连哄带骗地领进了沙漠，他们对巨人说，沙漠的深处就是天堂。已经十七天没给他一滴水喝了，他快要渴死了。突然，这两个恶棍为了争夺沙漠的控制权而大打出手，其中一个恶棍不知为什么又用一只手卡住了这个巨人的脖子。另一个恶棍明白，只有借助这个巨人的力量才能打倒这一个恶棍。于是，他递过了一杯浑浊的，甚至还有几滴尿液和血腥味的水，对这个巨人说：“快喝了它，起来把卡住你脖子的这个坏蛋打倒，十七天不给你一点水喝是他的主意，他还要把你往沙漠的更深处领去呢。”这个善良的、快要渴死、又被人卡住脖子的巨人这样做了，但他也因此而得已延续了自己的生命。从此，他及他的子孙也都知道了水的可贵，水能保住自己的生命，也能增加自己的力量。他们开始向沙漠的新的控制者争取要更多的水，更清洁的水。后来，这个巨人的子孙们有一些幸运生活在充满了水的地方。他们可以用清凉的山泉洗浴，互相用水嬉戏，喝着最纯净、最纯净的水。但当他们一想到他们的父辈、祖辈曾经喝过的那一碗浑浊的水时，心中充满了耻辱感，他们大声地责备那个巨人：“你根本就不应该喝那碗水，那不叫水，那是氧化氢、氨和泥沙的混合物，你宁愿渴死，被人卡住脖子窒息死掉，也不应该去喝那样的东西，要喝，就必须喝这清凉的山泉，还有加了点钙镁离子的矿泉水，象我们现在这样。”他们的指责虽然很有道理，人啊，的确是有权饮用那清洁的水的。可是，巨人听了，只觉得一阵心酸和满脸的无奈。使他更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争取活下来都是一种罪！？
这个巨人还有另一批子孙，他们发达了，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竟然也认为他们的祖辈父辈们争取活下来的权利都是多余的，是愚蠢的举动，生活自然会好的，上面一定会恩赐，它要叫你死你就死吧，何必多此一举？可是他们竟然连这样基本的常识都忘记了，他们的祖辈父辈如果当时不争取活下来，他们会能有今天吗？他们还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吗？
好了，不管它是水，还是什么东西的混合物，我们还是沿用那个名词，把它称为“大民主”吧。
真正的民主有公认的社会准则和法律依据作为它的限制，而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个“大民主”也有它独特的限制，那就是：
一，不准反对毛泽东和他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那几个人；
二，不准反对共产党，但可以反对共产党的所有领导干部，只要给他们扣上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就行了；
三，运用这个大民主的时候应该先喊几声“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口号；
四，自发成立的一切组织前面只要冠以“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字就算取得了合法地位，无须再经过任何人批准。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游戏规则，这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大民主”的游戏规则。这肯定不是真正的民主，但是起码比一点不允许你反抗，砍你的头，杀你全家还得叫你说声“谢主龙恩”好得多吧？
知识分子们当然鄙视这个“大民主”。因为他们丰富的书本知识告诉他们，这不是真正的民主。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更使他们心有余悸，时刻提醒他们，这种由毛泽东赐予的这个所谓的大民主，肯定又是一个“阳谋”，他们在文革初期更成为这个“大民主”的受害者。因此，即使形势允许他们反抗的时候，他们也宁愿把自己关在苦闷的小阁楼里，长吁短叹，或者到清幽的小河边，去做世外高人。
还有一种人认为，以暴力反对和推翻最高当权者和执政当局为标志和最终目的的运动才能称之为民主运动，实际上这是对真正的民主运动的曲解，因为用暴力去进行的“民主运动”如果成功后建立的新政权能否民主，是令人怀疑的，甚至于可能更专制、更独裁。他们不明白，民主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夜之中，从天而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人民的民主意识和觉悟逐步形成和提高的过程。法国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法皇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最后确立的，就连拿破仑这样的人也三番两次地想恢复帝制，自己当皇帝。再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也并不是单一的民主共和制，也包括了象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中国在光绪时代有可能走到君主立宪的这一步，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就彻底地使君主立宪在中国变成了不可能，虽然袁世凯也想过走君主立宪，但他在戊戌变法中的劣迹和他的军人出身的身份充分说明了，他如果当了皇帝，不可能走到君主立宪，只可能走向独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如果在中国实施，能否带领中国走到民主制呢？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作为国民党的党魁所选定的那些接班人，从事实上看，没有一个具备了民主的素质。当然，政治领袖的民主素质也不能离开全民的民主素质而凭空出现。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这话是对的。当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人民需要好皇帝来管理天下，给他们带来一点好日子的时候，自然就会有所谓的英明圣主出现。中国所谓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和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就是在这种思想下的产物。在加上中国历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吹嘘，已经使中国的民众认为好皇帝管理天下是中国社会的正道，只要没有战乱，丰衣足食，过上小康，就是人间美景，是人民的最高追求了。所以中国的社会就永远在动乱，大治，好日子，奔小康，社会不公，又动乱，社会倒退中周而复始地循环。所以，没有民主思想的人民，突然给了他民主的制度，他也会觉得无所适从。
那种想用突然的暴力方式即推翻当时的政权来改革社会的人当然更不会参与文化大革命，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最高当局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绝对不可能以反对毛泽东和推翻共产党为最终目的的。所以，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个所谓的“大民主”只会嗤之以鼻，暗中观察，看笑话。
可是，却有三种不知天高地厚，对真正的民主一知半解的人却运用这个“大民主”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了。
第一种人高喊着“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口号在人民群众的脖子上架上了一把刀，伤口里撒上了一把盐，背脊上踩上了一只脚。（例如，首批出现的红卫兵）
第二种人高喊着同样的口号推开了那把刀，从地上翻身爬起，把那些欺压了他们十七年的人打翻在地，出了积压在心中多年的一股恶气。（这就是广大的造反派群众）
第三种人也是喊着同样的口号，利用这个机会去为广大的工人群众争取他们应有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是属于这第三种人中的一群。
因此，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你只要想到为人民的利益去做点好事，总是有一定的机会，例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再好的环境下，如果你想到的只是自己，那么，这再好的条件，也只会变成一种为个人谋私利的机会，例如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
无可否认，在文化大革命中应用了那个“大民主”的这三种人，“红卫兵”，造反派，以及相当于我们《全红总》这种类型的为某一个群体争取权利的群众组织都是合法的，虽然他们所干的事各有不同，甚至于互相对抗。那么，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个“大民主”，虽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不准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但却可以反对共产党内除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那几个人外的任何人），除此之外，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了，想反对谁都行了，想揭发什么问题都行了，大字报，传单满天飞舞了。想成立什么组织都是合法的了，甚至于你成立的组织，即使是公开标明是反对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还要给你无条件提供活动经费和办公地点，（例如，我们《全红总》贵州分部的全部活动经费和办公地点，脱产人员的工资等等全部都是中共贵州省委提供的），而且它不会给你派任何一个人来干涉和控制你的组织。那时已经没有党的基层组织了，党员都分别参加了各个不同的群众组织，而且受那些群众组织的头头所领导，比如，我是头头，我下面的若干共产党，共青团员就绝对服从我的领导，而且我还是一个当时政治身份非常底下的黑五类的狗崽子，唯一的依据就是我是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头头，这是不是一种民主运动的雏性呢？
当然，文化大革命中除了上述这三种属于文化大革命这个范畴的人之外，
还有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也趁文化大革命之机，行私人报复，迫害与他们私人有仇有隙的人士，例如江青，康生等；或者讨好强者，打击弱者，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例如周恩来；再或者想篡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如林彪，王张江姚等人。他们这些人，只是利用了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机会去趁火打劫而已。这作为共产党这样一个组织的内部事务，他们要“全盘否定”，或“部分否定”，说成是“一场浩劫”或“一场严重的政治考验”，本人都毫无异议，也无权过问，本人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研究和评述。况且，当上述这一伙人共同整垮整死了那个倒霉的共和国主席之后，又相互间进行了一场毫无群众参与的，丑闻式的，狗咬狗的斗争，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四人帮”，这些都是发生在三年文革结束以后的事，与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毫不相干了。
共产党内的“四人帮”的崛起和覆灭的时间刚好是十年，所以，新的当政者将文革定为十年，是要将人民群众争民主，反迫害，要参政的民主运动与那些他们自己内部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共产党内最高领导权的行为混为一谈，而将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从而否定了中国现代民运史上的起始点，造成了文革研究史的极大混乱，混淆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与共产党内的争权夺利的斗争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斩断了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连续性，将中国现代的民主运动一个个的孤立起来，说成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动乱，使中国现代的民主运动始终不可能承上启下，后面的不知道前面的，甚至于鹦鹉学舌式的将他们的先驱者也都全部否定，从而让自己处于孤立无援，最后也必然面临“全盘否定”的境地。

二十九，在看守所的反思（十五）
——文化大革命游杭州灵隐寺
在那腥风血雨吹遍全国的“二月逆流”中，我带着石应宽，杨爽秋二人在火车上停停走走，历经了七个省，十几个大城市，目睹了各地造反派头头被抓，群众被压，组织被迫解散的情况，不由得愁上心头。我们为《全红总》的前途而担忧，也更为王振海，杨政，郝维奇，金展云，支四根等等在总部的负责人以及我们贵州在总部的毛胜年，周牧和余红珠这些人的命运而担忧。
我忧虑，焦急，已经几天没吃下东西了，胃完全坏了。火车上虽然不时有点油炸饼供应，但更加吃不下。火车经常是在郊外突然停车，想买点其它的东西吃都不可能。杨爽秋见我的身体拖垮了，焦急万分，她与石应宽商量后，两人一齐对我说：“老萧，你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你的身体完全坏了，怎么能拖得到北京呢？就是能到北京，看现在的形势，恐怕得叫上他们马上就走。到时你的身体拖垮了，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你处理，能行吗？不如下车去找点面食，粥之类的东西给你吃吃吧，反正火车也是停着。”
我说：“不行，离开火车，万一火车突然开走怎么办？要坚持，现在时间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早一天找到总部，早一天搞清总部的情况，早一天回去，老潘，老曹，老邬，老谢他们都等着我们回去，昆明的人也等着我们回去。看到目前的形势，我真的是心急如火啊。中央对我们《全红总》是要处理了，但如何处理，仍然不是很清楚，下面很多谣言对我们确实是很不利了。”
杭州到了，火车也停了，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反正镇压群众组织后，有人卧轨自杀抗议，有人拦阻火车，蜂拥而上，想劫火车去北京告状。北上的火车暂时不通了，我们只好下车，在杭州街头吃了一碗馄饨，舒服极了，我觉得那味道太美了，直到今天还想起那碗馄饨的美味。
我们找了个小旅店住了下来。当天晚上杭州大雪纷飞，第二天一早，又出了太阳，反正都走不了，石应宽提议不如去西湖看看。西湖，这本来就是中国的风景名胜，多少骚人墨客为她的美丽而倾倒，留下了无数醉人的诗篇，美丽动人的神话白蛇传就发生在西湖。雪过天晴，大地白雪皑皑，天空阳光映照，现在更加美了。今天是大年初三，我们的春节是在火车上饿着肚子过的。
我们由于心情沉重，无心仔细欣赏这样的美景。也许我少年时受古代骚人墨客的渲染所影响，我提出上灵隐寺喝茶。沿着竹林小径，上了灵隐寺，因为很早，只有我们三人。还好，我们暗中庆幸，红卫兵破四旧还没有把灵隐寺砸个稀巴烂，寺里及大雄宝殿都没有开放。寺口小卖部还有一些和尚，在卖茶水和糕点，石应宽说，就要点糕点和喝杯咖啡吧。我说，不行，既然到了灵隐寺这古刹胜地，一定得喝杯茶，听说灵隐寺里的龙井茶最好，还要虎泡泉里的水泡出来的才好，否则我们今天来灵隐寺就没有意义了。我一定要品尝一下那些文人们坐在寺里喝着龙井茶的那种滋味，可惜寺里没有开放，太遗憾了。我问小卖部的小和尚，我们可不可以进行瞻仰一下大雄宝殿，我们是远道而来的，我一生也游历过不少寺庙，来到这心目中向往来已久的古刹，不能进去瞻仰一下，太遗憾了。正说着，寺门开了，出来了一个老和尚，小和尚把我的话给那老和尚说了。老和尚仔细看了看我们，又听我说出是想瞻仰这佛门胜地，古刹宝寺。没有半句恶言秽语，谈吐文雅，觉得我与一般人不同。看杨爽秋是一个美丽端庄的女孩子，石应宽是一个知识分子样，我虽然是一个泥水工人，除非我是在建筑工地上提着砖刀，脱光上身干活时，平时是看不出来的，也是一付很清秀斯文的书生样。那老和尚再仔细的端详了我一会，说：“好吧，施主，听你的谈吐，非比常人，你虽未入佛门，但却是与佛有缘之人。既然远道而来，今天没有外人，就让你进去看看吧，了你心愿。”我大喜过望，向那和尚双手合十，鞠了一躬，说：“敢问大师法号？”那和尚说：“施主，如今之时，就别问这些了，贫僧是本寺的主持，请进吧。”那长老把我们领了进去，很快就关上了门。
我们进去瞻仰了大雄宝殿，寺里已经没有了香火，非常的冷清。我也没有焚香了，我只是跪拜了如来佛祖和各位菩萨。一个小和尚过来说：“施主，长老亲自给你切好了茶，请去饮茶吧。”小和尚领我们来到寺院中，一个石桌子上放着三碗茶。长老说：“施主，请慢用吧，这是老纳亲自为施主切的茶，而且这水是从虎泡泉里打来的泉水，这顶极龙井茶如果没有虎泡泉的水，切出来也只是一般。”我揭开碗盖，一阵清香扑鼻，暗绿的茶叶象粗针一样竖立地水中，有的象半开的倒立的小伞，有的象我小年时用来做弹弓打麻雀的小树丫，在淡绿的茶水中游弋，我从未见过泡的茶会是这个样子，太妙了。我喝了一口，美极了。那清香，略略有点涩味，但很快就变成甜美的味儿，四十年来，好象一直还在我口中回味。离开杭州时，我也买了点龙井茶，包括以后在香港，到处都有龙井茶卖，但始终泡不出那醉人心扉的味道。说真的，美丽的杭州，就那长老给我切的一碗龙井茶，和刚进城时吃的那碗馄饨，足足令我四十多年来不停地回味。
前晚下的雪当然没融化，大地仍然是一片白色，太阳已经升上了天空，雪过天晴，看红装素裹。我猛然想到了毛主席的那首《沁园春•雪》，不自觉地就念了起来，“……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突然一阵愁思又涌上了心头，我想到了昆明的工人们送别我们的情景，我想到了我们组织的前途，我们的未来。一路上看到多少群众组织的头头被抓，这腥风血雨的二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难道就以大量抓捕已经起来为他奋战的群众组织的头头而这样告终了吗？这难道是毛泽东的决策吗？他发动群众，他为什么又这么快地背叛了他的初衷啊。
我站了起来，俯视西湖，遥望保和塔，突然吟出了两句诗：
西山有情西子泪，
灵山烽烟灵隐灰。
这西山当然是指昆明的西山，是我召开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西山会议”的地方，“西山有情”当然是指昆明的工人们对我们的眷恋之情，“西子”肯定是指西湖了，“西子泪”那是指我在西湖边流下的滚滚热泪。“灵山”是指贵阳的黔灵山，是我少年时多年寒山苦读的地方，也是泛指我投笔从政参加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来的地方，我们燃起的烽烟，难道就此化为了灰烬了吗？我们未尽的事业啊，难道就此了结了吗？
拜别了长老，我们离开灵隐寺下山了，也去游了西湖，看了“三潭印月”，但是白天，别人说，玩“三潭印月”应该是晚上，皓月当空之时，泛舟西子湖上，才能有诗情画意。白天游此，只能叫“三潭没有印月”。不过却让我想到了瞎子阿炳和他的那一首二胡曲子“二泉印月”，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二胡曲子，而且我中学时用二胡独奏这首曲子为我校夺得了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的第一名。电影“阿炳”的外景好象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我们走过了“断桥”，真正地看到了“断桥残雪”的情景，文人们对“断桥残雪”描绘得太玄了点，不过，我只觉得走过就走过了吧，我还是觉得勾引不起我的诗意。岳王坟没有开放，听说是有红卫兵要进去捣毁岳飞的像，说他是愚忠，只效忠皇帝，唯皇帝老儿的命令是从，没有真正地把百姓的疾苦和中华民族的存亡放地心上，没有起来反抗。秦桧夫妇那反绑着跪着的黑色铜像被打得歪倒在一边。我们走过，也就没有进去了。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4 15:28:07

三十，在看守所的反思（十六）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的《通告》
十六日晚，听说有火车去上海，我们挤上了火车，十七日中午到了上海。这次更糟了，北上的火车完全没有了，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间。为了节省钱，我们不能住旅店。我与杨爽秋的工资虽然是由贵州省委领导下的工人联络站发了，因为我们是省委领导批准确定的脱产人员，但还没到发工资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石应宽更是离开学校后，几个月没有回学校了，工资只能是由老婆去代领了。我们的身上只有李炳华给的我们这次出差北京的三百元公款，如果不节约着用，到时没钱了，连回去都不行了。我们找了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的党政部门都按照中央的规定设有很多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接待到当地串联的红卫兵，除了免费住宿，还有免费餐供应，我们也只能去打这种穷主意了。但负责接待的一个女青年见我们不是红卫兵，不予接待。没办法，我只好以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组织部的名义开出公函，盖上公章。她见到公函，招待我们住了下来，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使用《全红总》的正式公函了。她问我们到上海有什么事需要联系，我们假意说，我们是来找《全红总》上海分团联系工作的，并问她上海分团在什么地方，她回答说不知道，只告诉我们，有事需要联系的话，可以去找上海“工总司”，就是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她说，现在的上海是“工总司”的天下。
我们不想去找“工总司”联系，与她搭讪的目的是为了能有个免费的地方住下来，好天天去打听是否有北上的火车。第二天，即1967年的2月18日，我们看到上海街头到处都贴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
（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
（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仍按原来的办法进行。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该回到原生产单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五）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坚决揭露。
（六）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当时已经不存在共和国的主席了）对我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我团与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签发的、也即是我带到了昆明私自大量翻印和发到全国的《联合通告》的正式处理文件。
如果说，当时的社会是人治，是以中央的文件代替了法律来执行的话，上述这一个中央文件就是正式处理我组织的法律依据，违背这一文件的一切地方上的处理都是不合法的。包括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二月二十四日下达的“取缔非法的全国性群众组织”的布告，宣布我组织为反动组织，大肆抓捕我组织各级负责人的北京市的文件都是完全非法的，是当时的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负责人牟立善违背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作出的错误决定，也是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作出的镇压《全红总》的错误决定。所以我一直坚持，中央并没有宣布我《全红总》是反动组织和反革命组织，对我们的处理一切应以中共中央、国务院1967年2月17日的文件为准，我们是无罪的，所以我才坚持不同意给我教育释放的决定，我无罪，我的组织也无罪。我们所干的一切是正确的，就是把中央对我们组织处理的文件翻开来对照，我们也是无罪的。
中国的文革研究家研究文革时一切都以中央的文件和某某首长的讲话为依据，那么，为了满足那些以中央文件作依据来评写文革历史的史学家们的兴趣，我不妨也对此文件作一点剖析。
首先，在文化大革命中，稍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应该清楚，虽然普遍认为，毛泽东是最高统帅，但是，当时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四个：“中共中央”是毛，“中央军委”是林，“中央文革”是江，“国务院”是周。这四个最高权力机构在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时甚至于是互相矛盾和对立的。当时的中央红头文件，如果落款仅写“中共中央”，那就是完全代表了毛泽东的旨意。如果落款写的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那就是以林彪的意见为主，甚至有时毛、江、周未必事先知道和认可。如果落款写的是“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那就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的意见，有时毛、林、周未必知道和同意。如果落款仅写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那就是周恩来的旨意，有时毛、林、江未必知道和认可。当时有很多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或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达文件出面平反的群众组织，即可知道，这些群众组织原来是被周恩来管辖的国务院和公安部门打为反动组织的。如果被落款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国务院”四个权力机构定性的反动组织，即是毛林江周都一致同意的，想翻案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所以当时的这四个权力机构，即毛、林、江、周，就从下达的文件上都可以清楚的看出他们是即统一，又矛盾的。
当时的斗争，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地方上，并不是在北京，对于他们四人的一些具体情况可以说我并不了解，我就只能根据中央文件的这四个衔头来判断毛、林、江、周四人的矛盾和动向。最后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四人是有很大矛盾的，只不过有时对某些事情的处理会在一定的时期有一个相对一致的步调。我当时的分析和判断，虽不说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准确率也有百分之七八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落款发出的这个有关处理我组织《全红总》的这一《通告》（以下简称《国务院通告》），无疑是周恩来的旨意，毛、江未必完全同意，林彪未介入其中，也就是说，林彪不管这事，他不表态。
这是其一。
其二，从这一文件可以看出，虽然是正式的，但却是一个妥协性的文件。我们不防再把《全红总》与中华人民共各国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所签署的《联合通告》发在这里作一次对照，更能清楚的看出问题：

联合通告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
一，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二，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被解雇期间的工资。
三，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  (部长郗占元亲笔签字）
中华全国总工会        （书记王志杰亲笔签字）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  （以上三个组织都盖有公章）
（这与原文件一个字不差，我身上的原件已经在被拘留时被公安局搜走）

《国务院通告》的第一点虽然宣布了上述这个《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但又在第三点和第四点中肯定了这个《联合通告》的内容是正确的。《国务院通告》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是这样说的：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该回到原生产单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请对照我们的《联合通告》，可以看出，《国务院通告》的这两点内容就是在重复和肯定了我们《联合通告》的三点内容。可是，一个具有正确内容的《联合通告》却被宣布为“非法的，应予以取消”，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周恩来眼中，我们《全红总》越权了，《全红总》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群众组织，有什么资格去制定和签署中央一级的文件？而且，《全红总》完全偏离了当时文革的大方向，没有去“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却死心眼地去为广大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争取他们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这就是潜越，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应该在一个统一的指挥下，为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需要服务，《全红总》完全离开了这个轨道。这正如海外一个学者郑义先生在他的书信体自传“历史的一部分”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或至迟在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出现了一个工人组织——《全红总》。……这个依据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代表工人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表现出一种独立意识。虽然这些要求多为经济要求，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政治要求的前奏。当这个组织刚刚展开全国性的活动，共产党最高当局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全红总》为“反动组织”，逮捕了它的领袖，取缔了它的组织。……当时群众组织林立，共产党为何偏偏视《全红总》为洪水猛兽而大下杀手呢？事隔多年，我才理解，这是由于这个工人组织一开始就脱离了共产党‘群众斗争为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所用’的轨道，而表现出反压迫、反剥削、争自由的独立自主倾向。这是纯粹的民主运动，这才是真正的造反！”
但是，为什么在二月十七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这个《通告》中，并没有表现出杀气，反而肯定了《全红总》的《联合通告》的内容呢？这是因为，《联合通告》不仅仅是《全红总》的要求和提议，而是“发自群众的内心，是千百万人不约而同的呼喊。”这正是海外学者刘国凯先生在其著作《文化革命简析》一书中明确指出的：
“六六年十二月下半月到六七年一月初，一股来势极这迅猛的风暴倾刻间席卷全国，这就是《全红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那个被官方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风暴。……积郁在广大群众胸中多年不敢讲的话，不敢提的合理要求，此刻都如开了闸的洪水汹涌而出。……六六年六七月份被资反路线整的人在群众中毕竟只占少数，而多年来在经济待遇上，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受到不合理对待的人相当多，因此这个行动比单纯的批资反路线要猛烈得多，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它发自群众内心，是千百万人不约而同的呼喊！”
正是这一股“倾刻间席卷全国”的“来势极这迅猛的风暴”，也正是因为“它发自群众内心，是千百万人不约而同的呼喊！”，“中共中央、国务院“都不得不作出妥协。元月四日，虽然国务院已经有了口头通知，要销毁我们的《联合通告》。但原件是在我手里，我想到，留下原件作为历史的“见证没有屁用，我要把它变成可能的现实！让它给现在生活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上的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们带来真正的实惠。今后的文人们和历史学家们随他们怎么说吧。”想不到，仍然有真正的学者作出了中肯的评论。正是我在昆明大量翻印后又发到全国（北京的已经全部销毁），让它变成了既成事实，全国上千万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都受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迫于这个形势和既成事实和全国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的压力，都不得不作出让步了。我的希望达到了，但我却付出了坐牢七年的代价。
其三，鉴于我亲自执笔写出的那篇论文《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这是用传单和大字报发向全国的一篇文章）的尖锐批判，以及《全红总》总部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向全国各地分团所发出的收集各地被迫害被欺压的临时工、合同工的典型事例的血泪控诉（我现在手中仍保存有《全红总》贵阳分部接总部通知后所出的收集此材料向整个贵阳市发出的“紧急通知”，这“紧急通知”的油印件还是我当年亲自用钢板刻写的腊纸油印的，并盖有《全红总》的公章，笔迹专家可以鉴定我的笔迹。）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二月十七日的《通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仍按原来的办法进行。”（见《国务院通告》第二条）。这应该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中承认错误了，反之，即承认了我们《全红总》提出的“要改革不合理的、欺压工人、分化工人队伍的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正确性。
《全红总》这样一个代表了广大工人利益的群众组织，提出的要求又是被“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式中央文件肯定了的，但它却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它的数以千级的各级负责人都被逮捕下狱，判处重刑。
请看看一个美籍华人学者，也就是2009年竞选美国弗吉尼亚州议会的议员的龚小夏女士在一本海外中文杂志九六年十一月号发表的《文革及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一文中的评论吧：
“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际，有一个名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组织活跃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这个组织发动了一场名符其实的工人运动：它组织起大批在工矿企业中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临时工与合同工，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曾经鼓动这一组织去冲击劳动人事部门，但在发现它并不热衷于去揪斗‘走资派’，而是试图争取工人的利益之后，就对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其四，“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通告》第六点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不能成立单独的组织？这是因为这些人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关系的群体，他们如果结合在一起，就会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为自身的利益和权利而战，而不会为别人的争权夺利去充当炮灰。但是，为什么全国工商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全国文联，全国学联，这些就能成立呢？因为这些所谓的联合会都是完全和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和统一指挥的，它们不单放弃了自己成立的宗旨，为他们的那些群体去争取权利和利益，反而变成了别人的一种统治工具，所以它们能存在。如果我们放弃为自身利益和权利去奋斗，愿意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而服务，就“可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即可以去揪斗、迫害不是他们那个司令部的当权派，可以去夺权（但不能掌权），可以去武斗，去杀害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工人兄弟、学生、平民，而且要杀得莫明其妙，不分青红皂白！总之，有相同利益的人不能结合在一起，不能成立只为自己争取权利和利益的组织，否则，他们就会形成一个不为他人所用的利益集团。
这正是杨小凯博士和杨建利博士在一本中文杂志九六年七月号发表的“身体自由脑袋不自由的自由”一文中明确指出的：
“之所以如此众多的人民群众起来造反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的，事实上，他们是对中共维持暴政十七年的各级官僚的政治迫害、经济剥削的反抗和报复。其发端是具有相当的正义性的。而且，迅速出现的群众组织里有一些类似于工会的鲜明代表一个社会群体利益的组织。例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就是鲜明地为临时工、合同工争取经济利益的造反组织，套用民主政治的术语，它们是明明白白的利益集团！”
一个充满了高压气体的气缸的阀门可以把它扭过去对准别人冲，嫁祸于人，让他们出了气，又冲倒了自己的对手，何乐而不为？一个为自身利益而战的利益集团是难以驾驭的，它甚至会动摇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基。
这也正是学者郑义先生多年后才明白的道理：“当时群众组织林立，共产党为何偏偏视《全红总》为洪水猛兽而大下杀手呢？”的根本原因（郑义先生语）。
其五，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通告》，不单是妥协性的，而且还是一个试探性的文件。这《通告》是国务院出的，当然是代表了周恩来的意见，并不一定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就在四十天前，毛泽东七十三岁大寿的当晚，即1966年12月26日晚，他用江青的口代他向《全红总》说出了那句话：“同志们好，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江青那晚带领着几乎当时还在台上的中共中央的全体大员不在当晚去向毛泽东祝寿，反而去会见了《全红总》的十五个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全体在场，那不用说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也去了，应该是代表了国务院和周恩来了。林彪没有去，但他的夫人叶群去了，也应该是代表了林彪了。这就是说，中央四个最高权力机构的人都有了。还有中央的喉舌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解放军报的编辑邵一海是先到了，《全红总》的代表就是他用车接来的。中国的所谓文革史家都说江青喜欢乱表态，私自发表一些与中央意见不完全相符的个人看法，因此而怀疑江青能否在当时代表毛主席。
我们看看当时的现场情况：江青步入会场，她有围巾，却并没有围在脖子上而是搭在两边胸前，穿的是中山装而不是军装，戴着眼镜，所有的中央大员都在她的两边或后面，她是被那些中央大员们簇拥着走在最前面的。没有等邵一海介绍，就向坐在那里的《全红总》代表微笑着招起手来，第一句话就是说：“同志们好！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后面和两边的中央大员们马上就向《全红总》的代表拍掌致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江青敢不敢当着所有的中央大员的面乱说一些违背毛主席和中央的讲话？江青敢不敢公然假传圣旨？而且是毛主席大寿的当晚啊！不在当晚去向最高领袖祝寿，却带了当时中央的全部大员来问候《全红总》的十五个代表，这是一些当时失去了工作的临时工、合同工，应该是社会的最低层人物了，而且正是在这批临时工合同工们在头一天封闭了劳动部，把全部劳动部的官员们扫地出门，接管了劳动部的全部权力的时候。并且中央还得知他们在第二天要去查封中华全国总工会。其实，当晚的那些临时工合同工的代表全部是《全红总》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中央（不用中央出面了，一个派出所的警力就足够了）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们一锅端了的。而且这些人被解放军报的编辑邵一海（当时他是穿着全身军装）带去的时候，心情的确也是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都不知此去是凶是吉。可是江青的第一句话就让他们安心了：“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而且会见的中央大员的人数超过了这些临时工合同工的代表，会见是在人民大会堂东会议二厅里，互相对坐在一起，后来被江青打电话叫来的劳动部长郗占元和全国总工会的书记王志杰反而不准坐，站到他们腿软。起码站了两个小时，最后才叫他们坐下。从晚上7点58分开始到第二天凌晨0点34分，长达4小时36分钟。没有毛主席的指示和批准，谁敢啊？
当然江青在情绪激动时也是发了脾气的：“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工人，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就象包身工！”“合同工在他们眼里简直就象后娘生的。”江青听我们控诉后，真的是哭了，文人们说江青是一个演员出身，能装出来的，我看就不象，而是真正的哭了。她流着泪说：“我流泪不是软弱，是因为看到了真正的同志！我感谢你们，你们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当我们控诉到工人们因为被解雇后有不少投河上吊，卖儿卖女，都已经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的时候，江青哭着说：“同志们，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我对不起同志们啊！”以下也是他当场的原话：“他们都是老爷（指那些部长），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
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
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得解雇临时工，合同工，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上班，工资补发。
三，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江青最后指着这些临时合同工的代表对劳动部长郗占元副部长李正亭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书记王志杰说：“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
（我们与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签署的《联合通告》就是根据这三点来的，第三点：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这一条，我们不用了，前两点我们充实了内容，也成了三点。）
一切谈话内容各方都有记录，而且当晚会马上向毛主席汇报（我这里也有一份当晚谈话的会议记录）。面对面坐着自由发言交谈，一边是当时的最高权力的象征，另一边是当时最低下的失去了工作的临时工合同工。现在的文人们说这是毛和江要收买人心，就算是吧，那现在也可以学一学毛泽东怎样收买人心呀。为什么现在去上访告状的可能连人都见不到就会被押送回去，关进神经病院，下面的可能你连一个芝麻大的县官的面都见不到呢？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全红总》声势之浩大，连毛泽东本人都极为重视，想来亲自指挥这支突然而起的极为强大的工人队伍了。元旦当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了《两报一刊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肯定了临时工合同工起来造反的行为。元月二号，《全红总》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的部长郗占元，副部长李正亭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书记正式签署了那个《联合通告》。
谁都不会否认，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一句话，可以令一个群众组织起死回生，也可以叫它马上就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他老人家只消挥挥手，就可以令百万红卫兵泪洒天安门广场。林彪说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算过分。
但是，《全红总》并没有因为毛主席说过的那句话而忘乎所以，去充当第二代的蒯大富，聂元梓或后来的王洪文式的人物，并没有去充当对付周恩来的打手和工具，而是按照自己既定的方针，去为临时合同工们争取他们应有的合法权利和经济利益。如果说，国务院认为，《全红总》封闭劳动部，进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都无所谓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那些临时工合同工们要进去住就让他们进去住吧，全国总工会的办公大楼也变成了招待来京告状的临时工合同工们免费吃宿的地方，你《全红总》愿意干这些傻事你就去干吧，国家不过是多拨点粮食出来，让你们在那里煮饭给来京没饭吃的临时工合同工吃，反正红卫兵串联到各地吃饭都是免费的，也不在乎多拿这么一点点粮食出来。）但却令国务院想不到和头痛的是：《全红总》趁热打铁，去与劳动部和总工会签署了那个《联合通知》，那才是要命的东西。部长们不坐在部里，照样可以对全国各地的劳动厅劳动局发号施令，各省的那些厅长们局长们还是要见部长亲笔签字盖章的文件才能执行。现在正式盖上了劳动部公章和总工会公章的文件被《全红总》签署出来了，而且那个部长和总工会书记居然都签上了名。这文件到了地方，厅长局长们敢不执行吗？周恩来才觉得事态严重了。但他也还是认为，下令全部销毁《联合通告》，不准外传就行了，犯不着在这时去与毛泽东对着干。立刻派了解放军去工人印刷厂封存了刚印出来的三十万份《联合通告》，并通知《全红总》销毁。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偏偏就会有这样一个人，敢从他的眼皮底下，在北京把《联合通告》的原件带走了，到了地方去大量翻印，又从那边远的地方发向了全国，在全国掀起了罕然大波，全国被解雇的上千万的临时合同工们都拿着这文件去闹复工复职，补发工资的事了。这是中央的正式文件，又有部长和总工会书记的亲笔签名，又盖上了公章，地方上敢不执行吗？这更把他触怒了。况且，他也看出，《全红总》的矛头所指，不是地方的走资派，而是国家的经济体制的问题，《全红总》不是在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服务，而是在真正的为工人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他与毛、江之间的矛盾，他心里是清楚的，江青随时都会找机会向他发难，《全红总》得到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接见和表态支持，肯定会倒向毛、江一派，所以，《全红总》不除，对他始终是心腹大患。如果《全红总》这支当时最强大的工人队伍万一哪一天被毛、江利用，成为打倒他的生力军，那才是后患无穷。既然《全红总》不能为他所用，不如尽早除去，免生大患。
其实，这时的毛泽东，可能对《全红总》反感了，他那只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大手，竟然对《全红总》不灵了，《全红总》并没有按照他的部署去行动，而是死心眼地去为工人争取利益。只不过，鉴于自己一个半月前曾表态支持过，那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全红总》被接见的第二天即用大字铅印，将当天晚上会见的情况以传单形式发向了全国。不好自己下手，老周要干，就让他去干吧。
而周也是由于一个半月前的那句话“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使他不得不有所顾忌，一是要顾及老毛的脸面，二是要摸清他老人家现在对《全红总》的态度。于是，他将镇压《全红总》的步骤分三步来完成，不象镇压其它造反派组织那样一步到位。
第一步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二日发的“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此“通告”并没有点《全红总》的名，但却是冲着《全红总》来的，因为《全红总》是最大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全红总》并不是没有领悟到，而是不买账。并且发出了“二告全国人民书”，以大字报和传单形式贴到街头和发向全国，并质问：为什么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全国学联，全国工商联这些“全国性组织”都有权存在，我们临时工合同工的全国性组织却要勒令撤销？宪法何在？公理何在？
当然，周恩来对《全红总》的反弹并不在乎，国为这个反弹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他在乎的是毛泽东的反应。二月十二日国务院的《通告》毛没有表态，就是默认了。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通告》就发出了，而且直接针对《全红总》，直接针对《全红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签署的那个《联合通告》，并正式宣布它是非法文件了。但为了顾及毛的面子，也迫于全国数千万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压力，这二月十七日的《通告》并没有带有明显的杀气。毛既然默认了第一个，也只能默认第二个了。通过这两次试探，周已经基本弄清了毛对于《全红总》的态度：默许和放手让他去镇压。一个星期后，周恩来正式对《全红总》下手了。他是一个极为小心谨慎的人，为了慎重，为了怕毛泽东反悔，这次他不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出《通告》了，而是指使谢富治，王力，叫“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于二月二十五日出了一个“取缔非法的全国性组织的布告”，这个“布告”全文如下：
经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灭资军造反总部，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团等组织，为反动组织，他们大肆进行造谣污蔑，挑动武斗，大搞经济主义，冲击国家机关，抢劫，破坏国家财产，霸占房屋，奸淫妇女等一系列罪恶活动。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一致要求，决定予以取缔，逮捕其首要分子和个别破坏分子，对受蒙蔽的一般群众，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揭发反动头目的罪行，立即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一般不予追究。
另查：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第一线战斗队，全国军垦战士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其他所有在京的所谓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都非法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告，应当立即解散，它们的成员要立即返回原地区，原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大家看看吧，这就是历史。中央眼皮底下的北京市公安局居然可以违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个星期前即二月十七日的《通告》，宣布《全红总》为反动组织，而且，它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执法机关，按理是没有权利宣布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为反动组织的，这才是真正的越权。以牟立善为首的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不可能连这一点常识都不懂，这是受到周的指示，由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如果今后毛泽东对取缔和镇压《全红总》有反悔和不同意的话，怪罪下来，可以舍车马，保将帅，北京市公安局吃不完兜着走。纵观周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毛、江的斗争中很多时都是采取“舍车马保将帅”的策略的。谢富治，王力等以后被毛打倒都是毛对“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怪罪下来，就被周作为保将帅而丢掉的车马，因为毛要干的事远远没有完成，他还需要群众的支持，他必须给群众平反撑腰。所以在“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中被国务院和公安部指使的各地方公安机关打成了的反动组织，最后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或“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文件给予平反，即是毛指使，由林，江出面。《全红总》最后也由中共中央宣布为普通群众组织，并不是反动组织，毛出面了，否定了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全红总》为反动组织的那个“布告”。
其实，我的历史观是一切应以人民群众在那段历史中的生活，思想，动态来评论历史，不能只依照最上层的文件，伟人的讲话，最上层的斗争（历史上是皇上的圣旨，宫廷政变，宫廷史，后宫生活这些来评论历史）。以上这一段就是按照文人们的习惯，用当时的中央文件来评论一下那段历史。
《全红总》的兴起和壮大并没有，也不想卷入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和派系斗争，但是它在被取缔和被镇压的过程中却牵动着中共最高当权者毛、周之间的惊心动魄的斗争。
我们与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合通告》元月二日签署，立即被周恩来反对，而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也未获通达，但也没有正式下文否定。元月五日被周下令全部销毁，可是却迟于一个半月后，二月十七日才正式有中央文件宣布它为非法文件。我就是无意中利用了这一个半月的时间，将《联合通告》带到了地方，重新翻印，又发到全国，执行落实，造成了既成事实。全国各地被迫害、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由于《联合通告》的执行而复了工，补发了工资。到二月十七日，等周、毛、江争吵了一个半月后，形成了“共识”，达成了“妥协”或者说“默契”，再正式宣布《联合通告》是非法文件时，为时已经晚了，木已成舟，生米已煮成了熟饭，地方上已经执行了一个半月了，该复工的已经复工了，补发的工资已经到手，甚至都用了。各地的劳动部门看到二月十七日的《通告》后，也不可能将恢复了工作的临时工合同工重新解雇，追回已经补发到工人手中的钱，钱肯定一到手就用了，那时任何人都没有隔月的钱，能用到下一个月发工资就很不错了。而且就是在二月十七日的《通告》里，也肯定了《联合通告》的内容是正确的。
虽然不能说，当时的我及《全红总》就很有胆识，敢于与国务院对着干，至少可以说，我们是有既定的宗旨的，我们的宗旨就是去为广大的工人们争取他们的合法权利和经济利益，我们不想卷入上层的派系斗争和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我是无意中钻了这个时间差的空子，为全国广大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被解雇了的临时合同工们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将他们从死亡的边缘上拉了回来。
周恩来镇压《全红总》的三步棋在毛泽东的默许之下，就这样顺利完成了。如果说，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在看到二月十七日的《通告》时尚未对《全红总》采取行动的话，到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宣布《全红总》为反动组织的镇压令一下，就立即对《全红总》的各级负责人进行抓捕，真的是雷厉风行，执行不过夜，宁可错捕三千，也不放走一个。请看看王年一先生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是怎样叙述这一段历史的：
1967年1月和196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宣布“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看看，王年一用的是“无效”，而不是“非法”）。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通告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错误的，……在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仍按原来的办法进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2月24日，中共中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非法组织。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部队逮捕了在京的“全红总”等非法组织的头头。3月2日，北京市几十个单位在钢铁学院召开了斗争“全红总”头头的大会。王振海等人受到惩罚了，而煽动他们造反的江青一伙，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依然无法无天。（见《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157页，158页。从上述我记述的史料中应该看出，恐怕不是江青煽动吧，如果说，《全红总》是受了煽动才起来造反的话，应该是毛泽东煽动才对，江青当晚是代表毛泽东去的，国务院，中央军委也有人去了的。如果一定要用“煽动”这个词的话，那应该是《全红总》用全国各地被解雇了的临时合同工们的凄惨生活的真实事例的血泪控诉煽动了江青才对，她被煽动到当场哭起来了。）
王年一先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正师级党史教官，而且是一个文革史家了，不会连1966年12月26日晚毛主席的七十三岁大寿之时中央全部领导在江青的带领下去会见《全红总》的十五个代表，她到底是代表了谁去的都搞不清楚吧？
当然，这没有关系，王年一先生的文革史观是“十年浩劫”和“全盘否定”的，只不过我们从他的这一段记述中也清楚的看出了，周恩来镇压《全红总》确实是分三步棋走的。至于他文中的“1967年1月和196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宣布‘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这一段记录，我就有点疑问了。1967年1月国务院第一次发出通知是周恩来的口头指示，是在1月4日，《联合通告》要全部销毁，不准外传，我当时是在北京《全红总》总部，我当然是清楚的。1月5日，即国务院，中央文革和《全红总》三方共同销毁《联合通告》的当天下午，我带上了《联合通告》的原件离开北京匆匆南下了。“196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这已经离《全红总》遭取缔和镇压已经九个月了，我这时已经在贵阳公安局看守所里呆了快九个月了，肯定是不知道“1968年1月”的这个再一次宣布《联合通告》是非法文件的通知了。其实，1967年2月17日已经有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式文件宣布它为非法文件了，十个月后，还有必要再一次（等于是第三次了）宣布它是非法文件吗？
事实是什么呢？我们虽然都进了监狱，但是这九个月来，全国各地仍然有人要求执行和正在执行着我在昆明翻印和发到了全国的那个《联合通告》，我的坐牢并不影响到那文件在全国各地的执行，而且各地对1967年2月17日宣布它为非法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式中央文件反而熟视无睹，因为我们的那《联合通告》关系到被无理解雇了的临时合同工们的生存问题，是他们的救命木板。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才不得不第三次宣布它无效。但是，这第三次也仍然不能揭止全国广大的临时工、合同工、转换工、外包工们要求执行《联合通告》和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反解雇、反迫害、反欺压，要平等、要同工同酬、要生活保障的斗争。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作出更大的让步了，即在1968年10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三工转正定级的通知》，也即是同意了我们《全红总》的要求了，让全国数千万的工作了很多年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们转正了，与正式工享有了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福利劳保，同工同酬，不会被随便解雇了，争回了一个劳动者应有的尊严。
说一点题外话。其实，我就是根据这一个文件给我转正的，我也为我自己争得了应有的权利和利益，也为我们建筑公司三千多临时合同工争得了转正的权利，包括我们的党委书记陈凤鸣的老婆李文兰，保护科长郑长修的老婆等等，她们也是根据这一文件转正定级了。所以七年后，我从监狱回到了单位，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贵州省第一监狱的众多干部的妻子和子女原来在监狱工厂也是当临时合同工，多年都不能转正，也是根据这一文件转正定级了，所以当我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而送到了贵州省第一监狱的时候，监狱干部们都了解了我就是为他们的子女和家属争取权利和利益的人，他们确实没有把我当一个犯人来看待了。我在监狱大骂公安干部，而且很恶劣，骂的语言很严重，完全可以上纲上线的。监狱干部没有打过我一拳一脚，公安局要加我的刑，监狱不同意，硬是以监狱党委和我在的工厂的党支部的名义顶了回去。而且监狱对这次事件审讯我时，暗示和提醒我，承认骂了，但不能说是骂上面，只能承认骂的是省里的领导和公安部门，一直包庇我。如果是现在，监狱会袒护一个被判了十年现行反革命罪（现在没有反革命罪了，是颠覆国家罪）的犯人去与公安部门，法院对着干吗？我一直管理犯人的学习和改造，父亲被红卫斗争时活活打死了，我愤怒，不能去奔伤，我绝食抗议，监狱对待绝食抗议的犯人是要严惩的，除了斗争，用刑具，关暗无天日的独居室，撑嘴钳都会用上。可是对我绝食是开导，谈心，叫与我玩得好的犯人多与我玩，不叫我上班了，又给我开小伙，吃特殊伙食，面条，牛奶，鸡蛋，营养品。我的母亲和《全红总》的人来监狱探望我，接见是在一个花园房间里，干部带我到后就离开了，随我们在一起聊几个小时，一直聊到监狱干部要下班了，监狱犯人要开晚饭了，我们也不想聊了，才来带我回去。
正当全国都在落实中央的《三工转正定级的通知》的时候，我在看守所已经关了二十个月了，却在此时被突然转为逮捕了，两个月后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那二十个月都只是拘留，公安局确实是不想判我的，是接到了突然的上级通知。毛胜年（贵阳在北京总部的负责人之一，总部的组织部长）是判的十五年，下到贵州省第一监狱后半年就放了，加上在看守所的二十二个月时间，共两年半。欧阳林（贵州分部的保卫组长，我的贴身保镖）是判的七年，也是下到监狱后不到半年就放了。石应宽（贵州分部和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宣传部长）判的是十五年，下到监狱后不到两年就放了。对他们给的都是“教育释放”，或者是“免于刑事处分”。回单位上班去，恢复工作籍。只有我虽然是判的十年，下到监狱后五年才放，等于是关了七年，因为我不同意“教育释放”，我一定要“无罪释放”，我认为我没有罪，不给我无罪释放就不行。而且我是《全红总》西南区最大的一个头头了，是《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贵州分部的第一负责人。犯的事在别人看来应该是最为严重的了。翻印《联合通告》，与周总理对着干，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在云南发展了八十万人参加了《全红总》，要是现在每一桩都足以枪毙。看看当时我的判决书的两条罪状吧“一，私自翻印中央宣布作废的文件《联合通告》，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大肆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严重的罪状，我认为公安局的审讯员们都没有冤枉我，都是事实，是定性错了。所以我坚持：“你们说的都是事实，但不是罪，这些我都干了，但我没有犯罪！”其实我们的总头头王振海在北京只判了五年，而且两年后就放了。单从《全红总》问题上来说，我是全国在监狱里呆的时间是最长的一个了，但出狱后没有留任何尾巴，给我“无罪释放”，其他的都给的是“教育释放”或者是“免于刑事处分”，是我出狱后，才将他们改为平反的。
我们的斗争是卓有成效的，《全红总》被取缔，《全红总》的领袖们以坐牢而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我从来没有因坐牢七年而后悔过，反而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与自豪的时光。
曾经有人问过我：“你一生中最大的痛苦什么？”
我说：“失学，是我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
“你一生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坐牢！为解决了全国被解雇的上千万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复职问题而坐牢！为争取他们应有的合法权利而坐牢！”
虽然我因为坐牢永远失去了心爱的人，但我仍然是这样的热爱生活，没有了爱情，我更可以去爱更多的人，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他们和她们。
《全红总》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当之无愧的工人自主的工会组织，不同于文革时的造反派组织，临时合同工们在文革时期的反迫害、反欺压、反解雇，要平等、要同工同酬、要生存权利的斗争虽然不得不扯上“拥毛反刘”的旗号，打着“造反”的招牌，却是一场真真正正的工人维权运动，是一场真真正正的自由工人运动，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4 15:30:38

三十一，在看守所的反思（十七）
——从上海到武汉
二月十八日下午，我立即给贵州分部打了电报，指示立刻将《全红总贵州分部》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并告诉了我们在上海的通讯地址，如果有总部的消息和我们贵州在总部的工作人员的消息，立即打电报告诉我们，并谈了我们被困于上海，无火车去北京的情况。
我们那几天都天天到火车站去讯问，有没有北上的火车，因为我始终不甘心，仍然想到北京，搞清总部的情况和总部人员的下落。
22号，我们在上海街头无意中得到一张过时的传单，是“联动”的“动态报”，其中的一则消息让我们感到吃惊。这消息说：周恩来于元月十六日晚七点过钟，坐车去参加《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万人大会，在途中被几个骑摩托车的人开枪袭击，车被损坏，警卫员受伤，总理安全脱险。文中暗示，这可能是《全红总》干的。第二天北京街上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落款是《全红总》。我们仔细地分析了这则消息的真伪后，石应宽问我：“老萧，总部会不会有个别极端分子，对周采取行动？”
我说：“不可能，虽然当时总部有不少人对周恩来下令要销毁《联合通告》不满，但是经过总部讨论，都认为只能执行周的命令，不允许公开对抗，总部决定的事，个别不满的人不敢私自采取违背总部决定的行动。而且我们就是对周恩来要销毁《联合通告》不满，也决不允许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对付周恩来。这肯定是一场阴谋，有人想嫁祸于我们《全红总》。”
“老萧，王振海被捕后，总部实际上的领导权是由谁控制？”
“总部在我离开北京时就成立了一个五人秘书组，后来增加到七人，虽然王振海是总负责人，但一切事务，都由秘书组集体决定，应该是一个集体领导的架构。就象我们贵州分部，虽然我是第一负责人，但我离开几次，贵州分部照样运转，老潘，老曹，老邬，老谢他们四人集体领导。不会因第一负责人的不在而失控。但是我担心，王振海被捕后，中央会不会紧接着抓捕秘书组的成员，我们贵州在总部的两个人都是秘书组成员，为什么他们一点消息都没有了，是不是也被捕了？我们目前被困在这里，我太心急了。”
23号，我们照例去火车站打听有没有去北京的火车，仍然没有。我们几乎失望了。我们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猛然对石应宽和杨爽秋说：“走！我们今天去看看大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大海是什么样，我太想看见大海了。”
他二人见我这几天心情不好，也只能迁就我。我们向行人打听，也不记得乘的是多少路的公共汽车了，离开了上海喧闹的市区，直向海边驶去。
一路上，我默诵着普希金的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心里想着那“蔚蓝色的大海”，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帆船、海鸥，渔夫在蔚蓝色的海面上撒网，啊，多美！那美丽的大海，美丽的画面很快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了，这是我少儿时的向往呀，马上就要实现了，心里激动起来。
公共汽车到了最后一站，我们下车了，行人指着远远的地方说：“你们一直往前走，就可以看见大海了。”
我们前行了约十多分钟，走上了一道大石筑成的堤坝，我人生第一次看见了大海。虽然一望无际，却看不见帆船、渔夫、海鸥，那海水不是蔚蓝色的，而是黄色的，那天的天气又阴沉。一阵失望和惆怅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在海边呆呆地站立着，凝视良久。啊，这就是我向往已久的大海吗？蔚蓝色的海水，金色的阳光在哪里？普希金！你那首诗是怎么写出来的啊？看见这样的大海都能写出诗吗？我为什么一点诗意都没有了？我想到中央取缔了我们的组织，总部下落不明，我们未竟的事业就此完了？我对着大海，大声地念着我在杭州灵隐寺喝着长老给我切的龙井茶时口中吟出的那两句诗：
西山有情西子泪，
灵山烽烟灵隐灰。
就两句应该不叫诗吧？在我看来，诗，应该至少四句，我应该再添上两句，让它成为一首诗吧。我重复念了几遍，猛然顺口念出了后两句；
一睹东海滔天浪，
不是碧波尽黄水！
1967年2月23日作于上海东海边上。
如果要把那心情用散文诗来表达的话，可能就会象这样：
在茫茫的东海边上，
我的心儿万分惆怅，
我想到了昆明的工人们，
想到了他们对《全红总》的期望。
他们对《全红总》的眷恋之情，
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未竟的事业就这样被扼杀，
我的泪水洒在了这海边的堤坝上。
我日夜担心的总部啊，
你如今在什么地方？
总部的同志们，
你们是否已经陷入罗网？
我向往一睹的美丽东海，
为什么不见了蔚蓝色的海水，荡漾的碧波？
我眼前的海水为什么
竟会是这样的浑浊，这样的肮脏？
当时，石应宽和杨爽秋就在我旁边，听到了我念的那四句诗，都不觉惨然泪下。良久，石应宽佯作笑容，打趣似地说：“哎，真想不到，老萧还会作诗。”
我问他：“老石，你是大学毕业，当了十多年的中学老师了，文化程度比我高很多，你说说，这是不是诗？”
他说：“老萧，你叫我怎么说呢？如果要叫我实话实说的话，这当然也叫诗，但是，是瓜丝，萝卜丝。”
“怎么会是瓜丝萝卜丝呢？写诗那不就是每句五个字，七个字，用四句或八句都行，不就是这样的吗？”
“哎，老萧，写诗呀，是非常讲究的。除了字数，押韵，还得考虑对仗，典故，每个字都要合平仄，差一个字不合平仄就不叫诗，你懂不懂这些？”
“不懂，我只是感情来了，顺口念出来就行，管它叫不叫诗。”
“所以呀，我说你写的是瓜丝，萝卜丝。文人们写一首诗，为了一个字的平仄，如何才达到最好，可以推敲几天，甚至几个月，几年，哪有你这么念出来就叫诗的？”
“迂腐！诗是一时的最真实的激情的流露，用比较优美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就行。你说是瓜丝就瓜丝吧，萝卜丝也行。”
看出来，石应宽是故意要在写诗的问题上分散我的思想，他和杨爽秋都知道我这几天非常的忧虑了，每时都在沉思。其实，我们当时所见到的大海，只是黄埔江的入海口，并未见到真正的东海。
26日，我们在红卫兵接待站收到了贵州分部李炳华打来的电报：“毛周已经回筑，叫你们速回，总部已经撤销，不可再去北京，北京危险。”毛是指毛胜年，周是指周牧，是我们贵州分部在总部工作的两个负责人。
我们立刻到火车站去买从上海到贵阳的火车票。但是，当时的上海不但北上的火车没有，连南下的火车也没有。火车站的人告诉我们，京广线北上虽阻，但南向的畅通了，你们要去贵阳，可从上海到武汉，绕道京广线去，上海有到武汉的火车票。我们立刻买了从上海到武汉的票，28日下午到达武汉，总算搞到了第二天（即3月1日）从武汉到贵阳的车票。
三十二，在看守所的反思（十八）
——无耻的叛徒、临时合同工的败类
三月一日清早，我们跟着人龙上了月台，去贵阳的列车还未进站，这是从北京经武汉去昆明的列车。我们在月台上站着，天底下居然会有这么凑巧的事，茫茫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真是冤家路窄。我们在月台上与邓德礼、叶文竹、王颖忠、罗懋良四人相遇了，而且是在等同一次车，同一节车廂。真的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这四个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呢？
这四个人原来都是《全红总》贵阳分部的，邓德礼是原分部的宣传部长，叶文竹是内政部长，当时无工作，曾当过临时工，二十七八岁，是分部最早的成员，我只是后来才加入的。王颖忠，罗懋良二人是贵州三0二厂（即后来的贵州铝业公司）的合同工，罗懋良在宣传部工作，王颖忠在组织部工作。应该说，这四人，尤其是邓德礼，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想通过造反而向上爬，因此而反对《全红总》的宗旨，认为《全红总》把斗争矛头对准工会和社会制度，为临时合同工争取权利是错误的，应该把矛头去对准当权派。拥有一个组织，当了一个组织的头头，就有可能晋升到未来的干部行列中去。而且当时的《全红总》贵阳分部，贵州省委发给了实报实销的用之不尽的活动经费和批准了脱产人员，他们认为《全红总》会成为一个政府的机构，这是一个未来晋升干部行列的好机会，并没有想到《全红总》只是一个为工人，为临时工合同工争取权益的普通群众组织，根本就不是什么政府的机构。他们是抱着这样的动机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当时，对一个组织的领导成员的家庭出身问题是非常重视的，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年代就是我们这种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致命伤。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毛胜年和周牧的家庭出身都是黑五类。毛胜年虽然是毛泽东的堂侄孙，他的伯祖父毛简青与毛泽东是叔伯弟兄，还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平江秋收起义，解放后任平江秋收起义纪念馆的馆长。但是他的父亲毛鸿在红军北上后，却参加了国民党的保安团，任保安团的连长。解放后划成分也划为了国民党的旧官吏，属于坏分子家庭了。周牧的父亲则是国民党的国防部少将部员，昆明解放时参与了卢汉在云南的起义，属于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解放初期也当过共产党的官，但是在1955年镇压反革命时查出他早年在国民党围攻井冈山时期曾加入过共产党，在何应钦部下任参谋，也给共产党提供过一些国民党围剿井冈山的军事情报，但后来叛党，并出卖过共产党的地下党的负责人，一直升到国民党的国防部少将部员。所以1955年又被共产党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贵州省第一监狱。邓德礼和叶文竹与毛胜年和周牧是朋友，而且邓叶二人也是毛周二人介绍他们进来的，并把二人都设为了部长。当然知道了他二人的家庭底细，于是就用此作为突破口（当时这二人都到了北京《全红总》总部去工作了，贵阳分部交给了另一个发起人杨同春负责，杨同春却是一个政治过硬的人，是共产党员，机器修理工人，二十八岁。但实际上毛胜年，周牧二人也仍然是组织的负责人。）于是，邓德礼，叶文竹和王颖忠，罗懋良四人在半夜三点突然发动政变，控制了负责人杨同春，挟持着他到杨爽秋家里，威逼杨爽秋交出组织公章（杨爽秋也是组织的最早参加者，公章保管在她那里，我还是她介绍加入的）。杨同春在知道了那两个负责人的家庭出身都是这样坏的情况下，精神崩溃了，签字叫杨爽秋把公章交给了邓德礼，灰心了，宣布退出组织不干了。财务部长赵琳在知道情况后也灰心退出了，杨同春本身又是兼任组织部长的，一个组织四个部，总负责人兼组织部长都签字交出了公章，财务部长也退出了，另两个部长却是政变的首要分子，并已经拿到了组织的公章。整个组织在此情况下，应该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他们要清理阶级队伍，开除毛胜年，周牧（这两人是家庭出身不好）杨同春（是因为他“包庇”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了组织的头头，所以也要开除），由邓德礼任分部总指挥。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人，那就是我，因为我是后加入的，而且地位仅是组织部里的一个工作人员，他们并不在意。我的家庭出身虽然比毛胜年和周牧更坏，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底。为什么说我的家庭出身比他们更坏呢？毛胜年毕竟是毛泽东的亲戚，亲亲的伯祖父毛简青是毛泽东的战友和叔伯弟兄，萧克上将与他们家都有亲戚关系，李葆华，萧克，萧华，李六一（任过中央党校的副校长，这些都是老革命了）都与毛胜年有过合影照片，并赠送过毛胜年自己亲笔书写的墨宝条幅。当时的贵州省政法办的主任吴实（后来当过贵州省公安厅长，贵州省副省长）吴肃，都是他们湖南平江的老乡，老革命，都知道他们家是属于毛泽东这个家族的，而且与毛胜年的伯祖父都是战友，所以毛胜年说自己出身于革命家庭，是高干子弟，勉强说得过去。周牧呢，他父亲在井冈山时期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党，而且是周恩来领导下的那一条线，他父亲从何应钦那儿搞到的国民党围剿井岗山的军事情报是通过冷少荣到李侠公到周恩来这样的单线联系传送方式到达共产党中央。后来，冷少荣被捕，被国民党杀害，向井冈山供情报的这条线断了。问题就出在这里，他的父亲在国民党军中直线上升，一直当到少将，在国防部工作。李侠公在解放后任贵州省民政厅长，能够给周牧证实确实收到过他的父亲送来的军事情报，而且都转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因此，周牧认为，他带上李侠公给的这些证明材料，如果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证实了，凭周恩来的一纸证明文书，他父亲就可以平反，成为共产党的有功之臣，他也应该属于共产党的高干子弟了。所以他二人的父亲都与共产党沾上了边的。只有我的父亲与共产党沾不上半点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所以我的家庭出身比他二人更坏。只是邓德礼四人一时忽略了，并不知道而已。
其实下面的工人尤其是几个纵队的纵队长们，都是知道我的底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工作队作为阶级斗争的典型拿出来批斗，我被工作队指示人把我象架飞机架起来那样都不知批斗过多少次，还把我的反革命的家庭出身，父亲在解放前干了什么，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得各个工地都是。但是，由于我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参加了《全红总》贵阳分部的这些工人和共产党员都支持我，虽然他们都知道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却不会告诉邓德礼等人。于是，在这些纵队长，工人们和共产党员的支持下，我果断地采取了措施，抢在他们之先，通知贵州省委，《全红总》贵阳分部发生叛乱，公章被抢，宣布公章作废，凝结经费。在召开的全体分部中队长以上的负责人的大会上，我与邓德礼等四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揭露了他们发动政变，抢夺公章，篡夺分部领导权的非法行为。四人在与我辩论输理后又指使带来的一群流氓打手，企图当场打我。但几个共产党员指挥工人们保护着我，将他们的那一伙人全部击败，并将他们全部赶走。原分部的全部领导层都没有了，我只是组织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杨爽秋是保管公章的，是原分部委员之一。就剩下了这两个人。于是，我叫大家民主选举出自己的负责人，重组分部。我全票当选为负责人，大家信任我，叫我任命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我任命了各部负责人后，并叫四个纵队长，邬光顺（共产党员），潘汉发（共产党员），曹绍忠（共产党员），谢朝锡（团委书记），与我共同组成分部的最高领导层。并宣布重新刊刻公章，通知贵州省委，启用经费，组织更换了负责人，今后见我的签字生效，才能领取经费。我正式宣布开除了邓德礼，叶文竹，王颖忠，罗懋良四人。一天时间，我平息了《全红总》贵州分部发生的这次已经夺去了公章的叛乱。石应宽这个具有十一年教书资历的中学老师，我组织唯一的一个大学毕业生，也就是在当场看到我平息叛乱后，宣布加入《全红总》，接受我的任命，成为宣传部长的。
从此那四人被我开除后，再也不敢踏进分部半步。组织的稳定和正常发展，组织活动经费的有效运用，我才有精力到北京，到云南，到其它省市去为争取临时工合同工的权利而奋斗。
被开除的这四人当然不会甘心，贵州分部在我和四个老工人共产党员的领导下，他们无空子可钻，于是到北京总部，盖上被他们抢去的那颗公章，以为可以在总部得到一席地位，但是，我和杨爽秋已经到了总部，并把贵州分部发生的变化向总部作了汇报，呈上了贵州分部新刻的公章样本。总部已经任命我为西南区总指挥部的负责人了，而且奉命南下昆明。解决云南省被解雇的几十万临时合同工的复工复职问题和扶持昆明分团，以及暗中伺机建立第二总部。他们到总部后，自然没人理他们了。
他们第一次到北京总部准备去揭露我，毛胜年和周牧的家庭出身问题，并想取代我们在《全红总》总部的地位的阴谋失败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这两个多月来一直都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努力。而我，自从把他们四人开除出《全红总》后，也几乎把这事情忘了，一个多月来，我全部的精力，不分白天黑夜，带领着那些工人们，除我与欧阳林外，几乎全是正式工，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国家干部，团委书记，中学老师，解放军团长的夫人，奋斗在全国各地，为被解雇了的临时合同工们的复工复职而去奋斗，我自己就亲自解决了十几万临时合同工的复工问题。早已经把与邓德礼等人发生的那一场斗争忘到了九霄云外了。
这下，想不到会在武汉火车站突然碰上了，而且是在等同一次回贵阳的列车。这当然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互相怒目对视一阵，打量着对方。王颖忠与我同为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工作多时，多少有点旧情，他首先发话了：“想不到吧，老萧，会在这里相遇？”
我看见他们向我们靠拢过来，很警觉地反问道：“你们想怎么样？”
王颖忠说：“不怎么样，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全红总》完蛋了。”
“我们《全红总》？你们不都是《全红总》的人吗？你们不是想夺《全红总》的权，当《全红总》的头头吗？你们当初在《全红总》里的地位不是都比我高吗？”
“老萧，那是过去。现在，中央已经宣布你们《全红总》是反动组织了。”
“你乱说，中央什么时候宣布《全红总》是反动组织？只不过是叫撤销而已。”
“哼，你还嘴硬，你自己看看吧。”
他拿出一份传单，大标题是
《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砸烂反动组织全红总》，
——“全红总的八大罪状”
一，疯狂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二，冲击中南海；
三，静坐中央文革；
四，炮打周总理；
五，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六，私自召开五大洲记者座谈会，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
七，恶毒攻击和丑化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
八，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工会和劳动部门。
首都红卫兵
1967年2月26日
这“首都红卫兵”并不包括“首都红卫兵第一造反司令部”“第二造反司令部”和“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而是代表当时的以蒯大富，朱成钊，谭厚兰，聂元梓等人为首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他们是当时中央文革的红人，南下串联到各省都相当于钦差大臣了。恰恰就是这“首都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前也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
砸烂刘、邓，彻底解放合同工临时工
首都红卫兵一九六七年元月十日社论
（我现在又把这篇社论拿出来，摆在我的电脑台前，看看《首都红卫兵》又是怎样说的。）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合同工、临时工起来造反了！他们以勇敢的姿态投入战斗，彻底捣毁、砸烂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残害工人的合同工、临时工制度打个片甲不留，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合同工、临时工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行动！我们坚决永远和他们并肩战斗，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
…… ……
毛主席说：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压迫最深，那里反抗最强。合同工、临时工受苦最重、受剥削最厉害、受压迫最深，所以他们的反抗性最大，斗争性最强，最坚决，在这场风驰电掣，迅雷滚滚的革命风暴中，几千万合同工、临时工遵照我们最最伟大的导师毛主席的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起来造反了！
…… ……
（最后这《首都红卫兵》还发出号召）
全国的革命人民，红卫兵战士们，和革命的合同工、临时工团结起来！
看看吧，都是同一个《首都红卫兵》。那时是《全红总》得到了江青带领全体中央的领导成员代表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表态支持，《全红总》封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进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签署了《联合通告》，中央发表了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支持临时工合同工起来造反，《全红总》在天安门广场成功地组织了三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可以一个电话就邀请来江青，周恩来参加大会。《全红总》在北京西苑酒店举行了五大洲记者招待会，发布新闻，回答五大洲记者的提问，但都是公开的，而且有中央的特派员钱惠征参加，有国际友人李敦白参加，中央广播电台，全场采访，摄影，李敦白还与《全红总》的成员都有合影留念照片。记者招待会后，意大利的工人成立了《全红总》，法国工人成立了《全红总》，国际上已经把《全红总》称为了中国的独立工会，《全红总》的负责人被他们称为“真正的工人运动的领袖”。那时当然《首都红卫兵》发表社论，全力支持我们，表示要与我们“坚决永远地并肩战斗”，现在要“砸烂反动组织全红总”了。而且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就是红卫兵！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看着眼前的这一张《首都红卫兵》对我们《全红总》的讨伐徼文，虽然那里面说的没有一条能称得上罪状，只能说是口号。但是我也完全清楚了北京的动向，中央对《全红总》已经发出了全面的镇压令了。
王颖忠说：“老萧，看清楚了吧，你们《全红总》是不是完蛋了？而且中央已经下了通缉令，通缉你、杨爽秋、毛胜年、周牧四人。”
我说：“呸！中央根本就不知道我和杨爽秋是什么人！”
王说：“你不信？邓德礼带我们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汇报了贵州《全红总》的情况，说你们四人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父亲也是历史反革命，《联合通告》是你带到地方翻印的。北京市公安局还出了公函，叫我们回去协助贵州省公安机关抓捕你们。不信？你看看吧。”
他真的是坦白得可爱，由于过去与我都是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工作，多少有一点交情。他告诉我，邓德礼带着他们第二次进京。本来是准备到总部去揭露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叫总部开除我，由他来取代我在《全红总》的地位，由他来当《全红总》贵州分部的负责人和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他认为，他的家庭出身过硬，是一个职员出身，他本人还属于知识分子，能写文章，我当时作为一个建筑公司的泥水匠进了《全红总》贵阳分部，在分部组织部工作，他就很瞧不起我，一个泥水匠也能在组织部里工作吗？谁知这次一到北京，刚好就看到了中央取缔《全红总》的通告，北京市公安局宣布《全红总》是反动组织的布告，红卫兵在围攻和大砸《全红总》的总部了。他马上灵机一动，机会来了，他带着叶文竹，王颖忠，罗懋良三人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卖了《全红总》贵州分部，添油加醋地说我本来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父亲是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说《全红总》分部真的是一个地道的反革命组织，他三个月来都一直在与这个反革命组织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这次到北京也是要向中央汇报《全红总》贵州分部这个反革命组织在地方上所犯下的罪行。中央现在取缔《全红总》，宣布《全红总》反动组织真的是太英明了。北京市公安局听了他的汇报后，居然还出了公函给他们带回贵阳市公安局，叫他们协助抓捕我。
他拿出一张纸在我的面前显耀式地晃了一下，虽然不想让我完全看清楚，但由于我年青时的目光锐利，我还是看到了，萧碧璜，杨爽秋，毛胜年，周牧四个人的名字在上面，并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公章。这下我完全清楚了，我已经被中央下令通缉了，并叫贵州省公安部门抓捕我了。
邓德礼，这个无耻的叛徒，临时合同工中的败类！小说《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叛徒王金标都不至于象邓德礼如此卑鄙。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比小说更奇特，更典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小说家们描写的故事情节呢？
邓德礼，高中毕业后曾经做过临时工，因为吃不下那份苦，认为自己能写点文章，一直把自己打扮成知识分子模样，一心想写文章投稿进入知识分子行列。毛胜年与他曾经一起做过临时工，算是朋友了，毛胜年成立《全红总》贵阳分部后，把他介绍进来，任命他为宣传部长。以为他能给组织写点文章，可是他当了整整一个月的宣传部长，别说他本人，包括整个宣传部都没有写出过一篇文章，没有一份大字报贴上街头。我只是组织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当然不能说宣传部不对。有一篇叫“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的论文，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论述，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宪法中对工人阶级地位的肯定，等等方面来论证了当时的临时合同工制度是分化工人阶级队伍，对临时合同工的剥削，让临时合同工们同工不同酬，生活和就业都没有保障，没有任何劳保福利，政治上受歧视，受欺压的极端残酷的剥削制度。同时也论证了工会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维护工人利益的作用，完全堕落成了统治阶级欺压工人的工具。这篇论文长达一万多字，交给宣传部，请宣传部抄写成大字报贴上街头，可是他作为宣传部长，居然不理不采，我只好叫组织部的人抄写成大字报，并刻写成钢板腊纸，印成传单撒向全城。石应宽就是看见这一篇很有水准的论文参加《全红总》的，以为这组织能写出这样理论性强的文章，里面肯定有高级的知识人才。他后来才知道这里面的负责人只有中学程度。
《全红总》贵阳分部还把邓德礼，叶文竹，王颖忠，罗懋良四人向贵州省委申报批准作为脱产工作人员，还由省委领导下的工人联络站发给他们工资。《全红总》以及这么多正式工，为他们去争取利益，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可是，他们却出卖了《全红总》贵州分部的这么多老工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团委书记，带领公安部门去抓捕他们，把他们都投入了监狱。世界上恐怕再难找比这更无耻的叛徒了。
邓德礼随后带着公安人员去抓捕了我，杨爽秋，周牧，毛胜年以后，又带领着公安人员去抓捕了《全红总》贵州分部的二十六个负责人。唯一一个没有被捕的是李炳华，公安人员是去到了她家，她破口大骂：“你们这群特务，刽子手，你们镇压我们《全红总》决没有好下场，我们《全红总》干的事情是对的！”公安人员不敢抓走她，因为她的丈夫当时是解放军的团长。她当年也才二十五岁，是我认的一个干姐姐，都是建筑公司的工人。我任命她为《全红总》贵州分部的财务组长，管理整个组织的经济。他丈夫，那个解放军团长支持她，说：“参加你弟弟的组织没有错，那小老弟是一个很好的人，去给他管理好组织的经济，这样他干革命也放心。”
邓德礼就这样凭着北京市公安局的一纸公函，叫他协助贵阳市公安局抓捕我们，他真的十分卖力，他如愿以偿了，我们进了监狱，他进了当时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宣传部，成了写作班子里的一员，按照时代的要求，今天写文章批林批孔，明天又可以写文章批邓小平，四人帮倒了，又批四人帮，同一份报纸上可以看到他拥护四人帮批邓小平的文章，又可以看到他拥护邓小平批四人帮的文章，只是日期不同而已。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这也就是中国文人的真实嘴脸！
一九七七年三月，我出狱已经三年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纸传票递到了我公司保卫科，将我传到了法院。向我问话的正是将我从监狱接出来，宣布给我无罪释放的刑二庭的庭长李孟秋。
他说：“你离开监狱已经三年了，这三年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以为是法院还要了解一下我这样一个人放出来以后的思想表现和工作表现呢。当然我如实回答，在单位上班，当了班长，带了徒弟等等情况，他说：“这些我们都了解了，你公司党委对你评价很好，认为你是一个优秀的工人，而且你还得了全建工局的标兵称号，你带的班是全建工局的红旗班，标兵班，是吗？”
“这是公司党委过奖了，我也只是尽一个工人应尽的责任而已。我在劳改队都是这样努力工作的，并不因为自己对自己的案情不服，在劳动上就消极怠工。我是积极劳动，同时也在积极翻案。翻案归翻案，工作是工作，这是两回事，我分得很清楚的。”
“这些我都了解，监狱所有管教干部对你的印象非常好。我想问的是，你出狱后，在社会上又去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只是与我们《全红总》的人有时聚一聚，大家在一起聊一聊。啊，我与原红卫军的大队长毛鸿里在街头组织过募捐，得了一些钱，给李铁乃的老婆，叫他到北京去告状，她也太可怜了，带着两个孩子都没有工作，李铁乃已经被公安厅关了十年了，又不判，又不放，到底怎样也要给一个说法麻。所以我支持李铁乃的老婆到北京去告状。”
“你倒还瞒喜欢管闲事的嘛。他们的那案子与你们《全红总》不同，牵涉到很多刑事案件的问题，你也少管那些闲事了。你出来后，遇见过邓德礼吗？”
我想了想说：“嗯，遇见过一次，是在一条小巷里，当时我与几个朋友走在一起……”
“你那几个朋友是什么人？是你单位上的同事吗？”
“不是，是几个临时工。”
“啊，你把遇见邓德礼的情况给我详细说一说。”
“也没什么，只是他狠狠地盯着我看了一会，我当然也狠狠地盯着他看了。这样就各走各的了。”
“你给你那几个临时工的朋友说了他是邓德礼了吗？”
“说了。因为朋友们问我，为什么与那人好象仇人一样，到底有什么过节？我说，没什么过节，他就是当年出卖我们《全红总》的那个人，是他带着公安人员抓捕了我们的。”
“啊！你叫他们去打他了吗？”
“没有，我怎么会去干打人的事呢？”
“你知道不久以后，邓德礼就被人打伤住院的事吗？”
“不知道，他被人打伤住院，关我什么事？何该！”
“可他说是你指使人打他的呢！他说就是当天遇见你的时候在你身边的那几个人。”
“啊，他说话一贯是诬蔑陷害，啥都会乱说的。”
“嗯，我明白了，你明天上班时间再到法院来一趟。”
离开法院，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那天遇见邓德礼的事。那是我在看守所设计救他离开看守所，没有被判刑的那个解放军退伍军人，他退伍后，分在贵阳棉纺厂当锅炉工，与一个干部的老婆有点暧昧关系，干部告他写“反动日记”，确实也抄出了一些他写的所谓“反动日记”，再加上说他乱搞男女关系，这样就关进了看守所，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那时没有规定拘留不能超过多少时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单位上的干部们自顾不暇，打倒的打倒，靠边站的靠边站了，公安部门也忙得不可开交了。没人管他了，就这样长期在看守所里关着了。我了解了他的真实情况后，设计让他离开了看守所，公安局把他放了。但单位回不去了，就当起了个体户，他因此而与我成了朋友，我出狱后，常接我去吃饭，那天是带着几个他的小兄弟来接我去他家吃饭。无意中遇见了邓德礼。他在看守所就听我摆谈过邓德礼，于是，他在吃饭时，给他的那几个小兄弟说：“萧哥是为我们这些临时工而坐牢的，你们不能给他出口气的话，别来见我。”其实，他比我大六七岁，但一直在他的那伙小兄弟面前称我为哥。我知道他会安排那伙小兄弟去收拾邓德礼了，劝也没用。不久，我听说邓德礼被人打伤住院了，我也没有问他，是不是那伙小兄弟干的，他也不给我说。刚才对李孟秋说我不知道邓德礼被人打伤住院的话，我是撒谎了，好在李孟秋也没有过份地追问。
第二天我又去到法院，邓德礼也来了。庭长李孟秋说：“邓德礼，你被人打伤住院一事，法院已经作了详细调查，与萧碧璜无关，他完全不知道此事，你凭什么说是萧碧璜指使人打你的？”
“打我的人是那天遇见萧碧璜时和他在一起的人。”
“我们已经作了详细了解，萧碧璜不认识那些人。就算是他认识的人打了你，你也没有根据说是他指使的。另外，你揭发萧碧璜出狱后的那些犯罪活动，一桩都不成立。”
听李孟秋这么一说，我真是吃了一惊，他还揭发我出狱后搞犯罪活动？
这时李孟秋从文件柜里拿出了一大叠材料，狠狠地砸在邓德礼的面前，说：“这些都是你写的吧？几万字，你说，萧碧璜出狱后又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配合四人帮进行武装暴动，说他给江青写效忠信，我们法院经过了充分调查，萧碧璜与江青从来就没有任何私人联系。萧碧璜出狱两年多来，你就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诬蔑和陷害，你也太狠心了！”李孟秋发了脾气。邓德礼在法院也叫了起来，说：“我是省委宣传部的！你们还包庇萧碧璜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全红总》本来就是反革命组织，他是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头，他干的就是反革命活动，你们释放他，释放《全红总》的人是错误的决定！”
李孟秋问他：“《全红总》是反革命组织吗？中央哪一号文件规定的，请你拿出来看看！”
“北京市公安局的布告已经宣布《全红总》是反动组织。”
“那只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布告，我们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办事。《全红总》不是反动组织，更不是反革命组织，是一个普通的工人群众组织，这个组织干的也不是反革命活动，这是中央对《全红总》的定性。《全红总》如果是反革命组织的话，你也跑不了！你不是《全红总》贵阳分部的宣传部长吗？你不是夺了《全红总》贵阳分部的权，抢了公章，想当《全红总》的头头吗？我告诉你吧，我是负责复查贵州《全红总》的专案组的负责人，你以为我不了解《全红总》？不了解你是什么人？你想当《全红总》的头头不成，趁中央宣布撤销《全红总》的时候，反说自己是反《全红总》的英雄，你到底算什么东西？你诬蔑陷害萧碧璜的这些材料幸好是到了我的手里，如果是到了别的不了解情况的人的手里，萧碧璜那还不马上就被抓进看守所，即使最后查清判不了他的刑，也起码要在看守所里关上一两年。
“说我们法院无罪释放萧碧璜，给《全红总》的所有人全部平反，是错误的决定？你是法院院长？这法院是你办的？告诉你，我们是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的规定作出的决定。”
李孟秋越说越生气了，狠狠地拍起了桌子，“你是省委宣传部的？我不知道，怎么会把你通知来了？省委宣传部！你吓唬谁！别说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作人员，你就是省委宣传部的部长，犯了法，我照样把你关起来！顺便告诉你，法院已经通知了省委宣传部了，你已经不用回去上班了，因为你两年来对萧碧璜的所谓揭发材料已经构成了诬陷罪！你已经被拘留了。这是拘留证，你签字吧，对面就是看守所，从今天起，你必须在看守所里好好地写出检查交待材料，一直到我认为满意的时候为止，拘留多久，判不判你的刑，一切看你的认罪悔改态度！”
李孟秋是大发了脾气了。他对邓德礼发够了，转过身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萧碧璜，你可以回去了，安心上班，没事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说了：“我感谢法院！感谢李孟秋同志！感谢你们公正地处理了《全红总》的案件，公正地处理了邓德礼对我的诬陷问题。对于《全红总》我一直相信，历史会有一个公正的决定，我不多谈了。对于邓德礼，我本来想从记忆中把他忘记，因为我的脑子里根本就不想有这样无耻的人占住我脑子的一小个空间。但是，今天这事发生后，我及我们《全红总》会对邓德礼这个叛徒和败类的仇恨直到我进棺材的那一天，都不会忘记，我会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再次感谢法院，感谢李孟秋同志能公正地处理这一问题。我的话完了。”
我离开了法院，回单位上班去了。直到我经公安厅批准去香港的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李孟秋通知我到了他的家里去了，请我吃了一餐饭，算给我送行，并给我谈了很深刻的一席话。是的，他是一个庭长，是一个法官了。那时的法律并不健全，能不能公正地处理一些案件，很大种度上就决定于法官的正义感和良知了。二十七年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但是，李孟秋这个法官的名字我永远记在心里了。
是的，那时，离我们《全红总》被取缔已经十年了，李孟秋几次对我说话时还口口声声地说，你们《全红总》怎样怎样，我在他面前也是说，我们《全红总》如何如何。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组织多如牛毛，很多组织都存在了几年时间，也夺过权，甚至掌过权，我们《全红总》只存在了一百天，可是，它已经超越了一个群众组织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时期的时空限制，是一个历史的、工人们自发的、为当时的处于饥寒交迫的生存状态下的临时合同工们解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生存问题的群众团体。短短的一百天，它就被取缔了，但是十年后，即使共产党都不得不对它进行认真的复查。至于应该叫什么，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去评定吧。
当然，中国现代的历史学家也评论过《全红总》，比如，王永玺先生主编的《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北京）一书中394页至395页，以及也是他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通史简编》（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3月北京第一版）265页中都有记载。
还有张泽荣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记事》，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12页里也都有记载。当然他们的评述都是说我国的工会组织在解放后一直健康地健全地发展，唯一受到的一次重大干扰和破坏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红总》取代了。他们说 “1966年12月底，《全红总》非法占领了全总机关大楼，干部被逐出办公室。从此，全国总工会停止了作为工会领导机关的一切活动。1967年元旦，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也被迫停刊。”    这都是我们国家出版的“历史文献”中对《全红总》的记载。
这都是后话了，话说回头来，当时，邓德礼恶狠狠地插话了：“萧碧璜，我看你还往哪里跑？王颖忠，少跟他啰嗦。”
我们三个人，杨爽秋是一个弱小的女孩子，石应宽是一个斯文的知识分子，我是一个小个子，从来没有打过架。他们四人正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壮年，我明知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我还是虚张声势，口气很强硬地说：“邓德礼，要动手吗？来吧，你是我的手下败将了。”
邓德礼打量了一下四周，我们周围站着不少等车的人，有的在我们身旁似听非听地看热闹。邓德礼犹豫了一下，他在分部辩论输了时，暗中组织一群人打我，但却被工人们自动保护我而把他的人打个落花流水，他吃过亏，认为我肯定不只三个人，又见我愤怒的进逼似的目光，僵持了一会，他终于退缩了。他最后说了一句：“萧碧璜，有本事，咱们贵阳见。”
我马上回答：“好！贵阳见，难道我怕了你不成？”
火车进站了，他们四人先挤上了火车。我对石应宽和杨爽秋说：“别上车，我们改乘明天的车。”
我们出站换了第二天，即三月二日的同次车票，并将贵阳的车票改成到昆明的。那时，还没有北京到贵阳的终点车，都是北京到昆明，经过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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