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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焱金:我所经历的四清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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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4 04:32: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选载" k9 K& M! r7 D9 }; v: n

- d1 Q" h- w4 G' X0 U+ a* K% h3 M出生于贫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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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n/ [' |+ `6 E" @( w/ J我的祖籍是湖北省新洲县(现改为武汉市新洲区),1944年4月25日出生于武汉市。父亲一生都在武汉市当铜匠,专门以做烧开水的铜壶为生。解放初期土改时,父亲是回乡划的阶级成分,他的个人阶级成分是贫农。母亲解放前在武汉国棉三厂的前身、中国最早的民营纺织企业、距今有上百年历史的申新纱厂当工人。全家共有十口人,父母亲、我们兄弟姐妹共七人,父母亲还代养我已去世伯父的儿子、我的一位堂兄。解放以后,由于子女过多,母亲就在家专门料理家务,没有再去参加工作。父亲先在汉口民意街任治安联合大组长,1957年,他们铜匠等手工艺人组成合作社,当时称为武汉第九五金生产合作社,父亲担任合作社主任。后来调到武汉轻工机械厂工作。1962年,刘xx、邓xx刮单干风,父亲选择了自动离职,重操旧业,又干起了铜匠。但仅仅干了三个月,这股单干风就被党中央制止了。父亲也从此失去了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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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8 q3 S8 s" g4 n' E到欧阳海生前所在部队当侦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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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0年夏天初中毕业于武汉市五中,当时的初中毕业生很好找工作。我自己到武汉市第一电子科研所去联系,也算是子承父业,当上了钣金工。当年秋季征兵,我报名参军,分到47军140师418团。我当上侦察兵纯属偶然。我们城里长大的学生兵从小就会摔跤,在新兵连时,有一次看到一群新兵在休息时摔跤玩,我看那些新兵的摔跤技术很一般,就去和他们过招,我一连将七八个人摔倒在地。我当时个子也很高大,身高一米八,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了侦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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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v; ^: ?3 |我和后来闻名全国的欧阳海①是一个团的。我在部队时就认识欧阳海。他个子大,力气也大,干起活来一人顶俩,性格耿直,与连副指导员闹过矛盾。他越级向一位军区领导写过信。我是1963年10月复员离开部队的,一个月以后欧阳海牺牲,这件事是我们团的战友们跟我讲的。那次部队搞拉练演习,在京广线衡阳车站南边耒阳县境内,火车一拉汽笛,军马受了惊,马背上驮的是苏式75毫米无后坐力炮架,军马站在铁路双轨中间,欧阳海为了防止列车颠覆,先是用手去推军马,后来用肩膀去撞军马,把军马撞离了铁轨,自己被火车轧死。事情发生后,部队认为出了事故,悄无声息。因为欧阳海救了火车,连里先为他记了三等功。新华社记者发现这件事后,认为欧阳海牺牲是英雄事迹,团里为他又记了二等功。随着欧阳海英勇救列车报道的升级,师里又为他记了一等功,将与欧阳海闹过矛盾的副指导员撤职。此事后来引起中央军委重视,欧阳海被树为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向他学习。9 o2 f  p- n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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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阳海:1940年生,1959年3月入伍,1960年5月加入中共,担任班长职务。1963年11月18日清晨部队行军路过湖南衡阳车站南峡谷时,驮着炮架的军马受惊,在列车与军马相撞的危急时刻,为救列车牺牲。1964年,广州军区党委追授他“爱民模范”称号,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军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学习。/ F8 \* ~  J7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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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复员后,原单位已改名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是武汉市电子工业局下属的国营工厂,我回厂仍当钣金工。当时全厂600多人,生产石英谐振器、热敏电阻、压电陶瓷等系列产品,厂址在汉口江边的四唯路,中原机械厂对面。现在已经是航天工业部所属的工厂了,一直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提供重要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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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四清和文革工作队的大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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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厂后我赶上了“四清”运动①。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在党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xx提出,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刘xx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处罚规定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当时总结出干部腐化变质的道路是“懒、馋、占、贪、变”五个字。毛泽东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xx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3 h/ }: _/ R# i, J6 O-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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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1 f1 S: ~' B% P8 P3 g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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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在我厂主要整基层干部的经济问题、男女作风问题。中共武汉市委派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余英、市文化局局长巴南岗、市委某处长金本富、武汉市文物商店总经理蓝蔚等几十个人的庞大四清工作队进驻我厂。因为我在部队搞过通讯报道,工作队就叫我脱产办黑板报、墙报,写通讯报道,整专案材料,成为市委四清工作队的依靠力量。在我厂,四清工作队是保厂长、整党总支书记的。我当时对四清运动要整的是对象是没有认识的,工作队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y* _# w* R. a# r. U

# d# _: }9 q* ]5 G0 s% R: O* v1966年5月,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队宣布,将四清工作队转变为文化革命工作队。工作队秉承刘xx、邓xx抓右派的文化革命指导方针,不去清干部了,而是在工人中抓牛鬼蛇神。平时爱向领导提意见、领导不喜欢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劳动教养回厂的,都成了这次运动挨整的对象。工作队一边发动群众写他们的大字报,一边要求我将大字报揭发出来的事实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工作队还在内部指定我当上文化革命初期成立的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副主任。我是工作队重用的依靠力量。2 @# ?# g! S9 s7 C4 k1 s" v; e7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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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兵”揪斗我母亲使我走上造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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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3 u7 ]9 S  T2 x; Z我的母亲叫金金玉,是江汉区万松街万二居民委员会的妇联主任,是不拿政府一分钱的居民干部。平时做一些义务性的街道工作和居民调解工作。因为在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1966年10月上旬,居委会有个年轻的女干部纠集一帮“三字兵”①把我母亲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子游行。我母亲是纱厂产业工人出身,从旧社会过来,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在新社会一直是受人尊敬的,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她就不想活了。我怕母亲想不开寻短见,就待在家守候了三天三夜。我向她老人家表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给您有一个交代。”/ V) e# F+ e. V, C; G

: j1 R) L: t+ T4 r0 U; [①三字兵:武汉1966年8月下旬出现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保守派红卫兵,他们走上街头“破四旧”的行动,受到省市委和各级政府的支持,被武汉群众蔑称为“三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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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 T8 K9 h. Y不久,在武汉商场(现已改名为“武汉广场”)门口,我看到戴着“新华工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②”袖章的大学生在街上宣传。我就问他们的红卫兵袖章上为什么还有“毛泽东思想”几个字,他们告诉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造反派的红卫兵。”我将我母亲被“三字兵”游斗之事告诉了新华工的造反派,他们问我家是什么成分,我说是贫农。新华工的造反派就跟我到万松街派出所去调查。派出所长对我说:“你的母亲是位好同志,干工作很负责,这件事是红卫兵搞的,我们不敢去干涉。”在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压力下,派出所长同意将此事向上级反映,给我母亲一个答复。三天后,市政府办公厅来了一位干部,在派出所长的陪同下,在居民委员会开了一个大会,宣布给金金玉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是错误的,予以公开平反,收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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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华工:即文革中的华中工学院造反派组织,华中工学院今改名华中科技大学。新华工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成立于1966 年10 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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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文革中,凡是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无论是后来称为“钢二司”的红卫兵,还是“三新”、中学红联的红卫兵,都统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 O, c7 [' u$ D/ \' o

& Q9 L3 x6 I0 }- j* D9 J, x& {2 g# @从母亲挨斗联想到市委工作队指导下我厂的文化革命运动,再看看“十六条”①,我才看出我厂运动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工作队要我整理的材料矛头都是指向群众的。党中央的决定说得很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在工作队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我提出这种搞法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而工作队的领导认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以后工作队开会就不再通知我去参加了。( l# p- P+ X$ h% X3 Q: L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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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六条”:即1966 年8 月8 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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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工人们对工作队是一肚子意见,我当时血气方刚,九月下旬,我写了一篇《工作队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贴在食堂里,在全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工作队就开大会,公开点名批评我,说我丧失了阶级立场,充当了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炮手。我在厂里受了一段时间的压制。到社会上,看到湖北省委在全省发动工农群众,大抓北京等外地红卫兵来湖北武汉煽风点火、炮轰省委的“南下一小撮”,这时我开始对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的不同本质有了清醒认识,我的思想已经自觉地在向造反派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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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下一小撮:1966 年8 月下旬,以首都为主的外地高等院校红卫兵到湖北武汉煽风点火,炮轰湖北省委,点燃了湖北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这些人被湖北省委称为“南下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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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黑材料是最好的发动群众8 S$ }7 H+ m+ X% W$ [

, ^( i* }9 E. m+ e1966年11月初,党中央已批准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我就在本厂搞了一个很大胆的动作,我带领工人群众,把工作队下令我整群众的黑材料抢了出来,发给每个人看后当众销毁。这个行动受到了全厂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抢黑材料行动是最好的发动群众、对群众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的过程。全厂干部、工人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为市委工作队自四清以来在我厂整了许多人,对工人群众像1957年反右那样进行拉网式地打击、迫害,所以从文革刚刚开始不久,我厂造反派就占了全厂职工的绝大多数。90%的工人群众群情激昂地参加了造反派,并把盘踞在我厂两年多的市委工作队赶走了。我们厂工人还在厂门口挂上了“解放区”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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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厂造反派声威大震,附近很多工厂的工人,如市安装公司、市皮革联合加工厂、中原机械厂、武汉市邮政局、武汉机床电器厂等,都有人来我厂取经,要我厂造反派去声援他们的斗争。我被请到各个工厂去作报告,进行造反发动工作,使这些厂里的少数派都成立了工人造反组织。我还把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汉低压锅炉厂等工人发动起来了。! G) ]8 @5 K3 p2 i

( q$ h/ Q2 M5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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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q1 M8 ?& N6 c) U) O7 S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I' j/ q& y8 k) F8 X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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