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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老顽童:惊风暴雨的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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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4 04:15: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act3.60.qq.com/2902/user/show-uid-763788925-page-3.html


惊风暴雨的1967年 (一) 三次打击

转眼间,风起云涌的1966年过去了.我们迎耒了惊风暴雨的1967年.
首当其冲的是“红色政权保卫军”(自称“红保军”)。在1967年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的,名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社论中,明确指出:“红保军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时隔六天的1月22日,周恩耒总理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又再次提出这一结论。至此,文化革命期间长沙市的第一轮“革”“保”之间的争斗也由中央定论,有了结果!
也就在这年的一月末,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革运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
随着“长保军”的垮台,和解放军的介入,原耒的造反派中出现了裂痕和分歧。究其原因不外有以下几点:
“红高司”方面(包括与其观点相近或相同的组织)认为:
1、66年10月后,为“黑鬼”平反有功,高人一等,其余的造反派组织应俯首听命,唯其马首是瞻;
2、组织成份较纯,清一色的热血青年,不象“湘江凤雷”等组织那样杂乱;
3、学生们组织纪律性较强,因而战斗力也较强;
此外,“长保军”垮台后,其中的学生都转入了高司。这对高司不无影响。
“湘江风雷”方面(也包括与其观点相近或相同的组织)认为:
1、自己“苦大仇深”,曾经受迫害,当“黑鬼”,革命立场坚定,造反精神强,是当然的造反领军组织;
2、在任何一次革命运动中,学生都只能是带头羊,而不可能成为主力军,所谓“秀才造反,+年不成”。
人民解放军方面(此时是以湖南省军区为代表)则认为:
1、高司组织成份较纯,而湘江风雷则成份较杂乱;
2、高司组织纪律性较好,比较听话,相比之下湘江风雷就不大听从招呼。
就在草命造反派,还没来得及庆祝长保军垮台时,第二冲击波又来了!不过这一次的打击是降临在造反派头上!在一月中旬,长沙发生了红旗军冲击省军区大院的事。起因是:风传抓“黑鬼”时整理的“黑材料”,被藏在了省军区内,有人准备“秋后算帐”!结果在20日夜间,省军区宣传车突然上亍,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批示:“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作用!”省军区据此,对红旗军的几个头头实施了专政!
几十年过去了,但“一、二O批示”从耒没被官方(不论是在湖南,还是在中央),再次证实过!
红旗军的被取缔,据说是中央不希望出现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尤其成份单一,全为荣誉、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全国性组织!当时还流传过一句话:说红旗军“大有成为第二武装(除解放军外)之势!”
不过这一打击对造反派的打击还不是很大,其原因:
1、红旗军虽说是全国性组织,但在湖南省内的规模及影响,并不是很大;
2、打击也仅限于对红旗军司令部的几个头头。
就在造反派开始为红旗军抱不平时,第三次打击又来了!
号称有百万之众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简称湘江风雷),在1967年2月4日,被中央文革以批示(二、四批示)的形式予以镇压。该批示的全文为:“湖南省军区应对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受蒙蔽的群众。 全军文革办转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
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得极其突然,白天和往常一样平静的过去了.除了高司派的群众和湘江凤雷派的群众在亍头,就红旗军继续辩论,相互复盖对方的标语和大字报外,没有一点异常的迹象!当晚十一点多,高司的宣传车在市中心五一广场,播放“二、四批示”时,还被认为是造谣。被愤怒的群众砸了车!但紧接着,亍头上出现了一车车全副武装、荷枪持弹的解放军战士,直接扑向各单位的湘江风雷支队(最基层的组织),在原长保军及高司派群众的指证下,对其正、副支队长以上的人员一扫而光!有消息证实:当晚除各看守所外,省军区礼堂及两个没电影可放的电影院,都成了临时的拘留所!仅长沙市内被抓捕的人数在万人以上。这次打击对造反派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元月份的笫二次打击!
现在说起来都让人好笑!湘江风雷的主要罪状之一是:“私藏武器,谋图不轨!”而经最后证实的真象是:市博物馆员工绝大多数参加了湘江风雷。馆藏的展品中,确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早己生锈,且收缴了枪栓,根本无法打响!而这几支只能看、根本就无法使用的破枪,就成了拥有百万之众的湘江风雷,“私藏武器、谋图不轨”的铁证了!
这一次打击也落到了我的头上!那天当晚,我仍往在位于东茅亍市工商联院内的、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内。虽已听到相临解放路上闹哄哄的,还以为是和往常一样:又有人在亍上发生了争吵和起哄。到五号早上才知道湘江风雷出了事。在不知道一点头绪,又联系不上谢若冰等人的情况下,经往在总部的几个人商议后,决定让我以总部组织部长的名义,去省军区了解情况。一切都等我回耒后,再商议和决定下一步的安排。我带上介绍信就出发了。但没走多远,在五一路就碰上大学的几个同班同学。他们一拥而上围往了我,请我回校参加运动(我自从1966年10月初,随谢若冰等人离校后,就一直没回去过)。那时湘江上还没修桥,过河需经渡轮。在船上,趁同学不注意,我撕碎了介绍信丢入江中(此前同学也没搜我身)。就这样,我被前呼后拥的同学们,“请”回到了巳离开四个月之久的学校中!


惊风暴雨的1967年(二)动荡的早春

我被请回学校后,除每天必须参加“早请示,晚汇报”外,行动也还自由。只是我在校内走动时,常有一两个认识我的同学,也正巧在不远处散步。我也比较自觉,反正不出校门罢了。过了几天,长沙市各界在东风体育场(位于烈士公园西侧、体育馆路以南),召开“庆祝粉碎反动****----湘江风雷大会”。我也有幸应邀出席,同时还享有专车接送的待遇:一辆卡车上只站有二十来人。其中:十余人被授予各种头衔:“地主”、“富农”、“特务”、“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则受益于前文提过的小报及文章,被授予“政治扒手”的称号。胸前挂着块特大号的名片,上书“政治扒手郑xx”。毫无例外,姓名上还打了个大x。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受到“喷气式”的待遇,由我们自巳站在车边。只不时有人在身边提醒:“低头!低头!”一路上我也在四处张望,想见到熟人,又怕见到。想见是希望有人,去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报告我的行踪;但又怕被亲戚看见,引起长辈们不安!
真还是越怕什么,就越有什么!学校在河西,会场在河东。那时湘江上还没有桥,过江要靠渡轮。在等渡轮时,偏偏被在省戏剧学校的表妹看到了。她回家后急得大哭一场,其他亲戚也就都知道了!
大会之后,对我的看管更松了。有时外出也看不到散步的同学。又过了十多天,在一个白天,我就离开了学校,回到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1967年的1月下旬以来,湖南的造反派,在对待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态度上,己出现了裂痕。而在“二、四”之后,就正式分成新一轮的“革”“保”两派。这一次的分界线除对张平化的态度外,还有两点:一是对湘江风雷的态度;二是对湖南省军区的态度。这次****的结果是:在湖南出现了“湘派”和“高司派”。
在1967年2月4日之后,长沙市又成立了一些新的群众****或总部:
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委会(简称省红联),成立于1967年2月8日。成员****有:高司、毛主席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这是由长保军变化而来的****)。
孙大圣挺进军,成立于1967年2月14日。成员以工人为主。
红卫兵长沙中等学校革委会(简称红中会),成立于1967年3月18日。成员****为长沙市各中等学校中的造反派红卫兵.红中会成立的日子选在巴黎公社纪念日,是有其更深层次的含义.
长沙工人,成立于1967年4月1日。
长沙市最大的产业工人****---工联,也在1967年4月15日成立了。工联全称为: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成员****都是市内几大企业的,如:长沙汽车电器厂的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的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长沙机床厂的三三一造反兵团、长沙红旗内燃配件厂的红色造反派总部、长沙建湘瓷厂的红色造反团、长沙造船厂的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红色观察哨等基层****。其领导人是:胡勇(汽电)、唐忠富(曙光)、雷志忠(湘运)。它一成立就因成员纯(清一色的产业工人)、纪律性强、战斗力强,而受到各派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孙大圣的成立。距2月4日仅有十天。该****虽人数不多,影响不大。但它的成立,表达了广大造反派对“二、四批示”的不满和****。
而工联的成立,则标示着长沙产业工人,开始杀入了社会上的文革运动。
“二、四”以后,省内各造反派经过短暂的休整,恢复了斗志,活动也由为红旗军打抱不平,转为湘江风雷翻案。在多次赴京****和报送材料后,到四月,造反派终于见到了一丝曙光: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翻案行动更加激烈,也更加直接。四月七日井冈山红卫兵封了《湖南日报》。这是我们第二次封报了。目的是:****该报一边倒的批湘反湘宣传。而省军区这一次的反应,比起“二、四”耒,却显得格外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只以“影响群众学习******思想”的罪名上报。经过各派代表,几次赴京协商都没有结果,最后****决定:“封报期间,只刊印《新华社电讯》。不出现《湖南日报》的报头,不刊登湖南自已采写、组稿的文章。”这样一来,报纸的报头就改成了:《新华社电讯》,也只刊登新华社的电讯。时间持续了好几个月,实际上达到了封闭省军区喉舌的目的。
同时,我带人进驻了湖南日报社,也得以进入平时闲人免进、戒备较严的新华社湖南分社。当时,它位于湖南日报大楼的顶楼。我的任务是:监督新华电讯的收发,及其后的排版印刷。不让人以新华电讯的名义,刊印本地的稿件(如先发至北京新华总社,经审查同意后,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发回来的除外)。我所见到的新闻电传机,与电影里的电报机、现在的传真机都不太一致。传耒的稿件是:在宽约十多厘米、不间断的纸条上,纵向并列几行同一新闻。接收后先裁成A4纸的长度,再纵向分成几条粘贴几张纸上。每张纸都是同一条新闻的内容。再分送到编辑、审定、校对手中。实际上报社人员的观点与我们是一致的,只是不好以湖南日报的名义,查封湖南目报而巳!因此我的工作还是很轻松的。
另一次行动是:到省军区门前****。这是次全省都有人来长参加的行动,有的地区则是在军分区门前****。目的是要省军区的龙书金司令员接见群众,代报材料。但龙一直不肯出面,****最后变成了绝食。长沙市最终饿死一个老工人,听说衡阳也死了一个人。我当时仍是负责宣传,并没直接参加****绝食。此事后来是在****(具体是周总理)一再调解及劝说下结束的。这一次,除在龙司令接见上,军区一直没松口外,反应也是极其软弱无力,只是派出解放军战士送来牛奶、豆浆、葡萄糖水及面包,劝大家进水进食。
就这样,日子在两派的争吵中一天天过去了,两派的关系也日益紧张起耒,直到迎来了《血腥的夏季》!


注:
1、早请示,晚汇报:最初是解放军中出现的,一下就风靡全国,成为全民每天必作的事。早晚两次手拿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后还有林彪副主席)相前,唱《东方红》,学语录。早上是为了指导一天的工作,晚上则是总结一天的工作。人称:“早请示,晚汇报”。
2、喷气式:被批斗人员站前,后面两侧各站一个大汉。将被斗人员双手向两侧斜上方高举。此时被批斗人员自然弯腰低头认罪了。脖颈上再挂一块大牌,那滋味则更隹!因双手斜举,象当时米格战机的后掠翼,所以人称:“喷气式”。


惊风暴雨的1967年(三) 血腥的夏季

在新的一轮“革”“保”的之争中,湖南的文化大革命迎来了1967年的夏天。那真是个血腥的夏季!
说来也怪,高司虽有湖南省军区的全力支持,但在争斗中,仍一步步地走向了下风!在长沙市内他们基本上站不住脚,竟被挤了出去。他们的大字报,只要涉及到造反派,一贴出就会被复盖,或被撕毁。除了城北的湖南医学院、城南的湖南铁道学院外,高司最后只剩下五一广场附近的,反修大楼(原名中苏友好馆)这一据点了。这是栋建于五十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亲密时的四层楼房。外观显得庄重而大方。双方围绕着它唇枪舌剑不知斗了多少次,最后竟发展到断水断电的地步。最后终于发生了“六、六惨案”!
这件事的直接起因和具体经过,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也从无人出耒说明白。我六月五日白天路过这里,还一如往常,只是双方的广播在对战(高司运进了发电机)。当晚我仍住在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没有外出。但六号凌晨惨案发生了!大楼外面围观的群众说:是楼内高司的人出来,打撕他们大字报(可作废纸卖)的小孩引起的;而高司则称:是自己贴大字报的人被打而引起的。
时至今日,撇开当时盛行的派性,客观的说,我个人认为第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原因有二:1、六号上午,我在蔡锷北路遇到一队人,足有二、三百人。个个头带柳条安全帽,手持狼牙棒,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外出时一般不带袖标)问过他们,回答是;“高司的,到医院去”。原来是从中苏友好馆突围而出的人员;2、事后我去现场调查时,据附近居民反映,当晚从中苏友好馆两侧小巷中,曾各冲出一队上述装备的人群。细想起来,如无事先准备,何来如此统一的装备?
此外,还有个我始终没解开之谜:事发的当晚,事先有数百名解放军战士,正巧在现场东边不到一里路的,长沙火车站前广场唱歌。这可是前所没有的事!而当有群众报警说:“那边有人武斗!”他们并没行动。但等到高司人撤的撤了,耒不及撤的退回到大楼内,而外面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激愤时,他们才把大楼围住,把两派群众隔开。前后也就差几分钟,时间掐得可真准!
事件的结果是双方都有伤亡!但具体数一直不清楚。跟文革中以后的流血事件一样,是一笔糊涂账罢了。我只知道:有个文革前和我关系不错的,同级同专业的四川老乡(古蔺县),叫王德虎的被打死了。后来就葬在矿冶学院锅炉房后的小山上。
事后,这栋大楼内可燃的东西被烧的精光,墙上一片漆黑,只剩下房屋的主体!后来经过维修,现利用它开办了长沙口腔医院。
就这样,为湘江风雷平反的工作,一直没有停过。****在1967年7月27日,终于表态:支持湘江风雷、工联,撤销了“二、四批示”。毛主席在批示中写到:“何必匆匆忙忙,沉不住气,听信一面之词”。平反的决定是1967年8月10日正式公布的。同时还派遣解放军47军主持湖南“三支两军”工作。
此后,高司及其支持者退到了湘潭,那里成了他们新的根据地。他们扬言: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长沙市内则成了造反派的天下。
高司派与造反派随后的武斗,主要发生在长沙市南郊、地属湘潭市管辖的易家湾一带。这是个小镇,但突出于长沙和株洲之间。公路、铁路及湘江都经过这里!高司控制了它,就切断了长沙与株洲的联系,进可攻退可守;造反派控制了它,则可使长沙与株洲、这两大造反派地盘联成一片。今天这里也是长株潭三市融城的中心。
当时,双方在这一带反复争斗。高司借助于几家军工企业的帮助,甚至出动了坦克。而长沙的造反派也不示弱!就用重型卡车改装成装甲车,与之相抗。双方的争斗相当激烈,以至后来还出现过杀俘的事!
而在长沙市内,造反派之间也因各种矛盾,也发生了武斗。一次是在解放路(现为解放西路)。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率人攻打东方红总部。起因是为一辆嘎斯69小吉普,打了三天。致使一名前来制止武斗的47军战士牺牲。这是在处决海司令的布告上明示了的。再一次是各派联合攻打青近总部(位于五一广场的湘绣大楼,,现在原址改建了锦绣中环大厦)。
再以后,47军进驻了湘潭。事先用直升飞机在湘潭市上空,散发了通告。但仍遭到对空射击,幸没造成损失。但在正式进驻时有相安无事!
这时,我母亲接到在长亲友信件后,千方百计赶到长沙,把我接回四川。让我暂时离开了长沙,也离开了这个充满了血腥的夏季!

“六.六惨案”后作为报复,同学们将我留在校内的行李,付之一炬。文革后期因此得到九十元的赔赏。


惊风暴雨的1967年(四) 夏天的轶事 (上)

在那个夏天,还有几件事,应该提一下:
一.反间计:
就在高司与造反派的分歧越耒越大,但高司风头还很盛.两派胜负末分之际,从高司中又杀
出几个人,反戈一击投入造反派一边.当然这些人都无一例外的,受到了欢迎和重用!井冈山红卫兵总部也来了一个,他原是高司政治部的负责人.姓名我早巳忘了,但事情绝对真实!
最初造反派内也有人提出过:这些人是不是卧底?但并无证据,也不能肯定.但事实的发展
表明:这些的确是来卧底的.就井冈山红卫兵而言,直到最后也没对此人给予惩处,他一直来去自由.后耒他也确是自由的返回了高司.
但就我耒说,也一直没发现井冈山红卫兵内部,还有什么机密的事,不可对人言!值得高司如此费尽心机,派人打入,以获取所谓的"情报"!
二.我是特务!?
为了能及时沟通上下左右的信息,造反派成立了个《红卫兵通讯社》(简称红通社).全体也就三.四个人,由我负责,且大多是井冈山的.任务就是收集各方面的消息,再用油印小报发给各造反派及在长的新闻单位.红通社存在时间并不长,也没印发几份小报.因没起什么作用,后来也就无形中解散了.最初红通社是在人民中路的,湖南省歌舞团的.一间空道具库房内,原先存放服装道具的架子,就是我们的办公桌及睡觉的床.在那里事没干多少,书倒看了几本.因为里面早巳没有服装道具,却有不少破四旧时查抄来的书:小说.文艺理论.杂文之类.闲空时我就看书,什么《三国演义》.《红楼梦》.《牛氓》.《童年》.《清宫十二朝演义》.《斯坦历斯拉夫》.《戏剧表演艺术》等等都是那时看的.
这段经历在我个人只是段小插曲.红通社的成立也只是一件小范围的事,造反派内有的人和单位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但在高司眼里,却成了大事.高司撤出长沙后,在其留下的内部通报中(也就在红通社成立一.二天后),居然有一条"他们新成立了一个特务机构:红通社,负责人是井冈山红卫兵的郑**!"我的身份也就一下子从"政治扒手"变成了"特务头目".看到以后,我不禁哑然矢笑,感到哭笑不得!
这一定又是上面提及的卧底,所上报的情报之一吧!


惊风暴雨的1967年(四) 夏天的轶事 (下)

枪林弹雨

在文学作品中,人们形容战斗之惨烈,常用“枪林弹雨”一词。但要见识到枪林弹雨,则不仅限于战斗中!
在1967年的夏天,造反派与高司派在暮云市的武斗正烈,常有伤亡人员。这些死去的人当时都被视为烈士。因此,送葬的场面就非同一般了:只见黄兴南路上行驶着一条卡车的长龙,每辆车上站着二、三十个荷枪持弹、头戴钢盔的人,枪口向上不停的开着枪(时尚的鞭炮)!从前后看去,真是一片枪的森林!
而见识到“弹雨”,则是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了。大家知道:枪口向上射击,子弹是向上飞。但弹头不可能脱离地心引力飞出地球(如是那样,卫星的发射就省事了),最终还是要落到地面上。一天下午我正走在天心阁下面的马路上,兰天白云,平静如常。突然,一颗子弹从天而降,落在我的身旁,弹跳了几下。我当时被吓了一跳。平静下来后,我拾起一看,是一颗7.62mm口径的、苏制五零式冲锋枪子弹(也用于五四式手枪)。这两种枪在抗美援朝及六十年代初,是解放军的标准装备。退役后-直存放在仓库里,这一年被重新“请”了出耒,再次大显身手!我正在庆幸:好在没落到我身上!这时就听到身后传来“唉哟”一声,回头一看:另一位老兄就没我幸运了!另一颗从天而降的子弹,正落在他的右肩上,顿时鲜血直流。那也是我在那一年唯一见到的鲜红的、流淌着的鲜血!
我们几个路人七手八脚的,把他送到了最近的医院。医生在听了我的讲述后,感概地说了一句:“飞耒直祸!真的有弹雨啊!”

出行之一

眼看着再次开放“大串联”遥遥无期,我们几个人也动了出游的念头。经过一番商议,我们决定走华东,去上海、杭州一带。几个人兴冲冲地赶到了株洲,想经淅赣线前住(那时还没有长沙至上海的直达车)。因为暮云市一带还在大战,为了安全(现在看耒,当时主要还是心理上的作用),我顺手牵羊地从保管的手榴弹中,带走了两颗。这也是我在那一年里,唯一占有过的武器。好在交战双方对列车并无举动,因而也没用上。到株洲后,考虑到出省后没必要再带,同時也确实让自己提心吊胆,就把它们送给了株洲机务段的造反派。此事在后来的“一打三反”中还经有关部门一再核实过。
由于等车,当晚我们就在株洲火车站的站外广场上,垫上几张报纸“席”地而卧。一觉醒耒,才发现糟了:放在裤兜里的钱包不安本份,自己跑到地上休息了。打开一看除了钱和粮票之外,一切都在。因此我的游兴大减,自己就打道回长沙了。剩下的几个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前往华东去了。
我在文革中的最后一次串联,就这样结束了。

出行之二

1967年里的最后一次出行,是和母亲回四川。凭井冈山红卫兵总部的介绍信,几经周折我搞到了两张到成都的免费火车票。一如往常,在办车票时我留下真实的姓名和地址。所以在文革后期查账时极顺利的找到了我,补交了这些票款。
我没经历过现在的春运,但那时候的列车上也是人满为患,挤得一塌糊涂!车厢里、厕所里,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一眼望去,全是人头!上车站了好几个小时,好不客易找了一个座位(还是定员坐三人,实际挤了五人),让母亲坐下。我就到处打游击,见缝插针,只要有空地方就坐一下,几分钟、十几分钟,最长也就个吧小时。睡觉对我倒还好解决:行李架上、座位底下我都睡过。人们那年头出门也没啥行李,因此我就把自己当成行李放了上去。那时我睡觉从不乱动(这也是幼年时练就的功夫),所以不必担心因翻身掉下耒。座位下垫上几张报纸,就可以睡几个人。只是常有翻倒的茶水、小孩子的童子尿,会骚挠一下,可远不及行李架上舒服。那时坐火车最难的是吃、喝。除了在上车前自带点外,只能在停车时去买,那就真让人提心吊胆!那年头一切都乱了,列车基本没有点,有时还没有站!一切都取决于停靠点(不一定是车站)的秩序,有时停一、两分钟,有时停一、两小时。事先没预告,说开走就开走。其怕下车买东西时,一回头车不见了。我们还算幸运,没掉在半路上。几经停顿,总算平安到达了成都。
对我耒说,1967年就这样过去了。


惊风暴雨的1967年(五)冬天的轶事

在1967年夏末返回成都家中,经过短暂休息后,我又在那年的初冬来到了长沙。来到长沙后,革命激情大为减退,基本上脱离了文化大革命。我住在亲友家中,当起了“消遥派”。直到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陈勇,让冯美瑛带口信,要我回校“复课闹革命”才返回学校。此时的矿冶井冈山兵团,是由湖南井冈山红卫兵矿冶分部改名的,为的是区别于金胜利等人的矿冶井冈山公社红卫兵。
回到学校后的我,并没有参加井冈山兵团在院、系的“服务组”。不久后,连班上的召集人也改由原班长(也曾是高司在班上的负责人)程南官担任了。
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参加了学校井冈山兵团举办的第二期******思想学习班。这次是去韶山冲毛主席旧居参观学习。我们一行三十二人,在驻校解放军宣传队员的带领下,自已背着被子,沿着乡间小路,走到了韶山冲。我们借住在毛主席旧居正对面的汤瑞仁家,借她家炊具自己做饭吃。在1959年6月,毛主席在离家投身革命32年后,首次返回韶山时,曾到她家作客小坐(后来以她为董事长开办了《毛家饭店》,现已发展为分店遍布全国多个城市的有限公司。她是改革开放后韶山冲里第一个投身商海的人)。
在那之前的1966年冬,我曾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去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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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1967年12月底去韶山的,住了三天后,于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返回。之所以定在这天返回,是因通往韶山冲的铁路在这天通车。这是为了方便人们去韶山冲参观学习、也是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赶建的。建好之后,免费让大家乘坐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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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一天傍晚七点多,火车到了株州市停下后,直到九点多都没动静。下车一打听,是一群火气正盛的小将不知为什么,与司机动口又动了手。司机一气之下,把火车头开跑了,声言:不再走了!满车的人一听就急了,纷纷收拾好行李下车,打算在株州找交通工具返回长沙。我看车外又黑又冷,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自已找了个卧铺(当时也是做座席车用),摊开行李睡了起来。天亮后起来一看,哈哈!车窗外是长沙北站,深夜里火车回到了长沙!我捆好行李下了车,才发现整列车上和我一样,没在株州下车的就只有三、五个人。
等我返回学校后很久,那些在株州下车的战友才回到学校。原来夜间的株州也没有其它交通工具返长,他们只好火车站挨冻受饿地呆了一晚。问我为何大胆的留在车上,我说:“火车头是长沙机务段的,车厢是长沙客运段的,无论如何它总会要回长沙。而即是夜里不回,睡一觉到天亮后,在陌生的地方也比人生地不熟的摸黑好些。何况我们都带了被子又不怕睡觉受冻!” 大家说我:“傻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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