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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  陈克勤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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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3 16:31: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
作者: 贾樟柯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陈克勤,男,1949年生。   
1965年9月,16岁,进入420厂当工人。   
1970年代,曾获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1982年,考入420厂职工大学。   
1985年,职大毕业之后,回厂从事会计工作。   
2006年3月,工龄满41年,买断工龄,回家专职炒股。
  

汽车在繁华的成都街头穿行,我们去找陈克勤的家。   
车停在一片新建的小区,周围有星巴克、工商银行、彩票投注站,还有挂着红色横幅的新开业的超市。   
陈师傅从小区出来,他先绕到汽车前面,看到剧组车上标有"《二十四城记》摄制组"的字样,就用四川话大声问道:谁是管事的?我们吓了一跳,以为又有城管要驱逐我们离开繁华的街道。制片主任走上去,小心地说:师傅,我是。陈师傅说:陈克勤,是我。   
大家顿时笑了起来。   
一行人跟着他穿过超市,超市的后门出口便是他家的小区。坐了电梯进他家落座,话题一下子聊到了股票。昨天深股突然大跌,全国人民都在谈论此事。陈师傅以前在厂里做财会工作,如今在家以炒股为生。谈起昨天的股市风云,看得出他还心有余悸,不过他老辣地笑笑:我没事,早跑出来了。   
过去的风云变幻练就了他刀枪不入的不变金身,他说炒股比在厂里上班好,每天在电脑前动动手指,每月万儿八千的就进来了,还不用让人管。他对工厂的拆迁好象无动于衷,一句话:无所谓!   
他说话颇有周星驰风格,非常幽默,经常自嘲。当摄影机转动,他坐下来正式接受访谈的时候,我发现他有着跟关书记一样惊人的记忆力。他能够清晰地背出1966年毛泽东"512社论"的全文,他还能够模仿华国锋在毛泽东追悼会上的讲话。华国锋是山西交城人,跟我老家是邻乡,我熟悉交城口音,陈师傅模仿起来非常地道。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有那样强的记忆力,他记得过去每一篇社论,记得每一个工友的名字,他还记得某一天的天气,那天在办什么事路上遇到的哪一个人。听他讲述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在我混沌一片的生活里,一切都是模模糊糊。他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处在边缘,他不愿意往中心靠近,因而他获得了一种后现代般的自醒与反讽的能力。   
话到中间,他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堆"文革"时候的像章和臂章。"文革"是他讲述的重点,也是他不吐不快的记忆。他谈到一场大规模的工厂武斗,他说那天他和一个工友一起看热闹,那个工友刚刚退伍复员,他能够凭声音清晰地分辨枪支型号。第一片枪声响过,他说这是小口径步枪,没事,打不伤人;第二片枪打过去,他说,这是橡皮子弹,没大关系;第三片枪声过去之后,他的工友对对他说,快跑,真家伙来了。   
他很少谈到1966年以前的事情,也很少谈到1976年以后的事情,他所有的一切像水泥浇筑一样凝固在了"文革"那十年。   
不说话的时候,他会摘下眼镜用衬衣认真地擦一擦镜片。而当他把眼镜重新架到鼻梁上,把视线投给我的时候,他又显露出周星驰般的微笑。对他来说,历史不过是一场你来我往的热闹。

贾樟柯:你是哪一年进入420厂工作的?当时多大?   
陈克勤:当时就16岁吧,1965年9月初我记得就进厂了,恰好那个月24号我就满16岁。我1949年的,共和国同龄人。   
贾樟柯: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进了420厂?   
陈克勤:420厂当时到合川去招工。1964年的时候,420厂的811号机试制成功了,所以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那时我刚刚初中毕业,放完暑假就来了。我们一批一起来了有一百多人,江津还有一百多人,比合川多一点。   
贾樟柯:正好是文革前一年,那你基本上就是文革的见证者了?   
陈克勤:那当然了,整个文革我知道得比较清楚。1966年,"五一六"通知以后,一般的工厂反应还不是很大,516通知我这儿现在还有。   
刚开始只是工人下班以后学习一下,五点半下班,以工段或者小组为单位学习,也没有其它什么,后来才是搞文化大革命的。先是发表社论了,然后大字报来了,大家就开始写大字报,那时满车间到处张贴大字报,墙上牵根绳子,然后把大字报贴上去。那时候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当然说是在毛主席教导下,但是当时并没有停产,还是继续生产,10月份之前都是这种局面。当时420厂这样的大厂,不能乱来,不动。我们厂很严格的,大门都是解放军武装守卫,每个门两个军人,一个端冲锋枪,一个手持半自动步枪,上了枪刺的,所以我们厂当时的生产秩序一点没受影响。但是后来不行了,到了11月份,毛主席第八次检阅红卫兵之后,南下串联的学生,北航啊什么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都来了。当时立交桥没修嘛,厂门口来了很多宣传车,主要是外地的,高音喇叭对着工厂吼,"工人阶级要起来"啊,"参加文化大革命"啊……工人们上班下班都要从厂门口过,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以后这个厂就开始动起来,成立了群众组织,按照这种步骤就开始了,这个跟全国的情况还是一致的。   
贾樟柯:当时有几个组织,也是分保皇什么的吗?   
陈克勤:有保守派--就是保皇派。当时主要是那么两派,一派是"星火"的,一派是"红旗"的,"红旗"就是保守派,"星火"是造反派。当然了,造反派里边又分了以复转军人为主的"八一战斗兵团",还有什么"革连造反兵团",还有一个"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新都分团"--420厂那时不是又叫新都机械厂嘛,就有一个"新都分团"。当时这些造反派组织里面,人最多的肯定是"星火造反兵团",那时我才16岁多,还是小孩,但是对这些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有矛盾,一派要保个什么,另一派要造反,现在我记不清楚了。造反派当然宣传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那边,是无产阶级造反派;保守派呢,也不承认自己保守啊,他们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是不同意造反派的一些做法,比如造反派当时要斗走资派啊,比如游街啊,这些全国都是一样的。   
贾樟柯:主要是哪些人被打倒了?当时厂里的负责人都受到冲击了吗?   
陈克勤:主要的负责人都受到冲击了,比如我们厂里的党委书记,首当其冲,最开始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张贴出来,然后就受到批判了,最后就发展到群众组织要斗他。另外党委副书记啊,还有像黄绍华啊--当时的厂长嘛--也被斗了。要说真正的打啊,我记得有,也并不是好厉害,因为那时候还正常生产嘛。   
贾樟柯:你那时候十六七岁,有参加到文革的活动中吗?   
陈克勤:当然了,参加群众组织嘛。一个车间好几个组织,你得参加一个。参加组织干什么呢?我现在想起来莫名其妙,一会儿这个活动,一会儿那个活动。有一次到川报去印什么东西,我也跟着去了,走了一晚上,又饥又渴,然后第二天稀里糊涂地就回来了。说实话,当时在川报印了什么玩意儿我都想不起来了。当时好像是1966年吧,那时候生产还是正常的,我还在干活。

贾樟柯:生产出现问题以后,我听说出现了很大的武斗?   
陈克勤:武斗那是1967年8月18号,这个场面我见过。武斗前几天气氛就很浓了,人心惶惶的,我本来都准备走。但我为什么没走呢?当时在成都有个伯父,还有伯母,每个星期我都上(他们家),我想走之前去打个招呼,不然以后怕联系不上。他俩都是老党员,老革命,我去了伯母就说了,"你不能走啊,你是工人,要抓生产,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我想这话也对,不能走,所以我就没走。但是我们寝室六个人里面,只剩两个人了,其他人都走了。当时的生产已经开始受到影响,因此有不少职工离开了工厂。   
到了8月18号,恰好那天我又进城,上我伯母家去耍了一会儿,吃了饭,晚上七点多钟就回来了。回来路上就看到双桥子那一带聚集了很多人,其中有我熟悉的。当时他们互相扔石块,这边叫着喊着往钢管厂冲,钢管厂就是当时的249厂--咱们叫249,因为它是249信箱--这边往那边冲,然后那边又冲过来。当时249有个什么组织,好像是"联总",是跟420厂"星火"一派的,它受到攻击招架不住,对方据说是重庆来的一帮人。"联总"打不过他们,这边420厂就去支援钢管厂了,然后可能在钢管厂还是招架不住,就散回来了。   
那帮重庆人怎么回事呢?那帮人在重庆打不赢815,当时就跑到成都来住了。这帮人在成都就厉害了,成都哪见过重庆武斗的那种场面啊。这伙人用瓶子装汽油,上边点着火扔过来,燃了就一团火。当时我待着看热闹,到了11点多,就听见打子弹了--扑!扑!有人就说了,那是小口径,小口径打不死人,但是我心里边就琢磨了:打不死人,把我眼睛打瞎了怎么办?我想这玩意儿,我得走远一点,我才十六七岁,划不来,没啥儿意思,我就在后边看。大概12点的时候,半自动步枪来了。我也不知道半自动步枪,我们车间有个复转军人,是空军地勤来的,他说声音不一样了,是半自动。他当时就在我旁边,我在后边,我想这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我说走了,这时候有个人受了伤,我就把他带到后来的二食堂去包扎,当时他耳朵这边受伤了,脸也受伤了。我进去,地上躺了个人,医生过来一看,已经没气了。这时我才看清楚这人,我认识,唐娃儿嘛,36岁,我们一块打篮球,跳得挺高的。他1958年进厂,我1965年进厂,他比我大好几岁。唐娃儿胸部中了一枪,这么大一个眼儿,铅弹头卡在里边了。我想,真死人了!这时候高音喇叭又响了,就在18栋上边:强烈抗议啊,什么兵团826啊,杀害了战友了,参加革命派的战友,什么血债要用血来偿啊……   
我说这玩意儿,算了算了,看都别看了,然后我就回寝室睡觉了。刚好我们一个寝室的老乡,他也走回来了,他说糟了,脚受伤了,被打着了。我一看他大腿,这边进这边出,打了一个窟窿--哦,两个窟窿。他晓都不晓得哪个打的,把他打穿了。我心里边好难受哦,一个寝室一个车间的,还是老乡,都是合川的,我说走嘛,我们回寝室。当时我估计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睡也睡不着,8月份嘛,天热,闷热。   到了三四点钟,外边还在吵,尖叫声、呼喊声不断。有人喊"房子着起来了",我一下跳起来一看,就在南边,咱们13栋14栋着火了,火光冲天,映得半边天通红。我心里确实有点害怕,睡觉也睡不成。当时给人的感觉就像电影里边看到的,日本鬼子进村了,火光冲天一路走那个景象,真是那个景象,到处都是。   
后来天亮了,枪声不断,我又怕啊,那天吃饭没吃饭我都记不得了,估计没吃饭。我慌慌忙忙的,心里想怎么办,宿舍区住吧,住不下去了,就到厂里边看看,一到厂里边,造反派已经武装起来了。驻厂部队的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全让造反派给抢了,造反派挎上枪就神气了。有几个解放军战士站那儿,有点面熟,我就去问他,你们的枪呢?他说给无产阶级革命派占有了。旁边不是没有站岗的,还有持枪站岗的,不过已经成了"星火"这边的人了,解放军呢,就用《毛主席语录》站岗了。这时候我想厂里边呆不下去,我得回合川了。但是没钱啊,那时候一个月多少钱,二十来块钱吧。1967年,我加起来估计才二十一二块钱的样子,就算上有几块补贴,一个月花下来,没什么剩下的。我们都是23号发工资的,那天是19号,所以我就只能等到23号了。

宿舍不能住了,我就住厂里边,厂里边住什么地方?--消防队。消防队大部分人也走光了,还有个同学在那儿,我就住那里边去,外边打枪我可受不了。以后呢,有时候出来吃一点饭,有时候就在消防队煮饭。那时候简单,就煮稀饭,乱七八糟的,吃的什么菜我也记不得了。就这样熬熬熬,熬到26、27号才发工资。当时,提钱又怕抢,23号的时候就让解放军去提钱,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提到钱,那是我进厂第一次没准时发工资。等到26、27号发了工资,28号我就回合川了。当时整个工厂就是8·18武斗,全面停产了。   
贾樟柯:那个武斗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陈克勤:大规模的武斗应该说是在8月份9月份之间,8·18武斗最严重,以后就零零星星的,大概持续到1968年的4·19。4·19过后,就是强制性地收枪,那以后武斗我觉得基本算是平息了。   
贾樟柯:那你回了合川之后什么时候又被通知回去生产的,还是自己回去的?   
陈克勤:自己回去的,家里边催我。我们一帮人回合川,耍了一个多月吧,家里边就催了,说老是在家里边呆着不行,你是工人,得回去生产了。我说哪儿有那么快,现在还没恢复生产。但是我爸老催我,我么在家里边也呆不住,就回去了。当时合川受重庆的影响也搞武斗,全四川都武斗了,后来报纸说重庆什么警备军司令部让两派停止武斗,要恢复生产,那成都应该也跟重庆差不多,所以我想想就回去了。   
过了国庆节没多久,10月十多号我就回到420。回来还不是那么回事儿,420当时还没生产。有些外地的,比如上海的、北京的、还有东北的,这些人回去过后,很长时间都不回来。我一看这样,哪儿像生产的样啊,但是既然回来了,就呆一段时间吧。呆着也无聊啊,就耍着,玩扑克牌嘛。好了,一直呆到12月二十几号,快过元旦了,我们这帮人说走吧,看这样子,都快年底了,也不像那回事儿。12月底我们又离开420,在老家耍了两个多月,把春节过完,3月13号,几个人约好,一块又回到成都。回成都一看还是那样,还不像干活那样,又耍吧,反正是不能回去了,老爸又得催,老觉得你工人不在工厂里干活生产,回来耍什么,所以我回去也不痛快,就在厂里耍。   
那时候宿舍停电了,就从厂里边拉电嘛,电线,去找嘛。我们几个人从一个食堂里拉了电线出来,有几百米长。爬树的时候我没抱紧,一拉电线触到了,差点摔下来。我说不干了,就有个劲儿大的来接,从围墙里边拉出去。拉电线要过马路,我也不知道怎么弄过去的,反正是接过来了。我们有了照明,就可以打扑克了,煮个饭啊面条啊也没问题。当时就是这个情况,耗时间嘛,打扑克,拱猪,还有打东北的那种牌"两枪"。就那会儿,我把东北的扑克牌学会了,至今都没有忘。那会儿还不太兴象棋,也不会打麻将,就打扑克牌。武斗整个停产期间大概将近一年零两个月,1968年的国庆节以后,两派大联合,他们也看到,生活不稳定了,没啥意思啊,吃饭伙食又差得很,就这样又恢复生产了。   
贾樟柯:当时各个派的领导有没有厂里的工人?就是造反派。   
陈克勤:真正干活的工人,我了解的几个,没当到什么,造反派领导都不是纯粹的工人。可能有几个干活的工人,但是他们都是有受教育背景的,比如说冯金龙,"星火"的一号成员,1963年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读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我听说他后来死了,大概就五六年前--他上海人嘛,在我们车间搞过培训,比较熟悉。还有另外一些,大专生中专生什么的,这些人见过世面,不是老土的,字写得相当漂亮,都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当然我认识的毕竟有限,不是所有人都认识,那么大的厂。   
贾樟柯:你当时的那些东西还在啊?   
陈克勤:在,我有几个袖套。我这个人有个什么习惯呢,把东西都收藏好。   
贾樟柯:你没参加造反派也会有这个东西?

陈克勤:不,我是参加了一个的。当时我十六七岁,跟着玩嘛,别人是二十多岁,比我大多了,我就跟着他们跑。这个东西夏天不戴,只有冬天,有什么活动戴一下,平时也不戴,谁干活戴它啊。一吹哨,集合了就戴它,活动完了马上就取下来了。这么多袖章,不是我参加那么多组织,我没那功夫参加那么多组织,是我的收藏。   
我这还有一些证书。70年代我还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干活也挺卖力的,有时候得个什么荣誉证啊,我都收藏起来,舍不得仍掉。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癖好,我觉得它见证一段历史。比如我初中毕业的准考证啊,我中学的学生证啊,我都还保存着。   
贾樟柯:到了1968年以后,生产又比较正常了?   
陈克勤:1968年10月份以后才开始恢复生产,到1970年就逐步正常了,生产一正常,到外地去的就回来了。恢复生产后,一开始一段还比较平稳,后来文化大革命不是要深入了嘛,要斗批改、清阶级队伍了嘛,清阶级队伍以后,咱们厂就搞阶级斗争。这玩意儿搞得挺过火的,当时清一个什么劳改党。当时军代表--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成立军管会,军代表就是海军军代表或者空军军代表,党委瘫痪以后,军管会就起领导作用了,什么事都听军管会--说有个什么劳改党是反革命组织,于是就开始抓人了。人抓起来以后,白天上班,晚上车间里面的清退小组审理。搞阶级斗争那个场面你没经历过,比如说审理谁谁谁,就说他是专门来搞阶级斗争的。这么一审,有的人招架不住,就供认发展了另外的谁谁谁,好了,清查小组再去审供出来的那个人,那个人招架不住,又供认发展了谁谁谁……这个车间那个车间,一整估计得有几百人,每个车间都有。时间一长了,波及面比较大,涉及的人很多,估计有上千人,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后来挨了整的,有的受不了,就死人了。我们车间阶级斗争的时候就死人了,还有32车间我记得也死人了。咱们车间就是那个杜茂忠嘛,挺熟悉的一个人,我住18栋1楼,他住2楼,最后喝火碱自杀了。   
贾樟柯:这个劳改党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克勤:这个劳改党嘛,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个1958年进厂的职工,大概是安岳的还是乐至的,文革的时候他就回家躲武斗去了。回去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420厂上班了,结果呢,他家那边公安部门转了一个材料到420厂来,就说他参加了当地的反动组织劳改党,而且把这一条线带到420了。起因就是这样来的。好了,组织就抓他审。当时开大会,有两个地方,一个是77车间的广场,一个是42车间那边一块大空地。最初开始是在42那边开,这可是军代表主持了的,说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老实交代,他招架不住,就交代了,说我参加了劳改党,怎么怎么回事儿,是反革命组织。问他还发展了谁,他就说我还发展了某某人。然后呢,厂里面马上开会布置了,各个车间都在抓,一个串一个,全厂都串遍了,每个车间都弄,搞得人心惶惶,真的是人人自危,开个玩笑都不敢。你有问题的,该干活干活,完了继续审你。这审起来受不了啊,那是指着你鼻子问的。你站在那台上,他"啪"一脚就往你腿上踢过来--"站好!"当时就是这个局面,想打你脑袋就打脑袋,想踢就踢。当时我看不惯,但也不能去说他,人家搞阶级斗争,觉悟挺高的。而且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人人自危,谁也不想多事。   
抓得太厉害,后来演变成这种局面:你今天是清查小组的,你来审我,好,我就说你就是,是我发展了你,你不是来审我吗,我就把你连上牵上。这下不得了,波及面太大,人数太多,最后结果呢,是没有这回事(劳改党)。1970年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年底一过,到了1971年逐渐逐渐地就松下来了。1972年的时候真相大白,郑重地宣布没这回事儿,给这些受了批斗的人平反。那420厂就炸锅了,不得了了。以前挨了打的,他受很大冤屈,心里边很恼火啊,饶不了你,得打回来,就去报复那些打过人的,全厂那是乱糟糟。军代表觉得理亏,还有当时的骨干积极分子,也觉得那玩意儿没对,审也审了,打也打了,结果整错了。也是72年下半年就开始平反,赔偿损失,工厂给一些钱,安抚嘛,这个过程就比较长了,最后又导致停产。这种停产呢,和武斗的停产还不完全一样,武斗停产是整个车间没人干活,很少有人去,但这一次是半停产的状态,工人偶尔也下去干一段活,总之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算了。你要说厂里有任务什么的,那没人理你,车间的领导小组没有威信了,说话没人听,厂党委基本上又瘫痪了,工人嘛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算了。咱们就又耍吧,又煮面条吧。

贾樟柯:又开始耍了吗?   
陈克勤:那会儿就用煤油炉子了,我同事自己做煤油炉子,到厂里拿点废煤油、废汽油,有时候车间里面一揣就出来了。1972年停产之后,不光是打扑克了,麻将也来了,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开始了。   
当时没有麻将卖,但是难不住我们,420厂职工有的是办法--自个儿做。拿塑料块用铣床一铣,一块块漂漂亮亮的,有人字写得挺漂亮,就负责往上面写字,写了之后就刻,420厂真是人才多啊,想要什么有什么。1972年到1974年停产的一年多时间,宿舍区到处是麻将、扑克牌,也有下围棋、玩哑铃的,当时独身宿舍成了俱乐部了。我不爱打麻将,我烦那玩意儿,四个人一坐一个通宵,我不干。那段时间,我嘛就是练练哑铃,有时候去游个泳啊,有的时候打打篮球啊,挺好玩。那一段时间基本上属于半停产状态,每天还是要到车间去一下,有时候干活,有时候不干,反正没人管,这样就乱套了。后来,中央看到这样不行了,这么大一个厂不生产,就召开四川地区大工业区的工作会议,把问题反映到北京。最后北京来人了,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该怎么安抚的安抚,该干活的干活,于是就开始慢慢恢复生产。这个恢复过程也是慢慢的,最后就过渡到什么时候呢,邓小平那个时候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了,就开始整顿了。   
贾樟柯:那是1975年左右?   
陈克勤:对,但我们厂是1974年就开始了,怎么弄都弄不好。后来有人办了一个什么油印的小报,这个人叫余摄清(音),运动员出身,文化大革命他是造反派头头。他不满意当时一些情况,就搞个右翼小报说是谁谁谁开后门了啊等等,揭露一些工厂里面的事情,传播一点小道消息。中央领导谁谁谁,江青同志讲什么话,又怎么怎么,不外乎就是这样。一写呢,可能当时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然后就被抓了,说他是反革命。这里其实是一个切入口,那个时候不是劳改党的事闹得没完没了嘛,厂里没办法,最后就从抓余摄清(音)开始,进行比较大的整顿。抓了之后,那当然,比较强烈的手段就开始了。   
贾樟柯:他们怎么抓人,抓跟这个做小报的人有关系的人?   
陈克勤:抓人是公安局抓,当时不是有派系嘛,说余是派系斗争。抓余摄清(音)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突破口,420厂借此对上级表明了一个态度:厂里不能再这么乱糟糟下去了。这以后就召开群众大会,宣读军管会、厂党委的决定,生产重新又开始了。因为那边一抓人,这边就闹不起来了。当时手段也比较严厉,各种考核都来了,不来干活不行,于是420厂又恢复了正常的生产。那个余摄清(音)关了几年以后就出来了,也没给他什么明文的平反,以后都没见过他,估计是死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谈的不是往事,谈的是新的话题了,所以这个人基本上就被遗忘了,但是这段历史要提起来,我是记得有这么回事儿。   
1974年到1975年,生产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就又开始忙了。75年扎扎实实忙,那不是一般的忙,邓小平上台搞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一整顿起来,那是大会战啊。厂里边喇叭一放,还叫小学生到厂外边,上班的时候欢迎叔叔阿姨搞社会主义建设;下班了,他们拿汽水递到你手上:叔叔你喝吧。这种气氛一造,弄花环啊跳舞啊,还搞得挺热烈的。1975年就这种情况。1976年嘛,四人帮粉碎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就结束了。   
贾樟柯:1976年不停的有领导人去世,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这对420厂有影响吗?

陈克勤: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了嘛,420厂还是举行了追悼仪式的,我记得是在水碾河子弟校那个广场,工厂组织全厂职工开会,悼念周总理。然后,生产也正常,朱德去世的时候,工厂也没什么表示,但是呢,这当中夹了个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那一次,全国都地震,四川也震了。当时地震预报出来,就又跑人了。我没走,我回去没耍的,就在厂房呆着。那时候我还是团干部呢,在团支委我是两届的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还有老万啊、老何啊--他们两个后来是处级干部--我们三个团支委,不能说走就走嘛。那天我睡着午觉,地就开始动了,外边吼起来:地震了!地震了!那一阵生产也不怎么干,宿舍区搭了地震篷,人都是睡外边的,不睡家里边,怕房子塌下来。那会儿厂里边要求全厂的武装民兵巡逻,保卫职工家属、工厂的安全。我们晚上就到双桥子、水碾河一带转一圈,几个小时,然后吃一个夜班饭。下雨也得巡逻,给你雨衣就是了。唐山地震完了过后,1976年9月9号毛主席就去世了,那就沉痛悼念。   
贾樟柯:当时,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干什么?   
陈克勤:我正在干活嘛,下午三点,紧急通知,"停了停了,大家外边听广播",我就把机器停下来,坐到车间外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广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讣告,我记得非常清楚,反复地播,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那个语调,都在我脑子里边了。  
贾樟柯:大概怎么说的?   
陈克勤:就是非常沉重的那种语气,比较慢。"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宣告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因病治疗无效于9月9日0时10分逝世了,毛泽东同志是我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开始了,语调缓慢,很沉重。当时有一周的时间搞悼念活动,就是全厂职工、家属都得戴黑纱,但是这个悼念活动并没有影响到生产。我们厂里在16号大楼二楼会议室设了一个毛主席的灵堂,放上鲜花、松柏,挂满了挽联。我们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排着队,一万好几千人,轮流到16号大楼悼念毛主席。厂领导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开始,都肃立,然后我们就缓缓地上16号大楼,面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就走。就这样持续了有一个礼拜,最后,中央在北京天安门举行追悼会的时候,我们厂就组织了职工到人民南路听广播直播,我在广场上就站在面对毛主席雕像的左前方。是上午开的会,王洪文主持,王洪文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的,但是他带有一点上海味。他是用这种语调开始的: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现在开始。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就是这样,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然后华国锋就开始讲话了,华国锋的话就带有山西口音:"同志们,今天,首都各界……"他就是山西话,以后电台反复地播,所以说那个场景真是太深刻了。毛主席的追悼会结束以后,该干活还干活。到了10月份,就是"粉碎四人帮"了,十月惊雷响,"粉碎四人帮"嘛,我也跟着上街游行。   
贾樟柯:也是开了一个会通知大家说"粉碎四人帮"了,还是发文件什么的?这件事件是怎么传到成都的?   
陈克勤:这个事是全国统一在一个时间之内宣布的,不是像林彪事件的传达。林彪坠机那个事,当时的气氛不一样。林彪那时很有威信,吃饭的时候,没准谁碰上你,就让你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随时得拿出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过后,得"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车间也这样,天天读。所以林彪事件的爆发,当时不但是420厂,全国的震动都是相当大的,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林彪事件采取一种层层传达的方式,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没有正式传达之前,谁泄露了这个秘密,那是要受纪律处分的,我们当时是普通工人,车间开会传达以后才知道,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粉碎四人帮"这个事不是这样,它一下就公布了,所以说十月惊雷响呢。

贾樟柯:"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你们吃惊吗?   
陈克勤:还是吃惊,但这一次的程度和林彪事件差别就比较大了,我们之前也不知道"四人帮",只是知道有点讨厌这几个人,不敢说,就心里边这样想。   
贾樟柯:工友之间也不敢聊这些事?   
陈克勤:不敢,绝对不敢,我不敢把我的想法告诉别人,别人也一样。"粉碎四人帮",那个时候真是举国欢腾:咱们胜利了!咱们都得进城游行,敲锣打鼓呼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还抬着一个牌子。   
贾樟柯:那个时候好像有很多写"粉碎四人帮"的诗!   
陈克勤:太多了,我也记不清,主要就是郭沫若写的诗嘛。"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狗头军师张"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能够反映老百姓心声的。老百姓还是渴望有一种安定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切就逐步逐步开始走上正轨了,那时候大家都对文化革命厌倦了,阶级斗争也厌倦了。伙食那么差,住房也得不到改善。那时我还没有结婚呢,还在吃食堂,食堂也差劲,没什么油水。确实我们内心里边还是希望有一种正常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态,是这样的。   
贾樟柯:那"天安门事件"是什么时候?   
陈克勤:"天安门事件"是1976年4月5日,那会儿我在工厂,周恩来总理不是1月8日去世的吗?我们都感到周总理太劳累了,内心想要表达对总理的悼念之情,但是受到了"四人帮"的压制。周总理去世的时候,全国人民痛悼总理,当时正式报纸也登各国元首的悼词,但是不足以表达人民群众的感情。当时就有很多诗,我也抄了一些。   
到了清明节,全国悼念总理,成都是以春熙路为主,还有盐市口一带,店铺两边,全都是悼念总理的挽联,那个时候不仅仅是悼念周总理了,就有讨伐"四人帮"的味道了。中央里边好像就有这个味道了。我还在文化宫的墙上看到有人贴了总理遗言,我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打个问号,是不是总理遗言?很快上面就追查出来,那是伪造的遗言,报上也登了邓颖超的说明,讲明没有总理遗言这回事。于是就追查总理遗言的炮制者,没多久天安门事件爆发,北京出事了,成都气氛也紧张了,当然成都的情况和北京的还远不能比较,生产还是正常。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好象我们420厂没有人卷入这里边吧,毕竟是在北京发生的,在成都没有发生类似的流血啊之类太激烈的事,420厂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平静的。   
贾樟柯:你还记得总理遗言是怎么写的吗?   
陈克勤:我记得大致内容,抬头是"主席、中央",就像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后面说第二次手术以后,"我"感觉病情加重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将会一病不起了。然后呢,在"我"弥留之际,有句话要向中央表达。他想起了谁呢?--恽代英同志。恽代英在牺牲前说了些什么话啊,他也是老革命啊,怎么怎么的,当我们后来的人走过他墓前的时候,什么鲜花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后来的人在革命成功以后,会去看望前面牺牲的同志。"我"最后向中央提出建议,就是说小平同志能力强啊什么什么的。遗言的大致内容是这样。但实际上事实证明,这个事情是一个上海工人干的,他自己模仿总理的笔调写了这个遗言。当时没多久就把他抓住,"粉碎四人帮"以后又给他平反了,这人文笔挺好的,是个上海什么厂的工人。

贾樟柯:你看了那个遗言之后,赞同他说的那些吗?   
陈克勤:将信将疑吧,因为大字报的东西,我想未可全信。但你说一点没根据嘛,它也沾一点边儿,很贴近当时中国的现状,也贴近周总理一些可能的想法。   
贾樟柯:"粉碎四人帮"之后生产就逐步上轨道了?   
陈克勤:上轨道了。1977年1978年就忙啊,因为空军要发动机要得多。我那个车间,它是生产发动机里边压气机转子的,也叫压缩机转子,每分钟是一万多转,高速的。1971年的时候一个月生产200台,没日没夜地干,难免有些活儿干得比较粗糙一些。1977年1978年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好象是这玩意儿质量不合格,出了事故。发动机全都回来了,420厂过道一箱一箱堆着,要换转子。那段时间很忙,1979年811机需求量逐年减少,就稍微松一点劲儿了。1980年之后420厂就投入了新机试制工作,就是那个涡喷43。新机的生产任务必须抽调熟练的工人,那时候我和我一个同事已经进厂十好几年了,我们两个好像干活还可以,厂里就选我们两个干新机试制,从毛料到最后精加工出来,都是我们两个人干。当时有个值班工长带着我们干,专门成立了新机试制小组。那玩意儿挺贵的,那时候工资才多少钱?46块的工资,加上几块钱奖金补助,五十多,但那一个盘就一万多块钱,这玩意儿要是废了,你说它价值多大?   
贾樟柯:精神压力也大?   
陈克勤:压力大,那玩意儿废一件,那打哆嗦啊,真不是开玩笑。为什么它值钱,它钛合金,属于稀有的金属,冶炼和锻造都是不好弄的,确实值钱,你这一刀下去要是废了,损失大;第二个,我们投入这批毛料十多件,要确保比如说五台成品,你这台废了,下台再废了,五台保不了,那还得了,所以说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我们一块进厂的那个同事,当时干毛料我记得很清楚,他干我就一边歇着,我干他歇着,两个人,一个人干活一个人把关,非常重视这个事。有一回我一边去喝茶抽烟嘛,他一会儿进来说,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我干的活儿废了。我说敢废?他说真废了,他一刀下去就弄短了,没法挽救了。当时马上停下来,开质量分析会,他就没资格干这个活儿了,那就换人嘛。我就找我们一个同学,非常小心谨慎地干活,当真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这种情况持续到1982年,我就考上我们厂的职大了。那时渴求知识嘛,我只有点平面几何,简单的代数知识,感觉确实不能满足需要。当时我们车间的整个职工文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学生不止十个八个,北航的、南航的、那都是五年制大学出来的,都有真才实学的。还有几十号老中专生,能说会道,能写会算的。当然我们和复员军人比嘛,还是要强一些,我初中学得比较扎实,平面几何啊什么的懂一些。当然光是这个不够,我就通过一段时间学习,去考了职大。这也算一个机会,但是很严格,当时有一百八十多个人考,其中不少技校生、高中生,我就纳闷啊,这些年轻人,我考不过他们啊。我想反正就花五毛钱,报个名,试试看,结果我就考上了,脱产三年学习,带薪的,就是没奖金。那个时候还有一种政治方面的党校啊或者是政治班啊,那是有奖金的,但我们没资格啊,他要党员,我又不是党员,只能报这个职大的经济管理。这三年学习很紧张,我还是很认真的。   
贾樟柯:那你从职大出来已经1985年了,还回原来那个车间吗?   
陈克勤:不去了,我从事会计工作了,到了财务处做会计,做票啊,报销啊。我是搞报表的,全厂的财务数据来了,都集中在财务处汇总,汇总以后我们出报表。   
贾樟柯:那你80年代到了财务部门以后感觉厂里的经营状况如何?   
陈克勤:到了财务处以后,我就能够知道工厂的整体状况了。当时军工生产逐年下降,咱们的厂长裴红兵说军品不干了,那个玩意儿不挣钱,要求也挺严格的,不好干。他说军品没提价,就是提价幅度也很小;民品见效,洗衣机、电冰箱,这两样当时不得了啊,那个时候返款也来得挺快的。于是民品生产就开始了,军民结合,420厂开始生产洗衣机、电冰箱,当时生产的洗衣机和电冰箱都叫做双燕牌,80年代中后期,双燕在全国应该有一点名气,但是到后来,那玩意儿你能干,我也能干,洗衣机进入门槛低,大家都能生产。航空发动机门槛高多了,那是高技术产品,没见过不知道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是不是?其实确实该抓住军品不放,但是老裴认为民品能挣钱,军品就没怎么争取。420厂那是一个转折点,辉煌的时候,我打汇总的数字啪啦啪啦响,这么一长串,九位数、十位数都来了,那个数字不是一口气打得通的。后来民品销售受市场影响,竞争激烈,再加上电冰箱出了点问题,上千台退回来,销售停滞,江河日下啊,420厂的经营状况就差了。我们感觉得到嘛,奖金没多少了。

贾樟柯:最困难是什么时候?   
陈克勤:进入90年代以后,又爬了一阵坡起来,换厂长了。新任厂长就抓军品,为什么抓军品?420厂你不靠军品,你靠民品,没饭吃。说生产还是得感谢这个新厂长段昌平,他是航空工业部燃气中心的主任,420厂出去的,又被航空工业部派回来担任厂长职务,挺不错的。我觉得420厂应该感谢他,要不然到后来差点没饭吃。他说上军品,恢复军品生产线,要求空军买咱们的发动机,还真见效,几百台发动机一定,然后他又把发动机的价格提上去,他跟空军商量,反正通过多种渠道嘛,给提上去了。好了,生产几百台发动机,这儿就有饭吃了,我们的基本工资保住了,还多少得点奖金呢。   
民品呢,继续维持吧,当然后来洗衣机就整个淘汰了。我们的洗衣机淘汰也很正常,它是不锈钢桶,成本降不下来,人家是塑料桶,你再转型塑料桶,工艺上又要改变,又要做投入,所以后来洗衣机生产线就拆了,只生产电冰箱。到最后,电冰箱也卖不出去了,质量不行,销售逐年下降,管理也很混乱,几千万款收不回来。   
大概是1998年,和科隆合资了,咱们以一百多亩土地入股,跟科隆生产容声电冰箱,420厂的双燕就结束了。现在容声冰箱还在生产,科隆还在那儿,420厂要搬,不过这一百多亩土地,科隆是不搬的。90年代后期,军品订货也少了,因为我们生产的发动机整个来说是落后了。我们车间工艺室的一个主任跟我讲,咱们这种飞机啊,1953年莫斯科斯大林阅兵的时候从红场飞过去,这是一种很老型号的飞机了。   
几年以后,段昌明就走了,他大概干了五年嘛,以后就是林总了,林总现在是中航一集团的总经理,党总书记,是正部级干部,他从1995年接任这个厂长职务一直干到1998年,1998年的9月底,他就调离420,到沈阳黎明发动机厂去了,现在是一集团的老总。   
贾樟柯:你后来是从厂里退休的还是买断工龄?   
陈克勤:买断工龄啊,去年3月份就买断工龄了,就是解除劳动合同,但之前就叫我们填表了。不同的人感受不一样,对我来讲呢,觉得可以(接受),因为我工龄长啊,将近41年,就给我算了六万一千多块钱。我算了算,去年2006年,我还差三年半就退休了。   
贾樟柯:按一年多少钱算?   
陈克勤:一年好像是1319块,我接近41年,然后再给我加了六千块钱,六万一千二百多,给了我一个存单,我拿着走了,都买断了。从此我就和420厂脱离关系了,正规叫做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解除协议是420厂要和我解除,不是我要解除。420厂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和职工签订了长期劳动合同,那么就根据你的工龄进行补偿,实际上这个对420厂也是个好事,减轻了企业负担。对于职工,你说好还是不好?整体来说,大多数还是好。我客观来说,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买断工龄嘛,还是一个好事情。前年工人对这个不理解啊,厂门口围着几千人,热闹得很哦。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买断,我前年春节过后就没有去上班了,调整过后,55岁以上原则上就不聘了,我也理解,这个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当时我能拿300来块钱,我说走嘛,还能过得去,没有什么问题,就走了。后来就说买断工龄了,一年多少多少钱,有些工人就不满意了,就找厂里边,把立交桥给堵了。立交桥一堵,情势紧张了,就算群体事件了,那是前年7月份的事。我那时不上班了,以前一块的一些同学和同事就说"老陈啊,你不来看啊,420厂可热闹了"。我说算了吧,天气挺热的,大老远的我骑车也得骑20分钟了,文化大革命过来,热闹也见多了,有什么意思?这是想法之一,想法之二,如果我去凑凑热闹,厂里边有几个头我还认识,有一两个有点熟,这弄得也挺不好的。我也五十好几了,老职工,工作那么长时间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嘛,这个场面我就没有见到。

到后来,工厂根据政策安排,说多少就多少,我说那就来吧,签字嘛。我的年龄不小了,看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处理态度不一样了,不能像二十多岁三十岁的时候一样,我想咱们就算了,有什么困难我自己克服。最后就是买断工龄,签字,给一定的补偿嘛,一算还可以,每个月还千把块钱嘛。我一个月就是一点饭钱,也没有多的花销,想法也简单,我这个年龄的人不讲究奢华,一切从实际出发。   
贾樟柯:你现在主要在家炒股?   
陈克勤:对。   
贾樟柯:怎么样,效益还可以吧?   
陈克勤:可以,我有经验嘛,一个有经验,再一个有心态,跌下来咱们就走了,所以说我就不怕。   
贾樟柯:你经历了很多420厂的大事,你觉得都讲出来了吗?   
陈克勤:还有一个就是技安事故,死人了,这个是我亲眼目睹的。1966年8月8日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那天晚上我看了场电影。第二天一上班,照例我就把机床啊都弄一下,正在整理刀架的时候,哎呀,一声巨响,那了不得,不得了!我不由自主脑袋就往下埋了,我蹲在地下脑袋都往下埋,太响了,从没有经历过。紧接着,砰!又一声。两声,真是把我着着实实吓了一跳。"出事儿了!"有人大声喊,我就往那边去了,往那边一望,就在我那个厂房,离我十多米远的地方,浓烟滚滚。怎么爆炸的?中机架是这样的,它是个环形,一个圆,切成两半,好加工嘛,因为它是镁合金,在加工的过程中就可以燃烧。打磨抛光的时候,专门有一个抽风筒往外边抽粉末,一抽,粉末在管壁里面沾上了,时间久了抽风效果就不好了,得排除啊。8月9日那天,一个技安员和一个电工,也没经验,就跑到屋顶上面去,他在那里通,拿一个钢棒,砰!砰!砰!他以为这样子能通掉沾在管壁上面的粉末。一通,不得了,那个粉末一撞击,两边爆,一瞬间燃烧爆炸,那个状态之惨烈。我当时只有十多岁,十七岁还不到。   
消防车和救护车都来了,在外边等着,就救人嘛,架起一个梯子上平房,房顶是上去了,你怎么把人抬下来?再来一个梯子,两个梯子平行排列,人在上面躺着的,还是没法抬下来。当时消防队没担架,怎么办?只有找两根竹棍绑着,绑着没布啊,不像现在都有配套的帆布担架,工人就把衬衣啊工作服啊扔上去,用竹竿绑着衣服,终于把两个人抬下来了,太费劲了,太吓人了,足足折腾了有半个小时。下来以后,救护车一鸣笛,就送川医了,就是现在的华西医大。后来据我们的同学讲,那烧死的人啊,简直不敢动,一摸就跟烤红薯一样。最后这两个人死了,还有几个工人受伤了。   
我们那个厂房是比较高的哦,可能有十多米二十米高,当时爆炸的冲击力有多大,把五个毫米的玻璃窗都震碎了,砸在工作台上,外边的自行车棚都掀翻了。   
这算是一个重大的技安事故,我是现场目击者。

http://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09_03/29/29128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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