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温州武斗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3 15:03:29

温州武斗

到了1967年，从全国各地不时传来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武装冲突的消息，先是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武装夺权，再是武汉的“百万雄师”和“钢总司”的武装冲突，杭州的“省联总”和“红色风暴”之间的冲突等等。而温州两派间武装冲突之激烈，武斗的持续时间之旷久，对城市破坏之严重以及两派政治军事后台对各自派别的长期强硬支持，在全国“文革”武斗中实在是首屈一指。

经过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初的分化和融合，到了1967年5月，温州市区的两派组织已是泾渭分明。　

一派是“温联总”（温州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的简称），主要组成部分为温州市政府各直属单位的基层干部，中坚力量为温州港务局和温州化工厂工人（70年代末我到温化工作，两派关系还很紧张）。头头是姚国麟、陈桃熏、叶少华、戴光荣等，现在携巨款外逃的杨秀珠也是此派。温联总司令姚国麟退伍军人出身，深受军分区和人武部信任，温联总外围群众基本是文革前制度的拥护或既得利益者，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当时被定名为保皇派正是名副其实。温联总在市郊区的农民组织叫“贫总司”，头头之一是藤桥的叶则楷。

一派是“工总司”（温州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的简称），中坚力量为温州冶金厂和温州造船工人，基本群众为文革前制度的反对或受害者，定性为造反派恰如其分。工总司的头头有黄国光、陈进春、陈时松、陈春林等。工总司在市郊区的农民组织叫“贫联总”，头头有永强的张少波、茶山的李文良等。茶山的“硬骨头”组织是“贫联总”的中间力量。

在温州郊县，和温联总一派的有永嘉的“炮联”、瑞安的“联站”等，和工总司一派的有永嘉的“反逆流”、瑞安的“联总”等。温州地区两派的小规模冲突首先就是在瑞安的“联总”和“联站”之间发生的。一天，李文良到我家谈起瑞安的武斗，说两派用“肉扎”进行武斗。不久，温州市区的武斗就越演越烈了。

温州的武斗，起于１９６７年６月，在几周之内迅速从藤帽铁棍升级到热兵器。

当时温州地委书记是后来当了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的王芳，军分区司令是王福堂。王福堂不但授意温州军分区统管下的人武部发放民兵武器武装温联总，而且策划了黄龙山军火库被温联总抢夺事件。工总司也从各工厂搜集到民兵武器。这样以青年工人，复转军人为骨干，以中学生（温一中，六中学生最为狂热）为先锋，两派迅即组织各自的“火线指挥部”，展开大规模武斗。

这里首先要提一下两派组织的背景。
温州地区称为浙南，早在24年已经有共产党的组织，后来刘英留在浙南进行游击活动。抗战后一大批红军在浙南党保卫下，由粟裕带领去苏北组织新四军。刘英牺牲后，龙跃成为浙南游击纵队司令，直至解放温州，文革时他是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而1949年温州和平解放时进入温州的主要部队是许世友麾下的南下部队。因此共产党接管温州的干部来自两个系统：许世友带来的山东籍部队军官和龙跃领导的浙南游击队干部。两派时称北佬派和浙南派，一贯明争暗斗，每次较量总是强龙压住地头蛇。浙南党一直受到不公的待遇，山东系一直否定浙南党的合法性，几乎把他们当成土匪，浙南的土八路受到歧视和排斥，几乎没有任何的实权，南下部队接管了温州所有的权力部门，浙南地下党只得向中央反映，收效极微。当时温州官场上只听到操着山东话的官腔，南下一个兵胜似浙南一个官，凡是浙南的，一律不能升官加爵，浙南党一直处于受压挤困境。

文革开始，就有小道消息，说龙跃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积怨很深。龙跃派系的人在文革的大好形式下，当然要乘机造上一反。山东强龙依仗许的势力，并不买造反派的帐。如军分区司令员王福堂有一次在军分区门口对着静坐的造反派说：“骑马的还是骑马，抬轿的还得抬轿。”王福堂红四军出身，一直在许世友的手下作战，长征时期跟着许世友一起受张国焘误导，陷入西康沼泽地区，被马步芳骑兵围歼，他追随许世友得以突围，与其结下生死知交。许世友为毛主席爱将，当时以南京军区司令至尊统管华东军事，王福堂自以后台硬，不但对造反派，对江青也出言不逊。

由此可见，文革时期温州两派对立至于血战，除了全国性的老军头和政治暴发户之争外，还有强龙与地头蛇之争的因素在内：温联总背后有山东强龙，工总司背后有浙南地头蛇。

本来温州两派是势均力敌的。但温联总在分区的大力支持和军事顾问的策划下，很快就在军事上得到了优势，占据了市区大部分地盘，温州地、市委也让出两委所在的市中战略要地给温联总。而工总司退守五马街、新河街一带，主要据点是邮电大楼（就是现在的信河街邮政局，当时是市区制高点）和温州酒家（位于五马街和解放路交叉点，扼市区东南西北的十字路口）。
    当时的温州一片战火，两派各打各的，老百姓只有逃难的份，就像抗日期间温州沦陷时一样，百姓纷纷跑到乡下亲戚家躲难。二舅和舅妈带着年少的几个孩子就来到我家避难。城里胆子大的则留在市区，乡下胆子大的就挑些粉干之类吃的东西到城里卖。隔壁的志仁和睦洲垟的中华就是这样。一天，他们挑着担子到沙帽河一带叫卖，一个年轻人要他们挑到自己家，于是三个人成一条直线向前走，那年轻人在前，志仁挑担居中，中华在后。不想前方一颗子弹过来，穿过了那年轻人的胸膛（当场而毙），擦伤了志仁的侧胸肉皮（因为挑着担，侧着腰），进入了中华的腹腔。吓得两人连滚带爬躲进了民房。中华被温联总送到战地医院疗伤几天后才回家。我还听说有一农村少年扒在西郊冷冻厂门口看里边人玩枪，里头一个人挥动手中枪吓唬他，失手把少年打死了。闹到后来的结果是，武装人员从冷库里拖出几爿冻猪肉来作赔偿了事。第二天那少年的父亲只能蹲在冷冻厂附近的路口将这赔偿儿子生命的猪肉卖掉。不知前面提到的那年轻人有否得到猪肉之类的赔偿。

战火中老百姓遭点殃是理所当然的，两派的头头是不会顾及这些的，他们照样在指挥着部下作战。温联总在武斗期间还对工总司人员进行了大逮捕。李文良在武斗伊始，到石坦粮管所找到一份工作。一天，二姐到我家说，有消息说联总要逮捕工总人员，当夜要去石坦告知文良。于是父亲、三哥和她一起连夜到石坦，可到了石坦，文良已经被温联总抓走了。后来得知文良被关在温州造船厂，一直关到8月13日。其间大姐夫去看望了一次，他是军人，正好回家探亲，因武斗不能离温，温联总对军人是较为客气的。

到了8月上旬，工总司退据电报大楼和温州酒家两座高层建筑物，据点求援，拼命向中央文革求援。温联总很快扫清外围障碍，但是久攻不下这两个制高点。最终，用火攻拿下了温州酒家。至此，工总司孤守电报大楼，温联总全胜指日可待。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工总司占据邮电大楼的意义显示了出来，经过无数次求援，中央文革终于跟林彪达成政治交易，林彪命令驻浙野战军２０军火速派6541、6299部队赴温州武装支左。２０军毕庶璞团为先头部队，从金华下火车，征用了当地几十辆汽车，浩浩荡荡通过丽水直扑温州。　

温联总闻讯一面猛攻电报大楼，一面在温州军分区军事顾问帮助下组织阻击，企图延缓２０军的到来，战场就在离温州１５公里的温金公路的梅岙渡口（当时瓯江不像现在有众多大桥，梅岙渡口是金华到温州的必经之地）。温州军分区基层军官着便衣直接投入梅岙阻击战，毕庶璞团根本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猛烈的阻击，一时被挡在瓯江北面过不来。毕团毕竟是野战部队，他组织重武器强攻渡江，惨重伤亡之后，攻下渡口，一路浴血杀向温州。梅岙阻击战是温州武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也是温州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战事。梅岙阻击战实际上并非两派冲突，而是南京军区的地方部队和林彪的野战军对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是官僚之争。

8月中旬的一天（大概是8月12日或8月13日），我隔壁的木寿良家的三楼窗口传来了惊呼声。木家的三层楼是茶山当时最高的建筑物，在三楼可以看到温州。我挤上三楼，看见一班人（多数是城里逃难人）有人一边远眺温州，一边喊着：“糟了，糟了，那里可能是铁井栏、五马街一带，我家成为火海了！”顺着她指的方向，我看见温州的上空浓烟滚滚，原来是温州发生大火了。

这场大火是谁之过到今也没定论。那是1967年8月13日，毕庶璞团终于打进温州，在最后一刻解了工总司之围。后来工总司把这一天叫做“8、13温州第二次解放”。“温联总”被迫撤离市区，在近郊仰义、牛山、梧田一带抵抗。大火就是在这一天或早一天燃起的。

大概在15日，我父亲急于去看望没有到乡下避难的姑母一家，冒着危险带我和大普去温州。姑母家住大简巷，我们路过解放路，只见南至公园路，北至铁井栏，东至华盖山，西至解放路的大片房屋成了废墟，包括五马街口邮电分局、新华书店、钟表店、美术公司和县前头解放电影院，共计24495平方米。

倒塌下去的栋梁成了木炭状，有的还在冒烟。那天父亲还带我们去看了钟楼。钟楼位于广场路和府前街的交叉点，原为温联总占据。工总司一位“战士”学着电影《小兵张嘎》里的镜头，在同伴的掩护下，披着棉被冲到钟楼下，在钟楼底层的西面墙上炸开一个洞，放火烧了钟楼的楼梯，上面的联总“战士”纷纷跳楼而逃。我去看时，楼是没法登了，楼梯也成了木炭状。后来钟楼被拆除了，从此温州的钟鼓楼只剩下鼓楼了。

温州文革火灾后被记入《共和国史记》一书。但书中记载并不完全可靠。其中有这样的记叙：这次纵火事件是事先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是陷害温州军分区和所支持的群众组织“温联总”。事发后，策划者向中央和省军管会多次发电告急施加压力。电报称温州军分区支持的“温联总”从四面八方用枪扫射，用60炮轰击，用火焰喷射器喷火，烧毁市中心的新华印刷厂、服装公司、邮电分局、百货商店及民房。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大火是在电报发出后才着起来的，有些地方则根本未起火。这次事件，共烧毁房屋2000多间。事件发生后，省军管会调集两个主力团进驻温州。8月13日，驻温部队和另一部队攻打华盖山，围歼“温联总”，在行动中双方都误认对方是温州军分区部队和“温联总”，互相开枪射击，打死7名战士。事后，“支左联合指挥部”在发给省军管会的电报中承认7名战士死于误伤，但双方部队最后统一口径，将此事加罪于“温联总”。当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浙江省军区，南萍被任命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龙潜和阮贤榜不再担任军管会领导职务。同时，熊应堂少将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浙江省军区政委。

温州武斗惊动了高层（1973年第二次武斗也是如此，下文在提）。1967年9月16日，毛主席到杭州，接见了南萍，毛主席一见到南萍就说：“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之啊？”毛主席接着开玩笑说：“你就是南霁之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有经验。”南霁之是唐肃宗时的一名将军。“我是照主席指示办。”南萍知道毛主席是说他处理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问题。毛主席对在场的空5军政委陈励耘说：“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5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空5军和20军在支左中要互相通气，互相学习；20军向空5军学习，20军为主嘛，空5军要服从。”毛主席还说：“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没有。”南萍回答。“这是一大缺点。”毛主席说：“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犯个错误好。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派他们去主持温州。”“为什么‘温联总’又分叁路向温州城反攻？”南萍说：“‘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对‘温联总’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对待‘温联总’。”毛主席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张秀龙不要这样搞，什么喷气式、罚跪。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的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
    话又说回来。8月13日，就在“温联总”退出市区不久，工总司的一班头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黄国光、陈春林、邓高标、庄秋江、王建新等人，开着汽车，贸然出城，在牛山脚下遭到了联总陈桃熏部的伏击，庄秋江在车上中弹而亡，王建新跳车时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虏。庄秋江是我四舅舅唯一的舅子，王建新是从北京回温煽火的大学生，当时都还只有二十多岁。死后他们的尸体被拖到牛山埋葬了。当时正值酷夏，十几天后，我四舅去收尸，只剩下一堆白骨了，分辨不出两人了。四舅用棉被一包，把两人的尸骨一起带回温州，后来是庄的妻子认出庄的裤衩，才分辨开来。黄国光等活着的人被带到勤俭中学“受审”。在勤俭中学的温联总头子是戴光荣，他原是一中红卫兵组织的头子。那天一见同是一中另一派红卫兵头子陈春林，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晚把陈春林拉到勤中的后山枪毙了。邓高标也是红卫兵头头，那晚作为“陪毙”也被蒙上眼睛拉上山。这一晚的惊吓我看是够邓高标承受的了，因此后来被放回以后，发誓再不进入政治旋涡，到了1973年第二次武斗再次出来，那是后话了。

黄国光等人后来被带到丽岙。有天晚上，他不知是被释放还是逃了出来，他大路不敢走，绕道茶山，到了我堂兄旺法家。他们是温州雨伞厂的工友，当夜堂兄把他送到温州。可温州黄的战友认为他是“叛徒”，不再承认这位“总司令”了。黄只好闷闷不乐回了家，表示要退出“江湖”。但“身在江湖不由己”，到了1973年，黄国光和邓高标一样，再次被卷入了政治旋涡。

中国历来不乏“睚眦必报”的人。上述勤俭中学“枪毙事件”如此，武斗中报私仇就更多了。一次，一个工总分子误入联总阵地，对方正是他同厂的仇人。那个联总人员和同伴将工总分子按到在地，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叫同伴一起勒死工总分子。同伴不干，那个联总人员就一脚踩住绳子的一头，双手拉住另一头，活活把仇人勒死。１９６７年夏，“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将“温联总”赶出温州城后，这回该轮到“工总”进行报复了。“工总”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下对“温联总”成员尤其是参与武斗的成员实施了无情的报复。打，砸，抄家，游斗，逼供，这些在“文革”中属家常便饭，就不去提了。当时还发明了“爬棺材下”、“吃死人汁”等手段来折磨落入手中的对方成员。当时温州城里有多处“烈士”棺木的集中供奉处，被抓获的对方人员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逼着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由于时值酷暑，尸体腐烂，汁水滴下来，逼着“请罪”者吞食。一天我到“烈士”棺木最集中的地委大院去看，一排排的棺木摆放在木头架子上，不时进来哭哭啼啼的人。虽然撒满了“666粉”，可浓烈的尸体腐烂气味仍飘得很远。这时的“温联总”也并非无所作为。他们盘踞山区时，常在“内线”带领下闯入居住在市区边缘的“总司”派成员家中，将财物洗劫一空。对敌人如此，对同派的“叛徒”更是手辣，听说住在广场路的“温联总”头头叶少华投诚“工总司”后到福建山区招降“温联总”时遭到枪杀。

文革武斗中双方死了几百人（市区），工总司为了悼念本派牺牲的同志，大兴土木，在温州松台山建造了烈士群墓。这墓地在当时是够宏伟的，总共大约有一百四五十个墓，每个墓前有墓碑，刻上姓名及家庭住址。庄秋江、王建新也在其中，还有十几位“支左”部队的战士。文革后期，“烈士墓”被挖掘，在原址上建造了“解放剧院”，如今则是“松台广场”了。

1967年8月，温联总退出温州城后，两派在近郊摆开了战场。南向，工总司前沿阵地在南塘街，联总则在里田街，街道上摆满了沙袋，过路行人胆小的就在河床上行走。1967年，温州伏秋连旱，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旱期长达136天，全市农田受旱7、87万公顷，粮食减产18万吨，各地湖河干枯，70里的塘河河床干裂，“河床当路走”是那年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温州轮船公司的所有客轮在武斗期间开到茶山新河，后来都搁在河床上了。

9月份开始，工总司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向温联总发动了攻势，联总只好退却，先是退到大罗山、三溪、藤桥以至永嘉、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等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联匪”，“瑞联匪”。后来在“工总司”几次进剿后，一直退到泰顺甚至福建山区，直至“庐山会议”以后。

“工总司”围剿大罗山前，两派在茶山展开了拉锯战。工总一进茶山，联总就退到山上，工总一走，联总就下山。不管是哪一派进来，茶山街的人们就上了店板，紧闭门户。这些只能在电影上出现的镜头，那年在我的眼前活生生地出现过。“工总司”围剿大罗山时，先头部队就是李文良率领的茶山“硬骨头”。那天，工总部队是从后村山上山的，我在家里楼上看到他们到了红岩山顶时，一股浓烟在山顶上冒了起来，大概是扔了手榴弹。傍晚时分，工总部队下山时，抬了一副担架下来，上面躺着一个胖敦敦的人，听说是被打死了。温州武斗死了好几百人，这是我唯一见到的一个。那天被俘虏的联总只有两个，其余的在工总上山时就逃之夭夭了。而罗胜的一个中年妇女却在这次围剿中遭了殃，被流弹击中而亡。后来“支左”部队的一个连很长时间都驻扎在茶山，兵营设在洞桥南岸的柑橘站。茶山有部队驻扎听父亲说那可是抗战时的事了，那时国民党有个叫钟团长带领的部队曾经驻扎过。

1968年10月13日，浙江省出动军队围剿“温联总”，打死23人，打伤70多人，关押500多人，抄家1600多户。赶跑温联总后，温州立刻实行军管，温联总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参加过武斗的被定性为土匪。温州军分区被彻底解散。

到了1968年11月，在“全国山河一片红”中，温州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分别由“支左”部队长官戚庆连、毕庶璞任主任。戚庆连一直任到1975年4月，毕庶璞则在1973年1月温州第二次武斗前离任，由浙南党干部胡景瑊继任。在我的记忆中，温州革委会成立的热闹场面是前所未有的（后来庆祝“九大”召开也不能与之相比）。温州地区一市七县都派队伍来参加，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人更是无以计数。那天先是在人民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会场上彩旗飞舞，红语录挥动，欢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进行了庆祝大游行，游行队伍起码有三公里长。观看的人真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我岁数小、个子小，在五马街的路上是无法观看的，母亲就带我到大嫂的姑妈家的二楼上观看。印象最深的就是二舅舅厂里造的一只皮鞋，很大很大，要放在卡车上游行。晚上，郊县来的绝大多数人都留在市区。温州没有那么多的旅馆，所有的学校、机关都用来接纳他们。我和母亲住在二舅舅家。

晚上出去，街道上不是在放电影，就是本地和外地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演出，条条街道都是，学校里，广场上那更不用说了。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其实，时来运转并不用十年。“温联总”在山区盘踞数年，终于迎来转机。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事发。林彪在浙江的二十军、空五军头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被收审。“温联总”乘“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归城。“工总司”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审查。李文良也在此时回家用钓鱼来打发日子。

但“温联总”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整风”逐步演化为“批林批孔”，特别是党的“十大”以后，工总司”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重新得势，李文良也在陈时松、邓高标等人鼓动下，参加了新的夺权行动。197３八月，两派又在市区爆发大规模武斗。五马街口打得最是激烈，工总占据五马街口的温州酒家和“五味和”商店，联总占据对面公园路口的新华书店和天津面馆。后来我上城看，只见这四座建筑物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这次武斗和1967年的武斗有所不同的是老百姓没有逃到乡下避难了，胆大的年轻人还在五马街口的枪林弹雨下，砸开“五味和”商店旁的小店进行抢劫。

另一个特点是，此次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本群众，已很少有学生（上山下乡去了），主要是派性骨干分子，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以及社会闲杂人员。

由于工总司在政治上得到“四人帮”强有力的支持，“温联总”在政治上完全失势，再次被赶出城，上山为“匪”。那几天温州城乡的广播里天天播放着刚刚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发问：“姚国林抓到了没有？”当时温州主要街头设有剿匪快讯专栏，每天报道追捕姚国麟进展。姚国麟曾经北蹿逃进北雁荡山，南下逃往洞头岛，中央怕他乘船逃往台湾，加强了海军在东海洋面上的巡逻。当时如有台湾接应，姚国麟可能会逃出大陆。最后姚国麟在温州藤桥山区被围数日，亲信打散，在一户人家的谷仓里被抓捕。

虽然姚国麟被抓，但由于“温联总”得到南京军区许世友支持，“工总司”始终无法制服“温联总”。

1976年9月9 日。毛主席逝世，“工总司”预感时局将变，在市区灯光球场召开大会，叫嚣要“警惕资产阶级政变”。“温联总”针锋相对，也积极备战。10月12 日，李文良在北京的弟弟赵章云寄信给兄弟们，透露了北京群众得到中央抓捕了那四个人（信中原文如此，当时还没有“四人帮”的叫法）的消息后拍手称快，为了庆祝，酒店里的酒都卖光了的信息，并要求他的兄弟们好自为之。李文良得信后，也就找了一个单位去上班了。

华国锋逮捕“四人帮”后，在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温联总”已将打倒“四人帮”的大幅标语贴遍温州全城。官方消息公布后，“工总司”头头作鸟兽散，纷纷逃离温州。到977年，“工总司”头头相继被捕，一些“工总司”头头和骨干稍作审讯后或被判刑或被处决，陈进春被枪决，陈时松被判20年徒刑，李文良被判5年徒刑，黄国光、邓高标、杜步康等都被判刑。

温州十年武斗结束。

虽然“温联总”表面上取得了胜利，头头和骨干分子也风光了一阵子，如姚国麟和戴光荣，在“文革”后分别在温州工人与青年团体担任领导职务，戴还当了瑞安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瑞安副市长)。我在瑞安读书时见过他，原以为在文革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一定是风光满面，气度翩翩，原来他个子矮小，脸庞消瘦，长相很是一般。姚国麟是我在温化的同事曾耀远的舅舅，在曾家我见过他，个子中等，体形稍胖。

数年后华国锋失去权力，邓小平掌权，官方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均被否定，姚与戴等政治影响逐渐消失。

其实，两派组织的头头结果都不得意。我父亲在文革初期两派组织刚刚形成时就对我说，毛主席说要引“牛鬼蛇神”出洞，现在这些造反派都是“牛鬼蛇神”，到时候个个都没有好下场的。

文革十年，武斗十年，到底给温州留下了什么，这应当值得文革过来人及后人深思。

温州的人文传统是出海经商，不问内地政治争纷，因而历史上从无剧烈战事。明末皇帝南逃，曾在温州得以喘气，曾经争取地方豪强支持以图再起，竟然无人响应，继而愤而浮海出走。“长毛反”（太平天国）在江南气势空前，其势力也只能到达处州，温州城并没有人响应。温州人擅长买卖和小手工业，倦于政治，长期的国共内斗，在温州平原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历来民风和平，没人愿意铤而走险。３０年代，温州监狱曾经是全国模范监狱，抗战期间，日军以一个排的兵力占领温州而未遭抵抗（不确，国民党暂33师曾在双屿抗击日寇），解放军进城也是未费一枪一弹。为什么在文革中武斗会成为全国之最？

温州“文革”中连年武斗，本来规模有限的国有经济遭受重创。一旦动乱结束，温州在没有国家大量投资的情况下，经济很快发展，造就了“温州模式”，这和十年的武斗是否有关联？

http://whjlsh.cnwing.net/u/386592808/20077227105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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