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为平：评徐老三《十年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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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徐老三《十年一梦》

——徐景贤的老保面目：兼论一定数量选民拥护的代表资格制


曹为平    转自  文革研究网

按：曹为平此文首发主人公论坛，中国文革网转载时校正了其中的一些笔误，标题本网做了改动。



好早就听说有个《徐景贤回忆录》，虽未拜读，但是只要他翘起屁股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了。

我们上海的造反派哪个不知道徐老三是何许人也。他原来是个紧跟着走资派，坚决镇压造反派的老保，后来迫于形势加入了造反派，但是对真正的造反派一直是千方百计打击的，而且千方百计地篡夺文化革命的胜利果实。正像有人形容他们的，他们一直指责这个要夺权，那个是野心家，但是他们自己一个指头要抓一万个权，其“保性”何尝因为进入了造反派队伍而有过丝毫改变？他们不忠于旧主人也不能忠于卷入的革命队伍，他们把他们的旧主人得罪够了，把造反派也得罪够了。

邓小平复辟上台以来，他们就急于归队了，可是邓小平他们能不能接纳那就不知道了。自然，邓小平自己也做过“永不翻案”的保证，但是徐老三他们走得太远了，那一箭之仇可不是轻易就能算了的。但是即使如此。徐老三还是从他的本性出发，不能不千方百计地向他们的旧主子舔靴子，摇尾巴，适应他的旧主子的需要，按照他们的口径，尽量地向他曾卷入的文化大革命泼污水，以表示自己的悔改。狗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就好像丧家犬那样，成了野狗了，还是见到所有的阔人都驯良，见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这个《徐景贤回忆录》，就充分地表现了他出卖文化大革命急于归队的心情。

徐景贤，雅号徐老三，原是上海市委三个写作班子中的第一个负责人，另二个依次是郭仁杰、朱永嘉。文化大革命开始，只有郭仁杰是造反派，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又是华东政法学院的。华东政法学院原是从复旦大学分出去的法律系，院系调整时和上海其他学校的法律系合并而成的。市委写作班子中只有他才是造反派。他是怎样造反的，做了哪些事，我都不了解，但在复旦中是大家公认的。朱永嘉又是复旦历史系的，在文革中紧跟陈、曹和复旦走资派残酷镇压学生运动，也是保守派。

徐景贤、朱永嘉是怎样造反的呢？尽管他们紧跟着上海市委和复旦党委的走资派残酷镇压造反派，可是走资派并没有放过他们。1966年11月28日上海旧市委为了打击张春桥，就不惜拿这三个写作班子开刀，郭仁杰倒也罢了，谁叫他当造反派呢？但是尽管徐老三和朱永嘉紧紧追随他们，为他们充当打手，徐老三还正在为陈丕显起草假检讨，他们也要批斗他们。至于说他们为什么要通过写作班子整张春桥，那是因为这三个写作班子原来都是张春桥领导的，可以在他们所写的文章中挑毛病，作为张春桥的罪状。

那天上午，大概十一点也快近中午了，我们学校的保守派正拖着朱永嘉要拉去批斗。被我们造反派发现截住了——尽管朱永嘉一直在整我们，这个历史系的同学最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反对整他，保护了他。因为我们对保守派突然整朱永嘉感到怀疑，认为他们又在转移斗争目标了。结果就在复旦第二学生食堂里开展了辩论，朱永嘉被我们保下来了，保守派没有得逞。也就在这次辩论会上，朱永嘉说出了事情真相——他们的矛头是指向张春桥的，目的是为了炮打中央文革。而且在这个时候，朱永嘉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宣布造反了，受到了我们的欢迎。

张春桥也跟徐景贤、朱永嘉打了招呼，于是他们写出大字报宣布造反了。这就是“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就这样，徐景贤、朱永嘉也算是造反派中的成员了。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谁的品质低劣？谁的品质高尚？

那么徐景贤和朱永嘉呢？——听说，我自己没有调查过，在上海市委里原来已经有个“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了，当然成员都不像徐景贤、朱永嘉那么地位高，自从他们两人造反后，就把原来“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发起人和负责人打下去了，夺取了领导权，徐景贤当了第一把手，依次是郭仁杰、朱永嘉。这在上海是为许多人公认的。究竟如何，我不过是听说，没有证据，也不是亲身经历，希望大家调查一下再作最后结论。但是徐景贤和朱永嘉自从造反后，对我们这些真正的造反派始终抱着敌对的态度，恨不得都打下去，这是后来长期以来的表现和事实所证明的。而我们一开始的确以为都是战友了，欢迎他们造反并以战友的态度对待他们。“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收罗的人大多数也始终对造反派抱敌视态度的。

不能不指出，在一九六七年，徐景贤他们搞了一个音乐舞蹈史诗《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引起了我们红卫兵群起抗议，并有人针锋相对地搞了《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当时我们批判说这个《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篡改历史，把红卫兵的历史篡改成串连史，扫四旧史。还有，篡改历史，为徐老三树碑立传，竟然说他们在1966年 8月红卫兵兴起时已经出来造反了。不知道徐老三现在面对他的老主子，是不是还要说他在1966年 8月已经出来造反了？

为了使大家了解那时的情况，并且对徐景贤的拙劣表现有个了解，也让大家知道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就对徐景贤提到的人物作一个介绍。

小马：复旦大学哲学系马立新

小赵：复旦大学赵基会，大概数学系吧？

小劳：复旦大学外语系三年级劳元一。红革会真正的负责人。

小谢：复旦大学谢葆晨，哪个系记不清楚了。

上海师范学院的小缪：记不清了

小李：外语学院李功佐（女）

潘国平：工总司第一把手，一月革命刚开始时，位置仍在王洪文之上。

“孙悟空”一派的负责人小胡和小周：哲学系的胡守钧和物理二系三年级的周谷声。周谷声是“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总部”（简称炮司）的负责人，第二把手是复旦大学物理系五年级的邱励鸥（女），还有一个中学生红鸥（女）。但是他们都公认胡守钧是他们的领袖。胡守钧在复旦的组织名字叫做《东方红公社》

按照张春桥的说法复旦大学是“藏龙卧虎之地”。上海的全市性大学红卫兵组织都是复旦大学筹备的，并当了主要负责人，中学红卫兵也是和相应的大学红卫兵挂钩的。原来复旦大学造反派只有一派。文革一开始，学生造反时成立了许多战斗组。1966年 8月《十六条》公布，承认学生有成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后，我们就立即成立了联合战斗组，一开始十五个，我的战斗组是其中一个。不久发展到二十五个，接下去就多得不知其数了。

复旦的造反派成员大致是分三个时期造反的。六月第一批。外语系的孙月珠等六人在八月一日贴出了《一问校党委》，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受到了我们正在孤军作战的第一批造反派的欢迎，后来他们得知北京已经有人成立了红卫兵，并受到了中央的承认，他们的战斗组也就叫做“红卫兵战斗小组”。十六条公布后，新闻系的谭启泰、欧阳靖从复旦党委的机关报《红缨枪》里造反出来，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了复旦党委镇压学生运动的许多内幕，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八月份造反的是第二批。根据十六条我们准备正式成立复旦的红卫兵，那时保守派还在说红卫兵是反动组织，说我们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还有活跃分子等等。

谭启泰、欧阳靖大字报出来后，孙月珠和劳元一他们说要去北京告状，受到了全校造反派的一致赞成，并且募捐筹集了路费。让他们作为我们的红卫兵代表上北京。我们一方面尽力扩大联合战斗组准备正式成立全校性的红卫兵，另一方面又继续揭发走资派，并进行了革命的大串联，开展了跨校性的大串联活动。

最重要的是三次上海戏剧学院的大串联，这三次我都参加了。

第一次大串联是我们到其他学校去和那儿的革命学生交流。但是最后听说上海戏剧学院的领导，还把学生关在大门里不准出去，也不准外校学生进门，我们就偏要去。到达时已经是 8月16日凌晨零点了。一进去就受到围攻，一直围攻到二点半。我们走时戏剧学院的造反派追出来和我们一一握手，车子开动时还在握手。我们车子开得老远了，他们还在追，我们在车上向他们招手。其阶级情感是无人能够形容的。

第二次是 8月18日。孙月珠他们于傍晚打电报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他们，一切赴京告状的造反派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毛主席走过来和大家亲切握手。这一下复旦大学沸腾了，我们就把这一喜讯传向全上海，到各大学去报喜，戏剧学院离复旦最远，到达戏剧学院时又是第二天凌晨了。报喜回来已经快天亮了，我们也困了就去睡觉了。

就在这时，昨天白天还在骂红卫兵是反动组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喜讯传来时还不相信的保守派，一夜之间拉起了“红卫兵复旦大队”，并立即得到了上海市委的承认。忽然他们成了“正统”了，我们倒成了闰统？我们有一部分同志就到市委那儿去抗议和说明真相，但是旧市委还是承认他们（“红卫兵复旦大队”）。第二天8 月20日，我们正式宣布成立了红卫兵队伍。为了与他们区别，就自称“红卫兵（造反派）”。在我的记忆里，这是“造反派”一词的第一次出处。我没有参加已经形成中的造反派上层工作。所以如果不是有人在此以前就自称造反派并且影响了我们，那么复旦红卫兵就应该是“造反派”一词的提出者。

第三次戏剧学院大串联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到了上海后发生的，我们在复旦开会后，就到全上海大学去宣传毛主席的大字报，最后到了戏剧学院，也是 8月25日凌晨了。所以后来走资派和保守派给我们加了一个罪名，说我们“专门半夜活动”，曹荻秋说我们“夜间活动不正常”。其实说我们没日没夜那倒差不多。那时全国的造反派串联中，决定统一名称，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一八”。因为毛主席不同意称“主义”，所以后来我们就去掉了前五个字，叫“红卫兵八•一八”。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我属于“红卫兵八•一八”，而不是哪一派。

1966年 9月下旬，复旦学生从北京串联回来后，走资派一切都准备好了，走资派和保守派在造反派里到处揪“黑小子”、“黑小女”、“黑五类”。我们的队伍里是有出身不好的，但是有的人出身并不差，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下子造反派里许多人都被打成黑五类子女，说成是出于阶级仇恨专门造党委的反，还有什么全国存在着一条反党的黑线。全校一片白色恐怖。在 9月28日，发生了对造反派的大围攻，主要围攻对象是邱励鸥。这就是九•二八事件。

在白色恐怖面前，劳元一他们顶不住了，就在复旦造反派内开展了篡权分裂活动，排斥一切造反坚决的人，把造反派分成什么“罢官派”和“非罢官派”，打击一切“罢官派”。因为劳元一出身好，就又和走资派一个腔调，把一些出身不好或者据说不好的同志打成“混入我们队伍里的败类”予以排斥。他们的目的是篡夺造反派的权力，当宋江，然后带着大多数造反派战士去接受走资派的招安。

对于劳元一的投降分裂篡权活动，其他被排斥的造反派，包括安文江、谭启泰、欧阳靖、胡守钧等都没有做有效的斗争，而是承认了他们的篡权。谭启泰、欧阳靖、安文江他们又自恃出身好，一样打击排斥出身不好或者据说不好的同志，把他们打成“混入我们队伍里的败类”予以排斥。就这样复旦的造反派分裂成了三派。劳元一得逞了，成了复旦造反派中人数最多一派的头头。

我虽然是最早的造反派，但长期以来“只拿冲锋枪，不拿指挥刀”，没有参加到造反派上层中去，以至于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我在校园内看到了劳元一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这本来是他们首先把造反派内部的不同意见暴露在走资派面前的叛卖活动，在文章里大肆攻击造反坚决的同志，宣传右倾投降，制造分裂，并用“血统论”打击出身不好或者被打成出身不好的同志。可我还以为只是他们个别人的活动。当时我正在写一张批判九•二八的大字报，准备写完后就对劳元一批判。如果知道这不仅仅是劳元一他们的个人活动，还是他们要篡权并带着大家去受招安，那我一定会放下对九•二八的批判，首先批判造反派内部这一严重的投降分裂倾向，或许劳元一他们就不能得逞，造反派也不会分裂。所以对于复旦造反派分成三派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在1983年回复旦，遇到胡守钧，问起这一历史过程，本来想了解一些以前不知道的内情。可是胡守钧只是说：“红革会不要我们，红三司也不要我们。”没有做任何自我批评，我也没有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情况。

劳元一能够篡权也和他有两块金字招牌有关。一是他参加了代表复旦造反派红卫兵到北京去告状，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二是他们在八月初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在受到保守派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下，表示“坚持”。从而表明了他们斗争坚决，不投降。但实际上他们消息灵通，事先已经知道中央肯定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公布后他们也不说明自己不是发明者，这是剽窃行为。事实上，那时复旦根本就还没到发明这一口号的历史条件。因为他们并没有真真懂得这一口号的含义，所以又作了一个机会主义的解释。他们这一做法，在造反派中发生了一些混乱，当时我都对这一口号保持沉默，绝大多数造反派都沉默。然而事后却使得他们名声大噪，至少大多数造反派认为他们是斗争坚决。他们当然是参加造反做过好事的，最主要就是那个《一问校党委》。但是哪个造反派没有一部坚决斗争的造反史呢？如陈健玮被称为复旦大学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原来名声最大的是胡守钧的“孙悟空”，和李元（女）、安文江、王之萍（女）、黄文英（女）等人的“过河卒战斗小组”。李元被称为第一个揪出复旦党委里的走资派徐震的革命左派。（李元也在九月的白色恐怖中被招安了，但是她没有劳元一那样的篡权分裂活动）

不久毛主席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劳元一的右倾投降和分裂活动没有在大多数造反派面前暴露，得以继续招摇撞骗。10月12日宣布成立了红革会，他当了头头。我也不知道怎么会突然冒出了一个红革会来，后来才知道就是造反派，还是从保守派那儿听说的。由于我在造反派基层，尽管最早造反，也造反坚决，倒没受到劳元一他们排斥，而是把袖章发到了我的手里，我也不知道真相，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也成了红革会成员。在复旦红卫兵造反派里，不少人都是这样成了红革会成员的。红革会就成了人数最多的造反组织。当然大多数成员是要造反的，对于劳元一他们的篡权、分裂和投降不知情。

安文江、谭启泰、欧阳靖等人成立了红三司，人数居第二位。

胡守钧、周谷声、邱励鸥和其他造反坚决的同志建立了“东方红—炮司”。这派也不都是出身不好的。胡守钧据说出身不好，但是父亲是小商贩，属于城市贫民。周谷声父亲是职员，属于小资产阶级，都谈不上出身不好。就是邱励鸥父亲也不过是工厂的一般工程师，也是小资产阶级。本来也谈不上出身不好，可是被走资派打成了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一月革命时平反。其他如何穆、王志惠、李天琪、陈健玮等人都出身工人。许多出身好，但是不满意劳元一，也不愿意受“血统论”影响打击战友的最坚决的老造反，加入了“东方红—炮司”。复旦第一批造反派大多数在“东方红—炮司”里，或者在“红三司”里。红三司里如“过河卒”的大部分成员王之萍（女）、黄文英（女）等人和“东方红—炮司”的关系一直很好。但是“东方红—炮司”有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满足于少数精干分子冲冲杀杀，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同志。有些口号虽然最后事实证明是准确的，当时许多同志不能接受。

这三个组织又在上海市内串联，就在上海成立了红革会、红三司、炮司三大组织。尽管分成了三派，但是三派的广大战士一直是心连心的，大家并没有分彼此，一直是一条心共同战斗的。

第三批造反的是在十月份，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许多人是从保守组织伪“红卫兵复旦大队”里造反出来的，成立了“红卫兵复旦大队革命造反派”。由一位姓金的（名字已忘）带的头。他们原来参加“红卫兵复旦大队”也是被拉了壮丁充充数而已，并没有任何积极的保守行动。他们当然不知道造反派分裂成三派的原因，所以都成了人多势众的红革会成员了，红革会人就更多了。但是我们这些最早造反，造反坚决的人，对劳元一他们的叛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在那时候广大的造反派群众都是非常团结的，并且充满着阶级友爱和战友之情。如果说造反派里有什么矛盾也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如果说后来造反派的领导人中有一些人争权夺利，闹派性打内战，那也是后来的事。把后来某些头头的行为说成造反派一开始就是这样，全部都是这样，那是为了给文化革命，给造反派抹黑。以达到“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是可以见到的。如可以一次否定文化革命，那么一切革命都可以否定了。这是一切反动派的老手法。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绝大多数造反派在人格上是极其高尚的。——别的不说，走资派会打击一直紧跟自己打击造反派的徐景贤和朱永嘉，而我们会去保护一直敌视我们的朱永嘉，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红革会和炮司都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十二个单位签字者。不知为什么红三司居然没有参加，我是现在才知道的，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会没有参加，因为反击经济主义他们也是很积极的。当然上海还有一些没有参加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如交大反到底。据周谷声他们说，交大反到底差点参加“炮司”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未能参加。

红三司后来分裂了。戏剧学院的赵全国他们分了出去成立了“上三司”，不知什么原因。还有一个女生，名字忘了，也是上三司的负责人，在我们八月的戏剧学院大串联中，和我们都是亲密的战友。所以把上三司打下去也是错误的。就是他们有错误，也应该帮助、批评、联合。

徐老三他们造反后对于真正的造反派一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比水浒里的卢俊义和呼延灼更坏，卢俊义和呼延灼被迫造反后一心受招安，但还没有屠杀梁山的老造反。而徐老三的“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说到复旦的红卫兵，尤其说到全市闻名的“孙悟空”，就好像说到地富反坏右那样，事实上对地富反坏右也没有那么大的仇恨。现在忽然称之为什么“小马”、“小赵”、“小劳”、“小谢”等，还有连最最必须打下去的胡守钧和周谷声也成了“小胡”和“小周”，好像很亲切。——当时可不是这样的。尤其对“小胡”和“小周”，徐老三大概还没有忘了吧！他曾经在全市的大会上毫无根据地亲口说过：“胡守钧是三国里的魏延，背生反骨，非反不可”。历史上的魏延谋反本来就是诬陷，所谓“魏延背生反骨，非反不可”就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给魏延加的莫须有的罪名。后来的诬陷者在毫无根据时，总是这样说。秦桧地下有知也将自愧不如。如果宋朝已有这个说法，他就没有必要说“莫须有”三个字了，只要说“岳飞是三国里的魏延，背生反骨，非反不可”，不就可以了？

走资派总是把造反派说得一塌糊涂，而徐景贤当时虽然一直在打击几乎所有的造反派，但还不会说造反派都是一塌糊涂的。可是在这个《徐景贤回忆录》里，他以文革派的身份出现，对走资派的污蔑配合得可好了。走资派说，所以会发生“一月革命”，那是因为造反派都是抱着为自己个人夺权的野心起来造反的。他徐景贤就说：

上海的各种政治力量和各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都想挤进这个世界著名的大城市的权力机构，都渴望占有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席位，都企图尝一尝这块“禁脔”的美味。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这个动荡不安的月份里，在上海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走马灯似的夺权闹剧。

没有比这个更卑劣无耻的叛卖行为了。就是连章节的标题也叫做“你方唱罢我登场”，还有什么“走马灯”夺权。实际上我们造反的时候虽然念着毛主席的语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对政权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时自己必须上台掌权，是连想都根本不敢想的。复旦大学在1966年12月 3日宣布罢了杨西光和旧党委的官，可是从来没有人想到“天下不可一日无政权”，必须立即建立一个革命的权力机构，那怕是临时权力机构。结果后来发生经济主义时，复旦党委代理书记王零的签字还有效，有人找到他签字，他就签了字，照样还可以在财务科领到钱。有人评论说：“复旦党委的官你们实际上没有罢掉”——正是这回事。八万元后来被我们追了回来了，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认识到必须成立个权力机构，代替原来的党委。即使如此我们大多数人也只是考虑推举谁来当这个权力机构里的职务，没有把自己放在里面。

可是徐老三竟然把造反派一个个都说成权力狂，说：这就是一月革命的根本原因，还有比这个更无耻的吗？

他还为此把上海红卫兵炮打张春桥的原因，说成是为了夺权，是什么红革会夺权夺不到，受到了张春桥反对，所以怀恨在心，开始了炮打张春桥。——这完全是造谣。他说什么：

至于全市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的头头们更是想不通他们抢在前面夺了全市的大印，张春桥和姚文元却不支持，现在“二兵团”等提名张春桥、姚文元担任上海市的领导，又抢了头功。眼看自己已经到手的权力重又失去了，他们就把满腔的怒火都倾泻到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加上他们得到情报：其它的学生组织“炮司”、“孙悟空”等正在收集材料，酝酿“炮打”张、姚，他们更加坐不住了。“红革会”总部举行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上海搞一次秘密行动：绑架徐景贤，从徐的身上打开缺口，收集炮打张、姚的材料，同时通过这次“火力侦察”，看看张、姚有什么反应。

实际情况是：炮打张春桥和红革会夺权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最先炮打张春桥的是胡守钧和周谷声，还有陈秀惠，他们就根本没有夺过什么权。谁都不是为了什么夺权，不是为了什么“企图尝一尝这块‘禁脔’的美味”而炮打张春桥的。在炮打张春桥时，谁都没有提到夺权。

带头炮打张春桥的还有陈秀惠（文革名：反复辟）。为什么徐老三总是避开陈秀惠？不知是不是因为要避开他们把陈秀惠的“反复辟学会”打成了“复辟梦”？他也同样丝毫没有提到后来一直把胡守钧等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往死里整。

难道胡守钧和陈秀惠也会同意红革会一派夺权吗？劳元一等人在炮打张春桥时也没有提到夺权。一派夺权当然是错的，我虽然带着红革会的袖章，也从来没有肯定过劳元一他们一派夺权，而从来认为是错误的，我也绝不是为了劳元一他们夺权未成抱不平而卷入了炮打。——徐老三在说谎，为走资派否定一月革命提供所谓的证据。

我那时在海港劳动，不但没有参加劳元一的夺权，甚至还一直没听说过。还是炮打失败后从张春桥他那儿听说的，而且一听说就便说一派夺权是错误的，不能支持。

但现在从徐老三的《回忆录》里看到，所谓的红革会夺权也只是保管印章，那么也不是真正的夺权。保管印章并准备交给未来联合的新政权机构是无罪无错的。生拉活扯地把夺权和炮打张春桥拉在一起，这是造谣，而且显然是徐老三徐景贤为了向他的老主子献媚，以贬低文化革命和各造反派向老主子表明他已经归队了。以知情人的身份作伪证，使人们认为上海的一月革命是一堆野心家为了个人的权欲发生的，不但夺上海市委的权，还互相争权夺利，以至于内部发生了争权丑剧，甚至闹到了连张春桥也要炮打。

徐老三又说：

其它的许多造反组织，听说“红革会”撇开大伙单独行动夺了印，都很生气，摩拳擦掌，批评指责，眼看一场“内战”即将发生。

这一情况我没有听说过。应该指出，如果发生一派夺权当然是错误的，其他组织有意见也是应该的，如果发生内战当然应该由一派夺权者负全部责任。——不过这一情况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果说那时我在海港劳动，陷于最底层因此不知道的话，那么后来也没有听说过。没有听谁说到上海因为劳元一一派夺权而面临着一场内战。我也从来没有听张春桥这么说过。在他3.24日讲话中也没有这样讲。徐景贤这样说，目的显然是说造反派都是权欲熏心的，一看见红革会夺权就都眼红了。

接着他说：

复旦大学的小马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经夺了全市的大印，“红革会”愿意和上海最具影响的组织“工总司”、“农司(筹)”以及市委机关联络站一起联合夺权和掌权，希望我能够马上前去会商，共同签署联合夺权声明。我听了以后，觉得“红革会”一派夺印以后，深感舆论对他们不利，于是想搞一个以“红革会”为核心的四个组织的联合政权一一由工人、农民、红卫兵和机关干部四派掌权。

等他赶到，工总司的第一把手潘国平和农司头头都已在那儿了。——如果这儿徐老三说的是事实，那么我们应该得出结论，炮打张春桥以后，张春桥老是说红革会要一派夺权显然也是个谎言，因为他们目的还是联合夺权，不是一派夺权。我一直被欺骗到现在。保管大印不能说有什么大的错误。那个时候，当我听张春桥说红革会一派夺权后，就说过：“如果红革会仅仅把印章保管起来，并宣布以后交给全上海大联合成立的公社，那是可以的。”张春桥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红革会夺权时潘国平和农司也在场，更没有说过请徐景贤到场。

既然如此，那么所谓“我听了以后，觉得‘红革会’一派夺印以后，深感舆论对他们不利”，这也很可能是徐景贤为了把劳元一等保管大印，夸大为一派夺权而捏造的。

一派夺权是绝对错误的。但是由某一派先去收缴印章保管起来，然而交给以后通过大联合成立的权力机构，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应该认为是一个革命行动，而且是一个必须承担一定风险的革命行动。

徐景贤说，张春桥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滥用这些印章，后果不可设想。”这当然是个理由。但是现在是红革会有没有人滥用过？如果没有人滥用过，也丝毫没有滥用的动机，说他们夺权就不能成立。还有印章到了红卫兵手里据说不可靠，有危险，那么继续保存在旧市委手里呢？难道就保险了，如果不把这些印章收起来，陈曹或者其他顽固站在旧市委立场的人同样可能，甚至更可能滥用权力的。那么上海1月6日罢陈曹的官，也就和我们复旦罢旧党委的官一样，实际并没罢掉。——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1月6日罢陈曹的官，实际做得很不彻底，很不认真。名义上已经宣布罢旧市委的官了，却没有把他们的印章收掉。造反派到了那个时候，还并不真正懂得夺权，并不真正知道罢官。而决不是走资派诬蔑的那样，也不是徐老三为了向他旧主子献媚说的的那样权欲熏心。

现在看来，尽管我到现在还在骂劳元一是右倾投降主义者，是叛徒，但是他们究竟有没有搞一派夺权，还得重新考虑。得看看他们有没有发表过什么宣言？宣言的内容？如果没有宣言，或者说宣言中只说自己仅仅保管印章，以后要交给大联合后成立的权力机构，而且从来没有用过印章，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用印章，那么所谓红革会一派夺权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红革会一派夺权当然要受到别的群众组织的反对，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到谁明确地反对过，所谓的“眼看一场‘内战’即将发生。”我也从来没有见到。

很可能，所谓“眼看一场‘内战’即将发生”完全是捏造。如确有此事他徐景贤就应该把准备打内战的组织宣布出来。希望一切了解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所谓“红革会夺权”真相的同志，能够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公布出来。究竟当时红革会是不是一派夺权？第二当时究竟有没有其他造反派组织因此要和红革会打内战，如果有，是那一些组织？

我亲身的经历是：到海港、工厂、电台去劳动，和当地的造反派关系都很好。我的公开身份是红革会成员，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和我说过：“你们红革会一派夺权，我们不能同意，因此要和你们打内战。” 我接触过的好几个单位的工总司，也从来没有问他们是总部的还是二兵团的，我有一些战友到一些工厂里去，那儿的工人造反派是二兵团，也从来没有对红革会要打什么内战。我还接触过几个“红卫军”组织，他们也没有说过此事。甚至在学生组织中，也没有任何人说过红革会一派夺权要打内战的话。张春桥当时就没有说过，如真有此事他不会不说。总之将近四十年来，只是到现在我看了徐老三的所谓《回忆录》才第一次听说过这件事。因此这事多半子虚乌有，是徐老三的造谣。

真可惜啊！红革会头头正是我一贯骂为叛徒和机会主义的人，他们本来应该在现在这个时候出来说明他们自己当时到底有没有夺权还是只是保管印章，到底有没有受到许多造反组织反对要打内战，现在可以让徐老三在这儿放肆地编造。很可能，他们的叛卖和机会主义使得他们不想沉清事实情愿背黑锅了，但是要我这个一贯骂他们的人着急。

确实，红三司的安文江早就在和劳元一他们打内战了，但不是为了什么夺上海市委的权。——那发生在1966年12月份，罢复旦党委的官后不久，借口是劳元一等右倾投降。当然那是错误的。安文江在九月份劳元一投降分裂篡夺造反派组织时为什么不和他们做有效的斗争？——现在回想起来，安文江先不和劳元一等右倾投降做有效的斗争？在革命胜利后再发动内战，其动机就可疑了，即使不是夺权，也是因为红革会人多势众而嫉妒。——应该指出，红三司在复旦党委垮了以后曾经贴出了一张宣传画，他们红三司跃马冲杀在前面，成了复旦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而其他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和东方红公社倒像是红三司的下属在后面。这张宣传画后来改了，前面的大旗是红卫兵，红三司和红革会、东方红公社一样到后面去了。听说原来的宣传画受到了抗议才改的。

安文江挑起的和劳元一的内战，当时得到了我们的支持——我们是红革会成员，支持安文江倒没有别的坏意。先是在红革会成立不久，知道了劳元一右倾分裂投降的内情，就骂他们是叛徒、右倾投降、在造反派里搞分裂、排斥许多造反坚决的同志，还有篡夺造反派组织等，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当红革会的领导。尤其后来劳元一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右倾更不满意，一度我们要去参加红三司或胡守钧、周谷深的东方红公社—炮司派。跟胡守钧已经说好了，但是不久他们去串联了这事就耽搁了。因为劳元一等人受到许多造反派同志的批评指责，为了表示自己并不右倾，在复旦造反派快要胜利时，先是冒险主义，不和任何其他造反派组织商量就进驻解放日报，发动了解放日报事件，后来面临保守派的大规模围攻，又害怕起来，从冒险主义滚到右倾逃跑主义，要打退堂鼓了。如不是工总司二兵团赶到，很有可能解放日报事件以失败告终。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在1966年12月 1日，12月 2日斗争最激烈。我是在那天上午才赶到。晚上工人赶到，第二天 3日就结束了。我回到学校，晚上就发生了批判杨西光，罢复旦党委的官了。不久就发生安文江的内战。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憋在心中的对劳元一等人的不满爆发了，就支持了安文江内战。恨不得把劳元一等宋江分子从红革会的领导机构中赶出去，换上一批斗争坚决的，反对投降的，然而再实现复旦造反派的大联合。当然在那个时候这也是错误的，受了安文江的利用。不过复旦党委罢官后我们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批判复旦的走资派，还有讨论要不要“杀出去”，内战不是全部，也只是笔墨官司不是武斗。——这儿所以要说明解放日报事件的时间，是为了说明为什么不久以后发生的内战中，我们会支持安文江。

后来发生经济主义，我们都下了工厂车站和海港，内战也就不了了之。至于在 1.28.炮打张春桥时，不但既没有人提出炮打张春桥的理由是夺权，也没有人指责劳元一一派夺权，要发动什么内战。实际情况倒是复旦三派，也就是上海的红卫兵三派，在炮打张春桥问题上都联合起来了。陈秀惠在炮打张春桥时提出了一连串的为什么，其中就有为什么造反派内发生了内战，实际认为是张春桥挑起的。在 1.28.大会上红三司和红革会正式宣布停止内战，实行大联合，要在复旦成立“新复旦公社”。整个事情和徐老三说的大相径庭。

当然，如果劳元一他们的确夺了权，还是应该反对的，并且我一直是反对的。但是现在至少对我来说，快四十年了，看了《徐景贤回忆录》，这件事反而模糊起来。本来我也不清楚，以前都是听张春桥一人说的，而且是在炮打张春桥失败后说的，说红革会一派夺权。事情的细节我也一直不知道。现在对我来说，必须重新了解情况核实。如果仅仅是保管印章，那么所谓红革会夺权就是一个恶意的造谣，目的正是为搞垮红革会和上海全部红卫兵制造口实。

但如确实仅仅是保管印章，那么现在徐老三说什么许多造反组织，听说红革会单独夺印，都很生气，“一场‘内战’即将发生。”就绝对是造谣了，目的正是为了给造反派抹黑，一个个都说成是权迷心窍之徒。目的还是为了向他的旧主子表示自己已经归队了。至于什么“单刀赴会”，更是既把自己描绘成“英雄”，又实在只是作秀。人家请你去一起联合夺权和掌权，又有什么风险可说？以至于要称之为“单刀赴会”？

当然，劳元一他们毕竟是机会主义者，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出来声辩过，他们被炮打张春桥失败吓倒了，除了认罪以外，应该做的声辩也不做了。所以如果说我误信了将近四十年，也得由他们自己负主要责任。

还要纠正一下，炮打张春桥是事实，但是所谓炮打姚文元这又完全是造谣了，复旦大学是炮打张春桥的主要战场，但是从来没有那个红卫兵、造反派写过姚文元一张大字报或大标语。对姚文元最最激烈的言论是要他不要被张春桥蒙蔽，同他划清界限。——在整胡守钧时，据说胡守钧说过姚文元是小人得志，但是从来没有见诸于大字报。我经常和胡守钧接触，也没有听他说过，所以如果胡守钧确实说过，那也只是个人私下议论，和炮打张春桥无关。

徐景贤说，反张中贴出了大字报“张春桥、姚文元不等于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镇压学生运动罪该万死！”——这全是造谣，一开始的标语只有“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后来受到镇压后才有“炮打张春桥”、“张春桥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从来没有点过姚文元的名，应该指出——不管是谁，也不管什么样的文件，凡是说我们曾经反对姚文元，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姚文元，收集姚文元的材料，全都不是事实。

徐老三说，他到达时：

“工总司”的潘国平和“农司(筹)”的夏桂伯早已被他们请来了，夏桂伯是浦东农村的一个大队长，因为打出造反旗帜比较早，所以成了农民造反组织筹备组的负责人。

——应该指出，当时工总司的第一把手是潘国平。既然最大的工人、农民、市委机关和红卫兵组织的第一把手都到了场，再说他们一派掌权就说不过去了。

“红革会”的一把手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小马，山东人，他还是我们市委写作班哲学组郭仁杰的学生，平时和我打过多次交道，现在走过来对我说：“我们夺大印事先没有和你们打招呼，因为怕知道这次行动的人多了可能会走漏风声，所以我们单独采取了这个革命行动。但是，我们‘红革会’不想一家掌权，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商量一下共同发布一个夺权声明。我们这四个组织是上海最大的或最有影响的，只要我们四家的步调一致，那么，上海的党、政、财、文大权，就由我们掌定了！”

——人家明明说了“我们不想一家掌权”，明明说了由四个最大的组织共同发夺权声明，而且对于夺大印事先没有打招呼作了解释，还要说人家一派掌权，那就别有用心了。

潘国平在我之前本来已经松口，表示可以考虑“红革会”的设想，听我这么一说，他就缄口不言、不再表态了。“红革会”的小李、小劳等又提出另外一个方案，主张先由四个组织出一个声明，肯定这次夺印是一次革命行动，这些印章由“红革会”负责保管，直至联合夺权达成协议以后，再移交给上海各造反派的联合掌权组织。这一来潘国平又不同意了，他主张大印应该交给“工总司”保管，因为工人阶级应当掌握主要的领导权。而我则以这些印章长期流散在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作为理由，向他们提出警告，我问他们：如果有人钻空子利用这些印章跑到国外去，谁能担当得起这样的政治责任呢？他们听了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既然人家原来并不是一派掌权而是联合夺权，那么潘国平松口就不是什么错误。至于印章，既然只是保管，那就不是什么错误。确实，保管印章必须防止被人偷盗或滥用，所以是一个有风险的差事。对保管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潘国平作为工总司第一把手主张大印应该交给“工总司”保管，也没有什么不对。工人阶级就是应当掌握主要的领导权。何况保管不是掌权。后来张春桥他们提出印章全部交给上海警备区，由部队出面交回各单位。——如果仅仅交给印章警备区，不是不可以，但也不是说只有部队才有权力保管。如果仅仅保管，学生、工人、部队都是可以的，谁保管就得由谁负责。但是由部队出面交回各单位，那就不可思议了，那不是说只有被罢官的旧市委才有资格保管？在当时旧市委是最没有资格保管印章的。真不知道张春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现在看来所谓的红革会一家夺权多半是被小题大作了。就算红革会保管不妥当，也只是个考虑不周的风险问题。而且人家也是通情达理的，并没有大印一到手就不肯放手的样子。

接下去徐老三又告诉我们：

张春桥和他准备亲自召集各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商讨上海各造反组织如何联合夺权，还要讨论新的政权机构的形式和组成等问题他们在会上将要专门讲一讲“红革会”夺权以后把大印保存得很好，而且主动表示愿意和其它组织联合夺权和共同掌权，“红革会”的风格值得肯定。

——如果当时张春桥真的这样说，那么他后来一直指责红革会一派夺权，扭住不放就是显然的两面派行为了。这不是出尔反尔吗？而且他要这样捏造正是为了把全上海的红卫兵都打下去。

对劳元一他们提出四个组织发表声明，要做这样的理解：那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声明，是仅仅由这四个组织掌权呢？还是先由这四个组织临时掌权，并且接着广泛地吸收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和中间群众，甚至争取中右群众。只要最终目的是实现最广泛的大联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这个问题徐老三并没有讲清楚。并没有拿出证据说，劳元一他们除了这四个组织以外都要排斥，因此也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应该指出革命中许多事情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善的，有时有一部分人先干起来不是不可以，但必须是临时性的，许多革命政府一开始称之为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也只有全国七个省市的十二个代表参加，还不到全国省市的四分之一。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代表全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共产党接纳了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反过来全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承认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可以认为劳元一他们很可能有一个想法，在未来上海的新政权中占有较重要的位置，并企图排斥或者贬低红三司和炮司等组织在新政权中的作用，这是错误的。但这和炮打张春桥更没关系了，不然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不会那么齐心炮打张春桥了。徐老三在文章中也没有说红革会不能排斥红三司和炮司这样的话。还有既然已经有四个最大的组织联合起来了，成立了权力机构，那么以后的发展就不是红革会一个组织说了算了。在当时炮司虽然人数不多，但最先搞工学运动，工总司成立得到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因此他们和工总司关系很好，和工总司许多人有很深的友谊。因此即使劳元一他们要批斥炮司也必然会受到工总司的反对，这劳元一他们不是完全不知道。

红三司人比炮司多，但是在工人中没有很大的影响。劳元一他们充其量只能排斥和他们最最对立，打了内战的红三司。——总之劳元一他们充其量只是想排斥红卫兵组织中他们以前排斥过，后来对他们一直有意见的那些人。但是他们也肯定明白，联合夺权后这也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了。炮司—东方红虽然受过红三司的排斥，但是总的来说和红三司大多数成员的关系一直很好，在炮打张春桥时，胡守钧会把张春桥整垮上三司抱不平，也决不会在自己的组织有人进入上海市的政权机构后，就不提出红三司也应参加。所以由四个最大的组织先组起一个政权虽然不够全面，但说成一派掌权是没有根据的。

上海一月革命的最后结果，也不是像徐老三自称和劳元一他们说的那样：

“红革会”想搞联合夺权的想法是可取的，夺权以后当然要掌大印，可是夺印并不就等于夺权，关键在于掌权者说的话有没有人听，发号施令有没有人执行。这就涉及到联合夺权究竟是“小联合”好还是“大联合”好的问题。我们上海的造反组织，光是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署名的，就有二十几个，而且都是得到中央贺电肯定的，再加上北京和外地的驻沪红卫兵组织，平时经常在一起联合开会采取共同行动的，总共已经有三十二个组织，至于其它各种名义的组织，还有好几百个。如果我们四个组织夺了权，把别的组织都撇在一边，就有可能出现上海造反派大分裂的严重局面。

——事实上后来在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时，红卫兵、学生造反派组织绝大部分被排斥了。署名的红革会和炮司都被排斥了，其头头正在受批斗。工总司的二兵团，名义上也参加了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联合夺权，耿金章等人还在主席台上，但是上海人民公社一成立，耿金章就被抓起来了，二兵团被强行解散，而且一直人心不服，这倒给人们一个印象，好像二兵团当时不过是为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作陪衬，目的达到后就扔掉了。总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并不是完全的大联合，成立后，联合面也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了。

耿金章的山头主义，一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各群众组织在签署《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时候，“工总司”已经署名了，但是耿金章坚持要单独写上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第二兵团”，以示突出。

徐老三刚才还在说，他跟劳元一等人说：总共已经有三十二个组织，工总司二兵团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却把最大的工总司二兵团打入另册了。

“工总司”从安亭拦截火车以后，回来时一路上成立了“北上返沪”的三个兵团，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由耿金章率领的第二兵团。……在“安亭事件”以后就单独拉起一个山头，虽然在二兵团的前头还挂着“工总司”的招牌，但他根本不把王洪文和潘国平等人放在眼里，处处闹独立性，在“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中都单独调动大批工人队伍擅自行动。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都是革命行动，二兵团在这些大事件中是有大功的。

康平路事件是保守派伪“工人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二兵团去保张春桥有什么错？现在在徐老三的《回忆录》里居然成了大罪了！正是在这次事件中，“赤卫队”大多数人退出，“赤卫队”从此一蹶不振。“赤卫队”原来就是乌合之众，不受大多数工人欢迎。虽然号称八十万，实际大多数人是被拉的壮丁，因为“赤卫队”是走资派扶植的，叫他参加不敢不参加，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积极性。（还有一些人未经本人同意就被列入了赤卫队的花名册）在康平路事件中，由于抄张春桥的家显然输了理，被拉的壮丁都自动摘下赤卫队袖章走了。就是真正的保守派，大多数也见势不妙，摘下袖章走了，不愿为了保守派的事业坚守到底。这些真正的保守派大概还有二十万人，二兵团只出动了二十万。赤卫队出动了六十万。结果却是二十万打败了六十万。按理说在四十万壮丁或者说不坚定分子退出后，既然赤卫队还有二十万，还可以和二兵团的工人造反派一战，可是他们就像他们主子见势不妙就会“永不翻案”那样，践踏自己的政治主张，一个个自己摘下自己的袖章溜走了。

但是他们的本性同样并没有改变，出来后又继续保皇，搞停电停水停交通，还有二十万人离开工作岗位“上京告状”——刚才说真正的保守派大概还有二十万人就是这样估计出来的——他们自认为大多是机关管理生产的骨干，离了他们生产就要垮台，就以把上海的经济搞垮来要挟，给中央制造压力。以破坏生产来破坏文化大革命。“昆山事件”就是二兵团把他们从昆山赶回上海，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这又有什么不好。可是在徐老三的《回忆录》里都成了二兵团和耿金章的罪状。

徐老三说什么“单独调动大批工人队伍擅自行动。”当时情况紧急知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造反派组织都不可能斯斯文文地先把各个造反组织召集弄来开会后再决定如何行动。在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枪声就是命令”。举个例子说，1966年11月10日，上海机械学院的造反派按照中央指示查处镇压群众的黑材料，被保守组织打了出来，我们复旦大学的造反派在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正在睡觉，马上起来谁都没有和谁商量就朝学校门外跑去，到了那儿已经有车子等着了，大家立即上车，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谁也没有问题下你是红革会的，我是红三司的，他是炮司的。时后也没有任何人指责谁单独擅自行动。徐老三在机关里呆久了是不是？他还以为这是例行公事，可以不紧不慢地。

应该指出，并不是耿金章另拉队伍建立了工总司二兵团。而是工总司二兵团推选了耿金章当他们的头头。由于我没有参加安亭事件，对于工总司中出现两派的细节不清楚。但是有一些是明白的，那就是在张春桥和工总司签订了五条后，工总司中的许多成员不满足。他们继续北上，为此他们组成了一、二、三兵团，自己推举了自己的领袖。二兵团就是耿金章。后来张春桥赶去和他们又签订了五条，他们才回来。现在问题是，张春桥后来签的五条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错的，那当时就不应签订，如果对的，那就不能作为耿金章他们的罪状，不能出尔反尔。在1966年11月21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兵团的讲话里，他还表示了支持，“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到会的全体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致“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承认“到北京去，是一个革命行动，你们这一次回来，也是为了革命。”称他们是：“对毛主席，对党中央是无限忠诚，无限热爱的。”上海工人阶级，接受了给他带的袖章，并且宣布：“你们给我戴袖章，我很光荣”。并且明确表态：“我们也不能说：‘我只支持一派’”——可是怎么到了上海人民公社一成立，一、二、三兵团就都好像是反革命组织那样了？张春桥那个讲话想必不少同志看过，但现在还是附在后面。

工总司如何分成两派，详细情况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工总司的领袖潘国平肯定有错误。——这儿说的是潘国平，因为他是工总司第一把手。这儿没有说王洪文，并不是说王洪文就没有错误了。不提他是因为他不是第一把手，可提可不提。潘国平最早造反受到工人拥护，建立工总司时，成了第一把手。但作为第一把手就有责任团结尽可能多的同志一致行动。组织刚成立时尤其应该注意团结尽可能多的人。至少应该取得80％以上人的一致同意，最好90％以上。即使错误的不同意见，也要耐心说服他们服从大多数，何况二兵团他们并没错。张春桥签了五条后，他们不该扔掉相当多的工人同志，自己满足了就回上海。在许多工人同志还不满足时，应该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意见没有道理，应该耐心说服，取得尽可能多的人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发生分裂也是正确和错误的分裂。如果意见不无道理，就应该和大家一起再跟张春桥商量。可是他丢掉了一大批同志自己回上海了，王洪文也不劝他注意团结大多数，或许王洪文跟他一样甚至比他还更主张丢掉大批的同志回上海。这都是造成工总司分成两派的根源。至于张春桥在有没有有意地分裂工人我就不乱猜了。但是他既然和二兵团他们签了字，就不能再指责他们。可事实上后来这是作为耿金章的罪状的，更准确地说，打击耿金章是假，打击二兵团，作为二兵团的罪状是真。后来张春桥签的第二个五条，都成了要回避的事。许多文章，许多人都对它避而不谈，好像根本不存在那样。就是要谈，有的时候也成了耿金章，更准确地说成了二兵团的罪状。

　　尽管如此，一开始二兵团和工总司总部所率领下的工人造反派还是战友，和潘国平、和王洪文也不是敌人。二兵团的广大工人——不是耿金章一人，充其量认为自己比潘国平和王洪文造反更坚决而已。后来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中，二兵团都表现出更大的造反劲头，立下了更多的功劳。何况康平路事件还是保张春桥的行动。正是在康平路事件中，保守组织“赤卫队”一蹶不振。也正是在昆山事件中，“赤卫队”彻底垮了台。就是这个原因，上海大多数工厂的工人在成立造反派组织后，不是挂在工总司总部的名下，而是挂在二兵团的名下。当工总司具有八十万人时，总部只有二十万，二兵团有六十万。应该这样说，二兵团是工总司中功劳卓越的战斗力最强的组织。不能否定二兵团的历史，不然上海工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历史就没法写。由于有着打败赤卫队的光荣历史，由于造反最坚决，由于大多数工人都参加了二兵团，很自然地，二兵团广大工人，都会认为自己更代表着上海的工人，并且充满着自豪感。由于这个理由，一开始许多事情独立行动，尽管这不大好，也是可以理解的。辛亥革命前大多数起义是其他革命团体组织的，都没有和孙中山商量就独自行动了，秋瑾就是这样。二兵团在一开始也并没有要取总部而代之。这其实不能怪耿金章，更不能怪二兵团。而怪耿金章的目的就是给二兵团加罪。如果要怪，那倒要问问工总司的总部，为什么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中，不积极采取行动，而让二兵团独占了鳌头？

  张春桥后来整耿金章时称他是张国焘。——这个类比是不恰切的。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是因为遇到了四川这个好地方了，那儿人口多，农民要革命的多。并不是张国焘的功劳，也不是四川革命人民要推张国焘为领袖，而是除了四方面军他们别无选择。中央红军也不是主观上有什么不如张国焘的地方，才人数不如四方面军的。而工总司总部和二兵团都是在上海，一开始总部还占着“天子”位置的优势，但是上海工人选择的结果却是大多数参加了二兵团。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打击二兵团，目的正是为了打击上海的工人阶级。而为了打击二兵团，又得首先打击耿金章。

　　不是说耿金章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二兵团没有错误，但是他们毕竟受到了上海大多数工人的拥护和参加，他们是工总司内部有不同意见但又有共同战斗目标的两派。二兵团后来要潘国平和王洪文从工总司总部中滚出去，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事出有因。张春桥平白无故地要他们解散是完全错误的。当初不是还明确表态：“我们也不能说：‘我只支持一派’”，后来怎么忽然出尔反尔了。

  如果说山头，那么山头不是无故出现的。共产党历史经验历来是在反对山头主义的同时，首先要承认山头。潘国平和王洪文在二兵团问题上也不是不该负责的。这事情两方面都有责任。这只要看一下《工人造反报》就可以了，上海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平白无故地宣布工总司内部不设兵团，无故把二兵团取缔了。就算耿金章是张国焘，二兵团是四方面军吧！那么中央红军也没有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就无故地把四方面军取缔了，也没有把张国焘抓起来。事情究竟为什么会搞得那么僵？为什么昔日的战友会弄得如此势不两立？张春桥不能说没有责任。甚至可以说他得负最主要的责任，在安亭事件上，就得追究他的责任。他应该在看到签了五条有许多工人不满时，防止出工人的分裂。

  二兵团、耿金章他们既然在康平路事件中保过张春桥，还是最先提出让张春桥当上海第一把手，姚文元第二把手，毛主席也已经肯定了，那么说明他们对张春桥原没有抱什么成见。张春桥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和他们搞好团结，为什么后来竟至于要把他们抓起来呢？他们和工总司总部原来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可能认为自己造反比潘、王等坚决，但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潘国平和王洪文从工总司总部中滚出去的。在一月中旬，王洪文对第二个五条也还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后来要弄得这样僵呢？主要的责任还是张春桥无故地要他们解散，工总司当然要实行大联合，内部的不同山头是在革命运动中发生的，大联合不应该是要二兵团和其他山头无故解散，只能服从总部。如果这是理由的话，我们就更有理由问，总部在安亭事件中，为什么不听取他们的意见，抛开他们自己回来了。本来是总部丢弃了他们，后来又强迫别人解散组织，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甚至把一个功勋极大的组织说成是在野心家操纵下的山头。徐老三甚至还说耿金章是什么“座山雕”。照这样说，二兵团，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大多数都是土匪了，不和总部挂钩和二兵团挂钩就是参加土匪组织了。

  狗急尚且要跳墙，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别人，就不能光怪二兵团后来要潘国平和王洪文从工总司总部中滚出去了。

  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必须有人数尽可能多的革命群众组织参加，不能搞一派夺权，这个道理张春桥不是不懂。但是现在看他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前后的作为，就不能不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他知道二兵团是上海人数最多的工人组织，不是大学生、不像红卫兵人数不多，如果不让二兵团参加，那是摆不平的，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就会有大多数被排斥的工人不满，而将没有权威性，所以不能不让二兵团参加，不能不让耿金章站在自己身边。目的达到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取得了合法地位，自己也当上了上海的第一把手，二兵团也就可以作为敲门砖扔掉了，甚至不惜把耿金章抓起来。

——这一做法遗祸无穷，尽管耿金章被软化了，在工总司里也保留了一个位置。但就是因为不仅仅是整耿金章，而是借整耿金章整了二兵团。许多二兵团战士不服，甚至因为参加二兵团被打入了另册。在工厂里又受原来的赤卫队成员的压迫。原来的赤卫队许多人现在已经独立成立组织，还是原来老一套人马，加入了工总司，受到了工总司的承认。真正的造反工人却反而继续受到打击排斥。这些赤卫队另拉队伍另立山头就可以不受指责。结果就是相当大一批二兵团人员要求改组上海市革会，这一目的达不到时，许多人就去支持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成立了几十万人的支联站，上海面临着一次大分裂、大内战的危险，最后还是靠 1967.8.4.的血腥武斗镇压下去的。

  工总司内部的两派，都是革命造反组织，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当然应该联合。但是不应该简单地勒令二兵团解散。这是拉一派、打一派。应该在上海召开一次工人代表大会，让工人造反派中的一切派别都来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然后在代表大会上选出新的领导机构，作为工总司的新的司令部，在这以后才解散原来的二兵团和总部。潘国平作为工总司的创始人地位必须得到尊重，耿金章作为拥护者最多功劳最大一派组织的领袖，也应该在新的工总司司令部里得到应有的地位。如果真正搞民主选举的话，这两条都将是民主选举的结果。其他工总司的常委、委员，中下层组织的领导机构都应该这样产生。但是上海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先打下二兵团，其他工人造反的派别就更不要说了。并由张春桥一个人的主张拉下了潘国平，让比较追随他的王洪文当了第一把手。随着时间的流逝，到最后，工总司这个工人组织已经不再存在了。

  徐老三在他的《回忆录》里，到处都极力描绘和夸大上海的群众造反组织里的矛盾和冲突，好像一个个动不动就是要开战似的。但是在上海挑动各种矛盾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

  不能说一月革命的时候，群众组织之间没有一点矛盾和分歧，但是不少意见并不是势不两立的，甚至不是对立的，大多数是不同意见的战友。共产党打天下时，内部也有六次路线斗争，还出了王明和张国焘这样的野心家，但是只有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才会把共产党描绘为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丑态百出。辛亥革命的时候，各种革命团体存在着各种分歧，还发生了蒋介石枪击陶成章这样的惨案，但是只有被推翻的满清遗老，才会把革命党人描写成一个个权欲熏心，互相残杀，丑态百出的团体。如果共产党当时不是内部以团结为主，怎么能够打下天下呢？同样辛亥革命时各革命团体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共同团结的一面，不然怎么推翻满清皇朝呢？

  同样，在文化革命中不管哪一派造反组织，大多数造反派都是战友，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属于这一派或那一派，但是不管属于哪一派，在共同战斗中都是战友，是存在着阶级友爱的。

  徐老三懂得什么叫阶级友爱吗？

  他徐老三当然没有阶级友爱，也不知道阶级友爱，可是我们有，我们亲身经历过。那时候，我们真真团结一条心，互相支援，互相帮助。有时有什么大的事件，大家都口渴了，只有一碗水，几十个人喝，转了一圈，还省下大半碗。好久没吃了，大家都饿了，弄到四两饼干，几十个人吃，还剩下三两。有困难，最苦最危险的时候，挺身而上，把安全和好事留给战友。从来不说你是这个组织的，我是那个组织的，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只有造反派和走资派及依附他们的保守派之分。即使明知不同的组织，当一派战斗时，另一派前来支援，相互之间也充满了战斗的友情。他徐老三是从来没有这样经历的。

  附带说一下，徐老三说他到了红革会那儿亲眼看到“还有吃剩下的面包”。在那时候，面包和饼干的确是最经常吃的食品。我在前面说的在“大家都饿了，弄到四两饼干，几十个人吃”那可不是我们从来就很少吃面包和饼干，而是有时斗争突然，后勤跟不上。——现在中央电视台说我们那时穷得不得了，看到有人吃面包，回头率比现在看到靓妹还高。真是笑话！那时面包是最简单方便，也是最不讲究的食品。现在的中央电视台成了谣言窝子了，不放过任何机会造谣，连说面包的历史时，也要借机攻击一番。

  自从邓小平复辟以来，对于一月革命，报刊、书籍、杂志就到处充满着对于群众造反的造谣文章。他们在每一个事情上都要捏造。如王洪文是怎样当成工总司司令的，有一篇文章这样说：“那时刚成立工总司，大家都想当司令，后来就比谁的人多。别人都说我有几十人，王洪文出来说：‘我有二千人。’于是当上了工总司司令。实际也不过几十人。”

  ——显而易见，这是从那个流氓皇帝刘邦说：“我出一万”那儿抄来的。——一个起码的事实是，王洪文一开始并不是工总司的司令，既然如此，整个“我有二千人”就不能成立。第一把手是潘国平。而潘国平当司令也不是靠什么权术争来的。而是他最先造反。并在组织工总司中受到了大家的拥护。

  潘国平造反的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八月底，北京的红卫兵到上海，一下车就受到了陈丕显、曹荻秋派来的人围攻。他们挑动工人斗学生，把工厂不明真相的工人派到车站让他们去围攻北京的红卫兵。但是他们也许做梦都想不到为此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包括创造了一个潘司令。潘国平奉令到车站去围攻红卫兵，实际情况使他明白上海旧市委这一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就表示了反对，结果受到了走资派的打击。他就在九月份到北京去告状，他说：“我不要工资了”。后来他从北京回来，就开始组织工人造反队，又得到了学生（炮司）的支持，最后串联了上海各工厂的工人造反派成立了工总司。他因威望高、造反早，被大家推选为第一把手，也就是司令。

  徐景贤作为文革过来人如果造出“我有二千人”这样的谣，当然太没出息了。凡是世界上研究文革史的人都知道王洪文一开始并不是工总司的司令。但是徐老三还是要为他的旧主子中伤工总司和一月革命效劳，所以他改变了一个手法。

  开始的阶段，“潘司令”的影响比“王司令”要大得多。

——这同样是造谣，目的正是和捏造“我有二千人”一样的。他故意避开王洪文开始并不是司令，仅仅说“影响”。但是潘国平不是什么“影响比‘王司令’要大得多”。而是实实在在的司令，王洪文只是第二把手。徐老三所以要造出这个谣，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地造出“王洪文略施小技，就压倒了潘国平，坐上了‘工总司’司令的交椅。”这个谣言。目的仍然是为了给工总司抹黑，好像头头们一个个都是利欲熏心，勾心斗角的。实际上各造反派组织在一开始可能有不同意见，总的来说是非常团结的，即使不同组织也充满着阶级友爱。如果说有的后来闹起来矛盾，那不但是后来的事，而且还因为有各种原因，或意见分歧，尤其是受人挑动发展而来的。二兵团和工总司总部的对立就是受人挑动的结果。

  还要指出，徐老三中伤造反派已经到了不择一切手段和机会的地步。比如连潘国平的每一次睡觉他都要大做文章。一月六日大家就推举潘国平主持打倒旧市委大会。到了开会时潘国平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在睡觉，又没人叫醒他。大会只好请其他人主持。这样的小事他居然也值得大书特书。作为潘国平的罪状。——这又有什么值得写的呢？这个徐景贤，究竟知不知道什么叫革命？革命就得拼命，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干是正常的事。但是人总是要疲倦的，所以在那个时候，造反派睡觉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律，用的时候，实在疲倦了，只好抽时间的空隙“找一个地方‘打游击’睡上一觉。”这本是革命中正常的事。只有野心家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作出不光彩的事。辛亥革命中，真正打下上海的起义军领袖，（名字一下子记不起来了）就是在起义胜利睡觉时被陈其美篡夺了起义总督的位置。

  王洪文成为第一把手完全是张春桥一手干涉的结果，理由是王洪文是党员，而潘国平不是，真真的原因则是王洪文比较听他的。应该指出，耿金章也是党员，而且二兵团功劳卓绝，深受上海工人拥护，张春桥为什么不提耿金章为第一把手呢？无非是耿金章造反劲头足，这样的人不好控制。总的来说，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领导机构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选出，任何人不该干涉。

  自然，在张春桥干涉下，上海工人对王洪文还是接受的，王洪文原本也属于造反最早的一批，既然上海工人接受了，那么他仍然是上海的工人领袖。但是张春桥干涉工总司领导机构总部是不正确的。他并没有这个权力。至少他是滥用了自己的权利。

  这儿不能不提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他在党内的地位比张春桥高得多吧！当王洪文作为上海工人的领袖进京见毛主席时，王洪文坐中间，毛主席坐边上。因为王洪文代表着上海工人，而上海那时是全国工人最集中的地方。这张照片在上海登出来后，上海的群众深为感动。感到毛主席最尊重群众。尤其尊重工人。当然九大以后情况不一样了。王洪文被选为中央委员，而毛主席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和主席，是共产党的第一把手。王洪文就是下级了。

  全市其它的造反组织听说要成立上海市的新政权了，都想挤进来抢占一个座位。

  ——应该指出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应该搞容纳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大联合，更何况造反组织。凡是为上海的革命造反立有大小不等的功劳，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三十二个群众组织签名的造反派组织一个都不应该漏掉。应该根据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和拥护的群众，而在上海市革会或其下属单位，拥有应有的地位，也只有这样行政权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想挤进来”是正当合理的。徐老三对此大做文章，目的还是一个，把造反群众都描写成一个个权迷心窍，给一月革命泼污水。

  当然，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功绩，甚至一直反对文化大革命，等到一月革命成立新政权了才临时拉起队伍要求有一席之地，那是不能允许的。但是革命政权建立以后，对于中间群众，必须予以团结，他们的代表人物应该给以一定的地位。以取得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当然革命政权始终应该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革命的知识分子红卫兵等作为政权的核心。就是偏右派，只要不是打倒对象也应该尽量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适当地团结教育，在新政权里给他们的代表人物以发言权。这只能在稳固地确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核心以后。

  徐老三说“红革会”的头头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支持他们夺权，“二兵团”提名张春桥、姚文元担任上海市领导又抢了头功。所以就把满腔的怒火都倾泻到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在听说“炮司”“孙悟空”等正在酝酿“炮打”张、姚，就坐不住了。——这又是造谣。他的目的很清楚，是在向他的旧主子表示他急于归队，服从于他们的目的，把造反派和一月革命都说成是一伙利欲熏心之徒，又抢权，又抢功，抢不到就恼羞成怒炮打张春桥。可是他没有回答，最先炮打张春桥的炮司、孙悟空等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也是为了上海市的大权没夺到吗？难道也是二兵团抢了头功吗？应该指出1967.02.01张春桥姚文元谈红革会时还根本就没有说什么“夺权”问题。张春桥说：“他们幕后有人”但是谁都从来没有看到揪出什么幕后策划者。

  红革会的劳元一等，所以会在炮司、孙悟空等酝酿炮打张春桥时坐不住了，并不是什么在夺权上有气——如果他们根本就没有搞一派夺权，就更是一派胡言了——而是他们在一九六六年九月的白色恐怖中吓破了胆，当了宋江，并在造反派中制造分裂，篡夺了造反派组织，不但为红三司和炮司、孙悟空等不满，红三司还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内战，也受到我们这样真正要造反的红革会成员不满，日子不好过。所以他们要表现自己，以表明自己在张春桥问题上没有当右倾机会主义者、没有当投降派、没有当保守派，并为此发动了过激的行动，抓徐景贤、朱永嘉等。他们这一行动出发点和解放日报事件一样，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冒险主义行动。——当然，劳元一等人对张春桥和徐老三的态度都是机会主义的，出尔反尔的。

徐老三说：

复旦“红革会”勤务组的小谢，方方的脸盘，脚上还上着石膏，腋下正拄着拐杖，他指着我说：“你徐景贤在市委工作了十几年，你最了解张春桥和姚文元，你是张、姚的‘材料袋’。现在在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是老大、老二，你徐景贤就是老三，今天，你‘徐老三’应当站出来揭发张春桥和姚文元嘛！”“‘徐老三’赶快老实交代！” “‘徐老三’应当马上反戈一击！”一阵喧哗，从此他们就直接喊我“徐老三”了。

——这又是徐老三造谣，一月份他还根本就没有“老三”这个雅号。徐老三是在1967年 4月份喊出名来的。1967.1.28.第一次炮打张春桥失败后，上海到处写满了“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的大标语。他们又大整红卫兵造反派，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包括工人造反派）几乎全部被打下去了。开始人们沉默，不清楚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事件，后来开始不满，四月份开始质疑。可徐景贤他们还不满足，他们要把上海的造反派彻底地打下去。原来在造反派里拉一派打一派，红卫兵打下去后，就利用工总司总部把二兵团等群众组织打下去。又在工总司内部以王洪文是党员为借口，要潘国平把第一把手让出来，后来还对潘国平进行了打击。即使如此，还不满足，他们要把工总司连锅端掉。1967年 4月份徐老三认为时机成熟，又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王洪文，弄得王洪文要跟他辩论。我们当然坚决站在工总司一边，决不允许扳倒工总司，那时我们为了保卫工总司正在“蠢蠢欲动”呢！这时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徐景贤算老几？》因为张、姚都是中央文革的，而他徐景贤1966.11.28.造反前还在替陈丕显起草假检讨呢！可是却在到处写着的“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中排在第三。不知是谁，用钢笔在旁边批了一句“算老三”，就这样徐老三喊出名了。

张春桥看到情况不好，他知道要在上海站稳脚跟，工总司大旗不能倒，当然他也不希望徐老三倒，急忙从北京赶来调解。这件事才得以平息。

可是现在徐景贤竟然造谣说在一月份的时候，谢葆晨就首先喊他徐老三了。谢葆晨真的要大喊冤枉了。其实我和谢葆晨有过的接触中，还从来没有听他喊过徐老三。

陈秀惠、胡守钧、周谷声等人反张的真正原因就是对徐老三等人不放心，他们不久以前还帮上海旧市委和复旦党委迫害造反派。如果以后和真正的老造反派搞好团结那也罢了。但是实际上还是格格不入。一开始对许多造反派还抱着笑脸，后来的事实是他们几乎打击一切造反派。张春桥到上海后也并不是依靠红卫兵造反派，就是工人阶级也不是真正依靠，而是拉一派打一派，真正依靠的就是徐老三这些人。于是陈秀惠、胡守钧、周谷声等人就怀疑张春桥是上海旧市委的地下班子，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认为徐景贤等人不是真正造反，而是潜伏下来的一个以张春桥为首的旧市委地下班子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建立新政权中保存实力，篡夺文化革命的胜利果实。使得文化革命成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旧市委的复辟班子。实际上一月革命经过一段时间后的最终结果，就是徐景贤他们篡夺了权力，而王洪文等人也逐步脱离了广大工人，成了莫里斯•迈斯纳所说的“为旧的官僚政治机构所吸收”的“在运动中被挑选出来的一些残余人物”。——莫里斯•迈斯纳说得真确切，王洪文等人确实是张春桥在工总司中“挑选出来”的一些残余人物。上海的红卫兵都被打下去了，工人造反派的大多数也被打下去了，工总司只剩下了这少许“残余人物”。那个时候，潘国平、耿金章经过打击后还在，点缀着上海市革会，以他们的存在表明工总司还存在，表明工人造反派在掌权。但是也已经脱离了广大工人群众，对他们来说，服从张春桥比为了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更重要。毛主席提拔王洪文，使他位居于张春桥之上，但是他还是和张春桥抱成一团。在王洪文当党的第二把手时，徐景贤还要向张春桥告王洪文的状。后来在“打倒四人帮”中成了打倒王洪文的罪状。

陈秀惠、胡守钧、周谷声等人的观点为大多数红卫兵所接受。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还是应该承认，他们错了，我们也都错了。张春桥和陈丕显、曹荻秋他们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一般来说张春桥是一个比他们进步的派别。对社会有积极作用，而一个对社会还有积极作用的阶级是决不可能灭亡的。毛主席也不能不正视这个现实。就好像他和刘少奇斗争了几十年，但是在文化革命以前还经常保护他，甚至还让他当上了国家主席，被培养为自己的接班人。

张春桥、姚文元派军队镇压学生当然是事实，许多人被解放军的枪口对着，说这不是镇压是说不过去的。造反派内部出现矛盾是正常的事，本来不该激化矛盾。劳元一等抓徐老三当然错误，尤其不久前还很亲密突然翻脸也不道德。倒是陈秀惠、胡守钧、周谷声等人不像他们这样投机。但是张春桥派军队就对了？那也是激化矛盾。事情原本不该搞到这个地步，但是还是搞到这个地步了，这也许只能称之为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吧！一般来说，既然原来已经接受徐景贤造反了，后来如果有了不同意见，或者对他有什么怀疑的话，只能在会议上说，充其量只能贴大字报，当初对走资派也没有动不动就抓。同样张春桥对走资派也没有动不动派解放军，为什么对于造反派红卫兵却要采取这样的极端做法呢？这样做怎么不能不激起几乎全部红卫兵的反对呢？可他似乎是有意地激起红卫兵反对，然而就可以给他们加上一个“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

徐老三说：

听到这里，我心急如焚，再也听不下去了，猛然从床上站起来：对郭仁杰说“老郭，无论如何要制止事态的发展。明天我个人安危事小，群众冲突事大。开完大会红卫兵要游行到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的住处去，王洪文和耿金章他们肯定要调动‘工总司’的队伍来保卫，这样，势必发生工人和学生的大武斗、大流血，我们怎么向中央交代？”

——好一番做作！好像他倒是极其关心群众的团结，反正郭仁杰已被他害死了，死无对证，只有两个人在场的事，谁替他作证？其实徐老三自己首先就是一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能手——前面已经说过。后来也一直这样。

——事实上后来上海的造反派包括工总司的大多数工人都被镇压下去了，政权就是落到了不久以前的保守派徐老三等人手里，并由陈看风（敢峰）这样的保守派冒充上海的红卫兵。不仅如此徐老三还把这位“老郭”害死了。

郭仁杰，市委写作班子里唯一的真正造反派，后来被徐老三他们整死，首先郭毕竟是造反派，和他们意见不一，第二因为张春桥伪造了毛主席语录，他们就嫁祸于郭。复旦红卫兵又偏偏不相信毛主席语录是郭伪造的，所以要把他往死里整。可是按徐老三自己供认，当时郭仁杰可主动来陪他坐劳元一等人的牢。郭可谓对得起他了。

1967年夏天，山东省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发了一个文件被人民日报转载了，并且予以肯定。上海的报纸也转载了。内容是革委会的成员不要搞特殊化，不要为树立自己出头露面。可是就是在这张报纸上，登了一张徐老三出头露面“视察”的照片。大多数红卫兵都反感，郭仁杰也不满意，写了一张署名“未低头”的文章，对徐老三提出了批评。可是竟然被徐老三和他的追随者打成了什么“炮打上海市革会的大毒草”——他徐景贤就是上海市革会？！不过那个时候，上海的大权大多数也确实在徐景贤手里了。只有四五个月，他徐景贤就成了上海市革会的化身？！郭仁杰这一罪名一直伴随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死后还是作为他的罪状来声讨。现在不知什么原因，徐老三居然可以不提。

对于郭仁杰之死，复旦的红卫兵普遍怀疑的，据说是自杀，但是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先是郭仁杰被关在复旦大学我们物理二系里，挨过打，受过酷刑。徐景贤等一定要他交待所谓的伪造毛主席指示一事。

可是郭仁杰从来不承认伪造过毛主席指示，说他还是在复旦的广播上听到的。我们也绝不相信毛主席指示是他伪造的。因为分明有人听了以后来转达，说是张春桥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在现在，主人公上下载的《张春桥文录.chm》里还有1967.02.24《张春桥姚文元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里面还附着《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八月份解放军报记者到上海说毛主席没有这个指示，突然说是郭仁杰伪造的，我们就不能不去问当时说亲耳听到回来转达的人。可是他们看见我们就躲。被我们扭住后，只好说是自己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即使如此那也绝对与郭仁杰无关。只能说是转达人的问题。

还有，我亲身参加过上海的一次“打倒无政府主义”大会，会议的格调不是别的，就是落实所谓的“毛主席指示”。这会绝对与郭仁杰无关，就是徐老三他们的《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搞的。许多群众组织包括外地的群众组织印的文件中有这一所谓的毛主席指示，都说是张春桥传达的，难道都是郭仁杰指示他们造张春桥的谣。

由于郭仁杰拒不承认，复旦红卫兵又普遍不相信是郭伪造的，徐景贤他们就把郭关到了华东政法学院。过了一些时间，他们对复旦学生说，在华东政法学院郭已经承认是他伪造了毛主席的指示。——既然如此那就揪到复旦来批判吧！可是在复旦的大会上他们问郭仁杰：“你不是已经交待了伪造毛主席指示了吗？”郭说：“我什么时候承认过伪造毛主席指示？”他们又说：“你不是在华东政法学院承认了吗？”郭说：“我在华东政法学院什么时候承认过”——批判会失败！反而使得复旦红卫兵更不相信郭仁杰伪造之说。郭仁杰又被揪回华东政法学院，不久就传来消息说他自杀了。复旦有人到市革会去问郭仁杰是不是自杀了，回答是：“你们不要又炮打张春桥了”这样的作贼心虚的表态更使大家怀疑。总之郭仁杰之死是个谜，这个问题将来总有一天要认真调查。

可是现在徐老三的《回忆录》里，他居然和郭仁杰成了共患难的战友？这种表现岂不使人恶心？

徐老三说：

“红革会”总部“炮打”失败，终于垮掉了，这样一来，上海再也没有从中作梗的力量，反倒促使各个造反组织加快了联合夺权的步伐。

当时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红革会的头头，还有红三司、炮司加在一起，除了少数没来得及卷入的小红卫兵组织以外，上海的红卫兵都被整垮了，头头都在受批斗。没有炮打的其他红卫兵组织，后来也都被不同样式和程度地打下去了。不管怎样说，红革会里毕竟集中了上海大专院校大多数的造反派，不管红革会头头炮打张春桥出于怎样的动机，也不管是什么样的错误，至少红卫兵绝大多数是在学生中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可是不光各派头头全部被送上了批斗台，而且所有的红卫兵战士也都受到了压抑。这无论如何不正常。可是徐老三居然为此叫好。他的立场就可见了！他原来是老保，后来不得不栖身于造反派，骨子里还是老保，邓小平上台后他就要归队了，希望还是回到老保的队伍。

不是说不能搞一派夺权吗？不是说要搞最广泛的大联合吗？可是除了陈敢锋代表红卫兵发言外，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没有一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参加。陈敢锋又有什么资格代表上海红卫兵？就算他同济大学红卫兵头头的职务是光明正大来的，也只能代表同济大学。作为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的红卫兵代表，只能是在斗争中自然地确立的，陈敢锋在上海真正的红卫兵中没有任何拥护者，他究竟是怎么当上了红卫兵的代表的？只能又是一人指定的。连工总司的第一把手都可以由一人决定，那何况陈敢锋了？

毛主席说过，要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对炮打张春桥怎么评论且不论，就算学生错完了，他张春桥对完了，也应该帮助、批评、联合。事实上，上海的革命学生几乎全部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在成立革命的新政权时本来就应该宽宏大量，能够包容尽可能多的群众，尤其是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力量，哪怕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也应该注意团结。


不仅对红卫兵，徐老三在他的《回忆录》里把上海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打击了，都说成利欲熏心，争权夺利。他说：

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张、姚还没有来上海的时候，各个工厂企业的造反队此起彼伏，互相斗争，大家抢旗帜，各自斗当权派。但是，自发的工人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往往滑向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的轨道。当时，有些干部怕批斗，凡是群众提出要求他们就签字，助长了这股经济主义的歪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有些工厂企业的职工要求增加工资、补发津贴，某些领导不坚持原则照样签字，结果银行被提款数千万元。上海港的几个装卸区，有一批工人闹着要发“串连费”，结果拿了“串连费”擅自离开生产岗位，到外地“串连”去了，致使一批外国轮船停靠在码头上没有人卸货，有些外轮的船长提出了抗议；还有从船上卸下来的货物堆放在露天没有人运进仓，整个港务局系统积压的货物总数达四十万吨之多。

——这又是徐老三在胡说八道。那个时候上海工人造反派中没有什么互相斗争，没有什么抢旗帜。只有和走资派和保守组织伪“工人赤卫队”的斗争。一般工厂里没有几个造反派组织，只有革与保两派。经济主义的歪风完全是陈丕显、曹荻秋煽动起来的。还有伪“工人赤卫队”搞“停水停电停交通”，二十万处于生产组织指挥地位的保守派“工人赤卫队”离开岗位到北京去“告状”，造反派和红卫兵都是坚决反对的，并且主动把生产的组织指挥工作担当起来。二十万“工人赤卫队”被耿金章领导下的工总司二兵团从昆山追了回来。我们红卫兵去海港、车站、码头、工厂参加义务劳动。可是徐老三居然不提这些，捏造出“各个工厂企业的造反队此起彼伏，互相斗争，大家抢旗帜，”把破坏生产的责任嫁祸于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赤卫队”破坏生产，革命生产一肩挑，拼命干活把生产拉上来的造反派身上。为走资派和保守派开脱罪责。我在发生经济主义时到了海港劳动。那个时候海港的工人造反派都在海港，把生产任务顶了起来。确实有人拿了“串连费”擅自离开生产岗位“串连”去了，致使四十万吨货物积压。但是决不是造反派，而正是保守派和受到上海旧市委陈丕显、草地秋等人煽动的闹经济主义的人。这些人都不是造反派，保守派许多人还是从事生产调度指挥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人数不多离岗后对生产的破坏却极大。造反派不但拼命地干，还不能不把生产的指挥任务顶了起来。也正是这个原因，工总司等造反组织，一起成立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后来又成立了“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如果仅仅是利欲熏心的话，何必先成立什么生产指挥部呢？为什么不先去抓党务、政务等权利呢？正因为当时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被走资派和保守派破坏的生产抓起来。

复辟以来，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文章中说到一月革命的原因时都竭力避开昆山事件，不提二十万“工人赤卫队”上京“告状”，避开“停水停电停交通”。徐老三也照样按这个调子写他的《回忆录》。

上海发生一月革命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在陈曹这些走资派和保守派，企图利用生产指挥权大多数把持在他们手里，借口“上京告状”离岗、“停水停电停交通”，还有煽动经济主义，想把上海的经济搞垮，给中央制造压力。正是造反派和红卫兵抵制这种严重的破坏活动。一方面工人造反派努力劳动，红卫兵到工厂车站海港参加义务劳动，另一方面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又不得不把生产指挥工作承担起来，——既然是指挥工作，那这就是夺权了。

对此复辟的走资派及其走卒都讳莫如深。他们倒打一钉耙，把经济主义和离岗的罪名载在造反派身上。而徐景贤，在他的《回忆录》里不但不说明真相，反而同一个手法。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说成是什么“造反队此起彼伏，互相斗争，大家抢旗帜，各自斗当权派”，把保守派和陈曹煽动的经济主义说成是什么“自发的工人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往往滑向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的轨道”。分明是陈曹开了司局长会议提出要放开口子满足经济主义要求的，却说成是“干部怕批斗，凡是群众提出要求他们就签字”，实际上还是归罪于造反派。颠倒黑白，完全适应了复辟的走资派的需要。他决不是不知道这个司局长会议，可竟然只字不提。在他的文章中只字不提所有破坏经济的行为都是陈曹等走资派和他们扶植的保守派干的。但是他又不能说耿金章搞经济主义，不能说潘国平搞经济主义，不能说王洪文搞经济主义，于是就来了个笼而统之，模糊数学。他说：“造反队……往往滑向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的”我们现在就要他举出例子来，究竟是那个组织搞了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里的12个组织吗？还是《紧急通告》里的32个组织？——谅他一个都说不出！我们在这两个文件里看到的正好相反。

原来王洪文到了昆山，又飞到北京去告过状。

这儿不提王洪文为什么要去昆山，不提保守组织“赤卫队”二十万人为了破坏生产离岗，在昆山被工总司赶回来了。反倒说王洪文又飞到北京去告过状。又是一部造谣文章。走资派和保守派总是要回避保守组织“赤卫队”二十万人为了破坏生产离岗。并给造反派倒打一钉耙的，徐老三就为他们提供“根据”。

正因为陈曹为首的上海旧市委要把上海的经济搞垮，才发生一月革命，可是徐老三却根本避开，把群众不得不打倒陈曹等走资派，并且不能不主动担负起生产指挥工作说成是一个个利欲熏心，又把陈曹等走资派的破坏生产的罪行掩盖起来，于是他们上批斗台就是受了冤屈无害而可怜的了。他说：

我扫了几眼，只见队伍中有几个是张春桥、姚文元的老同事，有几个是我的老领导。在我内心深处，他们未必见得都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我看到他们以后，却故意掉过头去，……陈丕显书记和曹荻秋市长被带上桌子，低头弯腰，面向着广场上的群众。

——别人也就算了，对于陈丕显和曹荻秋，一口一个书记和市长。可见徐景贤到底急于归队了。可是他忘了，正是他在后来开的大会上一口一个“陈丕显究竟是红小鬼还是黑小鬼啊！”对于有人造谣说“陈丕显还会出来，陈丕显抱着毛主席的腿哭了。”他也作出一付义愤填膺的样子。真不知他算什么人？他参加了陈丕显和曹荻秋对造反派的残酷镇压，但是又不忠于陈丕显和曹荻秋，而是造反了，并积极地参加对他们的批斗。他参加了造反派却又不忠于造反派，对绝大多数真正的造反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现在又急于归到走资派、保皇派的队伍里？对一月革命，对造反派还是一片造谣。真是无耻到了极底。真不知道应该算他什么人？

他又说：

真是史无前例！一次大会，一纸通令，一个经过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市的党政最高领导，就这样地被打倒了；上海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就这样地被撤消了职务。

——徐景贤的无耻也是史无前例的！为什么不说说大会究竟给陈丕显和曹荻秋开列了什么样的罪状？是否有道理？让全世界的人，让后人来看看他们究竟真有罪还是确凿受诬陷？可是几个小时的批斗会，徐老三居然一个字都没有给。

　　我们倒从来不怕说出以前给他们开过的罪状的，可是走资派却从来要回避。陈丕显和曹荻秋本来大家不过“火烧”一下，也就是提一些意见，尽管他们残酷镇压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改正。中央原来也不准备打倒他们。问题是他们存心要把上海经济搞垮，给中央制造“压力”才不得不打倒他们的。我们给他们开列的这些罪行他们当然要回避，因为后人听说我们给他们开列这样的罪行后，必然会去调查是否事实，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俗话说，茅厕越搅越臭，他们只好回避。徐老三既然急于归队，自然也要像他们那样尽量不要提起，更不会揭他们的老底的。

　　张春桥跟他的儿子开玩笑，指着我说“毛弟，你不是说要看看‘工总司’的王司令吗？喏，这里也有一个司令，他是机关里造反的‘徐司令’。”……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过呢！

　　——到底张春桥对徐老三不一样，造反派中即使王洪文也不如徐老三啊！和王洪文之间的关系，也还从来没有这样密切过呢！

　　　　主席很风趣，他当时还说：‘烧一下可以，不过不要烧焦了!”’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楞了一下，我想：去年姚文元打电话给我，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时候，没有讲这句话嘛。……我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想主席说“不要烧焦了”，可是现在经过你们同意，大会也开过了，通令也发布了，人也打倒了，不是已经“烧焦”了吗?一切都已成为事实，不可改变了。反正，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名发来的贺电，也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所以，管他“烧焦”不“烧焦”，我们还是照开庆祝大会吧！

　　——这是徐老三射向毛主席的一枝毒箭，他给别人一个印象，毛主席出尔反尔，张春桥封锁消息。连张春桥也被出卖了。在徐老三的《回忆录》里，处处可以看到张春桥被他出卖了。张春桥不依靠大多数革命人民群众，却依靠这样的人，怎么会不失败呢？

　　实际情况是由于陈丕显和曹荻秋存心要把上海经济搞垮，矛盾的性质变了。毛主席对他的态度自然要变。我们在一开始也没有要求打倒陈、曹，只是在他们要把上海的经济搞垮后，才不得不打倒他们的。记得在解放日报事件中，我和“赤卫队员”辩论时，称曹荻秋“同志”，他们说：“你们还称他同志吗？”我当时表示：尽管他对我们残酷镇压，我们不能不批评他，但还是希望他改正后，作我们的好领导。可是这些保守派不管，说我们说的不是心里话。后来我气愤了，就回答他们，在我国和赫鲁晓夫论战时，一开始也是称他们同志的。

　　到现在为止，不仅上海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已经全部被徐老三否定了，而且毛主席也被他描写成出尔反尔。他掩盖了陈曹等旧市委破坏生产要把上海搞垮的事实，好像是完全无辜的。上海的一月革命被他描写成一群权欲熏心的人急于自己篡权也互相争斗、互相残杀，互相使用权术和心机。不光上海的红卫兵，也不光工总司二兵团，连工总司的前后两位司令他都尽力泼以污水。而且这还是在敌人面前，为了诬蔑文化大革命做“证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叛卖了。——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他徐老三何尚真正支持和赞成过任何造反行动和造反组织，他自己的所谓造反行动不过是为了保持甚至提高自己的地位，出卖旧主子，投靠新主子罢了。但是张春桥就是让这样的人把持了上海的几乎一切大权。在这种情况下，陈秀惠、“孙悟空”、周谷声等对他不满也就可以理解了。

　　——唯一没有被泼污水的只有被他害死的郭仁杰。那也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罪行。

　　还得指出临时工和外包工制度是刘少奇邓小平分裂工人阶级以便于控制的制度。他们把工人阶级分成三六九等，临时工和外包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压迫他们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把整个工人阶级当成剥削压迫的对象。工作没有保障，也根本违反了宪法关于公民有劳动权利的规定。我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就应该当家作主人，而临时工和外包工实际上不是国家和工厂的主人，不过是随时可以踢出厂门的雇佣劳动者，并且用随时可以解雇来控制他们。临时工和外包工不满是有道理的，任何人都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提出一些经济要求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能都说成是经济主义。当然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能停留在经济斗争上，而应该上升到政治斗争；但也不能一概地否定经济斗争，经济上的不合理现象就是得改变，得革命，历史上的工人运动都是从经济斗争开始，并上升到政治斗争的。在政治斗争达到目的后，就应该解决经济问题。当时对临时工和外包工应该引导，引导他们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有些问题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不能一下子解决，临时工和外包工也应该体谅国家的困难，江青那时正是这样对待“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的。1971年毛主席终于把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都转了正。

　　应该承认，“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有一些人并不是一下子都能引导到政治斗争上来的，不能所有人都能体谅国家的困难，对此要教育，但是也不能把“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一概打入另册。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成员都只搞经济斗争的。还有，工人阶级应该是统一的，有许多临时工和外包工后来抱怨，他们原本要求参加工总司，可工总司不接纳，理由是“你们应该参加你们的‘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可是后来又说他们是经济主义者。工总司这一做法是错误的，客观上继承了刘少奇、邓小平把临时工和外包工与固定工对立，把工人阶级分成三、六、九等的制度。当然临时工和外包工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进入工总司后，应该考虑到这些特殊要求并成立专门的机构为他们的正当要求服务。徐老三本身是个官僚，他当然不会懂得工人，不会体谅工人的处境。所以在他的文章中只有对“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指责。连工总司的潘国平、耿金章、王洪文他都一个不放过，当然不能指望还会体谅临时工和外包工了。

　　复辟以后，一切都又倒回去了，先是工人都成了合同工，根本就不是在双方平等在情况下谈判签的。资本家把持了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工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平等地位可以说。工人们称之为卖身契。这一卖身契工人们必须遵守，但是资方却完全可以违反。比如我们厂里当初订立合同时说为时五年，但实际上不到五年就有许多工人被下岗了，官僚资产阶级并因为违反合同受任何处置。

　　还有一些组织也不能一概否定。如“上海住房困难户革命造反司令部”。本来公民都是平等的，有些人住房困难是应该体谅的。由于这些组织影响比较小，所以徐老三自己反正有的房子住就更是不屑一顾了。当然国家也有困难，不能逼着国家马上解决住房问题。但是对他们漠然置之也是不对的。

　　应该指出，文化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一开始只是临时权力机构，所以是临时的，那是一下子不能照顾到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部分，每一项正当的要求。所以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应该补台，尽可能多地代表人民群众最大多数的利益。在这以后就应该搞一次选举，就好像1949年革命中，一些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后，还要在1954年选举，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人大常务委员会那样。

　　如果真是那样，如果选举真正代表上海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那么后来各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比如二兵团成员就可以选举出他们自己的代表，他们人多势众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许多的席位，就没有必要搞支联站了。就是上海的红卫兵也可以以压倒优势选出自己的代表，陈看风就不可能得势了。但是这不是张春桥等人所愿意看到的，徐老三更不愿意看到。上海后来召开过“红代会”，代表是怎样选出的，我们这些老红卫兵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究竟通过了什么文件。还召开过“工代会”究竟如何更没有关心了。

　　选举从来就不是万能的。不是不可被人操纵的，因此不一定能够真正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世界上选举出来的政府有许多是压迫人民的，许多不过让人民群众来决定由谁在政府代表剥削阶级统治和压迫人民而已。美国的选举从来就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别的不说，选举需要大量的钱，当选的总统都是背后有垄断资本集团作后台的。没有钱的支持就别想当选。在美国操纵下，阿富汗、伊拉克、阿尔巴尼亚等等国家的选举又如何？还有在俄罗斯操纵下，在车臣搞的选举丑剧又如何？绝大多数车臣人早就选出了他们自己的总统，可是俄罗斯可以打进去，并在谈判时用导弹杀害，马斯哈多夫上台得到了他们的欢迎，一转眼又成了“恐怖分子”。他们在车臣搞的是公开贿选，谁参加选举就给谁发食品。不管有多少选民投票，也不管上不上半数，最后结果都是“选出”俄罗斯的傀儡。更荒唐的连俄罗斯侵略军也可以参加，如果这样的选举算代表人民，那当初日本侵略军也可以在中国“选出”合法的政府来了。

　　为了总结经验，也为了今后的革命，经过长期的思考我提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在革命群众大联合成立临时政府后，如何进行选举，这个方案也可以用于任何时期。为了保证选举的民主性，保证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最大多数，建议实行一定数量选民拥护的代表资格制。老式的选举，候选人以外很少人有机会选入代表之中。一般来说，一个候选人要半数以上的选民投票才能当选。实际情况群众只需要有一个人能够代表自己在代表大会里说话就可以了。

　　我是在1964年第一次参加选举的。究竟选谁也不记得了，实际上选过就忘。我根本就不认识。我所以选这些候选人，那是因为共产党提他们当候选人，听说都是民主人士。——这样的选举应该是有效的，共产党也是选民，他们当然有提候选人的资格。我们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投他们的票当然也是有效的。但是这种情况还是有不少缺点的。许多人就以此来攻击共产党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不过是橡皮图章。可是在这种选举中真正得益的正是他们。如果共产党放手不管，完全由群众自己提候选人，那么大多数“民主人士”是根本不可能当选的，群众认识的最主要是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完全由群众自己提候选人，能够当选的就只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了。——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真正地认识了能够代表自己的人。——那些民主人士原本应该感谢共产党才行，可是有的人是从来不知道感谢的。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共产党——真正的共产党不要管他们，让他们自己去竞选吧，选不上就让他们选不上。

　　上述办法还有一个坏处，那就是可能使得选举为走资派所把持。八十年代以来的选举，那一次是真正代表人民的？那一次有一丝一毫民主可言？在我们厂，人民选举自己的公仆还得先受“公仆”的训话。甚至扬言要查选票的笔迹，违反了他们的纪律就要“理嘛”（处理）。我抵制这种选举，就有好几个人来围攻，非要我参加不可。因为我坚决不参加，后来在加工资时还给我少升了一级。我们头上的大书记跟我说：“不但要参加生产，政治活动也要参加。”——居然用选举中的态度和倾向来规定加工资！反过来说不就是用加工资来贿选吗？

　　我建议实行一定数量选民拥护的代表资格制。每个选民都有一张选票，但是只能选一个人，看中那个可以代表自己就把选票交给那个人。而一个人只要拥有一定数量的选票就成为合法的代表。比如上海那时有一千万人，有选举权的比如六百万。可以实现跨系统跨行业的选举。如规定一个人只要拿到三千张选票就是合法的代表当选了，就可以进入代表大会，也可以规定为二千张。这样在上海任何超过三千人或二千人的人群，就可以在上海的人民代表大会里有自己的代表。这儿还有一个代表权数的问题。比如规定为二千张，但是有个人拿到了四千张以上的选票，那他的权数就是二。如果有人拥护者比较多，比如二十万人投他的票，把自己的选票给了他，那么这个人的权数就是一百。在代表大会上表决或者投票时，根据总权数来定。超过总权数一半的就通过。这样，开会的人不会太多，又尽可能照顾了少数人的特殊利益。

　　代表对选民负责，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拥护。必须认真听取选举自己的选民的意见，大会后必须向选民汇报，汇报大会情况自己的态度，并且接受选民的质询。最好选民还可以随时撤回选票。早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议员应该是选民随时可以撤换的。只有这样才可以防止议员一旦选出就违背选民的意志自行其是，从而不再代表选民的利益和意志。巴黎公社是明确规定公社的委员是随时可以撤换的。正是保证了公社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1989年邓小平说：“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只有到下届才可以另选。”这就是他们的民主！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什么代表听取选民意见，向选民汇报，并且接受选民的质询这样的事。许多选民连自己的代表是谁也不知道。在我们南充还曾发生过武警殴打人民代表的事，尽管这代表不真正代表人民。“选”出的代表究竟在大会上做什么谁都不能问津。还有选举搞得非常神秘，往往到了会场人民才知道自己行使民主权利的时候来到了。计票、候选人的产生等等都不准群众过问。甚至报上还出现这样的文章，因为有人对选举提出疑问在大会上发言，认为选举的时间还未成熟，反对选举，受到不少选民的拥护，使得所谓的“选举”不能进行，就为此受到了武警的镇压，进了班房。

　　不过如像巴黎公社委员那样随时可以撤换也有一定的困难，那就是造成公社委员的流动性太大，一个人，进大会会场时还是个代表，过一会儿就不是了，支持他的选民撤回选票了。这也从来是爬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反对人民民主的口实。民主说来容易，实行起来确实有个缺点，那就是费时。如何使得代表真正能够代表选民，又保持代表的一定稳定性，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

　　如果按照一定数量选民拥护的代表资格制，就可以使得人民代表大会真正代表人民。在人民群众中，每一个人群的利益和意志都有人带入会场。当然，这些人群的利益和意志必然会有冲突，代表大会应该听取不同意见，让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但是最后的决议应该经过表决，由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人民代表大会也选出常务委员会，选出委员和常委，这也要少数服从多数。另一方面少数人的正当利益也应该得到重视。比如上海那个时候，不但临时工和外包工人数不是很少可以选出代表，就是住房困难户也可以选出他们的代表。这些人的利益是有他们的正当性的，能够解决的应该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一方面要请他们顾全大局，另一方面不可漠视，不但要承认他们代表的合法性，在代表大会上要有他们的发言权，必要时也应该建立一定的机构逐步地统筹解决。

　　当然上海文化大革命中如果实现这样的制度，不但工总司二兵团会选出大量的代表，在会议中代表自己，而且和工总司总部的工人也不会出现冲突，本来大家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将实现真正的工人阶级大联合。究竟谁当工总司的领袖，也将由工人决定了。同样学生人数不多，大学生更少，但是在人民代表大会里会有真正代表自己的红卫兵代表。在一个学生领袖犯了错误后，究竟还代不代表学生也得由学生说了算，不应由那个人来指定谁来代表红卫兵。也不会出现莫里斯•迈斯纳所说的，人民群众的领袖只剩下一些残余人物被挑选出来为旧的官僚政治机构所吸收的现象了。

　　不过还是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剥夺人民的敌人选举权。剥夺一个人的选举权必须经过大多数人民的同意，不能少数人说了算。其具体实现应该是各种人物根据其重要性、知名度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决定。而且剥夺选举权的人不能太多，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比如不能超过 5％或者更少。

　　民主人士如果自己不能赢得选民那就只好请他们落选了，绝对不予照顾。不过还是得听听各种知名人士的意见，为此人民代表大会可以设上下两院，下院如上说的那样选举出来，是权力机构，上院由知名人士组成，其名单由下院通过，是咨询机构。但是上院代表不但有发言权，而且只要为权数超过一半的代表选举，一样可以进入人大常委会。下院表决时上院另行表决，其表决结果供下院参考，使下院考虑是不是要采纳上院的意见。有一些在人民中威望很高的人也不是非当下院代表不可的，必要时也可以当个上院代表就算了，这样可以省下竞选人民代表的时间和精力。

　　当然，这样的代表大会由于包括了除了少数敌对阶级分子以外，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代表，所以这样的大会还是阶级斗争的战场。在会上必然会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不是坏事，不过把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的阶级斗争公开化表面化，免得尚未成为人民公认敌人的剥削阶级光在暗中捣鬼，与其让他们暗中搞不如让他们公开搞。

　　有人可能会担心这种做法在文化革命中，人民代表大会会不会为保守派所把持。首先应该指出大多数保守派还是应该有他们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但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在革命一开始就召开的。一开始成立的新政权是由尽可能多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而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当这一临时权力机构有了一定的稳定度后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保守派虽然常自称为多数派，但是真正的保守派在人群中只是少数。在大学里他们确实曾经是多数。据我观察，学生中造反派、中间派、保守派各占三分之一，保守派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拉了中间派，甚至还裹挟了一些造反派才成为多数派的。但是在工人中，他们从来就不是多数，上海的“工人赤卫队”最多时在二百万职工中也只有号称八十万，真正的保守派只有上昆山的二十万，这些人多数是机关人员。工人中也还有一些想往上爬的人，构成了保守组织的积极分子。但也为数不多。

　　以前机关人员统称为“革命干部”，其实真正革命的不是多数。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机关人员代表无产阶级的也不是多数，大多数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甚至混进来的旧资产阶级或新生的资产阶级。这就是保守势力在机关中最强的原因。在任何社会里，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从来不参加革命，甚至敌视革命，更不会为革命作任何牺牲。但是在革命后成立新政权时，他们就要来做官作吏了。不幸的是，共产党打下天下后，也没有避免这种情况。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打进来”。还有一些人当初革命过，革命成功后就要图个人富贵做官当老爷了，这就是“拉出去”。今后也不能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准备长期斗争。这些人的能量不小，社会联系广泛，还有一套官场的经验，许多战场上的英雄往往斗不赢他们，但是他们在人数上是极少数。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民主。一定数量选民拥护的代表资格制就是很好的民主形式。

　　设立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是为了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也是为新生的红色政权补台的，如果在革命造反组织中有被遗漏的，有被排斥的，在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时就都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进入新的政权了。如果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实行这样的制度就可以避免徐老三那样的旧官吏篡夺政权了。

　　当然，不是制度决定社会，而是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一定的制度。如果文化革命中在上海要求建设这样的制度，那一定会受到徐景贤之流的激烈反对和破坏，即使建立了也往往已经变了味，成了形式。文化大革命前走资派会把持相当的权力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有没有建立一定的制度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果。它在实行过程中也会有一定的困难。如刚才说的选民随时撤回选票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有许多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就只好打个折扣。而打了折扣后就不可避免地被人钻了空子。比如选民不能随时撤回选票，就会有一些人，在取得了代表资格后，却不为自己代表的群众说话。今后的革命中能不能建立这样的制度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这应该是我们争取的目标。

　　不能迷信制度，世界上最最民主的就是革命，解放前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主动参加革命战争，支援革命战争那才是民主，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建立群众组织那才是真正的民主，以为仅仅建立一个制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那不过是美丽的幻想。

　　我在《唯物史论》里说，“我们是彻底的革命论者，但是彻底革命的长河正是由无数次不彻底的革命汇成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次革命是彻底的，每次革命的终点都是新的革命的起点。任何革命真理都不仅为当时的革命运动所证实，而且要为而后的革命运动反复予以证实。”现在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不彻底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今后的革命一样不会彻底，人们的认识永远不会完结，革命运动也永远不会完结。

　　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大家希望建立“公社”，后来毛主席建议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我个人的理解是毛主席的真正理由是不愿意公社成为形式。然而，从后来的结果来看，革命委员会一样成了形式。上海市革会就是形式。实际上被少数人把持了，并没有真正的群众代表。我到了四川后，我们厂四年没有开一次革委会的全委会，一直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时才开了一次全委会。也只开过这么一次全委会。但是厂里的权力机构仍然使用革委会的公章。有人公开说即使是群众代表也得由他们决定，他们让谁当群众代表，谁就当群众代表，他们不让谁当群众代表，谁就不能当。“一定数量选民拥护的代表资格制”也不是不会被人弄成形式的。

　　不过即使如此，文化大革命仍然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上海市革会虽然被少数人把持了，还是干了不少好事。至少经济上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给其他地方的经济以极大的支援，而这些不是陈丕显、曹荻秋的旧市委所能做的。

　　今后的革命虽然不可能彻底，但是同样能够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打倒人民的最主要的敌人，并且推动人类历史向前进。所以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悲观。只是必须做好一辈子战斗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