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收藏文革文物，见证真实历史

tuffy05

转自乌有之乡

按语：2006年，为纪念文化革命40周年，笔者根据收藏的“文物”资料，写出了《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初稿。试图通过“文物”展示、图片说明、讲述故事，使后人对文革有比较直观、系统的印象，感受红色魅力。同时也是对妖魔化文革者的回应。2006年7月，我带着拙作到北京请著名作家魏巍指教。86岁的魏老读后写了简短、深刻、凝重的文字——写给《历史的见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40年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化，这场大革命越发显出重大深远的意义和耀眼的光芒。尽管对它的评价依然存在着种种争议，甚至巨大争议，而且还会持续下去，但那种盲目的否定和轻率的否定，显然越来越难以立足了。我以为，只有从人民长远的利益出发，广泛收集历史资料，严肃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么是成功的地方，什么是不成功的地方，并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未来的实践，才是正确的路子。 一丁是我的故乡人。她是那场革命的亲历者，又是有心人。近二十年来，她以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怀着满腔挚诚，走南闯北，历尽辛苦，在各地旧书摊上收集文革文物，终于蔚为大观，简直成了文革文物的收藏家了。如《毛主席语录》她就收集了数十种大小不同的版本，国内外用五十多种语言文字发行的语录版本也有不少被收入囊中。此外还有多种《大字报选编》和数千种《红卫兵》小报、传单，文革中的照片、歌曲，文革中的中小学课本，各种纪念品和票证等等，真是五光十色，使人大开眼界。现在她把这一切材料，归纳整理，编成《历史的见证》一书。我想，这对推动文革历史的研究，无疑是一大贡献。书成之日，特书此数语，对她多年来的辛劳和挚诚表示敬意。”后来，由于图片太多，印刷费昂贵等原因，就搁置下来。现将该书的《自序》部分贴在网上，敬请网友批评指正。——一丁　　


收藏文革文物，见证真实历史 　　
　　
1993年冬，我因身体不适等原因，提前退休。一天，在整理旧物时，从杂物室的角落里发现一个木箱子，掸去尘土，打开一看，原来是存放20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诗词、著作、红卫兵证件、袖章、日记、信件、资料，还有一个装满毛主席像章的精美小盒子。我的心一下子被触动了。像神奇的鼠标点击到保存在内心深处的存储文档，思绪一下子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1966年夏，我正在读大学三年级。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对毛泽东主席始终心存感激之情。当毛主席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时，我毅然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像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一样，我经历了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合；经历了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斗私批修、接受再教育……。这些物品就是那段火红青春的见证。后来，毛泽东去世，文革成了沉重的话题。许多亲历者沉寂在经济大潮中，文革物品或被烧毁，或被卖掉，或被遗忘在角落……。然而，文革这段经历在我心中的烙印实在太深太深，无论时隔多久，一旦触动它，内心就会久久不能平静。我很想为这段历史做点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旧书市场闲逛，发现几乎每个摊位上都摆放有毛主席语录、诗词、像章、宣传画，甚至还有文革小报、传单、书籍等文革物品。当我看到这些物品和古玩字画一样被收藏者讨价还价的时候，我突然受到启发，情不自禁的加入到收藏文革文物的行列中。于是，无意中存放的这箱物品，就成了我最早的藏品。　　
十几年来，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每到星期六，我就带上挎包去郑州旧书市场“淘金”。每当看到旧书摊上摆放的那些红彤彤的文革物品时，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就这样，年复一年，义无反顾。初时，郑州市还没有“古玩城”，旧书市场先是在郑州大学“金水河”段河沿，后搬到西郊工人文化宫院内，另外还有桃源路、建设路等小书摊。无论搬到那里，无论书摊大小，都留有我的足迹。其中有艰辛，有乐趣，有遗憾、有满足，真是体验人生百味，品尝苦辣酸甜。有时看中一本语录或一份小报，因价格不合适没有成交，等下次再去时已成别人囊中之物，心里会后悔难过好几天。有一次，我们买了几份文革小报合订本后，发现兜里的钱所剩无几，只好先留下公交车费，余下的买了两个烧饼充饥。当品相完好、价格适中、心仪已久的“文物”终于成为自己的藏品时，那份愉悦，那份得意，那份满足，真是溢于言表。除了逛旧书摊外，同志、朋友的馈赠也是我藏品的主要来源。有的同志搬家，我知道后，就去捡一捡“破烂”。久而久之，不少朋友知道我收集文革文物的事情，有的还主动提供线索或亲自送物上门。旧书摊位的“老板”跟我十分熟悉，有新东西就与我电话联系，我是召之即去。其实，卖旧书的人中，不少是收废品出身，他们在收废品的同时，把“文物”挑拣出来，攒到周六、周日到旧书市场摆摊卖。后来有的人也成了“收藏家”。他们十分看重套红文革小报和创刊号，价格比普通报纸高几倍甚至十几倍。而我看重的是小报的内容和史料价值。比如油印小报刊，资料性强，信息量大，也更原生态，价格又便宜，我就比较喜欢。有一次，文革中河南省最大的群众组织——“二七公社”的大批资料出现在旧书摊上，首批被我买了一编织袋，全是崭新的文革小报，全国各地都有，真是令我喜出望外。可是，下周再去时，另外几麻袋被另一藏友买走。这个藏友是“票证”收藏家，他把自己需要的信封、邮票、彩色报刊等“精品”挑选后，打电话让我去吃“二馍”。于是，我和老伴就到他家购买我们需要的小报品种，同时他把油印小报、传单、资料无偿送给了我们。就这样，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多次去他家挑选购买“文物”。其实，更想得到的是馈赠部分。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几年来，我节衣缩食，把收集文革文物当成唯一乐趣，藏品颇为可观。我的收藏品种多而杂，足以能办个“家庭文革文物博物馆”。现有文革小报3000余种，涉及面包括西藏在内的29个省市自治区，有铅印、油印、誊印等。其中几种报纸从创刊到终刊，几乎完整。例如：清华大学《井冈山》报、河南《二七公社报》、河南省委《井冈山》报等。还有的报纸比较珍贵。如一份《中学文革报》创刊号，登载有遇罗克的《出身论》，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我是偶尔在古玩城一个书摊上发现的。还有一份文革中聋哑人办的报纸——《革命聋人报》，比较少见，是最近才和别人交换而来的。在我的小报藏品中，油印品有500余种之多。油印品一般是该群众组织受压时创办的，和铅印相比，印刷质量较差，视觉效果不好，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印刷方式本身已被淘汰，所以，这一品种仍很珍贵；藏品中有“红宝书”100多种。比较珍贵的有袖珍本的英、法、德、意大利、日、越南文、藏文、朝鲜文等；大小有16开、32开、64开、128开、256开；盲文版的《毛主席语录》，由于特殊文字特殊纸张，其大小为长30厘米，宽28厘米的大八开语录，由于发行量少，更是弥足珍贵；群众组织印制的语录更是品种繁多，如毛主席《论农业》、《论教育》、《论金融》、《论科学》、《论阶级与阶级斗争》等等；《毛主席诗词》也被我列入“红宝书”之列。文革中印制的《毛主席诗词》，集诗词、解释、手书、照片、诗词谱写的歌曲等为一书，大小一般为64开，也有少量128开，均配以红色塑料封面，十分精美；藏品中有一本手刻油印《毛主席诗词注释选编》，辑录了毛主席诗词的原著、手书、书信、原注、自注、注释、注解以及有关革命故事、题字、篆刻、地图、插图、尾花等，内容丰富、书写工整、手书逼真、插图精美，实为油印之精品；另一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篆刻》是山西大学艺术系王绍尊同志1972年篆刻、山西省测绘局内部印刷的，它把毛主席37首诗词全部篆刻出来，创意新颖、构思独特，功底深厚，没有对毛主席的满腔热情和精湛的篆刻艺术功底是绝对创作不出来的；毛主席像章我没有刻意收集，但本人藏有千余枚，材质有铝制、竹制、塑料，大小不等，形状各异，也算一种景观；文革中的各种证件，如“红卫兵证”、“毕业证”、“平反证”、“工作证”、“会议代表证”、“上山下乡光荣证”、“持枪证”、“出入证”、“结婚证”等，时代印记直观、鲜明，其中本人当年的“红卫兵证”和“二七公社工作证”，几经沧桑，十分珍贵。藏品中的信封、信盏、邮票、粮票、布票，数量很少，仅能作为品种代表展示一下；文革老照片有两种，一种是新闻照片，有300余幅；另一种是个人存放的老照片，有自己的，也有近年来朋友送的，照片中显现出文革时代人们的装束以及精神风貌，无遮无掩，真实可信；文革中的文艺作品，也是我比较看重的藏品。特别是样板戏，有剧本、剧照，还有部分唱片；美术作品有宣传画、漫画、文艺刊物等；老唱片有胶木和薄膜两种，内容有文革歌曲、毛主席语录歌、老三篇朗读片、配乐诗朗诵、相声，更多地是歌唱红太阳歌曲；歌本有正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有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还有精美的手刻油印本，共计50余本；中小学课本也是我的收藏内容。特别是河南省小学一年级的《毛泽东思想课》，体现了那个时代重视思想教育的程度；在我的藏品中，数量较多的是文革资料，现已按地区、种类、单位、专题进行数字化整理，其中不乏一些对文革研究有价值的资料，这里不再赘述。　　
尽管我的收藏比较丰富，并不是收藏家，充其量只是个收藏爱好者。在我所知道的文革品收藏家中，虽然品种单一，如“像章”、“票证”、“门券”、“红宝书”、“连环画”、“宣传画”、“文革小报”等，但由于资金集中，精力集中，藏品数量多而且精美。而我由于受年老体弱、家庭负担重，资金紧张等因素制约，活动范围基本限于郑州地区，很少到全国其它地方去，也很少参加各地举办的“文革藏品交易会”，所以不仅精品较少，相对数量也不算多。最近出版的一本《文革小报目录》，其中有文革小报4000余种，显然比我收藏的小报数量多。就文革资料而言，既不能和官方图书馆相比，也不一定是个人收藏最多者。因为全国还有很多深藏不露者。在一份署名“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三一邮电红旗”的传单中这样写道：“八三一编辑部专门收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革命造反派出版的一切刊物，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献保存和供我总司战士阅览，请您大力协助。1967年10月30日（盖章）”，由此可见，文革中就有人留意收集资料。　　
2001年7月，笔者购到一批署名“李怀通”的28本（8开）装订成册的文革资料，其中有：《红卫兵早期传单》、各个时期的《领导讲话》、《重要事记》、《战报集》以及由所在单位（河南省医药公司）文革中十几个群众组织（包括初期的战斗队）的成立宣言、宗旨、负责人、所办油印小报（共有13种之多）和该组织主要大字报为内容的集子，时间跨度是1966年6月至1969年。其中一份该单位的“群众组织演变示意图”，简直可以称为文革研究的“化石”。为了弄清这批“文物”的来龙去脉，笔者曾经找到李怀通同志，如今他是一位瓷器收藏家和藏书家。当问及这批资料的收集及为何又流落市场时，他道出了实情。原来由于他有收藏意识，文革初期就着手收集传单、小报等资料，通过不间断的收集，最后终于整理装订成这28本集子。1969年底，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向各单位征集文革资料时他无偿捐献了出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30年后这批资料成为我的藏品。　　
收藏过程也是对文革的认识、思考、研究过程。二十多年来，对于“文革”这个话题，许多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文革亲历者没有话语权；“文革研究”也只能在弱小的自由度内，在“强势语言的解释下”蹒跚而行，出现了“文革在中国，而文革学在中国之外”的扭曲现象。随着经济大潮的到来，人们关心的只是钱——“一切向钱看”！普通老百姓为住房、为结婚生孩子、为养家糊口、为孩子上学，找门路当苦力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去挣钱；当官者为得到权、再把权变成钱、再用钱去升官去挥霍去享受去潇洒走一回也是忙碌不堪。贫穷者想享乐，铤而走险去“坑、蒙、拐、骗、偷”，有钱有权者腐化堕落去“吃、喝、嫖、赌、抽”，“五毒”、“十恶”充斥社会……。面对现实，人们不得不去从新思考文革。老百姓对屡禁不止愈反愈烈的腐败现象开的处方竟是：“只有像文革那样，放手发动群众”；一些文革中受过冲击甚至遭受冤狱之苦、曾经对文革耿耿于怀的老同志也开始对“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进行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接受“正史”教育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中自发出现的文革研究者更是难能可贵。他们频频访问文革的当事人，因为每个当事者心中都会藏有一本“文革史”；他们脚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带着疑问听文革当事者讲故事：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为什么写“我的一张大字报”？老舍等知识分子究竟是谁整死的？武斗的罪魁祸首是谁？文革既然是“浩劫”，为什么国营企业迅速发展、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际地位空前高涨？如何看待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革成为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之一。　　
文革不可能成为被封存的历史。许多亲历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愈来愈深刻。经受过千灾万难磨砺的“革命造反派”中，仍有视信仰如生命，视金钱如粪土者，他们不会永远沉默。笔者从一份资料中看到，因“造反罪”被判处20年徒刑的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武汉“钢工总”二号服务员、湖北造船厂工人、共产党员）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竟然以两首《法庭吟》作为最后陈述的结尾：“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这两首诗，折射出经过文革锻炼的一代工人坚信马列，面对坐牢、杀头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光辉。尽管他在90年代已死于狱中，但他的精神一定会点燃沉默者心中的火种，去回顾，去思考，去疾呼，用自身经历给后代讲述文革的真实故事。这段历史终究会掸去尘土，洗掉污垢，还其本来面目。　　
文革开始距今已近四十年了。讨论、关注、研究文革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亲历者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的“文革史”。一位作家曾经对文革研究说过这样的话：“首先必须对文革的过程和事件进行一种清理。文革像一头极其巨大的象，我们每个人都只摸到它的某个局部”。我想，假如每个文革亲历者都去触摸这头“大象”，那么局部就会变成全部。　　
历史无情，岁月有痕。“文物”是历史剥落的碎片，是时代的印痕。对于浩瀚历史来说，它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却是历史真实的见证。文革时代是极其崇尚信仰的时代，这个信仰就是毛泽东思想。“头可断，血可流，主席思想不可丢”就是当时的誓言；文革时代是火红的时代，“红心红书红旗红袖章红卫兵一红到底”就是当时的写照。《历史的见证》一书，试图通过文物展示、图片说明、讲述文革故事，使后人对文革得到比较直观、系统的印象，感受红色魅力，从而启发他们去关注、分析、正视共和国的十年文革历史。而对于文革亲历者，则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唤起他们沉睡的记忆，去回忆、思考自己的经历，为文革研究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丁 写于 2006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