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路：《红岩》作者罗广斌“文革”中死因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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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 《红岩》作者罗广斌“文革”中死因之争
炎黄春秋 ,1998年 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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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作者罗广斌之死与“有罪推定”  [转贴]


2008年12月16日  应学俊

● 写出哺育了一代人的作品，作者自己去在文革中被逼“自杀”

         今浏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史海回眸”，看到《作者——罗广斌的起伏人生》一文才获知：罗广斌是在文革中被逼跳楼“自杀”身亡的！究竟是不是自杀，现在已经无法查证核实，但罗广斌确实死了，死于文革，死于造反派之手……

         笔者孤陋寡闻，今天才知道《红岩》的作者竟然在文革中也遭到不测，竟然被逼“自杀”——1967年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广斌从家中绑架带走并抄家；2月10日，即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好让人意外！好荒诞！好不合逻辑！好让人痛心！这是怎么了？

        小说《红岩》是一部历史纪实性作品，它描写了被捕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的狱中展开不屈不挠斗争的动人事迹，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述。至今常映不衰、由赵丹主演的影片《烈火中永生》就是根据《红岩》改编的。《红岩》以及根据它改编的一系列作品，塑造了许云峰、江姐、陈刚（陈然）、双枪老太婆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的光辉形象，熏陶了整整一代甚至不止一代人。笔者记得，在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那些日子里，每到自己难以坚守那份艰苦、孤寂、单调、乏味的生活时，总不会忘记用《红岩》中的那些优秀人物来激励自己，要求自己，去进一步磨练顽强的意志。

        ● 《红岩》的出版取得巨大成功，作者在政治上却反而受到限制、压抑

        细看这则“史海回眸”才知道，原来，罗广斌与杨益言合著《红岩》，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获得非常成功，他的名气如日中天；作为解放前夕国民党大屠杀后的幸存者，这种经历，自然而然也使他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也正是因为他那段特殊的经历，使他的日子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风光，他在政治生活中遭到诸多限制——在某些人眼中，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本身，就构成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就因为这，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所以，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被压抑了许久的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于是，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也成为他真正悲剧的开始。

        一个参加革命，讴歌革命，以革命经历为题材创作出作品哺育了一代人的革命者，就因为他没有在斗争中与许多被屠杀的共产党人一起牺牲而成为幸存者，所以一直就被遭到怀疑、限制。这是合理的吗？这是正常的吗？——也许有人会说，中美合作所那么多共产党人都牺牲了，为什么唯独他和极个别人能活着出来？这不值得怀疑吗？看似问得有理，其实非常不合逻辑。国民党在溃退前的大屠杀是疯狂的、残忍的，但是我们又不可否认他们是慌张的，在同时处死成百上千人时出现了几个幸存者，应当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有兴趣的网友，只要在google中输入“中美合作所幸存者”等类似关键词句，随时可以搜索到当事人的记述。我们倒要反过来一问：为何唯独罗广斌如此遭到怀疑？为何在《红岩》出版取得巨大成功后它的作者反而在政治上遭到种种猜忌和限制呢？笔者认为，这其中除了“政治”本身的原因外，一定还有非“政治”的人性恶的一面在作怪——那就是嫉妒——以“革命”的名义！


       ● “有罪推定”是杀死罗广斌的元凶

        笔者在《重看电影之随想（一）》中曾经对我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各类人物做过分析。在积极参加“运动”的人群中，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不明就里地跟着“革命”的是大多数，但其中不乏借“革命”的名义发泄个人怨恨、借“革命”的名义打击自己升迁之绊脚石的品德低劣的小人。

        1996年，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等先进的思想，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有罪推定”的历史。（点击中国法院网相关链接）而在罗广斌的遭遇中，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长期以来盛行的“有罪推定”的非理性思维习惯和做法是杀害罗广斌真正的元凶。

        我国解放后第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思想运动就是“批武训”，赵丹和他主演的电影《武训传》被批得体无完肤。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亲自撰写《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对电影的讨论》——名为“讨论”，实则是一场文化围剿，社论的措辞激烈，泾渭分明。毛泽东钦定的调调是“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引文链接）这还能看作是“讨论”吗？还容许“讨论”吗？先以某种意识形态的思维逻辑对其定性，定下罪名，然后通过“调查”罗列证据，这就是“有罪推定”的过程，而被批被斗者毫无发言权，名曰“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对刘少奇、彭德怀的定案就是典型例证，而文革中对许许多多人的批判、定案，无不如此办理。由此推及全国各地各种难以计数的事件、人物、案件的处理，也大多如此了。

        其实，即使对罗广斌的“幸存”，在心底里有所怀疑，这也无可厚非，你又怀疑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这种怀疑只能是个别人的心理活动，是不应当表达出来的，更没有任何理由据此对罗广斌给予某种“限制”并使其感到压抑。而到了文革，“有罪推定”已经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了，只要怀疑，可以不经过调查，无须什么证据，立马先关起来、斗起来、游街示众再说……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疑罪从无”，才能确保每个人的人格和合法权益不受到任何侵犯。如果“无罪推定”的法制思想一直在我国得到确立和贯彻，罗广斌就不会莫名其妙地在写出《红岩》这样的好书以后却反而在政治上受到莫名的限制和压抑，更不会在文革中遭到如此厄运。所以，笔者认为，“有罪推定”是杀死罗广斌的真正元凶。呜呼，哺育了一代人之精神的革命小说的作者——一位曾经历过集中营里残酷斗争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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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作者——罗广斌的起伏人生

文章作者：王春华

　　对于罗广斌，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大都是十分熟悉的，因为他的名字和著名小说《红岩》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就有些陌生了，尤其是对于他的生平轶事。

　　罗广斌(1924-1967年)，重庆忠县人，著名作家。读中学时因争取婚姻自由与封建家庭决裂，离家去云南求学。抗战时期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曾与刘德彬、杨益言合写《在烈火中永生》等小说。1958-1961年与杨益言合著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喜爱，先后发行350万册，并翻译成英、法、俄、日等19种外文发行。“文化大革命”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罗广斌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身亡，时年42岁。

　　狱中斗争

　　罗广斌生于一个生活条件优越的家庭，完全可以过“幺老爷”的生活，但他却抛弃了这一切，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在马识途的帮助下，他离开家乡到西南联大附中读书，1945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参加“一二?一”等学生运动，1948年，经江竹筠介绍，罗广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出卖，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捕。

　　本来凭着家庭的关系，罗广斌完全可以不坐牢房。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最初的想法，是让罗广斌在狱中吃点苦头转变立场。但他没想到的是，经过监狱里的艰苦锻炼，面对特务的严酷刑具，罗广斌对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党组织更加忠诚坚定，没有后悔自己政治上作出的选择，随时准备用生命来捍卫这种选择。

　　1949年初，狱内党组织曾希望他利用家中的特殊背景出狱，让狱外的党组织了解狱中的斗争情况，但罗广斌这次没有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他要和同志们留在狱中坚持斗争。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用行动证明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伟大人格。

　　《红岩》的诞生

　　1958年，罗广斌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这年10月，他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约稿信，要出版他们关于狱中的回忆录。1959年2月，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合作的《在烈火中永生》出版，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

　　1958年11月，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来到重庆，他敏锐地感觉到“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事迹是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于是便决定向当时在重庆市委工作的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

　　写《红岩》这样规模的长篇小说，不完全脱产，不全力以赴是写不出来的。于是朱语今便向重庆市委提出建议，希望市委支持共青团的出版事业，给罗、杨提供一切写作方便条件，能让他们先脱产出来写作。

　　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都很重视朱语今提出的写长篇小说的建议，决定要把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考虑，并指定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小说《红岩》的创作。

　　由于得到市委的支持，因此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比如：准许罗、杨查看有关敌特档案，提供在押的敌特分子。罗、杨终于在众多的敌特档案中，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15年之久的特务日记，使罗、杨对特务内部互相倾轧、尖锐矛盾、发展变化，以及各种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了解。不仅进一步提升、丰富了罗、杨已掌握的素材，而且加深了罗、杨对敌特人员的感性认识和具体感受。这为罗、杨后来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高层的军统大特务的形象，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在《红岩》正式出版前的关键时刻，市委决定了两件事：一要作者依靠专家指点拜沙汀为师；二要他们到北京学习参观。这两个举措，使罗、杨和《红岩》最终走上成功之路。

　　可以说，在《红岩》整个创造过程中，重庆市委对罗、杨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在《红岩》没有定稿前，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写作，不定稿，不准拿出去发表，以免分散精力，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在《红岩》出版后，在社会各界的一片叫好声中，又向罗、杨二人提了三点建议：“一、冷静下来，倾听意见，反复思考，暂不表态。二、摆脱《红岩》的具体内容，站在更高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当时的斗争，以此检验《红岩》已经达到的和尚未达到的要求；三、在此基础上，总结写作中的经验教训，使自己思想上、艺术上提高一步，以便今后更好前进。”

　　由此可见，小说的写作与重庆市委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具体负责组织的肖泽宽。当时肖泽宽年仅41岁，作为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组织领导文学创作并非他的本职工作，但他尽心尽力，工作深入，方法得当，有效地领导了小说《红岩》的创作。

　　罗广斌之死

　　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后，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国民党特务大屠杀后的幸存者，这种经历，自然而然使他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也正是因为他那段特殊的经历，使他的日子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风光。小说《红岩》出版后，他的名气虽然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总是构成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被压抑了许久的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于是，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这成为他悲剧人生的开始。

　　在群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1967年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2月10日，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

　　“四人帮”垮台后，家属和许多朋友对其死因均表示怀疑，并提出申诉。据马识途回忆，每次他和罗广斌的爱人胡蜀兴在一起说话，都说到这事。她认为说丈夫自杀而死，实在没有根据。马识途回忆：罗广斌被造反派抓走后，他的妻子一直不知道下落，在罗广斌死的前一天，有人送来一张罗广斌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说，他一切还好，要他的妻子带钱和粮票去。由此可见，他是准备在被监禁中和造反派长期斗争下去，哪里有一点自杀的迹象呢?凭罗广斌的性格，他在自认必死的监狱里，还总是那么乐观和活跃，现在不过是造反派抓了他，他凭什么要自杀?

　　据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说，罗广斌死后，有人来通知她，说罗广斌跳楼自杀，就要送火葬场，要她去看一下。胡蜀兴闻说大惊。她匆匆赶去，奇怪的是，只叫她在远远的地方看一下，不让她走近，她看到罗广斌的头上有一个大裂口，惨不忍睹。她要求在没有检验尸体，作出结论前，不能送火葬场火化。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她的，也不许她跟去，便匆匆地送到火葬场去火化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2008年1月4日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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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作者罗广斌之死与“有罪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