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庆 对军外“文革”的回顾

tuffy05

军外，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一）文革花边集

花边之一：文革初起
1）刘少奇的书：1965年，我进入南京板桥一所军校学习（944），学了一年英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记不清是在1966年的5月、还是6月，系里通知让大家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上交。我自己也有一本，还是从北京带来的。在中学，我就看过。到部队肯定要争取入党的，所以这本书是必须学的。当时在我的印象中，刘少奇的地位虽然比不上毛主席，也差不多了。毛、刘、周、朱、陈、林、邓，听说刘已经内定是毛的接班人。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于突然要上交刘的书，很是纳闷。当我把书交到班主任曲元淮手里时，随便说了一句：“这大概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吧？”曲没有说话，只是诡秘地一笑。两年以后，当我因“反林彪、江青问题”被班里批斗时，曲元淮突然说：“我揭发一件事情！．．．”，于是就把我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揭发出来。并且说：“他讲那样的话，反映出对打倒刘少奇不满！．．．”。这一下，群众喊起来了：“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刘少奇！”就这样，我的罪状里头，又多了一条。不过还好，后来定性时，没有算上这条，算是网开一面了。

2）指导员的心愿：66年，军委10．5“紧急指示”之后，军队院校也和地方大学一样开始搞“四大”，学员们结束了在北京“学习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大家各奔东西，开始“大串联”。我班指导员钟德宏已经没人理，可怜巴巴的。他看我有照相机，于是提出来想在天安门照张像。我虽然有些不情愿（想早点离开），但还是同意了。那时北京比较冷，一早我们就去了天安门，给他照了几张。没想到，冲洗时胶卷断裂。照相馆解释说，是胶卷质量问题，加上天气冷的缘故。这位老军人，可能是第一次来北京照相，却没照成，我为此至今感到内疚。1978年，我平反回到南京944，晚上住在招待所，他还专门来看我，我很感动。后来听说他得癌症，很早就去世了。

3）北京办事处：66年11月初，当时944还没有成立“红总”，但已经形成运动的领导核心。为了了解北京运动情况，决定在北京建立办事处。各系派一人，三系是我，四系欧志才，五系董冲，一系高金祥，高是组长。办事处设在某军队大院，我们接待了几次944来人，也联系RB和“总参文革”。我也参加了军队院校和944在京的一些活动。在办事处里，也分为两派。我和董冲是“稳健派”，高与欧是“激进派”。董那时是比较保守的，他坚持说，批斗坏人，要有足够证据，现在没有证据就打倒，太不严肃。这可能与他爸被冲击有关。他对我很好，还带我去他家。我在“批罗瑞卿大会”看台上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后来，他居然坚持留在“红总”里，我真想不通。我退伍后到密云铁厂，唯一来找我外调的，就是调查董冲。我没有说他有政治问题，也不知道他后来在“红总”干了啥。但是，不讲两句也过不去（我还没平反呢）。于是我讲，听说董生活作风不太好，但怎么不好，具体不清楚。就这样敷衍过去了。

4）肖华问题：我在办事处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通报肖华问题。一天，看到一张大字报，是传达江青讲话。她说毛主席批评肖是“绅士”，不是什么“红小鬼”，要坚决打倒。于是，我连忙抄下来，连夜通过军内电话传回944，944也连夜广播出去了。

5）给老帅提意见：66年11月，老帅们再次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学员，即发生了“兽医大学”李吉才写条子给叶帅、抵制大会的事件。当天晚上，“总参文革”召开座谈会，讨论对叶帅讲话的认识。大家基本上是讲拥护的。但是，我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觉得应该允许我们学员提出不同意见，不能压制民主。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比较“左”的。

6）和刘少文握手：记得66年我随滕延震、蔡敦化等人，去过几次RB和总参文革。也受到刘少文和张挺接见。至于为什么去，现在已经记不清。只记的有一次，刘少文来了。由于在66年春节，我父亲带我去RB看望过他，所以在接见时，他认出了我，还和我握手，说了几句话。此事后来被“红总”利用了，在刘少文被打倒后，成为了我的“罪状”之一。

7）办事处撤消：67年944发生了“1．26事件”（即944被外来“造反派”打砸抢），高金祥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张海报，详细描述了事件过程。大标题好像是：“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董冲总是和高对着干，他不同意草率下结论，说要回去了解情况再说。很快，又发生了“红总”冲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事件，我们接到944命令（此时办事处已经接受“红总”领导了），于是就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的办事处工作，回南京了。

花边之二：派性斗争
1）两派的形成：67年2月11日，由于“1．26事件”的缘故，导致了HZ（红总）冲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的事件发生。从而又引发出蒋雷的大字报“忠于谁”，公开反对HZ冲军区的行为。从此，HZ内部产生了分裂，我和周发、高振东、刘惠成、于国建、王军校、沈松泉等人，站到了蒋雷一边。进而，以蒋雷为首的HZ内部“保军派”，与HZ以外的一些群众组织相结合，在67年3月份，成立了与HZ对立的“星火燎原”（XZ）。同时，以丁证芳、李恩德、郭常义为首的“一月革命”（YT）也成立了。从此，在944便出现了“三足鼎立”的态势与格局。其中，XZ与YT的观点比较接近，基本上算是一派，共同抵制HZ把斗争矛头指向南京军区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极左思潮，从而形成了“反军”和“保军”的两个对立派别。从人数上看，HZ有七百多人，占绝大多数；XZ和YT加起来，只有二百来人。

2）“总参文革”接见：在67年夏天，我和蒋雷、刘惠成等，与“总参文革”负责人宋武官见过一次。当时因为刘少文也被审查了，所以宋的表态十分谨慎。他既没有明确批评“红总”，也没有明确支持我们。说实话，我当时对宋不太满意。现在想起来，在当时全国掀起“抓军内一小撮”的严重形势下，他能够接见我们，就是一种支持了。其实，真正支持我们的领导干部，是944傅副政委。真正把握了944文革大局的，也是他。他既抵制了极左思潮，同时也保护了大多数学员和干部（包括“红总”的干部和学员）；我们也因为他，少犯了一些错误。

3）神秘延震：从66年11月底——67年2月，我在北京办事处，见过几次滕延震。当时是到RB、52所和三座门，找领导告状。延震给我的印象是很神秘。我看见他军大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后来看见是个小型录音机，估计是从944录音室借出来的。可能他需要把领导接见时的讲话录下来吧。
后来再见延震，是在67年8月。当时全国掀起了“抓军内一小撮”的反军浪潮，南京造反派也把矛头指向了许世友。大概8月底，我和蒋雷、刘惠成来到北京景山公园，与延震等人开了一次会。延震很神秘地说：“现在形势很紧张，红总冲击了RB，刘少文也被撤职了。不过听说毛主席不同意“抓军内一小撮”，说要‘还我长城’！”果然，“王、关、戚”三个“四人帮”的打手和反军浪潮，很快就被压下去了。我们也迅速赶回944，给大家鼓劲儿。可以说这次会议，使我们“星总”抵制极左思潮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了。

4）如此病友：67年夏天，我因为胃病，住进了944的医院。不知是否有人故意安排，李道仁（“红总”小头头）也住进了我的病房。结果可想而知，两个人时常争论，甚至吵架。当时我还在“红总”里，但已经成为少数派（保军派），立场也很明确了。没过多久，听到广播里传来了“红总”的决定，把我和周发等人开除了（蒋雷、刘惠成开除的更早）。现在想起来，那次住院哪儿是看病啊？简直是找病！

5）我家成为接待站：从67年夏天开始，我在六铺坑的家（周家），成为了“星总”的“北京接待站”。不少人都去住过，延震和三齐也去过。那里距离三齐家不远，所以我们经常在两地之间来回走动。周家有四个房间，所以就单独空出一间给同学来住，最多时能住四人。周家老大比我大一岁，也高一届，是“北外”学印尼语的。他是文革初期“北外”的造反派头头，后来有人比他还“左”，周伯伯也被审查了，他就消沉了。虽然我已经与周家分手了，但是周家对我们“星总”的支持，还是值得回忆的。

6）“白鸡宴”：67年8、9月份，我和蒋雷、刘惠成已经不能在944露面，一出来就挨打，只能躲在五系地下室。于国建、王军校、沈松泉、钱云芝、金平显、靖其祥等，在那里还有一定控制能力，保护着我们。每天吃饭，是由他们给我们带回来，无非是馒头、咸菜。一天，我们开玩笑说，能从座山雕那里搞一只鸡来，多好哇！谁知道蒋雷的铁哥们儿张家榕（YT的）认了真，真的去老乡家弄来一只鸡，而且已经杀好。于是就拿电炉来烧。可是没有水呀！当时学校里经常停水。不知谁想到了厕所的水箱，于是搞来一盆水。鸡还没有煮熟，就可以闻到香味了！可是又没有盐，不管那么多了，大家就开始撕下了还没熟的鸡腿、鸡头。很快，一只没有咸味的白鸡就不见踪影啦！

7）秘见张英：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解放干部、实行“三结合”的指示，我们贴出了“张院长可以挽救”的大字报，署名“白毛女”。这一下可不得了，“红总”彻底疯了！他们到处寻找“白毛女”，并且更加疯狂地折磨张院长。我们也想到，这件事会给张英造成更大压力。我们尤其怕他吃不消，会出什么意外。于是商量办法，认为需要当面安慰他一下。蒋雷和刘惠成是头面人物，不便出面，而我的目标还小一些。于是决定由我去见他。会见是蒋雷安排的，他联系了“红总”内部的内线，在内线负责看管张英的晚上，我秘密潜入张在四系的住房。进去一看，窗子和门都被黑布挡着。我向张说明来意，他开始不相信，后来我提到署名“白毛女”的大字报，并说我和蒋雷、刘惠成就是“白毛女”，我们“星总”支持他出来工作。并嘱咐他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想不开，要坚强。看到我说的那么真情（我生平第一次给一位少将做思想工作），他相信了，仿佛要哭出来（他的表情是难以言状的）。我和他说话，两人都是站着，他一直向我弯着腰，不敢抬头。最后他说了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8）我忽略了暗号：在67年夏天，我住在三系教室楼的一间录音房中，大门很厚，外面人很难撬开。当时，我们敲门是有暗号的：三长两短。就是先慢慢敲三下，然后再快敲两下。一天，我在聚精会神地写东西，听见好像有人敲门，不加思索地去开门，却忘记了暗号的事。门一开，是王新民，后面一群红总310的人，我“被捕”了。在被带往五系宿舍楼时，路过操场。当时天已经黑了，当我跨过路边排水沟时，我把口袋里的一个小笔记本扔了进去，因为上面记录着许多“星总”的秘密和人员地址等。等他们把我打了一顿后，又把我放了。我假装回三系去，然后又悄悄返回五系楼旁的排水沟，找到了小本子。

花边之三：文革花絮
1）苏州人打不起来：67年秋天，我和惠成逃到苏州蒋雷家避难。我第一次到苏州，觉得那里的房子也小，街道也小，公园也小，山石也小。简直就是一个小人国！再说人，虽然苏州的文革也闹的可以，到处是标语。但是，看到苏州人吵架，却十分文雅，声音也小，动作也小，细声细气，就像是两个熟人在谈家务事！在北方人眼里，苏州绝对打不起来。令我难忘的是那里的早餐，一碗汤圆，咬一口才知道，里面是又甜又咸的肉丸子！很好吃。一毛钱一盒的豆付干，更是美味。就连虎丘山上老道煮的阳春面，虽然只有一把葱花，也是十分清香的！

2）尴尬的见面：68年夏天来了，我已被揪出来了。到三系食堂吃饭，先要在毛主席像前“请罪”，然后坐下来吃饭。谁也不敢与我在一起吃饭，所以我用的是“专桌”。一天，我刚坐下来，抬头一看，一位身穿白色裙装的女孩站在我的面前——蒋露！（她因为父亲被“冲击”而退伍，只能来找哥哥蒋雷）。她向我点点头，我也勉强地笑了一下，双方谁也没有说话。她是背对着大家的，而我是面向同学的，只觉得许多人的目光，都投向到了我的方向。当然，她只是来向我问候一声，就离开了。也许，这是蒋雷故意安排的；也许，是她自己执意要这样做的。不管怎样，那顿饭对于我来说，绝对是不知道咸淡的！

3）探监：大概是在69的春天，我还关在牛棚。不过我的“认罪检查”已经通过了，但还没有放出来。一天，看管我的人，叫我下楼去。我走到了办公室，一进门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似乎是来看望我的。男的是同学资红南，女的不认识。我们坐下来，我不知他们来意，也不便说什么。还是红南先开口，不过只是问我情况，让我注意身体。女孩的气质不错，也很端庄，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估计是陪红南一起来的。我放出去以后，向蒋雷提到此事，才知道那女孩姓陈。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敢来看我，令人感动！（实际上，在我“落难”的时候，有不少同学帮助过我，包括周发、张克中等）

4）逃过劫难：我在“小老头网站”上发表的文革照片，以及近期发给同学们的照片，能够保存下来是不容易的。在我的问题刚刚出来时，我的宿舍就被抄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和资料被抄走。还好，我的底片放在另外的地方，所以才保留了大部分。爱照相，是向母亲学的。在解放前地下工作中，她学会使用微型相机、冲洗和放大，家里有暗室。还学会秘写和翻译密码，她以记者身份，外出工作。
最早同意为我保存相册的，是五系的德语教员李爱华。他把我的一只皮箱搬到他家去了。后来，为了保险，我把皮箱给了曹思烈，带回北京了。皮箱也是文物，是香港两航起义的飞行员留下来的，可惜已经破旧不堪了。回北京后，几次搬家，皮箱没有保存下来，但大部分照片和底片逃过了劫难。

花边之四：牛棚轶事
1）于昌然：在进牛棚之前，我被“群众专政”，关在四系一个小屋。“红总”经常来人，打我一顿。徐X、还有小胡子（可能叫徐XX），打的最狠。在后来的几年中，我的面部神经时常抽搐，时间长了就好了。为了保护我，后来就进了牛棚。开始进去很不习惯，周围全是“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只有我一个学员。一次劳动，教日语的于昌然，很神秘地对我讲：“你的事我知道，没关系，我见的多了！我在日本加入日本共产党，见过河上肇（日共创始人）。说我是特务，有什么证据？我们要坚持斗争！”后来我跟他很好，还经常相互鼓励，给我很大安慰。我开始认识到，我们过去那样对待老教授们，实在不应该。那年，我22岁，他66岁。

2）王志涵：在牛棚里，王教授是最爱护我的一位，简直就像是父亲。他看我总是不服气，时不时还和李家瓛顶撞，就私下里劝慰我。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父亲般的慈爱。他还说：“我年轻时啊，跟你一样！”他在德国留学时，正赶上“二战”爆发，德国学生经常欺负中国学生。一次，王教授气不过，就和德国同学打起来，双方还动了刀子，受了伤。他说这些，是一种变相的规劝，意思是年轻人爱冲动，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感情。后来，我真的平静下来，还时不时地与他说笑话。我最记得他的笑容：既想笑，又不敢笑。于是，他的嘴角向上，是在笑；而眼睛没有动，保持严肃！我永远记得老人那慈祥而又滑稽的笑脸！

3）李家瓛：李是李鸿章的后代，现在说李鸿章也有贡献，可文革中绝对是卖国贼的代表人物。李是我在牛棚中的小组长，我当然对他很不客气，时常顶撞他，他也对我狠巴巴的。后来听了王教授的劝告，我也就不和他计较了。最近，我在“小老头网站”留言板上，看到香港凤凰台记者留言，说是看到王拓关于李家瓛的文章，想与王拓联系采访。不是采访王拓，而是要采访李的夫人刘明珍，因为她是上海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妹妹，据说他是爱国资本家。同时还想采访李家瓛的儿子。我与王拓联系了，怕他不愿意接触。后来王拓表示可以，于是就把王拓电话留在小老头留言板上了，也不知道那位记者看到没有？

4）王耀华：王在文革中，是“星总”痛恨的干部，因为他是“红总”的铁杆支持者。在牛棚里，我自然和他没话可说。一次，学校的用水出现困难，原来是从学校墙外抽水的水泵坏了。水泵泡在河水里，虽然不深，但那是冬天，河水很凉。于是，牛棚就找了几个人，去拉水泵。可是，水泵被什么东西缠住了，拉不上来。不得不让人下水，我是唯一年轻的，当然是该我下水。我正要脱棉衣，王耀华突然拦住我说：“我的身体好，我下！”只见他喝了一口二锅头，就下去了。他身手很敏捷，看来在农村干过活，很快就排除了故障，确实比我强。事后，我有些感动，还是老革命啊！2000年，在北纬饭店搞春节聚会，我专门与李增魁说，要请王耀华夫妇来参加，他们很高兴地来了。应该说，那是一次超越历史的聚会！

5）蒋雷到底是什么人？我的事，牵扯到的人很多。可最受影响的，要算蒋雷啦。在牛棚里，专案组时常要我交代，蒋雷是否与我一起议论过林彪、江青？我当然是说，我那封有问题的信是家信，与同学无关！后来，我为了掩护一下蒋雷，造成我与他的关系并不“铁”的印象，就在一张草稿纸上，随便写了一句：“蒋雷到底是什么人？”这原本是在恶作剧，制造假象；可是不巧，被王冠勋看到了。事后知道，当时他很紧张，并告诉蒋雷要做准备！后来，我出来以后，向蒋雷谈到此事，都大笑起来。当时蒋雷还说了一句：“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6）平反：1978年的春天或者是秋天，我当时在首钢设计院工作。一天，单位给了我一份944的电报：“请于X月X日前，到本院参加平反大会，如不能参加，也请回复。”一下子，设计院就传开了，大家都为我高兴。当我走出南京火车站，蒋雷和惠成已经等在那里。第二天，我参加了平反大会。大礼堂还是原来的样子，当我和一群“老牛”走进会场，掌声响起来了，我仿佛在穿过一条“时空隧道”。我们被安排在前排就坐。当时是张恒业执政，被平反的有老教授、老干部，也有少数学员。除了我，还有王新民。据说，他也因为说了江青的坏话，被打成反革命。当我们退场时，有一位不认识的女军人，老远从座位上站起来和我握手，大概是医务室的。晚上，不少人到招待所来看我，蒋雷也在。晚餐时，我又与那群牛棚的“棚友”坐在一起吃饭了，老教授们又老了十岁啊！第二天，我和蒋雷一起离开944，同车离开的，还有王新民等。他简直变了个人，那么和蔼，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威风”！到了南京，我和蒋雷先下车，当我走出车门时，我向王新民说了句：“再见了，老王！”，我似乎是在和那段历史告别，他也轻声说：“再见”。

7）一份纪念：从牛棚出来后，我曾经给张英写信，希望能留在部队，而且提出去军队农场或马场工作也行。为什么不愿意回北京？两个原因：一是怕挨斗；二是无家可回。因为周家认为，是我连累了他们，对我一反常态。我父亲早已另外组建家庭，没有我的地方。但是张英没有帮忙，看来我肯定要离开部队了。我想有一份纪念，就找蒋雷说，能不能把毛主席接见的照片送给我？蒋雷说想想办法吧。过了几天，蒋雷给了我一卷长幅照片，它记录了那段历史，我保留至今。蒋雷说，这是王冠勋想办法搞出来的。哥们儿啊！


（左起：姚文元、江青、刘伯承、陈伯达、林彪、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李富春、陈毅）


（左起：贾玉波、蒋雷、谢庆、唐学仕、郭常义、丁辛豪、袁云宵）

花边之五：逝者如斯
1）没见过这样的老师：每次我从密云回来，都要去郭永新家，在宣武门东的大杂院里。一次，我看到王志涵也在。原来永新复员后，先到工厂，但他干不下去，就想回RB。没有外语怎么行？于是就请王教授来教德语。老人每周要来几次，他住在东四，可不近啊！学生不上老师门，反而是老师上门施教，还不要一分钱，没见过呀！大概学了一年，南京二外校上马了，反聘王教授去南京，课就停了。至于他学的如何？我后来到设计院后，学过一些德文和日文，能勉强翻译文章。一次，我拿他的课本读了一段，他立即纠正我的发音，听上去还挺有德国味儿的，到底是延震、三齐的老师教的呀！

2）刘志文：上一回说到我“被捕”的事儿，出来以后，“星总”几个人来看我，脸也打肿了。刘志文也来了，他气愤地一挥拳头，说了一句：“咱也是爷们儿！”，我的印象很深。我“反林、江”的事出来以后，我只能晚上出来走走。一次我走进三系教室楼，里面空空的。突然我看见一个人走过来，连忙躲进厕所，假装大便。来人似乎发现了我，我想坏了。只听那人在问：“几点啦？”一听是刘志文，但我也不敢暴露。于是故意用很粗的声音回答：“十点”。后来一想，我当时真的成了“白毛女”，东躲西藏，我遇到的幸亏不是“黄世仁”！
在我退伍到密云炼铁厂时，我是按照工人待遇领工资的，有政治问题嘛！一开始是一级工，34．5元/月。后来8341部队的两年兵，一来就是二级工，40．7元/月。说不过去了，就把我也调成二级工了。当了两年二级工，林彪死了，北京“四医大”等院校的复员兵开始闹，我和李增魁、甄林也参加了。当时在厂桥大院门口贴了大字报（还是李增魁让我起草的）。结果军委下了文件，同意军队院校的毕业生，享受地方院校的同等对待。甄林见到我说：“你的问题也不算什么啦！”
如果要调成干部级，需要证明。于是我给刘志文写了封信，他很快回信了，是用普通信纸写的，但有RB干部部的公章，管用啦！先是调成23级干部（49元），后来调成22级（56元）。工友见了我说：“哎呀！将来我的孩子，还得上大学呀！”
刘志文的夫人小陈，是北京乒乓球队下来的，和我夫人小蔡见过几次，可亲热啦！同行嘛。刘志文死后，在一次北京的业余比赛中，她们还见过，小陈当裁判员。
1981年我第二次去美国之前，去过刘志文家。他当时似乎很不开心，可能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也出国了，他却不能，不平衡了。

3）王军校：对王军校，了解的人不多。他的脾气大，个性强，一般人很难与他打交道。由于他和沈松泉保护了我和蒋雷，所以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不过，他自尊心很强，说不好哪句话不对，他就不高兴了。他看不起干部子弟，对我还好，因为我很少讲家里的事。他爱人是“四医大”的小姜，是个很好的军医，去过944。当时枣林几个人见到了，老远就起哄，王军校很生气，对我说：“将来非杀了他们不可！”还把这笔账算在蒋雷头上了，蒋雷哭笑不得。毕业后，他们夫妇一起去了新疆军区。每次路过北京回东北老家，我都要从密云回来，给他们安排在我父亲家住。1970年春节，我到沈阳我姨家过年，还把北京带去的一块肉提上，去他农村老家看望他父母和孩子。后来，我们的关系破裂了。原因是他过分地在我面前夸大其词，说小姜要害死他！我不相信，他还要死要活的向我“控诉”。滑稽的是，没过多久，小姜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我很不高兴，就不理他了。后来小姜向我解释，他是因为有病，已经是癌症晚期了。有几次，小姜在家里做饭，发现他站在身后，手里还提着把菜刀！虎视眈眈的。是不是怕他死后，小姜会嫁人啊？小姜并没有辜负他，四十多岁守寡，快二十年了，至今未嫁，全部身心都给了儿子和孙子。

4）沈松泉：松泉是我最难以描绘的人，因为太矛盾了。他成为我的朋友，开始的过程与王军校一样。但是，他却更加执着，后来几乎与我形影不离，简直成了我的“保镖”。再后来，连我的爱好，他也学。在我家住了没几天，他居然能够学会拉两首有难度的手风琴曲了！他天生聪明，王军校说，刚进学院时松泉就问：“学几门外语？”他学印地语，跟玩儿似的，过目不忘，毫不费力。他每次从西藏回来探亲，根本不回家，就到北京来找我，然后回部队。后来他复员回了杭州。一次，我到父亲家，见我父亲得意洋洋的，他刚从上海回来。我问他高兴什么？他说他给上海的老朋友找了个女婿。他老朋友的女儿和我一样，也生在重庆，所以我叫庆，她叫渝。她大我两个月，就叫渝姐吧。她是个才女，好像还比我高一届，文革中在“北航”。他父亲本来想把她许给我，可是那时我已经认识小蔡，也是我父亲介绍的啊！不好办了。我父亲把地下工作的那套又搬出来了：移花接木，他居然想到了松泉！把松泉从杭州叫来上海，人家一看是我的同学，气质也不差，就把他当成我啦！没几天就办了喜事，结婚了！我一听，马上跟我父亲翻脸了。我说：松泉和渝姐不合适！两人性格完全不同啊！我爸诧异道：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我说，朋友和婚姻是两码事！但是，已经晚了，他们以我为“参照物”，相互完全不认识，就结婚了，还很快生了儿子。但是，悲剧也很快发生了，他们又离婚了。不知是性格不和，还是因为松泉出了什么问题，终于发现松泉与我终究是两个人！我也再无松泉的消息了。后来渝姐又建立了新的家庭，而且还过的不错，我才平静下来。
1995年的秋天，是我再次“倒霉”的时候。当时我在中国有色进出口北京分公司当经理，发现女会计贪污，就举报到检察院了。她也神通广大，找到我的上级，上级就要我撤诉，不要追究。我不干，就顶起来。我被撤了职，差点开除党籍。后来法院审理罪行成立，还判了刑。但我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就离开北京市，去了中国有色总公司。就在我被撤职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松泉来北京了。他想要些进口“许可证”，做生意。我无法向他解释当时的处境，就推说有事，以后再联系，但是他再也没有露面。就这样，断了线的风筝，飞走了。前几天，李晓林找我联系松泉，说五系的同学想找他。其实，我也想找他，总是同学一场啊，应该解释一下呀！

5）曹思烈：再说说老曹。在文革中，他冒险保护我的事，大家都知道。除了蒋雷以外，因为我而被人贴大字报的，他也是一个。一天，我正在四系门口“劳改”，扫马路。他从后面路过，低着头，自言自语地说着要去的部队：“去27军，就27军吧”，算是向我告别了。王晋南也是这种方式告别的，我从食堂回宿舍，胸前还挂着“反革命”的牌子，听见有人在四系二楼窗口说话，也是说部队编号：“去60军”，一看是晋南。老曹的女朋友叫田飞，由于身体不好，老曹家里不同意。他很忧郁，但是没办法呀！他让我把她的信件和照片，还给小田。小田强忍着痛苦收下，还把一张她的照片转送给我。还说起她弟弟刚刚因病去世，临死前要再看一眼毛主席像！这就是我们那代人啊。他父母去世早，父亲原来也是高干。我回密云后，她给我写信，说她的一个病友（女孩），也喜欢音乐，希望和我交朋友。我说已经有小蔡了，其实八字还没一撇。听说田飞很不幸，虽然结了婚，但去世很早，留下了一对双胞胎。老曹去世后，我给她夫人寄过一万元，算是给老曹女儿的，我欠老曹的太多啦！

6）孙文江：1967年8 — 9月份，944实在呆不下去，我和刘惠成逃到苏州蒋雷家。一天，我们还没起床，只听“哗啦”一声，我和惠成睡的大床塌了。惠成说了一句：“今天是不是不吉利呀？”我说：“你真迷信！”我们刚爬起来，只见大门一开，沈松泉闯了进来。他是从南京刚赶到，铁青着脸说：“小孙死了！”。于是简单说了经过。惠成一拍大腿：“你看，床塌了，就是先兆！”因为小孙是我们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卧底”。他经常偷偷告诉我们一些关于HZ的情况，我还叮嘱他要千万小心，不要暴露。后来听说，贾XX借口打他很凶，受不了了，自尽了。是否真的是自尽，已无法查验，后事完全是HZ一手遮天处理的。我至今怀疑，是否HZ知道了小孙与我们的关系，借贾的手，把他逼死了。对此，我有些内疚，没有保护好他，更没有为他申冤！我一直想到南京找到他的坟，看看他。我在“小老头网站”上有篇文章，还画了他的遗像，纪念他——南京的一位孤儿！

花边之六：柳暗花明
1）无家可归：我回到北京，周家非常冷淡。我就离开了，除了背包，只带走了我的手风琴。住哪儿？身上只有80元退伍费。我从35中参的军，只能去西城复转办。一开始，他们对我还不错，听说我没有家，就让我住他们后院的破平房了，总算有家啦！可是，第二天他们就翻脸了。看了档案，原来是“反革命”！于是严厉训斥了我一顿，要我好好改造。我说，我能不能分配去内蒙建设兵团（我弟在那儿）？那个女干部说，你还想去边境？想干嘛！我又说，那就让我去郊区煤矿挖煤吧。她说，密云有个炼铁厂刚上马，你去那儿吧。我说，那好，我去！这时她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

2）密云是个好地方：我说密云好，不完全是因为那里的山美水美，而是另有原因。一开始，我去铁厂时担心被批斗，后来发现去那里的有不少是文革中“有问题”的复员军人，“反江青”的就有好几个。还有一些将军子女。比如谭政大将的儿子谭泽代，海军刘道生中将的儿子刘海云，总政陈其通少将的女儿陈眯眯。她是“军艺”学舞蹈的，长的不错，追她的复员军人排成了队，海陆空军的都有，但没一个成的。我拉手风琴，她自然也常来找我听琴，不过她一来，后面的男朋友就跟来了，不看着不行啊！谭泽代也总找我，他很苦闷。他是密云796部队院校的学员，因父亲问题复员了。后来我去了首钢设计院，他更孤独了。于是我就说服设计院，把他也调到了设计院，这下他可以经常去看望谭政了。所以他很感谢我，至今还与我联系。正因为铁厂有问题的人多，我就轻松多了，于是就开始安心自学英文、日文，这为我后来的“复出”，奠定了基础。

3）“9．13事件”：大概是在1971年国庆节前后，我爸叫我回北京。一进门，他就把我领进一个小房间，压低声音说：“听说．．．，林彪出事了！”他的表情很平静，大概是怕我激动。他接着说：“好像．．．，他已经叛逃了。”他又补充了一句：“这个情况不确切，千万不要对外讲出去！！”天哪！我一下子觉得，我好像要飞起来！我还是我吗？闹了半天，我还是原来的我，不是什么“反革命”啊！要知道，林是毛的接班人，是写进党章、宪法的呀！我的“反革命”的帽子是摘不掉的。如果我仅仅只有“反江青”的问题，那就不算什么啦！一回密云，我就憋不住了，于是把消息告诉了几个“有问题”的复员军人，他们开始都不信：“不是你小子做梦吧？”

4）“天安门事件”：1976年清明节前，我和设计院的一些人，也到天安门给总理送了花圈。林彪死了以后，我的胆子大了许多。那时小蔡还在北京体院上学，我也带她去了天安门，她一到广场就哭了。这傻丫头，后来还和同学说了，结果被告发了，学校要她写检查。她毕业时，幸亏四人帮倒了，否则留北京就困难了（她就是为我从体工队来上学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前后，北京市政府对广场的花圈和人员进行了清理。就在那两天，我也骑车去了天安门，好像我的魂在那里。一到广场，就听见广播吴德讲话录音：“．．．请大家立即离开广场，不要逗留，否则．．．。”广场上的人已经很少，我一看不好，赶快离开了。看了下手表，大概是23：00左右。第二天听人说，昨晚24：00开始清场，没走的人都被抓了。

5）打倒四人帮：在四人帮倒台前，谭政已经解放了，住在京西宾馆。泽代和妹妹也陪父亲一起住。1976年国庆节后的一天，他急匆匆到宿舍来找我。一进门就说：“告诉你一个消息，江青被抓起来啦！好像还不止她一个人，可能还有张春桥。”我说，消息可靠吗？他说：“京西宾馆里头都传遍了，老家伙们还喝了酒，可高兴啦！”他知道我有“反江青”问题，所以急着告诉了我。当时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说法，只是说“上海帮”。不久，小谭也回了部队，去了空军。还问我回不回去，可以给我安排。我说算了。其实，我爸也问过我，想通过刘少文说说，回部队。但是，我没有动心。事实证明不回是对的，如果回部队，我的外语不行，只能做行政工作。留在地方上，就是宝贝了。1978年，我就开始接待瑞典工业代表团了，由于我在冶金行业干了多年，业务熟悉，所以很快就是个不错的冶金专业翻译了。1980年开始出国，美国去了十次，欧洲、南美、日本，南亚，都去了。后来又学习了美国经济法（哈佛教授英语授课班一年）、管理学（经贸大学）、计算机编程等，也算是复合型人才了。大家总说，文革耽误了一代人，从宏观上讲是这样；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

花边之七：个人文革履历
（从1966年6月——1969年7月）：
66年6——8月：给教员写过小字报。
66年8月：担任“卞良英专案组”三系代表。
66年9——11月：集体上北京、回南京抄家、大串联。
66年11月——12月：担任“红联”驻京办事处成员。
67年1月——2月：担任“红总”驻京办事处成员。
67年2月——5月：“红总”内少数派（保军派）之一。
67年5月：被“红总”开除，同时参加“星总”。
67年11月：参加大联合谈判、“星总”代表。
68年1月：参加“总参毛著四代会”旁听，接受毛主席接见。
68年2月：赴凭祥，申请去越南参战（未批准）。
68年3月——5月：退出运动，待审查。
68年5月——6月：被群众专政，“现行反革命”分子。
68年6月——69年4月：被编入“牛棚”、李家瓛小组。
69年4月——6月：出棚后，编入学习班一班六组。
69年7月：按战士退伍，开除团籍（缓期执行）。
78年初：平反。

花边之八：944大事记主线（1966——1969）
66年6月14日——第一张大字报（四系韩建中）。
7月——“卞良英展览”被砸。
8月——保院党委大字报（卞良英等），开始调查“标兵问题”。
8月——张玉山大字报“院党委是修正主义的”。
8月——28人上北京告状。
9月中旬——全体学员上北京。
10月5日——军委“紧急指示”，开始“四大”。
10月中旬——部分学员回944抄家，开始大串联。
11月下旬——成立“红联”，派出“驻京办”。
12月底——成立HZ（红总）。
67年1月——揪斗院领导和教授。
1月16日——HZ全面夺权。
1．26——南京军院等来944打砸抢。
2．11——HZ冲南京军区。
2．18——蒋雷大字报“忠于谁”，反对冲军区。
3月初——XZ（星总）、YT（一挺）成立，出现“三足鼎立”。
3月底——南京军区工作组宣布，冲军区是错误的。
4月——开始出现XZ、YT与HZ之间的两大派对峙局面。
5月11日——HZ攻打XZ、YT总部420小楼。
6月——HZ、XZ、YT分别调查、批斗领导干部。
7月——“白毛女”大字报，提出“解放”张院长。
8月——HZ再次冲军区，冲RB，刘少文被隔离审查。
8月——XZ召开“景山会议”，向“总参文革”反映情况。
9月——HZ实行“全面专政”，小孙被打致死。
10月——毛主席提出“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形势好转。
11月——HZ、XZ、YT举行“大联合”谈判失败。
12月——傅政委已经成为“三结合”干部人选，为次年一月带领
部分人员参加总参大会做准备。
68年1月——傅政委带队参加总参第四次学毛著大会。
2月初——与会代表回宁，传达大会精神，准备“大联合”。
3月11日——XZ与YT 联合成立“革联总”。
3月24日——成立“大联总”。
3月底——HZ死硬派借“杨余傅”事件，再次拉山头。
4 月至5月11日——HZ小山头多次袭击“大联总”。
5月21日——许世友下令后，HZ“小山头”被消灭。
8月初——“革委会”成立。
10月中旬——“工宣队”进驻944。
69年5至7月——学员全部分配或下放。

（二）密云花边集

1）第一次批斗会：刚到密云铁厂，很担心再因为政治污点而挨斗。刚分配到炼铁车间（那时叫一连），就参加了班前会。先是布置工作，然后排长就让我站起来。我想，可能要让大家知道我有政治问题，批判我几句，好让大家监督我。于是我站起来，低着头。只听排长说：“他是新来的复员军人，在分配工作时，主动要求到我们这里来。北京大城市的单位不去，愿意来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大家要向他学习！” （看来那位军转办的女干部表扬了我）大家热烈鼓掌，我松了一口气，苦笑了一下。

2）岁月非蹉跎：附件照片中，是我和工友一起的合影。密云铁厂早在1958年“大跃进”时上马的，当时就算技术比较先进的企业了，为“大炼钢铁”出过力。后来下马了，我复员时，正好铁厂又上马了。为什么？不是有“首钢”吗？各位不知，文革期间钢铁不够用。石景山“首钢”的生铁，主要用于炼钢，要备战啊！可是北京的老百姓呢？要用煤炉子烧饭、取暖啊！那时铁炉子是凭票供应的，缺生铁呀！所以，密云铁厂又上马了。在照片中，可以看见铁厂的高炉，两座60立方米的高炉同时生产，后来还上了自动化铸铁机，日产量可以达到百吨。每天，来买生铁的卡车，都排着长队，刚出炉的铁锭，还是热的，就拉走了。我在炉前干过所有的岗位，是真正的炉前工。铁厂真的解决了北京“有钢无铁”的困难，为百姓办了一件实事。所以我说，岁月非蹉跎（没有虚度），我是为北京百姓流过汗、负过伤的（烫伤）。小铁厂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才下马，因为已经不适应市场竞争和环保的新形势了。


3）参加农民的婚礼：2007年，谭泽代开车来接我，一起去密云参加一场婚礼。是我们当时一起劳动的工友，给女儿办婚礼。当时铁厂上马，除了复员军人以外，还从周围农村招来了许多农家子女，可以说也是农民工。他们年纪比较小，对文革也没有印象，所以对我们这些“有问题”的复员军人，并不介意，还一口一个“师傅”地叫我们。他们很淳朴，干重活时，常常抢在前头，怕我累着。我也时常回报他们，不是给他们照相，就是把只能我订阅的“参考消息”（大学学历才能订阅），让给他们看。我从北京买回来的“北京周报”（英文版）也很受他们欢迎。他们还学英文？不是，因为英文版是对外发行的，所以纸又薄又结实，因此正好可以用来卷烟叶！我和小谭与农民工友的关系很好，所以有时他们还来北京看我们。这次参加婚礼，还见到了不少农民工友。三十多年没见，当年的小姑娘，都当奶奶啦！我还把记录当年岁月的录像光盘带去，送给了大家。算是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4）巴黎公社在哪儿？1971年，是法国“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纪念，上级要求在学习会上读“人民日报”的社论。因为我的文化高，所以经常是我来读。等我读完以后，班长指着一位农民工小伙子：“小吴，一学习就打盹儿，你说说，有什么体会？”小吴揉揉眼睛，别看他干活时力大过人，可是一学习就蔫儿了。憋了半天，问了一句：“巴黎公社？咋没听说过这个公社，是咱北京郊区的吗？”我连忙解释：“这不是现在的事儿！也不是你们村里的公社，是一百年前的事儿，在外国成立的公社！”这时大家才明白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嗨！你不早说，闹了半天，不是咱中国的事儿啊？那他咋也叫公社儿咧？”

5）拉练：为了备战，在铁厂也挖防空洞，也搞拉练。我们行军，沿着密云水库饶了一圈，真正看到了库区周围农村的情况。也了解到当地的农民，为了修水库，让出了万亩良田，做出了巨大牺牲。由于每天要在老乡家宿营，所以看到了农民的吃住条件很差，一家人盖一条被子，并不稀奇。他们给我们准备的最好的菜，就是咸菜加几滴香油了，连大白菜都吃不上，要供应北京。我睡了一个月的土炕，也长了一身的虱子。看到农村的小学校，没有窗户，条件很差；有的连老师也没有，孩子无法上学。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在农村当一名老师？按照我的条件，教小学的各门功课，应该可以吧？后来，我真的觉得，可以试一试。说不定，还可以到密云县城的中学，去教英语呢！1972年，尼克松访华，国内开始了“英语热”。我用收音机还可以听到“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教学节目（国内也不干扰了）。再说，林彪也死了，我想，时机到了。1973年初，我壮着胆子，去了一趟石景山“首钢”大院，找到教育科的一位干部，递上了我的简历和要求。他很客气，收下了材料，让我回去等消息。没过多久，就听别人说：“小谢要调走了”，“好像去什么院”！我当时想，有门儿。可是和什么院，有什么关系？没想到，是首钢设计院，到资料科当翻译。
开始，科长不要我。她是抗美援朝下来的老护士，对我有“政治问题”很害怕。院长是个老知识分子，好说歹说，她才同意试用。后来，她发现我是个“宝贝”，还会拉手风琴！她女儿正找不着老师呢，让我去她家，教她女儿拉琴。资料科里20个人，就我一个男的；其他不是老大姐，就是小姑娘。平日里干力气活儿，就全靠我啦！

（三）出国花边集

1）出国难：1980年第一次去美国，是美籍华人刘先生邀请的。为了省钱，刘先生给我们买了从香港——美国的机票。他以为我们和他一样，有了机票和护照，没有签证也可以去香港，结果不行。中国内地人没有香港签证，不能去香港，结果我门被拦在深圳罗湖海关。刘先生着急了，不能去香港，十几个人的机票白买了。他也有绝的，从海关给英国驻北京领事馆和美国大使馆打电话，还把护照、机票传真过去。折腾了一天，我们到了傍晚才获得英国领事馆的签证，终于走过了罗湖桥，坐上了一辆没窗户的破火车，从新界驶往九龙。这时大家肚皮都扁了，一天没吃东西呀！看着铁路两旁破烂不堪的农舍和远处灯光闪烁的不夜城，我心里想，这就是我小时候来过的地方吗？

2）只能听懂30%：刚到美国，对美式英语很不适应。第一次技术交流，我实在听不懂他们的英语，只能凭我对专业的理解，看着幻灯片的图表，连蒙带唬地翻译。后来有的工程师不干了，说：“小谢啊，你翻译的不对吧？”我不敢再蒙了，没听懂就说没听懂，请人家重讲一遍。人家发现我水平不高，就讲的慢一些，讲的通俗一些，我也逐渐适应了。后来去美国的次数多了，就不觉得困难了，我的英语居然也美国化了。一次，美国人甚至把我当成了当地的美籍华人了！

3）喝啤酒要护照：一次去美国餐馆吃西餐，大家说喝点儿啤酒。服务员是位上年纪的美国妇女，给我们每人一瓶，就是没我的。我问她怎么没我的？她说，请你出示护照！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要看看你的年龄，不到18岁，不能喝酒！（长的年轻也吃亏，那年我35岁）

4）狗肉还是热的：一天去参观景点，中午该吃饭了，看到有卖“热狗”（HOTDOG）的。我就建议节省点费用，吃“热狗”算了。我们团长是位副局长，第一次来美国，说：“狗肉还是热的？那就尝尝！”我连忙解释，不是狗肉，就是面包夹香肠。

5）大家要绝食：一次我带领十几个工人，去美国田纳西州的工厂实习。一日三餐就在小旅馆，开始大家还觉得新鲜，半个月以后就受不了西餐的奶油味儿了。幸亏我们自己在旧金山买了点中国的咸菜，要不然大家就绝食了！后来，我和美国人商量，每周末带我们去一次城里的中餐馆。结果一到周末，大家就不吃饭，就等着晚上吃中餐了。一看见“鱼香肉丝”，“麻婆豆付”，大家就活了！把老板都吃傻了，一桶米饭一会儿就没了！两个月后，等我们要离开了，大家才有了精神。离开旅馆那天，大家都欢呼起来：“这个洋罪可受够了！”

6）留学生清苦：我在德国汉堡，见过944同学李三齐。那时他留学，国家给的生活费很少，所以要买点东西，就得省吃俭用。我知道他清苦，就请他在餐馆吃了一顿。后来，我要他陪我去买一台双卡转录的录音机。他说那个很贵，我还是买了，他说以后我去你家转录去。他还说，他买的东西只能用轮船托运回国，空运太贵了。在美国的留学生，也是如此。熬一锅鸡翅膀，就吃上一个星期，为了省钱给老婆孩子买点东西。我经常给他们带回照相机等，利用我的免税指标，给他们省点钱。因为我那时出国多，所以也不在乎了。早期公派的留学生，是不敢去打工的，所以没有收入，很清苦。

7）我懂了资本主义：只是去美国和欧洲，还不能完全理解资本主义，甚至被表面的繁荣所迷惑。如果到过菲律宾等国家，就容易懂得资本主义的问题了。1981年，马科斯总统还在台上，他夫人的弟弟是个富翁，来中国访问，和我们认识了，邀请我们去考察，要做些生意。到了那里，我才看到了贫富差距的巨大。穷人住的像“抗震棚”，而富人有好几处别墅，还有游泳池。每到周末一家人去郊区别墅游泳，用野餐。我们也被邀请参加了。但是，那里的工业很落后，腐败现象比比皆是，商人和我们谈生意，居然要我们单独给他们个人回扣（明的、暗的都要）。这些情况，也很快传染到了中国。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了。

8）对日本的印象：我只去过一次日本，后来有机会也不愿再去了。因为我去时，遇到日本海关的刁难。那个家伙把我的行李全翻出来，连刮胡刀的刀片也要仔细看半天，好像上面有“密电码”似的，对我充满了敌意！我也狠狠地瞪着他！所以在日本，我一直很不愉快。但是，日本社会的高效率，也给我留下了印象。旅馆房间随小，但十分干净。TAXI也非常整洁，还没等你下车，车门就自动打开了，设计的很周到。它的工业也值得一提，许多精密零配件，都是街道小工厂加工的，质量很好。这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小小的日本，能够在战争中有持续的战斗力。因为日本就是一部组织严密的大机器，为了他们心中的神（天皇），每个人都在为国家拼命干活，所以它既是可恨的，也是可怕的！

9）碰瓷儿：纽约似乎是另一个美国，因为那里与美国的中小城市完全不同。美国许多小地方，环境优美，社会风气不错。但是，纽约就差多了。一次，我和同事在纽约大街上走，突然一个黑人从路边蹿出来，把一瓶酒扔在路上，摔的粉碎。只见他对我们嚎叫起来，让我们赔。我们哪里见过这个阵式？幸亏我弟弟陪着我们，他已经在美国好几年了，知道是骗局。于是我弟弟就和黑人对骂起来，并说我们是当地人，你别来这一套！黑人一看，我们不害怕，又是三个大男人，他就溜到一边去了。

10）博物馆：我参观过美、英、法等国家的博物馆，有历史的、艺术的、航空的、生物的。还有蜡像馆、“世界之最”馆。所谓“世界之最”，就是世界上最高的人，最长的头发等。当时看到有一项记录是中国的，世界上发行量最多的书——“毛主席语录”！看到展柜里的“红宝书”，我感到莫大的讽刺。在蜡像馆，我看过毛泽东、邓小平的像，但显然是被丑化了的。最让我难过的，是在博物馆中看到许多精美的中国文物，那些都是从中国掠夺去的。在各种展览中，经常可以看到丑化中国人的情况，又瘦又小，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这就是中国人！可笑的是，在美国人眼里，有两百年历史的一个破瓶子、一张旧报纸，就算难得的文物了，因为他们国家的历史，就只有两百年。然而，他们从来不承认中国的古代文明（连旅馆里的说明书上，也只有日文，没有中文），不提中国的四大发明，更不提他们的对外侵略历史。许多老百姓，不知道中国在哪儿，只知道中国的文革，红卫兵“杀人放火”！我看过他们的一部电影“皇天后土”，就是这样宣传的。所以我说，人家从来就不说咱们的好话，我们自己就不要老是踩乎自己了。

11）“何为国语”：在德国，大家也想吃中餐。一次，我们走进一家中餐馆，我一看菜单都是德文的，就问服务员：“你会讲国语吗？”他也用汉语反问我：“何为国语？”我看着这小子，心想：这不是中国餐馆吗？你长的就是中国人的样子，怎么连祖国都忘了！我不想费话，随便点了几个菜。这顿饭，大家都觉得没有吃好！

12）律师难缠：美国人的傲慢，大家都听说过。1982年，我们到美国购买一套设备，价格也谈好了。临回国，他们的律师交给我一本合同。回来一看，完全是按照美国法律写的。我学过一年的美国合同法，知道他们的合同有许多条款对我们不利。等他们来中国谈合同时，我把我们另外起草的合同交给律师，他一看就跳起来了。说：“不用我的文本，我们就不签！”我心中有数，你不签，我们就买别人的。美国商人可不愿意失去这个商机，结果他们自己人打起来了，律师不得不让步，按照我们的合同签了。后来律师干脆把兴趣放在购买中国文物上去了，从“友谊商店”买了一扇四折大屏风，上面镶着玉石，现在的价格大概要几十万元了。
美国人表面上傲慢，实际上很“马大哈”。我看他们放松了，就在合同里把付款条件写的很严格。你不能满足我们，就不付款，结果因为他们的资料不全（许多技术是培训时口头教的，没有文字说明），我们就拒付了16万美元。这等于又降价10%，把我们企业的厂长高兴坏了，其实少几本资料也没多大关系。

13）一包美金：“六四”发生前，我在巴西参加一个展览。等我们路过纽约回国时，北京的学生已经在天安门示威好多天了。在我们回国的前一天，有几个中国留学生，来到我门住的旅馆。可能是我的年纪大一些，所以他们找到了我。我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拿出了一个大纸袋子，打开一看，好家伙，是一大包美金！看上去，得有几万美元。他们解释说：“这是我们留学生的捐款，我们不能回去，想请您把钱带给天安门广场上的同学们，我们支持他们的行动！”我感到问题比较大了。如果收下钱，我怎么处理呀？这事我肯定不能办！于是，我推托说：“这不好办，你们很信任我，但是我们回国进入海关，携带的外汇是要登记的。这么多美元，我怎么解释呀？如果被查收、上缴，怎么办？”他们一看，也确实是个问题，就走了。

14）MADE IN CHINA：八十年代出国，机关里的人是很羡慕的。所以，我每次回国，都要买些小礼物。那时每人只有30美元可以兑换，只能买打火机和丝袜等，几个美元买一大堆。一次，我从地摊儿上，给儿子买了一件小夹克，国内没有那种款式。等回国一看，商标上写着：MADE IN CHINA！我就奇怪，中国的东西，出口的就做的那么好！难怪大家喜欢要“出口转内销”的东西。现在反过来了，出口的尽是假冒伪劣商品。不过，我弟弟现在回国休假，已经不知道该带什么好了，因为美国市场上70%的日用品市场，都是中国货占领了！

15）一箱垃圾：一次在旧金山，一个台湾商人托关系找到了我们。他是卖金属废料的，很会搞关系。见了我就套近乎，说可以为我办“绿卡”，还要给我孩子留学做担保，我谢绝了。后来，他带我们去看废铜电缆，当时看的货色不错，含铜比例很高，属于国内需要的资源。但是，我没敢多买，只买了一个集装箱的货。等货到了北京，我留个心眼儿，带上商检局的人，一起去开箱验货。一看，傻眼了，根本不是在美国看的货，尽是铝电缆和工业垃圾，哪儿有铜啊？我们拍了照片，取了样品，就开始打官司。因为我在合同中，明确写了在北京仲裁，所以对我们有利。台湾人在上海请了律师。开庭时，我们把照片和样品都交给了仲裁员，使对方处于了被动。结果，台湾人不得不赔偿，但是我只捞回了我们支付的货款，可是我们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律师费，就算是损失了。

16）如此大选：南美国家，也和南亚国家一样，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样板。一次，我从巴西去阿根廷，打算与那里的商人谈生意。一到首都布宜诺斯，就觉得不对劲儿了。街上乱七八糟，商店也不开门，原来正赶上“大选”。竞选的两派选民大打出手，看着街上扔的酒瓶，垃圾，真像我们文革时的景象！我一联系，在外地的客户也不能来了，火车也不通了，到处都是骚乱。听说，最后是梅．内姆胜出了。呆了几天都不见局势平静下来，我就返回了巴西。在飞机上我就在想，如果中国也搞民选总统，会不会也是这样呢？那不又是文革或“六四”了吗？

（四）反腐花边集

花边之一：一个炊事员的崛起
1）一个眼神：1984年，我们北京冶金局（后更名北京有色公司）下面，成立了有色金属进出口北京分公司，属于北京市和中国有色总公司双重领导。我和老萧被任命为副总理（经理由一位副局长兼任）。老萧刚从工厂调上来，爱拉关系，把厂里的一名炊事员小王也弄进公司。不久，老萧就通过中国有色总公司的领导，把自己调到香港去了，我开始主管全面工作。一天，我走过小王房间门口，无意中与小王对视了一下。发现他很紧张，眼神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2）露出尾巴：老萧以前主管财务，我接手后并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后来想起来，他还在香港开了个外汇账户，于是就想查查账。可是账户开在香港加拿大皇家银行，怎么查？我找了他们的驻京办事处。开始他们不配合，说不好查。我说你们都是电脑记账，打印一份对账单，然后传真过来。他们说只能查最近几个月的，以前的账封了。显然是在刁难我，但也只能如此。过了几天，他们给了我一份清单，尽管是几个月的账目，但是进进出出的收付款，还是不少。都是英文的，我耐心地一笔笔查看。忽然，有一笔付款引起我的注意。是一笔三万美元的付款，支付方式是“旅行支票”！咦——？我们买货，怎么用“旅行支票”啊？奇怪！于是我去问银行办事处。他们开始不愿讲，后来我出示了介绍信，证明我已经接替了老萧的岗位，是公司的常务副经理。他们没有办法，就不得不讲了实情。

3）有恃无恐：原来，这笔外汇就是小王提取的。他干什么用？一时还不太清楚。三万美元，在外汇紧缺的八十年代，相当于三十万人民币！我赶快回到公司，向领导汇报了。主管副局长也蒙了，小王一个炊事员，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胆子？于是，让我和一位纪检干部找他谈。没想到，他还挺硬！竟然说：“我花的不是共产党的钱！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花的！”喝——够狂的！纪检干部一拍桌子：“你挪用公款，这么大的数目，可以把你送检察院！”这下他才老实点儿，说出了实情。原来，老萧和银行打过招呼，只有他和小王，才有权提款。小王用这笔钱，是为了解决中国有色总公司出国的“费用”。所以，小王不怕，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用的（他也出国了）。

4）一举两得：后来，我查阅了他们的出国批文，明文写着是澳大利亚客户承担我方小组的出国费用。这么说，从我公司提取的三万美元，根本是多余的。既有外商负担他们的“吃、住、行”费用，又有我公司的三万美元，真是一举两得。有了那么多外汇，肯定要买东西吧？于是，我们就去了北京机场海关，查到了他们的海关申报单。好家伙！他们每个人都买了大批物品，包括“免税”的、和需要上税的“大件儿”。哪儿来的那么多钱，不是明摆着吗？由于小王提款，没有请示老萧和我，属于“挪用公款”，纪检监察坚持要追究法律责任。

5）小王遇到救星：由于牵扯到总公司的人，北京冶金局还是联系了总公司。没想到，总公司想“大事化小”。为什么？因为出国小组里头，有原冶金部长的女儿！老革命的女儿，搞到经济案件里头来，总不太好。可是也不能就这么算啦，干脆就“折衷”吧，让他们每个人，给我公司退点儿人民币拉倒。小王总算有救星了！

6）“我爸爸经常教育我”：一天，“部长女儿”来公司找我退钱，她岁数和我差不多。一进门她就耍大牌：“我父亲经常教育我，．．．”我不等她说下去，就冷冰冰地教训她：“你们是我们的上级公司，以后要注意影响！”。她讨了个没趣儿，放下钱走了。

7）新移民：小王知道在我手下是没法混了。于是，辞了职。后来凭着在公司学的一点儿运输业务，自己办了个小公司。以后，他利用他老婆在医院工作的机会，认识了一对澳大利亚老夫妇，竟然让人家给他们担保，去了澳洲。开始给人家当保姆，剪草坪；后来加入了澳籍，居然以“外商”身份回国来开公司了。
我时常回味小王的一句话：“我没花共产党的钱！”。看来，他利用职务之便干“私活”，从外商手里吃了不少“回扣”。这些“回扣”以前可能也放在我公司在香港的账户里，我一接手财务，小王就连忙转走了三万美元。在他看来，那三万美元不属于共产党！就像所有贪污分子一样，他们为自己开脱罪责的理由，永远是充分的。

花边之二：参赞夫人的美梦
1）签字有问题：1993年，为了和港商合作，我们成立了一个信息开发合资企业。开始给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人才交流中心，开发了一套软件，从此开始了用电脑找工作和招聘人才的历史。合资企业开局不错，但是很快就发现，经济效益又下来了。一天，合资企业的女会计小万，拿来一张付款单，要给她自己发奖金。我一边看，一边想：效益不好，还发奖金？于是我去问合资企业的经理小陈。小陈说：“我没同意给她发奖金。”我说你看，这张单子你还签字了。小陈一看说：“我签字时，单子上不是这么写的！”我再仔细一看，单子上小万的名字，是后加上去的！看来，是在小陈签字以后，小万自己后加上去的。

2）选择突破口：看来是小万造假！但是她死不承认。奇怪的是，按道理小陈应该冲着小万发火，和她大吵一顿。可是不然，他们两人还有说有笑，好像在逗着玩儿！我想，这里有些文章，就不再追究，以免打草惊蛇。合资企业还有一个搞电脑的技术员小马，比较老实，农村来的。于是，我和一个支部委员找小马单独谈话，小马也是党员。我们就唬他说，发现合资企业的会计有经济问题，问他是否私下分过钱？如果他承认，我们就保护他，不予追究。如果不承认，查出来就要追究他的责任。小马还是老实，就交代了他们私下分过几次钱。还把公司的电脑卖了，把钱也私分了。难怪公司没有经济效益！

3）敲山震虎：如何拿到他们贪污的证据？马上查帐，不一定能看出来。于是，我就放出空气，说要更换会计。这招果然有效，一天我发现小万突然开始收拾抽屉，下班后也不走，趁着夜色把一大包东西扔出去了，然后准备把另一口袋东西带走。我一看，不能错过战机！我和财务科长从监视她的房间冲出来，抢下了她手里的口袋，然后把她扔进垃圾箱的一大包东西拿回来。打开一看，这哪里是垃圾呀，都是收付款的原始单据和撕毁的原始账页啊！她是怕我们查账，干脆就销毁证据、破釜沉舟了！再看她要带回家的口袋，满满的一口袋公司支票，都盖了章，随时可以花呀！小万一看败露了，嚣张的气焰没有了。我立刻停了她的职，封了她的保险柜和办公桌。打开账本一看，居然已经有半年多没记账了。后来发现，她把十几万元借给姐夫做生意了，公司的钱她随便花，第二天她就交出来七万元没花完的现金。看来事情闹大了，我立即向检察院举报。

4）参赞出马：小万为什么敢挪用公款？原来，她丈夫是“对外友协”的，马上要出任中国驻中东某国的文化参赞了，她也将去当参赞夫人。她以为，等她上了飞机，我们发现她的账目有问题，也对她没有办法。结果，我提前出击了。这下她丈夫也急了，跑过来和我大吵，先说我诬陷小万，后来又说要和我“私了”。对不起，刀已出鞘，收不回去了！

5）恶人先告状：我刚刚把问题反映到检察院，税务局稽查队就气势汹汹地来了。不是查别人，而是来查我！原来，小万先把我给告了。我曾经用香港公司的名义在深圳买了一套房子，是作为我公司的办事处。当时花了26万港币。过了几年，觉得用处不大，就卖给了一个香港人，价格涨到53万港币，翻了一番。我让对方把港币汇到了北京投资企业的外汇账户上，暂时存一下，小万当然知道。于是，她向税务局举报，说我逃税！(这次，她总算发挥出了一点儿“专业水平”！）确实，我没有缴纳多卖房价的增值税。不过，我自己是干净的，没有从中留下一分钱，就不怕。心里不慌，办法就来了。我把当时买卖房子的合同拿出来，房子是用我们在香港的贸易公司的名义买卖的，我是该公司的董事长。我说：“你们看清楚，房子的买卖方都是我在香港的公司，这次转让房子的买方也是香港人。如果要上税，应该在香港纳税。如果有逃税问题，也要由香港税务局来稽查。这恐怕不属于你们的管辖范围吧？”他们一看合同，也没话说了。这一炮，小万又打空了。我随后就把香港的公司关了，申请清盘；没等清完盘，我就调走了。

6）权与法的较量：小万两计不成，最后托人找到北京有色公司总经理于某。于某比我大两岁，据说当过王首道的秘书和海南省办公厅主任。他果然派人来干预了，要我撤诉。这时检察院已经受理，我自然不干。经过检察院的调查，小万还利用合资企业的外汇账户，伙同社会不法分子倒卖外汇，并与小陈、小马私分回扣。结果，最终判了刑，罚了款（小马态度好，免于起诉。小万判两年半，小陈判一年半。均缓期执行。小陈还留公司，小万被开除了，后来她丈夫和她离婚了）。虽然权力没有斗过法律，贪污得到了惩罚；不过，于某算是恨上我了！

7）斗争升级：于某看我的公司效益好，就想调用我的资金，被我拒绝。他要撤我的职，还要开除我党籍。我说随你便，老子还不干了！我把法院的判决书，送到中国有色总公司，我说我是为了保护你们的投资权益（我公司属于中央财政），他们就要撤我的职，你们不管，谁还给你们干啊？总公司一看，不管不像话了，就决定把我调到总公司。于某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我爸是谁。于是找我谈话，说他在海南工作时，接待过我爸。并表示愿意留我继续工作，我自然不肯留。我想，他是怕我通过我爸的关系，给他小鞋儿穿。我根本没考虑通过我爸去报复他，而是光明正大地向北京市纪检写信检举了他。其实，检举他的不仅是我。等我调到总公司不久，北京纪检果然来人找我，说于某挪用公款上千万，给自己的亲戚做生意，造成了损失，被撤职了。看来，我告对了。他和小万是一丘之貉！
纪检还问我是否愿意回北京市工作？我谢绝了。我是一匹不回头的马，喜欢去寻找新的草原！

（五）江西花边集

1）我的愿望：快退休了，一辈子工作在北京，很想到外地去体验一下生活。中组部每年从中央企业选派干部，到“老少边穷地区”去工作。去新疆、云南的任务下来，我都报了名，单位也同意了。可是人家当地政府不欢迎，说县长才40岁，来个快60的“副县长”，怎么领导啊？2005年初，我们在江西的“钨业集团”成立了。下面三十来家的矿山和冶炼厂，许多还是手工记账；每月的财务报表，错误百出，迟迟报不上来。看来，不上计算机不行了。但是，要把分布在江西南北的几十个企业都用网络连起来，谈何容易！他们找不到懂行的人，于是就想从北京请个专家去指导。这样，最终找到了我。江西是“老区”，又是革命圣地，我当然高兴去，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外行当专家：我只是在九十年代初，在北京有色分公司搞过计算机网络。我自学了计算机管理和编程，后来出售过自己编的软件，在经贸部的杂志上介绍过经验。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经验已经过时了，所以去江西前就不得不再学习，了解最新的网络发展动态和知识。但是，江西人可把我这个外行当成“专家”了。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3）鹬蚌相争：一到江西，第二天就召开“听证会”。其实就是请各家软件公司来介绍产品性能。“用友”、“金蝶”、“久其”等等，江西所有财务软件开发商都来了。两天听下来，头都晕了。由于项目很大，所以竞争也很激烈。为了争取最好的价格和服务条件，我就放出空气说，我们还有不少企业今后也要联网，你们的价格合理，后面还有项目（这也是真话）。这下他们更急啦！你打六折，我就打五折。你打四折，我干脆打三折！真像是侯宝林的相声“卖布头”那样：“去五毛，让五毛，您给两块钱”，快要白送啦！最终金蝶公司的价格降到了两折半！从来没听说过啊，低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了。

4）因地制宜：我在江西从南到北，跑了一个月，尤其看到罗宵山脉丛林覆盖下的矿山，我也体会到了当年井冈山斗争的根据地，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资源丰富啊！一个矿长给了我一份介绍，上面写着：红军当年就是利用这里的矿石，换来了革命需要的物资和药品。看来，我是在继续着红军的工作，让这里的矿产资源，继续为革命服务。
当时，一些公司推荐使用“集中式”网络布局，只在南昌总部设置一台服务器。下属企业每天通过网络，远程登录南昌的服务器，输入数据和处理账务。但是，我发现这种管理模式不适合我们“矿山分散、气候无常、网络条件差”的客观实际。比较稳妥的方案是采取“分布式”，给每家企业都配备自己独立的服务器，即使在外部网络不通畅或者停电的情况下，企业也可以自行发电、维持计算机的正常工作。最终，集团领导接受了我的建议。
今年初南方发生雪灾，我们的不少企业也遇到了网络故障或停电的情况。看来，我们在三年前所选择的方案是正确的。

5）这也是一场革命：搞信息化项目，最困难的是转变人们的落后管理模式和观念，所以也是革命。几十人到上百人的培训，我们搞了多次。2006年上班的第一天，我和“金蝶”一起上矿山，几百米高的山上下起了雪。南方没有暖气，我住的招待所里有一台破空调，半米以外热风就变凉了。我只穿一双单皮鞋，冷的受不了，就塞进去几层卫生纸，当鞋垫。可是没多久，纸就湿透了，天气又冷又潮。但是和大家讨论起来，就忘了冷。要说服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会计、仓库保管员学会使用计算机，真难！南方人普通话说不好，不能使用拼音输入法，还得学五笔输入，更难了。每次上山，不呆上十天半个月，是下不来的。折腾几次，我的腰病也犯了，起床都困难，还得坚持。这真是一场革命啊！

6）雪球越滚越大：一年下来，江西的项目取得了成功。江钨财务处长在全系统的大会上说：“我们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回到北京，正好是我60岁退休的时候。公司领导说：“江西的模式，要推向全国其他投资企业，你不能回家！”就这样，又干了快两年了。不仅国内的六、七十家下属企业都联了网，连我们在香港、澳门、澳大利亚、拉美地区的下属企业，也联网了。由于全部采用了金蝶软件，财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江西一个小雪球，滚成了大雪球。

7）不比不知道：我算了一笔账，我们在国内外的下属企业有七、八十家，统一采用“金蝶”软件的费用共计二百多万人民币。而我单位去年仅仅在北京本部使用的德国软件，就花去了两亿人民币！不比不知道，两者的价格，相差将近一百倍！从软件性能上来讲，国外软件比较适合于网络条件比较好的大城市，对于供电和通讯网络不稳定的南方山区企业来说，国产软件则显示出了更加经济、实用的优点。可以这样说，我所负责实施的这个项目，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省”的预期目标。
江西行，为我四十年的工作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结束语
我的“花边集”写完了。它是叙述我人生经历的一部“电影剪辑”。我是个小人物，写大部头的回忆录也没有人看。不如写几篇“花边集”，蜻蜓点水，略谈一二。既可以给老年朋友们提供一些话题，相互切磋；又可以让青年朋友们了解一点历史，有所借鉴。
由于谈的都是真人真事，如有不妥，请予指正。

谢庆
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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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谢庆  姚妈妈请我们吃烤鸭

1967年的夏天，我与刘惠成、沈松泉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离开了地狱不如的南京，打内心里抒了一口闷气。不在于南京的太阳像火炉般地烧烤，而在于我们在学院里受到“全面专政”。“老保”战友们给我们的使命是到总参某部请愿，要求给予我们这些“老保”组织平等参加运动的权利，要求上级机关过问我院的运动、甚至恢复院党委对学院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在拳头、巴掌、刀枪之下，当时的真实感觉就是，离开了上级党委就像儿子离开了娘一样。
文革已搞了一年了，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已从极“左”跳到极“右”，从不甘心当“老保”，到心甘情愿当“老保”。如：保总参某部，保军区，保院党委，抛出“白毛女”署名的大字报，与造反派划清界线，企图把张英院长“偷”出去，彻底保起来（知道此事的人不多，陈琨是始作俑者），见啥保啥，来了个反方向的歇斯底里。
在石油部宿舍，北京标准的大板楼里的一个单元，我们找到了我们组织的“驻京联络处”，小渝的家。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小渝的妈妈姚园阿姨。当然给姚妈妈行的军礼是绝对标准的，因为夏琦政委已给我们作了表率。
姚妈妈给我的感觉是有知识、有文化，举止大方娴静，感情不外露，话不多，有内涵。肯定出身大家闺秀。就象小渝是“冷面小生”一样，姚妈妈给我最初的感觉也是高贵中带点冷冷的气息。小渝的弟弟小坛那时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什么都喜欢玩。那时的助动车是个新鲜玩意儿，就是自行车上挂个马达，小坛跳上助动车一下子就跑得没了个影。以后我亲眼见过小坛溜冰，居然玩了个“醉冰”，前三后四地在冰上趔趄，吓我一大跳。真想不到小猴子一样的孩子，现在成了高级知识分子。时间可是一个奇妙的魔术师！
晚上姚妈妈把我们安排在一间干净的房间里。那时我们都光脚穿部队发的塑料凉鞋，加上脚汗其臭无比，凉水冲了后气味不散。姚妈妈来查房时，我悄悄把脚卷到屁股下，尽量掩饰。姚妈妈肯定闻到了那股味，但她不动声色只说了一句：“路上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在某部“文办”，我们见到了闻名遐迩的宋武官和稳重的有大哥风范的苗干事。我们本想运用小渝的父亲是刘少文部长老部下的关系，找部长痛述衷肠的，但我们不知道刘部长已被康生锁定，前途不妙。能见到宋武官也好，早听延震与建英说过，宋武官曾在东德痛骂过乌布里希，是一个坚定的反修战士。宋武官仪表堂堂，下巴上有一条沟，说话简洁，恰到好处，但总带点北方口音。在听我们汇报到全院“真正的革命派”盼望恢复党委领导，就像盼望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时，我原以为老宋也会动起情来，但老宋掏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三五”烟，拿出一个金光闪闪的打火机，“铮”地一声点上了火，然后喷出一股浓浓的烟，在烟雾缭绕中，老宋勉励我们回院就地闹革命。对我们恢复党委领导的请愿根本不作正面答复。此时我们都堕入了五里云雾之中。
就在当天，某部外面的围墙上贴上了“打倒大叛徒刘少文”的标语，刘少文的名字被倒过来写，还打上红叉叉，围城已久的外院造反派一举攻克某部。这次保与反的对撞，以我们的惨败而告终。此时，我们真有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感觉。娘没找到，外婆家也给端了！
我们一伙在北京前门大街上流浪，走到“全聚德烤鸭店”门口，一种要“修正主义”享受一番的强烈愿望驱使我们趴在玻璃橱窗外面，望着红油油，肥嘟嘟的烤鸭哈大气。我们穷啊，几个人口袋里的钱加起来不到三元人民币，四分之一的烤鸭也买不到啊。
刘惠成，河北“老坦儿”，素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风，虽然脚臭，但感情丰富，日后俺爹俺姑去世，他都潸然泪下，而且哭出声来。沈松泉，浙江才子，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词汇极多。他们提议“精神吃鸭”。于是，我们一路胡说八道，这个说“入口即化”，那个说“齿颊生香”，到了小渝家里，我们还在嘀嘀咕咕：“有此一餐，足慰平生！”
姚妈妈静静地听着，终于听出来我们在发什么疯。她不声不响地走进里屋，拿出一张十元大钞，递给小渝。“冷面小生”继续冷着面卖乖：“如果您一定要给我们的话…”姚妈妈爱怜地轻轻在小渝的后脑勺上拍了一下。一会儿，小渝双手插袋，若无其事地踱出家门。我们心领神会地紧随其后。饭店的告示上明明白白写着营业时间至下午五点，而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十分！我们对视了一下，也只有二十岁不到的大孩子才会有的调皮眼神，一句话没有，不约而同地向着“全聚德”方向狂奔起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等着我们去解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某部、保许、保院长…全忘记了，我们只要保住吃烤鸭的时间！
幸而，还剩下最后的半只烤鸭，饭店收了小渝八元五毛。
原以为烤鸭上来，我们一人撕一块啃就是了，却不知烤鸭还有“三吃”的说法。第一道是烤得焦黄的鸭皮、甜面酱、照得出影儿的薄薄的面饼，还有一碟细细的葱花儿。我们照着小渝的动作卷起一块小心地放到嘴里，轻轻一咬，绵软中带脆嫩，奇鲜奇美的汁水从舌尖到舌根到喉咙，快感通过食管在整个肚腹化开来，原来“入口即化”真有其事。吃完一块，体味一下，香气从喉咙、口齿间回上来，“齿颊生香”原也是真的。“冷面小生”在笑，“燕赵侠士”、“江东剑客”已在品尝第二块、第三块了，我赶紧伸出筷子。
第二道是鸭肉炒洋葱，第三道是鸭骨汤，人家还不忘给我们每人上了半斤饭。
我们吃完了最后一粒米，啃光了附在鸭骨上的最后一丝肉，舔完了碗里最后一滴汤，这样才对得起八块五毛钱巨款，才对得起姚妈妈对我们的关爱。
天安门广场已华灯初上，我们心满意足在广场上散步，回想烤鸭的滋味。刘惠成“坏蛋”，学着宋武官的派头，掏出一包皱巴巴的“光荣”烟和一包火柴，“嚓”地点燃了，吐出一个味道怪怪的烟圈，笑嘻嘻地说：“怎么样，来一支‘家万里’？”在学院里，河北兵最先学坏，每当他们挨了干部学员的暴打，就躲在我们的避难所里抽烟想家，据说可以取得在晕乎乎中回到家乡的效果。现在，他们大部分人都戒烟了，成了好人，而我们成了“坏蛋”。盛情难却，我们既然第一次吃了烤鸭，也不妨第一次抽一颗烟。我忒傻，吸了一大口，呛得五脏六肺都翻转过来，更可怕的是还要呕吐。头回吃烤鸭可不能吐掉。刘惠成经验十足，他说这叫“醉烟”，冰冰肚子就好。于是我就地卧倒，解开纽扣，将肚皮放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的石板地上，果然好了点。那时我们觉得刘惠成点子特多，叫他“点子”吧不妥，结果“麻子”让我们叫了一辈子。
在三十多年的风雨中，我有幸见到过许多朋友的妈妈，都受到过她们不同风格的关爱。我感到每个妈妈都是一本大书、一部史诗、一个贡献无穷无尽的爱的源泉，她们最美的杰作就是生育、培养了我的一群可以生死与共的优秀朋友。从此我们的天地里就充满了欢笑、理性、智慧和价值。
谨以这篇短文献给姚妈妈，以博您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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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谢庆  略谈军队院校的“文革”

一、前奏

大家都知道“文革”最先是从北京市的大专院校开始的。1966年5月，北京大学的干部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并进而发动年青学生“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终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从此揭开了“文革”的历史序幕。
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比地方院校晚得多。北京的学生已经把大字报贴上街头时，我们还在准备期末考试。记得一天，一个家在北京的同学对我说，他接到了家里来信，说北京乱起来了，陈毅被批斗了，说他反对毛主席。没过几天，系里通知要大家上交刘少奇写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当时问指导员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他当时的确不知道。
后来有几个地方大学的“红卫兵”来学校串联，我们看见他们胳臂上套着红袖章，都感到很新鲜。不过，当时军队院校是严禁搞“四大”的，不准贴大字报。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上级终于同意用“小字报”的形式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记得学院里各系都设立了“小字报室”，只允许把小字报挂在房间里。其内容也主要是针对教员的，基本上没有针对干部的。我也写过批判教员的文章，批评教员让我们听“灵格风”英语教学资料是在扩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现在想起来，是很可笑的。实际上，像这种“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批判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不过，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从1966年7月以后，开始有人贴出了针对学院领导干部的大字报，甚至称院党委是“修正主义”的。由于军队院校的学员不仅来自应届高中，而且有不少来自机关和部队，所以年龄比较大，政治上也比较成熟。因此在“文革”初期，面对院领导是否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多数人是不认同的。但比较年青的学员很容易接收社会上的影响，“越左越革命”的思潮逐渐在年青学员中蔓延开来，我和周围的同学一样，都很快被卷入了这个“越来越左”的漩涡之中了。以年青学员为代表的“造反派”和以干部、教员为代表的“保守派”形成了强烈的对峙，由于上级有命令，军队的“文革”只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所以“造反”派的势力并没有占上风；相反，率先给院领导贴大字报的学员都做了检查。
我记得，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八月，我还在录音机旁学外语。由于第一次听到林彪在天安门上拖着长腔讲话，觉得很好玩，就在录音机里学林彪讲话，然后再用录音机大声放出来。后来有人说，这小子敢学林副主席讲话，太不严肃了！
1966年9月，中央军委的一道命令，终于拉开了军队院校“文革”的序幕。全军院校的学员都打起背包，集体到北京参观地方大学，“学习文化大革命”。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老军人，他带过兵、打过仗。但他没有想到，这次带兵出征却是他一生军旅中的最后一次，也许是最失败的一次，从此他永远失去了他的指挥权。

二、“会师”北京
我们的学校在南京，这里是军队院校最集中的地方。当我们赶到火车站时，发现还有其他院校的学员一起同行。能够到北京去，这对于不少同学来说，还是第一次。
我是在北京长大的，上一次回家探亲是在1966年的春节。那时的北京是恬静的，秩序井然。记得春节期间去看望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家家的饭桌上已经摆上了鱼和肉，三年自然灾害时的浮肿病已经见不到了，商店里的货物已经十分丰富。尤其北京的社会秩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等公共汽车时大家自觉排队，十字路口处绝对没有人“闯红灯”。记得一次我在长安街上走，两位执勤的军人拦住了我，问我是哪个部队的，原来我衣领的风纪口在无意中脱开了，我因此被记过一次，回到学校还受到了批评。
可这次回到北京，似乎一切都变了。自行车在马路上乱穿，红绿灯已经失去了作用；公共汽车还没有进站，人们就蜂拥而上，小一点的孩子干脆就从车窗钻了进去。只见一队“红卫兵”在长安街上走，一遍走、一边在唱着“造反有理”的歌，最后还有一句口号：“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 ，原来，这就是“文革”啊！
我们被安排在北太平庄附近的测绘学院住下。大家都是席地而睡，和来京串联的学生相比，我们的待遇已经很好了。
所谓“学习文化大革命”，就是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看大字报。当时全国已经掀起了“学习解放军”的热潮，所以当我们列队走进校门时，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为了表示支持“文革”，我们唱起了刚刚学会的歌：“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革命重担肩上挑。… … 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要为人民立功劳。” （照片：军校学员参观“抗大”展览）
我们还参观了“破四旧”展览，主要是展出“红卫兵”抄家时发现的所谓“变天账”。有国民党旧人员以前的照片，证件；有一些解放前的旧军服，徽章；还有所谓记录被没收财产的清单等。然而，后来我看过一个展览使我震惊。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居然有一个小“牢房”，是关押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关押期间，居然被关押他的同学用刀刺伤。一看名字，我都认识！他们一个姓鲍、一个姓耿，也是我以前所住机关大院的孩子，没想到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居然在“文革”中成了“阶级敌人” ！“文革”初期出现过所谓的“血统论”，出身“不好”的学生是不能参加“红卫兵”的，甚至会被“专政”。
我们在北京一直停留到1966年的国庆节。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南侧站方队，等游行队伍通过后再维持秩序。在游行过程中还算顺利，但到了最后就乱了，广场上的学生提前涌向天安门，争着想看见毛主席。等毛主席离开后，大家逐渐散去，后来发现毛主席没有离开，他走下了城楼，从金水桥上走到了广场前沿，这时人们再次涌向天安门，秩序大乱。等到散会以后，天安门前留下了不少鞋子。（照片：三军学员列队国庆天安门广场）
1966年10月5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所有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都集中到了工人体育场，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四位老帅接见了我们。
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两个理由：
第一、              叶剑英宣布了中央的一个决定：林彪将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向社会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第二、              叶剑英宣布：军队院校开始采取“四大”的形式开展“文革”。换句话说，军队院校将与地方大学一样，可以组成“群众组织”，院校党委不再直接领导运动。
但是几位老帅又做了一些说明，大意是说你们是军人，要在运动中作好样子，不要再成立“红卫兵”组织，你们已经是保卫祖国的卫兵。

从后来的资料看到，老帅们对“文革”是抵触的。所以，当时他们自己对于军队院校开展“四大”也是不情愿的，他们在大会上的讲话仍然是强调要稳住局势。但我们这些年青人已经按捺不住获得“四大”权利的喜悦，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大概是在不久后老帅们第二次接见我们的时候,一个来自兽医大学的学员叫李吉才，当场给叶帅写条子，对老帅们的讲话提出质疑。叶帅当场念了他的条子，并进行了驳斥。要不是老帅们的威望高，恐怕这个大会等不到结束就会闹起来。（照片：1966年老帅们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军校学员）

等我们回到驻地，“军营”已经大乱。一些北京有家的先回了家，打算去串联的已经在“自由组合”、拟定行军路线了。我和一些同学则先回到学校，因为那里的人还在等待北京的消息。
然而，他们等到的只能是更加混乱的思想、群众组织的出现、抄“牛鬼蛇神”的家。但更多的同学并没有回校，而是开始了“大串联”。

三、参加“大串联”
现在的孩子已经无法想象那时的“大串联”，也许说它是一次免费的旅游容易让人理解。但那绝不是旅游，因为所有的景点、古迹、寺庙、公园都被当作“四旧”破坏或查封。我和两个同学一起串联，选择的路线是南京 -- 西安 -- 重庆 -- 武汉 -- 长沙 -- 北京（照片：我们踏上大串联之路）。一路之上，除了走访了几所军队院校外，就是参观重庆“中美合作所” 和湖南韶山。我们还参加了几次批斗会，看了不少“大字报”。只有坐船从重庆到武汉的一段，算是有些旅游的意思。虽然我们是和“红卫兵”一起乘坐一条装货的驳船，但依然能欣赏到三峡的风光。（照片：和红卫兵乘驳船顺三峡江水而下）
最艰难的旅程莫过于从长沙北上到北京的一段了。由于南方的学生们很多没有到过北京，所以都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火车从广州出来时已经没有座位了，到了长沙和武汉就很难能挤上火车了。我们三名军人更不好意思去和学生们挤，怎么办？我们从车尾走到车头，根本找不到可以立足的地方。
突然，我们发现火车头与第一节车厢之间的接口处有一个空间。因为接口只是一节过道，通往车厢的门锁着，所以没有人。而接口与火车头之间并没有门，原本不允许有人，不小心随时会掉下车去；而且无法避风雨，好在我们有军大衣和雨衣，只能在这儿将就了。我们踩着车厢挂钩上了车，刚刚放下行李，看见一群学生也爬了上来。我们赶忙阻拦他们说：这里危险，你们还是到车厢里去安全。可是他们不听，硬是爬进来五、六个，还挑皮地说：“和解放军叔叔在一起，最安全！”搞得我们苦笑不得。
等他们坐定后，我仔细一看，这几个还都是些小孩子。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初中学生，才十三、四岁。再一看他们的打扮，都只穿着单衣，有的还穿着凉鞋，也没带被子。天哪，那时已经是十一月了，北京都快要下雪了，他们怎么能受得了啊？一问才知道，他们这些南方孩子根本没见过下雪，更不知道北京的冬天有多冷。但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会有什么困难，只要能见到毛主席就行，相信到了北京一切都会有的。
火车终于开动了，而且越开越快。风卷着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和煤渣，打在我们脸上。到了晚上，风更加冷起来，我看见孩子们开始紧缩着身子，把随身带的衣服都穿上也不行。照这样下去，都要冻坏了。我脱下了军大衣，盖在孩子们身上。然后穿上雨衣，站在门口，这样可以为孩子们挡住些冷风和蒸汽，自己也暖和些。半夜里孩子们要撒尿，这倒是方便，对着火车头屁股撒就行了。后来听说，挤在车厢里的学生无法上厕所，尤其是女孩子，有人因此得了病。好不容易天亮了，孩子们又饿又渴，他们倒不客气，打开我们的军用水壶就喝。我看着他们暗自好笑：这些毛主席的“小客人”还没到北京，我倒先负责“接待”他们了！
火车走走停停，用了三天三夜才到北京。我和战友轮流为孩子们“站岗”，总算把他们“护送”到北京。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当一个解放军叔叔还真不容易。

四、火药味更浓
到达北京后，我们发现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已经是铺天盖地、挂满了街头巷尾。再到几个军队大院看看，也是一样。一天，我在一个军队大院看到食堂里正在批斗一个女军人，领章已经被摘去，头发也被剪掉一大撮儿。听了半天，似乎是说她作风不好，我心里很纳闷，这也是‘文革’要解决的问题吗？（照片：北京街头的大字报随处可见）
学校要在北京建立一个办事处，目的是及时了解重要的消息。结果决定几个北京有家的长驻北京，我也算一个。当时在北京天天可以听到许多惊人消息，记得由我负责传回学校的一条消息是江青的讲话，她“宣布”肖华是“坏人”，是“叛徒”，是军内的“走资派”。我把消息传回去后，学校里当天就广播了。
1967年初，南京军区机关受到了冲击，我们学校的一些学员也参加了。当时我在北京，听说是由于一些院校之间发生了冲突，要求军区出面解决，但军区的态度不能令大家满意。其实在当时，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谁讲话都已经不管用了。冲击军区的事发生以后，许世友发了脾气，要严肃处理肇事者。在这种情况下，学院里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了分歧。一派认为冲击军区没有错，军区不支持‘文革’；另一派认为不应该冲击军区，应当把‘文革’的重点放在解决院校本身的问题上。
当我从北京回到学院时，年青学员中的两派已经形成。也许是因为我在北京所看到的种种现象使我产生了反感，也许是因为我本人的思想还比较“传统”，所以我很快就表态“不支持冲军区”，并从“造反派”的行列转向了“保守派”。
后来人们把这两派称为“反军派”和“保军派”；在南京地方上也出现过类似的“好派”和“屁派”。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这两派都是在执行极“左”路线，因而都是错误的。只不过在对待一些具体问题上，表现的程度有区别，一派偏激些，另一派温和些。
上级派来了工作组，原本是要制止军队院校的过激行为，但结果反而更糟。工作组不仅没有能控制局面，反倒被两派的激烈斗争拖住了两条腿，无法自拔。最后工作组不得不撤走，随后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了。
1967年7月，武汉的造反派再次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这一次的势头更猛。“中央文革”派出了谢富治和王力，亲临武汉督战。以“文攻武卫”为口号的“反军”风暴再次掀起，真正意义上的内战一触即发。
我院的“文革”形势也急转直下，“反军派”完全控制了局面，并且动用了军械库的武器。我们这派的主要负责人基本躲出去了，我和另外一个负责人虽然没有离开学校，但也不得不“转入地下”，一天三餐由别人送来，白天无法出来活动。我父亲过去从事过我党的地下工作，没想到在解放后我也有体验一下的机会。所不同的是，他干地下工作十几年，从来没有被捕过；而我却因为大意而“被捕”过一次，并且挨了一顿打。

五、“还我长城”
“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军队，实际上受到了林彪和江青的指使，这是后来从中央文件中得知的。
1967年5月发生了所谓的“5.13”事件。从表面上看，这是军内两派在一场具体的“文艺演出” 活动中所发生的冲突，但实际上是有人想进一步激化军内的矛盾，而林彪则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从此，“军队不介入文革”的禁区被冲破，在全国把“文革”的矛头指向了军队。
也许是老帅们结成了抵制林彪的“统一战线”，也许是“文攻武卫”的枪声惊醒了毛主席的睡梦，中央终于打算“制止内战”了，毛主席用了一句中国从来没有的成语为“反军风暴”打圆场：“还我长城”，多么富有诗意啊。
结果，王、关、戚这三个“反军”打手终于被关起来了。
我也终于可以从“地下”转入合法斗争的舞台了。

六、尾声
从1967年末一直到1969年，“文革”转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
先是号召群众组织“大联合”，然后又是“解放干部”，搞“三结合”，成立“革委会”。为了解决群众组织对立的问题，上级还派来“军宣队”、“工宣队”，“造反派”的势力被压下去了。
虽然“杨、余、傅”问题的突发造成了“造反派”士气的反弹，但已不能再成什么气候了，因为军队不能乱的看法已成为了上下的共识，就像“破四旧”搞得再凶，也不能把长城拆除一样。
我院“造反派”的结局似乎是略显“悲壮”的。他们最后在学院里只剩下一块阵地 --- 一栋小楼。在强大的攻势下，他们“全军覆没”，个别人还受到“体罚”。不过，他们得势时也“体罚”过别人，算是扯平了。
军队院校的“文革”虽然比地方院校开始的晚，但却结束得早些。当时全军院校大约有111所，也可以读成“妖、妖、妖”所。后来听说又是毛主席说了一句话：“妖、妖、妖，有股妖风”，于是就把军队院校全部解散或改编了，无论是学员或教员，都下放或转业了。
无论是“造反”的，还是“保守”的，其结局都是一样，这也许是公平的。部队有句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种结局也合乎情理。

七、反思
“文革”到底是什么？ 现在的人们看法并不一致。
有人认为是一场“误会”，是一个偶然的事故，就像是毛主席的车不小心撞坏了刘少奇的车一样，是一次发生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交通事故”。
有人认为是毛主席在泄“私愤”，他认为有人要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中找出岔子来挑他的毛病，就像彭德怀一样。
有人认为毛预感到刘少奇要夺他的权，所以必须除掉他。
有人认为，“文革”是我党历史上“左”倾路线和思潮的反映，因此是又一次路线上的错误。
还有人认为，毛从苏联的变化预感到中国也可能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因此需要“反修防修”。而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变化恰恰应验了毛主席的担心，所以发动‘文革’是有道理的，不是无的放矢。

我比较愿意从后两种意见的视角来分析“文革”。
首先，“文革”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过去“左”倾路线的反映和再现。只不过以前的路线错误是发生在我党尚未执政的时期，而这一次则发生在我党执政以后，因此其影响力更大、破坏性也更强。
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党历史上会屡次产生“左”倾路线的错误哪？ 它的根源是什么？
第二点，发动“文革”，是否是因为毛主席预感到中国将“复辟资本主义”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从当时和今天的许多历史资料都可以看出，他一直在把苏联的变化与中国做比较，并真实地认为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是完全可能的。我不只一次的设想过，如果毛主席今天突然醒来，走出纪念堂，他会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他又会如何评说今天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变化？

今天，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存在着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不平衡、环境与社会成本过高、腐败问题严重等问题，也是事实。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尚且还在“一边吃肉、一边骂娘”，毛泽东难道不会再说一次：“还我长城”、“还我河山” 吗？假如将来中国出现了苏联今天的情况，是否人们会说，毛主席早有预见，发动“文革”没有错？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否定改革开放、再回到过去那种“贫穷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更不能再用“文革”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是否应当从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来纵观历史，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呢？（照片：当年的狂热能否换来今天的反思）
应当看到，现在下岗职工生活困难和农民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已经很突出，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腐败现象的泛滥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引发社会的动乱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应当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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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明文革日记节选

作者短语：承蒙谢兄厚意，不揣浅陋，愿将“文革”之初我们军外院学员首次来京20余日每日日程公布出来，供诸位学兄回忆那段难忘岁月时参考。
张建明
2005年5月11日

文化革命大事记
[1966年]
（九月十六日—十月十日在京）
九月：
13日：中午得知可去北京的消息，群情激昂，外院沸腾。
16日：中午十二时从学校出发。
下午五时十分乘火车赴京北上。
17日：晚七时三十分到达北京丰台车站。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受到热烈欢迎。当晚进测院(注：测绘学院)。
18日：上午参观人大(注：人民大学)。晚上“欢迎晚会”。
19日：下午听北大(注：北京大学)代表讲话。
晚上参观军事博物馆。
20日：全天参观北大。
21日：下午得知在京延期、欢度“国庆”的消息，欢欣鼓舞。
22日：上午参观北大。下午游览颐和园。
23日：下午参观团中央。在汽车上环城观光十大建筑。
24日：上午参观大庆展览。下午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及游览天安门内、景山公园、北海公园。
25日：去人大。与孟运杰于天安门留影。
26日：上午参观北石(注：北京石油学院)。
27日：下午看战友文工团演出。
28日：下午听空军某部一等功臣冯全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
29日—30日：队行操练，准备参加国庆。
十月：
1日：凌晨一时三十分起床，三时五十分到达天安门广场。
上午八时—九时，空中照相。
十时大会开始。在雄壮的“东方红”的歌声中，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山在呼，海在笑，红旗飞舞，歌声震天。
下午三时五十分，游行结束。人海涌向天安门，毛主席来到我们中间。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晚上八时，在天安门广场看焰火。十时三十分回测院。
2日：夜看“军垦战歌”。
3日：参观中宣部。
夜于中山公园，看中央、东方歌舞团联台演出。
5日：上午八时十五分，在工人体育场听陈毅、叶剑英副主席讲话，军委十月五日“紧急指示”下达。军队院校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开始。
6日：上午去总参报喜。下午去北师大。
7日：上午去政法(注：政法大学)。下午去北工(注：北京工业大学)、军艺(注：解放军艺术学院)。
8日：早参观“收租院”(注：揭露旧社会地主压迫农民的泥塑展览)。
上午去中国文联。
9日：早二时起床，六时四十分乘车返宁。
10日：抵宁。
(完)
编者按:
日记作者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军校，现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最近老同学聚会，对于“文革”初期全军院校来北京“参观学习”的一些活动记忆不清了，幸好建明同学仍保留着当年的日记，经本人同意公布出来，以供参考。作者毕业后，曾任我国驻尼泊尔使馆武官，他业余爱好中国绘画和摄影，并自成一家、有所名气。其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画展上展出并获奖，不久还将在尼泊尔举办个人摄影展。本网站上“喜马拉雅山那边”一文中就有他的几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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