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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红岩》作者罗广斌自杀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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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31 10:20: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前言
  文化大革命高潮中(1966年底至1970年左右),各省市政权机构完全瘫痪、官方报刊或停刊,或照抄《人民日报》虚假新闻。所以要披露、研究当时真实情况,只用当时官方留下的档案资料(为人唾弃的“伪史”)是不够的。本人作为当年的红卫兵活跃分子,亲身经历了一系列文化大革命中重大事件,当时记录下很多日记、材料,还办过小报。又由于本人自幼爱好文史、在文革中就开始收集文革传单、大字报、小报、刊物等民间及文革临时权力机构的各种材料,所掌握的私家材料甚丰,为国内外很多朋友、单位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说《红岩》享誉海内外、影响几代人。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曾任重庆市共青团市委常委、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青联委员、重庆市统战部长的《红岩》作者罗广斌惨死。四川文化界老资格领导人、罗广斌参加革命的领路人马识途曾说:“《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的神秘之死,大概只有神秘到底……将成为永久之谜!”
  罗广斌究竟为什么暴死?是怎样死的?其中详情似从未见披露。本文作者致力于四川文革史研究近30年,费尽心血搜集了大量至今已十分罕见的资料,文章3万余字,收入本人尚未出版的《乱世喧嚣──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文斗”现象奇观》一书。其中关于罗广斌之死的较详细材料,或许有助了解这“永久之谜”;这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史”和当代文学史,以及了解作家生平,都很有意义,也是千百万看过《红岩》小说、影视的人很感兴趣的话题……本文部分资料曾发表于中国高级别的《炎黄春秋》杂志1998年4期。下文1万多字。
  本人还保存有当年罗广斌惨死的照片、遇害现场照片、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批判罗广斌的刊物、小报等照片,这些都十分罕见珍贵,从未有人发表过……

一:富家少爷坚决投身革命
  重庆。嘉陵江、长江两江在朝天门码头汇合,浩浩荡荡向东北流去……这个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革中又发生了一桩震惊国内的案子:一位著名作家暴死,案情扑朔迷离,当时就称为“罗广斌疑案”。
  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神州,天下大乱……
  “抗议!抗议!坚决抗议重庆‘走资派’制造‘8·15’事件!”
  “十二万火急!十二万火急!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到重庆‘放毒’!”
  “紧急呼吁! 紧急呼吁!打倒炮制大毒草的叛徒罗广斌!”
  时年42岁的罗广斌,素来端庄凝重的神情变得惶然了。喇叭轰鸣、口号声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雪花般乱飘的传单,到处是水泄不通的人群,到处是飞舞的战旗哗啦啦迎风作响……罗广斌感觉那是恶涛翻滚的大海,马上要将自己无情吞噬。
  他不止一次喃喃对人说:“《红岩》是革命小说,成了毒草?叛徒,叛徒,我怎么会是叛徒?!”往事如烟,却又那么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
  1944年,春寒未尽。破旧的昆明街头,一个20来岁的人在踟蹰徘徊,路人或许将他视为贫寒流浪青年……其实这是位富家少爷。罗广斌,属鼠,四川省忠县人,1924-11月出生。父母都是做官的国民党员,他父亲罗宇涵是前清秀才,民国后历任县政府科长、县省参议员等职。罗广斌的母亲罗蕴山(又叫牟蕴山),为其父侧室夫人,颇有文化修养,曾在四川高等法院任职,还在太宋乡创办罗氏私立小学,自任校长十余年。其同父异母的长兄罗广文,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历任国民党18军军长、15兵团司令。罗广斌深得父母的宠爱,是膝下的“幺儿”,人称“幺老爷”。总之,罗广斌出生在有文化、声望、权势的大家族。他在文革中对红卫兵很坦诚地说:“参加革命前,过了21年的公子哥儿生活……”
  卷入“文化大革命”狂潮年轻无知的红卫兵由此大作批判:“罗广斌的老子是个官僚地主,他希望罗广斌象罗广文—样也有一番大事业,对罗广斌所说‘纯洁的初恋’干预了一下。于是, 罗幺老爷就赌气了,他要投机‘革命’了……”
  罗广斌出走昆明,要找他称为五哥的马识途。罗、马两家是四川忠县“同乡”,马识途的父亲曾任县长,罗广斌父亲是县参议长;马识途的哥哥又在罗广文部下任要职。在成都,两家都住在柿子巷,既是“世交”,又是对门邻居。
  罗广斌找倒正在西南联大读书的马识途。马识途是中共地下党员,热情地为他补习功课,罗广斌考进西南联大附中读书。1945年经马识途介绍,他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青社”。1948年初,他去川东秀山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准备开辟武装斗争据点,出发前,中共重庆地下学运领导人江竹筠、刘国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1948-7月,组织上要他去成都和家庭恢复关系,以便对任国民党兵团司令的长兄罗广文进行“统战”。8月底,罗广斌回到成都。

  逮捕罗广斌,当时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当局也有顾虑,因为其兄罗广文手握重兵。当局投鼠忌器。国民党特务军统西南区区长、特务头子,《红岩》书中徐鹏飞的原型徐远举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供认:

  “罗广文系国民党头目,为陈诚嫡系,他的部队当时驻在重庆及川北地区,诚恐他兄弟的被捕影响他的情绪,同时观察罗广文之意志,因此,我根据叛徒的材料,找罗广文作了一次秘密谈话。谈话地点系重庆城内老街慈居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办公室里。谈话之时,我把罗广斌的情况告诉了罗广文。罗广文说,他兄弟是同父异母所生,因他家庭的溺爱,非常调皮,到处乱跑,他家庭对他管教不了,据说有那种情况(按:指罗参加地下活动),他现已回到家里,住在成都少城附近某街他家中,你可派人去找来管教管教。他家里非常感激,井把成都他的家庭地址开给了我,我根据以上材料派侦讯科的股长左志良前往逮捕。”

  罗广斌是被他的上级(已当叛徒的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冉益智即小说《红岩》中甫志高的原型。
  罗广斌由成都转押重庆,先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后又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罗广斌回忆写道:

  “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望着脚下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毒刑、拷打、枪毙、活埋,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罗广斌被捕后,并不像徐远举等特务估计那样:“是少爷小姐,没有坚定立场。”罗广斌表现坚强,没有叛变之举。
  罗广斌的难友刘德彬、杨益言的证明说:1949-7月,罗广斌的地主老子曾和特务一起与罗广斌谈判恢复自由问题。但罗广斌拒绝保证“出狱后不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他拒绝出狱!
  炮声隆隆、临近解放……罗广斌和少数幸存者,终于从被称为“人间地狱”的中美合作所越狱逃走了。

二:1949年后影响最大的“革命小说”《红岩》的完成
  解放后,罗广斌曾担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重庆市青联副主席等职。
  《红岩》的写作始于1956年,参加写作的有罗广斌和曾同坐牢的难友杨益言、刘德彬。此书初名《锢禁的世界》。1956年底,他们把口述的材料记录、整理,出版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该书印数达三百万册。
  1958-11月,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办公室主任的杨益言正在上班,一位头发斑白稀疏、身材瘦弱的老者同一位身体魁梧的年青人来到办公室。老者叫朱语今,是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年青人叫王维玲,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秘书。朱语今、王维玲说:“我们专程到重庆来找你们三个人。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提出,要组织团干部利用业余时间为青年写东西……”此后,朱语今、王维玲、《红岩》一书责任编辑张羽等人经常指导、鼓励他们。据张羽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先后有7个人参加这项工作,曾三去重庆。
  朱语今一走,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肖泽宽(解放前中共重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把重庆市公安局“罗广斌问题专案组”的人员和材料都调到市委组织部来,很快对罗广斌的政治历史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同时,调出重庆地下党活动的档案资料,把罗广斌等人送到美协重庆分会、南泉公园安静环境搞“创作”。
  罗广斌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写的“交待材料”中,谈到《红岩》写作过程说:“1958年,团中央、市委再次提出,要我们把它写成小说……肖泽宽给我们传达了市委书记任白戈的指示,规定小说主题,肖告诉我们,根据沙汀的意见,叫我们到北京,扩大眼界……”
  四川著名老作家沙汀和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在写作技术方面给予许多指导。沙汀在1961-8月花了9天时间,不辞辛苦地分章节进行润饰。
  这成为罗广斌死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前因”:任白戈、肖泽宽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马识途、沙汀则成了四川头几号“大黑帮”。罗广斌与这些人关系密切,自然难逃株连!

  罗广斌为《红岩》写作付出大量心血。同是作者之一的杨益言说:“他不仅一再努力消化自己熟悉的大量生活积累,还访问了数以百计的老同志,知情人,查阅了上千万字的文字档案材料。为了确切把握小说描写的特定环境,他曾站在北京中国历史展览馆的展厅里,面对着那一个个贴着‘不许照相,不许抄录’的展柜,把毛泽东主席、党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场的一些重要电报手稿,一一字斟句酌地研究比较,在心里默记了下来……”
  展览馆关门了,他们走到长安大街时,天已经黑了。罗广斌还沉浸在兴奋之中,他对毛泽东充满崇敬,向杨益言说:“毛主席手稿上的每一处改动,每—个字的增删,都极精确极科学地反映了每个战役的特性。看见了这些电报手稿,就好象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在迷雾中突然看见了灯塔。你看,我们不正是这样的吗!”此时他当然不会想到,5年多后他就将死于最崇拜的毛泽东亲手发动的大浩劫中……罗广斌经常每天写作十六、七个小时。经过几次大改、重写,最后写成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废弃的原稿达二三百万字之多……《红岩》出版于1961-12月,很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重视,不到两年,多次重印累计达四百万册。到80年代,共印行二十多次,发行八百多万册,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在60年代,这部长篇被评论者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书中宣传了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在中美合作所监牢里的种种斗争,其政治性、文艺性、趣味性都很强。小说出版后,迅速被改编成电影、戏剧、舞蹈、歌曲等各种文艺样式,在中国大地广为传播。书中的正面人物江姐、许云峰、成岗等,反面人物徐鹏飞、毛人凤、猫头鹰等人,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可以说:《红岩》是新中国建立后,一部影响面最大、政治意义最强的小说。
  马识途在《红岩》的写作上也出了不少力。《中国青年》杂志1962-1l期上,发表马识途的《且说红岩》,幽默地把罗广斌比作“母亲”,把自己比作“最关心这个孩子出世的”、“站在—旁傻笑”的“父亲”,这位中共地下党的老领导人之一的马识途没想到:几年后他将被打成四川“三家村”的“黑掌柜”,这些话成了“黑话”……近年评论家认为:“《红岩》约10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创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作者从权威论著、从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的其他人那里,获取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加工的依据,放弃‘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而代之以新的理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见《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段评论虽宛转,意思不难明白:《红岩》是一部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作品。

三:《红岩》“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大毒草”
  1966-5月后,狂潮骤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神州。
  《红岩》这本小说写得非常“革命化”,但“文化大革命”中被指控为:“是在原西南局、省、市委内一小摄党内走资本上义道路当权派的直接指导下,并得到旧中宣部大力支持,由叛徒罗广斌等一手炮制出来,以吹捧刘少奇的‘白区工作经验’为目的的大毒草!”
  “写得这么革命化的小说,都成了‘毒草’?”当时尽管什么都敢“批判”,但把《红岩》说成“毒草”,无数人还是不可思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人谈到这个话题也奇怪地问:“《红岩》被认为’共产主义教科书’,全书红彤彤一片,还怎么批判?”
  看一看文化大革命中怎么给《红岩》定罪,就能让人更深刻地认识什么是“文字狱”,感慨活在当年有多难!毛泽东那时有句“最高指示”流行天下:“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当年“毒草”和“牛鬼蛇神”无处不在,《红岩》成了特大“毒草”,首先批判“罗广斌掩护大特务杨钦典”,批判者说:罗广斌美化杨钦典,是重庆解放前杨“有意释放罗广斌等叛徒,让他们潜伏下来”……
  “为叛徒翻案”、“反毛泽东思想”成为《红岩》另一个大罪状;批判者又恶狠狠地把“美化敌人”说成《红岩》第三大罪状。
  批判者把《红岩》同国家主席刘少奇写的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列,气势凌人批判道:“小说《红岩》和《论修养》一样,颠倒历史,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又因为小说披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带有十分强烈的欺骗性,蒙蔽了一些好人!……从沙坪坝书店的开办失败,挺进报的暴露,许云峰、江姐、成岗、余新江等大批革命者一个一个地被捕,以至后来,在狱中洒下鲜血,迎着敌人的屠刀,又一个一个地壮烈地牺牲……可以这样说,《红岩》作者所急于宣扬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必然失败的历史,地下斗争必然失败的历史,人民战争必然失败的历史!也更是一部为中外反动派树碑立传的历史!”②

四:从被批判到“造反”
  1966-5月后,文化大革命狂潮已席卷神州大地。马识途、沙汀、李亚群等文艺宣传部门重要领导人,被当时的四川省委定性为“三家村”黑线头目,痛加批判。
  三十年代的文化人、重庆市主要领导人任白戈以及肖泽宽也被上面抛了出来,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罗广斌自然被说成“一根线栓住的蚂蚱”。1966-6-22日进驻重庆市文联的中共重庆市委工作组,收缴了罗广斌等人的创作笔记,准备批判……罗广斌惶恐不安,1966-7-15日被迫写“检举”材料说:“小说中没牺牲的人物篇幅写得少,多是完全虚构,如对李敬原的描写,他有斑白的发丝等等,历史上便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心目中,则是想按着刘少奇同志这样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写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大、中学的学生娃娃们被别有用心地捧为“天兵天将”、“小闯将”,成为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写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
  “罗氏交出了‘斑白的发丝’和后台老板……无怪乎《红岩》出世后,得到旧中宣部混蛋们拍手叫好。肖泽宽在1962年冬,还大肆鼓吹:‘中宣部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认为是白区党的斗争史,就到此为止了……’(意即最高峰),这正说明肖泽宽、罗广斌等人与旧中宣部阎王殿是一丘之貉!”
  不是红卫兵胆子大,敢骂中共中央宣传部,而是毛泽东对不听他招呼的中宣部下过诛语:“中宣部是阎王殿”,他要鼓动“小鬼造反”去打倒阎王!于是红卫兵们“上挂下连”的“大批判中”充满火药味和谩骂,《红岩》成了“一株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吹捧刘少奇的大毒草”!
  《红岩》大受批判之时,全国各地“大串联”的红卫兵潮水般涌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新修的展览厅成了最好的红卫兵“接待站”,涌进了数以万计看稀奇的“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旗插遍歌乐山间,“反革命的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的歌声响彻云霄……文物工作室里的展品文物被洗劫一空,除了杨虎城、叶挺没有被禁止宣传外,其他烈士概不准宣传,都有“叛徒”嫌疑。
  罗广斌难逃劫难,运动开始不久,就成为批判靶子:首先针对其“反动家庭出身”,大骂他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骂他包庇“反动父母”; 第二说他炮制《红岩》“反动”小说;第三,揭发他是“叛徒”!
  当年毛泽东这样一条“最高指示”最为流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还被谱成《语录歌》,城市的大街小巷、农村的田野山岗……每天高音喇叭中吼得吓人!当然,这是奉命“造反”,是造刘少奇等人的反,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是万万不能造的……
  “造反”成了时髦语,“造反”也成了保护神──要想不挨别人整,就快起来“造反”!能够有资格“造反”,说明你还是“人民”之一。不允许“造反”的人,就是那些打入十八层地狱的“黑五类”!红卫兵常常横眉竖眼吼道:“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老子就是要你们不准乱说乱动,再踏上一只脚,叫龟儿一万年休想翻身!”
  总受批判的罗广斌忍无可忍了!1966-10-23日,罗广斌写出《致文联机关全体同志的一封信》,这是他的“造反宣言”。他还在市中心“解放碑”广场慷慨激昂地与市委工作组“大辩论”、痛斥他们的“反动路线”!于是罗广斌成了重庆家喻户晓的“造反派”……他自认“态度鲜明,斗争坚决”,因为坐过牢不被上级信任,只是十五级干部,“许多会议不能参加,许多报告不能听,许多文件不能看”……他面对许多揭发他的大字报,他宣称:“我不是叛徒,我的作品没有问题……”
  《红岩》大受批判之时,全国各地无数串联的红卫兵潮水般涌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等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声让歌乐山地动山摇……但毕竟文化大革命前中共有关方面大力赞扬小说《红岩》,还据此拍过电影《烈火中的永生》。许多人仍崇拜作者。许多红卫兵来渝串联,参观白公馆、渣滓洞原国民党没置的监狱。罗广斌就为他们作报告,还录了音。红卫兵来访时,自己抽不出身时,就每天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播放录音。1966-11-27日,在重庆体育场召开“11·27集中营烈士纪念大会”,罗广斌还以“大屠杀越狱英雄”、“革命作家”、“造反派”等多重身份在红卫兵簇拥下绕场一周亮象。于是诸如“向革命老前辈罗广斌同志学习!致敬!”“强烈要求市委给罗广斌等同志平反!”……巨幅标语贴满了文联机关里里外外的墙壁。文联的大门上还贴出—幅赞颂罗广斌的对联:

想当年无辜系狱犹青松临风立,
到而今横遭诬陷似红梅傲霜开。

—些人当然不满了,攻击他“以烈士战友自居,把自己巧扮成‘越狱’的英雄,到处做报告,编造事实,哗众取宠,渲染自己……”
  1966年底,重庆发生“12·4武斗事件”,几派冲突中死伤—些人。罗广斌等人非常痛心和愤怒。12-5日,他在声讨所谓“保皇派”重庆工人纠察队时扬臂高呼:“打倒‘黑市委’!解放山城重庆!”罗广斌等人以“文联全体革命同志”名义,写出大字报《愤怒控诉制造12·4大血案的重庆市委会》。又在12-5日给“党中央、毛主席拍发电报”说:“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向您报告……当场打死多人、打伤一百余人”。混乱年代,难免词语夸张,一些人又借机攻击罗广斌等人“伪造事实欺骗毛主席、党中央,欺骗革命群众!”③
  12-9日,罗广斌和北京南下的红卫兵以及重庆造反派组成“12·4惨案”上京告状团,他还掏钱买了十多个人的火车票。罗广斌政治上很敏感。虽然自己从被批判的角色,变成不再挨整的“革命造反战士”,在风云变幻、正反人物常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中,他惴惴不安。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反”,罗广斌随大流跟着干,但他深感前途险恶莫测。
  “搞得好,我这次是大英雄;搞得不好,对不起,我是个大右派!”这是罗广斌在1966年底最初起来“造反”时,对文联干部所讲的话。正因为如此,罗广斌深知反对他的人对他虎视眈眈。罗广斌不得己,活动时常用当年搞地下工作的形式。后来“8·15派”攻击说:
  罗广斌时而气壮如牛,时而胆小如鼠。害怕时,出门要人保镖,怕革命群众揪他;门上安告警电铃,睡觉也要人保护,罗广斌上京‘告状’,临上火车,碰见文联一位干部送孩子上成都,吓得回头就跑,到火车开动时,才从暗角里一步跳上车厢。当时的打扮是鸭舌帽压住眉梭,大口罩遮到眼眶,大衣领竖得很高……到了北京用化名、暗号和重庆方面联系,行动诡秘。罗广斌可以一口气狂笑四、五分钟。掏出烟来,厚厚的抹一层万全油,一口气抽它小半截。然后烟头一扔,又抹又抽……④
  12-17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持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师大会”。罗广斌是唯一在大会上发言的外地造反派代表。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都出席了大会。会上,他还通过“红三司”将一大摞“告状材料”交给了周恩来、江青……罗广斌不“造反”,不—定死于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受批判者太多太多,随时间推移,罗广斌也许就算不了引人注意的人物了。但不幸,罗广斌后来不仅引人注意,而且成了重庆地区两大派系激烈斗争的焦点──他的惨死似乎就很难幸免了。

五:罗广斌被绑架关押突然跳楼惨死
  罗广斌“造反”了,当了过河卒子、就只好拼命向前,具特殊色彩的他卷入了重庆政治斗争漩涡中心……
  那年头天天高吼“阶级斗争”、“打到一切”、“造反有理”,还一度叫嚣过“红色恐怖万岁”!1966-9月,在拳打脚踢、辱骂斗争中诞生的“重庆大学8·15战斗团”, 是重庆势力最为庞大的红卫兵组织,后来同许多工人、农民造反组织联合,形成影响全川的 “重庆地区8·15派”,人数据称有100万以上……文化大革命当局要打倒刘少奇及各省市的支持者──所谓的“走资派”,就要鼓动红卫兵等人去“夺权”。1967-1月,寒气逼人,受毛泽东拍掌叫好的“上海1月夺权风暴”却闹得热火朝天、并狂飚般迅速波及全国。1-24日,“8·15派”风风火火夺了重庆市大权,建立“革联会”。为争权夺利,“8·15”派营垒内大分裂。
  1967-2-1日,因不满“8·15派吃整笼心肺”,另一支“造反派”头头黄廉等人建立了“联络站”,反对“革联会”的“单方面夺权”。罗广斌也去应邀去“联络站”开了几次会。后来“联络站”招兵买马,联合成立起重庆“反到底派”,因要砸烂“革联会”,故又称“砸派”,成为堪与“8·15派”抗衡的重庆地区另一个大型派性山头。
  1967-4-21日,“砸派”的“西师8·31”在北碚与“8·15派”大打出手,两大派对抗白热化。重庆武斗,全国出名。两大派动用各种现代化武器,包括当时最先进的双管高射炮等援助越南的尖端武器。打毁一百多幢楼房,打沉无数江轮,死伤人数多得无法准确统计……罗广斌从“8·15派”中分化杀了出来,被骂成“砸派”的“催生婆”之一。③后来“砸派”和“8·15派”成为生死冤家,打得你死我活,“8·15派”当然对罗广斌恨之入骨。而当时,毛泽东坚决支持上海的“一月夺权风暴”,罗广斌反对重庆“革联会”,就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大罪!
  外地红卫兵当了讨罗先锋。“北航红旗”(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团)驻渝联络组、“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哈尔滨军工学院的著名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是其中成员)“鬼见愁战斗队”等组织首先举起“揭发大旗”。紧接着,“8·15派”中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及文化人“造反派”为主的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工农兵文艺兵团”也一窝蜂跳出来起“揭发”罗广斌。
  由于“8·15派”势力赫赫如日中天,罗广斌及其亲密战友们,似乎感到孤立。连“联络站”黄廉等人的“造反军总部”也隔岸观火发表声明:“我们和罗广斌没有关系……”有的检查上了当(如“砸派”的西南师范学院红卫兵“8·31”纵队):“我们被罗广斌牵着鼻于走了。”连同罗广斌关系很好的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 驻渝联络站某些人也只是不冷不热说:“罗广斌的问题我们要调查,他可能是最红的,也可能是最黑的!”
  “8·15派”对罗广斌等人孤立境况欣喜不已,他们引用毛泽东诗中的话嘲讽:“有几个苍蝇碰壁,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这时,杨益言、刘德彬、胡蜀兴(罗广斌夫人)等成了罗最可信赖的战友。还有许多人写出保卫罗广斌的传单四处张贴:如以文联红卫兵名义写出《罗广斌是个好同志!》,化名“永红一战士”写出的《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谁?》……罗广斌的处境非常危险,不敢再回家,东躲西藏。1967-2-3日,他躲进文联一干部屋子里;4日,又躲进另一家,还请别人把门锁起来;5日,罗广斌取出存款,计划逃走。
  但是已来不及了,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上海张春桥等人“一月夺权风暴”,重庆“8·15派”对罗广斌胆敢“太岁头上动土”大为愤怒,决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2-5日,重庆建工学院“8·18”、西南农学院“8·26”、北航“红旗”和“哈军工”等各路人马杀进文联来了。罗广斌连忙把自己锁在—间小屋内,一声不吭。刘德彬等出面撒谎:“罗广斌出去了。”但从房门的锁眼里,“革命小将”看到里面躲得有人,于是踢开了门,把罗广斌抓走了。
  杨益言、刘德彬不能在重庆救罗,只好搜集大量材料,先后跑到北京为罗广斌告状喊冤。
  1967-2-5日下午,红卫兵把罗广斌送到重庆建工学院建筑物理教研室二楼看管,6日晚上转到242部队的八一楼三楼,由建院“8·18”和西南农学院“8·26”红卫兵看管,强迫他写“认罪材料”。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支持“一月夺权风暴”,罗广斌反对重庆“革联会”,成为弥天大罪。罗广斌虽尽量镇静,但内心极度不安和惶恐可以理解。他不能预测这些无法无天的“小闯将”如何处置他。
  他多次向看守他的人发问:“你们不会把我当作敌我矛盾吧?工作组也最多把我划为三类干部当成内部矛盾!”(作者注:文化大革命初期进驻各单位的工作组把人员划分为四类,三类为“有问题的”) 罗广斌也弄不清楚抓他的人是谁,向看守打听:“你是重大‘8·15’的吧?是学生吗?”又自言自语:“不,你不是学生,你是干部?”
  罗广斌外表镇定、显得有修养,但又明显透露身陷虎口的无奈。他对看管他的人很谦逊,要做什么事,总是先问可以吗?然后说谢谢。因为他已猜到看押他的是瞎胡闹的学生娃娃,他要让自己的文明行动使红卫兵知道他不是坏人。但一旦屋内来了身份不明的生人时,他就立即停笔,眼睛一直看到来的人离开为止,处处表现出内心的警觉与不安。他已估计到别有用心的人将在他身上大做文章!
  2-8日,242部队广播了《罗广斌该抓》的广播稿,这个广播稿绘声绘色披露了罗广斌是“叛徒”的细节,声调激昂的说:“罗广斌这个大叛徒,是重庆黑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包庇下来的……罗广斌打着‘造反’旗号跳出来,完全是挺而走险,孤注一掷,妄图伺机为四川和重庆的‘走资派’翻案!……”
  这篇广播稿,对罗广斌打击太大。他深知动荡年头,是非难以说清。罗广斌就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勉强写他狱中生活和怎样出狱的交待,写写停停,一支烟接一支烟的抽,极端烦躁。他几次想向看管的红卫兵申诉、辩驳,但红卫兵不理他……他只好闷着头抽烟。直到9日晚上。看押他的红卫兵发现他深夜12点才倒在床上,整夜翻来复去,睡不安宁。
  第二天,1967-2-10日,罗广斌死了,死时年仅43岁。
  他是怎么死的呢?事后关押者是这样讲的:

  10日上午8时半左右,他在三楼卫生间小便和洗脸,一个姓张的同学(建院“8·18”红卫兵)在厕所外守候他。罗广斌把他的大衣、围巾、帽子,脱下来挂在厕所壁上,把钢笔、手表放在大衣袋里,然后爬上窗台。姓张的同学在门外守了约一两分钟,不见罗广斌出来,转身进门。一看,罗广斌已在窗台上弓身欲跳了。张急忙喊了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假惺惺地吼了一句:“共产党万岁!”冲着三楼下的一块石阶跳下去,脑袋砸在石梯坎上,当即头破血流,脑浆四溅……关押他的屋内,罗广斌留下一本《毛主席语录》下面压着一封写给当时被吹捧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的信,上面大标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此信迅速被前来验尸的公安局收缴。在作者所保存的文革资料中,有张罗广斌死后所摄照片。罗右侧半边脑袋摔得稀烂,面部有一矢状裂口,大约27.5cm(由颈部后缘至面部鼻尖),残剩的一只左眼,瞪得挺圆,其状十分惨烈恐怖。可想他一定死不瞑目!死之前高吼“共产党万岁!”,红卫兵说是“假惺惺”,实在不合情理──即已将死,还假什么?

  罗广斌是“自杀”的吗?
  罗广斌的夫人胡蜀兴,始终认为罗非“自杀”。据马识途说:

  在罗广斌死的前一天,有人送来一张罗广斌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说,他一切还好,要她带钱和粮票去。看样子他是准备长期斗争下去的,哪里有一点自杀的迹象呢?他在自认必死的国民党监狱里,还总是那么乐观和活跃,现在不过是造反派抓了他,他凭什么要自杀?据胡蜀兴说,罗广斌死了后,有人来通知她,说罗广斌跳楼自杀,就要送火葬场,要她去看一下。胡蜀兴闻说大惊,她匆匆赶去。奇怪的是,只叫她在远远的地方看一下,不让她走近去,她看到罗广斌的头上有一个大裂口,惨不忍睹……她要求在没有检验尸体作出结论前,不能送火葬场火化。但是根本不听她的,便匆匆地送到火葬场去火化了。这未免太叫人奇怪了……⑤

  胡蜀兴和战友杨益言、刘德彬等人,事发后上北京告状,坚持认为“罗广斌是被重庆地区的反革命势力谋杀的”。有力证据,就是悲痛欲绝的胡蜀兴目睹了遇难者现场,发现罗广斌是被“敌人谋杀”的:“现场被破坏了”、“窗台和水池都没有脚印,未见蹬跳痕迹”……但重庆大学“8·15派”矢口否认罗广斌被谋害。当时同胡蜀兴一道去看现场的有文联的周世国。“8·15派”广为散发周世国叙述的传单、小报,以证实罗确系“自杀”。周世国说:

  2-10日下午,我和胡蜀兴一进去242(部队)看罗广斌。那时我以为是开他的斗争会。到了马家堡一间会议室里,公安局的同志给我们说:“罗广斌畏罪跳楼自杀了。”胡蜀兴从那时起就一直嘟着嘴,发呆睹气。要她去看现场她不走,催几次才去,去了也不认真看……公安局的同志先带我们去看的三楼,把我们引进卫生间,说明罗广斌是从这儿跳的楼,把罗广斌生前脱下的大衣、围巾、帽子等交给胡蜀兴看,还叫胡蜀兴去看窗台上的脚印。脚印是非常清楚的,看得出皮鞋底的花纹斜向着楼下那石梯坎,充分说明罗广斌是安了心寻死。胡蜀兴当时一直站在门外,根本没有进屋,叫她看她也不看。下楼后,又看跳下来的现场。
  罗广斌的尸体经过公安部门检验后,已被拉到火葬场去了,但现场还是保留着的。脑浆迸溅的地区用席子遮盖,外面用石灰划出了界限。罗广斌触地的石梯坎上,还留得有些头皮和头发……据检验尸体的同志介绍:罗广斌从后脑起砸开了27cm多的裂口,脑汁都迸出来了。我看到情况是:除席子遮盖处有比较大的一块脑汁外,周围都还溅了一些骨渣,残汁和血点,离他跳楼的窗口也不远……当时胡蜀兴是站在一级梯坎上不动,指点情况给她看,她只用眼角扫一下,腰也不弯,甚至连颈项都不转一转。公安局同志给她介绍情况,她也不听。

  “当时来看罗广斌自杀现场的人比较多,除242部队的学员以外,附近煤矿设计院等机关的职工,甚至一些居民都来看了。文联的—些职工和外地来的同学得到消息后也来看了。公安局验尸的同志和看守的同学介绍情况都很详细具体。当时谁也没有对他死产生疑问,胡蜀兴也没有提出任何疑惑。她只是木瞪瞪的站着,赌气。因为罗广斌畏罪自杀的证据太确凿了,现场情况毫无空子可钻,之后,公安局的同志用车把胡蜀兴送到火葬场去看尸体。我没有一道去,就回机关了。”③
  如果上面周的叙述确是事实,只能理解为:胡蜀兴不能接受亲人骤遭惨死的残酷现实,悲痛欲绝,并非什么“赌气”。

六:围绕“自杀”、“谋杀”的大辩论
  文化大革命中,两三个人就可以扯出旗号成立组织。重庆市文联内三个群众组织“红卫兵战斗组”、“烈火战斗组”、“烈风战斗组”,成员只有19人。机关中小学生的娃娃也拉起一个山头“杀杀杀战斗团”……罗广斌死后,都被宣布为“保罗反动组织”,成员大倒血霉。
  胡蜀兴、杨益言、刘德彬等跑到北京告状,得到不少人支持,并在首都开追悼会。张羽(中国青年出版社《红岩》责任编辑)也以知情者身分,很悲痛地在会上发言。他对罗广斌的所谓“叛徒问题”、《红岩》成书经过等,对“8·15派”攻击之词,进行有力的澄清、辩驳。他讲得声泪俱下、慷慨激昂,令听者动容。到会者愤怒地振臂高呼:“把杀害罗广斌的凶手揪出来!”胡蜀兴更是悲痛万分,她和杨益言、刘德彬在发言中一致认为:“罗广斌是被重庆‘革联会’、‘8·15派’等黑势力害死的”!
  张羽的控诉发言作了录音,流传各地;又先后以《不准污蔑〈红岩〉》和《罗广斌与〈红岩〉》为题,在为罗广斌翻案的专刊《红岩战报》等处刊载,一再发行,流传甚广。许多北京红卫兵也为罗之横死打抱不平,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就印刷了数十万份材料四处散发。
  于是,围绕罗广斌是“自杀”还是“谋杀”的争论轰轰烈烈流传全国,成为当时国内影响重大的事件。
  北京大学学生朱学文、李景屏,最崇拜革命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他们“大串联”运动初期时就来重庆,追随罗广斌多时。罗广斌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讲:“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干革命的时候,我们就下定了决心,就譬如我们当时没有出中美合作所,这条命是捡来的,要随时准备掉脑袋!”同样的话也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羽说过:“权当17年前没有从集中营里活着出来,权当多活了17年!”
  所以,朱学文、李景屏等无数人说:“这充分说明了是罗广斌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他怎么会自杀呢?”他们专门出了《红岩战报》,为罗广斌鸣冤昭雪。
  而当时攻击罗广斌是“叛徒”、是“自杀”的群众组织,主要有重庆“工农兵文艺兵团”、重庆市“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市“文联尖兵战斗队”、“西南农学院‘8·26’星火燎原战斗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8·18战斗团”、重庆大学“8·1 5战斗团”、哈尔滨军工学院“红色造反团鬼见愁战斗队”、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公社驻渝联络站”……可别小看这些杂七杂八的草头组织,当年可是名震国内!前几个是重庆红卫兵和重庆文艺界人士组成的帮派组织,后两个是连中央文革也不敢小觑的“王牌军”。这些组织联合起来,出小报、传单,还印出十多万字的专刊《打倒叛徒罗广斌》,对罗广斌无情“鞭尸”。
  于是,两个阵营形成了,在重庆、在四川、在全国展开“大辩论”!
  保卫罗广斌的《红岩战报》上说:
  “罗广斌被抓走关押期间,曾两次带出纸条子向家里要东西。这说明罗广斌同志是准备和敌人长期坚持斗争,丝毫没有死的念头。在国民党白公馆那样黑暗的监狱中,他也铮铮铁骨,如此坚强的他哪会去自杀呢?!”⑥ 罗广斌夫人胡蜀兴更深信这一点。

  “鞭尸”者则谩骂似声辩道:
  “这两张纸条就是《红岩战报》上所谓的敌人叫罗广斌写的,替罗广斌带回家的,原因就在于罗广斌极端狡猾要‘较长期有斗争’,因此我们才叫他把日用品、香烟和钱粮带去……对他既未刑讯逼供,又未开会斗争,生活上还对他作了照顾,三餐给他送去,晚上两条被子,时间自己安排。他想抽好烟,穿便鞋,就叫他写纸条给胡蜀兴送去,还派人去取这些东西。可惜的是,这场‘斗争’,罗广斌不敢‘坚持’,要他交待出狱问题,他就慌忙地砸烂了自己的狗头……” ③

  《红岩战报》认为罗非“自杀”的另一条理由是:“罗广斌体重150斤,怎么跳到离窗口4m多远的地方呢?这难道不是被谋杀的最大疑问?”⑥

  “鞭尸”者振振有词反驳:
  “罗广斌体重150斤,这是事实,恐怕还不止。至于他是否能跳出4m远?须知他不是在平地跳远,而是由10m多高的三层楼上往下跳。跳在离墙根4m左右的地方,有什么奇怪的?” ③
  《红岩战报》上说:“在罗广斌的语录本上,写了一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他并不‘畏罪’,反而心地坦荡、信心十足的表现!说明他决不会自杀!”⑥

  “鞭尸”者又声辩:
  “其实,这句话无非是罗广斌‘黑夜独行吹口哨,在壮自己的胆’罢了。在《毛主席语录》本内还发现有一张照片(中美合作所全景),背面写的是:‘这照片和语录本是胡蜀兴的。1967年春节’(就是罗广斌自杀的前一天)……这才是他的绝笔!”③
  “鞭尸”者说得气壮如牛,当时又是他们一派掌权,故罗死于“自杀”似乎铁案如山。而胡蜀兴、杨益言等人鸣冤呐喊也就显得势单力薄了。“自杀”?“谋杀”?“想逃跑不慎坠楼身亡”?……种种说法不一。本文作者根据手头大量材料,认为罗广斌是“自杀”的。

七:对罗广斌的政治审查和江青的胡言乱语
  1949-11-30下午,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重庆。罗广斌在“11·27大屠杀”中和原川军将领(民主人士)周绍轩逃在一起。他俩越过歌乐山路到白市驿,在周的旧部某团长家中躲了4天,后到“脱险同志联络站”报到。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解放后,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者中,确有两手沾满死难者鲜血的叛徒,如冉益志。冉曾在渣滓洞监狱中劝诱罗广斌叛变,后国民党加封冉为中校特务专员。解放军打到重庆,被遗弃的叛徒特务如丧家之犬。冉无路可走,竟异想天开到“脱险同志联络处”蒙混碰运气。冉益志原为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上午被捕,下午就叛变,供出一大批人。《红岩》书中浦志高就基本以他为原型。
  了解这些,就容易理解此后中共方面为什么要多次审查罗广斌等脱险者了。《红岩》出版之后,罗广斌声誉鹄起,成了有名作家。重庆有关方面,也感到在罗的“历史问题”中留个“尾巴”不妥,于是写了一份关于罗广斌情况的报告。罗广斌的出狱问题最终有了“结论”,即“敌特有意释放,而罗等人是乘机逃脱。”“8·15派”披露当时中共有关方面“结论”是:“敌特既然是采取由他们自己去逃命的方式释放,并没有正面的说释放他们而被释放的人自认为是乘机‘越狱逃跑’,这是可能的。但是罗广斌同志在交待这一问题时,有虚拟情节,夸大个人作用的情况。”③
  罗广斌生前万没想到的,“8·15派”骂他是“叛徒”尚可理解;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居然也向自己大泼脏水。原来,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8年初,因武斗频繁硝烟四起,民不聊生。1968-3月初,文化大革命当局为尽快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北京为四川办了有5,000多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3-15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人,作了影响重大的《3·15讲话》。这次会议中,江青口无遮拦,信口开河讲了许多话,如:
  杨尚昆是恶霸地主,他的亲属没有好的……(杨超)当然是自首的,是右派黑格尔……(按:杨超是原四川省委书记。)弄个廖井丹(成都市委书记)来,他也是个呀呀乌……因为一个剧叫我调查,华莹山我做了调查,碰见鬼,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莹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兰:某某某支持万县的翻案风)这个老头不甘心寂寞的。肖华的老婆是他的侄子,她妖精得很,还涂脂抹粉,还要画眉。
  王光美是大特务,是美国特务,刘少奇是大叛徒,四次叛变,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见《中央首长3·15讲话》,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印,1968-3月)
  这些信口开河,东一榔头西一闷棒,打倒许多人。江青讲话充满刁横和无聊,仗势欺人。她所讲的“一个剧”,指欲把《红岩》改编的京剧。她“金口乱开”不打紧,当事者则倒大霉,灾难深重。就因为她“叛徒太多了”这句话,川东、川西地下党成员以及罗广斌等人直至文化大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冤案长期难以平反……

八:罗广斌惨死谜案留给后人的思考
  1976年,“四人帮”垮台,全国各地平反冤狱。1978-11-11日,重庆市为罗广斌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四川作家协会主席、与罗广斌历史关系甚深的马识途为此感叹说:
  “四人帮垮台后,罗广斌的冤狱自然应该平反,然而拖了几年,没有结果。是一些朋友联名申诉,才正式为他平了反。然而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一直讳莫如深,只给下了个‘被迫害而死’的结论。于是罗广斌这个冤案便这么不明不白地收了场,到底他杀而死还是自杀而死,至今没有结论……”⑤
  马识途说罗广斌之死成了“千古之谜”。
  但我以为:罗广斌死于给全中国老百姓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即使死于自杀,丝毫不能减轻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深深憎恶。
  《红岩》热情讴歌共产党人为建立新中国洒热血舍性命的斗争精神。新中国诞生了,而刘少奇、贺龙、陶铸……到老舍、傅雷、罗广斌……许许多多共产党人却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被迫害致死”。这些,将给后人留下无穷尽的思考。

注释
  ①(参见《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三辑250页杨益言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见文化大革命时期重庆“反到底派”中一支大的红卫兵组织“重庆建工学院8·18”办的小报《8·18战报、批判大毒草〈红岩〉专辑》,1967年10月15日,总第32期》
  ③(见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界群众造反组织“重庆工农兵文艺兵团”,1967-11月编印的《叛徒罗广斌》)
  ④(参见文化大革命时期《工农兵文艺战报》,四川省文联群众组织“成都工农兵文艺革命造反兵团”主办,1967年3日26日,报社在布后街省文联内)
  ⑤(见马识途载于1987年《龙门阵》上的一篇回忆文章。)
  ⑥(见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红岩战报》,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东方红公社、中国青少年出版社革命造反兵团合编,1967年5月。这是保卫罗广斌的。)

图片说明
  图1.罗广斌摄于60年代初,此时的罗广斌神采飘逸,对未来充满希望。
  图2.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罗广斌的“重磅炸弹”──重庆工农兵文艺兵团编印十多万字的专辑《叛徒罗广斌》刊物,在罗横死之后仍向其大泼脏水。
  图3.各种批判罗广斌的小报当年铺天盖地。
  图4.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说《红岩》被打成“大毒草”,罗广斌于1966年7月被迫写的“检查”底稿。
  图5.罗广斌被绑架关押,跳楼惨死前将衣帽留在洗漱间的现场情景。
  图6.当年罗广斌被关押而惨死的楼房现场情景。
  图7.罗广斌惨死情景,其面目全非、脑袋粉碎、仅存的一只眼睛死不瞑目圆睁,似在愤怒抗议……(注意:为保存当年第一手真实图像资料,有的图片上有“造反派”污蔑罗广斌的批判言辞,不作删除,以存原貌)。
  图8.本文作者郑光路与80高龄的马识途在四川省作家协会2001年春节团拜会上合影(马识途文化大革命前为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罗广斌参加革命的领路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四川“三家村”的“黑掌柜”、“大毒草”《红岩》的“幕后策划者”,详情见内文……文革结束后他多年担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转自 巴蜀网
http://www.phoer.com/bbs/thread-867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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