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路：《红岩》作者罗广斌自杀谜案

tuffy05

作者前言
　　文化大革命高潮中（1966年底至1970年左右），各省市政权机构完全瘫痪、官方报刊或停刊，或照抄《人民日报》虚假新闻。所以要披露、研究当时真实情况，只用当时官方留下的档案资料（为人唾弃的“伪史”）是不够的。本人作为当年的红卫兵活跃分子，亲身经历了一系列文化大革命中重大事件，当时记录下很多日记、材料，还办过小报。又由于本人自幼爱好文史、在文革中就开始收集文革传单、大字报、小报、刊物等民间及文革临时权力机构的各种材料，所掌握的私家材料甚丰，为国内外很多朋友、单位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说《红岩》享誉海内外、影响几代人。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曾任重庆市共青团市委常委、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青联委员、重庆市统战部长的《红岩》作者罗广斌惨死。四川文化界老资格领导人、罗广斌参加革命的领路人马识途曾说：“《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的神秘之死，大概只有神秘到底……将成为永久之谜！”
　　罗广斌究竟为什么暴死？是怎样死的？其中详情似从未见披露。本文作者致力于四川文革史研究近30年，费尽心血搜集了大量至今已十分罕见的资料，文章3万余字，收入本人尚未出版的《乱世喧嚣──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文斗”现象奇观》一书。其中关于罗广斌之死的较详细材料，或许有助了解这“永久之谜”；这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史”和当代文学史，以及了解作家生平，都很有意义，也是千百万看过《红岩》小说、影视的人很感兴趣的话题……本文部分资料曾发表于中国高级别的《炎黄春秋》杂志1998年4期。下文1万多字。
　　本人还保存有当年罗广斌惨死的照片、遇害现场照片、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批判罗广斌的刊物、小报等照片，这些都十分罕见珍贵，从未有人发表过……

一：富家少爷坚决投身革命
　　重庆。嘉陵江、长江两江在朝天门码头汇合，浩浩荡荡向东北流去……这个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革中又发生了一桩震惊国内的案子：一位著名作家暴死，案情扑朔迷离，当时就称为“罗广斌疑案”。
　　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神州，天下大乱……
　　“抗议！抗议！坚决抗议重庆‘走资派’制造‘8·15’事件！”
　　“十二万火急！十二万火急！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到重庆‘放毒’！”
　　“紧急呼吁！ 紧急呼吁！打倒炮制大毒草的叛徒罗广斌！”
　　时年42岁的罗广斌，素来端庄凝重的神情变得惶然了。喇叭轰鸣、口号声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雪花般乱飘的传单，到处是水泄不通的人群，到处是飞舞的战旗哗啦啦迎风作响……罗广斌感觉那是恶涛翻滚的大海，马上要将自己无情吞噬。
　　他不止一次喃喃对人说：“《红岩》是革命小说，成了毒草？叛徒，叛徒，我怎么会是叛徒？！”往事如烟，却又那么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
　　1944年，春寒未尽。破旧的昆明街头，一个20来岁的人在踟蹰徘徊，路人或许将他视为贫寒流浪青年……其实这是位富家少爷。罗广斌，属鼠，四川省忠县人，1924-11月出生。父母都是做官的国民党员，他父亲罗宇涵是前清秀才，民国后历任县政府科长、县省参议员等职。罗广斌的母亲罗蕴山（又叫牟蕴山），为其父侧室夫人，颇有文化修养，曾在四川高等法院任职，还在太宋乡创办罗氏私立小学，自任校长十余年。其同父异母的长兄罗广文，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历任国民党18军军长、15兵团司令。罗广斌深得父母的宠爱，是膝下的“幺儿”，人称“幺老爷”。总之，罗广斌出生在有文化、声望、权势的大家族。他在文革中对红卫兵很坦诚地说：“参加革命前，过了21年的公子哥儿生活……”
　　卷入“文化大革命”狂潮年轻无知的红卫兵由此大作批判：“罗广斌的老子是个官僚地主，他希望罗广斌象罗广文—样也有一番大事业，对罗广斌所说‘纯洁的初恋’干预了一下。于是， 罗幺老爷就赌气了，他要投机‘革命’了……”
　　罗广斌出走昆明，要找他称为五哥的马识途。罗、马两家是四川忠县“同乡”，马识途的父亲曾任县长，罗广斌父亲是县参议长；马识途的哥哥又在罗广文部下任要职。在成都，两家都住在柿子巷，既是“世交”，又是对门邻居。
　　罗广斌找倒正在西南联大读书的马识途。马识途是中共地下党员，热情地为他补习功课，罗广斌考进西南联大附中读书。1945年经马识途介绍，他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青社”。1948年初，他去川东秀山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准备开辟武装斗争据点，出发前，中共重庆地下学运领导人江竹筠、刘国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1948-7月，组织上要他去成都和家庭恢复关系，以便对任国民党兵团司令的长兄罗广文进行“统战”。8月底，罗广斌回到成都。

　　逮捕罗广斌，当时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当局也有顾虑，因为其兄罗广文手握重兵。当局投鼠忌器。国民党特务军统西南区区长、特务头子，《红岩》书中徐鹏飞的原型徐远举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供认：

　　“罗广文系国民党头目，为陈诚嫡系，他的部队当时驻在重庆及川北地区，诚恐他兄弟的被捕影响他的情绪，同时观察罗广文之意志，因此，我根据叛徒的材料，找罗广文作了一次秘密谈话。谈话地点系重庆城内老街慈居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办公室里。谈话之时，我把罗广斌的情况告诉了罗广文。罗广文说，他兄弟是同父异母所生，因他家庭的溺爱，非常调皮，到处乱跑，他家庭对他管教不了，据说有那种情况（按：指罗参加地下活动），他现已回到家里，住在成都少城附近某街他家中，你可派人去找来管教管教。他家里非常感激，井把成都他的家庭地址开给了我，我根据以上材料派侦讯科的股长左志良前往逮捕。”

　　罗广斌是被他的上级（已当叛徒的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冉益智即小说《红岩》中甫志高的原型。
　　罗广斌由成都转押重庆，先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后又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罗广斌回忆写道：

　　“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望着脚下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毒刑、拷打、枪毙、活埋，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罗广斌被捕后，并不像徐远举等特务估计那样：“是少爷小姐，没有坚定立场。”罗广斌表现坚强，没有叛变之举。
　　罗广斌的难友刘德彬、杨益言的证明说：1949-7月，罗广斌的地主老子曾和特务一起与罗广斌谈判恢复自由问题。但罗广斌拒绝保证“出狱后不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他拒绝出狱！
　　炮声隆隆、临近解放……罗广斌和少数幸存者，终于从被称为“人间地狱”的中美合作所越狱逃走了。

二：1949年后影响最大的“革命小说”《红岩》的完成
　　解放后，罗广斌曾担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重庆市青联副主席等职。
　　《红岩》的写作始于1956年，参加写作的有罗广斌和曾同坐牢的难友杨益言、刘德彬。此书初名《锢禁的世界》。1956年底，他们把口述的材料记录、整理，出版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该书印数达三百万册。
　　1958-11月，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办公室主任的杨益言正在上班，一位头发斑白稀疏、身材瘦弱的老者同一位身体魁梧的年青人来到办公室。老者叫朱语今，是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年青人叫王维玲，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秘书。朱语今、王维玲说：“我们专程到重庆来找你们三个人。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提出，要组织团干部利用业余时间为青年写东西……”此后，朱语今、王维玲、《红岩》一书责任编辑张羽等人经常指导、鼓励他们。据张羽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先后有7个人参加这项工作，曾三去重庆。
　　朱语今一走，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肖泽宽（解放前中共重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把重庆市公安局“罗广斌问题专案组”的人员和材料都调到市委组织部来，很快对罗广斌的政治历史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同时，调出重庆地下党活动的档案资料，把罗广斌等人送到美协重庆分会、南泉公园安静环境搞“创作”。
　　罗广斌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写的“交待材料”中，谈到《红岩》写作过程说：“1958年，团中央、市委再次提出，要我们把它写成小说……肖泽宽给我们传达了市委书记任白戈的指示，规定小说主题，肖告诉我们，根据沙汀的意见，叫我们到北京，扩大眼界……”
　　四川著名老作家沙汀和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在写作技术方面给予许多指导。沙汀在1961-8月花了9天时间，不辞辛苦地分章节进行润饰。
　　这成为罗广斌死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前因”：任白戈、肖泽宽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马识途、沙汀则成了四川头几号“大黑帮”。罗广斌与这些人关系密切，自然难逃株连！

　　罗广斌为《红岩》写作付出大量心血。同是作者之一的杨益言说：“他不仅一再努力消化自己熟悉的大量生活积累，还访问了数以百计的老同志，知情人，查阅了上千万字的文字档案材料。为了确切把握小说描写的特定环境，他曾站在北京中国历史展览馆的展厅里，面对着那一个个贴着‘不许照相，不许抄录’的展柜，把毛泽东主席、党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场的一些重要电报手稿，一一字斟句酌地研究比较，在心里默记了下来……”
　　展览馆关门了，他们走到长安大街时，天已经黑了。罗广斌还沉浸在兴奋之中，他对毛泽东充满崇敬，向杨益言说：“毛主席手稿上的每一处改动，每—个字的增删，都极精确极科学地反映了每个战役的特性。看见了这些电报手稿，就好象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在迷雾中突然看见了灯塔。你看，我们不正是这样的吗！”此时他当然不会想到，5年多后他就将死于最崇拜的毛泽东亲手发动的大浩劫中……罗广斌经常每天写作十六、七个小时。经过几次大改、重写，最后写成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废弃的原稿达二三百万字之多……《红岩》出版于1961-12月，很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重视，不到两年，多次重印累计达四百万册。到80年代，共印行二十多次，发行八百多万册，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在60年代，这部长篇被评论者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书中宣传了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在中美合作所监牢里的种种斗争，其政治性、文艺性、趣味性都很强。小说出版后，迅速被改编成电影、戏剧、舞蹈、歌曲等各种文艺样式，在中国大地广为传播。书中的正面人物江姐、许云峰、成岗等，反面人物徐鹏飞、毛人凤、猫头鹰等人，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可以说：《红岩》是新中国建立后，一部影响面最大、政治意义最强的小说。
　　马识途在《红岩》的写作上也出了不少力。《中国青年》杂志1962-1l期上，发表马识途的《且说红岩》，幽默地把罗广斌比作“母亲”，把自己比作“最关心这个孩子出世的”、“站在—旁傻笑”的“父亲”，这位中共地下党的老领导人之一的马识途没想到：几年后他将被打成四川“三家村”的“黑掌柜”，这些话成了“黑话”……近年评论家认为：“《红岩》约10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创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作者从权威论著、从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的其他人那里，获取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加工的依据，放弃‘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而代之以新的理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见《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段评论虽宛转，意思不难明白：《红岩》是一部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作品。

三：《红岩》“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大毒草”
　　1966-5月后，狂潮骤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神州。
　　《红岩》这本小说写得非常“革命化”，但“文化大革命”中被指控为：“是在原西南局、省、市委内一小摄党内走资本上义道路当权派的直接指导下，并得到旧中宣部大力支持，由叛徒罗广斌等一手炮制出来，以吹捧刘少奇的‘白区工作经验’为目的的大毒草！”
　　“写得这么革命化的小说，都成了‘毒草’？”当时尽管什么都敢“批判”，但把《红岩》说成“毒草”，无数人还是不可思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人谈到这个话题也奇怪地问：“《红岩》被认为’共产主义教科书’，全书红彤彤一片，还怎么批判？”
　　看一看文化大革命中怎么给《红岩》定罪，就能让人更深刻地认识什么是“文字狱”，感慨活在当年有多难！毛泽东那时有句“最高指示”流行天下：“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当年“毒草”和“牛鬼蛇神”无处不在，《红岩》成了特大“毒草”，首先批判“罗广斌掩护大特务杨钦典”，批判者说：罗广斌美化杨钦典，是重庆解放前杨“有意释放罗广斌等叛徒，让他们潜伏下来”……
　　“为叛徒翻案”、“反毛泽东思想”成为《红岩》另一个大罪状；批判者又恶狠狠地把“美化敌人”说成《红岩》第三大罪状。
　　批判者把《红岩》同国家主席刘少奇写的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列，气势凌人批判道：“小说《红岩》和《论修养》一样，颠倒历史，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又因为小说披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带有十分强烈的欺骗性，蒙蔽了一些好人！……从沙坪坝书店的开办失败，挺进报的暴露，许云峰、江姐、成岗、余新江等大批革命者一个一个地被捕，以至后来，在狱中洒下鲜血，迎着敌人的屠刀，又一个一个地壮烈地牺牲……可以这样说，《红岩》作者所急于宣扬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必然失败的历史，地下斗争必然失败的历史，人民战争必然失败的历史！也更是一部为中外反动派树碑立传的历史！”②

四：从被批判到“造反”
　　1966-5月后，文化大革命狂潮已席卷神州大地。马识途、沙汀、李亚群等文艺宣传部门重要领导人，被当时的四川省委定性为“三家村”黑线头目，痛加批判。
　　三十年代的文化人、重庆市主要领导人任白戈以及肖泽宽也被上面抛了出来，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罗广斌自然被说成“一根线栓住的蚂蚱”。1966-6-22日进驻重庆市文联的中共重庆市委工作组，收缴了罗广斌等人的创作笔记，准备批判……罗广斌惶恐不安，1966-7-15日被迫写“检举”材料说：“小说中没牺牲的人物篇幅写得少，多是完全虚构，如对李敬原的描写，他有斑白的发丝等等，历史上便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心目中，则是想按着刘少奇同志这样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写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大、中学的学生娃娃们被别有用心地捧为“天兵天将”、“小闯将”，成为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写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
　　“罗氏交出了‘斑白的发丝’和后台老板……无怪乎《红岩》出世后，得到旧中宣部混蛋们拍手叫好。肖泽宽在1962年冬，还大肆鼓吹：‘中宣部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认为是白区党的斗争史，就到此为止了……’（意即最高峰），这正说明肖泽宽、罗广斌等人与旧中宣部阎王殿是一丘之貉！”
　　不是红卫兵胆子大，敢骂中共中央宣传部，而是毛泽东对不听他招呼的中宣部下过诛语：“中宣部是阎王殿”，他要鼓动“小鬼造反”去打倒阎王！于是红卫兵们“上挂下连”的“大批判中”充满火药味和谩骂，《红岩》成了“一株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吹捧刘少奇的大毒草”！
　　《红岩》大受批判之时，全国各地“大串联”的红卫兵潮水般涌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新修的展览厅成了最好的红卫兵“接待站”，涌进了数以万计看稀奇的“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旗插遍歌乐山间，“反革命的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的歌声响彻云霄……文物工作室里的展品文物被洗劫一空，除了杨虎城、叶挺没有被禁止宣传外，其他烈士概不准宣传，都有“叛徒”嫌疑。
　　罗广斌难逃劫难，运动开始不久，就成为批判靶子：首先针对其“反动家庭出身”，大骂他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骂他包庇“反动父母”； 第二说他炮制《红岩》“反动”小说；第三，揭发他是“叛徒”！
　　当年毛泽东这样一条“最高指示”最为流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还被谱成《语录歌》，城市的大街小巷、农村的田野山岗……每天高音喇叭中吼得吓人！当然，这是奉命“造反”，是造刘少奇等人的反，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是万万不能造的……
　　“造反”成了时髦语，“造反”也成了保护神──要想不挨别人整，就快起来“造反”！能够有资格“造反”，说明你还是“人民”之一。不允许“造反”的人，就是那些打入十八层地狱的“黑五类”！红卫兵常常横眉竖眼吼道：“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老子就是要你们不准乱说乱动，再踏上一只脚，叫龟儿一万年休想翻身！”
　　总受批判的罗广斌忍无可忍了！1966-10-23日，罗广斌写出《致文联机关全体同志的一封信》，这是他的“造反宣言”。他还在市中心“解放碑”广场慷慨激昂地与市委工作组“大辩论”、痛斥他们的“反动路线”！于是罗广斌成了重庆家喻户晓的“造反派”……他自认“态度鲜明，斗争坚决”，因为坐过牢不被上级信任，只是十五级干部，“许多会议不能参加，许多报告不能听，许多文件不能看”……他面对许多揭发他的大字报，他宣称：“我不是叛徒，我的作品没有问题……”
　　《红岩》大受批判之时，全国各地无数串联的红卫兵潮水般涌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等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声让歌乐山地动山摇……但毕竟文化大革命前中共有关方面大力赞扬小说《红岩》，还据此拍过电影《烈火中的永生》。许多人仍崇拜作者。许多红卫兵来渝串联，参观白公馆、渣滓洞原国民党没置的监狱。罗广斌就为他们作报告，还录了音。红卫兵来访时，自己抽不出身时，就每天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播放录音。1966-11-27日，在重庆体育场召开“11·27集中营烈士纪念大会”，罗广斌还以“大屠杀越狱英雄”、“革命作家”、“造反派”等多重身份在红卫兵簇拥下绕场一周亮象。于是诸如“向革命老前辈罗广斌同志学习！致敬！”“强烈要求市委给罗广斌等同志平反！”……巨幅标语贴满了文联机关里里外外的墙壁。文联的大门上还贴出—幅赞颂罗广斌的对联：

想当年无辜系狱犹青松临风立，
到而今横遭诬陷似红梅傲霜开。

—些人当然不满了，攻击他“以烈士战友自居，把自己巧扮成‘越狱’的英雄，到处做报告，编造事实，哗众取宠，渲染自己……”
　　1966年底，重庆发生“12·4武斗事件”，几派冲突中死伤—些人。罗广斌等人非常痛心和愤怒。12-5日，他在声讨所谓“保皇派”重庆工人纠察队时扬臂高呼：“打倒‘黑市委’！解放山城重庆！”罗广斌等人以“文联全体革命同志”名义，写出大字报《愤怒控诉制造12·4大血案的重庆市委会》。又在12-5日给“党中央、毛主席拍发电报”说：“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向您报告……当场打死多人、打伤一百余人”。混乱年代，难免词语夸张，一些人又借机攻击罗广斌等人“伪造事实欺骗毛主席、党中央，欺骗革命群众！”③
　　12-9日，罗广斌和北京南下的红卫兵以及重庆造反派组成“12·4惨案”上京告状团，他还掏钱买了十多个人的火车票。罗广斌政治上很敏感。虽然自己从被批判的角色，变成不再挨整的“革命造反战士”，在风云变幻、正反人物常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中，他惴惴不安。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反”，罗广斌随大流跟着干，但他深感前途险恶莫测。
　　“搞得好，我这次是大英雄；搞得不好，对不起，我是个大右派！”这是罗广斌在1966年底最初起来“造反”时，对文联干部所讲的话。正因为如此，罗广斌深知反对他的人对他虎视眈眈。罗广斌不得己，活动时常用当年搞地下工作的形式。后来“8·15派”攻击说：
　　罗广斌时而气壮如牛，时而胆小如鼠。害怕时，出门要人保镖，怕革命群众揪他；门上安告警电铃，睡觉也要人保护，罗广斌上京‘告状’，临上火车，碰见文联一位干部送孩子上成都，吓得回头就跑，到火车开动时，才从暗角里一步跳上车厢。当时的打扮是鸭舌帽压住眉梭，大口罩遮到眼眶，大衣领竖得很高……到了北京用化名、暗号和重庆方面联系，行动诡秘。罗广斌可以一口气狂笑四、五分钟。掏出烟来，厚厚的抹一层万全油，一口气抽它小半截。然后烟头一扔，又抹又抽……④
　　12-17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持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师大会”。罗广斌是唯一在大会上发言的外地造反派代表。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都出席了大会。会上，他还通过“红三司”将一大摞“告状材料”交给了周恩来、江青……罗广斌不“造反”，不—定死于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受批判者太多太多，随时间推移，罗广斌也许就算不了引人注意的人物了。但不幸，罗广斌后来不仅引人注意，而且成了重庆地区两大派系激烈斗争的焦点──他的惨死似乎就很难幸免了。

五：罗广斌被绑架关押突然跳楼惨死
　　罗广斌“造反”了，当了过河卒子、就只好拼命向前，具特殊色彩的他卷入了重庆政治斗争漩涡中心……
　　那年头天天高吼“阶级斗争”、“打到一切”、“造反有理”，还一度叫嚣过“红色恐怖万岁”！1966-9月，在拳打脚踢、辱骂斗争中诞生的“重庆大学8·15战斗团”， 是重庆势力最为庞大的红卫兵组织，后来同许多工人、农民造反组织联合，形成影响全川的 “重庆地区8·15派”，人数据称有100万以上……文化大革命当局要打倒刘少奇及各省市的支持者──所谓的“走资派”，就要鼓动红卫兵等人去“夺权”。1967-1月，寒气逼人，受毛泽东拍掌叫好的“上海1月夺权风暴”却闹得热火朝天、并狂飚般迅速波及全国。1-24日，“8·15派”风风火火夺了重庆市大权，建立“革联会”。为争权夺利，“8·15”派营垒内大分裂。
　　1967-2-1日，因不满“8·15派吃整笼心肺”，另一支“造反派”头头黄廉等人建立了“联络站”，反对“革联会”的“单方面夺权”。罗广斌也去应邀去“联络站”开了几次会。后来“联络站”招兵买马，联合成立起重庆“反到底派”，因要砸烂“革联会”，故又称“砸派”，成为堪与“8·15派”抗衡的重庆地区另一个大型派性山头。
　　1967-4-21日，“砸派”的“西师8·31”在北碚与“8·15派”大打出手，两大派对抗白热化。重庆武斗，全国出名。两大派动用各种现代化武器，包括当时最先进的双管高射炮等援助越南的尖端武器。打毁一百多幢楼房，打沉无数江轮，死伤人数多得无法准确统计……罗广斌从“8·15派”中分化杀了出来，被骂成“砸派”的“催生婆”之一。③后来“砸派”和“8·15派”成为生死冤家，打得你死我活，“8·15派”当然对罗广斌恨之入骨。而当时，毛泽东坚决支持上海的“一月夺权风暴”，罗广斌反对重庆“革联会”，就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大罪！
　　外地红卫兵当了讨罗先锋。“北航红旗”（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团）驻渝联络组、“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哈尔滨军工学院的著名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是其中成员）“鬼见愁战斗队”等组织首先举起“揭发大旗”。紧接着，“8·15派”中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及文化人“造反派”为主的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工农兵文艺兵团”也一窝蜂跳出来起“揭发”罗广斌。
　　由于“8·15派”势力赫赫如日中天，罗广斌及其亲密战友们，似乎感到孤立。连“联络站”黄廉等人的“造反军总部”也隔岸观火发表声明：“我们和罗广斌没有关系……”有的检查上了当（如“砸派”的西南师范学院红卫兵“8·31”纵队）：“我们被罗广斌牵着鼻于走了。”连同罗广斌关系很好的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 驻渝联络站某些人也只是不冷不热说：“罗广斌的问题我们要调查，他可能是最红的，也可能是最黑的！”
　　“8·15派”对罗广斌等人孤立境况欣喜不已，他们引用毛泽东诗中的话嘲讽：“有几个苍蝇碰壁，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这时，杨益言、刘德彬、胡蜀兴（罗广斌夫人）等成了罗最可信赖的战友。还有许多人写出保卫罗广斌的传单四处张贴：如以文联红卫兵名义写出《罗广斌是个好同志！》，化名“永红一战士”写出的《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谁？》……罗广斌的处境非常危险，不敢再回家，东躲西藏。1967-2-3日，他躲进文联一干部屋子里；4日，又躲进另一家，还请别人把门锁起来；5日，罗广斌取出存款，计划逃走。
　　但是已来不及了，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上海张春桥等人“一月夺权风暴”，重庆“8·15派”对罗广斌胆敢“太岁头上动土”大为愤怒，决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2-5日，重庆建工学院“8·18”、西南农学院“8·26”、北航“红旗”和“哈军工”等各路人马杀进文联来了。罗广斌连忙把自己锁在—间小屋内，一声不吭。刘德彬等出面撒谎：“罗广斌出去了。”但从房门的锁眼里，“革命小将”看到里面躲得有人，于是踢开了门，把罗广斌抓走了。
　　杨益言、刘德彬不能在重庆救罗，只好搜集大量材料，先后跑到北京为罗广斌告状喊冤。
　　1967-2-5日下午，红卫兵把罗广斌送到重庆建工学院建筑物理教研室二楼看管，6日晚上转到242部队的八一楼三楼，由建院“8·18”和西南农学院“8·26”红卫兵看管，强迫他写“认罪材料”。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支持“一月夺权风暴”，罗广斌反对重庆“革联会”，成为弥天大罪。罗广斌虽尽量镇静，但内心极度不安和惶恐可以理解。他不能预测这些无法无天的“小闯将”如何处置他。
　　他多次向看守他的人发问：“你们不会把我当作敌我矛盾吧？工作组也最多把我划为三类干部当成内部矛盾！”（作者注：文化大革命初期进驻各单位的工作组把人员划分为四类，三类为“有问题的”） 罗广斌也弄不清楚抓他的人是谁，向看守打听：“你是重大‘8·15’的吧？是学生吗？”又自言自语：“不，你不是学生，你是干部？”
　　罗广斌外表镇定、显得有修养，但又明显透露身陷虎口的无奈。他对看管他的人很谦逊，要做什么事，总是先问可以吗？然后说谢谢。因为他已猜到看押他的是瞎胡闹的学生娃娃，他要让自己的文明行动使红卫兵知道他不是坏人。但一旦屋内来了身份不明的生人时，他就立即停笔，眼睛一直看到来的人离开为止，处处表现出内心的警觉与不安。他已估计到别有用心的人将在他身上大做文章！
　　2-8日，242部队广播了《罗广斌该抓》的广播稿，这个广播稿绘声绘色披露了罗广斌是“叛徒”的细节，声调激昂的说：“罗广斌这个大叛徒，是重庆黑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包庇下来的……罗广斌打着‘造反’旗号跳出来，完全是挺而走险，孤注一掷，妄图伺机为四川和重庆的‘走资派’翻案！……”
　　这篇广播稿，对罗广斌打击太大。他深知动荡年头，是非难以说清。罗广斌就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勉强写他狱中生活和怎样出狱的交待，写写停停，一支烟接一支烟的抽，极端烦躁。他几次想向看管的红卫兵申诉、辩驳，但红卫兵不理他……他只好闷着头抽烟。直到9日晚上。看押他的红卫兵发现他深夜12点才倒在床上，整夜翻来复去，睡不安宁。
　　第二天，1967-2-10日，罗广斌死了，死时年仅43岁。
　　他是怎么死的呢？事后关押者是这样讲的：

　　10日上午8时半左右，他在三楼卫生间小便和洗脸，一个姓张的同学（建院“8·18”红卫兵）在厕所外守候他。罗广斌把他的大衣、围巾、帽子，脱下来挂在厕所壁上，把钢笔、手表放在大衣袋里，然后爬上窗台。姓张的同学在门外守了约一两分钟，不见罗广斌出来，转身进门。一看，罗广斌已在窗台上弓身欲跳了。张急忙喊了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假惺惺地吼了一句：“共产党万岁！”冲着三楼下的一块石阶跳下去，脑袋砸在石梯坎上，当即头破血流，脑浆四溅……关押他的屋内，罗广斌留下一本《毛主席语录》下面压着一封写给当时被吹捧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的信，上面大标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此信迅速被前来验尸的公安局收缴。在作者所保存的文革资料中，有张罗广斌死后所摄照片。罗右侧半边脑袋摔得稀烂，面部有一矢状裂口，大约27.5cm（由颈部后缘至面部鼻尖），残剩的一只左眼，瞪得挺圆，其状十分惨烈恐怖。可想他一定死不瞑目！死之前高吼“共产党万岁！”，红卫兵说是“假惺惺”，实在不合情理──即已将死，还假什么？

　　罗广斌是“自杀”的吗？
　　罗广斌的夫人胡蜀兴，始终认为罗非“自杀”。据马识途说：

　　在罗广斌死的前一天，有人送来一张罗广斌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说，他一切还好，要她带钱和粮票去。看样子他是准备长期斗争下去的，哪里有一点自杀的迹象呢？他在自认必死的国民党监狱里，还总是那么乐观和活跃，现在不过是造反派抓了他，他凭什么要自杀？据胡蜀兴说，罗广斌死了后，有人来通知她，说罗广斌跳楼自杀，就要送火葬场，要她去看一下。胡蜀兴闻说大惊，她匆匆赶去。奇怪的是，只叫她在远远的地方看一下，不让她走近去，她看到罗广斌的头上有一个大裂口，惨不忍睹……她要求在没有检验尸体作出结论前，不能送火葬场火化。但是根本不听她的，便匆匆地送到火葬场去火化了。这未免太叫人奇怪了……⑤

　　胡蜀兴和战友杨益言、刘德彬等人，事发后上北京告状，坚持认为“罗广斌是被重庆地区的反革命势力谋杀的”。有力证据，就是悲痛欲绝的胡蜀兴目睹了遇难者现场，发现罗广斌是被“敌人谋杀”的：“现场被破坏了”、“窗台和水池都没有脚印，未见蹬跳痕迹”……但重庆大学“8·15派”矢口否认罗广斌被谋害。当时同胡蜀兴一道去看现场的有文联的周世国。“8·15派”广为散发周世国叙述的传单、小报，以证实罗确系“自杀”。周世国说：

　　2-10日下午，我和胡蜀兴一进去242（部队）看罗广斌。那时我以为是开他的斗争会。到了马家堡一间会议室里，公安局的同志给我们说：“罗广斌畏罪跳楼自杀了。”胡蜀兴从那时起就一直嘟着嘴，发呆睹气。要她去看现场她不走，催几次才去，去了也不认真看……公安局的同志先带我们去看的三楼，把我们引进卫生间，说明罗广斌是从这儿跳的楼，把罗广斌生前脱下的大衣、围巾、帽子等交给胡蜀兴看，还叫胡蜀兴去看窗台上的脚印。脚印是非常清楚的，看得出皮鞋底的花纹斜向着楼下那石梯坎，充分说明罗广斌是安了心寻死。胡蜀兴当时一直站在门外，根本没有进屋，叫她看她也不看。下楼后，又看跳下来的现场。
　　罗广斌的尸体经过公安部门检验后，已被拉到火葬场去了，但现场还是保留着的。脑浆迸溅的地区用席子遮盖，外面用石灰划出了界限。罗广斌触地的石梯坎上，还留得有些头皮和头发……据检验尸体的同志介绍：罗广斌从后脑起砸开了27cm多的裂口，脑汁都迸出来了。我看到情况是：除席子遮盖处有比较大的一块脑汁外，周围都还溅了一些骨渣，残汁和血点，离他跳楼的窗口也不远……当时胡蜀兴是站在一级梯坎上不动，指点情况给她看，她只用眼角扫一下，腰也不弯，甚至连颈项都不转一转。公安局同志给她介绍情况，她也不听。

　　“当时来看罗广斌自杀现场的人比较多，除242部队的学员以外，附近煤矿设计院等机关的职工，甚至一些居民都来看了。文联的—些职工和外地来的同学得到消息后也来看了。公安局验尸的同志和看守的同学介绍情况都很详细具体。当时谁也没有对他死产生疑问，胡蜀兴也没有提出任何疑惑。她只是木瞪瞪的站着，赌气。因为罗广斌畏罪自杀的证据太确凿了，现场情况毫无空子可钻，之后，公安局的同志用车把胡蜀兴送到火葬场去看尸体。我没有一道去，就回机关了。”③
　　如果上面周的叙述确是事实，只能理解为：胡蜀兴不能接受亲人骤遭惨死的残酷现实，悲痛欲绝，并非什么“赌气”。

六：围绕“自杀”、“谋杀”的大辩论
　　文化大革命中，两三个人就可以扯出旗号成立组织。重庆市文联内三个群众组织“红卫兵战斗组”、“烈火战斗组”、“烈风战斗组”，成员只有19人。机关中小学生的娃娃也拉起一个山头“杀杀杀战斗团”……罗广斌死后，都被宣布为“保罗反动组织”，成员大倒血霉。
　　胡蜀兴、杨益言、刘德彬等跑到北京告状，得到不少人支持，并在首都开追悼会。张羽（中国青年出版社《红岩》责任编辑）也以知情者身分，很悲痛地在会上发言。他对罗广斌的所谓“叛徒问题”、《红岩》成书经过等，对“8·15派”攻击之词，进行有力的澄清、辩驳。他讲得声泪俱下、慷慨激昂，令听者动容。到会者愤怒地振臂高呼：“把杀害罗广斌的凶手揪出来！”胡蜀兴更是悲痛万分，她和杨益言、刘德彬在发言中一致认为：“罗广斌是被重庆‘革联会’、‘8·15派’等黑势力害死的”！
　　张羽的控诉发言作了录音，流传各地；又先后以《不准污蔑〈红岩〉》和《罗广斌与〈红岩〉》为题，在为罗广斌翻案的专刊《红岩战报》等处刊载，一再发行，流传甚广。许多北京红卫兵也为罗之横死打抱不平，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就印刷了数十万份材料四处散发。
　　于是，围绕罗广斌是“自杀”还是“谋杀”的争论轰轰烈烈流传全国，成为当时国内影响重大的事件。
　　北京大学学生朱学文、李景屏，最崇拜革命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他们“大串联”运动初期时就来重庆，追随罗广斌多时。罗广斌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讲：“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干革命的时候，我们就下定了决心，就譬如我们当时没有出中美合作所，这条命是捡来的，要随时准备掉脑袋！”同样的话也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羽说过：“权当17年前没有从集中营里活着出来，权当多活了17年！”
　　所以，朱学文、李景屏等无数人说：“这充分说明了是罗广斌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他怎么会自杀呢？”他们专门出了《红岩战报》，为罗广斌鸣冤昭雪。
　　而当时攻击罗广斌是“叛徒”、是“自杀”的群众组织，主要有重庆“工农兵文艺兵团”、重庆市“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市“文联尖兵战斗队”、“西南农学院‘8·26’星火燎原战斗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8·18战斗团”、重庆大学“8·1 5战斗团”、哈尔滨军工学院“红色造反团鬼见愁战斗队”、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公社驻渝联络站”……可别小看这些杂七杂八的草头组织，当年可是名震国内！前几个是重庆红卫兵和重庆文艺界人士组成的帮派组织，后两个是连中央文革也不敢小觑的“王牌军”。这些组织联合起来，出小报、传单，还印出十多万字的专刊《打倒叛徒罗广斌》，对罗广斌无情“鞭尸”。
　　于是，两个阵营形成了，在重庆、在四川、在全国展开“大辩论”！
　　保卫罗广斌的《红岩战报》上说：
　　“罗广斌被抓走关押期间，曾两次带出纸条子向家里要东西。这说明罗广斌同志是准备和敌人长期坚持斗争，丝毫没有死的念头。在国民党白公馆那样黑暗的监狱中，他也铮铮铁骨，如此坚强的他哪会去自杀呢？！”⑥ 罗广斌夫人胡蜀兴更深信这一点。

　　“鞭尸”者则谩骂似声辩道：
　　“这两张纸条就是《红岩战报》上所谓的敌人叫罗广斌写的，替罗广斌带回家的，原因就在于罗广斌极端狡猾要‘较长期有斗争’，因此我们才叫他把日用品、香烟和钱粮带去……对他既未刑讯逼供，又未开会斗争，生活上还对他作了照顾，三餐给他送去，晚上两条被子，时间自己安排。他想抽好烟，穿便鞋，就叫他写纸条给胡蜀兴送去，还派人去取这些东西。可惜的是，这场‘斗争’，罗广斌不敢‘坚持’，要他交待出狱问题，他就慌忙地砸烂了自己的狗头……” ③

　　《红岩战报》认为罗非“自杀”的另一条理由是：“罗广斌体重150斤，怎么跳到离窗口4m多远的地方呢？这难道不是被谋杀的最大疑问？”⑥

　　“鞭尸”者振振有词反驳：
　　“罗广斌体重150斤，这是事实，恐怕还不止。至于他是否能跳出4m远？须知他不是在平地跳远，而是由10m多高的三层楼上往下跳。跳在离墙根4m左右的地方，有什么奇怪的？” ③
　　《红岩战报》上说：“在罗广斌的语录本上，写了一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他并不‘畏罪’，反而心地坦荡、信心十足的表现！说明他决不会自杀！”⑥

　　“鞭尸”者又声辩：
　　“其实，这句话无非是罗广斌‘黑夜独行吹口哨，在壮自己的胆’罢了。在《毛主席语录》本内还发现有一张照片（中美合作所全景），背面写的是：‘这照片和语录本是胡蜀兴的。1967年春节’（就是罗广斌自杀的前一天）……这才是他的绝笔！”③
　　“鞭尸”者说得气壮如牛，当时又是他们一派掌权，故罗死于“自杀”似乎铁案如山。而胡蜀兴、杨益言等人鸣冤呐喊也就显得势单力薄了。“自杀”？“谋杀”？“想逃跑不慎坠楼身亡”？……种种说法不一。本文作者根据手头大量材料，认为罗广斌是“自杀”的。

七：对罗广斌的政治审查和江青的胡言乱语
　　1949-11-30下午，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重庆。罗广斌在“11·27大屠杀”中和原川军将领（民主人士）周绍轩逃在一起。他俩越过歌乐山路到白市驿，在周的旧部某团长家中躲了4天，后到“脱险同志联络站”报到。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解放后，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者中，确有两手沾满死难者鲜血的叛徒，如冉益志。冉曾在渣滓洞监狱中劝诱罗广斌叛变，后国民党加封冉为中校特务专员。解放军打到重庆，被遗弃的叛徒特务如丧家之犬。冉无路可走，竟异想天开到“脱险同志联络处”蒙混碰运气。冉益志原为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上午被捕，下午就叛变，供出一大批人。《红岩》书中浦志高就基本以他为原型。
　　了解这些，就容易理解此后中共方面为什么要多次审查罗广斌等脱险者了。《红岩》出版之后，罗广斌声誉鹄起，成了有名作家。重庆有关方面，也感到在罗的“历史问题”中留个“尾巴”不妥，于是写了一份关于罗广斌情况的报告。罗广斌的出狱问题最终有了“结论”，即“敌特有意释放，而罗等人是乘机逃脱。”“8·15派”披露当时中共有关方面“结论”是：“敌特既然是采取由他们自己去逃命的方式释放，并没有正面的说释放他们而被释放的人自认为是乘机‘越狱逃跑’，这是可能的。但是罗广斌同志在交待这一问题时，有虚拟情节，夸大个人作用的情况。”③
　　罗广斌生前万没想到的，“8·15派”骂他是“叛徒”尚可理解；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居然也向自己大泼脏水。原来，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8年初，因武斗频繁硝烟四起，民不聊生。1968-3月初，文化大革命当局为尽快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北京为四川办了有5,000多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3-15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人，作了影响重大的《3·15讲话》。这次会议中，江青口无遮拦，信口开河讲了许多话，如：
　　杨尚昆是恶霸地主，他的亲属没有好的……（杨超）当然是自首的，是右派黑格尔……（按：杨超是原四川省委书记。）弄个廖井丹（成都市委书记）来，他也是个呀呀乌……因为一个剧叫我调查，华莹山我做了调查，碰见鬼，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莹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兰：某某某支持万县的翻案风）这个老头不甘心寂寞的。肖华的老婆是他的侄子，她妖精得很，还涂脂抹粉，还要画眉。
　　王光美是大特务，是美国特务，刘少奇是大叛徒，四次叛变，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见《中央首长3·15讲话》，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印，1968-3月）
　　这些信口开河，东一榔头西一闷棒，打倒许多人。江青讲话充满刁横和无聊，仗势欺人。她所讲的“一个剧”，指欲把《红岩》改编的京剧。她“金口乱开”不打紧，当事者则倒大霉，灾难深重。就因为她“叛徒太多了”这句话，川东、川西地下党成员以及罗广斌等人直至文化大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冤案长期难以平反……

八：罗广斌惨死谜案留给后人的思考
　　1976年，“四人帮”垮台，全国各地平反冤狱。1978-11-11日，重庆市为罗广斌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四川作家协会主席、与罗广斌历史关系甚深的马识途为此感叹说：
　　“四人帮垮台后，罗广斌的冤狱自然应该平反，然而拖了几年，没有结果。是一些朋友联名申诉，才正式为他平了反。然而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一直讳莫如深，只给下了个‘被迫害而死’的结论。于是罗广斌这个冤案便这么不明不白地收了场，到底他杀而死还是自杀而死，至今没有结论……”⑤
　　马识途说罗广斌之死成了“千古之谜”。
　　但我以为：罗广斌死于给全中国老百姓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即使死于自杀，丝毫不能减轻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深深憎恶。
　　《红岩》热情讴歌共产党人为建立新中国洒热血舍性命的斗争精神。新中国诞生了，而刘少奇、贺龙、陶铸……到老舍、傅雷、罗广斌……许许多多共产党人却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被迫害致死”。这些，将给后人留下无穷尽的思考。

注释
　　①（参见《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三辑250页杨益言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见文化大革命时期重庆“反到底派”中一支大的红卫兵组织“重庆建工学院8·18”办的小报《8·18战报、批判大毒草〈红岩〉专辑》，1967年10月15日，总第32期》
　　③（见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界群众造反组织“重庆工农兵文艺兵团”，1967-11月编印的《叛徒罗广斌》）
　　④（参见文化大革命时期《工农兵文艺战报》，四川省文联群众组织“成都工农兵文艺革命造反兵团”主办，1967年3日26日，报社在布后街省文联内）
　　⑤（见马识途载于1987年《龙门阵》上的一篇回忆文章。）
　　⑥（见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红岩战报》，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东方红公社、中国青少年出版社革命造反兵团合编，1967年5月。这是保卫罗广斌的。）

图片说明
　　图1.罗广斌摄于60年代初，此时的罗广斌神采飘逸，对未来充满希望。
　　图2.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罗广斌的“重磅炸弹”──重庆工农兵文艺兵团编印十多万字的专辑《叛徒罗广斌》刊物，在罗横死之后仍向其大泼脏水。
　　图3.各种批判罗广斌的小报当年铺天盖地。
　　图4.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说《红岩》被打成“大毒草”，罗广斌于1966年7月被迫写的“检查”底稿。
　　图5.罗广斌被绑架关押，跳楼惨死前将衣帽留在洗漱间的现场情景。
　　图6.当年罗广斌被关押而惨死的楼房现场情景。
　　图7.罗广斌惨死情景，其面目全非、脑袋粉碎、仅存的一只眼睛死不瞑目圆睁，似在愤怒抗议……（注意：为保存当年第一手真实图像资料，有的图片上有“造反派”污蔑罗广斌的批判言辞，不作删除，以存原貌）。
　　图8.本文作者郑光路与80高龄的马识途在四川省作家协会2001年春节团拜会上合影（马识途文化大革命前为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罗广斌参加革命的领路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四川“三家村”的“黑掌柜”、“大毒草”《红岩》的“幕后策划者”，详情见内文……文革结束后他多年担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转自 巴蜀网
http://www.phoer.com/bbs/thread-867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