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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作者罗广斌文革惨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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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31 10:1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66年5月后,“文化大革命”狂潮席卷神州大地。《红岩》这本写得非常“革命化”的小说,居然被指控为“是在原西南局、省、市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直接指导下,并得到旧中国宣传部大力支持,由叛徒罗广斌等一手炮制出来,以吹捧刘少奇的‘白区工作经验’为目的的大毒草!”“为叛徒翻案”、“反毛泽东思想”、“美化敌人”,成了《红岩》的三大罪状。批判者把《红岩》同国家主席刘少奇写的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列,气势凌人地批判道:“小说《红岩》和《论修养》一样,颠倒历史,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从沙坪坝书店的开办失败,《挺进报》的暴露,许云峰、江姐、成岗、余新江等大批革命者一个接一个地被捕,以至后来,在狱中洒下鲜血,迎着敌人的屠刀,又一个一个地壮烈牺牲……可以这样说,《红岩》作者所急于宣扬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必然失败的历史,地下斗争必然失败的历史,人民战争必然失败的历史!也更是一部为中外反动派树碑立传的历史!”②④马识途、沙汀、李亚群等文艺宣传部门的重要领导人,被定性为“三家村”黑线头目,痛加批判。罗广斌自然被说成“一根线拴住的蚂蚱”。1966年6月22日,进驻重庆市文联的工作组收缴了罗广斌等人的创作笔记,准备批判……罗广斌惶恐不安,1966年7月15日被迫写“检查”材料说:“小说中没牺牲的人物篇幅写得少,多是完全虚构,如对李敬原的描写,他有斑白的发丝等等,历史上便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心目中,则是想按着刘少奇同志这样正确代表写的)……”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大、中学的学生娃娃们被别有用心地捧为“天兵天将”、“小闯将”,成为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写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罗氏交出了‘斑白的发丝’和后台老板……无怪乎《红岩》出世后,得到旧中国 宣传部拍手叫好。肖泽宽在1962年冬,还大肆鼓吹:‘中国宣传部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认为是白区党的斗争史,就到此为止了……’这正说明肖泽宽、罗广斌等人与旧中国 宣传部阎王殿是一丘之貉!”《红岩》大受批判之时,全国各地“大串联”的红卫兵潮水般涌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新修的展览厅成了最好的红卫兵“接待站”。“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旗插遍歌乐山间,“反革命的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的歌声响彻云霄……文物工作室里的展品文物被洗劫一空,除了杨虎城、叶挺外,其他烈士概不准宣传,都有“叛徒”嫌疑,都在“打倒”之列。罗广斌从运动开始不久,就成为批判靶子:首先针对其“反动家庭出身”,大骂他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第二说他炮制《红岩》“反动”小说;第三,揭发他是“叛徒”!当年有这样一条“最高指示”最为流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种“造反”,是号召造刘少奇等人的反。“造反”成了时髦语,“造反”也成了保护神———要想不挨别人整,就得起来“造反”。受批判的罗广斌忍无可忍了。1966年10月23日,罗广斌写出《致文联机关全体同志的一封信》,这是他的“造反宣言”。他还在市中心“解放碑”广场慷慨激昂地与市委工作组“大辩论”,痛斥他们的“反动路线”!于是罗广斌成了重庆家喻户晓的“造反派”。他自认“态度鲜明,斗争坚决”。因为坐过牢不被上级信任,只是十五级干部;“许多会议不能参加,许多报告不能听,许多文件不能看”……面对许多揭发他的大字报,他宣称:“我不是叛徒,我的作品没有问题……”《红岩》毕竟是“文革”前各方面大力赞扬的小说,还据“文革”中批判罗广斌的“重磅炸弹”———重庆工农兵文艺兵团编印的十多万字的专辑《叛徒罗广斌》,在罗横死之后仍向其大泼脏水223四川此拍过电影《烈火中永生》,许多人仍崇拜它的作者。许多红卫兵来渝串联,参观白公馆、渣滓洞时,罗广斌就为他们作报告,还录了音,每天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播放。1966年11月27日,在重庆体育场召开“11.27集中营烈士纪念大会”,罗广斌还以“大屠杀越狱英雄”“革命作家”、“造反派”等多重身份在红卫兵簇拥下绕场一周亮相。于是诸如“向革命老前辈罗广斌同志学习!致敬!”、“强烈要求市委给罗广斌等同志平反!”的巨幅标语贴满了重庆。文联大门上还贴出一副赞颂罗广斌的对联:“想当年无辜系狱犹青松临风立,到而今横遭诬陷似红梅傲霜开。”一些人不满了,攻击他“以烈士战友自居,把自己巧扮成‘越狱’的英雄,到处做报告,编造事实,哗众取宠,渲染自己……”1966年底,重庆发生“12.4武斗事件”。罗广斌等人非常痛心和愤怒。12月5日,他在声讨所谓“保皇派”重庆工人纠察队时扬臂高呼:“打倒黑市委!解放山城重庆!”罗广斌等人以“文联全体革命同志”名义,写出大字报《愤怒控诉制造12.4大血案的重庆市委会》。又在12月5日给党中央、毛主席拍发的电报中说:“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向您报告……当场打死多人、打伤一百余人。”混乱年代,难免词语夸张,一些人又借机攻击罗广斌等“伪造事实欺骗毛主席、党中央”!12月9日,罗广斌和北京南下的红卫兵以及重庆造反派组成“12.4惨案上京告状团”,他还掏钱买了十多个人的火车票。罗广斌政治上很敏感,在风云变幻、正反人物常急剧变换角色的时代背景中,他惴惴不安,深感前途险恶莫测。正因为如此,罗广斌深知反对他的人正对自己虎视眈眈。罗广斌不得已,活动时常用当年搞地下工作的形式。后来“8.15派”攻击说:“罗广斌时而气壮如牛,时而胆小如鼠。害怕时,出门要人保镖,怕革命群众揪他;门上安告警电铃,睡觉也要人保护;罗广斌上京‘告状’,临上火车,碰见文联一位干部送孩子上成都,吓得回头就跑,到火车开动时,才从暗角里一步跳上车厢。当时的打扮是鸭舌帽压住眉梢,大口罩遮到眼眶,大衣领竖得很高……到了北京用化名、暗号和重庆方面联系,行动诡秘。罗广斌可以一口气狂笑四五分钟。掏出烟来,厚厚的抹一层万金油,一口气抽它小半截。然后烟头一扔,又抹又抽……”④12月17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持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师大会”。罗广斌是唯一在大会上发言的外地造反派代表。会上,他还通过“红三司”将一大摞“告状材料”交给了中央领导……②④⑤罗广斌不带头“造反”,不一定死于“文革”;因为当时受批判者实在太多,随时间推移,罗广斌也许就算不上引人注意的人物了。但不幸,罗广斌后来不仅引人注意,而且成了重庆地区两大派系激烈斗争的焦点———他的惨死似乎就很难幸免了。

文革伊始叱咤风云
5月15日晚上,重庆师范大学后门车水马龙。等待了大概10分钟,记者见到了先前约见的重师退休教师杨向东。漫步在校园休闲走廊里,他的手上拿着一份文革小报的复印件,那是在罗广斌死后,1967年11月20日出版的“打倒叛徒罗广斌专刊”第二期,标题“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文革里杨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因罗广斌冤案的株连,他曾被打成“反革命同伙”,也曾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调查过此事,收集相关资料,是少数的知情者之一。
杨向东说,文革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
罗广斌参与文革的坚决态度是有原因的——众所周知,由于小说《红岩》在全国影响太深,他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出版小说《红岩》后他的名气虽然已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市里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
当年《815战报》编辑周孜仁现在是云南著名作家,对于罗地位崇高却政治受压的原因他分析指出,“罗的受压主要是因为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因为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那段传奇的经历正好构成了其让人放心不下的历史疑点。”
1966年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爆发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12月9日,罗广斌参加由造反派组成的“12.4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12月17日在北京,他作为惟一外地代表在40分钟发言中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他的讲话录音被迅速送回重庆,在各地反复用高音喇叭播放,让造反派声势大振。
作为当年重大造反派的知情人士,周孜仁说:“当整个社会秩序被一朝颠覆,当像大山一样压得罗喘不过气的大人物们,突然间被年轻娃娃打得落花流水,那一刻,他的兴奋是多么真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是真正的造反派。他确实去重庆大学找过‘815’的负责人,在一次全团战斗组长会议上,总团一位‘勤务员’曾通报过这情况,结论是:‘听说这人历史有问题,我们不理他。’”
接触重大造反派却被怀疑“历史有问题”,于是罗广斌理所当然受到重庆另一个实力组织西师造反派的接纳,很快成为座上宾。“12.4事件”发生时杨向东在“12.4惨案联合调查团”任宣传组组长,12月中旬后成为调查团的留守负责人之一。其时由于各方意见分歧,造反派在调查团内部已经分裂成两派。他回忆:“就在闹分裂时,杨益言派人到人民小学调查团团部,邀我去市文联会晤。很快杨请我牵线,与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见了面,从此西师造反派与罗等人的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
联络站与“廉罗站”
杨向东与罗广斌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67年1月。对于那次见面杨向东很清晰的记得:“罗广斌家中我问老罗:你在北京的讲话录音对保守势力的打击很大,你说死了十几个造反派战士,有没有钢鞭(证据)?他哈哈笑了几声说,我们走得匆忙,当时又很混乱,各组织汇报材料时统计的,无法核实。”
事后罗请杨向东约见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准备到北碚和西师走一趟,向那里的造反派宣传主张。杨向东回忆,那年1月中旬在他陪同下,罗广斌、杨益言乘市文联黑色轿车驱车前往北碚,途经沙坪坝时,罗提出顺道去重庆大学,找重大造反派头头再谈一次,“汽车停在重大8.15总部楼下,他一人上楼,我们在车上等。不一会老罗就回到车上,告诉我们对方不欢迎他,事情没谈成。他说本想再劝说对方一次,希望他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克服右倾情绪,把矛头对准市委,但既然不欢迎,自己就是仁至义尽,算了!”
不久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各地纷纷闻风而动。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就在1月24日,重大造反派在市委贴出布告,宣布夺权成功,西师造反派与工人造反军等组织公开声明反对。杨向东表示,那时罗广斌通过西师造反派、工人造反军等串联了几十个组织,在人民小学宣布成立联络站反对重大造反派夺权,1月底他们向北京发出加急电,认为其单方面接管全市党政领导机关大权,“是假夺权,是在搞分裂”,要求上面干预宣布夺权无效,重新实行大联合夺权。
于是以重大造反派为一方,以罗广斌为代表的市文联造反派、工人造反军和西师造反派为另一方,双方矛盾冲突日益剑拔弩张。已夺权的一方加紧筹划掌权事宜,而反夺权的一方除了公开反对外,也正苦等上面表态。此时夺权方利用一切舆论工具对联络站进行分化瓦解,因罗广斌姓罗而工人造反军头头叫黄廉,便戏称联络站是“廉罗站”。
1967年1月31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尽管形势显然对罗广斌不利,但在1967年2月3日上午,联络站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时,罗依然谈笑风生,毫不介意。杨向东说,“那天上午9点多,老罗等相继到达人民小学后楼,我看见他似乎并未在意街上的大标语,就笑着说,老罗,有人说你是埋在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那你好久爆炸?老罗哈哈大笑说,黔驴技穷,不屑一顾!我又说,人家说你想当市委书记,有野心。他却笑着说,我还嫌市委书记太小了哩!”
罗广斌之死的余波
在群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罗广斌在选择站到其中一方的同时,也深深陷入派性斗争。眼看联络站积极活动,夺权方马上还以颜色——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罗;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2月8日,夺权方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成立;2月11日,宣布市文联等反夺权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在我看来罗的死亡显得非常突然,”杨向东说,“2月6日有学生将罗写的亲笔信送到罗妻手中,但因不知关押地无法回信。7日罗再次送出信件要求其妻给他一个月的钱、粮票和两条香烟,看上去似乎是准备长期斗争,但不久就传出罗在2月10日早从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
文革中周孜仁无意里保存的图片说明将过程照录如下:“二月九日,某院校广播了罗广斌的罪恶历史,叛徒罗广斌十分恐慌,情绪反常。九日,罗广斌开始写书面检查,写到解放前夕被释放的情节时,他就停止往下写了。当晚十二点后才睡觉,整夜翻来覆去,没有入睡。十日晨八点,罗到三楼卫生间洗脸和解手,看守人员张某某在厕所外面等候,约两分钟,张不见罗出来,回头看时,罗已趁机爬上窗台,张急忙喊了一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却从窗口跳了下去。”
为了寻找罗的死因,杨向东曾找到当年看守,其交待罗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杨转述看守的话说:“罗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记者经过调查,罗广斌被拘禁地点是后勤工程学院的八一大楼。这幢大楼面向球场的一侧,右端有厕所,楼下有石砌台阶。当年住在该军校人士说,那天早上听说大楼下死了人,他到现场看热闹,目睹罗躺在大楼朝向球场一面厕所下方石阶上,台阶上有一大摊血迹;罗个子1米6左右,身体发胖,头部有个小洞,离尸体几米远的脑浆中还有块小骨头。当年现场惨状,令他终身难忘。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抗争?是谋杀还是逃走时不慎坠楼?……文革中这几种说法曾被造反派对立两方炒得沸沸扬扬。到了一年过后的1968年3月15日,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以及部队领导会议上,才由江青一锤定音罗是“叛徒”、“反革命”。她在那次会上表明态度:“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杨向东感慨地说:“罗广斌悲剧是一个政治事件,他是在文革中大动乱、大夺权的激烈斗争中含冤而死。但是迫害罗并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又一场政治迫害的开端。直到1973年,罗广斌的同事杨益言、刘德彬仍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978年小说《红岩》在北京已经再版,然而在西师图书馆还被封存。直到1978年秋天,罗广斌骨灰安放仪式在重庆隆重举行,至此冤案得以昭雪。”
现在,罗广斌的家人仍坚持认为罗广斌之死有疑点,而另外一些人一般又倾向于接受他是自杀的。周孜仁认为,“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压根不知道发动者的意图,但对于个人,他以为是一个机会,于是开始用全然不同于文学的手段再次抗争,这恰恰是他的弱项。我不知道文革史家们对罗广斌之死有什么新的考证,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自杀的。这不再是出于几十年前的派性偏见,而是我个人以为他的自杀更符合文革的悲剧性逻辑。”

转自 新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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