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年一 “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的脉络（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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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的脉络

王年一

　　追溯“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必须着重考察“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左”
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的联系。同时又应该注意这两个时期错误的不同。

　　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阶级斗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
越严重。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党工作着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方面来。党和毛泽东同志对这个伟大战略转变是既积极又认真的。在
历史的转变关头，在国内外出现复杂形势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反右派斗争。
反右派斗争无疑有正确的一面，问题是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打击范
围扩大了，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左”倾错误的开端。虽然是局
部性的错误，但是后果严重，突出的是“左”倾思想的滋长。表现在政治思想
方面：（一）修改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二）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三）提
出了“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
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这些由毛泽东同志提出而为八大二次会议所批准的说法，成为阶级斗争问题
上“左”倾理论的基础。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发展了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
和实践。庐山会议上的一场斗争，后果严重。如果说反右派扩大化损害了人民
民主，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则破坏了党内民主。如果说庐山会议前期还在纠“左
”，此后“左”的思想则重新抬头。如果说八届三中全会只改变了国内主要矛
盾的提法，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则事实上重点转到“反右倾”斗争上去
了。如果说以前认为社会上还存在阶级斗争，这时则认为党内也有阶级斗争。

　　错误的又一发展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在八届
十中全会以后又实践了这个理论。为什么错？主要原因有三：（一）国际反修
的影响。在国际问题上，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苏联的蜕变归结为“阶级斗争没有
搞好”；在国内问题上，把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视为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
二）毛泽乐同志对党内分歧和国内状况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得出不符
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三）对当时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和颠覆活动应该重视
，但错误在于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严格说来，十中全会不是“重提阶级斗争
”，而是发展了过去的错误观点。第一，认为进入共产主义以前将一直存在阶
级和阶级斗争。第二，实际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三，把阶级斗争问题
提到党变不变修、国变不变色的高度，矛头部分地指向党内。以上这一错误理
论为“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进行国内反修的实践。社教作为政治运动总的看基本倾
向是“左”的，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的概念，还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建国以后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实践”，又明确要求“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
、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在这十年中，这方面的错误越来越严重：阶级存在
时间在理论上越来越长，阶级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宽，矛盾性质越来越混淆，斗
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但这些错误还没有支配全局，错误的理论还不等于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大致从批判反冒进起，毛泽东同志同中央集体的关系开始不正常。这种现象，
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人们认为毛泽东同志是党
的人格化，是真理的化身，维护毛泽东同志就是维护党的事业，就是忠于人民
。人民翻身解放，由衷地感激党，深情地热爱毛泽东同志。这些都是自然的、
合理的。在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时候，不成其为问题。这样就有了一个重要的事
实：一九四三年三月，组织上作了决定，毛泽东同志握有最后决定权。此后一
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毛泽东同志的威望越来越高。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
崇拜也伴随产生。如果讲个人崇拜，一九四五年就已经开始了。毛泽东同志反
对反个人崇拜的主张，得到了支持。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反对个人崇拜十分
困难。彭德怀同志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出不要再唱《东方红》，后来
反而还受到奚落和批判。集体领导在个人崇拜流行的情况下开始不能充分发挥
作用。个人专断作风逐步发展，结果是利用个人的崇高威望发动了“文化大革
命”。无可置疑，毛泽东同志在我党的历史上建立了任何人都不能与之比拟的
丰功伟绩，他的威望曾经达到高峰。毛泽东同志不自觉地骄傲了，这是一个方
面；全党的同志不自觉地在一定的程度上把他神化，这是我们今天吸取教训更
应该看重的一个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就从根本上错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是不断
发展的。

　　我们不仅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阶段，不仅要明了每一阶段
里的重大事件，而且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如何发展、何以发展的。
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探索错误发展的脉络
，力求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理出头绪来，力求说明此一事件和彼一事件的关联
，力求讲出所以然来。这里所作的尝试，肯定有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向中央进攻”

　　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人所共知却远非人人都注意分析研
究的重要事实。这是我们说明错误发展脉络的起点。

　　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里，发生了一系列非常事件——发表了姚文
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判了所谓“三家村”，斗争了所谓“彭真、罗
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这些事件实质上都是毛泽东在江青、康生
等人挑动之下脱离党的领导集体决定的，归根到底都是指责中央的。由于复杂
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中央不实行他的主张就是搞了“修正主义”，开始形成所
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而提出“向中央进攻”的主张。正
因为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所以采取了违背组织原则的极不正常做法。

　　１９６６年５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之
一。毛泽东在会前对会议的议题、文件等一一作了规定，包括会中由康生负责
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既是对彭真的错误
批判，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错误批判。《五·一六通知》规定中央文革小组“
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为中央文革小组夺取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埋下了
伏笔。形式上，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其他决定；实质上呢？毛泽东
在１９６７年说过：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
时只剩下我自己”。会后，要“天下大乱”和反对“天下大乱”的两种完全对
立的态度和主张，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出来。中央受到指责，毛泽东明确表示
支持江青等人的意见而改变了中央的决定。仓促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另一个标志。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不仅严厉指责了中央
第一线，而且提出了实质在于否定中央第一线的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全
会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正如陈伯达１９６７年３月９日在军以上干部会
议上讲到这次全会时所说：“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
量的同志有抵触。”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党难于制止“文化大革命”的
发动。

　　毛泽东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的含义就是毛泽东否定了中央
第一线。在全党对社会主义时期各种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还不
成熟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
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左”的主张，而与中央发生了原则分歧。他既然在一些
问题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而否定中央第
一线而重用林彪、江青等人，这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要成为一场灾难。

　　这里顺便指出另一个人所共知而远非人人都予以注意的事实：“文化大革
命”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中，毛泽东的“
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为什么在八届十一中
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又屡屡发生不提请中央集体决定重大问题的现象？
主要原因是估计某些主张不可能为中央集体所通过（中央集体确实不会顺利通
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红卫兵”运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
中央常委刘少奇和邓小平、号召全国夺权这些主张），而个人又坚持这些主张
。不仅“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
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这是毛泽东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号召与支持造反，人为地造成许多矛盾

　　“文化大革命”在第一阶段特别在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的基本方针是
“天下大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凝聚为“天下大乱”四个
字。江青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又推荐给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
文章《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载《红旗》杂志１９６６年第１１期
）说：“越乱越好”。毛泽东不仅对中央第一线很不满，对社会现状也很不满
，要进行“第二次革命”（见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
志、《解放军报》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所以制定了这个方针
，就号召支持造反。《五·一六通知》和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对《欢呼
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赞扬就是号召造反的。不顾中央集体的反对，支持聂元
梓等人造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反，支持北大学生乱揪乱斗所谓“牛鬼蛇神”
。不顾八届十一中全会对“红卫兵”未予承认这一事实，支持“红卫兵”造反
，支持“大串连”。请注意一个重要事实：毛泽东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
么搞。“文化大革命”是主观主义的，不可能有正确的方法和步骤。毛泽东认
为“不破不立”，又认为“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见《五·一六通知》
），只是一个劲儿地号召与支持造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中央第一线不
赞成“乱”，曾被斥之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毛泽东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在１
０月５日也就向全国批发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
”的紧急指示。

　　这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以后的短短四十多天中，种种矛盾突出：“
红卫兵”内外矛盾突出；学校师生对学校党组织和工作组的看法上的分歧突出
；“打、砸、抢、抄、抓”突出；生产下降突出，等等。这时已经很“左”了
，但还嫌“左”得不够，以为干部和群众中的阻力来自所谓“资反路线”，就
公开号召批判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资反路线”。越批越“左”，结果是种
种矛盾激化：群众中两派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到了冲击一切的程度，无政府主义到了炮打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程度
。怎么办？难办了。“左”倾思潮的发展，“大民主”的猖獗，又造成了“修
正主义”十分严重的假象。这样，就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把“文化大革命”扩
大到工矿和农村，随之把刘少奇的所谓“问题”大大升级。

　　１９６６年年底，天下大乱。连“左”倾的《十六条》所规定的“斗批改
”任务，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文化大革命”遭到广泛的抵制。局势的发展，
不仅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也为毛泽东始料所不及。

　　号召全面夺权既基于幻想又出于无奈

　　１９６７年年初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就是号召全面夺权。这是错误发
展的必然。

　　１９６７年年初，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被揪斗、被打倒甚至被监禁，各级
党委、各级政权机构瘫痪，群众分裂，无政府主义横行，广大干部和群众惊惶
地注视着“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骑虎难下，进退维谷。在毛泽东迷
信“文化大革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
变革”（这是毛泽东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在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
扬》中加的话）的情况下，号召全面夺权就是唯一的去路。既不能改弦易辙，
局势又是如此，就幻想通过全面夺权彻底改变社会面貌。《人民日报》根据毛
泽东的指示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社论中提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
这里提出要夺两种人的权（１９６７年２月中旬，毛泽东指示，以后不要再提
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范围很广。采取如此强制的、粗
暴的、极端的手段来解决党内是非问题，离开毛泽东思想十万八千里了。在“
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非常悖理的
事。当时，尽量把它说得合理而伟大。这时，更多的人卷入“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自相矛盾了。他在１９５９年年底至１９６０年年初评苏联《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时就一再说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
阶级的革命。他所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他所审定的《红旗》杂志１９６６
年第１２期社论，都说干部的极大好的和比较好的。他所批准的林彪１９６６
年１０月２５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的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
、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他本人１９６６
年１０月２５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说：“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
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号召全面夺权就否定了这些话。

　　全面夺权导致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

　　全面夺权引起全面内战，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造成打倒一切。

　　不期然而然地爆发了全面内战。毛泽东的号召，林彪、江青之流的推波助
澜，无产阶级革命家、干部和群众的抵制，部队在“支左”问题上的反复，围
绕着夺权而进行的派性的争斗，交织成异常复杂的斗争场景。群众的分裂加深
了，许多地方到了动刀动枪的程度，一些领导干部想站出来也站不出来，受尽
折磨，“大联合”、“三结合”在许多省、市、自治区迟迟不能实现。这是“
踢开党委闹革命”而又全面夺权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先是认为１９６７年可以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红
旗》杂志１９６７年元旦社论的题目），隔了不久说，１９６７年２、３、４
月看眉目，１９６８年２、３、４月出结果。（周恩来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８日
接见国家机关二十一个单位的同志时解释过“眉目”和“结果”的含义。“眉
目”主要指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而言，“结果”指的是县、
公社、大队和一切机关、企事业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来，１９６７年
的“２、３、４月”又改为“２、３、４、５月”，又改为“２、３、４、５
、６月”，又改为“２、３、４月再加一季度”……眉目老看不见，结果老出
不了。

　　全面夺权本来就要打倒许多人。正是在坚持全面夺权而全面夺权异常艰难
的背景下，不由自主地节外生枝。这样，就不期然而然地打倒了一切。

　　（一）打倒刘少奇并且株连许多人。对待刘少奇的态度的变化，与“文化
大革命”错误的发展同步。１９６７年３月，确定了打倒刘少奇。４月１日，
《人民日报》转载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公然诬蔑刘少奇
是“反革命”。江青一伙早就蓄谋打倒刘少奇，“左”倾思想的发展也会把刘
少奇的“问题”看得很重，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与形势的恶化紧密关联。“
文化大革命”自发动以来一步步地错下来，而且错误愈来愈严重，造成极大混
乱，矛头又都是对着刘少奇的，这就再也不能合乎逻辑地保护刘少奇。打倒刘
少奇又是为打倒许多人提供“理由”的，也就是为全面夺权提供“理由”的，
所以接着株连了许多干部。

　　（二）揪所谓“叛徒”。在全面夺权中怎么冒出个揪所谓“叛徒”来？原
来是江青、康生之流肆意进行诬陷，用以证明打倒刘少奇和许多老干部是合理
的，用以证明全面夺权是伟大的。历史早已判明它是荒谬的。推倒各级党委直
至党中央依据严格审查所作出的正确结论，任凭江青、康生之流指鹿为马，纵
容普遍存在派性的群众组织危害老干部的政治生命，是完全错误的。

　　（三）揪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除北京有过所谓“五·一六兵团
”（极小的组织）而外，全国各地并未发现“五·一六”，何以要在全国揪斗
呢？只要看一看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所加一段有
关“五·一六”的话，就比较清楚了。文中说，“五·一六”的罪行，核心的
一条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揪“五·一六”就是揪在全面夺权中炮打“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分子”，参加还是没参加过“五·一六”并无关
系。它是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保证全面夺权的。

　　（四）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十六条》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
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
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怎么又在群众中“清队”呢？“大联合”和“三结合”
在若干省、市、自治区迟迟不能实现，归咎于群众中有“坏人”，江青在１９
６７年１１月就提出了“清队”问题，毛泽东１９６８年予以肯定。“清队”
又错整了一大批人。

　　综合起来看，确实是打倒了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主要是在全面夺权中犯
的。毛泽东反对打倒一切，但是全面夺权的阴错阳差注定了要打倒一切。

　　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打击面过宽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异常艰难地实现所谓“全国一片红”以后，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扩
大）。毛泽东在开幕会、闭幕会上都讲了话，最重要的精神是充分肯定、高度
评价“文化大革命”。

　　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前提下，毛泽东从八届十二中全会以
后到九大一而再、再而三地讲了缩小打击面的问题。以前也讲过多次，如在１
９６７年２月讲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动的，但以这时讲得最
为频繁和集中。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打击面要小
，教育面要宽。”１２月２６日，他在一个文件中写道：“不要一提起‘走资
派’，就认为都是坏人。”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他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
：“关的人多了，……统统地把他们放了算了。”４月１１日，他对九大大组
召集人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
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扩大化的问题。４月２８日，他在九届一中全
会上说：“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
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
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

　　毛泽东深知打倒一切不对，但是既然号召全面夺权，势必造成打倒一切的
后果。以前多次讲过不要打倒一切，毫无用处，就因为全面夺权与打倒一切有
着因果关系。“全国一片红”以后再讲，又一再强调，有些效果，传达下去以
后放了和解放了不少人。又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要缩小打击面，毕竟在
根本上是矛盾的。只要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可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而只能从“落实政策”、“给出路”的角度提出问题。这时反复
讲要缩小打击面，显然为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开展所谓“斗批改”运动

　　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是九大政治报告根据
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的。这时的“斗批改”不同于《十六条》提出的“斗批改”
，毛泽东规定它的内容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
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主观意图是：贯彻九大的
指导方针，彻底否定所谓“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全国各条战线纳入“
文化大革命”的轨道。“斗批改”没有完成，因发生林彪事件而中断。

　　就动乱的程度看，“斗批改”阶段不如前三年来得剧烈。就“左”倾思想
的渗透与深入的程度看，“斗批改”阶段比前三年更甚，混淆敌我少了一些，
混淆是非则大为增加。消极影响至深且巨的一些活动，如有领导地批判所谓“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五十字方针”整党建党，进行所谓“吐故
纳新”活动，把大批干部发落到山区、农村、基层和各种“五七干校”，进行
所谓“教育革命”，提出所谓“两个估计”，都在“斗批改”阶段。不可因这
一年多里没有前几年乱而小看了“斗批改”的危害。从总体上来说，“斗批改
”是“左”倾错误的继续和发展。


　　因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而发生林彪事件

　　林彪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黄克诚说：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在我
们军队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战将。（见《党史资料征集通讯》１９８５年第４
期）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野心家和两面派（这与党内生活不正常有
些关系），“文化大革命”为林彪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林彪
在中央第一线被否定时当上了“副统帅”，个人野心开始膨胀。以１９６７年
“五·一三事件”为标志，林彪集团开始形成。“文化大革命”造成极度混乱
，首先要稳定军队，不得不利用林彪一伙，支持林彪一伙夺权，乃至不得不让
林彪一伙控制军委办事组、军委三总部和空军、海军。显然，没有“无产阶级
司令部”的批准或默许，林彪一伙决不可能夺到这些重要军事部门的权力。后
来又不得不“论功行赏”，让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当上政治局委
员。也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叶群居然也进了政治局，林立果
则成为空军的“太上皇”。

　　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一直有矛盾，本来就没有团结的基础。在九大以前，
由于共同的反革命目的维系，他们互相利用，矛盾还不突出。到了瓜分“胜利
果实”时，矛盾突出了。林彪集团既有野心，又估计到江青一伙的势力有超过
自己的趋势，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制造了事端。他们既要夺取权力，又要打击
江青一伙，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吴法宪与张春桥的唇枪舌剑，就是争权夺
利的争斗。江青、张春桥向毛泽东抨击了林彪一伙，这就是江青“反林有功”
的由来，却掩盖了江青一伙在反革命上与林彪完全一致的真相。九届二中全会
后，林彪不甘心失败，转而依靠林立果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从反动立场
出发，铤而走险，落得个折戟沉沙的下场。

　　显然，林彪集团和林彪事件都是“文化大革命”特殊条件下的产物。“文
化大革命”是野心家的盛大节日。没有“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
则，就不可能发生林彪事件。既然造成了极大混乱，野心家得以为所欲为，耍
权术、搞阴谋、搞谋杀就成了他们攫取权力的手段，种种非常事件必然酿成。
林彪事件的发生，集中暴露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诞。

　　毛泽东忧虑“文化大革命”被否定

　　九·一三事件似一声霹雳，震醒了许多人。人们早已有许多疑问，在“九
·一三”以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
毛泽东虽说也吸取了若干教训，但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产生了愈益深
重的忧虑。不许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他一以贯之的特别是在“九·一三
”以后的主导思想。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九·一
三事件发生以后几年的历史，就一个侧面来说，大体上可以说是肯定“文化大
革命”与愈来愈明朗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史。

　　毛泽东不许批判极左。１９７１年年底至１９７２年秋，周恩来在许多场
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江青一伙竭力阻挠批判极左。江青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日在一个文件上写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
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末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批判极左批下去必
然要批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于１９７２年１
２月１７日明确表示同意江青一伙的意见。

　　毛泽东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１９７３年，毛泽东多次批孔并
且把它与批林联系起来。１９７４年１月，他批准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
动。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逐步增长，同情老干部的情绪逐步增长，“
批林批孔”有针对性地开展起来。毛泽东的用意是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肯
定“文化大革命”、防止和反对所谓“右倾翻案”。他之所以同意“批儒”、
“评法”，不仅因为林彪在私下赞赏过孔孟的一些言论，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
对“反修防修”有重大意义。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变革，
而这种变革受到不少人反对，这与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与儒家反对变革有某种
相似之处，因此企图通过抑儒扬法使更多的人拥护“文化大革命”。“批林批
孔”的实质就在于肯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乘机大作反革命文章。毛泽
东看到他们走得过远，又批评了他们。

　　毛泽东作出关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１９７５年有两
件平行发展的大事：一是全面整顿，一是开展学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运动。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意义伟大。他努力恢复八大路线，不仅使国民经
济迅速好转，更重要的是使灾难中的人民看到了希望。全面整顿——天安门事
件——粉碎“四人帮”，这几件事有着内在的联系。毛泽东在１９７４年１２
月２６日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核心就是限制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理论论证——错误的论证。１９７５年开展
了学习运动。江青一伙又大作文章，对抗全面整顿，闹得乌烟瘴气。１９７５
年的这两件大事，是典型的否定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这一年里还有
个“评《水浒》”运动，那是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的，可以
算作学习理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之所以发动这个运
动，就是因为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１９７６年
１月，毛泽东同华国锋、江青等人谈话，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他知道对“文
化大革命”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深为忧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是很不得人心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强大抗议运动就直接否定了这个
运动。毛泽东要维护“文化大革命”，所以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
判断。

　　在１９７２年以后的几年中贯串着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但
是当时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猖獗十年的江青集团图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江青集团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因“文化大革命”而暴发，特别
贪婪、凶残和无耻。他们受重用十年，作恶十年。他们不仅在背地里进行了许
多反革命活动，更通过参与中央决策倒行逆施，为害之烈，难以言喻。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江青一伙，江青一伙则自命为
“革命左派”的“旗帜”，怀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野
心，疯狂地攫取权力。在“九·一三”以后，他们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
，影射攻击周恩来，在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在“批邓、反
击右倾翻案风”中诋毁邓小平，又把明枪暗箭对着华国锋，都是要夺取党和国
家的最高权力。毛泽东知道江青有野心，但是除了对她批评而外，毫无办法。
这与其说因为她有特殊身份，倒不如说因为她与“文化大革命”联得太紧了。
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也就不能否定江青。毛泽东后来特别厌恶江青，连
见她都不愿意，在她的讲话上批了“放屁，文不对题”，但是终究因为她与“
文化大革命”分不开，对她的种种恶行只好批评批评。

　　毛泽东逝世以后，江青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
们的末日就来到了。

　　毛泽东逝世后“文化大革命”结束

　　在毛泽东逝世以前，很难粉碎江青集团。叶剑英同志用“投鼠忌器”的成
语来说明，非常贴切。在毛泽东逝世以后，条件不同了，政治局毅然粉碎了作
恶多端的江青集团。毛泽东对江青集团特别是对江青的一系列批评，使政治局
某些成员心里有了底（政治局委员叶剑英、李先念等本来就知道江青一伙早已
人心丧尽），对于粉碎江青集团在客观上起了一些作用。在那个历史条件下，
一系列批评又确实成了粉碎江青集团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重要原因之一是华国锋拥护“文化大革命”
。显然，毛泽东并不是要华国锋去粉碎江青集团的。但是，江青集团冒天下之
大不题，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使华国锋忍无可忍，退无可退，遂与
政治局其他成员一道断然采取措施。华国锋与江青集团的斗争是反对非法夺取
权力的正义斗争，他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华国锋在粉
碎江青集团上与叶剑英、李先念等是完全一致的，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上又有严重的分歧，——这就导致了后来的斗争。

　　粉碎江青集团十分顺利，归根到底是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志。

　　毛泽东估计过“文化大革命”搞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没有想到持续
十年零五个月之久。“文化大革命”以江青集团的覆灭而告终，这也是毛泽东
不会料到的。

　　邓小平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８日会见外宾时说，一个国家经历一些波折，这
当然不是好事。但是波折可以成为教员，使领导人和人民受到教育。中国人民
现在上下一心搞建设，就是因为有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见１９８
５年９月１９日《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

　　《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６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