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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年  寄给杨小凯[杨曦光]在1966年11月长沙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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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30 13:04: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寄给杨小凯[杨曦光]在1966年11月长沙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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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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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x( I: Z( C; F9 V 昨天,与在澳洲的老朋友陶洛诵通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杨小凯去世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战友。”声音哽咽,再也说不下去了。她的话,勾起我一段久远的回忆。鬼使神差,我真不该告诉她。接着,她把“使命感”架到我的脖子上,非要我写出来,也寄托上她的哀思。我没过上多少年安静日子,只求如闲云野鹤,找块安静的绿洲度日。再者,多年前,我已认基督就是真理生命与道路,视撒旦统治的拜物世界并非乐土。我早已哀鸣够了。又有谁爱听你哀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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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c' a: M% C. n1 p可我还是按她的要求,登上了CND网。看见任不寐的哀思,才知道,原来杨曦光已经站在李慎之与路德之间了。这么说,我与杨曦光在上帝那里终归是要欢聚的。那我就写写我们相识的起点,以此提醒他,在我去的时候,别忘了欢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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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认与杨曦光相识的时间,在屡遭沧桑损毁的故纸堆中,我找到了两篇会议记录。一篇是我和周中栋代表《北京刺刀见红战斗队》与谢若冰、李筑银代表的《长沙井冈山红卫兵》的联席会议纪录,时间是1966年11月5日。另一篇是我们一起与《湘江风雷》工人的座谈会议纪要,时间是1966年11月6日。还有几张时间不详的纸片。据此,我便可以推算出我与杨曦光(对不起,我习惯称杨曦光)见面的时间,应该是1966年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之间。地点是在湖南省堡商联及长沙一中。11月初,我与谢若冰的组织联合后,一部分人开宣传车去韶山、株洲等地宣传,配合《湘江风雷》向广大市民介绍“9.24”前后张平化打“黑鬼”的暴行。一部分人下到工厂搞调研,了解“保皇势力”强弱情况,并据此选“点”,确定平反的“重点厂”。我、朱维理和《长沙井冈山》的刘建成,一直留在湖南省堡商联的总部二楼,汇总材料,办《井岗红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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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冷雨霏霏,我正站在二楼木制走廊,斜倚栏杆,观看天井中的植物。它在无声润物的冷雨中静静地,似正表达某种情致。门响了,木楼梯响了,随着湖南话声,谢若冰与一个小伙子走上楼来。“这是朱大年,北京的。” “这是杨曦光,一中同学。” 谢若冰介绍完就进屋去了。在此之前,谢若冰已向我们介绍过长沙一中的运动情况,所以,杨曦光这个名字对我并不陌生。我们握握手,互相看看,便直接谈起湖南运动的情况。那年,我十八岁,他十七岁。近38年后的今天,他那隐含深沉忧虑的炯炯眼神,仍然刻在我的脑海中。他对当时湖南,尤其是长沙,运动的来龙去脉、各派的政治背景,以及株洲某厂三百多人打成“黑鬼”、某航校的绝食斗争等实例,说得一清二楚。我向他介绍了我们在“红八月”组织战斗队与“血统论”对着干的经历以及我所关心的平等问题。我们在“群众迫切要求平反,是表达解放自己的政治要求”上取得共识。我与他探讨当时我面临的一个具体策略问题:“人来搞材料与材料发动人,孰先孰后?”那天谈话是如何结束的,完全忘了。但这几个问题,奇迹般地残存在我的故纸上。我和谢若冰的组织与《湘江风雷》等工人市民组织一起冲击了《湖南日报》社。我和周中栋进了报社总编室,我拿了一张一寸毛泽东标准像留作纪念。这以后,我与杨曦光又见过几面,大约是在长沙一中。谈到过“学生左派的‘硬’及其弱点”、“工人的顾虑及蕴藏的动力”、“运动阻力的新形式及面临的反复可能”等问题。具体内容完全忘记了,而这些题目还在我的故纸上。在长沙期间我不仅认识了谢若冰、杨曦光等学生,还认识了叶卫东等工人。在我们的交谈中,几乎每个造反派“头头”都谈到过将来的“政治危险”;有的人经常做反手吊单杠的锻炼,提前做好受酷刑的准备。我们几乎都知道“反抗”的后果(无论在思想上、言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一样),开了头便别无选择,“一反到底”就是我们心知肚明的无奈表达。  : A) v  j; Z! L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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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冷雨天,我跳入湘江横渡,真想体验一下毛泽东“浪遏飞舟”的豪情。一条大舸从上游飞驶下来,擦身而过,船上面兜头泼下一桶粪汁,差点呛死我。毕竟年轻体力好,总算拼死登上了“橘子洲头”。真是绝妙的预兆。以后,造反派都被“兜头泼下的粪汁”呛死或差点呛死,几乎无一幸免,至今去不掉臭味儿。谁让大哲人说了“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呢?!  我决定回北京壮大组织。湖南以《湘江风雷》为代表的工农造反派组织使我明白了“反对政治迫害,要求平等政治权利”是藏在人心里的。回北京去,团结我校师生到我们组织里来的最得人心的办法,就是让大家为自己争取“平等的革命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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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中旬,我的战斗队大部分返回北京,留下印平华等几人在长沙与谢若冰、李筑银、杨曦光等及《湘江风雷》诸战友继续合作。临别时,杨曦光交给我一个包及地址,托我送交他的亲戚(叔叔或伯伯)。我到北京第二天,在人民艺术剧院北面的胡同找到他亲戚家,完成了他的托付。以后,通过印平华、马沂文等人经常可以知道湖南战友的情况。也正因为他们(当然包括杨曦光)对周恩来在文革中实际作为(至今知者甚少)的了解与反感,使印平华等战友坚决反周。1967年6月,印平华成为《北京5.16兵团》中学部负责人。最终导致我参与《5.16兵团》的活动,成为中共内不同派别反复调查的对象。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关于“5.16”那段,就是冲着我们写的。全国抓“5.16分子”伤害的人不计其数。当达到消灭了所有群众组织的目的后,中共宣布对几乎全部“5.16分子”平反,似乎不存在“5.16”这回事。而我们作为“5,16分子”近十年,最终不了了之。  + }1 e* k# \" G& R( G8 n/ O, R

5 g# g6 Z5 D6 r几十年来,明白其手段其目的的又有几人?我们明白,没有机会说。杨曦光明白,他在海外说了。那些只有亲身经历亲身体验、才能明白才能写出的东西,杨曦光写了。他可以告慰他为之付出很多的那片土地及其人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又用自身的行动,告诉他魂牵梦萦的人民,灵魂逐步抽离的拜物主义会从根上毁掉这个民族。% U; D# ]6 M2 Q1 ^6 T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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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inggu.org/bbs/dispbbs.asp?boardid=29&id=1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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