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一月夺权－－徐景贤回忆录节选一月革命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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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景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决定在武康路二号接见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由我发出通知。下午两点不到，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叶昌明、蒋周法等十来个人，拥进了市委写作班东厅。这前头五个有名有姓的人，是“工总司”的老常委；而所谓“工总司”的“司令”，通常是指“王司令”一一王洪文和“潘司令”一一潘国平。开始的阶段，“潘司令”的影响比“王司令”要大得多。“工总司”成立以后，带头在“安亭事件”中静坐铁轨，中断铁路交通的，就是潘国平；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赶到安亭，出面和张春桥谈判的，也是潘国平最后大批造反队员返回上海，我陪了张春桥到文化广场去接见他们，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项条件，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工总司”一方签字的，又是潘国平。后来，我曾经当面问过王洪文“‘安亭事件’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小潘出头露面?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谈判、签字的时候都见不到你?”王洪文无可奈何地说：“我那个时候生病了，火车开到安亭被阻，他们在外面大辩论，跟中央文革代表谈判，我在车厢里躺了一天一夜，爬不起来……”
等到“安亭事件”一结束，“工总司”的组织得到张春桥的承认，大家要排座次的时候，王洪文却活跃起来了。据王洪文自己告诉我，他们十几个造反有影响的人在一起开了一个会，推选“工总司”的常委，再推举负责人。王洪文在会上提议说：“我们每个人都来摆一摆自己的条件，看谁根正苗红条件好，就选谁当负责人。”接着，他先摆起自己的条件来“我，雇农出身，从小在吉林长春郊区农村里放过猪，牧过牛；后来当了兵，参加丫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打过仗转业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现在是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共产党员。我们厂是上海最早起来造反的‘老造反’厂!”（中国文革研究网）
王洪文一下子摆出了六条：工、农、兵、干部、党员，再加“老造反”。这下子潘国平被大大地“将”了一军，这个在上海玻璃机械厂刚刚转正的徒工，资历很浅，又没有什么共产党员等的政治身份，至于他参加过沪东工人文化宫舞蹈队跳舞蹈的经历，更帮不了他的忙。于是，这个最初出头露面最多的“潘司令”，在排席位的时候只能屈居第二了。这种自报家门的办法倒是便宜了陈阿大，他一口气报出自己在良工阀门厂的造反史，宣称自己是有多年工龄的翻砂工和钳工一一正宗产业工人，又在福建前钱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这样，不学无术的陈阿大也捞到了“常委”的席位。这次“自报家门”的评议结果，王洪文略施小技，就压倒了潘国平，坐上了“工总司”司令的交椅。

张春桥说：“我们不要做陈独秀!”

现在，这批人都坐在武康路二号的东厅，还不知道是开什么会，更不知道是谁要接见他们；他们问我，我只是神秘地笑笑，我恪守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规定事先不要告诉他们。等到张春桥、姚文元两人走进会场的时候，王洪文惊奇地叫了起来：“咦，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前天在北京还见到你们……”原来王洪文到了昆山，又飞到北京去告过状。
张春桥扫视了一下到会的人，微笑着说“是呀，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又不好告诉你们：我和文元马上要回上海去了。所以，在北京见了你们一面，要你们赶快回上海。现在，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
张春桥坐下以后，王洪文一一介绍了与会人员。何秘书递上一迭白纸，几支削得很尖的铅笔，放在张春桥面前：这是张春桥的老习惯了：一边听报告，一边随手记下几个字。会议开始，张春桥一下子转入正题：“现在赤卫队垮了，你们这支队伍的步调是不是一致，关系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这就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后首先要接见你们的原因。”张春桥点上了一支烟，接着说，“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中国文革研究网）你们看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张春桥开了一个头，“工总司”的与会者纷纷汇报起情况来。这时，报社印刷厂送来了排印好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发言稿和通令的小样，我马上整理出一式两份，分别送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面前。他们两人立刻翻阅起来。张春桥抽出其中的一份发言稿，拿起铅笔，一边听取汇报，一边就在稿样上修改起来。
张春桥改着稿子，要我把大会的筹备情况以及开法、打算向大家讲一讲，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商量，也一并提出来。我作了概要介绍以后，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大会的主持人，我提议由“工总司”负责人担任，请他们考虑另一个是大会预定在一月六日上午开，天气预报有雨雪，会场究竟放在人民广场还是文化广场，急需定下来，马上要进行布置，我倾向于放在文化广场。
我的话音未落，会场里就像开了锅一样地沸腾起来。一个圆圆面孔、胖墩墩身材的汉子站起来，用一口地道的绍兴话开了腔：“不行，不行!文化广场太小，非放在人民广场开不可!落雨落雪算什么?就是下刀子，也要放在那里开!这次大会要宣布打倒上海市委，到会的人要多，气魄要大!”
我说：“是陈阿大同志吧!”我这是第一次和陈阿大打交道，看着他抓下头上的那顶罗宋帽，用劲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膛，我禁不住笑起来，“人民广场开会，要几十万人参加，这么多人，有把握调来吗?再说，调来以后，会场内外的音响不好，会影响大会发言的效果．”
陈阿大朝我瞪了一眼，解开上衣的前排纽扣，左手插在腰眼里，右手用力地又拍了两下胸部：“调队伍的事包在我身上，调个十万、二十万，小意思，我想调它一百万人。过去赤卫队号称有八十万，现在我们就调一百万造反派来，显显威风。假使人民广场进不去，队伍可以站在广场四周的马路上。我马上通知市内电话局，连夜在全市的主要马路上拉线，装上高音喇叭，让大家直接听大会的实况广播。”
陈阿大的一番话，说得到会的人都动心了，大家嚷着要到人民广场开会。张春桥这时也下了决心，说道：“好，既然大家的意见要开得大一点，那就放在人民广场开吧!会场的秩序一定要维持好，保证不出问题。”接着，又议论了一下大会的主持人，因为王洪文要在会上作重点发言，大家就推潘国平主持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我看大局已定，站起来说：“时间紧迫，我马上去落实会场!”陈阿大用手掌摩挲着他的平顶头，笑着朝我打招呼：“老徐，我们是不打不成相识呀!”
我走出会议室，赶紧找来《支部生活》编辑部派到市委机关联络站工作的王承龙，要他马上组织市委和市人委(市人民委员会的简称，即市政府)办公厅造反兵团的力量，布置人民广场的主席台。因为光是拉一条大会名称的会标，就有几十米长，要横贯广场主席台的上空，还要写字、剪贴、安装扩音设备等，够他们忙一个晚上了。
王承龙听说大会放在人民广场开，劲头十足，向我提议说：“明天我们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等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和所有的常委，统统押到会场，接受批斗。人民广场的台很大，还要把各部、委、办和市委、市人委系统的主要局级干部，统统带到会场陪斗!”
我问：“这么多人怎么集中呢?”
王承龙说：“没有问题，现在市委警卫处也成立造反组织了，名称叫‘红色警卫员’，所有的市委书记和常委，都可以由警卫处的这个‘红警’造反队负责带去．其它各部、委、办的陪斗对象，由我们办公厅造反兵团负责，今天晚上就把他们集中到东湖路招待所，明天一早用大客车送去会场。”我觉得他的主意不错，表示同意，并说等一下我再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报告一下。
正当我忙于部署大会的各项事宜的时候，忽然接到报告，说是《文汇报》的“星火燎原造反总部”宣布夺了报纸的权，并且公开出版了夺权后的第一张报纸。过了片刻，这张夺权后出版的《文汇报》送到了我的手里，只见上面还赫然刊登着各群众组织在束湖路共同商定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国文革研究网）
我觉得此事关系重大，拿了《文汇报》急匆匆走进东厅，这时接见已近尾声，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几句结束语，就散会了。“工总司”的人走后，我把报纸递给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文汇报》夺权的情况。他们感到这件事情来得比较突然，没有马上表态。张春桥边翻报纸边说：“这件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呀!”我说：“我也没有听说，连发表各个群众组织联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也没有先打一个招呼。”姚文元向张春桥建议：“这件事需要向中央报告一下。”张春桥点头表示同意。
谈到这里，张春桥交给我一份经他修改过的大会发言稿我接过一看，原来就是我们代王洪文起草的重点发言：《揭露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张春桥在稿样上用铅笔改了多处，有的地方还加了几段。
张春桥颇为得意地说“你们找到的市委常委会围攻我的那次会议记录，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当时，他们一个劲反对我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条，特别是承认‘安亭事件’是工人的革命行动这一条，责问我为什么事先不跟市委打招呼就签字同意了。曹荻秋还指责我这样做使市委陷于被动，说什么春桥到了中央文革工作，还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嘛!言下之意，要我和他们站在一起。我当场在常委会上就顶了他们，我说工人运动起来了，我们不要做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就是压制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后来我回到北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保护我，肯定了我的做法，主席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刚才，我已经把这些情况补充修改在稿子上了，你们再看看吧!”
我高兴地说：“我们马上送去改排，重新打出清样来。……另外几份发言稿和通令，你们两位还有什么意见?”姚文元说：“我们带回去再看看，有意见告诉你。”这时，我又向他们汇报了大会上的主斗对象和陪斗对象的安排，并且乘机发出了邀请“明天是否可以请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参加大会，和群众见见面。”（中国文革研究网）
张春桥挥挥手说：“不去喽，不去喽!明天你们开吧，我们在家里看电视转播。”
有了张春桥的这句话，我马上通知了电视台，开创了全国用电视实况转播批斗大会的先例。

“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召开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早晨，天色阴霾。 昨晚下了雪，屋脊上、树梢上都积着残雪，可是地上的雪大部分已经融化了，被人们踩过以后，变成了随处可见的湿漉漉、滑溜溜的泥浆。清晨七点钟，一个戴着眼镜的青年闯进武康路二号指名找我，自己介绍说是上海市环境卫生局的造反派，他们预定今天上午召开全局范围的批斗会，谁知道局长昨天晚上就被市里集中起来了。今天凌晨，他赶到市委东湖路招待所去讨局长，被办公厅造反兵团的王承龙顶了回来，答复说今天全市所有的局以上干部，都要到人民广场去陪斗市委书记，要放人除非徐景贤批准。这样，那个造反派就乘着局里的小轿车赶来找我，苦着脸央求我放局长回去，支持他们开成局里的批斗会。我心里想：“这个王承龙倒真厉害，把环卫局这样的小局局长都集中起来了。”经过那个造反派的一再要求，我终于说：“这样吧，我和你一起到人民广场去，看看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就把人给你。”于是，我坐上了他的车，直往广场开去。 一路上，直见一列列打着“造反队”红旗的队伍，都朝着市中心人民广场的方向行进。还有许多卡车，满载着人，向人民广场驶去。我们的车从淮海中路折向南京西路，只见沿途几条主要的街道上全部新装起了高音喇叭，里面放送着从人民广场直播出来的震耳的歌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不禁暗暗佩服起那个“不打不成相识”的陈阿大来了：别看他像个“草包”，（中国文革研究网）调动起队伍来倒真是有两手。
我们通过几重纠察线，从人民公园转到广场大厦的后门，从那里走上三层楼，进入主席台的人口处。当我登上主席台朝广场望去的时候，真有点心花怒放、喜不自胜的感觉，只见广场上旗似海，人如潮，万头攒动，水泄不通。这个广场常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游行时，可以容纳十五万到十八万人，但是今天是融雪天气，地下稀湿，无法坐下休息，人们都像插蜡烛似地站在那里；而且，大家都想观看台上批斗市委领导人的情况，争着往前挤，所以整个广场上人挨着人，密密麻麻，挤得满坑满谷，少说也有二十多万人。那些迟来的队伍没有机会再挤进会场，就分别排在福州路、西藏路、武胜路、龙门路、望亭路上……人群以广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延伸出去，人头上飘动着各单位的旗帜，一眼望不到边，场外的人数比场内要多得多。“看来真的有近百万人呢!”我高兴地估量着，“再加上拉线收听广播和电视转播，大会的影响就大了……”(会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向中央写报告时，对参加大会的人数只报了十万人。)
一会儿，只见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人员，指挥着市委和市人委各部、委、办以及各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总共有一百多人，鱼贯而人，走到了主席台的后部。有一个办公厅的女造反派，命令那些干部一一站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下面，低头陪斗。她看见了我，急匆匆地走过来说：“这些当权派昨天晚上就到东湖路招待所报到了，一夜没有睡，刚才我们用两部大客车把他们装来的。”我扫了几眼，只见队伍中有几个是张春桥、姚文元的老同事，有几个是我的老领导。在我内心深处，他们未必见得都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我看到他们以后，却故意掉过头去，（中国文革研究网）自己对自己咕哝着：“群众运动嘛，让他们烧一烧也好。”
我转过身来，看见和我同来的环卫局造反派还跟在我的后边，就告诉办公厅造反兵团，同意把他们的局长“还”给他，他千谢万谢，带着局长走了。我又把上海电视台的负责人找来，检查电视转播的落实情况，他对我说：“我们上海电视台的造反派，今天一定全力以赴，现场转播好大会的实况，请你把大会的顺序告诉我们。”我向他作了介绍，心里想：“今天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坐在电视机前，这场转播非同小可呀!”但是，我不能把张、姚看电视的情况向那个电视台的头头披露，我换了一种方式叮嘱他“今天是第一次用电视向全市人民转播批斗大会的实况，你们再认真检查一遍，只准播好，不能出纰漏。今天在上海的外国领事馆人员和外轮上的船员，很可能看电视，我们已经关照有关的人在大会上对批斗对象不搞喷气式，不搞武斗，但是假如还有些场面不太合适播出的话，你们要把镜头避开一些，免得给外国人提供口实。”他连连点头答应，马上去进行布置了。
时间快接近上午九点了，预定准点开会，我把大会发言人都集中起来，排了一排次序。今天发言的人很多，共有八个，此外，还要领读毛：主席语录，呼口号，发布三项通令，宣读大会向毛主席的致敬电等，加上《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临时赶来，说他们也夺了报社的大权，要求在全市大会上宣布一下，看来，这个大会没有三个钟头结束不了。我急着催促准时开会，谁知道找来找去，昨天确定的大会主持人“工总司”的潘国平却杳无踪影。问问“工总司”的头头，他们都摇头，其中只有一个人昨天深夜听潘国平讲过“要找一个地方‘打游击’睡上一觉．”至于他究竟睡在哪里，谁也不知道。我很生气，直接去问在一旁看发言稿的王洪文，王洪文骂了潘国平几句，又踌躇着觉得难以从其它常委里挑，挑谁主持大会都会摆不平、闹矛盾，他想了想说：“这样吧，叫范佐栋主持，他是我们‘工总司’负责宣传工作的，主编《工人造反报》，又参加过大会的筹备工作，普通话说得还可以……”选这样一个人主持，大家都没有话讲，范佐栋就上场了。
念过语录，范佐栋宣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正式开始，他一声高喊：“把陈丕显、曹荻秋押上来!”只见市委警卫处“红色警卫员造反队”的几个人，把华东局和市委的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马天水、王一平、杨西光、王少庸、梁国斌等，从后台带出来。每个批斗对象，交给两名工人造反队员看管，虽然说是不搞喷气式，不搞武斗，但仍然在他们的头颈上挂上了大纸牌子，悬在胸前，牌子上颠三倒四地写着他们的姓名，还用红笔在名字上打了几个大“x”。主席台上搭了几张乒乓桌，陈丕显书记和曹荻秋市长被带上桌子，低头弯腰，面向着广场上的群众。
由于大会筹备组事先通知陈丕显不准穿军装，所以他今天改穿了一件灰色的棉袄；曹荻秋市长仍然穿着他日常穿的蓝卡其上装，满头白发已经很久没有理了，被强劲的寒风吹得乱蓬蓬的。其它的市委书记、候补书记和常委们，（中国文革研究网）都分列在乒乓桌的两旁，发言中叫到谁的名字、问到谁的事情，就让他上乒乓桌去“示众”。
在大会发言揭发批判的时候，每当发言人要陈丕显回答问题，陈丕显总是顶得很厉害，曹荻秋则用满口四川话一再说：“前一个时期是我在主持上海的工作，我应该负责!”这时候，主席台上领呼口号的一男一女就大声呼喊：“陈丕显必须老实交代!”“曹荻秋必须低头认罪!”“打倒陈、曹!”“打倒上海市委!”当工交系统的造反派在发言中点到马天水的时候，他跑上乒乓桌，佝偻着腰，抓住前面那个放得很低的话筒，主动地说：“我有罪，我要向上海人民请罪，我要交代!”接着他抓紧时机作起自我检查来。我听了觉得今天还不是马天水“亮相”的时候，就示意范佐栋停止了他的“检查”，让下一个揭发人发言。
会议开了许久，潘国平忽然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我和王洪文不约而同地问他：“你到哪里去了?”潘国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眯起了他那双小眼睛“我……我一个人睡在武康路二号三楼的小房间里，睡过了头，也没有人来叫我……”我埋怨说：“谁知道你躲在小楼上，不然今天一早我就来喊醒你了。”潘国平在主席台上转悠了一圈，看看主持人的位置已经落到了别人手里，只好自讨没趣，搭讪了几句走了。
大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融雪天气很冷，会场上人们的情绪有点松散，我赶紧删去了两个发言，让王洪文的压轴戏上场。王洪文穿着一身褪色的黄军棉袄，戴着一顶圆形的翻毛帽子，向台下行了一个军礼，就念起经过张春桥修改的那份发言稿来。他事先虽然看过稿子，但没有反复准备，所以有几个地方念得不够顺畅，有一处他忽然停住了，原来是“幡然悔悟”的“幡”字念不出来，他还算机敏，索性把它跳了过去，我在旁边为他急出了一身汗。所幸的是他的带一点东北口音的普通话比较标准，责问曹荻秋市长的问题也颇具火力，所以他的发言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最后，北京体育学院驻沪联络站的一个女红卫兵上场了，她是一名高高大大的排球运动员，念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她代表各群众组织宣读了大会的三项通令：
一、 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 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真是史无前例!一次大会，一纸通令，一个经过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的中国最大城市一一上海市的党政最高领导，就这样地被打倒了；上海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就这样地被撤消了职务。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这一天起，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实际上就已经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和我们这几个造反组织负责人的手里。（中国文革研究网）
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一月夺权风暴”，在它的策源地上海，猛烈地刮起来了。

毛泽东说：“不要烧焦了!”

“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结束以后，一月七日，我赶到兴国路招待所去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一方面急于听到他们对大会的反映，另一方面也确实要向他们请示大会的发言稿、通令和致敬电如何发表的问题。 兴国路招待所位于上海西南部安静的一角，是过去法租界里面外国大老板的别墅区，一个广袤的大花园里错落有致地矗立着十几座欧洲风格的建筑物，里面有非常现代的设备。整个院子周围围着高墙，墙上还安装着铁丝网。这里属于市委招待处管理，专供中央来的要员居住，环境幽静，戒备森严。
我来到门口，只见两扇大铁门紧闭着，从旁边的小门进去，新来的警卫战士都不认识我，他们从传达室打电话进去通报。过了一会儿，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出来接我。我们走上平坦的柏油马路，穿过好几幢独立的洋楼，绕过茂密的树丛，向院子的深处走去。我看到在好几棵大树的后面，影影绰绰地有站岗的战士在注视着我们。一直走到大路尽头转弯处，有一幢三层楼的花岗石建筑，这便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住的五号楼。
走进会客室，我看到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坐在沙发上谈话在靠墙的一条长桌上，安放着一台电视机．我这时邀功心切，招呼了他们一声以后，脱口就问：“看了大会的电视实况转播没有?”
张春桥一边示意我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一边回答“看了，我们昨天从头到尾都看了。大会开得很成功，特别是下面群众的情绪很好，一直坚持到底。你们把陈丕显、曹荻秋揪上台批斗、搞臭，很好。就是开会的时间长了点。”（中国文革研究网）从他的神情上可以看出，张春桥对这次大会是很满意的，他平时很少说赞扬的话，刚才那几句评价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
和张春桥比起来，姚文元今天显得更加喜形于色，一反他平时说话稳重的样子。他讲话时的习惯，是用右手食指频频地戳点着面前的桌子，说到兴奋处略为有些口吃，同时喜欢重复使用词语：“上海的工人阶级真好，真好……那么冷的天，地下又是湿的，站在那里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真有纪律，真有纪律，了不起!”
张春桥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朝面前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弹了一下灰，徐缓地说：“几个人当中，陈丕显态度最差，曹荻秋老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比较起来，还是马天水的态度好一点，这和过去上海造反派的反映是符合的，也和我们在北京中央工交工作会议以后，和他打了招呼有关系……”
姚文元侧过身来问我“你们把魏文伯拉到会上去干什么?他不是已经调到华东局去了么?”
我说：“魏文伯过去长期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机关干部对他意见很大，他在市委工作时的那些账，应该清算。”
张春桥淡淡一笑，眼睛从镜框后面看着墙壁：“这个人看来民愤比较大。”
接着，我向他们汇报了市委党刊《支部生活》的造反派提出的要求：希望把大会的全部发言稿、通令、致敬电等，全文在《支部生活》刊物上发表，出版一个专辑，印它一百万份，向全市、全国发行。这样既能扩大大会的影响，又能在实际上把市委党刊的权夺到手了。我支持他们的设想，但涉及到点名批判，所以需要请示一下。
张春桥沉思了一下，说“在中央没有批准在报纸上公开点名以前，我想，批判发言稿在内部刊物《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上登登，还是可以的。”他看了一下姚文元，“文元，你看怎么样?”
姚文元从沙发的靠背上挺挺身子：“同意。只要《解放日报》、《文汇报》暂时不点名，就可以。关于在大报上公开点名的问题，我们以后要向中央写一个请示报告。”
正说着的时候，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回来了，她这几天也住到兴国路招待所，和姚文元在一起。金英是卢湾区五里桥街道的党委书记，她说：今天全区的街道党委书记被集体批斗了一次，她也上了台，挂了牌子，造反派考虑到她是姚文元的家属，对她算是客气的。说罢，姚文元和她一起上楼去了。（中国文革研究网）
张春桥的儿子毛弟，年龄只有十岁左右，从花园里跳跳蹦蹦地跑进来，拖他爸爸到客厅外边的阳台上去玩。张春桥答应着，招呼我一起过去。阳台上用白瓷砖铺地，放着一张圆的藤桌和几把藤椅；阳台前面是一排明亮的落地长窗，晴天可以让阳光洒满整个屋子，阴雨天又可以遮风蔽雨。打开玻璃门，跨下几级台阶，有一条水泥铺成的小路，横亘在天鹅绒草地上，曲径通幽，一直伸展到远处的香樟树林里。
张春桥和我在藤椅上坐下，毛弟靠在他的膝头，张春桥跟他的儿子开玩笑，指着我说“毛弟，你不是说要看看‘工总司’的王司令吗?喏，这里也有一个司令，他是机关里造反的‘徐司令’。”毛弟不相信：“不，徐叔叔不是‘司令’，他不戴袖章。” 我看着张春桥和儿子亲昵的样子，觉得我看到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张春桥，原来他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充满人情味和流露出强烈的父爱的。然而我过去看到的张春桥，总是那样的严肃，那样的一本正经。我和张春桥的接触，已经有不短的历史了：上海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社的社长，我听过他的几次报告，没有稿子，侃侃而谈，条理清晰，思路敏捷，不像有的领导那样哼哼哈哈，拖拖沓沓，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一九五五年，我调到文艺工作部，张春桥是文艺工作部的部长，成了我的主管领导以后，张春桥调任市委专职常委，兼任《解放》杂志的主编，他把姚文元调去《解放》杂志，姚文元曾约我为《解放》杂志写过评论文章。张春桥一九五八年在《解放》杂志发表的《坚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从此张春桥在政治上得到更大的信用，被提拔为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书记。江青一九六五年初在上海抓京剧革俞和《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张春桥就全力以赴；据张春桥对我说，（中国文革研究网）光是江青抓的京剧《智取威虎山》这个戏，他就看过五十多遍。张春桥给江青起了一个代号叫“客人”，他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多次开会传达“客人”的指示，并且说：“在创作和表演上，我们不能搞‘群言堂’，只能是‘一言堂’一一就是‘客人’一个人说了算!”姚文元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的过程中，为了保密，一直躲在我们市委写作班。初稿写好后，姚文元和我一起到康平路张春桥的办公室去，一进门，姚文元就大声嚷着“怎么样?春桥。”张春桥便把姚文元引见给江青，然后由江青把经过反复修改的文章送给毛泽东。
在我的观念中，已经把我自己的命运和他们联结在一条强有力的线上了，简单明确地描画出来，那就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和我一一姚文元一一张春桥一一江青一一毛泽东。而现在，当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展开以后，特别是当张春桥和姚文元从北京返回上海直接领导夺权以后，我感到非常庆幸，因为这条联结我们命运的线，变得更加清晰、更加牢固了。此刻，我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的阳台上，呷着清茶，看着坐在我面前藤椅上谈笑风生的张春桥的时候，我暗自思忖十多年来，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可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过呢!
张春桥和他的儿子戏谑了一阵子以后，把毛弟打发走了。他点着了一支烟，忽然问我：“你们的那些大会发言稿，还有通令，有没有报送中央?”
“没有呀，”我嗫嚅着说，“我以为……你和文元同志已经……报告中央了……”
张春桥的脸色马上变得严肃起来“我们汇报是我们的事。你们开了大会，宣布了打倒上海市委；你们又念了通令，宣布不再承认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可是，你们又不向中央正式报告。如果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那你们的大会和通令，怎么能生效呢?不能开过大会就算了，大会后怎么搞，不能都由我们两人包办，你们要直接报送中央……”
“那好，我马上回到康平路去办。”我紧张得脑门上都沁出了汗珠，“你看……用什么名义报?”（中国文革研究网）
“就用你们几个发起开大会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名义报，”张春桥说得非常轻脆，而且具体地传授了上报文件的方法：“一式印十五份，直接通过机要交通送中央办公厅，这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成员都可以看到了! ”我急忙赶回市委写作班，布置重新印刷了大会的全部发言稿、通令和致敬电等，整理出一式十五套，由我亲自装进大信封，贴上了“绝密件”的签条，写上了“送中央办公厅收启”的字样，然后打电话叫来了两个机要交通员，当面布置他们明天一早就乘飞机到北京去，把文件袋直送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完了这件事，我又打电话给张春桥作了汇报，才算舒了一口气。我心里不断地埋怨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要向中央报告呢?这次亏得张春桥的提醒，才补报了……
过了几天，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十一日，经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来了贺电，肯定了我们打倒了上海市委以后发布的《紧急通告》，祝贺上海的群众组织实行了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即向全国广播了中央贺电的全文。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中央和毛主席第一次用文件形式正式表态支持群众组织的联合夺权。我们收到贺电后欣喜若狂，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盛大的庆祝会，会后举行游行。张春桥和姚文元主动提出：这一次他们两个要参加大会并讲话，和上海的广大群众公开见面。
这天晚上，我到兴国路招待所去向张春桥请示庆祝大会的开法。他坐在办公桌前，把左手支在额角上，正在起草他自己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听了我的汇报，他同意我们对大会各项工作的安排，接着，他对我说：“我已经找陈丕显谈过话了。”
我觉得有些意外，问道：“是在哪里谈的?”
张春桥说：“把他找到兴国路来谈的……”他看到我有些不解，稍作停顿后又说，“去年十二月，主席生日的时候，提到你们写作班造反时的口号‘火烧陈丕显’，主席很风趣，他当时还说：‘烧一下可以，不过不要烧焦了!”’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楞了一下，我想：去年姚文元打电话给我，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时候，没有讲这句话嘛。
张春桥继续他的话题：“这次我们来上海以前，中央的意见，是希望陈丕显还能出来工作。所以，我在找他谈话的时候，对他说我们在和群众见面之前，先找你谈谈。我把中央的意见也告诉了他。（中国文革研究网）陈丕显听了以后表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出来工作有困难。”
张春桥长长地吐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我看，他现在也确实难以出来工作。”
我没有接口，我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想主席说“不要烧焦了”，可是现在经过你们同意，大会也开过了，通令也发布了，人也打倒了，不是已经“烧焦”了吗?一切都已成为事实，不可改变了。反正，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名发来的贺电，也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所以，管他“烧焦”不“烧焦”，我们还是照开庆祝大会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同样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身穿军装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和小组成员姚文元，出现在几天前陈丕显第一书记和曹荻秋市长被打倒的那个主席台上，对着广场上的人潮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发表了他们返回上海以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说。

毛泽东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红革会”总部“炮打”失败，终于垮掉了，这样一来，上海再也没有从中作梗的力量，反倒促使各个造反组织加快了联合夺权的步伐。
至于新的政权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大家议论纷纷，提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张春桥和姚文元曾经多次称赞过“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以及“上海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这样的机构，认为它们实际上履行了政府经济部门的职能。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张、姚还没有来上海的时候，各个工厂企业的造反队此起彼伏，互相斗争，大家抢旗帜，各自斗当权派。但是，自发的工人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往往滑向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的轨道。当时，有些干部怕批斗，凡是群众提出要求他们就签字，助长了这股经济主义的歪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有些工厂企业的职工要求增加工资、补发津贴，某些领导不坚持原则照样签字，结果银行被提款数千万元。上海港的几个装卸区，有一批工人闹着要发“串连费”，结果拿了“串连费”擅自离开生产岗位，到外地“串连”去了，致使一批外国轮船停靠在码头上没有人卸货，有些外轮的船长提出了抗议；还有从船上卸下来的货物堆放在露天没有人运进仓，整个港务局系统积压的货物总数达四十万吨之多。（中国文革研究网）
鉴于这样严重的局势，而市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又陷于瘫痪状况，就由“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铁路局、海港和银行等方面的造反组织，一起成立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后来又成立了“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市委写作班的朱永嘉等人也参与了这些机构的领导，在较短的时间内制止了经济主义的歪风。
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到上海以后，对“火线指挥部”等的工作大加赞赏，对朱永嘉作为一个研究明史的专家，能够主动到风口浪尖上去处理实际的经济事务，尤为称颂。他们推而广之，曾经想建立上海各群众组织的联络总站，来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但后来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夺权后建立的领导机构，要有军队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三者参加，这才否定了联络总站的形式。
时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上海联合夺权的步伐加快了，几个主要的组织在市委党校成立了夺权宣言的起草小组。执笔者们根据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初稿起草出来以后，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我把这些设想向张春桥、姚文元作了汇报，他们基本上同意起草小组的设想，并且要我把夺权宣言的初稿统改以后，交给他们两个定稿。我向起草小组的成员作了传达，大家都欢欣鼓舞，我说毛主席在听到《文汇报》夺权以后，曾经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创举，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一九六七年一月发生在上海的逭一场革命，更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俄国的十月革命，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这在历史上是一次创举；而我们的一月风暴，又解决了当无产阶级的政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以后，如何再把它重新夺回来的问题，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这又是一次历史的创举，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我们的“一月革命”，可以说是“十月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我建议我们夺权宣言的题目可以定名为《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副题是《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这样既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又有恢宏雄伟的气魄。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夺权宣言的草稿就这样草成并付排了。（中国文革研究网）
正当我们在起草宣言的时候，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却等不及了，二月二日晚上，大家在余庆路招待所共商新政权的筹备工作，有几个负责人当场起哄，说是既然“红革会”等都不参加筹备了，那末新政权机构的建立应当越快越好，只争朝夕嘛!他们擅自决定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委员会，而且连夜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报喜，主张在二月三日就要举行全市的成立大会。这一下，连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感到措手不及了。
二月三日凌晨，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武康路二号召开各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张春桥一到场，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把你们紧急请来，就是要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你们急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急着马上就开成立大会，这种心情我和文元都是理解的，我们当然也是支持的。但是，一个新的政权机构的建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在这个权力机构里，光有你们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还不行，还应当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可是上海市一级的干部都还没有‘解放’，那末，就算我和文元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吧，我们的机构里还要有军队的代表，驻沪的陆、海、空三军究竟派谁来参加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呢?他们三军的领导机关总还得商量一下吧?”
姚文元接着说：“成立新的权力机构这样的大事，我们还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报告呢!再说，召开这样大规模的成立大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不宜太匆忙……”
张春桥说：“是呀，我们还应当发表一个象样的宣言，现在宣言的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可是我和文元还没有来得及看，我们想要仔细推敲修改一下，请你们也要认真看过，我们再在全体委员会上讨论通过，向全国发布。还有，成立大会上各方面的代表要发言，我们也要讲讲话，这些都需要时间准备．所以，我建议成立大会是不是推迟几天。”
这时，王洪文急不可耐地站起来说：“上海人民公社开成立大会的事，我们已经布置下去了。我的意见大会不要延期太久，不然群众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其它的人也都主张趁热打铁，尽量早开，最后张春桥拍板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上海市新的权力机构一一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
王洪文带了一批人，开进南京路市体委大楼，具体筹备大会的组织工作我和起草小组一起，争取宣言早日定稿，并且负责审改各界代表的发言。二月四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把经过他们修改的宣言退回给我，题目改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副题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他们还通知我要在宣言后面署上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各个群众组织的名称，送给《文汇报》排印，以便晚上开筹备会议。谁知道在这份夺权宣言的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在上海有一批公认的比较有影响的市一级造反组织，包括北京和外地大专院校的驻沪联络站，它们经常在各种场合共商大事，共同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署名，一起参加张春桥和姚文元召集的会议等等，算起来一共有三十二个组织。于是，我征得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同意，把这三十二个组织的名称，署在夺权宣言的后面，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组成单位，然后把宣言的全文送到《文汇报》社去排印。文稿一到报社，消息马上传了出去，三十二个组织里有几个“山头主义”特别严重的，对排名的次序不满意，首先闹将起来，要求把自己这个组织的名字排在前面。接着，风声传到社会上，全市其它的造反组织听说要成立上海市的新政权了，都想挤进来抢占一个座位。一夜之间，平白冒出来许多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组织，纷纷派出负责人到市体委大楼的大会筹备组吵闹，其中有所谓的“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支持新疆知识青年返沪造反司令部”等，还有一个最奇特的叫做“上海住房困难户革命造反司令部”，都要求挤进末班车，弄个上海人民公社的委员当当。对于这些“经济主义”的组织，当然断然不能同意它们参加进来。在这些闹事的组织中，有一个“红卫军”组织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中国文革研究网）它专门跨行业、跨系统吸收全市的复员、转业军人参加造反。当时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成立这一类组织，还发出了正式文件要求它解散，但这些人拒不执行，仍继续发展成员，宣称自己拥有多少万的“有战斗力”的队伍，应该和“工总司”平起平坐。这次，他们听说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自称对打倒上海市委有功，扬言上海人民公社非让“红卫军”参加不可。“红卫军”派出了一批人员进驻《文汇报》社，守候在排字房里，他们说如果不让“红卫军”组织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上署名，就要砸掉报社，还要带领队伍冲击筹备会的会场。《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老朱，打电话给我反映了这个紧急情况。
我觉得问题十分棘手，当即向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了汇报。他们商量后又向中央请示，一直等到二月四日深夜十点钟，他们突然通知我：马上把三十二个组织的负责人集中转送到上海展览馆的咖啡厅开筹备会议，对外不要宣布开会的地点。我立刻告诉了在市体委大楼的王洪文、王承龙等人，由他们分批把各组织的头头送上大客车，转移了几个地方，最后秘密送到上海展览馆。我还单独通知了上海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深夜十一点钟，我陪着张春桥、姚文元赶到上海展览馆的咖啡厅，只见全场被水银灯照得雪亮，新华社上海分社、上海电视台等的记者都出动了。张春桥还通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陆、海、空三军的首长，他们早已坐在第一排主席台座位上。
张春桥主持会议，唱罢《东方红》，他让工作人员给到会的人员每人发一份宣言，然后让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女红卫兵全文朗读《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一一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宣言指出“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
读罢宣言，张春桥让我介绍宣言的起草经过。到会的人听我说宣言是经过张春桥、姚文元精心改定的，一致鼓掌表示拥护。但是，当讨论到宣言后面的署名问题时，会场上顿时哄闹起来，《文汇报》的造反派负责人老朱伸直脖子用沙哑的喉咙喊道：“这样写不来事的，‘红卫军’在我们报社里守了一天一夜了，他们说要是不让‘红卫军’在宣言上署名，就把报社砸掉!”王洪文恼怒地站起来说“他们敢砸?我今天晚上就调队伍去砸掉他们在华山路的总部!”大家都跟着鼓掌，表示响应。正在这时，上海展览馆延安中路和南京西路两个入口处的警卫人员进来报告有好几个没有接到通知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听说这里在开会，正在人口处吵闹，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参加会议，一定要挤进来在宣言上签名。会场里更加混乱了，有的组织主张坚决抵制临时要来参加会议的人，但是也有几个组织的头头为守候在大门外的说情，要求把他们放进来。显然，给别的组织的人通风报信、泄漏了今天晚上开会地点的，就是会场里的某些人，他们之间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看到这种混乱的情景，一把抓过放在桌子上的话筒，生气地说“大家别闹!我们成立上海夺权以后的权力机构，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又不是挤公共汽车，谁挤进来就算数，这象话吗?再说，这几天全市一下子冒出了六百多个组织，都涌到大会筹备组来，宣称自己是正宗的市一级组织，你们能承认他们吗?如果现在让大门口的这些人进来参加会议，那末，其它组织都会大闹，谁来负责?”
大家听我一说，觉得倒也在理，但又想不出新的办法来，只能干着急，低声抱怨。（中国文革研究网）
张春桥却并不发火，他在话筒前慢悠悠地开了腔：“同志们哪，现在可不是造反派搞分裂、打内战的时候啊!今天在座的这三十二个组织的负责人，确实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你们是即将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的当之无愧的成员，我们要共同来掌管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可是，大家应当考虑到：上海有一千万人口，上海的革命人民，除了那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外，都应该是上海人民公社的社员呀!如果新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只由我们这三十几个组织组成，那末势必要把很多群众都排除在外，这样，有相当的一批人会不高兴，也会影响到我们新的权力机构的权威性。告诉大家一件事，就在我们来开会以前，‘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已经找了另外的三十几个组织，在其它地方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准备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这样我们上海的群众队伍就分裂了。我和文元同志刚刚跟耿金章他们做了工作，同意今后让他们参加到上海人民公社里面来，他们才答应不再另外成立第二个政权机构。所以，我们的团结面一定要越广泛越好。”张春桥说到这里，稍稍地停顿了一下，点起一支烟，徐缓地吸了一口，胸有成竹地说“我和文元同志商量了一下，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请大家考虑行不行?……”
大家听说张春桥、姚文元有新方案，都凝神谛听：
我们今天晚上，宣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作为我们 夺权以后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座的三十二个群众组织，都是上海人 民公社临委会的当然委员，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各组织可以自己 推选代表参加临委会，也有权力撤换和罢免自己的代表。当然，这 个权力机构应当是“三结合”的，除了群众组织的代表，还要有军 队的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我们已经向中央作了报告：驻沪 三军的负责人作为军队的代表，我和文元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参 加上海的三结合权力机构， 已经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会场里热烈地鼓起掌来，特别是到会的各组织负责人听说自己是属于“当然委员”之列，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格外兴高采烈。张春桥看看火候已到，就把话锋一转，继续讲述他和姚文元提出的方案：
正因为这样，我们建议：今天到会的三十二个组织，不作为上 海人民公社的组成单位，而是作为发起单位。在上海人民公社的宣 言上，也不必把三十二个组织的名称统统写上去了，只消署上一个 统一的权力机构的名称一一“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这样，既 代表了军队、革命干部和我们这些发起单位的群来组织，又避免了 因为署名引起的许多麻烦。至于在外面的那些组织要参加上海人民 公社的话，都可以提出申请，今后由上海人民公社临委会统一审查 批准。这样的处理方式，如果大家赞成的话，今天晚上散会以后，请 大家到外面去宣传，凡是想要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组织和单位，欢 迎他们明天都到人民广场去参加成立大会，这样可以使很多人和很 多组织安定下来。大家看这个办法是否可行?我心里想：张春桥真不愧是处理复杂问题的能手，这一来可以把许多问题都摆平了，所以我带头叫喊起来：“赞成!”其它的人也都纷纷嚷道“我们同意!”“赞成!”紧接着，全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国文革研究网）
场内的水银灯照得雪亮，摄影机嚓嚓地响，到会人员一齐举手通过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最后一项议程是确定二月五日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主要讲话，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代表驻沪三军、王洪文代表工人、夏桂伯代表农民、徐景贤代表机关干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陈敢峰代表红卫兵，在成立大会上发言。
筹备会议到此圆满结束，姚文元兴奋地站起来，用手指连连敲击着桌面，大声地说“明天…一哦，不桌面，大声地说“明天……哦，不对……”他低头看看手表，“现在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的凌晨一点钟了，应该说是今天……今天下午两点，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二月五日下午，一百万人争先恐后地来到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各个组织都打出自己的旗号表示拥护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张春桥、姚文元、驻沪三军的领导人和三十二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登上主席台，天空中出动两架飞机撤下了五彩缤纷的传单……
张春桥在成立大会上致词：“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
姚文元在会上发表演说“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
大会宣读的上海人民公社通令指出：“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游行队伍到了外滩，我们正式进入了原来是汇丰银行的上海市政府大厦。大厦门口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用重磅铁锤砸碎，丢在火堆里烧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上海人民公社”的新牌子。夺权以后的新的权力机构正式开始运行。
第二天，我们这些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们就进入外滩大厦办公。可是，左等右等，一连等了三、四天，不见新华总社发布电讯，也不见《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报道，只有上海的地方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天天在大肆宣传。于是，社会上的流言多起来了：“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中央不批准。”“毛主席不同意张春桥、姚文元当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人，所以不发消息。”……我心里当然明白不是这些理由，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发，我也搞不清楚。我对张春桥、姚文元说：“黑龙江省夺权以后，成立了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很快发了消息，还配了祝贺的社论，新华总社又转发给全国报纸刊登，为什么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消息他们没有发?”张春桥、姚文元不回答我。（中国文革研究网）
又过了几天，上海街头出现了《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字报，张春桥、姚文元也坐不住了；二月十一日，张春桥把我单独找到兴国路招待所去，告诉我说明天他要和姚文元到北京去一次，向中央汇报关于上海夺权和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的事。张春桥再三叮嘱：这个行动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外传，免得在上海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上海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北京告诉我们。
第二天，他们就飞北京了。我小心谨慎，守口如瓶，关于他们的行踪连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人都讳莫如深。我每天晚上都往兴国路招待所跑，来到张春桥住的五号楼二楼，通过加保密机(在普通保密电话机下面，再安装一只扁扁的加保密箱，互按按钮以后，可以加倍保密，连长途电话接线员都无法窃听)，向张春桥汇报各条战线的动向；然后，我又在第二天向大家传达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示，仿佛他们两个人仍在上海似的。
这出“空城计”唱了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忽然打电话给我，从电话里听，他的情绪很高涨，话也比平日多了，他说：“我和文元很快就要回上海了，问题都解决了，你先组织几个人起草一份关于当前上海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我们回来以后开全体委员会议要用……”
我赶紧照办，决议草稿刚起草好，张、姚就回来了，当天就把我找去兴国路招待所。张春桥说：“这次我们到北京的当天，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们，主席说：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重要。主席对上海非常关心，对夺权表示支持；但是，主席对我们夺权以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件事有意见，他说，你们把名称改成上海人民公社，原来北京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如果各省、市、自治区都改叫人民公社的话，我们的国号就要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还要设社长。那就涉及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改变国号，牵涉到外国对我们国家要重新承认；外国大使都作废了，要重新换大使。”
我是积极主张叫上海人民公社的，现在一听问题这么复杂，便着急起来：“现在怎么办呢?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姚文元主动把责任揽了过去：“这件事不能怪群众、怪你们，主要是我和春桥考虑欠周到、欠妥当。”张春桥微微一笑，往下说：“二月十二号那天，我们已经向主席当面作了检讨。主席考虑得真细致，连改什么名称都代我们想好了，他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主席还说，一时改不过来，可以过一段时间，你们再回去商量一下。我和文元考虑，晚改不如早改。至于具体的改名活动怎么进行，我不是要你组织起草一个关于当前上海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吗?”（中国文革研究网）
我说：“已经起草好了，今天我也带来了。”
张春桥说：“那好，这个决议就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署名，在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通过一下，同时由我在会上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且作一些说明，这样就很自然地把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不至于引起任何波动。我们设想的这个方案也向主席作了报告，得到了主席的批准。”
“那么关于改名的问题新华总社和《人民日报》发不发消息?”我还是担心全国的报刊不登上海成立权力机构的事。
张春桥仰天大笑，似乎在笑我的担心是多于的：“我们已经和新华总社打过招呼了，开过大会、通过决议以后，由上海分社写一则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当前上海形势和任务的决议》’，由新华总社转发全国，根本不用提‘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的事，这不等于向全国宣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并且开始行使职权了吗?”
“对!对!这样好。”我恍然大悟，击节赞赏。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我们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大会由姚文元主持，张春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我宣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与会者一致举手通过。会后，一辆彩车驶到外滩，挂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又送进了博物馆。
《人民日报》很快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会的报道，报道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它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新华总社还向全国发了电讯。
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传达了毛泽东总结的上海“一月革命”的基本经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社论还宣称：“这个大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作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我们终于坐稳了上海的交椅，而且在上海的带头下，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争先恐后地开展起来了。

中央贺电的庆祝大会开过以后，上海市委的垮台已成定局，但是今后究竟由哪些人来掌管上海的大权，又通过什么样的机构来领导上海的党、政、财、文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呢?这成了万众瞩目的大事。
中央对人事问题没有下达新的任命。上海的各种政治力量和各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都想挤进这个世界著名的大城市的权力机构，都渴望占有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席位，都企图尝一尝这块“禁脔”的美味。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这个动荡不安的月份里，在上海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走马灯似的夺权闹剧。
“走马灯”夺权

一月中旬，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个“工八司”(“工人造反第八司令部”的简称)，拉拢了几个小组织，装了几卡车人，直接开进了康平路市委大院。他们把除了档案室和机要室以外的地方，统统占领起来，贴出大布告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我到张春桥、姚文元那里汇报以后，他们大为恼火，要我打电话通知“工八司”等马上撤出。我把电话打进康平路总机室，只听得电话那头传来一片乱哄哄的声音，原来是那些夺权者还要接管电话总机，正在和接线员发生激烈的争吵。正好，我找到“工八司”的头头，在电话里严肃地告诉他们：“你们没有和上海的主要组织协商，是没有资格接管市委的，要马上撤出来!”
那个头头提出抗议：“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我警告说：“逭不是我的意见，是中央文革首长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的意见，你们如果不执行的话，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上了。
那批夺权者一听张春桥和姚文元都不支持他们，只好自讨没趣，贴了几张大标语便灰溜溜地撤走了。
过了几天，即一月二十四日的晚上，上海最大的一个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又采取了一次突然行动：“红革会”总部的领导经过严密的策划，组织了十几支红卫兵队伍，乘着吉普车、摩托车等，在一个晚上同时出动，闯进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机关，以及上海十个区的区委和区人委等共二十三个单位，夺走了全部大印。他们把这几十颗钢制的、木制的图章，鼓鼓囊囊地装在背包里，送到“红革会”总部，发出通告，宣布自己这个组织已经把上海的大权统统夺到手了．接着，“红革会”的负责人占领了上海展览馆内的一幢房屋，作为他们的指挥部，并通知上海警备区派解放军保护他们这些“左派”。其它的许多造反组织，听说“红革会”撇开大伙单独行动夺了印，都很生气，摩拳擦掌，批评指责，眼看一场“内战”即将发生。
“红革会”的夺印使张春桥、姚文元感到很伤脑筋，因为“红革会”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最有影响的一个学生组织，它曾经搞过几次重大的活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红革会”为了坚持要把自己编的《红卫战报》与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行，曾经进驻与封闭了解放日报社，给上海市委施加压力，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红革会”一直与“工总司”并肩战斗，而且又支持过我们市委写作班起来造反。这个组织在上海有了点名气以后，它的某些头头也自恃造反有功，骄气很盛，听不得不同意见。它的领导核心，主要是由复旦大学的学生组成的。对于这样一个组织，张春桥和姚文元觉得不能用像对待“工八司”那样，以简单化、下命令的办法，来处理他们的“夺印”事件。（中国文革研究网）
当天晚上，和我相熟的“红革会”总部负责人，复旦大学的小马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经夺了全市的大印，“红革会”愿意和上海最具影响的组织“工总司”、“农司(筹)”以及市委机关联络站一起联合夺权和掌权，希望我能够马上前去会商，共同签署联合夺权声明。我听了以后，觉得“红革会”一派夺印以后，深感舆论对他们不利，于是想搞一个以“红革会”为核心的四个组织的联合政权一一由工人、农民、红卫兵和机关干部四派掌权。
我到张春桥、姚文元那襄去作了紧急请示，他们向我面授了机宜。这时已经时近深夜，我就“单刀赴会”，直奔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内的“红革会”临时指挥部而去。到达那里的时候，果然看到如张春桥、姚文元所告诉过我的那样，在一幢房屋的四周由上海警备区增派了许多解放军巡逻哨。张春桥说过，在“红革会”提出派军队保护的要求之后，警备区作战处曾向他们作过报告，他们也表示同意，理由是不但要保护那些“左派”，而且要保护那些落在他们手里的华东局、市委、市人委等等的大印啊!要是有人在出国护照上盖上了钢印，完全可能堂而皇之地跑到国外去，这才是张、姚担心之所在。所以，再多派些军队保护那批印章，张、姚也会同意的。
我走进“红革会”总部的临时指挥部，只见满满的一屋子人，他们的头头几乎都在场，有复旦大学的小马、小赵，上海师范学院的小缪、小李，还有“红革会”二处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小劳等人。“工总司”的潘国平和“农司(筹)”的夏桂伯早已被他们请来了，夏桂伯是浦东农村的一个大队长，因为打出造反旗帜比较早，所以成了农民造反组织筹备组的负责人。师范学院的小李是“红革会”常委中的一员女将，长于辩才，说起话来像开机关枪一样，此时她正和潘国平等人侃侃而谈，看到我进了，就请我在桌边坐下。
我环顾这间房间，只见正中用几张写字台拼成了一个长条形会议桌，桌上杂乱无章地放置着茶杯、水瓶，还有吃剩下的面包；会议桌旁边，围着一圈长板凳；在房间的墙壁旁边，挨个排列着两排双人迭床。有些床上还躺着和衣而睡的穿军装的红卫兵，大概是白天行动太累了，现在正在睡梦里发出有节奏的鼾声，会议桌边的大声讲话对他们毫无影响。当然，我也留意观察了一下，不见那批被他们抢到手的图章的踪影。
“红革会”的一把手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小马，山东人，他还是我们市委写作班哲学组郭仁杰的学生，平时和我打过多次交道，现在走过来对我说：“我们夺大印事先没有和你们打招呼，因为怕知道这次行动的人多了可能会走漏风声，所以我们单独采取了这个革命行动。但是，我们‘红革会’不想一家掌权，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商量一下共同发布一个夺权声明。我们这四个组织是上海最大的或最有影响的，只要我们四家的步调一致，那么，上海的党、政、财、文大权，就由我们掌定了!”
我听了这一番话，觉得他们掌权心切，如果我拒绝签署夺权声明的话，很可能一上来就会把关系搞僵，所以只能慢慢来，采取迂回战术，和他们“蘑菇”说理，也许倒可以找到转机。于是，我对他们讲：“红革会”想搞联合夺权的想法是可取的，夺权以后当然要掌大印，可是夺印并不就等于夺权，关键在于掌权者说的话有没有人听，发号施令有没有人执行。造就涉及到联合夺权究竟是“小联合”好还是“大联合”好的问题。我们上海的造反组织，光是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署名的，就有二十几个，而且都是得到中央贺电肯定的，再加上北京和外地的驻沪红卫兵组织，平时经常在一起联合开会采取共同行动的，总共已经有三十二个组织，至于其它各种名义的组织，还有好几百个。如果我们四个组织夺了权，把别的组织都撇在一边，就有可能出现上海造反派大分裂的严重局面。因此，我希望“红革会”总部的常委们要慎重考虑夺权的方式，我的具体建议是由四个组织出面，召开全市各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共商夺权大计。其实我的这个主意，是刚才来“红革会”总部以前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商定的。（中国文革研究网）
潘国平在我之前本来已经松口，表示可以考虑“红革会”的设想，听我这么一说，他就缄口不言、不再表态了。“红革会”的小李、小劳等又提出另外一个方案，主张先由四个组织出一个声明，肯定这次夺印是一次革命行动，这些印章由“红革会”负责保管，直至联合夺权达成协议以后，再移交给上海各造反派的联合掌权组织。这一来潘国平又不同意了，他主张大印应该交给“工总司”保管，因为工人阶级应当掌握主要的领导权。而我则以这些印章长期流散在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作为理由，向他们提出警告，我问他们：如果有人钻空子利用这些印章跑到国外去，谁能担当得起这样的政治责任呢?他们听了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这场“蘑菇”谈判，从半夜十二点钟一直谈到凌晨三点左右，大家都谈得精疲力尽，还是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红革会”头头们的那股锐气，都被我磨掉了。“农司(筹)”的夏桂伯，本来就是作为农民的造反代表被拉来做做点缀的，此刻他坐在长板凳上摇晃着身子，直打瞌睡；潘国平越谈越没有劲，索性爬到他身后的一张双人迭床的上去呼呼大睡起来。
我趁这个冷场的机会，走到隔壁一间办公室，给姚文元打电话，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和各方的态度。姚文元还没有睡觉，就等着我们的消息，他听了说还要和张春桥再商量一下，让我们再等一等。过了十多分钟，姚文元直接打电话来，先要潘国平听电话。睡眼蒙眬的潘国平被叫醒了，听到姚文元在电话中明确告诉他：“工总司”决不能在四方夺权的声明上签字，一定要说服“红革会”跟其它造反组织一起搞大联合夺权；并说这是春桥和他两个人的意见，希望小潘照办。潘国平在电话里允诺下来。
接着，姚文元又要“红革会”的一把手小马听电话，姚文元说：上海的很多造反组织对“红革会”的这次夺印有意见，准备要造舆论“炮轰红革会”。春桥和他认为，在上海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造反派决不能打“内战”，现在春桥和他已经说服了那些组织，停止“炮轰”；同时希望“红革会”也要顾全大局，和大家一起搞大联合夺权。姚文元在电话中也替“红革会”搭了台阶，使他们有体面下台的机会，他说：张春桥和他准备亲自召集各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商讨上海各造反组织如何联合夺权，还要讨论新的政权机构的形式和组成等问题他们在会上将要专门讲一讲“红革会”夺权以后把大印保存得很好，而且主动表示愿意和其它组织联合夺权和共同掌权，“红革会”的风格值得肯定。姚文元还告诉他：为了不影响上海市和十个区的日常工作，希望“红革会”今天(天已经快亮了)就把印章全部交给上海警备区，由部队出面交回各单位。最后，姚文元又让我听电话，把这些底都交给了我。
听完电话，四方会谈继续，潘国平明确表态要搞大联合夺权，不签四方声明，我则马上对“工总司”的态度表示支持，“农司(筹)”的夏桂伯在一旁随声附和，“红革会”的头头们这时感到大势已去，一个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小马嘟囔着说：“算了，就照春桥、文元的意见办吧!”会议就此结束，警备区的负责人随后就来取图章了。（中国文革研究网）
我走到街上，曙色已经初露，头班公交车上已经搭乘着上早班的人们。我突然感到又晕又冷，肚子饿得咕咕叫，赶紧快步走进刚刚开门的供应豆浆、油条的小铺子……

提名张春桥、姚文元当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

在“工八司”、“红革会”等组织夺权的同时，另一个学生造反组织“上三司”也先后夺了两次权。
“上三司”的全称是“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它的负责人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赵全国。这个赵全国真有点“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的气派。一九六六年底，他曾经把华东六省一市的省、市委书记揪到上海，准备以“上三司”为主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一次整个华东地区的批斗大会。这件事惊动了在北京的周总理。周总理在电话里严肃地批评了赵全国，并表示不能同意召开这样的大会，赵全国才被迫偃旗息鼓。可是，他心有未甘，总想干出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第一次夺上海市的权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凌晨三点半，趟全国和“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结合起来，调动了一批工人和学生队伍进驻康平路市委大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等十一个组织的支持。这次夺权以后他们想出了高明的一招：用“工总司”二兵团和“上三司”等组织的名义，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汇报他们已经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要求中央承认同时还在电报中提名由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提名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请求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中国文革研究网）
“上三司”这次夺权拉了“工总司”二兵团参加，对于张春桥、姚文元来说又是一件麻烦事。“工总司”从安亭拦截火车以后，回来时一路上成立了“北上返沪”的三个兵团，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由耿金章率领的第二兵团。耿金章是共产党员，从部队复员后到上海纸浆厂当工人，年纪四十多岁，矮个子，黑脸膛，满脸胡子茬，一口山东话。造反以后，他自恃打过仗，会带部队，在“安亭事件”以后就单独拉起一个山头，虽然在二兵团的前头还挂着“工总司”的招牌，但他根本不把王洪文和潘国平等人放在眼里，处处闹独立性，在“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中都单独调动大批工人队伍擅自行动。他又善于抓权，把上海民航局以及造纸公司、食品公司的造反队，都归到二兵团的名下，谁要坐飞机或是办小报，甚至开大会准备食品等，都要有求于他。
耿金章的山头主义，一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各群众组织在签署《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时候，“工总司”已经署名了，但是耿金章坚持要单独写上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第二兵团”，以示突出，不然他就扬言要砸掉刊登这些文件的报社。最为奇怪的是，耿金章什么都要垄断，最后甚至把上海市的一些市一级的重要批斗对象也垄断了起来。
我就亲自碰到过这样一件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失踪”了，据说落在耿金章手里。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上海各群众组织准备在人民广场召开第二次全市性的斗批大会。临到开会前夕，忽然传说主要的斗批对象陈丕显找不到了，参加大会筹备工作的王洪文到处打听，才知道前两天某系统刚开完斗批会，耿金章就派人把陈丕显抢走了，而且藏在什么地方对外保密。王洪文以全市要开大会为理由，向耿金章要人，耿金章不卖账，让王洪文碰了钉子。开会的当天中午，群众队伍已经开始向人民广场集中，但是大会的斗批主要对象陈丕显还是杳无踪影，连市委警卫处出动去找也遍找不着。这下子我也着急起来，只好坐了轿车亲自登门去找耿金章。
“工总司”二兵团的总部设在僻静的徐汇区永福路上一座有红色砖墙的花园洋房里，原来的住户被赶走以后，耿金章把自己的“司令部”搬了进去。我把车停在门口，马上有几个彪形大汉挡住了我的去路。我通报了姓名，他们才把我从后门让人屋内。在通向里屋的二道门门口，又坐着四、五个保镖，这些人都属于耿金章贴身的“尖刀班”。他们看见我是单身一人前来，就按响了通人内室的电铃。
过了片刻，长得又高又大的耿金章的“随身警卫”孙玉喜走了出来，他是上钢一厂的工人，满是疤点的长脸上嵌了一对小眼睛，他和我比较熟悉，看到我亲自上门，就满脸堆着笑把我请到里间。在一张很长的西餐桌旁边，带着翻毛皮帽子、叼着香烟的耿金章站起来迎接我。房间里很幽暗，我环顾四周，房间的墙壁是由橡木镶成的，内墙下有一个火炉架，两侧安着精致的壁橱，看得出原来是一个相当考究的客厅。只见现在原房主人的家具陈设已经大部分撤走了，房间中央只留下几把大安乐椅，整个房间显得空荡荡的，再加上耿金章那副黑漆漆、矮端端的模样，使我很快联想起了《智取威虎山》那出戏里山洞中的“座山雕”的形象。（中国文革研究网）
耿金章对我倒是显得很热情，不像他对王洪文、潘国平那样，他掏出烟盒来向我敬烟，我说我不会抽。他又大声叫嚷起来：“小李一一，给我们弄饭!”
“好的，耿司令。”随着这清脆的回答声，从壁橱后面转出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白净的瓜子脸，脑后打着两个小辫子，笑盈盈地给我们放碗、筷。这就是耿金章自己从基层单位物色来的“女秘书”小李。
我赶紧说：“不吃了，时间来不及了!”我直截了当地对耿金章说明了来意现在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马上要在人民广场召开了，请他赶快把陈丕显交给我带走。
耿金章显得面有难色。我说：“老耿啊!批斗陈丕显可是一件全上海的大事呀，你我都耽误不起再说，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可能要看电视的实况转播……”
耿金章用手抹了一下上唇的黑胡髭，终于下了决心，说：“好吧，就看在你老徐面上，我亲自陪你跑一次。不过路很远，而且批斗完了还得把人交给我!”我只好答应了。
我们的两辆轿车向上海市西北郊疾驰而去，一直开到嘉定县黄渡公社，耿金章又带着我七绕八弯地寻找，最后在一个养鸭场里找到了陈丕显：咳，原来他把批斗对象关在鸭棚里了!
等到我们载着陈丕显一起返回市区人民广场的时候，大会早已开始，为此，王洪文和耿金章当场在主席台上狠狠地吵了一架。散会以后，我把找陈丕显的过程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担心把陈丕显等人交给耿金章可能会出事，就下命令给市委警卫处，立刻把陈丕显送到康平路上的一座空房子里，派专人“保护”起来。
就是这个自作主张的耿金章，这次又没有跟各个组织商量，也没有向张春桥、姚文元打招呼，就伙同“上三司”一起宣布夺了市委的权，还向毛主席、党中央发了电报。这件事处理起来就更增加了复杂性，不知道张春桥和姚文元有什么打算。我正在发愁的时候，忽然接到何秘书的电话，通知我晚上到兴国路招待所去。
当天晚上，我提前到了张春桥、姚文元住的兴国路五号楼，张春桥在客厅里，见了我就说：“今天就找你和耿金章两个人来，要和你们谈一些事。”过了片刻，耿金章来了，一前一后开来两辆小轿车，前面一辆坐满了给“耿司令”开道的保镖，后面一辆是他自己和随身警卫员孙玉喜。耿金章肩上披着一件海军穿的蓝色长大衣，脚上还是蹬着那双高统皮鞋，走起路来格登、格登地响，显得特别有气派。他下了车，往里直冲，那批保镖就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何秘书赶紧把保镖们引到旁边的耳房里休息，只让耿金章一个人进入客厅。
张春桥和姚文元就坐在面向门口的沙发上，我和耿金章坐在他们的对面。
张春桥问道“老耿呀，你们二兵团这次调了多少人进康平路呢?”
耿金章回答：“里面的几百人都是我调去的，他们‘上三司’根本没有几个人，其它参加夺权的组织更是摆摆样子的!”（中国文革研究网）
张春桥又问：“这么说，二兵团是这次夺权的主力了?”
这时，服务员端茶上来，耿金章呷了一口，把顺带喝进去的一片茶叶吐在地毯上，抹抹嘴巴，大大咧咧地说“是呀，没有我们‘二兵团’，他们谁也夺不成!”
姚文元插嘴问道“你们夺权以后给毛主席、党中央发了一个电报，你知道不知道?”
耿金章说：“知道。电报我没有看过，但是‘二兵团’的联络员给我说过这件事．”
张春桥这时才转入正题：“今天找你来，就是要谈这个问题。你们和‘上三司’等夺权，只是少数几个组织干的，别的组织都没有参加，要是承认你们的话，会引起很大的矛盾。前一时期，别的组织的夺权，我们都没有承认。最近，我和文元准备召开上海各个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你们也可以参加，大家共同来讨论上海夺权以后政权机构的形式问题。所以，希望二兵团能够从康平路退出来。”
耿金章听到这里，显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点起一支烟，抽了几口，默不作声。张春桥接下去说：“但是，有一件事应当告诉你们，就是你们发到中央去的电报，提名张春桥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毛主席已经看到了。毛主席还有指示。”
耿金章和我一听毛主席有指示，马上瞪大了眼睛，集中注意力，正襟危坐，屏息静听。
张春桥缓慢地一字一句地传达：“毛主席说，他赞成由群众自下而上地提名市委领导人的这种方式。毛主席还要我来负责提出市委委员的名单。”
张春桥说到这里，微微仰起头，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支中华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的高高突起的额角上泛着红光，他的眼神在淡黄色边框的玳瑁眼镜后面凝住了，仿佛在思索将来的事情。他继续平静地说道：“因为这是毛主席看了你们的电报以后的指示，我和文元考虑不好对你们封锁，所以决定找你们来传达一下，让你们知道。但是，因为毛主席没有对你们几个组织的夺权表态，所以不便把‘上三司’等其它组织统统找来，就找你耿金章作为代表。至于要我提名市委委员的问题，现在看来时机还没有成熟，需要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再考察了解一下。”

接着，张春桥谈起耿金章的身世来，还提到耿金章从小是他姐姐领大的，因为父母去世得早，所以他对穷苦的姐姐感情很深，等等。耿金章感到很奇怪。
张春桥笑笑说：“你的档案材料我都看过．你们‘工总司’几个人的材料我全看过。过去市委不是说你们‘工总司’的头头都是一些‘社会渣滓’吗?我对你们这些‘社会渣滓’，总应该有所了解呀!”
耿金章嘿嘿地笑起来。客厅里的气氛变得非常融洽。我的内心感到异常兴奋和激动，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如此信任我，在召见耿金章的时候特意让我到场，向我们传达了重大的信息毛主席同意张春桥当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同意姚文元当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还要张春桥提出市委委员的名单。这说明张春桥对我信任有加，我颇有点受宠若惊了。
耿金章肯定也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听罢毛主席指示的传达，当场就爽快地表态说：“那好，我回去就通知二兵团的队伍撤出康平路，还要做做‘上三司’的工作。至于什么时候开联席会议，我就等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通知吧!”
谈话结束，夜已深了，张春桥特地关照何秘书准备夜宵，厨师做了满满的一大锅肉丝汤面，似乎是对耿金章和他的保镖们的犒赏。他们把一锅面稀里呼噜地吃了个精光，然后乘了轿车风风火火地走了。
第二天一清早，二兵团的队伍就撤离了康平路，耿金章还把张春桥传达给他的信息，告知了红卫兵组织‘上三司’的头头赵全国。这下子，赵全国不服气了；你张春桥和姚文元当市委书记还是我主张向中央打电报提名的哩，可是现在居然把我撇开了。但是，二兵团一旦撤出市委机关，“上三司”就孤立了，赵全国策划的第一次夺权只好流产。（中国文革研究网）
赵全国很生气，组织了一个五人代表团飞北京告状。到了北京，听说《人民日报》将要发表支持夺权的社论，就认为“上三司”在上海夺权的大方向没有错，北京既然没有人理睬他们，就又飞回上海，联络了一些造反组织，在一月二十二日的中午，第二次进驻康平路市委机关，宣布正式接管上海市委。
赵全国第二次进驻康平路之日，正值张春桥、姚文元忙着和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讨论上海联合夺权后的组织形式之时。这天晚上，赵全国从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直接打电话给我，发出“最后通牒”，要我转告张春桥和姚文元，马上到康平路去接见群众。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理会他。
当天晚上，各个造反组织在余庆路招待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成立“联络总站”的问题。大家提出希望来一个大联合夺权，不希望关系破裂，要我再次打电话给赵全国，邀请他来参加会议。谁知道赵全国一口回绝，反过来通知大家集中到康平路他那里去开会，说是市委的权是他们“上三司”为主夺下来的。大家一听赵全国的态度就火了，“工总司”的潘国平正在主持会议，他气得跳了起来，站到椅子上指挥大家：“赵全国这小子破坏上海的联合夺权，去年他要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的造反大会，还伪造周总理的指示……走，我们一起去把他抓起来。”潘国平一声号令，几十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一拥而上，分乘两辆大客车，从余庆路直开康平路，冲进“上三司”设在市委大院内的指挥部。潘国平找到赵全国，争执了几句，不由分说，一把抓住了他，大家你推我搡，前呼后拥，当场把赵全国扭送到公安局去了。反正市公安局的造反组织“公革会”也有负责人在场，要关一个人还不容易?
“上三司”的又一次夺权就此结束。而第二天，在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上，出现了“工总司”二兵团的大标语：

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

坚决拥护姚文元同志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