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盛泽 王于、李威、左英在“文革”中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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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悲欢当年事——王于、李威、左英在“文革”中的遭遇
来源：福建党史网作者：王盛泽

王于　、李威、左英三位老战士是原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领导人的夫人，也都曾是厅级单位的负责人，她们以自己的才能撑起过一片天，创造出有目共睹的业绩，受到人们的尊敬。但在黑白颠倒的“文革”大动乱中，她们却因为自己已有成就而惨遭迫害。

王于　：“高考红旗”成为“高考黑旗”，最早被游街示众

王于　是河北保定人，1921年出生。早年就学于保定女师时投身革命，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新四军，先后任战地服务团副队长、民运队长、区委书记、地委妇委副书记等。她是新四军有名的“才女”，既会做群众宣传工作，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建国后，她随丈夫叶飞入闽，先后担任省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教育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她主持福建教育工作十多年，为福建教育工作进入全国先进行列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王于　作为教育厅长，首先受到“红卫兵”的冲击。1966年8月24日，厦门第八中学部分造反组织的师生向省委提出要王于　到该校接受批判。因为这一无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该校师生300多人步行赴榕，以向省委、厦门市委施加压力。有关部门只得派车把他们接到福州，他们便在福州各学校进行串连。29日，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及福州地区“红卫兵”冲击省委召开的“批判教育战线修正主义大会”，并逼迫叶飞接见。学生们一定要叶飞承认王于　是“黑帮”，叶飞一直顶着，学生们一直闹到凌晨方止。这就是福建“文革”史上有名的“8·29”事件。在“红卫兵”的压力下，省委只得召开了一个宣传、教育界揭发批判万人代表会议，会上王于?受到批判，并被宣布停职检查。对此她实在是难以想通，把教育搞上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这何罪之有呢?王于　刚到教育厅时，福建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质量都比较落后，1954年高考的文、理科成绩，及格率(平均60分)只有5.6%，在华东各省排在倒数第一二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王于　带领和团结广大干部、教师，坚持不懈地做了大量工作，采取了许多得力、有效的措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首先是始终不渝地抓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为此她紧紧抓住提高学校领导水平和教师水平这个带根本性的环节。她强调“学校领导干部能做曹操的就做曹操，不能做曹操的就做刘备，请诸葛亮当军师，团结依靠广大教师做好工作”。她不仅这样要求别人，自己首先做到，她尊重教师，依靠教师，爱惜人才，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形成合力。特别是对于福州一中等重点学校，她更是倾注了满腔心血，下大力把这些“试验田”搞好，树立了榜样，建设了不少第一流的重点学校。全省中学理科实验室的规模、设备和管理效率也达到了全国第一流的水平。连续数年我省高考成绩名列全国前茅，树立了一面“高考红旗”。1959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福建省中等教育跃入全国先进行列》的报道和《全国提高中等教育质量》的社论。此后，全国有15个省市派出教育代表团来我省参观学习。

但是随着全国教育战线被全盘否定，福建的“高考红旗”被诬为“高考黑旗”，王于　被诬
为福建“教育黑线”的“黑典型”。以后，叶飞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福建的代理人”。因为叶飞的关系，王于受到更厉害的冲击。

1966年11月1日晚上8点，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厦门八中、福建林学院及南下学生约200
人，冲进叶飞住地，要揪王于　回厦门批斗。这期间，王于　被批斗关押，经常与丈夫见不上面，互不知道音讯。叶飞被迫检查后，王于　更加受到非人的折磨。有一次，造反派抓住她的头发使劲往后拽，按住她的胳膊要她跪下。可她就是不低头、不下跪，如此反复几次，她硬是稳稳地撑住了。造反派恼羞成怒，从后面挥脚朝她的腿上一阵猛踹，她的腿就这样被踢坏，留下了终生残疾。

后来造反派不顾中央的决定，把叶飞、王于　住地搞成了“反修展览馆”，王于　一些日常用品如衣服、鞋子都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摆出来展览，让群众参观。1967年1月16日，叶飞、王于　竟被“造反派”强行拉上卡车，戴上高帽，在福州城里游街示众。叶飞被周总理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时，王于　还被关在省立医院，一点也不知情。后来，她又被关押到西湖边的工人疗养院。当时疗养院被临时改做“走资派集中营”，王于　在这里受到“军事管制”，一人住一间房子，不准走出门外，不准随便讲话，不准和别人交往，晚上不准熄灯睡觉，大小便须向哨兵报告。名义上是监护，实际上是关押，王于　失去了行动自由。她的任务就是三项：一是自我检查，交代问题；二是揭发叶飞和省委的问题；三就是接受造反派的批斗。

这期间，王于　几乎天天都要接受批斗，省直文教部门、大中专院校、各地中小学校等轮番拉她去批，一批就是大半天，不分白天黑夜。她不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人格也惨遭非人侮辱。1967年11月间，王于　被造反派从管押的地方“提”出来，押解到华侨大厦。此时这里已成为打派仗的据点，王于　被禁闭在一间房内。一天晚上，睡梦中的她被一阵粗暴的踢门声所惊醒，她旋即被蒙上眼睛，押解推搡到了楼外野地，背后是一片拉动枪栓的声音。

“不交代，就开枪了!”那些人恐吓着、叫喊着，枪口顶住了王于　的后脑。王于　沉默着，等着那生与死的时刻。没想到，这是造反派导演的一场假枪毙的把戏。不久，王于　被赶出了福州，“监护”到建阳山沟里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当叫叶飞、王于　“爸爸、妈妈”的阮朝阳，从外地赶回福州，又从福州长途跋涉，终于见到了王于　妈妈时，他惊呆了，“仅两年不见，妈妈竟苍老得这样厉害，腰弯了，腿也不好使了，头发白了许多，人也瘦了”。当时王于　还不到50岁，住在一层楼的楼梯间，地方狭小，连站也站不直，她就睡在铺了一点稻草的水泥地板上；每天还要拖着病体打扫饭堂、烧开水。即使这样，她也没有屈服。

李威：被诬为贺龙“黑线”人物，差点去见马克思

李威祖籍南京，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在上海话剧界救亡演剧队为队员。1938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次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这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下福建后，曾任青年团厦门市委副书记、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副书记兼省体委副主任。1956年专任省体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后任主任。在此期间，李威坚持一手抓群众体育的普及，一手抓竞技体育的提高，开创了福建体育工作的新局面。先后培植了720个全国和省级群众体育先进集体。陆续创建了32个项目的优秀运动队，促进了福建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福建获全国羽毛球总分第一名，在第一至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上，福建体育代表团的运动成绩皆名列前10名。同时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李威的亲力亲为是分不开的。

这样一位对福建体育作出重大贡献的有功之臣，在“文革”中遭殃了。1966年8月26日下午3点多，一大批人冲进体委办公室，把李威等几个人推搡到了会议室。李威等人站在凳子上，被戴上用报纸卷成的高帽，接受批斗。9月16日，李威被停止省体委党组书记职务，进行检查。此后，李威还被加上“走资派”、“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独立王国”、“摧残国防体育”等的罪名，无辜受到审查批斗。

确实，李威虽然只是副主任，但她是党组书记，而体委主任是起义过来的民主人士，主要工作还是落在李威的身上。这期间，李威为了改变福建体育的落后局面，真是呕心沥血。一方面，李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体育方针。新中国对体育非常重视，当时贺龙元帅亲自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各项工作抓得很紧。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李威与贺龙的接触肯定是比较多的。

另一方面，李威立足于做好自己的工作，争创好成绩。为此，她采取了各种办法。首先是取得各级领导的支持，针对当时体育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认识的状况，她总是利用和争取一切机会，在各级领导中宣传体育，以求他们重视。一次省委全会上，她利用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个仅十几分钟的发言机会，向各级领导呼吁重视和加强体育工作，给与会人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常说，体育部门干部要做到“三皮”，即磨破嘴皮、跑破脚皮、饿破肚皮。她总是争取各种机会，通过大会、小会、口头、文字、汇报、报告等形式，向省委、省人委请示报告，向各专、市、县、公社党委负责同志、有关业务部门，三番五次地反复宣传，争取支持。于是在各种会议前后、间隙，都可以看到她穿插于各级负责人面前的身影，见到她苦口婆心的宣传场面。因此引起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的误解，以致出现“抢镜头”、“苦心钻营”等各种难听的话，但为了体育她也在所不惜，慢慢地人家都理解了她的一片苦心，由误解转而产生尊敬。

要提高体育水平必须有人才，人人都说李威爱才如命。为了网罗体育人才，李威可谓想尽了千方百计。为了发展福建的羽毛球运动，李威争取了省领导的支持，于1956年创建了我国第一支羽毛球优秀运动队——福建羽毛球队。不仅从北京争取了王文教、陈福寿分配给福建，而且争取了不少归侨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加入，组成了由男女各4名运动员的羽毛球队。这支队伍在同年十三城市羽毛球锦标赛中获得4个单项中的3项冠军、3项亚军。在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囊括全部5个单项的冠军。此后长盛不衰，著名运动员汤仙虎称霸羽坛十余载。李威因为对福建羽毛球倾注了大量心血而被大家尊称为“羽毛球妈妈”。

倪志钦是我国著名的跳高名将，开始集训时效果不理想，教练员想把他退回去，是李威慧眼识才，硬是把他给留了下来，终于造就了一名屡破世界记录的名将，为国争了光。后来倪志钦到北京集训，李威还想方设法为他解决家里的具体困难，让他安心训练，创出好成绩。此外还有跳远名将刘玉煌，也是被李威发现和多方培养起来的。

为了把福建的体育搞上去，李威真正是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体育工作上。对体育来说，原来她也是个门外汉，但她干一行爱一行，硬是靠自己的学习和钻研，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再成为专家，哪一个体育项目，她都能说出个道道来，令许多教练员深为佩服。她工作非常深入，常常是直接插到体工队，与运动员和教练员一起探讨。事无巨细，她什么都要问，而且问得特别详细，做到心中有数，有时她问的问题连教练员也一时答不上来。令人惊讶的是，她甚至对自己的运动员和其对手都非常的熟悉，以致可以排出一份上场比赛的名单表。什么事她都要亲为，为了摸索自行车运动规律，提高成绩，她自己也跟运动员一起参加运动。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她本人积极参加多项体育锻炼，通过了国家《劳卫制》一级锻炼标准，还获得自行车运动二级运动员的称号，这在全国各省市区体委主任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李威和教练员们一起，根据福建运动员的“小、快、灵”的特点，探索和指导福建男篮创立了小个打大个的先进技术风格，并在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战胜了不少强队，获得好成绩，受到贺龙副总理和国家体委的表扬。在李威等人的努力下，福建当时三大球有5个队进入全国甲级行列，群众体育也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这些成绩反而变成了罪状。全国体育战线都被否定，贺老总被打成“黑线”，李威变成执行“黑线”而难以幸免。千方百计要出成绩反而变成了“锦标主义”；作风泼辣、办事有主见，勇于承担责任，成为“独立王国”。李威受到了非人的折磨，陷入了没完没了的批斗之中。

造反派要李威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她据理反驳：“我没有反党，更不会反毛主席。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会反对他呢?”她死活不承认。第一次被游斗时，李威调来体委办公室当主任的王浩也被作为“保皇派”陪斗，他也是很早便参加游击队的同志，出身也是无可挑剔的，哪受过这种委屈，一时想不通，回家后伤心得大哭起来。李威怕他受不了，想不开，便不顾自己被斗的疲惫，饭还没吃就赶到他家里做工作，她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之末尾，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她还举自己的例子，原来她在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曾经被拉去陪同枪毙，但最后还是没事。她要王浩相信党不会冤枉好人，事情一定会弄清楚，要坚定信心。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一些年轻的运动员也受蒙骗，把那旺盛的精力用在了整人上。李威被戴高帽，被戴上抽掉竹叶的斗笠晒太阳，斗笠上还挂着死老鼠、死蛇。造反派要她承认有政治历史问题，她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不低头，几个人过来压她低头，她硬顶住，那些人就给她挂杠铃片。此外，她还被迫剃阴阳头，跪玻璃渣，关在铁栏杆里，人格备受侮辱。但李威斗不低头，打不下跪，坦然面对强加于自己的各种不实之词和批斗，照样做工作。她对福建体育情有独钟，丈夫林一心先后两次晋京任职，她没有跟着去，仍留在福建，因为她离不开自己钟情的事业啊。要做事就难免会得罪人，要出成绩就必须苦练。当时正巧全国推广学习日本女排训练法，也即被称为魔鬼教练的大松训练法，高强度的运动量确实使一些人吃不消，产生了满肚子意见。“文革”一来，这些人找到了发泄的地方，把满腔怨气都出在李威的身上。有人说：“你那时逼我们练得那么苦，现在也让你体会体会。”于是就逼着李威也做鱼跃翻滚救球。李威二话不说，下到场地，那些人把球一个个用力向她砸过去，李威硬是拖着沉重的身躯，在地上翻滚救球数十分钟。旁边看的人中少数幸灾乐祸，更多的却感到于心不忍。

李威有两次差点儿到马克思那儿报到。一次是被造反派关在一间楼房里，对面楼刚好住着一帮射击运动员，一个人用小口径步枪瞄准李威射击。李威不敢站起来，只能在房间里弯着腰活动。那个人连着打了好几枪，好在上天有眼，没让打中。另一次是关在体工队时，门口是从山上挖来的小石子铺成的路面，运动员喝令李威出来接受批斗。当时李威头上被戴上篾制的纸篓，双眼难以看见，两只手被反铐在背后。造反派嫌她太慢，大骂起来，并从后面用力一推。丝毫没有防备的李威随即扑倒在地滑出老远。李威身体比较壮实，眼睛看不见，手又被铐住，像一堵墙一样轰然倒地，在粗糙石子路上擦了过去，衣服破了，全身是血，顿时休克过去。对此经历，李威后来作打油诗一首以自嘲：“头戴高帽，两手背铐，一脚踢倒，马克思不让报到。”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她也是一笑了之，说“这不能怪那些娃娃们，账要算在‘左’的错误头上”。

左英：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叛徒”、“托派”、“特务”

一份建议为左英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左英是原省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遭到严重诬陷迫害，除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揪斗外，在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曾被作为“叛徒”、“托派”、“特务”等，由省革委会政治部成立专案组，立案审查达数年，遭受种种迫害。对于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像这样遭受到政治上的打击也是难以承受的，左英因此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她的履历清楚地记载着一位革命者、一位从新四军女战士成长为新中国地方卫生战线领导人的光辉历程。她在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这年出生于上海，早在1936年就参加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在上海仁济医院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先后任军部军医处教员、军医、华中卫校教务主任、卫生部保健科长。1943年赴延安，在中央医院当医生，此期间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过，特别是有幸参加党的七大。后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华东野战军十纵队卫生部副部长。福建解放后，任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长、福州市卫生局长。1953年后任省卫生厅副厅长 、厅长、党组书记。这样一位革命者，竟然被作为“叛徒”、“特务”受到审查，现在看来非常荒唐可笑的一幕，确实在“文革”中上演过。

左英担任福建省卫生厅领导期间，为了改善全省卫生条件、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而不懈努力。解放初的福建，卫生条件极差，特别是广大农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健康保障，各种疫病肆虐，百姓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福建历史上是疫病多发地区，疫病一发，往往十室九空，因此首要任务是大抓防疫治病。此项工作由左英和吴云鸿具体负责，他们在原有的国民党时期的东南鼠疫防治所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各级卫生部门的防疫机构，组建了省、专区、市、县卫生防疫站专管，实行领导、专营、群众三结合，开展群众性灭鼠活动。并从北京请来专家帮助治理。在各级部门的配合下，经过多方努力，短短数年中，消灭了霍乱、天花，基本上控制了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同时还开展了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左英下大力抓各级卫生机构的健全，建立了完整的医疗体系。省、地、县三级首先建立健全起来，县级医院至少有内外科、妇幼科、五官科、中医科等。还建立医疗指导体系，省指导地区，地区指导县。此外，省里还抽出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充实各地。对医务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比如福安、三明等，省里从几家重点医院抽出骨干去支持，时间一般是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有的干脆就留了下来，这些人起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

为了方便农民看病治疗，左英心中一直在考虑如何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她着手举办联合诊所，实行自愿结合、自筹资金、民主管理、按技分红的原则，政府采取扶植和鼓励政策，免征工商税。到1957年全省城乡共有这种诊所1099所。但光有这些还不够，恰巧中央决定中药材经营划归卫生部门管，经争取，财政厅同意不多的中药材利润可不上缴，充作卫生经费。左英高兴极了，她派出干部做了一年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将农村私人小药店、联合诊所、个体开业医等，按政策赎买折价入股，组织他们医药入社，以国营、集体、个人三者共同负担，建立起社有院、大队有站、小队有室的保健站网。同时培训赤脚医生，卫生防疫国营补贴，治病推行合作医疗的制度，深受群众欢迎。

根据毛泽东“中医药是个伟大宝库，应该继承、提高、发扬”的指示，左英十分重视对祖国传统医学——中医的挖掘、利用。省里办起了中医学院和中医研究所，做到科教研三结合，使传统中医得到发扬光大。她一方面重视发挥老中医的积极性，请有一技之长的老中医出山，注意收集民间秘方验方，推广使用，并让有名的老中医带徒和开办学习班，使祖传医术不至于失传。另一方面提出了以国内外现代自然科学成果来研究探索中医理论，创立新医药学派。在左英的支持下，创立了经络研究室，对祖国传统医学加强研究。福建在消灭丝虫病运动中，中医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有几万个大粗腿(橡皮肿)病人无法解决问题，后得到泉州市一位土中医的帮助，提供出用土筒和柴火进行烘绑疗法的偏方，临床效果明显。这种办法可就地取材，只花几角钱就能使这种症状得到根治，后来在全国推广，还走出了国门。为了提高福建的医疗卫生水平，左英特别重视发挥各类旧有医务人员的作用。当时有一些知名的医学专家，如李温仁、吴皎如、夏美琼、于恩庶等，她都信任有加，放心地使用他们，使他们能放手大干作出贡献。可这在“文革”中也成为她的一条罪状。左英不仅支持他们做好工作，而且在各种运动中对他们全力进行保护。李温仁因为对卫生工作提了意见，人家要划他为右派，是左英把他保下来。左英尽力保护了不少人，但她自己却未能幸免，虽然在“反右倾”时应付过去，可后来被打成右倾，受到文教部门的批判。

“文革”初期，就有人告了左英一状，说她多次强调卫生部门不是革命对象，是自然科学，运动中对思想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区别开来；说她业务至上，“专家”权威至上，置专家作用于党之上，专家向上要求什么就解决什么，重用和包庇专业知识分子；说她以卫生部门特殊，不能生搬硬套为借口，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和省委指示的贯彻，等等。这就难怪左英在“文革”中要遭殃了。

“文革”前夕，面临许多老护士要退下来，不少人把青春献给了护理事业，连婚也没有结，左英同情和照顾她们，便在西湖边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座“护士之家”，以解决这些人的安置问题。这不得了，左英因此被批为“修正主义”。在卫生厅机关，大家对左英都很了解，所以对她的批斗还没有那么过火，仅口头批斗比较多。但左英还是被一些下属部门、医院、学校等拉去批斗。她的脚在解放初受了重伤，走路很吃力，所以经常要依靠一根拐杖支撑，一次在医学院接受批斗时，一个学生把她的拐杖踢得老远，使她摔倒在地，但她后来丝毫没有计较。

这些无辜的批斗左英都能承受，特别让她难以承受、对她打击最大的是，自己的丈夫、原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竟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那最悲痛的日子里，是周恩来总理给了她生活和斗争的勇气。刘培善的不幸去世，惊动了中央，周恩来在组织专人调查后，严厉斥责了有关人，并勒令其作检查。后来，刘培善被宣布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周恩来还接见了左英，使她心里得到莫大的慰藉。但某些人却不顾事实，大造谣言，说左英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要背靠背审查。军队外调人员竟胁迫皖南事变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待过的同志证明左英也在集中营，以便给左英栽上叛徒、特务的帽子。事实上，左英在1940年12月20日已随后勤部门撤离了皖南，距皖南事变发生相差有半个月，“关公战秦琼”的笑话根本不得人心，事实终归是事实。

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左英决心离开福建，调回上海。1971年初，左英回到家乡，先后担任上海市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市卫生局党组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离休。历史是最公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于　、李威、左英都获得平反，恢复了名誉，她们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和作出的重要贡献都得到了肯定，她们也都在新的岗位上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现在王于　已经辞世，李威和左英还健在，还在为祖国的建设发挥着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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