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文革纪实（1-8，全文）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9 09:51:02

转自  军医大子弟网   北归燕专栏
http://7yd.5d6d.com/archiver/fid-51-page-2.html

看了大笑才发的"新桥医院的小姐妹", 12岁的小红军,从重庆走到了成都!真勇敢!
这真是一篇充斥着革命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好文章!
真希望文中的小姐妹出现在军医大子弟论坛,看到你们重逢,将是所有人最开心的事儿!
看得我坐不住了,我也干脆把我写的文革纪事发出来吧.记的是小时福建的事,请论坛的医大子弟多多包涵.

我经历的文革纪实（一）

在福州参加红小兵

一九六六年，我在福州市湖头小学读三年级。刚刚从厦门转学不久，来到了美丽的闽江边，西湖畔，鼓山下。刚刚熟悉了老师和同学，快乐地学习，歌唱，享受着美好的少儿时光。谁知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是，我人生中最恐慌，最无奈，最浪费时间，和全国人民一样最无知最愚昧的年代，也来到了。

小学就在美丽的西湖边上。每天，沿着梦山游泳池和动物园墙外的路上学，听着孔雀和百鸟歌唱，走进蔽天的榕树绿荫，闻着高大白玉兰树的花香。回想不久前我刚转学来时，妈妈背着发着高烧的我到新学校测验。已经烧得面红耳赤，糊里糊涂的我居然保持了好成绩，我从老师的脸上看到了满意的微笑后，便昏昏睡在了妈妈的背上。在优秀老师，聪明的同学之间，新学校的生活画卷就此打开了，我如鱼得水般地欢腾，开心快乐地成长。

可是，好景不长，有谁能知道，我们花骨嘟般可爱的童年，丧失于十年的浩劫。美丽旖旎的自然风光，春天里鲜花开放一样的少年儿童，以及刚刚吃饱穿暖的老百姓，根本挡不住高天滚滚的寒流压顶。不久，从大院里的报栏上看到了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看到了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大人们日益严肃的神色，使我感到，浓浓的文革气味儿已在漫溢开来。这天，当我们走进了校园，我顿时感到了校园里和平时大不一样的气氛。只见有些大哥哥大姐姐戴着红袖章，上面印着“ＸＸＸＸ红卫兵”，神气地走来走去。我带着疑惑进了教室，怎么教室也不像以前安静的教室了？班主任不在，同学们乱哄哄着闹着，玩儿着。一个叫水金的特别活泼的女同学跑了过来，她神情凝重，咔吧着漂亮的大眼睛，神密的告诉我说：你知道吗？要破四旧，立四新了。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是红卫兵。“四旧？四新？”（后来文革中知道了，四旧，就是所谓“旧传统，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看我困惑不解，水金拉着我悄悄跑出门，来到了学校的礼堂门口。我们探头望去。水金悄悄地与我耳语说：“他们在造反，我看到街上有红卫兵在砸老太婆的神龛了。迷信就是四旧。”听着她的话，我想起了到同学家去玩，看到有老太太在烧香拜佛。眼前只见礼堂里面已经标语满墙，上面写着“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三家村！”“打倒刘少奇！”等等，红纸黑字地贴到了门外。里面站着两群戴着红袖章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各自围着几张桌子。只见其中一群的一个姐姐朝我摆摆手，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们大院的姐姐。她叫我们过去，扶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以后不会上课啦，老师要被批判了。快去叫咱们大院的孩子都来，报名参加东海前线红小兵！我们这个东海前线红卫兵，都是部队大院的子弟，你们小点的，就参加红小兵。我惊愕，害怕，又有点高兴。惊怕的是，我们不再上课了？这是怎么回事？有点高兴的是，天天可以玩儿了？啊呀，我们当上了红小兵，不也就戴上了好看的红袖章了么。我仰起头，看着大姐姐剪短的像女战士一样的短发，穿一身旧军装。和她在一起的哥哥姐姐们，穿的都是旧军装。这在部队孩子中是常见的，是穿父母亲节省下的军装。她的脸上充满自豪和兴奋，在我眼里，真是太精神了，就是后来我们学到的“朝气蓬勃”这个成语的那个样子。一时的兴奋，压过了莫名的慌乱。我朝大姐姐高声回答道：“好的！”拉着水金转身向教室跑去。一边跑，水金一边气喘吁吁地问我：“你认识她吗？她叫什么名字呀？她好漂亮啊！这些好像都是你们部队的小孩，两帮人都是旁边八中的，，，哎，，你慢点跑呀，，，，”我也边气喘吁吁地说：“快回去看看老师来了没有。如果老师不在，我就要去叫他们来报名的。我们也戴上红袖章，多神气呀。”我心里想，虽然我们还身材矮小，不能穿爸爸妈妈的军装，但是，要戴上了红袖章，那我们走在外面多神气呀！

回教室一看，仍旧有不停地说话声，大家坐回了自己的座位，可仍然不是上课的样子。班主任陈老师回来了，我们也回到了座位上不敢乱动了。陈老师是我最热爱的老师之一。她比我妈妈岁数要大，年近五十，脸上总是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她总是用讲故事般的语言，教我们课本上的和生活里的知识。她特别能启发我们去看每一件事，在她的循循善诱的教导下，每次我们都会像发现宝藏一样弄懂了问题，欢呼雀跃。她的眼睛，能看透每一个同学的内心，见了她，我们就觉得来到了亲爱的妈妈身边。平时，陈老师和我们一起春游踏青，一起玩老鹰捉小鸡，一起开故事会，一起玩击鼓传花，甚至课外活动课时，带我们去不远处农家的麦场上，拣来麦管草，教我们编起了特别好看的宝塔。我们班级的活动简直多极了，我为我们班而自豪。可现在，陈老师不笑了，端坐在讲台边，也不说话也不管大家说话，默默地只是坐。我心里急着去报名，想着那红袖章，就和同学们说起礼堂的事来。不少同学都说看到了，都在说，有两个（派）红卫兵呢，两个都在要红小兵，要参加哪一个呀？我说，我当然参加我认识的那些哥哥姐姐那一个。在大家乱说话的当口，我见陈老师站了起来，我们顿时安静下来了。只听陈老师说：“同学们，现在文化革命开始了。学校不能继续上课了。大家都要参加文化革命。”说完，再无下文。她不停地看着我们，微笑又显在了她的脸上。后来我只记得，这是我最后一次见陈老师。当时不知她是怎么离开教室的，也忘记了我们又是如何离开的。这个文革是干什么的根本不懂，三年级的我只是觉得天变了，大变了。

后来记得，大家都跑到了礼堂里。两个红卫兵组织的桌前，早已排起了长队。我们这队小孩子们贴紧身体往前挤，大哥哥大姐姐们忙着登记，登完一个发一个红小兵牌牌儿。上面红底黑字：福建省东海前线红小兵。啊？是小牌牌儿！用别针别在胸前那种，而不是红袖章。我沮丧极了，也没法说出来，只好带上了。没觉得怎么神气，更没觉得开心。和一起报名的同学出来后，我看见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多了起来，白纸黑字，写着“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刘大鼻子刘少奇，他坚决反对毛主席。。”。都是八中的大红卫兵来贴的。八中的红卫兵还在刷浆糊贴标语，还有不少漫画，我也没兴趣看了，和一起戴上红小兵牌牌儿的小伙伴一起，不高兴地走向了回家的路。

当我们领了红小兵牌牌儿后，什么活动也没参加。只记得大人们忙革命，我们痛快的天天放假开始了。经常路过学校，从大门外瞧里面里面空荡荡的，也不知道老师们哪里去了。后来知道东海前线红卫兵和另一派红卫兵矛盾尖锐，大打出手，我听爸爸妈妈的话，吓得把红小兵牌牌儿收了起来，再没戴过，再次搬家后找不到了。直到六九年复课闹革命，我们连跨了两级，回到了学校。因为父母调动，我又成了福州市茶园山小学的六年级学生了。

我经历的文革纪实（二）

停课期间的童趣

        文革开始了，学校不上课了，大同学们都参加运动去了，我们低年级的全“放羊”了。

        我们家属筒子楼的男女小孩子有近二十个，都是小学生，不上学了，就天天玩在一起。那时的情景，总是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的。那时有我们童年最开心的许多事。这里记录文革初期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每天到一家去玩，轮流到每个人家去。到了谁家，谁就要拿出家里的相片和小人书给大家看，还要拿出家里的饼干筒，把饼干和糖，蜜饯，分给大家都吃了。我们都开心极了。我们排着讲故事，每人都要讲一个内容最令人害怕的故事，说到吓人处，某人一喊“鬼来啦”，就像真来了鬼似的，大家你争我夺的往门外跑。跑出来后又笑弯了腰。开心地玩耍，把全楼孩子团结在了一起，大家亲密无间，都是好朋友，有时还会团结起来和别的楼的孩子吵架。

第二件事，拣煤核，挖荠菜。那时虽然有父母亲单位食堂能打饭吃，但父母为了节约和改善生活，家家都在门外的走廊上烧煤球炉，我家还有个煤油炉。到了做饭时间，楼道里边热闹极了，这边炒勺作响，那边高叫着拿菜。孩子们能帮大人的就帮，不能帮的，也在观察别人家都在做什么菜，然后悄悄告诉爸爸妈妈下次我也要吃那个菜。煤球有人定期送到楼下，各家去买。有天有人突然发现，别的楼的孩子去不远处的总院锅炉房拣煤核，用在煤球炉里，火特别旺，于是就传开了，全楼孩子经常有人去拣煤核。那时我九岁，弟弟七岁，他最听我的。我们就商量，别人吃饭时我们去拣煤核。于是，急急地吃完饭就跑，爸爸妈妈也忙，知道我们是去干嘛，嘱咐了几句就不再管了。我们手拿小竹篮和火钳，跑过了家属区，来到了锅炉房的废炉渣旁。有不少烧剩的黑炉渣，有的有着蜂窝一样大小不一的孔，我们知道这种煤核烧起来火特别旺，火光发白。现在想起来，这东西很像炼钢的焦炭呢，那发白的光，就叫白热化。每次拣回来的煤核，都够烧一顿饭的，还可以在生炉子点火时用，着的最快。这里插一句话，我生的炉子总是又快又好呢。很长一段时间，家里都天天烧我们拣来的煤核，每天我们兴高采烈地向家长汇报拣了多少，爸爸妈妈也很高兴地鼓励我们要爱劳动，学会节约。大院的后门和边门在丘陵边，有的地方只有铁丝网，还有门。门开时，我们就跑到外边的麦地里挖荠菜。我们楼里各家虽然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但是都爱吃荠菜，孩子们也都经常去挖。我们家总用它包饺子。经过一段时间，我练得眼准手快，能一眼看出麦苗里的荠菜，能一下摸到它的根，地里土很松的，一下子就连根薅出来，碰到很硬的地，就用不知从哪里经常很好找而找来的小锯条挖荠菜。慢慢地，一次比一次挖得更多了。福州的天气，一年四季都有荠菜可挖的。

第三件事，养蚕。不知何时起，在孩子们中间，兴起了养蚕热。大家互相传赠着纸片上的像芝麻一样的蚕卵，把它们放进了自己不用的铅笔盒里或纸盒或书桌抽屉。有时还要提防着家长。我养过白色的和虎皮色的蚕宝宝，从白白的蚕卵慢慢变成浅棕色深综色，又慢慢变成黑色，在常温下慢慢孵化出小黑蚕后，到处采桑叶喂它们，有时采一片桑叶都要跑出很远很远，因为蚕宝宝的小饲养员太多了。看着它们蚕食桑叶，看着它们蜕皮长大，看着它们慢慢变白色，变虎皮色，越长越大，最后看着它们圆圆滚滚不太吃食的时候，就知道它们要作茧自缚啦。开始时，我由着它们吐丝，把自己包装到了圆圆的茧子里，把茧放进纸盒，最后破壳而出，变成了蛾。它们在里面交配后，就在铺好的纸上产下了卵，就此，它们的生命也到了尽头。后来，我学到了一个办法：待蚕宝宝要吐丝，就轻轻把它们捉放到夏天福州人手一把的圆纸扇上，蚕宝宝就会边转着圈边爬边吐丝，吐的丝作不成圆茧了，而是把扇子的两面都均匀地吐满了蚕丝，然后也可以变蛹化蛾的。我把它们吐完丝的扇面，用红药水轻轻涂匀，或者画上花，就是一把非常好看的丝扇了。这真是我们一生中难忘的观看蚕宝宝生长发育全过程的经历，以后再没有这种机会了。这真是我们对自然和生命认知的一堂最生动有趣的生物实验课了。

记得在养蚕宝宝的过程中，妈妈最怕小虫，有次坚决不让我养，我只好偷偷找到一个堆木材的地方，天天跑过去喂，去看，直到把它们养大，吐丝。但后来我养虎皮蚕时，待它们长大了，有一天，我越看越害怕，那臌臌蠕动的黑白相间的花花搭搭的蚕身，突然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一个冷颤，我一下把纸盒全丢出窗外，这些蚕宝宝们就全部牺牲了。现在我虽直后悔，但是再看到这样色彩的虫形的蚕宝宝，我还是不敢养的。

第四件事，自发去坟地“破四旧”。家属楼后是不高的丘陵，山上，是我们玩耍的好去处。松杉翠柏，鸟语花香。春天，有大片的红的粉的白的紫的杜鹃花，我们除了每天采来杜鹃花在家中摆上好几个花瓶，还爱吃花瓣，花瓣酸酸的很好吃。夏秋季节，山上好多野杨莓，我们经常结群到山上采着吃，有时能采到很红紫很大的，非常甜而多汁。深秋呢，我们又忙碌着拾松毛采松果回家生炉子。冬天，我还看见过锦鸡出没。有意思的是，福州山上坟地多，墓也修得好，大石碑，大圈坟，就象大号的沙发一样，几十平米一座坟，白白的水泥修的，或是石头砌的，大白天去玩，因为人多，我们都不害怕。可一个人就不敢去了，更别说晚上了。我们楼最大的女孩子叫闽荔的,十二岁了，她一般起着领头作用。有一天，她说，咱们今天去破四旧好不好？大家问，破什么？怎么破？她说，上山挖地主的坟。那时天天听到“破四旧，立四新”的文革口号和不少事实，但是要真像红卫兵那样动起手来，真不知如何做是好。我们大家面面相觑，闽莉说，我们先上山去吧。于是，十几个孩子呼呼啦啦排着走，一会就爬到了半山腰。象往常一样，我们先看近望远看地玩儿一阵，后来就被闽莉叫到了一起。她说，我们也是红小兵，也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你们说对不对。我们说：对！她说，那好，我们就挖坟。可是，这么多，挖哪一个呢。大家七嘴八舌起来，都说，当然最大的最好的就是大地主的了，大地主压迫穷人，就挖他们的。很容易，我们找到了最大的坟墓，一片大石头建的，现在想想，坟包上肯定是混合土掺水泥浆的，很坚硬的，但又有沙跞感。我们都拿出了来时带着的竹竿，这敲敲，那捅捅，也没撬动一点地方。还是闽莉主意多，她拿起一块大石头朝坟墓包的最高点砸了起来，还叫大家轮流砸，终于，在水泥包裹的墓上，弄出个小洞。这时竹竿派上了用场，大家轮流使劲往下钻呀捅呀，弄出个深不到半尺的洞。眼看到了吃饭时间，小洞再也挖不下去了，没办法了，我们只好往山下走去。于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掘“大地主墓”的破四旧行动，就这样结束了。

第五件事，学骑自行车和游泳。那时，家里有自行车可是一件大宗的家宝。我们楼几乎家家都有。和大院其他孩子一样，疯狂地学骑车，成了我们废寝忘食的极大乐事。我弟弟还小，父母不让他学，我个子高，就先学。每天大院的主要马路上，都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在练车。都是把脚斜插进自行车的大梁里，半踩着车前进。我呢，心高胆小，开始只能脚踩蹬溜着走，特爱溜下坡，风在耳边刮过呼呼作响，美极了。但我就是不会踩大梁，溜了好长时间的车，就直接上去骑了。当然，摔跤是常事。并且经常头顶亚热带的烈日，汗流浃背地，利用中午父母午休时推出车来学车。我爸爸心爱的凤凰牌28自行车，叫我摔得伤痕累累。爸爸看了，连上虽有愠色，但还是鼓励我学车，还经常手把手地扶着我，交我骑车，叮咛我“眼睛往前看，，，，，，，不要紧张，，，，”，跟在我后面跑。刚骑在上面时，他一松手，我就害怕地摔了下来，后来越练越好了。在我基本熟练之后，就总想带人骑。先是动员我弟弟：“等我骑稳了，你就跳上来。”但他跳上后我就连人带车摔倒，几次后，弟弟再不让我带他了。连我带他去看牙，也是就不坐我骑的车，我边骑，他边跑着去的。游泳，又是另一项大快人心的运动。我家后来住在牛山，离福州大学闽江游泳区不远，我爸爸游得非常棒，他经常带我们去闽江游泳，父母单位也经常组织集体去，当然少不了我们这些孩子了。有时父母亲不让我们自己去，但我们组织起来偷着去。记得一次又是偷着去了，游着玩着突然见到爸爸在岸上，连忙蹲在水中，露出鼻子呼吸，怕爸爸看见我们找到我们教训一顿。没想爸爸早看到我们了，笑着走来，举起手里的东西挥舞，弟弟眼尖，叫了起来：是好吃的！正好饿了，孩子们一跃而起，向岸上跑去，分吃着垫饥的好东西。

第六件事，学乐器，自编自演忠字舞。女孩子们几乎从小都爱唱歌跳舞，尤其是我，特别喜欢，而且从幼儿园小班就登台。学校停课了，当然课余活动更没人管了。在夏天的夜晚，我们在楼前经常围坐在一起，数着天上的星空星，看着银河，讲着故事，念着儿歌，玩着拍手歌，更多的是唱起歌来，一人唱，都来和。兴致高时，女孩子们就自编自跳起来，把我们听到的和看到的文艺演出，都模仿和再编，边舞边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自娱自乐地表演着忠字舞和毛主席语录歌，连大人都看着开心。在军区卫校院内，上千军校生，多才多艺的不少，空闲时他们男女生宿舍吹拉弹唱，更是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演出。我们天天看，深受影响。那时他们演话剧白求恩，我们见了那演白求恩的学员演员，总要对着他喊：“白求恩！白大夫！白求恩大夫！”惹得他直看着我们笑。看完话剧《白求恩》，我们就自己定几个角色，模仿演出，记不住的就甩掉，记住的就学着演。而我父亲更是很有艺术天分，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所以，在他的影响下，我和弟弟都喜欢艺术和乐器。但爸爸却忙得不能教我，十岁前，我就自己鼓捣会了简谱，会用口琴，月琴奏乐弹拨，每当吹起口琴，弹起月琴，学之习之练之，特愉之。心情特好。后来的几年，我家添了小弟弟。再后来几年，我大弟弟学会了笛子，吹得特棒。爸爸有空时，他拉京胡，我弹月琴，大弟吹笛子，小弟放开嗓门儿唱，一曲《智取威虎山》的“朔风吹～～”，传出我家的窗口，听得别人直夸说：你们家成了音乐之家啦。

第七件事，看批判影片。在军区总院大院里，文革初期有好几个月，每周两个晚上放映当时所谓的批判影片。在大草坪上，两个木柱子的银幕架，一个正面矗立着，另一个却在边上不南不北地架起来。正面那个是放革命影片的，旁边那个，当然就是放批判影片的了。那段时间，只要有电影，我们早早吃完晚饭，搬上小板凳，跑到银幕前去占位子。《武训传》，《清宫秘史》等好多好多建国后和文革后禁演的中外片子都是那时看的，让我们大饱眼福，看到了很多老艺术家的表演，了解了很多真实的历史，领略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感染力，受到了艺术熏染。可现在真是记不起来看过哪些影片的。当时，放映前总要先有人批判发言，说什么“电影也有阶级之分呀，宣传封资修的影片，更是文革中造反的对象”等等，接着又对当日放映的影片大批一通。我们不爱听，急切盼着早早开演。看着电影，总觉得开心，好看，有时很多地方也看不懂。

我经历的文革记实(三）避难（1）

        在文革初期的比较轻松的环境里，我们享受到了不少童年的乐趣。可是，随着文革越来越成燎原之势，所有宣传机器，所有谈论话题，大人们所做的一切，非文革莫属，无不与文革有关。在我的眼中，文革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必由之路了。特别是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我们停课后的那段自在时光，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天天叫我们不得不紧张，而且越来越恐惧，慌乱，有时还很兴奋的日子。

         那时，只要上街，就能看到到处都有戴着红袖标，身穿旧军装的红卫兵。那时的旧军装，已成为红卫兵造反派约定俗成的“兵服”了。穿上了它，红卫兵个个觉得自己是战士，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们的红袖标上印着不同的造反组织的名称，代表着不同派别。街上经常驶过的宣传车，车上红旗招展，载满红卫兵，大喇叭喧嚷，不停地播放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和文件，不停地播放语录歌和造反派各自的政治主张。到处贴着毛主席语录，到处充满火药味儿。

         那时，全国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到处能碰到红袖标上标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名称的红卫兵。有次我们几个小伙伴去西湖玩儿，见到一群维吾尔族的戴小花帽的红卫兵，我们立刻惊呼起来，开心极了。看他们，个个长得深目突眉高鼻子，典型的民族特色脸。我马上拉了个小伙伴跟了过去。我们围着他们站着，看个不停，那些红卫兵见我们看他们，就对着我们笑，我们也赶快报以开心的笑容。那时的祖国东南沿海，见到大西北来的维吾尔族人，可不是容易的事。我家在厦门的时候，因为老蒋叫嚣要反攻大陆，在东海制造事端，敌占岛金门在视野之内，一水之遥，经常朝厦门打炮，我军也炮击金门进行打击，福建成为最紧张的对敌战斗前线。只有全国各地的慰问团到厦门，我们才看到不少国家级艺术团的演出和少数民族歌舞，见到过少数民族。这天在福州又看到远在万里以外的新疆来的红卫兵，令我好高兴。因为他们不难接近，我走过去对坐在一起的两个大哥哥笑着说：“大哥哥，你们是新疆人吧？”他们哈哈笑着说：“是。”我又指着他们头上的小花帽说：“大哥哥，把你们的帽子给我戴戴好吗？嘿嘿。”说心里话，从幼儿园起参加跳舞演出，只要演新疆人，我们只能戴纸壳做的，糊上金色和各色的彩纸做的维族小帽，帽子两边还要拉下两根细绳勒在下巴下面，以防跳舞时掉了。看到眼前他们戴的维族小花帽，我就是想戴戴看，怎么能像他们一样，并没系绳子，却不会掉下来的。只见他俩相视一笑，又对着我俩笑了起来，那个笑容很温和，也和宽容，但他们也没说给不给我们戴戴，就走开了。我碰了钉子，可也没办法，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群都走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新疆小花帽戴在头上为什么不会掉下来之迷，还在我心中没有解开。

         后来，只要我们上街去，父母总要嘱咐我们说：街上很乱，办完事就快快回家。因为地方上出现了冲击军区司令部事件，出现了以揪省委主要领导和保领导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两派对立非常激烈，天天听到他们对喊的大喇叭和新贴的大字报，互相把对方定为反革命，说自己是革命派。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到处都是大字报，“坚决打倒”省委主要领导叶飞，范式人等人，还有叶飞夫妇戴高帽被绑的照片，每人都戴上了毛主席像章。父母所在的军队院校，按上级规定，本不在文革范围内，记得我听到大院内的广播喇叭曾播放过中央指示；军队院校不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是，军校也不安静了，只听爸爸妈妈回来说，课程早已停止，学员们也在搞运动了，分成了两大派，孩子的家长们虽然是军校教职员还没分派，但已经有不少人倾向了学员不同派别的观点，包括我们楼的叔叔阿姨。所以，不让随便出家门，更不让出去乱跑，。不停地教导我们，不能乱说话，不要乱问话，谁说错话就要像反革命一样被抓起来。于是，我和弟弟不敢随便出家门了。我在家是老大，我的责任是带好弟弟，还要负责家务，包括天天拖地板，打饭，洗衣服等。谁叫我们不上学了呢。各家的孩子也都被父母管起来了，大家一起玩的时候马上减少了。有时我们只在楼道里偷偷在一起玩，也不到谁家去，每人搬个小板凳坐在一起讲故事，猜迷语，说话玩，传着从大人嘴里听来的各种文革新闻。我们都学会了不少口号，讨厌谁就喊“打倒”谁，高兴时就喊“毛主席万岁”。
         父母所在单位的首长们，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停课的孩子。政治部的叔叔和阿姨开始经常召集我们开会，办学习班，带我们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讲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和意义，教我们唱毛主席语录歌，教我们遵守纪律。甚至在那么忙乱的情况下，还组织文艺活动，和总院孩子的学习班一起，在总院礼堂开了一个很热闹的联欢的晚会。那晚，我们唱啊跳啊，沉醉在我们天真的儿童世界里。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个女孩子装扮了老两口学毛选，脸上画上了胡子和皱纹，我们把肚子都笑疼了。也使看演出的解放军叔叔阿姨和休养员叔叔阿姨哄堂大笑。那个晚会，是文革深入开展半年后半年后唯一一次开心的晚会。

         突然，有几天，爸爸晚上没回来，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去校部开会学习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爸爸回来了，我和弟弟很高兴。我爸爸多才多艺，聪明过人，对我们循循善诱，对生活充满热爱，是我和弟弟，还有我妈妈根本离不开的人。但他回来后，却难得没和我们说笑，和妈妈在卧室谈了很久很久才休息。第二天很早，爸爸和妈妈把我和弟弟叫醒，告诉我们可怕的消息：因为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他被批斗了。爸爸说，白天他们和学员还要上班，但学员经常在晚上突然闯进家带人去批斗，白天生活还可以照常，但从今天晚上起，我们要经常离开家睡觉的。我和弟弟惊恐地说不出话来。那天爸爸和妈妈严肃地急促地整理着家里的东西，其实常年的部队生活，调动频率，我们家的家具都是公家的，家里除了爸爸大量的书籍，课本和笔记，贵重的东西只有两件：一个六五年刚买的日本进口原装收音机和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只见爸爸把书籍和自行车放到了双人床底下，把收音机交给了我：“从今起，收音机就由你天天保管。”我拿着心爱的收音机，这是我爸爸带我用二百块一十二块钱在福州东街口百货大楼买的呢，同时，还请卖热水瓶的柜台的阿姨修了个热水瓶。那时正是学雷锋的第二年，又是文革，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正继承发扬开来，解放军更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那位阿姨服务态度真好，我等着她修，爸爸去办别的事。我看出了那位秀气的阿姨她并不是修理的内行，但她却没拒绝我们请她帮助看看怎么修理的要求，自己动起手来。她修了很久，用她那双细嫩的手拿着螺丝刀，一点一点撬开并安接好，换上了新的瓶壳上部。这个热水瓶，我家一直用了好多年。我到现在还在想着那位好阿姨。

         这天晚上起，我们经常睡着不久，就被爸爸妈妈悄悄叫了起来，拿起凉席，和同楼的好几家一起，连夜搬到远离我们楼的总院的家属楼，在人家的楼上走廊尽头，悄悄铺下铺盖，点上蚊香睡觉。大院里的家属楼房，楼上全是刷了红紫油漆的木地板，都有纱窗，气温也高，不会受凉，，所以可以睡的。天朦朦亮，我们就悄悄卷起铺盖，回到了家，一夜无事。这样躲来躲去，为的是躲开军校中学员盲目的造反批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磨难。个把月后，我们这几家的大人孩子都睡不好觉，大人们又想起别的办法来了。为了我们的安全，我爸爸把我和弟弟送到了他的战友---一个转入铁道兵工作的姜叔叔家里。他妻子在地方工作，他刚回福州休假。他家离我家的距离，出了大院，要走四条街，快到东街口了。姜叔叔家环境不错，看不见红卫兵造反。房子好大，楼上有个大厅，我和弟弟的床就安在大厅里。我爸爸把送我们出来的生活说得好浪漫，笑着说，你们是来住亲戚家休假的，反正离家不远，我和妈妈会经常来看你们的。我和弟弟还不知那时的事态多严重，更是贪玩儿，见姜叔叔和阿姨对我们那么好，觉得这里太新鲜了，出了大院又在热闹的街边，我们高兴地留下了。我们在二楼临街的阳台上，和朝我们微笑的爸爸挥手告别。由此，借居避难的生活开始了。

我经历的文革记实(三）避难（2）

对我们来说，这又是一段非常开心的日子。大大的房间，大大的床，大大的蚊帐，楼上就是我们的天地了。叔叔阿姨在楼下住，他们的孩子当时回老家过暑假了。我爱看书，第二天，我就发现，姜叔叔家门外不远处，有个小人书摊。虽然从家里带了不少书，但我很快就看完了，也把姜叔叔家能看得出书都看了，就想去看小人书，可来时爸爸没给我们留一分钱，不让我们随便出去。这样，我们天天吃着叔叔阿姨做的好菜好饭外，就是听姜叔叔拉二胡，或听叔叔阿姨讲他们和我爸爸妈妈从参军就在一起的故事，或者听收音机。姜叔叔有时边拉边唱，我们就听。特别好笑的是，姜叔叔总把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里的“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里的“倾”，用家乡话唱成“坑”，笑得我和弟弟乐不可支，姜叔叔也知道我们为什么笑，哈哈哈地也笑开了。事后我和弟弟想起来，学着他的唱腔，还笑得在床上直打滚。可他总是不改。很多时候，姜叔叔拉琴我和弟弟也唱歌。这样过了几天，我还是惦记去看书，终于忍不住了。因为爸爸妈妈也不来，我只好羞答答地走向姜叔叔，对他说：“姜叔叔，外边有个小人书摊，我想去看小人书。”弟弟赶忙也说到：“我也是。”我弟弟很漂亮，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我觉得他的要求，谁也不可能拒绝的。姜叔叔答应得非常痛快：“好啊，看书是好事，爱学习是好孩子。来，孩子们，拿着这钱，去看吧。可是，不要随便告诉别人你们是谁。好在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你们在看书。”说完给了我们两块钱。那时看一本书是一分两分的。我和弟弟太高兴了，那时的小人书很普及，非常受文化低的国人欢迎，特别是孩子们。小人书上的画，不像现在的儿童画书那么夸张和变形，而是非常逼真，白描素描的艺术水平很高，画家们为出版画得非常认真仔细，神形兼备，内容连贯，有的小人书还是中外电影剧照。这次避难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和弟弟看遍了这个书摊的所有小人书，包括别人租去看又还回来的，全看完了。连吃饭带看书，也不知花了姜叔叔多少钱。这期间，爸爸妈妈来看过我们两回，他们也还好，都安然无恙。四位老战友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我和弟弟经常听不完就困了，他们却整夜不睡觉在说话。不久，我爸爸来把我们接回家了。后来，姜叔叔回部队了，我们还经常去看阿姨。再次见到姜叔叔，是文革后期的七零年了。八十年代以后，我们两家又经常走动了，那已经是四位老人都离休回到了胶东的事了。

我经历的文革纪实(四)远走高飞再避难

         在姜叔叔家避难的记忆，是美好的，接下来，又是一大段重要的避难史。但这段经历，在我的人生中，是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十岁的半年内，我知道了生活里除了上学读书，开心地玩耍，还有那么多回味无穷的事儿，让我长大起来。

          一九六七年，文革深入了，运动如火如荼。从姜叔叔家回来后，我和弟弟看到，爸爸妈妈还是从早到晚天天上班，学习，开会，神色凝重严肃。大人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离手，爸爸妈妈也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本，让我们看，读，学。解放军每人发了由中央军委特制的毛主席像章，五角星里有主席的头像侧面，随发一个他老人家手写“为人民服务”的小牌，一起戴在左胸前。这时，毛主席像章开始大行其道，多了起来，我们也都戴上了。当时，谁戴的主席像章越大，越精致，品种越新颖，别人就越羡慕。毛主席像章，成了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和穿戴的饰物了。记得有次爸爸拿回个很大很新的像章，当然是给了最受疼爱的我戴，可我在大澡堂洗澡时弄丢了，那天惹得全家都不开心。

           学员们越闹越凶了，经常看到他们对教职员们凶巴巴地大喊大叫，小孩子也不像过去那样见了他们叫解放军叔叔阿姨，而是惊恐地看着他们个个都气势汹汹地排队出操，吃饭。我们但凡没事是不出门的。批判领导干部和教员的大字报到处都是，几乎天天听爸爸妈妈说，今天谁又被学员抓去批斗了，明天又是谁。终于有一天，我们全家一起踏上了避难的路程。

           爸爸作为教研室负责人，挨斗的次数越来越多，晚上，不少教员叔叔伯伯们都来我家安慰，和爸爸妈妈说些话。有一天，爸爸妈妈又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严肃地说：现在乱得很，根本没法工作，每天都是学员的批斗，学员已经分成两大派，他们自己也天天辩论，写大字报，教学已经瘫痪。看来我们应该出去躲一阵子了。正好多年没休假了，我们一起回山东老家去。我和弟弟听说要回老家，高兴地跳了起来。老家，是我们向往的地方。从爸爸妈妈嘴里，我们听到了很多老家的情况，老家的爷爷奶奶，姑姑等亲戚，从没和我们断过联系，而且，我和弟弟从小也被爷爷奶奶接回去住过，为的是爸爸妈妈在紧张的战备期间，一心迎敌，专心准备打仗，直到战斗警报解除，我们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那时才一两岁，根本记不清，只能从和爷爷奶奶的照片上，看到我们那时的小样儿。因为福建前线紧张的战备，我们从小就随军部的幼儿园和子弟小学南北转移，经常离开父母几个月；平事父母经常出去学习开会出差，也习惯离开父母了。这次却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可是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让我们害了怕。走的前一天，爸爸妈妈详细地对我们作了各种交待和注意事项，一种白色恐怖下的转移的感觉，弥漫在我们全身，我和弟弟的心全提到了嗓子眼儿。

首先，藏好了爸爸妈妈贵重的书籍和笔记，说是藏，其实，也就只能装箱放在床底下和那辆凤凰自行车放在一起了。然后，爸爸妈妈装好了一个军用挎包叫我背着，里面是那个进口收音机，还有别的什么我记不清了。这可是我家的大件呀。我大弟弟也背上了一个包。我们都要负责保管好挎包里的东西。爸爸妈妈对我们说，不许对任何人说我们要离开家，不许对任何孩子说我们要回老家，只能悄悄地走，若有人看到，也只能说我们一家去战友那里玩玩。启程那天下午，一位叔叔给我们送来了火车票，又一位叔叔叫来了两个三轮车，悄悄地把我们全家送上了车。爸爸妈妈换上了便衣，我和爸爸先坐第一辆走了出去。爸爸仍微笑着和我说话，但我看出他的眼睛在警惕地四下观望，把身子移到了我的后边。不久，妈妈和弟弟坐的那辆三轮也走了出来，我们到公共汽车站汇和了。天已慢慢黑了下来，我们又到了火车站。从出了家门，我和弟弟心里都很害怕，一路上直往身后看，生怕赶来追兵。都是解放军，那可真叫追兵了。那时火车站剪票很严，要看介绍信和军人通行证。剪票的都是火车站的造反派，一个个戴着红袖标，虎视眈眈。不知我们怎么通过了，上了火车。车厢内很奇怪，空无一人，整个车厢，一节硬卧车皮只有我们一家人。后来才知道，当时搞运动，福州已经不许随随便便进出了。也不知我们怎么就被准许上了离开福州的车，现在想来，肯定有人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上车后，我们的心稍微松了下来，但全家都在等着那个开车的时间：七点半。上车时天已全黑，但等车开的那一刻，还是令我们心急如焚，怕就怕学员造反派得知前来追赶，如果追到我们，那么，爸爸妈妈和我们一家的命运可想而知了。“呜~~~~~~~~~~~~~~”，一声汽笛，火车慢慢前进了，越跑越快，把福州火车站甩在了远处。这时我和弟弟才大声地笑了起来，喊了起来，闹了起来，爸爸妈妈也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福州到北京的直达，我们要坐两天才能到济南。一路上，我们看着窗外的风景，听着爸爸妈妈讲着各地的风情和战斗故事，指点着南下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路过的地方，听得我们随情入景，想像着爸爸妈妈的手术队怎样救护战地英雄们。每停一站，爸爸总要下车买来好多当地的特产，我们边吃，边听着爸爸介绍一个个的城市，我们边走边看一个个地方的地理特点和人情不同。江南清秀水乡的美丽尽收眼底，江北阡陌的厚重渐渐走近。无锡的排骨，符离集的烧鸡，车窗外伸手探身可买，好吃极了。特别到了江北一带，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在沿车叫卖梨子等水果，记得他们长长的头发和补丁的衣服，而我和弟弟穿得很光鲜，我真觉得不好意思看他们了。买了食物后，等车开了，看不见他们了，我们才开始吃了起来。一路上到处都很新鲜，我们又添的小弟弟也给我们一路带来了很多开心和快乐甚至惊险。有次妈妈把七个月大的他放在卧铺上离开了一会，回来后只见小弟弟已爬到了打开的列车窗前的小桌上，全身都在桌上，看着外边。开着的窗口，足以叫他那么大的身体掉出窗外，我一步上前抱住他，这才吓得大叫起来。闹得我们全家人个个心惊肉怕。

            到了济南，又换乘了胶济线的火车直奔烟台。离老家越近，爸爸妈妈就越兴奋地谈起了往事，急切地盼见亲人的心情溢于言表。到站了，我们下了车，姑姑家的大姐姐和大哥哥，早就等在了车站，高兴地喊着跑来。我们是坐着他们和几个同学骑来的自行车回到老家的。

进了家门，爷爷奶奶笑得合不拢嘴了。连忙把我们往炕上让。正是七月，伏苹果下来了，炕桌上洗里一小盆，啊呀，我高兴坏了，黄绿的苹果，闻起来香喷喷，要知道，我们在福建，可是一个苹果切四瓣儿，全家人分呀。我洗了手，抓起一个苹果先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转圈客气了一番，爸爸笑着说，回老家吃苹果管你够，使劲吃吧。听了这话，我和弟弟张口就对苹果开咬。哪知挺酸的，酸中有点甜，姑姑说，再过不久，就下来甜苹果啦。拿着苹果边吃，我和弟弟没觉得累，向后院跑去。哇，好大的两棵葡萄树架，遮天蔽日，，结满了好多串串的紫紫的葡萄，大表哥正往下剪呢，他告诉我们，这棵是玫瑰香，那棵是龙眼葡萄。我们忙不迭地边采边吃，天天都吃不完。家里养的狗和猫成了我们心爱的玩伴儿。奶奶家在城边上，我们去海滨浴场游泳，逛了烟台老商业街。经常随表哥表姐去菜园摘菜，到井口吊水，上大河洗衣服，去赶集，买鲜鲜的海螺丝吸着吃，还有南方看不到的红棕色和绿色的甜瓜，洗净后表哥用手一砸就掰开给我们分着吃。只要买吃的，都可以先尝后挑，卖主还一个劲儿的叫尝，尝不好再走也行。吃着从小生疏的北方口味，家乡的手擀面和玉米面饼子，地瓜面条，吃得玩得我们天天心花怒放。我们还去乡下大姑家住，和表哥表姐去拾柴草，看水库，在果园里随便摘苹果摘梨，看园老爷爷直叫我们多吃，瞧着我们咪咪笑呢。老家还有个特点，远方来人，家里的人都要领着挨家坐坐。大弟弟爱淘气到处跑，小弟弟离不开妈妈，我就成了全家的代表，被奶奶，姑姑，婶婶等，领着一家一户的串。当时我穿着裙子，头上扎了朵大绸带结的花，到了谁家，谁都夸上一阵，谁家都拿出苹果，或着是保存着的捂好的软软的葫芦梨，或是花生或是各种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我吃了两家就吃不下了，可大人们看着我津津乐道地说开来，我心里可是急着早点转完早点去玩呢。我表哥没事就爱拉胡琴，一曲新疆民歌“万岁毛主席”怎么拉也拉不够。他一拉琴我就跳舞唱歌：“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表哥还带我们去看城里的批判大会，会场人满但是却很静，除喊口号外没别的声音。老家的大喇叭也是天天放着东方红，放着最新指示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件，甚至还听着江青接见红卫兵时的问答和讲话。我觉得，老家的社会治安和秩序，比福建可好多了，走到哪里也不用怕流氓，怕坏人。人人都淳朴可爱。

             住了一个多月，爸爸妈妈着急了，军人不能离队超时，可又不知福州情况如何。他们天天发电报和组织联系，那边回电都说不要急，还是很乱。但是，他们从没有超假违纪过，于是，带着我们，告别了抹着眼泪的奶奶姑姑，开始踏上了返回的路程。走时爷爷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八个月大的小弟弟特别聪明，那天直伸手要抱着爷爷亲个不停，亲得爷爷直乐。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爷爷。第二年，我的爷爷，两个八路军儿子的父亲，就因心脏病去世了。

             刚走到青岛住在我爸爸战友家，福建来了电报，不让爸爸妈妈回去，说武斗很利害。我们只好在青岛住下了。青岛水族馆和海滨浴场，反帝路一带，到处留下我和弟弟玩耍的足迹。爸爸成天和时任青岛海运局长的战友谈心，妈妈和阿姨整天为阿姨的儿子的糖尿病操心，这家的姐姐才十四岁，就能包出我们大家吃的饺子。大哥哥还带我们去青岛话剧团看他们排演《智取威虎山》。

            一周又过去了，爸爸妈妈归心似箭，我们又启程了，从青岛坐船去上海。轮船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起伏，那次我和妈妈晕船吐得一塌糊涂，一天一夜的颠簸，进了黄浦江才平稳了。

我经历的文革纪实 (五) 在上海

     黄浦江千帆百艇，中外旗帜飘荡，灯火通明，景色壮观。后来我们去了外滩，怎么也没觉得白天比得上夜晚的浦江风景。和到了青岛一样，一到上海，福州方面又不让走了。又住在了战友家。这一住住了两个月。
     卢湾区蒙自路，忘不了的地方。我们和对门的工人储师傅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储师傅对我们很疼爱，经常带我们去城隍庙玩。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几乎天天爬到他家搁楼上看书，有好多好多旧书和旧电影的海报说明书。孩子们在一起玩，做游戏，看电影，逛公圆，去人民广场。一起在阳台看国庆节的焰火，每放一颗，我们就拍手高声喊起来。我还和储家英英一起学刺绣，不到十岁的我，学会了拿针线，学会了绣花，后来我家的几个军用挎包上的红色大字“为人民服务”，都出自我的手工，后来钉扣子缝衣服破口，都不在我的话下。
     我小弟弟在上海突然得了急性肠胃炎，到了脱水的地步，连忙送进了八五医院，妈妈带他住院，爸爸来回跑着还要照顾我和大弟弟。就在这时，储师傅一家给予我们很多帮助。我也跟着他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会了做饭，炒菜，把最好的饭和菜留给了辛苦的爸爸妈妈，小楼里各家的大人都连连夸我是好小孩。所以，上海一住，我得到了很大的生活技能锻炼。为我今后想农村生活自立，做家务为人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两个多月的生活，我和储家英英好得离不开了，她俊秀的脸庞，总是微笑的表情，我永远忘不了。临走时我们相互留了地址，说好写信保持联系。可惜得很，回到福州后，地址丢了，另一方面，动乱的时局，也容不得我有心情和上海联系，因而，至今为止也没和储英英取得联系，看来，已经造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两个月后，我们回到了福州。正是文攻武卫的高潮时。三辆汽车前压后卫，把我们接到了临时住处---------屏山福州军区炮兵招待所。新的生活又开始了。
     在一九六七年颠沛流离和带着童趣的快乐的时光中，生活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动乱中更觉亲情的可贵，更觉战友情深。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在动乱中，一点一点坚强地成长起来了。

我经历的文革纪实（六）文攻武卫的惨烈

      回到福州，我才知道，爸爸妈妈单位的教职员也分派别了，几乎全部教员都加入了“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字派”；对立面是“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简称“革字派”。当时“革字派”大量和地方群众组织接触，受到地方夺权造反派的支持和鼓动，对“红字派”---所谓“保皇派”大打出手，破坏了办公场所，殴打教员和学员，捣毁学员宿舍里的物品，逼迫红字派的所有人搬出了学校，转移到了屏山的军区二炮司令部招待所。我们一家也住到了那里。

      当时，福建省由于离台澎金马太近，敌方特务经常潜入，利用文革煽动当地群众发泄不满，部分群众出现了空前的混乱，除了狠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外，还出现反对解放军的行为，甚至解放军穿军装上街，都有人谩骂围打。很长一段时间，解放军都穿便衣出去才能保证安全。当时福建的红卫兵群众组织“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革造会”，是全力攻击走资派的，也对解放军恶语中伤，围攻解放军的多是他们的人。而我们的解放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多次听到某某叔叔上街被打被骂，又心疼又气愤。但是，我们军人子弟早就在父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在和地方孩子接触中，宽于待人，不去计较，就怕我们给当兵的爸爸妈妈抹黑。因而我们最理解这些被打被骂的军人叔叔，理解他们为什么被打得那么重。最严重的是，“革造会”这个组织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二十六号清晨，组织大批不明真相的造反派，冲击福州军区司令部的保密部。当时军区司令韩先楚，是在省委书记叶飞被打倒后出任福建省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但这也没躲过和叶飞书记及夫人王于耕，以及其他省委领导同样的遭遇，劈头盖脸的大字报浪潮无时不在朝着每一个领导干部呼啸而去。因此韩司令暂不多出头露面。面对着冲进军区司令部的大批造反派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军区副司令皮定均中将，冷面峻色，严令在保密部门的大门口，架起机枪：谁敢冲击军事重地，决不手软。这才吓住了冲击军区保密部的人，只好灰溜溜退出军事重地。这次事件，被称为“1。26”事件，在全省，乃至全国影响很大。当天下午，台湾的报纸就登出了当时场面的照片，可见这个事件，完全是有台湾特务参加并鼓动的。皮副司令戎马一身，大名威震敌胆，这次事件，又是在他手中化险为夷。后来毛主席一声令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到了兰州军区任司令。后来又调回了福州军区，但不幸的是在一次视察工作时，飞机遇难，光荣殉国。我有幸很近地见到皮司令几次，在后面我要写到的。
      从这次事件以后，福建省的文革越来越铤而走险，走向了武斗，“文攻武卫”的口号四处响起。地方上，“八二九”红卫兵组织属“保皇派”，和“革造会”势不两立。军校中，“红字派”和“革字派”两个组织不共戴天。无论是地方还是军校里，两个对立派别的人只要见到就斗，包括辩论，开骂，大字报，五六个高音喇叭排在一起，直面对方的住宅区，各派男女播音员昼夜不停地宣读革命战报，最高指示，大放红太阳歌曲，气势快要胜过了我军对金门的广播。市区里，天天可以听到不同的高音喇叭狂呼大叫，后来，又渐渐听到了日益增多的枪声。我们干脆不敢出大院了。大人们若有出门办事的，全家，甚至大家都跟着惦记。越来越多的坏消息传入我们的耳朵了。地方上的“革造会”和军校里的“革字派”相互联络，都最先采取了武斗手段。我记着的几件事情有：

      枪杀中央调查组事件。北京派来了解福建文革情况的中央调查组，在汽车走到福州西郊的梅峰，遇到开枪狙击，造成伤亡。事后弄清是“革造会”为主，有“革字派”参加的一次行动。行动中“革字派”的首犯叫言生，是高干子弟，在文革快结束时，他被带回军校。审问他时，我和小伙伴在门缝里看过，有人对他大打出手。当时他泪流满面，应该是悔之有加。多年轻的人啊，也就二十几岁，当晚，他便偷跑到锅炉房，上吊自杀了。第二天大家都去看他的尸体。

      “红字派”成员被“革字派”抓去惨遭毒打事件。军校学员陈什么东，侦察兵出身。出外办事的途中，被“革字派”抓去。他们都是学医的，知道怎么打才能打中要害，就用教练手榴弹猛搓陈的肝部，用带钩的匕首，捅进手掌的大拇指下部的肌肉，再转个圈拽出，马上带出一整块肉。受尽伤害的小陈，被关在三楼上。第二天他利用当过侦察兵掌握的技能，跳下楼，逃回了“红字派”总部。这是我们后来问陈叔叔，他亲口对我们说的。医训队的另一个学员，骑自行车出去办事，傍晚时分，没想到被“革造会”当街拉的绳索绊倒，被蜂拥而上的造反派抓住，惨遭毒打，后来人被打得不行了才丢到了马路上，救回来后，动了大手术，肠子打断了三截，割下来一丈多长的烂肠子才保住性命。这是我们当时都知道的事。后来我们家和这位叔叔新婚后的家住在隔壁，听得更详细了。

      我记住的更多的是天天响起的枪声，天天听到可怕的哪里又出现尸体，天天哪里又出现武斗的消息。可以说，我们天天都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恐怖溢满我们的全身。我们只能和部队大院的孩子一起玩，半年没出大院。除了武斗的实例，我还记得很多批斗的场面的惨状和无视人格，肆意践踏人性，严重破坏和伤害人间情感与道德的恶劣言行。

      批斗军校领导。爸爸妈妈的校领导，经常被戴着高帽，挂着牌子挨斗。批斗的地点，在礼堂，校门口，校操场；批斗的时间，有上午，中午，晚上。年过半百，身经百战，以前是那么不怒自威，和蔼可亲的首长伯伯们，他们站在高凳上，胸前挂的是被毛笔墨汁打上大叉的自己的名字的牌子，头上戴着纸壳的圆椎状的高帽。这两样东西，在批斗他们后，我在仓库里看到过，因为那时我们无所事事，天天到处跑着看热闹，全校园哪里都去过，只要开了门，我们都会去看新奇的。当然也包括我们跑到了标本室看吓人的人体标本，这是后话。这牌子，是双层木板钉成，中间的夹层装满了沙子，挂在脖子用的是细细的钢丝，一个牌子至少有十多斤。这样的牌子往脖子上一挂，都是深深地陷进肉里的了。高帽是扁钢圈做的两道箍，紧紧地卡在头上，外边才是纸壳，可以想像戴在头上会多么紧多么疼了。被批斗时，他们还要低头弯腰，时不时被坐“喷气式飞机”，就是两只胳膊被两人从后面扳起。有时还要自己敲着锣，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还要任凭造反派的拳打脚踢，听着污辱性的口号。我们一边看着，一边心疼这些老人。

我经历的文革纪实（七）人性遭残的梦魇

我们还亲眼看到，群众组织将对立面的造反派头子抓来，身上泼满墨汁，顶着烈日暴晒，身上脸上处处是被打所至的伤，一站就是好几天。那时，遍地响着“打倒某某某”的口号，连我刚会说话的小弟弟也学会了，谁惹翻他了他就气得喊着打倒谁，有时他认出了被批斗的人，就追着赶着喊着打倒，我和大弟弟总是急忙把他拉住不许他再喊。可他总是笑嘻嘻地以为好玩。

文革摧残了好人的精神，毁坏了好人的一生。有位教员伯伯，四十多岁了，就因为被造反派污蔑成拿着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片的报纸上厕所，硬说他是反革命，他受不了打击，精神崩溃了，彻底地疯了。他每天钻到厕所的阴沟里捡纸，手上拿着粘满粪便的纸，全身也粘满了粪便。嘴里嘟嘟囔囔不停地说：我没用毛主席的像片擦屁股啊，我没有啊，这上面没有毛主席的像片呀！大人们总是在发现他的怪异举动后，连劝说带拉地把他弄出来，弄回家洗净，后来送去治疗了。那段时间，只要他一发病，我们好多小孩就老远观看着，用手捂着鼻子，个个惊诧不已，大人们叫我们离开，不让我们笑他。

文革中，人为的分阶级，狂热的阶级斗争，更是断送了无数好青年的前程。和我妈妈一起工作的小周阿姨，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非常漂亮。她是一个非常文静的工作认真负责的好阿姨。但是有一天我去妈妈办公室，小周阿姨脸色苍白，呆坐在那里。妈妈叫我快回家，到家后，妈妈对我说，小周阿姨的家庭出身是大资本家，她是卫校毕业后当兵的，他弟弟在文革中因家庭影响受了很大委曲，就越境去了朝鲜。没想到被朝方抓住遣送回国，被定为反革命罪，这几天被枪毙了，因为他姐姐在这个单位，判决公告就贴在校门口。我一听，忙跑到大门口去看。果真，公告上有像片，像片上打着红叉，是个非常帅气的男青年，就这样死去了。小周阿姨的心里有多痛苦啊，但是她是革命军人，还不能因此影响工作表现。后来，小周阿姨的婚姻也受到了影响。那时，她和一位海军军官相爱，那军官是农村出来的穷孩子，家庭成分是贫农，于是，组织上就不让他和一个资本家的女儿，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姐姐结婚，动员小周阿姨离开他。但是，这对年青人爱得真诚，爱得深切，都铁了心不动摇不变心，坚决地结了婚。最后，就出现了双双被复员回乡的结果。那海军叔叔大高个，非常英俊。在他们走之前，我和妈妈去他们新婚的家里告别。我见他们俩都各自穿着已摘掉了帽徽领章的海军灰色军装和陆军绿色军装，，神色坦然地和妈妈说话，微笑地看着我。第二天他们就悄然离开了部队。在从他们家返回的路上，我和妈妈都十分为他们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心里沉重的很。

我经历的文革纪实（八）：动乱中继续我们的少年

一九六九年，好像终于有了好点的消息：革命造反派要大联合了！因为我们躲住在外面的“红字派”的教职员工及家属和学员，全体搬回校部了。虽然回校了，但两派还是不好融合，两派学员各住两部分楼区，两派大喇叭对着吼，甚至还互相断水电。到处宣传大联合了，可是派别对立不是那么快就能解决的。

有一次，校园围墙外边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游行队伍，大都是福州大学的学生。是革造会组织的，队伍有好几里长，人数众多。校部称为牛山，地势高，我们在家外边就很清楚地看到游行的情况。他们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挥动着语录向前走，嘴里有节奏地齐声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坚决打倒，红赤匪徒”。他们指的“红赤匪徒”，就是红字派，这是他们来声援反军打手革字派的。革字派和地方造反组织一贯联手对付军内的群众组织，干扰破坏军队行动。在红字派回校后，他们的言行被迫收敛了许多。我们红字派的子弟当然怒气冲天，男孩子们向墙外的队伍扔石头，我们女孩子大喊反对口号，骂那些大学生。那天院内大人们神色严肃，墙外气焰嚣张。因为当时在福建，解放军早已不能穿军装上街了，一些人见到军人就大打出手。现在想来，八闽大地，多是山陵，交通不便，语言多样，人们自古交流困难，顽固的狭隘家族和地方意识，使历史上福建就遗传封建械斗；解放大军南下，并在福建前线驻军众多，因为地处前线，金门炮击不断，蒋特经常登陆，提高警惕守卫海防，战备已成为第一需要，因此解放后福州的民生建设改善不大。我记得街道两边，多为木板房子，连成一片一片，到处防空洞倒是挖了很多有的还很大很长。其实那时，全国百姓的生活都很清苦。这样，难免会有群众对军队众多产生意见，正好为敌特所利用，把攻击解放军作为重要目标。

为了对付不少人的反军言行，振我军威，护我长城，保卫国防，后来的一天，驻榕（榕，福州的简称）部队联合进行了一次大游行，几百辆军用卡车上路，每车载满解放军官兵，一色的新军装，红旗猎猎，喇叭声声。当然是宣传车上的喇叭，宣传着保卫和建设国防，宣传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宣传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游行的车队在福州主要街道都转了个遍，军人们纪律严明，军容整齐，仪态端庄，威风凛凛。我们小孩子目送军人们严整出门，又迎接他们凯旋归来，心里也充满了自豪感：看我们的军队多么坚强，所向无敌啊。经过这次大游行，可能又加强了宣传力度，果然军威大振，坏人不敢公开攻击军人了，军人也可以穿军装上街了。部队的孩子生活在军营环境，从小看的是父辈纪律严明，作风紧张，有着光荣传统。父辈以培养我们正直勇敢坚强为己任，决不能给革命军人丢脸。因此我们从小也被严格要求，和大院及大院外的孩子同学团结，友爱，很少有打架互骂的事情发生。在那动乱的条件下，我们除了被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外，就是在大院里玩。我们几个小伙伴曾自愿为红字派上街卖过“红战报”。那天看到红字派正在整理刚出版的新报纸，我们就跑上前也想卖报，过过报童的瘾。发报的叔叔叮嘱我们一番后，我们各人手捧一摞报纸，兴高采烈地上街了。一路吆喝“红战报！卖红色造反报！”。有的人看我们卖报觉得有意思，笑咪咪地买我们的报纸，更多的是军人来买报。可是，外边的气氛也让我们不免心中胆怯，不一会就没少挨大街上革造会成员的隔街相骂，最多的是在乳制品厂门口被骂。那里的早点小店曾是我们全家经常吃早点的地方呀。没卖完我们就跑回家了。回家一说，父母亲再也不让我们去了，怕受伤害我们再不干了。于是我们就玩别的：作伴去医药公司卖桔子皮；在校园外同学家的竹林到处采包棕子的竹叶；和弟弟在布满池塘的大院外边捉青蛙。晚上打着手电筒一照，大个儿的绿色青蛙还来不及跑就被我们扑上去按倒，用绳子把青蛙拦腰一系，一个摞一个，总能提着一串回家，挂在什么地方，那青蛙能咕咕嘎嘎地叫一晚上，到早上基本没叫声了，就拿到学员的集体水池宰杀剥皮，然后叫妈妈做汤吃。想想那时，我在家是老大，动手干的事很多，后来还学会杀鸡。可现在怎么也下不去手了。我小弟弟就因为吃了我们捉的青蛙汤，从此再没起过痱子，皮肤又白又细。牛山校园是个大果园，全部是荔枝，龙眼，橄榄，黄皮果，芒果等果树，我们不分男孩女孩，天天往树上爬，成熟的果实就被我们摘着吃了。那荔枝树也很好爬，有时我没事干就和弟弟爬坐在操场边上一人多高的树上休息说话。记得有个小伙伴叫什么超的男孩子，爬到橄榄树上端，树枝很脆他摔了下来，对我们大家都是个不小的警告，以后爬树的就少多了。后来院里规定不许私自摘果实，那我们只有上去坐坐玩的份儿了，眼见果实也只是看着解馋，绝不敢乱动，军纪很严的。后来军校学员都毕业离校了，在单位撤销前，全大院分过一次果实：每家都分了几麻袋的好大的龙眼，五分钱一斤。真是吃得我们美滋滋的。

        还有件很开心的事，就是我们大院成了军区文工团和体工队办学习班的地方。那么多风韵优雅的俊男靓女我们能天天见到，院内还组织观看过军区前锋话剧团的话剧《东海战歌》的演出。于是我们后来就更对演员们指指点点的了：这是演什么角儿的，那是演什么角儿的~~。体工队有个大个儿张，个子高大得不得了，但体工队天天在操场赛球，他从不打球。我们之间就传来了大张是巨人症的消息，后来听说大张死了，大家心里都感到难过。最可笑的是军区文工团的歌队舞队女演员组成一个队，和军区体工队赛篮球。歌队的运动员满场可着嗓门儿喊，舞队的运动员在场上的动作都离不开舞姿，眼见着球跑了，她们手指着球站着惊叫“球！球！”，看着球轱辘不知道追；也有的抱着球谁抢也不放手，直跑到栏下丢不进去。全体场外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我笑得蹲着起不来了也喊不出来了，裁判员更是笑得连哨子都吹不成调儿了。

      一九六九年，这期间最重要的生活，就是我们爱好唱歌跳舞的孩子，全部参加了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的节目，作为教员学员宣传队的补充，大受欢迎。我们除了跳各民族的舞蹈，还有女孩子集体京剧表演唱，《咏梅》《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一律大红袄长辫子别在胸前的小铁梅打扮，是我们的拿手节目。特别开心的是，我和大弟弟都参加了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智斗”的全场演出，他饰刁小三，我演阿庆嫂，其他演员全是一边大的男孩女孩，演刁参谋长的就是前面我提到的闽莉的弟弟，后来回了山东干了公安，几年前我还和他通了电话。这个节目更是独树一帜，深受观众喜爱。我们的导演是来自北京的总后学员张阿姨，所以我们的动作和表情都被训练得很到位，服装都是来自于福建省歌剧舞剧院，节目很精彩。我们天天到军地各单位演出。小伙伴们最爱去有新兵的部队，因为新兵的掌声最响亮和持久。印象最深的就是汽车团，那天新兵刚到，天下着大雨，定了演出就得去。我们化好妆，和服装道具一起坐着卡车到了汽车三十四团。演出中新兵掌声雷动，我们在台上更是精神百倍，表演充分。去市革委，去省体院，还有很多记不清的地方，都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演出完都为我们准备了夜宵。记得去省体院演出完后，我们被请进了食堂，看到已装好的粉干汤，我们都吓了一大跳：天！这是多大的碗呀！体院的人看我们直楞神儿，忙着叫我们入坐，于是我们童心大发，一个带头喊：我们不吃，谢谢叔叔！说完转身朝门外跑去。我们其他人也都笑着叫着说不吃啦不吃啦全跑出门去，害得那么晚了，体院的叔叔好几个直追我们把我们赶了回来，满头大汗地笑咪咪地看着我们吃了才离去。宣传队是集体住宿，我们离家仅百米之遥也回不去。因为那时最新指示经常下来，我们经常在接到最新指示后，半夜起来出去唱歌跳舞，欢呼党中央毛主席的新精神。记得最热闹是党的九大闭幕，半夜里大喇叭来了最新消息，街上顿时锣鼓声大作，高音喇叭连天响。我们被叫起来马上化妝换衣，上了大卡车，来到了市中心的五一广场，那里早就搭建了很多舞台，没有太多的人在遛哒。不管有人没人，我们就上台跳开了，随着天亮，人越来越多。太阳升起来了，我们也累了，收拾行头坐车回营。排演节目，充实了我们的空余时间，让我们对艺术有了新的认知和学习，宣传队的生活更是成为我少年时代最难忘的一幕。后来宣传队解散时，听领导们说，还有四十多个单位早定好了等着我们去演出呢。

     随着文革后期的到来，大联合越来越成为主流，武斗平息了，对立减少了，各组织都在内查外调，打砸抢分子也都在各组织内检讨自己，争取从宽处理。大联合完毕，各单位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地的革委会如雨后春笋，遍地崛起。很快，全国山河一片红了，革命委员会成为一级政权的组织形式。军校也完完全全地参与了文革，那天，取消两派，成立校革命委员会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只见爸爸妈妈穿上新军装，和全体教职员工一起集合在院外的空军礼堂，参加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我们看到：军区皮副司令来了，各部领导来了。军车，警卫和部队，坐满礼堂，站满草坪。我们都在外面看热闹，听着礼堂里面传来的革委会主任铿锵有力的报告声。会议结束，皮定均副司令首先出来了，我们站在路边，他亲切地朝着我们笑着。眼见他的小汽车跟了上来，在超过他几步时还未停稳，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我们院一个三岁的女孩子正蹲在马路中小便，而皮司令的车就在她身后停下了。只见皮司令赶几步上前，亲手将那女孩子抱起，慢慢放到了她哥哥的手中，而后嘱记了几句，上车离开了。那女孩叫海蓉，他哥哥叫海斌，就住离我家不远。那时大人忙，家家都是不上学的孩子，大孩看小孩是常事，看不好更是常事。当天，皮副司令救海蓉，就在家家户户传开了，当然海斌没少挨他父母的骂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皮将军，前几次都是家住总院时，见到他和韩先楚司令甚至散步到我们家属楼下。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皮将军，后来以身殉职，英勇牺牲，永远地留在了福建的山山水水之中。

        还有一个特别令人惊喜的事情.一九七零年,大院的孩子掀起一股参军热.那时只要报上名就能走的.当时我十三岁,身高一米五七,我也去报名参军.可我前面报上名,后面我妈妈就去把我的名字消了.妈妈不让我去当兵,是因为我还小,从小学习好,总要求我一定好好读书,多读书,上大学.后来,只好眼看着伙伴们都穿上了军装,高高兴兴地走了.我们一个大院孩子里有个大姐姐,和我们一起长大,在宣传队里也是文艺骨干.当时她也参军了.她总是对我们年纪小的非常好,从不看不起我们,总和我们一起玩儿,那天,当她穿上了军装,还回来和我们一起踢键子呢.她一去我们再没见面.后来我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接着回了烟台老家.三十五年后.当我儿子上了大学,我开始上网唱歌玩,在军字头聊天室里认识了远在福州的网名"红菁"的姐姐 .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特别是她在福建,令我感到由衷地亲切.我们一起唱老歌,唱样板戏,开心地在一起玩了一年多.有一天,我们都拿麦聊起天来,我也说,她也说,突然觉得越说越近,好像小时都在一个大院.接着我们急忙双工电话,一谈,才知道原来她就是穿上军装还和我们踢键子的那位大姐姐.真是网络天涯若比邻,近在眼前不相识啊.当天晚上我们都高兴极了,把消息当时在聊天室公布,所有的朋友都为我们的重逢感到高兴!真没想到,三十五年后的今天,网络上认识了好久的姐妹,竞是儿时的伙伴!我们一夜无眠,第二天就相互通了QQ,发了照片,看了视频.虽然都已年过半百,但脸庞和小时的模样还基本一样,都精神不错,开朗阳光.现在,我们还经常在网络上的红家等聊天室一起唱歌玩儿呢!

一九六九年的的九月，文革形势趋于稳定，大中小学都开始复课闹革命了。我们终于回到了学校。从小学三年级文革停课到这时，我一下子坐到了六年级的教室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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