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哲等：温州文革史料一组

tuffy05

转自  走读温州  http://blog.66wz.com/?uid-192825-action-viewspace-itemid-356083


一、看！王芳、王福堂之流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记温州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

〔新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办《工造总司战报》温州第一期，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

《本报编辑部》

血洗鹿城谁凶手? 王、关之流。

王芳及其死党王福堂、关克涛之流，呼风唤雨，兴波作浪，举起血淋淋的指挥刀，向革命造反派杀奔而来。其势之凶猛，真无法形容！

王芳之流为了挽救其日薄西山的命运，施展了种种伎俩，玩弄了种种花招。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一年多战火洗炼的造反派面前，都一一告败。于是，王芳之流终于“图穷匕首见”，赤膊上阵了。倾刻，反革命的黑云密集在浙南上空，鹿城到处鬼叫神豪，腥风血两交加，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瓯江之滨。

人们打开用鲜血写成的六月史册，就预感到王芳死党关克涛、王福堂之流操纵着他的御用军“温联总”，正在策划着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场惊心动魄的血腥镇压正在孕育着呵。

六月十四曰，“新温师”、“新四中”等七、八十名暴徒伙同人民印刷厂保守派，籍口“印传单”毒打该厂生产委员会负责人曹夏春等五同志。后被拉到军管会。谁知军管会接待组的判决是：“限令三天内，人民印刷厂造反派向全市、向军管会作出检讨”。真是打人有功，被打者有罪。助纣为虐，荒唐已极。王芳之流到处煽阴风、点鬼火，对其御用军“温联总”说，“要作好准备。是不是成立纠察队? 如果外面有人来冲，就用汽车去挡，挡不住，就辗死他几个，反正都是牛鬼蛇神。”温联总中一小撮坏头头在其主子的授旨下，一边招降纳叛，收罗社会渣滓。招买拳师打手，操兵演马；一面散发着血腥袭袭的传单。什么“踏平温州，血洗鹿城，严阵以待，来犯者有老婆孩子的三思而行”等等。制造恐怖的气氛，大造反革命舆论，流血事件已是一触即发了。

七月十一日，天色阴沉，乌云浮游，温联总匪首叶少华、姚国麟在王芳及其死党关克涛、王福堂的授意和指挥下，拚凑了一个所谓八人小组，同时，一个武装叛乱的方案也随之泡制成了。自七月十二日凌晨起，温联总暴匪就有组织、有计划，抢劫枪枝武器，包围革命造反派。勾结军内一小撮坏蛋，打开了温州最大的战备军火库黄龙山军火库。王芳及其死党关克涛之流指使他的爪牙把枪枝弹药奉送给暴徒－－温联总。就这样，全市八个军火库全部被劫，还被温联匪抢劫去了TNT炸药5700斤，赤磷1471 公斤，人民币几顿之多，雷管、手雷等不计其数。暴匪四设防岗，修建工事，警戒森严。处处是荷枪实弹，马嘶人叫。
海风在呼啸，瓯江在怒吼。

七月十九曰下午九时正，温联总匪徒兽性大发，架着机枪向南山陶磁厂的革命造反派围剿扫射，工总司战士张银松同志，身中六弹，壮烈牺牲。于是，王芳之流及温联匪中一小撮坏头头所精心策划的武装暴乱的序幕就此揭开了。紧接着，匪徒在几十分钟内便立刻占领了市内的制高点：积谷山和华盖山。身披弹带，手持双枪的匪徒也开始向温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靠近。时钟在一秒一秒地过，暴徒一步一步地靠近。可是在医院里却住着500多位病员。有的因为动手术被麻醉而失去了知觉，有的气息奄奄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产妇正因分娩的剧痛而呻吟。怎么办？怎么办！工总司的战士这时向军管会提出了保障医院病员及革命造反派人身安全的正义要求，但是关克涛和王福堂默然不语，拒不表态。就这样，七月二〇日上午十时，数百名匪徒在华盖、积谷两山的火力掩护下，冲进了附医。〔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血溅惊飞乌，硝烟掩蓝天

机枪扫射封锁了附医大门及附近的街道。前后夹攻，匪徒立即控制外科三楼，向门诊部楼上疯狂扫射，投掷手雷。工总司房管兵团王阿汉、姚连福、孙永生等人在附医守护伤员，当即遭到匪徒机枪射击。王阿汉当场中弹牺牲，姚连福头部中弹而死，二十五岁的青年孙永生腹部中弹，医师正在抢救，被匪徒抓走而死。就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工总司、红总司等革命组织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赶来抢救阶级兄弟，可是却遭到温联总匪徒的机枪截击。当场又打死温五中十七岁的红卫兵刘美蓝和文卫总司的蔡鼎武。过路的亦被打伤多人，正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附医革命组织革联站的全体医务人员也被从病房中、手术台旁、门诊室里一个个拖走。被分批押到第五中学，进行拷打和审问。医师俞××被抓去后低血糖病发作，发生休克，昏倒在地上，被匪徒强行拖走。一个没有参加温联总、也没有参加工总司的怀孕的工作人员也被五花大绑拖去毒打。匪徒们的铁棍雨点般落在他们的身上、头上，他们被打得遍
体鳞伤，血肉模糊，真是目不忍睹。正在住院医疗的工总司伤员和在这里守卫伤员的“商总司”、“房管兵团”等五十多名战士被全部抓走，甚至连温州军管会代表邀请“文卫总司”白求恩战斗团负责人和医师组成的张银松烈士验尸小组，也被匪徒扣押。
更加惨无人道的是对无辜的病员亦实施少见的法西斯暴行。匪徒用机枪对着病房扫射，向病房掷手雷、炸药包。小儿科二位病员当场毙亡，外科烧伤很厉害的病员王乐清已连续抢救了好几天，化钱三仟多元，由于医师被抓走，不能抢救而死。一位中毒性腹膜炎妇产科病人孙仲香，血压很低(60一70％M)，靠打针维持生命，也因医务人员被抓走，病情急速恶化而死亡。正在输血、输液、输气的许多病人，由于医务人员被抓走，使他们的生命处在垂危之中，婴儿室被匪徒搞得更惨，婴儿的床位和编号全被搞乱，母亲认不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住院病号四百多， wenge wang.org 由于医务人员被抓，医疗设备、贵重药品全部被抢、整个医院被破坏，这四百多阶级兄弟被驱散，停止治疗。生命遭到严重的威胁。炮火还在隆隆，战争在继续进行，情况在不断恶化。

二十五日另时另分，一个接一个红绿信号弹划破了漆黑的温州夜空。接着，轻重机枪从四面八方一齐响起。“温联总”匪徒从信河街、松台山、打锣桥口、公园路和解放南路等五个方向对市中心和邮电大楼发动全面进攻。在工总司战士的英勇阻击下，匪徒们不能前进一步。残忍的温联匪暴徒们竟从南门绑架了二十七名无辜群众，捆绑成队，排成人墙，肩架机枪，以作自己的掩体。工总司战士见此不忍开枪，怕打死群众。于是，温联匪们就乘机抢占了伊斯兰、小天津等阵地，廿七位无辜群众见此情景，愤怒填膺，向着工总司的战士高喊，“同志们，不要顾我们，你们快开枪呀！”匪徒又四次用火焰喷射器纵火烧房，最热闹的解放南路、公园路、五马街顿时烟火漫天，海风又猛，真是鸡飞犬叫、天昏地暗。居民扶老携幼背着包袱到处奔窜逃难。匪徒又挨户进行大逮捕，老人小孩也不能幸免，有的当场枪死示众，有的被活活打死，大部分被蒙上眼睛推上汽车整车整车的运送，或秘密杀害，或活埋，或掷在江里。到处是尸首白骨，碧血横流。

今天已是廿七日了，匪徒死守在最高处－－钟楼上，用机枪控制了周围的要道。工总司、商总司的战士几次冲上去都未成功，而光荣牺牲了。钟楼不能拿下，对战士们冲上去是不利的。火线指挥部的一位负责同志焦急的问大家怎么办。一个红卫兵小将斩钉截铁地说：成立爆破组，把钟楼炸开。对，把它炸开，同志们表示同意了这一看法．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这一个红卫兵小将抱着爆破筒冲过去了，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五米，两米，这位红卫兵小将刚要举起爆破简，突然，一颗无情的炮弹在他的身边炸开了，红卫兵小将躺在血泊中。人们的心弦在急剧的跳跃，人人切齿咬牙，为烈士报仇! 喊声振天，使匪徒心惊肉跳．魂不附体。看，又一个冲上去了，冲上去了。隆，火光冲天，钟楼炸开了，匪徒的机枪哑了，匪徒慌作一团。喊爹叫娘，弃枪逃去。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匪徒再一次在溃败时焚烧邮电分局、新华书店……经过两天两夜，无数的消防队员和救火战士在匪徒的机枪下倒下了，几千间楼房化为了灰烬。居民流离失所，子散妻离，真是：有家不能归。有厂不能回。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革命造反派战士想念毛泽东，盼呀，盼星星，盼月亮，盼望亲人解放军。八月一日深夜十二时，解放军进驻温州城。

毛主席亲自派来的65 17部队来温的消息传遍了鹿城的每一个角落。革命造反派欢欣鼓午，奔走相告，凌晨，无数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走上街头，张贴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语。可是，惨无人道的“温联总”匪徒竟用机枪扫射，无数的战士和群众倒下了，碧血染红了标语。关克涛王福堂见机不妙、马上召集“温联总”头头在雪山秘密开会，阴谋策划对付65 1 7部队，扬言要吃掉65 17部队，来多少吃多少，真是胆大包天，嚣张至极，妄图垂死挣扎。全城风声鹤泪，草木皆兵，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挨门登记，企图继续与人民为敌。残暴的 “温联总”匪徒为了残杀革命造反派，为了扑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他们把抓去的人都关在人间地狱－－集中营里。温州医学院集中营，是关押“罪恶”最严重的一个地狱。在集中营内通往大门口的路面上，布下排排小尖刀。许多难友赤脚跨刀山，脚板划开条条血口，血染黄沙，疼痛穿心。这真是“跨进鬼门关，鲜血流一滩。”
集中营里为“犯人”设计的清规戒律多如牛毛，就是大小便，也不准叫“报告”违者挨打，而只能“举手”，存心刁难的狱吏又故装作没看见，弄得许多人只好把屎尿拉在裤裆里。受过酷刑生了病的人，不准呻吟，“哼”一声就招来一顿打。古云：蜀遭难，难如上青天，然而，“犯人”平日想讨点水喝比蜀道尚难呵! 杀人，已经成为这群野兽的游戏。匪徒为了“教育”“犯人”，经常拉人出去当众活活打死。残忍啦，鹿城倒退到希特勒时代的集中营。

深夜，每间牢房里伯来了劈劈拍拍的皮鞭声，多少阶级兄弟在痛苦中渡过这漫长的黑夜呵！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就有斗争。他们没有被匪徒的淫威吓倒。地狱里燃起了熊熊的斗争烈火。巧妙地建立了各牢房之间的秘密联系，互通情报，传递小纸条相互鼓励：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位卫校东风红卫兵小将鼓励难友同志：我们是革命者，不怕坐牢砍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他还低声崇敬地朗诵毛主席的诗词：“钟山风两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总司》战士，多么想念您!

同志们每天定时学习最高指示，唱主席语录歌，唱《东方红》，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匪徒们涌来干涉，歇斯底里号叫：“不准读，不准唱!”可是，这群历史舞台上的小丑的声音象蚊子一般，岂能干扰震撼大地的春雷!

八月十三日早晨。叛匪红楼指挥部乱成一团，惊慌异常。上午十时，匪徒在各牢房内摆上集束的手榴弹，楼下的操场里架设了机枪。

分批大屠杀开始了。一群匪徒冲进四号楼房，带走了六位难友。九分钟后，楼下就传来了枪声和六位难友最后的口号声。楼下牢房的战友这时高声朗读起毛主席语录：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段语录刚念完，匪徒的冲锋枪就朝牢室里扫开了。
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快来吧!快来吧，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忽然，集中营外面枪声大作，“拍拍！”牢门被打开了，一位解放军战士高喊着 “同志们，你们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整座集中营。地狱，被炸碎了。呼声震憾着东海，海在呼啸。难友们用激动得发抖的双手扯下蒙眼布，交错着悲欢的眼泪象泉水般涌出来……。

“温联匪”在溃败逃窜之际，砸毁了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全城枯干漆黑。残忍的暴徒又一次纵火焚烧鹿城，雄伟的温州城又一次硝烟冲天，火海一片。

匪徒们往近郊牛山一带窜逃，企图死守。可怜近郊人民沦陷在暴徒之手，在白色恐怖中挣扎。

温州市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温联总中一小撮坏头头恶贯满盈，真是罄南山之竹为纸，决东海之波为墨，难书匪徒罪恶之万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把仇恨凝集在刀尖上，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向温州地区一小撮“走资派”冲去。直捣黄龙府，绞死王芳之流!

王芳之流终究是舞台上的匆匆过客，胜利定然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自新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办《工造总司战报》温州第一期，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



二、我来分析公安部前部长王芳的回忆录

数学/2007-11-30


　　我这个人是不喜欢阅读的，但是这次草桥关民转载了公安部前部长王芳的回忆录，说明了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的惨状，那我就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就想分析分析。

　　首先要分析的是，王芳在这个回忆录中点了一系列坏蛋的名字，就是说，这些名字与砸烂公检法的错误（或者罪行？）有关。我把这些坏蛋的名字专门从回忆录中抽出来列在下面（按文章提到的顺序）：

　　林彪
　　江青
　　叶群
　　陈励耘（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熊应堂（20军军长、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朱全林任主任（20军副军长）
　　南萍（什么职务没有提）
　　张永生（职务也不清楚）
　　谢富治（原公安部部长）
　　陈伯达
　　康生

　　我注意到这个坏蛋名单，基本上还都是老干部，是老革命。因此可以认为是一部分老革命要砸烂公检法？文中没有点任何造反派的名字，比如某某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司令某某某这样的事情。

　　此外，我再专门收集王芳受迫害的条款，摘录如下：

　　浙江"省联总"造反派把我这个当年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从温州揪到杭州批斗。
　　3月30日，浙江省公安系统造反派召开"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誓师大会"，我和厅原来其他一些领导人被揪斗。
　　1968年5月19日，江青在接见张永生时，再次大骂浙江公检法，并公开点了我的名。

　　文中讲到“我”受迫害的句子，我就找到这么三条。一次是被批斗，一次是被揪斗，还有一次是被点名（奇怪，这个文中也已经点了其它人的名嘛）。

　　我不满意的是，关键性的细节应当说得详细一点，比如说，被批斗是什么意思？既然是“我”的亲身经历，何必不说得特别具体一些呢？比如说，我想象中可以这么编写：“所谓被批斗，就是来几个大汉，把我臭揍一顿，然后衣服扒光，用绳子象拖狗一样拖着我（怎么我说着说着就说到伊战俘那里去了？）”要么就是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你总得说点具体的嘛，光是被揪斗这个词，让人产生无限的想象空间，但这不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嘛，何不具体一些呢？

　　如果有极左分子在今后瞎编，说是“被揪斗就是许多人民群众站在面前指责我，批评我，让我听许多人说我坏话。”如果是那样似乎象是一个信息传递过程，就让人觉得没有什么似的。

　　再把“我”之外的各种坏事或者罪行罗列一下，专门从文中摘出来抄在下面：

　　“使大批干部遭无端打击迫害，仅在省公安政法机关666名干部中，被斗争、审查的就有298人，隔离的88人，受各种处分的74人。全省劳改干部，被揪斗、游斗、关押审查的达1190人，占当时劳改干部数的四分之一。”

　　就找到这么一句。此外，我记得当时毛泽东说过，要团结和相信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好的，既然如此，上面的描述显然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五，公然对抗毛主席指示，这就不属于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了。此外，说明有四分之三的劳改干部肯定是在文革中什么冲击也没有受到，即没有被揪斗，也没有被关押，也没有被游斗。

　　此外，我以为，文革后期还是对各个干部有一个正式的结论的，如果是阶级敌人，那就要开除党籍，并逮捕入狱。但是上面讲到特别抽象的“斗争，审查，揪斗，游斗”，人数还算挺多，有298人和1190人，但是奇怪的是隔离（我想那就失去自由了吧？）的人却只有88人，也就是说，666名干部中还是有578人根本就是照常上班下班，并没有失去自由。当然啦，其中“被斗争，审查”，把两项加一块而也很抽象，如果现在共产党正在对我审查，那很正常，反正我也不知道，你爱审不审，似不能够认为是迫害。我想一家大公司要提拔一个干部都要审查一下的吧？难道提拔一个银行行长都不审查么？不怕他偷钱啊？

　　而最后处理，正式认为是比较坏的，那应当是“受各种处分”的，却只有 74人！74除以666等于百分之11，超过了“百分之五的干部是坏蛋”的比例，因此属于“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处分嘛，有的处分可能不过就是一个党内警告，那根本还不属于阶级敌人，仍然是共产党员，可能也算不上什么迫害吧？这说明经过一番热闹之后，最后正式处分的人也还是少的。受各种处分的人远少于什么被揪斗之类的嘛！

　　此外，什么揪斗游斗还有关押审查这些词，我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些当年的当事人，并不去描述细节，比如坐没坐老虎凳啊，灌没灌辣椒水啊，关押的地方居住条件如何啊，平均一个人多少平米的地儿啊，伙食怎么样啊，关押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放风啊，等等。细节才是决定是否迫害的关键。如果让国际人权组织来调查，说得这么抽象他们是不会满意的。

　　总之，我不否认文革期间存在着不少迫害现象。但是我最不满意的，就是当事人对于细节描述太少，说话经常很抽象。这对于教育年青人不利。

　　原载强国论坛





三、

《王芳回忆录》：张春桥提审实录张春桥在“四人帮”中以“军师”著称。他老奸巨猾，“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其罪行擢发难数。

我们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6月2日开始对张春桥的提审。这天上午9时，我、黄荣波、王汝良和担任记录的陈若林、周诗裳等在预审室坐定后，即由警卫把张春桥带入。我让他面对面坐下，我首先向他宣布中央决定，讲明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原文宣读《刑事诉讼法》第32、34、35条和第64条，特别强调《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我向他宣读后，问他听清楚了没有？

这时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

停了一下，张春桥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

此后，张春桥便不说话，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其间，我反复阐明政策和法律，也驳斥他所谓“不是反革命”的言论，他也一声不响。这次预审僵持了一个小时，在宣布将他带下去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说“不签”。

张春桥在预审中可能不开口、不交代问题、不签字等，我们是有准备的。因为张春桥从隔离审查那天起，就不说话，但他曾表示“不到说话的时候”。

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曾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

1978年5月，中纪委二办审问张春桥时，他说：“我不说，以后再说。”

1979年9月，中纪委的张启龙、刘顺元、李士英等几位老人曾集体找张春桥谈话，张表示“没有必要说”外，即不吭声①。

我们曾多次分析过张春桥的思想活动。张说“不到时候”，那么什么阶段才算“到时候”，这个“以后再说”又是什么时候？我们当时认为公安预审可能是一个时候，因此做了两手准备，准备他不说话，争取他说话，即使他反扑、狡辩，我们都不怕，只希望他开口说话！

第一次提审他后，大约隔了半个月又第二次提审，他还是那副样子，闭口不言。我们就估计他在预审中不会开口了。

张春桥拒不回答问题，以沉默对抗预审。我们的对策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着重调查取证，掌握确凿的证据；采取揭露性的预审方法，即在审问过程中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我们从调查掌握的材料入手，经过多次讨论、筛选，抓住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组织策划上海反革命夺权；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打伤91人事件；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秘密接见蒯大富，指使他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押干部群众388人；1976年，伙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等罪行，具体而又符合法律的要求。

我们事先写出审问提纲，包括在审问过程中，什么时候宣读证词，什么时候出示证据，什么时候证人出证等等，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

对于证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必须有多个经查验确凿的证据方可，对原始书证、笔记，要经过技术鉴定，以证明确凿无误；对证人的证言，要一人一证，一事一证。

到9月中旬结束了对张春桥的侦查预审，其间一共提审了11次。每次预审，张春桥除表示“不看”预审记录、“不签字”外，始终耷拉着脑袋坐着，紧闭着嘴。连与他的同伙王洪文、徐景贤面对面对质时，仍是那副样子。

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一直是胡搅蛮缠，东拉西扯，喋喋不休，有时胡说八道，把责任推到毛主席、周总理身上；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虽能交代问题，但往往是避重就轻，竭力推脱罪责，姚文元常常表现出只认错不认罪。

在审讯中，允许申辩，不搞诱供、逼供，更不侮辱人格，如实记录口供，允许修改补充。监管工作始终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工作充分，手续完备，成竹在胸，做到紧张而有序，周密而有力，稳妥而服众。

在各预审组工作即将结束时，审判委员会的江华、黄火青、伍修权等三位领导和审判工作小组的刘复之、凌云等八九位同志，在5号楼集体听取各预审组的汇报。要求各组按照起诉意见书所列各被告人的罪行，逐条讲清认定罪行的根据和掌握的证据，汇报一条，议论一条，逐条过筛，力求做到每一项材料都过得硬，做到事实清楚、符合实际、证据确凿、铁证如山。这样讨论了10多天，为以后特别检察厅起诉和特别法庭的庭审，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和前提条件。

摘自《王芳回忆录》  王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

tuffy05

听老爸谈温州的武斗


作者：星际骑士 提交日期：2004-5-31 12:19:00 访问：3986 回复：19

??许多人可能想不到如今个体经济繁荣的温州地区，当年在政治上竟经历过如此
　　 的风云激荡；精明现实的温州人，当初却曾为着自己的“革命理想”疯狂地自相残
　　 杀着。从这一点来看，如今的这一代温州人，实在是胜过了我们这一代。
　　 　　温州武斗的持续时间之长，对城市破坏之严重，战斗的酷烈及对战败者报复的
　　 野蛮程度，两派政治军事后台对各自派别的长期强硬支持，在“文革”武斗中实在
　　 是很有代表性的。近年来一些“文革”史著述对此没有足够注意，可能跟掌握史料
　　 不多有关。本人目睹了温州的十年武斗（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６年），在此也来
　　 谈几句：
　　 　　㈠　宋文关于温州武斗的背景分析，有一定深度。“强龙”与“地头蛇”之争
　　 ，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当时，两派之争，南北干部之争，地方军与野战军之争，
　　 以及各方内部的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长期武斗不息。温州的武斗，可以看成是“
　　 文革”武斗的一个标本，了解温州的武斗，对研究“文革”武斗不无帮助。
　　 　　温州的武斗，起于１９６７年６月，在几周之内迅速从藤帽铁棍升级到热兵器
　　 。黄龙山军火库被抢，两派以青年工人，复转军人为骨干，以中学生（温一中，六
　　 中学生最为狂热）为先锋，迅即组织各自的“火线指挥部”，展开大规模武斗。
　　 　　温州的武斗历经多次反复与起伏。１９６７年夏，“支左部队”（属二十军）
　　 开进温州后，“温联总”被迫撤离市区，起先在近郊仰义，牛山一带抵抗，后来退
　　 到三溪，藤桥以至永嘉，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等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
　　 联匪”，“瑞联匪”。“工总司”几次进剿，伤亡惨重，终未能获全胜。
　　 　　“温联匪”在市郊西部山区盘踞数年，终于迎来转机。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
　　 事发。林彪在浙江的空五军、二十军头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被收审。“温
　　 联匪”乘“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归城。“工总司”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
　　 审查。
　　 　　但“温联匪”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整风”逐步演化为“批林批孔”，“工总
　　 司”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重新得势。１９７３到１９７５年间，两派又多次爆
　　 发大规模武斗。在“评法批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温联总”政治失势，
　　 再次被赶出城，上山为“匪”。但由于“温联总”得到南京军区许世友支持，“工
　　 总司”始终无法制服“温联匪”。此时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本群众，已很少有学生（
　　 上山下乡去了），主要是派性骨干分子，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以
　　 及社会闲杂人员。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去世，“工总司”预感时局将变，在市区灯光球场召开
　　 大会，叫嚣要“警惕资产阶级政变”。“温联总”针锋相对，积极备战。
　　 　　华国锋逮捕“四人帮”后，在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温联总”已将打倒“四人
　　 帮”的大幅标语贴遍温州全城，“工总司”作鸟兽散。“工总司”头头相继被捕，
　　 一些“工总司”头头和骨干稍作审讯后被处决，温州十年武斗结束。
　　 　　㈡　１９６７年（宋文误为１９６８年）的梅岙渡口之战，只是温州多次武斗
　　 之一役。当时“温联总”自封“左派”，其基层群众有的还以为“支左”部队是来
　　 支持自己的。当然“温联总”的头头们是心中有数的。“温联总”的主力武装为保
　　 存实力，避开了与“支左部队”继续进行大规模冲突，维持住了自己的派系武装。
　　 　　㈢　宋文说“温联匪”头目姚国麟在“九大”前被“轰毙”，实属讹传。姚国
　　 麟是温州武斗中的主要人物，曾多次被“工总司”宣布“击毙”，却每次都死里逃
　　 生，化险为夷，几起几落，一直坚持到“四人帮”垮台。
　　 　　姚及其帮派在“文革”中能武装割据多年，除了其机诈坚韧的个人素质和许世
　　 友的暗中撑腰外，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姚的
　　 经历将来可以成为温州历史故事的绝好题材。
　　 　　粉碎“四人帮”后，姚国麟，戴光荣（温一中学生，“温联总”名义总指挥）
　　 及其派别终于翻身，姚与戴进入“文革”后的温州工人与青年团体担任领导职务，
　　 戴曾任瑞安副市长，但数年后华国锋失去权力，官方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
　　 命”，“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均被否定，姚与戴等政治影响逐渐消失。
　　 　　㈣　毕庶朴（宋文误为毕叔普）1967年“支左”有“功”，从二十军（当时叫
　　 6517部队）的一个团职干部到掌握温州党政军财文大权，干了不少坏事。后来虽然
　　 倒台，但并未被认真清算过。
　　 　　㈤　１９６７年夏，“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将“温联总”赶出温州
　　 城后，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下对“温联总”成员尤其是参与武
　　 斗的成员实施了无情的报复。打，砸，抄家，游斗，逼供这些在“文革”中属家常
　　 便饭，就不去提了。当时还发明了“爬棺材下”，“吃死人汁”等手段来折磨落入
　　 手中的对方成员。当时温州城里有多处“烈士”棺木的集中供奉处，被抓获的对方
　　 人员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逼着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由于时值酷
　　 暑，尸体腐烂，汁水滴下来，逼着“请罪”者吞食。一些“烈士”集中的地方，浓
　　 烈的气味飘出很远。
　　 　　“温联总”因为是“保皇派”，“斗争性”不及“工总司”，在报复对手方面
　　 稍为和缓一些，但也不乏血的记录。就在“温联总”退出市区不久，在南郊抓获了
　　 贸然出城的陈春林（温一中学生，“红总司”头头）等数名“总司”派负责人。尽
　　 管这些人立即丧失了“造反派的脾气”，百般求饶，依然遭到枪杀。“温联总”盘
　　 踞山区时，常在“内线”带领下闯入居住在市区边缘的“总司”派成员家中，将财
　　 物洗劫一空。
　　 　　㈥　温州两派武斗，最倒霉的还是百姓。历来军事行动，平民往往比军人死得
　　 多。如果说温州两派死了三千人，加上平民死的要超过这个数好多。两派成员多为
　　 年轻气盛的工人学生，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忽然间手中有了武器，单单玩枪走火就
　　 死了不少人。派系武装盘踞西郊冷冻厂时，我有一天经过厂门口，见一群人围在门
　　 口哭闹。原来有一农村少年因扒在门口看里边人玩枪，里头一个人挥动手中枪吓唬
　　 他，失手把少年打死了。闹到后来的结果是，武装人员从冷库里拖出几爿冻猪肉来
　　 作赔偿了事。第二天我再次从那里经过，见那少年的父亲蹲在冷冻厂附近的路口卖
　　 猪肉，一脸呆滞麻木的样子，令我三十年忘不了。
　　 　　温州“文革”中连年武斗，本来规模有限的国有经济遭受重创。在动乱之中，
　　 中央政令无论出自哪一派，均无法完整贯彻到基层，于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势力
　　 ”抬头。到“文革”后期，农村社队工业趁隙发展，隐蔽的个体经济和家庭经济亦
　　 已初具规模，为“文革”结束后温州私营经济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恐怕是发动
　　 “文革”者始料未及的。
　　===========================
　　为了网上的这篇文章，我找父母证实，又有了补充：
　　 1 文革时期，温州地区专员后来邓时期的公安部长王芳曾经在人民广场被群众批斗，拿鞋底敲头。
　　 2 武斗中使用了苏式转盘机枪和火焰喷射器，联总在人民广场的据点就是被火攻拿下的
　　 3 出逃的省建设厅杨秀珠厅长当时是联总的一个小头目
　　 4 松台山脚的武斗烈士公墓埋了上百人
　　 5联总全名 温州市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
　　 工总叫 温州市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
　　6武器其实是部队送给联总的，表面上是抢军火库，其实军分区是故意让支持自己的派别来抢的。
　　7 人民广场附近原有的钟楼在武斗中烧毁。后被拆除，所以老城区只有鼓楼了。
　　8 工总开会的灯光球场就是现在的广场路通讯大卖场
　　9 电报大楼当时是市区制高点，就是现在的信河街邮政局
　　10 当时连总的副司令叫黄国光，曾经跟我在街上见过，如今是平民了，使我老爸认出他来的；正司令戴光荣是我校友，曾任瑞安付市长。


作者：星际骑士　回复日期：2004-5-31　12:28:23　
　　11我老爸认为武斗死亡大概1000人，没有3000这么多
　　 而且许多是被流弹打死的群众
　　12 姚国麟 80年代还活着


作者：cqyysy　回复日期：2004-5-31　12:28:15　
　　哎，我家所在的地方68年一年打死上千人，长江航运被迫中断，迫击炮都用上了。。武斗实在是吃多了不消化的。。
　　这个文章大概是违反了咱们的版规吧。。
　　
　　
　　3 出逃的省建设厅杨秀珠厅长当时是联总的一个小头目--文革结束以后，国家不是要清理三种人，让造反派头子们不能做官么。如此看来也是那么回事。。
　　
　　6武器其实是部队送给联总的，表面上是抢军火库，其实军分区是故意让支持自己的派别来抢的。
　　----我们那里都用坦克上了，部队的介入是肯定的。

http://fcs123.blog.163.com/blog/static/753942142008111882823625/

tuffy05

南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问题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由驻浙江部队负责人组成，龙潜少将为主任，阮贤榜（少将，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曹思明（少将，舟山要塞区政委）、南萍、陈励耘（空5军政委）为副主任。省军管会平息武斗，恢复生产，疏通运输渠道，在动乱的环境下起到了控制局面的作用。但是省军管会在“支左”问题上意见相左，步调各异。南萍、陈励
耘指责龙潜和省军区搞“二月逆流”，致使一些群众组织到省军管会驻地大院静坐示威。
1967年7月25日，温州市发生“火烧五马街”事件。五马街是温州市商业中心区。据《共和国史记》一书记叙：这次纵火事件是事先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是陷害温州军分区和所支持的群众组织“温联总”。事发后，策划者向中央和省军管会多次发电告急施加压力。电报称温州军分区支持的“温联总”从四面八方用枪扫射，用60炮轰击，用火焰喷射器喷火，烧毁市中心的新华印刷厂、服装公司、邮电分局、百货商店及民房。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大火是在电报发出后才着起来的，有些地方则根本未起火。这次事件，共烧毁房屋2000多间。事件发生后，省军管会调集两个主力团进驻温州。8月13日，驻温部队和另一部队攻打华盖山，围歼
“温联总”，在行动中双方都误认对方是温州军分区部队和“温联总”，互相开枪射击，打死7名战士。事后，“支左联合指挥部”在发给省军管会的电报中承认7名战士死于误伤，但双方部队最后统一口径，将此事加罪于“温联总”。当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浙江省军区，南萍被任命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龙潜和阮贤榜不再担任军管会领导职务。同时，熊应堂少将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浙江省军区政委。张秀龙少将被免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10月，龙潜被免去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任浙江省军区政委兼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
1967年9月16日，毛主席到杭州，接见了南萍，毛主席一见到南萍就说：“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之啊？”毛主席接着开玩笑说：“你就是南霁之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有经验。”南霁之是唐肃宗时的一名将军。
“我是照主席指示办。”南萍知道毛主席是说他处理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问题。
毛主席对在场的空5军政委陈励耘说：“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5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
“空5军和20军在支左中要互相通气，互相学习；20军向空5军学习，20军为主嘛，空5军要服从。”毛主席还说：“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没有。”南萍回答。
“这是一大缺点。”毛主席说：“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犯个错误好。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
“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派他们去主持温州。”
“为什么‘温联总’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萍说：“‘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对‘温联总’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对待‘温联总’。”
毛主席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张秀龙不要这样搞，什么喷气式、罚跪。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的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
1968年3月18日，浙江省成立革委会，南萍出任主任。
1968年10月13日，浙江省出动军队围剿“温联总”，打死23人，打伤70多人，关押500多人，抄家1600多户。1969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南京军区许世友、杜平、钱钧、省革委会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及陈德先参加了会议，会后阮、李、罗留在北京作检查，南萍、陈励耘控制了浙江局势。
1971年1月，南萍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毛主席两次南巡都接见了南萍。第二次是1971年。在南昌毛主席接见许世友时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许世友说：“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
毛主席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主席到在杭州接见了南萍，毛主席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9·13事件”后，萧永银和王洪文奉命逮捕空5军政委陈励耘。由南萍打电话给陈励耘，说王洪文来电话，中央有一个重要文件到上海，不发到省里，让南萍和陈励耘一起去看。南萍和陈励耘到了上海，看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出逃的通知，王洪文对陈励耘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逮捕你。”
1972年3月21日至4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周恩来指出，南萍、熊应堂不向下传达“9·13事件”的通知，同陈励耘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有联系，会议认为南萍上了贼船，犯了严重错误，被免去职务，6月送北京审查交待问题，从此未再露面。

tuffy05

有谁知道文革期间“联总”和“联站”是怎么一回事吗？

昨晚和我爸爸的一个朋友一起喝酒，老人嘛总喜欢怀旧，特别是喝了一点酒后，就跟我滔滔不绝的说起自己以前的事情。
他说自己在部队复员以后，参加了“联总”，跟“联站”的人多次发生过战斗，后来“联总”输了，他们就跟着倒台了，而“联站”的人就全当官去了。
对文革中，我们瑞安的什么“联总”“联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谁知道吗？
插图 发表于 2009-1-3 19:52

联站是保皇派，联总是造反派。
hedysmart 发表于 2009-1-3 20:07

根据我的了解就是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的斗争。
思诺思 发表于 2009-1-3 22:40

应该是社会混乱时期的不同帮派，
有的一家人都入2个帮派，听说吃饭都会打起来！
打死你我也不说 发表于 2009-1-4 09:27

联站是保毛主席的，浙江这一带是许世友总指挥
联总是保林彪的，为首的是东北野战军南下干部
20081101 发表于 2009-1-4 09:32

原来是这样啊.
我想你哦 发表于 2009-1-4 09:49

俺的爷爷是联站的我以前听我奶奶说的我爸爸和我的姑妈我的奶奶都逃到乡下亲戚去了那时侯很苦的啊
没有理由 发表于 2009-1-4 09:55

联站是右倾主义、右派  联总是左倾主义、左派
20081101 发表于 2009-1-4 10:02

那时候的社会啊.
瑞安思潮 发表于 2009-1-4 10:06

我也是听老人们讲起的一些事，再参照当时文革历史，得到的一些想法及推理，联总左派，思想靠左、激进，支持中央文革，红卫兵牵头，在瑞安叫联总，在温州地区叫工总司，全国来说叫造反派。而联站右派，思想靠右，保守，在瑞安叫联站，在温州地区叫温联总，全国来说叫保皇派。其实这两派在西方如同进步党与保守党，进步党并非一定进步，保守党并非一定保守，而只是进步党思想比较激进，保守党思想比较保守，而思想的保守与进步，在不同时代发挥不同的政治效用，而两种思想的对立斗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从未停过，而这类政治角斗，翻过来弄过去，真正受伤害的还是老百姓没有谁好谁坏，在斗争中，人都是残忍的动物，不管是联总的人落在联站手里，还是联站的人落在联总手里，都没什么好果子吃。据老人讲起，当时的联总有林彪、四人帮撑腰，而联站的后台则是刘少奇等右翼力量。于是个人也推想到，无非就是刘与林（进一步想想，其实就是刘与毛）的政治斗争的民间延续。而双方又有各自的军队派系，武器也随着进入斗争，一场可悲的内耗，一场可悲的社会浩劫。
        而斗争最终拿回话语权的，世界上往往还是右派居多，中国也不例外，右派往往保守，保守也意味着冷静。打，有时倒的确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讲，又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冷静之后，还是得坐下来谈解决问题。然而社会要是没有造反派，思想上没有激进派，也谈不上进步。而激进派当权往往也总是不长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解决，并不是靠激情就能解决的，内中的烦琐复杂程度，根本不能用谁好谁坏去定义，去解决，也许这就是造物主残忍的一面，创造了人，创造了个纷争的世界，如此而来，不免又有远离尘世，四大皆空的叹息。呵，其实想到这一层，又让人想起前人所说的，不要参与肮脏的政治。而大多数男人，只要有机会搞政治，总是要好好搞几下。人性如此，难免悲哀。
        在这个世界上，左派依然处于弱势，中国的左派，呵，在我看来，更是弱势。不过，在穆斯林世界又是个例外，在激进偏激文化的背景下，这类左派当权亦是很有市场，然而对整个世界而言，又处于弱势。
        左右问题，说起来没完没了，就此打住！
        纯属个人见解，闲谈耳。
指尖洒脱 发表于 2009-1-4 10:09

顶楼上
老黄牛 发表于 2009-1-4 11:27

感谢上面瑞安思潮等网友的热心指点，让我才稍微的了解了一些过去的事情。
实际上文革到现在也不远，但我们许多年轻人对那段历史却相当陌生。希望大家都能了解一些。
论坛牢骚 发表于 2009-1-4 23:32

瑞安思潮的见解真精彩，学习了
hedysmart 发表于 2009-1-5 08:14

我们80后对文化大革命不是很了解，市场上也没有比较详尽的书籍。
MS对那时侯的事情，国家都不乐意公布。
coolwood 发表于 2009-1-5 09:35

怎么我听自己长辈说，好像联总和联站其实就是四人帮和当时主政者之间的斗争。因为有个江青致使很多女同胞都站在联总这边~~~造反派了，呵呵。
XVDS 发表于 2009-1-5 11:23

那时候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械斗很厉害。
以前我们汀田凤岙山脚下还有部队驻扎的，那时候经常会有什么什么派的人，到部队抢武器。而且还经常出现暗杀之类的事情。比如我们村以前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派的人，要从温州回来，消息被另一派的人知道了，然后他们就组织一部分在，埋伏搞暗杀。到最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其中的一个派，被搞夸台了。后来他们没办法，就组织剩下的人，半夜偷偷从汀田的滩涂那边下海坐船，逃到温州去。
jy03225580 发表于 2009-1-5 15:46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radd 发表于 2009-1-5 17:20

转
许多人可能想不到如今个体经济繁荣的温州地区，当年在政治上竟经历过如此
　　 的风云激荡；精明现实的温州人，当初却曾为着自己的“革命理想”疯狂地自相残
　　 杀着。从这一点来看，如今的这一代温州人，实在是胜过了我们这一代。
　　 　　温州武斗的持续时间之长，对城市破坏之严重，战斗的酷烈及对战败者报复的
　　 野蛮程度，两派政治军事后台对各自派别的长期强硬支持，在“文革”武斗中实在
　　 是很有代表性的。近年来一些“文革”史著述对此没有足够注意，可能跟掌握史料
　　 不多有关。本人目睹了温州的十年武斗（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６年），在此也来
　　 谈几句：
　　 　　㈠　宋文关于温州武斗的背景分析，有一定深度。“强龙”与“地头蛇”之争
　　 ，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当时，两派之争，南北干部之争，地方军与野战军之争，
　　 以及各方内部的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长期武斗不息。温州的武斗，可以看成是“
　　 文革”武斗的一个标本，了解温州的武斗，对研究“文革”武斗不无帮助。
　　 　　温州的武斗，起于１９６７年６月，在几周之内迅速从藤帽铁棍升级到热兵器
　　 。黄龙山军火库被抢，两派以青年工人，复转军人为骨干，以中学生（温一中，六
　　 中学生最为狂热）为先锋，迅即组织各自的“火线指挥部”，展开大规模武斗。
　　 　　温州的武斗历经多次反复与起伏。１９６７年夏，“支左部队”（属二十军）
　　 开进温州后，“温联总”被迫撤离市区，起先在近郊仰义，牛山一带抵抗，后来退
　　 到三溪，藤桥以至永嘉，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等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
　　 联匪”，“瑞联匪”。“工总司”几次进剿，伤亡惨重，终未能获全胜。
　　 　　“温联匪”在市郊西部山区盘踞数年，终于迎来转机。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
　　 事发。林彪在浙江的空五军、二十军头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被收审。“温
　　 联匪”乘“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归城。“工总司”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
　　 审查。
　　 　　但“温联匪”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整风”逐步演化为“批林批孔”，“工总
　　 司”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重新得势。１９７３到１９７５年间，两派又多次爆
　　 发大规模武斗。在“评法批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温联总”政治失势，
　　 再次被赶出城，上山为“匪”。但由于“温联总”得到南京军区许世友支持，“工
　　 总司”始终无法制服“温联匪”。此时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本群众，已很少有学生（
　　 上山下乡去了），主要是派性骨干分子，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以
　　 及社会闲杂人员。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去世，“工总司”预感时局将变，在市区灯光球场召开
　　 大会，叫嚣要“警惕资产阶级政变”。“温联总”针锋相对，积极备战。
　　 　　华国锋逮捕“四人帮”后，在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温联总”已将打倒“四人
　　 帮”的大幅标语贴遍温州全城，“工总司”作鸟兽散。“工总司”头头相继被捕，
　　 一些“工总司”头头和骨干稍作审讯后被处决，温州十年武斗结束。
　　 　　㈡　１９６７年（宋文误为１９６８年）的梅岙渡口之战，只是温州多次武斗
　　 之一役。当时“温联总”自封“左派”，其基层群众有的还以为“支左”部队是来
　　 支持自己的。当然“温联总”的头头们是心中有数的。“温联总”的主力武装为保
　　 存实力，避开了与“支左部队”继续进行大规模冲突，维持住了自己的派系武装。
　　 　　㈢　宋文说“温联匪”头目姚国麟在“九大”前被“轰毙”，实属讹传。姚国
　　 麟是温州武斗中的主要人物，曾多次被“工总司”宣布“击毙”，却每次都死里逃
　　 生，化险为夷，几起几落，一直坚持到“四人帮”垮台。
　　 　　姚及其帮派在“文革”中能武装割据多年，除了其机诈坚韧的个人素质和许世
　　 友的暗中撑腰外，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姚的
　　 经历将来可以成为温州历史故事的绝好题材。
　　 　　粉碎“四人帮”后，姚国麟，戴光荣（温一中学生，“温联总”名义总指挥）
　　 及其派别终于翻身，姚与戴进入“文革”后的温州工人与青年团体担任领导职务，
　　 戴曾任瑞安副市长，但数年后华国锋失去权力，官方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
　　 命”，“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均被否定，姚与戴等政治影响逐渐消失。
　　 　　㈣　毕庶朴（宋文误为毕叔普）1967年“支左”有“功”，从二十军（当时叫
　　 6517部队）的一个团职干部到掌握温州党政军财文大权，干了不少坏事。后来虽然
　　 倒台，但并未被认真清算过。
　　 　　㈤　１９６７年夏，“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将“温联总”赶出温州
　　 城后，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下对“温联总”成员尤其是参与武
　　 斗的成员实施了无情的报复。打，砸，抄家，游斗，逼供这些在“文革”中属家常
　　 便饭，就不去提了。当时还发明了“爬棺材下”，“吃死人汁”等手段来折磨落入
　　 手中的对方成员。当时温州城里有多处“烈士”棺木的集中供奉处，被抓获的对方
　　 人员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逼着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由于时值酷
　　 暑，尸体腐烂，汁水滴下来，逼着“请罪”者吞食。一些“烈士”集中的地方，浓
　　 烈的气味飘出很远。
　　 　　“温联总”因为是“保皇派”，“斗争性”不及“工总司”，在报复对手方面
　　 稍为和缓一些，但也不乏血的记录。就在“温联总”退出市区不久，在南郊抓获了
　　 贸然出城的陈春林（温一中学生，“红总司”头头）等数名“总司”派负责人。尽
　　 管这些人立即丧失了“造反派的脾气”，百般求饶，依然遭到枪杀。“温联总”盘
　　 踞山区时，常在“内线”带领下闯入居住在市区边缘的“总司”派成员家中，将财
　　 物洗劫一空。
　　 　　㈥　温州两派武斗，最倒霉的还是百姓。历来军事行动，平民往往比军人死得
　　 多。如果说温州两派死了三千人，加上平民死的要超过这个数好多。两派成员多为
　　 年轻气盛的工人学生，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忽然间手中有了武器，单单玩枪走火就
　　 死了不少人。派系武装盘踞西郊冷冻厂时，我有一天经过厂门口，见一群人围在门
　　 口哭闹。原来有一农村少年因扒在门口看里边人玩枪，里头一个人挥动手中枪吓唬
　　 他，失手把少年打死了。闹到后来的结果是，武装人员从冷库里拖出几爿冻猪肉来
　　 作赔偿了事。第二天我再次从那里经过，见那少年的父亲蹲在冷冻厂附近的路口卖
　　 猪肉，一脸呆滞麻木的样子，令我三十年忘不了。
　　 　　温州“文革”中连年武斗，本来规模有限的国有经济遭受重创。在动乱之中，
　　 中央政令无论出自哪一派，均无法完整贯彻到基层，于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势力
　　 ”抬头。到“文革”后期，农村社队工业趁隙发展，隐蔽的个体经济和家庭经济亦
　　 已初具规模，为“文革”结束后温州私营经济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恐怕是发动
　　 “文革”者始料未及的。
　　===========================
　　为了网上的这篇文章，我找父母证实，又有了补充：
　　 1 文革时期，温州地区专员后来邓时期的公安部长王芳曾经在人民广场被群众批斗，拿鞋底敲头。
　　 2 武斗中使用了苏式转盘机枪和火焰喷射器，联总在人民广场的据点就是被火攻拿下的
　　 3 出逃的省建设厅杨秀珠厅长当时是联总的一个小头目
　　 4 松台山脚的武斗烈士公墓埋了上百人
　　 5联总全名 温州市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
　　 工总叫 温州市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
　　6武器其实是部队送给联总的，表面上是抢军火库，其实军分区是故意让支持自己的派别来抢的。
　　7 人民广场附近原有的钟楼在武斗中烧毁。后被拆除，所以老城区只有鼓楼了。
　　8 工总开会的灯光球场就是现在的广场路通讯大卖场
　　9 电报大楼当时是市区制高点，就是现在的信河街邮政局
　　10 当时连总的副司令叫黄国光，曾经跟我在街上见过，如今是平民了，使我老爸认出他来的；正司令戴光荣是我校友，曾任瑞安付市长。

转自  瑞安论坛
http://bbs.ruian.com/archiver/tid-384479.html

tuffy05

延续20天的“火烧灾”事件
市区解放街两侧房屋为何风格迥异，请看―――

温州都市报, 2005年02月03日, 戴文龙

繁华的解放街（以前称解放南路），是温州的闹市区之一，这里车水马龙，商铺林立。细心的市民可能会发现，路两旁的建筑风格截然不同，西面，即自广场路口至五马街口，沿途街面虽经政府部门几度装修，至今基本上还保持原先古典的特色；而路的东面，从县前头口至公园路口，其建筑格调与对面的迥然不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片现代气息的房子。

这与38年前的一段往事有关，年龄稍长的市民也许记忆犹新。这就是温州很有名气的“火烧灾”。

大街东侧 烈火熊熊

1967年，是全国发动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在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岁月里，瓯江之滨，白鹿城内当时人们称之为“造反派”或“保皇派”的两派组织，在意见和观点分歧、冲突的情况下，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

后来，双方“格斗”场面愈演愈烈。“格斗”方式由棍棒转为枪支。巷内筑起工事，街头设起枪战据点。

为了逃避这场“血腥的灾难”，多少人背井离乡，多少人在枪林弹雨中含恨死去，多少座建筑物、民房楼群被大火焚烧……

1967年7月下旬某日，恐怖笼罩着美丽的温州城。当时，两派正用枪支弹药激烈地交锋着。解放南路的路面上，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砰砰”的枪鸣和“嗖嗖”的子弹声伴随着这炎热的上空。

忽然，这一带最高层（五层楼）建筑的服装公司大楼着火了。熊熊的烈火很快吞噬了整座楼层大量的服装面料。紧接着，一团火球从空中骤然坠落，大火继而殃及毗邻的伊斯兰餐馆、集香居等单位。

火灾陆陆续续地发生，直到最后一处解放电影院，这一带整整被火烧了20天。最后一天，天气非常干燥，加之周围均是砖木结构的房屋，无情的火焰迅速向四周蔓延，幸亏消防车来得及时，大火很快被扑灭了。

灾后重建家园已返回原址（即原服装公司大楼后面）居住的几位七十开外的老大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有余悸地对笔者说：“当时有几个背枪的男子向我们厉声吆喝：‘你们命要否？要命的话快逃，等会儿大火就马上烧到这里来了。’你想想，外面开枪这么厉害，叫我们往那里逃呢？”

市建筑公司退休职工陈兴发（现年69岁）说：“1967年8月13日，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当天下午1时多，位于县前头的解放电影院和铁井栏部分民房及沿街店屋几乎同时起火。这一天，是整个温州市区大火烧得最猛烈、烧毁面积最多的一天，也是市区大火焚烧的最后一天。”

据有关史料记载，从7月25日起至8月13日短短20天的时间里，由双方武斗引起的火灾烧毁服装公司大楼、伊斯兰餐馆、金龙大药房、亨得利钟表店、邮电分局、工艺美术公司、新华书店、解放电影院等单位共38个；烧毁房屋计24495平方米，其中受灾居民295户，计房屋10761平方米。

四座楼房 躲过一劫

在解放街“火烧灾”中，令人欣慰的是：从县前头至公园路口，温州食品分公司、新华印刷厂门市部（解放前是“锦纶缎庄”）、五交化商店及照相馆等4座房屋奇迹般躲过这场灾难。如今，这4座三层楼房仍屹立在解放南路原地原址上。

究竟是什么原因能使这4座房子躲过一劫呢？据原市食品分公司解南熟食门市部刘鸿森先生分析：

一、食品分公司及北侧3座房屋均系解放前建造，也许是建筑技艺高超和建材用料精湛等原因才免于受难；

二、沿街店门板用料均是木板，故一一被烧毁。为何独有食品分公司店门安然无恙呢？可能是大门由铁板制成的缘故，所以店面能化险为夷。

如何分辨哪4座是劫后“幸存屋”呢？刘先生接着回答：“你到实地看一下，那突出地基的房屋均未遭大火焚烧。”

笔者在现场看到，这4座风格相似的楼房除去外表在去年统一格调修复外，仔细一观察，4座屋基确实比左右店面突出一米左右。

房屋幸存 屋内遭殃

那么，这4座“幸存房”的房东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呢？他们会有怎样的回忆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日前特地采访了“幸存房”的房东之一黄志明（现年83岁）老伯及其夫人赵廷英（均系温州市制帽厂职工）。

两位慈祥老人明白我的来意后，深有感触、滔滔不绝地叙述了38年前的往事：

“我们楼下是一个开照相馆的。在那非常的岁月里，我们天天提心吊胆。温州局势这么紧张，每天枪声不断，出门相当艰难，一不小心会把命丢了。所以，我们领来工资后要备齐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没料到，两派越战越厉害，除枪声外，附近火灾随时发生。

“一天，附近一商店着火，幸亏我家门口停着一辆消防车。我夫妻俩遂带上简易的生活用品，率领着自己5个子女，挨着消防车的后部拼命冲过马路，在对面渔丰桥（即现在鼓楼街）一亲戚家中暂且藏身。随后我们全家七口投奔到西门大桥头一彭姓的朋友家避难。

“双方武斗结束后，我们重新返回家中。当踏上家门时，真被眼前的一幕弄懵了：这一路段，除4座房屋没多少变化外，其余的店面、楼房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只剩下发出令人难闻焦味的外壳。

“当我们走进屋内一看，除楼上一张木床、一个马桶和楼下一只水缸外，房间里、厨房中的家杂衣物及粮票等计划证券均被洗劫一空，甚至连床上的一条草席亦不翼而飞。”回忆起当年，老人直说“庆幸”。

边灭大火 边背语录

市区解放街的街面遭受“火的洗礼”那个时间，温州消防部门救火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日前，笔者历经周折，通过多种途径终于找到了当年任温州市消防队副队长的陈松木。他亲历过整个救火的过程。当笔者提及解放街当年救火的话题时，现年74岁的老党员陈松木紧紧地握住笔者的双手，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

“1967年，我们消防队设在如今人民广场那里。当服装公司大楼、伊斯兰餐馆等地方发生大火时，我们前去救火不到半小时就把火焰扑灭归队了。四顾桥的华大利餐馆就不同了，上午起火火焰刚扑灭，下午又复燃，一天连续出动两次。原因是消防队员当时没有彻底灭断。公园路口的新华书店一次又一次地起火，我们接警后闻讯出动，火速地赶赴现场，每次都彻底地把大火扑灭、救断。

“当时，我队只有3辆消防车，执行任务时，每辆消防车配备8名消防官兵。消防队员基本上是温州人和湖南人。每当电话报警或在消防队四楼瞭望，我们均用警惕的目光环顾四周天空。眺望到解放南路上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知道又有险情了。我们干警同心协力，迅速各就各位，并立下共同的誓言：为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赴汤蹈火，甘洒热血。

“当接到铁井栏医药公司的火警时，正逢两派枪声大作。如何是好呢？时间就是生命，必须果断地下达、执行命令。最后，在我亲自指挥下，我们出动了3辆解放牌大型消防车，从广场路出发，一路鸣笛，一边高举毛主席语录振臂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消防车绕道东公廨、瓦市殿巷、河西桥，最后在兴文里停妥后即投入紧张的战斗。最感人肺腑的是：沿途两旁不敢越雷池一步、站在屋檐下的群众情绪高涨，热泪盈眶，他们激动地向我们鼓掌致意：‘亲人啊———消防队同志，救救命吧！你们快去救火吧！快呀！快呀……’一句句，一字字，这种情景，就连七尺铁打的男儿也会落泪。”

面对滚滚的浓烟和熊熊的烈火，全体消防战士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其他消防队2辆中吉普与2辆小吉普的支援下，这场无情的大火终于被彻底扑灭了。

陈老最后说，由于枪战仍在激烈进行中，消防队员各自择路，步行回家。

政府关怀 重建家园

此后，我市有关部门先后在解放南路建造了被火魔吞没的沿街店面、楼房。从而，往日的废墟如今再也寻不出半点蛛丝马迹，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座座宽敞明亮、富有现代气息的店面、楼房。过去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

为了使受灾的居民早日重回家园、合家欢聚，1968年9月，国家拨款在原来遭受火灾的地基上重新建造了18幢住宅，安置了受灾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