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工初识聂年生
1962年9月，年仅17岁的我离开了湖南的家乡，来到了江城武汉。步入华中工学院，校园中最惹人注目的标语就是：“华中工学院——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工程师！”看到这些标语，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然而第二天的体检给了我无情的打击：肝大1.5cm。尽管到武汉市某医院检查肝功能正常，但学校的答复是等通知。在这种焦急、等待、无奈的情况之下，眼看着周围的学生都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只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我的上床的聂年生。而他则不和其他人一样早早起床，而是睡了起来就去吃饭上课，课后也多回宿舍，不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图书馆。因此，我与他接触较多，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从闲谈中，我知道了他老家在湖南省衡阳市，铁路工人的儿子。他在体育上有一定的特长，是衡阳市青少年乒乓球冠军，跳远、跑步都不错，象棋也走得很好。
当时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件这样的小事：曾有同宿舍的同学好心地关心他，要他早晨早点起床，背背俄语单词。可他却说：我就这样也比你们背的好！不信我就和你来比一下，看谁背的多？并马上来出俄语书就和说话的同学比起来，结果他居然比他背的好！他反过来说他们：“我看你们是死读书！有什么用呀？”
休学一年，再回到华工时，我到了6341班。我这时住在南二舍的二楼，聂则住在三楼。由于前一年的关系，来往还是比较多，也慢慢有更多的了解。我发现他和我是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人，可是二人的关系却是很好。我是一个埋头学习的人，在班上成绩很好，每次考试总是在前三名之内。同时，我还积极要求入团，当时的二个介绍人后来在文革中是死对头。一个是赵延昌，当时是班上的团宣传委员，后来是聂年生的得力助手。另一个是刘惠生，当时是无电系团总支副书记（书记是老师），后是华工后期保守组织“乌兰牧骑”的头头，属于“百万雄师”。而聂年生则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他说过“我在小学没有入队，中学没有入团，大学也不想入党，可我比那些党团员强多了！”，他的这话，后来被列入了他的“反党言论”。据我所知，他虽有叛逆的性格，但在班上绝不是鲁礼安所说的“性好捣乱”。而工作组进校后也并不“是挨整的货”。
至于在文革前的大学生活中，另外留下的就只有以下一些小事：
一是他的体育特长：1963年在华工10周年校庆中，他夺得了男子跳运冠军，是无线电系4×100米接力赛的成员，好像还夺得一个长跑项目的冠军。记得在文革中，他因此嘲笑过鲁礼安在政治上也是短跑运动员（鲁礼安好像得过华工100米冠军），要摔跤的。另外他还得过无线电系象棋冠军、乒乓球冠军，在无线电系以文体方面的特长而闻名。在那次运动会后，学校曾要他进院文体大队，但是被他拒绝了。
二是大约在1964年暑假吧！有一次我看到他从图书馆出来，就问他：你不是不喜欢上图书馆的吗？怎么暑假反而上了呀？你很无奈地说：我数学没及格呀！他还说：毛主席说了的：及格就行！要那么好的成绩做什么呀？我原以为可以及格的，谁知道差那么一点。他马上就又说：不要紧的。不过既然补考嘛，就不能考得太差了！加点油，考一个优秀呀！后来听说他补考得了90多分，考得很不错的。
这就是文化革命前的真实的聂年生——聪明而不拘常规，叛逆而不调皮捣蛋。。
二、大字报一鸣惊人
聂年生的性格决定了他在文化革命中必然会是一名造反派。但他的造反的出名却来自于一张很简单的大字报。
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十六条》的指引下，华工的学生纷纷起来造工作组的反。迫于群众压力，湖北省委承认工作组犯了错误，决定从各大专院落校撤出工作组，但对工作组的错误避重就轻，并不承认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各个学校的工作都按此调子作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检讨。1966年8月20日，华工学生大会主席团在露天电影场召开师生大会，欢送以襄樊地委书记王曜为组长的华工工作组撤出学校。清晨，在华工校园贴满了热烈欢送工作组的大标语。这时在南二舍的门口，却出现了一张与主流气氛完全相反的大字报。大字报只有简短的23个大字：“王曜同志：你走了不要紧，我一定要想法使你回来再做检查。”落款就是聂年生。这张简单的大字报顿时使华工校园炸开了锅！这张大字报说出了部份学生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但惹恼了另外一部份学生，你聂年生算老几？人家是襄樊地委书记？你想要他回来就回来的吗？而聂年生事先就想到会有人反对，所以贴出大字报后，他就站在大字报边上，等待着来人质问。他自称：我就是聂年生，你们有什么不满的都来呀！一下子就围上来了很多学生。而聂年生不等他人询问，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自己的观点。他先从中央《十六条》说起，用大量事实说明了华工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进一步阐明了华工工作组乃至湖北省委的检查，都是极不深刻的，随时着运动的向前发展，工作组再回来重作更为深刻的查是必然的。反对者提不出更多的理由，只知大骂聂生狂妄，不知天高地厚！有好事者则向聂年生建议：老聂！到三角洲去，那儿人多呀！在华工的南二舍（无线电系学生居住）、南一舍（机械系学生居住）和南三舍（这二个系的女生居住）三栋楼房的中间有一个交接地带，是二个系的所有学生的必经地带，也是当时大字报最多的地方。聂年生接受了此建议，将大字报转到了三角洲。三角洲顿时变成了聂年生的演讲场，使得许多原想参加欢送会的学生，加入了倾听聂年生的演讲。其他几个系的学生也都有从操场赶来三角洲。三角洲顿时变得人山人海，而聂年生则站在其他学生拿来的板凳上，进行着他第一次公开的大演讲。
在此后文革的多年中，聂年生就这样经常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着他的即兴演讲。
与些同时，欢送工作组离校的大会在露天电影场进行着，文革叛徒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还算真实的描述，现摘录如下：
“我们学校的文革筹委会在露天电影场召开全院大会欢送工作组离校，原院学生会主席黄某是筹委会主任在台上代表全体师生致欢送辞。他在高度评价了工作组自进校以来在领导全校文化大革命运动方面的“积极作用”后，用一种哭兮兮的腔调唱道，敬爱的工作组的同志们啊，我们是多么想挽留住你们，不让你们走呀，然而你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还是要走了，我们也实在留不住你们，那你们就走吧、走吧、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我们的心永远是连在一起的……黄同学说到此处，已是泣不成声。然而台下已经骚动起来，只见聂年生率领了一支队伍突然冲上主席台抢过黄手上的话筒大声宣布刚才黄的讲话不能代表我们广大革命学生。聂并且转过身对坐在台上惊惶失措的工作组长王跃说，莫看你今天溜走了，我们会有办法叫你有一天回来作检讨的。聂手下的人则一齐跺着脚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保工作组的一派人这时也冲上台来扑向聂抢话筒，两支人马短兵相接，扭作一团，会场顿时大乱。王跃组长趁乱带着工作组的一干人马狼狈撤出，全没了半点昔日的威风。”
一张简单的大字报无形中就使聂年生成了造反派的代表。而不久后，王曜再回华工作检讨时，更是进一步加深了已是造反派头头的聂年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
三、静坐绝食
工作组的撤走使武汉各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高潮。王曜回华工再作检讨和张体学来华工亲自检讨更促进了华工文化革命的向前发展。在聂年生大字报的影响下，加之无线电系学生的出身都比较好，且工农子弟多，为造反减少了不少后顾之忧，所以在无线电系，造反派在八月底就已开始占有人数上的优势。在我们班上的32个学生中，除了二个系团总支的刘惠生、杨学凤和班上团支部书记何少华之外，就只有二个女生属于保守派了。而在这二个女生中，一个因是刘惠生的女朋友。他们二人毕业后结婚了且调回华工威风了一阵，可不久都意外死亡了。而另一个女生则因为娇生惯养，在文革前就与班上的大多数工农子弟关系不是很好，文革中自然就站在了班上大多数学生的对立面了。而我在文革前的二个入团介绍人刘惠生和赵延昌原来都和我关系很好，这时他们成了死对头，把我分别往左右二边拉。但由于我与聂年生有着较特殊的关系，我自然就和赵延昌一起成了以聂年生为首的造反派中的成员。
八月底，北京的部份学生来武汉串联。他们带来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也带来了北京革命造反派的造反经验。他们一针见血的指出湖北省委在文革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而以张体学为首的湖北省委在原中南局第一书记、时任中央文革顾问的陶铸和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的背后支持下，在武汉掀起抓“南下一小撮”、驱赶南下学生的浪潮。在9月2日，由人民大学赵桂林、傅军胜等人发起，南下学生于洪山省文革办公室门口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他门在省委门前静坐，高喊“打倒湖北省委”，要求与张体学对话，停止迫害。南下学生的革命行动得到了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力支持。聂年生率无线电系的部份学生参加了静坐，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张体学等省委领导不仅不接见南下学生，反而挑动群众斗群众。指使部份保护省委的群众展开与南下学生激烈辩论。武汉出现抓“南下一小撮”的热潮。一些人在省委门前扭着秧歌演唱“湖北省委好”（套用《人民公社好》的曲调，“一唱呀…二唱呀……”）。气氛相当紧张，但造反派相当克制，提出只要求面见省委领导而不与保守派学生辩论，才没有引起太大的冲突。由于张体学拒绝与学生会面，南下学生决定由静坐变为绝食。我们当时与南下学生一起静坐、绝食。当时省委派人送来了面包和汽水，绝食的学生没有一个去进食的，倒是那拥护省委的学生又吃又喝，故意来气我们。而我们则是一概置之不理。
由于省委领导拒不见面，南下学生赵桂林、傅军胜等人决定结束绝食进京告湖北省委的状。武汉各学校则派代表一起前往。聂年生确定由我和他一起随北京学生去京。于是我和他赶回华工，当时真是又饿又渴又困，一回到学校，吃喝之后，整整睡了12个小时，第二天就随北京学生坐上了去京的火车。
到北京后随付、赵住进了他们所就读的人民大学。当时的聂年生只是随行者，除了等待接见就无所事事了。且我们和其他学生也不熟，所以他和我除了在学校看看大字报就没什么事了。对当时的回忆，最有印象的事就是他买了二斤葡萄，二个人吃了一个够，味道比以前所吃的似乎是好多了。而使我感到遗憾的就是没有能去天安门照个像留念。因为这是我在文革中也许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去北京了。不过，现在看来，即使照了也是白搭了。困为文革中的照片在办学习班时全部被没收了没有归还。
大约是7日晚，有中央首长来人大。除毛主席外，当时的中央首长，从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差不多都来了。当晚，人民大学操场里是人山人海，我和聂年生在人丛中挤来挤去，也只是远远地看了一下。至于首长的讲话，虽然的扩音机，但人声太乱，也没有听到多少。
第二天，陶铸来人大，接见了学生代表。聂年生和我都没有参加，也不知是否有武汉学生代表参加了接见。只记得当时告诉我们：陶铸同志有三点指示，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回到武汉后，造反派大力宣传陶铸同志的三点指示，掀起了炮打湖北省委的新高潮。可同时，湖北省委却又拿出了一个相对立的三条，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于是围绕陶铸同志的三点指示，江城二派争了一个天翻地复。直到几年后，张体学才说出了真相，他说：“陶铸真是个反革命两面派，他给我的三条指示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给你们的指示正好相反”。看来，走资派不光是挑起群众斗群众，连对手下的走资派也一样照骗不误，使之挑起他们去斗群众。
http://hgy818.freebbs.tw/viewthread.php?tid=215&extra=page%3D1
| 
发表于 2010-5-28 00:5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