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耀 对中山“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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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中山政协作者：蒋国耀

一、“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运动

敬告：本文版权归中山网所有，转载时请注明出处，必须保留网站名称、网址、作者等信息，不得随意删改文章任何内容，我社将保留法律追究权利。Http://www.zsnews.cn　　１９６４年８月，中山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即前１０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两个文件精神，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基层进行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简称“小四清”。“小四清”运动的其本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团结９５％以上的干部群众，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并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第二步开展“小四清”。第三步处理公私关系，巩固集体经济。第四步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运动时间一般为三个月到半年，于１９６５年春结束。
　　在“小四清”运动中，斗争了一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查出了一些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行为，对于解决干部作风、改进生产经营管理，团结革命队伍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运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一些有小却点、错误的干部的生产工作积极性。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根据中共中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正式规定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这次运动由中共佛山地委领导，成立公佛山地委四清运动工作总团。下设十个分团：黄圃（番禺、省农垦厅、地专财贸战线）、石镇（高鹤县、轻工厅、地专财政法线）、南头（顺德县、商业厅、地专农村战线及组织战线、省委机关）、环城（南海县、省供销社、粮食厅、财厅、省工商局、省委、地专机关、佛山市）、三角（珠海县、商业厅、省人民银行）、民众（新会县、地专财贸战线）、南朗（恩平县、江门市、地专宣教战线）、神湾（三水县、地专农村战线及工交战线）、三乡（开平县、省侨委、地专综合战线）、坦洲（台山县、地专宣教战线）等。这十个分团，工作队员９３８８人，在中山十个公社（黄圃、古镇、南头、三角、民众、南朗、环城、神湾、三乡、坦洲）进行第一期“四清”运动试点，于１９６５年７月结束。这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伤害的打击。经过运动后期排队，十个公社的１９３个大队中：一类１９个，占１０％；二类１０５个，占５４。２％；三类５４个，占２８％；四类１５个，占７。８％。
　　１９６５年８月，第二期５个农村公社（港口、张家边、沙溪、横栏、小榄）、两个城镇公社（小榄镇、黄圃镇）和一个工厂（中山糖厂）铺开。这次运动由中共中山县委领导，下设七个分团（港口、沙溪、横栏、张家边、小榄镇、黄圃镇），工作队员由本县派出，共２８８２人。运动具体分五段进行：揭盖子、清经济、清思想、破私立公、斗“走资派”，于１９６６年９月止。这次运动同样打击的伤害了一批基层干部。运动后期，对照六条标准排队，大部分大队达到要求，一小部分虽未达到六条标准，也达到三、四、五条要求。
　　开展“四清”运动，上面领导层由于当时对我国阶级斗争及党内政治情况及农村基层所暴露出的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和估计，提出了“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理论依据，从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二、“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达十年之久的内乱，其过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级（１９６６。５——１９６８。１１）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６上旬，按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中山县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组。宋绍平、邓永年为正副组长。６月８日根据广东省委电话会议精神，决定县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厂矿从“四清”转入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发动群众，开展大学习、大鸣放、大字报、大揭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进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格、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活动。各种大字报、小字报帖满了大街小巷、报栏及门帘和地面，观看大字报者人头涌涌，络绎不绝。观者可分三类：一是认真派，多数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当权派，观看大字报非常认真并作笔记，为以后回答问题作准备。二是消遥派，白天睡觉，晚上到处巡看，只是了解，反正与我无关。三是造反派，他们看大字报是为了找“炮弹”，扩大战果，打倒“走资派”，也为了派间互相攻击，去击倒对手。
　　８月，中山县各中学成立红节兵组织，如“主义兵”、“１０。１８”、“狂飚”等，以后来成立的“财贸兵团”，机关成产“批陶联委”等各种战斗队组织。８月５日毛泽东主席《炮打同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各中学的毕业生纷纷加入红节兵。８月８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后，各中学校的红节兵走向社会，横扫“四旧”，到处清除神坛、社庙的商店有历史传统的季老字招牌，收缴和销毁各种所谓“黄色书刊”，结果县内的各处迹和受国家保护的文物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较多具有历史价值的书刊、作品、论著、名画补烧毁。有的公社地名被改换，张家边公社改为红旗公社，悦来路改为解放路，模范戏院改为红旗电影院等。
　　９月中旬，学校开始停课，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连，中山外出串连的师生８０００余人，高呼“造反有理”等口号，到处冲杀、“造反”、揪斗、抄家。企事业单位、厂矿也相继建立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工作秩序、生活秩序、社会秩序开始紊乱。
　　９月底，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全县城乡组织干部、群众、学习长途行军。１０月中旬，中同县召开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积级分子代表、贫不中农代表、民兵代表大会、与会２０７６人。大会号召人县人民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即老三扁）和《毛主席语录》的热潮。是时，全县男女老少，都在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新发布的毛主席的“语录”做到学习不过夜，并要立竿见影，开展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破私立公”。
　　１２月底，学习“造反派”组织发动所谓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攻击”，“文化大革命”开始从上层建筑扩展到经济领域；从领导机关扩展到基层单位；从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及“黑帮”罪行、到批斗所谓“走资派”；从大鸣、大放、大辩论发展到打。全县各级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被扣上“走资派”、“三反大分子”、“修正主义”、“特务”、“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被罢官、“靠边站”。知识分子批斗最多，爱国人士亦被批斗。
　　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中山县主文化革命小组改组，由中共中山县委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１月２２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造反组织”进入“夺权斗争”，由“造反派”行使职权。在“夺权”和揪斗“走资派”的过程中，造反派内部分裂为对立的东风、红旗两大派。两派都标榜自己是革命派、左派，互相指责、谩骂，全县处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混乱状态。县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中，工矿企业部分停产。１月２３日，中山县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被“造反派”冲击、夺权，工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山县人民武装部派出第一批人员去唐朝家要塞部队学习，主要是学习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如何去应急社会上出现的问题。３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山县人民武装部和唐家要塞部队约１５０人介入中山县，奔赴各中学、党政机关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
　　４月１日，按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械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对中同县（含石岐镇）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山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主任周吉武，副主任刘恕、邓开。与此同时由中山县武装部派出一各领导干部与地方党政机关部分领导及群众代表组成三结合的“中山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组”。组长李立柱（军代表），副组长陈振光、冯以和。军事管制的实行和县抓促领导组的建立，对全县实行统一领导，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接着，县人民武装部、唐家要塞部队派出了解放军进驻公安、检察、法院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军事管制实行前后，中山县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相当复杂，两派斗争激烈，矛头指向各有不同，出现了“革”与“保”的问题，经旗派要保的对象，往往是东风派要打倒的对象，反之东风派要打倒的对象被红旗派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如此磨擦不断，斗争不止。如一次军管会在仁山广场召开万人大会组织收听林彪录的报告，东风派大喜，而红旗派大怒，指使十几名“革命小将”冲向会场，摇旗呐喊，解放军去制止，根本不听，会议草率收场。又如一次在工农兵电影院里军管会领导同民正在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进行形势教育、遵纪守法教育，突然在几名女将，一跃而起，冲向舞台，强抢广播筒，歇斯底里狂叫，结果会议被冲散。事后一个派的头头说，我们胜利了。９月中旬，郊区公社一青年农民，在石岐长提一带因偷窃被群众打死，郊区公社农民闻讯后，纷起“造反”，说是被某某派打死的，要求军管会缉拿杀手，以平民愤，后经军管会与当地干部共同调查，才平息此事件。
　　９月，在石岐仁山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中央对广东问题的决定”，敦促“两派”实行大联合。县工交、财贸、宣教、党群、农业、政法等六大战线的“造反派”达成协议同意实现大联合，并同意在１９６８年１月成立县革委会筹备小组。自此，各个群众组织也先后实现大联合，恢复或建立了必要的群众组织。
　　１０月，在江青一伙策划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后，中山县一些“造反派”组织，提出“拥军必揪谭”等口号，内乱继续发展。１１月，广州某单位红卫兵纠合中山某某“造反”组织，冲击中山县人民武装部，直至强行打开武装部的武器仓库，抢走军用设备。幸好，武　器弹药早已转移他处，才未酿成大祸。
　　１９６７年，由于广大工农群众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力排社会上“革命造反派”的干扰，坚守产岗位，经济形势良好，全县水稻平均亩产８６２斤，比上年增５％。工业产值比１９６６年增３７％，超额完成任务。
　　１９６８年１月，成立中山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军代表周吉武、邓开、王泽勋、金顺、刘恕和县委常委冯以和、陈振光等７位同志组成。周任组长，邓、冯任副组长。同年２月１７日，中山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周吉武，副主任刘恕、林祟球（干部）、莫虾（工厂代表）、林春开（农民代表）。全县公社（镇）和县属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厂矿等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革命委员实行“党政合一”的一元化领导，行使党、政、财、文等权力。中山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政工、生产、保卫四大组，经管原县委、县人委的工作。
　　２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中，中山县召开了工人阶级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山县工代会，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中学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工作。
　　３月６日，石岐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共４０人，由军队代表、地方干部和群众代表三方面组成，其中常务委员１３人。徐景纯任主任，副主任李荣、汪荣、江养安。
　　６月６日，中山县革命委员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成立，组长周吉武，副组长刘恕、刘文耀、宋志国，小组行使党政权力。
　　６月中旬，中山县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活动，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全县已开办８００多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工人、农民、红卫兵、革命干部达２２万人。同年１１月，又广泛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活动，提出要做到时时忠、事事忠、处处忠，让“忠”字在灵魂深处扎根，代代相传。接着，中山县作出《关于贯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伟大群众运动的决议>的决定》，在全县掀起以“学忠、表忠、树忠、颂忠、传忠、讲忠、用忠”为内容的“三忠于”活动高潮。其活动形式要面对毛主席的像，实行“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表忠”、“跳忠字舞”、“唱忠字歌”、背诵《毛主席语录》、胸怀“毛主席像章”，写文章、作报告，开头要引用毛主席“语录”，大小集会要手持《语录本》，起立要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同时要求农民下田、工人上班要“七到田头”、“七到车间”。即红旗、毛主席像、语录牌到田（车间），上毛著辅导课和讲用、唱革命歌曲、表扬好人好事等，后来发展在田头上、墙壁上通通涂上红色，一时间石岐、小榄、黄圃镇变成了红色海洋。“三忠于”活动，直到１９６９年才停止。
　　６月底，中山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全县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县共揪壮斗８３６２名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设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坏头头”及所谓“站错队”的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挂牌、戴高纸帽、游街示众、关押抄家、副供、批斗、清洗、处分等，使他们的精神蒙受了极大的摧残，家属亲友也受株连，直到１９６９年前后，中山县革委会按照中央的指示，认真落实政策，改正冤假错案为２３１０人平了反，对１９６６年清理因乡、１９７０年“两退一插”和因战备疏散的，经复查后复职、复工、复户；对全县原划右派分了６９６人全部摘掉帽子，其中错划６９３人，都得到改正；对全县四类分子６４２２人，经群众评议有６４０９改变成份，其子女也改变家庭成份，至１９８０年落实政策工作全部完成。
　　１９６８年７月３日和２４日，中央颂布《七。三》、《七。二四》布告，中山县开始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厂矿、农村开展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事前，各个单位召开了群众大会，学习“布告”精神，检举揭发，开展对敌斗争。
　　８月，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届初、高中毕业生离校，中学恢复招生，学校调整布局，原来公办１５个初中点分为２３个点，做到社社有初中。
　　１０月初，遵照毛主席“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中山县“一０四”干校和“五。七”干校分别在大鳌溪、长江成立１３１３名县、社机关干部，分批下放到干校劳动。
　　１０月中旬，中山县实行有计划地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和城镇闲散人员上山下乡，至１９７８年共下放知青１５３０９人，其中县内到农村落户的１２４７９人，到外地落户的２８３０人。另接收外县、市知青６９９３人。从１９７８年起，下放知青陆续回城，至１９８５年底止，全市离开农村的下乡知青有２０９５３人，其中招开回城８０８３人，按政策照顾回城的７５０９人，其他去向的５３６１人。
１１月，中山县城镇、农村的中小学进驻了工人、贫下中农宣传队，实行工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据统计，全县进驻“老大难”单位的工农宣传达６万多人。
　　（二）第二阶段（１９６９。１——１９７３。８）
　　１９６９年１月，县镇革命委员会合并，１２月底成立中山县城建街道战线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１年７月２９日经中山县革命委员决定，又分设石岐镇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撤销县城建街道战线革命委员会及四个街道公社。
　　１月，中山县实行“教育改革”，中学下放到公社，小学下放到生产大队，并实行“小学附设初中班”，做到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由此，教育质量下降。
　　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的九大通过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从而进一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是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进入高潮，对一些干部、知识分子、职工，继续“押案”、“批斗”、“办班”、“洗脑”，以观后效。
　　４月３日，中山县城乡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学生和居民共２３万人举行集会和游行，愤怒声讨苏联出动武装部队侵略我国珍定、宝岛，并开枪、开炮打死我边防战士的罪行。
　　９月，为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贯彻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和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开展了群众性挖防空洞、防空壕的热潮。这一工作，一直到１９７１年结束。据统计石岐城区共筑空壕１３４０条，长１７６３０米，地下室、防空洞２４７０个，共１７６７０平方米，“三合土”结构坑道１０９８０米，还有各公社、乡村，因地制宜，建筑各种不同的防空工事。
　　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０日。中山全县开展以“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为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这次运动，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扩大化，出现乱揪、乱斗、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与此同时，全县一大批干部。实行“两退一插”，即退休、退职、插队，清理遗送、战备疏散等，被立案审查的国家干部共１７０４人，知识分子８２　　５人。直至１９８７年，中山县对这些干部给予平反昭雪，为１８６２人办理销案，其中：撤销处分或减轻处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共２３７人。
　　４月，中山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四好单位、五好俱代表大会，共有代表６３００人，会议为期６天，主要总结、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据统计，全县群众购买《毛泽东选集》１６万多套，《毛主席语录》１２６万多本，毛主席著作甲、乙种版本８８万本。全县办学习班７万多期，参加学习毛著的有７６０万人次。
　　１０月２２日，中山县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决心把中山建设成为“大寨式”的县，提出必须抓根本，认真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必须发动群众制定学大寨的全面规划；必须加强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必须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一个广泛、深入、持久的学习、宣传、贯彻“农业学大寨”新高潮。
　　１１月，中山县成立五桂山区建设指挥部，组织２１个农村公社，共１万多劳动力开发五桂山区，辟山开路，造林办电，用实际行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同时，中山县从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先后组织２０００多名青年、民兵到韶关大宝山支援“三线”建设。
　　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８日，中山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在石岐召开。出席大会代表８６４人，会议选举产生中共中山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３５人，候补委员３人，组成中共中山县第三届委员会。袁炳焕任县委书记。至此，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而被停止活动的中共中山县委得以恢复。
　　６月，中山县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批判陈伯达篡党夺权阴活动的罪行。接着在全县进地清查“５。１６反革命阴谋集团”。经过追查，所谓参加“５。１６反革命集团”活动，纯属子虚乌有。
　　９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子粉碎后，中山县按上经部署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声势浩大，人人口诛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通过群众性大学习、大批判，认清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本质及他们的极左面目，提高了识别其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１１月，中山县开始在农村着纠正一些“左”的政策，对企业厂矿进行整顿和加强管理。对一批下放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和“靠边站”的党政干部，陆续安排工作。国民经济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
　　１９７２年１月，中山县文艺业余汇演在石岐镇举行，为期七天，参加汇演的来自公社镇乡村，有６００多人，主要演出８部“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和选场。
　　５月，中山县中国共产主义青团召开第九届代表大会，出席代表７８３人，选举产生团中山县第九届委员会委员４６人，候补委员５人，组成团中山县第九届委员会。县团委书记谢明仁。本届会议是“文化大革命”召开的第一次团的会议。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６日，中山县在石岐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参加会议代表１２００多人，历时７天，会议突出“批修整风”，加快工业进程，支援农业生产。
　　６月，中山县召开妇女联合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中山县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４２人，候补委员４人，组成中山县妇女联合佬　五届委员会。县妇联主任杨少云，副主任陈萍、方彩华。本次会议亦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召开的第一次妇联会议。
　　６月，中山县在石岐召开总工会第七届工人代表大会，出席大会委员４８５人，列席代表４９人，会议选举产生中山县总工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４１人，县总工会主席郑达明。至此，总工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恢复。
　　８月１１日，中共中山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传达佛山地委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指示，全县组织三批机关干部３１６野营拉练上五桂山办学习班，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历时一个月。运动中大讲“儒法斗争，宣扬法家”，批判“儒家”，一直发展到批“周公”，批当代的“大儒”，把人们思想再次搅乱。
　　（三）第三阶段（１９７３。９——１９７６。１０）
　　１９７３年９月，中山县组织工作队，分期分批到农村基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一直到１９６７年底。在这次路线教育运动中，仍然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批判“农村资本主义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政策上批“三重、三轻”，即批判重副轻农、重钱轻粮、生个人轻集体及在经营管理上批“分、包、标”，批“弃农就商”、“转手卖买”等。这样一批，农村出现“以粮为纲”绝对化，粮田面积增加，经济作物和副为生产减少，劳动力投入过多，社会经济效益减低的状况。由于这些运动都是贯彻“左”的决定和指示，均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严重地打击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
　　１２月，中山县在石岐召开第三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１３１１人，特邀代表１７人，会议选举产生了贫下中农协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６４人，其中常委１９人，组成中山县贫下中农协会第在届委员会。贫协主席李耀祺，副主席冯以和、梁祥胜、苏日光、董银娣、林青开。
　　１９７４年１月，中山县在石岐召开了工业学大庆进单位、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出席大会有１３４７人。这次大会以“批林整风”为纲，深入开展党有基本路线教育，掀起“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２月，中山县贯彻中共中央１号文件，举办“批林批孔”学习班，１３４２人参加学习，从此全县上上下下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少干部群众被戴上“孔老二徒子徒孙”、“克已复礼的卫道士”的帽子。人人自危，相互指责、谩骂，影响了团结。
　　３月，中山县为贯彻广东省委文件精神，做好“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死亡人员的“善后”工作，首先在港口公社开展试点，同时４月份铺开，至１９７５年７月结束。据统计，中山县在“文化大革命”（包括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员４９２人，原定为畏罪自杀的１５２人，误杀的６人，未定性的３３４人。经过“善后”工作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纠正了错误定性的案件，定为畏罪自杀的１０人，误杀的６人，经不起群众运动冲击而自杀的４７６人。
　　１２月，学习上海民兵建设经验，成立中山县民兵指挥部，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组建民兵小分队进驻街道，巡逻执勤。与此同时，工人纠察决部撤销。
　　１９７５年４月８日，石岐地区２６０００多名干部群众，分三个地区召开批斗“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大会。９日，县委组织６个巡？批斗团，到各公社轮番批斗“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时，全县上下围剿资本主义，打击了一大批发家致富的农民。
　　４月，全国第四届人大召开以后，中山根椐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结合中山的实际情况，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继续落实各项政策，坚决反对派性，大力促进安定团结，使中山工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好转。
　　１９７６年４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后，中山县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复辟回潮”。据不完全统计，召开各种声计会达１万多人次。
　　９月９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北京病逝。连日来，中山县人民沉痛悼念至１　　８日，中山县共产党员和各界群众３６万人，分３７个会场，冒雨举行追悼大会。大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努力奋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１０月６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五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宣告结束。
　　１０月２３日，中山县石岐区４万多军民举行隆重集会和游行，全县人民一片欢腾，到处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热烈庆祝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
　　12月6日晚，石岐地区１万多军民在露天剧场，举行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大会。由县革命委会副主任李斌主持，县革委副主任刘文耀、石岐镇委副书记李启红、坦洲公社党委副书记卢景润、古镇公社古一大队党支部书记苏泳才、县农机二厂工会主席黄志荣、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李利培、县外贸局代表郑玉培在大会上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罪行的发言。
　　1977年7月，中山县3万多军民在石岐城区召开大会，热烈庆祝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坚决拥护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坚决拥护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党籍的决议。会后游行，各公社（镇）也分别举行几千到万人的集会游行。

三、“文化大革命”后的反思

　　1980年9月24日，中山县革命委员会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长达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工作，进行了反思，总结如下：
　　县革命委员会是在1968年2月17日成立的，至现在已经历了12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是在曲折道路上前进的。前八年是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各个领域进行疯狂破坏的严重时期。当时由于县革委会领导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在“左”的思想干扰下做了不少错事和笨事。如当林彪、“四人帮”煽动“打倒一切”的时候，正是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一次就把40名老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公开宣判为“反革命”，进行拘留和监禁。接着搞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两退一插”，以至后来的“基本路线教育”等，政治运动从未停过；当“四人帮”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县革委会不但布置了这场批判，还在古镇办了有部委领导、公社党委参加的学习班，搞“思想转弯”，并在各地开展了对“民主派”思想的批判；当四人帮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时候，县革委亦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把社队企业、农副业和正当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来批，抓“庄园主”、“暴发户”、“黑旗手”，砍果树、拔黑蔗、扫瓜棚、收鱼网、压缩自留地、限制农贸市场；当“四人帮”在经营管理上煽起“左”的思潮的时候，县革委也模糊了一些政策界限，盲目推行民主评分，不适当地平调社队的劳力、资金搞水利建设，用平均主义代替分配，用精神鼓励取代物资奖励；当林彪、“四人帮”在体制上鼓吹“穷过渡”的时候，县革委没有考虑客观实际，犯了瞎指挥，一刀切的错误（如中珠排洪渠、狮？口大桥、火力发电厂等工程所造成的损失，就是明显的事例）。由于出现这些“左”的错误，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的集体经济受到破坏，社会产品缺乏，对人民生活欠帐较多，尤其是教育战线，知识分子被搞臭，教师挨批斗最多，教育质量下降，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造成上述恶果，罪在林彪、“四人帮”，而我们县革委是有责任的，主要是识别能力不高，自觉不自觉地执行了“左”的决定、指示。特别是打倒“四人帮”后，还搞了两批基本路线教育运动，这是一个值得深刻取的教训。
　　但是，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内心上是愤恨的，行动上是有所抵制的，并一直坚守岗位，坚持生产和工作，使全县工农生产在极其困难条件下，仍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精神振奋，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的原则，总结经验教训，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冲破了他们所设置的种种禁区，把他们颠倒、歪曲、篡改了的方针、政策，逐条纠正过来，从而端正了思想路线，把工作重点从过去抓“阶级斗争”转移到抓经济建设上来，讲求实际，注意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有事同群众商量，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发展。在全县初步出现了一个安定团结、人心稳定、政策落实、思想活跃、生产发展、上下高兴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