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宁 “文革”初期南京“一•三事件”真相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5 15:57:16

伍宁

　 1967年1月3日夜，在古城南京的江苏饭店爆发了一场流血事件，这是“文革”以来江苏的第一起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冲突的双方，一方是当时南京城内名声显赫的造反派“红总”，另一方是被称之为“保皇派”的“赤卫队”。流血事件发生后，南京城内谣言四起，阴云密布，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被指责为流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红总”大获全胜，“赤卫队”陷于彻底失败的境地，进而被勒令解散。现在，虽然那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一•三事件”也过去了30多年，但由于我们对“文革”历史研究的不够，即便是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也很难清楚“一•三事件”的真相。

　　一、造反派组织中杀出“赤卫队”
　　在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下，1966年的七八月间，南京市的大中学校内，开始出现了一批名称迥异的造反组织。如“缚妖军”、“红岩战斗组”、“煽风点火小组”、“牛鬼蛇神勘探组”、“红色造反队”、“红旗公社”等。随后，工厂、商店、文艺团体、机关内也相继成立了造反组织。到1966年冬，南京地区出现了一大批跨行业、跨系统的造反组织，主要有：“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江苏省农民红色造反总司令部”、“江苏省文艺界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简称“红二司”)、“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等。“红总”的头目为文凤来，是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的助教，“八•二七”的头目为曾邦元，是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助教。
　　这些造反组织成立后，在林彪、“四人帮”的煽动下，批斗所谓的“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围攻领导机关，抄家、打砸抢、制造事端，扰乱工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搞得整个社会一片混乱，党政机关不能正常开展工作。这一切，引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不满，他们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反对和抵制。11月27日，南京市的部分工人群众也以“造反”的名义，成立了“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赤卫队”成员中党团员、老工人、老模范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一些工矿企业的基层领导也参加进去。他们拥护党的领导，坚持生产，坚持八小时工作，反对打、砸、抢、抄、抓，反对造反派破坏生产和扰乱社会秩序。广大群众纷纷参加“赤卫队”，短期内就发展到近30万人。江苏的其他城市和邻近的上海、浙江也出现了“赤卫队”或类似“赤卫队”的组织。

二、造反派围剿“赤卫队”
　 “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一成立，由于它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与当时狂热的“造反”形势不合，立刻引起了造反派“红总”和“八•二七”的反对。他们把“赤卫队”视作“保守组织”、“保皇派”，认为“赤卫队”是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在暗地里策划成立的，是保省委、市委的，是工人造反派中的“叛徒”。
    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为了搞乱江苏和整个华东地区，也不断向造反派组织宣布“赤卫队”是有“保守倾向”的组织，对“赤卫队”的活动不予支持。南京的“红总”也不断制造舆论，并栽赃陷害“赤卫队”，施加压力，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红总”的下属组织和成员三天两头向“赤卫队”挑衅，几次冲砸“赤卫队”总部和分部，抢走器材，绑架、殴打“赤卫队”成员。一些“赤卫队”成员为了自卫，也进行了还击。
　　1966年12月初，南京地区的“红总”等造反派组织组成了“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到北京去“揭发、控诉”江苏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2月21日下午，“江苏省暨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彻底摧毁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江苏省委派省委书记参加。省委没有派书记去，仅派省文革小组的一位工作人员去参加。22日傍晚，几千名“赤卫队”成员来到北京西路省委大院，要求省委书记接见，同他们签定七项协议，其核心内容是承认“赤卫队”为革命群众组织。由于中央文革已有了态度，省委难以表态支持。24日，聚集的“赤卫队”成员达到二三万人。
　　“赤卫队”领导层觉得这个问题在江苏恐怕难以解决，想到北京去找中央解决问题。25日下午，几千名“赤卫队”成员集中在江北的浦口车站，成立了指挥部，有几千人爬上两列北上的火车，致使火车停开，津浦线中断。接着，有千余名“赤卫队”成员徒步北上，准备走到北京去。

     三、江苏省委的劝阻工作
　　江苏省委得到“赤卫队”成员北上的消息后，立即派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于25日晚赶到浦口车站，劝说他们回南京解决问题。经过一夜的耐心劝说，仍然没有效果。
　　26日拂晓，几千“赤卫队”成员从停开的火车上下来，带着王楚滨一起徒步北上。一路走，王楚滨一路劝说，于当晚到达安徽省滁县，在县城内住下。
　　这时，前后两批到达滁县的“赤卫队”成员有一万多人。滁县是个小城，根本没有条件一下子容纳这么多的外来人口。再加上当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许多“赤卫队”成员没有地方住，只得在雪地中跺脚取暖，有的连饭也吃不上，处境十分困难。
　　江苏省委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关心工人群众的身体健康，从南京紧急筹集了5000条棉被。为了解决运输工具，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亲自打电话给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同志，得到了军区的大力支持。杜平政委当即批示后勤部经办。后勤部运输科抽调了22辆汽车，于29日装运5000余棉被到滁县，供“赤卫队”成员御寒。省委和南京市委还加派了部分干部和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赶到滁县，配合王楚滨等人一起做工作。经过王楚滨等人的反复劝说，1966年的12月31日晚上，“赤卫队”总部负责人终于答应回南京。

   四、“赤卫队”夜宿江苏饭店　　
　　1967年1月1日下午，南京军区后勤部的一个运输营45辆汽车，分批从轮渡渡过长江，在浦口会合后驶往滁县，于当晚全部到达。2日上午，滞留滁县已达一个星期的数千“赤卫队”成员，分乘汽车返回南京。临行前，王楚滨明确提出：一、返宁后大家都回本单位去，不能集中，省委不能安排你们集中住宿；二、返回南京后“赤卫队”不宜马上开大会；三、棉被不能带走。但是， “赤卫队”仍将棉被随车带走。
　　2日晚，“赤卫队”将王楚滨等从滁县带回浦口，当晚即住在浦口礼堂，第二天，陆续过江回到城区，将王楚滨等带至“赤卫队”总部，一部分“赤卫队”成员分散回厂、回家，但仍有2000多人(含部分妇女)不肯分散，住进了太平路上的江苏饭店。
　　江苏饭店是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的招待所，大批“赤卫队”成员住进江苏饭店的消息，在南京城立即引起了不小反应。一心想将“赤卫队”置于死地的造反派，立即紧张活动起来。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头目曾邦元，在与“首都红三司”、“全国革命串联会”和“上海工总司”等一些造反派组织驻南京联络站的头头商量后，于当天晚上7时，打电话给省委文革小组和省公安厅，要他们派人到南京大学参加会议。会上，曾邦元煞有介事地造谣说：据可靠情报，全国工人赤卫队的头头正在江苏饭店开会，要抄“红总”的司令部。浦口、下关正有“赤卫队”集结，无锡的“赤卫队”也准备到南京支援，等等。并且假惺惺地说：造反派将力争避免冲突，已通知下面不要武斗。但如果“赤卫队”动手，造反派将给予有力地回击。为武斗制造舆论。省公安厅对这一消息十分重视，立即派人到下关、浦口了解情况，并没发现曾邦元所说的“赤卫队”集结的情况。公安厅随即用电话跟曾邦元联系，将这一情况告诉他，要他向“红总”说明情况。

     五、午夜，“红总”血洗江苏饭店
　　1月3日晚9时许，寒风刺骨，大街上冷冷清清，很少有行人。突然，随着一阵刺耳的哨子声，一队队“红总”成员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太平路上的江苏饭店门口。原来，在曾邦元、文凤来等人的策划下，以“红总”朝阳区(白下区)分部为主，“红总”出动三四千人，手执木棍、长矛等凶器，分别将江苏饭店总店和分店包围得水泄不通。
　　正在病中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和值班的常务书记陈光得知这一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尽一切力量制止这场武斗。他们紧急磋商之后，派出了一批批领导干部赶到现场。先后来到江苏饭店门口的，有省委文革小组第二副组长周一峰，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岳维藩，省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宋超，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
　　这时，江苏饭店内睡梦中的“赤卫队”成员已被惊醒，他们看到处境不妙，一个个也做好了准备
　　周一峰等人看到两派相互对峙的局面，十分着急，立即分头做工作，要双方派代表坐下来谈。“赤卫队”很快派出了代表，而“红总”开始答应派代表，可实际上一拖再拖，始终不派人出来。凌晨1时左右，随着一阵嘈杂声，大批的“红总”成员叫喊着冲向江苏饭店总店，里面的“赤卫队”成员出面阻挡，一场混战终于发生了。
　　在江苏饭店总店的殴打正激烈地进行时，凌晨3时，“红总”又冲向街对面的分店，怪叫声、喊打声在夜空显得特别恐怖。一些“赤卫队”成员爬上了房顶，掀起瓦片向下掷去，“红总”的人冲不上去，双方剑拔弩张，互相大骂。省委领导见此情况，立即调来300多位民警赶到现场，将双方隔离开。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李士英也赶到现场做劝阻工作。省委同时还决定，通知工矿企业的领导，不让“赤卫队”出厂增援；在通往江苏饭店的主要路口设置宣传站，劝阻去江苏饭店支援的人；并派李士英、岳维藩做“红总”的工作，要他们停止冲突，派周一峰，洪沛霖进江苏饭店分店做工作。
　　“红总”的头目一再不听劝阻，竟将李士英、岳维藩扣在他们的指挥车上，同时下令“红总”往里冲。“赤卫队”终因人少力薄，至天亮时，一场混战以“赤卫队”的失败而告终。这就是震惊全市的“一•三事件”。
　　在武斗结束后的1月4日下午，笔者曾到太平路现场去看过。只见江苏饭店门口一片狼藉，地上有摔碎的瓦片、水瓶和扔下的棉衣、棉被。临街的窗子多数被砸坏，离窗口不远的电线上，还挂着几床棉被。饭店门口还能见到斑斑血迹。

六、深夜，北京打来了长途电话
　　由于进攻江苏饭店的“红总”使用了长矛、棍棒、钢筋等凶器，致使酿成流血事件，据事后统计，双方共有1006人受伤，其中重伤47人；“赤卫队”成员受伤近700人。1月4日天亮后，被打垮的“赤卫队”有2000多人被“红总”押往附近的公安机关，后大多数放回家，少数“赤卫队”的负责人被扣下审查。
　　“一•三事件”在南京地区引发了强烈的反应。1月4日上午，几千“赤卫队”成员聚集到江苏省委，部分“赤卫队”队员还上街游行，谴责“红总”是“一•三事件”的凶手。而“红总”方面也调集人马，以“不让浦口赤卫队过江”为由，封锁长江，停开轮渡，京沪铁路线也因此中断。曾邦元等人还贼喊捉贼，借机扩大事态，向中央文革告状，诬称“赤卫队”是江苏省委组织的“保皇派”，江苏省委挑起了这场流血事件，造谣说：“赤卫队”用毒打、酷刑等手段，打死“红总”13人，打伤300多人。1月6日晨4时，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江苏省委打来电话，指责“一•三事件”是“一场罕有的白色恐怖”，要江苏省委坚决制止“赤卫队”的所谓“肆无忌惮的暴行”。并威胁说江苏省委“如果袖手旁观或者幕后操纵，一切后果都由你们负责。”
　　在中央文革的高压下，为了维护全省的交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大局，省委被迫作出让步，与“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签订了《九项问题的协议》。《协议》把“赤卫队”说成是“一•三事件”的挑起者，要追查“幕前幕后的策划者和挑动者”。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对“一•三事件”没能制止，“有严重责任”。
　　1月6日晚，江苏省委值班室里突然响起了电话声，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电话，指明要找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因被造反派纠缠不休而晕倒休息的江渭清，立即赶到值班室，向周恩来汇报了“一•三事件”的情况和省委的善后处理办法。当天深夜和1月7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又两次打来电话。在江渭清汇报了江苏省委困难处境后，周恩来最后同意了这九条协议，要江苏省委做好工作。

   七、历经劫难，终获平反
　　“一•三事件”发生，是与中央文革在幕后策划、怂恿、支持分不开的。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城市，特别是华东地区的城市，都出现了一些类似“赤卫队”的组织。他们对“文革”的混乱局面不满，反对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并且在群众中有相当影响。“赤卫队”这类组织存在，对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的篡党夺权阴谋是很大的障碍，因此中央文革处心积虑地想搞垮“赤卫队”。
　　1967年5月14日，张春桥在南京中山东路体育馆造反派召开的一个大会上，有一段关于“赤卫队”的讲话，从中可以看出中央文革打垮“赤卫队”的阴谋。张春桥说：“你们同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斗争进行得也很英勇，很艰苦，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特别是在和‘赤卫队’作斗争的时候，那是一场非常大规模的战役啦!”
　　“一•三事件”之后，“赤卫队”成了南京地区最大的“保皇组织”，许多“赤卫队”成员被造反派非法关押、拷打、游街示众，一些负责人被拘禁。参加“赤卫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被诬陷为“资产阶级保皇派”，长期受到批斗和歧视，许多工矿企业的党组织因此而停止了活动。
　　1978年12月30日，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共江苏省委作出了《关于南京“一•三事件”的平反决定》。《决定》指出：“一•三事件”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阴谋而蓄意制造的严重事件……根本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省委决定：“凡因‘一•三事件’强加于各级党委、广大干部群众和‘赤卫队’等群众组织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因‘一•三事件’而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应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样，在“一•三事件”过去12年之后，在党的实事求是方针指导下，“一•三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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