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大联筹”与江西“联络总站”

tuffy05

江西“大联筹”与江西“联络总站”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同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1966年9月3日，万里浪(江西省内最大的军用航空工业企业、原代号为“320”厂的洪都机械厂一个车间的检验工，“文革 ”前在江西省内是颇有名气的工人诗人,万里浪和郭沫若唱和过诗的，文革前的《人民文学》上常能见到他的名字。江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初出版过万里浪诗集《欢歌集》)伙同张羽、邱成芳、余志园等人带头造江西省委的反。9月7日，省委组织调动工人保卫省委.破四旧高潮过后，串联到南昌的首都红卫兵12大队和江西医学院红卫兵首先在南昌贴出“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标语。一时间，八一大道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在“火烧”、“炮轰”、“砸烂” 、“打倒”的震天口号声中，数不清的群众组织应运而生，其中“江医红卫兵”、“江大井冈山”、“五中一小撮”、“南柴铁扫帚”……在省内影响较大，名噪一时。
    各单位自发成立造反派组织之后，社会上又相继成立了许多大型的全市乃至全省性的群众组织，其中举足轻重的有设在人民广场旁的大中红司（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设在青少年宫的南红司（南昌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1967年5月16日，设在省总工会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和主力军的大联筹（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
    围绕“炮打司令部”,随后也普遍地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要炮打、火烧--“造反派”，一派要保省市委--“保皇派”。“造反派”的组织是“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保皇派”的组织是“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造反派”如洪都机械厂(生产我国第一架飞机的大厂)的万里浪,江西拖拉机厂上过中央团校的涂烈，大中红司（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周升炬等．“保皇派”如江拖的全国劳模赵志坚与江纺的经自麟(女)[江西省妇联执委]组织工人赤卫队，退伍转业军人组织八一战斗兵团．赵长生(江拖工人)、张永红、万荷香是最铁杆的“保皇派”。他们都是要保省市委的．两派都自我标榜“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动不动就“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拼命指责对方是，尽量丑化对方的组织和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北京来电，都是中央首长对他们革命大方向的肯定．
    两派因思维方式的差别，他们开始时进行激烈辩论，素不相识的人争得面红耳赤。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组织了三次“大辩论”.后来是用大字报互相揭短，接着用高音喇叭漫骂，造反派把工人赤卫队咒骂成“赤膊队”，八一战斗兵团贬成“流氓兵团”．再就是动拳头、皮带、棍棒，上街游行头戴柳条帽，手持木棍,举着血衣，抬着伤员(尸体)走。社会大乱，武斗成风。江西的武斗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厉害的省份，它的特点是在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弹药方面。据周恩来说，大规模抢枪“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又影响到广州”。[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8月7日)]运动发展到如此惨烈的程度是始料不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应该是文化革命应当遵循的原则，结果发展到真枪实弹搞武斗。两派发展到后来，就动现代化武器：手枪、步枪、机关枪，甚至搬出了小钢炮！促使文革进入了残酷甚至血腥阶段。

     冲击省军区   
     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省市委在“炮打”、“火烧”中处于瘫痪状态，杨尚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江西省省长)、白栋材(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等领导人已被揪斗，无法正常工作。正当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时，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即人民解放军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和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要以“三支两军”的方式介入地方运动，省军区开始接管地方权力。
    1967年3月以后，江西省造反派与支左解放军产生了矛盾。3月14日，江西省军区在省体育馆举行十万人大会，省军区副参谋长周子韬在会上作《关于南昌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报告》，针对江西省夺权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要求大家遵照中央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搞好文化大革命。
    4月14日,刘瑞森(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等人指责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在4月20日造反派召开的“彻底批判周子韬‘三.一四’黑报告大会”上公开煽动、挑拨军队与群众组织的关系。造反派打着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的旗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4月17日，在万里浪一伙策动下，数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江西省军区司令部门口静坐示威。他们高呼“炮打林忠照(江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火烧周子韬，五项要求一定要达到”。刘瑞森认为“到军区静坐是革命行动，一定要坚持下去”，“天天到军区去，把军区缠住不放”。20日，在刘瑞森等人唆使下，“大联筹”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所谓声讨“带枪的刘邓路线”大会，刘瑞森在大会叫嚷要省军区向他们交权、交枪。万里浪、涂烈一伙胡说“陈昌奉（驻南昌的独立师即6797部队）师长支持造反派，独立师驻在江西是为了防止江西省军区政变”。
    4月23日，江西造反派头头万里浪等人组织造反派人员冲击省军区机关，说周子韬“3.14是黑报告”，要求省军区收回报告，批斗周子韬。双方都明白，这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答应的．但他们就是要坐下去,干脆在那里安营扎寨了。轮番静坐绝食长达60余天。还不断有造反派打红旗，放鞭炮，送吃，送喝的去声援。造反派强行冲入省军区办公室，抢走省军区党委会议记录本、军用地图和大批机密文件。砸烂省军区宣传车七辆，抢走宣传车两辆以及扩音机、录音机、电唱机、喇叭等五套广播设备。省军区受到冲击后，波及到六个军分区、独立师师部和23个县、市人武部也受到冲击。江西日报、广播电台等14个军管单位的军代表被赶走。4月24日，江西省和南昌市造反派组织封闭了由军区军管的江西日报社,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出不下去。从5月1日起，以造反派组织名义出处《新华社电讯》。5月7日、17日，周恩来两次就江西日报问题致电江西省军区党委转江西省学生造反组织，要求立即从江西日报社撤出，让报社正常工作，但造反派组织拒不执行。

绑架福州军区第二政委     
    “文革”后，江西省委、省人委不能正常工作，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受周恩来的委派来江西与吴瑞山（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一同执行三支两军工作。1967年6月1日，省“大联筹”头头万里浪、陈全生、蔡方根等人以“要刘培善传达毛主席指示”为名，强行将他抓到省人委三楼会议室，连续围攻达7个多小时，直至周恩来亲自打电活才放人。
    6月7日下午，在广场五万人大会上，“大联筹”一伙人当场把刘培善、吴瑞山连推带拉绑架走了。晚7时在南昌人民广场吴瑞山与刘培善、林忠照一起向群众作检查。一起向群众作检查后。“大联筹”用船秘密将他们押到南京，再由南京坐火车押到北京。到北京后，周恩来严历批评了“大联筹”。这次在万人大会上发生的绑架事件影响及坏。从此，全省绑架成风。随意抓人、打人，随意挂牌游街，随意围攻漫骂。枪杀无辜，如井冈山军分区警卫连战士程文林，患病住院，被拉到太平间，连开七枪，当场被打死。又如新建石埠公社武装部长李多根被揪斗70多次，使他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  
夺枪搞武斗     
    乘着上海“一月风暴”，1967年1月26日，“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就夺了江西的权。他们在《风雷》中杀气腾腾地公然提出“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掌握枪杆子，要夺权、夺枪”。

南昌＂6.29＂事件．

     南昌城里，是造反派的天下．1967年6月28日，江西农学院的造反派与南昌县莲塘镇对立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6月29日,省市的造反派要到莲塘——紧挨省城的南昌县所在地，去声援县里的造反派，当他们浩浩荡荡沿南莲公路向南昌县进发的时候，迎接他们的竟然是密如飞蝗的枪弹……说是县里的人武部把农村的民兵组织起来，在田野里架起了机枪，枪口对准南昌方向。6月29日凌晨，万里浪、陈全生一伙在刘瑞森的指使下，在莲塘全面夺枪，夺了工厂民兵的枪，夺了军分区哨兵的枪，夺了人武部的枪，夺了军区政治部的枪，夺了警卫团的枪，……从此，全省各地夺枪不止，共夺枪8.5万多支、子弹1524万多发。夺枪后组织6批武装人员赴莲塘参加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南昌街头上贴出不少因武斗牺牲的遗像和简介，大都是不满20岁的中学生。
    莲塘的保守派得到宜春军分区和南昌县武装部的支持，在武斗中占据优势，造反派死亡十余人。同日，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流血事件。[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298、299页。]赣州军分区和赣州市武装部给保守派“联络总站”发了枪，在武斗中“大联筹”派死伤惨重，事后查点，发现造反派尸体223具。[据《周总理第六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座谈记录》(1967年8月5日)。另据“大联筹”1967年8月12日出版的《火线战报》说：“目前，据江西省大联合筹委会与广州部队新调赣州某部联合调查，已发现我造反派和红卫兵尸体490具(不包括江中打捞的)其中有223具已被认出来。”]
    6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江西省军区转省“大联筹”电报指示：“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退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员处理。”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江西大联筹的电报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革命同志们：
　　据报，你们二十九日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反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六”通令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通知的。不管你们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们珍惜和保持你们的革命称号，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人员处理。我们命令江西军区不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如果双方任何一方不这样做，不听中央的话，就要犯极严重错误，我们等待筹委会同志的回答。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7月1日，周恩来等在京接见江西“大联筹”代表时指出，省“大联筹”夺枪是错误的，要及时制止武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第299-300页].7月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江西情况。提请批准调二十六军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和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次日，毛泽东批：调一个师问题，待江西会议开得有眉目再定为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68页]
    7月4日，省军区发出《关于制止赣州武斗问题的命令》，责成赣州军分区和当地驻军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制止武斗。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毛泽东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军区和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停止武斗是大方向”，“除军事机关以外的武器弹药，在十天之内全部集中，在本单位封存好，不准转移，不准埋藏，不准调换。”
    总理说：“农民进城不只是他们的责任（指联络总站），挑动农民进城是军分区、武装部，我在这里直说了，不是军分区、武装部哪能挑动武斗？！”“农民大批进城，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不好，这是错误形势，军事领导机关责任要大些，他们的确是下了命令的，我们了解。”“军区、军分区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坏人，也有犯错误的，有些地方要派小股部队去处理，如波阳、景德镇，要不，就不好办了，要有权威的人去处理。”“江西军区要作一个好的检查，要比六月七日检查要深刻要坚决。”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江西省双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一些人策划火烧萍乡煤校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机枪扫射五十八次快车，
    联络总站派温圳的张勇布置，动员农民，用机枪，火车本来往东走，上饶通知他后退，车轨上有枕木，停下来就用机枪扫射，打死五人，打伤七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姚文元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讲话记录
总理：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武装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武斗才能停止。我就是怀疑你派的独立营到抚州去，能不能把那里的武斗制止？刚才说的都是抚州的事情，军分区，武装部确是不象话，放纵了几个月，已经成了习惯。
对解决江西问题我们正设想一个方案，最好能促成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要再搞军管。（对造反派）以你们造反派为核心，有群众组织代表参加，跟亮相的领导干部商量，现在军区威信不够，你们信不过，所以夺枪，这是在南昌等地。另一些地方联络总站力量大，联络总站相信军区，那样搞联络总站又要反对，我们希望联络总站能够觉悟，马上转过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在赣州军分区头头李胜的的下，“反复辟大军”残杀造反派，打死223人，准备上翠微峰打游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知道赣州事件后，亲自派广州部队去赣州。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萍总”造谣说济南部队写反动标语，
并以此为借口冲6013部队驻地，抓走济南部队四人（一个副营长，一个副指导员，一个副连长和一个战士），打伤五十七人，重伤七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进驻吉安的广州6182部队战士到军分区参加会议，军分区头头指使二十多名战士毒打野战军战士。
    1967年8月3日、5日、12日、13日，周恩来连续四次接见江西省军区负责人和江西群众组织代表，中心问题是制止乱发枪、乱抢枪。说：目前这个情形，一是乱发枪，一是乱抢枪，这股风要坚决刹住。你们要打电话回去，停止夺枪，停止武斗。要信任、支持解放军。这是中央对你们的考验。
    由上可见，当时的江西非常混乱，各类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弹药，省军区军队干部又深深地卷入到了江西地方两派争斗之中，局面基本已经失控.
     1967年7月下旬，驻山东莱阳的济南军区第26军接到中央紧急通知，中央调该军政委程世清带领26军76师（76师1961年1月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全军首批10个战备值班师之一。所谓战备值班师的要求是，一旦发生危情乱象，一个星期之内，部队能够到达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个指定位置。作为北方甲种师，该师有18000兵员。）和坦克团(对外的公布番号是“6011，6012，6013，6014部队”)到江西制止“武斗”，要他速来北京领命。程世清可谓是“临危授命”。程世清本来要洛阳外国语学院杜甫卿校长和洛阳外国语学院“红总部”(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的卜明一起去江西，杜甫卿任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劝杜甫卿千万不能去，结果杜甫卿没有去成。
     1967年8月5日22时至次日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江西赴京四方代表。在这次接见中，程世清首次登场。
    1967年8月13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周恩来、陈伯达、肖华、姚文元等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了江西四方代表全体来京人员，共1300余人。接见时在坐的还有程世清、杨栋梁。接见时，周总理宣读并解释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08.10； 中发 ［67］ 243号
此件看过，照办。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一）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例如：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联络总站），打死打伤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原第26军政委程世清同志为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原26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杨栋梁同志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同志，应对所犯错误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检讨。
（二）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关怀。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高举拥军的旗帜，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协助他们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坚决揭露和制止保守组织中个别头头煽动攻击、殴打、绑架我支左部队指战员的错误行为。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应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革命利益为重，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检查和改正了就好。要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
（三）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程世清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由各方面协商产生，报中央批准。杨栋梁、温道宏、鲁鸣(原空8军政委)、罗元炘(原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昌奉同志，以及黄先（原江西省副省长）、刘瑞森、郭光洲(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同志，可先参加筹备小组，并开始工作。筹备小组统一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条件。
（四）各革命组织及江西省广大革命群众，应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保证铁路等交通运输的畅通，保证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双方，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的协议。各革命组织及群众组织应当进行内部整风，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批判和克服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参加保守组织的受蒙蔽的群众，要勇于揭露和改正错误，端正方向。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联合筹委会"方面的革命造反派，对于受蒙蔽的群众，要按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摆事实，摆道理，进行耐心的、细致的、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热情帮助和欢迎他们提高觉悟，投入革命的行列，决不可采取打击报复、歧视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实现以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
（六）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这个《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指定江西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是“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的，反动组织则为“工人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农总”。
    当时,南昌情况严重状况,随6011部队来江西的洛阳外国语学院“革纵”(革命造反纵队)的汝其，在江西的《支左日记》(《天涯》1999年第一期）里写道：
1967年8月20日?星期日

    江西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拥有枪支，武斗很厉害。我们去支左，就像上前线一样。得有牺牲的准备。
1967年8月23日?星期三

    下午三点半起飞，六点半到达距南昌30公里的向塘(中国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地对空导弹之地)机场。

    江西军区派来一辆敞篷车接我们。他们指着我们挎着的手枪说：“还是把这玩意都放在挎包里吧，否则会有遭围攻和抢劫的危险。”

“军人带枪还有危险?”一位战士惊奇地说了一句。

    这里形势的严峻远远超过了我们来以前的想象。

     沿途不断听到零星的枪声。红卫兵驾驶的吉普车在街上飞驰，车门两边站着手执冲锋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

    我们到了一个笼罩着浓厚的战争气氛的城市。

1967年8月24日?星期四

    吃了早饭后，我们从招待所出发到原省委办公大楼去开会。突然从附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我们不敢从大街上走，只能沿着小巷，靠着墙壁过去。

    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后，便开始分工。我和张广东被分配到“省革筹”(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秘书组。组长是在26军一个团任政治处主任的徐秉坤。成员还有：济南军区政治部干事包清，南昌步校政治教员卢澍和武渺。我们六人全部是军人。

    从今天起，江西省革命委员筹备小组各办事机构正式开始办公。瘫痪了一个时期的江西省省级政权开始恢复。

    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打扫布满灰尘的办公室。原省级机关造反派“大联筹”，派来几个走资派协助。帮助我们打扫办公室的是原省委宣传部部长艾寒松。这就是五十年代风行全国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作者。这本书在我的前进道路上起过不小的作用。今天见到他，内心不禁肃然起敬。他用一块特制的小钢片包着抹布，可以把窗户上的楞角擦得干干净净。即使是在挨批斗的时候，他也想尽办法把分配给他的任务完成好。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67年8月25日?星期五

    虽然已经过了“三伏”，但气候仍十分炎热。热得没有办法睡觉，晚上只得到办公楼顶上的平台上去露宿。我见平台中央没有人，就把席往中央一铺。别人忙制止说，中央不能睡，太危险。前几天晚上飞来流弹，差一点把睡在中央的人打伤。我只得在靠墙边找一块空地铺下席子。屋顶上虽然凉快，但铺底下太热。过了半夜，热气才能散尽。
萍乡“八·八”、“八·九”事件
    1967年8月8日、8月9日两天，位于萍乡市区十字路口处的萍乡饭店（现昌盛大厦处），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枪战。这是萍乡“文化大革命”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这次武斗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两派“造反”组织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
  
    1967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同年6月，我省各种称谓的“造反”组织因支持或打倒省委书记处书记刘瑞森形成了“支刘派”和“打刘派”。“支刘派”为“萍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市大联筹”），“打刘派”为“萍乡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市联”）。
  
    随着运动的深入，两派斗争日益加剧。7月，“市联”挑动农民进城，围攻萍乡煤炭工业学校（简称“煤校”）学生组织“韶山兵团”，并占据市人委机关，成立“萍乡市贫下中农造反总指挥部”。7月13日下午5时，“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萍矿总司令部”（“市联”下属组织，简称“萍总”）人员与守护在萍乡煤校教学大楼的“韶山兵团”学生发生武斗。当晚8时许，占地1800平方米的煤校教学大楼被人纵火焚烧。“市联”人多势众，很快控制了萍乡局势。“市大联筹”及其在安源、高坑、青山、湘东等地的下属组织及人员在当地不能立足，纷纷撤往萍乡铁路机务段。
  
    为了稳定局势，中国人民解放军6013部队奉命于7月17日进驻萍乡，执行“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任务。然而，局势并未稳定。从萍乡铁路机务段出来张贴欢迎解放军标语的“萍矿联合司令部青山总部”（“市大联筹”下属组织）人员仇浩先被“萍总”武斗队杀死。“萍矿总司令部青山司令部”人员铁正坤亦被暗杀至死。紧接着，又发生了抢夺解放军枪支、殴打解放军指战员等一系列严重事件。6013部队参谋长杨万明亦被打伤。8月初，市委机关一“造反”组织冲进市人民武装部，夺走步枪100余支。尽管市人民武装部部长刘禄为防不测，早已命令下属将所有步枪的枪机卸下埋藏起来，但在知情人的指供下，很快找到了这批枪械。“市联”有了武器，气焰更加嚣张。“市大联筹”也毫不退缩，针锋相对。流血事件频频发生。萍乡局势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状态。
  
    江西的动乱局势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8月初，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会见江西四方（支左部队、省军区、“省大联筹”、“省联络总站”）代表，并明确表态宣布：“大联筹”为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为保守派；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
  
    中央的表态使躲在萍乡铁路机务段、长期受压的“市大联筹”人员精神为之一振。他们决定抓住机遇，组织反击。于是，一场新的流血冲突终于爆发。
  
        1967年8月8日，为了庆祝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颁布一周年，“市联”和“市大联筹”都分别组织大批人员上街游行。两派均出动高音喇叭宣传车，呼口号，撒传单。游行队伍一前一后行进在大街上。当“市联”的游行队伍行至十字路口时，前方传来了“市大联筹”高音喇叭发出的一阵阵呼喊：“市联保受蒙蔽的群众，请你们立即停止前进，迅速解散队伍，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但是，“市联”的游行队伍不为所动，继续朝人民公园方向前进。
  
    “啪！”不知从何处射来一颗子弹。游行队伍开始出现混乱。手持土枪土炮、走在队伍前列的“市联”人员立即靠近“东方红”照相馆的后山，用土炮开了一炮；然后开始攀登山上的一座消防瞭望塔，试图占领制高点进行反击。突然一声巨响，对方投来一枚手榴弹，炸得攀登者人仰马翻。两派激战的枪声打响了。
  
    当晚8时许，“市大联筹”武装人员在6013部队的支持下（主要是提供枪支弹药），开始向“市联”驻地——萍乡饭店发起攻击。“市联”武装人员则在窗口和楼顶顽强进行抵抗。密集的子弹打在萍乡饭店的水泥墙上，发出一片片“嗖嗖”声。平日喧哗的十字路口空无一人。“市大联筹”武装人员使用的是由驻军提供的新式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市联”武装人员使用的是从市人武部抢夺的七九、三八式步枪和少量老式冲锋枪和机关枪。由于武器装备悬殊，战斗持续到9日凌晨，萍乡饭店被攻克。占据市人委机关的“市联”人员闻讯，纷纷向上埠、山口岩方向逃散。占据矿务局机关大楼的“萍总”人员亦向上栗、鸡冠山方向逃散。此次流血冲突打死5人，打伤51人。
  
        萍乡“八·八”、“八·九”事件过去整整40年了。昔日的烟云早已飘逝，但“文革”的恶梦仍不时萦绕着那些身受其害的人们。这段历史绝不能重演！
    来源：中国萍乡网-双休刊
     www.pxnews.cn/Show.aspx?ID=16924


江西省双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1967.7.12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和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赴京汇报团，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期间，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双方派出了同等数量的代表，就关于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停止武斗问题进行协商。双方代表一致认为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保证“四大”，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
　　现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结合我省具体情况，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必须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在达成协议后，立即停止武斗。
　　二、不得动员农民进城。已经进城的农民，必须立即撤回，回到原乡村；同时，撤销沿公路、铁路的岗哨，以利工农团结和农业生产。
　　三、双方必须在签字后尽可能快地不超过十天内将所有夺取的武器弹药全部集中封存在各自单位，准备交回原所有单位，由驻军及武装部门散发的所有武器弹药及自制的杀人凶器（包括土枪、土炮、土手榴弹、炸药等），必须立即就地封存，听候中央派员协同军区，分别情况处理。并积极协助当地驻军和公安部门把流散在社会上的武器弹药缴回，立即停止自制各种凶器。不许转移、埋藏和破坏所有武器和各种凶器。撤除一切用于武斗的组织机构和进攻与防御设施以及哨卡，恢复正常交通运输和邮电的畅通。不许抢夺交通运输工具。
　　四、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参加武斗的人员必须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包围其他单位的人员应首先撤走，立刻返回原单位。并动员离开生产、工作、学习岗位的人员在十五天内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不包括正常上访人员），对于被迫外走人员在外期间，不许克扣工资，不许彼此歧视，切实保证返回人员的人身安全。
　　五、双方在协议达成后，必须立即登记释放全部扣留的对方人员，并在三天内负责安全送回原单位，在释放前和释放期间不得加以任何迫害和污辱。立即撤销双方设立的集中营、劳改所和刑讯室。双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
　　六、双方保证：对双方负伤人员要认真予以治疗，不得因观点不同而进行任何刁难和歧视。对死亡人员要通知其家属或原单位妥善安葬，对死者家属予以适当抚恤。
　　七、各组织的宣传广播车，十日内全部拆除，用于生产。
　　八、要求中央迅速派出代表团并由双方派同等数量的代表参加，对江西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监督上述各项实施，并严惩流血事件的幕前幕后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以上八条双方必须保证在全省范围内坚决贯彻执行，并积极宣传动员所有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联合筹备委员会
　　南昌地区工交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复辟联络站 李永仁
　　国营洪都机械厂井岗山兵团 周锦红
　　南昌铁路保卫毛泽东思想战士“二·七”总指挥部 郭人定
　　南昌钢铁厂“五·一六”兵团 赵玉梁
　　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大专院校革命师生总指挥部 蔡方根
　　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井岗山兵团 胡敬辉
　　南昌三中井岗山兵团 张兰发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革命造反团 魏厚庆
　　江西省直机关保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团 曾凡珩
　　南昌地区政法战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 赵予尧
　　宜春专区萍乡矿务局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彭锡顺
　　赣州专区江西冶金学院《东方红》战斗团 罗仁彤
　　抚州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革命师生总指挥部 张达连
　　上饶江西上饶波阳“三七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 韩烽
　　九江星子温泉工人疗养院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 陈公明
　　吉安井岗山报社《捍卫毛泽东思想》司令部 刘清友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江西省红卫兵东方红司令部 李佑民
　　《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红卫兵江西总部（红江总） 钟舜生
　　南昌柴油机厂铁扫帚红色造反团 汪明远
　　国营洪都机械厂《红旗兵团》　　　陈耀辉
　　南昌市公安红旗公社 张憬
　　九江车站“二七”革命造反指挥部 田根才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红旗》联合战斗团《长缨》《燎原》革命造反队 甘炳元
　　宜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郑卫
　　庐山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曾智宏
　　吉安专、市、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 曾宪行
　　铁路向圹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龚水波
　　江西赣南专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 吴继元
　　抚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高仰文
　　上饶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思想宣传联络站 陈品贤
　　江西波阳红五月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 余浩章
　　景德镇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秦和清

“八、二四”抚州事件
    中央的一系列举措并未能平息江西的动乱。8月24日，江西抚州地区发生严重武斗事件，程世清等本着坚决支持左派的原则，派出支左部队前往介入,组成“支左”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抚州，目的是收缴被抢去的枪支弹药。 杨栋梁和张羽（洪都机械厂工人）以抚州军分区“扣留支左人员”，军分区独立营“不服从调动”，军分区部门以上领导“抗拒来南昌开会”等罪名，率6011部队随同造反派进驻抚州。谁知抚州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拒绝“支左”部队进入抚州，竟指挥军分区部分军人和基干民兵在进贤温家圳附近伏击了“支左”部队，当场打死5人，打伤57人。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队表现出来极大的克制，没有反击。程世清请示周恩来后，又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的传单，抚州军分区的军人竟向飞机开火，居然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受到抚州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还公开宣布他们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9个县，不经允许任何部队不准进入。
　　
    面对这样的局面，程世清没有以“武力”强行开进，而是专门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上的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当做“最高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向抚州地区宣传。抚州军分区政委王景义在听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刻“反水”，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自己受骗了，在紧急关头坚决反对再向“支左”部队开枪。王景义站出来后，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的力量开始分崩离析。王景义的这个行动后来得到毛泽东的专门表扬。后来,抚州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被逮捕法办。
     “八、二四”抚州事件造成抚州市人武部长武生云以及其他65名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死亡。[《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第301页]。 这次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被毛泽东周恩来定性为“军事叛乱”。叛乱平息之后，江西两派大规模的武斗基本结束。
    程世清对对抗“支左”部队的群众组织没有报复，而且还注意了“一碗水端平”。从1967年9月开始，翻了身的“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要大举报复，从南昌去赣州串联的5个“造反派”头头，煽动赣州造反派抓捕了一批各单位的“保守派”（联络总站）头头游街，并竟然当场枪毙了一个厂的武装部长，声言还要枪毙一大批。如何处理这5个“造反派”头头，当时赣州“支左”部队121师政委于厚德有些畏难情绪，害怕背上打击“造反派”的“罪名”。他们强烈要求省里立即派人去赣州，把这五位红卫兵头头请回南昌。程世清说：“我命令立即把那几个枪毙人的造反派头头拘留起来，不得有误。”这五个头头被拘留以后，个个痛哭流涕，写检查。程世清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得人心的。

?   从8月到10月的两个月内，江西“支左”部队在程世清领导下，收缴上来了5万多条枪，初步稳定住了江西的局势。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江西省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贯彻中央“九·五”命令，纷纷上交武器弹药》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江西省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贯彻中央“九·五”命令，纷纷上交武器弹药》的材料转给你们。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贯彻执行“九·五”命令的作法很好，可供你们参照执行。
　　南昌等地的经验证明，要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九·五”命令，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一）突出政治，首先做好思想工作。军队和地方都要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和中央的“九·五”命令，同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群众和全体指战员，深刻地全面地领会中央命令的伟大意义。
　　（二）在群众思想提高的基础上，通过各派协商，落实执行命令的个体措施，做好武器、军事物资的清点、封存、上交等工作。在收交武器的过程中，要注意树立和宣扬好的典型，使各派群众自觉地把遗漏的枪支、弹药交出来，严防个人私自藏匿。四类分子隐匿武器、弹药不交者，要采取专政措施。
　　（三）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全体指战员要增强组织性纪律性，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遇到问题，要调查研究，多请示报告。
　　（四）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拥军爱民”活动，把贯彻执行“九·五”命令列入“拥军爱民”公约，军民团结一致，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制止武斗，保证“四大”恢复生产。
　　中央军委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这一通知可在内部传达）

　　9月17日，毛泽东接见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时，对程世清领导的支左工作进行了表扬。不久，中央文革小组也发来贺电：“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五个省和一个市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传达江西问题时，说江西搞得很好，应该表扬。”
中共中央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的报告。中央同意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其中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鲁鸣、罗元昕、陈昌奉、黄先、刘瑞森、郭光州、丁士来、于厚德、许洪云、李鹏、于德馨、万里浪、蔡松龄、涂烈、汪桂荣、吴才榜、陈全生、周升炬、蔡方根、张行阳、龙标桂、刘剑秋、王萱春二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并由程世清同志任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将与江西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1967年12月,省“大联筹”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原来所属的八个口，调整为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和文教系统四个囗。
    此后造反派内部又杀出一支“极左派”（南昌航校为首），毛泽东闻知后说“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从当时媒体报道看，江西对“极左”派的“教育” 颇为成功，“极左”派们改邪归正，纷纷敲锣打鼓到省革筹送检讨书。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派的经验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现将江西省革筹小组如何正确对待极“左”派的材料一件发给你们。这个材料中总结的经验，在全国一部分存在这类矛盾的地区和单位，是有参考意义的。希望你们自己也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需要我们经常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结经验教训。目前，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许多重大问题已作出指示和规定时，尤其需要具体的经验总结。如有比较好的典型材料，望核实后及时报告中央。


　　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派的经验

　　江西省革筹小组用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极“左”派，获得了显著的成效。江西的极“左”思潮，以南昌地区较为严重。六、七月份在南昌形成了一股近五千人的势力，称为“第三势力”。原来，省大联筹有的同志认为与“第三势力”的内战不可避免。但是，事实上现在却是一派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大好形势。新的权力机构省革命委员会即将成立。江西能够排除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省革筹小组能正确对待极“左”派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们主要掌握了这样五个原则。
　　一、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英明教导。革筹小组成员深入群众，调查了极“左”派的情况。认为，极“左派中绝大部分群众是老造反派，有的单位（如医学院）在“火烧省市委”时期有较大贡献。他们的主要错误是以“反右倾”为名，一度把矛头指向省大联筹和省革筹小组。他们的幕后操纵者是大叛徒黄霖（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和少数坏头头马成新等，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可以教育的。省革筹小组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操纵极“左”派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与极“左”派的组织和群众严格区分开来，对极“左”派群众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政策。例如九月二十八日，南昌航空工业学校发生武斗以后，省大联筹和极左派互相攻击，形势比较紧张。革筹小组及时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次武斗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起来的，责任不在广大群众，并组织两派群众短期集训，要求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仇恨集中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的身上，揪出幕后策划者和杀人凶手。通过省革筹小组的工作，革命派提高了觉悟，从而稳定了局势。
　　二、紧紧依靠工人革命组织，教育他们始终不移地坚持斗争大方向。九月份，正当极“左”派借口为“三大户”平反，对省革筹小组施加压力时，革筹小组依靠省大联筹大张旗鼓地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视察江西时所作的最新指示，掀起大联合高潮。以后，当部分极“左”派在坏人的策划下不断挑起武斗、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时，革筹小组又教育广大革命群众，狠抓大方向，不受极“左”思潮的干扰。
　　省革筹小组领导同志，还经常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正确对待犯有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政策。九月下旬和十月上旬，正当极“左派的活动达到高潮时，程世清同志到洪都机械厂，江西拖拉机厂等单位听取工人对形势的看法，教育工人阶级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抵制小资产阶级思潮，坚持斗争大方向。在省革筹的教育帮助下，广大革命工人不参加外单位的武斗，排除了极“左”派的干扰。
　　三、以活典型对省大联筹进行政策教育。省革筹小组认为，省大联筹与极“左”派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大联筹。于是，便狠抓对省大联筹所属组织的政策教育。省大联筹所属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曾经准备摧垮极“左”派，提出了“引蛇出洞，穷追猛打，踩住狼尾，搞臭搞垮”的斗争策略。并且一度用打砸抓对付极“左”派。如九月底“南航”事件中，南航井岗山因该校东方红首先挑起武斗，他们便用武装进攻东方红，要东方红缴械投降。省革筹小组及时抓住这些典型事件，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省大联筹所属组织，对他们进行活的政策教育。十二月一日轻化工业学校发生武斗纵火事件后，省革筹小组领导同志亲临现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拘留了武斗纵火事件的策划者。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最新指示下达以后，省革筹小组同志便到师范学院、工学院和江西大学等单位和红卫兵小将们一起学习、讨论。小将表示：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按毛主席提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对待极“左”派的广大群众。
　　四、从教育入手，积极地把极“左”派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革筹小组对极“左”派平等对待，热情帮助。早在九月间，革筹小组就多次邀集极“左派负责人座谈，并多次深入南航、一中、医学院等单位对极“左”派的群众耐心讲道理。长江航空工业学校，是极“左”派的主力之一，革筹小组成员杨栋梁同志到这个学校大讲特讲毛主席关于“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的最新指示，使小将们走上了革命的正轨。他们感动地说：“起初我们认为程世清，杨栋梁等同志是带派性来的，感情对立。现在觉得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我们和杨司令员更亲近了。”这个学校克服极“左”思潮以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他们不参加武斗，主动交出武器，百分之九十的师生和工人，实行了革命大联合，掀起了复课闹革命的高潮。附属工厂制造摩托车的任务，十月和十一月就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学校的转变，在社会上发生了良好的作用。由于革筹小组深入细致的做思想工作，许多有极“左”思潮的组织转变过来。如一中红八团，就敲锣打鼓向革筹小组送检讨书。南航东方红也自觉地作了“肃清我组织中的极‘左’思潮”的检查。
　　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三查”。查走资派的幕后策划，查叛徒、特务的阴谋诡计，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打击在幕后策划的一小撮阶级敌人。革筹小组遵循毛主席关于“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的最新指示，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这三种人。十一月初，正当省大联筹与极“左”派矛盾激化的时候，为了教育广大革命群众，打击极“左”派的幕后策划者，革筹小组请示中央同意后，把极“左”派的后台黄霖从北京押回南昌，交给群众批判斗争。经过群众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极“左”派组织的大部分群众看清了叛徒黄霖的反革命真面目，纷纷表示，要和黄霖划清界限，彻底肃清极“左”思潮。革筹小组因势利导，十一月初，发动群众，大搞“三查”。一个多月来，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如商业厅系统的商业厅战斗团（属省大联筹）和商系总指挥部（极“左”派所属组织）之间长期对立，不断发生武斗，致使文化大革命处于停顿状态。省革筹小组把两大组织的全部常委集合在一起学习。商业厅战斗团揭发了坏人幕后操纵商系总指挥部的罪恶活动。会后，两派逐步消除了对立，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                 
    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江西在全国开了在报纸上公开错误地点了刘少奇在各地“代理人”（方志纯）名的先河。      1970年，温道宏、刘云、白栋材、潘世告、樊孝菊、涂烈担任副主任。林彪事件后，佘积德（少将，福州军区炮兵政委）、杨尚奎任副主任。程世清被关押后，1972年6月，佘积德接任主任。1974年12月，江渭清担任主任. 1979年12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被撤销.
   但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联筹”又分裂为分别以万里浪（洪都厂）和涂烈（江拖厂）为首的两派。 江西出了两派：一个是涂烈的“好个屁”，简称“P派”；万里浪的“好得很”，简称“好派”。两派斗争激烈，名扬全国。程世清离开后，曾经给毛泽东当过警卫员的新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名义上“支左”，实际上支派，支持了P派。P派虽然是少数派，但是有这么个能“通天”的军队大官支持，腰杆子硬得很；好派人多势众，有一些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也很硬。两派长期对峙，谁也不甘示弱。
   
    1973年12月，靠造反起家、已爬至江西省委常委位置的涂烈给江青等人写信，信中罗列了江西省委的九个“问题”，诬告江西省委有人借着批判林彪及其党羽程世清的时机“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新生事物，否定党的九大路线”。涂烈攻击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传播政治谣言”，诬告刘俊秀在省委的一次老干部会上说“毛主席最近有‘四句话’的指示，即‘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就位，小兵回营’。会后，不少地、县委都传达了，有的单位以此为指导思想来调整领导班子，把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新干部‘打扫回营’”，还说有人“捏造毛主席 ‘四个想不到’的指示，向下传达。传播的大意是：想不到文化大革把老干部整得这样苦，想不到林彪会反对我，想不到××告老还乡、躺倒不干（攻击康生），想不到×××当了政治局委员水平这样低（攻击姚文元同志）”……江青一伙抓住这封信大做文章，矛头直指江西省委。
　　1974年2月23日，江青一伙以下发中央文件的形式，向江西省委和省革委会转发了涂烈的这封来信，（全国的批林批孔就是从中央批转涂烈的信开始的）并指出“中央要求江西省委常委把涂烈同志这封信印发给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每人一份，并定期在二月中召开江西省扩大会议，凡属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不论是否党员，一律参加，认真讨论批林批孔和涂烈同志这封信中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问题。请江西省委把你们的意见及会议的情况和结果及时报告中央。”
　　涂烈的诬告信以及中央文件的要求犹如在江西全境又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各造反组织新一轮对江西省委黄知真、刘俊秀、白栋材等人的斗争浪潮。一时间，打倒省委领导的口号四起，标语贴满了整个南昌城。
　　江西省委、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党委不得不按中央要求，召开所谓的“三全会”。在“四人帮”的支持下，不少造反派的头头参加了会议，会议从200多人增加到千余人，对黄知真等领导人进行了无休止的批斗。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黄知真始终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他给毛泽东直接写信汇报江西的情况，毛泽东很快做出了重要批示。中央出面，把江西省委领导人和那些造反派的头头召到北京听汇报。至此，维持数月的“三全会”才停止下来。

   
　　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韩先楚同志和我们十一个同志，从三月二十七日起，先后到达北京。二十多天来，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联系江西的实际，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大家都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毛主席四月十五日的重要指示更进一步给我们指出了解决江西问题的方向，大家表示坚决拥护，并就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进行了研究。
　　二十多天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在韩先楚同志主持和帮助下，通过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而耐心的教育帮助，程世清同志对自己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逐步有所认识，作了初步检查，并且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回去接受群众揭发批判，继续向党作彻底的检查，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大家表示欢迎。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全体与会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这对于推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促进江西各项工作的胜利前进，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程世清 杨栋梁 文道宏
　　白栋材 李登云 于德馨
　　黄知真 陈昌奉 熊振武
　　张志勇 邹文泗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同意江西省委和驻赣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一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江西的实际，认真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和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斗争中，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利于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纠正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赵志坚，1935年生，江西南昌人。劳动模范。１９５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江西拖拉机制造厂生产组组长、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厂党委书记，江西省总工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南昌市委第二书记，南昌市市长。江西省经委副主任。是第3、4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11、12届中央委员。
经自麟　女,江西省妇联第3--6届(1957年4月30日--1988年12月16日)执行委员;江西省妇联第五届(1973年9月1日--1983年11月6日)委员会副主任、常务委员、执行委员;政协南昌市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南昌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刘瑞森（1912—1999），原名李蔚昌，化名刘少亭，辽宁省昌图县金家屯人。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1912年4月18日，刘瑞森出生于昌图县金家屯的一个中农家庭，1948年土改时家中有土地20多亩、房屋9间。刘瑞森在13岁时娶金家屯赵氏为妻。1929年入沈阳市汇文中学读书。1929年下半年经王人增介绍，在沈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互济会。1931年上半年，经崔运、傅雨田介绍，加入中国共青团。1931年下半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1931年10月，经毕仲文、杨缤（杨刚、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担任中共北平燕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兼北平西郊区委员会书记。1932年8月，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军委书记。1933年1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处交通科长。1933年4月，组织上决定让他化名刘少亭，任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后改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兼军委书记。
1933年7月30日，刘瑞森因叛徒出卖，在天津的英国租界地王福时家被捕。8月16日被押往南京。11月下旬，被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判处无期徒刑，送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期间，昌图县金家屯的妻子赵氏曾经给刘瑞森来过一次信，刘瑞森回信让妻子改嫁，免得耽误她一生。1937年8月下旬，刘瑞森被转移到安徽省和县姥下镇关押。
　　1937年10月4日，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萧桂昌到安徽省和县，将刘瑞森等90余名政治犯集体保释出狱。出狱后，刘瑞森经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云阳镇到达延安。为了纪念牺牲的河北省委书记赵森和曾在伪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同住一个“号子”的难友曾宪瑞，改名为刘瑞森。1937年12月初，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20天，然后分配到陕北公学工作，先后任陕北公学八队、十一队主任，曾兼任过中共陕北公学党总支宣传委员。
　　1938年5月上旬，刘瑞森任中共绥远省委委员、中共河套特委书记。1940年1月，任中共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书记。1940年12月，返回延安。1941年1月，刘瑞森先后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统战部友军科科长。1941年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改为西北局，先后任西北局统战部友军科科长、统战部邻区组组长（1942年任）、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处长（1943年任）。1943年11月，被西北局派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被编入4支队。1944年6月，任延安中央医院副院长。1945年1月，在延安中央医院与医院护士乐峰（江西省南昌县人，曾任江西中医学院顾问）结婚。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刘瑞森任延安赴东北工作的长江干部大队大队长，10月18日从延安出发。12月底，到达辽西省委所在地法库，省委书记陶铸派刘瑞森任辽西二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在去八面城途中，刘瑞森回到金家屯见到父母，知道妻子赵氏已经改嫁他人。1946年3月17日，刘瑞森任四平市市长。四平保卫战期间，又任四平市临时市委书记兼四平市卫戍司令部政委。1946年6月，任中共辽吉二地委副书记兼辽吉二专署专员。1946年8月，中共辽吉省委决定，刘瑞森任中共辽吉一地委（即中共铁岭地委前身）副书记、代理书记。1947年4月25日，刘瑞森任辽吉一地委书记，成为铁岭地委第五任书记。刘瑞森在任中共辽吉一地委（即中共铁岭地委前身）代理书记、书记期间，领导铁岭地区党政军民坚持前沿区武装斗争，建立第一道防线，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建党建政工作，开展游击战争，实行东进反攻，开展土地改革，深入辽中、台安、盘山开辟新区，封锁围困沈阳、铁岭，大力发展生产，动员一切力量，一切为了前线，组织群众参军参战，支援辽沈决战，为铁岭地区的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6年8月4日，刘瑞森任中共辽吉一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8月8日，中共辽吉一委在康平县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地委代理书记刘瑞森传达了中共西满分局7月会议精神，学习了陈云起草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了讨论，决定把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摆到一切工作的首位，走出城市，下乡发动群众。8月17日，刘瑞森和地委宣传部长褚凤岐遵照省委书记陶铸的指示，去科左前旗布置建立辽吉一分区地方根据地任务。24日，由于国民党军71军两路进攻辽吉一地委解放区，康平县城失守，辽吉一地委党政军机关向西撤退。此时，地委代理书记刘瑞森正在昌图县调查了解情况和安排布置工作，研究处理由于昌图县县长许芝在坚持敌后斗争中英勇牺牲后的局势。27日，地委代理书记刘瑞森由昌图返回康平，康平县委书记华子扬亲自带人将刘瑞森护送到科左前旗境内。9月11日，辽吉一地委党政军机关经科左前旗、科左后旗撤退到通辽。9月26日，辽吉省委决定，将原辽吉五地委管辖的奈曼，库伦，阜彰，黑北等县（旗）委托中共辽吉一地委代管。地委代理书记刘瑞森率领中共辽吉一地委党政军机关及干部、军队先后转移到库伦、哈尔套、鹜欢池、福兴地一带活动；派出军分区部队去接应在铁岭、法库没有来得及撤出的干部战士。10月8日，辽吉一地委和路西分委的党政军干部和部队集结于奈曼旗大沁他拉及周围地区。11月12日，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亲自来辽吉一地委帮助总结工作。地委代理书记刘瑞森主持会议，检查了中共辽吉一地委、一分区从康平撤出的经验教训。陶铸做了《关于一分区工作总结》的报告，决定以奈曼和库伦为基地，向阜（新）、彰（武）、康（平）法（库）发展。12月，辽吉一地委组织东进挺进支队，准备重返康（平）法（库）地区。1947年1月，中共辽吉省委决定，辽吉一、五地委合并为一地委。吕明仁任地委书记，刘瑞森任地委副书记。地委驻地在奈曼大沁他拉。2月中旬，中共辽吉一地委书记吕明仁、地委组织部长曾志率领绕道临江、哈尔滨、齐齐哈尔返回西满的铁岭、法库、昌图、康平、科左前旗等地干部抵达大沁他拉。2月下旬，一地委书记吕明仁、副书记刘瑞森和一分区司令员赵东寰率领有关的县、旗干部和辽吉一分区部队东进。3月1日，先后收复库伦街、科左前旗的后新秋、冯家窝堡和科左后旗的博王府等地，摧毁了科左前旗、科左后旗的国民党旗政府及保安队。3月14日，在康平县哈拉沁屯（今张强镇）附近傲力营子击溃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特务团的1个加强营。4月上旬，先后收复康平县境哈拉沁屯（今张强镇）、康平县城。4月12日，地委书记吕明仁在过辽河时以身殉职。4月20日，地委副书记刘瑞森在库伦街主持召开地委工作会议，路东工委和路西分委分别汇报了前段工作情况。4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辽吉军区任命刘瑞森为一地委书记兼一分区政委。1947年夏天，刘瑞森的妻子乐峰来康平县七区小城子任军分区后勤处卫生所所长。1948年8月17日，辽吉一地委改称辽北一地委，刘瑞森任辽北一地委书记。1948年12月，辽北一地委撤销，所领导的各县划归中共辽北省委直接领导，刘瑞森任辽北省委巡视团团长。1949年初，刘瑞森任辽北省委民运部长。
　　1949年5月，刘瑞森带领辽西省干部大队南下到江西省工作。1949年6月上旬，任中共江西省委副秘书长，不久又兼任江西省委统战部部长。1952年冬，任江西省委秘书长。1954年6月至1959年6月，任中共江西省赣南区党委书记。1959年7月，任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财贸工作。1967年3月，任江西省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分管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1967年8月17日，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分管“文革”和宣传工作。1968年1月5日，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在省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分管财贸工作。1972年2月初，被停止工作。1984年3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会认为刘瑞森在“文革”中犯的错误极为严重并有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工资降两级。1985年12月，中央书记处第245次会议讨论，同意开除刘瑞森党籍，但工资不降。1986年6月20日，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离休。1999年1月6日15：45分，在南昌逝世，享年87岁。根据刘瑞森的遗嘱，刘瑞森和夫人乐峰的骨灰一起撒入他们曾经工作过的赣州的赣江。
周子韬 江西省军区副参谋长,1970.12～1980.6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


http://pk75329.bokee.com/viewdiary.428214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