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文 “四清”工作队工作机制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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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中共党史与中国当代史网

摘 要
    “四清”運動前承“大躍進”、三年經濟困難，後啟“文化大革命”，對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作隊是“四清”運動的直接參與者和領導者，先後有三百萬人次的工作隊在全國三分之一縣區直接領導著這場運動。本文依據大量原始檔案，試圖對“四清”工作隊的工作機制做全方位的歷史考察。在此基礎上，認為工作隊有一整套嚴謹的工作機制，由此能夠保證其無條件執行中共中央的命令，完成“四清”的任務。中共中央對工作隊“完美”的制度設計使它成為其開展政治運動的最佳選擇。
    機制，指有機體的構造、功能和相互關係，泛指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本文對工作隊工作機制的考察分為三部分，即工作隊的組建與構成機制、工作隊的運行機制和工作隊的制約監督機制。這三部分相互聯繫、相互融合，所起的作用是保證中共中央對工作隊的直接領導，使其效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對這三個步驟的考察，能夠更好地理解“四清”工作隊的本質和功能，也能夠更深刻地體會中共經常使用此工作方法的用意。
    在結構安排上，本文分為五章。第一章導言，對“四清”工作隊的研究現狀做簡單的梳理和回顧，在此基礎上提出本文的命題。第二章考察工作隊的組建與構成。認為對工作隊的組建和構成的制度設計，從一開始就保證了中共能夠實現對工作隊的直接領導。第三章分析“四清”工作隊的工作運行機制。從表面看，“四清”工作隊完成了歷史使命，“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裏”的狀況得到改善，工作隊的一套工作程式達到了中共開展“四清”運動的政治目的。第四章從工作隊內部和外部監督制度考察其制約機制。正是由嚴密的監督制度保證工作隊無條件執行中共的政治方針，個體的工作隊員的行為乃至精神必須服從工作隊這個群體的規範。結語指出“四清”工作隊的建立、運行和監督機制，展現了中共通過派駐工作隊這一方式來開展政治運動的策略。中共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和控制力在“四清”運動中被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了。工作隊成為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鏈結點。

    關鍵詞：“四清”運動   工作隊   工作機制

    第1章  導言

    1．問題的提出
    20世紀60年代初，繼“大躍進”、三年經濟困難之後的，是一場席捲全國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1963年2月到1965年1月，社教運動在農村以“清帳目、清倉庫、清財務、清工分”為主要內容，也叫“小四清”。從1965年1月開始，農村的“小四清”演變為以“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小四清”和“大四清”合稱“四清”運動。對“四清”運動的研究，已有的成果多集中在整體過程的描述及其作用的評價上，“四清”運動的微觀研究亦有不少研究成果。然而對“四清”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工作隊，則鮮有涉及；對工作隊的工作運行機制，則更是少有人關注。
    工作隊與“四清”運動的開展息息相關，幾乎每一個地方的“四清”運動都可見其身影。從1963年9月的“後十條”規定在這次運動中必須要“組織和訓練工作隊”[1]開始，在“四清”運動如火如荼開展的每一個角落，工作隊員以其獨特的身份參與這場運動。工作隊來源廣泛，從國家部委領導、軍隊幹部、各省委書記、各地委、縣委、公社領導，到各個機關企事業單位、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工作人員，再到從農村吸收而來的貧下中農積極分子、下鄉知青、復員軍人，參與面之廣，超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四清”工作隊不僅成員來源廣泛，規模也前所未有。筆者初步考證，“四清”運動中下派到農村地區的工作隊員至少三百萬人次。[2]動用這樣一支規模龐大、來源廣泛的隊伍開展“四清”運動，中共中央的良苦用心可以想見。那麼，中共中央為什麼要用派駐工作隊的方式開展“四清”運動？我們不妨把“四清”工作隊放置在歷史長時段中去考察。
    中共中央發動“四清”運動，是出自於其判斷“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並列舉了階級鬥爭尖銳的九種表現，[3]把鬥爭矛頭指向農村中的地富反壞分子和“變質”了的基層幹部。“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的論斷令中央對鄉村社會現狀憂心忡忡；基層幹部的“惡劣行徑”使民怨鼎沸；[4]農民“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5]也越來越無法控制。一系列經濟調整政策的實施使經濟困難情況有所緩和，但民怨並未根除，幹群矛盾依然緊張，農業經濟急需恢復，農村社會急需穩定。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企圖通過下派工作隊，以示關心群眾疾苦、打擊農村基層不法幹部和恢復農村秩序的決心，以重新樹立中共中央的威信和基層群眾生産、生活的信心，穩定農村動蕩的局勢。
    運用工作隊開展政治運動是中共自民主革命時期就常用的工作方法，最典型的是在土改運動中，中共向農村派了大量工作隊[6]，使共産黨的土地政策得到有力貫徹，在獲取並鞏固新政權方面功不可沒。[7]此時，中共又重拾這一屢試不爽的利器。然而，派工作隊發動一場政治運動能否重新樹立中共權威、穩定農村動蕩局面呢？工作隊的一套工作運行機制是否達到中共開展“四清”運動的政治目的呢？這個疑問促使我從工作隊工作機制的角度來認識這支隊伍，以期深入理解這場政治運動。\n    本文認為，之所以通過派駐工作隊的方式開展“四清”運動，是因為這一套嚴謹的工作機制，能夠保證其無條件執行中央命令、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從而達到發動並直接領導“四清”運動的目的。工作隊的工作機制服務於重樹中共中央權威、整頓基層政權的政治目的。從“四清”工作隊的角度來考察中共開展政治運動的方式，有兩個方面的重要意義。其一，拓展了“四清”運動的研究領域，有助於我們以廣闊的角度看待這場政治運動；其二，對工作隊結構功能的分析，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體會這一工作方式的內涵，對中共歷史上和當今採用同一工作方式也會有借鑒意義。
    2．研究綜述
“四清”運動的研究，近年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不僅有兩本專著[8]出現，還有近百篇針對“四清”運動各個方面的研究論文；不僅有宏觀描述，微觀基層研究也越來越受到各地學者的重視。宏觀上，“四清”運動研究的熱點問題包括運動發起的原因、運動中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運動的意義和影響等。微觀上，出現了對北京、福建、貴州、湖南、山東、陜西、山西、河北、安徽、黑龍江、吉林、江蘇等十多個省市的“四清”運動的研究成果，[9]使“四清”運動的基層研究更為豐滿。
    工作隊是“四清”運動的具體執行者，擔任著上通下達的重要角色，因此，從工作隊運行機制的角度研究工作隊，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整個“四清”運動的了解。然而迄今為止尚無專文探討“四清”工作隊，更談不上對工作隊工作機制的研究了。不過，“四清”運動的相關研究中，仍有不少內容涉及工作隊，對我們了解工作隊不無裨益。
    首先，有關工作隊的綜合分析。王玉強的博士論文《四清運動研究》對工作隊的分析比較全面。他在文中專辟一節分析了工作隊的組織系統。他認為工作隊是由中央政權自上而下、自外而內派駐到農村社會的外來力量，以貫徹中央政權意旨為基本目的，並在運動中控制了基層社會的領導權。他分析了工作隊的組織形式、組織秩序與權力秩序，指出工作隊組織與在其支援下成立的貧下中農協會聯合起來，構成了“四清”運動中特有的權力模式。這是中央政權對農村基層政權極端不信任所産生的後果。[10]王文從政治學的角度出發，偏重於對“四清”工作隊的理論闡述，其中不乏精彩分析。他的分析預設了這樣一種判斷，即中央發動“四清”運動的目的是維護集體化。正是因為原有地方政權無力達到中央的這一目的，中央不得不下定決心動搖基層政權，這才採取了工作隊聯合貧協的架構作為運動期間的非常規權力組織。正是由於這一預設，不免使作者對工作隊的分析單一化，即更強調派駐工作隊的工具性和目的性，而忽視了對工作隊本身的研判。這些理論分析讓人意猶未盡。對王文的疑問引起了我對工作隊研究的興趣。比如，工作隊究竟通過何種方式來達到中央維護集體化的目的？工作隊聯合貧協的特殊權力模式如何取代或淩駕於基層政權？也是我希冀通過挖掘檔案資料、走訪當年的工作隊員和普通農民以進一步了解工作隊的原動力之一。
    王連生在《建國以來中國共産黨派駐農村工作隊的理論與實踐》一文中指出中共在“四清”運動中採取派駐工作隊的辦法，其規模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原因是中央強調各級領導幹部都要到基層蹲點、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他指出工作隊不乏“左”傾錯誤，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卻隨著工作隊的派駐向農村社會滲透，維護了農村社會穩定，堅守了農村社會主義陣營。[11]作者指出“四清”工作隊的規模超過以往任何一次，卻沒有標明具體數字，引起我考證“四清”工作隊人次的興趣。作者認為派駐工作隊使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向農村社會滲透，對農民産生了巨大影響，但並沒有指明這一滲透過程對以後的歷史發展有什麼具體影響？而在農村堅守所謂“社會主義陣營”有何意義？此文對“四清”工作隊的分析短短幾百字，顯得非常籠統。
    其次，關於工作隊員本身的考察。與把工作隊作為整體的理論分析不同，大量工作隊員回憶性文章和著作為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解讀工作隊提供了可能。在這裡，歷史展現了它靈動、鮮活的一面。曾當過工作隊員的高層領導人的回憶，兼或涉及中央或省級開展“四清”運動的決策的前因後果，對“四清”運動的宏觀研究不無參考價值。比如，江渭清在《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一書中不僅回顧了江蘇省開展“四清”運動過程中的政策出臺情況，回憶了自己作為工作隊員蹲點的情況，還披露了自己與劉少奇發生分歧的內幕。[12]高層領導人身邊工作人員對其參加“四清”運動的回憶也很有參考價值，比如，陶鑄的秘書張漢青回憶了陶鑄“四清”運動期間在廣西桂北農村蹲點的情況。[13]楊尚昆的秘書蘇維民整理了自己隨楊尚昆在1960年代的陜西農村蹲點的經歷，並談及楊尚昆對“四清”運動的看法。[14]類似的回憶文章還有《跟隨郭化若搞“社教”》、《跟隨曾希聖搞“四清”》、《中央工作團貴陽“社教”親歷》等。[15]
    普通工作隊員的回憶更多從自身的情感出發，展現了身為工作隊員的酸甜苦辣，這為研究“四清”運動參與者的心態嬗變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早在1983年，曾彥修就詳細回憶了在上海某工廠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16]這樣的回憶文章有很多，如《“四清”札記》、《回憶農村“四清”》、《三載“四清”親歷記》、《“四清”的日子》、《“四清”軼事》等，[17]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工作隊員都從自己的角度回憶了這場運動。這些真情實景的片段能夠幫助我們還原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月裏普通人的生活。
    最後，“四清”運動整體過程研究中對工作隊的零星描寫，也不乏引人深思的火花。郭德宏、林小波在其專著《四清運動實錄》裏系統描寫“四清”運動時，時常涉及工作隊。特別是書中第六章“高潮：大兵團作戰”，專門講到各地如何響應中央號召，組織工作隊，以及工作隊的整訓、奪權等情況。這些精彩描寫為我們提供了工作隊開展“四清”運動的大致輪廓，引起我深入了解工作隊工作程式、工作方法的興趣。
    綜上所述，關於“四清”運動整體過程的研究已相對成熟，宏觀論述與地方經驗表達都有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具體到“四清”工作隊的研究，雖無專文探討，但相關論述亦有不少成果可圈可點。然而，僅靠這些零星的片段，我們無法拼湊一幅“四清”工作隊整個運行邏輯的鮮活圖案，也無從把握中共這一開展政治運動常用工作方法的深刻內涵，但這些研究成果為本文的建構提供了可能性。
    3．研究對象的界定與本文結構
在研究對象方面，筆者將從時間、空間、參與人數和工作程式上加以界定。首先，在時間範圍上，本文所指的“四清”運動，包括“小四清”和“大四清”兩個階段。“四清”工作隊出現在“小四清”時期，在“大四清”前後，人數和權力趨於鼎盛，隨“文革”的到來逐步退出歷史舞臺。1963年9月，“後十條”規定在這次運動中必須要“組織和訓練工作隊”。[18]各地紛紛響應號召，開始在“四清”運動中大規模派駐工作隊。1964年5、6月份，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如何開展下一階段的“四清”運動。會上決定修改“後十條”，並成立由劉少奇挂帥的“四清”指揮部，這次會議對“四清”工作隊的發展走向有較大影響。劉少奇號召“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強調“各級領導幹部親自帶工作隊到一個生産大隊，參加‘四清’運動的全過程”[19]。由劉少奇主持修改的“後十條”修正案也指出“在每一個點上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必須要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隊。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20]。在劉少奇的大力倡導下，數以百萬的工作隊以實際領導者和指揮者的身份，分赴鄉村開展運動。\n    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爭執，部分扭轉了“四清”運動的走向。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劉少奇支援的派工作隊“集中力量搞殲滅戰”的方法，説“紮根串連，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21]會後，中央下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小四清”轉向“大四清”。“二十三條”規定“在整個運動中，省、地、縣級黨委和工作隊，必須逐步做到，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幹部大多數（包括放了包袱的幹部），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不是靠人海戰術。不要在一個縣、社、隊，集中人數過多的工作隊”。但也指出，“要適當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不在一個地方集中過多工作隊是因為“這樣，點可以多搞一些，也利於走群眾路線”。[22]因此工作隊的權力逐步縮小，但規模並未減少。[23]“二十三條”指出運動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導思想更為“左”傾，實際上在解放部分基層幹部的同時，愈演愈烈的“階級鬥爭”開始涉及中高級幹部。
    1966年5月，“文革”正式爆發。工作隊作為執行劉少奇“黑路線”的代表，完全靠邊站，有些地方甚至出現揪鬥工作隊員的現象。[24]1967年1月25日，中央發出《關於保衛四清運動成果的通知》，指出“根據‘十條’和‘二十三條’的規定，在當時派出工作隊，是正確的，不能説是錯誤的。……工作隊的同志，一般的不要揪回去鬥。”[25]這個文件避免了“四清”工作隊受到“文革”的過分衝擊，但其本身隨著這一場更為激烈的政治運動的到來，永遠退出了歷史舞臺。
    其次，在空間範圍上，“全國開展‘四清’運動的重點地區超過三分之一以上”。[26]本文所指的“四清”工作隊主要是指在重點地區完整地參加“四清”運動的隊員。由於筆者本科就讀于蘭州大學，對甘肅省的情況比較了解，且本科時多次去過甘肅省檔案館，那裏檔案資料保存的完整與運用的方便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母校蘭州大學的很多教師曾經作為工作隊員經歷過“四清”運動，與他們的交談令我受益匪淺。本文所用檔案資料90%以上均來自甘肅省，因此在地域上，筆者選取甘肅省的“四清”工作隊做重點考察對象。筆者希望在集中考察甘肅省“四清”工作隊工作機制的基礎上“從個案走向概括”[27]，總結出“四清”工作隊的一般運行規律。\n    第三，從來源上看，“四清”工作隊員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匿名蹲點的高級幹部。[28]二是參加運動的普通工作隊員。三是某些單位隨工作隊下去鍛鍊的“受教育對象”。（工作隊員的來源，第二章將詳細分析）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第二類工作隊員，他們構成了工作隊的主體。在正式成為工作隊員之前，他們需經過嚴格的資格審查。“後十條”規定“工作隊要力求精幹，它的成員必須經過嚴格的挑選和審查。”[29]直到“二十三條”規定“工作隊的成員，不一定要十分‘乾淨’。犯過錯誤的，也可以參加，一方面便於教育改造他們，另一方面，他們有些人可能熟悉內情，對工作有用處”[30]之後，工作隊員的資格界限才有所放寬。
    最後，從內容上看，在中央文件的指導下，“四清”工作隊的工作方法和程式基本一致。進村之前，工作隊要先接受選拔和培訓。進村後，工作隊實行“三同”，贏得貧下中農的認同；要宣傳政策、發動群眾，通過訪貧問苦、紮根串連來“初步總結階級隊伍”[31]，進而解決幹部中的“四不清”問題、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和整頓基層政權。本文的研究集中在工作隊這一套工作程式上，通過工作隊的一般運行邏輯來透析“四清”運動。
    總的來説，“四清”工作隊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走上並退出歷史舞臺的。由於它所處歷史階段和其地位的特殊性，對它的考察成為探析中共開展政治運動的重要角度。本文將分為三個方面考察“四清”工作隊，即工作隊的組建與結構、工作隊的工作運行機制、工作隊的制約與監督機制。
    本文通過對“四清”工作隊工作機制的系統分析，認為通過派駐工作隊開展“四清”運動，是因為這一套嚴謹的工作機制能夠保證其無條件執行中共中央的命令。中共中央對工作隊“完美”的制度設計使它成為其開展政治運動的最佳選擇。因此本文分為五章，第一章導言，對“四清”工作隊的研究現狀做簡單的梳理和回顧，在此基礎上提出本文的命題。
    第二章考察工作隊的組建與構成。首先，考察中共如何對工作隊員進行政治培訓和資格審查，前者是為了培訓工作隊員，使其理解中共的政治意圖；後者是為了保證這支隊伍的所謂“純潔性”。其次，將用計量分析的方法分析工作隊的實際人員構成和規模，這麼一支來源廣泛、規模龐大的隊伍，表明中央對“四清”運動之重視程度。最後，工作隊進村開展“四清”運動前，經濟上中央制定了詳細的糧食補助和經費開支規則，確保工作隊員在運動中無後顧之憂。而編組上對工作隊精巧的制度設計，則從組織上保證了工作隊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執行。
    第三章分析“四清”工作隊的工作運行機制。對工作隊工作運行程式的考察，包括三個方面。工作隊員首先通過“三同”贏得部分貧下中農的認同，進而“總結階級隊伍”；其次，按照中央指示，工作隊在鄉村進行“四清”運動兩個重要步驟，一是發現並解決基層幹部的經濟“四不清”問題繼而政治“奪權”，並針對地富反壞進行“民主革命補課”；二是重整基層政權組織。對“四清”工作隊運行機制的考察，能夠更好地理解“四清”工作隊的本質和功能。
    第四章從工作隊內部和外部監督制度考察其制約機制。從內部看，工作隊不僅需要接受工作隊員章程和獎懲制度的監督，還要不斷被定期集中整訓，保證工作隊的上級組織可隨時掌控工作隊員的思想動態及行為。從外部看，工作隊員需接受中央政策的指導和輿論監督，甚至還有巡迴檢查組對運動成果的復查。內外監督制度保證工作隊不折不扣地貫徹中共指示。
    第五章結語部分，指出“四清”工作隊的建立、運行和監督機制，展現了中共通過派駐工作隊這一方式來開展政治運動的策略，中共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和控制力也被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4．資料來源和研究方法
    筆者所使用的檔案資料大多來自甘肅省檔案館、甘肅省瓜州縣檔案館、蘭州大學檔案館等，兼或利用了河北省撫寧縣檔案館的材料。甘肅省檔案館有關“四清”的檔案保存得相當完整，並可通過電腦方便地檢索，給筆者帶來了莫大的方便。儘管僅憑一省、一縣的材料無法展現全國“四清”運動的全貌，所幸“四清”工作隊乃當時中央一聲令下全國各地均有的同一種模式，時間上同步，組織、工作方式等也十分相像。其自身所有的共通性使得本文的論證與結論不致有太大的偏差。同時，筆者在運用現有檔案資料集中考察甘肅省的“四清”工作隊時，首先，要對這些材料進行“分析性概括”。由於各地的“四清”工作隊是在中共中央同一文件精神的指導下開展運動，工作隊的工作機制雖有差異，但其同一性更為明顯。筆者將從理論上進行概括，總結“四清”工作隊共通的運行機制。其次，筆者將採用“擴展個案方法”，“在分析性概括的基礎上再向前推進一步：跳出個別個案本身，走向宏大場景”。[32]在這個過程中，筆者也特別重視理論的指導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除借助檔案文獻的歷史分析方法以外，還主要使用了口述史學方法、計量史學方法和比較史學方法。
    口述史學方法。“四清”運動與今相隔不遠，許多工作隊員和親歷運動的農民還健在。筆者主要走訪了參加過這場運動的工作隊員王勁先生和甘肅省安西縣西湖公社的幾位農民。王勁先生是蘭州大學歷史系的退休教授，1964年時為蘭州大學歷史系三年級學生，以工作隊員身份參加了“四清”運動。作為近現代史領域的研究者，王勁先生非常嚴謹，邏輯清晰，對他的採訪大大增加了本文口述史料。除此之外，安西縣的幾位農民從普通農民的角度為筆者提供了不少素材，採訪對象主要有兩個，具體情況如下：
    金菊芳，女，68歲，地主子女，嫁貧農。
    李正明，男，71歲，1964—1980年為生産隊出納、會計，貧農出身。
    這些口述訪談資料顯然有助於佐證故紙堆裏的文獻史料。為最大限度地爭取客觀，採訪前，筆者閱讀了相關檔案。在採訪中，筆者盡力與採訪對象互動，有針對性地提問題。楊雁斌説：“口述史料必須同文字資料和實物資料結合起來，相互印證和補充，才能確保歷史的真實性和完整性。”[33]然而檔案資料與口述資料的取捨，都不可避免帶有筆者的價值判斷。因此在運用這些材料時，筆者將口述史料和文獻史料相互印證並補充，以求儘量增加歷史的真實性與完整性。
    計量史學方法。英國計量歷史學家羅德里克•弗拉特曾經指出：“歷史學家所使用的許多品質上的判斷或描述就有著一層內含的數量上的意義，有時還有必要使它變得明確起來。……沒有從數量方面做出回答的知識，我們便不能夠解釋‘重要’問題上的證據。”[34]本文將借助於數據統計和圖表，對工作隊的規模和來源進行量化分析。對工作隊規模、來源及成員組成的定量分析有助於更直觀地感受工作隊嚴密的內部結構。
    比較史學方法。派駐工作隊是中共黨從民主革命時期就採用的工作方法，如土改工作隊為新中國成立前后土改的成功立下汗馬功勞。土改等工作隊的成功經驗為中央選擇工作隊開展“四清”運動提供了借鑒。“四清”工作隊開展運動的許多方法如紮根串連、訪貧問苦、開訴苦會、開批斗大會等實際上源於土改。兩者的類比，能夠更深刻地感受中共通過工作隊開展政治運動的策略。\n    事實上“史無定法”，歷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解讀方式。所有研究歷史的方法，只是通向歷史——認識、揭示歷史本質的手段而已。筆者希望通過某些歷史研究方法和檔案文獻資料，總結出“四清”工作隊的一般運行邏輯，並在此基礎上解讀這一中共常用工作方法的深刻內涵。

    第2章  “四清”工作隊的組建與構成

籠統地講，“四清”工作隊的建立包括三個步驟：選拔隊員、組建隊伍和安排編組。中央實行嚴格的審查程式來選拔工作隊員，是為了確保這支隊伍所謂的“階級純潔性”，確保其能夠完全秉承中央意旨來開展“四清”運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央還需要採取一系列輔助措施，如安排好隊員及其家屬的生活，確保其無後顧之憂；對工作隊進行精心編組，確保人盡其用等。最終，一支來源廣泛、規模龐大的“四清”工作隊成立了。
    2.1工作隊員的培訓與選拔
    為保證工作隊完全秉承中共中央意志來開展運動，中央不僅要求各地在工作隊進村之前進行系統的培訓，還對其進行了嚴格的資格審查。運動前的培訓既使工作隊員了解了中央開展“四清”運動的目的，又增強其鬥志，起到了很好的動員作用。對工作隊員實行嚴格的“三查”，不僅能夠保證工作隊員的所謂“純潔性”，而且迫使工作隊員必須完全以中央意志為準繩開展運動。因為，稍有背離，他們也將成為批判的對象。
    2.1.1系統培訓
    工作隊進村前要進行短期集中培訓。“四清”運動前後持續三年多，且中共中央對運動的直接指導文件有四個，但運動前的培訓目的一樣。主要是為了讓隊員了解階級鬥爭的嚴峻形勢，學習中共中央當前的指導文件精神，明確開展“四清”運動的目的和工作程式。培訓時間一般從十天到兩個月不等。
    1964年10月，甘肅省委召開了城鄉社教工作會議，具體佈置了農村“四清”的培訓工作。省委提出，訓練的方針是“以雙十條為綱，密切聯繫實際，反對右傾保守思想”。訓練工作大體分為四個段落：第一、初步學習“雙十條”，初步了解黨的政策精神；第二、深入學習“雙十條”有關敵情的部分，引導大家認識敵情的嚴重性和“和平演變”的危險性，學會階級分析的方法，以便進村後識破隱蔽的敵人；第三、深入學習“雙十條”有關放手發動群眾和深入群眾的部分，在適當的時候，打出反右傾的旗幟，開展“三查”，號召大家站穩無産階級立場、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在這一段學習的後期，要討論工作隊的紀律；第四、學習“雙十條”有關具體政策的部分和劃階級文件、貧下中農協會章程等，並研究進村後的做法。訓練時間，二十天至一個月。[35]響應省委號召，在甘肅省張掖地區集中了5200多名“準工作隊員”[36]進行培訓，培訓工作相應分為四個階段。
    培訓第一階段主要是宣傳中央的基本指導文件，動員“準工作隊員”積極參加運動。“第一單元七天，以學習‘雙十條’為主，著重領會文件的基本精神。”[37]學習“雙十條”實際上是學習中央有關“四清”運動最新的指示，這一點隨運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學習這些文件，按照工作團的指示，最重要的是學習其徹底革命的精神。很多人説“通過這次學習，認識到雙十條的基本精神是徹底革命。……原來認為發動群眾只是個方法問題，現在才認識到這是敢不敢徹底革命的問題。雙十條是徹底革命的精神，要把它的精神貫徹到工作中去，自己首先要有徹底革命的思想”。[38]無論是否出於自覺自願，用一週的時間反覆灌輸中央文件的指導思想，這些“準工作隊員”貌似都領會了“雙十條”的深刻內涵，紛紛在其後的總結檢查階段“表決心”。
    培訓的第二個階段著重宣傳當前農村社會嚴重的“階級鬥爭”形勢，列舉“新的階級鬥爭表現形式”，也是為了有效地喚起“準工作隊員”的社會責任感。“第二個單元四天，認識敵情的嚴重性，著重分析在無産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特點。”[39]甘肅省委此前已經對縣、市級單位進行了摸底排查，判斷“全省81個縣（市、區）中，完全爛了的6個，有嚴重問題的41個，兩類合計佔58%。據統計（尚未最後落實），全省498名現任縣書、縣長中揭發有各類嚴重問題的298名，佔60.4%”，而“對揭發出來的問題分析批判不夠。就事論事，對許多問題沒有提到階級鬥爭、反修防修、反對右傾的原則高度進行分析批判”。因此，省委指出“必須明確地響亮地提出反對右傾的口號，高舉反對右傾的旗幟，揭露和批判各種各樣的右傾思想和行為”。[40]無論這種分析真實情況如何，但培訓之中把“嚴重的敵情”擺在面前，目的是為了讓這些“準工作隊員”認識到當前嚴重的階級形勢，“提高階級覺悟，克服右傾保守思想”。
    這個單元進行完之後，“準工作隊員”紛紛表態。有人説“過去不知道蛻化變質就是被階級敵人和平演變過去了，認為是好幹部、共産黨員，只是犯了點錯誤，怎麼就變成敵人了。因此，對這些人恨不起來，現在看來，這就是右傾思想”；有的人説“過去沒有認識到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就是階級鬥爭，對四不清幹部抱著原諒態度，所以對他們下不了手，現在認識到這就是右傾思想”；還有些人説“開始聽説三分之一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認為是誇大敵情，現在才相信是真的。如果不克服右傾保守思想，把這場革命進行到底，將來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41]可見，經過這一階段的培訓，這些“準工作隊員”都認同了中央開展“四清”運動的初衷——“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從思想上認識到了當前所謂的“嚴重的階級鬥爭形勢”。在沒有進入鄉村社會之前，他們已經相信“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的手裏”。這些“準工作隊員”都“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當時的“反修、防修”政治氣氛也使他們“有一種舍我其誰的責任感”。這兩個階段的學習和培訓，起了很好的動員作用。
    培訓的第三個階段是“三查”，將根據工作隊員的表現，進行“查階級、查立場、查作風”，以確定其能否成為正式隊員。此問題將在下文詳細描述。
    培訓的第四階段主要是學習具體政策，為工作隊員進村開展運動作具體的指導。“第四個單元，學習有關的一些具體政策”。[42]內容一般包括當時中央轉發的典型經驗，各省委領導人的報告、怎樣劃分階級成份、貧下中農協會條例等。“桃園經驗”是開展農村“四清”運動必須要學習的文件之一。甘肅省委早在1964年8月底就通知“在第二期社教工作隊總結工作，和第三期社教工作隊進行訓練的時候，都可以將這個報告（‘桃園經驗’）作為學習材料”。[43]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峰、書記處書記王世泰、李友九、胡繼宗等人都做了動員報告，張掖地區的市委書記李子川介紹了張掖嚴重的階級鬥爭形勢。他們的講話穿插在整個培訓過程中，在這一階段要重點學習。對如何劃分階級成分，“準工作隊員”主要學習的是1950年8月4日政務院第44次政務會議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和《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等。也表明所謂的“民主革命補課”將沿用土改做法，重新劃分階級成分。這些“具體政策”將對運動起指導作用。\n    運動前的系統培訓，有兩個重要作用。一是動員，讓這些“準工作隊員”明白開展“四清”運動的必要性，增強鬥志；二是指導，為他們以後進村開展運動提供方法和借鑒。
    2.1.2嚴格選拔——“查階級、查立場、查作風”
培訓過程中，有一項重要程式，即以“查階級”為中心的“三查”，目的是保證工作隊員的所謂“純潔性”。儘管“各地區在抽調社教幹部中，一般都做了挑選”，但在集中培訓期間，還要“按照省委提出的條件，進行了多次內部審查，有些地區審查了三至五次”。[44]這種內部審查即是指“三查”。“三查”的過程非常嚴格，寧左毋右，使得人人自危，對工作隊員以後運動中的行為選擇産生很大影響。
    “三查”安排在培訓的第三個階段，意義重大。“第三個單元十天，在學習文件和分析敵情的基礎上，進行三查（查階級、查立場、查作風）”。[45]當時對“三查”賦予重大的政治意義，認為通過它可以“劃清敵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堅定無産階級立場，進一步純潔社教隊伍”，因此説它是“一場興無滅資的鬥爭，是階級教育的重要一課”。[46]對“準工作隊員”來説，“三查”實際的意義可能更為重要。一方面，“三查”直接決定這些“準工作隊員”能否成為“工作隊員”。如果不能，在那個“政治挂帥”的年代，等於宣判了“政治死刑”，將影響其以後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這種“查”的力度、方法和內容將對他們進村開展運動的做法産生深遠影響。
    “三查”指的是“查階級、查立場、查作風”。有的地方是“一憶三查”，“一憶”即“憶舊社會的苦”。這一方法曾在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解放軍部隊中實行過，起了重大作用，現在賦予了新的內容。“具體的講，查階級：就是查是否隱瞞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重要的社會關係和重大的歷史問題等，並搞清楚階級對本人的影響；查立場：就是查有無喪失階級立場的行為，查是否站在貧下中農和95%的群眾一邊，同時也查對‘三面紅旗’、‘反修’和‘單幹’的認識和態度；查作風：就是查是否有脫離群眾的作風，是否關心貧下中農，在生活作風上是否艱苦樸素等，主要是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作風”。[47]“三查”的政策是“提倡每個同志對黨忠誠老實”，為此專門號召學習《人民日報》在1955年的社論《必須忠誠老實》，號召大家對黨組織徹底交心。[48]“三查”強調“自覺革命”，方法是“自己檢查，互相幫助，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不追不逼”。[49]為便於具體操作，工作團還列出了《社教隊員“三查”提綱》：

    一、近幾年來，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自己的思想狀況如何？特別是在國家遇到暫時困難的時候，自己是否經得起考驗，思想上有過什麼變化，行動上發生過什麼問題，現在的認識怎樣？
    二、過去幾年，自己有無多吃多佔、走後門、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違法亂紀、包庇重用壞人等政治的、經濟的“四不清”問題，具體情節如何？
    三、在反修鬥爭中，對我黨所持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和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有過那些錯誤認識和糊塗觀念，發表過哪些錯誤言論，現在的認識怎樣？
    四、直系親屬、親戚朋友等成員中，有無參加過反動組織以及被殺、關、管、鬥的人；如果有的話，自己對待他們的態度和關係如何？在對待自己家庭和親戚朋友的問題上，有無喪失立場的行為？情節和結果怎樣？
    五、自己在何時何地參加過何種反動組織，任何種反動職務，受過何種反動訓練，現在關係如何？
    六、參加革命的動機和參加革命前後的思想變化如何？
    七、個人歷史上受過何種處分，是否已經撤銷，自己對這些處分採取什麼態度，還有什麼意見？
    八、自己認為還有哪些問題需要向組織交待和檢查。
    九、自己對參加這次“社教”工作的認識、態度和規劃。[50]

    這個提綱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包括第四、五、八條，即“查階級”，清查階級成分，清查範圍“涉及‘六父六母’，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叔父叔母、姑父姑母、舅父舅母等。家族中有‘殺、鬥、關、管’者，工作隊員都要清退。”[51]“查階級”是為了保證工作隊員的“純潔性”，有的人不夠資格當工作隊員，但可以隨工作團下去接受教育，被稱為“受教育對象”。蘭州大學在1964年11月確定參加“四清”運動的有452人，其中工作隊員117人，受教育的335人。[52]後來隨著運動的開展，大部分人轉成為正式隊員。第二類包括第一、三、六條，可以稱作“查立場”，主要是為了查在各個時間段，有沒有喪失階級立場的行為。這暗含著清算“大躍進”和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思想及行為的意思。第三類是“查作風”，主要涉及第二條，實際上是清查工作隊員的政治、經濟的“四不清”問題。大部分工作隊員來自各級幹部，清查過程中揭露了他們的許多多吃多佔、貪污盜竊等行為，這一步驟是要求他們經濟退賠。最後一類是第九條，可看作是“查鬥志”，看工作隊員是否有開展“四清”運動、徹底革命的鬥志，也是為了號召工作隊員“表決心”。此九條涉及人身的方方面面，如明鏡要投射出工作隊員的全部歷史、家庭背景、工作表現、靈魂深處等等，這些將會對工作隊員以後開展運動的行為選擇産生影響。
    經過嚴格的“三查”，在張掖參加培訓的“準工作隊員”“共有1483人交代了各種問題，佔參加三查總人數的40%。其中隱瞞家庭成分的107人，隱瞞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25人，隱瞞親屬被殺、被關、被管的130人，隱瞞本人和親屬中有台灣關係的40人，親屬中有重大政治嫌疑的56人，交代貪污的94人，貪污金額4500多元，交代投機倒把活動的46人，牟取暴利2300多元，包庇壞人壞事的62人，腐化墮落、道德敗壞的19人，走後門四不清的202人。經過審查有178人不符合參加社教的條件，已送回原單位。”[53]
    “三查”之後，每個工作隊員都被建立了臨時檔案表。它包括“單位、姓名、性別、年齡、本人成分、職務、黨派關係、工資級別、文化程度、是否在縣以走訪基層工作過、是否參加過社教、有何政治歷史問題、結論如何（指本人、家庭成員、主要社會關係）、確定參加工作團還是隨工作團下去受教育”[54]，（見下圖2—1、2）而且對每個人都有一個總結性的評語。這張表格是“背靠背”的，本人不知道具體內容，但關係重大。工作隊員都清楚地認識到，參加“四清”運動不僅是進村教育基層幹部與群眾的過程，更是上級對自身的考察過程。在這種狀況下，每個工作隊員自然努力秉承上級意旨來“規範”自己的行動，不敢造次。
    總的來看，“三查”有三個作用。首先，保證了中共開展“四清”運動的依靠力量——工作隊的“純潔性”。其次，工作隊員在開展運動中會不自覺地將組織曾經施于他們的審查方法運用到所謂“階級敵人”身上，因此“三查”實際上是將開展“四清”運動的方法在工作隊員身上預演一遍。最後，“三查”也起到了一個震懾作用，讓工作隊員體味到中共的力量，因此對上級組織的要求不敢有絲毫懈怠。
    經過了系統的培訓和嚴格的清查之後，無論是出於被動還是自願，大多工作隊員不僅認同了中共開展“四清”運動的目的，而且掌握了開展運動的方式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説，這種培訓方式無疑是極為成功的。
    2.2工作隊的構成與規模
    對於“四清”工作隊的人員構成和實際規模，薄一波説：“在幾年時間中，前後有幾百萬各級幹部和教師、學生、知識青年參加工作隊，投入了‘四清’運動。”[55]這裡有兩層含義，一是説“四清”工作隊的來源是各級領導幹部、高校師生、知識青年等；一是説工作隊員的人數前後有“幾百萬”之多。這麼一支來源廣泛、規模宏大的工作隊在“四清”運動中承擔角色，既表現了群眾參與範圍之廣，也展現了中共強大的動員能力。
   2.2.1工作隊的人員構成
    實際參加“四清”運動的工作隊員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高級幹部，主要是毛澤東和劉少奇號召領導幹部下去蹲點，有一大批高級幹部匿名分赴農村蹲點參加“四清”運動，比如南京軍區第一副司令郭化若、東北局書記宋任窮、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等。他們是一群特殊的工作隊員，上可“通天”，他們的蹲點報告可直接送達中央，有時候甚至會間接影響中央對“四清”運動的指導。二是參加運動的普通工作隊員，他們主要是各級領導幹部，企事業單位、高等院校、科研單位的工作人員，軍隊官兵，從農村選拔來的復員軍人，貧下中農積極分子等，是工作隊的主體力量。三是某些單位隨工作隊下去鍛鍊的“受教育對象”，他們多因為出身不好沒有“資格”參加這場“偉大”的運動，只能隨團下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56]本文的研究對象指的是第二類工作隊員，他們構成了工作隊的主體。
    中央對“四清”工作隊員有嚴格的資格要求。1963年9月的“後十條”明確規定：“工作隊要力求精幹，它的成員必須經過嚴格的挑選和審查。凡是在‘五反’運動中暴露出有嚴重問題而沒有認真交待和認真檢查的人，都不能參加。”[57]中央雖規定了工作隊員要“嚴格挑選和審查”，但並沒有進一步規定具體的來源範圍和資格條件。
    各大局、省委對工作隊的來源和資格條件作了進一步的要求。西北局規定“縣以上各級黨政機關和人民團體的幹部”、“城市的黨政機關的幹部和工交、財貿企業單位的幹部”、“文化藝術、醫藥衛生、科學技術、學校等單位的幹部（包括作家、演員、醫生、護士、科學技術人員、教職員等等）”、“軍隊幹部”、“駐西北地區的中央直屬單位”等，都應該組成強有力的工作團積極參加運動。並規定“在五反運動中暴露出有嚴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行為的人員，以及有其他嚴重政治問題的人員，不要參加。”[58]甘肅省委要求“工作隊的成員，必須是懂得政策，有明確的階級觀點，能和群眾打成一片，吃貧下中農的飯，聽貧下中農的話，和貧下中農一起勞動，跟貧下中農一起商量辦事，真正實行‘四同’。”[59]其抽調條件是“政治上可靠、歷史上清楚的、身體健康能堅持工作的、準備選拔的新生力量對象、需要去農村‘四清’中鍛鍊的幹部和大、中專畢業學生等均可抽調。凡屬於下列情況之一者不得抽調：（1）有嚴重四不清問題的；（2）歷史上有重大政治問題的；（3）本人現在是五類分子的；（4）年老體弱有病不能堅持工作的；（5）有其他重大政治嫌疑的。”[60]比如説，在甘肅省張掖地區集中培訓的5200多名工作隊員主要來自四面八方、各行各業的230多個單位，有機關幹部，工礦企業技術人員，科學研究人員，軍隊幹部，文藝工作者，應屆畢業大學生，醫生、護士，商店營業員、練習生，農村積極分子等。[61]儘管來源非常廣泛，各級幹部、大學生、農村積極分子還是工作隊的主要來源，西北地區四個省市的“四清”工作隊員構成情況表説明瞭這一問題。（如表2—1所示）
    從這個表格可以看出，首先，各級幹部所佔比例最大，這與中央“所有幹部都必須參加社教”[67]的指導精神是一致的。其次，工作隊員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大學生，甘肅省七個大專院校三年級以上的學生共有6194人，其中已參加過“四清”運動的有4375人，佔70.6%，準備第三期參加運動的有1505人[68]，這樣一來幾乎所有三年級以上的高校學生都參與了這場運動。原因是1964年9月，中央要求“從今冬開始，高等學校文科師生都應該分批下去，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主要是參加農村的‘四清’運動。”[69]次年2月，中央又號召理、工科師生也要參加“四清”運動。[70]高等院校的學生此後作為紅衛兵衝在“文革”的最前沿，與其在“四清”運動中當過工作隊員、接受了階級鬥爭思想以及藉此激發的社會責任感不無關聯。
    “四清”工作隊還有其他的要求，這使其組成更加豐富，比如每個工作小組需要配備相當比例的女隊員、相當數量的專業工作隊員和相當比例的黨、團員等。“後十條”修正草案規定“每一個工作隊，都應當配備一些婦女幹部，以利於充分發動婦女群眾。”[71]配備女隊員，一方面利於在運動中扎“女根子”，另一方面也利於做基層幹部的家屬工作。對於專業工作隊員，西北局規定“各地應當有計劃地從現有工作團員和其他幹部中，選拔一批立場堅定、思想好、作風好、革命意志旺盛、能在農村堅持工作，並有一定農村工作經驗和政策水準的幹部，組成專業隊伍，長期做這項工作。……專業隊的人數，應當佔工作團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其中縣部局級以上的各級領導骨幹，應當佔專業隊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以上。”[72]因此，有許多人參加了不止一期“四清”運動。[73]“四清”工作隊本身也配備了一定比例的黨、團員，在那個“政治挂帥”的年代裏，黨、團員的身份無疑為工作隊員開展運動提供了權威性和便利，因為當時黨、團員的比例較少。
    “四清”工作隊人員構成的豐富程度，表明瞭中共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中共中央能夠將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動員起來參與“四清”運動，無論是出於被動還是自願，大部分城市精英參與政治的熱情都令人感慨。“四清”工作隊的規模則從另一個角度展現了中共的強勢力量。
    2.2.2 工作隊的實際規模
    究竟有多少工作隊員參加“四清”運動，《中央關於農村社教幹部蹲點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中稱：“現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已經在約佔全國三分之一的縣區展開，有近二百萬幹部參加這個運動。”[74]筆者查閱相關資料，認為“四清”運動中下派到農村地區參加運動的工作隊員人次至少為三百萬。[75]僅以表格説明各省“四清”工作隊的派駐情況。

    上表是持續三年多的“四清”運動在全國的工作隊派駐情況。具體講，開展運動的地方到底需要配備多少工作隊員，各個時間段並非一致。1964年9月以後，劉少奇號召“大兵團作戰”，各地在1964、1965年投注的工作隊員人數最多，從上表也可以看出。1965年10月中旬開始，甘肅省集中了47000名社教工作隊員，由各地、市、州委組成14個工作團，在16個縣（市）、238個公社、2800多個大隊、16000多個生産隊裏，開展了第二期社教運動。持續時間大致為4~6個月。工作隊員在各地的具體分配情況如下表所示：
這個表格説明，在甘肅省第二期“四清”運動中，平均每40個人口數就需要一個工作隊員，這個比例不可謂不高。這與新疆“每個社教幹部做十戶半、三十七個人的工作”[77]、河北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平均每個隊員負責10.7戶”[78]的比例基本持平。這麼高比例的工作隊員進入鄉村社會開展政治運動，其本身所有的震懾力不言而喻。對普通農民來説，除了服從別無選擇。
“四清”工作隊的來源和規模，表明瞭中央對這場運動的決心，也展現了中共動員能力的強大。只是這種動員能力被運用在發動政治運動、激化鄉村社會的階級矛盾和仇恨上，令人唏噓。
    2.3.工作隊員的生活保障和組織安排
    經濟上，中共中央對工作隊制定了詳細的補貼政策，並對其家屬進行細緻的安置工作，保證工作隊員在運動中無後顧之憂。組織上，中共利用工作隊豐富的來源，對其做精巧安排、整合，工作隊成員之間既各司其職又相互制約，以保證工作隊對中央指示無條件執行。中央對“四清”工作隊經濟上和組織上的安排，更大程度上確保了其對工作隊的直接領導。
    2.3.1完善的經濟補貼與後勤保障工作
    “四清”工作隊經濟上的保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中央制定了完善的經濟補貼政策，二是做好工作隊員的家屬安置工作。所起的最大作用是保證工作隊員在開展運動中無後顧之憂，並使其對組織的週到安排倍感溫暖。
    中共中央針對“四清”工作隊制訂了明確的經濟補貼政策，分為糧食補助類和經費補貼類。前者包括口糧和食用油補助、取暖補貼、醫療補貼等，後者主要涉及開展運動所需要的各項經費補助，如工資和生活費補助、辦公費、水電費、燈油費、會議費等公用經費，規定非常詳細，如下所示：

    一、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各級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應該貫徹與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精神，在單位宿舍或農民家裏住宿，在單位食堂或農民家裏搭夥，不住旅館、招待所。
    參加“四清”的工作人員在農民家裏住宿、搭夥確有困難的，可以單獨住宿，單獨起夥。單獨起夥的伙食標準：每人每月十二元左右。起夥所需要的炊事用具，可向當地借用，碗筷自備，燃料費攤入伙食成本。
    參加“四清”、“五反”的工作人員，不論是搭夥和起夥，均由國家給予適當的口糧補助。補助標準，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規定。所需糧食，在各級國家糧食銷售指標內解決。
……
    二、參加“四清”、“五反”的工作人員，不論是到高工資地區還是低工資地區，他們的工資都由原工作單位按照原工資標準發給，一律不發給住勤費。
    三、參加“四清”、“五反”的工作人員，由低類工資地區到高出三類和三類以上工資區的（如從第三類到第六類，第四類到第七類等），每月由原工作單位另發生活補助費；由低類到高出兩類以下工資區的不發。生活費補助計算方法：以個人生活費二十元作為基數乘以工資地區差額（按：工資地區每類之間相差3%）；有地區生活費補貼的，相應地增加地區生活費補貼。
    四、參加“四清”、“五反”的工作人員，參加勞動所需要的勞動保護用具和勞動工具，都由所在單位或公社（生産隊）在現有的用具和工具中調劑解決。
    五、參加“四清”、“五反”的工作人員，到外地專案調查材料和彙報工作的差旅費，可以按當地差旅費開支的規定執行。
    六、參加“四清”、“五反”的工作人員，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工作不到一年的，不開支探親路費；一年以上的，經原工作單位批准，所在單位同意回家探親的，車船費可按職工探親路費開支的規定報銷一次，由原工作單位開支。本人事假回家路費自理。但遇家屬疾病或其他特殊情況需要工作人員返回照顧的，經原工作單位批准，所在單位同意，其車船費可按職工探親路費開支的規定，由原工作單位開支。
    七、參加“四清”、“五反”的工作人員的醫療關係一律不轉到當地，他們在當地或廠、礦企業醫療單位看病的醫藥費用，按醫藥費領報規定，憑單據向原報銷單位報銷。參加“四清”、“五反”的工作人員的一般疾病，應該就地治療；當地確實無法治療的，經過當地國家醫療衛生部門證明，並經帶隊領導同志批准，可以轉地就診。轉診的車船費，由原工作單位按規定辦理。
    八、參加“四清”、“五反”的工作人員的各項經費，按下列規定劃分開支：
    （一）參加“四清”、“五反”的工作人員的工資生活補助費、到工作地區往返的車船費、途中伙食補助費、中途候車（船）的旅館費、回原工作單位彙報工作往返的差旅費、探親路費、轉地就醫車船費，以及同原工作單位聯繫工作的郵電費，都由原工作單位按現行的經費開支規定，分別在行政費、事業費、企業管理費以及其他有關經費中開支。[79]

    中央對“四清”工作隊的經濟補貼政策到各大區和省、地區之後，各地根據具體情況做出進一步的規定和調整。甘肅省委要求“對於社教人員所需糧票（或臨時糧食關係）、工資，各地區、各單位根據本人意見必須提前寄到本人手裏，以免影響這些人員的生活與群眾及時結算賬目。需要送到家裏的工資、工業券必須按時送到，不得積壓”，“機關福利、生活困難補助、救濟物資以及其他物資，社教人員應與其他人員一樣，統一考慮，在可能的情況下對社教人員及其家屬給予適當照顧和方便。”[80]
    然而上述這些費用，國家規定“一律由地方財政在農業稅附加收入內開支”[81]，為此國家專門提高了農業稅。1964年6月，國務院下發通知，“為了進一步安排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需的經費，國務院決定，可以由地方適當提高農業稅附加的比例”，並規定“農業稅附加佔正稅的比例，由原來的最高不超過10%，提高到最高不超過15%。原來附加比例不到10%的地區，一律加5%，原來附加比例高於10%的地區，應當少加。”[82]投注巨大的人力、物力開展“四清”運動自然説明國家對其重視，然而這種“重視”卻通過提高農業稅的方式實現，無形之中自然增加了普通農民的負擔。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在集體經濟時代，人民公社以集體的名義上交給國家農業稅，表面上並沒有直接分攤到每一個農民身上，農民也並沒有感覺到與工作隊的費用支出有什麼必然聯繫。相反，工作隊員在貧下中農家裏吃飯、住宿，要“每天交四角伙食費、一斤四兩糧票”。[83]在那個物質貧乏、自由交易受到限制的年代裏，一年下來，全國平均每個社員的收入僅僅四五十元錢（1964年是47.5元，1965年52.3元）[84]，能通過提供食宿給他們些許經濟上的補貼，農民自然非常高興。無形之中，也提高了工作隊員在鄉村的受歡迎程度。
    為了使工作隊員安心搞好“四清”運動，中央也非常注意安置好其家屬的生活。甘肅省委要求“各地區、各單位應指定專人，把參加社教人員的家屬工作統一管理起來，制定具體幫助、照顧辦法，經常訪問和檢查，發現問題，及時研究協助解決”，“對參加社教人員的家屬的安置工作，要逐戶認真檢查一次，解決安置中存在的問題。對沒有安置好的，要重新進行安置，有些家屬在哪些方面需要照顧和幫助的，要落實到人。指定專人的時候，要注意挑選作風正派、年紀大有經驗的同志”，“要認真幫助解決實際問題。現在已到冬天，天氣寒冷，疾患較多，對於生活、禦寒、取暖等方面確實有困難的社教人員家屬要很快幫助解決，不要置之不理”。[85]對工作隊員家屬生活的安排，表明中共考慮問題非常週全，這既是為了確保工作隊員安心搞運動，也使工作隊員對上級的安排倍感溫暖。
    完善的經濟補貼和後勤保障工作，既保證工作隊員在開展運動中無後顧之憂，也提高了農民對工作隊員的受歡迎度，而且這种經濟上的代價又被中共巧妙地轉移到了普通農民身上。
    2.3.2完整嚴密的組織結構
“四清”工作隊組織上的制度設計非常巧妙。工作隊員經過培訓以後，需由各地區的工作團精心編排，將他們分別安排在不同的工作分團、工作隊、工作組裏，每一個人都要起相應的作用。一般來説，分團以上普遍地創辦了若干介紹當地“四清”運動開展情況的簡報，還有相應配套的文化隊、醫療隊，甚至放電影隊等。有的地區還設有政治部，負責對工作隊員的審查、考察工作。這一套組織安排能夠保證工作隊員各司其職並相互制約。
    從縱向看，各省都設有農村社教辦公室，地區設有社教工作總團，各縣設分團，公社設工作隊，大隊設工作組。省上設的農村社教辦，在省委領導下獨立指導各總團的工作。分團以上辦簡報，借此各級領導掌握“四清”動態，交流經驗，傳達指示。如圖是甘肅省農村“四清”辦（社教辦）不同時期的簡報（見圖2—3、4）和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四清試點簡報（見圖2—5）。“四清”的各級組織是一套相對獨立的系統，獨立性體現在工作隊組織的領導許可權問題上。理論上，“工作團應當在縣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工作。在正常情況下，在公社，工作隊受縣委和工作團的領導，同公社黨委一起領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生産大隊，工作組受公社黨委和工作隊的領導，它受上級黨委的委託，可以管理和指導黨支部的工作。”[86]這個規定表明工作隊系統不受平級黨委領導，只對上級工作隊組織和上級黨委負責，這給了在生産隊開展運動的工作隊組織以撇開基層黨委的理論上的合法性。平級的工作隊組織和當地黨委之間的關係很尷尬，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在開展運動時難免出現摩擦。儘管西北局也規定“所有工作團的幹部，都應當很好地同當地幹部團結合作。當地黨委和幹部，應當尊重工作團，相互學習，共同把工作做好。”[87]但當地黨組織對橫空出現的工作隊組織，對於一個與其分權的組織，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配合默契呢？因此這種安排，實際上是保證工作隊組織內部遵循單一、集中的對上負責原則。各地區的工作團、隊、組之間是簡單明確的領導與被領導、上級與下級的關係，沒有相應的平行機構。由於工作隊的權力合法性來源於上級黨組織，平級的黨委根本無法制約工作隊組織，這最大限度地保證工作隊無條件執行上級指示。
    從橫向看，對工作隊採取混合編組的方式主要是為了“使省委、地委的幹部更好地了解縣的各級幹部，也使縣的幹部更好地了解省委、地委幹部，可以聽到各種不同意見，看到各種不同作法，互相監督，互相學習，互相考驗。”[88]混編的目的是將各級幹部靈活安排在一起，意味著不同級別的幹部有了相互學習和監督的機會，而其他諸如大學師生、積極分子、復員軍人等做機動編排。工作隊是一個暫時性的組織，各行、各業、各階層的人為了一個共同的開展政治運動的目的混編在一起，每個人都有相應的作用。由於工作隊組織的臨時性和外來性，各個隊員在運動中針對基層幹部和地富反壞分子時，不必忌諱太多，更有可能完全按照中央指示全身心地投入運動。王邦佐總結説“作為外來人員，工作組在基層單位中較少切身利益，一般地也不為人際關係所累，因而較少顧慮和羈絆，容易開展工作。”[89]由於隊員之間彼此陌生，為求保全，他們只會完全按照上級指示來各司其職，無形之中也起到了相互監督的作用。
    1964年11月4至9日，甘肅省張掖社教總團召開了編組工作會議，對工作隊員進行混編。開展運動的5個農業縣，73個公社，每個公社都有兩名縣級幹部擔任指揮員，有30.3%的大隊配備了縣級幹部，69.6%的大隊一般都配備了一至兩名區級骨幹，有34.5%的生産隊配備了區級骨幹，65.5%的生産隊，選配了一般優秀幹部。積極分子、大學生、演員，根據每個大隊、生産隊的規模大小，每個大隊、生産隊搭配了一至三名。這樣的分佈使平均每個幹部可作43個人的工作。按照成年人來説，每個幹部可作21個人的工作。[90]幹部因其有經驗，在工作隊組織中起領導作用，大學生等知識分子主要作用是寫總結報告、調查材料、編“四史”等。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則是為了受到鍛鍊，學習經驗，因為運動完畢，他們就有可能受到提拔和重用。\n    中央對“四清”工作隊的精心編排，一方面確保工作隊組織一級一級對上負責，最終實現中央對其的直接領導；另一方面也能夠保證每一個隊員互相監督，併發揮自己的作用。人盡其能的結果是，每個人都能全身心地投入運動。\n    中央完善的制度安排，催生了這麼一支龐大的隊伍。工作隊從一開始建立就傾注了中央巨大的心力，這樣巧妙的制度設計都是為了工作隊能夠完全依照中央的指示開展運動，實現中央的直接領導。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引自《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頁。
[2]參見拙作：“‘四清’工作隊員人次考”，《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引自《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頁。
[4]“大躍進”時期，共産風、強迫命令風等五風在農村的肆虐，再加上高徵購、反瞞産私分等的壓迫，廣大農民對上級普遍失望，對基層幹部的飛揚跋扈、貪污腐化等惡劣行徑更是深惡痛絕。在河南省光山縣，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幹部好比閻王爺，大隊好像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李若建指出：“大躍進之所以對中國社會與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與當時基層幹部的行為失當有緊密關係。”（“大躍進時期基層幹部行為分析”，《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冬季號，第13期）
[5]主要是指“單幹風”，安徽的“責任田”，甘肅康縣、臨洮、武威、通渭形色各異的包産到戶；河南的借地；其他地區的“包産到戶”等。見羅平漢著：《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268頁。
[6]土改中究竟派有多少工作隊員尚不清楚。僅舉一例：“全區土改工作隊員預定為五千名。中共長沙地委已計劃由各縣鄉幹部輪訓班中，提拔農會優秀幹部四千名，再加以專門訓練，其餘一千名由地委創辦的建設學院訓練的貧苦知識分子充任。”（張根生：“積極進行土改準備工作 長沙專區普訓幹部整頓農會 土改工作隊亦正開始組織訓練”，載《人民日報》1950-9-15第2版。）
[7]韓丁著，韓倞等譯：《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書中對土改運動中的工作隊有精彩的描述；王兵：《土地改革與鄉村控制——新中國土地改革意義的再分析》，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碩士論文。
[8]郭德宏、林小波著：《四清運動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戴安林著：《湖南四清運動史》，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9]張洪林、孫連慶：“通縣‘四清’運動和通縣地區‘四清’大會戰”，《北京黨史》2003年第4期； 江俊偉：“60年代初福建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始末”，《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3年第10期；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的幾個問題”，《貴陽文史》2005年第1期； 戴安林著：《湖南四清運動史》，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楊明清：“山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述評”，《理論學刊》2006年第7期； 尹穎堯：《西安市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研究》，西北工業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 孟永華：“山西農村‘四清’運動述評”，《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年第4期； 王剛：《河北省“四清”運動研究》，河北師範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 胡忠明：“安徽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初探”，《理論建設》2006年第2期； 李穎、方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黑龍江”，《世紀橋》2004年第6期； 潘洪偉：“吉林省琿春‘四清運動’探析”，《長春市工業大學學報》2006年3月第1期； 王永華：《江蘇省四清運動研究》，南京大學2007年博士論文等。
[10]王玉強：《四清運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2003年博士論文。
[11]王連生：“建國以來中國共産黨派駐農村工作隊的理論與實踐”，《中共珠海市委黨校珠海市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12]江渭清著：《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507頁。
[13]張漢青：“桂北四清時期的陶鑄”，《中共黨史資料》第69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
[14]蘇維民：“聽楊尚昆談四清運動”，《百年潮》2007年第10期。
[15]溫子春、李永春：“跟隨郭化若搞‘社教’”，《黨史文匯》1999年第5期；鄧偉志：“跟隨曾希聖搞‘四清’”，《江淮文史》2004年第6期；胡居成：“中央工作團貴陽‘社教’親歷”，《黨史文匯》2006年第5期。
[16]曾彥修著：《審幹雜談》，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
[17]李新：“‘四清’札記”、楊克現：“回憶農村‘四清’”，選自魯林主編：《紅色記憶——中國共産黨口述實錄（1949—1978）》，濟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499~534頁；何濤：“三載‘四清’親歷記”，《武漢文史資料》2004年第11期；石灣：“‘四清’的日子”，《天涯》2000年第4期；李升寶：“‘四清’軼事”，《福建黨史月刊》2007年第7期；郭德宏、林小波編：《“四清”運動親歷記》，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引自《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頁。
[19]劉崇文、陳紹畤主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94、595頁。
[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引自《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九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頁。
[21]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6頁。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引自《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頁。
[23]1964年和1965年中央都下派了130多萬工作隊員到農村各地參加“四清”運動，參見拙作：“‘四清’工作隊員人次考”，《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
[24]比如，1967年1月下旬，Y公社造反派把公社“四清”工作團的“大小頭目”都“揪了回來”，責令他們交代自己的錯誤。詳見張樂天著：《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56頁。
[2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共中央關於保衛四清運動成果的通知》，引自《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64頁。
[26]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修訂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96頁。
[27]盧暉臨、李雪：“如何走出個案——從個案研究到擴展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28]比如，劉少奇夫人、秘書王光美1963年11月起在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1964年10月在陜西省長安縣、中紀委副書記錢瑛1964年10月在貴州省貴陽市匿名蹲點等。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引自《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頁。
[3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引自《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9頁。
[31]即在鄉村社會樹立貧下中農優勢，劃分在工作隊支援下的貧下中農隊伍和“四不清”幹部、地富反壞分子的所謂“階級異己分子”隊伍兩個陣營。
[32]盧暉臨、李雪：“如何走出個案——從個案研究到擴展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33]楊雁斌：“淺論口述史學的發展和特點”，《國外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
[34]羅德里克•弗拉特：“歷史學家的計量法導論”，《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6~217頁。
[35]甘發（64）494號：《省委城鄉社教工作會議關於貫徹執行中央反對右傾指示的討論紀要（農村部分）》1964年10月31日。甘肅省檔案館，91—5—342。
[36]稱這一批人為“準工作隊員”是由於他們還要接受嚴格的“三查”，如果“三查”不合格的話，他們是沒有工作隊員資格的。
[37]省張社總（64）字第023號：《社教幹部訓練總結》1964年11月19日。甘肅省檔案館，102—2—44。
[38]省張社總（64）字第023號：《社教幹部訓練總結》1964年11月19日。甘肅省檔案館，102—2—44。
[39]省張社總（64）字第023號：《社教幹部訓練總結》1964年11月19日。甘肅省檔案館，102—2—44。
[40]甘發（64）494號：《省委城鄉社教工作會議關於貫徹執行中央反對右傾指示的討論紀要（農村部分）》1964年10月31日。甘肅省檔案館，91—5—342。
[41]省張社總（64）字第023號：《社教幹部訓練總結》1964年11月19日。甘肅省檔案館，102—2—44。
[42]省張社總（64）字第023號：《社教幹部訓練總結》1964年11月19日。甘肅省檔案館，102—2—44。
[43]甘發（64）382號：《中國共産黨甘肅省委員會（通知）》1964年8月27日。甘肅省檔案館，91—9—525。
[44]省張社總（64）字第028號：《關於全省參加張掖地區打殲滅戰的社教幹部訓練情況的總結報告》1964年12月6日。甘肅省檔案館，91—9—527。
[45]省張社總（64）字第023號：《社教幹部訓練總結》1964年11月19日。甘肅省檔案館，102—2—44。
[46]省張社總（64）字第028號：《關於全省參加張掖地區打殲滅戰的社教幹部訓練情況的總結報告》1964年12月6日。甘肅省檔案館，91—9—527。
[47]《蘭州大學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隊學習總結》，蘭州大學檔案館，4—文書5—203—32。
[48]《中共甘肅省委張掖地區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總團關於“三查”的安排意見（手稿）》1964年11月1日。甘肅省檔案館，102—2—43。
[49]省張社總（64）字第023號：《社教幹部訓練總結》1964年11月19日。甘肅省檔案館，102—2—44。
[50]《社教隊員“三查”提綱》1964年12月2日。甘肅省檔案館，102—1—84。
[51]吳鎔：“‘四清’軼事”，《世紀》2007年第1期。
[52]《蘭州大學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隊學習總結》1964年11月。蘭州大學檔案館，4—文書5—203—32。
[53]省張社總（64）字第023號：《社教幹部訓練總結》1964年11月19日。甘肅省檔案館，102—2—44。
[54]《蘭州大學1964年教職員、學生參加社教人員登記表》，蘭州大學檔案館，4—文書5—203—55~58。
[55]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修訂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97頁。
[56]如：中發（64）565號《中共中央、國務院對組織高等學校文科師生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通知》規定：“（學校的幹部和師生），不適宜參加工作隊的，也應該隨工作隊下去，通過參加生産勞動和實際鬥爭接受教育和鍛鍊；同時，幫助工作隊做一些群眾工作。”——甘肅省檔案館，91—5—344。
[5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引自《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413頁。
[58]西北局發（64）179號：《中央西北局關於組織大批幹部到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加強工作團的決定》1964年6月18日。甘肅省檔案館，91—5—347。
[59]省委社會主義教育辦公室：《關於召開已經結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十二個試點公社領導幹部座談會的報告》1964年2月19日。甘肅省檔案館，91—18—338。
[60]甘發（66）45號：《關於抽調中央企、事業單位幹部參加我省農村“四清”運動的通知》1966年1月28日。甘肅省檔案館，91—5—670。
[61]省張社總（64）字第023號：《社教幹部訓練總結》1964年11月19日。甘肅省檔案館，102—2—44。
[62]西北局發（65）217號：《中央西北局轉發青海省委有關社教安排問題的兩期簡報》1965年8月31日。甘肅省檔案館，91—18—395。
[63]西北局發（65）241號：《中央西北局批轉陜西省委關於訓練農村社教幹部的情況簡報》1965年9月9日。甘肅省檔案館，91—18—395。
[64]《全省二期社教運動中的幾個數字》1966年8月8日。甘肅省檔案館，91—9—643。
[65]《全省三期社教運動中的幾個數字》1966年8月8日。甘肅省檔案館，91—9—643。
[66]西北局發（66）24號：《中央西北局轉發寧夏自治區黨委關於農村第三期社教運動的安排和進展情況的報告》1966年2月。甘肅省檔案館，91—18—460。
[67]西北局發（66）1號：《中央西北局農村社教辦公室關於結束好本期社教和做好開展第三期社教運動準備工作的意見》1965年12月31日。甘肅省檔案館，91—18—460。
[68]《各大專院校在校高年級學生參加社教情況表》甘肅省檔案館，102—2—24。
[69]中發（64）565號：《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組織高等學校文科師生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通知》1964年9月13日。甘肅省檔案館，91—5—344-。
[70]中發（65）64號：《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組織高等學校理、工科師生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通知》1965年2月2日。甘肅省檔案館，91—9—582。
[7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引自《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九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頁。
[72]西北局發（64）179號：《中央西北局關於組織大批幹部到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加強工作團的決定》1964年6月18日。甘肅省檔案館，91—5—347。
[73]甘肅省“第三期社教隊伍中，搞過兩期以上運動的有17，000多人，其中有些人連續搞過三、四期”。（省委農村社教辦公室：《關於安排第四期農村社教運動的若干具體問題》1966年8月8日，甘肅省檔案館，91—9—643）。
[74]中發（65）709號：《中央關於農村社教幹部蹲點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1965年12月8日。甘肅省檔案館，91—9—582。
[75]參見拙作：“‘四清’工作隊員人次考”，《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6]《各地工作隊員配備情況統計》1965年12月29日。甘肅省檔案館，102—2—24。
[77]西北局發（65）156號：《中央西北局轉發新疆自治區黨委關於新疆社教運動部署情況的報告》1965年8月27日。甘肅省檔案館，91—18—395。
[78]《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工作組幹部統計表》1964年8月24日。撫寧縣檔案館，目錄號101，案卷號6。
[79]（64）國管字433號：《國務院關於各級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糧食補助和經費開支的幾項規定》1964年9月15日。甘肅省檔案館，全宗號177—1—676。
[80]甘農發（64）008號：《關於做好後勤工作，保證社教運動順利完成的通知》1964年12月12日。甘肅省檔案館，143—3—394。
[81]（64）國管字433號：《國務院關於各級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糧食補助和經費開支的幾項規定》1964年9月15日。甘肅省檔案館，177—1—676。
[82]（64）國財字290號：《國務院關於增加農業稅附加解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經費的通知》1964年6月24日。甘肅省檔案館，128—2—615。
[83]《總團關於“四清”工作的安排意見（傳達提綱）》1964年11月4日。甘肅省檔案館，102—2—65。
[84]中國農業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農業年鑒1981》，農業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頁。
[85]（64）社教字10號：《關於作好社教人員的家屬安置和照顧工作的通知》1964年11月10日。甘肅省檔案館，143—3—394。
[86]西北局發（64）179號：《中央西北局關於組織大批幹部到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加強工作團的決定》1964年6月18日。甘肅省檔案館，91—5—347。
[87]西北局發（64）179號：《中央西北局關於組織大批幹部到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加強工作團的決定》1964年6月18日。甘肅省檔案館，91—5—347。
[88]中發（64）678號：《中央關於社教工作隊編組和交流社教工作經驗問題的指示》1964年10月23日。甘肅省檔案館，91—18—365。
[89]王邦佐等著：《執政黨與社會整合 中國共産黨與新中國社會整合實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頁。
[90]省張社總（64）007號：《社教幹部編組情況報告》1964年11月15日。甘肅省檔案館，102—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