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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冷戰與中國》 世界知識出版社 
90年代中期以來，有關中蘇同盟破裂的研究出現兩個重要的特點。其一是越來越多的學者更加強調毛澤東個人的作用，甚至有學者認為，在導致中蘇同盟破裂的各種因素中，領導人（也包括蘇聯領導人）個人因素是最主要的。1其二是有關的論著證明，以往將毛澤東改變對蘇政策主要歸結于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捍衛國家主權、反對蘇聯控制（較早的論著一般都如此強調）等等，至少也是過於簡單了。它們更強調毛澤東選擇的國內發展戰略與他對蘇聯的態度和政策變化等等之間的關係，2或者是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或革命理念與赫魯曉夫路線之間的根本衝突。3這些分析的共同點在於，它們基本上都將毛澤東的有關政策視為理論思考的結果。
如果將上述研究成果作為一個出發點，便可以發現1957年到1959年可算是獨特的時期。從毛澤東探索中國發展戰略的角度説，它是毛澤東背離中共八大即定方針的開端；從他後來用以指導對蘇政策的理論的發展脈絡看，它又是刺激毛澤東進行他那獨特的思考並逐步形成無産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初始。在這個時期，毛澤東精神興奮，經常鬥志昂揚，但在推動他的事業時，卻經歷了兩次重大的挫折。最初是試圖吸取史達林的教訓，嘗試進行政治改革，結果卻以發動反右派運動而結束。其次是試圖超越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發動了大躍進運動，然而到1959年至少敗象已露，最終在廬山會議上釀出反右傾鬥爭。國內這些重大事件與莫斯科會議、長波電臺和潛艇基地、中印邊界衝突、核武器合作、赫魯曉夫1959年10月訪華等相互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毛澤東思考的複雜背景，而毛澤東在這種背景下的思考和作用，仍然存在著諸多需要分析和解釋的問題。其中之一是在毛澤東的頭腦中，在思考和處理不同問題時，那些即定的概念是如何與國際政治中複雜多變的現象聯繫起來的？為什麼面對同樣的現象，他得出的結論會與那些與他信奉同樣理論的人不同？
針對上述疑問，本文試圖通過分析1957至1959年間導致後來中蘇同盟破裂的事件以及毛澤東對這些事件的看法，揭示毛澤東的危機意識對中蘇同盟破裂的影響。這裡所謂的危機意識並不是一個很容易精確定義的概念，它包含了毛澤東對世界政治的基本觀察和他對世界政治本質特徵的感受，大體説來有三個方面：（1）認為緊張與衝突是世界政治最基本的特徵、（2）對威脅特殊的敏感以及（3）迫切追求激烈的變革或躍進。這種危機意識更像是概念與經驗、感覺的混合物，它區別於理論思想，沒有系統和明確的框架，但在強化理論思考和判斷形勢的過程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毛澤東的危機意識是在長期革命生涯中形成和強化，並植根于內心深處。它經常作為一種潛意識，塑造毛澤東思考和理解國際事務的前提，從而對他的外交決策，包括處理與蘇聯的關係，産生重大的影響。4
在赫魯曉夫執政初期，中蘇關係確實一度向更符合毛澤東願望的方向調整。不過在經歷了短暫的密切之後，中蘇關係便開始出現新的裂痕，至1959年同盟的破裂已經無可挽回了。在這一急劇的發展過程中，毛澤東的看法和有關決策，包括在發展核武器問題上與蘇聯的分歧、反對蘇美緩和和發動大躍進等等，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那些重要決策的産生直接涉及到他那獨特的危機意識。這裡需要説明的是，在本文涉及的重大事件中，危機意識並不總是影響毛澤東思考和決策的唯一主觀因素，有時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觀因素。
（一）原子彈——危機與裂痕（1）。
史達林逝世以後，中蘇關係進入了重要的調整時期，在史達林時期積累的矛盾和怨憤終於有了化解的可能，而且在赫魯曉夫執政初期，中蘇關係確實一度向更符合毛澤東願望的方向調整。不過在經歷了短暫的密切後，中蘇關係便開始出現新的裂痕，其原因直接涉及到毛澤東那獨特的危機感，即對外部軍事威脅的敏感和對國際形勢能否緩和深刻懷疑。
毛澤東在革命戰爭時期形成觀念中包含著兩個重要的內容：其一是緩和與穩定即使不是虛幻的，也是相當有限的。抗戰結束前後他一度認為，世界有可能真的出現緩和和穩定，大國之間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合作將長期維持下去，並最終導致各國內部鬥爭的緩解。然而美蘇冷戰和中國內戰幾乎同時爆發使他終於得出結論，在世界政治中，只有持續不斷、此起彼伏和各種各樣的危機，才是絕對的，而且通常需要通過劇烈的革命，才能消除危機的根源。從這個意義上説，1946年中間地帶思想的提出，標誌著緩和已經從毛澤東心中永遠消失了。5其二是當革命運動從根本上威脅到帝國主義的存在時，帝國主義國家將同有關國家的反動派公開站在一個極端，用分化革命隊伍或直接出兵干涉來反對革命。6建國以後一個時期裏，這兩種看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著毛澤東對國際問題和中國安全環境的思考。
建國初期的歷史似乎在證實毛澤東的上述看法。新中國剛剛成立，便在北韓戰場上與美國兵戎相見。在三年戰爭期間，美國一再發出擴大戰爭的威脅，還加緊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建立針對中國的軍事體系。這一切使毛澤東相信：世界戰爭的危險和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美國的好戰份子。他們侵佔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還想發動原子戰爭。750年代中期，毛澤東確曾在與外國人會談時，多次談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過在他看來，那更多的是用來反對戰爭和爭取和平的策略，而不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可以實現的目標，因為美英都不會接受。8他在黨的會議上提醒全黨：帝國主義勢力還包圍著我們，我們必須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發事變，……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著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於措手不及。9
毛澤東決心與蘇聯結成同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擔心新中國將面臨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威脅，所以需要蘇聯在維護中國安全方面承擔義務，儘管中國有可能要為此而付出較高的代價。經過北韓戰爭和兩次台灣海峽危機，毛澤東清楚地意識到，面對美國海空軍先進技術兵器和戰術核武器的攻擊威脅，中國依靠自己的軍事力量是難以防禦的。所以從50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和其他中國軍隊領導人制訂了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並決定裁減軍隊，以便節省下經費，用於發展技術兵器，包括核武器。
根據當時的條件，中國要迅速取得和發展先進武器和軍事技術，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徑，就是爭取得到蘇聯的援助。事實表明，正是發展諸如原子彈、導彈與核潛艇等問題，成為導致中蘇關繫緊張的重要誘因，其中最典型的是雙方在中國發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蘇聯方面對中國迫切發展先進武器、特別是發展核武器的態度，引起毛澤東産生強烈反應。
在整個50年代，中國曾經三次面臨美國直接和赤裸裸的核威脅。第一次是在北韓戰爭後期，中國領導人因此而命令在大城市準備防空洞，並計劃遷移在沿海地區的工廠。其他兩次核威脅發生在1954/55年和1958年的台灣海峽危機期間。10正是這種情況使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産生了迅速獲得核武器的迫切願望，建立有限的核打擊力量成為積極防禦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用毛澤東的話説就是：解放軍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11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是從兩個方面考慮發展核武器的。一方面如上述是中國軍事安全的需要。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在毛澤東看來，擁有核武器關係到中國的國際地位。他認為帝國主義看不起是我們因為沒有原子彈，只有手榴彈，因此中國應該有原子彈並儘快發展氫彈。12如果考慮到每一次受到來自美國的核威脅，毛澤東除了表示無所畏懼以外，只有依靠能否靠的住尚有疑問的蘇聯盟友提供保障，便可以設想他內心的焦慮和屈辱感。從這個意義上説，發展核武器實際上被認為關係到國家安全與尊嚴的重大利益，而這直接涉及到毛澤東獨特的國家利益觀。
如果説戰爭年代毛澤東考慮的是如何在危機和戰爭的環境中保存和推動中國革命運動，那麼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的關注中則包含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即如何在複雜和危險的環境中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什麼是中國的國家利益並沒有被清楚定義出來，不過大致上可以概括為六個字：存亡、興衰、榮辱。13它們包含了國家的安全、發展、國際地位和威望等等內容，毛澤東如何處理它們的關係及其在不同時期如何權衡輕重緩急，是相當複雜的題目，在此不贅述。這裡只是指出，這種複雜的國家利益觀是決定毛澤東如何衡量形勢和危機程度的重要坐標，也是他進行外交和安全決策的宏觀目標。由此才能理解擁有核武器對毛澤東的含義，以及為什麼毛澤東不能接受赫魯曉夫將中國置於蘇聯核保護傘下的安排。
顯然毛澤東從一開始就試圖取得蘇聯的幫助。現有的資料表明，毛澤東第一次請求蘇聯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是在赫魯曉夫1954年10月訪華期間。在10月3日的會晤中，可能是因為認為已經向中國領導人作出了足夠的奉獻，赫魯曉夫主動詢問毛澤東還有什麼要求？毛澤東告訴他：我們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希望蘇聯能提供幫助。赫魯曉夫沒有做任何承諾。他勸告毛澤東放棄這個打算，因為中國沒有製造核武器所必需的工業基礎和財政能力，暫時依靠蘇聯的核保護傘就行了。14蘇聯在核武器上的保留態度使毛澤東和他的同事相信，蘇聯不可能事事滿足中國的要求，他們還會在某些方面留一手。15
在隨後的兩年裏，中國與蘇聯相繼簽訂了合作開發鈾礦的協議和蘇聯幫助中國建設核工業的協議，當然那都是用於和平的目的。16直到1957年蘇聯領導人才同意向中國提供生産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資料和模型。9月間中國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談判，此時赫魯曉夫剛剛在同反對莫洛托夫等人的鬥爭中佔了上風，特別希望毛澤東能夠親自出席即將舉行的莫斯科會議。毛澤東則利用了赫魯曉夫的困難，直到中蘇雙方代表簽署了國防新技術協定，他才正式宣佈將親自率團前往莫斯科。17
已經出版的有關論著表明，中國的要求大致包括原子彈、導彈和核潛艇等方面的技術。蘇聯同意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但是拒絕提供研製核潛艇的任何資料。18對於協議涉及的重要項目，蘇聯也不肯就實施日期作出承諾，事後又一再拖延。蘇聯當時很可能並沒有打算滿足中國對核技術和設備的要求，儘管它派出了專家並提供了2枚短程地對地導彈作為樣品。
上述背景對於理解毛澤東在1958年發生的長波電臺與聯合艦隊等問題上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就蘇聯方面的那兩項要求本身看，未必比史達林時期的某些做法更帶有所謂的不平等色彩，但是毛澤東表現出特別難以容忍。除了是因為毛澤東認為中蘇關係在史達林去世後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之外，蘇聯在先進武器和生産技術上的政策確實使毛澤東有理由怒不可遏。他痛斥蘇聯人看不起中國人，以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並聲稱你們不給援助，可以迫使我們自己努力。滿足一切要求，反而對我們不利。19後來赫魯曉夫親自前往北京平息毛澤東的憤怒，但是他的辯解是無濟於事的。蘇聯領導人既然無意按照毛澤東的願望，提供核武器和核潛艇的製造技術和設備，他們也就無法根本抹平已經出現的裂隙。20
1959年6月，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日內瓦舉行禁止核子試驗的談判。蘇共中央于6月20日通知中國，為了避免影響談判進程，已決定暫緩按照協議提供有關的模型和資料，兩年後再根據形勢作出決定。21與此同時，蘇聯的核專家以休假為由全部回國，而且再也沒有返回。這些再次間接地證明，蘇聯在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方面從一開始就是相當勉強的。在討論了蘇共中央的來信以後，毛澤東和他的同事相信，蘇聯即使在兩年以後也不會執行有關協議，他們決心克服種種困難，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中國成為核國家。22
（二）美蘇緩和——危機與裂痕（2）。
1959年6月蘇聯決定延緩執行有關核技術協議不僅限于損害了中國的軍事戰略，而且還震動了毛澤東最敏感的神經之一，即大國妥協的結果往往威脅到中國的利益，以及損害革命運動的發展。
毛澤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走上政治舞臺的，在他眼裏，世界危機四伏，一方面是列強侵略和壓迫弱小民族，同時它們之間也是相互攻伐不斷，到處是矛盾、動亂和衝突。23此後的經歷在不斷加強而不是削弱他對世界政治的那種基本感受，即在國際政治中，對立、矛盾和鬥爭普遍存在而且是變動不居的。不論是中國近代的歷史還是本人的政治經歷都使他相信，大國間的對抗而不是妥協，使中國有更多的機會從中獲利，因為中國是一個弱國。在他看來，1840年以來，中國之所以還能夠保持半獨立的地位，部分地是因為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衝突。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則是阻止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單獨佔領中國的重要因素。241920年代中期，列強在華盛頓會議上的妥協和九國公約的簽署導致它們結成聯盟，成為中國社會變革主要障礙。相反，1930年代列強之間矛盾的增長則成為中共及其軍隊和根據地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25因此毛澤東認為，不論是為了應付戰爭還是推進革命，都必須研究和分析各種矛盾，在利用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建立各種同盟關係。26從抗戰後期和戰後初期美蘇在對華政策上的妥協中，毛澤東不僅看到了中國利權的喪失，而且經歷了被大國孤立，甚至蘇聯的冷遇。總之，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促使毛澤東對大國妥協犧牲中國的可能性極其敏感、警惕和反感。
無獨有偶，就在蘇聯單方面宣佈暫停執行國防新技術協議後不久，蘇聯在中印邊界軍事衝突中的態度又一次激怒了毛澤東。自1959年3月起，中印邊界緊張形勢加劇。儘管中國作出外交努力，試圖緩和中印關係，雙方還是在8月25日發生了軍事衝突。從此以後，中印邊界的緊張形勢有增無減，直至1962年爆發大規模的武裝衝突。
理解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處理中印衝突的基本認識，對於分析他後來對赫魯曉夫的譴責是重要的。從1959年3月發生西藏叛亂起，中共中央就認為，美國、英國和印度介入了這次叛亂，尤其是印度在美英的支援和鼓勵下，扮演了特別積極的角色。4月初毛澤東建議發動一場宣傳攻勢，揭露印度在西藏叛亂中的作用。在4月2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決定必須公開譴責印度的擴張主義。在4月25日給胡喬木和吳冷西的信中，毛澤東強調應該公開批評印度在西藏問題上的政策，只是還不要點尼赫魯的名字，以便留有餘地。27
由於斷定印度的政策已經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安全利益，特別是印度還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援和鼓勵，毛澤東認為必須堅決予以反擊，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因此也就對蘇聯的立場尤為不能容忍。
蘇聯領導人從一開始便表明不贊成中國的政策，認為中國的強硬政策將增加尼赫魯推行中立政策的困難。中印邊界衝突發生後，蘇聯又將這一事件與赫魯曉夫即將訪問美國聯繫起來，認為中國反擊印度的軍事行動不利於蘇聯推行緩和政策。蘇共中央因此致函中共中央，對中印邊界衝突表示嚴重的關注，實際上也就是向中國施加壓力。9月10日，蘇聯不顧中國的反對，以塔斯社聲明的方式公開表明瞭不贊成中國的立場。28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反應是相當嚴峻的。他們認為那是赫魯曉夫為了討好美帝國主義而送給艾森豪威爾的見面禮。29
9月25至27日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舉行了他執政後的第一次會晤，這是蘇共在21大以後推行緩和政策的重要步驟。儘管會晤並沒有取得多少重要成果，赫魯曉夫仍然大加宣揚，稱之為打破了一直僵持的冰塊，是道義上的巨大勝利。30需要指出的是，赫魯曉夫在會晤中與艾森豪威爾討論了中美關係，並暗示蘇聯願意居間調停，説服中國釋放拘押的美國人犯。在遭到艾森豪威爾的反對後，赫魯曉夫只是表示，他不贊成使用武力解決中美之間的分歧。31沒有證據表明中國領導人曾經授權赫魯曉夫居間調停中美關係，但赫魯曉夫的作為卻足以證明，毛澤東對美蘇妥協犧牲中國的擔心是有根據的。
赫魯曉夫于9月30日到達北京。他此行可能既是要表示對中國戰友的尊重並消除他們的疑慮，也是要説服毛澤東接受蘇共21大的路線，配合蘇聯的對外政策。在9月30日的國慶招待會上，儘管周恩來客氣地祝賀赫魯曉夫作為和平使者訪美取得成功，赫魯曉夫卻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國領導人在對外政策上必須改弦易轍。他聲稱：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式應該永遠被擯棄，而且不要企圖用武力去考驗資本主義制度。32在同中國領導人的會談中，赫魯曉夫試圖説服毛澤東追隨蘇聯的緩和政策。他在台灣、中印衝突等問題上，指責中國採取了冒險主義的政策，並稱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不僅要在信念和目標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且我們在同盟行動上也是緊密聯繫的。33
赫魯曉夫的此類言行引起毛澤東的極度反感，不僅是從理念上，即使從中國當時面臨的形勢看，毛澤東都很難接受赫魯曉夫的政策。僅僅美國從1957年開始在台灣部署可以運載核武器的鬥牛士戰術導彈一例，就使毛澤東有足夠的理由，拒絕與蘇聯共同軟化對美國的態度。更何況赫魯曉夫10月1日還告訴毛澤東，蘇聯已經不打算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面對這種美蘇妥協的結果，毛澤東激烈地譴責赫魯曉夫有兩大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中國的共産主義。他決心拒絕與赫魯曉夫合作。用他的話説就是，蘇聯不反美我們自己反，因為那時形勢是美逼我反，我不得不反。34
中蘇首腦會晤以後，重新思考國際問題和中蘇關係，一度成為毛澤東關心的重點，而且他開始在黨內進行思想動員，為公開批評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做準備。在後來中共中央舉行的一系列討論國際形勢、蘇聯對外政策以及中蘇關係的會議上，毛澤東對有關問題發表了尖銳的評論，並表明他對1956年以來蘇聯對外政策的擔心也是他不贊成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對史達林的批評的原因之一。35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利用紀念列寧誕辰90週年，發表了經過毛澤東本人和其他重要領導人討論修改過的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他們對時代、帝國主義、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理論問題的觀點，以批判南斯拉伕為名，尖銳批評了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指導思想。毛澤東顯然已經開始將中蘇在國際問題上的分歧歸結為赫魯曉夫背離馬克思主義。
（三）大躍進——危機與裂痕（3）。
1959年10月的中蘇首腦會談是中蘇同盟走向衰亡的轉捩點。從中蘇關係演變的脈絡看，1959年10月以後中蘇矛盾愈演愈烈毋寧説是1957年莫斯科會議以後毛澤東與蘇共領導人之間的矛盾的總爆發。如果僅僅對1959年發生的糾紛就事論事，中蘇同盟的結束至少會被推遲，而且很可能不是以那種劇烈衝突的形式結束。可以肯定地説，1958年毛澤東對形勢的判斷和在此判斷基礎上制定的政策及其後果，對中蘇同盟的演變影響巨大。
在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曾經宣佈當今世界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我們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烏雲。36那以後毛澤東相信，1958年的形勢簡直是少有的一派大好。他在批評觀潮派時説：他們是好人，就是不懂當前形勢的迫切要求，而且問題已經成熟了。這裡所謂問題甚至包括中國和蘇聯誰應該先進入共産主義。37在毛澤東看來，共産主義精神高漲，這是目前國內形勢的顯著特點38有了這樣的精神，原定15年超過英國的計劃便被毛澤東提前為兩年，而且1962年達到6，000萬噸鋼，超過美國就不難了。39這大概可以説是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時，對國內形勢的基本判斷和他心中的主要目標之所在。
毛澤東這時對國際形勢的描述同樣是驚世駭俗的。他對來自各種渠道的那些分析美國陣營內部矛盾的報告尤為關注，甚至親自為他感興趣的報告或報道加上色彩鮮明的標題，例如《宦鄉論西方世界的破裂》、《美國政治氣氛向好的方面發展》、《帝國主義內部矛盾重重，主動權操在我們手裏》等等，以便宣泄他那難以抑制的豪情壯志。毛澤東在這些報告上的批語表明，他之所以認為東風壓倒西風，是因為帝國主義陣營的形勢就是四分五裂，反動派大恐慌。與帝國主義陣營相比，社會主義陣營則佔優勢，特別是共産主義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相結合，其力量大大超過了帝國主義，所以主動權操在我們手裏。40
既然美國陣營處於弱勢和被動，社會主義陣營採取更為主動和激烈的外交行動當然就是合理的。1958年夏季毛澤東在一系列他認為是根本性的問題上作出了結論。例如誰怕誰多一點？美帝國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進攻，還是向民族主義進攻？緊張局勢對哪一方更不利？對戰爭還是怕好，還是不怕好？等等。毛澤東的回答既有邏輯又富於鼓動性。他斷言西方國家怕我們怕的多一些，而且力量對比對美國陣營越來越不利，帝國主義國家只是以反蘇反華為藉口，進攻民族主義國家，爭霸中間地帶。這種戰略態勢決定了緊張局勢對於西方國家不利，對於美國不利，因為它們既不敢貿然進攻社會主義國家，又無法安穩地統治民族主義國家。最典型的是毛澤東對炮擊金門的效果頗為欣賞，一方面是金門、馬祖打這樣幾炮，……世界鬧得這樣滿天風雨，煙霧沖天，如此壯觀何樂而不為？另一方面是緊張局勢可以調動人馬，調動落後階層，調動中間派起來奮鬥，既然如此又何樂而不為？正是這種思考邏輯促使毛澤東興衝衝地描述了他的絞索政策，即運用製造緊張局勢，甚至戰爭邊緣的手段，削弱美國及其集團，或者迫使其作出讓步。41
毛澤東在1958年對形勢的認識展示了他的危機意識中追求激烈變革與躍進的特徵，表明瞭他對突變的欣賞以及由欣賞而産生的關注與追求，擔心因為保守而錯失機遇。用他當時的話説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就這麼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麼就沒有，要麼就很多。你不信這一條？比如我們打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勝利，而在二十二年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國勝利了，叫突變。他説後來新中國的糧食生産和鋼、機器等的生産也是這樣，突然一下就增長上去了。42
其實毛澤東從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到1958年不斷用來論證形勢大好的那些事件，如蘇聯發射人造衛星、中東局勢緊張和美英干涉受挫、美國陣營內部的矛盾等等，在許多人、包括同樣信奉列寧主義的蘇聯領導人看來，也遠不足以説明世界形勢正出現重大的轉折，以至於必須加快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入共産主義的步伐。但是毛澤東寧願將目光更多地放在那些有利於中國甚至世界再次出現革命性發展的資訊上並信以為真，他迫不及待地推動中國建設和外交的大躍進，併為由此而産生的動蕩、緊張甚至衝突而興奮不已。究其原因就在於毛澤東尤其擔心會失去發生歷史性突變的機會。
這一時期毛澤東的危機意識展示得相當全面。他儘管一再強調形勢一片大好，即使出現緊張局勢也不大會引發戰爭，但在內心同時保持著緊張和對衝突的敏感，並因此認為也要對所謂最壞的結果有所準備。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在行將滅亡的時候總要進行垂死掙扎，包括進行軍事冒險，這是毛澤東的一貫看法。43他很可能考慮過美帝國主義集團是否會坐視中國向共産主義突飛猛進以及執行革命的對外政策，並認為必須估計美國等採取冒險行動的可能性。44所以在推動內政外交大躍進的同時，專門提出要準備作戰，搞全民皆兵，要求軍事有一個大發展。45同樣的邏輯使毛澤東特別警惕美國領導人這一時期關於和平演變的言論，並斷定那是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陰謀手段，來達到挽救帝國主義的頹勢，實現它侵略野心的目的。46
在整個1958年，蘇聯對外政策從發展趨勢上看，與毛澤東對中國外交的調整基本上是背道而馳的。在當年元旦克里姆林宮的宴會上，佈置著象徵熊熊烈火的盆景，上面嵌著解凍兩個大字。在蘇聯對外政策方面，解凍就意味著美蘇緩和，和平共處。47蘇共21大制定的對外政策表明，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以後，蘇聯對外政策向緩和的方向調整是確定不移的。不過這種發展趨勢在1958年間並沒有引起毛澤東特別的不滿，實際上他本人在審閱《再論無産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還專門要求加上與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緩和緊張局勢的必要和可能。48毛澤東當時主要反對的是被認為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和平過渡，而不是和平共處。莫斯科會議的結果也證明，當時在和平共處的問題上，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分歧仍然是可以調和的。
即使在1958年7月發生的使毛澤東極表震怒的聯合艦隊、長波電臺等事件，對當時中蘇關係的消極影響也在後來的意識形態論戰中多少被誇大了一些。49很有可能的是毛澤東幾乎全神貫注于他正在進行的共産主義實踐，軍事合作中的糾紛屬局部性問題，而且擬議中的炮擊金門仍有可借助蘇聯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炮擊金門後不久來自中國駐蘇使館的報告指出：蘇聯對大好形勢的認識有所進展，儘管深度還不足。報告説赫魯曉夫幾次提到我們對付戰爭的正確的態度，即決不害怕戰爭和不乞求和平，在理解和評價我國在國際鬥爭中的重大作用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比以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估價，並且逐步吸收了中國的經驗。毛澤東對蘇聯這種變化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50他在此後一段時間裏的確在強調，對蘇聯要保持謙虛的態度。51
大躍進運動在1959年下半年已經露出的敗象對毛澤東處理中蘇關係産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迄今為止，大躍進運動對中國外交造成的衝擊和影響還沒有被中國學術界認真地梳理過。從已經公佈的毛澤東在1959年下半年的有關論述中，至少他本人也沒有看到大躍進給中國的外交和國際地位帶來多少積極的影響，反之他不得不同時應付包括來自中共黨內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懷疑和挑戰。
可以想像嚴重的內憂外患多麼嚴重地加劇了毛澤東的危機感。彭德懷等人不過對大躍進運動發表了不同意見，在毛澤東看來這足以證明他們是資産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彭德懷的意見書不過有一萬個字，在毛澤東的眼裏卻嚴重到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從而證明了那是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52黨內的不同意見與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倡狂進攻勾結在一起，就簡直要把個崑崙山脈推下去了。53
使毛澤東危機感加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蘇聯領導人公然對大躍進運動不以為然。在他看來，赫魯曉夫那些被認為是影射和攻擊人民公社的講話，既是落井下石，也是火上澆油，而且與彭德懷等人在時間上幾乎同步，説輕些也屬於內外呼應一類。因此當他從《內部參考》上讀到赫魯曉夫7月18日有關蘇聯公社問題的講話後，從此怒不可遏。即使隨後一期的《內部參考》中的某文標題表明，美國主流媒體正在利用赫魯曉夫的講話挑撥中蘇關係，毛澤東寧可中離間計，也不放棄要向全世界作戰的決心。54他隨後開始布署最快在當年秋季、最遲在1960年春季，反擊蘇聯的反對派和懷疑派和向世界宣戰，甚至考慮馬上在《人民日報》公佈赫魯曉夫那些被認為是反公社的言論。55
在分析從廬山會議到赫魯曉夫訪華批評中國對外政策這一時期毛澤東的反應時，有必要指出中蘇關係的某些特徵。在中共以往的歷史中，唯一能夠影響它內外政策的大國就是蘇聯。蘇聯經常利用它與中共的特殊關係，要求中共服從其對外政策的目標，而這些要求往往釀成中共黨內鬥爭，毛澤東與王明在30年代後期和40年代初期的鬥爭就是相當典型的一例。這場鬥爭以蘇聯和共産國際支援毛澤東的政治路線結束，但如果它們採取相反的立場，後果對毛澤東是不堪設想的。後來的整風運動證明，毛澤東充分意識到蘇聯在中共黨內的影響及其可能帶來的危險，他只要打算貫徹任何與蘇聯不同的政策，就必須使中共拉開與蘇共的距離，否則就會在黨內遇到更大的阻力。
50年代中期，當毛澤東探索與蘇聯模式可能有區別的中國發展道路時，他便開始在黨內批評所謂的教條主義，指責一些人盲目和機械地照搬蘇聯的經驗。561957年莫斯科會議以後，為了順利貫徹大躍進政策和相應的對外政策，毛澤東在黨內進一步批評了那些強調蘇聯經驗的人，尖銳指責他們拿蘇聯嚇人，搞了八年的教條主義，沒有吸取王明教條主義的教訓。57顯然，在毛澤東為貫徹大躍進政策而進行的思想動員中，反對教條主義，破除（對蘇聯建設經驗的——作者注）迷信，打倒賈桂等等，是相當重要的內容。炮擊金門的的決策也是一例。蘇聯在炮擊金門的過程中的確清楚地表達了站在中國一邊，儘管開始時一度表示憂心忡忡和隨後對中國的聲援多少有些勉強。58擔心受到蘇聯的牽制很可能是毛澤東沒有將炮擊決定事先通知蘇聯的原因之一。
上述歷史背景、廬山會議等與赫魯曉夫對當時中國內外政策的批評混合在一起，導致了毛澤東將赫魯曉夫的言行同中共黨內的鬥爭聯繫起來，並逐步從中演繹出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論。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因為他在鞏固政權和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方面，感到了強烈的危機。1959年夏季是毛澤東這個思考過程的開始，歷史的演變證明，毛澤東的理論邏輯決定了從這一時刻起，中蘇同盟的破裂已經無可挽回了。
結束語
本文的研究表明，毛澤東的危機意識在他1957年至1959年處理中蘇關係的過程中，經常起著不同的作用，這部分地是由中蘇關係本身的複雜性造成的。這一時期在毛澤東心目中，中蘇關係經常涉及到三類問題，既（1）中國的國家利益，（2）毛澤東當時全力以赴地推動的大躍進和（3）毛澤東本人的權力地位。在這三類問題上，毛澤東對危機感受的程度不同，因此他的危機意識在不同問題上産生的影響也不同。相比較而言，這一時期毛澤東更重視的是他全力以赴推動中國早日進入共産主義的事業和這項事業的成敗。當大躍進運動在1959年夏季已經露出敗象後，毛澤東對任何批評顯得極度敏感，蘇聯領導人的講話被他斷定為是對大躍進的攻擊或對人民公社的影射，特別是這些攻擊和影射與中共黨內的反對意見同時發生，使毛澤東更不能容忍。實際上毛澤東感到他的威望和與威望相聯繫的權力地位受到嚴重的挑戰和威脅，廬山會議因此被認為是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這種危機感與中蘇在對外政策、安全戰略等方面的一些分歧結合在一起，終於使中蘇同盟破裂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註釋：
.朱瑞真：《中蘇分裂的根源》，中國中俄關係史研究會編：《戰後中蘇關係走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頁。
2.李丹慧：《毛澤東對蘇認識與中蘇關係的演變》，《戰後中蘇關係走向》；章百家：《毛澤東與中蘇同盟和中蘇分裂》，（未發表）中蘇關係與冷戰國際學術研討會，1997年10月。
3.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關於毛澤東的危機意識可參閱拙作《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探源》，《國際政治研究》，1995年第1期。
5.參閱《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探源》。
6.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頁。
7.毛澤東：《原子彈嚇不倒中國人民》，1955年1月28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6頁。
8.毛澤東：《和平為上》，1955年5月26日；《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方針》，1954年12月11日，見《黨的文獻》，1992年第一期，第27，29頁。
9.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去那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41頁。
10.可參閱姜長斌、劉建飛：《接觸與開放：架起中美相互理解的橋梁-從美國幾次制訂核打擊計劃談起》，《國際經濟評論》，2000年1-2期。
11.《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71頁。
12.Tracy D. 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 Anna Louise Strong: Three Interviews with Chairman Mao Zedong,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85, p 503.13.最能反映這種觀念的是毛澤東在1935年12月發表的一段演説：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161頁。
14.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研究室，1991年版，第572-573頁。
15.《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上卷第626頁。周恩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1956年9月16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第8卷，第183頁。
16.《當代中國核工業》，中國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1頁。
17.《毛澤東對蘇認識與中蘇關係的演變》，第78-79頁。
18.《當代中國核工業》，第32頁。
19.《同蘇聯大使尤金的談話》，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與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33頁。
20.赫魯曉夫訪華情況可參閱《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頁。
21.《當代中國的核工業》，第32頁。
22.《當代中國的核工業》，第36，565頁。
23.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一）》，1919年7月21日，《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341頁。
24.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42頁。
25.《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第143-150頁。另見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01頁。
26.《矛盾論》，第314--317頁。
27.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頁。
28.《前蘇聯國家新披露的有關1959-1962年中印關係的文獻》，《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8期，第18頁。
29.《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1963年9月6日，《關於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頁。
30.尼•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中譯本），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22-633頁。
31.張少華：《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台灣金禾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頁。
32.Alan J. Day edit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don: The East Press, 1985), pp. 14--15.33.《前蘇聯國家新披露的有關1959-1962年中印關係文獻》，第19-20頁；李越然：《外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164頁。
34.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1959年1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601頁；余湛：《一次不尋常的使命》，《新中國外交風雲》，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頁。
35.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在杭州期間的一次講話提綱》，1959年1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599-603，604頁。
36.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産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14，16，1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631、632頁。
37.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12月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637-639頁。
38.毛澤東：《對〈上海最近情況（3月24日電話消息）〉的批語》，1958年3月2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155頁。
39.毛澤東：《關於向軍委會議印發〈兩年超過英國〉報告的批語》，《關於向軍委會議印發冶金部1962年主要冶金産品生産規劃的批語》，1958年6月2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278，279頁。
40.毛澤東：《對〈宦鄉西方世界的破裂〉的批語》，1958年11月25日；《對<美0國政治氣氛向好的方面發展〉的批語》，1958年11月27日；《為印發宦鄉報告重擬的標題和批語》，1958年11月；《為印發〈參考資料〉的一則電訊稿重擬的標題（提要）和批語》，1958年11月；《為印發南越政治、軍事情況動態而擬寫的標題和批語》，1958年12月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
41.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上的講話》，1958年9月5日、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378-400頁。
42.《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上的講話》，第389頁。
43.毛澤東：《給阮友壽主席的賀電》，1967年12月9日《人民日報》。
44.毛澤東：《在〈杜勒斯談如何抵擋東風〉一文上的批語》，1959年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82頁。
45.《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上的講話》，第390頁；《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12月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639-640頁。
46.林克：《回憶毛澤東對杜勒斯和平演變言論的評論》，《黨的文獻》，1990年第6期，第45頁。
47.參閱《中蘇分裂的根源》。
48.毛澤東：《對再論無産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稿的修改》，1956年1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285頁。
49.當時赫魯曉夫與毛澤東會談的情況可參閱《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0頁。
50.毛澤東：《對駐蘇大使館關於中蘇北京會談以來蘇聯各方面情況報告的批語》，1958年10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486-487頁。
51.毛澤東：《對駐蘇使館關於中蘇關係中一些問題的處理意見的批語》，1959年1月15日；《對中央關於在對外關係中切實糾正驕傲現象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1959年2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5-6、41-42頁。
52.毛澤東：《關於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1959年8月15日；《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447、451頁。
53.毛澤東：《關於〈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給臧克家、徐遲的信》，1959年9月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488頁。
54.毛澤東：《關於研究人民公社問題的批語》，1959年7月29、8月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390-392頁。
55.毛澤東：《關於對人民公社進行調查研究問題給吳冷西、陳伯達、胡喬木的信》，1959年8月9日；《關於注意發表國外對華評論問題的批語》，1959年9月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462-463、504頁。
56.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85-287頁；《對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1956年8月、9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卷，第143、148頁。
57.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3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5月；《四海之內皆兄弟》，1958年5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108，121-122，196，203，231頁。
58.可參閱《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1-434頁。
转自 中共党史与当代中国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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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5 10:5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