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慈毛澤東晚年思想：在整體救贖與全面挫折之間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5 10:42:34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 2008年05期

毛澤東晚年思想: 在整體救贖與全面挫折之間

[美] 史華慈　著　陳瑋　譯

    本文譯自《毛澤東的秘密講話: 從百花齊放到大躍進》(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Roderick Mac 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9) ，作者史華慈是美國著名的中國研究專家。

   在開頭我將向讀者聲明，閱讀這些至今尚未發表的毛澤東在1957年初至1958年11月這段重要時期內在不同場合發表的非正式講話，總的看來不會對他的形象有所損益。
    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如下這一事實，我們在這些講話中發現的毛澤東的風格、語氣、修辭手法、推理方式與以紅衛兵時期的材料寫成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下文簡稱《萬歲》) 一書所使用的全部文件是相關聯的，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毛澤東在此後還活了二十年，這篇文章仍然以“晚年毛澤東”定名的緣故。這些新文件即如紅衛兵時期的材料一樣，是毛澤東在非正式場合“怎麼想怎麼説”的記錄; 並且還如逖默斯‧契克(Timothy Cheek) 所説，這個毛澤東與我們在經過各種編輯後的闡述非常清楚的《毛澤東選集》①中看到的毛澤東明顯不同。至於説到毛澤東的思想是邏輯地發展的，毛澤東的遠見在理智方面是連貫的，這些內容在官方著作中可以看到最清楚的闡述。
    上面是官方著述對於毛澤東思想的看法，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的這些不拘一格令人著迷的演説，往往將我們的注意力從這種思想的連貫轉向毛澤東從1956年百花齊放運動開始到去世這段時間內不斷變化的精神狀態。我用“精神狀態”這個含糊的詞語指的是各種變化的情緒，包括深深的憂慮、高度的興奮、受傷的自尊、深切的怨恨、毫無根據的自滿等表現。我們的注意力往往被他對所出現的常常是未預料的情況的情緒反應所吸引。雖然從未相信政治領袖毛澤東是一個思想能夠與他的政治生活相分離(類似斯賓諾莎在他的閣樓上的那種方式) 的居住在奧林匹斯山的社會哲學家，雖然搞清楚思想與精神狀態的關係問題是一個關乎我們所有人的問題，但是我必須承認，這些材料至少給我提出了如下嚴肅的問題，即晚年“毛澤東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它自身的自主慣性的成分，從而限定了他的精神狀態的變化。
    當《萬歲》一書所使用的文件首次於1974年發表時，許多讀者發現它們新穎而且有吸引力。的確，它們不拘一格並且充滿了奇異的聯想，但是如果我們將未經編輯的毛澤東的談話交給後人，那麼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會更不安心。斯圖爾特‧施拉姆( Stuart Schram) 説，與通常使用生硬的官方話語的意識形態宣傳相比，這裡我們發現了真實的“有血有肉”的毛澤東。②我們被出人意料、沒有根據、有時很古怪的一連串聯想所吸引，毛澤東個人講話中使用的多數比喻、隱喻和典故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中國傳統文化，我們也被這一發現所吸引。新發現的文件與先前的《萬歲》一書所使用的文件都同樣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幽默———粗俗且與眾不同; 但是閱讀第二遍，就會更加被他對於個人和群體的諷刺中所使用的恐嚇和威脅的語氣吸引。尤其被他不僅自由隨意地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多數範疇，而且自由隨意地使用他自己的概念所吸引。這些材料一方面突出了毛澤東的精神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範疇的影響，以及毛澤東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認為自己是一個完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另一方面突出了他的全部範疇的適用性和可塑性，它們並不妨礙他處理當務之急。這的確表明瞭對於新思想或對於一種善變和專制的“自由”的開放嗎?
    最後，我們還發現，毛澤東在這些文件中如同在其他文件中一樣毫無敵意地準備承認他過去的錯誤(在1959年廬山會議講話中，他甚至説了“罪過”這樣的話)。可是，人們不可避免地把最高領導人的錯誤和“罪過”，甚至與“貪污”等醜行劃等號。這些錯誤和罪過並不觸及毛澤東的身心，因為這些內容是源自他基本正確的“總路線”的錯誤。它們導致了令人遺憾的結果這一事實，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下面執行政策的那些人經常受到諸如渴望表彰或怯懦地害怕攻擊等不良動機驅使而作出的誇大和曲解。在原文中，毛澤東承認在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前的幾個月裏充滿啟示和熱情的講話中帶有“一點冒險主義”，但是他聲稱他在激發人們的熱情和一種無限可能性的意義上的努力基本是正確的。地方幹部以一種“強制”的方式甚至憑藉“命令主義”貫徹他的思想是他的過錯嗎? 此外，主席往往知道如何以及何時糾正他的錯誤，他的錯誤從未將他從人民的隊伍中改劃入敵人的隊伍。
    如上所述，這一材料中使用的特定的推理方式和修辭手法，在驅使人們將注意力集中于主席的思想連貫性上的同時，也將注意力集中在他變化的精神狀態上。當然，精神狀態的重建是高度危險和容易犯錯誤的事。可是，談到晚年毛澤東這是不可回避的問題。這並不是意味著“思想”本身失去了作為思想的重要性，或者僅僅是從心理狀態角度去對待思想。問題是，作為“思想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支配和限制了變化的情緒。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是意識形態領袖的斷言是在延安時期———一個似乎或多或少被其他黨的領導人接受的斷言。這個時期毛澤東思想是否全部是他自己的創見，或它是否如中國目前堅持的看法一樣，一定程度上是黨的全體領導人集體形成的，這個問題我不打算在這裡論述。然而，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出現的這一思想，使人意識到巨大的“客觀的”政治、軍事、經濟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嚴重限制了領導者的行動。意識形態範疇被用來適應難以駕馭的現實環境。毫無疑問，促使毛澤東最初轉變的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最終勝利的信仰仍然是支撐他的信仰，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它形成了毛澤東當時的戰略思考。當時毛澤東並沒有預期共産主義會迅速取得勝利，並且延安時期的毛澤東當時就看出將延安經驗本身視為最終社會主義烏托邦的預示也是值得懷疑的。無論人們認為毛澤東多麼適當地使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範疇來分析形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範疇都是直接與當時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現實直接相關的。或許正是在這些情況下毛澤東作為一個政治戰略家的才能才最有效地發揮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戰略不僅被證實了在贏得內戰的勝利中是有效的，而且隨著適當的調整，它在普遍的“法律和秩序”迅速建立的鞏固國家的初期(大約1950 — 1952年) 也適應了新的現實。在經濟上“新民主主義”政策的延續與這一時期採取的初步穩定經濟和金融的措施的成功是有關係的。必須承認，這個“重實效”的調整方案並沒有妨礙大放血的土地改革以及反對反革命的運動。然而，總的來看，這可能也沒有妨礙人民共和國建立它的全國政權以及它此後一直享有的政權合法性的基礎。
    毫無疑問，有效率的政府建立的速度極大地增加了毛澤東和黨的其他領導人的信心，當時繼續快速地發展經濟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可能的。兩個目標能夠如此輕易地結合起來的事實或許説明瞭將兩個目標如此有效地結合在一起的史達林模式的一個主要吸引力。即使是抵制史達林的他也發現史達林的《聯共(布) 黨史簡明教程》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是完全令人信服的; 並且它的確被用作了教育幹部的一個重要課本。毛澤東是那些真正承認史達林在這一領域起到導師作用的人中的一個。
    他毫無疑問地一心一意接受史達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寶庫”的兩個貢獻，即社會主義能夠在工業充分發展起來之前就實現的觀點，以及工業化本身能夠在不發達國家通過“社會主義的手段”進行的觀點。對這些觀點的接受甚至似乎給予了史達林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優先權。誠然，在中國迅速實現了政治上的掌控這一點可能使人們聯想到這個模式應用於中國會取得更大的成功，而沒有看到蘇聯模式在蘇聯國內産生的令人沮喪的副作用。毫無疑問，是這種樂觀主義使1955年時的毛澤東相信，在中國實現農業集體化將不會出現蘇聯集體化過程中的任何令人苦惱的伴生現象，甚至將促使農業明顯地增長。
    另一方面，以多種方式一心一意接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觀念標誌著毛澤東繼續接受了外部的制約———在這種情況下是接受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看法的制約。的確，從延安時期直到百花齊放運動突然終止的整個期間，毛澤東似乎承認自身在技術和經濟領域存在不足，保持了真正謙虛的態度。的確，在1952—1955年期間，他似乎不僅在經濟技術領域而且在其他所有現代化領域都服從了蘇聯至高無上的權威。回顧這一時期，似乎是從1950年“武訓事件”至1955年“胡風事件”期間，他的大量精力放在了防止“資産階級”文學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主義進程産生精神毒害的影響上。
    當對照這個背景看問題時，就會很贊成麥克法考爾(Roderick Mac Farquhar) 的觀點，毛澤東從外部對他這個有創建的精神領袖的主要限制和制約中解放出來是在1955年底他倡議加快農業集體化進程的時候。這個在沒有任何蘇聯集體化帶來的恐慌下進行的有組織的運動取得明顯成功，並且人們假定“民族資産階級”自願接受“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這些似乎都使他確信社會主義在中國基本上已經迅速地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可以肯定，社會主義的定義仍然是蘇聯式的關於制度的十分傳統的定義。首先它意指私有財産國有化。可是，社會主義“基本”實現的方式一定使他欣喜地感覺到，中國畢竟不同於蘇聯，並且這些不同回顧起來直接與他的某些延安時期的思想有關。農民群眾欣然接受社會主義，甚至“民族資産階級”“被説服”接受社會主義，這一事實，無疑是對他在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提出的中國的全體民眾(所有的四個階級) 都可能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觀點的有力支援。這甚至可能與史達林死後蘇聯吹起的一些新風一起使毛澤東想到了一種可能性，即史達林臨終都沒有説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這為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甚至在“社會主義建設”領域做出貢獻打開了一個新的空間。
    所有這些形成了“百花齊放時期”毛澤東思想中的重大的二重性準則(這是在我們的文件中佔有顯著地位的一個原則) ，即階級鬥爭任務與生産任務的對立。③他在1956年宣佈，“敵我”之間的“對抗性”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妨礙生産鬥爭勝利的障礙已經全部摧毀。所有四個階級的人民當時能夠團結起來進行生産是中國的巨大幸運。正是在這種興高采烈的情緒背景下，毛澤東顯然被周恩來和其他人説服一定讓“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在生産中發揮重要作用，而“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直至1955年底還是他最強烈敵視的目標。如果中國要發展自己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知識分子的技術和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無論如何，在這裡，願意承認不為黨所擁有的獨立的知識和技術來源的存在，不僅反映了黨承認不足的謙遜態度，而且反映了高昂的自信———已經在“對抗性的階級鬥爭”領域取得“基本”勝利以及已經“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的黨能夠認可“知識分子”可能會對優越于蘇聯模式的中國社會主義做出的貢獻。幾個月前還把胡風的文學觀點看作社會主義的致命威脅並把胡風當作死敵的毛澤東，當時準備將文化和科學界的知識分子劃入人民隊伍。這意味著即使知識分子存在“錯誤”觀點，也能夠因為他們基本上是愛國的並且一定程度上接受社會主義而得到寬容，甚至人民中的錯誤觀點( “毒草”) 也不再是敵人身份的確定無疑的標誌。當然，老的知識分子和黨的幹部敏銳地意識到了對於仍關在監獄裏的胡風的處理與主席對於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新路線之間的不同。然而，主席以胡風不僅持有錯誤觀點而且實際上製造了一個政治陰謀這樣的原因輕易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作為一名政治家，毛澤東並不僅僅具有構思“最佳構想”的能力。無論如何，在這些著述中人們有一種感覺，在構思了構想之後，他立即相信這就是對現實的真實描寫。在1956年初，他可能真的相信愛國的或者真正接受社會主義或者認識到自己沒有其他路可走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將接受交給他們的在文化、科學、技術領域的任務。有可能他們所有的貢獻都將嚴格限制在社會主義經濟領域之內。可是，即使這樣，當時毛澤東本人似乎也不再完全信奉史達林模式。(這在他1956年4月和5月的講話中闡述得相當清楚，這些講話就是《論十大關係》) 然而，他在與“知識分子”的許多討論中明顯地對文學和文化界知識分子的講話比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講話多。作為一個詩人兼文人，他像過去一樣繼續給予文學一種人類社會發展推動力量的特別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人們意識到，一定程度上他敏銳地感覺到胡風的指責———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沒有創造出一種活的文學，沒有生活的感受就沒有可以為意識形態事業服務的文學是正確的。或許正是他感到胡風的指責是基本的事實，才特別激怒了他。可是，在1956年初，他似乎不僅極為相信好的文筆與正確的學説結合在一起的文學顯然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極為相信即使“毒草”出現，它們也不會對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結構有什麼危害。總之，在1956年初，即使知識分子對他主動示好的反應非常小心，毛澤東構思的最佳構想似乎沒有受到主要障礙的干擾; 但是他或許相信這不久就會改變。
    儘管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有關史達林的令人驚訝的講話引起了不安，當時的主席無疑也覺察到了莫斯科和共産主義陣營的形勢發展對他的構想是有利的。這些文件強調了一點，就是毛澤東繼續極大地關心共産主義陣營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繼續把中國看作那個陣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繼續認為他的內政與他的陣營的利益是密切聯繫的。因此，在1956年初史達林死後，毛澤東似乎將蘇聯的新趨向解釋為大體上有利於他的最近的構想。儘管這還不是1958年秋那個啟示未來的毛澤東，但是這裡我們發現了一個完全肯定自己是一個精神領袖的毛澤東，一個對百花齊放這一構想的成功抱有很大希望的毛澤東。
    然而，到了1956年底，我們發現在中國以及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都出現了許許多多未預料到的令人苦惱的情況。首先，農業計劃並沒有引起生産的激增。值得注意的是，農業領域是一個他自信地認為他先前成功實施的集體化能夠取得實效的領域。針對赫魯曉夫有關史達林的講話， 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提出了該講話具有何種含義的嚴肅問題。最後，匈牙利革命似乎對他後來全部觀點的形成産生了根本矛盾的影響。一個已經建立的共産主義政權可能實際上是分裂的這種見解無疑令他深感不安。無論他對於新的蘇聯領導人的懷疑是什麼，他仍然繼續相信中國的命運是與共産主義陣營的命運牢固地聯繫在一起的。儘管認為一個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可能在組織上有缺陷的見解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即使正確的制度因為領導者與人民之間還存在繼續的非對抗性矛盾而被錯誤地運用的觀點，使毛澤東有力地批評了匈牙利領導人拉科西(Rakosi) 並且重申了自延安時期形成的中國共産黨的整風思想。一方面匈牙利的知識分子可能加深了毛澤東從過去保留下來的認為知識分子不可以相信，他們在某種情況下被證明是極其危險的這種堅定的看法; 另一方面他能夠説服自己，匈牙利知識分子與“基本上”接受社會主義制度，基本上愛國———基本上是“人民的一部分”④的中國知識分子完全不同。
    總之，我認為，在有關1957年初的文件中，我們看到的是決心推動百花齊放“構想”的毛澤東，但是也已經是對1956年底的形勢發展深感不安和憂慮的毛澤東。毫無疑問，他打算繼續百花齊放運動和黨的整風，或者他的確對那些在令人不安的匈牙利事件後強烈抵制他的政策的黨的高級領導人深深地感到苦惱; 可是説來奇怪，某種程度上他也繼續支援黨的普通幹部對知識分子的懷疑和不滿。雖然這些講話中的一些主題似乎預示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最終對黨的攻擊，但是讀者到目前為止還無法從中預見到使自己與整個黨的組織對立起來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毛澤東，我也沒有看到毛澤東真正明確地使自己與黨外的知識分子聯合起來反對黨的組織。
    實際上，人們對他所表達的對於知識分子的相對否定的語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非常強調大多數知識分子看起來不可改變的“資産階級”本性。他依然願意承認他們的愛國忠誠，但是在討論他們是否接受社會主義的問題時，他更經常強調他們別無選擇，而不是強調他們真誠地信奉。⑤無論他在1956年對於把他們中大多數人爭取到馬克思主義一方來抱有多大的希望，此時這一希望似乎都大大地削弱了。在他與黨的幹部的談話中，他的中心論點是，他與他們在科學、技術和文化領域都還有許多東西要向知識分子學習，這是不可回避的事實。在新的“無産階級知識分子”出現之前，他與黨的其他幹部將不得不“硬著頭皮”。他們將苦笑著忍受這個事實。
    當他指責黨的幹部對於經歷了所有苦難歲月的“我們”目前必須聽從在革命中毫無建樹的知識分子感到激憤時，這自然被看作用來説服幹部改變作風的一種言辟。可是，人稱代詞“我們”的使用意味著毛澤東本人和他們一樣地不滿。雖然他可能十分實在地堅持認為，許多已經變成了懶惰的官僚的幹部本身應該停止滿足於既得榮譽，但是當他談論知識分子翹尾巴，可是需要至少暫時向他們低頭時，人們感覺到他在這個強烈諷刺中的用意。
    最能揭示主席在1957年初強烈的矛盾情緒的是他對王蒙的著名小説《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的評論。1956年9月發表的這部小説以否定的態度生動描寫了中層官僚，它也成為了文學領域“百花齊放”的一個代表。⑥ 1957年1月和2月，它成了黨的報刊反對在百花齊放運動中進行情緒攻擊的主要靶子。儘管毛澤東在1957年2月所寫評論的要點是維護王蒙小説存在的合法性，但不能説這些話是在鼓勵幹部們高度評價這樣的小説。他不能不讚美小説活潑的文體，但是小説對於黨的幹部的完全否定的描寫以及缺乏任何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最終是公正的肯定的描寫使毛澤東深深地感到不安。總的看來，他留給人的感覺是，儘管小説是活潑的，它仍然可能是那些必須容忍的毒草中的一根。在他就有關文藝圈的文學作品的講話中，我們發現他評價了一部描寫了一位完全應該受到責備的擔任鐵路局長職務的官僚的電影。“由於作者已經以這種方式描寫了他，並且他還仍然是局長———這種幹部應該被撤職。”⑦這就是在指出在真正社會主義制度下問題如何得到解決。他暗示，任何被認為是香花的文學著作必須牢固地限定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範圍內，而基本的寫作技巧可以從資産階級作家的被認為是雜草的文章中學習。
    如果我們相信他在原文中關於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評論似乎遠不如正式講話更加安慰知識分子，那麼他在這些原文中對於幹部如何避免犯“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錯誤的忠告幾乎完全缺乏實際的建議和具體、實際的説明。這在他3月10日與“新聞出版界”的討論中表現得特別明顯。這裡我們再一次見到了諸如“教條主義與右傾機會主義”這樣對於大的錯誤的雙重表述以及不要陷入任何一個極端的明智的忠告。編輯和出版者再一次被勸説使用説服的辦法，而不是打擊、鬥爭的策略。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何説服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問題上他沒有給幹部具體的建議，幹部們所受的全部教育將他們引向了相反的方向。最後，他的啟示賦予幹部們的責任是，在處理具體情況時他們應該依靠他們自己最好的判斷。這似乎表明他極其願意給予下級幹部一種獨立性，但是忠告沒有保證他們不會遭受不好的判斷帶來的直接後果。對那些並不打算採取新的積極行動的人來説，在主席的忠告中沒有什麼內容能夠促使他們大膽行事。
    因此，我們毫不驚奇，在4月前的幾個月裏無論黨的高級領導人，還是下級幹部以及知識分子本人都不傾向於有所進展。這些非正式講話傳遞的語言信號是含糊的，對於這些群體中的任何一個群體來説都不是一個清楚的啟示。甚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的口氣似乎比官方發表的講話文本更尖銳。然而，毫無疑問，儘管充滿憂慮，主席仍然決定推進百花齊放方針。他沒有背離他的基本設想

1) 黨需要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技術和知識;(2) 知識分子將與國家合作，或者因為他們真的愛國，或者因為他們認識到別無選擇，或者這兩個原因兼而有之; (3) 黨、國家和民眾團結一致是經得起任何無論多麼惡毒的“資産階級”批評的。至關重要的是中國與匈牙利不同。
    然而，非常清楚，在4月和5月間，各級黨委對於那類勸説言語的巨大抵制使主席越來越感到氣憤，最終導致了他對黨比對知識分子更大的憤怒———此後，重新強調黨的整風，甚至更重要的是強調鼓勵非黨的知識分子加入到整風過程中。主席的啟示此時是清晰和中肯的(即使他可能繼續相信將要出現的批評可能是“和風細雨”)。當時他的充分有力的政策路線再次表明(如1955年集體化的加快) 他擁有強大的權威，當政策被明確宣佈時，足以戰勝他的黨員同志們的抵制。
    鋻於上述情況，人們發現難以想像在青年學生特別是解放之後出生的青年學生中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情形之後的1957年5月和6月初主席是多麼的狂暴和憤怒。在一遍遍地激烈強調黨能夠經受住任何資産階級的惡毒的批評之後，突然變得明朗的是，學生對於實際上經常提到的“黨的領導權”的真正原則性的質疑，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在關於民主黨派與共産黨“互相監督”的所有講話中，我們完全可以明顯地看出，共産黨決定什麼批評可以接受，什麼不可以接受。“聯合陣線中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權”的説法是一種他不希望受到挑戰的説法。可是，學生當時要求的正是對黨的領導權的明確限制。這是一根毒草，要將它的蔓延劃入到敵人隊伍中去。儘管毛澤東與黨的其他領導人及下級幹部之間存在各種矛盾，我仍然沒有發現有跡象表明他當時能夠將他個人聲稱的權威與整個黨的權威脫離開來。
    雖然他暫時繼續使用百花齊放這個詞，但是十分明顯，他的最佳構想的理想破滅了。過去的階級鬥爭與未來的生産鬥爭之間的明顯劃分不再行得通。知識分子被再次證實自己是危險的“敵對”資産階級分子。這個新觀點具有更深的含義。從生産工具公有來定義的傳統的社會主義顯然是非常不全面的。資本主義“敵對”意識不僅能夠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時存在下來，甚至能夠威脅到社會主義。即使黨的某個部門和部分黨的文學界知識分子接受資産階級的批評最終也是受到陰險的資産階級思想的鼓動。因此，更進一步的含義是，在人類事務中意識因素的正反兩方面的作用在明顯擴大。資産階級意識不僅是一種消極的殘餘力量，還可能成為一種威脅勢力。與此同時，從正面講，社會主義的存在(以及共産主義的實現)不是由財産社會化就能保證的。只有一種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 人文精神的內在化才能保證最終的勝利。
    然而，主席不久就使自己確信，雖然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已經被證明是不忠的，但是整個人民共和國的歷史證明，廣大的工農群眾相比之下以全部的忠誠準備接受毛澤東的領導和黨的領導，他們證明他們準備適應社會主義的人文精神。在1956年和1957年實行集體化時農民中存在的不滿跡象由此被輕易地歸因為富農和“官僚主義”幹部的影響。群眾總體上仍然是忠誠的。
    在從他先前強調需要依靠知識分子作為不可缺少的知識來源，以及從他謹慎設想科學和文化領域知識的獲得將是一個積累和緩慢的過程的轉變中，毛澤東去除了有損於他的精神權威形象的最後一個外部制約。他能夠實現這個轉變不是因為他的精神變化，而完全是因為他心中已存在的另外一些主題和觀念，以及作為一種模式的延安經驗。此時，延安依然作為一個早期共産主義社會的模式出現，在這個社會中，群眾為了取得軍事勝利———基本上是通過群眾團結一致和精神上的激勵取得的勝利，無私地奉獻了他們自己。群眾是極大的“核”力量的源泉，一旦釋放將不僅表現在體力勞動上，而且表現在以快速的經驗方法掌握技術的能力上。畢竟“安眠藥的發明者甚至不是一名醫生。他僅僅是一個藥劑師———我知道，盤尼西林是由一個洗衣工人發明的”。⑧一旦注入了適當的共産主義精神，群眾將能夠克服“與自然鬥爭”面臨的大部分阻礙，而且無須完全依賴理論科學家的繁瑣且華而不實的“科學”。
    當我們從1957年底走到1958年初時，我們看到毛澤東很快積累了他認為對他的新的最佳構想非常具有實證意義的證據。除四害運動幾乎成了構成大躍進所有本原的貌似非常有理的模式的縮影。黨在與自然蟲害的鬥爭中將群眾的熱情與能量結合起來的能力，群眾形成簡單而有效的方法對付這些公共健康和生産中的重大問題的能力，能夠全面運用到所有政府部門中。同樣的群眾“核”能量的釋放，不久又表現在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無論主席在哪看到一個初看上去似乎肯定他的充滿活力的“革命浪漫主義”新信仰的經驗的結果，這一結果似乎是不需要進一步仔細審察和調查的。最終，隨著他在1958年關於糧食大豐收作出的令人驚訝的許諾，所有對他的大躍進構想的阻礙似乎都消失了。
    在1958年8月引人注目的北戴河講話中，我們發現毛澤東處在他構想希望的最頂點。當時顯而易見的是，主席本人是共産主義即將到來觀念的肇始者。現實的問題是向對這個消息感到極不高興的蘇聯隱瞞事實。糧食生産的巨大增長，鋼鐵生産的猛增，最終證實了中國的民眾能夠輕而易舉地充滿共産主義道德觀(農民可能甚至比工人多) ⑨。同樣重要的是應該注意到，在這一時期，毛澤東依然完全依賴黨作為使共産主義精神在群眾中內化的工具，甚至在百花齊放時期的所有矛盾衝突之後依然使自己確信: “自從社會主義改造以來，資産階級的權力體系幾乎已經被完全摧毀; 領導幹部不再憑藉他們的權力及地位或官僚主義架子成為領導，而是依靠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利益，靠説服。”⑩在8月充滿希望的情緒中人們並不懷疑這些説法的誠意。然而，人們懷疑的是他對它們篤信的持久程度。
    毛澤東對烏托邦主義的真誠，在那個時期極大地吸引了國外的激進分子。他是一個似乎真正相信美好社會的共産主義前景是真實的、甚至敢於相信它即刻能實現的共産黨的領導人。毛澤東關於美好社會的夢想的確與馬克思的一樣，它們在一個方面是相似的。與聖西門、傅立葉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煞費苦心詳細描寫的烏托邦不同，馬克思對未來的設想最終來自可以被稱為消滅了矛盾的烏托邦主義。一旦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和生産工具私有制退出歷史舞臺，社會不和諧的根源基本上就會消失。美好社會將作為一個完整的事物出現。毛澤東的烏托邦也是消滅了矛盾的。當然，兩者存在根本不同。老年馬克思基本上信賴物質歷史中用物質的力量來消滅阻礙力量，而老年毛澤東主要信賴有品德的精英推動的意識的轉變。誠然，在無疑經過了更為認真考慮的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講話”中，他指出共産主義的標誌是生産的極大豐富（11）和所有權歸全體人民。然而，他揭示了中國共産主義道德在群眾中的迅速內化本身是實現這些明確目標的先決條件。如果延安的農民群眾在他們的“農村勞動方式和遊擊隊活動”中已經顯示了共産主義道德的萌芽，那麼“為什麼構建共産主義就不成? 為什麼我們非要使用工資制度”?（12）“恢復供給制度似乎有些像‘倒退’; 但是‘倒退’意味著進步，因為我們是在進到城市以後才倒退的。”（13）
    我們在這裡發現的情緒，在某種程度上似乎類似于百花齊放運動開始時高昂的樂觀主義。然而，最後人們認識到的大躍進的構想，與其説接近自始至終似乎都勉強認可了知識分子以及知識分子是其自由智慧的保護人的百花齊放運動，不如説更接近毛澤東的本心。隨著預示著他當時看作是延安時期共産主義人文精神的東西與迅速實現一個富裕強大的中國的夢想相結合的新構想的出現，人們可能會説，他獲得了最終的精神的安慰。
    似乎是在8月的北戴河會議與11月的鄭州和武昌會議之間，毛澤東本人開始認識到地方幹部為了貫徹“共産風”等等，使用了大量混亂、虛假的彙報和壓制的方法。
    毛澤東甚至準備承認他本人可能有“一點冒險”。地方幹部當時沒有被及時告知，儘管存在“共産主義的萌芽”，史達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提到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規律”不會如此迅速地消失。萌芽的生長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比北戴河講話中提出的時間還要長。農民需要休養生息。商品生産還不能完全消除。不停的連續的策略伴隨的是時間上的調整。在北戴河會議上我們得知， “可能在十年時間裏，我們的生産將會極大豐富，人民的道德將會極大提高”。（14）鄭州會議説要二十年。在北戴河對廣大農民群眾的共産主義傾向提出過分要求之後，毛澤東在武昌的講話使幹部們突然想到了馬克思有關農民(不僅僅是富農) 的所有責難。農民會隱瞞糧食收成，只考慮他們家庭和村莊的利益。“一旦農民的巨大熱情迸發出來，很容易將他們視為工人，而且還勝過工人”。（15）但是，畢竟農民不是工人。幹部在主席的北戴河講話之後仍然是迷惑的。當環境有利時，農民比城市居民更歡迎公有化;當環境不利時，地方幹部將被嚴厲地指責為忽略了馬克思對於農民階級、小資産階級本性的所有責難。
    到了1958年底，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已經日益增長的阻撓在1959年時變得嚴重了，最終到了1959年廬山會議的緊急關頭。在北戴河會議之後表面上用毛澤東的構想不同程度地對自己進行洗腦的中國共産黨領導人，不久開始對農村的消息甚為擔憂。然而，儘管承認了所有的錯誤和“罪過”，毛澤東仍然不放棄他的最終構想，他個人在這個構想中的投入，是他在百花齊放時期在知識分子事件上所沒有的。在1959年廬山會議令人驚訝的講話中，毛澤東直率地承認“錯誤”甚至“罪過”，同時它也提供了老年毛澤東時期一些最引人入勝的修辭手法中的經典。然而，他對於大躍進構想的根本堅持基本沒有變———甚至由於他對黨的“右傾分子”的暴怒而有所加強。
    在1959年最後的幾個月甚至在1960年初，關於構想的基本説法仍然沒變。在1960年甚至出現將構想擴展到城市的“城市公社”運動。主席再一次表明瞭他勝過黨的其他領導人的能力。
    在1959 — 1961年的毀滅性的經濟災難中，主席也依然表現了他當時久經考驗的避免極端的能力。在當時很少聽到共産主義即將到來的言語。我們甚至驚訝地聽到他説“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仍然缺乏經驗”。（16）“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是不行的，它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17）這些説法令人驚訝地表現出了他的沮喪和謙虛，而沒有試圖將它們與大躍進的信條聯繫起來。
    當1962年經濟恢復促使他再一次回想自己的言論時，他輕易地使自己確信，雖然他的確錯誤地估計了共産主義即將到來的時間，雖然當時他願意講社會主義只能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後才能到來，但是他真的沒有放棄大躍進是他長期的既定方針。他當時以極大的熱情回到了“抓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和政治”的説法上。因此，當黨的領導似乎在轉了一年後完全相反地轉向了他視為是蘇聯和西方影響下的“資産階級修正主義”時，他的失意情緒傾向於集中在黨的成員身上。黨需要經常接受整風。
    如果我們談論毛澤東的最後的主要構想，那麼它是一場正在進行的資産階級修正主義與繼續共産主義革命之間的鬥爭。“資産階級修正主義”似乎是集體意識的頑疾，能夠以更新的化身和偽裝出現。在預言主席對情況的具體反應上，範疇的指導作用很小。甚至晚年的毛澤東並沒有完全失去他對有可能成為藝術的政治的直覺。這種直覺使他在1970年之後與鄙視四人幫的黨和軍隊沉默地保持了妥協。這種妥協以及在國際上願意接受理查德‧尼克松的主動示好，可能以某種方式與他的“崇高信條”相調和; 但是，二者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構想帶來的結果。最終，通過他最後的抽象構想，主席與其説使自己孤立，不如説“和群眾在一起”。■

注　釋

①是將官方出版的毛澤東著作以及此前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與新使用的文件集(其中一些文件也出現在《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中)的比較。
②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P.8.
③在1952—1955年期間，他似乎主要接受了史達林的觀點，兩者——階級鬥爭和生産——是密切聯繫的。
④ Roderick Mac 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1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1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73.
⑤我們依然發現了奇怪的觀念，匈牙利知識分子特別難以控制，因為他們出身工農。而中國知識分子是“較可靠的”，因為他們出身“資産階級”。這裡我們認為，即使來自於群眾的知識分子也可能是難以把握和危險的。
⑥有關這一小説的討論，見Merle Goldman ，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P.179 - 180。這一小説由聶華苓(Hualing Niel)翻譯，載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Vol12，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73 - 511。
⑦ Roderick Mac 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1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9.P.218.
⑧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P.119.
⑨ Roderick Mac 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1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397.
⑩ Ibid.， P.414.
（11）在《北戴河講話》中，他似乎認為，即將到來的1958年農業收成的激增以及鋼鐵産量天文數字一樣的增長，已經預示了這種富裕幾乎即刻實現。
（12）Roderick Mac 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1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17.
（13）Ibid.， P.418.
（14）Ibid.， P.419.
（15） Ibid.， P.476.
（16）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Harmond sworth: Penguin， 1974， P11731
（17）Ibid.， 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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