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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4 0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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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到高中部分：
一、家族、家庭
传说，我的祖先是江西人，祖籍南昌筷子巷。于洪武七年，因避战祸而由祖
籍迁徙到湖北。当时一起到湖北的共有兄弟三人，后辈称之为洪三公、洪五公和洪七公。他们这一代是有兄弟七人还是只有兄弟三人就不得而知。这兄弟三人就先落脚于现今黄陂县的罗汉寺北五里处，伏马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坡。据传说，刚开始兄弟三人同时居于此。各自成家立业有了后代以后，就各自另寻门路。洪三公往南到了现今的黄陂县武湖一带，而洪五公向北到了现今的红安。留在黄陂的就是洪七公。
祖先定居之处原是一个荒废的麻园，而本族姓吴，定居人多之后终于成了一个村。长江中游一带百姓集居地多靠水湾而居，故地名中不象北方叫村而叫某某湾。这里当然也就成了吴家大湾。但这里原先曾是一个很大的长着黄陂人称之为唐麻的院子。所以，现在还有很多老人还叫吴家大院子而不是叫吴家大湾。
自定居吴家大院子以来，历经三百多年，人口繁衍。成年者都先后各自另找居所，并都是由吴家大院子成中心向外发展，这就形成了目前的吴姓一族人多势众的局面。旁边计有沈家田、石堰湾、李家田、辜家田、黑屋岗、新湾、孙家田、溜子湾、等三十多个湾子，号称一吴四十八湾，成为黄陂县北一大姓氏集居地。而吴家大湾历代都是幼子留守，到今就形成了这个湾子的人在附近吴姓村子中辈份最长。而最近的石堰湾则是最先迁居的长房所在地，几百年来两湾比邻而居却辈份相差悬殊。到我这一代，在那个湾己经有低我七辈的人出世。
吴家自我成人以来，就再没有续谱。目前还在用过去定下的族谱。好在未来几十年中大约还够用。在这以前的失考，当前用的族谱是“龙、凤、呈、祥、德、序、恒、传、人、才、又、起、克、继、营、谋、乃、育、同、体”据说这谱来自千字文，但我有意查找出处，却终无所得。本人是“恒”字辈，父讳“序庭”。而在石堰湾己经有了“继”辈的人出生。由我算起，这是我的第八代玄孙了。在现存的我的同村人中。序字辈的还有，而德字辈就没有了。序字辈的人也只有几个而己，且以婆婆居多。
父亲生性刚强好胜，好像我的祖父一代起不甚发达吧，所以父亲并不向我们讲述多少祖先的事。只知道我的祖父外号人称“苕四爹”。这个名字当然不是受人尊敬的好名字，好像还是很受歧视的样子。因为“苕”在我们那里的语言中就是傻瓜的意思。但至少说明是排行老四。但自我记事来就没听说过我还有叔祖。是早夭还是迁居就不知道了。总之在湾中我们这一家没有亲支人丁。父亲一代倒是有兄弟和妹妹，很多也是听外人讲起，从父亲那里很少听到什么。据说父亲的弟弟年轻时“挑脚”到了陕西平利县，后来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而没有回家，死在外乡。挑脚就是靠一条篇担替人挑东西长途搬运的代称。解放前我们那里穷人经常挑脚的地方是跑陕西老河口一线。那里是通汉中的孔道。叔叔在平利县上门的那一家女方（就是我的婶婶）姓金，前夫留下一个儿子叫金传珍。叔叔上门后生了个儿子叫吴恒林。年纪与我相仿，大约小我一岁。父亲有一个妹妹，嫁到离湾子七八里的一个姓辜的人家。有一个表哥，一个表姐，一个表弟。后来姑父病死而姑姑再嫁。本来平时来往不多，这一下就更没来往了。
母亲姓吴，同姓不同宗。娘家在离湾子八里的研子岗旁的吴学湾，又叫吴家岗。母亲闺名叫吴青枝，在娘家是老大，有三个弟弟。这就是我的三个舅舅。大舅叫吴文宗，二舅叫吴文斌，三舅叫吴文灏。与母亲最亲的是二舅，但一生见面也最少，因为二舅在杭州市落户。
父亲生性好强好胜，而且脾气暴燥。但生性聪明，记忆力好。一生中学过很多手艺，但所谓艺多不养家就是说的我的父亲罢。会织缄（箭）绒，炸油条，做挂面，做豆腐等。到我记事时父亲是在做挂面养家。而且种田也不差。
从我记事以来，我觉得父母均很聪明而且都是记忆力出众，有人所不及之能。但二老一生感情不好。可以叫做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这里面又夹着姑嫂不和，婆媳不和。我的祖母姓周，是我们家南面周家寨的人氏，身材不高，我记得的是小巧慈祥的婆婆，我叫她老人家“大大”。而姑姑婆家情况不怎么好，甚至比我们这个刚好勉强糊口的家还差，因此难免到娘家走动一下，打点饥荒。但每次姑姑来，母亲总是防贼一样提防着。而祖母又不要命一般的护着自己的女儿。要是隔一些日子不见姑姑来，祖母一定会走女儿家去看姑姑。祖母一出门母亲就要清点家里东西，家里那时做挂面，也很穷，没什么好拿的。无非也就是用小手帕包点小麦，或者天阴时揉好的了面无法做成挂面而要浪费的面团。但一旦要是叫母亲知道了就像要她的命一样的吵几天不停。
父母一生不和，但也有过很成功的合作。那就是编过一段很是有名的“彩词”。在吴家大院子的西北部隔山有一姓张的湾子叫张家大湾，又叫张灵师湾。二姓隔山而居，每年元宵节舞龙时都要到山头的庙里去祭天祭神，祈福。就好像是给当官的送礼不能同时进门一样，不同姓的龙是不能同时到庙里去的。这就要互相协商好。难处在于不仅进门不能同时，出门也不能互相碰头，要不然会有霉气的。就一座山，事关一年大运，这就难免要产生许多的矛盾和争斗。解放前，吴家人多势众，读书人又多。因此为山界总是先打架后打官司。张家大湾是个独湾，人不多而心齐，打架总赢。而吴家这边有三十多个湾子，穷富不均，人心不齐。打架也打一回输一回，打输了就打官司。吴家读书人多，会写状子的多，在外当官的也很有几个。因此打官司总赢。实际上也就维持着一个相持形势。谁也不敢先行起事，无事时互相避让，即便有事，一般也只有在小巧动作上下功夫。这个功夫就是每年上山酬神时的“说彩”是一次赌威风的好机会，既能拖延时间，让对方为难，又能眩耀自己这边的实力和才华。
我们那里每年正月十三日开始要玩三天龙，我们叫龙灯，但只是龙并没有灯。附近湾子里的夜龙灯那倒是灯，每一节里都点上蜡烛，排成一条。但那又只能举着走而不能舞动的。按规矩是正月十三的“接龙”，就是把“龙神”请下凡来后就要上山的祭神。这也像历代帝王为了江山平安要祭泰山一样，表示对神的尊重。接龙的过程是把龙装配好后，在湾里先要摆上供桌，排开猪头三牲等贡品，烧黄表纸钱祷告上天请龙神下界保一方一年风调雨顺。经接龙后的龙就有了灵气，是不能亵渎的。接过龙之后就要赶在上午己时上山。到山上后当然又是祭神这套。不过在这里的“说彩”就格外有重要性。因为这时一般看的人是四面八方都有，张家大湾的人也有，那是一次扬威的好机会。大约是在一九四七年吧，日本人投降后二年时，有一段短时期的太平日子。有过玩龙灯历史的湾都把龙灯整治起来，因此就格外热闹。这一年父亲大约四十四岁，而母亲大约四十岁。二人在家合作编“彩词”，可能编了有三百多句，每句四字七字不等。合辙压韵。把吴家历代有作为有身份的人，事都一一列举。最为人烩炙人口的到现在还流传不息。我从外人口中听来的有：“吴氏祖传，四十八湾，门门出秀，代代做官，大湾桂香三十里，吴氏地占南半天，牛走三十里，不喝人家田中水；人行天下，不吃别姓人的饭；”仅此几句就可知一种氏族的自豪感己完全表露无遗。这一下大张了吴家的威风。自此后吴家大湾的“新麻子大爹”名传乡里。我的父亲因中年出过天花而脸上有少数麻子，平时人称“新麻子”。
父亲要强好胜，但人强命不强。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左右，因日本人占了罗汉寺，在罗汉寺修有炮楼，驻扎有日本人的军队。平时人们不敢到那里赶集，而是到离罗汉寺不远的一个地方临时交易。这就导致罗汉寺集市萧条，反倒是离罗汉寺北面五里的一个小山坡变成了临时集市。那个小山坡就离我家只有一里路左右而且属于吴家大湾地界。因此家中就在那里搭盖了一间小茅屋做起了小生意，就是做挂面兼小饭馆。那个地方就叫吴家集。从母亲的口中得知，那时也还经常接待新四军，游击队。经常有日伪军来找麻烦，所以三天两头跑反。日子过的很是艰难。日本人投降后吴家集冷落下来，罗汉寺就又恢复了生机。这时父亲大概是觉得从商比种田要好一点，就搬到了罗汉寺，我在罗汉寺渡过了我的童年。我家在罗汉寺时也做过挂面，开过“斗行”——即私营粮店。但都不景气。到解放后，大约是一九五0年，听说如果不回来就分不到田地。父亲一时动心又全家搬回了吴家大湾。回来参加了土改复查。分了几亩田和一幢地主的大房子的七成半。即有四分之一分给了别人。从此就又种田又做挂面。总的来说，日子是比较安定一些了。到农业合作化以后，父亲不做挂面了。种田又非所长，家中开了个小卖部。到五九年刮共产风再加上三年困难，几个月看不到粮食，人饿的头昏眼花，皮包骨。父亲指靠在外面工作的哥哥接济。当时四哥吴伯成刚到武汉铁路局江岸机务段工作不久，还是当的司炉。不过那时在铁路上是有点小特权的，因为对特别快车，车站上还要供应免粮票的点心。四哥就可以趁此买一些回来存起来带回家。五九年的七月间，父亲饿的受不了就去找四儿子，也就是我的四哥，不巧他出车没在家。父亲在四哥的房间乱翻，在一个箱子里翻出二个面包，己长了绿毛，但人饿了顾不上这些，不顾一切的吃了下去。从此就病倒了。自此一病不起，直至死去。终年五十七岁。
父亲对子女很严，而且有些不讲道理。最严的是不准小孩子骂人和打架。无论有理无理，只要骂人和打架，回家一定挨打，没道理可讲。我们叫这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反正是不准打架骂人。父亲打起人来也不顾人的死活，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我见过的就有四齿耙，锄头，铁锹，等各种能当武器的农具，
因此他在家里有绝对的威严。无人能反抗，也不敢反抗。也就因为这样，我们这一代几弟兄都不会骂人，黄陂农村那样丰富的骂人的话我们都知道但骂不出口。父亲识字不多，但对小孩读书还是很用心督促的。我小时读书就记得父亲只要有时间就在我晚自习时陪读。他无法辅导什么，但有一个绝招，就是不管什么都要背。而且他不管听不听得懂，只看你背得顺口不顺口。若是背得不顺口就是没有背好。至于语文他就能听懂了。不仅他能听懂，而且还能纠错。听字音完全不受识字与不识字的影响。
父母生育了我们兄弟和妹妹六人。五兄弟一个妹妹。分别起名为东成、西成、小成、北成、天成、艳荣。老三本应起名南成，但南与难同音，怕将来事业难成，故叫小成。而且老三出世时，也不知后面还有没有，何况己经有了两位哥哥，当然算小了。但以后的事说明这个小成并不小，后面还有一大串，这是后话了。老大吴东成在穷人家是宝贝，这就是常说的穷人家重长子而富贵人家疼小儿。从小读过二年私塾，刚认得了几个字以后就通过在汉口住的舅舅家托人送进板厂当了学徒，时年只有十三岁。老二西成，就没办法象老大那样再找舅舅家帮忙，只好从十一岁时送到隔壁湾——孙家田去给一家做毛笔的人家放牛。据后来二哥自己讲，当徒弟是极为苦的事，所谓徒弟徒弟，三年奴隶。给东家倒尿桶，倒尿壶，看门，扫地；做完家务事再牵牛出去放牛吃草。牛不吃饱不准回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呵气成霜。身无御寒衣，在寒风中只好躲在田埂下面避风。碰上牛拉屎，就赶忙把手脚插到牛粪里取暖。回家后还要挨打挨骂。据说母亲也知儿子受苦，但是无法可想，只好有时偷偷的到二哥放牛的地方送点吃的东西。实在受不了这份苦，二哥逃跑过二次后，第三次就死活不愿再去给人家放牛。舅舅家没办法，也只好再找人帮忙送他去学了油漆工。一个木工，一个油漆工，这就是老大老二的终身职业了。老三小成到成年时刚好家里情况要好一点，父亲做挂面要人帮忙，田也要人种，因此就留下来没有再送去当学徒。老三出生在一九三六年，到解放时刚好十四岁。在家种田学做挂面，成为家中的一个好帮手。到一九五四年，三哥十八岁时，国家实行义务兵制度。这年第一次招义务兵，反正又没有要打仗，父母就送他去参军了。临走时母亲求人给他开了个假的证明说是共青团员，也好有个前途。这在刚解放那时母亲就能懂得政治前途的重要是很不简单的。三哥参军后先在河南省的汤阴县驻军，后开赴朝鲜驻防。三年后转业到兰州军工厂，那是个飞机制造厂，学的机修工和电镀。一九六三年因家中无人支撑门户，他在兰州也过得不好，加上厂里裁减人，三哥就趁势回来了，此后终老农村。四哥吴北成运气比几个哥哥要好一点，他出生于一九三九年，捞上了读书的机会。但读完高小后没能考上中学，从此失学回家。先当初级社记工员，后当了高级农业社的会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铁路上到农村招工，他当会计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要一个名额出去参加了工作。先当司炉，后当指导司炉，以后是副司机，正司机。以后在架修车间当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再后调到铁路机车车辆厂当工会主席。在这一岗位上退休。妹妹艳荣是最小的而且是家中唯一的女儿，从小比较娇惯，读书成绩不理想，读到小学毕业后上了初中没有读完就回家。成年后先嫁余焕堂，是武汉长江大桥守卫部队的连长，人很好，勤奋好学，老实厚道。复员后到黄陂县泡桐粮管所工作。后殁于肝病。再嫁姜厚德，人也很好，是中学老师，后当泡桐区的文教组长。余焕堂死后，妹妹找门路以三十岁的年纪办了顶职，先在罗汉粮店工作，后也转到炮桐粮管所，在那里退休。
大嫂李友荣，也是罗汉寺人。她娘家离吴家大湾不远，人很能干。身材与我家兄弟相比那是小巧玲珑的一类了。也只小学文化程度。三年困难时期全靠她在家支撑，三哥那时还没回来。正在办食堂时，大嫂刚好在食堂当事务长，因此对家里多少有些照顾。后来因随大哥迁到东西湖去而离家。二嫂辜喜荣，是我姑姑婆家那个湾子的人，有肺病，到我家不久就随二哥迁到西安市。三嫂李杏荣，是县西的人，那是三哥在兰州时自由恋爱找的对象，六四年三哥回家时一起回来。四嫂汪季云，是广水人，与四哥一起在铁路上工作，一直是食堂的管理员，在此岗位上工作一生。大哥有三男一女，女为长，名字是宝珍，三个儿子分别叫做：保明、保红、保亮；二哥有四女一男，名字是明珠、明月、秀芳、凌飞、定芳；三哥有三女二男，分别叫慧芬，慧琳、慧兰、建忠、建军。建军在二十一岁时早夭；四哥也有三女一男，叫做巧萍，青萍，建斌，争丽；妹妹有三个儿子。
二、家乡
黄陂县原属孝感地区，于一九九九年划进武汉市。东临新州，西邻孝感县，
南接汉口，北与红安相接。属丘陵地带，北高南低。北面是大别山的余脉木兰山，南为武湖。有一条小河由北而南贯穿全县，叫做滠水。这条小河在县城附近叫“县河”，在木兰山脚下叫轩河，到武湖才叫滠水。全长不足六十公里。水浅而清，每年春夏之交发大水。
黄陂土层很薄，家乡的农民有一句口头禅说“犁无三寸土”，这是因世代生活在这里己经习惯了这块土地的原因。黄陂土地为含铁多的黄色酸性壤土，极易流失。在武湖和县西一部分要好一点，但容量易受涝害。地表下一层薄薄的土层下就是一层厚厚的风化石，耕田时稍一不小心就会碰断犁头尖。这恐怕就是为什么黄陂的小铁炉闻名全国的原因吧。黄陂的马家湾有一门祖传手艺，就是化铁，一盘小小的化铁炉，俗称洪炉，配一个风箱。一人挑着就可以走遍各地。无论什么钢铁，都能熔化开接补各种钢铁器具。有一篇古文，说的就是一种技能，看人如何用它，有的能用来发家，有的则只能用来糊口。湖北汉川的马口镇，以马口铁闻名于世，但却没有能以此成就事业。倒是被外国人在广州开发区成立了规模巨大的马口铁集团公司。而黄陂的小化铁炉也曾一度闻名全国，解决了不少大厂所解决不了的问题。但也只能是小户经营。
总的来说，黄陂是个穷县。地面无出产，地下无埋藏。与周围地区相比，地面植被明显比四周县的要差一截，经几十百年长成的一些大树又在五八年大办钢铁时被砍伐完了。在黄陂北一带曾探出有磷矿，但均为贫矿而无开采价值。黄陂地壳又很薄，连做高层建筑的负载力都不具备。
黄陂的出产有名一点的就是武湖的银鱼了，但没有形成规模。曾经有点影响的是黄陂泥塑，红火了几年也垮台了。黄陂人像个好奇又无耐心的孩子，总是把好东西弄得不是东西为止。
黄陂北边的木兰山是一处较有特色的文化遗迹。那里有二大特色，一是佛道同一山，二是木兰干砌。我国历来佛、道不同山，凡是佛教建庙宇的地方道教就不去，反之也是。著名的道教道场就没有佛教的多，所以有“全国名山僧占多”的说法。道教有名的只有江西的龙虎山，四川的青城山，湖北的武当山。而木兰山是佛、道同山的，一山之上既有佛寺，又有道观。其二就是木兰干砌。木兰山上的建筑，无论多高，一律不用粘结剂，只干磊上去。木兰山在宗教上的影响深远，可及三省数十个县。每年八月是木兰山朝山的日子。四面八方人流如潮。山上的一草一木均被人赋予了一种能治病的神力，到木兰朝山的人到了山上回去时随手抓一把草，用瓶子灌一瓶水，都被当作能治百病的良药。
我的家在黄陂中部的罗汉寺。地名叫罗汉寺，是因这里曾经有过一个较大的寺庙，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也许就是叫做罗汉寺吧。我读小学时就曾在这个寺里上过学。那大约是一九四九年，庙里还有一尊大肚子罗汉。庙外有一口大钟。这些以后就不知去向了。罗汉寺从解放以后就划为一个区。吴家大湾是这个区北面的一个行政村。
吴家大湾背山而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山坡为东北、西南走向，因此居家的房屋就是面向东南，而不是正南。湾子的北面就是相对高度约百多米的伏马山。因山像一匹伏卧着的马而得名。山上原长有松树，但经五八年后就成童山一座了。伏马山的南面有二个山洼，是由三条山腿相抱而成的山窝。一个叫大洼，一个叫竹叶洼，二洼相连，东西相列。靠东的一个是较小的竹叶洼，竹叶洼的东面有一片平场，叫黄家塘。传说这里就是由江西迁到湖北黄陂的吴氏一世祖洪七公的阴宅。也是吴姓龙灯上山祭山之后必来祭祖的地方。
由于黄陂穷，地土薄，只能渡命无法发财，因此形成黄陂人爱出门另谋生路的习惯。也因此有了“无陂不成镇”的说法。黄陂尽管穷，但这里有一样东西多，那就是穷人。无论何人只要在外面略为混得像一点样子都能回故乡风光一下，因此也就形成这里即使穷也还总有人回家相探而不舍。这种容易显威风的人文环境，好多年来成为了在外谋生不成功的人的最好的安慰。
三、病弱的童年
我出生于农历癸未年九月初十日，公历为1943年10月8日，正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苏德在莫斯科城下对抗，国共合作还在维持之中，是整个世界黎明前的黑暗。但据说我的父母可是不怎么好，我出生时就体弱多病，据父母讲，到三岁时还不会走路，而到五岁时还不会说话。现在的小孩子可是有什么“三翻六坐九来爬”的说法，到五岁有好多都能背几十上百首诗词。与他们比我只好算是白痴一个了，我现在取网名叫做“老白痴”大约也是这个原因。大约是在三岁左右吧，母亲说我出过一次险情。因我不能走路，总是坐在一个大木盆中，这种木盆很大，大约有一米直径，深有八十公分的样子。那是做挂面的人家必备的东西，叫做“淘盆”，是用来淘洗小麦中的沙子的。一次祖母好心把家里做的汤圆弄了半个给我口中，祖母就忙她的事去了。一会母亲来看到时，据说我己面色发紫，没有出气了。这时母亲大叫起来，问这是怎么了。祖母说怕是汤圆卡住了。母亲说他又没吃汤圆，怎么会卡住呢。祖母说明了情况后，母亲当机用手伸进喉咙去一挖，挖出半个汤园来，再拍拍背，总算缓过气来。以后因为我口大，家里人就开我的玩笑说是被母亲掏汤圆掏大的。要命的是体弱不算，还天生是平脚底，注定了我这一生在运动上不行了。与同龄的孩子相比，我在用体力的各方面都差很多，而且反映迟钝。一般小孩子玩的游戏我都不能玩。比如弹玻璃球，踢键子，跳八关，翻跟头，都不行。打架就更不行了，甩石头也没别人甩的远。本来就身体不好，我一家人还有一样可怕的遗传病，那就是一家人都是沙鼻子，爱流鼻血。天干，天热，不小心碰到了，掏鼻孔时不小心都能引起鼻子流血不止。一流就是半天，用尽一切办法都无法止住。大凡农村止血土方法我们家几兄弟无不精通。什么热水泡脚，冷水淋头；什么用人头发烧成灰吹到鼻孔去；什么丝瓜蒸水喝等等，都无效。看到我们兄弟流鼻血的人无不害怕，往往一流就半脸盆，流到人明显没有血色。最有效的还是一种农村常见的止血草，学名叫“墨汗莲”的最有用。
小时候是在罗汉寺渡过的，当时我家还在做挂面，每天要负责磨一“作”面出来。磨出来的面粉要刚好够一次做面的需要，叫做一作。大约小麦三十多斤不到四十斤的样子。为了多出粉，要把麦子磨到麸皮发红才算合格，一般麦子都要磨到七次才行。不象现在用机器加工，那很方便。那时是用很大的石磨，靠毛驴拉磨。磨一次后要立即过筛。因为多，这种“筛”是较大的一个柜式东西，长方形的装有罗底的筛就装在这个柜的中间，靠人用脚踩动，使这个大罗筛往复运动。一往一复都撞在一根埋在地下的木柱上，发出很大的声音。从早晨开始要到晚上太阳快要下山才能做完。这件事就叫“撞罗柜”。我大约是从六岁开始就承担了这一工作，在我之前这一事是四哥的责任。家里为了引诱我好好的干，答应每天给我人民币二千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二角钱）但那时的钱购买力比现在高得多。二千元钱可以买到七个到八个鸡蛋或者买到六根油条。当时我不会花钱，只知道钱能买东西，上学也要钱，但没有花过。不过总是存到一元多时就会被盗。而且哥哥们也都帮着父母说看到有人拿的。我也不知道当时会那么笨。有人看到还会让别人偷钱吗。我当时的思想是并非不愿意做这事。也就不怎么在意钱被偷的事，只要父母不打我就好了。特别让我爱做事的原因是干了一天事后父母就变得格外宽容。剩下的时间可以由我任性的玩，而不会担心挨打挨骂。我小时候是表现得很笨，行动迟缓。但也过得意之作。那就是有一次家里炒了很多蚕豆，每一个人分得一大包，讲明是各人的吃完了就不准再要别人的。我的四哥那时也并不大，当然他们大约也不会拿我的蚕豆吧，但那时小，生怕哥哥和妹妹偷了我的蚕豆，我就很用了心思，把分给我的一份藏起来。看到我那么认真的样子，我的两个哥哥也就真的去找我的蚕豆，但也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找到。最后他们都很奇怪，问我，你是把那些蚕豆放那里了。我随手一指，原来，我是放到大家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我那时几个哥哥都在家，都说：“没有想到天成还这么狡猾。”这要算是对我小时候的笨还不算笨到让人绝望的一次说明吧。大约在四岁时，因为我的大舅舅没有儿子，而我家兄弟又多，母亲就把我送给了大舅做儿子了，但在那里，没有住到一年就得了一场怪病，腹大如鼓，面黄肌瘦，没有食欲。这种病当时叫做“隔食”，这是一种什么病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在当年的汉口因病治不好而被退回了家。看来我从小就是按实行三包而送给舅舅做儿子的，要不好还可以退回。送回家后，当时像我们这样的穷家小户是不可能进正儿八经的医院的，好在母亲有不少的各种奇怪的办法，她早就会“挑食”。就是把患病儿的双手指关节绷紧，用一枚绣花针挑破外皮，挤出里面的汁液，然后要去检那种成形的鸡屎，烧成灰再用红糖水冲服。母亲一生用这种方法治好了不少小儿，我也就是这样一弄就治好了。事后母亲说我命中生成乡下人的命，在城里活不好。看来这也真的是运气使然，如果当时能在汉口生活下去，也许以后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了。
四、我的小学
做挂面是季节性的事。每年夏天收过麦子后到年底是做挂面的季节，而春天到夏初就不会有人要做或买挂面了。因此这一段时间我就会没有事。到七岁时发蒙。发蒙又叫启蒙，就是学认字读书的意思。当时教育还很落后，小学不普及，私塾和公立学校同时并存。农村孩子能在七八岁时正常进学校读书就不错了。那时的学校有不少地方与现在不同。一是分初小和高小，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叫初级小学；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叫高级小学；二是不叫年级叫读几“册”书。当时是按语文书的几册来分的。一般是一学期读一本语文书，叫一册。读到八册就是初小毕业了。我是七岁时在罗汉寺小学读的一册，但到了下半年要“撞罗柜”就只好停学回家。到第二年没事干时就又进学校，只好又读一册。这样我读了两个一册而没有升过级。直到搬回吴家大湾才又重头读起。好在那时读书的年纪都偏大。我也就不算是大龄学生，甚至还算是正常得很。当时是春季招生，读到四册时，因为引进前苏联的制度，要改成秋季招生。这一变就使教学秩序乱了，四册就是二年级下学期，当时正是在下半年。改制后就成了下半年是一学年的上学期。要是还按几册来分，那么下半年只有三册，五册。因此我们读四册的班就必须一半跳到五册，一半降到三册去。我有幸，这次跳级到了五册，这样在进大学后就勉强不算大龄学生了。也就这样一跳，我的同班同学就几乎都比我大二岁到三岁。我本来身体素质不好，再加年纪小，就格外的无法与同班同学玩到一起去。更不幸的是我家兄弟五人，都长有一头癞子，旁人都觉得有一股腥味难闻得很。我当然也无法幸免，这就更加深了我的自卑感。好在从小我就懂得了，在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成绩榜和老师的表扬是只看成绩，不看头上有没有癞子的。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子，都有自尊心，不愿意被人轻视。如果在一方面不行，一定会在行的地方多下功夫补回自己应有的一切。每个人都会找到让自己在心理上得到平衡的出路。这一点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是如此。瞎子的耳朵灵，文盲的记忆力好，都是这样的。而在心理上每个人都在不自觉或者说自觉地扬长避短。并以此决定着自己的一生。从这点看来，保护小孩子的自尊心是至关重要的事。
从小，我就感受到了只有两件事能打破我的孤独和保护我的尊严。那就是讲故事和得到好成绩。小孩子都爱听故事，但能讲的不多。老人讲的都是些鬼故事和男女关系方面的故事。这不合小孩子的味口，而我能讲的都是最新的小孩们最爱听的新故事和美丽的民间传说。开始，我是把由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后就有意识的多看书以保持我总有好听的故事给大家讲。为此，想方设法借书，租书，换书。有时一本薄书换了别人一本厚书，为了能及时交还就必须看得很快，不然到人家看完了来交换时自己还没看完就很不痛快。这样，从小就养成了我极强的阅读和口头表达能力。导致有的同学自己有书不看，专门送给我看后，好让我讲给他听。不仅如此，这个同学还要代作宣传，说我有一本某某书在吴恒春那里看，他看过后就会给我讲的，到时你们一起来听。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同学们听故事的味口也越来越高。这就逼使我能讲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因此记忆力也得到了锻炼。只要我一讲起故事来，身边就总是围着一群同学，他们也不嫌我头上有癞子了。终于我乐此不疲，会讲故事成了我的商标。阅读能力强；记忆力好；口头表达能力强这三条成了我立足人世的最有力的三大法宝。常言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真是太有道理了。至于学习成绩好则是其果而非其因。在小学时我就深切地感受到受人歧视的苦味和叫人无法容忍的内心痛苦。这种受人歧视的痛苦最苦之处是难以与人分担，只能是冷天喝凉水，点点滴滴在心头。因此一个感觉到受人歧视的人一旦有表现自己特长的机会肯定是不会放过，那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个木板一样不会轻易松手。为此也带给我终生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表现欲很强，一有机会就自觉不自觉地要表现自己或为自己解释，在很多时候显得不够大气。
学习成绩好也是我自小以来足以自信的地方。我读小学的时候正是教学改革的高潮，农村小学经常举行观摩课，公开课等活动。而每一个老师总希望自己的学生为自己争气，能回答好课堂提问，以配合好自己的讲课。这时如果一个学生被提问而莫知所云，那是很扫兴的。所以遇到观摩课，老师的课堂提问也都是有意的找那些平时成绩好的学生。而我在这此方面不仅能回答问题，而且保证很精彩，为此老师也并不太在意我是否头上有癞子。遇有课堂提问，要大家举手回答时，这也是我争取表现自己的机会。别的学生认为这是一道难关，而对我来说，这是表现我的身价的机会，是收获到一些别人的羡慕和重视的最好办法，在这里能得到我平时在生活中失去的东西。也因这个原因，每次自由回答问题的机会我总不放过。很多时候，一道问题点了好多人回答总是不能令人满意，而最后来定的也大约总是吴恒春了。这也使我很得意。
说到讲故事，不能不提起我的母亲。我最初的故事大多是从她老人家那里得来的。母亲很会讲故事，而且很有表达能力，在讲故事时也会故意弄些悬念。最重要的是母亲对我讲的故事总是劝人向善和开发智力方面的故事，比如“风鱼腊肉不如盐白菜”“黄莲为什么会苦”“王恩、负义和韩世益的故事”“傻瓜学说话”“傻女婿的故事”以及一些龙图公案里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找到了自己争得荣誉克服自卑的方法和力量。
光是讲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完全不能满足爱听故事的同学们的要求，而我能得到同龄人的承认的又几乎只有讲故事这一条。成绩好是课堂上的事，生活中却很少有那个同学因你成绩好而去接近你。为此，我不得不自己多看书，只要是能讲故事的书我都看，看来看去也就看成了习惯，也看出了兴趣。我看的第一本书是《薛仁贵征东》，第二本书是《五女兴唐》接着就是《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五鼠闹东京》。到了初中以后学校有图书馆，看书方便了，有书的同学也多了。在初中时就看完了当时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演义类小说。什么封神，水浒，东周，说唐，随唐演义，七侠五义，大五义，小五义，七剑十三侠，三国，西游，儿女英雄传，平妖传，镜花缘，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等和短篇中的三言二拍。这些书中，当时看得最吃力的是东周列国志。那书的语言文言程度太高，难懂，我几乎是硬着头皮看完。但看完了东周列国志，高中阶段的古文也就算是基本过关了。
在小学阶段，不能不提起一位姓胡的年轻老师。我们那是农村，条件当然很差。一般老师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很少有外地来的老师，更没有大学毕业生到这个穷乡僻壤来。一九五四年来了一位因婚姻问题不满家庭，自愿来到伏马小学的年轻体育老师，是大学毕业生。人很帅，对人也很和气，在我那小小的心灵中简直像天人一样受到无限的崇拜，这个老师叫做胡烽。过冬天时，老师们都时兴叫一个小孩子陪自己一起睡，达到取暖的目的。我因长得丑头上又有癞子，这样的事当然肯定都轮不上我，再加上我还有尿床的毛病，因此从来也不爱和人一起共被子。这一年胡老师偏点上了要我与他一起睡，真是既幸福而又惶恐。在第一个晚上，我简直没合眼，怕尿了床丢人。第二天忍不住就睡着了，也就真尿了床。早晨起来时胡老师什么话都没说，悄悄把被单被子都洗了。自那以后我死也不再到学校陪老师睡了。这个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我，没有歧视我。这样，这个老师在我心中留下了不灭的映像。可惜我考上中学后不久的反右运动中，把这个老师划为右派，后来听说这个老师自杀了。死时不到三十岁，还没结婚。为此，我很痛苦了好大一阵，因为这是第一个给了我信心和自尊，不歧视我的老师，更何况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那样完美、高大。一个人能受到自己所尊敬、崇拜的人的肯定和重视，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动！
一九五七年小学毕业了，我考上了黄陂三中，这是全县二所有高中班的完中之一。离校后因自卑作怪，怕他们看不起我而不敢打招呼，也不敢叫他们，只能躲开，我对小学老师都敬而远之。但因此而得到老师的评语是骄傲自满，看不起老师。这一点给我一个教训，那就是自卑和骄傲有时表现出来是很相同的样子。而且大多数的外表骄傲的人，内心都有自卑的内核。我在小学时最多的评语是“好事爱动”。这是吴庆荪老师给我的很文雅的评价。说我爱在课堂上玩东西，不专注听讲，这个缺点一直保留到高中毕业，这是来源于我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记忆力较强的原因。我爱读书，不分什么书，只要到了我手上都能很认真的读完，因此发了新的课本也总是一口气的读完。当时小学有常识，语文，历史等，都是故事性很强，很有阅读性的东西，读过之后大多能记住。再加上如果老师的讲课照本宣科的话，就使我听起来味同嚼蜡了，因此只好弄点东西玩。到高中以后就不是玩东西，而是睡觉，这是后话了。
小学老师是对人的一生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人，他们对一个孩子的态度能在其一生的学习工作和做人上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道路。到现在，我离开小学快半个世纪了，但小学老师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
吴庆荪，我同村的老读书人，读的古书，私塾先生。毛笔字写得好，己死去。他教我达四年多时间，是对我影响较大的老师之一；
黄庭祚，黄家大湾的人，中专毕业，家庭地主成份。他到伏马小学时是任校长职务。工作认真负责，会画爱诗，不怕吃苦。身材不高，背稍驼，教我数学课。
周克非，周家寨人，就是我祖母娘家那个湾子的人。教我历史，教书照本宣科，而且人很刻薄。一次我讲故事讲到“不入虎穴，马得虎子”时被他听到了。他当时不说，也没有提醒或纠正我，但到课堂后他在黑板上写上“马”和“焉”两个字叫同学们认有没有不同。同学们都说不同，但后一个不认得。这个周老师说你们不认得，吴恒春同学会认，请他来教给你们。于是点名要我起来。这时我当然知道我是读错字了。也就不肯起来。为此，周老师在课堂上大发议论，让我当时恨无地缝可钻。这件事我没有受到直接的教训而受到间接的教训。那就是伤人的自尊心是对人最深的伤害。因为那件事我不认为有什么错，一个小学生不会认那个古文中才有的“焉”字没什么不得了的。用不着小题大做。
吴东初：石堰村人，教常识。我的同宗。
吴育周：吴家大湾人，与我同辈，教我历史；
吴伯勋：吴家大湾人，也教过历史，在江西煤矿当过账房先生，讨了一个说的话无人能懂的江西老婆，而且还是个神经病。伯勋老师由于历史问题而自杀；
耿普山：耿家大湾人，教数学，人很高大，也很和气。
耿普德，也是耿家大湾人，教数学，以后调到中学教数学。
小学同学有：
吴家大湾的：吴倬芳，吴顺才，吴传琴，吴恒距，吴大启，吴序森，吴传新，吴传楚，吴传珍，吴人民，吴育川，吴育高，张继祥，李述桃，吴小顺，黄小桂，
石堰湾：吴传法，吴金波，吴人喜，吴腊娥，吴才爽，吴顺姣，
沈家田：吴道太，吴道来，吴文华，黄秋先，
旁边几个小湾的：刘木生，黄传良，耿良范，耿良欢，
在小学阶段，己经有篮球了，但我从未沾过。就这样进入了中学。
五、初中
一九五七年，我参与了到县城的统一升学考试，那是我有生第一次出远门到离家三十里以外的地方去，但是实在什么回忆都没有。回来后也没有多关注考的结果如何。这多半是因为那时谁也没有把考上考不上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这次考试结果很是不错，恐怕是伏马小学历史上最出风头的一次考试了，那一次就考上了黄陂三中十四人。其中就有吴家大湾五人。这五人是：吴恒春，吴倬芳，吴顺才，吴传琴，吴恒距。恒距、传琴是辛己的，四一年生；而倬芳，顺才是壬午的，四二年生，不是大我一岁就是大我两岁。而且家庭环境都比我好。这就是我的初中同学。
离家到学校报到是在五七年九月初的一天。父亲送我到了村口。这在一贯不表达对子女的任何感情的父亲来说是很不容易的。特别不容易的是在临别时还特地说了几句勉励我的话。父亲说：伢啦，你这次能考上中学不简单啦，你是我们家第一个走进中学门的文化人了。过去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你现在己经读了六年书了，再读到中学毕业就是过去的一个秀才了。要读这样大的书，过去不用车子装钱是想也不要想的事。他这一段话就是我这一生听到的最多的一次带感情色彩的话了。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同样类型的语言。但这些话对我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它使我有了一种使命感，也带着一种自豪感。由于父亲平时对子女从来没有好脸色，所以能有这样一段交代，其力量是前所未有的。
自此后，我就一步步离家远了。
黄陂三中建在木兰山下，轩河旁边。那里山青水秀，真称得上是风景如画。这是一所完全中学，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班都有。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了不起的大学校了。全校一共有十七个班，当时的校长叫裴伦。是一个区一级的干部，相当于县里的局长，这也是我当时见到最大的官了，其实小孩子也有很强的好胜心，总是希望自己的一切都比别人强，连学校领导的级别也是比的内容。我们的小学校长只是个见了村长也要说好话低声下气的人，而这一下，校长是个区长一级的大官，为此我也很自豪了一段时间。
到学校的第一件事是分班后的编坐次，这是我受到的一次下马威式的洗礼。农村学校编坐位时，是大家到教室外面站队，按高矮顺序站好后，再由矮的先进，从前到后面顺着坐。这样编坐的好处是大家都不会有意见，而且不至于高些的同学在前面挡了后面的同学。这样一站，与自己同坐的人不是自己前边一个就一定是后面的一个。为了避免和我同桌，站队的时候都不愿和我站在一起，唯恐与一个癞子同桌。偏偏当时我的个子又小又矮，一般总是女生与我一起站。当时的场面真是叫人万分难堪。几个女生推来推去，谁也不同我一起站，直到老师说话了才免强站好队，但我前一个人和后一个人的位子都空着。刚开始一个学期，我也真是享受到了这种特别的待遇，一个人坐一个桌子。到下学期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叫李玉华，年纪比我大二岁，身材也比我高一些，人很白，脸上有一点白麻子。但在那时，我看来她真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了。因为她没有回避我而和我坐到了一张桌子上，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初一下的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她有时就把由家里带来的花悄悄地放到我桌子抽屉里。我把这看作是对我的一种友好的表示，尽管她也有可能是为了避免我头上那难闻的气味。看来事实也不是，因为以后她也还给我桌子抽屉里放过各种水果。为了投桃报李，我也不惜想方设法给她带去过我家里刚好有的栀子花和樱桃。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争桌子而互相打过对方的手臂，当然也很少说话，不光课堂上不说话，就是课外也很少有话说。我就在那里默默地享受着一个小女生对一个更小的男生的宽容和同情。这种宽容对于其它一些同学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我却是一种终生难忘的恩惠！
班主任叫做朱德鹏，是一个兼做团委书记的年轻老师，很会说话，也很有责任心，总想把他当班主任的班弄成为全校的模范班，以与他的身份相适应，这样导致我们也很有一种荣誉感。但他对我的评语就远没有我小学的老师那样有水平，他不是说我“好事爱动”，而是说我“爱做小动作”。当然事情是一样的，我爱在课堂上玩各种小东西。用朱老师的话说，就是我什么东西都能玩得很有味。玩钢笔，玩小刀，玩扣子。实在没有什么好玩就玩自己的指甲。同桌的李玉华也不爱管我，顶多在老师的眼光转向我的这一方时，用手臂撞一下我的手臂算是提醒。受到批评后，我慢慢地不再玩东西了，但又变得爱在课堂上睡觉。这也是由于我身体有病，经常头昏，而且很严重。但这样的病当时我并不认为是病，只是觉得没有精神。好在我养成了自学的好习惯，每到发了新课本总是在头一个星期内就把各门课都看完，而且有了一定的理解。这样在睡觉时就能有重点地睡着。每节课我都大体知道讲些什么，会有些什么内容是我不懂一定要听老师讲解才能过关的。因此在睡觉时，精神上总有一定的准备。我不知道其它学生是不是会有我这一样的习惯，那就是无论睡得多么熟，只要到了该醒的时候就会自觉地醒来，至少我就能这样。睡觉的姿势就更有很大的讲究，那就是不能让老师一眼就看出某个学生是在睡觉。只要一到课堂上，我总是用手把头支起来，并保持这种姿势不变，睡着了和没睡着外表姿势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没有人能太去注意这些。到后来，我睡觉成了习惯，又不影响成绩，好多老师知道这一点就也不再追究我上课听讲的姿势或睡觉不睡觉的事了。
初中时我的隔坐是一个叫陈绍莉的女生，这个同学与我一样也有一个不好的毛病：总爱有事无事吐唾沫，而且有很大声，她的桌旁老是一滩湿的。陈绍莉的同桌是一个很温顺的女生，叫祝绍芬，皮肤有点黑。典型的瓜子脸。她们既没有明显的歧视我，也没有明显的同情或宽容我，老死不相往来。
与我一起坐前排的男生还有李绪寿，张儒焱，刘扶中和一个姓胡叫胡贤平的同学，胡贤平是个孤儿，但人很聪明，很受化学老师丁贡瑞的偏爱，开化学课后他是化学课代表。这是一个小组，全组一共八个人。这几个男生除张儒焱外，以后都是学习上的尖子。其它几个一直都是小个子，而我到高中以后就变成了大块头了，也就再没有坐到一排的机会。
在初中时，同班的有几个特别的人。那是来自塔尔岗的几个同学，叫做彭坤松，彭锡保，彭国栋。这几个人的特殊是因为在初中还没毕业时，就有彭国栋等和外班的几个同学被打成了反革命。说是他们组织了反革命集团。叫做什么救国党，说是有纲领，有组织，那个彭国栋是总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政治，这件事到现在是真是假我还弄不清楚，我死也不相信一个才只十六岁的少年能组织什么反革命集团。但事实是他们的一生就这样被葬送掉了，从此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到1999年，我回黄陂时到县里找老同学玩，打听到与彭国栋同村的彭锡保在县里当反贪局的副局长，要到这个副局长的电话号码。这才打电话的时候问了一下，说是那几个“反革命”都在家里种田。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这句话就是说的从政这种情况。大凡管大事者，无论如何不能有轻举妄动的行为。所谓圣人无私事，连生活起居都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大事，何况一个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一个君王的私人爱好与全国百姓何干？但就是影响了全国的风气。反右仅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政治上的权力之争，把它变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就无疑会有不少无辜者落马。制造了不少的冤案，牺牲了不少的有才有志之士！
反右斗争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个政治运动，尽管并无什么大的映像，但毕竟是在我的身边发生着。在感情上我生平最敬爱的胡烽老师死了，而黄陂三中一个叫彭方琴的高个子数学老师，也被划为了右派。这个彭方琴老师原来是黄陂三中的教导主任，教我的平面几何，人非常好，教书也极为尽职尽责，是个好老师。但他打成右派后，我只知道他是好人，但不该反党，可惜得很。
在初中阶段除了反右之外，最大的事就是参加了影响巨大的大跃进。大跃进是一个阶段，人为地要求高速度地发展经济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行动和实行一系列政策的总称。它包括要提高全国钢铁产量、要提前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伴随而来的是全国的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统称三面红旗。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最具影响的就是人民公社了。当然还有其它内容，但当时我自己还不能理解到这么多，只能从身历的部分来认识历史。
先说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在政治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应该说是任何一个新的政权所必经之路。这就是农村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镇压反革命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那是为了建立起适应一个政权所必然的经济措施，而且也是在延安时期就定的既定方针。而大跃进只不过是要把这一进程提前。但这一头脑发热就导致了中国十几年的大倒退。
在一九五七年时，全国的钢产量还只在七百万吨左右。中央提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要翻一倍还要过头达到一千七百万吨。而按正常的途径当然是不可能的。中央就想出了“打人民战争”的办法。想学当初的三大战役，男女老幼齐上阵。这就出现了全国人民大办钢铁。这在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提法，而落实到我们这些小而又小的老百姓头上，就是一场大灾难。几乎是一夜之间，小高炉遍地开花，在各个村落，每个学校，都建起了炼铁的高炉。有的小学也不甘落后，群起效仿。黄陂三中是当时全县的两个最高学府之一，当然是更应走在前面。正式开始炼铁那是在一九五八年，我十五岁。前面已经说过，我一直身体不好，体质很差。但在每个人都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应该比女生强得多的男生，必须承担起一个男生的义务。从这时起我就尝到了在大规模的运动中个人身不由己的滋味。我们先是筑炉，也记不住是那里来的师傅，教我们用木板，先钉成模板。带点弧形的两块板用销子固定，两块板中间留下约二十五厘米的空档，然后在里面用黄泥夯实，再松动销子，取下模板，顺着方向再筑下一截，这样一圈一圈地往上筑，做成一个碉堡形式的东西，装上炉条，留下通风口出料口就成了高炉。筑好炉后，就要弄燃料和原料。炼铁的原料当然是铁矿。黄陂没有铁矿，也不可能到有铁矿的地方去运回铁矿。我们就找含铁量较高的铁沙，经过人工用水淘洗后变成很纯的铁沙，然后就由学生挑回学校。我们淘铁沙的地方在黄陂三中北偏西约二十里的梅店附近，当时天己秋凉，早晨水寒刺骨，每天按军事化要求，大家都起来到水塘边开始工作。男生就挖山挑土，年小男生和女生就在水边象淘米一样在水里淘洗含铁沙的泥，一直到盆里成为纯净的铁沙为止。为了速度快一点，一边淘还要一边用手指当搅拌器，一边不停地转动脸盆，一边不断地搅动泥沙，把泥沙洗掉，留下比重较大的铁沙，原理就像淘金一样。这就难免手指长期与盆子边缘磨擦。时间久了，大家手指的指甲就只剩下一点根而只看到肉棒棒了。但年轻人在一起也不觉得苦，我因体弱，所以总是感到很受压抑，因为实在干活比不过别人。其中不知有一次花多大的决心，才放了一个卫星。“放卫星”是当时的一种对创了纪录的一种说法。淘铁沙完了后，就是运输回学校的事了。这对我来说是更大的难关。因为淘铁沙不管多么苦和累，总是有大家在一起，不至于一人落单。但要长途挑运重物，那就不一样了。我的同班同学大都大我一岁到二岁，有的还大到三岁以上，即使是与我一样小的男生，也都比我有力。挑铁沙时，一般是用洗脸盆。有的男生用自己的裤子，把两只脚口扎起来装上铁沙搭在肩膀。而我是用两个小小的脸盆，装上大半盆铁沙，也有近六十斤，在别人看来还很不成样子，而对我来说是尽了全力还感到不堪重负。更何况我还是不能走长途路的平脚板。结果，总是人家到学校洗了澡还有力到操场上玩得兴高采烈，我才半死不活的好容易咬牙撑到了学校。放下铁沙就不能动了。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三个月才改作别的事。
大办钢铁回到学校后，整个社会就己经露出了粮食紧张的迹象来。这就是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的恶果。接着大办钢铁运动的是五八年底的为了克服粮食困难而兴起的学校种菜自救运动。六九年春，我们开了一些菜地，同学们都参与了种菜，以便改善生活。在种菜中又开始了万首诗歌的活动，这是要求每个同学创作诗歌。我被任命为采风人。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何谓采风，只知道是叫我收集同学们的诗。长大后才知道，中国古人把民间诗歌叫做“风”，春秋时的诗歌总成的《诗经》就分风、雅、颂三大部分。采风当然就是采集诗歌了。这以后又懂了一点就是风还与性有关。成语中“风马牛不相及”的原意是：牛和马是不会交配的，发情的牛和马互不相干。至于用风骚来形容文学天赋则来自于诗歌称“风”，而屈原的大作影响深远又叫做离骚。合起来，风骚就是对文人的一种格外的推崇。这次的采风，最大的收获又是我个人。通过这一活动，我培养了对诗歌的爱好。从我身上也表现出了我的父母当年编说彩词的天赋。农民常说的合辙押韵的“四言八句”我几乎是张口就来了。编了多少我自己也不知道了。反正几个采风人中是我的收获最多。这里要提的是，李玉华也是采风人。但她只读者到初中就退学了，很长时间没有她的消息，到前几年才又听说她后来读了师范，毕业后当了小学老师，在孝感工作。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想再见她一次，我要告诉她，由于她的宽容，使一个备受自卑感压抑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安慰。
一九五八年是在我这一生中最难以忘记的一年，除了大办钢铁外，实际这是我们国家走上全国性大灾难的一年。与工业上的大跃进相适应，在农业上也有一套飞跃的措施。那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我想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可行而且是有效的。中国农民刚分到田地，耕牛农具都不齐全，而且一家人力量有限，无法抵抗天灾人祸。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刚翻身的农民很可能又在自由竞争中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老话说，助人以鱼不如助人以渔。这与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阶级要自己解放自己的意思是一样的。但中国刚解放时的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其实就是助人以鱼的事。为此就要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在刚开始，这一方式是被农民真心的接受了。先是农民自愿，几户十几户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互助组。这样就能集中劳动资料和人力，大家一起能够各尽其能，互通有余。因为这时的合作社规模还不大，所以叫做互助组。到后来，几个互助组合并起来组织成更大规模的组织，就叫做农业合作社了。这种社与以后的更大的合作社比起来，还是不够大，所以叫初级社。初级社的时候，一个社有三四十户不等，也有更小的和更大的。到五七年，全国在国家有意的引导下，合作社的规模不断往大的方向发展，终于出现了以村为单位的高级社。农民的集体化意识没有随着合作社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甚至可以说，本能存在的合作化的好处，农民还没有感受到，就以一种叫人无法接受的快马加鞭式跃进，而暴露了更多潜伏的弱点。到五八年时，从上到下提出了一系列叫人头脑发热的口号。“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干不到的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时给人的映像就是中国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而对共产主义的形容是可以不干活，想要什么就会给你什么。典型的几句话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花花世界，人面桃花”这话出自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之口。在这样一种发疯式的鼓吹下，人人都认为吃饭没有问题了，世界将会无限美好。
人人都发疯了。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叫人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现实的社会。小麦亩产到了十几万斤，水稻亩产到了半百万斤。人民公社的规模发展到了一个区一个人民公社。而且每个生产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在公共食堂里，炊事员一律穿白大褂，吃饭不要钱，各取所需。而且每餐是四菜一汤。
那一年，我十五岁。从家里到学校，一共三十里路。我走到学校要大约三个多钟头。我们一个湾在黄陂三中读书的共有五个人，其中我最小，而且身体不好，走路不快。一路总是被弄得好不狼狈，他们有时故意整我，一路小跑，偏不等我。有时天黑了，又是山路，在到学校的路上，我没少被他们整得哭过。因为农村中午饭总是吃得较晚，特别在冬天时有时是只吃两餐，午饭有时就到了下午四点钟，再加上冬天的天又短，五点多钟就天黑了，弄不好，从家到学校总要摸一段夜路。在五八年下半年，那是我们的好日子。出门根本不要为吃饭发愁。一路走去，碰上那里开饭，只要往食堂一坐就会有人送上饭菜上来。既然是吃饭不要钱，当然也就不管是什么人了。我们从家到学校。沿途经过溜子湾，离家五里左右；再就是我的叔外公家，叫吴学湾，离家八里路；再过去就是白木港，离家大约二十里路；再过去就是陶油粑湾，离学校就只有五六里路了。这一路走过去，只要想吃饭，随便那个食堂都可以吃到。在刚出门不久到吴学湾吃过后，走到了白木港再吃一次。几个半大青年人，一进食堂，大模大样的往桌旁边一坐，也不用说话。很快就有炊事员推着小推车送来饭菜。饭是用瓦钵子蒸的，又是刚种的粳米，很好吃。但我们纯粹是无聊，有时只吃几口就放下了，也不管浪费不浪费。为了把农民拉进共产主义，在办了大食堂不久，就强迫农民关掉小灶，不准各自开伙。有时还要到各家各户去搜，强行收缴各家的米面。有甚者还把农民的铁锅也收来毁掉。让你不得不吃大食堂。这在开头，还在主观动机上是一种愚昧的好意，但到以后就是因为大食堂无米为炊而带有把私家的东西拿来充公的意思了。
五八年这一年，先是大办钢铁，为了要木炭，把山上的树砍掉了。我们湾对面的沈家田的一棵数百年的老松树就没能躲过这场浩劫。那是一棵二十多里外都能看到，远望亭亭如盖的一棵标志性的古树。有的高炉不出铁，为了出铁，也为了办大食堂，把农民的铁锅收来放到高炉去炼，那当然会出铁的，就这样去向上级报喜。再加上大办食堂的后期，没有米了，又硬性把农民的私有一点粮食收来凑数。到年底，就真是民穷财尽兼山穷水尽了。树砍光了，米吃光了，铁锅没了，农民的共产主义梦还没做到半年就落到了不能裹腹的境地。各家各户当时真是比经过日本人搞三光政策时弄得还光。
当时学校里学生定量供应的口粮是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半。世上的东西就是很有些奇怪，你不着意去要它，它对你不太重要，反而不经意间就有了。一旦这件东西变得非常重要时，反倒又遍求不得。从五八年底开始，粮食日渐紧张了，于是也就有人开始打起了这份学生口粮的主意。先是规定每人每月要节约五斤战备粮，接着又是要再节约三斤节约粮。这样，在名义上我们口粮就只有二十四斤半。这点粮食还是名义上的，因为还要扣除经手人贪污的部分。实际上我们到手的口粮几乎不足二十斤。每天大约三百五十克。这在没油没菜的情况下也就只能够正吃饭时的小伙子一餐的量。这在那三年困难生活中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优惠了。到五九年我们读初中三年级时，农村更是惨不忍睹。树皮、草根，野菜、观音土；海带花、莲子壳、棉籽壳、粗谷壳；总之是一切能吃进口而无怪味的东西都被人送进了口中。那时既不是为了营养，也更不是为了好吃。仅是为了让肚子里面有点东西，不要空得难过。经常吃了些怪东西后无法大便，实在撑得不行要大便时，就得准备一根小木棒从肛门中往外一点点的掏。一次大便要花二个多小时。
六九年，我们家从三月起到年底就几乎没有看到过粮食。为了对家庭尽一点责任，我每周从周六的早餐开始就不吃饭，到下周一的早餐，共向学校退回七餐的口粮，也就是有一斤半米吧，带回家中。这点粮食就是我家中一共六口人一周的救命粮。当时家里有：父母、大嫂、妹妹、大侄女吴宝珍，大侄儿子吴保明。平均每人每天能摊到正经粮食十多克。为了补我自己的口粮的不足，就每次回学校时，由大嫂替我炒一钵子的野菜，如南瓜叶子，花生梗子，黄蒿等，再就是有白萝卜时带一小书包到学校去顶口粮。就这还算好的，这是家中有个学生，没有学生而外面又无人的家，就真的是整年的看不到大米。原来我们当地不吃的东西都弄来吃了。蛇、蛙、泥鳅、河蚌、猫、各种飞鸟。我们国家曾把麻雀当作四害之一，用了很大的力气都不能灭掉，这年连麻雀都没有了。农村很多人浮肿，得病无治，越是身体强壮的人死得越快。饿死了不少人，但谁都不敢说出来，一切死的人都归于病。政府实在无法，号召大家多晒太阳，就好像人是植物一样，只要阳光空气和水，进行光合作用就能生长！再就是对一些要照顾的人发给一点黄豆粉。
这样没有东西吃的日子一直延续到六二年才算是慢慢有了一点改善的迹象。那时的人的肚子也特别不争气，特别的大。一个人只要有吃的，很轻松能吃下一脸盆的东西去而且不觉得涨。我一餐就吃过整整二斤米的饭。从五九年到六二年，是我从十六岁到十九岁的时候，是年轻人正长身体的时候，却是这样饿饭过来的。我本来从出生就体弱多病，再在正需要营养的时候过这样的日子，这真叫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好在那时，大嫂在公共食堂里当事务长，食堂到最后没什么能给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吃了，有时就把碎米和麦田里常见的一种叫做“锯耳草”的草混在一起蒸成园子，每人分一个到两个。这个东西当时算是很不错的了。比粗谷壳好得多。那时的人不叫生活，叫渡命。我的父亲就死在这一年。
为了便于大便，我在那两年，手头有一样“宝贝”从不丢弃，那就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的一根眼镜腿。有很光滑略带一点弯的头子，又不易折断，这是专门用来大便时挑肛门的，它比木棍好的是不容易伤肛门，而且卫生。这在现在说来几乎是一个大笑话，每次大便，都是一种叫人痛苦的经历，是一场灾难。腹涨时要大便了，要找一处比较舒服的地方，最好是有东西能让手抓住，免得头昏眼花时会倒了下去。人一蹲下就得准备长期奋斗，通常是挣得面红脖子粗，眼冒金星还是半点也拉不出来，再用劲就是肛门开始流血了。这时就只好手上拿一根小木棍之类的东西耐心地从肛门中一点点地往外挑！一场大便完后，大便处，木棍上，有时还有手纸上都是血。
这二年每次从学校回家，都是一场不亚于红军长征的远征。区区三十里路，对我来说真是难于上青天。为了送回一点大米，又不能不回家。从下午四点下了第二节课后动身，总要走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走到家。路上整整要花五个多小时，每小时不足六里路，每分种艰难的挪动四五十米。而且要再三的强迫自己才行。那都是肚子饿的原因。一路上拼命吃些能吃的东西，嫩碗豆苗，嫩草尖，碰上什么能吃的都往嘴里送。我算是真的明白了古人说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最难走的是看到自己家门的那一里多路，真是寸步难行。好不容易挨到家了，很自豪的拿出一瓶大米，好像是打了一个大胜仗的大将军。母亲接过一奶粉瓶的大米总是要珍重地交代，快拿去放好，这是渡命的宝贝。再到看到我由口袋里掏出大把大把的野菜，说，那是我路上吃的东西，也就只有默默流泪。
在六九年的时候，我算是祸不单行，得了一场怪病，现在还不知原因，那就是闭汗。那一年夏天，我完全失去了出汗的功能，不见太阳就如同常人，但一见太阳就如同受火烤样难受，只有把衣服浸湿披到身上才能在太阳底下走路。就这样，我现在落下了肩部的风湿痛。
在苦难中熬过了初中，一九六0年九月，初中毕业了。不少同学实在无法再读下去，纷纷退学，同村的吴传琴就是其中之一。到高中开学的时候，他高低不去上学了，他的班主任杜继奎老师专程到他家中做工作也不行，最后他参了军。
我在初中时，成绩一直还是稳定在最优的行列，曾被数学老师张先钵称赞为吴恒春“是天字第一号的学生”。当时，我们的数学课是分成三门的。其中，代数老师是张先钵，而平面几何则是当时的教导主任彭方琴。这个彭老师尽管以后被打成右派，但教数学还是一把好手。我的平面几何也学的非常成功，成功到老师认为我足以可以短时间代替他。因此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只要彭老师有事不能来上课，他也不找别的老师代课，而是直接发通知，这节课由吴恒春同学代。或者干脆在黑板上写上，我有事不能来，请吴恒春同学代。习惯后我也当仁不让，接着老师前一节上过的内容接着往下讲。刚开始时，我也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只认为是老师对我的一场课堂提问，那时我也非常习惯老师给我出难题，把这看作是表现自己，得到同学们羡慕和称赞的机会。因为一开始的课是老师在教室里听着要我讲他没有讲过的部分，看我是如何想的，对例题是怎么样分析的，拿到一道题时思路是怎么样。后来他觉得放心了，就变成要我代替他上课了。这件事与其说是我帮了别人，还不如说是帮了我自己。因为这种超乎寻常的信任极大也激起了我个人的自信心和提高了我的自学能力，使我不仅在数学一门上，就是在其它几门功课上也必须处于高度自觉和自学状态中。现在看来，这无形中符合了古人说的“给人以渔”的古训。老师的信任不仅给了我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取得知识的方法。现在国际上达成共识的教育理念中就强调学校的教育功能中，学生在学校最重要的是学会做人，接着是学会生存，第三是学会学习，第四才是学到基础。这一观念对好多老师来说，似乎并不好理解，而我却是早就有很深的体会。我能认字，又能自己从书本学到自己想学的知识，这就给了我最好的知识，因为只要有书，有时间就谁也阻不住我取得自己想要的知识了。
尽管我从小学就是很出名的学习好的学生，但因是癞子，没人投票，也就没有进入过班委会，没有当过学生干部。我自己也从来不为这事感到不公平。对于我来说，能被同学们接受，能有人和我说话，不要疏远我，不要没有人理我，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了。自卑和自傲就成了我这一段时间最大的两种心理。我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好，我也知道我很聪明，所以我骄傲。但我更知道我长得不好看，头上有癞子，不少同学因此而笑话我，不理我，疏远我。读初中二年级时，有一个家住在罗汉寺叫做张庭生的同学，家里条件比我好得多，人也很帅气，但成绩并不好，不过是篮球场上活跃分子。有一次他们有几个人谈笑风生，很是热闹，我一时不由自己的插了几句嘴，他就满脸不屑一顾的神色，撇着嘴说，关你什么事要你多嘴！当时他们一起的几个同学也都是一种嫌我自找没趣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当时就像是战败了的公鸡，满心自惭地闭上了我的臭嘴！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痛。从此后我知道要让人看得起，要争气，不能做个让人看不起没有说话余地的人。但毕竟自己貌不惊人，长得难看，所以，从来就不奢想要当什么班干部。不过也因此，到我长大之后，外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年那些长得比我好看得多的同学反而变得很平庸很一般，而我却长成了堂堂五尺之躯，自己的自信恢复了，但我也永远不会再用外表取人。在公众场合，还特别注意多关注长相有点不出色的人。不让他们感到受冷落，受歧视。在心理上，在内在的知识上，我要求自己的知识，心理永远是强者。但在家庭出身上，在外表上，我让自己永远保持着出自农村，其貌不扬的心理特征。到读初三年级时，我头上的癞子慢慢地变得不那么突出和显眼了。所以到初三时也就开始当了一点小干部了。不过最大就当了小组长，这还是老师指定的。
六、高中
到高中不久就发生了三件对我一生来说有很大影响的事。一是我的癞子快好了，二是当了我九年班长的刘木生这次分开了，三是新来了一个对我起过很大影响的同学，他叫吴长青。
刘木生是罗汉寺庄上人。庄上，就是个村子的名字。这个同学同绩一直不错，人又很老实听话，特别是他从小就长得眉清目秀。因此从他进入伏马小学后我与他一班，他就是我的班长，一直到我们一起进入中学，他又是我的班长。这样一当，他就当了我九年的班长了。这次到高中后分班我不与他一个班，而是另外一个班。这样他也就再也没当过我的班长。这个同学后来考上了人民大学，毕业后先到了兰州那边，以后转到一个部队工厂工作，最后这个部队工厂搬到了孝感，叫做四四零四厂，他当了厂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他的妻子是黄陂三中低一届的一位女生，考进北京广播学院。
到高中我分到三班，这个班有四十多人。团支部书记叫黄汉荣，也是罗汉寺的人，比我可能要大两岁，因此在我眼中显得格外的成熟能干。班长叫余清文，是罗汉西边李集人。学习委员就是吴长清，也是李集人，他的父亲叫吴光荣，是供销社的采购员。生活委员叫陈宣武，以后考上了与刘木生同一所大学，也是人民大学，工作也同刘木生一起，当了财务处长，前年（1999）得癌症死了。这个班的同学有：黄汉荣，余清文，吴长青，黄四菊，吴训姣，胡谦恩，张云吉，吴传楚，李绪寿，胡贤平，刘扶中，刘扶容，黄清华，付杏娥，黄菊霞，丁金菊，吴恒春，黄传珍，黄启斌，潘奠河，付杏春，余永宁，陈念青，陈传仪，姚承富（姚琼）陈宣武，黄宗学，其它的记不住了。
在当时黄陂所属的孝感地区，孝感高中是中学当中最有名望的高中，升学率历来很高，一般来说，考上了孝高就相当于已经进了大学。这所高中是面对全地区招生，能进入孝高的当然是招尖子学生，罗汉有几个同学是被招进孝高的。那个年代，对读中学的学生有很大的优惠，只要一考进中学，无论你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都由学校所在地的粮食部门供应粮食。所以，由全地区各县考到孝感高中的学生当然也就该孝感县供应粮食了。但到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困难，孝感不愿为黄陂的学生供应粮食，就只好把各县的学生又退回到各县去。这样，黄陂三中就回来了几个孝高退回的学生，这就是吴长青，余清文，吕望元，丁楚章等四人。其中吴长青，余清文分到三班。由于他们来自孝高，当然是学生尖子，一来就当了班委会的几个重要职务，余清文当了班长，吴长青当了学习委员。在他们来到之前，我是当仁不让的学生尖子。各门功课成绩从来平均不低于八十分，数学老师张先钵曾公开称赞吴恒春是“天字第一号的学生”。而管教学的彭方琴主任则一直是只要吴恒春成绩降到了八十分以下，就会找我个别谈话，弄清楚是不是有了什么问题。这曾让我很是自豪。但自从吴长青等来了后，我的学习尖子的地位是完全崩溃了。不过是刚有的一点不服气很快就变为由衷的佩服。吴长青的各科成绩，根本就不曾低于过九十五分。而且最为难得的是他把这一切看作是当然和应有之事，从没有一丝自豪和高兴的表示。在我行的几门课中，他比我好得多。而在我还不行的几门课中，他比我就好得更多。他体育成绩过得去，打乒乓球很有一点水平。一手毛笔字很有特色，可以说是有相当功底了。而我完全不能拿毛笔。至于长相更是我望尘莫及的。他家庭条件较好，经济上很优裕。穿着一身绸子的衬衫和绸长裤，飘飘洒洒。加之人又长得秀气，真有飘然出尘之态。最使我望尘莫及的是他眼界宽阔，很注意世界大局和全国政治形势。一开口就是阿拉伯，中东等，这是我这个农村乡下佬所从未涉足的地方。他写的文章可以说已经到了一定的火候。当时的我，好像还没有想通语文教育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学生从模仿开始，还不懂得模仿范文的写作方法，把学生的模仿同抄袭混为一谈，不敢大大方方的用自己学得的写作和修辞方法。因此我的文章总是没有文采。而他的文章，总是被陆校长拿到全校大会上去念给全校同学听。尽管大家都能听出完全是语文课本上文章的活学活用，但人人都认为好，我也认为真不错。总之，这个同学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将来。
再一件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十七年经受世人的歧视，遭受过无数的白眼后，我头上的癞子终于有了好转的迹象，进入高中，头上的癞疮慢慢地变得不太明显，那一剃头就满头流血的顽固地方变成了小块的疮，理发之后也不用洗出一盆子的血水。这样，我从六零年就慢慢试着留起了头发。从高一是小平头，到高二是大平头，到高三就成了大背头，而且有了一头极为猛黑的头发。当年长过癞子的痕迹是半点也看不出来了。与我的头上的头发越长越好相适应的是，我在学生中的职务也越来越高。留小平头时，我当上了班上的生活委员，留大平头时，我当了学习委员，留大背头时，我是黄陂三中学生会学习部长。到高中毕业去黄陂县一中参加高考时，全体毕业班同学共三个班分成三个大组，我班的三个人：吴长青，余清文，吴恒春成了三个大组的组长。这最后的职务是个最临时性的职务，但却是最能说明学校对我们信任的职务。对我来说让我受到教训和受到启发也受到剌激的是我的学生生活中的任职过程好象与个人的实力，能力，人的思想状况无关而与头上长不长癞子有关。这一事实说明，我任职的基础是早就有了，不过，因为要任公职，那怕是一个学生职务，外表上的欠缺也是一种极大的阻碍。它让公众排斥你而不能得到应有的承认。一旦你消除了这种外表上的欠缺时，公众会很快忘掉那不愉快的过去而接受你。这给我的教训是深刻的。自此后，我变得很注意修边幅，有意养成一种威严的外表。公众是现实的，你不能要求公众对人的看法和评价也像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评价一样那么客观，那么公平。你要想得到公众的承认么，就要符合公众的统一的欣赏标准。
同样还值得一提的事就是生活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象在初中时那样只吃“搞粑”或者是未经粉碎过的玉米。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每餐的主食，不是“搞粑”就是没有加工粉碎过的玉米粒。吃搞粑时，大半钵子像浆糊一样的东西，里面有一点白菜或苋菜，加有一点盐。用那时的眼光看，吃是很好吃，但是太少，没有几口就完了。吃整玉米粒时，食堂里的师傅用一个竹筒，一个人一筒。煮得不太烂的整玉米粒很难吃，嚼不动。也很难消化。往往一餐饭要吃二个多小时，从中午下课吃到下午上课有时还没有吃完。无论多么难吃，反正是粮食，比农村吃树皮草根要强过不知多少倍。有时还真舍不得一下子吃完。这就一边吃一边数有多少颗。数的结果是，有时一餐有四百多颗，有时只有三百六十多颗。
到高中时，就能正式开饭了，每餐每个班一大木桶饭，这是由厨房按每个班的人数用称先称量好的。各班把饭桶抬回来后，就由生活委员用一个搪瓷碗分给每个同学。在这件事上，又使我看到了人性的弱点和卑劣。为了自私，当生活委员的同学当然总想自己多一点好吃饱一点。为了怕人说自己自私，又得用各种方法来掩盖这种自私。于是就有了一些特别的方法。那就是一、打别人的饭时，先把饭打的很松，到打自己的饭时，就不要打松，直接把那种压得很结实的大米饭打到自己碗中，这样就能让别人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是打同样多体积的饭，但份量却绝对不同的。二、那就是大家的碗都像满天星一样摆在地上，分饭的人在快要分到自己的碗旁边时，就慢慢地增加打饭的量，以此来掩盖给自己打多一点的意图而变得不那么突出。但这些小小的技巧，同学们也都洞若观火。因此，在往地上放各自的饭碗时，都有心地把自己的饭碗放到生活委员的碗边。这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过，但我相信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很清楚这件事的内容。很好笑也很可怜的是，在开饭时，大家到一起后，都拿着饭碗不动也不放下去，一旦生活委员的碗一放下，马上如下雨一样，各式各样的饭碗都以生活委员的碗为核心放到了地上。这件事就足以说明，生活委员的私心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自私心态实际上谁也没有瞒过去。这件事更可怕的是，当时我们都是年轻学生。应该单纯正直一点，但却不，大家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一个道德标准不被大家认同而是多数人认同一种变性的道德标准时，那种坚持正常标准的人就只好多吃点亏。这时的生活委员是陈先武。这件事给了我一个终身的教训，那就是任何时候不要自欺欺人，不要做掩耳盗铃的事。在一定的环境下，你自私，霸道，可能自以为高明，可能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但其实不是这样，别人眼中确实是一清二楚的。你一时的贪婪，就会使你的形象受到永久的伤害。就拿这个当生活委员的陈先武来说，他当年也不过是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伙子，在都饿饭的日子里，好像这也无可厚非。但却给我留下他这一生永远也无法抹去的污点。前年，他已经死了。无论他在那以后到前年的这近四十年间，做过多少好事，有过多少光荣，但都无法抹去他身上的污点。
在高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了学校对学生生活的改革。那就是查出来学校当时的事务长贪污学生粮食。当时是用县里发的一种粮票，学校以此来购买全校的粮食，查出这个事务长贪污粮食时，从他家中抄出了七斤多粮票。这不是面值七斤啊，而是把粮票当成纸来称有七斤重。以后为了避免学生吃不到自己的口粮，就改成每月把各自的粮食称给各人自己保管。每餐由各人自己按自己的意思把米下到饭钵，加上水后送到大食堂。开饭后就各人去找各自饭碗。这样作的好处还不止这些，更大的好处是各自有了合理安排自己生活的自主权。比如我，就不用每周要去退口粮，而且从家里拿来白萝卜后，也可以同米一起下到饭钵里去一同蒸，这样就更容易实现瓜菜代了。作了这样的改变后，学生大食堂也不再供应菜了。只负责蒸饭。菜由各人从家里带来。这使我们的生活加了很多内容。一到吃饭的时候，那真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应有尽有。这是比的各自家庭条件，而不单是菜的事。当时我饭量还是很大的。整个中学六年，我可以说除了五八年半年外，就没有吃饱过一餐饭，总是在半饥半饱中过日子。我每周要把大米拿回家一部分，自己的定量在一个月的二十四天中大约只剩下十八斤左右。每天刚好七两半，每餐有二两半。但在没有副食的情况下，这二两半大米实在也不够填牙缝的。为了填那好象总也填不饱的肚子，每餐饭我总是把由家里带来的萝卜，有时也有红薯，洗净切成大块放进钵子里，上面加一点大米，然后再加多一点水。蒸好后也是看起来满满一钵子的大米饭，实际上除了表面一层是有一点米弄成的粥之外，下面就全是水煮罗卜。至于菜，我也是受歧视过惯了的人，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和怎么看，总是由家里带来的野菜。亏得大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她也总是把野菜弄得有点滋味。我带的菜有：南瓜叶子，那是在春天南瓜还没长成时，把叶子摘下来切碎炒来当菜。为了能让其正常长瓜，当然不可能去摘那嫩叶子，而是老瓜叶。第二种就是黄蒿，那是一种野菜，春天很多，生于有水的田边地头或水沟边。味极辛辣，但春天摘其嫩尖炒熟后可以吃。第三就是红薯叶子，那不是新鲜的叶子而是秋天挖过红薯后，农民把红薯藤成堆的挂在树杈上让其干燥而用来到冬天给牛吃的。到没得吃的时候，把红薯藤的叶子摘下来，尽管是黑的，但还是比野菜要好吃一点，入口滑滑的，没有怪味。在那没得吃的年代里，平时猪爱吃的一些野菜，现在野味香弄来卖高价的那些野菜也很少能见到。要不然，我们不会那么笨。例如我们放牛时就爱弄来带回家尝新的田上菜、剪子菜、香地菜（又叫荠菜）等几乎都看不到了。
在高中，我们有六个同学以吴长青为核心而成为一个小的生活同盟。吴长青这个同学思想感情极为丰富，平时很是多愁善感。他宁愿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与大家共享，宁愿百般委曲自己也要维持一个固定的朋友群。当然，他也有选择，那就是至少在两样标准上要有一条。一是要么对他百依百顺，二是要么能让他觉得合于他的身份。因此我们就组成了六人的小团体。这六人是三主三次。三主是：吴长青，他是这个团体的灵魂。时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多才多艺。余清文，他是这个团体的大哥，为人宽厚随和。很不容易叫他生气，而且年纪最大。当时是高（三）三班的班长。吴恒春，从初中起就是学校有名的学习尖子，一个放牛出身的农村伢，头上的癞子还没全好，时任班上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当时有个女生叫刘惠芳的还开玩笑说吴恒春是我们班的“祖先”委员。（刘惠芳没考上大学，但以后与李绪寿结了婚，而李绪寿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分到了福州图书馆当了副馆长，后当了宁波市的文化局副局长，前两年得了很重的肝病而退休在家）。这三个可以说是当时 班上的主要学生干部。另外三人就是：吴传楚，字写得好，是罗汉李家田的人，与我同宗而晚我一辈。他的一笔字写得不错，人很勤奋，肯做事。第二个是胡谦恩，是罗汉寺西南方五里左右胡家炉子湾的人，家庭地主出身，学习成绩中等。第三个叫张云吉，黄陂县城附近环城公社的人，性格有点内向，但对人比较诚恳。这六个人的小团体一直维系到高中毕业才算基本分散。而余清文则是除刚进大学我与他还有过几次来往外，文化革命后就从此失去消息。这六个人中，我可以说是最为没有主动性的一个，但很乐意参与其中。论经济条件简直是我最差，论长相也是我最丑，论体力我也不占优势，论学习成绩，自从吴长青他们来后我就再不那么出色了，充其量是一流二级。因此我也很积极地依附着他们。而吴长青在这几个方面是最优的一个，论经济条件他最好，论学习成绩他是全校当仁不让的第一号选手，论长相可以说风度不凡。但他肯舍己从人，这就使这个小团体有了活力。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每到吃饭时就各自把自己的菜拿来大家共享。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自己的菜可以轻易不动，这样就能延长保质时间，免得支持不到一周就霉烂变质，二是我们可以在一周中吃到不同的菜。刚好我们有六个人，一个星期也只有六天，每天吃一个人的菜。吴长青家里不种田，他带来的菜就是只有好菜而无野菜。有时是醃鱼，有时是罐头。那简直是我这样的农村孩子连过年也少见到的东西，不要说是在没有吃的时候的困难时期了。这样一个生活同盟让我平安渡过三年困难时期起了不少的作用。
吴长青很有浪漫情调，在他的带动下，我们过上了只有相当的文人学者才有心绪过的浪漫日子。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他经常组织我们到木兰山春游秋游。星期六下午上山，呆一个晚上后星期天下午下山。我们上山就带上些青菜，豆腐干之类的东西搞野炊。一路上就听从他的安排吟诗作赋。什么顶针续麻，分韵联句等我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有时山上气候不好，要到庙宇里借宿，吴长青也能似模似样的与那些和尚，道人打交道。我却不行，因为我一直很自卑，从来不会平等的与生人来往。这就叫我不得不佩服他了。
在吴长青的带动下，我们班也曾组织过班级的野炊活动，这在当时的农村中学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我映像最深的倒不是野游的内容而是野游是我近四五年来可以吃饱饭的大好时机。因为要野炊，就必须准备足够的粮食，这时学校会补贴一点以示支持。再加上同学们按各自定量交一些，一般来说，大约平均能让大家基本上吃好了，如果再有点技巧，就完全能吃饱。野游吃饭是自己去打饭而不需要人分的。因为一般来说饭都应该够大家吃的了。凡是开大伙时要想吃得很饱，就不能太贪心而要有技巧。那就是第一次装饭不要装得太多，装个大半碗就行了，等你的大半碗吃完后还可以再去装一次饭。这一次就要按自己的饭量多装一些到足够。而大多数人是怕饭不够，总是尽量多装，但越装的多，越是意味着只此一次机会。而装得少的却有两次机会。最吃亏的是装得不多又不少的人，他装的不少，不能保证在最先一批吃完碗中的饭，因此把握不住再一次装饭的机会。但又装的不够多，实在还不能说就算基本上够了。在这种大家一起吃饭这件事上叫我看出了世界是有那么四种人。第一种人是吃饭本身就很快的人，这种人第一次也装的多，但由于吃得很快，他第一次装的多也还有机会装第二次，这种人是凭实力争得自己的一份口粮；第二种人是聪明人。这种人像古人的赛马经以下驷对上驷一样，先装少一点，保证能在大家前面吃完而有装第二次的机会；第三种是贪心的人，这种人占不到什么便宜却表现了一种贪心很大的样子，受实祸而不得实惠；第四种人是老实而知足的人。这种人能得多少算多少，能落个心安理得。这四种人中最吃亏的是第三种人，由于这种人贪心，所以在没有占到便宜后心中总是不高兴，而且让人对这种人很是看不起。这叫内外受损。人世间事无不大体如此，只是人们并没有从理论的角度来总结罢了。
在高中阶段还发生了两件对我影响至为重大的事。其一是父亲的去世，其二就是分家。
父亲去世于一九六0年，这在前面己经略为提及。令人长久不能释怀的是，他一生好强而从来没有强过一天，要面子而从来没能保住面子。父亲对子女严厉，从来不假辞色。但也有充满人情味的时候。在我的记忆中，我家从来在生活上没有过很宽裕的时候。农村人在夏秋吃饭时，总喜欢把小饭桌摆在大门外面，弄一点酒，炒一点素菜，最好的是自己弄一点鱼虾之类，那就是最好的下酒菜了。平时也就是蒸一个鸡蛋。到了饭菜摆上了桌子，有时父亲就会叫我，天成，去打点酒来，买烟。我就会拿一角多钱去买二支香烟，打二两酒。香烟多是《城乡》牌的，那是当时农村一种很廉价的烟，只一角一分钱左右一包。就这样，也很少能一次买一包的时候。经常的是二分钱买三支，那时是叫二百元钱买三支。即使这样，也不能一次抽完一支烟，因为那样太费。一般是抽到一半就灭掉，塞到墙壁石缝里，下一次再抽。有时钱不方便了，实在没钱买烟，就到处找石头缝里看有没有残存的半截烟。那时喝的酒是农村自酿的散白酒，都是很便宜的东西。很多时候，桌上最好的菜就是一碗蒸鸡蛋。我们兄弟几个都很怕这个父亲，从来不敢与他同桌吃饭。在父亲喝酒时，我们总是把饭碗拿到一边各自吃自己的。盛了饭来，挟菜时也总是匆匆忙忙的，连正眼都不敢看一下，挟完菜就快走。至少我是这样的。但父亲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我们去挟菜时也总有理由转过头去说其它的话。这样，就给我们一个机会能赶快挟点好菜过去一边吃。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身体已经很差了。我进初中那年，父亲也还只五十岁出头一点，在路上小便一次，小便把一只布鞋淋湿了，父亲无可奈何的说，人老三不才：迎风流眼泪，屙尿打湿鞋。六零年夏天，父亲一次得到从外面回来的序银叔给的二两粮票，就很高兴的上罗汉寺街上去，打算吃一餐碎米园子。临走时就好像是要到五星级酒店赴宴一样，不无得意的对家人说我中午不回来吃饭了。谁知到这天的下午四五点多钟，父亲从罗汉寺垂头丧气的回来。问他有什么事，父亲说是什么也没有吃成。因为那粮票是武汉市的，罗汉寺不能用。到今天，我每想起那一幕，总还会情不禁地流泪。脑海中老浮现着那种为了吃一餐白萝卜合一点碎米蒸成的菜团而产生的期盼，失望。这就是那时的生活，想起来叫人寒心。
到这年的秋天，父亲就不行了，在铁路医院治了二个月后终于离开了人世，当时我才进高中，家中几个哥哥商量的意见是不用告诉我，怕影响我的学习，这样，父亲病重我没看守，死前没有看过，丧事没有参加过。只到办完了丧事，坟己经做好，哥哥们要各自回到自己的上班岗位了，才要我回了一次家。在父亲的坟前，大哥这个一生不会大发议论的人竟也发表了他的坟头演说，大哥说，一生争强好胜，争来争去就落下这一堆黄土，人又有什么好争呢。这几句话叫我久久不忘，也很大地影响了我以后的为人处世态度。
第二件事就是分家。父亲死的第二年秋天，也是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后发现几个哥哥都回来了。这天上午，大哥把我们连他一共五兄弟约到新塘湾，在一个田埂上开始了分家谈判。
新塘湾是一个地名，那里是我们家曾经也有过辉煌的历史见证。我们家一直穷，到临近解放时，好像有了一点钱了，这就在离住家对面两个山坡以外的一个地方，买下了一担多田。我们那里田的面积是称石（读音担）、斗、升。一担田大约有六亩左右。那田并不好，既没有可靠的管水水源，土层又很薄，不发庄稼。但无论怎么说我们家总算曾经有过了田地。这个地方离沈家田很近，田冲的下面就是沈家大塘。
这次的分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分的，只是把一些小债务分担了一下和把几个包袱分了。当时我们家的房子还是分的地主的房子，当时是很有点气派的，共分上下两进。第一进是石板立门雕花的大门，进门后的左边是一个六十平米的花园，相对另一个更小的花园来说，我们叫这是大花园。而进门的右边则是一个较小的花园，只有约二十平米，用花眼墙与这边隔开，中间是过道通向第二进。第一进深大约有十六米左右，右手有一个小花园，还有多的地就是两间房。这两间房一间紧挨小花园，只一层。全部木结构，雕花门窗。与这一间紧挨而且靠近第二进大门的是另一间小房。这间小房有楼，是个二层。这恐怕就是当年地主家堆杂物的地方了，也是质量很好的木楼板，墙壁用竹条夹成后再加泥粉面刷白。这间房的门和楼门都开在靠小花园这间小房内。楼无正式楼梯，而是另有一架专用木梯放在一边，人要上楼就搬过木梯上下。
从这里再往上就是第二进的大门，也是很厚实的石板立门。进到第二进后，迎面就是一个大天井，正上方是一排八扇高大的雕花门的正厅和两边的厢房，天井的两边就是耳房。正厅迎面是春台，这是各家放置祖宗牌位的地方。两边共有四间厢房，门都向着厅开，左右相对。这正厅的春台两边各有一扇小门通向后面，后面就是上房了，其实我们叫“倒作”，并不算正房。这第二进的正房除厅外，三面的房都有楼，而且三面的楼是相通的，当地叫转楼。这是我们当地一家颇有规格的地主的建筑。这第二进的地方，从天井正中到正厅的正中划一条线，靠左边一半是分给了另外一家。这一家的男人早死，女主人姓田，我称她叫田二娘。田二娘有二个女儿没有儿子。两个女儿叫翠英和翠娥。我们刚搬进去时，花园里还有花。包括很好的月季和栀子花，有一棵牡丹，一棵香椿，一棵樱桃树。刚进去，祖母就住在倒作，那也是我陪祖母住过很多时的地方。父母就住在第一进的右边小房，楼上一般是堆柴草，而靠小花园的那间小房就当了厨房。第二进的右边厢房有两间，曾分别作过大哥和二哥的新房。五七年开始，先是把大花园给毁了，做了一排连三间的土砖瓦房，以后这里就是大嫂与侄儿侄女们的住房了。接着就是田二娘觉得两家共一个大门不方便，再说大女儿出嫁就在同村的一家姓刘的人家，她就长住女儿家。坚决要把她的一半拆了卖掉。那房子都是木质结构，要拆就大家一起拆，不可能留一半。因此第二进就这样拆了。这以后，我们家就把属我们的地基的左边做了一排连三间的土砖瓦房。二哥结婚后，这第一进就由二哥二嫂住，而第二进的新做的房就由大哥大嫂住，当时三哥还在部队上没回来。四哥住第一进的楼上。五八年前后，二哥全家搬到西安市去了，而四哥也到武汉参加了工作。分家时三哥也结了婚，带了一个女儿同三嫂住到了第一进的三间旧屋里。我由学校回来就钻到母亲住房的楼上柴堆里睡。
这次的分家，首先是二哥四哥先宣布弃权，不要家里的东西。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两件事，那就是按既成事实再给刚回来的三哥一点安家费让他能另起炉灶，第二件事就是如何安顿还在读书的我和妹妹。分的结果是，三哥与大哥各自开伙，母亲和我，妹妹三个人单算一家，单独开伙。而母亲和我与妹妹这样一个家谁来负担我就不知道了。母亲不能下田，我在中学读书，妹妹在罗汉寺读初中，这是一个纯消费的家，但没明确由谁负责。我想大约几个哥哥也没有想到我会考上大学的，他们以为我已经快要高中毕业了，只要再过年把时间，就能回家负担母亲的生活。对母亲的养老之责应该是这个最小的弟弟的了。但没有想到的事来了，我考上了大学，这就彻底打破了他们的预见。
以后的日子是妹妹初中没有读完就回家种田了，而母亲也自己开了个小卖部稍有收入，到我工作后哥哥们也都按时都给母亲寄钱回去给她养老，总算母亲的晚年还不错。这分家对我的影响是到我考上大学后才明显地显示出来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我们举行了高中毕业考试。那时的高考是不分文理科的。只要是高中毕业生都必须拿到合格的高中毕业文凭，高中毕业有高中毕业的学历要求和知识程度要求。而不象现在高中毕业简直不是一个独立的教育阶段而只是为了考大学的一个准备阶段，因此高中教育变成了完全的应试教育。为了应付考试，从初中起就分科，高中毕业生偏科严重。选定文科的，数理化知识严重不足，而选定理科的则连基本的历史地理知识都很缺乏。而我读高中那时是先取得高中毕业资格才有参加高考的资格，不存在什么预考。
我当时的成绩结构是除俄语外，其它几门课都比较平均，都在优以上。而几门副课则都不好。比如体育我就没法及格，好在唱歌不用考，要不也不会及格的。但高中考试不能没有体育成绩。好在我也算黄陂三中有名气的学生，体育老师很是帮忙，给我特地单独用一套长拳做过后记作我的体育成绩。按当时的标准，我是报那一科可以任选任挑的。当然，文科老师是希望考上文科的学生多，而理科则相反。老师的荣誉总是由学生的考取率来定的。这就形成了文理两科的老师在学生选志愿时争夺学生。吴长青是第一个争夺的对象，而我也有幸成为第二名。吴长青因为有严重的中耳炎而受到限制，只能报考师范类院校。为此，吴长青当仁不让地选了我国师范的王牌学校：北京师范大学。这时吴长青就来帮老师作我的工作，要我报考北师大与他继续作同学，而且也要我报文科。但我的报考受到最大的影响的不是个人的爱好和成绩，而是未来的工作。一是要能很快赚到钱，二是要适应我的身体。就这两条。我当时对土木建筑和化学情有独钟。第三条影响我报考志愿的是个人的考虑，那就是我认为自己没有业余爱好也没有业余才能，对文学的爱好可能是我唯一所长，如果报考了文科，那有可能成为一个什么也不会的书呆子，而如果考了其它专业，则文科的爱好就是我现成的业余才能了。
选土木建筑是受二哥的影响，因他是一生从事建筑的。我的读书费用将来有可能没有着落，我必须投靠一个哥哥才能作到让其中至少一个变成推不脱的责任。而当时大学中开有土木建筑专业的只有清华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当然还有天津南开大学，但那既不在武汉又不在西安。也就不在选择之列了。化学专业方面，有一个武汉大学就在本地，而且我有两个哥哥在武汉工作。而全国第二流的知名学校如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是我选定的适合我报考的大学。权衡的结果是我报了一、西北工业大学；二、武汉大学，三、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四、华中师范学院。第五个志愿就没有填报了。这是因为，第一二个志愿是我心中所想，报了三四两个就是为了保安全。当时的认识是师范是很少人报的，没有人愿当老师，因为老师的社会地位太低。而水利电力学院我报的农田水利，如果这两个学校再不录取，那就不可能还有机会，即使有，也完全与我的学习成绩不相当，考上了也会被人笑话的。
高考的考试在县城一中举行，我们白天考试就在一中，而晚上睡也就睡在一中的教室内。好在是农村人，一切好对付，只要有两张课桌一拼，就可以成为一张床。三天紧张的考试我是在不知不觉中渡过的。现在还记得当时的作文题是：一、每当唱国际歌所想起的；二、记有意义的一天；这两个题都太普通，正因为普通所以有些不好下笔，泛泛而写，成绩好的与不好的拉不开距离。我想来想去，选了第一道题，那是“每当唱国际歌所想起的”。说起来很可怜，我因为不会唱歌，本人先天五音不全，一唱就跑调，平时很少唱歌。对国际歌也只能记得开头的一句。但反正是写“想”，不是写“唱”，管不了那么多，我在文章中就把那第一句反复引用。而后写自己一系列的想。考完后出来才知道我还算好的，有的同学把国际歌写成了国歌。这下子离题就远了。李绪寿就是其中一个。对题后大失所望，气得当场把准考证都撕毁了。到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又花了很大的力气重新开证明才上成了大学。
考完后我们几个同学到双凤亭去玩了一下，而且又到县河的沙滩上疯玩了一阵子，在沙滩上玩时，先玩过五关，那是一个人弯下腰让另一个人从他身上跃过去，相当于体育中的跳木马。玩到后来，我们真的像马上就要到世界末日一样，乱“疯”一气。吴长青很瘦小，一共才只不到一百斤。而我在高毕业检查身体时是身高1、68米，而体重是136斤。算是大个子了，因此就把吴长青扛在肩上。正在这时，我三哥有事到了县城特地来看我，看到这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事实上年轻人之间这样疯闹也是很常见的事。可是我却从此后就留下一个遗憾，总觉得自己有失尊严。这件事我认为三哥可能根本没当一回事，而且他在外也是这样的，但给我的心理上的一种压抑感却从未稍减。这使我从此后任何时候都要给自己留点面子，保住自己的人格尊严。因此，不管有人无人，再也不敢乱做有损人格尊严的事了。从此后我也懂得了，人最难对付的人就是自己。这就是人活到了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时候就是活得差不多该死的时候了。而人要能作到自己看得起自己，那可能只有三种办法：一是不做有损人格尊严的事；二是接受另一套价值标准；三是自己欺骗自己，除此之外别无它法。从这事上，我也悟出了一套个人修养的好办法，就是遇事要先把自己放到第三人或者说是旁观者的地位上，来看自己这样做，别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这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限制了。
临毕业参加过高考后，同学们之间也进入了各自走访的过程。要好的同学之间来来往往。而我自知家中穷，母亲不会很欢迎我带同学回家，也不会给我的同学以应有的待遇，我也不敢邀请同学来我家，因此我也就很少到其它同学的家中去。只不过到过李家集，到过余清文和吴长青的家。这时也是男女同学间恋爱明朗化的高潮。而我因生理发育慢，而且是从小自卑，所以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桃色新闻的人。只是丁金菊同学临别给了我一道谜，对我说，你知道毛主席的女儿为什么叫李敏、李讷吗，要是知道了就通知我。这道题的答案我很久都没有找出来。到文化革命时才知道了，论语中有一句叫做“敏于行而讷于言”。道德经里有一句说是“大辩若讷”。这个女同学可能是已经看出我的话太多吧，想对我有所劝告吧。不过我内心中还是存在着想要再找一下这个当年的女同学的愿望。
回到家后，谁也不敢把自己当作必定要上大学的人。生怕一旦考试不理想没有录取而被人笑话。为此不仅要干农活，还要比平时更认真的干，要给人一种感觉是，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回家种田了。这样，到一旦通知来要到大学报到时，对自己无所失而给大家一个意外。总之，自己是主动的，要不然就会被动了。高考是在七月，回来后还是很热的天，正是要翻红苕藤的时候，真是尝到了烈日炎炎似火烧的感觉，而我的身体又真是应付不了这样一种劳累。更苦的是苦在心中，不敢对任何人讲出来。
1963年8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往沈家田去的路上的一块地里锄红苕草，快到中午了，从湾门前的山顶上传来吴恒距的叫喊声，“天成！快回来，武汉大学来信了。”这几句话传到我耳中，简直比从南天门听到玉皇大帝下旨说我成仙了道还要叫人高兴。这意味着我可以从此脱离这做农活的苦海了。
回到家后把武汉大学的来信拆开来看，原来是一录取通知书，一份入学通知书，一份武汉大学简介，一份新生入学须知。心里那种激动简直无法形容。但还要认真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失态把高兴的心情表现出来，不要被人笑话了去。为此，表面装出一付无所谓的样子，说这书还不知读得成读不成呢，要很多钱到那里去找？这其实是掩饰自己真实思想的话。那知不经意间倒说出了我未来面临的最大困难。我的母亲倒真是为我的考上武汉大学而高兴，因为这是我们家几辈子来第一个考取大学的人，而且是全国性名牌大学。
这一年，黄陂三中考得还算比较好。考取的同学如下：
吴长青：北京师范大学；
吴恒春：武汉大学：
余青文：武汉机械学院；
陈先武：中国人民大学；
刘木生：中国人民大学；
李绪寿：武汉大学；
刘修文：南京化工学院；
黄启斌：华中农学院：
吴才爽：华中农学院；
郭炳煌：武汉钢铁学院；
姚成富：武汉师范学院；
陈传仪：武汉师范学院；
尹维义：湖北大学；
丁厚胜：重庆师范学院；
吕望元：武汉大学；
丁楚章：武汉大学；
黄清华：武汉地质学校：
付云秀：武汉外语专科学校；
黄菊霞：湖北大学；
陈先阶：武汉师范学院；
大约还有二至三个人没有记住，这一年的高考录取比例为7%，而黄陂三中达到近30%，成绩是很不错的。当年没有考取的，有一部分第二年又考取了。这些同学有：
黄宗学：华中师范学院；
黄传珍：武汉师范学院；
谢振钦：湖北大学；
这次的高考中，有几个成绩第一流的同学没有考取，他们是：刘扶中，物理科代表；胡贤平，化学科代表；刘扶容，刘扶中的姐姐；黄四菊，团支部组织委员；特别是刘扶中和胡贤平两位，大家替他们非常可惜。
大学通知的报到日期是九月一日，而我还不知到那里弄钱报到，因此就立即动身。母亲为我准备了一双拖鞋，一条老布（农村自织粗布）的毛巾，给了我五毛钱就让我上路去寻求我的幸福了。
临出门我才发觉我要带的一本书忘了拿，就赶忙回来，母亲看到后立即说别回头，男人出门回头不吉利，要什么你说我来找。母亲匆忙中找到了我要找的书后，很快送到我手中，拿着我手中的粗布毛巾说，儿啊，我在你出门才发现，我随便给你拿一条毛巾刚好是上面染了墨迹打了印记的一条，这说明你这一生与墨水有缘，你要好好读书，哥哥们都分家了，能支持你读书是兄弟们的情义，不支持你读书是各人顾家顾不上你的本分，不要怪他们。你去之后多说好话，少赌气。大丈夫能屈能伸，何况是自己的哥哥，又不是外人，求他们一下不会小了你，反正你也是最小的一个，当兄弟的求哥哥不算丢人，人家还有碰上个人就叫爷爷奶奶的呢。
母亲这一番话，既说出了我将来的处境，也指出了我可能面临的情况。既使我心中发虚，又使我充满信心。但不管怎么说，我这一步迈出去，就意味着要我自己来争取我的未来了。
一个放牛出身的农家小子就此走上了前途未卜的路。一点也没有现在有人考上了大学的喜庆气氛。从此我离开了生活了二十年的家。
七、人情冷暖
身上带着仅有的五毛钱，拿了几件比讨饭的还少的所谓行李，带着满腔的希望，登上了从祁家湾火车站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的路。这段路不长，几十公里而己，票价也刚好是五角钱，但却是我这一生最关键的几段路之一。
到汉口，已经是当天下午约三点钟，第一个找的人是大哥。大哥名叫吴东成，这是农村每一个小孩出生就要取的名字，也称乳名或小名，一般的人到入学读书后就要另起一个大号了，也叫做大名或称为官印。就是说这是以后当官时用的大名。但他除了读过两年私塾外，就没有再读过书，所以一直就延用小名。他当时工作的单位叫武汉市消防器材厂，由于受到过打击，尽管是老工人，工作资历很长，但在反右倾时，一个老实工人竟也成为了右倾，被送去劳动教养过一年，因此工资并不高，当时是58元左右罢。这时的大哥己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叫宝珍，儿子叫宝明，都随大嫂在农村。按说，虽不算富裕，但一个月负担我三五元钱是可以拿出来的。但他一生吃苦头太多，太过把钱当了一回事，又不知这个包袱背上后要拿多少才算是个头，不如干脆不承担这个责任。我找去时，他还没下班，与一个刘工头正在看图纸商议什么。看到我去了就问：“又不是年又不是节，你怎么来了。”我说：“我考上了大学，想上学。”旁边的刘工长就说：“不错啊，考上那个学校？”我说：“武汉大学化学系”。刘工长说：“那是全国有名的名牌大学。”大哥听到这些，脸色明显冷了下来，我的一腔热情也随即冷了下来。过了一会，对我来说，就像听宣判那样的难等这一会。大哥说：“读个什么大学，我是个工人，没读过几天书，现在还不是拿五十多元钱一个月，我们车间来的几个大学生，工资还没我多。”过一会他又接着说：“不过，要是有人能支持你读你就去读，我是没力量支持你读大学的，谁能支持你去找谁。”话说到这样，我也就没说第二句话，扭头就走了。当时也没想母亲临走时要我求人的话，反正一气而去。这次走后，到后来我读大学已经成了事实，而且毕业工作了多年后，大哥在这个事上多次为自己辩解，说是当时我没听他说完，他是要给我钱的，而且他给我打了饭菜等等。他人己作古，这己无关重要，我要记下的是当年的心情。而且这个事如果没有舅舅家的事作证，也许大哥说的就很有可能是对的，而我是小气才记恨他。
由大哥厂里出来，己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我只好到距离不远的舅舅家去。当时外婆己经过世。只有三舅舅和舅妈以及表弟吴明权，表妹吴建华。还有一个表弟叫吴明生，送给了大舅做儿子而住在青山。他们家那是在汉口造纸街25号，我去时，快要吃晚饭。三舅看到我还是很高兴，热情地说：“天成，你怎么来了，快，一会就要吃饭了。”等我坐下后，三舅问，“你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到你大哥吗？”我说：“我考上了大学，想读书，找了大哥，他不理我。”三舅的脸很快沉重起来，问：“考取了那个大学？”我说：“是武汉大学化学系”。舅舅说：“那是好大学，化学系是全国最好的系之一。”表弟权权在旁边开玩笑说：“乡的伢还能考取这好的大学，那肯定是照顾农村人的。”表弟只比我小二岁，当时高中还没有毕业。三舅说：“五年大学，那要用的钱不是一个小数目，不拿钱堆起来，谁敢揭这个榜。你们家几代人穷，从不出一个读书人，这一下子出了一个武汉大学的学生，要是你父亲在，他不高兴死了，那还要你到处求人。他一声令下，你几个哥哥那个敢不给钱。”话说到这里，舅舅也没有再往下说的意思，我作为农村人，也知道“一层萝卜一层皮”的道理，根本也没有要找他们化缘的意思，不过叫人难过的是舅舅家连饭也没留我吃，我也没再等下去就起身走了。
我身上只带来五角钱，那刚好是从祁家湾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的票钱，这时的我真的是身无分文了。而且当时的我胆小自卑，很少进过武汉，而我要找的下一个目标是我的四哥，他在武昌火车南站乘务员公寓，离汉口渣甸路至少还有三十多公里，这在城市是一段很长的路。我离开了舅舅家后，浑身像被抽了骨头似的没力气，要死不活地向外走去。到那里去我也不知道，当时心好像是麻木了。走到当时的解放大道渣甸路一段时，天己快黑了。我四顾无亲，身上无钱，到四哥那里去也没法搭车了，我又不敢混票。走到路口，看到一个建筑工地，有工人在临下班时正在对着水龙头喝水。我一看，工地上堆着很多预制板，平平的，当时天又正热，不怕冷，我就决定在这里睡到明天再说。我爬到一块预制板上，用带来的一双木板拖鞋当了枕头，喝了一肚子的水当了晚饭，就在这里睡下了。望着满天的星星，心里想着秦琼落难病倒在庙中时的情景，想着他还有黄膘马卖，而我只有一双木板拖鞋，卖给人也不值一碗饭钱，真比秦琼还倒霉。但后来一想，那些没考上的同学就真的不活了吗，我要是没考取还不是在家种田。这样一想心中舒服了很多，含着满腔泪水也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时工人还没来上班，我起来在水龙头上洗了脸，用穿的衣服下摆当毛巾擦了脸，再喝了一肚子的水当早餐，就开始向武昌走去。
要是在农村，我就会赤脚走过去了。但这是城区，不好公然赤脚上大街，只好穿着一双木板拖鞋从汉口向武昌走去。由渣甸路经中山公园，转航空路到汉水桥，走龟山边上长江大桥，过阅马场，到大东门，越过武昌南站后再向东走约三公里才是武昌客运段乘务员公寓。那个地方叫莲溪寺，是一处殡仪馆。这一段路穿过了武汉三镇，全程约三十公里，现在坐的士要五十元钱以上，那时要是有钱坐公汽，大约只要三角钱也就够了。我母亲可能不会想到我到了武汉找到大哥不仅没能在大哥那里拿到几元钱，就是一口水都没喝上，一角钱也没有拿到。我当时走到下午约三点多钟才到，整整走了约八个钟头。幸运的是刚好四哥在家中，要是碰上像父亲当年找他时一样他不在家，那就惨了。这一次，我是从前一天早上吃过一点东西后，整整有五餐没有吃过东西了，人真是饿得够受的。到了四哥家后，心中也并没有放心。那时他结婚不久，大侄女儿吴巧萍才出生，一家三口住着一间单间，这在那时已经不错了。我进去时，四哥也是一样的开口，问：“不是年不是节，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要读书没有钱，昨天找了大哥，大哥说谁支持你找谁，他是没钱支持了。”听到这话，四哥也一下子沉默下来了，一会说：“还没吃饭吧，先吃饭再说，活人不会被尿憋死。”四嫂给我煮了一碗面条，吃过后，四哥大约也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说：“按说，考取大学是不容易的事，对我们家来说，更不容易。父亲一生争强好胜，但就是没有人为他争这一口气，我只读了个小学，连中学都没考取。你能考取大学，不管多么穷，也要先进学堂大门再说，不要到将来说这一辈子连大学的门都没进去过。”过后他又说：“要读大学，这也不是几十元钱的事，是几年的事，我还是学徒工，工资不高，又结婚不久，要我一下子单独承担这个责任，我也力不从心。你进学校先报到再说，进去后赶快与几个哥哥联系，只要有一个人能跟我共同承担这个责任，我会尽力支持你。”听到这话，我二天来的委曲和焦虑都总算是化解开了。事情说办就办，四哥叫四嫂拿来箱子，把他的衣服一件件的抖开叫我挑选。我拿了一双浅口球鞋，两件短袖衬衫，两条长裤。四哥给了我一个小号洗脸盆，一个上下一般厚的小木箱，一个线网袋，一个漱口杯，配齐牙膏牙刷毛巾。最后又把他结婚前用过的一床草席，一顶蚊帐拿了出来。这样，我配足了一个当年大学生进校要有的最简单的全套设备了。当天下午快五点钟了，我还是拿上这些东西走了出来，一路顺着铁道，提着东西走到了当时的武昌火车站，从那里找到了武汉大学的迎新站，再坐武汉大学的校车回校。“回校”这是迎新站的同学的说法，使我感到非常亲切。一进学校门口，就有人接过我的东西，给我代办各种手续，送我到化学系迎新站休息。到化学系以后就有人直接把我送到了宿舍。我分到了化学系六八五三班，住在新四区学生七舍三楼69号寝室。在武汉大学，这时有一个也是从黄陂三中毕业的学长，叫做朱明焱，专门来给我介绍情况。但以后和这个学长再就没有多联系。
和我同一个宿舍的有：汪存信、邹荫生、袁希钰、项进学，连我共五个人。除汪存信一个同学是武汉人外，其余的几个都是外地农村人。而且说起来好像情况比我还要差得多。这使我的信心又更足了一点。
汪存信，家住武昌解放路，家庭成员很单薄，没多余人，经济来源有限；
袁希钰，湖北恩施人，独子，小镇上的居民，
邹荫生，广东紫金县人，农村，也没多的兄弟，
项进学，河南南阳人，也是农村户口，
而我的学生档案上却赫然记录有四个哥哥，均在工作，其中三个是党员，好像是我是最好的一个，但这只是让我在将来争取助学金上又多了一重顾虑，并没有什么好处。
大学生进校后最开始的是三件事，一是安排开学事务，编班，领书本；二是进行入学教育，要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三是成立学生会，健全学生组织机构。班是在我们入学前就已经编好的，那是按录取名单编的。我在六八五三班，六八是我将来毕业的年号，五是武汉大学当时一共十个系的编号，化学系是五，生物系是六，最后的三是同系同年级的小班编号，我们这一年化学系共招了一百八十一个新生，分为六个小班，我这是三班。我的学号是635036，63是我入学的年号，5是我所在的系代号，036是我在这个年级的入学编号，听人说这是按武汉大学招收学生的地域和成绩统一编的。在一百八十多人中我是36号。第一届成立团支部、班委会是按原在中学里担任的学生职务由辅导员老师指定的。
团支部书记：张东萍，女，1941年生，原籍湖北黄陂人，后调外语系学习；
团支部组织委员：张冠臣，男，河南省人；
团支部宣传委员：袁宗信，男，1940年生，武汉人；
班长：吴恒春，男，黄陂人，农村。
学习委员：杨明德，宜昌人，
文娱委员：向世琪，武汉人，汪存信，武汉人
体育委员：周宝庭，河南人，
生活委员：
二年级后改选，张东萍，一班的王世益等几位同学作为化学系定向培养化学系外语老师而调到外语系学习去了。班上人员就有了较大变动，
团支部书记：张冠臣
团支部宣传委员：袁宗信
团支部组织委员：胡厚余
班长：朱久康，
副班长：彭国盛，
学习委员：杨明德
文娱委员：汪存信
体育委员：周宝庭
生活委员：付太白
以后，杨明德担任了年级学习委员，周宝庭当了系学生会生活委员，我先当了年级生活委员，后又到校学生会当了校学生会的生活委员，从此就脱离了系而在外面做点学生社会工作。
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开学初的最重要工作是如何解决我的读书费用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总是一件随时会叫我再离开大学回去种田的事情。我一安排了自己的吃住，真成了一名大学生以后，就立即给在西安的二哥写信。那信真是写得凄凄惨惨切切，写时一字一滴泪写下来。总算还好，很及时，开学后不到十五天，西安的钱和信同时到达，应该说只有钱而没有信。二哥在汇款单上附言说，接到信，书应读，每月他负担人民币十元，其余的再想法解决，这真是及时雨。我在一个星期天拿上这封信，就赶到莲溪寺去，四哥也在家。看到这几句话，他透了一口长气说：“这就容易了，有他承担了大部分，其余的我就有胆量负责了”。接着四哥说：“这样，二哥每月负担你十元钱，我每月负担你五元钱，另外你的穿衣问题我来解决，每个星期天你可以来我这里叫四嫂给你改善一下伙食。”四嫂也说，每个星期天，天成来给你煨汤喝。这样，我的上学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当时学校里的开支大约是每个月伙食费13.5元，不收学杂费住宿费。再要的就是各人自己要买东西如牙刷牙膏笔墨纸笔记本之类的零花钱。我有可靠的每月十五元就心中有数了，吃饭问题解决了，下余的事就是我自己节约,来加以克服。
从接到通知到正常的进学校成为一个大学生只有短短的十几天时间，而我却是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考验，深深知道了钱的威力。就是一个钱字，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活道路甚至生命。人是要靠自己，但有时也是靠机遇和外界的援助。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这么爱钱和重视钱的原因。现在的说法是，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当时就是为了没钱，不知多受了多少委曲，流过多少眼泪。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实际上是没到为难处。为了生存，我平生作了第一次改变，那就是要想方法申请到助学金。当时的武汉大学，有比较高比例的助学金，分为甲，乙，丙三等伙食补助费和甲，乙，丙三等生活补助费。伙食补助费分别是：13.5元，11.5元，9元。而生活补助费就是零花钱的补助。也是三等，分别是：3.5元，2.5元和1.5元。申请助学金的程序是先由个人提出书面申请，然后由全班同学民主评议，最后是由班委会平衡。我当时是班长，这也是一个特权。我硬着头皮提出了申请，但实在有些话说不出口。因为就是要编些理由吧，也要像才行啊。我的中学生登记表上明明写着，四个哥哥，都在工作而且有三个是中共党员，这叫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自圆其说。我只好乱扯些理由。什么父亲刚死欠债很多啦，什么兄弟分家几个哥哥家大口阔啦，什么母亲有病长年要治病啦都扯上了。而人家很容易就是甲等，有的还是双甲。一个月拿十七元钱，比我强多了。他们很多同学不用说多余的话，那就是“独子无兄弟，无经济来源”十个字就比我的有力得多。但我是班长，提出来了就不能太不给面子。因此也评了个丙等助学金。每个月拿九元钱。就这样也只拿了不到三个月，就由辅导员老师找我。谈了很多大道理，我只好让出了这九元钱。这件事是让我明白了，人是要自强才行的，想要享受外界的帮助并不是一件很令人愉快的事。如果没法自强要靠别人，那始终是不可靠。
我为什么要在中学生毕业登记表上写那么多哥哥，而且还要写上他们的身份呢，时至今日，这才明白当时的同学们中，就有不少的人没有说真话啊！有的同学本来家中不错，也有很好的经济来源，有人负担，但人家就能闭口不提。这说起来可能也就是因为自卑怕别人看不起自己才不得不吹一点牛的吧，从此也可以看出，人世间爱吹牛的人也大都是很自卑的人。不过我也不算是吹了牛，只不过是没有隐瞒什么罢了。
我在心中发誓要报答哥哥们的支持和帮助，也要在同学们面前恢复我为了九元钱的助学金而失去的信任。这两条当年的承诺，花了我近百倍的代价。五年的大学，不过是总数九百元的费用。对二哥，我是接受了他的儿子从初中二年级到高中毕业的全部教育责任。可说是全心全意，为他选了大学和选了专业。到侄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又在日本工作，至今十多年。当父亲的为了收回自己作父亲的权威，竟至百般抵毁我作出的应有的贡献，这叫我好伤。以后，又接过二哥的大女儿在我这里工作。为了她的工作，我调动了我多年不用的人事关系，帮她从学校到湖北省化工厂中间还夹一个应城市劳动局，二天内转三个单位。现在她有个好的工作，有个好的家庭。我自己觉得心安而不欠什么了，心安理得了。
在我面临人生极为重要选择的关头，四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不是他，我可能读不成大学了，也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我。他对我的恩惠是永生难忘的。但可惜的是我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很不顺利，身心交病。当我刚从英山县调到湖北省化工厂工作时，他的大女儿也正在读高中，但这个大女儿长相丰满而甜，很会唱歌，是一大群男孩子追逐的目标，所以，读书很难专心。而我这个四哥又极爱面子，思想传统而保守。从本能上，总认为男女交往，占便宜的是男人，而女孩子总是吃亏上当者，如果与男孩子们发生了关系的女儿就是家庭的莫大耻辱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这个与我读大学同步来到人间的侄女儿吴巧萍就经常挨骂，被说得是“臭屎无用”，是“我看死了，你这一生就只有做苦工的命。”但这时我正在受审查，自顾不暇，但为了报恩，也实在是看不过去，我接过他认为实在不成气的大女儿，在我跟前读书，度过了中学的青春燥动期。最终考上了大学，而且成了青山区评的武汉市模范教师，也有了一个很好的家。他们对这件事如何看待，那是他们的事，但我心不变，心安理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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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3 22: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