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恒春人生传奇(文革相关部分)

hank · 发表于 2010-5-23 2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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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生第一关

武汉大学是个风景美丽的大学，这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当时在我们年轻学子中名望无限崇高的郭沫若就曾在自己的作品《洪波曲》中写到，人生能在武汉大学任教而终其一生真是莫大的福气。而侵华日军头目岗村宁次在日军占领了华中后，将其司令部也设在武汉大学校园。中国近百年的前五十年中，历经战乱，但大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保护武汉大学，人人有责。所以，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武汉大学均没有落下过一发炮弹。这在当时己经是世界各国都接受了的事实，武汉大学是全人类的财富。

武汉大学座落在武昌东湖之滨的珞珈山间，珞山珈山两山环抱，全校各主体建筑错落有致地散落在两山之间。依山就势，在两山的山腿间联结两山修了一条环形水泥路，这条水泥路略呈长椭园形，东高西低。像一条项链的金链子把全校各处的宝石串在一起。而百年历史的武汉大学则好似一个无形的美女，正面对东湖这面明镜在梳妆打扮。

全校浓树成荫，遮天蔽日；绿草如茵，繁花似锦；小径曲折盘旋，山水错杂相映；雕梁绘柱，飞檐斗拱，碧瓦黄墙。无论从任何一个方向看武汉大学，都是一幅巧作过安排的风景画。其中尤以全玻璃顶的行政大楼及其裙楼建筑为一群，与以老图书馆为主，以文学院法学院和老斋舍为辅的古典式建筑群遥遥相对，珞珈二山各居一方，形成了一个珠联璧合的整体。

我作为一个从小就只在农村生农村长的农家小子，见过的世面最大也就是高考时到过县城，见过比罗汉寺镇商店大一点的商场。看到七层楼房就觉得高得了不得的土包子。到高中毕业为止，我读书的十二年中，只到过汉口二次，而且都没有走远，顶多也就是华清街和大智门火车站一带。根本就还没有什么风景的概念。在木兰山读书时跟着吴长青一起吟诗作对，假充文人墨客，故作风流，总算学到了一点人的精神享受是什么一回事。这次一进武汉大学无疑是从穷乡僻壤一下子钻进了天堂。那是连郭沫若都赞不绝口的洞天福地啊。但进校不久，我就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考验。

现在想起来，这大约是生活中给我的对比反差太大使我一时无法适应的缘故吧。也有一点是古人早己说过的“人生识字忧患始”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人生青春期对人生意义的必然思索造成的。

在大学中，我是第一任班长，但在生活中是明副其实的叫化子。刚开始，大学还在吃一种大麦面粉做的馒头，有点黑也带点甜。这在我看来，简直是天下最好的美味了。但在学生食堂的泔水桶中，经常有整个的馍丢在那里。心痛嘴馋，难受己极。这在农村可都是人命啊，这是养命的东西。如果我能把这些拾来送回家，那是多好的东西。在六三年的时候，农村还没完全缓过气来，吃的上面还很困难。但当时我的作为刚由农村进入大学的土包子，也不知道大学生应是什么样子，各种小说的影响和从小的家庭教育都告诉我不能表现得太过贪小和馋，只好装作熟视无睹的样子。那时的粮票卖到了二元多钱一斤，这在当时一个工人的工资，学徒工还只每月十八元的时候，一个学徒工一月的收入也就只值得九斤粮票！那是贵得很可以的了。没有粮票，什么点心副食都不能买到，有钱也只能挨饿。别的同学，手上带着表，脚下踏着皮鞋，床上垫着棕垫子，床头摆着收音机，身上挂着照相机；一到周末，呼朋引类相约出游。而我只在家中见过最古的一种矿石收音机。那是一种有一颗有半导体性质的矿石当二极管，配一个很大的线圈，再树一根很高的天线才能收到一点信息的原始二极管收音机。隐隐约约能听到一点音乐和播音员说话的声音就惊奇得不得了。到大学后看到同学们用的是什么二波段三波段的洋玩意，真觉得他们是好幸福好幸福。当同学毫不在意的摆弄这些东西时，内心对他们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想这些人真的很有本事，连这些洋东西都会玩！敢玩。但自己总是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其实内心好想摸一下，但又不敢，怕给人家弄坏了，又怕给人家笑话。

别的同学穿衣服，总还要讲究是什么料子的，什么样式的，配什么颜色。真是论季穿衣服。这在我而言，那是完全望尘莫及不可想象的事。我只能说身上有东西遮身蔽体也就不错了，但偏要装成大学生的派头。这就无时不刻在提醒着我和别人的差距。四哥供我穿衣服，但只限于他穿过的旧衣服让我挑，这一点到现在我还感谢四哥，但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内裤也给我。就为这，我在大学的五年中，没有穿过一条内裤头，也没有穿过一件汗衫背心，平时总是咔叽布的中山服。因里面没有衬衣和衬衫，只好把扣子从下扣到领口为止。裤子就也是咔叽的长裤，大多数时候是连穿两条而不管有多热。这是因为里面没有内裤，身为大学生，万一不小心就惨了，那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脚上一双浅口的球鞋，但从不穿袜子，也是因为没钱买袜子的缘故。那个时代，可不象现在，穿皮鞋不穿袜子是一种时髦，在那个时候穿鞋没穿袜子是很丢人的。为此，我平时一举一动都必须十分小心。裤子里面没内裤，鞋子里面没袜子，上衣里面没衬衫，完全一个空心大老倌。为了不露出形迹来，我总是把裤腿放得很下很下，裤腿都能遮住脚背；走路都要很平稳，不能跑跳，不然就会“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中间也有过穿衬衫的时候，但那都是少有的事。而且三件旧衬衫只能冬天时穿，主要还是为了防寒和为了到冬天能让人看到里面有一个领子。颈子里不要空着。这几件衬衫也旧得实在不行。一洗就破，布就像豆腐渣一样，所以洗一次就得补一次，要不补，下一次就无法再穿，因此我每个星期天都有一件事就是补衣服。我们这个寝室里，除我外，还有一个同学也要每个星期天补衣服，那就是刘汉坤。有时也自己为自己改制点把子的小衣服如短裤头之类。把汗衫穿烂了的上半截剪掉，倒过来用下边的边做裤腰，原上边的剪成一个三角尖，中间缝上，两边当裤脚，就成一条短裤头。我床上从蚊帐到被里被面无一不补的百孔千疮。

大学里，我每个月十五元钱，交过十三元五角的伙食费后还有一元五角钱，这就是我一个月的全部财产。当时的物价，很多比现在低得多，但再低也不是不要钱。一元五角，一共有150分，每月的电影票要15分，一瓶牙膏用三个月，当时留兰香的是每瓶46 分，平均每月也是15分。沾水笔头是3分半钱一个，邮票是每枚8分，信封每个1分，信纸每张1分，从水果湖到三民路的一路电车票是12分，蓝色的染料粉是每包3分，笔记本一般是要三角多一本，那些好的要七角多钱。小学生的练习本也要5分多一本，而且只有十几张纸。这样，我每个月的钱就只能买一联电影票15 分，花费在牙膏上15分，买蓝染料粉一包3分，买一个沾水笔头3分，买一个笔记本40分，买补衣服的线20分，买十张白纸35分，一共是132分，下余的就只有18分，刚够发二封信。买白纸是为了要裁好后自己动手做笔记本，而且是做成硬皮笔记的样式，这是跟同寝室的袁希钰同学学来的。大学的课程多，每门都要做笔记，而且大学的很多课没有固定的教科书，全靠笔记，要靠买笔记本我是想也不能想的。至于买蓝染料，是为了用自来水化成墨水用，要是买，那又买不起了，一瓶要三角多钱。买沾水笔尖子是用来绑在木筷子头上当沾水笔用的，那也是买不起钢笔。

这样的生活，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不能想象。人都有点虚荣心，当时的我也不例外，特别在年轻要强的时候。整个读大学期间，我不敢进餐馆，一是没钱，二是胆小，因为那里面的东西我都叫不出名字来。直到文化革命快结束了，我己是武汉大学小有名气的人了，才偶尔进一回两回餐馆。这也必有三条原因才会进餐馆，一是身上有点零钱，不过也就是有一角二角吧；二是实在要吃；三是独自一个人。第一不用说了，第二也不要说得，我的条件不是实在非饿得不行是没有力量进餐馆的。这第三条说来就不好意思了，原因有两条，首先是怕出了洋相被人看到，其次是怕同学间客气起来要我请客我一时又钱不够。这就让我在读大学时不爱与同学们来往，总是独立特行。种种理由，使我被同学看来很孤芳自赏，有点清高，实际上是自卑得很哦。

与任何人比，我都无法认为自己不可悲，心中的痛苦无人能说，就是拿了甲等助学金的同学都比我好过得多。表面上比我家庭差得多的同学如刘汉坤，手上每月也不少于四元钱左右，这时看来不在乎，但那可是我全部财产的三倍呀。与此成为反差的是，我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就一直是主要学生干部，我把这当了我当时在大学里维持我的尊严的主要方面，因此表现得对学生干部的身份很在意，总之是热心公益活动。

进大学的第一项重要活动是进行入学教育，主要内容是学习目的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要使年轻学生是为国为民，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学习，而不能有升官发财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要建立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世界观来。

学习的形式是先听大报告，然后班上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叫务虚；而后是要各人谈自己的内心思想的错误观点，并结合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文章进行自我分析批判，这叫做务实。在这种会上，每个人都得暴露自己的活思想，不能不说，谁要是不说就是对组织不忠诚，对党不交心。谁要是说的精彩生动，就能得到表扬，面子上自然是很光彩了。

我说我上大学的动机是要光宗耀祖，在农村种田怕苦怕累，思想上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阶级的思想残余。不想呆在农村，想要通过读大学使自己能有一条出路。而邹荫生说得很是生动，他说，他家里穷，农村又苦，他把读大学当作穿草鞋和穿皮鞋，拿笔杆子和拿锄头柄的分水岭。其它的同学，有说读大学是要出人头地的，有说读大学是看不起劳动人民的，有说读大学是要高人一等的。总之，没有一个人进大学是为了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的，因此都是不对的。但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都提高了思想觉悟。端正了学习态度，明确了学习目的。

实际上这都是一种让人变得虚伪的作法。为了能被主事者说好，为了表示自己处处跟党一心，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当成一个大笨蛋，没有是非之分，没有思想头脑。就以我自己的为例，我从小就很是崇拜英雄模范人物，小时看鸡毛信，小游击队员等书时，常恨自己生不逢时，错过了男儿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在高中时学习雷锋，读雷锋日记，也实在很有感触。无疑，这使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一番洗礼，头脑中实际已经有了一种此生要当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的理想和志愿。但到大学后又来这一下，各级的辅导员为了表示自己的工作卓有成效，是不能承认这些学生一来就很有水平或者说思想觉悟很高的，必须是经过他的艰苦努力才使大家有了更高的认识。这样，每一级都有功劳。而我们自己，也不能把自己看得就多么高，每一次政治学习，都得重新来过，每一次都是自己过去如何糊涂，如何落后之类。这样，每一个人都成了不学习就非常落后的人，每一次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如果有一个有心人把这些发言都整理出来公之于从，那一定是会发现，我们这些学生都是些专说假话的骗子。因为同样一个思想观点在这里说过己经认识好了的，到另一个场所又变回来了，要再进步一次。只要政治形势需要，可能同样的错误思想还会出现多次，而且每一次出现又都是以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为结束的。总之那时的思想教育就有点像是要打老鼠交老鼠尾巴一样，谁交的老鼠尾巴多就是谁贡献大。而思想教育是要交错误思想，还要典型。人那有那么多错误思想，何况只要改了也就算是没有了。但不，每一次活动，每一次学习，每个人都得有所表示。也就是说，每个人随时都得能交出老鼠尾巴来，这样就逼得有的同学不得不作些违心的发言。而那时的风气似乎又是只有讲出了自己内心的错误思想才算是提高了认识，如果不发言反倒是思想落后的标志。

打老鼠交老鼠尾，没有那么多老鼠好打怎么办，买，偷，拿，要都行，因此有人专门把交上去了的老鼠尾又弄出来送人或卖钱。交代活思想，人又不是思想家，整天哪来那么多活的错误思想好交。不得己，只好把交过的又来交一次，或者说把人家的错误思想，精彩的说法拿来当成自己的错误思想再自我批判一通。这样做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天天在进步，每一次会议都有新认识，实际是这些进步是早就进步过了的。如果联系过去一看，那是每个人都在说谎，每个人都在骗人。但形势如此，只得这样，实际上这是逼着每一个年轻同学日益变得世故和虚伪。

与入学教育相适应的就是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我集中学习了毛主席的许多哲学著作和通读了毛著原文四卷，实际上真是受益不浅。就此奠定了我的基本人生观和世界观，成为了我思维的基本支柱。先是应付形势，死背硬记，后来实在是学出了门道，被我从中悟出了很多人世的大道理，也懂得了学习的大方法。如学历史，学语文，学哲学，要学会找出问题，学会提出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平时难学的东西都变得日益主动和有兴趣。不象那样枯燥难记。

从学毛主席著作开始，我学会了怎么看待历史，因此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就在图书馆开始了系统地看资治通鉴，在这里找到了一份乐趣。但在那个时候这是带有一定的离经叛道色彩的事，所以我很小心，不使班上的同学知道。

在高中时，我就对鲁迅的文章情有独钟，他那独到而深刻的思想，犀利而洗练的文风，半文半白的文字，如刀似箭的语言，综合而成了一个文坛斗士的风格，使我敬佩得五体投地。在中学时，自己半点经济活力都没有，完全没有钱能购买鲁迅先生的作品，但凡鲁迅的著作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的，我一定是学得最认真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药》《祥林嫂》《故乡》《从百草园到三昧书屋》…… 在我眼中，鲁迅先生是真正能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典型。进大学后，尽管我拥有了自己的四张借书证，几元钱就能决定我是否能读大学的时候，我还是在极为有限的几个钱中，逐渐购买了一些鲁迅先生的著作。如《朝花夕拾》《呐喊》等十几本小册子，那是我个人拥有的第一批书籍。再配合从图书馆借来看，在大一的时候，我几乎已经通读过了当时出版的全部鲁迅著作。

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三个人，这就是吴长青，毛泽东，鲁迅。吴长青也是一个年轻学生，而且也是农村人。但他对我的影响丝毫不在后面二位伟人之下，也许是更大的。如果说后面二个伟人是我人生的中学大学老师的话，那么吴长青绝对是我幼儿园的好老师。没有吴长青的影响，我绝对进不了这所人生的大学。也就是说没有吴长青的影响打基础，我不可能有接受后面二个伟人的影响的力量。我想没有吴长青，我一定还是能考上大学，但那样的吴恒春大约不会是今天的吴恒春。

以后对我有过影响的人还出现过，但都说不上能从根本上对我有多大和多持久的作用。可以说我到大学二上时就像一棵树，营养和树冠已经形成，以后只是长大了。像一个蚕，桑叶已经吃够了，只待蜕化长出翅膀。果然不久，我就迎来了第一次的蜕变。那是一场痛苦的自我求生的挣扎。

一九六四年是我人生的第一大关。

这一年我二十一岁，正是一个男人风华正茂的年华，也正是人生开始要思索

人生的意义的时候。而我思索的结果是人生如梦，人生如朝露，人从一出生起就是在不断地向死亡走去。看到落日想到人生如此，看到花谢，又想到人生亦如彼，看到死人，就想到若干年后我亦如是，真是到了多愁善感，睹物伤情的极致。但这一罐苦酒是如何来的呢。

经济上的困难导致了精神上的压力，而青春期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索，又

得不到及时的引导，只想到受尽这么多的苦痛，仍然迟早总是一死，与其吃尽了苦头，一事无成到头来仍然难免一死何不早死。难道活着就是为了受这些罪？这样一种消极悲观厌世的思想。在日记中，每每想到要自杀，要了结这并不可贵的生命。但我怕死，很留恋生活，知道这种思想不对，太消极，但无能自拔。我更知道，如果不能解除这些，我迟早会被自己弄死。我可以说为了活下去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来鼓励自己活下去的勇气，寻找能活下去的理由。最大的压力来自经济，首先必须解除经济上对我的压力。解除压力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增加自己的抗压能力，二是增加经济收入。我知道，不管我在大学多穷，总算还在读大学，而且除了不富，对读书并无不好影响。关键是我自己的心态要调整。不能老是同富有的同学比，要能找出自己的优势来。

那时的思想教育方法中，有一种常用的方法叫做回忆对比和忆苦思甜。这些活动对很多同学来说实在是走过场，而对我来说却起了不小的作用。每一次的回忆对比和忆苦思甜，总能叫我感受到一种安定和满足。回忆能叫我时常记起在农村几年没粮食吃而饿得头昏眼花的时候，叫我想起吃了粗谷壳不能拉大便而必须带上一根眼镜腿从肛门中一点点往外挖大便的日子。相对的优势能叫人建立起克服困难的勇气，增加接受各种不平的耐受力，这对于我来说尤其重要。我需要时常提醒自己，我不是最穷的，不是最没希望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决定到不幸的人群中去寻找力量，当然这好像有点靠幸灾乐祸来支持自己意思，但当时我只知自己要生存下去，不然就会自己毁灭掉自己。为此，我要到火车站去，当时经济生活还很贫穷，南来北往的人中，不象现在是做生意和旅游的，而是逃荒的，挣扎着求生的，再有就是出公差的和真正探亲的，最多的还是逃荒的。那是真正只为了能有一口吃食（还不能说是为了一口饭，因为那是要吃饭是太高的梦想）就离乡背井的人。那时我只对汉口火车站熟一点，比汉口火车站近得多的武昌火车站我竟还不知道。也许因为那是四哥住的不远的地方因而不敢去，这才舍近求远的吧。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前后约二个月中，我就舍近求远地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去了七个星期天。在那里看南来北往的穷人拖儿带女，看他们满脸菜色，破衣烂衫然后看一下自己胸前的武汉大学的校徽，从比我更不幸的人中吸取力量，简真就是要看到比我更不幸的人来激起自己忍受穷困的忍耐力。

当时我们大学的伙食费是每月十三元五角钱，平均每天四角五分，如果是大月就是四角四分。而到汉口火车站去要从水果湖坐一路电车到三民路下，然后走约半个小时，才能到大智门火车站。这一去一回，电车费是四角钱。退掉一天的伙食费有四角五或者说有四角四分钱，除了来往路费就多四分到五分钱。这可以买一个馒头多一分钱。在这几个星期天，我都是退了伙食费当路费的，代价当然是一天不能吃饭，饿一天。早晨去晚上回，也不对同学说我去了那里。

这几个星期天中发生了二件事让我终身难以忘怀。第一件事是我在那里，都是坐在候车室的长条椅上，一坐就是一天。有一次，一个服务员，男性，大约四十岁，在打扫了候车室卫生后，看到我几个星期天都坐在那里，胸前又带着武汉大学的校徽，就上来同我答话，问我有什么事。我只好扯谎，说我有亲戚这几个星期说要来又一直没来，我每个星期天都来等他的。于是这个服务员就给我打来了一盆水要我洗脚，还拿来开水叫我喝，完了还要问我有什么要求，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但是从那人的眼神和表情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不是要帮我什么而是有什么企图。因为他对其它人都很凶，一点也不友善，也不是热心助人的人。不久我明白了，他是要我给他写一份感谢信，于是我违心地写了。自此以后，我知道了人作好事不能有特别动机，那是很伤人心的。到多年之后我看到一副对联，上联是：不看人待我，下联是：要看人待人。这两句话很简单，却说出了一个真理：人之间，朋友亲戚交好那不能反映人的本质，只是一种交换；只有不相关的人，看他如何待与自己无关的人才能知道这个人的本质。第二件事是，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约三点钟，我正坐着，突然有一个人在后边叫我：“天成哥，你饿了吗，这里有二块发糕，是我刚讨来的，客人还没来得及吃就因要赶车走了，是干净的，我看你坐在这里一天没吃东西，拿来给你吃。”我回头一看，是同村的吴水涛，比我小二岁。手上托着一张四方的毛边纸，纸上有二块发糕，还冒着热气。看到发糕，听到他这几句话，我心中不由得一热。赶忙接过来大口大口的吃下去。我也真是饿惨了。但听他那几句话也是叫我终生难忘。水涛，父名吴序权，母亲周氏，我叫其周二娘而不知其名，有轻微的神经病，序权叔与我的父亲差不多先后去世。水涛有二个姐姐一个弟弟，大姐叫大菊，二姐叫小菊，弟弟叫顺顺。当时水涛二个姐姐先后出嫁，而父亲又刚死，母亲有神经病，家中无人可依，负担又重，因此难免有时出来到火车站餐馆里面讨吃要饭，专门吃客人没吃完剩下的东西，这叫做扫盘子。讨饭在我们那里是很丢人的事，不像有的地方，把这当一门副业来看待。我们那里那时民风很纯，叫做是打死莫做贼，饿死不讨饭。水涛在这里扫盘子也是偷偷摸摸的，不敢碰到熟人。据他说，他早二个星期就看到我在那里坐着，但不知我是做什么的，怕被我看到总是躲着我。到他送发糕给我时也还是不知道我是做什么，只知道我一坐一整天，不吃不喝，一定是会饿的。如果他知道我在大学里一天有三餐饭吃还嫌不足，过不下去，要到火车站看别的受苦人的苦难而冲减自己的痛苦，他一定以为我疯了，肯定不会理解，心里可能还要说，人心不足蛇吞象……

水涛的二姐小菊，是我小时的玩伴，比我大一岁，但瞎了一只眼睛，长的也很是一般。也正是这样，我与她在一起玩时还比较能放得开，因为她不歧视我。我也不觉得自卑。最多的是一起出去放牛，在我小时，我家里同别的一家合养了一头黄牯牛，（就是公牛）长的样子很雄壮，不长的扁担角，一身黄毛，在肩膀前后是黑色的，浑身肉很结实。但不会做事，耕田时总是慢吞吞的，打也不行，与别的牛斗架更不行，一见别的牛要找他斗就赶快跑。而小菊家的牛是一条长有很长的叉角的黄色沙牛，（就是母牛）这两条牛总不会打架的。我们一起出去，把牛放到山上吃草后，我们就乱七八糟瞎扯一通，有时也玩办家家酒。有时把被我们玩死了的蚱蜢埋葬起来，并举行葬礼。水涛则小我二岁，不过也是我小时一起做事的同伙。他个子小，机灵。一九六二年时我们还一起到牌州去检麦穗以渡饥荒，我现在才知道牌州是在蒲圻县。

在我进大学不久，小菊出嫁了，再不久又听说也上吊自杀了。在小菊之前，她的大姐大菊也是自杀的。水涛在大约十五年前（1988年）就听说犯了神经病，而水涛的弟弟顺则下落不明。水涛结了婚生养有三儿一女，大儿子因打架被人打死，这一家人就这样就算是完了。他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上一代有神经病遗传的受害者。

我对于水涛从我毕业分配工作以来就按每年约百元的标准予以报答，可惜的是他在一年中能保持清醒的时候不多，大多数时间总是处于一种无意识之中。我个人作为也只是尽心而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道德框架，有意无意之间，无不按这个道德的框架构筑着自己的生活和指导着自己行为。这个道德的框架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大和最坚固的牢笼。许多人无论是做错了事或者说以后有所改变，无不要从改变这个框架着手。有时也会用自欺欺人的手法，把超出了这个框架的不合适的部分装作是合适的而故意视而不见。这个框架，就叫做良心。因此很多人自己的道德框架不同，因而其良心的标准也不同。有人犯罪，心安理得，视同理所应当。也有人把本来不是自己的错误也看成自己的错误而日夜不安。人由好变坏，是有人改变了这个人的道德框架；有人由坏变好，也是由改变这个人的道德框架着手。而家庭则是建成这个道德框架的最大也是最有效的建造厂。可悲的是我们的社会实在是太不在意这个道德框架的构建工作了。最近几年，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很是有名，有一段时间，要是没有看过围城的人在人前都不敢承认。但在大多数看过围城的人中，都只不过是学会了把夫妻关系比作围城而已，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是每一个人都终生生活在各自道德的围城中。

我连续到汉口火车站去了好几个星期天，对调整自己的心理也起到一些作用，但悲观厌世思想仍然没能解决。这一段时间，我对远在西安的二哥依赖很深，心中也极为信服他。因为我记得在我大约还只五岁左右时，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哭了，家里人又不来安慰我。这使我觉得非常委曲，伤心不己，当时为什么哭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就这样哭着哭着就忘了生气，也忘了委曲了，眼泪也干了，声音也小了，逐渐变成了哼哼。但没有安慰我总是很不好受，很没面子，因此一看到有人来又故意放声干嚎。人一走了，眼看得没戏好唱了，就偷偷的玩。这时，二哥走过了，我又开始大声的哭。二哥说：“天成，不要再哭了，再哭也不会有人理你的。有什么用呢，眼泪也没有了，声音也小了，再装也装不像了，还误了你玩的时间，不如不哭出去玩。我一听觉得有理，也很稀奇，他怎么知道我是装哭呢，我觉得这个二哥好了不起。这次读书又是他为主支持我，而且从来不说什么多余的话。这些事使我对这个二哥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有事也就自然而然的找他而不对别人说了。在六四年，我记了好多表达了悲观厌世情绪的日记，也有些自己叫作诗的顺口溜，一两本，都寄给了远在西安的二哥。他接到我的日记看过后，在有话可说的日记上都认真作了批语，并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的语言很是平淡，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当时来说却是最为对症的良药。

二哥在信中说：“生老病死，自古皆然，帝王将相，概莫能外。但人们还是都要活着，并没有因此就要死去。每个人早晨起来时，明知道十几个小时后又会睡下，但没有谁因此而不起床。为人作事很多事都要争先恐后，因为要不然就没你的份了，错过机会就再也得不到了，这就会留下一生的后悔。这就是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嘛。但是死，每个人都免不了有一回的，不会错过机会。既然迟早是一死，又不会错过，你又何必要争先恐后呢。人生可能没有什么意思，也可能没有什么伟大目标，但这总得活下去才知道哇。你现在就要死去，那以后的事不是都不知道了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是不是死了就有了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知道死了也没什么意思，那有何必在两个没意思中去作选择呢。再说，活着也许是痛苦的，但这个痛苦也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死了呢，那就是无论痛苦不痛苦，永远也不知道了。”

二哥的这些话对我起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这让我联想了很多。既然人难免一死，既然活着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大的意义，但人为人一次总属难得，不能白活，总要为自己找一个活着的理由，不能白披一次人皮。这时我己为自己定了人生的三大目标，这就是体味人生，实现自我，有益他人。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学雷锋，学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也就算是从此确立了我的人生观吧。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纠缠到什么死啊活啊这些无聊的想法中去，而是认真地想如何活得好一点。

既然要认真活得好一点，那就得向自己日益完美的路上前进，为了使自己变得完美，年轻学生一般很注意伟人的传记，我也不例外，看了不少，最能打动我的当然是当时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在年轻学生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郭沫若。特别能感动我是的毛泽东的年轻时代，他在长沙城门看书，发明了风浴、雨浴等锻炼身体和意志的办法。所以摆脱了消沉思想的我就也开始了近似疯狂的自虐式的所谓锻炼。

我从小晕车，连坐火车都晕。坐火车一定要坐在靠窗边，开着窗吹风，但又不能看着窗外的景物一排排由眼前飞过，要是看了就会呕吐不止。不仅如此，坐时还必须面对火车前进的方向，就是要向前不能倒着坐。从祁家湾到汉口只不过几十公里，车票费也不过五角钱，就这一点路都是我的畏途。为了不吐，我宁可站在火车的接头处吹风也不坐面向后的位子。我还在初中毕业时，国家招空军地勤人员，吴顺才，吴序永，黄庭生，张儒焱等同学都经过严格的考验而当了空军地勤兵，这叫我好生羡慕。当时就意识到我的身体有毛病，但也无法可想。进大学后总觉得如果连坐火车都晕，那就无法成为一个男人了。男儿志在四方，男儿四海为家嘛，要是连火车都不能坐，那还是什么男人？进大学那时，公共汽车还是实行一票制，即只要在车上买了票，不下车就可以坐来坐去，不用再买票了。利用这一点，我有几次就买了八分钱的票不下车，要吐就让它吐个够本，吐了再上车。这种蛮干的办法也真是有效得很，到大学二年级时我就不再晕车了。一九八八年过琼州海峡，船遇大风，海浪滔天，大多数人都呕吐不己，而我还能偷走到甲板上看风景。从这点看来，人有时是要有点蛮干精神的。

进大学的第二个难关是我的发音中不会发出弹音来。舌头不会颤动，而俄语中有个音是非要发出颤音不可的。这就为难了我。好在有这个缺点的不止我一个，大家早晨起来就到楼顶的平台上含一口水，在嘴中咕噜咕噜的弹个不停。只到口腔都麻木了，这个毛病也终于克服了。

到六四年冬，我又开始了冬泳，那完全是为了锻炼自己意志的一次冒险。我身体本来不好，体质差，体弱多病，常流鼻血。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男人，也与班上几个身体好的男同学走上了冬泳之路。武汉大学靠近东湖，每到冬天，湖边寒风凛烈，那些年的武汉比现在冬天的汽温低得多，最低温度常常达到到零下十一度。冬天，经常下雪。我们冬泳的时候正是武汉有雪的一个冬天。湖边的树杆上结满了一层厚厚的冰，像古时的将军披上了盔甲，风一吹，发出咔啦啦的炸裂声，格外增加了寒冷的感觉。路上，盖着一层薄薄的雪，人走在路上吱吱作响。当时，我住在武汉大学新四区七栋，离湖边大约有一公里半，这就刚好做我们的预备活动，穿着棉衣，慢跑过去，到湖边时正好身上微微发热，要是跑急一点还能微微见汗，但以不出明显的汗为好。一跑到湖边，就赶快脱下全部衣服，一切不顾很快地跳下水去。要是畏惧迟疑，就会没有勇气下水了。湖边，结着一层薄薄的冰，也只有一米左右宽，钻进水后就向中间划水。划到四五十米就回头，保持每次在水中十分钟的样子。起来后迅速用半干半湿的毛巾把身上擦干，这时在寒风中人就一点也不觉得寒冷了。换了衣服后再慢跑回宿舍。回去后有一段时间是最难过的，浑身冷得不行，盖多少被子也没用。因为那是体温降低了，不是保暖能解决的。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了，冬泳因此只支持了两年也就中断了。到六八年底冬在五三农场才又恢复，坚持到一九七二年分配到英山县才被迫停止了。这是因为全英山县没有冷水供应，都是温泉水。坚持冬泳的人平时是不能用热水洗澡的，因为那样一来就会使身体减少抵抗寒冷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心理上承受不了对寒冷的畏惧，到以后就再也没有那份勇气了。

人自出生以来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有的是先天的毛病，如晕车之类。有的是家庭的生活偏见影响而形成的，如北方人不吃蛇，不吃青蛙。还有的是小孩子自己在生活中还不懂事时只图舒服而大人又娇惯而养成的，如有的小孩不吃青菜。在各人自己成熟了，懂事后一旦觉察了，就必须及时克服。但可悲的是，当代青年中有不少人把自己的生活怪癖当做证明自己出身高人一等的标志来保留。这就让这些怪癖越来越严重，以至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十一，武汉大学三家村

一九六六年五月初，中共湖北省委作出了决定，要打倒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就是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党委书记朱劭天。校长李达，在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就是全国颇有名气的学者，共产党的第一届代表大会十二位正式代表之一，在一大上当选为党的宣传委员。那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时年二十七岁半，是会议的文书（记录员），地位是比李达要低得多了。李达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退党到了香港专门做学问。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又专门请他回来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到湖南大学当了校长，大约在一九五六年左右调到武汉大学当了校长。当时他是一级哲学教授。毛泽东当时与李达时相往还，有新的哲学著作还专门寄给李达征求意见。他们二人之间，毛泽东对李达的称呼是鹤鸣兄，而李达对毛泽东的称呼是润芝兄。由于这层关系，在湖北，王任重诸多行动很难逃过李达的耳目，也因此而对李达有诸多的忌惮。在当时，湖北有二位职务比王任重低而级别高过王任重的人，一个是武汉大学的李达，行政五级；再一个就是时任华中农业学院的院长的人，与王任重同级，都是行政六级。武汉大学三家村的第二个是何定华，一个行政九级的老革命干部，人很恢谐风趣，会说话，爱作报告。但不惯于念稿子，有几分信口开河。但性格很直爽，这个人以此取祸但也因此终免了身败名烈之惨，最后总算得以善终。至于朱劭天是刚由外面调到武汉大学不久的人，实在没有罗列到他的多少罪状。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有我们这些“党指向那里就打向那里”的“革命小将”也就由不得他个人有罪无罪了。

北京有个三家村，武汉也有个三家村，一北一南，遥相呼应。批起来也就更加有了对象和实战感。武汉大学的三家村是如何突然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因为当时我在化学系办教育革命展览，而且是核心小组的成员，负责保卫工作。这是我第二次和老师以及成年人一同以平等的身份办事。这次的办展览的经历也是促成我个人在文化革命中的后面的经历的很重要的活动。这次的展览是为了要说明共产党在大陆执政十八年来在教育界的成就，以此来批驳对毛主席伟大领导的恶意诽谤。通过这次活动我的收获是得到了办一个展览的全部知识，包括程序和其它基本内容要求。

我在办化学系教育革命成果展览时，也正是武汉大学纠出了三家村而湖北省委组织全市各机关单位到武汉大学送贺信的高潮时。在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先是从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局开始，接着是武汉市的各大学。后来发展到中小学，纷纷组织人到武汉大学送贺信。这在当时是一种表示对党忠诚的行为，谁也不敢落后。就怕一不小心落了个政治落后的罪名。每一份贺信都用大红纸抄写好后，由单位组织人集会列队，打着彩旗，敲锣打鼓送到武汉大学的校园。最初还由武汉大学的领导接待，后来连接待也免了，各自送到校园后就找一个地方悬挂起来再到各处走走看看完事。在那一段日子里，武汉大学校园里整天锣鼓掀天，鞭炮震地，红旗蔽日，人满为患。那时的珞珈山成了武汉市的政治中心和文化革命中心。所有的贺信上都说抓出了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武汉大学革命师生对党忠诚的证明和政治觉悟高的表示，这是武汉大学的光荣和骄傲。我们那时也好像真的很光荣和骄傲。至少我就没有想过，这三家村我见过没有，认识他们吗，他们有什么罪过？又不是我们抓出来的，我们这些学生又有什么光荣？又那里能说成我们的觉悟就高了？如同潮水般拥进武汉大学的人流也实在没有什么好接待的，除了看看校园，看一下准备好的大字报外，再就是武汉大学办出的两个展览，一个是校部办的“九、一二”教育革命成果展，再就是化学系办的教育革命成果展了。而这个展览是有我一份功劳的，这就使我更感受到骄傲和光荣。每天非常繁忙的接待比我更小的中小学的同学们，很认真地向他们介绍阶级斗争的真实性和残酷性，那些单纯，天真，并带着无限的崇敬神色的眼光很叫人陶醉。我也在非常认真的做着这些接待工作。

五月下旬，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因为这个通知在中央通过的时间是在一九六六年的五月十六日，故称为“五，一六”通知。这是一份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关键性文件。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处于有序之下通过的最后一个文件，也是文化革命十年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从此有名无权的开始。毛泽东发起批“三家村”、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是使用他在战争年代获取的无比威望迫使中央委员会让步，而这一次的让步就形成了毛泽东的倒夺权。当时因我不在班上活动，也无暇顾及报纸上的新闻，所以实在不知道这个通知发表的确切时间和发表时在同学们中的反映。但这个通知的发表，把文化革命推到了一个新的境地，提高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

六月初，湖北省委向武汉大学派出了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很多当时在湖北省很有声望的一些地区一级的书记组成。当时我知道的就有李衍授，陈明，史子荣等人。在我当时的心目中，还认为这是对武汉大学的极度重视，因为有那么多高级的干部到武汉大学来工作。实在是我没有能认识到武汉大学的实际地位所至。一个农村小伙子的眼光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局限的。

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进入，标志着武汉大学的领导权己经发生了更迭，也就是从此，武汉大学的校长李达再也没有活着回到领导岗位上来。武汉大学的三家村中的几个人也就从此进入了历史，不再出现在当前的政治活动中。

一九六六年七月，武汉大学工作组进武汉大学后办了一份报纸，叫做《武汉大学战斗报》编辑部设在南一楼，编辑部人员由老师和学生混合组成，我记得主编叫陆定安，是化学系的一位老师，当然也还有不少其它系的老师。学生就不多，但化学系六八届的倒有二个，这就是我和同年级六班的闵以贵同学。化学系的教育革命展览还在开放，而且我也还在忙着布置安全保卫，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就接到通知到《武汉大学战斗报》编辑部上班。从这以后，我的文化革命活动就几乎脱离了班级而进入了另一个空间。活动规律开始正规化了，每天早晨八点钟到南一楼上班，中午回到寝室吃饭午睡，下午再到编辑部去，天天如此。内心充满着自豪，刚进校时的悲观厌世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我的面前似乎展现了光明无比的美好前途。

在《武汉大学战斗报》编辑部，学会了办报的一切过程：改稿、编稿、划版、发排、校大样；头校、二校、三校；花边、制版键、字号；报纸中心思想、编辑主题等一切有关办报的程序都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结合我办黑板报的体会，我已经对于主持一个报纸具有了足够的信心。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全国到北京去的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受了北京101中学的一个叫做宋彬彬的女生送的“红卫兵”的红袖章，并当场载上。报纸报道了毛主席在城楼上同宋彬彬的对话。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宋彬彬说：“我叫宋彬彬。”毛主席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那两个字吗？”宋彬彬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就是这一次的接见，宋彬彬一时之间立成全国名人，而且改名为宋要武。文化革命也更加如火如荼，迅猛发展。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是全国性的红卫兵运动的总动员，是对各种打着革命旗号的过激行动的总发动。有全国千百万狂热的学生的支持，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也得到空前的提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这一种无法抗拒的潮流，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全部放弃了抵抗。只能顺势而行并且还要打着听毛主席话的名义尽力采取主动。以求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各大专院校都纷纷由党委出面组建红卫兵组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毛泽东主席曾视察过武汉大学，并于当年九月十二日在武汉大学大操场接见了武汉市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在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得到空前高涨的情况下，这一次的视察无疑就是武汉大学的光荣和骄傲。武汉大学在各种力量的左右下，终于决定把这一天改为武汉大学的校庆，并且准备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这天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为此成立了新校庆筹备委员会。

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这个筹备委员会的后勤组组长竟落到了我这个学生的身上。这也是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当时只知道受到了重用，根本没有去考虑利害得失和后果问题。现在想来，可能是学校那些老奸巨滑的人知道这场政治运动不会有好收场，不愿涉足太深。当新校庆后勤组长，规模不达到足够的要求，当场就过不了关，就会成为对毛泽东主席不忠的罪过。如果弄得很铺张，花钱太多，又怕日后要承担责任，过不了关。这是个进亦难退亦难的差事，实在不行只好叫个学生顶上去，成败不负责任，这是唯一能解释的理由。但我当时很为得到学校领导的信任而沾沾自喜，满腔热情的投入了工作。这一工作首先是确定庆祝的规格和活动内容，大致方案是由学校领导决定的。包括要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发放纪念品，然后举行横渡长江活动。举行一次庆祝会，这些工作对一个大学来说是轻车熟路，而横渡长江的仪仗队的装备则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学校当时的要求是，要有浮在江面上的巨型锣鼓，有一幅巨型横幅，有毛选四卷合订本的巨型模型。还要有四十九面彩旗组成的方阵，然后再是学校的游泳队伍。

我的主要任务最后落实到了主持设计置作这些仪仗队所需的设备上来了。彩旗好办，浮江锣鼓也好办，横幅也不难，这些事只是开了一个会要求校后勤工作部门去办就完成了。难的是毛选四卷合订本的巨型模型。当时这种选集的合订本还刚面世，发行量不大，平时少见。几经打听，得知生物系有个女生，其父是广州军区的一位高级军官，她有一本这样的书，我就找到了这个叫汤丽亚的同学。一说之后她很爽快地把书借了出来。有了模型，还要有人会设计置作。这件事我找到校美工队，校美工队的负责人向我推荐了数学系六七级的贺建秋同学。找到他后，也很爽快地接受了任务。这一次，我又学到了模型放大的幻灯放大复制技术。日夜紧张的工作了约二十多天，一切准备就绪，我的任务就算这样结束。没有人交代什么，也没有人说明什么和评价什么，我这就不声不响地回到了班上。

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试到了掌握经济大权的滋味，也是第一次着手办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因为好玩而练了一种把自己的名字连笔写出的签字，可以正反写出来。不想很快就在读大学三年级时就用上了，而且凭我的这种签名居然也能从武汉大学取到成十万元的现金。

这一次的担任武汉大学新校庆筹备组后勤组长，是我在学生生涯中最后的辉煌，也是最后的顶点。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了生死不测，前途未卜的问题人物。

十二、大串联

自从公布了五，一六通知和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大学的学生革命造反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北京的学生大批南下，他们这是叫做南下点火，要发动全国的学生起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有南下学生的引导，全国各大学一时之间烽烟并起，辩论之声不绝于耳。各种观念如同潮水般涌向年轻大学生的头脑。年轻人，特别是男生，总是有一股子豪气，希望能建功立业。我从小就受着英雄主义的教育，内心存在有朝一日也要像书中的英雄人物一样为国争光的念头。无论是学历史还是看小说，总觉得自己生不逢时，天下太平，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在读到一些英雄人物的事迹时实在是心向往之，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岳飞，戚继光，苏武，辛弃疾，陆游，赵一曼，邱少云，古往今来的英雄名将，经常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的心中转来转去的。只恨余生也晚，不能为国作贡献。我所经的最近一次的大政治运动是反右斗争，但当时我才入初中，只当了一回还看不懂剧情的观众。到了武汉大学后，多次听介绍武汉大学反右斗争的一些内容。当时的学生右派中最为猖狂的右派分子是一个叫做吴开斌的学生，就想可惜我生晚了几年，如果我当时也在武汉大学读书，一定是吴开斌的死对头，那不也就能为捍卫伟大的共产党而贡献力量了吗，说不定还能成个反右英雄。这次好不容易碰上了这场文化革命，一定要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坚决跟党走，当好革命的接班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然是不遗余力地开展工作，自觉地与各种不利于党的言行作斗争。

约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底，化学系六八五三班有几个班干部发起开一个全班学生干部联席会议。目的是要把自己的班级搞好，要保证在这场争夺革命接班人的斗争中带领全班同学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我们要用一帮一、一对红的方法保证每个同学都不掉队。这个全班干部联席会议在新教室门前的草坪上召开，参加会议的是全班在班、年级、系、校、各级团委、学生会任职的同学。计有：吴恒春，杨明德，朱久康，彭国盛，付太白，袁宗信，周宝庭，谢经岳，汪存信，姜玉珍，张冠臣，胡厚余，共十三人，还有一位是谁记不起来了。全班共是二十七人，这次到会共十三人，用一帮一一对红的办法分工负责的话，每个班干部只要保证作好一个人工作，全班就有二十六人不至于掉队。多余一人就分工由吴恒春负责，这样就能保证全班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每个人都不落后。这件事当时还可以说是我在班上同学心目中还算是比较有工作能力和思想比较先进的，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真是幼稚可笑极了。我们每一个学生干部就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没有问题，会得到领导信任的革命接班人，真是一厢情愿。当时也不知是谁提出，因我是班上在学校校部最主要的学生干部，而这次又不是班委会，有很多有在系，年级，团委团总支工作的同学参加，何况我还是第一任班长，所以这次会议要我来主持。作为一个年纪还只有二十三岁的学生，我当然不可能想得那么多，反而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全心全意希望能把班上的工作做好。但实在没有想到这就成为我日后一桩很大的罪过，那就是我成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想夺六八五三班的权。我不知这个权是个什么权，也不知夺来后有什么用，但就是这个罪名成了我在文化革命中无法洗脱的大罪。

在这次联席会议不久，班上又开过一次骨干分子会，在会上按辅导员的意图，把全班同学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依靠对象，第二类是争取对象，第三类是重点帮助和关心对象。这个分的三类中，因为我是会议参与者，当然是第一类。其它一些班上的主要干部也是第一类，但其它同学大多数是第二类。而只有少数同学是第三类。这第三类就有女生向世琪同学。

向世琪，女，一九四二年生，武汉市人，住武昌高家巷三号。其父是武汉钢铁公司老工程师。家庭成份职员，本人会写会画，特别是一笔仿宋体字写的很漂亮，她本人绘画也是很不错的。在班上算是多才多艺的一个同学，但由于生活条件较好，学习成绩也好，就未免有点自视清高。再加上思想感情丰富，有几分多愁善感，这就给人一种特殊的映像。这在那时是叫做小资产阶级情调，是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标志，所以她被分在第三类。

那时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一般来说我的日记是不太在意的。一般学生记日记难免都是生活琐事，没有什么看头。那一天也是鬼使神差，刚开完会，我才记完会议结果，有事出去了一下，女生们就因要开会而到了男生寝室，向世琪和姜玉珍就到了我房间，不知怎么她们翻看了我的日记，向世琪看到自己被划到了第三类，气得直哭。马上跑回自己的寝室，埋头哭个不休。当时的情况是这些政治分类的结果有时就决定着一个同学的一生，一旦被划到不被信任的第三类，就意味着在分配工作和政治待遇等各方面将受到限制。这件事很快反映到了年级政治辅导员刘书稳那里，因为向世琪是有名的思想狭隘，又多愁善感，刘老师就怕她一时想不开弄个自杀事件出来就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于是就给她做工作。为了安慰她，就说成是这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年级根本没有要各班把同学分类。而朱久康是班长，也在一边作证说班上从来没有把同学分类。终于让向世琪信了他们的话，认为这只是我一个人不信任她对她没有好感，从此可说是对我恨之入骨。这件事不仅是向世琪一个人，让我班的女生几乎全部认为吴恒春无聊，把同学分类，而且班上的女生几乎都分到第二类中，所以这些女生也认为我不是好人，自作主张。这一下让我在六八五三班的群众基础丧失殆尽了，这也就埋下了我在整个文化革命中无法在自己的班上得到支持的根本原因。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相反，任何事有一弊也总有一利的。这一次的风浪，让我在文化革命中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实际也就限制了我的作为，只能凭本身的能量作自己的事，不可能闹出更大的风波。不过要来的终归会来，要想完全避免就不可能了。

还记得时间约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下旬，当时我还在《武汉大学战斗报》上班，有一天中午下班回到四区七栋学生宿舍门口，发现有一群人围着几个外地的学生在辩论什么，简单的听了几句，是关于大学的办学方向和阶级路线什么的，也就没有多听下去而是顾自己吃饭后睡午觉了。

等到下午我去上班，看到他们还在那儿声嘶力竭地辩论着，毫无半分让步和离开的迹象，我也只不过觉得他们精神可嘉而己。到晚上回来时，这些人竟还在那里辩个不休。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不由得走过去插了口，我说你们这样辩累不累呀，老在一个地方。这时旁边有一个同学对我说，他们不在这里辩又能到那里去。走得了吗？我问这又是为什么。这个同学说，他们走不脱了。我说他们一来就没有走过吗。这个同学说，是的，没有让他们走。我说那我们的同学也不吃饭吗。这个同学说我们的同学是换班回去吃饭的。而却不让他们离开。这样一说就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不由得停下来听他们的辩论。

由于当时的我是校学生会的常委，又是化学系教育革命展览核心小组的成员，又是校报的编委，又是新校庆的后勤组组长，身兼多职，有一点很小的名气。所以在武汉大学四区、我们化学系的学生宿舍区认识我的同学不算少，我自己也不自觉地以名人自居。总觉得自己说话还算有点份量。就是这样一种自满心理，促使我莫明其妙地走向了造反派的路。

我听到的辩论是关于办学的阶级路线方面的事，说来说去还是我中午听到的内容，但这一次我听得比较多而且认真。对方一共有五个人，都很年轻，当时正在说话的是一个男同学，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说，：“我们的父兄打下了天下，我们的先辈流血流汗，换得了今天的胜利。但是大学校门却对我们关得紧紧的。什么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来说，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最大的不平等。为什么，因为在先天上我们条件不如那些狗崽子们。他们还在吃水果喝牛奶时，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却已经在田里忙碌了。那些黑五类的子弟们根本不要为生活而耽误学习，而我们却很早就承担着家务活的重担。放牛，打柴，挑水，除草，我们那样活不干？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怎样来同那些人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对我们来说是平等的吗。”我们这面立时有几个人起而反驳。这时对方有另一个同学起而回击说，请同学们看清，我不知道这说话最积极的是些什么人，但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反对阶级路线最强烈的一定是阶级成份不好的。如果我说对了，你们就应该想一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看了一下我们学校说话最激烈的几个人，一看之下，不由得不佩服人家，那几个真是出身不好的，而且是早我们几年毕业的现任各班辅导员的年轻老师。而这几个同学说的考大学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对贫下中农的子弟不平等的说法实在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了，他那一段对农家子弟读书难的描述实在叫我情难自禁。但在当时情况下，我是武汉大学学生中受到重用的人，实在没有那个胆量同他们“同流合污”。但得知他们一天没吃没喝后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不自觉地就走上前去说了几句话。我说，不管什么路线，饭总是要吃的罢，不能不吃饭。今天就到这里算了，明天再接着辩不行吗。这样一来，这一群辩论了一整天的场子就散场了。

这一次的对南下学生的围攻事件，据事后所知，实际上是武汉大学工作组有意的安排，是旨在动用各系的所谓正派力量把南下学生逼走的一步棋。当时出面作为辩论主力的就是分配到我们几个班的政治辅导员们，他们都是比我们早几届的毕业生，其中一个就是女辅导员邹发喻，当时每一个人都辩得声嘶力竭而不退步。这一下因我的干扰而罢休了，当然责任是得由我来承担了。在那种政治的形势下，谁也没有对上级说一声，吴恒春不过是无心之失，而是很快上升到了政治立场的问题上来。

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全身心地投入，这里面不是以作为多少而论成绩，倒是要学会推卸责任和保全自己。谁能到运动的后期还能不被抓住把柄，就能享受成果。我就是成了文化革命开始初期的代罪人物，也就因这一次我的多事，他们就制造出了一个化学系的异己分子。

一九六六年约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样子，因为毛主席的上了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学生中成立红卫兵成了搞这场文化革命的主要形式。各大学的学生也无不强烈要求成立各自的红卫兵组织。为了争取主动，武汉大学党委发了一个武汉大学九，一二红卫兵组织章程，要通过选举成立武汉大学红卫兵组织。一天晚饭后，化学系六八五三班的九，一二红卫兵选举会议在四区七栋门前的空场上召开，会议由政治辅导员邹发喻主持，全班同学参加。会议上先宣读了九，一二红卫兵选举办法。这个办法规定，每个班要选举出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思想好坚决跟党走的优秀同学参加。人数是全班同学的大约三分之一。用投票的方法产生。由于有了向世琪事件，我在班上早已经是威风扫地了。这时也只好听凭宰割。但绝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这是一场早有准备的会议，发言人都事先经过了周密的安排。第一个发言的是刘定信同学，发言内容不是选举谁，而是首先提出了吴恒春不能当九一二红卫兵，理由是吴恒春有政治野心，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事例是吴恒春阴谋夺取六八五三班的权力。非法召开了班上的干部联席会议。这件事对我来说完全是突如其来的突然袭击，一时间真让我喘不过气来。

这个刘定信同学，湖南人，大约只有一米六四左右高，可以说是个五短身材，平时少言寡语的，学习成绩中等，既不爱交际，也很少业余活动，进校三年来从来没有担任过班上任何学生干部的职务。当时在大学里面，几乎每一个同学都有机会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我们那一次的所谓班干部联席会议，其实是指主要学生干部。是指的在班委会，班团支部，年级级委会，系学生会，系团总支，校学生会，校团委这几级正统的学生组织机构中任职的学生干部，并不是指一切任了职的同学。就这样也有十三人，几乎占了全班同学的一半。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学生机构。比如校各种运动代表队，篮球队，排球队，歌咏队，游泳队，乒乓球队，美工队，乐队，各食堂的伙食管理委员会。各班还有学雷锋的各种课外组织和学生社团。如当时六八五三班就有钉鞋小组，组长是刘汉坤，有理发组，组长是周兴大，还有各科的科代表，各寝室的室长，再又加上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的组长，民兵连排班的连长排长班长，职务很多，几乎每个同学担任上三个四个职务都还不一定能把各种职务分完。但这个刘定信同学除了是个排球队的队员外竟能没有担任其它任何职务，也算是一奇了。更奇的是，在这样的会议上他竟是第一个发难向我进攻的人。而且进攻的理由是那样不堪一击。第一，那个会他没有参加，怎么知道是谁召集的；第二，那个会根本不是由我发起的；第三，在会上我作为主持人是临时推选的；第四，那是一次临时集会，除了分配任务外根本没有成立任何常设机构，不形成权力组织，如何能形成夺权；第五，我本人是武汉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校学生会生活部女生部部长，为什么要夺一个小班的权。这些根本不值一驳的理由就是使我从“革命依靠对象”成为阶级异己分子的转折点。事后才知，这一次的发难其实是很多原因促成的。一是我不会汇报，年级政治辅导员对我早就极不满意了，一再用升职的办法而实际是减少我的实际权力的办法对待我，却总是给我造成了更大的活动天地。年级辅导员早就觉得对我失去了控制；二是向世琪事件让他受到了一场虚惊；三是擅自召开班级学生干部联席会议而事后又没有向他汇报，让他无法向上级交代。四是我竟胆大到破坏了学校党委有组织有计划的对南下学生的围攻。既然明升暗降不行，就干脆把这个人打倒在地然后再踏上一只脚，把他送到地狱去。一个对党对毛主席怀着近乎迷信般忠诚的年轻人这样就被制造成敌人了，这也足以说明政治的肮脏和虚伪。这个政治辅导员大约在三十年后终于当上了武汉大学的副校长，这就是我进大学时的年级政治辅导员刘书稳老师。

刘定信发言后，后面又有向世琪，汪存信，等几位同学发言，均是一致支持刘定信的观点的。这件事真正有准备的可能只有刘定信一个人，而其它人是多少对我真的有意见的，但他们也应和我一样不知这样一来的后果。这样一来，我的政治命运也就从此决定了下来。我被排除在即将成立的“武汉大学九、一二红卫兵”之外了。这对一个从小就把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当作人生目标，一心想要为国为民为党作出贡献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被排除在外，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这就意味着这一生完了，不会再有前途了。这也意味着，我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也就是武汉大学出现的又一个吴开斌，会成为另外一个反面人物的代表。这一切当时就像闪电一般从脑海中闪过。但我内心深处的反抗精神也被激发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当即进行了反击。当时我只想，既然己经不可能进入这个什么九一二红卫兵，也不可能就这样任人宰割。狐狸吃不到葡萄还会说一声葡萄是酸的，难道我连狐狸都不如。于是我当场站了起来，作了不顾一切的即席发言。先是对九一二红卫兵要经过选举一事作了反对性的批驳。我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为了发动全国学生起来闹革命。革命不革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可不是选举能决定的。红卫兵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不是官办的什么代表大会，谁也没有权力剥夺任何人的革命权力。这样的红卫兵组织不是革命的组织，我不参加这样的红卫兵。这样的话，我当时说来是非常痛快。但事后，实在心有不甘。我知道，我这一生完了，一切的梦幻，一切的理想，全部化为了烟云。什么学生会，办展览，办报纸，都是白花力气。我的前途会是什么呢，天知道。

九、一二红卫兵成立了，武汉大学的九一二红卫兵有二千多人，称之为一个师，我们化学系同年级的王焕耻同学是师政委，而哲学系的一个同学是师长，我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我个人则游离于这个组织之外，从一帆风顺的学生会干部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待宰羔羊。这场运动中，像我一样被排除在外的不仅我一人，各年级各班都有。在校各级领导的心目中，恐怕这也像一场反右斗争一样，打算最后把一批学生划为右派了事。但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牺牲品，都无一例外地会拼命挣扎。这些人就是当权者制造出来的反对派。从一开始，我们双方都错误地估计了这场运动的结果。我是过早地灰心了而校当局是过早地得意了，这是因为这些包括我在内的学生和校当权者都错误地认识了这场运动的目的，而我则是根本没有想到这场运动会是拿当权派当对象的。为了不任人宰割，为了能求得不当反革命的一丝机会，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当然也得有所行动而不至于孤独，于是便有了各自成立的小红卫兵组织。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就是我后来成为了造反派的全部理由，并不是什么路线斗争的觉悟比别人高，因为不上梁山我是无路可走的。

十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分部

在当时的大学里，成份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但一些成份好的同学很多在学习上都不如人，顶多也只居于中游或下游，再加之平时表现不太恭顺，连入团都很困难。这样的情况在我这个年级还不算太突出，但在低年级中就比较明显了。就以我班情况而言，出身成份好的同学也并不是都能很顺利地加入团组织。如刘汉坤，陈汉舟，项进学，吴恒春，邹娟娟，张冠臣，朱久康，一共七个人，这就是在二十七人的班级中成份较好一点的所谓贫下中农子弟了。但这些人中，也只我和张冠臣，朱久康三人先后担任过比较主要的学生干部，其它的各种社会职务几乎与另外这四位同学无关。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七零届和六九届就更为突出了。在大辩论的过程中，校内不少同学真的接受了来自北京的南下同学的宣传。一个选举成立的红卫兵真的吓不住一直就对学校实行的阶级路线不满的同学。因此在学校成立了“九、一二红卫兵”后，立即有不同的 “民办”红卫兵组织成立了。这些组织要说当时就是多么革命，多么认清了形式，那也是不现实的，不过是不服气被排除在外罢了。但年轻人在一气之下，与党组织站到了对立面上，多少还是心中有些恐惶。为此不得不找到一些能够自保的法子，为避免被打成反革命而作好应变准备。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革命的初期，所有造反派组织无一例外地实行着绝对的唯成份论而不敢稍有放松。当时的学生谁又不怕戴上顶“反革命的帽子”啊！

什么叫做成份，在这里做一点介绍。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来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划分阶级的运动。主要是在农村，把所有农民划分为雇农——完全无田地只能打长工的人，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贫农——家里有一点田产而每年要用多数时间出门打长工短工的人，是半无产阶级；下中农——家有田产，但仍然要用少数时间给人打工当短工的人；中农——刚好能自给自足，既不受人剥削也不剥削他人的人；上中农——家有田产，相对富裕，不用受人剥削，有时也雇短工；富农——家有较多田产，时有余钱放账，全年以请短工长工为主，但自己也下田做活的农民；地主——田产较多，全靠请人做工，自己不下田地，完全剥削他人的人；恶霸地主——不仅靠剥削他人为生，而且为富不仁，称霸乡里的人。用毛泽东的《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中的理论，最革命的和最能支持革命的是贫农和雇农，所以对农村的革命力量最早称贫雇农。后来发现光是贫雇农人数太少，用毛泽东的依靠少数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阶级路线，又把下中农也划分到革命队伍里面来，以后就统称之为“贫下中农”。这要一分，农村就成了贫下中农是革命动力，中农上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富农是革命敌人了。这种成份划分一直维持到解放后的一九八零年前后，那时，所谓的地主富农本身不仅早己死亡，就是他们的第一代子女也差不多都死了，下余的就是这些地主富农的孙子辈的人，在刚解放初划分的家庭成份却始终跟随着他们。这样一算，我就是贫下中农子弟，而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填写成份就必须老实填写地主富农成份，尽管他本人一天也没有剥削过别人，甚至还受了无数的歧视的打击。但他们在政治上和各种待遇上，就是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出身不好是会影响到升学入党提干的。这次文化革命就又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在我公然提出的不参与选举的“九、一二红卫兵”的时候，化学系另有一批同学就比我还要走得远而且彻底，那就是六五年进校而要到七0年毕业的一批同学。他们不仅否定了九一二红卫兵而且自己组织了红卫兵，他们叫做 “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发起人是黎进军，樊雪梅，陈军等同学，人数当时有约十几个人，在四区学生八舍二楼建立了他们的活动据点。当他们听说化学系三年级有一个当过校学生会常委的同学反对这个九一二红卫兵时，好像得到了知音，而且我的身份也能让他们受到一定的鼓励，多加一点不当反革命的保证。他们可能不知道我是被抛出来的反面人物的代表，是准备到运动后期拿来开刀的牺牲品。黎进军他们得到我作了如此透彻的表态和声明后，就一再找到我的寝室，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会议。正当我惶惶无主的时候，也就一拍即合。有一天吃过晚饭后，我应邀到了学生八栋二楼的靠东头朝南的一个房间，在这里见到了这个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的几乎全部成员。他们对我非常热情，说了不少赞美的话，并当场献上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的红袖章。当时我心中并不把这当真，而且对他们的胆大妄为也实在心惊胆颤，我可没有一定要当反革命才甘心的准备。尽管我已经是待宰的人了，但还没有死心，多少还抱有一点有机会表现一下能获得宽大处理的梦想。所以实在没有勇气接受这一个红袖章。而且也对这样像小孩子办家家酒一样的作法很不以为然，但又不敢得罪他们，怕他们看出了我的内心，我只好说要多做工作好争取更多的同路人为词，推辞了这份好意。但还是收下了这个红袖章，不过我说不能常戴上就是了。

就这样我成了无官一身轻的闲人一个，学生会的班是不上了，因为学生会已经停止了活动，报纸编辑部也不用去了。我从到武汉大学以来所得到的一切都成为泡影。一直很忙的我就再也没有找我开会，也没有找我商量什么工作，武汉大学的一切社会活动从此与我无关。我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心中惶惶然不可终日，背着要当反革命的沉重的精神负担，到处奔走。也就因为这样，我空前地参加了不少的大辩论，也发挥了自己的辩论才华，而且也振振有词。不过大多数情况是要从辩论中找到自己的出路，想从对方口中探听出对自己有利的消息。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对我的一切表示理解和支持，整天跟我在一起，从来不发生怀疑，我到那里他就到那里，意见总是和我一致。这多少要消除我不少的孤独感，使我在精神上不至于垮下去。这个同学就是我班的黄振球。

黄振球，男，一九四五年生，湖南人，学习成绩不错，和我一样也是学俄语的，成绩比我好。不过从来没有担任过主要的学生干部。他的外表同我班的河南同学周宝庭极为相似，因此我在进入武汉大学不久就开玩笑地专门邀他们两位同学和我一起照过相。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我把吴长青送我的一本精装本俄华词典和他的一本小的简装本换了。这在我来说当时是忍痛割爱了，那本词典可是我读大学时最值钱的唯一一件东西了。

尽管我惶惶然不可终日，但也有一个好处是不再参加政治学习了，也没有会议。对班上没有任何责任。所以消息也比较多一点。当时的大辩论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如火如荼。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后的很多日子，几乎每天集中在大操场和小操场以及体育馆几个地方，人声如潮，通宵达旦。有时四区操场也是辩论场所。为了避开伤心之地，也有一点原因是我不想过早地让我同班同学参与和发觉我参与了大辩论的活动。所以，我参加辩论总是选大操场。在辩论中，我得知很多同学到北京去过。而且不要车费，我也就动了要到北京去看形势和寻找出路的念头。但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的同学早就不知去向了，而我当时又没有和其它系的同学联系上。要走就只有我和黄振球同学了。

从八月八日毛主席第一次上了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的同学开始，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又一次上了天安门接见了全国各地到北京的同学。为了能看到毛主席，我决心要到北京去。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又一次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下子我待不住了，这说明毛主席还会接见全国各地的赴京同学，为了能赶上下一次的机会，我不得不马上动身。我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和黄振球同学去的北京，而我们六八五三班另有几个同学比我早一步到过北京，这就是刘汉坤，彭国盛等同学，他们回来后就开始对学校成立的官办红卫兵组织有了想法，终于导致了后来的“八、三一红旗战斗队”的成立。从他们这个非官方的红卫兵成立为转折，我在班上的形象有了微妙的变化，同学们不再把我当成反革命了，不过还是不能释然。但在心理上压力是小了很多。

九月十六的武汉，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天气不冷不热。但这时的武昌火车站却是人满为患。广场上，候车室，到处挤满了人，都是中学大学的学生，整个车站挤成一团糟。好容易挤上了车却是连站的位子都没有，更不用说坐了。车离开了武昌后就连车门都无法打开，要上厕所或者说要下车吃东西喝水就只能从车窗上下。火车上的走道，坐位底下，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动一下都很困难。好在沿途各站都设有供应饮食的地方，肚子饿了，只要能挤下车总会有吃的，至于喝的就只好找自来水管子解决了。当时好在都不怕掉了车，因为这一趟掉了下一趟也一样。反正都是到北京去的学生，上车又不要车票，吃饭也不要钱，根本不用担心。再说那个季节都是学生，一身之外别无长物，更没有什么行李怕丢失。更为难得的是，那个时候好像钱就没有现在这么大的作用，也很少听到有什么抢劫这种事，所以尽管很挤也倒自由自在。

一路到了北京后，北京的公共汽车也不要钱，随便坐，我们找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这时的北京，本地大学的学生没有几个人，几乎是都到全国各地支左去了，他们要到全国各地去传播革命的火种。学校里面很空，当然中国人民大学也不例外。我们到了校内，随便找了个学生宿舍住下后，就开始了我们的“革命”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住是由自己在他们学校的学生宿舍随便挑个地方，没人干涉。吃饭则是只要到了开饭的时间，各人拿上一个碗到食堂就能吃饭，没有什么限制。而且也没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反正是随到随吃。

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也是我第一次坐这么长途的火车。但前途未卜的压力，既没有感受到远途旅行的愉快，也没有感受到进了伟大的首都的喜悦。一到之后也真像一个革命家一样四处活动。那时在北京的全国各地学生数以十万计，到处都是，几乎是学生的天下。每个人带着本子和笔，到各个大学拥进拥出，每到一地就抄大字报。而且要到那里去都很容易就成群结队，连路都不用问。我就这样随大流到过了高教部接待站，国务院接待站。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待站等必去的地方。但每一个接待站都是千篇一律的讲些革命大道理，当时最时髦的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再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写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也唱遍全国。这各个接待站所做的工作明显地就是叫学生去闯去闹，颇有几分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不怕学生闹事，只怕学生胆小不敢干。去过这几个接待站后，我的想法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改变，不再那么害怕当反革命了。好像按照当时的形势也当不了反革命，这一次与反右不是一回事，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的引蛇出洞和秋后算账好像不是那么回事。这一思想在九月十七日还是十八日到清华大学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后就更为明确了。

看到这里，我有一个朋友说，这种枪打出头鸟，引蛇出洞，秋后算账的三步棋，是刘少奇在中央提出来的。总之，要是说刘少奇是在一九五六年就当上了国家主席，要对三面红旗负责的话。而在文化革命中又是他提出的秋后算账论，那么，他后来的悲惨结局就不能算是太冤了。

就算是九月十八日吧，我们得到消息，说是周恩来总理当天晚上要到清华大学参加一次集会。我们这些到京的同学好像疯了一样，不到晚上就纷纷往清华大学集中。晚上大约快到九点时，周总理到了清华大学，先指挥大家一起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这是我亲眼见到周总理的风度，真是敬佩得五体投地。他那残而不废的右手微带一种自然而不难看的弯曲，很自然地打着拍子。人很清瘦也很精神，使得到会的同学群情激昂，会场气氛很快达到沸点。唱罢歌之后，周总理发表了即席的讲话。这次讲话，可以说是真的彻底解决了我思想上的顾虑。因为他说，革命不是要人指派的，革命是靠自觉自愿的，我就一贯支持自觉起来闹革命的群众组织。经常有学生组织请我去参加会议，凡是那些印有精美的请柬的组织请我，我是不去的。因为那肯定是官办的组织，越是用草纸手写的我越是要去，因为那是自发起来闹革命的。这些话当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再明白不过的表达了中央领导不同意官办的红卫兵组织。从这一点说，我的反对选举产生红卫兵是没有错误的了。

这次到北京的第三天碰到我们同年级的同学向启国，他是六八五一班的同学。在北京碰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因此我们三人就结伴活动了。我们一起走访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时我特别注意看了红楼，这是我在各种大作家的作品中看得最多的一幢建筑。红楼尽管名气很大，但在我这个武汉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看来真有见面不如闻名之感。丝毫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比起武汉大学的老图书馆来，真不可同日而语。

到九月二十三日，我们一行三人就离开了北京回到了本校。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多星期中，受到过毛主席的一次接见，要不是受到过接见，我也不会就那么甘心地回来。

头一天，我们就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通知，说是在第二天毛主席要接见大家。要同学们作好准备。并作了一系列的交待。这就是集合时间地点和会场纪律。第二天，大约是早晨不到五点钟吧，我们就起来了。集合队伍，天还没大亮就被带到了天安门广场，各大学都划定有一块位置。我们是在人民大学的队伍里，人民大学本校的同学反倒不多，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而住在人民大学的人。我们的位置是在靠人民英雄纪念碑与天安门之间偏东的地方，前面不远就是通东西长安大街的通道。只见满广场红旗如林，人潮如海，整个天安门广场没有一丝空地，全部都充塞着人群。到上午十点多钟，人们就开始有点耐受不住了，都在大广场中坐了下来，慢慢地就有人在四处走动，最多的是要找厕所和喝水。在这里没有水喝，广场中有很多露天水龙头，这就是我们喝水的地方。到十一点多钟，大家肚子都饿了，我们就开始各自吃自己带来的东西。这是昨天晚上就准备好了的干粮，由人民大学给我们准备的，每人一份。二个富强粉馒头，一个咸鸭蛋，一个夹心面包，外加一截香肠。每个人各自用瓶子带了一瓶水，这水根本不够喝，只到上午十点前后就都喝完了，因此广场上的水龙头总是挤满了人。快到十二点钟，有人看到有十几辆小车开过了金水桥，人群就开始骚动起来，说是毛主席来了。这时满场的人都重新又站了起来，红旗重新树起。不一会，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人影，慢慢地天安门城楼上的人越来越多，开始能看到人的形象了。不过都不是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人。我正在把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一个个地对号，希望不虚此行，好回去后对人有个比较全面的叙述。忽然听得全场惊天动地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我再往天安门中间一看，原来，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手中挥舞着他的帽子，一边从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回东头，一边口中也喊着口号：“人民万岁！”“同志们好！”广场上人心激动，口号声惊天动地。红旗蔽日，锣鼓齐鸣。这样的情景过不了多久，人群终于失控了。一时之间，广场上的人像大海的狂潮直向天安门城楼扑去，很快金水河边金水桥上无不挤得水泄不通，天安门城楼就像大海中的一块礁石，被包围在汹涌的潮水中。我因为站在广场中间，就是向前挤也挤不到城楼根去，所以干脆没有动。人都向前挤，我们身旁反倒突然空了起来。我望着天安门城楼，眼中只有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等人，心中百感交集。很有几分“男子汉大丈夫当如是”的激动。

下午快天黑才回到人民大学。经受了毛主席的接见，算是完成了这次到京的任务，于是也就在九月二十三日上车回到了武汉大学。这次回来后，学校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汉大学的“少数派”己经发展到了几十个人而且有了筹备组织的打算。我回到学校后，因与樊雪梅她们的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早就有着联系，所以这次一回来就很快与他们联上了线。这是由武汉大学各系的被排除在外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小团体。大家因为有了几次受到中央领导接见的勇气，也就不把武汉大学党委的态度当成一回事，而是一条心的“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当时为了各自的生存，要说一开头就能不把党委的态度当一回事也是不确的。相反，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多多少少也都经历过我当时的彷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很明显的是党中央在有意地支持着被各级党委所不承认的在野势力。这就是各地的各单位的“少数派”，以后才叫做“造反派”。在被各级党委排除的人中，为了找到一条出路，只要有可能当然是要扩大影响而不会任人宰割的。这就是在南下学生的大串联活动中，本地各大学的少数派同学也进行了积极的串联。先是本校各系的同学形成了一股势力。接着是这种力量再向社会上发展。当时武汉大学的代表人物是：

数学系：伍桂生，伍光春，刘宗斌，陈锁，贺建秋；

生物系：李全应，郑进坤；

物理系：唐学鳌，张汝民，余拱炎；

化学系：黎进军，樊雪梅，吴恒春；

上述的都是当时的负责人，而且是以数学系的伍桂生为主，不过当时还没有成立明显的组织，与物理系的人也并没有真正联系上。我回到学校后就参与了他们的活动。

活动地点是在老图书馆西面，山上二食堂旁的法学院一楼靠西南角的一个教室里面，那也只叫是非法占领，并没有取得学校的同意。但到那时，学校党委也失控了，完全没有能力对学校学生的活动起应有的作用。九一二红卫兵的活动远没有我们这些无爹无娘的民办红卫兵活跃。我们当时的活动大抵也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扩大力量，搞好组织建设的问题，二是扩大影响的问题。关于组织，一直是在观察武汉市运动的动向，看其它学校的动静。这时的樊雪梅是非常活跃的，跑外面的主要是她。一会带回一个这样的消息，一会又带回一个别的什么消息，我们就根据这些消息随时调整我们自己的行动。作为学生要参与文化革命，当时是要成立自己的红卫兵。但这个红卫兵叫什么名字，一时之间还众说纷纭，不过很快就定名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个名字上来。当时时髦的是各系或班，都成立各种战斗队。战斗队林立，司令部遍地，名称也五花八门。而其名声大小就看这个战斗队的大字报的水平和影响力。而一个战斗队的大字报的水平又决定于三个方面，一是贴出的大字报的数量，二是写出的大字报的质量，三是这个战斗队的消息是否灵通。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在党中央一再的鼓励和发动下，其实决定一个战斗队名声大小的还是看谁的胆子大，敢于采取别人所不敢采取的“革命行动”，行动愈是激烈就表示愈是革命。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要想不极左也实在是难。而“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则是武汉大学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其它的就是数学系的“农奴戟”，物理系的“三五、一”，外文系的“反到底”。而在武汉大学，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是三个最大的系，每个系都有学生八百名以上。这三个系的人数就占了全校的一半左右。武汉大学以这三个系最先成立的战斗队为主，开始了内部的串联和初步的联合，主要负责人是伍桂生。伍桂生是数学系他们那个班的团支部书记，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我自己是没有本身的组织的人，我的六八五三班根本就与我无关了。在当时的所有组织中，个人的地位其实就看他的实力，能有多少兵马，有多少队伍。这是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个人在一个组织中的地位决定于他所代表的势力或者说是实力，因此，山头就是个人的资本。我没有个人资本，所以我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在这一群人中活动，我的地位也就只限于个人的能量大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后进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后，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总部”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反而只担任了宣传部办的报纸副主编，而在校内无籍籍之名的郑进坤反而是宣传部副部长兼《革命造反报》主编的原因。

在我们自己占领的办公室，一无电话，二无经费，三无办公用品。但我们还是很认真地作着我们的工作，并且不时也派人到校党委去提出要求，学校党委对我们也是不理不睬的态度。我们平时就集中在这个教室，写大字报，抄大字报然后就是派人出去贴大字报。在我们的办公室，除了课桌几乎是一无所有。当时，为了有一点革命气氛，我们用红纸制作了党旗，国旗，贴在教室的正中央的墙上。至于红袖章，则由于实在没有经费，只好用红色油光纸做胸章，也算是一种标志。“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则不知是从那里弄到的“九一二红卫兵”的袖章加以改造而成了他们自己的袖章了。至于我们这个组织的名称，刚开始，我们给自己定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总部》后来听说准备成立全市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于是我们就给自己定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分部。伍桂生任我们武汉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部的总指挥，我则分工为宣传委员。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这批年轻人的心境是复杂而惶恐不安的。但就主体而言，大多数其实是怀着对共产党、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拜与敬仰。并没有当权者想象的那么复杂，更说不上有什么宏图大略，一定要夺权当什么大官什么的。而后来，这一批革命小将变成了“党内当权派”心目中的恶魔，半因发动，半因他们疑心生暗鬼，自作自受而己。

正当我们在密锣紧鼓地成立我们自己的红卫兵时，传来武汉大学党委要带领全校到北京见毛主席的消息。得到这一消息，反正到北京去是不嫌次数多的。我们也就决定放下手中的工作，再到一次北京。

这次到北京我们这一边的所谓“少数派”就是有组织的了。我们是由我带队，共有近四十人，与我们一起的还有六七届的汤任远同学。汤任远同学是武汉市人，家庭成份是城市贫民，但据说在中学时就因所谓组织小团体而在政治上有过污点。进大学后一直受到歧视。因为这一点，他很早就加入了我们少数派的行列。但也由于这一点，我们也一直不敢把他当成我们的正式成员，怕别人抓住我们的辫子，说我们的队伍成员不纯洁。所以他一直是跟着我们很极积地活动而只能保持一个外围积极分子的身份。这次我们到北京还是住在人民大学。时间是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动身离开的武汉市，离我由北京回来只有两天。而武汉大学的“九一二红卫兵”师则是住到了当时的四机部。我们和武汉大学的大部队是分开活动的，各不相干。我们这边比较自由，吃的伙食也好。学校的大部队则住的离市区比我们远得多，生活上极不方便，交通不便，要进一次北京市很难。最使那些同学不满的是不能自由活动，因为当时的校党委非常害怕同学们受到了外面的不好影响，总想每一个同学都成为他们手上的驯服工具。这个“九一二红卫兵师”规定了很严格的纪律，不准离开大队伍私自活动，出外要请假。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不少同学就开始有了分化趋势。慢慢地开始有人离开了大队伍，但也不同我们一起，成了真正的散兵游勇。这些同学当时是多少还认为我们是一批阶级异己分子，怕和我们打交道，怕将来当反革命。武汉大学党委好像也觉察到这样下去不行，要把武汉大学真正统一起来，就必须把一部分 “不同政见”者也纳入到自己的管辖之下。于九月二十九日，就由九一二红卫兵师派了人来谈判，要我们都回到大队伍里去。来的就是我同一个年级的王焕耻同学，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是九一二红卫兵的师政委，彼此也从未碰过头。这次他来找我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我们回到四机部去，全武汉大学学生统一行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二是要我们回去后除少数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外都加入九一二红卫兵。这两点我当时的思想都不能接受。一是形势己经非常明显，这是对党委不利的局面。二是，我们这些人在当反革命的危险期过去后，就开始追求的不是不当反革命的事而是要争一个对错的事。我们提出的反要求是：一，要党委承认我们组织的合法性；二，要校党委给我们配备办公设施和给经费。双方分歧太大，也就根本无法谈拢来。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心理分歧是，王焕耻认为他是正统，而我们不过是犯了政治错误的人。这次他能来是顾全大局，是来挽救我们这一批失足者的。说话的口气就未免有点高高在上的意思。而我则完全相反，我认为我们代表了毛主席指出的革命方向，而且我还有着一股气没消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了，最后仍然是各行其是。要说明的是，这个王焕耻毕业后当了湖南省武岗县委副书记，大约于一九九五年前后，殁于县委副书记的任上。而且从当时我看到的一篇报道来看，他还不失为一个好官。

在人民大学到九月三十日晚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烧，不能起床。经人民大学的校医检查，说是急性腮腺炎，还比较严重，就只好住院了。这样，在第二天的国庆节的天安门聚会我就无法参加。在人民大学医务室住院时，我与学校的另外两个同学住在一起，当时还不很熟悉，住下之后才知道这两个同学都是哲学系的六三级的，一个叫做张书芳，一个叫做罗礼海，当时是张书芳生病而罗礼海去陪伴的。他们也不是与我们武汉大学少数派队伍一起来的，平时也是没有一起活动过。（这两个人谁知就是以后民震武汉三镇的“三涛”其中之二）。好在大学的设备好，管理人员给我搬来了一台电视机，让我躺在病床上也能看到天安门聚会的全部过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电视机，而且收看的效果非常好。国庆节过后从他们回来的人口中，我听到的情况也大体和我九月二十二日的情况类似，所以对失去了到天安门参加国庆典礼一事也就不以为然了。

在国庆节前一天，我住院之前，在人民大学接到了一批新加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同学，一共有约二十人，几乎是我们原有队伍的七成，这在那时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这一批来的人中由一个哲学系的同学带队，这个同学叫做田洲安，河南人，身材很高，方脸盘，可以说是相貌堂堂。他一来就把我们和他带来的人都组织起来，整队集合，一下子好像我们这批乌合之众变得很有了几分生气。这本来是很好的事，但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位很有组织能力的田洲安就是看不惯，总觉得有什么格格不入之处，也许是一山不容二虎和同性相斥的忌妒吧。也许是命中注定，这个田洲安在后来的武汉大学文化革命中，就是我个人的主要对手了。

不过，所谓从小看大，见微知著，从蛛丝马迹看本质。在不应过于讲究的场所过于讲究，除了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表现的机会和表演的舞台外，好像并没有什么作用。这个人以后的表现也证明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善于造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那一类人物。

过完国庆，由北京回来，我们的全市范围的串联活动有了结果，这就是导致了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成立。这个串联和筹建司令部的过程我都不知道，也没有参加过。但只从后来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一些基本情况。由于武汉市的学生红卫兵组织定名为《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那么，我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就统一称为《**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这样一来，我们武汉大学当然就是总部而不是分部。这个还没有正式成立，也没有正式公布组织名单的分部就成了总部，而我这个分部的宣传委员还没有上任，就被送到了新成立的司令部，从此我就离开了武汉大学。

十五，武汉展览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后期，（也可能是在十一月底），武汉市各群众组织联合封了湖北日报，进驻并占领了报社所在地红旗大楼。当时武汉市很少高层大楼，一般的也就五，六，七层，而湖北日报的办公大楼就是一栋七层大楼。其一楼的正对面是武汉市纺织品公司，靠洞庭街一面的侧面则是长江日报社，上面从四楼开始就是湖北日报了。这时各大群众组织无论先后成立的，都把眼光转向了新闻系统，于是就纷纷进驻了红旗大楼，这在当时就好像是最为革命的行动了。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各组织派人成立了统一的指挥部叫做红旗大楼联合指挥部。这时我还在办报，没有能参与这极富浪漫色彩的行动。据说里面是每间房间都挤满了人，很多时候都分不清男女，大家随便就地一躺，拉过被子就往身上凑合。人又多又挤，根本就没有冷的感觉。这时，武汉市官办的文化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市工人联合会”还存在着，不过因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都对保守不利，他们的行动也就根本没有活力。但这下封了堂堂中国共产党的湖北省委机关报，那还得了，这不是公开反党吗，湖北省委也觉得这是太过份了。于是就有了全市性的对封湖北日报是革命行动还是反革命行动的大辩论。从封了报社之日起，就每天在红旗大楼门前展开大辩论。

红旗大楼位于武汉市最繁华的江汉路靠江边一段，对面有险峰大楼，距离不多远的江边是有名的江汉关钟楼，红旗大楼就在江汉路和洞庭街的交叉路口上。与洞庭街平行的另一条街是杨子街，当年武汉市最大的一条主要干道中山大道正好与江汉路垂直相交。这里是原来的租界区，房屋都有一定的特色。红旗大楼的正面一楼从侧面看实际是二楼，进门要上十几级台阶。这就刚好当了每天晚上大辩论的主席台所在地。那上面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有麦克风，延江汉路直到中山大道和洞庭街都装有高音喇叭。这一段时间，这里就是武汉市文化革命的中心，封湖北日报也是全市的中心事件。当时的运动还没有像以后那样具有危险性，最多的也就是所谓的四大自由罢了。因此这里是各派力量就封湖北日报这一中心事件的大辩论会场。每到晚上，这里就人山人海，各派力量汇集，总数动辙以十万人计。

我也记不清是那天，反正平时我没有到这里来，总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其它地方，这里则有编辑部的其它人来看看形势。刚好这天我到了红旗大楼，站在主席台边不远的地方听辩论。那时的辩论还是很文明的，主要是要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没有暴力行为。只要有理，谁都可以上台发言，而听众的反应就是辩论有理没理的最好说明。当时在几天的辩论中，我们这一方把封报的理由说了很多，无非是说湖北日报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阳奉阴违。这一天晚上刚好有一个人上到了主席台上，持反对封湖北日报的观点，其中就把《革命造反报》创刊号上校对上的错误提了出来，并类比的说，如果说因为湖北日报犯了错误就要封，那么你们自己的《革命造反报》是不是也要封呢。这就使得我无从回避，只得上台来应战。我上台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刚才有人提到了《革命造反报》该不该封的事，我是《革命造反报》的总编辑，来回答刚才那位同志的指责。于是我从形式逻辑到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从立场问题的主动紧跟到被动应付的区别；从革命行动的必要性到造成巨大影响的宣传意义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言。这一番发言的结果是全场欢声雷动，用当时的话说是大涨了革命群众的志气，灭了保守派的威风。这一天的辩论是在造反派的全胜中收场。第二天，由于第一次大辩论的成功的鼓励，我又一次来到了红旗大楼现场。这天晚上我一到现场，就见围在主席台的人很自动地让开了一条过道，使我很轻松地直达了主席台。本来这一天我并没有发言的打算，但总算成了离主席台最近的人。这一天的辩论仍然很激烈，真可谓是舌剑唇枪。在明显造反派不占上风时，主持辩论的人就很有意地又一次示意要我上台发言。在主持人宣布了下面由《革命造反报》主编吴恒春同志发言时，台下几万人的会场立时大乱，持两派观点的人当场就在下面发生了争辩。很明显，有一派非常欢迎我的出现，而另一派则是极力反对我的上台。我当时心中是很明白的，对于反对派来说，我的出现，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威胁；而对于我们这一派来说，意味着这是一支精兵。所以，群众队伍的混乱其实是对我前一天晚上辩论结果的最大肯定。但这一次的发言其实并不理想，远远地没有昨天的发言精彩。

自从这次的红旗大楼辩论之后，我也就随即结束了办报的生涯而进入了文化

革命的另一个领域。

自从文化革命开始以来，造反派第一次取得了最大成功的时候，省政府省委所支持的工人组织“武汉市工人联合会”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们为了作最后的反击，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情况，完全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正在这时，浠水县有一个群众组织叫做 “巴河一司”，在一次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发生冲突时，发生了人命事故。于是就以此为端，组织了一次全市性的抬尸大游行。他们的本意是用此来证明造反派的不人道和“反动本质”。用以说明造反派是“为非作歹”之徒。但是他们的主事者却忘了，他们进行抬尸游行的那一天刚好是毛主席的诞辰——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下被造反派抓住了把柄，全面进行反击，猛烈抨击“工人联合会”的大不敬行为，这在当时是非常必然的。经过近一年的宣传，毛主席的威信己经是至高无尚的，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到了近乎神的高度。整个中央的集体领导人的威信加起来也无法与毛主席的威望相抗衡。被造反派抓住了大不敬的罪名，这就使人根本上不把死个把人的事当回事，重要的是对毛主席的不敬，罪大如天。再加之当时的现代迷信和传统迷信结合一起，连不与这场运动相干的普通老百姓都认为他们错了，错得不可挽救。就这一下子，“武汉市革命工人联合会”就寿终正寝了。

文化革命从一九六六年四月开始，到当年的十二月底，历时半年多，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几乎全部瘫痪，由各地的党政机关扶持的官办群众组织也先后己各种原因倒台了。如武汉市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工人联合会”“红三司”都先后寿终正寝，社会成了真正的造反派的天下。也正因如此，文化革命也就进入了由各种名号的真的假的，半真半假的造反派革命群众组织争谁真革命谁假革命的混战时期。无法再通过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行使权力。各省市及其下属的当年的领导干部们也就放下了架子，用支持革命小将的名义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保护。而各群众组织也为了获得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老干部支持，各自收留了一批“老革命领导干部”当高级参谋。有眼光的老领导们要群众组织作自己的力量基础，而有力量的群众组织要这些明显以后还会当权的领导当未来的代言人。因此，运动到这时也开始变质了，成了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斗争的一场争权夺势。

十二月初的一天，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司令杨道远找到我。他对我说，红旗大楼指挥部派了一批人进入了武汉展览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找我要人，说是没有人办不了展览，要我去看一下是什么事。杨道远告诉我，武汉展览馆是武汉市很有影响的宣传阵地，革命造反派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占领这一重要的宣传阵地。

我接到杨司令的通知，就很快放下了办报的工作，一个人到了武汉展览馆。这个展览馆是武汉市唯一的专门办各种展览的地方，由于是在中苏友好的时代由前苏联援助所建，原来一直叫做中苏友好宫。中苏友好宫地处武汉市七十年代开辟的一条新的大道最繁华的路段上，对面就是武汉最大的公园——中山公园，其左面不远处是当时武汉市最大的几家商场之一的武汉商场。在武汉展览馆的大院里面，还有一家单位，那就是湖北人民出版社。这个展览馆面积很大，正面是一座曲尺型的二层大楼。右面朝前突出，正面有一个大广场。一楼二楼绝大部份面积都是用来办陈列的大厅，门一律都是又高又大的巨型门。十二月己是武汉市很冷的季节了，又由于文化革命，整个解放大道可说是冷冷清清，空无一人，显得格外宽阔，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武汉商场门可罗雀，中山公园寂静无人。我到展览馆时，整个馆里几乎空无一人，不象是住有百多人的样子，到处关门闭户。我只好逢门就拍几下，试探一下有人应声没有。拍到南楼时，还没有人的迹象，我正好奇怪地站在外想着要不要离开。这时，高大的门几乎无声地缓缓打开了一条小缝，由里面出来了一个瘦高个的半大小伙子。看样子也就十三、四岁的相貌。他一到我跟前就问：“你这个人好奇怪不，到处打门打门搞么事啊？”我说：“我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派来的，说是这里有人要办展览，但没有总编，杨司令叫我来看一下。”那个大小伙子一副不太相信的模样，又把自己装得好像与那些人没有关系一样的说：“这里好像是住了一些人，但不知是搞么事的。我去给你问一下。”他这种说法根本就让我弄不清他是什么人，听语气好像是这里住家人家的孩子。当时天有点冷，我家里又穷，我的穿着当然不是很光鲜的了。不过当时的大学生普遍都很朴素，也不太讲究衣着打扮。我当时上身穿的是一件带毛领的短棉大衣，下穿深蓝色咔叽长裤，都是旧的，脚上穿的是一双浅口球鞋，浅蓝鞋面滚了黑边。这副打扮就是在朴素的大学生群中也还是避免不了带几分寒酸相。那个小伙子往门里走了几步快要进去了，突然又回头来说：“你说你是司令部来的，有什么证明没有？”我说：“有哇，这是我的记者证。”当时，我们每个组织都办了各自的红卫兵证，我是编辑部的人，还办了个记者证。那个小伙子对我的记者证很有兴趣，特别是看到记者证上我的身分是总编辑后，带着好像是有几分不相信的眼神朝我看了又看才把证件还给我，转身进了屋子里面了。过了不一会，门又悄无声息地开了一条缝，那个小伙子露出半边身子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进去。那时的运动形势并不那么紧张，也还没有发生过武斗事件，我们也还没有树立起活动要格外保密的概念，不过是里外有别，多少还是要注意一点的思想，但我在这个小伙子神神秘秘的盘问下也感受到了几分紧张。

进到屋子里面后，才看到这是一个好大的厅，简直就是一个大型室内运动馆。靠东一半用一些木板隔了起来。我进去的这一边，毫无人迹，但走过了一道短短的木板隔墙后，情况马上就变了，那里散落着一群人，有男有女，或站或坐，三五成群。我一进去，大家都拿一种审视的眼光看着我。这时就有两个与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向我走来。握手自我介绍，原来他们就是现在的负责人。两个都是华中农学院的学生，一个叫陈经义，比我略矮一点，大约有一米七0的样子，略呈长园脸，右眼睑好象有一道印记。另一个叫刘庆林，样子显得比陈经义要更年轻一点，肤色略呈红色。个子也不高，估计还不到一米七零。这两个人都很热情。把我引到用三张办公桌拼成的办公地点后，就当着大家的面给我介绍情况。

原来这里面的人是当时武汉市各造反派群众组织共同派出的人，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当时进驻红旗大楼的联合指挥部，来的人也都是由进驻大楼的人中随机抽调的人，一共有大约一百二十人，包括有华师，华工，华农，体育学院，武师，商校，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机械学院，城建学校等学校的大学生和不少的中学生。那个才十三、四岁的守门的半大小伙子就是位于简易宿舍附近的武汉四中的初中学生，那是一所原教会学校，文化革命中改名为“反帝中学”。这些来的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以领导职务就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人担任。这个时候的人员结构，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武汉市文化革命的特点和现实，来的人包括了当时武汉市所有的被认同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大家也毫无心理上的对立情绪和矛盾。他们来的目的是要办一个反映武汉市文化革命取得伟大成果的展览，用以歌颂毛主席的伟大革命路线的成果。用以教育广大群众，占领一切文化宣传阵地。这件事经驻红旗大楼的联合指挥部与省政府谈判，省政府同意了拨给经费五万元，并由省委招待所送来了棉被三百床，对于办展览来说可说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

这个东风就是总编辑。据他们介绍，原武汉展览馆有三个专职办展览的总编辑，但都不能用。一个是右派，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文化革命中特有的，就是指那些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却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跟毛主席搞革命的人，一戴这顶帽子就又成了阶级敌人了。第三个还在农村四清没有回来。那个时候农村的四清分为大四清和小四清，我们到随县农村搞的叫做小四清，而这种小四清只是一种全面的四清运动的前导。而大四清则表现得更为激烈和时间要长得多。文化革命开始后，农村有的地方四清还没结束。在当时情况下，办展览是一种专业。武汉展览馆就是一个专门承办各种展览的地方，他们那里有专职熟悉展览编辑等程序的人员，由专门人承担总编任务的。由总编按要办展览的单位所提的要求组织和编辑展览。那时把一个办展览的总编辑看得很神秘，相当于电影戏剧的导演。没有了总编辑，这个展览就无法搞了。所以他们就一再地向司令部杨司令要人。

我来的时候，并没有办过工作的移交手续。杨司令也只叫我来看一下。我本身还是《革命造反报》的总编辑，并没有叫我来担任这里的总编辑的。但我有在武汉大学办展览的经历，对办展览的全过程有一个基本全面的了解。于是，我就开始了对如何办展览的侃侃而谈。我的意思是这没有什么难的，革命小将要有志气，不向反动技术权威妥协。我就从编定大纲，收集资料，分馆确定内容，各部分共同突出一个中心，图片，文字，画，实物互相搭配。以及不同工作重点时期的人员分工和讲解员的培训等讲了一整套。我讲过后，当时陈经义，刘庆林和在旁边听的其它同学们就一致要求我留下来，不要走了。那一种殷切的语气和无限信任的目光，使我感受到了一种空前的自豪和满足，也让我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对他们来说，办展览是如何动手都不知道。而对我来说，不说是轻车熟路吧，也算是有过亲身经历。我在一时心情激动下，满口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说明我必须回去交代工作，再回来。

我回到设于武昌红楼的司令部，召集编辑部的人开了个会，反正也没有谁管过我，报纸的事几乎是我说了就算。那时的事简直是高度独裁的无政府主义。那就是每一个组织都是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下和一个共同的理论指导下集合了一批独立王国。我把革命造反报总编的职务交给了竺联伟，并给杨道远打了个招呼，就自作主张的进了武汉展览馆。这在当时的我，也实在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对。其它人也没有认为这就有什么不妥，好像这是很正常的事。这就是文化革命时的写照。

我这一走，就是我在文化革命中的又一次经历了。

我进了武汉展览馆后，就成为展览馆领导成员之一，而且是毫无特权的一员。当时要人能办展览时，每个人都求才若渴。但人来之后，原领导班子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利益和职务不应该受到损害。当然我也就是三人领导成员之一，如果不是因为办展览的业务上的优势，恐怕我这个一员都无法存在了。

说起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在文化革命那种混乱的情况下，有人能无声无息地就成了一个很高职务的头，而我却每一步都要比别人付出多得多的精力和业绩。我所到之处，无不以能力强，才华横溢著称。无不是用比别人多得多的事实和业绩当作入门证，但也是平平而己。可另外的人却总能无所事事就得到在我看来本不应属于他的东西。这时的宣传部部长还是温平，他却整天不见人影。如果只是我这个下属不见也不以为奇，就是连杨道远这个司令也不能常找得到他。他除了到处作报告外，就不知在干些什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造反司令部宣传部长的职务不过是给了他一个在社会上活动的身份和名义，好像与工作和责任完全不沾边。到现在回想起来，要成为教训而我自己却无法去实践的就是我只知实干而不懂争的含义。

我进展览馆的第二天，就集中大家开了一个会，在会上我拿出了一份展览大纲。这个大纲把我们要办的展览定名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整个展览分为四大部分，一，两条路线的斗争；二，白色恐怖；三，一声春雷；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一部分是说明党内出了修正主义，一直在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从庐山会议，到历史剧海瑞罢官，再到历史学界的让步政策论，文艺界的有鬼无害论，哲学界的合二而一。结论是党内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二部分说得是为了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斗争，广大群众跟着毛主席作了很多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执行一条反动路线的当权者却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镇压。第三部分是说在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下，中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多次接见了全国百万红卫兵，敲响了资产阶线反动路线的丧钟。第四部分是说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形势日新月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个方案提出和经过我详细讲解后，获得全部热烈鼓掌通过。在此基础上，就开始了人员的分工。

办展览的第一阶段是以收集资料为主，没有资料，特别是实物，就不成其为展览。展览的特点是重在用实物说话，不是任何其它形式能代替的。因此资料以实物为先，照片其次，而画和文字只能起到补充和连结的作用。为着这一目的，我把全部人员分成了四个组。一是材料组，我自任组长。理由是大家没办过展览，不知那些东西有用和要收些什么东西，而且这是决定展览成败的最重要一环。二是宣传组，宣传组的任务是全市性和我们展览馆旁边的周边环境要搞好宣传工作，以保证我们在办展览时能得到附近的群众的理解支持，还要保证能在全市得到应有的支持和协助。组长由华农的王军担任。王军是华农园艺系的学生，一九四一年生，湖北天门县人，在学校里担任团委宣传部长。他身材不高，大约一米六九的样子，方圆形脸盘，眼睛不大，眉毛很淡。原名叫鲁修民。文化革命中有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反修防修。而鲁修民的名字中不仅有修正主义的修字，而且还是修民。这是大大的违反了当时的革命化要求的。他的母亲性王，这样他就把名字改成了王军。当我和他初步打交道时，觉得这个同学办事很踏实细致，性格温和。三是保卫组，这一组要保证我们办展览不受不同观点的组织的干扰，这个组的组长由吴正邦担任。吴正邦是武汉大学物理系的同学，也比我矮一点，大约一米七还不到，是七0届的学生。他会拉小提琴，人长得很帅，皮肤很白。我刚进馆时，出面盘问我的那个中学生叫胡卫平，是反帝中学的初中生，也是这个组的成员。四是后勤组，这一组是要保证物质的采购和生活保障。这一组的组长是一个叫做范文宽的水利电力学院的同学。他好像比我的年纪要大二岁，显得比较成熟一些。另设了一个财务室，会计是华中工学院的学生，出纳则是商校的学生。当时我对财会本来没有什么认识，不过，我总算知道事关钱的事不能不小心对待。我四哥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他当会计时的一件事——他当会计时，有一个大队的主要负责人贪污，想要往我四哥这个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小会计身上推责任。却没想到这个小会计事事有记录，而且留下了原始凭证。这才使他没有受到无辜的牵连而得以在必要时能脱离农村这个苦海，被招工到了铁路上工作。由于这个原因，不仅会计出纳不能用同一个学校的人，还要保证他们不是朋友关系。这也叫做是分而治之吧，我害怕的是会计和出纳连成了一气无法控制。财务由刘庆林兼管。当时的这种分配是用了行政和业务两条线的结构。即在行政上还是三驾马车，由陈经义，我和刘庆林三人负责全部日常工作。而在办展览的业务上无形中就是以我为主了。

为了收集材料的方便，我们一下子买了二十辆新自行车。跑外面的同学都能有车子用。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那时的钱购买力很高，一辆自行车也就是一百三十多元，二十辆车也就不到三千元钱。而当时在我眼中，这就是一笔巨额财产。如果不是当了一回武汉大学的新校庆筹备组的后勤组长，我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收集资料可以说还算比较顺利。收到了不少非常有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极为宝贵的东西。其中有毛主席亲笔题字送给李达的书；有文化革命刚开始时省委组织人照下的大量大字报的135胶卷，数量以公斤计；有运动初期有些过头行为造反派被打的血衣；有一些挨整的人为了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表忠心而写的血书；……总之，实物可称是淋琅满目，很多。

到一九六七年的元月初，大量的各种实物资料已经进入了展览馆。收集资料的工作就开始变得不是十分重要了。这时就必须赶快开始进行编辑，要及时抓拍必要的照片，组编文字，画必要的插图。我又及时把全部工作人员进行了重新分配，开始了正式办展览了。

这时的分工改变了我们的人员结构。重分后的组织机构是：一，编辑组，二，宣传组，三，材料组，四，保卫组，五，后勤组。在编辑组里，又分为编辑，美工，摄影，讲解，四个小组。这一变动后，等于是加了一个组。我任编辑组长，而王军则任了材料组长。宣传组长就由吴正邦担任了。

在当时的展览馆，真可说是人才济济。摄影组的组长是当时武汉测绘学院的王子云同学，他的专业是学航测的，而且个人又非常爱好摄影。其组员有当时就是华中农学院研究生的万蜀渊，他是业余摄影的爱好者，技术高超。还有一个是当时体育学院的老师，很瘦，像是风干的样子，是个体育摄影的高手。再有一个就是武汉测绘学院的容三省。也是学航测的。这样的班子可说是一时之选的精兵强将。而美工组的组长是武汉机械学院的张伯年同学。这个同学是绘画的业余爱好者，在文化革命那时，画毛主席像是最大的政治。要求高，一个弄不好就是政治错误，这个张伯年同学就是能在大街上画毛主席像的人。这里面还有一个是他同校的同学叫做陈巨桥，再有一个就是华农附中的余少敏和马力。马力是个中学的女生。讲解组则就是由武汉师范学院的赵培月同学任组长。赵培月是武汉师范学院的校广播台的播音员，高挑身材，文静温和。脸上总带着一股笑意，不在意一看又好像这股笑意是一种讥笑一样，总之有一股佻皮的味道。她带着由全部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的能说会道，口齿清晰的几个女同学。这里有赵培月的好朋友，也是同班的同学龙巧玲，董惠英。还有一个是当时三十三中的高三女同学叫吴淮美的。这个同学长了满头的金黄色头发，眼睛略带蓝色，皮肤很白，有几分像外国人，高挑身材，能唱会跳。另外就是专门选的四员小将。一个叫龙玲，是武汉师范学院附中的学生，好像其父亲是武师的老师；一个叫吴松美，华中农学院附中的学生，就是吴淮美的妹妹，（吴淮美的姐姐吴潜美，华农的学生当时也在展览馆工作）。另外两个就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这四个小姑娘每一个都能说会道，小巧玲珑，善解人意。这四个就是我们向外代表展览馆形象的四员小将。另外还有一群人是展览馆的活跃人物，其中之一就是商校小八路一伙子。商校全称为“湖北省商业专科学校”，地址在武汉测绘学院旁边。在展览馆工作的是该校一个叫做“小八路”的战斗队。负责人叫做王子清，这是一个当时约有十六七岁的女同学，性格开朗大方，爱说爱笑，也爱提意见。她有满脸雀斑，但在那时，她本人并没有以此自卑，别人也没有以此为不好。她与她们学校来的一群女同学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很有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她们这一伙子人中，有一个姓钟的女同学，身材高大，大圆盘脸，皮肤黑得放亮，性格外向，好说好笑，非常温和。她的同学和我们都叫她黑铁塔她也毫不生气。还有一个叫做周芝妹，这是个家在武汉市住的女生，皮肤很白，好像年纪也略大一点。眉清目秀的。与人说话总是好像含羞带愧的样子。总之她与商校其它几个女生不同的是，其它女生好像不知有什么男女之别，而这个周芝妹则好像知道了男女情事。她们这一伙子人除了是财务室的人外，对全馆的其它任何事都很关心，意见也多。我当时年轻，只爱听顺耳的话，对不同意见是不爱听的。对商校这一伙子我虽然不很反感，但也不太重视，更谈不上去亲近她们。不过由于她们的存在，使全馆充满了一股活力。而在我个人心目中，与她们在一起实在不如和善解人意的那四位讲解员一起轻松。因为她们说话会看脸色，会揣测你的心理，说的也都是你所爱听的话。有时说出了引起我不高兴的话，她们马上会改变话题或者说用撒娇来化解。就是有什么小小的要求，也多用撒娇来达到目的，从不与我对抗。而“小八路”的王子清她们就不同了，她们所提的都是为了馆里工作中的得失，是我个人的水平，方法，态度等正经事。有时，做了某件事，自己还以为做得不错正在暗暗得意呢，却会被她们指责得一无是处，真的叫人扫兴得很。所以我对她们这几位小姑奶奶们总是敬而远之。

当时在馆里工作的人，现在能记住的不多了。有一个是华师外语系的女生叫王小平，可能比我大一岁多，方脸盘，齐耳短发，五官端正。我记得这个女同学是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知道她有羊癫疯，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有这种病的人，而且就在我的身边工作。不发病的时候是好好的，与正常人毫无两样。但一发起病来就非常吓人，口吐白沫，昏迷不醒，在什么时候发作毫无症兆。这个女同学是我第一次能从别人眼光中看出对我持有崇敬眼神的人，她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实在说来，在那个年代，像我这种以革命家自命的人，对男女情爱看得很淡，更何况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可能在生理上发育得比同龄人要晚得多。到一九六七年我己经是二十四岁的人了，回想起来，当时实在没有一丝追求女生的冲动和需求。这不能完全怪当时对正当爱情的压抑。我亲眼见到那时不少与我同年的同学尽管在各种压力之下，也总忘不了和女同学打情骂俏。而我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展览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底就基本准备完毕了，只等正式开馆对外开放。就当时的文化革命而言，这还是全国第一个由群众组织办成的大型展览。到二月初，完成了一切准备，在二月三，四，五日三天进行了预展。这三天预展共接待参观者五千多人，留下留言三大册。均是肯定和表扬，也不乏全力溢美之词。这又使我内心受到很大的鼓舞。“我干成了人们认为只有那些权威专家才能干的事。”

这个展览前厅一进门就是高达二米的毛主席巨幅照片。随后是四大部份分为四个馆，占了整个武汉展览馆的正楼一楼和南楼二层。在展出中，公平地反映了武汉市各群众组织的成立和兴起及参与的各种活动。只要有可能，对各不同的群众组织也给予了相应的板面进行陈列。实在没有什么实物陈列的，也要想方设法在画面上，把这个组织的旗帜画得显眼一点，让人们看展览也能感受到这个组织的存在。这是因为办展览的人是来自各不同的群众组织，而且我们大家也相处不错。尽管全部办展览的大权和馆内的事务实际上都是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处理，但当时社会上的斗争好像对我们影响并不太大。

这也就是常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了，社会上发生的事终于也波及到了办展览与世无争的地方。这个展出预展了三天后，也就寿终正寝了。一九六七年的二月十日清晨，两千多人的不同观点群众组织来人，把这个展览砸的面目全非。从此后，这个展览也就再也没有恢复过。

十六，武展“二，一0”事件

武汉展览馆是由当初进驻红旗大楼的全市各大组织派人形成的一个独立于各大组织之外的专业班子。人事变动不大而且不与全市的运动主流相干。大家为了工作，应该说平时相处还是很融洽的。

不过前面己经说过，到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份，全市的所谓带有官办色彩的群众组织就先后告别文化革命的历史舞台而寿终正寝了。这时的运动主力就只剩下：工人总部、九，一三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红教工、红体兵、省直红司、新一中等二、三十来个组织。这些组织除了三司革联是由大专院校红卫兵分化而来的外，其余从成立时起，就各打出了革命造反的旗号。应该说在中央的支持下，大专院校红卫兵，工人联合会等组织销声匿迹后，就皆大欢喜地宣布胜利大吉了。直到这时，我们也没能真正弄清毛主席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时的中央，先后己经打倒了很多的重要领导人。就在我们办展览的二个月中，第一个被打倒的是“刘邓陶王”，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第二个倒下并被冠之以反革命称呼的是“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湖北的武汉大学“ 三家村“是不用说成了铁案。但发起把这个“三家村”推上历史的审判席的王任重也没能逃过大劫。他原任湖北省委书记，文化革命开始前夕，才提升为刚组建的中南局书记。文化革命开始后很快就被提升到中央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这个王任重曾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很能写文章。在文化革命开始的半年多中，其它中央的领导人成批的倒了下来，而他却在直线上升。这要得力于他善于窥测方向，及时地抛出了武汉的“三家村“，为全国的文化革命大造声势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全国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他提出并随时都在威胁着造反派安全的一套方针，可说是极大地泄露了天机而不为造反派谅解。在运动才开始时他就说出了对待造反派的方法是“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这十三个字到运动后期可说是字字兑现了，但他本人也由于这种行为而倒台。泄漏天机是要受天谴的，这又是一个证明。湖北由于有了王任重这么先见之明的安排，所以阻碍造反派的力量也就格外的强大。学生有全市性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工人有全市性的“工人联合会”；居民有全市性的“红城公社”。这三大组织，覆盖了全市的所有群众，充分地体现了王任重的组织才能和全局水平。如果不是下面各级党委水平太低，过早地把持不同观点的人打成敌人，造成了太多的反对力量，整个湖北有可能成为全国在运动中巍然不动的一艘航空母舰。哪里压力大，那里反抗也就更烈。由于王任重的先知，事先安排了全国最强大的保守派组织，也就使武汉组成了全国最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也使得这些群众组织有力量把他揪出来再打倒在地。人的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这在王任重身上又一次得到了体现。最终是由这些王行重自己催生的全国最大的群众组织打倒了自己。

到六六年的十二月，严格意义上的保守派组织在武汉己经是全部失败了，这时几乎己经没有了对立面。但正如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理论说的，这时的武汉造反派组织就开始一分为二了。没有了对立面，革命群众组织内部的斗争开始成为了争论的主流了，这就是武汉市的“钢新”之争。

实际上，中央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就有了明确的要结束文化革命的意图。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要求“业余闹革命”，“复课闹革命”。但这是说来容易做时难。放出笼的猛虎，要是没有能吃够肉，要想让他回笼是不可能的。这时的群众组织，己经是经历了七个多月的锻炼，各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而也有一批具有了一定权威的领袖人物。轻轻松松一句话，复课闹革命。课怎么复。这些人怎么办。比如我自己就觉得事情还没弄明白，没有一个交代。我这一回去算那回事。辛苦一场，堂堂革命小将，难道还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但整过我的那些人又有谁能让他认错，叫谁承担责任？不仅我如此，其它人也各有理由，这场运动无法这样不了了之。更重要的是，要结束运动。那些被打倒的领导谁来平反，被冲乱了的各级政权机构如何恢复？这都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事实上这时的群众组织就像春秋战国时田单为了保家而用的火牛阵中的火牛，只有向前冲，无法后退，更无法停止。但又不能宰杀来吃掉，因为这毕竟不是牛而是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那就只有引导。

中央在引导，而我们这些小将们却在争谁是革命的谁不是革命的，在争谁是真的革命派谁是最彻底的革命派。为了反修防修，我们当时真的是非常认真。但可惜不是在懂得了全部内幕后的认真，而是一知半解。

最重要的是结束文化革命恐怕还是中央一部分人的一厢情愿。因为按照经济规律，全国不生产，不种田，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为了经济不至于崩溃，当然只好边抓革命边促生产了。如果周恩来总理用这个理由来逼着毛泽东让步，我怕毛泽东也只好让步了，而且这一抓革命促生产，也就能达到周恩来为那些老干部请命保人的目的。所以，怕也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当时的群众组织分成了不太明显的两大阵营，一是以工人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以及武钢“九，一三”兵团为主体，另外加上了众多的中小学生和红体兵，红教工。这一派称为钢派。钢派的来历稍后再说。而以新字开头的几个组织，加上三司革联，以及这几个组织影响下的中学生，就是新派。钢新之争，由来己久。首先是原串联时打算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预定以华工为首，而华工却舍此它图，表示了对这么多的大学不屑一顾的一种蔑视。他们单立旗帜，自成一派。这在事后尽管没有人说，但内心总也存在着一种被抛弃的怨恨心理。一旦这个曾被华工看得不值一钱的大杂烩显示了足够的战斗力后，这种对立就变得不可避免了。湖北大学是省管的学校，当时省里不少重要领导人的子女在高考分数不理想时都能进这所学校读书。文化革命一开始，湖北大学就是省里重点抓的大学，而成立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也以湖北大学为根据地。他们有省里的大力支持，但在年青学生中却不受看重，湖北大学是不能与武大华工华师等学校一争短长的差学校。当时我们在读书时，湖北大学的同学出外连校徽都不爱载。这种自卑和受到省里重点支持的优越感形成的反差，当然也就要独树一帜了。至于三司革联，那就是因为从大专院校红卫兵开始就在争论中过日子。他们从成立“三司”时开始，就一路受到造反派的压抑。但他们又先天性的看不起造反派这些当年在校时都不怎么样的同学。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垮台，成立了新的红卫兵组织时就很策略地用上了三司的名字，而且又不厌其烦地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称之为二司。在大字报的漫骂中还称之为“二赖子”。为这种二司三司的争论而久缠不休。我们有些小朋友就干脆放开说，要说我们是二司就是二司。我们是红二司、硬二司，铁二司，钢二司，不是北京那个保守的二司，革命不革命不看名字看行动。就这样，这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大约从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初就非正式地称之为“钢二司”了。而与之持相同观点的这一派也就随之而成为钢派。

钢新之争的焦点是革命的彻底性问题，实质还是权的问题。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统称为“三新”，三新由于实力不足，说到天上去也就是各自以一个大学为主。但由于事权统一，而且得到了该大学全校的财力支持，在采取行动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上，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以后称为“武汉钢二司）是要强出很多。但由于其力量毕竟不足，在人数上就差了很多。但由于三新又或明或暗的得到了省市某些领导的格外支持，所以在力量的平衡上，竟也有不可忽略的势力。三新有个统一的特点就是行动比较有组织和计划，而“武汉钢二司”正是树大有枯枝。无法得到有效的管理。钢派的认为新派是“温和革命派”“改良派”，是“机会主义者”，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最危险的力量。三新则认为“钢派”是极左势力的代表，是危险的流氓无产者，是打砸抢分子。在六六年下半年，省市委和政府都处于瘫痪中时，一直是由武汉军区和省军区行使行政权力。在我们呆在展览馆中办展览热火朝天时，社会上的夺权斗争也正热火朝天，钢新之争闹得不亦乐乎。

一九六七年的元月下旬，我和陈经义接到通知，要到司令部开会。这次会议是由周孔信传达在武汉军区召开的全省大联合会议上的情况。周孔信是外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身材不高，五官端正，口齿伶俐，能说会道，说起话来脸部很富于表情。他在会上说，这次全省的大联合成立省市革委会，新派的那些投机家们捞足了油水，而省军区和武汉军区非常明显地偏向他们。他们三新加起来也才只有二个半大学的力量，而光只我们 “钢二司”就有十九所大学。但在大联合中，他们每一新都与我们平等各占一个席位。这样，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成为他们的天下。而他们一直是跟省市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们拉拉扯扯的，我们如果这样下去，不彻底地揭发他们，就会让革命的成果付之东流。为此，我们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反击，不能和他们搞温情主义。这些话在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了。但在当时，还是群情激愤。于是，我们就在会上接到了任务，要我们回去成立“武汉钢二司武展总部”，要在武汉展览馆内全面夺权。当时我们也实在有点幼稚可笑。整个武展的权力本来就是由我们几个人在掌握，这里面尽管也有其它的人，但他们却根本没有掌握那怕半点权。除了我们属于武汉钢二司的人外，其它的人最多也就是华工的人有一个在会计室，摄影组的有一个武汉测绘学院的容三省是不同观点的人。但他们的工作一直很好，也从来没有要当点什么职务和掌权的想法。

真是可笑。在武汉大学时，没有夺权非要说我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这次明明权都在我们手中，又非要我们来一次夺权。除了公开的承担分裂的责任，可以说半点作用都没有，但我还是很认真的执行了这一决定。回去后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也就是把别的人排除在外，单召集属于武汉钢二司的几个负责人开会，布置了夺权的决定和步骤：第一是宣布成立“武汉钢二司武汉展览馆总部”，第二是动员华农的“延安红卫兵” 集体加入“武汉钢二司”。由新成立的武展总部吸纳他们。第三是在全馆宣布夺权，也就是说挑明了，这个展览是属于武汉钢二司的。华中农学院的“延安红卫兵” 是一支较小的红卫兵，其第一号人物叫做涂世松，平时都在校内，一般没有什么活动。而第二号人物就是改名为王军的鲁修民。一直在展览馆工作，表现也很出色，早就有加入二司的意图。他们这个“延安红卫兵”一共大约也只有二十来个人。这时因为好像大局己定，所以没有费什么工夫，就正式“收编”了这支小小的独立大队。这两件事做了后，下一步就是要宣布夺权了。如果说我召开了六八五三班的干部联席会议就是要夺六八五三班的权那是一种最荒谬的夺权的话。那么这次我们要夺武汉展览馆的权的夺权就是一次最轻松和最愚昧的夺权了。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元月中旬，我们在展览馆召开了全馆职员大会。会上“义正词严”地宣布了三件事：一是为了革命形势的需要，我们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展总部；二是吸纳华农东方红红卫兵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三是从宣布之日起，武汉展览馆的一切大权属武汉钢二司武展总部所有。在陈经义作了上述宣布之后，我接着作了一番“宽大为怀”的讲话。一是肯定了两个多月来，除二司成员外其它的同学们和同志们作出的巨大贡献；二是欢迎他们仍然留在馆内和我们共同工作。简简单单，完成了这次的夺权行动，毫无惊心动魄之处。宣布完后就算夺权成功，而馆内最大的变化就是原属华工和湖北大学的同学不得不走了。因为那几个同学本来是想在这里回避派性斗争的，他们本来是既不想冲冲打打，又怕将来被人说成是不关心国家大事，没参加文化革命。能在武汉展览馆工作，这里表面上可以说是运动的最前沿，其实却又与运动无关。当时的武展是有心人隐居的最好的地方。不是说大隐隐于朝吗，这里就是。在我们宣布夺权后，我们这一百二十人左右的队伍，一共有大约十来人离开了。但属于“新华农”东方红红卫兵的吴潜美却没有离开，因为她有两个妹妹在展览馆工作。这些人的离开，对我们的工作毫无影响。再往后的工作就是按我们的意图全部修改展览内容。也就是说要贯彻司令部的指示精神：“我们革命派举办的展览，不能为机会主义分子张目。” 这样一改的结果，就是整个展览只反映了钢派的活动存在，没有了新派的半点痕迹。我们把有他们参加活动的现场照片取下来了换上其它的照片，把画有新派活动的绘画改了，文字作了新的处理，实物凡能反映出一个组织特色的全部撤下来。经过这样一番修改后，展览按期在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三，四，五日三天预展。应该说预展是成功的。我也如实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费时费力的展览命中注定只能面世这预展的三天就会寿终正寝。

钢新之争迎来了白热化的阶段。

一九六七年的二月八日，钢派几个组织在长江日报第一版上联名发表了“关于对湖北省武汉市文化革命形势的声明”。俗称“二，八声明”。这篇占了近半个版，洋洋洒洒近万言的长篇声明，由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雷志茂起草。在声明中，全面回顾了历史。从王安石变法失败，到康梁维新失败，到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说明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是革命的最大敌人，是使革命半途而废的最大隐患。这篇声明要广大群众做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派。

一石击起千层浪。这篇声明，矛头所向，很明显是新派组织，是说他们在侵占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当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围绕着“二，八声明”开展了又一次的全市性大辩论。赞同者说，“二，八声明”好得很，说出了革命派的心里话，指出了文化革命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最大危险，“二，八声明”是大香花。反对者说：“二，八声明”分裂革命群众队伍，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机会主义，是大毒草。还有人说，“二，八声明”说出了历次革命不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但直接指向其它组织有欠考虑，主流是好的，因此是大白菜。还有人说，“二，八声明”尽管触犯了某些人的神经，听起来很刺耳，但说的也实在是大实话。是革命进行到现在要引起注意的大问题。因此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场辩论的规模，丝毫不亚于封湖北日报时的那场大辩论，是全市性牵涉人最多，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第二次大辩论。其影响之深，到了几乎每一个家庭。很多人家全家一起吃饭，弄不好就成了一场大辩论，有时一家人观点不一致，弄得连吃饭都不能吃完就不欢而散。很多人家，一家四，五口，既有香花派，也有毒草派，还有大白菜派，这场辩论深入到了千家万户。而对于新派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事情就不象单纯的辩论那样简单了。这是面临筹建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场事关权力地位的大辩论，因此会引起他们全面的反击也是在意料中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派”的反击要用文章是组织不及的了，只有找武汉展览馆，用对付这个展览的手段来表达他们的反对和不满。这也像现在外交上的对等原则一样，他们也要立时还以颜色！于是，对付展览馆就成了新派反击的最好突破口。

山雨欲来风满楼。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在预展三天后，按计划是要根据参观者的意见和反映，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好在三天来一般的反映都是很好的，还有的人把这个展览提到了全国第一和唯一的地位。而且来看展览的人以外地人为多，当然也有本地的各组织的人，目的是为了了解武汉的文化革命。从二月六日起，情况就有不正常。进展览馆的人是没有了，因为展览预展己过，不再开放。但还是经常有三五成群的人在附近来来回回的走动着，不时地指手划脚，态度上明显的带有一定的敌意。

在这之前，因为办这个展览是经过前湖北省委批准过的。而且也是办的反映文化革命的展览，事关在混乱的情况下的派别和观点的争执。为了安全，武汉钢二司司令部派人直接与当时的武汉市警备司令部交涉过，取得了他们的支持，派出了一个连队驻扎在武展，任务是保卫武展的安全不受不同观点组织的破坏。这个连队的连长姓关，隶属于当时的“八二0一”部队“八二四八”团。眼见情况不对，我们当时的武展总部由我和陈经义两人专门找到了这个关连长，反映情况，要求他们提高警惕。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会按上级首长的指示作好我们的工作，我们负责保卫展览不受阶级敌人的破坏，但不能干涉你们内部的事务。”如果我们当时成熟一点，可能就听得出这里的话中话来，但我们那时根本没有从这个方面去想。在心理上，这个连队的存在是我们的一个安全保障。但我们作为年轻人，那里知道这些打官腔的官话哦！

二月八日早上，刚开门不一会，突然进来了十几个人，是原来在我们这里工作过的华工的同学带队，进来同我们评理，说是我们的展览反映的不是全武汉市的文化革命，是钢派几个组织的事，不能公开向外展出，要向外展出就必须经过全市各革命群众组织的集体审批通过，要不然后果自负！从现在看来，这就好像是两国交战前的外交一样，带有极强的“先礼后兵”的意思在内。从这以后，就不断的有各种不好的消息传来，一会是在万松园路发现有几十个人在那里聚会，一会是说有十几个人在中山公园门口对展览馆这边指手划脚。我们也只好赶快作好各种应变的工作。一方面向司令部告急，一方面在馆内进行必要的布置，把一楼的全部门窗封死，把大门用桌子台子顶上。晚上都惊惊惶惶的，那是真正的一夕数惊。不断的得到可能有人要大举进犯的消息。这天晚上终于过去了，到了白天己经是叫人筋疲力尽了。

二月九日，是这年的农历除夕，也就是平常的大年三十了。不过因为这年没有腊月三十而只有二十九，所以这天是腊月二十九。天，阴沉沉的，寒风一个劲的吹，给人一种无比凄凉的感觉。整个解放大道，看不到几个行人，只要有人，就给人一种压力。这一天，从早到晚，开了几个不同的会，内容全是为保卫展览进行力量配备。全馆的工作人员也人人激愤，斗志很高。但我们这一班子人可以说是造反派中的文人，不是打架的队伍，实在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再说，当时的运动也还没有发展到要用武斗来解决问题的程度，在恐惶不安中度过了这个除夕之夜。

二月十日，凌晨二点钟的样子，突然人声鼎沸，吵声大作。我慌忙起来，发现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布置的防卫全部失效了。办有展览的几个大厅挤满了人，每个人都气势汹汹。见展品就摔，见画就用小刀乱划一气，见照片就撕毁。电话被扯掉了，门窗被打破了。倾刻间，这个花了百多人的力量，办了近百天才成功的展览就面目全非了。我们展览馆的人每个人都在进行着无力的反抗和争辩，看到那些平日在讲解中意气风发，挥洒自如地进行有条不紊地发挥的女生像疯了一样的同那些牛高马大的男生争着，辩着。我一时间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不到一个钟头，这来的人像潮水一样，一会功夫，就全部退光了，留下了一个破损不堪的现场。这大约是二月十日凌晨的四点多钟。

贼去楼空，我们怎么办。外面，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雪正在无声地下着，地上己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积雪。所有的门窗都开着大口子，电话机的听筒连着线吊在那里像钟表的铊一样，很悠闲地摆来摆去。风从破损了的玻璃破口中毫无顾忌地向里面吹着。在展板上被撕毁了的大幅画残破的纸边，有一声没一声地在风的催动下，发出轻轻的拍拍声，好像是叹息，好像是呻吟。我坐在办公桌旁，四周围满了人，大家都大眼瞪小眼，更多的是看着我，我很茫然。这是我费尽全部心血，忍着各种委曲，编织成的一个真正的大型展览。这是一个农村青年为了证明自己，不断地同自己内心的胆怯和自卑斗争，在十几所大学的老师同学密切的关注下，组织的展览。它受到了五千多人的真正好评。它得到了参加工作的几个大学的老师和同学的认可。我本能地拿过来一本材料纸，有人递过来一只钢笔。我突然像疯了一样在纸上写起来，我要把这件事向司令部汇报，要向世人反映。这时除了伤心，我己经没有想到其它。我写的题目是“急报司令部：武汉展览馆被砸。”我把展览的性质，展览的内容，办好这个展览的意义，被砸的经过。一股劲地写。每张纸顶多只能写下百多个字。那是真正的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我这里写一张，旁边就有人拿走一张，我也没问拿到什么样地方去了。全部写完后，我也没有再问下落。一个人跑到一边大哭了一场，然后就睡下了。

睡到下午起来，展览馆发生了很多的事。而我，仍然像是精疲力竭的感觉。

属于武汉钢二司的吴淮美和吴松美的姐姐吴潜美，是华农东方红红卫兵的成员。这个华农的东方红红卫兵就是新华农的主体。按道理，在我们宣布夺权后，她也是要走的人，但因为她有两个妹妹在这里工作，所以她也就留下来了。这次发生了展览馆被砸的事件，吴潜美就成了大家的出气筒。我下午起床后听说，她被拉到外面雪地里，跪在地上，不准她动，头发被剪掉了一部分。还有人用墨汁倒在她头发上，当面叫她是康婊子。吴准美和吴松美两姐妹也“大义灭亲”，参与了对吴潜美的惩罚。这样的事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来说，真可谓是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了。我听说后，没有支持但也没有说什么这样做不对的话。这在实质上是我认可了。现在想来，心里面还是很痛的。不知道有没有能再见到她的一天，如果见到，我会当面向她道歉。

武展事件的第二个出气对象就是为了保卫展览而驻在武展的驻军了。我被人引到了驻军的岗哨旁边，看到他们在岗哨前面划了一条红线，旁边写了“警戒线”三个字。而在警戒线外面，我们的人在地上写了一幅大标语，写的是“向忠于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致敬！”还有几个女生在那里大声指责他们不忠于职守。这时，陈经义找我来了，对我说，有事要商量。我走开后，一边走，一边听陈经义告诉我，己经把关连长扣起来了，要找武汉警备区的领导谈判。

司令部接到我的报告后，反应也很快，二月十日当天就派了人到展览馆了解情况。一方面又找到湖北省军区的领导，对这件事要个说法。

二月十一日，司令部派周孔信来到武汉展览馆，说是湖北省军区会派人来现场谈判。因为武汉警备区的“八二零一”部队属湖北省军区管辖。上午十点钟左右，省军区的人来了，是两辆军用吉普。一共来了四个人，司机在外。这四个人是：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吴世安，湖北省军区副政委熊心乐，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江鸿海。再就是一个姓曹的干事。按照谈判人数一比一的原则，我们这面也出了三个人，就是“武汉钢二司”司令部政参部部长周孔信，武展总部一号头陈经义，总编，总部二号头吴恒春。至于对方那个干事则保证在谈判中不发言。这次谈判内容是武汉展览馆事件的责任和善后事宜。

周孔信这人反应很快，口齿很灵活，也能诡辩。但这次武展事件，对方是无所施其谋。因为我们单只抓住对方没有尽到保卫展览之责。刚开始谈时，省军区来人还想把这个事推到派性和群众组织内部的观点之争上来。但经不住三言两语的问难，就一切无所遁其形。这就是，我们达成的协议是派人保护展览，是以展览为保卫目标，而不是叫他们来人支持谁一派和保卫谁一派，是要保卫的物，不是人。谁破坏展览都不行。驻武展部队听任事态发展，不仅失职而且为武汉市日后的观点之争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后患，因此要承担全部责任。由于死抓这一点不放，军区领导可说是在谈判中全线崩溃了。更何况在这次破坏展览的行动中，展品中的许多毛主席的大幅照片也受到不应有的破坏，这在当时就是不能宽容的重要政治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看，也像是 “职工联合会”在毛主席寿辰那天抬尸游行一样，犯了新形势下的大不敬之罪。这在大规模的破坏行动中，实在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在谈判中，军区领导也就无所辩解了。后来就是如何承担责任的事了，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是：一，破坏武展的“二，一0”事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湖北省军区派驻武展的连队听任事态发展，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对此湖北省军区承担一切责任，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湖北省军区领导在长江日报上公开发表检讨，以肃清不良影响；三，湖北省军区负责赔偿武展事件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四，严肃处理直接责任人——驻武展现场的连队连长和指导员。这四条一通过之后，还逼着省军区来的四个人每人都在上面签名。

到此为止，武展事件是己经处理完了，我们得到的司令部的指示是坚持驻守在武展，随时要恢复武展的展出。但展品不全了，而且也很难收集到。要办也是从头来过。这不象写文章，撕了只要还记得可以重新再写一次。展览是用展品说话的一种宣传形式，展品不一样，连接展品的说明词甚至安排布景都不一样，那是不能勉强的。我们的任务是把现有的东西保管好清理好不使再浪费了，除此外我们就没有其它事，倒也有了从来未有过的轻松。

展览没有了，我们就带领人当了武汉钢二司的一支流动宣传队，出席各个单位组织的辩论会，到各地方去宣讲武汉展览馆事件的真相和过程。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事。离开了文化革命初期的狂热，很多人重持了冷静的态度，不再关心谁对谁错的事。而一个重要的运动没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是不可想象的事。每发生一件事，都必须能取得群众的理解，否则，就会失去人心。这个人心好像看不见摸不着，但实在是存在的。比如那个“武汉市工人联合会”本来很有活动力量，后面也有省市政府的支持。就是一件事办错了，不该在毛主席的诞辰那天抬尸游行。从而失去民心，一天之内就寿终正寝了。而在民心这个事上，也是可以加以影响的，不过不是对具体事而言，更不能急时抱佛脚。那是长期宣传之后形成的一种广大的群众基础。为此，运动中，各派力量都不敢对争取群众掉以轻心。我们的宣传作到那里，三新的正面抗辩也跟到那里。他们也组织了一个宣传小组，专门和我们的宣传对立。他们组织的人当然是用了那些在武汉展览馆工作过的人。他们这些人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很正面而且是很仔细的注意了，都是几个身高体壮的年轻人，作了很充分的准备。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本子，作了记录。而我们在辩论到武汉展览馆事件时，就总是由那四个小鬼上场。那四个小鬼就是龙玲，吴松美等四个小姑娘。她们四个可以说是占尽了一切优势，一是带着一种气愤的感情，二是身历其境，三是事情经过很熟，四是本来就是当讲解员的，口若悬河，五是她们都很小，每个都是小巧玲珑、逗人喜爱的小姑娘。而对方那几个则完全相反，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翻着本子时手忙脚乱。很多时候是只要我方的话说完，对方上场一露面就被轰下台去。事后有人说，这还辩什么辩的，一看样子就输了。你几个大个子大学生还要拿着本子翻来翻去，而人家几个小姑娘只凭口说就滔滔不绝。那肯定是你无理啦。

这种辩论延续了十多天。有一天，我正带人踏着将化未化的雪，走路到武汉炮校去，路上碰到武汉钢二司的宣传部长温平，他递我一分通知，这是武汉钢二司办公室的调令，上写着：兹调吴恒春同志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长。把这个调令交给我后，温平就走了。而我也只好半途返回，由其它人继续带队前去参加辩论，而我要准备去当“宣传部长”了。

现在想起来，这件事也同我当了展览馆的总编一样的荒唐，第一是离职的“宣传部长”给新任职的 “宣传部长”送任命书；第二是一个组织的办公室发任命书任命与它同级的“部长”，上面连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的签字都没有，这个办公室也就不知算是那一级了。这也算是文化革命的特色吧。以后的审查中，动不动就要造反派头头们交代组织系统，他们知道这就是“组织系统”吗？宣传部长没有当成，倒是当了囚徒。风云突变。

十七，二月逆流

从接到了司令部的调令开始，我当天晚上就当了武汉市警备司令部“八二四八”团的囚徒了。这天我们出去到炮校辩论的人一回来，就由“八二四八”团的一位干事召集开了大会。会上宣布，由武汉警备司令部接管武汉展览馆，全体工作人员要听从指挥，谁要不听从指挥后果自负。并宣布说，很快将要成立整风小组，要在馆内开展整风，用最高指示来衡量我们的一言一行。看谁是真正的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派。这个干事宣布接管展览馆后的工作分成三步走，一，每个人都要写出个人交代来，乱说也不要紧，不说也不要紧，只要求写，写完后交给他；第二步就是互相检举揭发，要用这第二步的材料来对正第一步每个人写出的材料；如果有不实不尽的，就是对毛主席不忠；第三步是开展整风，要由阶级立场最稳，觉悟最高的人进入整风小组。

什么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用了无数的精力，争取群众，不够军区来人两句话，一切就变了样。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也真不是吹牛的。他们这个三步棋也真是把我们全都镇住了，半点办法也没有，甚至还应该说也真的很高明。这第一步是每个人要自己过关，还有第二步在后面，不怕你不说实话。这就是不可预测的互相揭发。在这个基础上再有个第三步的重点对待。这既给了大多数人以宽心，又给了少数有私心的人以机会，让那些心存不满的人有机会来转头报复。这是非常狠的几步棋。

不过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好像他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在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材料的情况下，军管的人就很匆忙地把我们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打发回到各自的学校，而只留下了我和陈经义两个人作为重点。

在武展内部没有能发动起互相整人的运动，可能是因为一是那时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派性观点真的非常牢固，二是我们在馆内只以办展览为主，没有什么其它活动，也实在找不到结个人恩怨的机会。三是除了办展览外，在展览被砸后的有些过火行为的却也不是受到我们哪个负责人的指使，他们也无法揭发到我们那一个人的头上来。四是这种人人过关的作法引起了工作人员内心的抵触情绪。当然也不排除，我在他们心目中也实在不是坏人，而且很有一点才华。这一下摆出了要想把人整倒的架势是不得人心的。最后一点，也是最大的可能，他们这次来本来就不是要搞什么运动和整什么风，而是为了来报复的，主要对象就是参与了和当时省军区首长谈判的陈经义和我两个人。一来就装得声势汹汹只不过是要把大多数人平安地打发回校，让他们不至于闹事，好把我和陈经义孤立起来。

总之，在宣布军管后的第三天，来军管的人就宣布除留下陈经义和吴恒春两人交代问题，由樊玉宽负责把多余的钱，二十来辆自行车交给省委外，全部人员各回本校参加复课闹革命。展览馆里面就是我和陈经义两人加上共有三百来床棉被作伴，平时吃饭就在湖北人民出版社食堂。好在这是不要钱的，要不我都不知会如何生活下去。我们两人实际上成了真正的囚犯，每天的任务是写交代材料。刚开始是明白无误的惩罚性的报复性的措施，是要为湖北军区司令员找回失去的面子。自从展览馆的人都被打发走以后，我们是真的彻底孤立了：没有了群众，只好听凭摆布。先是要我们每人写出检讨来，写好一稿后要经过他们派来的那个干事审查，审查不通过再重新写。我也不知写了几稿，到最后直上纲到我有罪，破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分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份检讨如果属实，那真是罪该枪毙有余了。即使这样，对方还不放过。在书面检讨免强通过后就是第二步的要求，要我和陈经义两个每人把这份检讨用大字报的形式抄写五十份张贴到全市所有的大街小巷。这是报复，是赤裸裸的报复而且是不讲道理的报复。不是要弄清问题，更不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要挽回省军区司令员的面子。但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吞。但一份检讨有大约二千多字。一个晚上又能抄多少，要我们在一个晚上抄完，这不是明显的要人的命啊。但人家有言在先，这就是说过，我要你们的就是一个态度。只要态度端正，抄完抄不完就不是你们的责任。如果不赶紧抄，那就是根本没有改过的诚意。我那时也真是怕当反革命哦！只好忍气吞声了。

我在检讨中，把在解放军的哨兵值勤的警戒线旁写上“向忠于毛主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上纲到了是分裂伟大的钢铁长城的高度，而且要我负主要责任。我们有人把吴潜美弄得下跪并侮辱了她，上纲成了实行法西斯暴政的高度。而我们改了展览的内容，上纲成了分裂革命群众组织的高度。湖北省军区司令等领导在我们谈判的协议书上签字变成了丑化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这条条罪状简直是罪大恶极，罪恶滔天。在强权面前，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也万念俱灰了。这时不禁想起了红楼梦中的一副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我不想写，也不想活了。二千字的检讨要我晚上抄成大字报，一个晚上连一份都无法抄成，谈何五十份。更何况我根本不会写毛笔字。我打算软抗到底，不抄了，一份也不抄，要死要活听天由命。从出版社吃过晚饭出来，回到我的住处时，突然发现原来商校的小八路红卫兵几个人在那里伸头缩脑地打招呼。我一看四周无人，就赶忙走过去问有什么事。一过去才发现，小八路一伙子全部到了，由那个梳着两条短刷子小辫的王子清带队，全部集中在墙的转角处。我一过去，他们就很亲热地围过来，问七问八的。王子清对我说，她们不放心，怕我们在这里吃了亏，要来看看。学校里也同样有事了，全部都军管了，他们因为在外面，学校里面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也就没有他们的事，所以来看看我和陈经义这里有什么事要他们帮忙的。

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但也不够坚强。古书看多了，一个大男人也非常容易感动。这次我真的当她们的面热泪盈眶，不能自己。

这年的冬天老是阴沉沉的，很少有开脸的日子。不是小雨就是小雪，冷风不断地吹。我们在这个屋角里，几个穿得少一点的小同学不断地抽着鼻子，把双手插在袖筒中，聚精会神地听我介绍情况。当我说到现在面临的事就是人家要我和陈经义每人在今晚要抄五十份大字报，每份有约二千字时，王子清说，这不怕，我们来帮你们，人多好办事。我说，五十份不是小数字。王子清说，那怕什么，不是说了吗，只要表现个态度。总不能把人逼死吧，他们不会再逼的。抄多少算多少，总比不抄强。再说，我们也不要按字句抄，乱抄一气，抄得大家都看不懂才好，三句当成二句抄，他们也是不会每份都看，他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我们抄了，也跟他贴出去，要是有人看得懂我们抄的什么那才是怪事。于是，他们就连夜动手帮我和陈经义抄大字报。

现在来看王子清当时的话，真是真知灼见。其中不乏对形势和对方态度的中恳分析。她的办法在那时不仅是聪明绝顶的办法，更是唯一可行的对策了。这个王子清真是一个战略家，而不是什么旁观者清这么简单。

他们十几个人连夜帮了我们一个通宵的忙，抄了每人算是六七份的样子。反正是每份有大白纸约六张。但却是段不成段，句不成句，外表也是洋洋洒洒，墨迹淋漓，不过谁也看不懂是写的些什么东西，我心里还真是很含糊。到第二天清晨，商校小八路的同学们走了，临走时还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晚上我们再来给你们贴出去，说完就一个个地走了。

早晨，“八二四八”的那个管我和陈经义的干事来了，检查我们一晚上抄大字报的结果。看到墨迹淋漓的一大堆，果然表现很满意也就没有再说什么，更没有检查一下。只是说你们晚上抄了大字报，白天可以睡觉，晚上再把这些大字报贴出去。但要按我们指定的地方贴，不能贴到不显眼的地方，我们要派人去查的。

晚上，王子清他们真的又来了，一来就问，他们看出来了没有。我说看什么，他们根本就没有看。王子清这个小鬼就说，我就知道，他们这是专门整人的，你们这些大学生就是太老实了，他整你，你就哄他，这样才不吃亏。我说他们真的要我和陈经义晚上去贴，而且指定了地方。王子清说，要贴就贴，写都写了贴算什么。有一个同学说，我们干脆拿出去扔了，他晓得个鬼。王子清说，那不能做，万一要是他们真的有人去看不就糟了。我们这样，贴还是贴，但不全贴，要把写有题目的第一张贴出去，后面的就乱贴一气，既不按顺序也不要贴全，中间少贴一张二张的。他们就是有人看也只看题目，没有谁看内容。这样，她们就当场分工，十几个人基本上是每两人一组。每组拿一份我署名的，拿一份陈经义署名的。并说好各自贴完后就回家或者说回校都行。当天就算没有事了。

就这样，一件逼得我了无生趣的大事，被商校小八路的几个小同学轻轻的给化解了。他们不但是化解了我的难题，也激起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我突然觉得活下去不是那样难了。这个王子清也真是胆略超人，做事有理有利有节，处处都能掌握先机和变不利为有利的策略。

这件事给了我一次极大的教训。即看人不能只看表面，人不能只听好话，不能只喜欢不提意见的人，世界上只有真的关心你的人才会提意见，要不然就不会给你提意见了。世界上可怕的不是当面指出你的错误和不足的人，因为他们能当面向你指出，他们绝不会在心里偷偷地笑话你，更不会背后整你，而是想真诚地帮助你。反倒是那些表面对你顺从而从不把不同观点说出来的人，因为他们正从心眼里看你的笑话，在瞧不起你，这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黄振球的例子。从武汉展览馆出事以来，我所一直信任的人和我所一直有意疏远的人在我处于极度困难时就有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态度。我所一直宠爱的那四个小精灵，在宣布军管后不久，在人家要每个人都写检举揭发材料的时候，几乎个个都迫不及待地写了对陈经义和我的检举揭发。这当然不起什么作用，但这种态度叫人非常寒心。只要看人对于他要骑上去的马，总是先温柔的拍拍马的屁股，接着就毫不客气地骑上去，还要快马加鞭！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逢迎拍马的目的无非是要利用。中国古人早有体会：“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言甘者其心必苦！”多么精辟啊。这些商校的小八路，却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帮我，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谁也不知道运动会怎样发展，要是这就是结果，说不定这一下就要成为反革命，我自己就作好了当反革命坐牢的准备。这一次的教训，一直伴随我到了现在。我自认为我从此变得成熟了一些。但人世间这样的事也从来是不间断地重复着，同样剧情的剧本在不同的地方上演，并没有几个人能从中学到什么。

大字报事件结束后，就开始了对我们新的惩罚。那就是要我们写下深刻的检讨铅印公开发表。从那以后，我也就再也没有见到商校小八路的朋友们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他们的丝毫消息。他们帮助了我，也教训了我，让我变得成熟了。

贴完大字报后，那个“八二四八”部队的干事说，我们要军区吴司令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检讨，因此我们也应该公开发表检讨。对这一点，我们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据理力争。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今日的武汉己经不是造反派的天下，如果是造反派的天下，也就不会到了要我们写检讨的程度。因此我们也没有能力在任何一家报纸上发表检讨。如果真要我们发表也可以，但要军区出具介绍信，否则办不到。看到这样，也是实际情况，对方终于让步到要我们铅印五万份，全市散发。这件事我们也很为难，因为五万份的铅印费和纸张费不是一个小数字，这在各厂己经军管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但在这一点上，军方的人高低再也不让步，说是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办法，必须办到。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和陈经义出去碰运气了。

也算是人心向背或者说是运气太好，总之，我和陈经义找了几家印刷厂，到第三家时，找到一个还在当权的人是原工人总部的人，因为观点坚定却没有具体活动，军管的人认为他可靠就让他来临时负责这个厂。一听我们的处境，就满口答应帮这个忙，分文不收。这一下子算是帮了大忙。五万份铅印检讨，每份连纸加印刷费按一毛钱计的话，需要五千元。而那个时候物价低，工资更低，我读大学五年，所有的花费也就是九百元，而一个老工人，如我的大哥，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到一九六六年，也有工龄十七年了，还是一位从事较高难度工作的高级技工，每月工资也只有六十元上下。五千元要他不吃不喝也得七年才能拿到。就凭几句话就解决了对我们当时来说是躲也躲不过的问题。一个星期左右，印好了约二万份，看到军队的人不再紧逼，我们为了少花人家的钱，也就要求不要再印下去了，只印了二万份就算交差。在这以后，那个“八二四八”的干事再也不到展览馆找我们而是有事要我们到部队的司令部去。这次的要求是，他们要我和陈经义把印好的铅印检讨送去二千份后，其余的要我们亲自送到各有关组织，要由每个组织打收条到“八二四八”部队来交账。从商校那个王子清那里我也学到了一点窍门，听说是这样的要求，我们马上答应，于是就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专门向一些钢派的组织去送，送一千份要人家打五千份的收条。很快，我们拿到了四万多份的收条了。这天到部队去交差的时候，人家也不是白痴，很快看到了这一花巧。但事情己经无法挽回，因为他并没有指定送那些地方和单位。检讨却己经送完了四万多份，只有不到一万份了。那个干事就要我们把剩下的全部送往新派组织，这才算是要我们又为了一点难。好在是这时的新派也和我们的钢派一样，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对我们也没有什么过份要求，很爽快的接受了我们送去的检讨并打了收条。这件事实际上“八二四八”部队的那位干事是越来越不在意而且放松了。

这件事办完后，我和陈经义也就快成为无所事事无人过问的闲人了。这时已到了六七年的三月底，春天来了。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政治气候来说，也真是我们这些受到煎熬的人才真的非常敏感。

刚开始军管的二月底和三月初，那真是乌云压城城欲摧。来势汹猛，不可抗拒。到了三月底，对我们的管理就一步一步地放松了。这意味着什么，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但稳约的知道是政治气候快要变了。

从六七年的二月中旬到四月中旬，两个月，我所过的日子真是充满了泪和心酸。睡，我和陈经义是睡在堆放原办展览的工作人员用的被子的仓库里，那里暖和是不用说，但因为没有地方洗澡，而且几百床被子堆在一起，臭虫繁殖起来真就是成了堆，那时我穿的衣服还都是旧的衣服，也没有毛线衣穿。我最好的宝贝是一件卫生裤，在那卫生裤子的夹缝里，臭虫就像电影中三大战役中的支前民工一样，排成了连绵不断的长队，滚成了圪瘩。每天晚上要花大量的时间来捉这些东西。那简直不叫找和捉，直接地说是多少消灭一点好少损失一点血。可以成把的往外抓。抓累了就睡，睡醒了再到各处去晃悠。心中只有一点期盼，就是看形势还有没有一点变化。

这时的武汉市，每一个群众组织都处于冬眠状态。每一个组织的司令部都有军队的人驻守。要求成立整风小组，理由是各大组织的头头们有不正之风。这一场的整顿，几乎是不分钢派和新派，一视同仁的。

武汉钢二司的整风小组是由华师中文系的几个同学组成，他们也可能是认为这场运动就这样到了尾声了，这次就是盖棺定论的结局，因此整起人来毫不手软。司令部的头头们这几个月的日子也不比我和陈经义好过。他们也要写请罪书，要上街向全市人民请罪。司令部里面冷冷清清，几个主要的头们成群结队地拿着大扫把，提着石灰水桶。上街刷大标语。

这件事到后来才知道就是被称之为的“二月逆流”。那是几个老帅在怀仁堂与江青等文革小组的人翻了脸，这就是大闹怀仁堂。事情是发生在六七年的二月，但流风所及，影响全国达三个月之久。最后还是毛主席出来调和，因为毛主席文化革命的目的还没有宣布完成，不能就此让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太下不来台，也不能就此要毛泽东向老帅们让步。终于还是毛泽东胜利了，文化革命又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主持。

中央的一声咳嗽，就让全国地方上发了一百天的高烧。

到四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真的是春天来了。“两报一刊”在沉默了二个月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这篇社论宣布了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再生，也宣布了在军队管制下的强制整风的破产。这篇社论是发表于四月二十日，当月底，各个被整得奄奄一息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几天内又重新活跃起来。但各个工人组织却因受到这一次的打击后，却很难一时之间恢复。为了不至于太孤单，也为了运动能正常进行下去，特别是恢复了的武汉钢二司意识到新一轮的钢新斗争还是不可避免。于是就派出人去为各个工人组织办理恢复工作，这在当时叫做“树旗”。

这次树旗，各个组织的旗帜好多要重新制定。而工人总部和“九一，三”兵团的旗帜则由武汉钢二司统一制定。工人总部打出的旗帜是《武汉钢工总》，而“九，一三”兵团打出的旗号则是《武汉钢九、一三》至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就是《武汉钢二司》这样一来，武汉三钢的旗号就正式在江城亮相了，而《武汉钢二司》也就成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正式简称。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风，司令部的人员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二月逆流前是受调的武汉钢二司的宣传部长。这时，杨道远也还是要我接任这一职务。通过这一次的在武汉展览馆的经历，我多少知道了一些上层斗争的内幕，也知道了好多事不是像表面上那样的单纯，每个人的路要由自己去走，把希望寄托在政策的公平和合理上是不会成为现实的。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也就只有斗争下去才有前途，不容我再三心二意。再说，回到武汉大学又能怎么样，全国正在大搞文化革命，武汉大学也不例外，我在武汉大学也没有任何基础。经过这近一年的在外面工作，武汉大学的造反派们己经很少人知道还有个化学系三年级的吴恒春还在司令部工作，知道的也就只有原来的那几个所谓的老造反派。而这时的武汉大学己经是大大的不同于我刚离开的时候了。当年惶惶然不可终日的“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己经是武汉大学全校闻名的战斗队之一，黎进军也是全校的老造反派的代表人物。她和樊雪梅所组建的这个当初想给我送袖章的战斗队是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的主力战斗队之一。而我所在的六八五三班的“八三一红旗战斗队”则是由刘汉坤和彭国盛在负责任，他们也一定不希望回来一个在外面声名很大却没有在班上活动过的人来掌权，我也就很安心的留在了司令部。在司令部里，没有本人所在的学校的实力作后盾而靠自己在司令部的工作基础而任常委的可能就只我一个人。刚进大学时的穷困生活，与人少来往的性格，使我具备了一种被人称之为“孤芳自赏”的孤独，而在司令部，则又因在本人学校的孤独而形成了在司令部的独立特行。

十八，武汉钢二司宣传部

一九六七年四月底，我回到离别近半年的武汉钢二司司令部，这次回来是任宣传部长的。宣传部己经是人去楼空，原来我在的时候那几个人也没有看见，华农的那个黄陂老乡，叫董爱武的也不在了，红旗中学那个王翠平也不再来。所有的工作人员要我重新物色。这也好，我可以随心所欲。首先我把王军调来当了第一副部长，到华师去找来了汪洋仍然当革命造反报的主编，把在武汉展览馆工作过的吴正邦调来管文艺。这次回武汉钢二司后当然也免不了要回学校去看一下的，总之，武汉大学总部还是承认我这个在外面工作的司令部的部长，接待也还过得去，反正是一回去也当然是任意的可以看总部的一些工作情况。当我看到武汉大学总部的资料室时，对管理武汉大学总部资料的这个人赞叹不己。这是由一个女同学管理的，那个同学叫做王典芬，是六六届的同学，她把凡是收集到的传单，小报，杂志，各种不同类别的资料都分门别类井井有条地整理得非常整齐，按不同的时期和内容有条不紊地摆放在文件格中。所有的文化革命的资料占了满满一个教室。这可能是我在文化革命中见到的管得最好的资料室了。我立即认定要这个人管理宣传部的资料室。但她到司令部不久，因为是快要毕业的人，她也不习惯在全部是生人的环境中工作，所以没有几天就回到了学校而不愿在司令部坚持。

经过司令部向各个总部发通知，要分别向司令部派人充实各部的力量。这样，宣传部也很快调来了几个副部长。一个是武汉艺术学院的卢恒，是一个声乐系的学生，年纪大约和我差不多，皮肤很白，方脸盘，五官端正，身材有一米七五的样子，可以说是个非常漂亮的美男子。唱歌时喉音很重，总之我觉得很好听。第二个就是武汉医学院的司马祖才，这是个瘦瘦的男生，脸型也是瘦削的，载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性格很温和。第三个是一个中学生，叫做韩振民，是武汉一中的学生。这是司令部为了增加与武汉中学生的联系而采取的措施，要让中学生在司令部里面有足够的代表。再加上王军，宣传部就有了四个副部长了。在开头的时候，我按自己的理解和宣传部的工作需要，进行了分工。我自己管全面工作，主要精力在对外上。而全面管内部日常工作，管机关性内部事务就由王军处理；卢恒是专学声乐的，算是专业人才，由他管文艺宣传，组建司令部文艺宣传队；司马祖才抓大学各总部的宣传工作的互相配合和联系；韩振民则管与各中学的宣传工作的配合和联系。吴正邦专门管好司令部第一文艺宣传队；汪洋当报纸主编。这个时候还没有在市区设广播站，所以没有分人管广播。这样基本上是人人有事管也事事有人管。但事后才知道，这是一厢情愿。想当初连宣传部长副部长如温平，崔更生，郑进坤等人都能不把事当事，随心所欲。这次我想非常正规化只能是痴心妄想。事实也是这样，好抓的事，人人想抓，不好抓的事，分工了也是白搭。那个卢恒自从分工后就不知去向，要想找几个真能办事的人，真的很难。这个时候我想找商校小八路的人来，但几次到商校去总是找不见人，问人也是自从武展事件后，他们有的同学好像是看破红尘了，不少同学再也不去积极的搞什么活动。我也回年级去找过我同班的同学，比如我就分头把刘汉坤，谢经岳调来过，刚开头听说是到司令部工作，也都愿意来，但来了以后发现很散，没有多少事做，过不几天就不辞而别了。我到三十三中去想找吴淮美来组织司令部的宣传队，但她却再也不愿意出来，可能是因为武汉展览馆的事使她与姐姐的关系不能改善的原因。

五月份完成了宣传部的组建，除报纸得以正常出版，组建了一个直属宣传部的第一宣传队外，再也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成绩。

尽管从四月份的二报一刊社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发表之后，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但老帅们在知道了自己的实力可以与中央文革小组一争短长后，再也不可能那样任人宰割了。从逻辑上，军方也必定会有所行动。这个行动很快就有所反应了，这就是武汉市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很大很有实力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叫做“百万雄师”。而各个居民委员会也是组织起来了，这个组织也是一个无孔不入的怪胎，叫做 “红城公社”。至于在学生中，就除了原有的几个之外，倒还没有出现新的，能够取代“大专院校红卫兵”的组织。这新出现的组织，从一出现的第一天起，就表现了极大的物资实力和军事化的组织能力。出动必是汽车，每人头戴柳条帽，手持红缨枪。任何时候一有行动，必是集体动作。他们平时没有明显标志，只有在行动时才带上袖章和戴上柳条帽，行动结束后，谁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百万雄师”的红缨枪是特制的，那是用4``的镀锌管焊上枪头而成，统一规格和尺寸。他们一出现，就开始采取直接行动，占领地盘，清理大字报专栏，以实力示威。在开头一段时间，即使没有真正的武斗，但这种气势也很叫人心中怕怕，气氛整个的变了。

从百万雄师出现，一直到文化革命结束，我就没有记得有和他们开展辩论或者说看到过他们有过任何一张大字报的事。除了一系列化的武斗事件，死人事件，没有半点他们是用“文化”的手段来搞这场运动的记忆。这个组织的特点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当时，我们如果不是对毛主席的崇拜和迷信以及政治上的无知，我们一定会知道，到那时开始，我们的对手己经不是群众而是军区了。从百万雄师的行为方法我们也该早就心中有数而不至枉送性命。

从一九六七年的五月份起，运动进入了一个日益困难的时期。没有任何人去多想这是为什么。我们当时顶多也只想到过这是当时的“工人联合会”又死灰复燃了。但是为什么会死灰复燃呢？是中央的决心和意图不够明显么？是毛主席的表态不够充分么？是文化革命的方向还有疑问么？我们也没有去想一想，成立这样大的群众组织，既没有发现过他们有所串联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们开过什么会议统一思想。在几乎各家各户都有造反派成员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个组织的出现会那么突然和组织严密？他们的司令部在那里？

而且这个组织的行动胆量大，能拿着武器真向人身上扎。三个月前的武汉展览馆事件就是一次最大的不同观点的面对面的接触，事情涉及到各自的最根本的利益，出动的有涉及全市约六七个组织共近二千人。但那次的接触在人体方面，也就只人互相间推推拉拉而己。这就应该是文化革命的本来面目，是文化革命的应有方式，我们毕竟不是要重新开头来一次武装夺权。但百万雄师出现后，这一切都变过来了。形式一天天变得紧张起来，武斗方式也一天天变得有血腥味。这场运动己经被当成了“十年浩劫”而进入了史册，没有人再去追当年的所谓真相，要追也会变成了是那些老帅们为了挽救民族的一场大灾难而进行的有效的抗争，那是‘功’在千秋的大业。

真是成则王侯败则寇。

我没有多少证据，但可以说，“二报一刊”的四月社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和百万雄师的成立，是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在中央表面上被毛泽东平息了后，中央内部的二派力量的斗争漫延到地方的正常的继续。是军方对毛泽东处事不满意的直接对抗。吃苦的却是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

总之，运动从六七年的五月份起，就开始变得不可捉摸。首先是汉口的江岸区和桥口区失控了，莫明其妙地就变得难于活动，各中学的造反派们只知道再也不敢公开的写大字报和进行集会；写好贴出的大字报会有人撕毁；贴大字报的人会糊里糊涂地被人打一顿。接着而来的是由江岸区和桥口区这汉口一南一北的二个区逐渐向中间挤，慢慢地江汉区也不安宁。就好像在江城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幽灵，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吃着这个城市。

要说，当时的造反派也真是非常的敏感的，发现情况不对马上就采取了灵活的应变措施，各大学都在市内一些闹市区设立了广播站，加大了向广大居民宣传的力度，而这些广播站又挂着的是司令部宣传部的牌子。再就是加大力度向军区施加压力，要求放回在二月逆流中被非法抓走关押在牢中的几个工人组织的头头。加紧为各工人组织树旗。如果不是有了这几步有力的措施，可以想见，后果可能比现在还要惨。

从1967年2月开始到当年的4月上旬，军队对于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还算是温柔客气的。对于工人造反派组织就不那么客气了，他们都纷纷被抓了，罪名是什么都有，反正是先放到牢里再说。到1967年的4月份后，各学生组织都恢复了，但工人组织却还没有能够恢复，这也是百万雄师活动最活跃的时候。如果当时工人组织能及时开展活动，也许形势不会恶化到这种程度。

但事实是我们还是不够敏感也不够成熟。要是成熟，那为什么当时被军方抓走的工人组织的造反派头头迟迟不放出来？为什么要我们发动强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来抗争还不能达到目的？我们的对立面是谁？军队这是听谁的命令？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去多想。如果这是毛主席的指示，那我们还有什么好闹的？要不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是谁的意思？

情况变了，我们的工作方法也要随之而变。六月初，武汉钢二司司令部召开常委会，内容是关于在当时情况下，如何组织好全市的力量的事。在会上，杨道远说，现在百万雄师的力量一天天强大，我们有很多区的己经无法正常活动了，为了不至失去群众，司令部决定采取分片包干的方式开展工作。司令部各常委各分一个区，这个区里关于二司的一切行动由这个包干的常委全权负责。与司令部的联系也只由这个包干常委进行，这样就不会因联系渠道太多而无法保持有效的联系。

在这次会议上，我分工的区是江岸区。这个区因为有一九二七年发生的“二，七大罢工”而闻名于世，在文化革命期间被称为二，七区。为了工作的方便，我临离开武汉测绘学院到二七区前，与杨道远作了约定，我在二七区用笔名“白云”，不再用原来的名字了。从这件事看出当时，我们也感到了情况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了。想当初，我初进展览馆时，对胡卫平的神神秘秘感到好笑，想不到现在我用起了笔名！

二十，急流勇退

经历过七二0事件后的武汉钢二司在全国的声望如日中天，在武汉市内呈现一派扬眉吐气景象。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区的几位主要负责人都一起下台，打倒“陈、钟、牛、蔡、巴”的口号声响彻武汉三镇。陈，是指的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钟，是指的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牛，是指的牛怀龙，蔡是指的蔡炳臣；巴是指的巴方庭。后面三位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而在大街小巷唱起了“天亮了，解放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的歌谣。甚至在很多墙壁上也写上了这样的大标语。当时就有老人说，说什么不好，偏要说公鸡下蛋，那是不吉之兆。我即使听到了也不以为意。

这也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武汉经过一场生死的洗礼，反而最先得到了解放。而全国其它很多的造反派组织还是如同我们在五月份时的那个样子。虽然没有面临着如同“百万雄师”那样凶残的有军事背景的组织的打击，却也是度日艰难。中央文革小组想要借武汉七大组织这股东风，因此提出了要武汉七大组织去支左的要求。司令部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件差事不是那么好接的，只觉得革命战友在受难，我们去支持他们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因此派出了不少支左队伍。不过事后看来，都不大理想。

宣传部没有支左的任务。但形势大好之后，宣传任务空前的繁重起来。报纸，广播，杂志，宣传队，资料，以及编新的文艺作品，都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些有眼光的造反派头头也开始计较地位，名声和权势。有的也懂得了要造知名度了，形势变得日益不可捉摸。

首先是武汉钢二司出了一颗新星，这就是新进的副司令丁家显。在年初的二月，为了二、八声明的事引起了全市的大辩论，不仅其起草者雷志茂一时间成为武汉三镇的名人，而且其所在的水利电力学院也在武汉三镇人民心目中有了不同的映像。在此后的最困难的岁月中，也就是一九六七年的四月到七月这一段时间里，因水利电力学院的武汉钢二司总部基本上掌握了全校的大权，因此在调动车辆，接待吃饭，提供住宿和办公条件等一系列当时进行大规模群众运动所必需的各种方便上，有了别的学校不可比拟的优势。而且水院的同学也建立了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内部相当团结，因此在对外进行的一切活动上表示了极强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丁家显个人有一定的魅力。

丁家显，河南省人氏，男，约是一九四三年生，身高大约是一米七0左右。方脸。重要的是他是个很不错的演说家，说话很有煽动力，声音洪亮，口若悬河。在强大的基础力量的支持下，显示了他说话有力算数，敢作敢为的领导者的形象。难得的是，他善于造势，每一出动，风风火火，前呼后拥。很有几分领导人的威势。这是与杨道远，方宝林，柳荫发这一批司令副司令所绝然不同的。因此特别受到一班中学生的拥护，有些甚至对这位副司令表示了一定的崇拜。这位副司令的基础力量在本校，在中学，在社会上。但在各大学中，在司令部机关则很不够，甚至可以说受到了强大的抵制。而且他本人也只看到了自己强大的一面，只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却没有看到自己的不足，用我当时的看法就是太过轻狂。他挟甚嚣尘上之势，向司令部派出了大批的人手，分配在各部，而这些调人手续都没有经过组织部的同意，只是指派性的。七月底，丁家显向宣传部派来了一位副部长，指定由他来管《革命造反报》。这个副部长叫做李鸿杰，瘦削脸，脸色红红的，中等身材，人也还开朗。如果不是因为他是代表丁家显来夺权的，这个人也算是个不错的人。但他既是丁家显用以控制司令部的工具，那我当然就不买这笔账了。他奉丁司令之令要来接管《革命造反报》，而我是宣传部部长，在分工中，我说，报纸是宣传部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武汉钢二司对外的最有力的喉舌，由我直接管。他也就无法再和我争，我却分配这位李鸿杰副部长同学去管资料室。

在这之后不久，水院总部送来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我不记得了，但内容是写的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文章是写得不错，用当时的观点看，也是很有水平的综观全局之作，而且是篇署名文章，署名的是丁家显。对此我是很反感的。一个群众组织，不能太过权立个人的权威，而且还不是第一号人物。当然，为了适应当时的派性斗争，为了能在武汉市人民中造所一定的知名度，是有必要让本组织的一些负责人在全市人民面前亮相。但这个亮相应是有计划的而不能是强者为王。为此，我对这篇文章没作修改，就把名字改了一下，改成了杨道远，然后照发。这件事不知是丁家显觉得理亏还是没有注意到，反正是没有什么反响。而这位李鸿杰不久也就走了。

七二，0事件后不久，好久不见的那位来自于湖北艺术学院的副部长卢恒同学回来了。他回来也没有说个什么，也没有解释这么些时的去向，一来就去当他的宣传部副部长。这也是武汉钢二司声望强了，文化革命的危险过去了，好像是大局已定，他也想要来抓一点实权好享受一下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了。但我却不能就此罢休。经过了解，有在上海看到过他的同学说，他是与他的表妹一起到外面串联去了，实际上也没有串联，而是在谈情说爱。这在当时，不说是大逆不道，至少也是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不是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应有的表现。而且在武汉最危险的时候不在汉，无组织无纪律。这次回来也没有任何解释。我把他找来，当面宣布开除出宣传部。

用组织原则来说，我这做的两件事都是越权的行为，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部长能撤副部长的职，这是同办公室任命与它同级的部长一样荒唐的事。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只能如此。这也说明所谓造反派组织也不是每件事都那么有头有尾，那么经过深思熟虑和很认真的情况下才作的。在七二、0之后，各部之间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很多。

各部在这里各自为政，而司令部那些有较高地位而且与司令副司令过往密切的人，正在忙于参与省里各组织之间分“胜利成果”的谈判。这就是大联合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名额分配的争论。

这场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名额分配的争论，说白了就是争官。但大家口头上当然是革命的口号喊得响。什么原则，革命的代表性，什么群众基础。但骨子里，却是为了那几个人。一旦在几个少数人的要求没有达到最基本的满足时，就调动群众组织的群众，并在发动时想好很多革命的理由和口号。二司的谈判结果，除了满足了司令部几个司令副司令之外，各部部长几乎没有一人参与省市三结合。当时谈的基本结果是，杨道远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方宝林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丁家显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柳英发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而在各大学和中学的代表中，司令部几个参与谈判的人也还记得要争取到一定的名额，充任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不过因事后的一系列变化而几乎都没有成为事实。

这件事不能说对我没有刺激。这使我看到了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像当时的武汉大学一样，应该说还不如武汉大学的老一套的管理。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尽管要整我，也还总要找一个像样的理由，不会太过明目张胆。而且总的来说，还是承认工作能力和贡献的。所以我能从班长而到校学生会，只要能认真的干下去，总还能给一个过得去的安排。但这里造反派呢，实在还不如老的官僚的一套。应该说我当时也知道，作为一个未毕业的学生，要想从一次文化革命就此进入政界的领导班子，就能成为正式的干部，看来是不太可能，争来争去也不过是一场空。但对于司令部这些人的办事方法，倒是实在叫人寒心。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萌生去志。

八月初的一个早晨，我还在二楼办公室里没有下来，听到楼下在争吵而且越来声音越大。我赶忙下楼去，原来是政治部部长樊兴成在大发脾气，“我堂堂政治部部长不能用车，反倒是你们一伙小工作人员要用专车。我们找一下杨司令，看有没有这个道理”。这是因为樊兴成要出门去，刚好看到宣传部几个人正开车到印刷厂取报纸。这辆车还是省政府派来的那辆白色老式英吉普。在经济上，司令部是个空架子，司令部的头儿们要用车，一般是各靠各的学校出车，而不是由司令部供车。几个司令副司令则往往是由水利电力学院供车。这方面，无形中造成了谁在学校里有面子，能得到学校的支持，谁在司令部就有面子，活动也就方便很多。司令部专用车只有一辆是省委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同意由省政府车队派来办报纸的，几经波折，这辆车还在用着，而且宣传部的业务是越来越多，又是报纸，又是杂志。而且这辆车也太不景气，不太好看，从来是没有人与宣传部工作人员争的。今天这一争，我只觉得心往下一沉。第一层的头头在外面争省市委的革命委员会名额。司令部内部的部长们来争地位待遇，抖威风摆架子。而这些争的最凶的人却并不是在困难的时候作过工作的人，不谈什么革命，就算是封建主义的论功行赏吧，也轮不到他樊兴成。这个时候政治部和参谋部分开了成为两个部。按照当时突出政治的思想认识，当然是政治部比宣传部要重要得多。我只好叫我们的工作人员让一步，拉报纸下午再去。车子是开走了，但我们的工作人员却十分不服气，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这给我更大的压力。有人说，他樊兴成算老几，七二，0时不知躲在那个乌龟洞里吓得不敢出来，现在倒来抖威风。也有人说，他有本事回他的华师去开好车来呀，有本事何必与我们争这辆破车。这些话其实也是从等级观念出发的。对于冒着当反革命的危险搞文化革命，总算熬到了不会再当反革命的时候，但我们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革命的气质和风度，也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结合这一段时间，经常见到我们各个总部的英雄们，那真是一副山大王的气慨，有几个腰扎宽皮带的钢校学生，说话如同打雷，而且很冲。遇事不是讲道理而是一开口就要踏平这里踏平那里。我只知道我们被百万雄师踏平过好多地方。

当时我就向杨运年说过我的想法。看来这造反派实在是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能在困难中各自为战，却不能在和平中受管制，不能接受制度的约束。可以造反而不能建设，没有组织观念，也没有真的公平和无私的基本素质。现在不去将来一定会蒙受其害。在造反派困难的时候我没有离开过一步，现在是大家都在为了地位而争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留恋的，而且这时走了我也问心无愧。于是我就对从武汉展览馆就和我一起的王军讲我的想法，要他接过宣传部的工作，我要挂印逃跑了。在原则上王军是被我说服了，但多少还有点怕别人不服，我对他说实际上宣传部的内务管理和报纸早就是他的管辖之下，现在我一走，当然是以他为主了。一九六七年十月，我国当时的国际友人，阿尔巴尼亚的谢胡同志来华访问，行程中有在武汉停留一站。为了迎接谢胡，晚了几天，等到完成了接待任务，我也没对其它人说，就此离开了武汉钢二司的司令部，搞了一次真正的挂印逃跑了。

世界上很多事好像都是人为的，不与自然界的什么规律相干。但古往今来，很多事其实又真是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位高必危，乐极生悲。在毛泽东主席无可比拟的威望支持下，出现的这场文化革命，竟以千百万乌合之众，用所谓“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名义，置从上到下的行政机构于不顾，置全国数百万军队的力量而不顾，竟然能成就一番事业，真正做到了“彻底砸烂各级党政机构”。但这样的新的政权能稳定么？它的基础在那里？谁是既得利益者？

在文化革命前后，我非常认真的学习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反复的做了笔记，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和理解。特别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真的是心领神会了。任何一个规章制度，政策法令，大到一场革命。要想知道谁会支持，谁会反对，首要的是要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而如何弄清这个问题呢，那就是看对谁有利和对谁有害。如果不能使自己的制度和变革对预料中的大多数人有利，那就肯定不会成功，不会得到足够的力量的支持。

文化革命，最有力的参与者就是我这种因各种原因被逼上梁山义无反顾的人。文化革命不成功，我就面临着当反革命的危险。但毛泽东思想上的这种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但这一切完全是纯理论上的东西。可以说，这一场革命是一场没有明确受益者却有大批既得利益受到侵害的人的一场革命。或者说是只有毛泽东的理想受益，毛泽东个人是受益者。因此，这场革命的结果是不可能持久的。

而一场伟大的运动要想能取得政权，杀人夺地，占领土地是重要的，但锻炼一支能掌权的干部队伍也许更重要。当时我对杨运年就明确说过，造反派是天生的流氓无产者，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制度和规章。造反派能打烂现有的一切，但却无能建设新的制度。一旦要立规矩，我们当时的战友们将是最大的反对者。

在二年中，我由独立一人办起一张报开始，到以一个学生身份当总编，办大型展览，到支撑一个工作有条不紊的宣传部，这个部是司令部各个部中日常工作最多，机构最健全的部。在“白色恐怖”中，我一人转战在最前线，很多武斗现场都出现过我的身影。但到所谓的三结合时，一切都变了，变得唯实力为上。自己内部的战友们尚且如此，还能寄希望于谁？

当然，造成连我这样忠诚的老造反派都责有烦言的局面，这也同当政者有意地制造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一策略的运用有关。三新中的“新华工”“新湖大”明明是一所大学，其在运动中的作用也就仅止于一个大学的力量。而“新华农” 则只有半所大学，因此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的名额分配上是无论如何不能与拥有近二十所大学，上百所中学的武汉钢二司比的。这里不存在大小组织一律平等的事，当时的武汉军区领导人不至于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但他们是故意要造成这种后果的，就是要这些所谓的造反派们去狗咬狗去。这也就是“二桃杀三士”策略的现代应用吧。再看一下樊兴成那种思想觉悟的表现，而且这还是华师政治系的学生，不知死活还来争内部权威，争待遇。既没有当年八路军红军那种官兵一致的气量，也没有真正的革命者那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平易近人的风度，更没有居安思危的思想水平。这是我的同事而且是地位比我要高得多的政治部部长先生。

这一切思想，不是现在才有的，如果到现在把事后的思想拿来眩耀，说明自己当时是多么明智，那是不真实的。好在当时我有及时的表达。这就是七二0前就离开发司令部的王祖庚，和后来担任参谋部部长的杨运年，以及王军。

我这一退后为了表示我勇退的决心，回到学校也没有到武汉大学去和校内的造反派们联系，而是一退到底。先是回到了我的中学母校“黄陂三中”。

我再也没有想到，一个农村中学，远在山角落中，也是派性闹得如火如荼。两派之间势如水火。而我一去就被老师们指出了这是武汉钢二司的宣传部长。学校领导，当地长岭区的人武部领导，简真视若至宝。希望我能摆平这闹得不可开交的学生中两派。但是说实话，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是束手无策。因为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们争来争去的是争的些什么？这些还是十六，七岁的学生，更加不可能一步登天，不可能进入到县区的革命委员会里面去当官。也无名可出，实际上他们争的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事，到文化革命的这个时候，也没有路线好争的了。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把小儿办家家酒的儿戏弄成了国家大事。也许这也就是文化革命的真谛吧。实在没法，我用上了“武汉钢二司”常委，宣传部长的架势，摆开了造反派祖师爷的嘴脸，连批带劝，再说了一通在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原则性的话，取得表面上的平安后就赶快告辞了。后果如何，我也没有再去问了。

一九六七年的十一月上旬，我到了西安，专门去看我的二哥。这是让我能够进入大学而且没有任何条件和要求的哥哥。这也是自从文化革命开始来，我第一次不“关心国家大事”做了与运动完全无关的事。

对于我的到来，二哥真的很高兴。忙着为我介绍他的同事，引见他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工长是二哥的好朋友，年纪要比二哥大几岁，他给我介绍得最为仔细。直到最后我才有点警觉，原来是这个工长有两个女儿，都到了要出嫁的年纪，而大的一个在西北工业大学读书，小的一个在粮店工作。据说这个小女儿长得非凡的漂亮，问我有没有意思见个面。当时我对这一点准备都没有，甚至可以说根本还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因此一时间没有回答。二哥也认为大概是我读了武汉大学眼界高了，不想要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人，因此很快就打消了这个想法。这件事看来阴错阳差之间是对了。要是当时攀上了这样一个妻子，在后来的急风骤雨中，是不可能平安与我相守到现在的。

这一段日子在西安，我是专门为了躲避运动的，因此很认真的去玩。大雁塔，小雁塔，新庆公园，碑林，钟楼鼓楼，都一一游历了一次。在文化革命中，这些地方游人廖若晨星，但我还是玩得很尽兴。也专门去看了一下西北工业大学校园，因为那里曾经是我梦中想要进入的大学啊。

这西安的几天中，玩得很开心，但是在生活上却让我经历了一次亲情和人情的对抗。在我的思想中，亲兄弟是不应有什么分别的，理所应当的是同甘共苦。我感谢我的二哥，从心里感恩载德。在我遇到能不能上学的最大困难时，是他，毫无犹豫地给予了我无私的支持，在他给我寄来第一笔汇款时，除了在汇款单上附了几句简单的话，嘱我收到后给他回信外，并没有以此为条件，提出这个，提出那个。所以，在我心目中，二哥是无偿无条件地在尽做哥哥的责任。也正因如此，他在我心目中有特殊的位置。由于亲兄弟，我也会尽我做弟弟的责任。有哥哥对弟弟如此，我的将来，也一定是与他同甘共苦的。所以，我不希望我成为他的客人，而是弟弟。到了西安后，我心目中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但我每天早晨的早餐是豆浆和油条，有时在豆浆里还要打荷包蛋。而侄儿和侄女则瞪着大大的，羡慕的眼睛看着我的碗里。这也是人情之常，我由外地刚来，又是亲弟弟，招待一下也不为过份。我也像一般的做客一样，拿起自己碗中的东西和小侄儿女们分享。但在哥嫂的严厉制止下，他们都不敢接受我的好意。这一下在我的映像中，亲情没有了，剩下的就是虚伪。原来只有他们才是能同甘共苦的一家人，而我不过是外人罢了。想到这里，我好伤心，原来我真的是一个孤人，母亲才是我唯一的亲人，她不会给我讲客气，她无条件的要求我同甘共苦，她不管你是大学生还是太学生。有吃就吃，没有吃你得和她一样饿。哥哥们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子女，他们是一家人，我是客人。想到这里，又一次感到万念俱灰，实在不能在这里再住下去了。终于有一天早上，我不声不响的就到了火车站，准备自己回学校去。当时也没有想到，得罪了自己唯一能支持自己上大学的哥哥会有什么结果。不过，正在我排队买票时，还没有排到自己面前，二哥匆忙找来了，硬把我拉回了他的家，从此我再也没有认真高兴的玩过了，免强再过了二天，也就回到了久别的武汉大学。

从此之后，我与这个心目中极为钦佩的二哥无形中产生了第一条鸿沟，那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隔陔。人之间相处，至少分为能通有无、能共苦、能同甘、能共患难、能共生死；这五个层次表示人的相处级别。我认为我的二哥是与我能达到第五级的最亲的亲人。但事实是我反而没有与侄儿女们共苦的资格。

二十一、参加基层三结合

回校后，由于一颗年轻而敏感的心，经历了太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次是下决心不参加这些无聊的活动了，但又不敢落下一个不关心国家大事的罪名。只能对班上同学说，我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不参加任何活动。我想，凭我在二司司令部当宣传部长那么长时间，大约也不可能有人再找我的麻烦，不会再当反革命怕是有把握的了，因为武汉钢二司毕竟是中央表了态的革命群众组织。事实上也真是很少有人来打搅我，享受了自从文革以来少有的轻闲。不过，十二月初，全国听从中央号召，要成立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原有的各年级级委会要改成各年级革命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是从下而上成立。在六八五三班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时要我参加，我一再推辞，也就被我推脱掉了，总算没有被拉下水。这在当时也可能是还有另外的心理原因，班上同学大约认为这个职务太小了不能让我屈就的意思。但到成立年级革命领导小组时，就不断有人来做工作。理由是，我可以不当小班的职务，年级的职务是无论如何要挂一个名的。因为我最有代表性，我要是不参加年级革命小组，那我们年级的革命领导小组就无法成立了。我说了我的打算，不想再参与太深。后来他们答应只要我在里面挂个名，我也就答应了。这样我就成了化学系三年级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

我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造反派就此盖棺论定，这个“代表性”就是我的全部收获，如果不能就此盖棺，这也就是我将来在劫难逃的全部理由了。事隔不久，在各年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后，接着又要成立系革命领导小组了。这一次是系里的几个主要活动人物上门来做工作，我想这不能再让步了，再让就与我回来不参与活动的宗旨不相合。于是再三推辞，从各方面阐明理由，其中最大的理由是，并非我不关心国家大事，我尽了自己的力量，从六六年开始，我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都没有做逃兵，日日夜夜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现在到了大联合的时候，我只是不想再当头，只要当个小兵。最后他们说，这也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在整个文化革命中，全校在革命造反派组织中担任职务最高的就是我。如果我要想不再当头，就最好当个系里的革命委员会挂名的头，要不的话，将来还会有麻烦的。我一想也对，于是又让了一步，答应了担任系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这样我又成了化学系的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六六级的张洪涛，系的干部中参加工作的副主任是唐生琼。我分工负责宣传工作。

二十二、老牛顶小牛

在外逍遥了一个多月后，于一九六七年的十二月初回到了久违的武汉大学。这次的回校仍然是不改初衷，尽管担任了年级和系里面的革命领导小组的职务，仍然决心置身事外。当然，这对于我来说，当时我心里并不认为这就是担任了多高的职务，只不过是应个景罢了。因为就我在运动中的地位来说，应该是省市一级的委员之类吧。所以多少有些失落感，我当时也毕竟只有二十四岁呀。

这时的武汉大学，情况与我刚宣布不参加“九、一二”红卫兵时完全不一样，党委己经完全失去了对学校的控制权，原领导干部们正在被革命群众组织挑选，看谁有机会进入革命大联合的三结合班子中来。这真是“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了。但学校里的内乱，己经发展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首先是学校与社会上的钢新之争相适应，分成了龙虎二派，其次是哲学系的“毛泽东主义战斗队”提出了为李达平反的要求。

龙派是以最早起来造反的那一部分为主，在不断地发展中，成了学校的主力，连师生一共占有全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力量。因为这一派是以数学系的“农奴戟战斗队”为代表。主要战斗队有：

数学系：农奴戟战斗队

物理系：穷棒子公社

化学系：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

外文系：反到底战斗队

物理系：三五一红卫兵战斗队

哲学系：毛泽东主义战斗队

学校工人：工人造反兵团

这都是有全校性影响的战斗队，人数多，独立活动能力强，要搞某项活动，只要有这几个战斗队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参加，就必定会有相当大的声势。至于另外十几个人一个的战斗队那就举不胜举了，如我所在的六八五三班，成立的“八，三一红旗战斗队”就是属于这一派的一支战斗队之一。

虎派，是以相对而言后起来的同学为主的，也就是大多数是原“大专院校红卫兵”，其中党团员，学生干部多。人数少，但组织能力强。其中主力是在武汉市占一席之地的三司革联，再就是与三司革联持相同观点的武汉钢二司的一部分。这里面就包括了最早起来的少数派骨干樊雪梅，还有一九六六年参加少数派后带人到北京，一去就整队的田洲安。因为他们是以校行政大楼中下层干部成立的“虎山行战斗队”为代表，所以叫虎派。

六七年十二月的武汉大学，正在热火朝天地为成立大联合的校革命委员会而争论由谁代表校革命领导干部进入革命的三结合。龙派提名的是牛永年，而虎派提的是牛太臣。牛永年是原来的校领导之一，而牛太臣年纪较轻，当时还不过只三十岁多一点，是个科长。两派相持不下，这就组织了全校性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因为是“龙派”推出的“老牛”对付“虎派”推出的“小牛”。所以叫做“老牛顶小牛”。

牛太臣我不认识，而与牛永年倒是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中下旬，我正兴冲冲的当着武汉大学新校庆筹备委员会后勤组组长，为了联系一件什么事找过他。听人介绍他时，说他是武汉大学兼职最多的领导干部，当时他身兼：武汉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武汉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武汉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武汉大学爱国卫生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总之是身兼八职，一半是有职有权的实权职务，一半是有职无权的名义职务，但这也说明这个人是一个有很强办事能力的人。与他相对的是学校有一个叫做王勇的，只不过是个人事处处长，却是威风八面，很多人恨他也很多人怕他。牛永年瘦瘦高高的，有几分像电影“女兰五号”里那个篮球教练的样子，戴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说话是一口北方口音，不急不缓。我对他的映像是精明强干。

我个人的活动安排是，睡觉，看书，有时也补衣服。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没办法看文艺小说的，也没心思看专业书，当然只能看毛主席著作。因为对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我己经看进了，因此也就非常注意系统分析，从中实在看出了不少。对党史，对现代史，从学毛主席的著作中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比如，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前没有什么党的重要会议，只有蒋介石的叛变革命。但突然来了个南昌起义，这就说明这个起义是匆忙上阵的事，不是“早有预谋”。因此也是党内一部份人的作法。但南昌起义后很快来了个“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这是事己至此，不得不想法善后，不能让南昌起义就此认输。为此就迫使党内作出了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广东，湖北，湖南发动起义以呼应南昌起义部队不使太过孤单的决定。但无论如何赶紧，广州起义也拖到了年底，而湖南的秋收起义反倒是领先了一步。湖北的黄麻起义成了发动最晚的一个起义了。这次对南昌起义的呼应，造就了“党内出了个毛泽东”。

在这次的学习中，我又把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从头到尾认真的重新学习了几次，作了很详细的笔记。这次学习的不同之处是，这完全不是为了应付形势，不是为了学给别人看，而是自己认为有必要而学，为此也就真的很有体会。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约九点多钟，数学系程锁找到了我的寝室，动员我出去为“老造反派”争一口气。他说了很多，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责任；武汉大学不能落到投机分子的手中等各种理由。但我的思想是一定的，我己经为这个文化革命尽过力了，现在我己经不再是二司司令部的人，也没有再参加武汉大学总部的活动，也不是武汉大学总部的成员。更进一步说，就算是的，也还不知我该站在那一边，何必再要我出去，一个人又能起多大作用。程锁没有能达到目的，怏怏不快地走了。程锁，是武汉大学数学系的同学，比我高一届，是六七届的。家在武汉，是城市市民出身。性格开朗，快人快语，声音略带嘶哑。但很有感染力。留的泰山头，方脸盘，皮肤黑，喜欢赤脚，当时很多人都叫他赤脚大仙。

到上午约十点半的样子，程锁又来了，这次来的还多了一个人，那就是物理系的余拱炎。这个余拱炎可以说是五短身材，方面大耳，五官端正，白白胖胖，说话又快又急。他们进我的寝室时，我正在补我的破衣服。余拱炎一进来就从我手中拿下我的针线，丢开衣服，接着就是一顿臭骂。但是他骂的是掀我的自尊心，是从私的角度骂。不是讲大道理。而且余拱炎说的都是程锁所没有敢承认的龙派的不足之处。经余拱炎说，我真的很为武汉大学老造反派不平。余拱炎说，现在是我们的人多，但人多有什么用，又不是打架，是辩论，人家的人都是当学生干部出身的，一个个能言善辩。而我们的人上了台说不了几句话就不行了。你是我们二司出了名的铁口之一，有你出面，我们至少也不会输得太惨了吧。

原来，这时全校师生在小操场开辩论会，会上龙派的表现很不理想，顶不住对方的人。他们这是眼见得不行了，没有合适的人再上去时才下决心要把我拉出来。在他们当时想来，不管我这次参不参加辩论，对以后总是好的。他们两个人这一番连劝带骂，触到了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一颗不甘寂寞的心。不管当初下的决心是多么坚决，但总是不能甘心就此默默无闻下去。不过是因为当初己经具有的基本身份，不能毫无理由的再去从头做起吧。班上的“八三一红旗战斗队”平时活动本也不多，其中有两个同学还是我曾调到司令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同学，这就是谢经岳和刘汉坤。无论从过去的身份和在造反派中的身份，我们班的同学都是对我敬而远之，他们平时的活动当然我也不太热心去参加，这就成了我的置身事外的处境。我想古之隐士大约也和我差不多吧，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曾经得到过超过五斗米的职务，再为小小的五斗米折腰就有些面子上下不来了。再就是余拱炎说到了对方因为多学生干部，因此在辩论上总是大占上风。而文化革命又是比笔杆子和嘴皮子的运动，总不能像百万雄师一样比红缨枪吧。但如果武汉大学落到当年的那些少壮派手中，我就想起了我的年级政治辅导员刘书稳，我还真怕来个秋后算账。万一不慎，到运动后期还搞个反革命当就太不划算了。第三方面的原因是当初和我一样当了少数派后又当造反派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老造反派”绝大多数都在龙派里面，在感情上有先天的亲合力。再说我也是他们把我弄进司令部的，没有他们，我当然也会是个造反派头头，但不会这么平安，因为我当的是搞宣传的职务，不是直接行动的。所以整个运动我没有多参与直接的行动。第四个原因是我在运动中一年多，在我的母校还没有表演过。这四个原因使我终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而马上就向小操场去了。

我到小操场的时候，正是全校性的大辩论到了龙派这边岌岌可危的时候。

武汉大学当时共有十个系，共有师生员工约一万余人。在文化革命中因不满各派观点和因家庭出身不好各派都不能参加的同学回家了，留在学校正常参加各派活动的还有大约六，七千人，而龙派观点的大约有五千人左右。持虎派观点的也有快二千人。这是个大约的数，出入不会太大的。

在小操场里面集会参加的当时包括两派群众，一个小操场快坐满了，可能有近五千多人。主席台设在舞台上，在台的前面两边分设有两个立式麦克风，每派一个。龙派的在东面，虎派的在西面。这个所谓的小操场是个露天电影场。可容一万多人。正北面有个大舞台，可以表演节目，也可以挂上银幕放电影。而台面向着南方。看电影当然就是面北了。他们这次的辩论安排的很科学，那就是各派不定参与的对象，反正是辩到什么地方就算什么地方。那一面的人如果辩输了就赶快下台，输赢自有台下的群众定。这里可说是在大学生中无论派性闹得如何激烈，正义感还是有的。台上辩论谁赢谁输，台下自有公论，一点也来不得假。不可能因为人多输了也说赢了。而台下的群众也是，那怕是自己一方的代表，要是辩论好当然欣喜万分。要是发挥不好被对方“嘘”下台也好像自己没面子一样也会一声不吭。这是在自己的学校，彼此对参与辩论的人都有个了解。总之上台的都是文化革命中的头面人物。

我去时，台上正是非常吃紧。虎派正在台上发言的是哲学系的一个叫郭世民的同学，小小身材，身高不足一米七，一派精明强干的样子。他在那里己经连续打败了龙派七，八个参加辩论的人。这就有点像陆文龙上阵，马前无三合之将。在龙派的麦克风后面，除了参与主持会议的人外，己经没有了参加辩论的人选。而虎派麦克风后面，还济济多士，跟有一串的人。龙派当时在台上的人是因无人参与辩论而由物理系的张汝民在那里支撑。

到这时为止，武汉大学除了我自己所在的化学系六八届同学和最早一批造反的同学外，很少有人认识我。当然有不少人知道武汉大学有一个叫做吴恒春的在司令部当宣传部长，但很少有人见过这个宣传部长是个什么长相。可以说我在武汉大学是毫无知名度可言。

我是由小操场的西后门进场的，进去之后，由后面绕过会场的群众队伍，直接向主席台走去。我一上台，张汝民就停止了发言并作介绍，说是下面由武汉钢二司宣传部长吴恒春同学代表龙派发言。从进会场开始到我上台为止，我一直就是听郭世民的发言，心中己经有了腹稿。这一上台，先有张汝民在那里造了势，而龙派群众实在也需要一个能让他们喘一口气的人讲几句能长一点威风的话。在这种背景下，人多就有用了，只要我讲的不太差劲，一定就会赢来热烈的掌声。何况我讲的也不只是不太差劲而己，可以说是发挥得很出色。立时就使龙派这边群情激昂，士气大振。郭世明被我抓住一个逻辑错误辩下台后，后面的在我一上场的威势的压力下，发挥就不太理想了。一连被我辩下去两个人后，对方的阵脚就开始乱套了。这时也刚好到了要吃饭的时候，就这样就散了会。唐学鳌在散会后当场宣布龙派负责人留下有事相商。这次他们就无论如何都不让我走，一定要我参加这个会。这就是我重新在武汉大学参与运动的开始了。因立志终不坚，至有后来受尽无数磨难的结果。这次在小操场的临时集会只不过是决定了下午要开会，会议定在学校行政大楼召开。

那时的武汉大学，因主要势力是龙派，所以龙派的活动范围是学校原办公大楼，而虎派则是在偏于一隅的四区预科大楼。这预科大楼是早年前，武汉大学还招收预科生时的教学楼。所谓预科生就是原有学历不够进大学的，先在武汉大学预科补习一段时间，再进武大正试就读的学生。

这次的大操场辩论，算是我第一次在全校性的集会上亮相了，也是正式参加武汉大学文化革命的开始。而这一次的参与龙派的会议，就意味着我离校一年多，刚一回校就把自己交给了龙派。对于校内的活动我本是无所谓哪一派的，不过是在龙派熟人多一些罢了，当然也与龙派当时人多势劣需要人有关。虎派当时正气焰嚣张，也就并不在乎一定要这个吴恒春为他们效劳。虎派对外有樊雪梅，田洲安保持着与武汉钢二司司令部良好的关系，有王军，谢华之与三司革联保持着有机的来往。对上，有谢华之以一个独立组织又是新派颇受省市领导器重的负责人保有来往；对内，虎派认为自己人虽少但精，基本成员是原来学校学生中的精英，对于“乌合之众”的龙派根本不放在心上。而龙派刚好相反。对自己的名义上所隶属的上司——武汉钢二司司令部，没有人保持着应有的联系；对内，各系都有一些有份量的战斗队，却并不把全校性的这个龙派当一回事。所谓的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一般来说是最有实力的几个战斗队的负责人联席会议的样子。这时，最早的武汉大学造反派头大多数己“改朝换代”了。伍桂生不再是全校性的头了；樊雪梅成为虎派的负责人之一；黎进军一直只是化学系一年级（七0级）的头。学校里面几个有很大影响的战斗队，其负责人都不是也不太在意当校总部的头。而武汉大学总部的头头有一些又和我在司令部的地位一样，缺乏实力。所以，当武汉大学总部的头就必须要适应群众的观点，代表群众的观点。不然就会指挥不灵，调动不灵。这就决定了当这个头只能协调统一组织群众而不能真的指挥领导群众。其实，这也是文化革命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普遍情况。没有那一个当头头的能左右和改变群众的思想和行为，因此也无法承担所有的责任。当这种群众组织的头只能代表群众而不是教育领导他们。

二十三、12、 26联络站

经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辩论后，我参与了第一次龙派的头头会议，也就这样成为了武汉大学总部的一个头之一。

武汉大学龙派的头脑人物绝大多数是在这一次会议上认识的，有一些原来是有过接触，但不太熟悉。这些人是：

唐学鳌，物理系六九级学生，中共预备党员，龙派第一号人物；

田兴志，历史系六八级学生，龙派第二号人物；

王新瑞，经济系六九级学生；

张汝民，物理系六九级学生，三五，一战斗队成员，龙派主要负责人之一；

刘宗斌，数学系六八级学生，龙派主要负责人之一；

李全应，生物系六九级学生，龙派主要负责人之一；

汤任远，化学系六七级学生，龙派主要笔杆子之一；

贺建秋，数学系六七级学生，龙派主要笔杆子之一；

程锁，数学系六七级学生，龙派主要负责人之一；

方霞，外文系七0级学生，龙派主要负责人之一，管宣传；

况能富（况跟东）图书馆学系六七级学生，龙派主要笔杆子之一；

周九元，生物系老师，红教工负责人，龙派头之一；

田国民，工人造反兵团负责人之一；

谢培清，工人造反兵团负责人之一；

李木生，工人造反兵团负责人之一；

张学义，原学校武装部干事，龙派主要活动分子，

王晓芳，原学校档案科科长，龙派主要活动分子；

伍光春，数学系六八级学生，龙派主要活动分子；

黎进军，化学系七0级学生，九，一三红卫兵先锋队负责人；

戴朝舜，化学系六九级学生，龙派主要活动分子之一，

李玉枝，中文系七0级学生，龙派主要活动分子；

余拱炎，物理系六九级学生，龙派主要活动分子；

另外各系还有负责人，但手头没有资料，仅凭脑袋记不了那么多了。例如数学系负责人是陈传玺，化学系负责人是张洪涛，物理系负责人是吴光晟。各系也还都有一批活跃分子，这些人没有正式的职务，却是某一级活动中常常参加活动的人员，也是某一级会议的固定参加者。他们都很有权威，也各自都代表着一定的群众。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的会议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我正式认识了方霞，第二是在会议上决定了成立 “武汉大学一二，二六联络站”

方霞是武汉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的学生，多才多艺。文化革命前是校广播台的播音员，校女篮队员，校文工团的伴唱演员。过去我在司令部的时候也见过面，但都映像不深。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应该为将来回校打点群众基础，所以对自己的学校不太关心，对校里面的运动也不太多过问。这次正式打交道，想不到这就是我的终身伴侣了。

当时的武汉大学有两个女干将，一个是最早起来造反的樊雪梅，一个就是方霞。这两个女生活动能量都很大。不同的是樊雪梅由于有过去当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的历史所以同司令部的人关系很熟，而方霞则与司令部的关系相对而言较少一点。这两个女同学一个在龙派，另一个则在虎派。这也真是非常公平合理的分配。

我回校参加龙派的活动不久就听人介绍过方霞，说是在“七二0”前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广播台是她一个人在坚持。既是台长，又是编辑，又是机务，又是播音员，各种工作一肩担。这是我认识的第二个工作认真负责叫我佩服的女生。第一个是管资料的王典芬，当然这时是就工作而言，还谈不上其它。

成立“一二，二六联络站”是当时形势所需。为了实现大联合，成立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龙派认为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献忠心，必须要在毛主席的诞辰这天成立。从决定成立“一二，二六联络站”起，时间只有五天了。大家都认为时间紧迫。主要问题则是关于参加“三结合”的干部人选上，两派存在巨大的分歧。分歧的核心还是一个“权”字，是关于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权力在谁手中的问题。

当时在干部队伍中，武汉大学的“三家村”是不用说了，尽管哲学系的毛泽东主义战斗队还在为李达翻案，但大多数同学对这个案子能翻不能翻心中无底，支持的不多。副校长刘宿贤是一个态度温和没有魄力的人，思想也不倾向任何一边，所以两派都不看重他。另外的几个校一级的领导干部中，原总务长陈洽卿是倾向龙派的。原武装部长张涣潮是倾向虎派，但这个同志胆小，文化水平也不高，革命战争中又是原张国涛的部下。为保险起见，虎派也不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们最终推出牛太臣，这也是他们为了不在革命委员会中太过落下风的表示。其实也是为了在革命领导干部的争论中不让步作为换得在群众代表人选上得到交换让步的一种策略。

在各系的干部中，几乎凡有工作魄力一点的系总支书记都是支持龙派的。这就有：

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李文钧；

数学系总支书记樊明智；

外文系总支书记卢振中；

总而言之，凡是能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持龙派观点，而其余的则是属于不敢公开亮相站出来的，也就无法参加三结合的讨论。

在龙派这边，唐学鳌是原有的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第一号勤务员，是当仁不让的学生代表中主任或副主任的人选。王军是三司革联在武汉大学的第一号负责人，也是参加三结合的当仁不让的人选。田洲安则是武汉大学虎派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属于武汉钢二司的老成员，因此无论如何是要参加三结合的，而且还要求达到副主任的位置，要不然虎派就认为在三结合中会受到压力。虎派的这一安排就涉及到龙派能派出些什么有份量的人来。这种情况有点像西方国家的议会选举一样，各方要有足够的在全校范围内有相当影响的人才能顶住对立面的竞争者。龙派这边在干部中占优势，但在学生代表中就不太有很多优势了。虎派有谢华之（三司革联副司令），王军（三司革联武汉大学第一号勤务员）田洲安（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主要负责人之一，虎派主要负责人）这三个人在学校同学心目中都是有当副主任的实力和影响的人物。而龙派则相对较弱。由于有几个强大有力的战斗队，独立活动能力都很强，因此反而没有造就真正有全校性影响的学生头头。除唐学鳌外，田兴志则缺乏足够的全校性的影响。

唐学鳌在文化革命的武汉大学担任第一号人物，与杨道远在二司担任司令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中等身材，载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说话带有很重的湖南口音，性格温和斯文，慢条斯理。他能担任武汉大学的第一号头，来源于两个条件，一，他是年级的学生干部；二，他是预备党员。这个人对人不错，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得到同年级同学的大力支持。但在全局对抗中，他就显得有些魄力不足了。我的出现，弥补了龙派在这方面的不足。尽管我在校内并没有自己的单独势力，但却有着无可置疑的实力地位，我是老造反派，且当过武汉钢二司宣传部长。再加上在“老牛顶小牛”的辩论中一鸣惊人，很快就取得了龙派的认可，立即就站在了龙派第二号头的位置。当时田兴志和唐学鳌就持同一个观点，那就是老吴是与田洲安同进退的，如果虎派要田洲安当副主任，龙派的老吴就一定要是副主任，要不当副主任就都不当副主任。我这就成为了派性斗争中的一个工具。这就是说吴恒春在武汉大学的运动中是靠“老牛顶小牛亮相，老吴顶老田生根”。

实际上，人生的所谓价值，也不过是能被别人利用程度的另一个说法。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别人利用的余地，那也就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反之，如果一个能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利用价值，那这个人就叫做有“特殊价值”。现在很多人总是一开口就是不愿被人利用，其实，古话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交友胜须己，似我不如无”。这就说明了世上一切关系，如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都是一种互利关系，何况其它？人的聪明要表现在被别人利用了却能找回应有的代价。

当时的武汉大学由武汉军区派来了军宣队，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长是武继元，军中身份是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副指挥长是武汉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性张。在他们的促进和多少的几分压力下，龙虎双方都要用行动站住脚跟，要不然就会被抓住把柄。这也就是龙虎斗斗得很理智，很文明的原因所在。在军宣队的大力周旋下，尽管在12月26日这天没能成立革命委员会，也达成了一定的进步，那就是结束了“老牛顶小牛之争”，决定接纳“老牛”牛永年为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但在学生，工人和教师代表上卡了壳。这是因为虎派除了他们几个头外，在这方面也实在拿不出更合适的人进行竞争。在校内，虎派也用武汉市钢新联合的惯例，一定要双方平等。而军宣队也有意无意地支持这一提法。这就使大联合谈判变得格外艰辛。

那几天我们也实在是非常辛苦，没有白天黑夜的谈判。也就是为了对我们的“12、26联络站” 有个交代。当实在不能实现这一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确实有不少同学情绪极度激愤。这一天的中午，近百人冲到了行政大楼我们龙派办公的地方大骂我们当头的是 “只想自己当官，不好好的地争取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献忠心”。但另又有一部份人骂我们是“投降主义”，“向机会主义份子出卖了革命原则”，罪名也是只想当官。这就很充分地说明了当这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头是很难的。

二十四、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二十五、四反指挥部

二十四、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

为了平熄群众怒火，为了团结队伍，也为了显示实力，在12月26日这天组织了一次全校龙派群众大会。会上全面介绍了这几天谈判的经过。当然免不了要向大家把虎派说得更无理取闹一些。这也让我又一次领略了要当群众组织的头，就必须比群众更激进，不然就不能带领群众。如果要想策略地引导群众，当头头的从一开始就不能用虚假的，不现实的目标去引导，要是实现不了，就要准备自己承担一切后果。在12月 20日辩论中，在我们刚取得一点优势时就匆忙定下了12月26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目标确实是太草率了。经这一次会议，群众的怒火是被引开了。但也为我们以后的谈判增加了很多麻烦。因为从这以后，王军，田洲安两人在龙派群众中的形象变得很坏很坏了。经过艰难的谈判，一直到六八年元月底才基本上有个初步眉目。达成的协议如下：

革委会主任：牛永年，原校长办公室主任，（革命干部）

革委会副主任：李文钧，原物理系党总支书记，（龙派）

革委会副主任：唐学鳌，物理系学生，（龙派）

革委会副主任：田洲安，哲学系学生，（虎派）

革委会副主任：王军，中文系学生（虎派）

革委会常委：吴恒春，化学系学生，政工组组长，（龙派）

革委会常委：陈洽卿，革命干部，后勤组组长，

革委会常委：田兴志，历史系学生，（龙派），

革委会常委：谢华之，外语系学生，（虎派），

革委会常委：占继烈，数学系学生，（虎派）

革委会常委：周九元，生物系教师，（龙派），

革委会常委：涂彪，经济系学生，（虎派），

革委会常委：张华山，工人（龙派）

革委会委员：汤任远，方霞，张汝民，李全应，戴朝舜，谢培清，李木生，

         （以上七人为龙派）

         李狂飚，郭世民，（等共五人为虎派）

这次的谈判中，双方作出的让步是，龙派同意虎派多一个学生副主任，而由龙派的吴恒春担任政工组组长。用军宣队的话说是，政工组长实权绝对大过一个不管实际部门的副主任。因此我就成了常委，而田洲安是副主任。

这个革委会确实是同床异梦的革委会，简直无法开起一个像样的会议来。好在刚成立，这也真应了一句俗语，“新安的茅厕三天香”。尽管人家形容心中有矛盾而表面一团和气叫做言和意不和，而我们是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各管各的事，尽量的互不相干。

我是政工组长，分管政工组的副主任又是龙派的李文钧，所以就由得我放手工作。政工组的职权划分是包括：原党委办公室，原校长办公室，原统战部，原武装部，原人事处，原学生处，原党委组织部，原党委宣传部，共是原党政八个部门的职权。总之是除教学科研，行政后勤，财务三个方面我不管外，其余都属政工组。而我本人还不是共产党员。这样的笑话恐怕也只有文化革命中才会产生。好在当时党的一切活动都处于停顿状态之下，没有党的工作要做，所以也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实在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政工组倒是有很多办公室。每天还是要人支撑门面，所以我把中文系的李玉枝调来当了政工组的办事员。另外还有一个办事员是经济系的一个老师，叫段启贤。我也没有行驶过什么权力，也没有办过什么公。所以对这个政工组的还有些什么人工作我也实在是没有映像了。

在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中，汤任远和方霞都是分配在政工组工作，汤任远分管宣传，方霞则专职分工负责校广播台。

方霞开朗大度，对人不分高低，也不分男女，一律友好相处。这是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才能养成的不卑不亢的性格。从她与人打交道，既看不到她畏惧人的一面，也看不到她看不起人的一面，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与地位很高的人打交道，她是坦然相对；与地位比她低的人打交道，也是一片真诚，绝对平等；她有困难，要找别人帮助，总是大大方方的开口，好像这是别人的义务；别人有事需要她的帮助，她也热心尽力，好像这是她的责任。包括我这样评价她都是多余的，因为她心目中根本就没有等级概念。相反，倒是我自己总在头脑中有十分强的等级概念作怪。她在内心深处是“众生平等”，而我则有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分，而且非常明显。原来我没有和她打过交道，这次进入了校革命委员会，特别是自从我参与了龙虎斗的老牛顶小牛的辩论，渐渐与她接触多了。

从司令部回来进入武汉大学的运动后，我很快就成了龙派的主要发言人，大会小会都是由我主持。讲话，辩论，作报告机会很多。而方霞是校广播台的负责人，又是政工组的成员，当然从公（学校工作方面），从私（龙派内部）她都有理由和必要参与我的活动。她有两个特点，一是听人讲话时，爱盯住讲话人的眼睛；二是无论什么会，谁讲话，她都十分乐意作记录。她的一笔字非常流利，写得又快。所以有很多时候总是我在台上侃侃而谈，长篇大论，滔滔不绝。而她则在台下离主席台最近的地方全神贯注地作记录，并不时用她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盯住你的双眼。我看古小说很多，在我心中所遵循的标准是，异性之间是不能也不应该盯住对方的眼睛看的，除非是有情。对她我也用这种标准衡量。但由于我的强烈的自卑，从来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然也好在我这点自卑，没有轻易被弄得神魂颠倒，才没有出笑话。

当时在学校，方霞与樊雪梅是龙虎两派中最有活动能力和最有影响的两个女生，而我和田洲安却刚好是龙虎两派中最有活动力的两个男生，好像是天生的一样，我刚好又是龙派用来对付田洲安的力量，而樊雪梅与田洲安是一对恋人己是全校公认的秘密，他们平时也经常形影相随。所以对于有方霞这样一个能歌能跳的女生不时追随身边还是心中非常自得。好像无论在那一方面我都不能输给了那个田洲安。有意无意间，也巴不得别人也这样去猜测。但有时看到她对别人讲话时也总是盯着别人的眼睛，一副情有独钟的样子，也经常叫我心中酸溜溜的，又不能表示出来，因为弄不好就被人看成心胸狭隘和自作多情。

现在我和方霞结婚三十多年了，当时不知是她表态方法的失败还是我愚蠢，总之我不敢也不能判断她对我是有情还是无情。只好得过且过，保持一分自欺欺人的内心的温馨。不过我也感觉得到，她很乐意与我共同行动。那一段时间，为了为武汉大学在司令部争取到足够的支持力量，龙派也给了我一个任务是要与司令部保持联系。几经变换，我对司令部的人肯定比樊雪梅还是要熟悉得多，更何况有一个宣传部还都是我留下的班底。几乎每次到司令部，方霞都作陪。有时是两人骑一辆自行车，有时是漫步而行，无形中出双入对，也无形中双方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了对方的寝室。当然，各人都有很好的理由，无非是联系工作，谈关于工作上的问题。

方霞住在盈字斋，同房间是个家在武汉的女生。房间很小，一个房间就她们两个人，她同寝室的这个女生叫曹凤鸣，方园脸，短辫，说话大声大气的，性格非常开朗，有几分男人气。也不管我到她们寝室是有什么事，总是我一进去，曹凤鸣就走开，把一切男生女生之间的交往都当成谈恋爱。其实这也给了我不少的方便，至少让我少了很多尴尬。

校革委会成立后，我很多时间是住在原学生会。因为那里有电话。那时的大学电话没有现在这样普及。即使有电话也无处可打，因为没有几个同学家里是有电话的。现在看来电话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电话可是了不起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不是钱的问题，有很多东西钱是买不来的，全靠有地位。比如坐小汽车，家里有电话，出门坐飞机，坐软卧，那都至少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才有可能享受到的特别待遇。我住在老学生会就是为了同龙派各系的同学联系方便，再就是我无论从革委会的立场或从龙派的立场，都要直接抓广播。而校广播台就在学生会的旁边。方霞每天都守在广播台，那是她的天地，也是她的工作。

校革委会的工作很轻松也很无聊。这主要是教学没有恢复，而党的工作又瘫痪了，人事工作几乎没有。至于政治工作，则远远不及各派的工作抓得紧。况且也根本不可能由学校统一抓什么全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当一回政工组组长，也就接待了三个复员军人，要安排他们的工作。按照他们的情况和那里来到那里去的原则，我把他们三人分别安排在保卫科，伙食科，汽车队。这三个人可能现在还在武汉大学工作，不过他们可能也不记得这个当年的政工组组长了。更多的是我用这一段时间调阅了部分档案，也为了适应人事工作，看了不少关于人事管理方面的规定和政策。其中关于人事工作手册就十几大本，我这是第一次知道国家主席的工资，原来也只每月六百多元，叫做行政一级。最低的是行政三十级。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了工资有什么地区差，和地区差是怎样来的。

在两派各不相让的情况下，校革委会连一个维持会的作用都不如。各自都以自己的派为核心，我的时间也是多数花在龙派上了。

二十五、四反指挥部

武汉大学校革委会是在六八年的春节过后成立的。校革委会成立后的龙虎两派过了一段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日子，形势就开始变得错综复杂。现在看来是与邓小平的复出有关。但当时，我们只是从自身所处的环境来领会这一问题。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 “反右倾，反复辟，反分裂，反倒退”的口号。以我们的观点看来，中央这个要求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

武汉大学文化革命近二年来，成立了一个不能发挥作用的革委会，完全是因为妥协让步形成的。这种妥协让步又是在军宣队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我们认为虎派本身就是“右倾”的代表势力，如果不能把这种右倾势力清除出革委会，那么这种革委会只能是徒有虚名，名存实亡。

自从校革委会成立后，龙派也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名称，只是有一个潜在的势力在发挥作用，因为谁都怕担上一个分裂大联合的罪名。一九六八年四月份，我们放弃了“12，26联络站”的名称后就感到活动缺乏相应的组织系统，很不方便。在得到中央的内部消息后，我们就公开成立了“四反指挥部”。这是以贯彻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四反”的要求而成立的。

校革委会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成立的。成立不到四十天，即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初，从中央就传来了要反击“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的最新提法。当时，与全国各地形势相呼应的是中央的形势变化。全国各地在大联合中，都出现了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大联合的思想基础的问题。为了发动这场运动，毛泽东把这个运动的期望值定得太高，上纲也上得太高。“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反修，防修”，“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彻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在被鼓动起来后，如果在这几个方面没有能说服人的事实，要想草草收场，那是不可能的。虽然“在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如果被斗了多年的“走资派”没有一个相当的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就又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进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加之又否定了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好像一切斗争的对象突然消失。这场运动还搞个什么？我们又如何来承认和享受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武侠小说里爱说，宝剑不能轻易出鞘，一出鞘就必须见血，不能伤敌人就会伤自己。群众运动就是这样一把威力无比的宝剑，谁也不能轻易玩弄群众。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央从一九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就认真地想要收回这把宝剑。匆忙地要邓小平复出，想要减少损失，重头抓经济建设。但对毛泽东利用过的这把“宝剑”谁也没有想到要有一个交代，只想叫他们回去，回到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然而欲速则不达，物极必反。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导致了更严重的冲突。到平熄了“七、二0”事件后，中央再一次想要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混乱。但老干部想要重回自己的宝座，文化革命中新上台的想要维护自己的既得权益，还要取得权势上的保障，这本身就是不可调和的。而广大群众在长期的运动中，早己分成了两派。被叫做 “造反派”的一方，或多或少地开罪了过去的当权派们。无论是为了“革命的伟大目标”，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总要斗出一个结果来。这样不明不白的收场，当然无法取得预期的结果。所以这种“和为贵”“求大同，存小异”的“和稀泥”的作法，是无法实现的。

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的复出，就被中央文革小组的新贵们认定了是“右倾翻案风”，是“复辟倒退”。更何况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又是毛主席所支持的。毛泽东当时也有要收拾残局的想法，但被“文革派”抓住了他自己说过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何况他的话又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总不能说过的不认账。因此他不得不在原则上继续支持文化革命，而中央文革小组又不得不在维持革命的大团结局面上预留退步，因此就要预先把破坏革命大团结的罪名先推到对方头上。这就是要“反分裂”。这些思想当然容易得到造反派的认同。因此，从上到下，从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初就开始传出了“反复辟，反倒退，反分裂，粉碎右倾翻案风”这样一种“三反一粉碎”的提法。由于渠道的不同，尽管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所提不很统一，但也是大同小异。但到四月中旬后就由“二报一刊”的评论员文章把这种提法规范化了。变成了“反翻案，反复辟，反倒退，反分裂！”这就是武汉大学龙派成立“四反指挥部”的由来。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指挥系统。我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因为急性腮腺炎而未能参加天安门的国庆活动。而在人民大学住院。当时与我同病房的也是一个武汉大学的同学，这在前面己经说过了。那就是罗礼海。陪同罗礼海的一位同学叫做张书芳。他们都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当时态度也没有明朗化。我也不知他们持什么观点，他们也不知我是什么人。反正是到北京串联的学生，彼此相处还算好，但也没有多作交流。到一九六七年“七二0”前后，我就在武汉不断地听到所谓的“中央来电”，这个“中央来电”是什么电，其电文有时很快就传遍武汉三镇。到 “七二0”以后我才知道武汉钢二司有个驻京联络站。驻京联络站的负责人是武汉大学的张涛。而与他一起的还有两个他的同学，一个叫松涛，一个叫林涛。当时的武汉大学“三涛”可以说很有名气，是我这个武汉钢二司的宣传部长望尘莫及的。

我在武汉大学进入了龙派的领导层后才又知道这个“三涛”原来就是那一次我在人民大学见过的病友及其陪伴者。罗礼海改名叫林涛，张书芳改名叫张涛，以后再加上一个余松樵改名叫松涛。因为他们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在原则上就算是李达的弟子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研究员叫做吴传启的，也是搞哲学的出身，他早年曾是大公报的记者，以后搞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普及工作，有了一点名气。再以后当王力，关锋这几位哲学界的学者们在文化革命中蹔露头角后，吴传启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成员。这个吴传启跟李达有一定的关系，武汉大学的“三涛”就是通过这条线得到一些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消息，即当时盛传的“小道消息”。实际上文化革命习惯于用所谓“吹风”的办法来影响下面。这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用以控制全国，影响全国的一条有用的线。明一条是“二报一刊”社论，暗一条就是通过这种“吹风”影响各地。很多时候，下面采取行动总在“二报一刊”社论之前，这就是“吹风”的结果。上面一吹风，全国就出现数不清的“中央来电”，各群众组织就闻风而动。这又用得上“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这句老话。其实，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就像各国驻中国大使馆一样，都设有驻京联络站。这些联络站也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保持着同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系。

吴传启，是与我同村的人，他家里在刚解放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地主成份，所以他也从来没回过家，但我知道有这么个人。他后来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当时是行政十三级。这个级别并不高，只相当于当时省里的厅长或副厅长。刚好够地方高级干部的级别。但这也是叫做“宰相”的家人七品官吧。他这一段时间的权威是很重的。如果论起辈份，他还晚我一辈，我是他的小叔叔。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武汉钢二司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系纽带。

“四反指挥部”成立的礼炮是发表了一篇“武汉大学四反指挥部成立宣言”，这是由汤任远同学起草，发表在武汉大学龙派自办的报纸《造反有理》报上的。这份报纸是属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武汉大学总部”所有，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就不再办下去，但实际上也没有停过。总编是图书馆学系的况跟东同学。况跟东，原名况能富，当时的武昌县人，（现改为江夏县）身高大约一米七五，说话声音很温和，总是慢条斯理的。思维敏捷，笔下很有功底。但这人历来心胸狭隘，不能容物，而且私心很重，很精于算计。大学毕业后，先是分到了鄂西北的一个小型煤矿，生活很苦。当时在武汉没有落脚之处，每次回到武汉，总以原汉阳铁中的谢保安同学家为家。而谢保安也待他若兄长。艰苦支撑到一九七六年左右，情况有了一点变化，就是中央同意因受文化革命影响而没有完成学业的这一批大学生重回学校继续学业，当时叫做回炉。他就重回了武汉大学，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重新分配工作到了华中师范学院，（现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当老师。但自从他鸟枪换炮后，就千方百计躲着当初这些朋友，他内心的意思好像是他己经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修成正果了。他的这些作为，用当事人的眼光，叫做世故现实，品质低劣。所以文化革命的朋友们也很少再去找他。从一面看，他想要中止同这些文化革命朋友们的来往的目的是达到了。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也只不过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己。因为在实质上，当局是永远不会信任这些曾经让他们吃够苦头的人的。事实是他自己也并没有就得到什么补偿，除了暴露出一副小人嘴脸外可以说是一无所得。

这篇局势声明式的文章发表于四月二十二日，因此又叫“四、二二声明”。这篇声明的大意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年的“二，八声明”是异曲同工的，也从革命的成败来总结教训。认为革命的不成功在于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统一思想的洋洋大作，万多字的文章，引经据典。在武汉大学引起了广泛的争辩和重视，在一个学校而言，也引发了一场相当于香花毒草之争。

写这篇文章的汤任远同学，是武汉市人，住汉口车站路一带。聪明好学，带一副近视眼镜。长相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但有时也很有激情，发表起即兴演说仍能声情并茂，慷慨激昂。有书生气兼豪侠气，是非感强，思路细密，不过在大事上缺乏果断，胆量不够。也许是有了一年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吧！他比我小一岁，却比我早一年进大学，是我的小学长。

长期的政治运动，无休无止的辩论争斗，早己令人十分厌烦，每个人都有极强的厌战情绪。想要调动人作一些大规模的活动己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六六届的同学己早一年离校了，六七届的同学也在考虑自己的出路，六八届的同学也到了正式该分配的时候。一个五年制的大学，有百分之六十的同学不安心，那还能搞起什么活动来。为了调动群众积极性，我们采用了许多办法。首先是办学习班。灌输对形势的认识。举办的学习班连续几期，地点在生物大楼一楼。我是负责人之一。为了引起重视，还专门请来了武汉市声名最响的几个人来校作报告。这是由程锁几个人去请的，一共请来了朱洪霞，夏邦银，张耀忠，杨连成等人。也真是远来的和尚好念经，他们来后，听报告的人很多。这里面有一部份是好多人对他们是久闻大名而未见其人，想见一下的。

费尽心机，总算是把队伍组织起来了，两派的对垒重新形成了，形势也又一次紧张起来。“四反”，让武汉市再一次闻到了硝烟味。而这一次的矛头所向就直接是“新派”，再不是保守派的事。这就意味着运动开始变质了。

当时背诵得最多的毛主席语录中就有一条：“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这个所谓的首要问题却从来没有能弄得很清楚。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破四旧，立四新”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再到“粉碎资产阶级司令部”。一直就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敌我阵线。真正的成为敌人，或者说成为运动对象的只有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到运动后期，这些曾经是运动对象的各级组织无疑又要重新上台掌权了。从这时开始，文化革命己完全暴露出是一场内乱的本质来。

“四反运动”的对象就是“机会主义”，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右倾思潮”。如果说发动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那么从四反开始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新权贵们要夺取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权力的时候了。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中央文革小组就发出了 “文攻武卫”的危险信号!

二十六、文攻武卫

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间，与六七年的七二零时是很不同的。斗来斗去都是原来在七二零中受压的“钢”“新”两派的群众组织，但却听到了“文攻武卫”的指示。然而对于武汉的运动来说，因为有了中央来人处理过七二零的基础，钢新之间的争论也以成立了省市革命委员会为转折点，不应再多事了。但天不从人愿的是，全国其它地方的运动形势却进入了相当于武汉市七二零时期的“军阀混战”的局面。也许是各省市的军方领导人接受了武汉市七二零的教训，不再公然出头露面，而是支持着能代表自己意愿的一派群众组织。而全国其它地方的组织又没有经权威机关认定那一些是革命的那一些是保守的。所以在全国其它地方出现了像武汉那样的百万雄师式的组织后，就不知如何应付了。当然，当时要是武汉部队不公开武装游行，中央一时也无法抓住把柄，也就不能一下子断然处置。全国其它很多地方这时也就像是武汉市当年面临着手持红缨枪的“百万雄师”一样，不过不同的时，武器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当年战争中用过的热武器也开始在群众组织的手中出现。由于有了武汉市的前车之鉴，他们再不会笨到军队公开出面了，中央明知道这是军方势力在作怪，却拿他们无可奈何。这种状况就好比是一家人中一个老祖宗有兄弟两人想夺家产，但当着老爷子的面又不好公开出面，只好叫老爷子的孙子们吵吵闹闹，以此表达自己的意愿。孙子说得有理了，得到老爷子认同当然好，孙子万一弄错了，就故作清白，这是小孩子们的事。但这兄弟两人每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争气，能站到理上。但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闹赢，当父亲的也偷偷地给自己的孩子送武器。两家的小孩子越闹越凶了，打起来也越打越大。这时，明显吃亏的一方的父亲就对自己的孩子说：“你真笨，别人拿东西你不会拿？只要你不先动手就没有错。”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文攻武卫”的指示。不仅如此，在部队中也有了“要武装左派”的指示。这就像一个怕老婆的人在外面吹牛说他不怕老婆一样。“家里的大事我说了算，小事才是老婆说了算。不过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则是由老婆说了算”。中央文革指示要武装左派，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却不由中央文革说了算。这又有一个童话故事可以作为比如。有一天动物们开大会要去选美。结果推举乌龟作为选美特使，临行前乌龟向动物大会主持者发誓，一定要出以公心。但经乌龟选来选去，选回的还是小乌龟。别的动物说乌龟循私舞弊，乌龟说，绝对公平，因为我看来看去还是小乌龟最美。在全国形势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权属不统一，空空的一个指示， “武装左派”，这就变成了一次群众组织大武装的动员令。但执行的结果并不是左派被武装，而是只要被武装的就是左派了。那么，谁是左派呢？当然是军方说了算。

武汉市真正被武装过的群众组织是“百万雄师”，那时的百万雄师可真是全副武装，一色的军绿色汽车，整齐划一的红缨枪，到后期还用上了半自动步枪。只要一出动，呼啸而至，从那时起，各组织就真的认识到了要生存就必须武装起来的现实性。

到了一九六八年时再来个武装左派，对于武汉军区来说，是没有文章可做了。就是叫“乌龟”再来选美，也不可能选来自己的小乌龟了。因为大会主持者已经当着全体动物的面宣布过，乌龟不好看，一点也不美。所以这个乌龟选美特使对再叫它去选美就不热心，只是应付差事。因此，武汉的武装左派变成了军方先期把武器进行处理，在几个武器库里留下一堆破铜烂铁，枪都没有了枪栓，较新一点的武器都另外保存。打算应付中央的就是留下这批残破不堪的东西后透出消息让中央点名过的“革命群众组织”去自己搬。并有意挑起“狗咬狗”，他们则坐在黄鹤楼上看翻船。但各组织吃够了百万雄师的亏，也不敢不弄一点以求自卫。因此各学校各派都千方百计地搞武器，就算明知道这是个圈套也要去钻。这时的文化革命就真的叫人闻到了硝烟味了，各种不同的枪声时有所闻。各大学的造反派组织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武汉大学的虎派比我们先一步弄到了一些枪枝，这就更促使我们要注意“虎派”的动向。

这是真正的“军备竞赛”。

武汉大学的校办机械厂，有很强的机械修理和生产能力。而全校的各重要机构几乎都是龙派的势力。我们的第一批武器是由工人战斗兵团的几位工人找到几枝不能用的老式“三八”“七九”和“汉阳造”步枪，零件不全的就给配上。但没有子弹，只能装装样子。我们的群众也由于各自不同的心理的促使，都非常想要武装起来。我们也不断地找司令部要消息，但司令部对我们武大的“龙”“虎”两派是持一种所谓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既不偏龙也不帮虎。我心里明白，在他们眼中我这个过气的宣传部长是没多大的作用和面子的。因此我对司令部也只抱着一种利用多少算多少的态度，不很当真。我既是在司令部当了一年多的宣传部长，总不能和他们闹翻。保留着这点表面上的和气，对我总还算一点支持。司令部的人也很清楚，我当时己经是武汉大学龙派的实际决策者，得罪了我也就等于得罪了一个大学。这是一种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的局面，从政治上互相利用的心理是十分明显的。当时还有人开我的玩笑，说是我比他们有眼光。知道早早的由司令部回校，捞了个常委。这个话反映了当时司令部的不少没有得到任何实惠的部长们的失落心理。看到我在武汉大学能当上常委，就以为我也是早知道在司令部没有实惠而取了主动态度。这真是天才晓得，我也只能一笑置之。

好像是一九六八年的七月中旬的一天，只知道当时天己经很热了。有工人来报告说，看到虎派的田洲安到车库要了一辆小三码开出去了，很可能是有了抢枪的消息。这时在武汉市抢枪成了一种时髦，不时能听到这里抢枪那里抢枪的消息，而武汉大学的龙派还实在没有什么动作。听到这一消息，我们当然不能放过。我们不是要武装到什么样，而是不能落后得虎派太多。他们人少，如果他们在武器上比我们强了很多的话，那么武汉大学这一份平静就会被打破了。从这里我也懂得了“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为什么在军备竞赛上那么当真，一点也不能落后半步。我们得到了这一消息后，我与唐学鳌、田兴志商量后，立即由我出面，调了小车班的一辆小车，出发去跟踪田洲安的小三码。我用的车是当时武汉大学最高级的车，是省里配给李达用的“伏尔加”，开车的司机肖国交，是个持龙派观点的老工人。园园脸，满脸厚道慈祥的样子，那时可能快五十岁了，平时不多话，人很和气。他的儿子叫肖平平，当时也在学开车。我们车子一路追下去，出街道口后就一路开向长江大桥。过桥后就能远远地看到那辆小三码，给田洲安开车的是一个女司机，虎派观点，当时还怀着孕，大着肚子开车的。过了长江大桥后，就见他的车开到了同济医科大学对面不远的卫校。我们在卫校门口等了一会，又不好进去。因为这个学校里没有我的熟人。见他还不出来，我就只好就近到机械学院去看情况。

机械学院是个不大的学校，在武汉市的众多大学中名气不大，但在文化革命中却很活跃，出了不少在全市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其中，方保林就是武汉钢二司的副司令，该校的几个主要的头脑人物也都在全市的活动中也颇有影响。我认识的就有潘公瑾，刘光远，刘汉武，江开远等人。当时在武汉展览馆办展览时的张伯年，陈巨桥，就是这个学校的人；我在中学时最密切的朋友之一余清文也是在这个学校读书。其中除方宝林外最有影响的就是刘汉武了。刘汉武人称刘大炮，说起话来中气很足，声音很洪亮，而且善辩。这个学校的第一号人物潘公瑾和武汉大学物理系的穷棒子公社的吴光晟一样，都是属于斯文秀气而很有魄力的那一类型，有几分杜月笙的气质。外表文质彬彬，皮肤白晰细嫩，但性格却沉静刚硬，果断而有毅力。江开远则在我心目中有一种旧社会上海滩上小开的形象，不过我也没有见过所谓的小开要是什么样子，但就是有这种映像。江开远也是皮肤白白的，瓜子型的脸蛋，留一个小分头，非常秀气精明的样子。待人很热情，说话轻声轻气的，吐词清晰，节奏很快。我一到机械学院，碰到的就是这个江开远。他是认识我的，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没到京口去，有空到这里来。我说有事要找刘大炮或者潘公瑾，他说，他们早走了，到京口抢枪去了。我说我们还没有接到消息。江开远说还有什么消息，这件事是水运，华师，武测，机院四个大学联合行动的。不会事先通知很多人，他们刚走不多会，你们要是马上动身还来得及。得到这一消息，我马上打电话通知唐学鳌，要他立即集合人乘车到街道口路口等我，我一回马上行动。电话打完后我就不再盯田洲安了，掉转车头直接回武昌。

回到武昌时，本校的人还未见出来，而华师就在旁边，我又要肖师傅开车到华师总部。在这里再一次落实华师总部的人也都带队走了约一个小时了。我就下定了决心，马上回到街道口来。我由华师回来时，武汉大学出来了三辆卡车，车上都满满的坐了人，都没有下车。我一到，也不准他们再下车来，在车下大声的讲了这次行动的地点和内容以及注意事项。我就到了最头里的一辆车上，站在驾驶室的门旁踏脚板上，就要开车，要赶时间。

京口是武昌县军用山坡机场旁不远的一个大型军火库，离武昌火车站大约有近五十公里。这在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知是谁弄清的。我们的车开离南湖机场不远，沿途就碰上了由京口回头的车，车上无一不是装满了枪枝弹药，还有的车上有人手中拿着手榴弹挥舞。我们的车就开得更急了。再往前不多时，就赶上了前面的车，速度自然就慢了下来。但不久，我们后面的车也越来越多，很快，这条路上就形成了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一条车灯组成的长龙，在夜空下蜿蜒曲折，绵绵不绝，很是壮观。到离京口不远时，对面来的一辆车上有人无缘无故地向迎面去的一辆车上丢了一枚拉了导火索的手榴弹。不久爆炸，引起了一片混乱。但是事情发生在我们后面的车上，我们也无法回头，不知伤亡如何。

我们到了京口军火库后，先来的大多己满载而归了。我们只好还是进入了这个巨大的建筑群，里面依然人山人海。我校机械厂的工人谢培清很有些经验，他说，这来抢枪的都不是来自一个单位，不会把全部东西一搬而空，但到现在人多的地方去肯定什么都不会有。我们去没有人再去的地方，那里是早一步来的人认为没有油水的地方，但对于后来的人来说里面肯定还有不少东西。于是我们就专找没有人声的地方，果然，我们也找到了几箱手榴弹，二十六箱炸药，还有二梃高射机枪，几十节高射机枪的子弹带。不过高射机枪都缺零件，简直是无法使用的废铁一堆。但在我校几个工人师傅眼中，这就都是有用的好东西。纷纷都搬上了车，总也算不是空手而归。

这次抢回来的炸药都是属当年军用的塑性炸药，油纸包，一小筒一小筒的，每一筒大约有500 克。使用时不用拆开，只要向里面插上雷管，就能正常使用。谢培清他们用这些炸药在四区操场进行的试爆，为的是怕日久失效。这一次的试爆在社会上产生了意外的影响，就是有人说武汉大学的造反派在试验化学炸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传言对我们有益无害，也就听之任之。

那几挺高射机枪经校机械厂的工人师傅们努力，很快也起死回生了。

这时我还和我的四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个星期总要到他那里去加餐，改善生活。大约七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从莲溪寺回来。走到原保卫处旁的空地上，看到有一群人在那里忙碌着。走到近处才看清原来是物理系的吴光晟带着几个同学在那里试高射机枪。他们把机枪架在保卫处通向体育馆那条路的靠保卫处一边。我去时枪已经架好。三脚架，枪口高扬，拼凑起来的子弹带上，卡着闪着金黄光泽的子弹，每颗子弹足有半尺长。看到我过来了，吴光晟说，你们头儿们走开，这不关你们的事，只要你们不在现场，我们总好对付，你们一在场，事情就会变了性质。什么早有预谋哇，处心积虑呀，你们麻烦我们也跟着倒霉。我听他说得有道理，也就很快的走开了。但我还是关心着这次试验的结果，所以就站在四区新教室门口。不一会，只听到响亮的一连串僻拍声……

当时，因为龙派的办公地点设在行政大楼，而虎派则把他们的办公地设在原预科大楼。我们占有全校的广播台，虎派就只好在预科大楼的顶上，树起了一根高高的电杆，上而安装了二十五瓦的高音喇叭，一共七只，装成一个梅花形。只要他们的广播一响起，其音量足以使整个珞珈山区很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次吴光晟就是以这几个喇叭为目标。从试枪的目的看，这是最合适的选择，但从方向看，却又有点太过于冒险了。因为在这一方向的远处，就刚好是省委和省政府所在地的水果湖，直线过去还正对洪山礼堂。但当时我没往这方面想，再说我也不知道高射机枪的射程是多少。在一连串的射击声中，我只见那几个喇叭像被狂风摧毁的牵牛花一样，一朵接一朵地搭拉下来，有气无力地吊在那里，在风中晃悠着。这件事的后果当时还看不清楚，只到相隔二十多天才有反应。

六八年的八月，天气很干燥，很久都没有下雨。学校好像按正常时期是在放暑假的时候了。但学校里仍然既不显得特别冷清，也当然不会更加热闹。

这一天刘绪勤找到我，说是有人送来消息，省公安厅武器库要有人动手了，问我们要不要采取行动。每一个时候都有每一个时候的特别语言，这个时候的采取行动这一句话就有着特别的含义。那时我们手中的武器还是相对而言很落后的。除了有几枝破旧的三八式之外再就是有几挺高射机枪。根本不足与任何一个被武装起来了的“左派”抗衡。尽管在社会上把武汉大学说得神乎其神。但我们的实力我是最清楚不过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不肯放过，马上就给广播台的方霞打电话，要她通知三五一和九一三等几个有实力的战斗队到体育馆前集合。同时通知唐学鳌和田兴志等负责人到体育馆前有要事相商。

我到体育馆时，接到通知和没有通知，听到消息而喜欢参与行动的不少同学都己经到了。唐学鳌和田兴志等几个负责的同学也在场。我把情况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后就立即进行了动员和说明情况，一边就开始调车，大家也都很兴奋。这一次出动了大约七十多个同学，分乘两辆卡车。为了与吴光晟他们试高射机枪不要我在现场同样的理由，因为是在大白天采取行动，我也只好避嫌。当时决定由物理系的张汝民和化学系戴朝舜两人当现场指挥，而我和唐学鳌则在家里坐守指挥。

出发时大约是下午二点钟。他们走后，我心中高低不太安心，也坐不住。只好又一人到莲溪寺我四哥家去。在那里也很不安心，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由莲溪寺向武汉大学方向走来。到快到省公安厅时，忽然心血来潮，径直向省公安厅走去。到了当时抢枪的现场，只见那里人山人海，根本就看不到我校的同学们在什么地方。那是几大间巨大的大型库房，里面各种弹药箱堆集如山。

到了那个热火朝天的环境，我也就振奋起来，再也顾不得避什么嫌了。将自行车往墙边一靠，就进了这当时是任何人不得靠近的军事重地。我进去的是一个大约有近二百平米的大厅式库房，里面各种弹药箱堆到至少有五米多高。从进门开始，地上就是满地的各种子弹。那些子弹又光又滑，一脚踏进去就像踏进了玉米堆，子弹向两边滑过去，一不小心就要滑倒。而在堆有子弹箱的地方，则有很多人抬起不知里面是什么的子弹箱举得高高的向地上砸去，为的是要把子弹箱砸开看里面是什么。从当时情况看，来得最多的是中学生，而且是各自行动，很少有集体来的。因为最大多数的人所关心的并不是一般的枪枝弹药而是能用于手枪的子弹。至少也要半自动步枪的子弹，因为听他们说，旧的老式手枪如德国造的二十响和最早抗日时期用的那种驳壳枪都能用以后出现的半自动步枪的子弹。当然这里面也有当地的群众中的年轻人和好事之徒。我进到里面才看到我们的一些同学在那里听几个工人师傅的指挥。所有的三八，七九子弹尽量往车上搬。我听他们说，枪好办，难的是子弹，只要有了子弹，就不怕没有枪。而这几个工人师傅则在仓库里寻找别的人不太在意的东西。结果被他们找到了几枝不全的步枪和一些高射机枪用的子弹带。

这个仓库看来是军事当局早有计划让人来抢而且是为了向某方面说明问题的。不过要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到现在也不得而知，最有可能的是为了应付武装左派的上级指示。事后听说，省公安厅为了要让出这一个弹药库，连夜作了很多工作。里面原来有不少的步枪，但事先都被卸下了全部的枪栓。这些卸下的枪栓则被连夜送到了孝感空一军驻地埋起来了。我们去的时候连这些没有枪栓的步枪都几乎没有了，只找到了几枝，当然也是每一枝都没有枪栓。不过这对我们学校来说是不足以成为问题的。事实是从那以后我们学校也有了近三十枝的步枪，也就算是武装起来了。

这一次我们算是满载而归了，一共运回来了一百二十六箱各种子弹，几枝步枪。这些子弹就存放在体育馆的地下室里，由刘绪勤专门保管。

这件事到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兴奋，又觉得后怕。那种场面，我相信这一生没有几个人能够经历到。满屋子的子弹像是粮仓里的稻谷玉米，平地堆起尺多深。人就在那上面走来走去的，一脚深一脚浅。而在一边的弹药箱堆起几人高，成群的人就像蚂蚁一样向上爬。这一边更有不怕死的人，有的几个人抬起一个个的箱子举起来向另一个箱子上砸，力气大的人就一人举起一个箱子到一边向地上砸去，只不过为了看看里面是什么型号的子弹，又不耐烦撬。万幸当时是没有出现意外，现在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出现本应出现的情况。那就是子弹被砸引爆，那时恐怕就是一场天大的灾难了。这满屋子的弹药爆炸起来，那就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的事，怕是那一片都得成为废墟！

这一次，表现了虎派的报复，我们想象中，这是迟早要来的，但不想到一来就是这么的声势浩大。

那时的武汉大学的四区操场，是一个新修区的操场。除了有几个蓝球场外，基本还没有算是完工。其北面就是虎派作为根据地的预科大楼和原来叫做四区学生宿舍的第七、八、九、十等几栋学生宿舍。南面是从五八年大跃进年代开始修的化学系大楼，那时还只打了基础而未完工，是典型的烂尾楼，当时叫做胡子工程。西边就是四区学生食堂。与四区操场隔着大操场相对的东面就是体育馆。

武汉大学的体育馆是一幢仿古建筑，绿色琉璃瓦，飞檐斗拱。室内主体部份是一个室内篮球场。这在我刚进大学时还曾让我真正的惊奇过的建筑是当时我认为室内空间从未见过的巨大。由东边进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一层的建筑，不过从西往东看，就能看到实际上是个二层的房屋。因此这是个假二层，最下面那一层是个半地下室，这就是我们这时选定的武器仓库。由于地形的关系，这个半地下室的开门方向正好面对着四区饭堂。而且还由于高低位差，人在四区饭堂的屋顶上也能非常清楚看到这个半地下室的门窗。刚由省公安厅搬回大批的武器弹药就都存放在这里。这一天我与刘绪勤正在里面清理，休息时他拿来几枝不同型号的手枪给我一一的讲解各自不同的性能。其中有德国的二十响（民间叫快慢机），加拿大产的汤姆，驳壳枪，小八音，左轮，还有一种叫做“别把子”的枪，是因为这个枪装子弹要像现在的双筒猎枪和汽枪一样，要把枪管别下来。我正在那里练习拆卸和组装，突然，几声枪响传到耳中，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是什么回事。刘绪勤倒是很快就清醒了，对我说，快点隐蔽起来，虎派的有人向这边打枪。我一看我所站的位置正好是在窗口，而且无遮无挡的，就立即起身要躲到水泥柱子后面。这就是说时迟那时快，我刚一起身，只听一声有点不同的枪声响起，我的背后一热，知道中弹了。我对刘绪勤说，我可能中枪了。刘绪勤说要紧不要紧？我说好像不太要紧，他很紧张。等我躲在水泥柱后，他也猫下身子，向我靠拢。我把外衣脱下来，拿过来一看，只见背上一条血迹。约有十几公分长。刘绪勤一看到这条血迹连脸都变色了。说，我的妈呀，这要是你动作有一点不对。当时你的身体方向偏过那怕一点点。不就是正中心脏吗？我一看，可不，那一条十多公分长的血迹正是在心脏位置的高度。不过我刚好是侧身对着四区饭堂。所以子弹是平平地贴着我的背擦过。要是当时我的身体方向略有偏差，子弹即使不穿心而过也一定要吃我的肉了。我知道，这就是对我们用高射机枪打人家高音喇叭的报复来了。刘绪勤说，这些狗日的这还得了，快叫人来与他们干。好在当时我还清醒。我说，人家又不知道我们两人在里面，只不过是知道这里面是我们的武器库。打几枪报复一下，不要弄得太过紧张。于是，我给广播台的方霞打了电话，对虎派提出了严重警告。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次事后，刘绪勤可能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给了我一枝枪牌的手枪。配有一梭子子弹，我也不知他这是从那里弄来的。这是一枝比当时我国公安部使用的五四式手枪老，但体积却要略小一些的枪，可以用五四的手枪子弹。我当时常穿的是四哥给我的那种帆布工作裤，屁股后面有一个贴着的荷包，我就把枪放在这个荷包里。这时，有的中学生不是为了文化革命，而是要弄枝枪玩一下。而在他们看来，大学生是最没有用了，胆子又小，又怕事，好摆布。所以这一段时间经常有中学生到各大学转悠。有一天晚上，我从莲溪寺回来，经过体育馆前的大字报专栏时，正在随意地看最新出的些大字报。突然，有一双手从后面把我抱住了，我当时一惊。但没有作出反应。这后面的手却并不作别的事，而是从上至下地摸遍了我的全身。从他手的动作，我很快知道了我这是碰上了要到我身上发洋财的中学生了。看来这个中学生是个内行，也唯其是个内行，总是在一般人最爱放枪的地方去摸枪，而不知我放枪地方就在离他最近的屁股后面的荷包中，他只摸了我的腰的前面和两侧就知道没有油水，也就放开手了。等他放开手我回身一看，原来是个才十四五岁的小鬼头。我这一下就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小东西还在手上拿着一个手榴弹，掀开了保险盖，把拉火索套在手指上，手榴弹就那样吊在手中晃悠，样子一派满不在乎。我当即掏出枪来，对着他的头顶上方空中，一连开了几枪。吓得他像兔子一样乱跑。但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教训，带有枪并不安全，有也还能成为引发事端的原因，所以从此后我就不再带枪出门了。

离这件事不久，就又出了一件事，这次在情绪上也带有一定的对枪击体育馆事件的报复性质，但却不是事先策划好的。

这是六八年八月的某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听人来说虎派在四区饭堂开大会，我们去闹他们一下。这当时是临时出现的事，因为虎派的会又不是我们通知开的，那是人家虎派自己决定的事。我也不记得是有唐学鳌和田兴志张汝民等哪几个在场，反正我说，要就不去闹人家，要闹就要闹得有点水平，让他们开不成会，又抓不住我们的辫子。这时就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要如何有水平。当时也有人主张搞他一场大事，把他们的头头弄得住院，但在场的大家都不赞同。议论中还有人说出历史依据说，国共两党斗争几十年，从来不在对立势力的领导中搞暗杀。理由是一开此例就会形成你杀过来他杀过去的大家都不安全。最后商定的办法是，他们开会我们也去参加，用我们人多势众的优势，强行占领会场，但不要弄得形势太乱。决定由化学系，物理系，数学系几个人多的系回去调人参与他们的会。他们的人一定会占据着会场正当面的地方，我们的人一进去就分由两边贴墙进行大包抄。把他们的人全部包围在中间，我们就组织人去占领主席台，抢麦克风。

这件事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文化革命不是像以后形容的那样惨无人道。我们龙虎两派的人在组织的对抗上当然好像是“势不两立”，但平时在生活中，还是两派的同学仍按原来的班级在一起生活。吃饭在一个食堂，不同观点的同学该是一个寝室的人睡觉也还在一个寝室。平常在校内活动谁也没有明显的标志，每一方的同学随便可以参加对方的会议。不是有的人想象的“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就是两派有天大的仇也有时还在一起开大会。这就是文化革命，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随便派大批人进入对方会场还要控制别人的会场了。

事实当时也真是按计划进行的。他们的会还没有开始，我们的人已经纷纷进了他们的会场。他们全部到会的大约有四百人，而我们到的人可能比他们多过一倍。我们的人一到会场，就真的分由左右两边，贴着墙向主席台逼近。而后面就几乎全是龙派的人了。戴朝舜，张汝民，我本人，都到了会场。这次闹事我不避嫌是因为一旦抢到麦克风总要有人当即能进行演说，若有可能就用他们的会场来作他们的人的思想工作。而我当时是龙派公认的第一号发言人，是能即兴演说而不须要作任何准备的演说家。

我们很快就完成了对虎派全部与会人员的大包抄，全部会场也在龙派的完全控制之下。我们几个头就很顺利地登上了他们的主席台，去夺麦克风了。他们一见情况不对，就很快作了退让的打算。很匆忙地宣布了会议改期，虎派的头们也很快由主席台后侧门撤离了会场。但当天就听说在他们撤离时，到原来的会计室那边时发生了事故，有一枚手榴弹在人群中爆炸了，有几个轻伤，田洲安则是腰部受伤。当场送进了医院。后来听说，田洲安这次伤得不轻，有一块弹片在腰椎上卡住了拿不出来，此后他就一直带着这块弹片走上社会。

这件事弄得我们很被动。首先在大局上是我们失理于人，其次是这件事导致了虎派空前的团结。而我们中间也有不少人很不谅解，认为这是龙派的头儿们没有政策水平，不该用这么下流的方法对付政治上的对立面。但就我所知而言，这确实是事情发生的当时临时作的安排。不是事先策划的。导致到这样的后果是我们事先所没有预计到的。于是也很认真的追查，但追来追去总是没有头绪。对方后来也没有提起。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至少是一件悬案。一直到了一九七四年，我在湖北省化工厂与谢华之田洲安见面后，还想从他们口中问出一点眉目，但结果是他们也不愿重新提及。

由于这是在没有军方干与的情况下的武装。所以尽管抢枪很热闹，但最终也没有闹出什么事来。事隔不到二个月就面临着交枪，我们也都纷纷的进了军宣队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到这一年的国庆节，我们基本失去了自由活动的能力，所争来争去的校革命委员会的职务也名存实亡了。当然人还是要每天到校革命委员会上班，早去晚回。但作为武汉大学的风云人物的历史也就基本上到此为止了。到后来还当了一回毕业生分配小组组长，却是什么事也不能管的空头。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其实也就是文化革命的基本结束。

四十、为杨道远翻案

七四年三月初回到武汉，由刘耀臣帮忙派的车，一路送到当时的应城化工区驻汉办事处。这个办事处设在武昌首义路与紫阳路交汇处的湖北省总工会背后。这里叫做首义路，就是当年辛亥革命最先发动起义的地方，现在这里还保存有起义门。这所招待所有两栋楼，其中一栋是办事处办公楼，一栋是招待所，中间一个约六百多平方米的空场。用我刚毕业一直在农村工作生活的眼光看，这是一个不愧为大型化工厂的办事处，规模很大也相当的气派。我直接找到办事处负责人后，就把东西存放在那里，人则在武汉市活动。直到三月八日才到应城化工区报到，三月底才把行李运到化工区。这中间有近二十天时间，是在武汉活动。

人的一生，说到头，剩下的也不过就是记忆罢了。金银财宝，荣华富贵，喜怒哀乐，其实都无法长久保存，最多也就是以记忆的形式存放在脑子中。所以古人重“名”，看来大多数人都误会了，这个名往往并不是个人，至少不全是自己个人的名字名声，而是 “名”、“实”中的那个名。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作为留下在自己和别人记忆中的那个映像，也就是外在的非实质内容的形象。所以古人很在意有意识地创造生活，动辄要留下一段佳话。也就是这个原因，古人比今人更在意个人的言行举止给别人留下的那个映像。为此，人在世上，有些事是不得不为，而又有些事是不得不拒绝。非为别种原因，多多少少是为了那个“名”。

在人的一生中，记忆又是以自己为核心的。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交往对像和亲朋群。完全私人的交往群有时自己个人有一点主动地选择的能力，但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能由自己选择的。生活给你一个范围，然后再给你一个身份，你再才有能力在这个被社会确定的范围中，按自己的身份选择。如果你不承认这个社会派给你的朋友范围，那么就只有孤独。

人是怕孤独的，从小到老无不如是。能改变身份，打破孤独的最有力的武器，对男人来说，是金钱和权势。对女人来说，是青春和美丽。所以男人重权势和金钱，而女人重美丽。

能够不靠金钱和权势而交朋友的，只有才华。但才华是只有那些有才华的人才能接受，欣赏这种魅力。这也就是惺惺相惜。所以古人在不经意间也创造了不少符合客观事实的文艺作品。那也就是才子佳人剧的存在理由。

社会安排给我的朋友范围是学校，工作单位，文化革命。而由于文化革命的原因，实际也相当大部分地剥夺了我在学校和工作单位中选择朋友的自由度。因为各人有各自不同的生活追求。当一场运动让你有了一定的身份后，你选择朋友的权利就被部分地削弱或者说确定了。有很多情况，你愿意选择的人，人家却不一定接受你！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类和群却不是你本身能完全自己作主的。一旦你的社会身份被确定了，你就得从你的身份出发去寻求自己的交往对像。有时，你愿意同别人来往，别人还要划清界线呢。我的交往实际就是文化革命所赋予的一切。而我的所有才华也就是在文化革命中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因此种种，我清高也罢，低俗也罢，想要隐居也罢，想要飞黄腾达也罢。是无法不承认文化革命这一切的。

在我回到武汉等待到新单位报到上班的这段日子里，我就生活在留在武汉的这群文化革命的朋友中。他们正在策划为杨道远翻案。而我回的时候，正碰上他们花了很多精力，已经安排好了与省委组织部长薛坦要进行一次谈判。

这时的武汉早已是人事全非。“钢工总”的朱洪霞，胡厚民都已经进了沙洋劳改农场。“钢二司” 的司令杨道远也进了位于襄樊的江北农场（劳改）。当年武汉钢二司的人留在武汉的有：刘汉武、王军、徐鸿彩、袁长洪等经常参与一起活动。还有人不在武汉而很积极参与的贺兴凡；再加上一帮子当年的中学生：柳英发，谢保安。大约有十来个人。我是当年的宣传部长，只要不想与当年的这些朋友断绝来往，参与替杨道远翻案就是责无旁贷的。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在洪山宾馆东二楼。我们几个人与省委组织部长薛坦见面了。他带来一个秘书，随同有一个处长，一共三个人。我们有王军，刘汉武，我本人，柳英发，谢保安，贺兴凡，约是七个人，在一个会议室里见面座谈。也叫做是谈判吧。

薛坦这个人当年见面时看样子只有五十多岁的样子，人很白净斯文，书生气十足，说话轻言细语的。很难看出他是掌握一省干部任免大权的大人物，好像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我由于不了解这一段形势，对大局不太熟悉。刚开始时是站在附属的地位，必要时作补充发言。薛部长一开头就占据了战场的制高点。他开头就说，今天请大家来是谈谈你们所关心的杨道远的情况，省委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看法和想法。这简单的几句话，就把双方的位置和力量点得明明白白。是他请大家来的，他是主，他是代表省委来的，他是有权的一方。找我们来是了解情况来的，不是什么地位相等的谈判。

相对而言，我们的人综合水平是要差一些了,一发言就气势汹汹。但这样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不理睬薛坦小心翼翼建造的优势地位。所谓盲拳打死老师傅，你不理会那些对方事先营造的优势地位，不按牌理出牌，那么，他的这一切也就是白费了。双方的交谈进行得很激烈。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杨道远有罪没罪，我们的行为有理没理上。到刘汉武，王军，贺兴凡，袁长宏，谢保安他们都发过言后，我才把话题接过来。开始了我以推理而离开具体事实的发言。现在我把当时的发言整理出来，是对当时的记录，也是对历史的交代。也算是为我们自己的一种辩护吧。

我认为：

1、杨道远是在一个特殊环境下，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一个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主要负责人。但这是个并无严密组织系统，也无严格制裁手段能驾驭其成员的临时机构。要让一个年轻人全部承担起一切后果和其成员的一切作为的责任是不合理也不应该的；

2、而且这个群众组织的一切活动在大的方面，都出自于执政党的最高权威的宣传舆论刊物的鼓动和要求。至少在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的主观上，没有要去违反执政党的故意；即使我们在若干事情上要代表这一群散兵承担一定的责任也是有限的；

3、对杨道远，我们不知是什么时候，用什么罪名给他定过罪？他有个什么案，我们作为对他的行为比较了解的当事人，因省委对他的处理不正确而反映我们的意见，又怎么能构成翻案？

4、即使是杨道远问题上有个案，要是知情人有不同观点，看法，要求通过正规途径反映，就算是要翻案又为什么不行？翻案又不是反党，不是反革命，这也有罪吗？

仅此四条，说完后，薛坦的态度马上变得格外和气起来。当场说，你们所关心的杨道远“同志”，我们对他也很关心，现在正在重新准备他的材料。请你们给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能作些安排。话说到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再不讲道理了，而且从薛坦口中我们亲耳听了他也称杨道远为同志。这就够了。

当然，这也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道理讲得好就能决定杨道远的命运的。只不过是当时的大势所趋。用现在的看法，当时是邓小平第二次的复出又一次受到了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杨道远不放的话，很可能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现在同我们的接触不过是一举两得的一个措施。当时从上到下，无不要学会观风，要看风向如何变。要是当时中央的文革派得势，他们可以说早就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在商量释放杨道远同志的事了，现在正要放他。但却实在是拖着看情况。而要是文革派势力不足，他们就会又是一副嘴脸：“不要说杨道远不会放，你们一个个也给我小心一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当时有学生还在校，能有更大的压力，历史可能也要重写了，邓小平能否再一次复出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时的各大学已经空空如也，没有人了，这些学生只有在成势时才有政治力量。自清代以来，当局怕的都是在校的组织起来了的学生，可不是怕毕业离校的“当”过学生的人。

正因如此，尽管这次的谈判很有成效，但却迟迟没有动静。而武汉这一批人为杨道远事件的努力也就没有停止。这时，王军还是长江日报的记者，他的地位在当时的长江日报很有些特殊。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原武汉“三钢”中“钢二司”的宣传部长。他与三钢负责人有着先天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很便于采访这些人的活动。在那种情况下，长江日报要反映某些事情，有时还非他莫属。只有这样，对于掌握造反派主流群众组织的动向，王军是功不可没的。这时的王军住在洞庭街一处公寓房中，和他的同学陈晓云结了婚。这里就是他们的家，算是条件最好最安定的人了，因此就在他家中设立了固定的联系点。他在长江日报招待所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每天人来人往，很是繁忙。当时，最感不足的是人力，想要取得足够的材料都要更多的人参加进来。所以在几件大事上，那怕是走过场，也要取得足够的证据说明杨道远无罪。因此，我们那时在经济很紧张的情况下，也派出了人专门出差。第一是王彩珠，她是言之凿凿地说，在她们学校（华中师范学院）的图书馆举行过加入五、一六组织宣誓仪式。再就是武汉大学的“三涛”，重要的是松涛（余松樵），他是反戈一击的急先锋。哪里有当年造反派主要成员，哪里要召开重要的批判大会，哪里就会出现他们这几个人的身影。我在五三农场的时候，农场还专门用车把我们几个人送到沙洋农场参加对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批斗大会。这时，朱、胡是革命对像，是被用来教育别人的反面典型。而我们这些去参与的人则是受教育的对像；至于那些反戈一击的人如松涛他们，则是正在努力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典型，好争取当革命动力的“聪明人”。他编了很多精彩动人的故事，自己承认是当了杨道远和中央文革王、关、戚之间的联系人。向杨道远传送过不少事关重要的秘密材料。现在我们要弄清杨道远的事，他们有责任出来澄清当时的事实。再就是要找到雷志茂。他是闻名全武汉的“二、八”声明的撰写人。这时需要他们出来各自分担一点责任，好让杨道远能早一点脱离监狱。再说，杨道远毕竟是我们的代表，当他还在十八层地狱时，我们最好也会在十层以下。只有他不在地狱，我们才有可能保证不进地狱。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但去的人是满腔希望，接待的人却是不予理睬。几乎无一例外吃了闭门羹。我们当年风雨同舟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们好像一时间纷纷都看破了红尘。王彩珠是因找了个张昭剑的秘书当丈夫，所以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她的丈夫根本不让她和我们的人见面。而其它的人则是避不见面了。在这里我并不是幸灾乐祸，从现在事实看，一个人不能有“心”，这个心就是指的良心的心，是每个人立世的道德框架。只要有心就不能亏心，亏心是要使寿命受损的。有良心的人做了没有良心的事，那种良心上的自我遗责是比癌症更能叫人失去生命的致命的心病。所以要就没有良心，杀人放火，心安理得。要是有良心，就不要做没良心的事。

文革中不少人做了违背良心的事，但最后都不得善终。也有好多人做了好多见不得人的丑事，坏事，但还活得好好的。这种人就是属于没有良心一类必矣。不过以后得到的消息说王彩珠是不到四十岁就得病死了，这倒让人为她叹息。但我个人则是这一次事件的受益者，因为到了“四人邦”倒台后，当湖北省化工厂向省委组织部打报告要求对我实施逮捕时，省委组织部因为薛坦对我深有映像而不批准对我的逮捕，这就使我免了一难。

为杨道远翻案这件事，到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最终也没能翻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到后来，大局再一次变了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4 00:05:25

童年到高中部分：

一、家族、家庭

传说，我的祖先是江西人，祖籍南昌筷子巷。于洪武七年，因避战祸而由祖

籍迁徙到湖北。当时一起到湖北的共有兄弟三人，后辈称之为洪三公、洪五公和洪七公。他们这一代是有兄弟七人还是只有兄弟三人就不得而知。这兄弟三人就先落脚于现今黄陂县的罗汉寺北五里处，伏马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坡。据传说，刚开始兄弟三人同时居于此。各自成家立业有了后代以后，就各自另寻门路。洪三公往南到了现今的黄陂县武湖一带，而洪五公向北到了现今的红安。留在黄陂的就是洪七公。

祖先定居之处原是一个荒废的麻园，而本族姓吴，定居人多之后终于成了一个村。长江中游一带百姓集居地多靠水湾而居，故地名中不象北方叫村而叫某某湾。这里当然也就成了吴家大湾。但这里原先曾是一个很大的长着黄陂人称之为唐麻的院子。所以，现在还有很多老人还叫吴家大院子而不是叫吴家大湾。

自定居吴家大院子以来，历经三百多年，人口繁衍。成年者都先后各自另找居所，并都是由吴家大院子成中心向外发展，这就形成了目前的吴姓一族人多势众的局面。旁边计有沈家田、石堰湾、李家田、辜家田、黑屋岗、新湾、孙家田、溜子湾、等三十多个湾子，号称一吴四十八湾，成为黄陂县北一大姓氏集居地。而吴家大湾历代都是幼子留守，到今就形成了这个湾子的人在附近吴姓村子中辈份最长。而最近的石堰湾则是最先迁居的长房所在地，几百年来两湾比邻而居却辈份相差悬殊。到我这一代，在那个湾己经有低我七辈的人出世。

吴家自我成人以来，就再没有续谱。目前还在用过去定下的族谱。好在未来几十年中大约还够用。在这以前的失考，当前用的族谱是“龙、凤、呈、祥、德、序、恒、传、人、才、又、起、克、继、营、谋、乃、育、同、体”据说这谱来自千字文，但我有意查找出处，却终无所得。本人是“恒”字辈，父讳“序庭”。而在石堰湾己经有了“继”辈的人出生。由我算起，这是我的第八代玄孙了。在现存的我的同村人中。序字辈的还有，而德字辈就没有了。序字辈的人也只有几个而己，且以婆婆居多。

父亲生性刚强好胜，好像我的祖父一代起不甚发达吧，所以父亲并不向我们讲述多少祖先的事。只知道我的祖父外号人称“苕四爹”。这个名字当然不是受人尊敬的好名字，好像还是很受歧视的样子。因为“苕”在我们那里的语言中就是傻瓜的意思。但至少说明是排行老四。但自我记事来就没听说过我还有叔祖。是早夭还是迁居就不知道了。总之在湾中我们这一家没有亲支人丁。父亲一代倒是有兄弟和妹妹，很多也是听外人讲起，从父亲那里很少听到什么。据说父亲的弟弟年轻时“挑脚”到了陕西平利县，后来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而没有回家，死在外乡。挑脚就是靠一条篇担替人挑东西长途搬运的代称。解放前我们那里穷人经常挑脚的地方是跑陕西老河口一线。那里是通汉中的孔道。叔叔在平利县上门的那一家女方（就是我的婶婶）姓金，前夫留下一个儿子叫金传珍。叔叔上门后生了个儿子叫吴恒林。年纪与我相仿，大约小我一岁。父亲有一个妹妹，嫁到离湾子七八里的一个姓辜的人家。有一个表哥，一个表姐，一个表弟。后来姑父病死而姑姑再嫁。本来平时来往不多，这一下就更没来往了。

母亲姓吴，同姓不同宗。娘家在离湾子八里的研子岗旁的吴学湾，又叫吴家岗。母亲闺名叫吴青枝，在娘家是老大，有三个弟弟。这就是我的三个舅舅。大舅叫吴文宗，二舅叫吴文斌，三舅叫吴文灏。与母亲最亲的是二舅，但一生见面也最少，因为二舅在杭州市落户。

父亲生性好强好胜，而且脾气暴燥。但生性聪明，记忆力好。一生中学过很多手艺，但所谓艺多不养家就是说的我的父亲罢。会织缄（箭）绒，炸油条，做挂面，做豆腐等。到我记事时父亲是在做挂面养家。而且种田也不差。

从我记事以来，我觉得父母均很聪明而且都是记忆力出众，有人所不及之能。但二老一生感情不好。可以叫做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这里面又夹着姑嫂不和，婆媳不和。我的祖母姓周，是我们家南面周家寨的人氏，身材不高，我记得的是小巧慈祥的婆婆，我叫她老人家“大大”。而姑姑婆家情况不怎么好，甚至比我们这个刚好勉强糊口的家还差，因此难免到娘家走动一下，打点饥荒。但每次姑姑来，母亲总是防贼一样提防着。而祖母又不要命一般的护着自己的女儿。要是隔一些日子不见姑姑来，祖母一定会走女儿家去看姑姑。祖母一出门母亲就要清点家里东西，家里那时做挂面，也很穷，没什么好拿的。无非也就是用小手帕包点小麦，或者天阴时揉好的了面无法做成挂面而要浪费的面团。但一旦要是叫母亲知道了就像要她的命一样的吵几天不停。

父母一生不和，但也有过很成功的合作。那就是编过一段很是有名的“彩词”。在吴家大院子的西北部隔山有一姓张的湾子叫张家大湾，又叫张灵师湾。二姓隔山而居，每年元宵节舞龙时都要到山头的庙里去祭天祭神，祈福。就好像是给当官的送礼不能同时进门一样，不同姓的龙是不能同时到庙里去的。这就要互相协商好。难处在于不仅进门不能同时，出门也不能互相碰头，要不然会有霉气的。就一座山，事关一年大运，这就难免要产生许多的矛盾和争斗。解放前，吴家人多势众，读书人又多。因此为山界总是先打架后打官司。张家大湾是个独湾，人不多而心齐，打架总赢。而吴家这边有三十多个湾子，穷富不均，人心不齐。打架也打一回输一回，打输了就打官司。吴家读书人多，会写状子的多，在外当官的也很有几个。因此打官司总赢。实际上也就维持着一个相持形势。谁也不敢先行起事，无事时互相避让，即便有事，一般也只有在小巧动作上下功夫。这个功夫就是每年上山酬神时的“说彩”是一次赌威风的好机会，既能拖延时间，让对方为难，又能眩耀自己这边的实力和才华。

我们那里每年正月十三日开始要玩三天龙，我们叫龙灯，但只是龙并没有灯。附近湾子里的夜龙灯那倒是灯，每一节里都点上蜡烛，排成一条。但那又只能举着走而不能舞动的。按规矩是正月十三的“接龙”，就是把“龙神”请下凡来后就要上山的祭神。这也像历代帝王为了江山平安要祭泰山一样，表示对神的尊重。接龙的过程是把龙装配好后，在湾里先要摆上供桌，排开猪头三牲等贡品，烧黄表纸钱祷告上天请龙神下界保一方一年风调雨顺。经接龙后的龙就有了灵气，是不能亵渎的。接过龙之后就要赶在上午己时上山。到山上后当然又是祭神这套。不过在这里的“说彩”就格外有重要性。因为这时一般看的人是四面八方都有，张家大湾的人也有，那是一次扬威的好机会。大约是在一九四七年吧，日本人投降后二年时，有一段短时期的太平日子。有过玩龙灯历史的湾都把龙灯整治起来，因此就格外热闹。这一年父亲大约四十四岁，而母亲大约四十岁。二人在家合作编“彩词”，可能编了有三百多句，每句四字七字不等。合辙压韵。把吴家历代有作为有身份的人，事都一一列举。最为人烩炙人口的到现在还流传不息。我从外人口中听来的有：“吴氏祖传，四十八湾，门门出秀，代代做官，大湾桂香三十里，吴氏地占南半天，牛走三十里，不喝人家田中水；人行天下，不吃别姓人的饭；”仅此几句就可知一种氏族的自豪感己完全表露无遗。这一下大张了吴家的威风。自此后吴家大湾的“新麻子大爹”名传乡里。我的父亲因中年出过天花而脸上有少数麻子，平时人称“新麻子”。

父亲要强好胜，但人强命不强。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左右，因日本人占了罗汉寺，在罗汉寺修有炮楼，驻扎有日本人的军队。平时人们不敢到那里赶集，而是到离罗汉寺不远的一个地方临时交易。这就导致罗汉寺集市萧条，反倒是离罗汉寺北面五里的一个小山坡变成了临时集市。那个小山坡就离我家只有一里路左右而且属于吴家大湾地界。因此家中就在那里搭盖了一间小茅屋做起了小生意，就是做挂面兼小饭馆。那个地方就叫吴家集。从母亲的口中得知，那时也还经常接待新四军，游击队。经常有日伪军来找麻烦，所以三天两头跑反。日子过的很是艰难。日本人投降后吴家集冷落下来，罗汉寺就又恢复了生机。这时父亲大概是觉得从商比种田要好一点，就搬到了罗汉寺，我在罗汉寺渡过了我的童年。我家在罗汉寺时也做过挂面，开过“斗行”——即私营粮店。但都不景气。到解放后，大约是一九五0年，听说如果不回来就分不到田地。父亲一时动心又全家搬回了吴家大湾。回来参加了土改复查。分了几亩田和一幢地主的大房子的七成半。即有四分之一分给了别人。从此就又种田又做挂面。总的来说，日子是比较安定一些了。到农业合作化以后，父亲不做挂面了。种田又非所长，家中开了个小卖部。到五九年刮共产风再加上三年困难，几个月看不到粮食，人饿的头昏眼花，皮包骨。父亲指靠在外面工作的哥哥接济。当时四哥吴伯成刚到武汉铁路局江岸机务段工作不久，还是当的司炉。不过那时在铁路上是有点小特权的，因为对特别快车，车站上还要供应免粮票的点心。四哥就可以趁此买一些回来存起来带回家。五九年的七月间，父亲饿的受不了就去找四儿子，也就是我的四哥，不巧他出车没在家。父亲在四哥的房间乱翻，在一个箱子里翻出二个面包，己长了绿毛，但人饿了顾不上这些，不顾一切的吃了下去。从此就病倒了。自此一病不起，直至死去。终年五十七岁。

父亲对子女很严，而且有些不讲道理。最严的是不准小孩子骂人和打架。无论有理无理，只要骂人和打架，回家一定挨打，没道理可讲。我们叫这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反正是不准打架骂人。父亲打起人来也不顾人的死活，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我见过的就有四齿耙，锄头，铁锹，等各种能当武器的农具，

因此他在家里有绝对的威严。无人能反抗，也不敢反抗。也就因为这样，我们这一代几弟兄都不会骂人，黄陂农村那样丰富的骂人的话我们都知道但骂不出口。父亲识字不多，但对小孩读书还是很用心督促的。我小时读书就记得父亲只要有时间就在我晚自习时陪读。他无法辅导什么，但有一个绝招，就是不管什么都要背。而且他不管听不听得懂，只看你背得顺口不顺口。若是背得不顺口就是没有背好。至于语文他就能听懂了。不仅他能听懂，而且还能纠错。听字音完全不受识字与不识字的影响。

父母生育了我们兄弟和妹妹六人。五兄弟一个妹妹。分别起名为东成、西成、小成、北成、天成、艳荣。老三本应起名南成，但南与难同音，怕将来事业难成，故叫小成。而且老三出世时，也不知后面还有没有，何况己经有了两位哥哥，当然算小了。但以后的事说明这个小成并不小，后面还有一大串，这是后话了。老大吴东成在穷人家是宝贝，这就是常说的穷人家重长子而富贵人家疼小儿。从小读过二年私塾，刚认得了几个字以后就通过在汉口住的舅舅家托人送进板厂当了学徒，时年只有十三岁。老二西成，就没办法象老大那样再找舅舅家帮忙，只好从十一岁时送到隔壁湾——孙家田去给一家做毛笔的人家放牛。据后来二哥自己讲，当徒弟是极为苦的事，所谓徒弟徒弟，三年奴隶。给东家倒尿桶，倒尿壶，看门，扫地；做完家务事再牵牛出去放牛吃草。牛不吃饱不准回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呵气成霜。身无御寒衣，在寒风中只好躲在田埂下面避风。碰上牛拉屎，就赶忙把手脚插到牛粪里取暖。回家后还要挨打挨骂。据说母亲也知儿子受苦，但是无法可想，只好有时偷偷的到二哥放牛的地方送点吃的东西。实在受不了这份苦，二哥逃跑过二次后，第三次就死活不愿再去给人家放牛。舅舅家没办法，也只好再找人帮忙送他去学了油漆工。一个木工，一个油漆工，这就是老大老二的终身职业了。老三小成到成年时刚好家里情况要好一点，父亲做挂面要人帮忙，田也要人种，因此就留下来没有再送去当学徒。老三出生在一九三六年，到解放时刚好十四岁。在家种田学做挂面，成为家中的一个好帮手。到一九五四年，三哥十八岁时，国家实行义务兵制度。这年第一次招义务兵，反正又没有要打仗，父母就送他去参军了。临走时母亲求人给他开了个假的证明说是共青团员，也好有个前途。这在刚解放那时母亲就能懂得政治前途的重要是很不简单的。三哥参军后先在河南省的汤阴县驻军，后开赴朝鲜驻防。三年后转业到兰州军工厂，那是个飞机制造厂，学的机修工和电镀。一九六三年因家中无人支撑门户，他在兰州也过得不好，加上厂里裁减人，三哥就趁势回来了，此后终老农村。四哥吴北成运气比几个哥哥要好一点，他出生于一九三九年，捞上了读书的机会。但读完高小后没能考上中学，从此失学回家。先当初级社记工员，后当了高级农业社的会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铁路上到农村招工，他当会计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要一个名额出去参加了工作。先当司炉，后当指导司炉，以后是副司机，正司机。以后在架修车间当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再后调到铁路机车车辆厂当工会主席。在这一岗位上退休。妹妹艳荣是最小的而且是家中唯一的女儿，从小比较娇惯，读书成绩不理想，读到小学毕业后上了初中没有读完就回家。成年后先嫁余焕堂，是武汉长江大桥守卫部队的连长，人很好，勤奋好学，老实厚道。复员后到黄陂县泡桐粮管所工作。后殁于肝病。再嫁姜厚德，人也很好，是中学老师，后当泡桐区的文教组长。余焕堂死后，妹妹找门路以三十岁的年纪办了顶职，先在罗汉粮店工作，后也转到炮桐粮管所，在那里退休。

大嫂李友荣，也是罗汉寺人。她娘家离吴家大湾不远，人很能干。身材与我家兄弟相比那是小巧玲珑的一类了。也只小学文化程度。三年困难时期全靠她在家支撑，三哥那时还没回来。正在办食堂时，大嫂刚好在食堂当事务长，因此对家里多少有些照顾。后来因随大哥迁到东西湖去而离家。二嫂辜喜荣，是我姑姑婆家那个湾子的人，有肺病，到我家不久就随二哥迁到西安市。三嫂李杏荣，是县西的人，那是三哥在兰州时自由恋爱找的对象，六四年三哥回家时一起回来。四嫂汪季云，是广水人，与四哥一起在铁路上工作，一直是食堂的管理员，在此岗位上工作一生。大哥有三男一女，女为长，名字是宝珍，三个儿子分别叫做：保明、保红、保亮；二哥有四女一男，名字是明珠、明月、秀芳、凌飞、定芳；三哥有三女二男，分别叫慧芬，慧琳、慧兰、建忠、建军。建军在二十一岁时早夭；四哥也有三女一男，叫做巧萍，青萍，建斌，争丽；妹妹有三个儿子。

二、家乡

黄陂县原属孝感地区，于一九九九年划进武汉市。东临新州，西邻孝感县，
南接汉口，北与红安相接。属丘陵地带，北高南低。北面是大别山的余脉木兰山，南为武湖。有一条小河由北而南贯穿全县，叫做滠水。这条小河在县城附近叫“县河”，在木兰山脚下叫轩河，到武湖才叫滠水。全长不足六十公里。水浅而清，每年春夏之交发大水。

黄陂土层很薄，家乡的农民有一句口头禅说“犁无三寸土”，这是因世代生活在这里己经习惯了这块土地的原因。黄陂土地为含铁多的黄色酸性壤土，极易流失。在武湖和县西一部分要好一点，但容量易受涝害。地表下一层薄薄的土层下就是一层厚厚的风化石，耕田时稍一不小心就会碰断犁头尖。这恐怕就是为什么黄陂的小铁炉闻名全国的原因吧。黄陂的马家湾有一门祖传手艺，就是化铁，一盘小小的化铁炉，俗称洪炉，配一个风箱。一人挑着就可以走遍各地。无论什么钢铁，都能熔化开接补各种钢铁器具。有一篇古文，说的就是一种技能，看人如何用它，有的能用来发家，有的则只能用来糊口。湖北汉川的马口镇，以马口铁闻名于世，但却没有能以此成就事业。倒是被外国人在广州开发区成立了规模巨大的马口铁集团公司。而黄陂的小化铁炉也曾一度闻名全国，解决了不少大厂所解决不了的问题。但也只能是小户经营。

总的来说，黄陂是个穷县。地面无出产，地下无埋藏。与周围地区相比，地面植被明显比四周县的要差一截，经几十百年长成的一些大树又在五八年大办钢铁时被砍伐完了。在黄陂北一带曾探出有磷矿，但均为贫矿而无开采价值。黄陂地壳又很薄，连做高层建筑的负载力都不具备。

黄陂的出产有名一点的就是武湖的银鱼了，但没有形成规模。曾经有点影响的是黄陂泥塑，红火了几年也垮台了。黄陂人像个好奇又无耐心的孩子，总是把好东西弄得不是东西为止。

黄陂北边的木兰山是一处较有特色的文化遗迹。那里有二大特色，一是佛道同一山，二是木兰干砌。我国历来佛、道不同山，凡是佛教建庙宇的地方道教就不去，反之也是。著名的道教道场就没有佛教的多，所以有“全国名山僧占多”的说法。道教有名的只有江西的龙虎山，四川的青城山，湖北的武当山。而木兰山是佛、道同山的，一山之上既有佛寺，又有道观。其二就是木兰干砌。木兰山上的建筑，无论多高，一律不用粘结剂，只干磊上去。木兰山在宗教上的影响深远，可及三省数十个县。每年八月是木兰山朝山的日子。四面八方人流如潮。山上的一草一木均被人赋予了一种能治病的神力，到木兰朝山的人到了山上回去时随手抓一把草，用瓶子灌一瓶水，都被当作能治百病的良药。

我的家在黄陂中部的罗汉寺。地名叫罗汉寺，是因这里曾经有过一个较大的寺庙，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也许就是叫做罗汉寺吧。我读小学时就曾在这个寺里上过学。那大约是一九四九年，庙里还有一尊大肚子罗汉。庙外有一口大钟。这些以后就不知去向了。罗汉寺从解放以后就划为一个区。吴家大湾是这个区北面的一个行政村。

吴家大湾背山而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山坡为东北、西南走向，因此居家的房屋就是面向东南，而不是正南。湾子的北面就是相对高度约百多米的伏马山。因山像一匹伏卧着的马而得名。山上原长有松树，但经五八年后就成童山一座了。伏马山的南面有二个山洼，是由三条山腿相抱而成的山窝。一个叫大洼，一个叫竹叶洼，二洼相连，东西相列。靠东的一个是较小的竹叶洼，竹叶洼的东面有一片平场，叫黄家塘。传说这里就是由江西迁到湖北黄陂的吴氏一世祖洪七公的阴宅。也是吴姓龙灯上山祭山之后必来祭祖的地方。

由于黄陂穷，地土薄，只能渡命无法发财，因此形成黄陂人爱出门另谋生路的习惯。也因此有了“无陂不成镇”的说法。黄陂尽管穷，但这里有一样东西多，那就是穷人。无论何人只要在外面略为混得像一点样子都能回故乡风光一下，因此也就形成这里即使穷也还总有人回家相探而不舍。这种容易显威风的人文环境，好多年来成为了在外谋生不成功的人的最好的安慰。

三、病弱的童年

我出生于农历癸未年九月初十日，公历为1943年10月8日，正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苏德在莫斯科城下对抗，国共合作还在维持之中，是整个世界黎明前的黑暗。但据说我的父母可是不怎么好，我出生时就体弱多病，据父母讲，到三岁时还不会走路，而到五岁时还不会说话。现在的小孩子可是有什么“三翻六坐九来爬”的说法，到五岁有好多都能背几十上百首诗词。与他们比我只好算是白痴一个了，我现在取网名叫做“老白痴”大约也是这个原因。大约是在三岁左右吧，母亲说我出过一次险情。因我不能走路，总是坐在一个大木盆中，这种木盆很大，大约有一米直径，深有八十公分的样子。那是做挂面的人家必备的东西，叫做“淘盆”，是用来淘洗小麦中的沙子的。一次祖母好心把家里做的汤圆弄了半个给我口中，祖母就忙她的事去了。一会母亲来看到时，据说我己面色发紫，没有出气了。这时母亲大叫起来，问这是怎么了。祖母说怕是汤圆卡住了。母亲说他又没吃汤圆，怎么会卡住呢。祖母说明了情况后，母亲当机用手伸进喉咙去一挖，挖出半个汤园来，再拍拍背，总算缓过气来。以后因为我口大，家里人就开我的玩笑说是被母亲掏汤圆掏大的。要命的是体弱不算，还天生是平脚底，注定了我这一生在运动上不行了。与同龄的孩子相比，我在用体力的各方面都差很多，而且反映迟钝。一般小孩子玩的游戏我都不能玩。比如弹玻璃球，踢键子，跳八关，翻跟头，都不行。打架就更不行了，甩石头也没别人甩的远。本来就身体不好，我一家人还有一样可怕的遗传病，那就是一家人都是沙鼻子，爱流鼻血。天干，天热，不小心碰到了，掏鼻孔时不小心都能引起鼻子流血不止。一流就是半天，用尽一切办法都无法止住。大凡农村止血土方法我们家几兄弟无不精通。什么热水泡脚，冷水淋头；什么用人头发烧成灰吹到鼻孔去；什么丝瓜蒸水喝等等，都无效。看到我们兄弟流鼻血的人无不害怕，往往一流就半脸盆，流到人明显没有血色。最有效的还是一种农村常见的止血草，学名叫“墨汗莲”的最有用。

小时候是在罗汉寺渡过的，当时我家还在做挂面，每天要负责磨一“作”面出来。磨出来的面粉要刚好够一次做面的需要，叫做一作。大约小麦三十多斤不到四十斤的样子。为了多出粉，要把麦子磨到麸皮发红才算合格，一般麦子都要磨到七次才行。不象现在用机器加工，那很方便。那时是用很大的石磨，靠毛驴拉磨。磨一次后要立即过筛。因为多，这种“筛”是较大的一个柜式东西，长方形的装有罗底的筛就装在这个柜的中间，靠人用脚踩动，使这个大罗筛往复运动。一往一复都撞在一根埋在地下的木柱上，发出很大的声音。从早晨开始要到晚上太阳快要下山才能做完。这件事就叫“撞罗柜”。我大约是从六岁开始就承担了这一工作，在我之前这一事是四哥的责任。家里为了引诱我好好的干，答应每天给我人民币二千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二角钱）但那时的钱购买力比现在高得多。二千元钱可以买到七个到八个鸡蛋或者买到六根油条。当时我不会花钱，只知道钱能买东西，上学也要钱，但没有花过。不过总是存到一元多时就会被盗。而且哥哥们也都帮着父母说看到有人拿的。我也不知道当时会那么笨。有人看到还会让别人偷钱吗。我当时的思想是并非不愿意做这事。也就不怎么在意钱被偷的事，只要父母不打我就好了。特别让我爱做事的原因是干了一天事后父母就变得格外宽容。剩下的时间可以由我任性的玩，而不会担心挨打挨骂。我小时候是表现得很笨，行动迟缓。但也过得意之作。那就是有一次家里炒了很多蚕豆，每一个人分得一大包，讲明是各人的吃完了就不准再要别人的。我的四哥那时也并不大，当然他们大约也不会拿我的蚕豆吧，但那时小，生怕哥哥和妹妹偷了我的蚕豆，我就很用了心思，把分给我的一份藏起来。看到我那么认真的样子，我的两个哥哥也就真的去找我的蚕豆，但也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找到。最后他们都很奇怪，问我，你是把那些蚕豆放那里了。我随手一指，原来，我是放到大家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我那时几个哥哥都在家，都说：“没有想到天成还这么狡猾。”这要算是对我小时候的笨还不算笨到让人绝望的一次说明吧。大约在四岁时，因为我的大舅舅没有儿子，而我家兄弟又多，母亲就把我送给了大舅做儿子了，但在那里，没有住到一年就得了一场怪病，腹大如鼓，面黄肌瘦，没有食欲。这种病当时叫做“隔食”，这是一种什么病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在当年的汉口因病治不好而被退回了家。看来我从小就是按实行三包而送给舅舅做儿子的，要不好还可以退回。送回家后，当时像我们这样的穷家小户是不可能进正儿八经的医院的，好在母亲有不少的各种奇怪的办法，她早就会“挑食”。就是把患病儿的双手指关节绷紧，用一枚绣花针挑破外皮，挤出里面的汁液，然后要去检那种成形的鸡屎，烧成灰再用红糖水冲服。母亲一生用这种方法治好了不少小儿，我也就是这样一弄就治好了。事后母亲说我命中生成乡下人的命，在城里活不好。看来这也真的是运气使然，如果当时能在汉口生活下去，也许以后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了。

四、我的小学

做挂面是季节性的事。每年夏天收过麦子后到年底是做挂面的季节，而春天到夏初就不会有人要做或买挂面了。因此这一段时间我就会没有事。到七岁时发蒙。发蒙又叫启蒙，就是学认字读书的意思。当时教育还很落后，小学不普及，私塾和公立学校同时并存。农村孩子能在七八岁时正常进学校读书就不错了。那时的学校有不少地方与现在不同。一是分初小和高小，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叫初级小学；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叫高级小学；二是不叫年级叫读几“册”书。当时是按语文书的几册来分的。一般是一学期读一本语文书，叫一册。读到八册就是初小毕业了。我是七岁时在罗汉寺小学读的一册，但到了下半年要“撞罗柜”就只好停学回家。到第二年没事干时就又进学校，只好又读一册。这样我读了两个一册而没有升过级。直到搬回吴家大湾才又重头读起。好在那时读书的年纪都偏大。我也就不算是大龄学生，甚至还算是正常得很。当时是春季招生，读到四册时，因为引进前苏联的制度，要改成秋季招生。这一变就使教学秩序乱了，四册就是二年级下学期，当时正是在下半年。改制后就成了下半年是一学年的上学期。要是还按几册来分，那么下半年只有三册，五册。因此我们读四册的班就必须一半跳到五册，一半降到三册去。我有幸，这次跳级到了五册，这样在进大学后就勉强不算大龄学生了。也就这样一跳，我的同班同学就几乎都比我大二岁到三岁。我本来身体素质不好，再加年纪小，就格外的无法与同班同学玩到一起去。更不幸的是我家兄弟五人，都长有一头癞子，旁人都觉得有一股腥味难闻得很。我当然也无法幸免，这就更加深了我的自卑感。好在从小我就懂得了，在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成绩榜和老师的表扬是只看成绩，不看头上有没有癞子的。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子，都有自尊心，不愿意被人轻视。如果在一方面不行，一定会在行的地方多下功夫补回自己应有的一切。每个人都会找到让自己在心理上得到平衡的出路。这一点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是如此。瞎子的耳朵灵，文盲的记忆力好，都是这样的。而在心理上每个人都在不自觉或者说自觉地扬长避短。并以此决定着自己的一生。从这点看来，保护小孩子的自尊心是至关重要的事。

从小，我就感受到了只有两件事能打破我的孤独和保护我的尊严。那就是讲故事和得到好成绩。小孩子都爱听故事，但能讲的不多。老人讲的都是些鬼故事和男女关系方面的故事。这不合小孩子的味口，而我能讲的都是最新的小孩们最爱听的新故事和美丽的民间传说。开始，我是把由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后就有意识的多看书以保持我总有好听的故事给大家讲。为此，想方设法借书，租书，换书。有时一本薄书换了别人一本厚书，为了能及时交还就必须看得很快，不然到人家看完了来交换时自己还没看完就很不痛快。这样，从小就养成了我极强的阅读和口头表达能力。导致有的同学自己有书不看，专门送给我看后，好让我讲给他听。不仅如此，这个同学还要代作宣传，说我有一本某某书在吴恒春那里看，他看过后就会给我讲的，到时你们一起来听。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同学们听故事的味口也越来越高。这就逼使我能讲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因此记忆力也得到了锻炼。只要我一讲起故事来，身边就总是围着一群同学，他们也不嫌我头上有癞子了。终于我乐此不疲，会讲故事成了我的商标。阅读能力强；记忆力好；口头表达能力强这三条成了我立足人世的最有力的三大法宝。常言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真是太有道理了。至于学习成绩好则是其果而非其因。在小学时我就深切地感受到受人歧视的苦味和叫人无法容忍的内心痛苦。这种受人歧视的痛苦最苦之处是难以与人分担，只能是冷天喝凉水，点点滴滴在心头。因此一个感觉到受人歧视的人一旦有表现自己特长的机会肯定是不会放过，那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个木板一样不会轻易松手。为此也带给我终生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表现欲很强，一有机会就自觉不自觉地要表现自己或为自己解释，在很多时候显得不够大气。

学习成绩好也是我自小以来足以自信的地方。我读小学的时候正是教学改革的高潮，农村小学经常举行观摩课，公开课等活动。而每一个老师总希望自己的学生为自己争气，能回答好课堂提问，以配合好自己的讲课。这时如果一个学生被提问而莫知所云，那是很扫兴的。所以遇到观摩课，老师的课堂提问也都是有意的找那些平时成绩好的学生。而我在这此方面不仅能回答问题，而且保证很精彩，为此老师也并不太在意我是否头上有癞子。遇有课堂提问，要大家举手回答时，这也是我争取表现自己的机会。别的学生认为这是一道难关，而对我来说，这是表现我的身价的机会，是收获到一些别人的羡慕和重视的最好办法，在这里能得到我平时在生活中失去的东西。也因这个原因，每次自由回答问题的机会我总不放过。很多时候，一道问题点了好多人回答总是不能令人满意，而最后来定的也大约总是吴恒春了。这也使我很得意。

说到讲故事，不能不提起我的母亲。我最初的故事大多是从她老人家那里得来的。母亲很会讲故事，而且很有表达能力，在讲故事时也会故意弄些悬念。最重要的是母亲对我讲的故事总是劝人向善和开发智力方面的故事，比如“风鱼腊肉不如盐白菜”“黄莲为什么会苦”“王恩、负义和韩世益的故事”“傻瓜学说话”“傻女婿的故事”以及一些龙图公案里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找到了自己争得荣誉克服自卑的方法和力量。

光是讲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完全不能满足爱听故事的同学们的要求，而我能得到同龄人的承认的又几乎只有讲故事这一条。成绩好是课堂上的事，生活中却很少有那个同学因你成绩好而去接近你。为此，我不得不自己多看书，只要是能讲故事的书我都看，看来看去也就看成了习惯，也看出了兴趣。我看的第一本书是《薛仁贵征东》，第二本书是《五女兴唐》接着就是《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五鼠闹东京》。到了初中以后学校有图书馆，看书方便了，有书的同学也多了。在初中时就看完了当时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演义类小说。什么封神，水浒，东周，说唐，随唐演义，七侠五义，大五义，小五义，七剑十三侠，三国，西游，儿女英雄传，平妖传，镜花缘，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等和短篇中的三言二拍。这些书中，当时看得最吃力的是东周列国志。那书的语言文言程度太高，难懂，我几乎是硬着头皮看完。但看完了东周列国志，高中阶段的古文也就算是基本过关了。

在小学阶段，不能不提起一位姓胡的年轻老师。我们那是农村，条件当然很差。一般老师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很少有外地来的老师，更没有大学毕业生到这个穷乡僻壤来。一九五四年来了一位因婚姻问题不满家庭，自愿来到伏马小学的年轻体育老师，是大学毕业生。人很帅，对人也很和气，在我那小小的心灵中简直像天人一样受到无限的崇拜，这个老师叫做胡烽。过冬天时，老师们都时兴叫一个小孩子陪自己一起睡，达到取暖的目的。我因长得丑头上又有癞子，这样的事当然肯定都轮不上我，再加上我还有尿床的毛病，因此从来也不爱和人一起共被子。这一年胡老师偏点上了要我与他一起睡，真是既幸福而又惶恐。在第一个晚上，我简直没合眼，怕尿了床丢人。第二天忍不住就睡着了，也就真尿了床。早晨起来时胡老师什么话都没说，悄悄把被单被子都洗了。自那以后我死也不再到学校陪老师睡了。这个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我，没有歧视我。这样，这个老师在我心中留下了不灭的映像。可惜我考上中学后不久的反右运动中，把这个老师划为右派，后来听说这个老师自杀了。死时不到三十岁，还没结婚。为此，我很痛苦了好大一阵，因为这是第一个给了我信心和自尊，不歧视我的老师，更何况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那样完美、高大。一个人能受到自己所尊敬、崇拜的人的肯定和重视，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动！

一九五七年小学毕业了，我考上了黄陂三中，这是全县二所有高中班的完中之一。离校后因自卑作怪，怕他们看不起我而不敢打招呼，也不敢叫他们，只能躲开，我对小学老师都敬而远之。但因此而得到老师的评语是骄傲自满，看不起老师。这一点给我一个教训，那就是自卑和骄傲有时表现出来是很相同的样子。而且大多数的外表骄傲的人，内心都有自卑的内核。我在小学时最多的评语是“好事爱动”。这是吴庆荪老师给我的很文雅的评价。说我爱在课堂上玩东西，不专注听讲，这个缺点一直保留到高中毕业，这是来源于我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记忆力较强的原因。我爱读书，不分什么书，只要到了我手上都能很认真的读完，因此发了新的课本也总是一口气的读完。当时小学有常识，语文，历史等，都是故事性很强，很有阅读性的东西，读过之后大多能记住。再加上如果老师的讲课照本宣科的话，就使我听起来味同嚼蜡了，因此只好弄点东西玩。到高中以后就不是玩东西，而是睡觉，这是后话了。

小学老师是对人的一生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人，他们对一个孩子的态度能在其一生的学习工作和做人上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道路。到现在，我离开小学快半个世纪了，但小学老师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

吴庆荪，我同村的老读书人，读的古书，私塾先生。毛笔字写得好，己死去。他教我达四年多时间，是对我影响较大的老师之一；

黄庭祚，黄家大湾的人，中专毕业，家庭地主成份。他到伏马小学时是任校长职务。工作认真负责，会画爱诗，不怕吃苦。身材不高，背稍驼，教我数学课。

周克非，周家寨人，就是我祖母娘家那个湾子的人。教我历史，教书照本宣科，而且人很刻薄。一次我讲故事讲到“不入虎穴，马得虎子”时被他听到了。他当时不说，也没有提醒或纠正我，但到课堂后他在黑板上写上“马”和“焉”两个字叫同学们认有没有不同。同学们都说不同，但后一个不认得。这个周老师说你们不认得，吴恒春同学会认，请他来教给你们。于是点名要我起来。这时我当然知道我是读错字了。也就不肯起来。为此，周老师在课堂上大发议论，让我当时恨无地缝可钻。这件事我没有受到直接的教训而受到间接的教训。那就是伤人的自尊心是对人最深的伤害。因为那件事我不认为有什么错，一个小学生不会认那个古文中才有的“焉”字没什么不得了的。用不着小题大做。

吴东初：石堰村人，教常识。我的同宗。

吴育周：吴家大湾人，与我同辈，教我历史；

吴伯勋：吴家大湾人，也教过历史，在江西煤矿当过账房先生，讨了一个说的话无人能懂的江西老婆，而且还是个神经病。伯勋老师由于历史问题而自杀；

耿普山：耿家大湾人，教数学，人很高大，也很和气。

耿普德，也是耿家大湾人，教数学，以后调到中学教数学。

小学同学有：

吴家大湾的：吴倬芳，吴顺才，吴传琴，吴恒距，吴大启，吴序森，吴传新，吴传楚，吴传珍，吴人民，吴育川，吴育高，张继祥，李述桃，吴小顺，黄小桂，

石堰湾：吴传法，吴金波，吴人喜，吴腊娥，吴才爽，吴顺姣，

沈家田：吴道太，吴道来，吴文华，黄秋先，

旁边几个小湾的：刘木生，黄传良，耿良范，耿良欢，

在小学阶段，己经有篮球了，但我从未沾过。就这样进入了中学。

五、初中

一九五七年，我参与了到县城的统一升学考试，那是我有生第一次出远门到离家三十里以外的地方去，但是实在什么回忆都没有。回来后也没有多关注考的结果如何。这多半是因为那时谁也没有把考上考不上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这次考试结果很是不错，恐怕是伏马小学历史上最出风头的一次考试了，那一次就考上了黄陂三中十四人。其中就有吴家大湾五人。这五人是：吴恒春，吴倬芳，吴顺才，吴传琴，吴恒距。恒距、传琴是辛己的，四一年生；而倬芳，顺才是壬午的，四二年生，不是大我一岁就是大我两岁。而且家庭环境都比我好。这就是我的初中同学。

离家到学校报到是在五七年九月初的一天。父亲送我到了村口。这在一贯不表达对子女的任何感情的父亲来说是很不容易的。特别不容易的是在临别时还特地说了几句勉励我的话。父亲说：伢啦，你这次能考上中学不简单啦，你是我们家第一个走进中学门的文化人了。过去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你现在己经读了六年书了，再读到中学毕业就是过去的一个秀才了。要读这样大的书，过去不用车子装钱是想也不要想的事。他这一段话就是我这一生听到的最多的一次带感情色彩的话了。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同样类型的语言。但这些话对我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它使我有了一种使命感，也带着一种自豪感。由于父亲平时对子女从来没有好脸色，所以能有这样一段交代，其力量是前所未有的。

自此后，我就一步步离家远了。

黄陂三中建在木兰山下，轩河旁边。那里山青水秀，真称得上是风景如画。这是一所完全中学，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班都有。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了不起的大学校了。全校一共有十七个班，当时的校长叫裴伦。是一个区一级的干部，相当于县里的局长，这也是我当时见到最大的官了，其实小孩子也有很强的好胜心，总是希望自己的一切都比别人强，连学校领导的级别也是比的内容。我们的小学校长只是个见了村长也要说好话低声下气的人，而这一下，校长是个区长一级的大官，为此我也很自豪了一段时间。

到学校的第一件事是分班后的编坐次，这是我受到的一次下马威式的洗礼。农村学校编坐位时，是大家到教室外面站队，按高矮顺序站好后，再由矮的先进，从前到后面顺着坐。这样编坐的好处是大家都不会有意见，而且不至于高些的同学在前面挡了后面的同学。这样一站，与自己同坐的人不是自己前边一个就一定是后面的一个。为了避免和我同桌，站队的时候都不愿和我站在一起，唯恐与一个癞子同桌。偏偏当时我的个子又小又矮，一般总是女生与我一起站。当时的场面真是叫人万分难堪。几个女生推来推去，谁也不同我一起站，直到老师说话了才免强站好队，但我前一个人和后一个人的位子都空着。刚开始一个学期，我也真是享受到了这种特别的待遇，一个人坐一个桌子。到下学期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叫李玉华，年纪比我大二岁，身材也比我高一些，人很白，脸上有一点白麻子。但在那时，我看来她真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了。因为她没有回避我而和我坐到了一张桌子上，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初一下的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她有时就把由家里带来的花悄悄地放到我桌子抽屉里。我把这看作是对我的一种友好的表示，尽管她也有可能是为了避免我头上那难闻的气味。看来事实也不是，因为以后她也还给我桌子抽屉里放过各种水果。为了投桃报李，我也不惜想方设法给她带去过我家里刚好有的栀子花和樱桃。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争桌子而互相打过对方的手臂，当然也很少说话，不光课堂上不说话，就是课外也很少有话说。我就在那里默默地享受着一个小女生对一个更小的男生的宽容和同情。这种宽容对于其它一些同学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我却是一种终生难忘的恩惠！

班主任叫做朱德鹏，是一个兼做团委书记的年轻老师，很会说话，也很有责任心，总想把他当班主任的班弄成为全校的模范班，以与他的身份相适应，这样导致我们也很有一种荣誉感。但他对我的评语就远没有我小学的老师那样有水平，他不是说我“好事爱动”，而是说我“爱做小动作”。当然事情是一样的，我爱在课堂上玩各种小东西。用朱老师的话说，就是我什么东西都能玩得很有味。玩钢笔，玩小刀，玩扣子。实在没有什么好玩就玩自己的指甲。同桌的李玉华也不爱管我，顶多在老师的眼光转向我的这一方时，用手臂撞一下我的手臂算是提醒。受到批评后，我慢慢地不再玩东西了，但又变得爱在课堂上睡觉。这也是由于我身体有病，经常头昏，而且很严重。但这样的病当时我并不认为是病，只是觉得没有精神。好在我养成了自学的好习惯，每到发了新课本总是在头一个星期内就把各门课都看完，而且有了一定的理解。这样在睡觉时就能有重点地睡着。每节课我都大体知道讲些什么，会有些什么内容是我不懂一定要听老师讲解才能过关的。因此在睡觉时，精神上总有一定的准备。我不知道其它学生是不是会有我这一样的习惯，那就是无论睡得多么熟，只要到了该醒的时候就会自觉地醒来，至少我就能这样。睡觉的姿势就更有很大的讲究，那就是不能让老师一眼就看出某个学生是在睡觉。只要一到课堂上，我总是用手把头支起来，并保持这种姿势不变，睡着了和没睡着外表姿势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没有人能太去注意这些。到后来，我睡觉成了习惯，又不影响成绩，好多老师知道这一点就也不再追究我上课听讲的姿势或睡觉不睡觉的事了。

初中时我的隔坐是一个叫陈绍莉的女生，这个同学与我一样也有一个不好的毛病：总爱有事无事吐唾沫，而且有很大声，她的桌旁老是一滩湿的。陈绍莉的同桌是一个很温顺的女生，叫祝绍芬，皮肤有点黑。典型的瓜子脸。她们既没有明显的歧视我，也没有明显的同情或宽容我，老死不相往来。

与我一起坐前排的男生还有李绪寿，张儒焱，刘扶中和一个姓胡叫胡贤平的同学，胡贤平是个孤儿，但人很聪明，很受化学老师丁贡瑞的偏爱，开化学课后他是化学课代表。这是一个小组，全组一共八个人。这几个男生除张儒焱外，以后都是学习上的尖子。其它几个一直都是小个子，而我到高中以后就变成了大块头了，也就再没有坐到一排的机会。

在初中时，同班的有几个特别的人。那是来自塔尔岗的几个同学，叫做彭坤松，彭锡保，彭国栋。这几个人的特殊是因为在初中还没毕业时，就有彭国栋等和外班的几个同学被打成了反革命。说是他们组织了反革命集团。叫做什么救国党，说是有纲领，有组织，那个彭国栋是总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政治，这件事到现在是真是假我还弄不清楚，我死也不相信一个才只十六岁的少年能组织什么反革命集团。但事实是他们的一生就这样被葬送掉了，从此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到1999年，我回黄陂时到县里找老同学玩，打听到与彭国栋同村的彭锡保在县里当反贪局的副局长，要到这个副局长的电话号码。这才打电话的时候问了一下，说是那几个“反革命”都在家里种田。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这句话就是说的从政这种情况。大凡管大事者，无论如何不能有轻举妄动的行为。所谓圣人无私事，连生活起居都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大事，何况一个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一个君王的私人爱好与全国百姓何干？但就是影响了全国的风气。反右仅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政治上的权力之争，把它变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就无疑会有不少无辜者落马。制造了不少的冤案，牺牲了不少的有才有志之士！

反右斗争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个政治运动，尽管并无什么大的映像，但毕竟是在我的身边发生着。在感情上我生平最敬爱的胡烽老师死了，而黄陂三中一个叫彭方琴的高个子数学老师，也被划为了右派。这个彭方琴老师原来是黄陂三中的教导主任，教我的平面几何，人非常好，教书也极为尽职尽责，是个好老师。但他打成右派后，我只知道他是好人，但不该反党，可惜得很。

在初中阶段除了反右之外，最大的事就是参加了影响巨大的大跃进。大跃进是一个阶段，人为地要求高速度地发展经济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行动和实行一系列政策的总称。它包括要提高全国钢铁产量、要提前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伴随而来的是全国的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统称三面红旗。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最具影响的就是人民公社了。当然还有其它内容，但当时我自己还不能理解到这么多，只能从身历的部分来认识历史。

先说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在政治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应该说是任何一个新的政权所必经之路。这就是农村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镇压反革命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那是为了建立起适应一个政权所必然的经济措施，而且也是在延安时期就定的既定方针。而大跃进只不过是要把这一进程提前。但这一头脑发热就导致了中国十几年的大倒退。

在一九五七年时，全国的钢产量还只在七百万吨左右。中央提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要翻一倍还要过头达到一千七百万吨。而按正常的途径当然是不可能的。中央就想出了“打人民战争”的办法。想学当初的三大战役，男女老幼齐上阵。这就出现了全国人民大办钢铁。这在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提法，而落实到我们这些小而又小的老百姓头上，就是一场大灾难。几乎是一夜之间，小高炉遍地开花，在各个村落，每个学校，都建起了炼铁的高炉。有的小学也不甘落后，群起效仿。黄陂三中是当时全县的两个最高学府之一，当然是更应走在前面。正式开始炼铁那是在一九五八年，我十五岁。前面已经说过，我一直身体不好，体质很差。但在每个人都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应该比女生强得多的男生，必须承担起一个男生的义务。从这时起我就尝到了在大规模的运动中个人身不由己的滋味。我们先是筑炉，也记不住是那里来的师傅，教我们用木板，先钉成模板。带点弧形的两块板用销子固定，两块板中间留下约二十五厘米的空档，然后在里面用黄泥夯实，再松动销子，取下模板，顺着方向再筑下一截，这样一圈一圈地往上筑，做成一个碉堡形式的东西，装上炉条，留下通风口出料口就成了高炉。筑好炉后，就要弄燃料和原料。炼铁的原料当然是铁矿。黄陂没有铁矿，也不可能到有铁矿的地方去运回铁矿。我们就找含铁量较高的铁沙，经过人工用水淘洗后变成很纯的铁沙，然后就由学生挑回学校。我们淘铁沙的地方在黄陂三中北偏西约二十里的梅店附近，当时天己秋凉，早晨水寒刺骨，每天按军事化要求，大家都起来到水塘边开始工作。男生就挖山挑土，年小男生和女生就在水边象淘米一样在水里淘洗含铁沙的泥，一直到盆里成为纯净的铁沙为止。为了速度快一点，一边淘还要一边用手指当搅拌器，一边不停地转动脸盆，一边不断地搅动泥沙，把泥沙洗掉，留下比重较大的铁沙，原理就像淘金一样。这就难免手指长期与盆子边缘磨擦。时间久了，大家手指的指甲就只剩下一点根而只看到肉棒棒了。但年轻人在一起也不觉得苦，我因体弱，所以总是感到很受压抑，因为实在干活比不过别人。其中不知有一次花多大的决心，才放了一个卫星。“放卫星”是当时的一种对创了纪录的一种说法。淘铁沙完了后，就是运输回学校的事了。这对我来说是更大的难关。因为淘铁沙不管多么苦和累，总是有大家在一起，不至于一人落单。但要长途挑运重物，那就不一样了。我的同班同学大都大我一岁到二岁，有的还大到三岁以上，即使是与我一样小的男生，也都比我有力。挑铁沙时，一般是用洗脸盆。有的男生用自己的裤子，把两只脚口扎起来装上铁沙搭在肩膀。而我是用两个小小的脸盆，装上大半盆铁沙，也有近六十斤，在别人看来还很不成样子，而对我来说是尽了全力还感到不堪重负。更何况我还是不能走长途路的平脚板。结果，总是人家到学校洗了澡还有力到操场上玩得兴高采烈，我才半死不活的好容易咬牙撑到了学校。放下铁沙就不能动了。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三个月才改作别的事。

大办钢铁回到学校后，整个社会就己经露出了粮食紧张的迹象来。这就是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的恶果。接着大办钢铁运动的是五八年底的为了克服粮食困难而兴起的学校种菜自救运动。六九年春，我们开了一些菜地，同学们都参与了种菜，以便改善生活。在种菜中又开始了万首诗歌的活动，这是要求每个同学创作诗歌。我被任命为采风人。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何谓采风，只知道是叫我收集同学们的诗。长大后才知道，中国古人把民间诗歌叫做“风”，春秋时的诗歌总成的《诗经》就分风、雅、颂三大部分。采风当然就是采集诗歌了。这以后又懂了一点就是风还与性有关。成语中“风马牛不相及”的原意是：牛和马是不会交配的，发情的牛和马互不相干。至于用风骚来形容文学天赋则来自于诗歌称“风”，而屈原的大作影响深远又叫做离骚。合起来，风骚就是对文人的一种格外的推崇。这次的采风，最大的收获又是我个人。通过这一活动，我培养了对诗歌的爱好。从我身上也表现出了我的父母当年编说彩词的天赋。农民常说的合辙押韵的“四言八句”我几乎是张口就来了。编了多少我自己也不知道了。反正几个采风人中是我的收获最多。这里要提的是，李玉华也是采风人。但她只读者到初中就退学了，很长时间没有她的消息，到前几年才又听说她后来读了师范，毕业后当了小学老师，在孝感工作。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想再见她一次，我要告诉她，由于她的宽容，使一个备受自卑感压抑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安慰。

一九五八年是在我这一生中最难以忘记的一年，除了大办钢铁外，实际这是我们国家走上全国性大灾难的一年。与工业上的大跃进相适应，在农业上也有一套飞跃的措施。那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我想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可行而且是有效的。中国农民刚分到田地，耕牛农具都不齐全，而且一家人力量有限，无法抵抗天灾人祸。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刚翻身的农民很可能又在自由竞争中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老话说，助人以鱼不如助人以渔。这与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阶级要自己解放自己的意思是一样的。但中国刚解放时的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其实就是助人以鱼的事。为此就要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在刚开始，这一方式是被农民真心的接受了。先是农民自愿，几户十几户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互助组。这样就能集中劳动资料和人力，大家一起能够各尽其能，互通有余。因为这时的合作社规模还不大，所以叫做互助组。到后来，几个互助组合并起来组织成更大规模的组织，就叫做农业合作社了。这种社与以后的更大的合作社比起来，还是不够大，所以叫初级社。初级社的时候，一个社有三四十户不等，也有更小的和更大的。到五七年，全国在国家有意的引导下，合作社的规模不断往大的方向发展，终于出现了以村为单位的高级社。农民的集体化意识没有随着合作社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甚至可以说，本能存在的合作化的好处，农民还没有感受到，就以一种叫人无法接受的快马加鞭式跃进，而暴露了更多潜伏的弱点。到五八年时，从上到下提出了一系列叫人头脑发热的口号。“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干不到的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时给人的映像就是中国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而对共产主义的形容是可以不干活，想要什么就会给你什么。典型的几句话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花花世界，人面桃花”这话出自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之口。在这样一种发疯式的鼓吹下，人人都认为吃饭没有问题了，世界将会无限美好。

人人都发疯了。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叫人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现实的社会。小麦亩产到了十几万斤，水稻亩产到了半百万斤。人民公社的规模发展到了一个区一个人民公社。而且每个生产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在公共食堂里，炊事员一律穿白大褂，吃饭不要钱，各取所需。而且每餐是四菜一汤。

那一年，我十五岁。从家里到学校，一共三十里路。我走到学校要大约三个多钟头。我们一个湾在黄陂三中读书的共有五个人，其中我最小，而且身体不好，走路不快。一路总是被弄得好不狼狈，他们有时故意整我，一路小跑，偏不等我。有时天黑了，又是山路，在到学校的路上，我没少被他们整得哭过。因为农村中午饭总是吃得较晚，特别在冬天时有时是只吃两餐，午饭有时就到了下午四点钟，再加上冬天的天又短，五点多钟就天黑了，弄不好，从家到学校总要摸一段夜路。在五八年下半年，那是我们的好日子。出门根本不要为吃饭发愁。一路走去，碰上那里开饭，只要往食堂一坐就会有人送上饭菜上来。既然是吃饭不要钱，当然也就不管是什么人了。我们从家到学校。沿途经过溜子湾，离家五里左右；再就是我的叔外公家，叫吴学湾，离家八里路；再过去就是白木港，离家大约二十里路；再过去就是陶油粑湾，离学校就只有五六里路了。这一路走过去，只要想吃饭，随便那个食堂都可以吃到。在刚出门不久到吴学湾吃过后，走到了白木港再吃一次。几个半大青年人，一进食堂，大模大样的往桌旁边一坐，也不用说话。很快就有炊事员推着小推车送来饭菜。饭是用瓦钵子蒸的，又是刚种的粳米，很好吃。但我们纯粹是无聊，有时只吃几口就放下了，也不管浪费不浪费。为了把农民拉进共产主义，在办了大食堂不久，就强迫农民关掉小灶，不准各自开伙。有时还要到各家各户去搜，强行收缴各家的米面。有甚者还把农民的铁锅也收来毁掉。让你不得不吃大食堂。这在开头，还在主观动机上是一种愚昧的好意，但到以后就是因为大食堂无米为炊而带有把私家的东西拿来充公的意思了。

五八年这一年，先是大办钢铁，为了要木炭，把山上的树砍掉了。我们湾对面的沈家田的一棵数百年的老松树就没能躲过这场浩劫。那是一棵二十多里外都能看到，远望亭亭如盖的一棵标志性的古树。有的高炉不出铁，为了出铁，也为了办大食堂，把农民的铁锅收来放到高炉去炼，那当然会出铁的，就这样去向上级报喜。再加上大办食堂的后期，没有米了，又硬性把农民的私有一点粮食收来凑数。到年底，就真是民穷财尽兼山穷水尽了。树砍光了，米吃光了，铁锅没了，农民的共产主义梦还没做到半年就落到了不能裹腹的境地。各家各户当时真是比经过日本人搞三光政策时弄得还光。

当时学校里学生定量供应的口粮是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半。世上的东西就是很有些奇怪，你不着意去要它，它对你不太重要，反而不经意间就有了。一旦这件东西变得非常重要时，反倒又遍求不得。从五八年底开始，粮食日渐紧张了，于是也就有人开始打起了这份学生口粮的主意。先是规定每人每月要节约五斤战备粮，接着又是要再节约三斤节约粮。这样，在名义上我们口粮就只有二十四斤半。这点粮食还是名义上的，因为还要扣除经手人贪污的部分。实际上我们到手的口粮几乎不足二十斤。每天大约三百五十克。这在没油没菜的情况下也就只能够正吃饭时的小伙子一餐的量。这在那三年困难生活中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优惠了。到五九年我们读初中三年级时，农村更是惨不忍睹。树皮、草根，野菜、观音土；海带花、莲子壳、棉籽壳、粗谷壳；总之是一切能吃进口而无怪味的东西都被人送进了口中。那时既不是为了营养，也更不是为了好吃。仅是为了让肚子里面有点东西，不要空得难过。经常吃了些怪东西后无法大便，实在撑得不行要大便时，就得准备一根小木棒从肛门中往外一点点的掏。一次大便要花二个多小时。

六九年，我们家从三月起到年底就几乎没有看到过粮食。为了对家庭尽一点责任，我每周从周六的早餐开始就不吃饭，到下周一的早餐，共向学校退回七餐的口粮，也就是有一斤半米吧，带回家中。这点粮食就是我家中一共六口人一周的救命粮。当时家里有：父母、大嫂、妹妹、大侄女吴宝珍，大侄儿子吴保明。平均每人每天能摊到正经粮食十多克。为了补我自己的口粮的不足，就每次回学校时，由大嫂替我炒一钵子的野菜，如南瓜叶子，花生梗子，黄蒿等，再就是有白萝卜时带一小书包到学校去顶口粮。就这还算好的，这是家中有个学生，没有学生而外面又无人的家，就真的是整年的看不到大米。原来我们当地不吃的东西都弄来吃了。蛇、蛙、泥鳅、河蚌、猫、各种飞鸟。我们国家曾把麻雀当作四害之一，用了很大的力气都不能灭掉，这年连麻雀都没有了。农村很多人浮肿，得病无治，越是身体强壮的人死得越快。饿死了不少人，但谁都不敢说出来，一切死的人都归于病。政府实在无法，号召大家多晒太阳，就好像人是植物一样，只要阳光空气和水，进行光合作用就能生长！再就是对一些要照顾的人发给一点黄豆粉。

这样没有东西吃的日子一直延续到六二年才算是慢慢有了一点改善的迹象。那时的人的肚子也特别不争气，特别的大。一个人只要有吃的，很轻松能吃下一脸盆的东西去而且不觉得涨。我一餐就吃过整整二斤米的饭。从五九年到六二年，是我从十六岁到十九岁的时候，是年轻人正长身体的时候，却是这样饿饭过来的。我本来从出生就体弱多病，再在正需要营养的时候过这样的日子，这真叫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好在那时，大嫂在公共食堂里当事务长，食堂到最后没什么能给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吃了，有时就把碎米和麦田里常见的一种叫做“锯耳草”的草混在一起蒸成园子，每人分一个到两个。这个东西当时算是很不错的了。比粗谷壳好得多。那时的人不叫生活，叫渡命。我的父亲就死在这一年。

为了便于大便，我在那两年，手头有一样“宝贝”从不丢弃，那就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的一根眼镜腿。有很光滑略带一点弯的头子，又不易折断，这是专门用来大便时挑肛门的，它比木棍好的是不容易伤肛门，而且卫生。这在现在说来几乎是一个大笑话，每次大便，都是一种叫人痛苦的经历，是一场灾难。腹涨时要大便了，要找一处比较舒服的地方，最好是有东西能让手抓住，免得头昏眼花时会倒了下去。人一蹲下就得准备长期奋斗，通常是挣得面红脖子粗，眼冒金星还是半点也拉不出来，再用劲就是肛门开始流血了。这时就只好手上拿一根小木棍之类的东西耐心地从肛门中一点点地往外挑！一场大便完后，大便处，木棍上，有时还有手纸上都是血。

这二年每次从学校回家，都是一场不亚于红军长征的远征。区区三十里路，对我来说真是难于上青天。为了送回一点大米，又不能不回家。从下午四点下了第二节课后动身，总要走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走到家。路上整整要花五个多小时，每小时不足六里路，每分种艰难的挪动四五十米。而且要再三的强迫自己才行。那都是肚子饿的原因。一路上拼命吃些能吃的东西，嫩碗豆苗，嫩草尖，碰上什么能吃的都往嘴里送。我算是真的明白了古人说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最难走的是看到自己家门的那一里多路，真是寸步难行。好不容易挨到家了，很自豪的拿出一瓶大米，好像是打了一个大胜仗的大将军。母亲接过一奶粉瓶的大米总是要珍重地交代，快拿去放好，这是渡命的宝贝。再到看到我由口袋里掏出大把大把的野菜，说，那是我路上吃的东西，也就只有默默流泪。

在六九年的时候，我算是祸不单行，得了一场怪病，现在还不知原因，那就是闭汗。那一年夏天，我完全失去了出汗的功能，不见太阳就如同常人，但一见太阳就如同受火烤样难受，只有把衣服浸湿披到身上才能在太阳底下走路。就这样，我现在落下了肩部的风湿痛。

在苦难中熬过了初中，一九六0年九月，初中毕业了。不少同学实在无法再读下去，纷纷退学，同村的吴传琴就是其中之一。到高中开学的时候，他高低不去上学了，他的班主任杜继奎老师专程到他家中做工作也不行，最后他参了军。

我在初中时，成绩一直还是稳定在最优的行列，曾被数学老师张先钵称赞为吴恒春“是天字第一号的学生”。当时，我们的数学课是分成三门的。其中，代数老师是张先钵，而平面几何则是当时的教导主任彭方琴。这个彭老师尽管以后被打成右派，但教数学还是一把好手。我的平面几何也学的非常成功，成功到老师认为我足以可以短时间代替他。因此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只要彭老师有事不能来上课，他也不找别的老师代课，而是直接发通知，这节课由吴恒春同学代。或者干脆在黑板上写上，我有事不能来，请吴恒春同学代。习惯后我也当仁不让，接着老师前一节上过的内容接着往下讲。刚开始时，我也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只认为是老师对我的一场课堂提问，那时我也非常习惯老师给我出难题，把这看作是表现自己，得到同学们羡慕和称赞的机会。因为一开始的课是老师在教室里听着要我讲他没有讲过的部分，看我是如何想的，对例题是怎么样分析的，拿到一道题时思路是怎么样。后来他觉得放心了，就变成要我代替他上课了。这件事与其说是我帮了别人，还不如说是帮了我自己。因为这种超乎寻常的信任极大也激起了我个人的自信心和提高了我的自学能力，使我不仅在数学一门上，就是在其它几门功课上也必须处于高度自觉和自学状态中。现在看来，这无形中符合了古人说的“给人以渔”的古训。老师的信任不仅给了我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取得知识的方法。现在国际上达成共识的教育理念中就强调学校的教育功能中，学生在学校最重要的是学会做人，接着是学会生存，第三是学会学习，第四才是学到基础。这一观念对好多老师来说，似乎并不好理解，而我却是早就有很深的体会。我能认字，又能自己从书本学到自己想学的知识，这就给了我最好的知识，因为只要有书，有时间就谁也阻不住我取得自己想要的知识了。

尽管我从小学就是很出名的学习好的学生，但因是癞子，没人投票，也就没有进入过班委会，没有当过学生干部。我自己也从来不为这事感到不公平。对于我来说，能被同学们接受，能有人和我说话，不要疏远我，不要没有人理我，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了。自卑和自傲就成了我这一段时间最大的两种心理。我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好，我也知道我很聪明，所以我骄傲。但我更知道我长得不好看，头上有癞子，不少同学因此而笑话我，不理我，疏远我。读初中二年级时，有一个家住在罗汉寺叫做张庭生的同学，家里条件比我好得多，人也很帅气，但成绩并不好，不过是篮球场上活跃分子。有一次他们有几个人谈笑风生，很是热闹，我一时不由自己的插了几句嘴，他就满脸不屑一顾的神色，撇着嘴说，关你什么事要你多嘴！当时他们一起的几个同学也都是一种嫌我自找没趣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当时就像是战败了的公鸡，满心自惭地闭上了我的臭嘴！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痛。从此后我知道要让人看得起，要争气，不能做个让人看不起没有说话余地的人。但毕竟自己貌不惊人，长得难看，所以，从来就不奢想要当什么班干部。不过也因此，到我长大之后，外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年那些长得比我好看得多的同学反而变得很平庸很一般，而我却长成了堂堂五尺之躯，自己的自信恢复了，但我也永远不会再用外表取人。在公众场合，还特别注意多关注长相有点不出色的人。不让他们感到受冷落，受歧视。在心理上，在内在的知识上，我要求自己的知识，心理永远是强者。但在家庭出身上，在外表上，我让自己永远保持着出自农村，其貌不扬的心理特征。到读初三年级时，我头上的癞子慢慢地变得不那么突出和显眼了。所以到初三时也就开始当了一点小干部了。不过最大就当了小组长，这还是老师指定的。

六、高中

到高中不久就发生了三件对我一生来说有很大影响的事。一是我的癞子快好了，二是当了我九年班长的刘木生这次分开了，三是新来了一个对我起过很大影响的同学，他叫吴长青。

刘木生是罗汉寺庄上人。庄上，就是个村子的名字。这个同学同绩一直不错，人又很老实听话，特别是他从小就长得眉清目秀。因此从他进入伏马小学后我与他一班，他就是我的班长，一直到我们一起进入中学，他又是我的班长。这样一当，他就当了我九年的班长了。这次到高中后分班我不与他一个班，而是另外一个班。这样他也就再也没当过我的班长。这个同学后来考上了人民大学，毕业后先到了兰州那边，以后转到一个部队工厂工作，最后这个部队工厂搬到了孝感，叫做四四零四厂，他当了厂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他的妻子是黄陂三中低一届的一位女生，考进北京广播学院。

到高中我分到三班，这个班有四十多人。团支部书记叫黄汉荣，也是罗汉寺的人，比我可能要大两岁，因此在我眼中显得格外的成熟能干。班长叫余清文，是罗汉西边李集人。学习委员就是吴长清，也是李集人，他的父亲叫吴光荣，是供销社的采购员。生活委员叫陈宣武，以后考上了与刘木生同一所大学，也是人民大学，工作也同刘木生一起，当了财务处长，前年（1999）得癌症死了。这个班的同学有：黄汉荣，余清文，吴长青，黄四菊，吴训姣，胡谦恩，张云吉，吴传楚，李绪寿，胡贤平，刘扶中，刘扶容，黄清华，付杏娥，黄菊霞，丁金菊，吴恒春，黄传珍，黄启斌，潘奠河，付杏春，余永宁，陈念青，陈传仪，姚承富（姚琼）陈宣武，黄宗学，其它的记不住了。

在当时黄陂所属的孝感地区，孝感高中是中学当中最有名望的高中，升学率历来很高，一般来说，考上了孝高就相当于已经进了大学。这所高中是面对全地区招生，能进入孝高的当然是招尖子学生，罗汉有几个同学是被招进孝高的。那个年代，对读中学的学生有很大的优惠，只要一考进中学，无论你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都由学校所在地的粮食部门供应粮食。所以，由全地区各县考到孝感高中的学生当然也就该孝感县供应粮食了。但到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困难，孝感不愿为黄陂的学生供应粮食，就只好把各县的学生又退回到各县去。这样，黄陂三中就回来了几个孝高退回的学生，这就是吴长青，余清文，吕望元，丁楚章等四人。其中吴长青，余清文分到三班。由于他们来自孝高，当然是学生尖子，一来就当了班委会的几个重要职务，余清文当了班长，吴长青当了学习委员。在他们来到之前，我是当仁不让的学生尖子。各门功课成绩从来平均不低于八十分，数学老师张先钵曾公开称赞吴恒春是“天字第一号的学生”。而管教学的彭方琴主任则一直是只要吴恒春成绩降到了八十分以下，就会找我个别谈话，弄清楚是不是有了什么问题。这曾让我很是自豪。但自从吴长青等来了后，我的学习尖子的地位是完全崩溃了。不过是刚有的一点不服气很快就变为由衷的佩服。吴长青的各科成绩，根本就不曾低于过九十五分。而且最为难得的是他把这一切看作是当然和应有之事，从没有一丝自豪和高兴的表示。在我行的几门课中，他比我好得多。而在我还不行的几门课中，他比我就好得更多。他体育成绩过得去，打乒乓球很有一点水平。一手毛笔字很有特色，可以说是有相当功底了。而我完全不能拿毛笔。至于长相更是我望尘莫及的。他家庭条件较好，经济上很优裕。穿着一身绸子的衬衫和绸长裤，飘飘洒洒。加之人又长得秀气，真有飘然出尘之态。最使我望尘莫及的是他眼界宽阔，很注意世界大局和全国政治形势。一开口就是阿拉伯，中东等，这是我这个农村乡下佬所从未涉足的地方。他写的文章可以说已经到了一定的火候。当时的我，好像还没有想通语文教育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学生从模仿开始，还不懂得模仿范文的写作方法，把学生的模仿同抄袭混为一谈，不敢大大方方的用自己学得的写作和修辞方法。因此我的文章总是没有文采。而他的文章，总是被陆校长拿到全校大会上去念给全校同学听。尽管大家都能听出完全是语文课本上文章的活学活用，但人人都认为好，我也认为真不错。总之，这个同学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将来。

再一件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十七年经受世人的歧视，遭受过无数的白眼后，我头上的癞子终于有了好转的迹象，进入高中，头上的癞疮慢慢地变得不太明显，那一剃头就满头流血的顽固地方变成了小块的疮，理发之后也不用洗出一盆子的血水。这样，我从六零年就慢慢试着留起了头发。从高一是小平头，到高二是大平头，到高三就成了大背头，而且有了一头极为猛黑的头发。当年长过癞子的痕迹是半点也看不出来了。与我的头上的头发越长越好相适应的是，我在学生中的职务也越来越高。留小平头时，我当上了班上的生活委员，留大平头时，我当了学习委员，留大背头时，我是黄陂三中学生会学习部长。到高中毕业去黄陂县一中参加高考时，全体毕业班同学共三个班分成三个大组，我班的三个人：吴长青，余清文，吴恒春成了三个大组的组长。这最后的职务是个最临时性的职务，但却是最能说明学校对我们信任的职务。对我来说让我受到教训和受到启发也受到剌激的是我的学生生活中的任职过程好象与个人的实力，能力，人的思想状况无关而与头上长不长癞子有关。这一事实说明，我任职的基础是早就有了，不过，因为要任公职，那怕是一个学生职务，外表上的欠缺也是一种极大的阻碍。它让公众排斥你而不能得到应有的承认。一旦你消除了这种外表上的欠缺时，公众会很快忘掉那不愉快的过去而接受你。这给我的教训是深刻的。自此后，我变得很注意修边幅，有意养成一种威严的外表。公众是现实的，你不能要求公众对人的看法和评价也像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评价一样那么客观，那么公平。你要想得到公众的承认么，就要符合公众的统一的欣赏标准。

同样还值得一提的事就是生活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象在初中时那样只吃“搞粑”或者是未经粉碎过的玉米。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每餐的主食，不是“搞粑”就是没有加工粉碎过的玉米粒。吃搞粑时，大半钵子像浆糊一样的东西，里面有一点白菜或苋菜，加有一点盐。用那时的眼光看，吃是很好吃，但是太少，没有几口就完了。吃整玉米粒时，食堂里的师傅用一个竹筒，一个人一筒。煮得不太烂的整玉米粒很难吃，嚼不动。也很难消化。往往一餐饭要吃二个多小时，从中午下课吃到下午上课有时还没有吃完。无论多么难吃，反正是粮食，比农村吃树皮草根要强过不知多少倍。有时还真舍不得一下子吃完。这就一边吃一边数有多少颗。数的结果是，有时一餐有四百多颗，有时只有三百六十多颗。

到高中时，就能正式开饭了，每餐每个班一大木桶饭，这是由厨房按每个班的人数用称先称量好的。各班把饭桶抬回来后，就由生活委员用一个搪瓷碗分给每个同学。在这件事上，又使我看到了人性的弱点和卑劣。为了自私，当生活委员的同学当然总想自己多一点好吃饱一点。为了怕人说自己自私，又得用各种方法来掩盖这种自私。于是就有了一些特别的方法。那就是一、打别人的饭时，先把饭打的很松，到打自己的饭时，就不要打松，直接把那种压得很结实的大米饭打到自己碗中，这样就能让别人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是打同样多体积的饭，但份量却绝对不同的。二、那就是大家的碗都像满天星一样摆在地上，分饭的人在快要分到自己的碗旁边时，就慢慢地增加打饭的量，以此来掩盖给自己打多一点的意图而变得不那么突出。但这些小小的技巧，同学们也都洞若观火。因此，在往地上放各自的饭碗时，都有心地把自己的饭碗放到生活委员的碗边。这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过，但我相信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很清楚这件事的内容。很好笑也很可怜的是，在开饭时，大家到一起后，都拿着饭碗不动也不放下去，一旦生活委员的碗一放下，马上如下雨一样，各式各样的饭碗都以生活委员的碗为核心放到了地上。这件事就足以说明，生活委员的私心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自私心态实际上谁也没有瞒过去。这件事更可怕的是，当时我们都是年轻学生。应该单纯正直一点，但却不，大家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一个道德标准不被大家认同而是多数人认同一种变性的道德标准时，那种坚持正常标准的人就只好多吃点亏。这时的生活委员是陈先武。这件事给了我一个终身的教训，那就是任何时候不要自欺欺人，不要做掩耳盗铃的事。在一定的环境下，你自私，霸道，可能自以为高明，可能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但其实不是这样，别人眼中确实是一清二楚的。你一时的贪婪，就会使你的形象受到永久的伤害。就拿这个当生活委员的陈先武来说，他当年也不过是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伙子，在都饿饭的日子里，好像这也无可厚非。但却给我留下他这一生永远也无法抹去的污点。前年，他已经死了。无论他在那以后到前年的这近四十年间，做过多少好事，有过多少光荣，但都无法抹去他身上的污点。

在高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了学校对学生生活的改革。那就是查出来学校当时的事务长贪污学生粮食。当时是用县里发的一种粮票，学校以此来购买全校的粮食，查出这个事务长贪污粮食时，从他家中抄出了七斤多粮票。这不是面值七斤啊，而是把粮票当成纸来称有七斤重。以后为了避免学生吃不到自己的口粮，就改成每月把各自的粮食称给各人自己保管。每餐由各人自己按自己的意思把米下到饭钵，加上水后送到大食堂。开饭后就各人去找各自饭碗。这样作的好处还不止这些，更大的好处是各自有了合理安排自己生活的自主权。比如我，就不用每周要去退口粮，而且从家里拿来白萝卜后，也可以同米一起下到饭钵里去一同蒸，这样就更容易实现瓜菜代了。作了这样的改变后，学生大食堂也不再供应菜了。只负责蒸饭。菜由各人从家里带来。这使我们的生活加了很多内容。一到吃饭的时候，那真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应有尽有。这是比的各自家庭条件，而不单是菜的事。当时我饭量还是很大的。整个中学六年，我可以说除了五八年半年外，就没有吃饱过一餐饭，总是在半饥半饱中过日子。我每周要把大米拿回家一部分，自己的定量在一个月的二十四天中大约只剩下十八斤左右。每天刚好七两半，每餐有二两半。但在没有副食的情况下，这二两半大米实在也不够填牙缝的。为了填那好象总也填不饱的肚子，每餐饭我总是把由家里带来的萝卜，有时也有红薯，洗净切成大块放进钵子里，上面加一点大米，然后再加多一点水。蒸好后也是看起来满满一钵子的大米饭，实际上除了表面一层是有一点米弄成的粥之外，下面就全是水煮罗卜。至于菜，我也是受歧视过惯了的人，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和怎么看，总是由家里带来的野菜。亏得大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她也总是把野菜弄得有点滋味。我带的菜有：南瓜叶子，那是在春天南瓜还没长成时，把叶子摘下来切碎炒来当菜。为了能让其正常长瓜，当然不可能去摘那嫩叶子，而是老瓜叶。第二种就是黄蒿，那是一种野菜，春天很多，生于有水的田边地头或水沟边。味极辛辣，但春天摘其嫩尖炒熟后可以吃。第三就是红薯叶子，那不是新鲜的叶子而是秋天挖过红薯后，农民把红薯藤成堆的挂在树杈上让其干燥而用来到冬天给牛吃的。到没得吃的时候，把红薯藤的叶子摘下来，尽管是黑的，但还是比野菜要好吃一点，入口滑滑的，没有怪味。在那没得吃的年代里，平时猪爱吃的一些野菜，现在野味香弄来卖高价的那些野菜也很少能见到。要不然，我们不会那么笨。例如我们放牛时就爱弄来带回家尝新的田上菜、剪子菜、香地菜（又叫荠菜）等几乎都看不到了。

在高中，我们有六个同学以吴长青为核心而成为一个小的生活同盟。吴长青这个同学思想感情极为丰富，平时很是多愁善感。他宁愿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与大家共享，宁愿百般委曲自己也要维持一个固定的朋友群。当然，他也有选择，那就是至少在两样标准上要有一条。一是要么对他百依百顺，二是要么能让他觉得合于他的身份。因此我们就组成了六人的小团体。这六人是三主三次。三主是：吴长青，他是这个团体的灵魂。时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多才多艺。余清文，他是这个团体的大哥，为人宽厚随和。很不容易叫他生气，而且年纪最大。当时是高（三）三班的班长。吴恒春，从初中起就是学校有名的学习尖子，一个放牛出身的农村伢，头上的癞子还没全好，时任班上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当时有个女生叫刘惠芳的还开玩笑说吴恒春是我们班的“祖先”委员。（刘惠芳没考上大学，但以后与李绪寿结了婚，而李绪寿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分到了福州图书馆当了副馆长，后当了宁波市的文化局副局长，前两年得了很重的肝病而退休在家）。这三个可以说是当时班上的主要学生干部。另外三人就是：吴传楚，字写得好，是罗汉李家田的人，与我同宗而晚我一辈。他的一笔字写得不错，人很勤奋，肯做事。第二个是胡谦恩，是罗汉寺西南方五里左右胡家炉子湾的人，家庭地主出身，学习成绩中等。第三个叫张云吉，黄陂县城附近环城公社的人，性格有点内向，但对人比较诚恳。这六个人的小团体一直维系到高中毕业才算基本分散。而余清文则是除刚进大学我与他还有过几次来往外，文化革命后就从此失去消息。这六个人中，我可以说是最为没有主动性的一个，但很乐意参与其中。论经济条件简直是我最差，论长相也是我最丑，论体力我也不占优势，论学习成绩，自从吴长青他们来后我就再不那么出色了，充其量是一流二级。因此我也很积极地依附着他们。而吴长青在这几个方面是最优的一个，论经济条件他最好，论学习成绩他是全校当仁不让的第一号选手，论长相可以说风度不凡。但他肯舍己从人，这就使这个小团体有了活力。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每到吃饭时就各自把自己的菜拿来大家共享。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自己的菜可以轻易不动，这样就能延长保质时间，免得支持不到一周就霉烂变质，二是我们可以在一周中吃到不同的菜。刚好我们有六个人，一个星期也只有六天，每天吃一个人的菜。吴长青家里不种田，他带来的菜就是只有好菜而无野菜。有时是醃鱼，有时是罐头。那简直是我这样的农村孩子连过年也少见到的东西，不要说是在没有吃的时候的困难时期了。这样一个生活同盟让我平安渡过三年困难时期起了不少的作用。

吴长青很有浪漫情调，在他的带动下，我们过上了只有相当的文人学者才有心绪过的浪漫日子。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他经常组织我们到木兰山春游秋游。星期六下午上山，呆一个晚上后星期天下午下山。我们上山就带上些青菜，豆腐干之类的东西搞野炊。一路上就听从他的安排吟诗作赋。什么顶针续麻，分韵联句等我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有时山上气候不好，要到庙宇里借宿，吴长青也能似模似样的与那些和尚，道人打交道。我却不行，因为我一直很自卑，从来不会平等的与生人来往。这就叫我不得不佩服他了。

在吴长青的带动下，我们班也曾组织过班级的野炊活动，这在当时的农村中学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我映像最深的倒不是野游的内容而是野游是我近四五年来可以吃饱饭的大好时机。因为要野炊，就必须准备足够的粮食，这时学校会补贴一点以示支持。再加上同学们按各自定量交一些，一般来说，大约平均能让大家基本上吃好了，如果再有点技巧，就完全能吃饱。野游吃饭是自己去打饭而不需要人分的。因为一般来说饭都应该够大家吃的了。凡是开大伙时要想吃得很饱，就不能太贪心而要有技巧。那就是第一次装饭不要装得太多，装个大半碗就行了，等你的大半碗吃完后还可以再去装一次饭。这一次就要按自己的饭量多装一些到足够。而大多数人是怕饭不够，总是尽量多装，但越装的多，越是意味着只此一次机会。而装得少的却有两次机会。最吃亏的是装得不多又不少的人，他装的不少，不能保证在最先一批吃完碗中的饭，因此把握不住再一次装饭的机会。但又装的不够多，实在还不能说就算基本上够了。在这种大家一起吃饭这件事上叫我看出了世界是有那么四种人。第一种人是吃饭本身就很快的人，这种人第一次也装的多，但由于吃得很快，他第一次装的多也还有机会装第二次，这种人是凭实力争得自己的一份口粮；第二种人是聪明人。这种人像古人的赛马经以下驷对上驷一样，先装少一点，保证能在大家前面吃完而有装第二次的机会；第三种是贪心的人，这种人占不到什么便宜却表现了一种贪心很大的样子，受实祸而不得实惠；第四种人是老实而知足的人。这种人能得多少算多少，能落个心安理得。这四种人中最吃亏的是第三种人，由于这种人贪心，所以在没有占到便宜后心中总是不高兴，而且让人对这种人很是看不起。这叫内外受损。人世间事无不大体如此，只是人们并没有从理论的角度来总结罢了。

在高中阶段还发生了两件对我影响至为重大的事。其一是父亲的去世，其二就是分家。

父亲去世于一九六0年，这在前面己经略为提及。令人长久不能释怀的是，他一生好强而从来没有强过一天，要面子而从来没能保住面子。父亲对子女严厉，从来不假辞色。但也有充满人情味的时候。在我的记忆中，我家从来在生活上没有过很宽裕的时候。农村人在夏秋吃饭时，总喜欢把小饭桌摆在大门外面，弄一点酒，炒一点素菜，最好的是自己弄一点鱼虾之类，那就是最好的下酒菜了。平时也就是蒸一个鸡蛋。到了饭菜摆上了桌子，有时父亲就会叫我，天成，去打点酒来，买烟。我就会拿一角多钱去买二支香烟，打二两酒。香烟多是《城乡》牌的，那是当时农村一种很廉价的烟，只一角一分钱左右一包。就这样，也很少能一次买一包的时候。经常的是二分钱买三支，那时是叫二百元钱买三支。即使这样，也不能一次抽完一支烟，因为那样太费。一般是抽到一半就灭掉，塞到墙壁石缝里，下一次再抽。有时钱不方便了，实在没钱买烟，就到处找石头缝里看有没有残存的半截烟。那时喝的酒是农村自酿的散白酒，都是很便宜的东西。很多时候，桌上最好的菜就是一碗蒸鸡蛋。我们兄弟几个都很怕这个父亲，从来不敢与他同桌吃饭。在父亲喝酒时，我们总是把饭碗拿到一边各自吃自己的。盛了饭来，挟菜时也总是匆匆忙忙的，连正眼都不敢看一下，挟完菜就快走。至少我是这样的。但父亲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我们去挟菜时也总有理由转过头去说其它的话。这样，就给我们一个机会能赶快挟点好菜过去一边吃。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身体已经很差了。我进初中那年，父亲也还只五十岁出头一点，在路上小便一次，小便把一只布鞋淋湿了，父亲无可奈何的说，人老三不才：迎风流眼泪，屙尿打湿鞋。六零年夏天，父亲一次得到从外面回来的序银叔给的二两粮票，就很高兴的上罗汉寺街上去，打算吃一餐碎米园子。临走时就好像是要到五星级酒店赴宴一样，不无得意的对家人说我中午不回来吃饭了。谁知到这天的下午四五点多钟，父亲从罗汉寺垂头丧气的回来。问他有什么事，父亲说是什么也没有吃成。因为那粮票是武汉市的，罗汉寺不能用。到今天，我每想起那一幕，总还会情不禁地流泪。脑海中老浮现着那种为了吃一餐白萝卜合一点碎米蒸成的菜团而产生的期盼，失望。这就是那时的生活，想起来叫人寒心。

到这年的秋天，父亲就不行了，在铁路医院治了二个月后终于离开了人世，当时我才进高中，家中几个哥哥商量的意见是不用告诉我，怕影响我的学习，这样，父亲病重我没看守，死前没有看过，丧事没有参加过。只到办完了丧事，坟己经做好，哥哥们要各自回到自己的上班岗位了，才要我回了一次家。在父亲的坟前，大哥这个一生不会大发议论的人竟也发表了他的坟头演说，大哥说，一生争强好胜，争来争去就落下这一堆黄土，人又有什么好争呢。这几句话叫我久久不忘，也很大地影响了我以后的为人处世态度。

第二件事就是分家。父亲死的第二年秋天，也是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后发现几个哥哥都回来了。这天上午，大哥把我们连他一共五兄弟约到新塘湾，在一个田埂上开始了分家谈判。

新塘湾是一个地名，那里是我们家曾经也有过辉煌的历史见证。我们家一直穷，到临近解放时，好像有了一点钱了，这就在离住家对面两个山坡以外的一个地方，买下了一担多田。我们那里田的面积是称石（读音担）、斗、升。一担田大约有六亩左右。那田并不好，既没有可靠的管水水源，土层又很薄，不发庄稼。但无论怎么说我们家总算曾经有过了田地。这个地方离沈家田很近，田冲的下面就是沈家大塘。

这次的分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分的，只是把一些小债务分担了一下和把几个包袱分了。当时我们家的房子还是分的地主的房子，当时是很有点气派的，共分上下两进。第一进是石板立门雕花的大门，进门后的左边是一个六十平米的花园，相对另一个更小的花园来说，我们叫这是大花园。而进门的右边则是一个较小的花园，只有约二十平米，用花眼墙与这边隔开，中间是过道通向第二进。第一进深大约有十六米左右，右手有一个小花园，还有多的地就是两间房。这两间房一间紧挨小花园，只一层。全部木结构，雕花门窗。与这一间紧挨而且靠近第二进大门的是另一间小房。这间小房有楼，是个二层。这恐怕就是当年地主家堆杂物的地方了，也是质量很好的木楼板，墙壁用竹条夹成后再加泥粉面刷白。这间房的门和楼门都开在靠小花园这间小房内。楼无正式楼梯，而是另有一架专用木梯放在一边，人要上楼就搬过木梯上下。

从这里再往上就是第二进的大门，也是很厚实的石板立门。进到第二进后，迎面就是一个大天井，正上方是一排八扇高大的雕花门的正厅和两边的厢房，天井的两边就是耳房。正厅迎面是春台，这是各家放置祖宗牌位的地方。两边共有四间厢房，门都向着厅开，左右相对。这正厅的春台两边各有一扇小门通向后面，后面就是上房了，其实我们叫“倒作”，并不算正房。这第二进的正房除厅外，三面的房都有楼，而且三面的楼是相通的，当地叫转楼。这是我们当地一家颇有规格的地主的建筑。这第二进的地方，从天井正中到正厅的正中划一条线，靠左边一半是分给了另外一家。这一家的男人早死，女主人姓田，我称她叫田二娘。田二娘有二个女儿没有儿子。两个女儿叫翠英和翠娥。我们刚搬进去时，花园里还有花。包括很好的月季和栀子花，有一棵牡丹，一棵香椿，一棵樱桃树。刚进去，祖母就住在倒作，那也是我陪祖母住过很多时的地方。父母就住在第一进的右边小房，楼上一般是堆柴草，而靠小花园的那间小房就当了厨房。第二进的右边厢房有两间，曾分别作过大哥和二哥的新房。五七年开始，先是把大花园给毁了，做了一排连三间的土砖瓦房，以后这里就是大嫂与侄儿侄女们的住房了。接着就是田二娘觉得两家共一个大门不方便，再说大女儿出嫁就在同村的一家姓刘的人家，她就长住女儿家。坚决要把她的一半拆了卖掉。那房子都是木质结构，要拆就大家一起拆，不可能留一半。因此第二进就这样拆了。这以后，我们家就把属我们的地基的左边做了一排连三间的土砖瓦房。二哥结婚后，这第一进就由二哥二嫂住，而第二进的新做的房就由大哥大嫂住，当时三哥还在部队上没回来。四哥住第一进的楼上。五八年前后，二哥全家搬到西安市去了，而四哥也到武汉参加了工作。分家时三哥也结了婚，带了一个女儿同三嫂住到了第一进的三间旧屋里。我由学校回来就钻到母亲住房的楼上柴堆里睡。

这次的分家，首先是二哥四哥先宣布弃权，不要家里的东西。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两件事，那就是按既成事实再给刚回来的三哥一点安家费让他能另起炉灶，第二件事就是如何安顿还在读书的我和妹妹。分的结果是，三哥与大哥各自开伙，母亲和我，妹妹三个人单算一家，单独开伙。而母亲和我与妹妹这样一个家谁来负担我就不知道了。母亲不能下田，我在中学读书，妹妹在罗汉寺读初中，这是一个纯消费的家，但没明确由谁负责。我想大约几个哥哥也没有想到我会考上大学的，他们以为我已经快要高中毕业了，只要再过年把时间，就能回家负担母亲的生活。对母亲的养老之责应该是这个最小的弟弟的了。但没有想到的事来了，我考上了大学，这就彻底打破了他们的预见。

以后的日子是妹妹初中没有读完就回家种田了，而母亲也自己开了个小卖部稍有收入，到我工作后哥哥们也都按时都给母亲寄钱回去给她养老，总算母亲的晚年还不错。这分家对我的影响是到我考上大学后才明显地显示出来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我们举行了高中毕业考试。那时的高考是不分文理科的。只要是高中毕业生都必须拿到合格的高中毕业文凭，高中毕业有高中毕业的学历要求和知识程度要求。而不象现在高中毕业简直不是一个独立的教育阶段而只是为了考大学的一个准备阶段，因此高中教育变成了完全的应试教育。为了应付考试，从初中起就分科，高中毕业生偏科严重。选定文科的，数理化知识严重不足，而选定理科的则连基本的历史地理知识都很缺乏。而我读高中那时是先取得高中毕业资格才有参加高考的资格，不存在什么预考。

我当时的成绩结构是除俄语外，其它几门课都比较平均，都在优以上。而几门副课则都不好。比如体育我就没法及格，好在唱歌不用考，要不也不会及格的。但高中考试不能没有体育成绩。好在我也算黄陂三中有名气的学生，体育老师很是帮忙，给我特地单独用一套长拳做过后记作我的体育成绩。按当时的标准，我是报那一科可以任选任挑的。当然，文科老师是希望考上文科的学生多，而理科则相反。老师的荣誉总是由学生的考取率来定的。这就形成了文理两科的老师在学生选志愿时争夺学生。吴长青是第一个争夺的对象，而我也有幸成为第二名。吴长青因为有严重的中耳炎而受到限制，只能报考师范类院校。为此，吴长青当仁不让地选了我国师范的王牌学校：北京师范大学。这时吴长青就来帮老师作我的工作，要我报考北师大与他继续作同学，而且也要我报文科。但我的报考受到最大的影响的不是个人的爱好和成绩，而是未来的工作。一是要能很快赚到钱，二是要适应我的身体。就这两条。我当时对土木建筑和化学情有独钟。第三条影响我报考志愿的是个人的考虑，那就是我认为自己没有业余爱好也没有业余才能，对文学的爱好可能是我唯一所长，如果报考了文科，那有可能成为一个什么也不会的书呆子，而如果考了其它专业，则文科的爱好就是我现成的业余才能了。

选土木建筑是受二哥的影响，因他是一生从事建筑的。我的读书费用将来有可能没有着落，我必须投靠一个哥哥才能作到让其中至少一个变成推不脱的责任。而当时大学中开有土木建筑专业的只有清华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当然还有天津南开大学，但那既不在武汉又不在西安。也就不在选择之列了。化学专业方面，有一个武汉大学就在本地，而且我有两个哥哥在武汉工作。而全国第二流的知名学校如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是我选定的适合我报考的大学。权衡的结果是我报了一、西北工业大学；二、武汉大学，三、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四、华中师范学院。第五个志愿就没有填报了。这是因为，第一二个志愿是我心中所想，报了三四两个就是为了保安全。当时的认识是师范是很少人报的，没有人愿当老师，因为老师的社会地位太低。而水利电力学院我报的农田水利，如果这两个学校再不录取，那就不可能还有机会，即使有，也完全与我的学习成绩不相当，考上了也会被人笑话的。

高考的考试在县城一中举行，我们白天考试就在一中，而晚上睡也就睡在一中的教室内。好在是农村人，一切好对付，只要有两张课桌一拼，就可以成为一张床。三天紧张的考试我是在不知不觉中渡过的。现在还记得当时的作文题是：一、每当唱国际歌所想起的；二、记有意义的一天；这两个题都太普通，正因为普通所以有些不好下笔，泛泛而写，成绩好的与不好的拉不开距离。我想来想去，选了第一道题，那是“每当唱国际歌所想起的”。说起来很可怜，我因为不会唱歌，本人先天五音不全，一唱就跑调，平时很少唱歌。对国际歌也只能记得开头的一句。但反正是写“想”，不是写“唱”，管不了那么多，我在文章中就把那第一句反复引用。而后写自己一系列的想。考完后出来才知道我还算好的，有的同学把国际歌写成了国歌。这下子离题就远了。李绪寿就是其中一个。对题后大失所望，气得当场把准考证都撕毁了。到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又花了很大的力气重新开证明才上成了大学。

考完后我们几个同学到双凤亭去玩了一下，而且又到县河的沙滩上疯玩了一阵子，在沙滩上玩时，先玩过五关，那是一个人弯下腰让另一个人从他身上跃过去，相当于体育中的跳木马。玩到后来，我们真的像马上就要到世界末日一样，乱“疯”一气。吴长青很瘦小，一共才只不到一百斤。而我在高毕业检查身体时是身高1、68米，而体重是136斤。算是大个子了，因此就把吴长青扛在肩上。正在这时，我三哥有事到了县城特地来看我，看到这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事实上年轻人之间这样疯闹也是很常见的事。可是我却从此后就留下一个遗憾，总觉得自己有失尊严。这件事我认为三哥可能根本没当一回事，而且他在外也是这样的，但给我的心理上的一种压抑感却从未稍减。这使我从此后任何时候都要给自己留点面子，保住自己的人格尊严。因此，不管有人无人，再也不敢乱做有损人格尊严的事了。从此后我也懂得了，人最难对付的人就是自己。这就是人活到了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时候就是活得差不多该死的时候了。而人要能作到自己看得起自己，那可能只有三种办法：一是不做有损人格尊严的事；二是接受另一套价值标准；三是自己欺骗自己，除此之外别无它法。从这事上，我也悟出了一套个人修养的好办法，就是遇事要先把自己放到第三人或者说是旁观者的地位上，来看自己这样做，别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这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限制了。

临毕业参加过高考后，同学们之间也进入了各自走访的过程。要好的同学之间来来往往。而我自知家中穷，母亲不会很欢迎我带同学回家，也不会给我的同学以应有的待遇，我也不敢邀请同学来我家，因此我也就很少到其它同学的家中去。只不过到过李家集，到过余清文和吴长青的家。这时也是男女同学间恋爱明朗化的高潮。而我因生理发育慢，而且是从小自卑，所以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桃色新闻的人。只是丁金菊同学临别给了我一道谜，对我说，你知道毛主席的女儿为什么叫李敏、李讷吗，要是知道了就通知我。这道题的答案我很久都没有找出来。到文化革命时才知道了，论语中有一句叫做“敏于行而讷于言”。道德经里有一句说是“大辩若讷”。这个女同学可能是已经看出我的话太多吧，想对我有所劝告吧。不过我内心中还是存在着想要再找一下这个当年的女同学的愿望。

回到家后，谁也不敢把自己当作必定要上大学的人。生怕一旦考试不理想没有录取而被人笑话。为此不仅要干农活，还要比平时更认真的干，要给人一种感觉是，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回家种田了。这样，到一旦通知来要到大学报到时，对自己无所失而给大家一个意外。总之，自己是主动的，要不然就会被动了。高考是在七月，回来后还是很热的天，正是要翻红苕藤的时候，真是尝到了烈日炎炎似火烧的感觉，而我的身体又真是应付不了这样一种劳累。更苦的是苦在心中，不敢对任何人讲出来。

1963年8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往沈家田去的路上的一块地里锄红苕草，快到中午了，从湾门前的山顶上传来吴恒距的叫喊声，“天成！快回来，武汉大学来信了。”这几句话传到我耳中，简直比从南天门听到玉皇大帝下旨说我成仙了道还要叫人高兴。这意味着我可以从此脱离这做农活的苦海了。

回到家后把武汉大学的来信拆开来看，原来是一录取通知书，一份入学通知书，一份武汉大学简介，一份新生入学须知。心里那种激动简直无法形容。但还要认真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失态把高兴的心情表现出来，不要被人笑话了去。为此，表面装出一付无所谓的样子，说这书还不知读得成读不成呢，要很多钱到那里去找？这其实是掩饰自己真实思想的话。那知不经意间倒说出了我未来面临的最大困难。我的母亲倒真是为我的考上武汉大学而高兴，因为这是我们家几辈子来第一个考取大学的人，而且是全国性名牌大学。

这一年，黄陂三中考得还算比较好。考取的同学如下：

吴长青：北京师范大学；

吴恒春：武汉大学：

余青文：武汉机械学院；

陈先武：中国人民大学；

刘木生：中国人民大学；

李绪寿：武汉大学；

刘修文：南京化工学院；

黄启斌：华中农学院：

吴才爽：华中农学院；

郭炳煌：武汉钢铁学院；

姚成富：武汉师范学院；

陈传仪：武汉师范学院；

尹维义：湖北大学；

丁厚胜：重庆师范学院；

吕望元：武汉大学；

丁楚章：武汉大学；

黄清华：武汉地质学校：

付云秀：武汉外语专科学校；

黄菊霞：湖北大学；

陈先阶：武汉师范学院；

大约还有二至三个人没有记住，这一年的高考录取比例为7%，而黄陂三中达到近30%，成绩是很不错的。当年没有考取的，有一部分第二年又考取了。这些同学有：

黄宗学：华中师范学院；

黄传珍：武汉师范学院；

谢振钦：湖北大学；

这次的高考中，有几个成绩第一流的同学没有考取，他们是：刘扶中，物理科代表；胡贤平，化学科代表；刘扶容，刘扶中的姐姐；黄四菊，团支部组织委员；特别是刘扶中和胡贤平两位，大家替他们非常可惜。

大学通知的报到日期是九月一日，而我还不知到那里弄钱报到，因此就立即动身。母亲为我准备了一双拖鞋，一条老布（农村自织粗布）的毛巾，给了我五毛钱就让我上路去寻求我的幸福了。

临出门我才发觉我要带的一本书忘了拿，就赶忙回来，母亲看到后立即说别回头，男人出门回头不吉利，要什么你说我来找。母亲匆忙中找到了我要找的书后，很快送到我手中，拿着我手中的粗布毛巾说，儿啊，我在你出门才发现，我随便给你拿一条毛巾刚好是上面染了墨迹打了印记的一条，这说明你这一生与墨水有缘，你要好好读书，哥哥们都分家了，能支持你读书是兄弟们的情义，不支持你读书是各人顾家顾不上你的本分，不要怪他们。你去之后多说好话，少赌气。大丈夫能屈能伸，何况是自己的哥哥，又不是外人，求他们一下不会小了你，反正你也是最小的一个，当兄弟的求哥哥不算丢人，人家还有碰上个人就叫爷爷奶奶的呢。

母亲这一番话，既说出了我将来的处境，也指出了我可能面临的情况。既使我心中发虚，又使我充满信心。但不管怎么说，我这一步迈出去，就意味着要我自己来争取我的未来了。

一个放牛出身的农家小子就此走上了前途未卜的路。一点也没有现在有人考上了大学的喜庆气氛。从此我离开了生活了二十年的家。

七、人情冷暖

身上带着仅有的五毛钱，拿了几件比讨饭的还少的所谓行李，带着满腔的希望，登上了从祁家湾火车站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的路。这段路不长，几十公里而己，票价也刚好是五角钱，但却是我这一生最关键的几段路之一。
到汉口，已经是当天下午约三点钟，第一个找的人是大哥。大哥名叫吴东成，这是农村每一个小孩出生就要取的名字，也称乳名或小名，一般的人到入学读书后就要另起一个大号了，也叫做大名或称为官印。就是说这是以后当官时用的大名。但他除了读过两年私塾外，就没有再读过书，所以一直就延用小名。他当时工作的单位叫武汉市消防器材厂，由于受到过打击，尽管是老工人，工作资历很长，但在反右倾时，一个老实工人竟也成为了右倾，被送去劳动教养过一年，因此工资并不高，当时是58元左右罢。这时的大哥己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叫宝珍，儿子叫宝明，都随大嫂在农村。按说，虽不算富裕，但一个月负担我三五元钱是可以拿出来的。但他一生吃苦头太多，太过把钱当了一回事，又不知这个包袱背上后要拿多少才算是个头，不如干脆不承担这个责任。我找去时，他还没下班，与一个刘工头正在看图纸商议什么。看到我去了就问：“又不是年又不是节，你怎么来了。”我说：“我考上了大学，想上学。”旁边的刘工长就说：“不错啊，考上那个学校？”我说：“武汉大学化学系”。刘工长说：“那是全国有名的名牌大学。”大哥听到这些，脸色明显冷了下来，我的一腔热情也随即冷了下来。过了一会，对我来说，就像听宣判那样的难等这一会。大哥说：“读个什么大学，我是个工人，没读过几天书，现在还不是拿五十多元钱一个月，我们车间来的几个大学生，工资还没我多。”过一会他又接着说：“不过，要是有人能支持你读你就去读，我是没力量支持你读大学的，谁能支持你去找谁。”话说到这样，我也就没说第二句话，扭头就走了。当时也没想母亲临走时要我求人的话，反正一气而去。这次走后，到后来我读大学已经成了事实，而且毕业工作了多年后，大哥在这个事上多次为自己辩解，说是当时我没听他说完，他是要给我钱的，而且他给我打了饭菜等等。他人己作古，这己无关重要，我要记下的是当年的心情。而且这个事如果没有舅舅家的事作证，也许大哥说的就很有可能是对的，而我是小气才记恨他。

由大哥厂里出来，己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我只好到距离不远的舅舅家去。当时外婆己经过世。只有三舅舅和舅妈以及表弟吴明权，表妹吴建华。还有一个表弟叫吴明生，送给了大舅做儿子而住在青山。他们家那是在汉口造纸街25号，我去时，快要吃晚饭。三舅看到我还是很高兴，热情地说：“天成，你怎么来了，快，一会就要吃饭了。”等我坐下后，三舅问，“你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到你大哥吗？”我说：“我考上了大学，想读书，找了大哥，他不理我。”三舅的脸很快沉重起来，问：“考取了那个大学？”我说：“是武汉大学化学系”。舅舅说：“那是好大学，化学系是全国最好的系之一。”表弟权权在旁边开玩笑说：“乡的伢还能考取这好的大学，那肯定是照顾农村人的。”表弟只比我小二岁，当时高中还没有毕业。三舅说：“五年大学，那要用的钱不是一个小数目，不拿钱堆起来，谁敢揭这个榜。你们家几代人穷，从不出一个读书人，这一下子出了一个武汉大学的学生，要是你父亲在，他不高兴死了，那还要你到处求人。他一声令下，你几个哥哥那个敢不给钱。”话说到这里，舅舅也没有再往下说的意思，我作为农村人，也知道“一层萝卜一层皮”的道理，根本也没有要找他们化缘的意思，不过叫人难过的是舅舅家连饭也没留我吃，我也没再等下去就起身走了。

我身上只带来五角钱，那刚好是从祁家湾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的票钱，这时的我真的是身无分文了。而且当时的我胆小自卑，很少进过武汉，而我要找的下一个目标是我的四哥，他在武昌火车南站乘务员公寓，离汉口渣甸路至少还有三十多公里，这在城市是一段很长的路。我离开了舅舅家后，浑身像被抽了骨头似的没力气，要死不活地向外走去。到那里去我也不知道，当时心好像是麻木了。走到当时的解放大道渣甸路一段时，天己快黑了。我四顾无亲，身上无钱，到四哥那里去也没法搭车了，我又不敢混票。走到路口，看到一个建筑工地，有工人在临下班时正在对着水龙头喝水。我一看，工地上堆着很多预制板，平平的，当时天又正热，不怕冷，我就决定在这里睡到明天再说。我爬到一块预制板上，用带来的一双木板拖鞋当了枕头，喝了一肚子的水当了晚饭，就在这里睡下了。望着满天的星星，心里想着秦琼落难病倒在庙中时的情景，想着他还有黄膘马卖，而我只有一双木板拖鞋，卖给人也不值一碗饭钱，真比秦琼还倒霉。但后来一想，那些没考上的同学就真的不活了吗，我要是没考取还不是在家种田。这样一想心中舒服了很多，含着满腔泪水也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时工人还没来上班，我起来在水龙头上洗了脸，用穿的衣服下摆当毛巾擦了脸，再喝了一肚子的水当早餐，就开始向武昌走去。

要是在农村，我就会赤脚走过去了。但这是城区，不好公然赤脚上大街，只好穿着一双木板拖鞋从汉口向武昌走去。由渣甸路经中山公园，转航空路到汉水桥，走龟山边上长江大桥，过阅马场，到大东门，越过武昌南站后再向东走约三公里才是武昌客运段乘务员公寓。那个地方叫莲溪寺，是一处殡仪馆。这一段路穿过了武汉三镇，全程约三十公里，现在坐的士要五十元钱以上，那时要是有钱坐公汽，大约只要三角钱也就够了。我母亲可能不会想到我到了武汉找到大哥不仅没能在大哥那里拿到几元钱，就是一口水都没喝上，一角钱也没有拿到。我当时走到下午约三点多钟才到，整整走了约八个钟头。幸运的是刚好四哥在家中，要是碰上像父亲当年找他时一样他不在家，那就惨了。这一次，我是从前一天早上吃过一点东西后，整整有五餐没有吃过东西了，人真是饿得够受的。到了四哥家后，心中也并没有放心。那时他结婚不久，大侄女儿吴巧萍才出生，一家三口住着一间单间，这在那时已经不错了。我进去时，四哥也是一样的开口，问：“不是年不是节，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要读书没有钱，昨天找了大哥，大哥说谁支持你找谁，他是没钱支持了。”听到这话，四哥也一下子沉默下来了，一会说：“还没吃饭吧，先吃饭再说，活人不会被尿憋死。”四嫂给我煮了一碗面条，吃过后，四哥大约也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说：“按说，考取大学是不容易的事，对我们家来说，更不容易。父亲一生争强好胜，但就是没有人为他争这一口气，我只读了个小学，连中学都没考取。你能考取大学，不管多么穷，也要先进学堂大门再说，不要到将来说这一辈子连大学的门都没进去过。”过后他又说：“要读大学，这也不是几十元钱的事，是几年的事，我还是学徒工，工资不高，又结婚不久，要我一下子单独承担这个责任，我也力不从心。你进学校先报到再说，进去后赶快与几个哥哥联系，只要有一个人能跟我共同承担这个责任，我会尽力支持你。”听到这话，我二天来的委曲和焦虑都总算是化解开了。事情说办就办，四哥叫四嫂拿来箱子，把他的衣服一件件的抖开叫我挑选。我拿了一双浅口球鞋，两件短袖衬衫，两条长裤。四哥给了我一个小号洗脸盆，一个上下一般厚的小木箱，一个线网袋，一个漱口杯，配齐牙膏牙刷毛巾。最后又把他结婚前用过的一床草席，一顶蚊帐拿了出来。这样，我配足了一个当年大学生进校要有的最简单的全套设备了。当天下午快五点钟了，我还是拿上这些东西走了出来，一路顺着铁道，提着东西走到了当时的武昌火车站，从那里找到了武汉大学的迎新站，再坐武汉大学的校车回校。“回校”这是迎新站的同学的说法，使我感到非常亲切。一进学校门口，就有人接过我的东西，给我代办各种手续，送我到化学系迎新站休息。到化学系以后就有人直接把我送到了宿舍。我分到了化学系六八五三班，住在新四区学生七舍三楼69号寝室。在武汉大学，这时有一个也是从黄陂三中毕业的学长，叫做朱明焱，专门来给我介绍情况。但以后和这个学长再就没有多联系。

和我同一个宿舍的有：汪存信、邹荫生、袁希钰、项进学，连我共五个人。除汪存信一个同学是武汉人外，其余的几个都是外地农村人。而且说起来好像情况比我还要差得多。这使我的信心又更足了一点。

汪存信，家住武昌解放路，家庭成员很单薄，没多余人，经济来源有限；

袁希钰，湖北恩施人，独子，小镇上的居民，

邹荫生，广东紫金县人，农村，也没多的兄弟，

项进学，河南南阳人，也是农村户口，

而我的学生档案上却赫然记录有四个哥哥，均在工作，其中三个是党员，好像是我是最好的一个，但这只是让我在将来争取助学金上又多了一重顾虑，并没有什么好处。

大学生进校后最开始的是三件事，一是安排开学事务，编班，领书本；二是进行入学教育，要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三是成立学生会，健全学生组织机构。班是在我们入学前就已经编好的，那是按录取名单编的。我在六八五三班，六八是我将来毕业的年号，五是武汉大学当时一共十个系的编号，化学系是五，生物系是六，最后的三是同系同年级的小班编号，我们这一年化学系共招了一百八十一个新生，分为六个小班，我这是三班。我的学号是635036，63是我入学的年号，5是我所在的系代号，036是我在这个年级的入学编号，听人说这是按武汉大学招收学生的地域和成绩统一编的。在一百八十多人中我是36号。第一届成立团支部、班委会是按原在中学里担任的学生职务由辅导员老师指定的。

团支部书记：张东萍，女，1941年生，原籍湖北黄陂人，后调外语系学习；

团支部组织委员：张冠臣，男，河南省人；

团支部宣传委员：袁宗信，男，1940年生，武汉人；

班长：吴恒春，男，黄陂人，农村。

学习委员：杨明德，宜昌人，

文娱委员：向世琪，武汉人，汪存信，武汉人

体育委员：周宝庭，河南人，

生活委员：

二年级后改选，张东萍，一班的王世益等几位同学作为化学系定向培养化学系外语老师而调到外语系学习去了。班上人员就有了较大变动，

团支部书记：张冠臣

团支部宣传委员：袁宗信

团支部组织委员：胡厚余

班长：朱久康，

副班长：彭国盛，

学习委员：杨明德

文娱委员：汪存信

体育委员：周宝庭

生活委员：付太白

以后，杨明德担任了年级学习委员，周宝庭当了系学生会生活委员，我先当了年级生活委员，后又到校学生会当了校学生会的生活委员，从此就脱离了系而在外面做点学生社会工作。

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开学初的最重要工作是如何解决我的读书费用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总是一件随时会叫我再离开大学回去种田的事情。我一安排了自己的吃住，真成了一名大学生以后，就立即给在西安的二哥写信。那信真是写得凄凄惨惨切切，写时一字一滴泪写下来。总算还好，很及时，开学后不到十五天，西安的钱和信同时到达，应该说只有钱而没有信。二哥在汇款单上附言说，接到信，书应读，每月他负担人民币十元，其余的再想法解决，这真是及时雨。我在一个星期天拿上这封信，就赶到莲溪寺去，四哥也在家。看到这几句话，他透了一口长气说：“这就容易了，有他承担了大部分，其余的我就有胆量负责了”。接着四哥说：“这样，二哥每月负担你十元钱，我每月负担你五元钱，另外你的穿衣问题我来解决，每个星期天你可以来我这里叫四嫂给你改善一下伙食。”四嫂也说，每个星期天，天成来给你煨汤喝。这样，我的上学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当时学校里的开支大约是每个月伙食费13.5元，不收学杂费住宿费。再要的就是各人自己要买东西如牙刷牙膏笔墨纸笔记本之类的零花钱。我有可靠的每月十五元就心中有数了，吃饭问题解决了，下余的事就是我自己节约,来加以克服。

从接到通知到正常的进学校成为一个大学生只有短短的十几天时间，而我却是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考验，深深知道了钱的威力。就是一个钱字，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活道路甚至生命。人是要靠自己，但有时也是靠机遇和外界的援助。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这么爱钱和重视钱的原因。现在的说法是，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当时就是为了没钱，不知多受了多少委曲，流过多少眼泪。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实际上是没到为难处。为了生存，我平生作了第一次改变，那就是要想方法申请到助学金。当时的武汉大学，有比较高比例的助学金，分为甲，乙，丙三等伙食补助费和甲，乙，丙三等生活补助费。伙食补助费分别是：13.5元，11.5元，9元。而生活补助费就是零花钱的补助。也是三等，分别是：3.5元，2.5元和1.5元。申请助学金的程序是先由个人提出书面申请，然后由全班同学民主评议，最后是由班委会平衡。我当时是班长，这也是一个特权。我硬着头皮提出了申请，但实在有些话说不出口。因为就是要编些理由吧，也要像才行啊。我的中学生登记表上明明写着，四个哥哥，都在工作而且有三个是中共党员，这叫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自圆其说。我只好乱扯些理由。什么父亲刚死欠债很多啦，什么兄弟分家几个哥哥家大口阔啦，什么母亲有病长年要治病啦都扯上了。而人家很容易就是甲等，有的还是双甲。一个月拿十七元钱，比我强多了。他们很多同学不用说多余的话，那就是“独子无兄弟，无经济来源”十个字就比我的有力得多。但我是班长，提出来了就不能太不给面子。因此也评了个丙等助学金。每个月拿九元钱。就这样也只拿了不到三个月，就由辅导员老师找我。谈了很多大道理，我只好让出了这九元钱。这件事是让我明白了，人是要自强才行的，想要享受外界的帮助并不是一件很令人愉快的事。如果没法自强要靠别人，那始终是不可靠。

我为什么要在中学生毕业登记表上写那么多哥哥，而且还要写上他们的身份呢，时至今日，这才明白当时的同学们中，就有不少的人没有说真话啊！有的同学本来家中不错，也有很好的经济来源，有人负担，但人家就能闭口不提。这说起来可能也就是因为自卑怕别人看不起自己才不得不吹一点牛的吧，从此也可以看出，人世间爱吹牛的人也大都是很自卑的人。不过我也不算是吹了牛，只不过是没有隐瞒什么罢了。

我在心中发誓要报答哥哥们的支持和帮助，也要在同学们面前恢复我为了九元钱的助学金而失去的信任。这两条当年的承诺，花了我近百倍的代价。五年的大学，不过是总数九百元的费用。对二哥，我是接受了他的儿子从初中二年级到高中毕业的全部教育责任。可说是全心全意，为他选了大学和选了专业。到侄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又在日本工作，至今十多年。当父亲的为了收回自己作父亲的权威，竟至百般抵毁我作出的应有的贡献，这叫我好伤。以后，又接过二哥的大女儿在我这里工作。为了她的工作，我调动了我多年不用的人事关系，帮她从学校到湖北省化工厂中间还夹一个应城市劳动局，二天内转三个单位。现在她有个好的工作，有个好的家庭。我自己觉得心安而不欠什么了，心安理得了。

在我面临人生极为重要选择的关头，四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不是他，我可能读不成大学了，也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我。他对我的恩惠是永生难忘的。但可惜的是我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很不顺利，身心交病。当我刚从英山县调到湖北省化工厂工作时，他的大女儿也正在读高中，但这个大女儿长相丰满而甜，很会唱歌，是一大群男孩子追逐的目标，所以，读书很难专心。而我这个四哥又极爱面子，思想传统而保守。从本能上，总认为男女交往，占便宜的是男人，而女孩子总是吃亏上当者，如果与男孩子们发生了关系的女儿就是家庭的莫大耻辱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这个与我读大学同步来到人间的侄女儿吴巧萍就经常挨骂，被说得是“臭屎无用”，是“我看死了，你这一生就只有做苦工的命。”但这时我正在受审查，自顾不暇，但为了报恩，也实在是看不过去，我接过他认为实在不成气的大女儿，在我跟前读书，度过了中学的青春燥动期。最终考上了大学，而且成了青山区评的武汉市模范教师，也有了一个很好的家。他们对这件事如何看待，那是他们的事，但我心不变，心安理得。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15:03

二十七、爱情终于降临

也许是因自卑、生理发育迟缓、道德观错位等多重原因，我在年轻时的恋爱是表现得迟钝和幼稚可笑的。

从初中时起，我也和别的同学一样，表现了对女同学的特别的关注，亲近和欲望。不过并没有一种像别的同学一样的积极和热切。现在想来更多的还是一种好奇和虚荣心，而没有内心情感和生理欲望的渴求。就好像是人所必须的某种东西一样，别人有了我也就一定要有，要不然就会被人笑话。在初中一年级时，对于能和哪个女同学同桌心中也十分在意；对于哪位女同学不嫌弃我而愿与我表现适当的亲近，也铭记在心。所以就有了对初中同桌女生李玉华的久久不忘。一直到一九七四年调到湖北省化工厂工作后听说先我而到的人里面有一个叫人李玉华的人，心中仍然非常激动。到高中三年级时，在日记本上也还写下了“不知此生我的所谓爱人何年何月出生在我国的哪块土地上”这样的话来。一种对终生大事的关切跃然纸上。

在初中时是李玉华，她在我心中占有的地位维持了三十年没变。那是一种受了别人恩惠的负债感，这是不是我的初恋我也不知道。到高中时，班上来了一位女生叫做余永宁。用我当时的观点看，那简直是天仙不是人。这个女同学五官端正，眉目清秀，身材苗条，皮肤白晰，举止文静，语言轻柔。尤为难得的是她成绩好，一笔字尤其端正秀丽。这个女生一到我们班很快就成为众星中的月亮，成为所有男生可望而不可求的偶像。她平时也不多事，不多与人来往，但却对吴长青表现得格外与众不同，情有独钟。对我则是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这件事很伤我的自尊心，并从此使我对与女同学打交道更加没有自信了。因为我那时的观点是，女人只把自己的感情施舍给自己看得起的人。而我又有什么能被人看起的地方呢，这种思想发展到后来成为了我与所有的女人打交道都有了一重心理障碍。只要有那个女人对自己好一点，不论年纪大小，长相是美还是丑，都能使我受宠若惊。到大学二年级时，班上来了一位女调干生，叫杨志纯，也秀气苗条。年纪可能要比我大上近十岁了。我是当时六八五三班的班长，用现在的观点看，作为一个调干生，与插班那个班的班长亲近一点属于成熟了的人的必然之事，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在一九六四年时，我在体检中发现肝大。那时粮食紧张，营养不足。同学中也正在学雷锋，互相之间比较关心。这就有人给我送钱和粮票，其中就收到过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吴恒春同学收”六个字。里面装有一斤粮票和二元钱。经多方打听暗查，确证是她送的，这件事就让我刻骨铭心达三十二年。我一九九七年在长沙时，还想方设法地打听她的下落，最终打听到她在湖南农业厅工作，已经退休在家，我还找到她家中去见了一面。对这件事她是早已忘记在九霄云外了。

大学时我们六八五三班共有七个女同学，这时我也年纪渐长，对于终身大事也从心理上提上了日程。但就是不能与女同学正常打交道，也曾经试探着和其中两位同学格外多接触过几回，却始终不得要领。好像作小偷一样，生怕被别人看出了自己的动机。当时的情况她们知不知道我是“心怀鬼胎”呢？现在看来她们是知道的，不过是不点明罢了。要不也不会在班上造成了一定的风言风语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还留在同学们的记忆中。

自由恋爱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我寄希望于由别人来介绍，实在不行就到农村去找。

文化革命开始后，初始思想是想要有所作为，能真正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不负男儿为人一世。刚进大学不久，在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提过在反右斗争中的一个叫做吴开斌的学生。他是学生右派的典型，罪名是疯狂地向党进攻。我内心曾也产生过一种宿命的想法：可千万别又出现一个姓吴的反面典型，因此在运动的初期表现得尤为积极。办化学系教育革命展览，当学校《武大战报》的兼职编辑都全力以赴，不遗余力。为了团结全班同学在党的周围不掉队，积极地参与了全班学生干部会议，在被动中当了这个会议的主持人。结果赢得了一个“赫鲁晓夫式人物”的“美”名，从此入了另册不得翻身。到成了造反派的头头了，先是为了自己的生死存亡而拚搏，后来就自觉是个职业革命家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关上了儿女情长的这扇大门。

在武汉展览馆时，先是遇到一个叫做周小平的女同学。她是华师学生，方脸，短发，身材有点胖，但是眉清目秀。我刚到展览馆不久，就感受到她那一双冒着火花的眼睛。只要是我开会讲话，那一双紧盯不舍的眼睛总跟着我在转，但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要亲近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更加接近。后来，才知道她有羊癫风，就更说不上接近她了。后来又碰上一个武汉师范学院（现改名为湖北大学）的女生，叫赵培月。身材高挑苗条，五官端正。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是学数学的。由于身材条件，是武汉师范学院的广播员兼校女篮队员。我认识她时，她是武汉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后来在展览馆中分工负责讲解员这一班子。在馆内，她对我的态度并不特别与别人有所不同。要说略有不同，也就是她与她的几个要好的女同学，一个是叫做龙巧玲的，还有一个叫做董惠英，从来都是一起行动。不过现在想来，她们也总有各种理由能与我保持着有机的联系而不断线。有时是从我这里拿走一本什么书，有时是向我推荐一本书，有时又临走时忘了带走某一样东西。武展“二、一零事件”不久，这时在这里已经没有多少事好做了，不少同学也就经常学校和展览馆两处跑。有一次赵培月把我的一双棉布手套拿走，要我到她们学校去拿回。我去了一次，她很高兴地接待了我。到一九六七年的二月底，大家都分手各回自己的学校了，只有我和华农的陈经仪还在这里。那时除了商校的“小八路”还来过几次外，其它的人也就更少来往。到七二零后的一九六七年的八月份，我们才又恢复了来往，不过也很稀少。从我当年的十月份“挂印”回校接着又离开了学校，就有很长时间没有联系。直到六七年的十二月底我从西安回来，在武汉大学又开始了活动，我在一种不敢认定的朦胧中也总想找机会与她联系，因此很主动地到武师找过她二次。这次的恢复交往就完全属于私人友谊的性质了。那时香烟很紧张，要凭票供应。而在大学生中，每个班都有一定的同学抽烟，因此也发给烟票。一般是每个抽烟的同学每月总能分到一包两包香烟票。她是女生，是不会分给她烟票的。但有几次，她都特地给我送来了成条的香烟。那是那时比较中等的一种烟，牌子是《黄金叶》，价钱与《游泳》的相当。比《新华》高一个档次。原来她是不理睬同学们的笑话而向男生化缘要来的。这使我非常感动，深有雪中送炭的感觉。这还是因为我一直是每月只有十五元的生活费，我自己根本就买不起整条的香烟。一条“黄金叶”的烟要二元六角钱，这是我每个月全部资产的一倍半，要我去买是想也别想的事。但由于文化革命，我成了武汉大学的主要负责人了，在与老干部一起活动时，也总有他们给我递烟，也就是这样才养成了我的烟瘾。所以赵培月送来的烟也实在是解决了我的大问题。这种来往延续到一九六八年的九月份，武汉大学在九一二时庆祝新校庆，我是学校主要负责人之一，也专门邀请她们几个同学来校参加了活动并送了一些武汉大学的纪念品。过不了多久，有一天，她拿来毕业生分配登记表，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如何填写。我感觉很奇怪，本能地认为填个分配登记表又不难，一个大学生难道这也要问人吗。我就很直接地说，这怎么填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打算就照直填不就行了吗。她一气之下就跑走了，自此后就再也没有来往过，她分配离校后也不知去向。从此一隔三十年，直到一九九七年才又找到。

六八年底，有一次原在展览馆工作的华农研究生万蜀渊到武汉大学来看我，闲谈时他问我，什么时候结婚。我很奇怪地问，结婚！结什么婚？和谁结婚？他笑话我说，就不要瞒下去了，你和赵培月的事谁不知道？还以为别人是瞎子。我一听就说，那有这回事？我们早没有来往了，连她现在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万蜀渊问是怎么回事，我就把她毕业分配时填登记表来征求我意见的情况说了。万蜀渊叹一口气说，没见过这么有才能的人做出这样无知的事来。人家毕业分配与你什么相干，这是事实，不过，既然拿来征求你的意见，那就当然有关系了。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要你表态吗？你只要说希望她毕业后分到什么地方，你毕业后也往那里调，这不就是变相的表示了你们两人的态度吗。我一听，真的很有道理。万蜀渊说，你这样一表态不打紧，这不叫别人心里不好想吗？你知道这伤别人的自尊心有多重吗。这一连串的问号我实在也不是不懂，事情一经别人提出我也很快理解了这其中的关键，但已后悔无及。不过从此后心中就背上了一个心理负担，总觉得对她心中有一份欠疚。这也可能就算是我的第一次恋爱吧，尽管我心中也从来没有过恋爱的那种感觉。

这事到我与方霞结婚很久后，向她提出这一压在心头的负担。她倒是深表理解地认为是我不对，并支持我重新找到别人再向人家说个明白。在一九八四年我的政治审查结束后，方霞还支持我专门跑了一次现在的湖北大学，向学生处的人打听当年的学生分配的去向，但事过境迁人事变换，再也打听不出来了。

一九九六年中，我妻子方霞到她的大学同寝室的女生，现在同济医科大学附中当语文老师的曹凤鸣家里去玩时，看到她一张当年中学同学的纪念合影。照片上的都是早己过了半百之年的各色老太婆们，而且充分表现出女人与男人的不同。那就是女人一过中老年就会面目全非了。方霞看到这张照片就很直率地说，怎么照片上的人一个个都那么难看，只有中间这一个还好看些。曹凤鸣在厨房里忙，听到这话就答话说；“你说的是赵培月吧，她是我们当年女中的校花。这是我们当年的六中同学的合影。”原来，武汉六中是女中，赵培月是曹凤鸣的中学同学。方霞一听到赵培月的名字，很快就想到我多次提到过的那件往事。她就接着问：“赵培月，是不是武汉师范学院数学系的，武师的篮球队员，院广播台的播音员？”曹凤鸣很奇怪地问：“你怎么对她那么熟悉又不认识她”？方霞就把我与赵培月的一段交往过程说了一下，进而向曹凤鸣要了赵培月的电话号码和工作地址。方霞回家后很快就给当时正在长沙的我打了电话。在电话中她很高兴的说：“天成，你再也猜不到我给你找到了什么宝贝？你想也想不到”。我问那我从那个方向想起，没办法想的。她在电话中兴奋地对我说，我找到了赵培月。当场她把赵培月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并嘱我立即打电话。

现在想来，方霞这个人也真是人间少见。这在别的人眼中看来，几乎是不能容忍的事，而在她看来，好像这是天经地义一样。她不仅对我当初的亏欠觉得有必要向人家道歉，而且还亲自为我找到了在人家来说叫做是初恋的恋人，还与我一样高兴。也正是她的这份大度和宽容，使我能平安地生活在风风雨雨中而没有受到更多的折磨。也正因为如此，我心目中也总有对方霞的一份感恩和亏欠！

从此，我与赵培月分别三十年又一次取得了联系，并邀请她参加了我与方霞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集会。一九九七年三月八日，是我与方霞结婚二十五周年。我们是不折不扣的患难夫妻，结婚以来受尽各种折磨。特别是我自己在受尽磨难的同时，于一九七六年又得过一场危及生命的重病。到九七年我是五十五岁，结婚二十五周年，这对我来说甚属不易。为了对方霞有一个报答也算是对我自己的一种交代，特地在当时最有名的正银酒家举办了一次纪念活动。因为那时我也实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过到结婚三十周年，所以急急忙忙地举办了结婚二十五周年的纪念。请来了我从初中到大学，到工作，到打工各个时期的代表五十多人参加，赵培月也欣然应邀而至。在接待她之后，我想旧事重提，她拦住了我的话头说，我既然来了就能说明一切，什么都不要再提了。就这样算是比较圆满地结束了一段历时三十年的“悬案”。

似乎我命中注定的配偶是方霞。

前面已经提到，方霞是河南藉武汉人，其父于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并随着南下部队南下到汉，就在组建解放后的新中国湖北省体委工作了一生。中国的体育之父要算是贺龙，而方霞的父亲要算是湖北省体委的元老了。由于体委是个纯管理的部门，所需文化水平不是多高，因此也就成了建国后安置那些功高资格老而文化低的老革命的理想单位。方霞的父亲在这样一个军功显赫的老革命云集的地方工作当然就注定了当副职做人梯的命运。因此在省体委工作几十年来，一直是当的各种关键岗位的副职，体委办公室副主任、整风办公室副主任、反右时也是反右办公室副主任。唯一的正职是运动大队的队长，因为这是要代表行政方面带队出门乃至出国的职务，所以就没有老资格的和他争。由于参加工作前是个初中毕业水平，这在战争年代要算是高文化的了，所以历来有军中秀才之称。人很胖，但脑子反映灵活，有很强的写作能力。

方霞的母亲原名叫王化兰，后改名叫王平。出生于一九二九年，比我只大十四岁，方霞是在她十七岁那年出生的。方霞的母亲身材小巧，苗条清秀。个性果敢要强，动作麻利。生育长成了五个子女，二男三女，按大小分别是方霞，方伯惠，方虹，方鹏，方瑛，是典型的先女后男的花生。

方霞的家是我所见到最清楚的唯一老干部之家。这个家住公房，吃过共产党进城初期供应制的粮，家中一直是由国家配制安置有专职保姆。因此她们家几个孩子都由保姆带大。有个保姆姓王，是老三方虹的奶妈，她们叫她王妈妈。我见过，这是个性格外向，热心快肠的黄陂人。脸色红润，与方家的关系处理得很好。

方霞在家中是老大，出生于一九四六年。刚好赶上了文化革命前高考的最后一班车，以俄语离满分只差一分的成绩考进武汉大学外文系。她与我又隔年级又隔系，要不是文化革命，我们连认识的可能性都没有。

据我们认识后方霞自己介绍，她在进武汉大学报名的那一天，接待她的是数学系的学生朱德永，她参加新生接待工作是为校广播台务色广播员，因为方霞普通话说得好，就带她去广播台报了名。方霞就这样成为一名广播员，而且一干就是五年。由于她父亲是在省体委工作，从小耳濡目染，对体育也很是爱好。在参加校广播台当播音员的同时还参加了武汉大学校篮球队，乒乓球队。在校文艺演出中还经常当伴唱。她的歌声甜美，嗓音圆润。总之，方霞无论在那一方面都刚好和我相反。是无忧无虑的城市干部家庭出身，心理上没有什么人情世故，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她对人一视同仁，与多高的人物打交道不觉稀奇，与最低层的人打交道也无丝毫勉强，在随随便便中显示出一股大家之气。这与我后来见过的很多高知子女和其它高干子女截然不同。那些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与生俱来的个人和家庭优越感，门弟观念很重。总之，在我认识她之前，方霞就是武汉大学的活跃人物了。文化革命初期，武汉大学共有两个活跃的女同学，一个是化学系的樊雪梅，一个就是外文系的方霞。樊雪梅从很早就参与了武汉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组建工作，而方霞则参加了外文系的“八. 八战斗队”。这个战斗队成立很早，但到后来就活动不多，不过却是三司和后来的三司革联的基本力量。在成立武汉市红三司时，方霞还是当时成立大会的主持人。在全武汉市造反派封湖北日报社的红旗大楼时，她代表当时的三司参与其足，是联合指挥部的成员，地位可是比我高得多了。这就是说，武汉大学的二个活跃的女生，一个是二司的中坚力量，一个是三司的风云人物。到了校内，这二个女生又一个是龙派的骨干，一个是虎派的精英，她们都分别与龙虎两派的二个实力型人物成了夫妻。这也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我与方霞认识很晚。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我从西安回到武汉大学重新参与了武汉大学内部的活动，她才在我的视线中出现。她身材丰满，行动自带一股抑制不住的活力。头上梳二条短辫，身穿一件洗得略带白的军绿色女式军装，肩上总是背着一个军用挂包（这一身打扮是当时是最时髦的装备了）。在公众场所总不爱多说话，而是非常认真的听着别人的发言。也许是当播音员养成的习惯吧，逢会只要有她参加都必定带有一个很大的本子，很认真地作记录。前面已经说过，方霞有一个不知是好还是不好的习惯，那就是爱目不转睛地盯住说话的人看。刚好我又是很容易被女人的看重而轻易就受宠若惊的人。再加上我自回武汉大学后，就是龙派的主要发言人，逢会必讲，大会讲小会讲。而她是开会必作记录，大会记小会也记。这样我们就慢慢结成了逢会必打交道的老搭挡，很有几分出双入对的样子。实际上天知道我们是什么回事，从来就不涉及儿女私情。那时候我们是把那一套叫做小资产阶级情调予以否定的。前面有田洲安和樊雪梅的榜样，再加有人说我和方霞天生有夫妻像，都是方脸盘，大个子。作为一个自尊心强而内心自卑的男人，没有能力追女孩子，能在形式上有那么个样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议论不仅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也算是一种聊以自慰吧。当时方霞是怎么想的我就没有多在意了。

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份，中央通知要武汉各主要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到北京开会。武汉大学的龙派决定我作代表。要向中央首长汇报，这涉及到各组织的切身利益，因此非常重视。而我实在是一穷二白，连一身像样的穿着都没有。这就忙坏了方霞了，她把自己的军用挂包借给了我，在里面装上了她最心爱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一本最新版的《毛主席语录》，一本《林副统帅语录》。再就是借给了我五元钱作为到北京时的零花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但这东风就始终没有吹来过。到最后，这次会议也就取消了。我把其余的都还给了她，但那五元钱就实在是还不出来了。也就这么欠着，好在她也不太在意，我也就受之无愧地拖着。心里打算是总有一天会还得起的。不过在内心深处也有所期盼，总觉得她的钱好像也就是我的，我们总会有一天不分彼此的吧。

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关系过了半年多。到一九六八年的八月份，好像也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当时我是住在老斋舍的学生会，与她的广播台在老斋舍顶上的老图书馆前遥遥相对。每次吃饭时都是不约而同，有时是相约一同到老斋舍学生食堂（当时是叫学生一食堂）打饭。然后一起到她的寝室“共同进餐”。她同寝室的那位女同学就是曹凤鸣，这时大多数时间不在学校而在家（她是武汉人）。因此方霞的寝室就成了我们俩人的小天地。这一天在打饭去食堂路上碰到时，她递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匆忙写了几个字：“打饭后到我寝室来一下”，我不知会有什么，心中有几分怔忡不安。刚把饭打来，我还没有开始吃。她突然提出了我们俩人的关系问题。

“现在外面在议论我们俩的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是我有意造成的。要是你不高兴，我可以去辟谣。”

“真笨！”

我不知道我怎么又笨了，她倒是若无其事地一边说一边吃，我却是紧张得一口也吃不下去。她看到我不吃饭就说：

“你吃不吃饭啦？你不吃我是要吃的。”

这餐饭我是不知其味，也没有吃上几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学生会的。我尽管不是有意造成同学中对我和方霞关系的猜测和议论，但也是乐于其成的在听之任之。在我的心中是再也没有胆子能设想我和她就真的能成为恋爱关系的。因为不管从那一个方面，她的条件都比我强得太多了，根本就是门不当户不对。这叫做事不关己，关己则乱，我也是当局者迷。方霞今天这个态度不就是在试探我逼我表态吗？我那时也真是笨得可以，就不知道趁机说个“我爱你”这三个字。回到学生会我的住处，糊里糊涂就睡下了。朦胧中感觉到有人来到我的床边，还动过我的枕头。当时心里紧张得要命，实在是不敢醒来。感觉到来人走了以后，我赶快起来看我的枕头下面，原来是在那里压了一双袜子。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这是我今生别人为我买的第一双袜子，也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第一双袜子。在那以前，那怕是在大学读书，我也是没有袜子穿的。对于我这样的农村人来说，那是一种属于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不是必须品。没有袜子不是一样过吗。但在大学又实在是人人都要穿袜子的。为了不被别人笑话，我养成了穿长裤脚裤子的习惯。而且在行动时还特别小心不让没有穿袜子的脚脖子露出来。那时我又没有穿过皮鞋，那种浅帮球鞋是很容易露出脚脖子。要想遮丑，就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裤脚足够长，二是走路特别小心。时间长了，这倒叫我养成了任何时候走路都从容不迫的样子。这种样子不是心理从容，而是像女人穿高跟鞋时不得不稍向后仰，更显得精神一样被迫形成的一种样子。这时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双袜子了，而且是心中十分倾心的可望不可及的女同学买来的。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感慨万端。不过这时倒叫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方霞对于同学中的议论并不是反感的，我可能有几分机会努力弄假成真。难的是，我要怎么办才能达到目的。

从这以后，我就像一个受到纵容的小偷，胆子变得大了一点，有意无意间在制造各种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们开始约会了。实际上她也可能是在有意的鼓励我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吧。她也可能在有意识地让她的家里人接受我这个乡下人。不过那难以出口的三个字是从来也没有从我口中说出来过。实在难啊！

一九六八年九月初，她请了我们学校当时龙派的几个主要头头到她家做客。我记得去的有：唐学鳌，吴恒春，汤任远，田兴志，张汝民，戴朝舜，吴正邦，李全应。这里除了吴正邦是属于我个人的私人朋友外，其余的都是龙派的主要人物。她当时是不是打了招呼要她们家特别注意那个黄陂人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是还没有从试探中走出来，不敢以方霞的男朋友自居。所以对她的父母仍然是用对一般同学的父母一样，称呼方霞的父亲叫“老方同志”，称呼她母亲叫“您家”。

方霞的家用我那时的眼光看，那是真的很阔气的了。楼上楼下，共有四间房，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外带还有一个与人家共有，但也很大的专门厨房。蜂窝煤成列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边，堆成了一座小山一样。比起我那个在黄陂的农家真有天渊之别。实际上用现在的观点看，那也是很一般的。客厅里摆着一张小床，那时还没有电视，一个大木箱子上用一块很素净的花布整齐地蒙起来，变成相当于现在的高电视柜的样子，上面放些摆设。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家俱。但我用的参照物却是我乡下自己的家，我那赤贫的家啊！

从那一次回校后，我与方霞的关系又无形中进了一层。从此武汉大学老图书馆西侧的石台阶上，理学院靠生物系那一面的小路上都曾留下过我们成双成对的身影和脚印。但那至关重要的经典的三个字却始终无法出口！

一九六八年的九月二十四日晚，好像是一个中秋夜，反正月亮很明亮。我们俩人在一起，先是在校园内散步。然后我们停留在理学院门口的第二级平台上面，两人斜依在上台走道左面的第二个立柱，散漫无际地聊着。到近晚十点还毫无睡意。月光如水，带着秋天的清冷。方霞不自觉地缩起双肩，这给了我一个表现出男子汉风度的好机会，我很快脱下我那带着我父亲遗味的大襟夹衣，很自然地披在她身上。并趁势把她的肩搂过来，她也就顺势地斜靠在我的胸前。这一刻，好像我们是等了太久才达到的心灵沟通，是唯一能代表那真叫人难以出口的那三个字的另一条路。到此为止，我们聊天的内容就由完全口不应心的乱聊达到了以对未来的规划为主的制定计划。我们首先商定的是国庆节回我的老家让她去见我的母亲，她的未来的婆婆。在这以后的几天里，我们一是作国庆节回乡的准备工作，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们作为那时候的武汉大学名人而保持身份所必要的安排。我们约定，从此后我们这就算是确定终身了，再以后的事就是什么时候结婚的事。我们没有时间谈恋爱。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太过亲密。

我与方霞这对患难夫妻在事关重要的两件大事上都是模糊应付过去的。一是最为被女孩子们看重的求爱，二是女孩子们所谓的人生只有一次的婚礼，都在一种无能的条件下被故意模糊处理了。想起来真是对不起方霞得很。

国庆节这天，我们俩人各自借了一辆自行车，一大早就上路了。我们要以骑自行车旅游的形式作为我们的定婚礼。从武汉大学出发，到黄陂大约有八十公里。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到快中午到了我们的同学陈太富的家。他是哲学系的，他的朋友黎秀英也是哲学系的，是方霞的好朋友，也是武大篮球队的主力。他们双双也正好回家过国庆。他们招待我们吃过午饭，我们又继续上路了。直到下午五点左右才到达我出生的吴家大湾。那年我的母亲也大约才五十岁上下年纪，耳聪目明。我们由横山方向回家，车到门口塘角时，方霞不经意地把手表从手上取下来。母亲在家门口看到我们过来，发出一声爽朗的哈哈大笑说：“哎呀，你们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呢。快进屋。”旁边有人问：大婆，这是那家的姑娘呀？母亲很自然又自豪地说：“这是我娘家的侄女。”我真是很佩服她老人家应变的机智。那年头，男女定婚，相亲，都是全村的大事，就更不要说是自由恋爱的对象了。要是不说是我的表妹，肯定就要引来一屋子的人围观，看吴天成的对象了。我们一进屋，母亲就忙进忙出地忙个不停。煮面条，打鸡蛋。我们那里那年头还很穷，鸡蛋面条就是待客的最好的东西了。看到自己的破烂的家，与她的那一尘不染的家相比，我心里很不踏实。眼睛不时地围着方霞的眼光转，生怕她不满意，看不起。

我的家是典型的农家，布瓦，小窗。进屋去就是黑咕咙咚的，满屋子有一种陈年旧屋特有的那种霉味。几个小侄儿侄女满屋乱转，有的脸上还挂着鼻涕，像两条白色的虫，在嘴边伸出缩进。家中的几床棉被就像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的那样的似铁的布衾，并且发出一阵的年久陈旧的特别的气味。家中的餐桌则是那种不知是什么木头又不知是什么颜色的旧木桌。几块旧木头，每块有四、五寸宽，一寸多厚，每块之间隔着一手指宽的缝。里面塞满了不知些什么陈年脏东西黑糊糊的。房里四处通风，己经到了秋天，蚊子还很多。成团地围在人身边嗡嗡地叫。母亲的房里就更加具备了除一种贫穷的农家所有的一切寒酸外，还多了一份农村老年妇女所特有的气息。床上垫有很厚的稻草，一床蚊帐己不知用过了多少年，完全成了一副黑不黑黄不黄的颜色。房中还摆着只有在小说中才有的马桶。

总之，这就是我的家，这是我出生和生长的家。很多事只有特意地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时，才能看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尽管我的家在我们那一片还不算是最穷的，但这在从未到过农村的方霞看来，恐怕就除了落后和贫穷外，就再也没有其它了。让人庆幸的是，方霞对这一切好像毫无感觉，一点也不觉得意外。而且没有一丝一毫嫌弃的意思。这使我无限欣慰。

母亲眼睛好，看到了方霞临进村时摘下手表的那一幕。对此赞不绝口。我没有发觉其中有何价值的事，在母亲口中说来就成了非凡的举止了。母亲说方霞不张狂，懂得谦虚。还引经据典地说，“有麝自然香，莫在上风扬”。城里人到了乡下不要摆富，不要充阔。方霞到进村时能摘下手表，这说明她有教养。这一幕刚好也被在地里干活的同村的一个人看到，顿时在村里传为美谈。

要知道那个时候，手表不仅还没有成为生活的必须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奢侈品。青年学生戴手表就更为少见。那时人们的工资普遍不高，低的只有十几元一个月，而最高的也不过五百多元（行政一级，毛泽东也不过是六百四十多元）。而一块表就是半钢十七占的（那是最普通的一种表了）也要近百元一块。那是普通一个人近三个月的工资。我们现在三个月的工资就够买一辆进口摩托车了。

总之，这一次，母亲对方霞是一百个满意，赞不绝口。在知道她爸爸是正县团级后就更是大为高兴。笑着对我说：“岳少保的岳父也是个县令，你这是找了个千金小姐了。”方霞事后偷偷的问我，岳少保是谁。我说：谁？岳飞嘛。这就足见方霞在我母亲眼中的地位。

从这以后，我与方霞的关系就算是最后定案了，下面的事就是等待合适的时机结婚。而方家也似乎对我这个准女婿没有太多的挑剔。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也没有过多地体验爱情的甜蜜和浪漫，这就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件终身大事。

方霞的父母是非常开明的老人，他们二位老人家对儿女的婚事完全是民主的，以儿女自己的意见为准，从不多作干涉。而我作为一个道地的农村人，何况从小就有着强烈的自卑感，但进入方家后也蒙她们家二位老人家的宽容而没有让我太过难堪。当然也由于我的这份自卑，使我在她们家时非常注意我的言行。第一是我好像天生就痰少；第二是对做家务事我还都比较行，也很愿意做；第三是我各方面都有意识地克制自己。所以她的家很快也就成为了我的家，从此后我也就很少到四哥那里去了。因为最为难得的是，她们家也并不看不起农村人，所以我的生活起居很是自如。不过最为叫人难堪的到不是别的什么，是方家的从方霞开始，几个小一辈的都很少有乡下人来往，只有一个保姆是黄陂农村人。所以她们从小就只知道黄陂人就是乡下人，反过来他们也就认为乡下人就是黄陂人。这真是天知道！他们不知道乡下人是相对城市人而言的生活在乡下的农村人的通称。

这又叫我想起了方霞初到英山县时，到了英山城关住了招待所后，她突然问我，怎么黄陂有个城关，这里也有个城关？是不是地名同名了？叫我好一阵笑她。我说，城关是每个县的县城。只要是县城都叫城关，这就像每个国家都有首都一样，城关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地名，也不是只有黄陂才有的。方霞像一张白纸一样。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15:28

到一九六八年的年中，全校就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况之下。六七届的学生已经分配离校了，六八届的学生也眼见得很快就要走向社会。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积极性再也没有过去那样高涨，每个人都在考虑各人毕业后的去向这一事关个人前途的大事。这件大事有两个方面，一是毕业分配，二是婚姻恋爱。

临到我们分配时的最高指示是“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当时大家想到的也就是要不要向自己的家乡靠近的事，要想离校就分得一个好的理想中的工作单位是没有什么指望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趁在学校时定好终身大事。平时若明若暗的恋爱关系这时都暴露出来，再也不用保密了。平时心心相映而没有表明的也赶快表明态度。因此就格外加深了临毕业时集中谈各人终身大事的声势。当时大学毕业生分到武汉市工作试用期工资是43.5元，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就是八十七元了。因此同学之间确定恋爱关系就被叫做成立“八七串联会”。

而我的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的政工组组长职务是到这一年的国庆就名存实亡了的。七月份，六七届的学生分配，我还是挂名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组长，但实质上是什么事也没有过问，也没有人告诉我毕业生分配的方案和计划。临到我们自己这一届学生分配，就连挂名的毕业生分配工作组长都不再是。那时我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说话算数的倒是当时的工宣队，从上到下包揽了一切。

驻武汉大学工宣队的工人师傅是由武钢和一冶调来的。按道理说，武钢一冶是文化革命中钢九一三的基地，他们和我们应是有着很浓的感情的。不过不知为什么他们一个个都对我们凶得离了谱。这件事当时都没有能够多想，要是稍微想一下可能也就能知道文化革命实际上所谓的造反派已经失败了。

我在武汉大学的最后表演是当年的校庆活动。也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在这一次的校庆活动中，赵培月也曾来到过武汉大学。那是那次分手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一九六八年最大事件是当年的“八一”渡江活动。

在武汉大学成立校革命委员会的差不多同时，省市革委会成立了。被中央点名的七大组织的第一把手分别担任了省市革委会的副主任。有影响的第二三把手一般都是常委。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副主任：朱鸿霞，武汉钢工总第一把手；

      杨道远，武汉钢二司第一把手；

      张立国，新华工第一把手；

常委：二司的常委是：

      方宝林，武汉钢二司的副司令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副主任：李想玉，钢九一三第一把手；

      薛湘民，三司革联第一把手；

      高玉泽，新华农的第一把手；

常委：参加市革委会任常委的二司成员有；

      丁家显，副司令

      柳英发，副司令，（中学生代表）当时是红旗中学学生

后来听说二司的常委们曾因由那些人出任省市革委会委员而闹得有些不愉快，不过事不关己也就不太在意而没有过问，这些事现在看来都成了一场笑话，但作为当时能看透的也就实在不多。大凡一场大规模运动，事后难免没有反复，要巩固己得成果，首要之务不是分赃，而是要用精兵强将分兵把口。因此要能够不带私心地保留人才。在我国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一场革命，一场运动，到收场时，总是免不了要把各种职务当成胜利果实分配。这其实就是当官者无官不贪，有权时无不搞特权的思想基础。至于在分配职务时带着私心，那就更加后患无穷。这种私心表现在一是偏，二是怕。偏就偏在与自己亲近的，自己偏爱的就多方照顾，其它就不在考虑之列了。怕就怕在有人闹，会哭的孩子先餵奶。李自成几年辛苦，打进北京后还是丢了江山，就与进京后的职务分配中造成的后患，大家不愿再拼命有关。

昔日介子推随同晋重耳流亡在外，为了渡过困难让这未来的“国君”不受委屈，介子推除作了其它贡献之外，甚至割下自己大腿的肉做好给重耳吃。到后来，重耳夺权成功，这些在困难时追随过重耳的人每一个人都以“从龙之臣”自居，人人邀功请赏，就没有一个人记得介子推。到后来重耳记起来了这个人，一想，赏罚不公恐寒了人心，才又假心假意的去找他。但这时介子推已经羞于和这些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东西们同朝为臣了，避不见面。他为了表示不想当这个官的决心，背着他的老母亲躲到了首阳山上。但我们的这些“无产阶级接班人”们的表现却比这个介子推差了不知多少倍了！我实在佩服我离开司令部的高明之举！

一九六八年的八一节，由担任了省市领导职务的头头们主持，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渡江活动，这是太平时期的最大一次全市性活动。也不知是谁还记得我这个过气了的二司宣传部长，给我送来了一张观礼票，要求届时到长江中的游轮上观礼，但我因面临太多的困扰而弃权了。这一次没有到场，错过了现场观察那次渡江惨案的机会。总之，那一次渡江在下水时由于种种原因，死了很多人，有说几十的，有说上百的，其说不一。总之死了不少人，社会上说什么的都有。这件事影响所及，到几年后才淡忘。

没有参加渡江观礼，是因为我在学校的毕业分配中苦恼万分。从好的方面说，我总算混到了大学毕业而没有当反革命。从坏的方面说，我仍然是处于一种任人宰割的境地。而且是像对待入了另册的阶级敌人那样，我对于自己的去向，没有了任何的发言权和知情权，任由派到年级的那几个工人师傅摆布。

说起来，中国文字的那种叫人意想不到的深刻是不到一定的时候不能体会得出的，我这时体会得最深的就是势力两个字。在文化革命中，我也曾是风云人物，也能在不经意中给人以极大的帮助，在不经意中给人以极大的苦痛。这个力量是谁给的，明明没有人给。是自己争的吗？也不是啊。要不，同样是这个人，为什么有时就争也争不到，自身难保呢？这就是势，是在大势中各自乘了这股子势，因而就显得威力无穷。所谓权势权势，权是要势才有作用的。权是什么呢？不仅是职位的事，也不仅仅是公章的事，还要势。我这时当然仍然是武汉大学的校革命委员会的政工组长，但由于没有那种大的形势，因而有职务也没有权。所谓乘势而起，大势所趋！这个势能叫乌龟王八有威风，也能叫仁人志士无可奈何！

我们这时候的毕业分配，大致是四个方向。一是中央各部所属下级单位；二是军队农场；三是国营农场；四是到农村插队。到中央各部的下级单位，当然是相当于分配一步到位了，这在我们当时是最好的去向。而到农村去那是成双成对分配的同学的“特权”，别人也不会去争，而有这个条件的同学也只好认命了。何况这两个方向去的人也不是很多，最大量的同学是分往农场。到国营农场去的同学基本上是家庭成份不太好的。而那时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们心目中有无比崇高的地位。我的第一次分配信息是被告知，我分到了煤炭工业部山西大同煤矿，这算是一般来说相对较好的了。同年级有个女生，叫做颜肖慈，是原武汉大学校团委的委员。人很老实本份，就是家庭成份上有点问题。她在整个学生阶段，一直积极要求进步，工作任劳任怨。这一次到了大学毕业，不仅没有承认她的表现，而且又把她当一般成份不好的同学对待，把她与我们年级另外一个同样出身不好的女生江祖乐同学一起分配到了 “国营五三农场”。这是当时在分配去向中人们认为比到农村插队略好一点的去向。这使她感到非常不公平，因此情绪很坏，一直哭闹不休。我听说这一事后，心中就想，既然是这样，我有职无权，没有办法用权势来帮助人，用我自己份内的待遇来送人情总可以的吧。这也可能是我在武汉大学最后一次帮别人了。我就对她说了我的打算，要她自己去找工宣队。以后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只不过经这一换，我就由大同煤矿换到了湖北省的五三农场。与我同时分到国营五三农场的六八五四班江祖乐是一个会游泳的女同学，湖南人，眼睛高度近视。戴一副八百度的近视眼镜。因为近视，给人的感觉是眼睛向外鼓得很厉害。个子又不高，加之又会游泳。所以同学们叫她青蛙。

到这年的十二月，一切是大局己定，只等各自上路了。这时我与班上的同学一直都很疏远，没有什么来往。这里面的心理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既有各自对我将来去向和前途的估计不抱乐观态度，也有我平时为人给他们留下的映像有点孤芳自赏，再有就是整个文化革命期间的观点和恩怨吧。总之，这时我在班上是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一直到离校都是茕茕孓立，形影相吊了。我是孤单一人离校上路的。事后听他们说，有不少同学在离校时还有过一场洒泪送别的感人场景。而我是这一生再也无法体验这种情怀的了。

我这时生活中只有方霞，从农村回来后，我就频繁地出现在武昌区民主二路广福坊四十二号的房屋中。慢慢地成为了她们家庭的一员，有时也帮忙做点家务活。好在我来自农村，也不算笨。特别叫他们家吃惊的是，我会只有北方人才会的包饺子，让我很争了几分光彩。这也是离校凄苦中最亮丽的一段回忆。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16:0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武汉大学拿到了人生第一次工资，共是435大毛，略为置办了一点属于个人生活必备品后，就等着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十二月三十一日，早晨八点钟，在曾是我们势力范围的校车队，我们一共分配到湖北钟祥，京山，天门，应城，沙洋和五三农场的同学共乘一辆车出发了。给我送行的就是方霞一个人。这天天气阴冷阴冷的，满车的人也都带着几分阴沉沉的表情。车上没有一般年轻学生外出乘车时常常不断的笑声和歌声，好像彼此互不相干一样。我们这些离开母校的学生，好像也都是从月亮上下来的人，象没有参加过文化革命一样，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就如同没有一个同学是龙派的，也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一样，就这样彼此无言。从武汉出发，按行车顺序，每到一地，就把分配到那里的同学放下车去，车上的人就继续等。而五三农场好像是最后一站。一路上又冷又饿，等到了晚上才到我要去的目的地。也许是吹风的原因，我到五三农场时，腮帮子已经肿起来了，牙疼的要命。我们到的地方叫做易家岭，原来那里是一个小居民点，只有一家人，所以叫一家岭。后因这个“一家”太不好听，而且这里也不止一家人了，就改名叫易家岭，并不是这里住了姓易的人的意思。我们到达的时候，易家岭的五三农场总场场部已经有了准备，因为向他们这里分配大学生的还不止武汉大学一所学校。我们学校分去的共有四人，（听说武汉大学分配到五三农场的一齐是十人，不过没有见过）化学系的是我和江祖乐，另两个就是中文系的冯道信和王建民。我们先被安排在总场招待所住了一晚。接待的人说，明天是新年，准备给我们召开一个欢迎会。据接待的人介绍，这次来的共有湖北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农学院四所大学的每校十人共是四十人。晚上粗粗地安顿了下来，都在等着明天。

五三农场，这是用成立的年代起的名字，就是说创办于一九五三年。这里原来是一片无人的湖地。土地肥沃，水源条件很好，但交通不便。新中国成立后，就派人来开辟成了一个农场，其创始人叫做张际春。我们去时，这个人已经在中央工作多年了。而这个农场已经发展到了有七万多人的大型国营农场，享受县团级待遇，是湖北省农业厅的直属单位。下面共分有七个分场。我们武汉大学的四个同学和华师的几个同学要去的地方就是离总场部最远的全场西北角，紧靠钟祥县长滩镇的五三农场长滩分场。

一九六九年的元旦，这是新的一年开始了。开始得是让人这么的憋闷，易家岭可能也像其它地方一样，由于文化革命的影响而没有多少新年气息。

元旦晚上，在总场大礼堂举行了欢迎会。由于这四个学校的同学互不熟悉，也不知什么原因，我被推举为大学生代表，在欢迎会上代表大家发言。由于我的嘴肿，情绪又很低落，这个会的组织者也是搞的形式，会议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内容可言了，草草收场。总场为我们准备了一餐新年加餐，算是庆祝新年的到来。

元月二日，这天天气晴朗。我们乘坐分场回去的拖拉机起程了。易家岭到长滩，有七十多公里，而且都是土路，坑坑洼洼，一路上颠簸不堪。从早晨出发，在路上整整走了八个多钟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到达这个长滩分场。

长滩，听说是个分场，好像该是一个不错的集镇了。但不是，这里只是个相对有点规模的居民点。而真正的长滩镇倒是有的，不过那是钟祥县的长滩镇，离这里还有约三公里，隔着一条小河，互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这里的农工在长滩逢集的日子有人到那里去赶集买卖东西罢了。

接待我们的是分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负责人叫做赵世英的。这是个长相白净斯文，瘦长条形脸，身材苗条的中年男人，一看就给人一种工于心计的映像。长条型略带三角的脸，薄薄的嘴唇，模样带几分刻薄。接待我们时几句话反映这个人能说会道，很明显是个惯于跟风，善于观颜察色的人物。我们去的一共是武汉大学四人和华中师范学院的四个人，共是八人。武汉大学去的四个人被分到了这个分场的龙潭大队。而华师的同学则分配在相临的江畈大队。他简单几句话后就叫人把我们各自送到了要去的地方。不知是天命还是巧合，龙派的负责人被分配到了龙潭，这不是回家了吗？龙归龙潭也该休息了，真是莫大的讽刺！

龙潭大队离分场场部不远，大约一公里距离。这个队的书记姓张，也是个黄陂人，人长得黑红黑红的，如果不是黑，外表倒是很苗条秀气。而队长姓薛，是个河南人，长相中就带着河南人固有的那种实诚。与我们常打交道的是事务长，这个人姓黎，叫做黎敦纪，是湖北人，爱下象棋。队里的其它人以河南人为主，也有几个武汉知识青年。一个叫做吴木兰，参加了分场的三结合，还有几个，有一个叫闫昌发，有一个叫做封宗华的大龄女知青，很快小江（江祖乐）就叫她做封大姐，两人打得一团火热。这里知青的精神领袖叫做李春山，龙潭队里的一般日常活动都是由他来出面，比如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这些事现在看来都成了历史的笑话，但在那时是非常认真的，谁也不敢等闲视之。这里的形式主义比我们这些由大城市来的人所见到的要严重和复杂得多。各种向伟大领袖表忠心的活动比我们在武汉大学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这真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这些活动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变成了一种儿戏一样的宗教活动，实在是大可不必的。不过想归想，在行动上却不敢有丝毫疏忽。一个弄不好就是立场问题，是路线错误。何况这里还有一个上次运动的右派份子作为反面教员。有谁还敢以身试法？这个右派份子是湖北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叫做陈家熔，己经在这里近十年了，家也没了，生活也只靠自己当农工微薄的工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尽管在没有出事时好像很多人都很娇气，是受不得半点委屈的，但一旦到了那时就由不得你受不受得了委屈了。这个右派份子据我看来就生活得还过得去，平时也总是有说有笑的。我们认识后，他就向我们介绍过他的一个“伟大”的发现：那就是农具“自快”原理。什么叫“农具自快原理”呢？他的说明是，农具不需要人来打磨就会自己越变越锋利，这是自快原理。听到这个理论，我心中很难过地一笑了之。因为我是农村人，我自己就知道，农具每年到要用的季节，是要花很多时间打磨的，要不然就不能用。但从他这一“伟大”的发现中，也可以看出他生活的空虚和无聊。

我们住在一个棉花仓库里面，只有江祖乐一个女生，她又不愿单独一个人另外找地方，只好让她住到这个仓库进门的一个小房里。我们三个男生就住在大仓库的大“厅”里。用晒棉花的那种“泊”作辅板，很快就弄好了我们各自的床。那种所谓的“泊”是用高梁杆像扎竹排一样扎起来，成为帘子一样的东西，这是用来晒棉花的，当然也可以当床板。那时的大学生不光只我一个人穷，大家都不富，东西都非常简单。

我们到龙潭大队当天晚上的晚饭就叫我们难堪了一回。这个大队有一个食堂，前面说过，事务长叫黎敦纪，而炊事员则是一个姓冯的老大爷。这个冯大爷我们见他时快六十岁了。身材瘦高，脸色红润，爱说爱笑。我们当天晚上第一餐吃饭就碰到的事是，晚饭开出来的是馒头。这可不是一般的馒头，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半斤面粉一个的特大型馒头。每一个有像小孩的头那么大，上面还蒸开了裂纹。我们拿着冯大爷递给我们的特大型馒头，一个个目瞪口呆，相互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该怎么办。这不光只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馒头，还有个原因是我们的粮食定量不够这样吃法。我们那时粮食定量是每个月只有三十五斤，也就是说每天只有一斤一两左右。如果一个馒头就半斤，再加上一碗粥，至少也得二两吧，一餐就要七两。这样算下来一个月不要差粮近三十斤？这可是个大数目，那年头粮票的事是事关生死呀！谁敢这么吃法？总不能到时候饿肚子吧。也许是我们几个人的样子很好看吧，引得在场的人一阵好笑。冯大爷一边笑一边说：“怎么，还嫌不够吃？（够的发音近似于“狗”字，也许是故意这样的。）我再给你们一个。”一般人的习惯是对于地位比自已高或年纪大的人为了表示尊敬。总是爱有意无意间模仿对方的说话腔调。我们几个人都忙不迭地点头说：“狗吃了，狗吃了。”“啊！你们都狗吃了哇。”听到我们的对话，在场的人发出了一阵轰堂大笑。我们这才知道上了一个当，被别人作弄了。但心中并不生气。最后还是事务长出来打圆场，说你们放心地吃吧，粮食不够我会给你们想办法的。听到这句话我们才敢放心大胆地吃这平生见过的最大馒头。心中想，不管这里好不好，至少能够吃饱饭。那一年我二十五岁，正是饭量大的年纪。但在武汉大学却总是无法放开量地吃饱饭，这也算是人生一悲吧。从到龙潭大队的开头来看，这里的粮食问题可能是解决了。

我们在龙潭不光只吃到了平生最大的馒头，也经历了很多的生平第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正是年底，所要干的活主要是清理土地，拔棉梗。这里的棉梗与我们家乡的就很不一样。在我们家，棉花很少长到这样高大的，每棵都长到有一人多高，至少一米五以上，有一个小儿的手胳膊那样粗。而地又是重粘土地，根扎得很深，每一株就像是一棵小树。费尽力气，挣得面红耳赤也才能拔起一棵来。可怕的是这里的棉花又是主要农作物。而且这里是平原，土地一马平川，如果不是用防风林的树相互隔开，就简直看不到尽头。这里是湖区，不像我的家乡是丘陵，一走几十里地都是平的。地面上纵横交错，完全靠用渠道和防风林，交通道路和机耕路把无边无际的土地分成小块，这样的小块也是每块足有三十多亩大小。拔一条就有二百多米长。好在这里的人教给我们一个法子，那就是用一个铁钩，一头穿上绳子，斜背在肩上，每拔一棵时，先用铁钩钩住靠近根部，然后用全身力气一直身，就能把棉梗拔起来了。每天这样挣命般的拔呀拔的。到晚上回来，早就精疲力竭了。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离开武汉大学，开始了我们的“接受再教育”的生活。以后会是什么样，谁都心里都没有数。展望前途，一片茫然。

早晨起来，是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所谓早请示就是每天把做早操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宗教活动一样的政治表忠心，有一个人领头跳忠字舞。这个领头的人每次都说相同的话，也就像广播体操领操一样。整队完毕后，就由领头的人说：“让我们面向北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后面就由大家接着说：“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头的人接着又说：“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xxxx身体健康！”大家就接着说：“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就是跳忠字舞。忠字舞就是用《北京的金山上》《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两首歌的曲子，大家跳舞。这是个态度问题，男女老少，谁也不敢含糊。我们是由武汉来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当然更应该身体力行才对。所以无论累得多么厉害，也得精神抖擞地去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至于晚上的晚汇报则相对比较简单。那不过是晚上聚在一起，背诵毛主席语录。

世界上任何事，只要是人为地给它赋于一定的特殊含义，就能完全改变其性质。跳舞本来是一种娱乐，可是一旦成了一种政治形式后，就不再带有任何娱乐的性质了。那是一种严肃的政治行为，小朋友不敢闹，老头老太婆不敢马虎。大家都一规一矩地把这当成一件重大的事来完成。

好在龙潭队的人对我们都很友善，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给予了很多的关照。事务长的女儿黎银香就成了我们，尤其是我的最亲密的小朋友了。黎银香当年也就是十四五岁吧，活泼天真。只要我们一出动，就找各种机会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有困难，也像是她份内的事一样给我们忙进忙出。做得更多的是，帮我洗衣服。我也就经常还报她一些农村小女孩子最爱好的毛主席像章。她叫我为吴叔叔，叫江祖乐为江阿姨。我们几个人中，王建民是个书篓子，又总怕别人说他是书呆子，这样一来，就免不了更显几分书呆子气。而冯道信则是离我们这里不远的钟祥人，笛子吹得好。在大学生中，他是少有的早结婚的人。家庭成份不好，为人表现很谦和。他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小眯眼睛，大鼻子。我最早见到他是在一九六三年的秋季，那时我们刚进校的新大学生到当时的武昌县纸坊镇劳动，主要做活的内容是割谷捆稻子。一共只有几天时间，到劳动结束的时间，我们都要到镇上去集中等车。我因当时是班上的班长，走得晚了一步，与居住房东家按共产党的规矩搞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检查我们是不是弄坏了房东的东西。到我走的时候，大家已经早就走了。只好一个人走在陌生的农村沙石路上。蓝天白云，袅袅炊烟互相映照。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走过一个山坡才看到有一个和我一样迟走的背着简单行李的年轻学生样的人，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吹笛子，旁若无人，状极悠闲。为了要看看是何许人有此雅兴，我紧赶几步走过去，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回头看看，却是一个不认识的同学。但他那颇有特色的五官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映像。江祖乐则是我同年级的同学，平时来往不多但总算互相认识。她是湖南人，也是因家庭成份问题，而被分到了国营农场，想必她心中就算有不愉快也只好放到心中而不敢有所表露。她性格开朗温柔，但一个女学生孤身一人来到远离家乡的农村，内心的感受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我们相临的另一个大队，叫江畈大队，分配有四个华师的同学。他们是张乐发，张典安，刘恒森，还有一个的名字忘了。这个张典安是云梦县人，人很活跃，身高有一米八左右，脸上有一脸麻子，有不少业余爱好。会打篮球，爱写毛笔字。他写的字每一笔圆头细尾，像一条蝌蚪，很有特色，也很耐看。而刘恒森则是一个像貌堂堂的外表，颇有几分威严。不过也许是他自己知道长有一副天生是个正派人物的外表并以此为豪吧，故而平时言行中有几分故作正儿八经的装模作样。而张乐发则刚好相反，五官清秀，身材相对比较小一些，也爱说爱笑，不拘小节。这八个人中，张典安是华师的比较活跃的造反派，对我有几分熟悉，所以也就以他为主，开始了我们相临两个学校的八个人中不时的来往。特别是，当年武汉钢二司宣传部报纸的后期主编汪洋（原名汪家意），和张典安是同班同学，都是华师中文系的，这时也都分配到了五三农场。不过是汪洋分到了远离我们达五十多公里的畜牧分场。就为了这个原因，与张典安的关系就格外显得亲近了。

这年的春节是在二月份。这是我们勉强拿到离校后第一次工资后不久，所以大家都没有力量回家，只好留在农场过年。

年轻人刚开始恋爱，就不得不忍受分别。在风风火火的日子里过了几年，就不得不承担冷清。更何况春节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留传下来的全家人团聚的日子。这种团聚是以不能回家的人的加倍孤寂为代价的。这三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就使我在这一个春节格外内心苦痛。到了腊月三十，几个内心各有酸楚而不得不聚在一起的青年人也尽自己的力忙碌了一番，来过我们自己离乡背井的年。从厨房弄来一个很大的鱼头，再加豆腐，煮了很大一锅鱼头豆腐汤。再加上几个别的菜，搞了一瓶白酒，也算是过了一个年了。结果这是我第一次放开量喝酒，又不知深浅，喝得迷迷糊糊的。喝完酒大家又毫无睡意，天南地北一番乱扯。实际上是各有愁绪，各具情怀的年轻人在这里互相安慰。很有几分流泪眼对流泪眼，伤心人遇伤心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受。我酒性发作起来，心中好像有无穷无尽的话要说，也不知从何说起。不好说什么就讲故事吧，后来就是我整整讲了大半晚上的故事，讲了鬼故事讲 “苕”女婿的故事，讲了“苕”女婿的故事又讲巧媳妇的故事，还有什么聪明长工的故事。反正是各种民间传说的故事。讲到早晨四点多钟，实在困得不行了，这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

新年刚过，就想起了何日是个头的事。

有时，和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在一起也是一种幸运。看到别人的不幸，往往能加强自己抵抗不幸的耐受力。前面说到的那个右派分子陈家熔，年复一年已经在五三农场呆了近十年了。另有一个姓蓝的医生，也不知是那根弦接错了，在动手术时，把止血钳留在了不该留的一个官太太的肚子里。那时又刚好是处在反右斗争中，所以也就送了他一顶“右派”帽子。因为他有一技之长，所以就比那个姓陈的幸运，没有在生产队里种田，而是在分场医务室里当医生。但又由于他是上海人，到了这个田地，还放不下上海人的那种习惯和臭架子，所以也就没有老陈那样得人缘。看到他们，我们也就只好聊以自慰地想，我们总算可能还有个头。他们才是不知何日是个头呢。

过完年到了四月份，农场也像社会上其它单位一样，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分场要组织工作组到几个重点的有问题的生产队去住队。也就像我们在武汉大学时是由工厂派出人到学校一样，那叫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而我们这里当然不能这样叫，因为这里没有工人只有农民，所以就叫做“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时我的身份是颇为难以定性的。要说我是革命动力吧，这时候各级掌权者又分明是造反派的对立面；要说我是革命对像吧，分明中央依然是文革小组在起领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看各人的机遇了。也可能是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总之是我被挑中当了这个光荣的“贫宣队员”，被派驻到肖当大队住队，就住在田老头家中。田老头有一个儿子在外当兵，我没有见过。其老伴是个瞎了一只眼的很慈祥的老太婆。而田老头本身则长相有几分凶恶却是个脾气极好的温和的人，胆子小得要命，白天就与他们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就开那各种开不完的会。这时的劳动是以到江畈大队修水利为主，在工地上人声鼎沸，倒也很开心。晚上就与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了解情况。原来这个队里有一个小才子，叫做薛华明，是个高中毕业生。后分到了总场邮政所工作。据分场掌握的材料，这个人很狡猾也很有野心，似乎与一个反革命组织有关。

整个长滩分场，总共有七千多人。主要成员是以河南人为多数，另也有一些本地人和武汉下放的知识青年。在这七千多人中，除了学生小孩老人。真正能称之为劳动力的也就是三千人上下，分在十一个大队。但分场专案组就掌握着大约有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涉及成员上百人，这还不算一批敌特嫌疑犯。其中最主要的是那一批武汉知青。头是龙潭大队的那个遇事领头李春山，军师是在江畈大队的一个叫文法清的小伙子。这个摊子里面就把吴木兰，严昌发，还有在江畈的一个姓彭的小伙子，几乎全包括进去了，幸免的只有那个封宗华。从当时情况看，这里好像是两军对垒，一边是共产党，一边是反革命。大多数是两边都不沾的中间百姓。而所谓的反革命就是凡是有点本事和能力而又不在其位的人都在其列。他们当权者心中也有数，迟早不会为自己所用。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用这些人，干脆还是打成反革命保险。

当时看到李春山实际在分场已经是被控制的“准”反革命人选时，心中真是不知什么滋味，他本人可能还在那里做着要求入党的梦，殊不知快要成反革命了！

那时的保密制度真是为很多随心所欲的人提供了太好的整人的条件，他们只要对那人动了要整的心事，这个人迟早都不可能跑脱。整倒了，这个人就再也铁案难翻；没有整倒，这个人就会永远在梦中，根本不知道有人要整他，他随时都生活在危险中。凡是要被整的人事先根本不能预防，也更谈不到反击。这里面，那些当官的好像在服从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任何人不得在外面乱说，不能泄密。这就叫组织原则。

最惨的是，当权者一旦要整那个人，随便罗列了你一大堆材料，但还没有完成他的“伟大事业”却又调走了，这留下的材料就足以叫这个人永世不得翻身。因为后来接手的人谁也不敢翻这个案——不管它是不是冤案。

一个小小的长滩分场，这一类的专案材料就成柜成箱。

我进入专案组，看来多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意思。因为在我们来的大学生中，只有我一个是正儿八经的贫下中农出身。再说那时“四人帮”又没有倒台，我也还不算是真正的阶级敌人。但后来在工作中，就由于我粗粗地看了一次材料就几乎能记住所有专案的来龙去脉。因而很快进入了专案组的核心——材料组，主管专案材料。

这时，我已经与原来的好多同学联系上了。从他们写来的信中看，我们到了国营农场的人算是很幸运的。原来以为最好的是分到中央各部的同学，殊不知原来他们是先分到各部下面的局，再又下到各局下面的厂或学校，无一例外是最艰苦的地方。而分到军队农场的人又是一种情况，他们是军事化行动，整天劳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日子，也得抖擞精神，念上一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得泥里水里往下跳。他们一个个叫苦不迭。而我们在国营农场的人，至少是干活不拼命，生活有保证，行动能自由，来去无人问。而我不仅享有与原来的农工同样的生活条件，还有点小小的特权。

在这个时期，有几件事值得一记。

五月份，接到李玉枝的一封信，谈到学校运动的情况。主要是我们这些人走了后，他们留校的同学就成为了军宣队搜集材料的对象，好象要把我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好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她在被逼之下，写了一些言不由衷的揭发材料。事情还没有过，她就觉得对不起人了，因此写信来表示忏悔，要求得到我的谅解。我当时是火没有烧到自己身上来，不知道为人是好难好难的，书生意气，总认为人不能没有气节，因此对这封信未予理睬。直到以后我再分配到了英山县，自己被整得死去活来，才知道那种孤立无援的心境是多么需要别人的谅解和信任啊。这时，我知道我错了。何况她作为一个离开了大势的小女孩子，能抵挡得住后来我们自己都无法抵抗的潮流吗？人家刚写完揭发就知道错了，赶快写了信来认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当时为什么不能表示一点风度？让一个孤独的女孩子带着心灵的悲痛走向社会？这比起我们自己当中原来一直以英雄自居的某些人完全靠反戈一击，靠编故事来当可以改造好的典型，不惜把同伴往火炕里推的行径来，不是要高明百倍吗。这件事到了三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还是压得我难以摆脱，在我到了长沙后还想方设法打听她的下落。最有点可能性的消息是说她调到了湖南，在一个成教学校任职，但可惜一直没有联系上。

李玉枝，女，一九四五年生，湖南人，武汉大学中文系七零届学生。眉清目秀，皮肤白晰。性格开朗活泼，爱说爱笑。走到那里就像来了一股风，很有活力。只是身材过份小巧，像个小麻雀，身高不满一米五，体重也大约不到七十斤吧，所以大家叫她“小不点”。听人说，她在毕业离校后被分到了云南普定县城关小学当老师，后来就失去联系了。

另一件事就是我与方霞分别半年多后，终于她于六九年的五月到农场来看我了。我们尽管没有太多的花前月下，但那种同甘共苦的相扶相依，要比建立在相互的肉欲和金钱上的所谓爱情来，肯定要真实得多，也要牢固得多。那时的电话没有现在方便，有所来往都是靠写信事先通知，一旦决定就不可更改，因为无法及时通知对方。也由于没有电话，所以那一份期盼和期盼后相聚的喜悦是现在所没有的。好在那时我的行动基本是自由，听说我的女朋友要来，向工作组请假到易家岭去接她不费什么力气。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接人的那种急切和焦虑是任何其它事都无法比拟的，那么几个小时好像比几个世纪还长。从此后，我就不爱预先通知让人接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一车误点或因故改期就害人不浅了。

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平房，这家人和我的农村老家一样贫穷。一进三间，两厢一倒，所不同的是这个房子开有后门，相同的是同样都是那样黑咕咙咚的房子和一阵特有的霉味。好在方霞是自小生长在城市，对于农村的一切都感觉到非常的新奇，还来不及觉得不好。再说她本身对生活条件也从不挑剔，好像是天生就能随遇而安吧。她来后，我们工作组的也很有人情味，没有特别的事就不再打扰我，让我陪着她。这家人也很通情达理，除了供给吃喝，也从不东问西问，不多说什么。白天，我照常出去上工，晚上回来就是我们的天地了。这次她到肖当时，就是带着病去的，住在肖当一直也没能好。但方霞总是打起精神陪我领略农村风光。房前屋后，田边地角都留下了我们俩人成双成对的身影。黄昏，我们相依在宽阔无边的棉花地的中间，绝对不用担心有人来打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策划我们的未来。方霞感叹地说，我这是当了“大地的女儿”了。我也领她到了我真正扎根的龙潭，与江祖乐等人见了面，黎银香对她非常热情。一共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总是要走的，这就是千里搭凉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只好留恋不舍又不得不舍地送她到了易家岭。在那里为了等车，也为了多在一起呆一天，又到旅馆住了一个晚上才让她回到了武汉。头天晚上，我看着她晶莹如玉又隐现青筋的消瘦了很多的手，想到从此天各一方又不知何时再见，还想到这就算是终生有着了但不知何时才能有一个算是自己的家，一时间千头万绪：事业，前途，家庭，工作，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在不可知之中。不禁泪落如雨。这也算是儿女情长了一回。

在我的专案工作中，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为了“爱民党”的案子专门到湖北省第一监狱出了一回差。这个监狱在荆门，那真是戒备森严。我们去的目的是要调阅关于“爱民党”的档案。一切有关手续是他们有人办理，我的任务是看资料并尽可能地记住有用的东西，在允许的范围内要尽量多抄。我看到的资料是厚厚的好几大册，不管这个案子是真是假，总而言之可以说是铁案如山了。这个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系统和明细的分工。设有总理，各部部长。其职务称呼是政党和国家系统不分地混在一起乱叫。其党名也与我在黄陂三中时说的那个党好像如出一辙。不过是任职的人年纪都略为成熟了一点，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这份材料中，我第一次看到了各种密码的实用方法。什么用米汤密写碘酒擦；稀硫酸密写用火烤；用九宫格打乱顺序重排；用指明定的一本书按其页码行字为号当成密码等，大约就包括了我能在小说上看到的各种密写法的全部吧。不过这至少说明这个所谓的“爱民党”是没有海外关系的。而肖档的薛华明就是被怀疑与这个党有关系。与此同时，也提审过这个党的所谓总理。这是个像貌堂堂，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好像比我还小一点，但他们可是已经坐了几年牢啊。看到他的样子，我的阶级仇恨是一点也提不起来。

这件事到今天还叫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那么年轻的人要搞什么反革命集团？而且一弄就叫什么 “爱民”。难道共产党就不爱民吗？如果这样的案子要是冤案，那弄这个冤案出来的人也就太叫可怕了。

这一年的五一节，汪洋结婚了。在张典安的安排下，我们每个人借给他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支持他办这场婚事之用。事前讲好他们婚后照常分批还钱。果然，到婚后第一个月开始，他们就开始还钱了。先后，王建明，冯道信，江祖乐的钱都还了，只有我的钱算是张典安对我的特别信任吧，就被他扣下来用了而答应以后再还。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42元5角。但对于我这个从农村出来，还未脱贫的穷学生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啊。好在他尽量不还总还算没有躲我，从此后我们也总有个联系。在我到了英山县后，他还过十元钱，此后就没有再提还钱的事了。一九九四年我退休后到江汉应用技术研究所打工，还到过他工作的嘉鱼县，他当时在嘉鱼教育工会工作，看样子也是一生不得志，家中还养有很多的鹦鹉，那是用来卖钱的。（那时他的家乡云梦县称之为全国的鹦鹉之乡）

在龙潭时，还有两个特别人物要记一下。

一个叫做黄荣岑，男，河南柘城县人，当年可能快三十岁，身高有一米七三左右，五官也不错，爱交朋友，不会存钱，也没有找到老婆。爱喝点酒，有北方人的豪气，很讲义气。对朋友真能做到赤诚以待。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帮助不少，只要是我们的事，都不遗余力地去做。在分别后，我个人也处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境地，所以疏于问候。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左右，才给他寄去过一份挂历，算是朋友一场还记得他吧。还有一个连名字也不记得了，是分场车队的队长，他的特点是满脸大麻子而毫不忌讳说他是麻子。也是河南人，我们到农场时大约有四十岁了。他的麻子又大又多，好像是重重叠叠一样，所以一张脸显得黑中透亮，黑里透红，又红又黑。但他让我留下深刻的记忆不是其它的本事，而是他对自己生理缺陷的态度。要是一般人，脸上有一脸麻子，就会忌别人说坑，说麻，说团长之类能叫人联想起麻子的话来。而这个麻子在我们与他第一次来往时，自己的开场白竟然是这样的：“有人把麻子叫做团长，我这个人不能叫团长，要叫就要叫个师长军长的。因为我的麻子又多又大，麻成梗，麻成团，要是只叫我做团长，那就太冤我了。”一个人能够这样洒脱地对待自己的天生缺点，那其内心的开朗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农场里大家都不把他当成外人看，很受人欢迎。在他面前说话也百无禁忌。这一点让我体会很深，一个人如果对人忌讳自己的缺点弱点，就只会更为明显突出这些不足，让人老是忘也忘不了这些弱点，随时提醒自己不要触犯这些。只有自己心中忘了自己的这些不足，不以为耻，不背这个包袱，别人也才能忘掉它。人也很奇怪，有的人整天交往，但只注意了这个人的心，记住了他的思想品德，却总是对其外表并不怎么在心。而对另一些人则相反，总是记不住他的优点，想想也想不出有什么优点来，想来想去叫人是想到的是他的外表缺陷，而且有时就会很不尊敬地笑起来。这也算是生活中的辩证法吧。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16:25

我在长滩分场的好日子，到一九六九年的国庆节前就是好日子过到头了。由我参加分场专案组而开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这年的国庆节后就终于清到了造反派的头上来。这在武汉市表现的是清理“北、决、杨”和“五、一六”分子。当时在武汉市造成的风是，凡是武汉钢二司的主要头，无一幸免，不抓出几十、几百个反革命不算是清理阶级队伍的成果。

北、决、杨是什么呢？

北，就是“北斗星学会”，这是由华工学生鲁礼安所组织的一个群众组织。其名字是仿毛泽东早年革命时组织的“新民学会”。这个组织办的一份刊物则也取名叫做《扬子江评论》，这又是仿的毛泽东早年在长沙办的《湘江评论》。他们有什么成果和什么伟大的动作，说实话我是一无所知，只知道到后来才又清出来在武汉大学有一个叫做杨秀林的同学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他们的活动除了他们那个固定的摊子，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影响。

决，就是指的在文化革命后期，这是指的一九六八年中，由武汉几个小组织的人在汉口开了一个会，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所以又简称“决派”。后来听说我所认识的李玉枝也是这个组织的一员。

这样的几个人办的这样一个小组织，本来在武汉市就没有什么影响。从现在情况看，也不过是几个有志的书生不屑于和社会上乱轰轰的各群众组织一起活动而成立的自鸣清高的别出心裁的组织罢了。但为什么到后来这就成了震惊全国的清理大案呢。这是因为一，他们的名字犯了忌讳，而他们在有些言论上又不太小心，容易被抓住辫子；二，他们被用作打造反派的石头了。在全国，要想整造反派都很容易，这由得当年当支左的部队首长一手遮天。但唯独武汉不行，武汉的七大组织是经御定的革命组织，言犹在耳，纸墨犹香。总不能公开向中央表态的组织下手吧？这些组织不能动，但这些组织的个人那是可以动的，树大有枯枝嘛。于是，就出现了把正儿八经经中央点明肯定的大组织的头脑人物往小的名不见经传的组织里面塞的奇事，想用这个办法来打倒经中央肯定的几个组织的全部头头们。达到事实上避开了与中央对抗而又否定了这些组织的目的。这就形成了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到了所有的造反派头头了，我在五三农场当然不能幸免于难。于是乎我一下子由革命的动力变成了革命的对像。

搞运动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先办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可以避开法律这一关，办成什么样都不算错。但实际上有时办的学习班简直比监狱还严，还可怕。我成为革命的对像的第一步就是我被通知参加总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在五三农场这样的地方，池小水浅，略像样一点的鱼都不能漏网了。所以与我同时被通知进了这个学习班的就有汪洋，张典安，一共是三个人。这个时候，刘恒森就后来居上了，他才是革命依靠的对像。

学习班办在总场原来的一所农校的原校址上，那里房子多，生活容易安排。后来就搬到了一个叫做红卫山的地方，那里原来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是后来修了一个水库叫红卫山水库才连山也改名字叫红卫山的。负责这个学习班的人叫做李保安，这个人相貌堂堂，五官很端正，身材高大，很有一股官威。我们都叫他保安司令，可惜是个草包。既不能说，又不会写，既无德又无才。但他有一个好处，那是对上级听话。但听话又不能办成事，这个听话又有什么用呢。

参加这个学习班的人什么人都有，这里就有我原来专案的主要对像薛华明，有发过一点小牢骚的一个姓蔡的裁缝，有一个走江湖卖药的年轻人。当然最多的是当年这个农场的造反派头头了。

我进去的第一天，薛华明看到我，给了我意味深长深有含义的一笑。那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而且是在这样的场合。这人好斗，这是肯定的了，他落到如今这样地步，还不忘记要找回失去的面子，而我到这一步，也没有忘掉那一份被对手戏弄的难受。

说是办学习班，当然就要学习。其实学习对我并不构成多大负担，凭我对毛主席著作的熟悉程度，足以当好他们的老师。但关键的是在学习后的斗私批修，那是各人要承认自己对毛主席有罪的代名词。既然有罪，当然就得坦白交待出来，向毛主席请罪以表忠心。谁交待得多就是谁态度好，对毛主席有忠心；谁要是交待得不多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这是个悖论，是我们永远也钻不出去的陷井。在学习班，谁交代的罪名多谁就是对毛主席忠诚的表示，这是在大前提上已经给你定了罪的情况下才能成立的。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犯罪啊！你要是与办学习班的人讲理，说是我们并没有犯罪，要是碰到能讲几句道理的人就会说，犯没犯罪看各人的表现，不是你自己说了算数的。这就又一次把你推到了一个新的悖论中。你承认犯罪就是没有犯罪，不承认犯罪就是犯了罪，因为要看态度啊。因为态度好不好要由他们说了算。而他们的观点是人只要大量地承认自己犯了罪，就是态度好，否则就是态度不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当然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就是不承认我有罪，也不认为自己态度不好，但他们也就从不说我有个好表现。我也就这么一天天的磨下去，成为学习班的老运动员。

既来之则安之。反正我也知道没有一个好收场。想想当年湖北省军区司令员那样的人都在我们面前吃了败仗，到如今，能有我吃的好果子吗？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反正不就是一报还一报吗。咱们就磨菇试试看吧，于是我在这个学习班开始了我自学中草药的计划。

这个学习班里有两个会中草药的人，一个会各采蛇药，也会治蛇伤；一个会很多其它方面的药。我就买来中草药方面的书，先按图索骥，死记硬背，然后向他们请教。五三农场原来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这里在解放前也有过好多人，但经常是整个村子的人几十年间死绝，所以很容易看到像打仗后的断壁残垣，一派千村霹雳人遗矢的景象。这里却生着很多的中草药，像什么半夏，玄胡，天南星，沙参，桔梗，天门冬，麦门冬，等有经济价值的中草药随处可见。至于能治大病而不能卖钱的草药就更多了。有一次在一个荒无人迹的山沟里，被我按图索骥找到了一片龙胆草。整个山沟都是，我很高兴地采回了标本，向我的草药老师请教。我一拿出来就向他问，刘师傅，这是不是龙胆草？刘师傅接过后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说，这是什么龙胆草，是野草，倒处都是。并随手向地下一丢。我也没多想，也就放过了。过了两天，我们要打柴，我跟着那个会蛇药的小师傅（与我年纪相当）。一起到山里去。因为这里蛇多，我要向他学习治蛇伤的本领。他一边走一边向我介绍各种蛇的习性和捕捉的方法以及治疗蛇咬伤的草药。不知不觉间我们到了前两天我来过的那个山沟。我发觉全山沟都被人犁了一遍，我说这里又不种庄稼，为什么要犁掉它呢。我就有意地寻找我认为是龙胆草的那种植物。那个小师傅问我找什么，我说，我前天在这里找到了一片好像是龙胆草的中药，拿给刘师傅认他说不是，我不信。这个小师傅也说，我们这里不会有龙胆草的，那是出产在云贵一带的药。我也不理会他，只顾自己找。在我看来，只要把翻过的泥土一掀开，就会看到我认为是龙胆草的那种东西，谁知还就是一片草叶都找不到。最后，好不容易在路旁的草丛中找到半棵，拿在手中向他走去。还没有走近，就听他说，不错，这就是龙胆草。我把这半棵草拿给他，他拿在手中，说，我就没想到这里还长这个东西。这是用量很大的常用药啊，新鲜的就能卖到三元多一斤。要知道那时一个大学毕业生试工期工资也只有四十二元五角啊！他问，你知不知道这里一共有多少这种药？我说当然知道哇。这犁过的山洼里都是。这个小师傅口里骂了一句说：“王八蛋！就有这么黑心的人，一个人独吞也不怕噎死。”要是论新鲜的，这一大片至少也要有五百多斤，要当场卖一千多元钱，在那时这可是一笔巨资啊。回过头来，这个小年轻师傅对我说，以后你再有发现，不要去找他了，先自己拿个主意，不是只有他才认识药的。你们知识分子，学过植物学懂得按其生长特点认药，要相信自己。

从这件事上，我是学了不少知识。人与人之间有时不是你信不信任别人的问题，而是要看这些人值不值得你信任。不经考察就信任一个人那是“滥信”，滥信既不可靠也不能持久，更不能经受考验。而经过考察事实认为这个人值得信任也仍然不敢信任，那叫“多疑”，多疑者不能得到别人信任的回报的。自那以后我也就不再找这个老一点的师傅问事了。这倒不是为了利益，而是我认为那个人的人品不值得我再去与他打交道。后来，我又在靠的京山县那一边的山坡上找到了一种也是当地人多不以为会有的中药。叫做“徐长卿”又叫“寮刁竹”。药用根，有清香，微毒，可治牙疼和蛇虫咬伤。当地人叫它为羊角花，用其花当止血药用。至于其根，反倒大家都不知道是一种有大用的药。别的中药有一种特有的中药香，唯独这个“徐长卿”的根是一种很好闻的花香。我把它采来后，就成串的挂在蚊帐里面。那个小师傅看到后笑我说，这真是“奇事年年有，唯有今年多，板凳爬上墙，草灰打破锅。”我们靠药为生的人还没你一个新学的找到的古怪东西多。在那无聊的日子里，我比较系统地学了不少中草药。一共认得了三百多种中草药。重点在外伤出血和蛇虫咬伤，以及农村常见病和多发病。

学习班的日子要说好过也并不是怎么的不好过，一般来说也就只是整天开会和交待问题。要是没有心理负担，也是很好过去的。我和张典安，汪洋几个人由于是刚由大学出来，心目中有着一个总算是虽不是多么了不起但总有点的光彩的朦胧希望，至少不希望就这样在一个农场就过一生。所以心中多少是有些不安，像是搬着手指头过日子一样。日子在苦熬中，很快也就到了年底。因为当地人都有自己的事，再说也真是没有多少理由能长期地留在这里。人家真的没有什么好交待的还能叫别人交代什么呢。所以到年底的时候也就人数一天比一天少了。从我们刚去时的四十多人到年底也就只剩下二十多人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当时也还是忘不了要幽默一下。那时我们常学常用的有一段毛主席语录：“只要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的队伍就会一天天地壮大起来”。我针对我们当时的情况就说：“只要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放弃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会一天天地减少下去。”这件事被人汇报到学习班领导那里，那可就真不得了啦，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大事。这还得了，有人敢公然篡改最高指示。于是就召开全学习班大会，组织大家进行声讨。也是当时我没有把这几个人放在眼下，也是大家都不太把那个草包保安司令放在眼中，反正会议开得不算很是成功。我是当然地不肯承认这是篡改最高指示，而且据理力争地说，一，我没有把这当最高指示用。二，要是谁把这句话当作最高指示，就是谁在篡改最高指示，三，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就是这样？难道还希望我们这个队伍一天天扩大吗。如果要是把办学习班的领导当作正的一方的话，那就叫是正不压邪了。要是按一般的情况而言，这也只能说是无论一时多么强大，毕竟是邪不胜正的呀。总之到最后是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事后，有一个当过农场的中层领导的学员好心地对我说，你这一次算是因为碰上个草包，拿你没有办法。要是碰上一个厉害角色，你吃不了兜着走吧。男人一生，要管好两巴，一是嘴巴，二是鸡巴。这句话很粗，但也确实说出了当时把男女关系看作不得了的大事的情况下，很多男人在事业正如日中天时突然倒台的最主要两大原因。从中我也算是领教了不少了。

总算好的是，这一年的春节是让我们各自回家过的年。这个年我是在方霞家里过的。她们家也正式把我当成了她们家庭的成员了。我的未来的岳父母都很开通，对儿女的婚事从不加以过多干涉，听其自然。所以我在她家也没有听到过多少挑剔的话，过得很是自如。

刚过完初三就得起程，那时的组织观念真是强得很，谁也不敢稍有马虎。当时的交通也实在是没有现在方便，要想到易家岭还没有直达车，要先到皂市再转车。但我到皂市后，才发觉我的钱包没有拿，身上既无钱也无粮票，而从皂市到易家岭还有近四十公里，实在是非常狼狈。好在我是农村人，不怕走路，特别是到了不得不打起精神走路的时候更是没有犹豫的余地。看看太阳，还有好高，对于一个年纪正在二十五岁的人来说，不到百里路并吓不倒我。一个人在路上走着，有时也产生了一些平时就想不到的事，也感受了一些平时没有过的情调。反正我要去的地方是那么一个没有自由的牢笼，也用不着非要急急地回去投到。昂首阔步地在公路上走着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原来在路上赶不到车而迈开大步赶路的倒也不只我一个人，走着走着就搭上了一个同伴，那是一个年纪约在四十岁过头一点的中年人。样子很有一点风尘感，好像是极富经验的那种人。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当知道我是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大学生，就聊得越来越有劲了。先是说他们家的儿子也在某某大学读书，后来又说到他的这次没有坐上车是因为有事误了点。最后说到他这次赶路好像也是一次有意的生活体验。说着说着，这个中年人的地位在我心目中是越来越高大了。他说他要是想要坐车，随时都能上车。他说，他要教给我一套行内人才能懂和会用的手式，只要把这个手式一打，不管是什么车，包括军车在内，都会要停下来。而且司机会把你当朋友。这一下子，我真的对这个中年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当时我还感慨万端地想，这真是不入一行不知一行事，想我年纪轻轻，那怕是当过武汉钢二司的宣传部长，也不过是没有出过校门的学生。当真是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个中年人对我说，你在路上要是想要拦车的话，向车来的方向平伸出左手，握住拳头，伸出大拇指朝上，…………他说这些时，好像真有这回事，一点也不脸红过。听到这里，我就求他说，我实在不想在路上走到半夜去，请他拦一辆车，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不久，有一辆车来，他照他说的作了一次，人家车连理都没有理他呼啸而过。这个中年人向我解嘲地一笑说，这是个年轻司机，不懂行内的规矩。很快又来了一辆车，这是个四十多岁的老一点的司机了。我求他再拦，他却再也不做他那听他说得神乎其神的手式。牛皮吹破了，但一点也不影响他在我面前照样吹得天花乱坠。但他的形象却在我心目中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井中。从这件事中，我给自己总结了几条教训：

1、有一种人能把假话说得像真的一样，不要对人轻信，人的可信不可信与年纪和外表是关系不大的；

2、听其言观其行，对人不能轻许；

3、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指的必有人在某一方面比你行，要是会学习就能从一切人身上学到你想要的知识。

这一天，我是走到晚上快十点钟才到了易家岭。在总场旁边的总场医院就有

朋友，因此还不至于到了易家岭还没有吃的喝的和睡觉的地方。

第二天还是先回了龙潭队，把自己的东西清理了一下，把由家中带来的毛主席像章分给了黎银香，薛鄂钟等几个人。

薛鄂钟是龙潭队薛队长的女儿。当年大约有十岁吧，要是现在见面也该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了。因为她出生在湖北的钟祥县，所以叫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小孩叫董勤，那是个非常精怪的小男孩，年纪和鄂钟差不多大，小小年纪就得过血吸虫病。然后给他们讲了一些故事就收拾回到了红卫山学习班。

这己经是一九七零年了。

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方霞也没有闲着，她在我们第一批当头头的人先后离校后，也就浮上来成了学校里面挨整的代表性人物了。从她来信中我得知，我们离校后，学校里面的清理阶级队伍搞得很是严，几乎是每个当过了头头的都要过关。这一年最主要的事是她们一般人都很荣幸地到北京参加了学习班，那可是比我的学习班档次高得多了。这时，学校里面龙派的主要活动分子是一个数学系的老师叫做饶材宾的。而虎派就更出现了不少新秀。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一个叫做李狂飚的。

而与此同时，我们则正好在为我的篡改毛主席语录事件在大动干戈呢。到过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年也没有过得真的很舒服，一家人四分五散的。我的未来的岳父也在住学习班。未来的岳母王平当时在桥口区的一个长江电线厂工作，她也是那个厂里面的造反派头头，所以也受冲击不小。这时候家里经常是由方霞一个才十二、三岁的妹妹主持家务。方霞这个妹妹叫方虹，很能干，动作快，会做事。但由于是过于能干的原因，家里大事小事从很小就由她说了算，里面都有她的一分辛苦在里面。这就让她形成了一个比较暴烈的脾气。

过完年不久，我还在学习班苦度日月。而分到五三农场的其它同学则都己作好准备要迎接第二次分配了。与我同在龙潭队的另外三个人都各自要迎接着这再一次的分别。我在离他们六十多公里的总场部，当然无法干与其事。这年的四月，他们都各自走上了自己的最终工作地点。龙潭队只剩下我一个人的东西摆在那对于住人来说显得过大又过于空旷的棉花仓库。红卫山学习班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在这个时候的我看来，一个人有一份属于自己比较固定而安定的工作是多么的幸福啊！一份固定的安定的工作意味着固定的收入，安定的生活和固有的朋友以及心情。像我现在这样，今天不知明天的事，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样的期盼真不知何时是个头。与我一起留下的当然还有张典安和汪洋。听说农场择优留下了刘恒森和另一个同学。这时，他们才是大家所羡慕的对象。

这一年七月二十日前后发大水，龙潭队水淹得十分厉害，听说全队的人都搬到山头上避水了。平时人住的地方全在水的中央，平地水深一米多。我心中十分着急，不知我的几件破衣服和几本旧书下落如何。这时尽管我的行装十分简陋，但也是我一个人在外所不可缺少且要是重新再置也在财力上承受不了的。但学习班既不让请假，而且就是准了假也无法去看的。因为那一淹水，除了各分场的电话依然能通以外，一切交通都断绝了。发水是在七月二十日，一直淹了一个星期。到七月二十八日，学习班通知我可以回龙潭看一下了。那时水已经退了，不过还是不能通车，要是想回长滩分场的话，就必须走路。

这个农场是个湖区，平时不下雨的话，泥硬似铁，天干一把刀；要是下了雨，那就是雨天一团糟了。要是一连几十天不下雨，地面上就能看到裂开的寸多宽的裂缝。但只要用竹竿插下去，里面还是软的，能一下子用竹竿插进去几丈深。因此只要一连下几天的大雨，就别想能坐汽车了。连走路都不行。这次经过淹水，我们要回龙潭只有走靠东部山区一条线。这一次，只有张典安和我两个人。一路上凄凄惶惶的，一边走一边设想着能看到的惨象。走到分场部，我和张典安分手，各自去接受自己的灾情。

走到龙潭，离我住的仓库还有一点远。黎银香看到我回来了，她一边叫着吴叔叔一边向我飞扑过来，像燕子飞来一样。我心中突然有一种无根浮萍，天涯游子终于回到家一样的感觉！胸中热潮涌动，眼中泪花欲滴。银香根本不在意我有什么感受，一到我身边就拉起我的手说，快去看你的东西。我木然地随着她，到了我住过半年多的棉花仓库，只见我的东西还是好好的摆在那时，毫无一丝受过水灾的模样。银香得意地向我说，你的东西一点也没受淹，也没受潮。一发水我就叫人先把你的东西搬到了山上，再去搬家里的东西。等水退了出太阳后，又把你的东西先晒了一天。我妈骂我只顾别人不顾家，我说吴叔叔是好人，江阿姨他们又不在，我们不管就没有人管了。这一段让我激动得难以自己的话在她口里就是那样漫不经意地流淌出来，它不象戏曲电影，不像小说，让人有一段回味的时间，这是生活。毫无装饰，毫无做作。看着这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我那时在心中发誓，我要报答她，我要报答她。但至今三十五年过去，除了看过她两次外，连谢字都没有机会说出口，就别说报答了。我孤身一人在外，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举目无亲，四面皆敌。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致你于死地的揭发者。只有这里，只有这并非属于自己的家的龙潭，是那时我这如同苍茫大海中一叶孤舟样的流浪者一个小小的温馨的港湾。

在龙潭住了一晚上，黎银香根本不知道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江祖乐她们走了，让她也觉得失去了几个朋友一样的伤心。所以也不管我的感受是什么，一吃完晚饭，她就非要拉我去捕莹火虫。我这时真是事大如天玩亦休，又得浮生半晚闲。只好又打起精神和一个小我十岁的小姑娘满畈地去抓莹火虫。那一晚上我没有想如何交代，几时分配的事，也真的玩得好开心。

第二天，我又和张典安相约走上了到红卫山的路。去那决定着我们的前途却又前途未卜；影响着我们的命运却又命运不测的学习班。

由于心情不好，也加上实在来说，走几十里山路也真的不近，人很容易疲劳。在过了长滩分场青山大队，快到直属总场的畜牧分场的一个小山坡上，我们坐下来休息时作了一番算是对人生体味的谈话。

张典安：“他妈的，老子就怎么这样倒霉，怎么从进大学就一路倒霉下来，人他妈的一倒霉怎么就放屁都砸了脚后跟。”

吴恒春：“我们可能还不是最倒霉的吧，你看那个老陈，人家不是在这里生活了十年了？”

张：“那不同，他是右派，老子是贫下中农出身。”

吴：“我看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是人。”

张：“你真的这样看，不是说的假话？你还是钢二司的宣传部长。”

吴：“当然是真话。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怕考不上大学，又不愿在农村一生，与几个好同学约好了，打算毕业后要是考不上大学就一起跑到湖区去开荒种地。现在倒是好，这不是到了湖区吗。”

张：“你这是编故事吧。”

吴：“小狗骗你，高中时我们有几个同学特别好，余清文，吴长青，我，胡谦恩，张云吉，吴传楚。一共六个人，我们连将来开荒时我们住处的名字都起好了，叫《青年之家》。不过那时不知道有这个湖区，只知道黄陂县有个武湖。”

张：“他妈的，老子不甘心，难道读一场大学就落到这个地步？”

吴：“我又何偿甘心，不过是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

张：“那也不能让随便什么乌龟王八蛋都来骑在老子们的头上拉屎拉尿哇。”

说着，张典安突然长叹一声说：“走吧，反正我以后接受教训了，见到男的就叫他一声爷爷，见到女的就叫一声奶奶！这总不会有人再来害我吧。”

话说到这一步，我也知道没有什么好劝他的了，这是有感而发。

增广贤文说：“相逢总如初相识，到老终无怨恨心，”

佛经说：“出家如初，成佛有余。”

马列主义的理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人的痛苦，有时，或大多数时候都是来自于人的欲望会随着情况的不同而改变。要是能总记住最初的欲望，很多人都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并不算很差。甚至是很好，但人就是不能按最初的欲望来衡量当前的处境，而是按变了的欲望来判断自己的幸与不幸。也因为如此，所以人总是不满，总是痛苦。

我是很清楚地记得，我在读高中时，以脱离农村为最高目的。现在即使是没有能真的脱离农村，但总算还是在发工资，而不是记工分了。这已经是达到了我的最大目的。

我们苦苦地熬到了这年的八月份，终于盼到了重新分配的消息。

我是被分配到黄岗地区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报到，到那里再听从安排。这时也不再和学习班讨价还价了，也不再去挑肥检瘦了。反正只要能离开农场的学习班就谢天谢地，谁还来得及要求那些，谁不怕再来个变化，又留下半年一年的！早走早安心。

回到龙潭队，到分场办了应办的一切手续，我还没有忘记特地把我当武汉大学政工组长时开的那份结婚介绍信重新转了一下，这样就不会再有自己给自己私开介绍信的痕迹了。

第二天，龙潭队一个赶牛车的老大爷奉命用牛车送我到易家岭。我的同学是早已走了，而我能称之为朋友的黄荣岑又去了水库。在龙潭队的其它人看来，我已经是阶级敌人了，所以大家对我都很冷漠，走的时候只有黎银香一个小女孩送别。在我上了牛车的一刹那，她突然靠在我肩上失声痛哭，我轻轻地推开她，见她像一个泪人一样，鼻涕眼泪流了一脸都是，弄得我心里一阵阵地发酸。这真是“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了！我这是“凄惶登前途，独与小妹别。”这一路上，我也成了泪落如雨了。

当了一场造反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毕业后的二年还不知前途在何方。

黎银香，女，一九五三年生，湖北钟祥县人，初中文化。家有父母和二个弟弟，我在农场时，她已在家务农。生性活泼好动，为人善良重情。方园型脸，脸上有较多雀斑，平时爱笑。我走后，因为一直不顺利，也就很少有联系。到我在英山县刚能自由一点，就很快给她写过信，从她的回信中知道了江祖乐分配到了石首县文教局当老师，而张典安则分到了嘉渔县文化馆。以后我又一次当了革命的对像，也就又一次的断了联系。一九七三年，我在英山当了贫下中农宣传队员，住到了英山县草盘区红花咀公社红花咀四队，成了住队干部。人是自由了，进出都有人叫吴同志，所以又恢复了通信。这时知道她被选进了五三农场新成立的糖厂。她到广东省高要县糖厂培训了大约两个月后就回到糖厂上班。估计她是在一九七六年结婚的。那时我刚好是大病缠身，自己朝不虑夕，也没有和她联系。一九八九年，我专程到五三农场看望过她一次，这时她已是中年妇女形象。很带有几分憔悴相，用文学家的话说，也就是烙下了生活艰难的痕迹吧！尽管对我也很热情，但这里面却就好像是有一堵墙了。她非常高兴的找出了二十一年前，早已发黄的照片，我们共同回顾那难忘的岁月。

祝福你，小银香。愿好人一生平安！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17:01

三十一、再分配

回到武汉，又与方霞相聚，这时她家里也一片萧条。岳父在住五七干校，岳母在住学习班，家里里外一把手就是方霞的大妹妹方虹。

因报到有期限，我不敢多住，只好又再一次走向那不知的未来。这次方霞刚好有时间，她们放了假，而且是刚由北京学习班回来，学校也没有什么事，一时半会找不到她们头上。这样，我就把她的家当成了我的家，而她家中人也把我当成了家中人一样看待。我没有到四哥那里去，也没有回我的黄陂老家。这是因为，在那里，他们对我的未来不抱希望了，也拿我当阶级敌人看。

但武汉再好，也不是久留之地，我也必须要有自己的工作，所以住了几天也就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武汉，去找我那不知会如何的未来。这时，方霞也还有时间，她就送我直到黄州，我们住到了黄州地区招待所。

在黄岗招待所，像我一样迟了分配的人还不止一个两个，而是我碰到了不少人，有刚从外地大学分来的，也有武汉市的。我就碰到了一个我在黄陂高中时的同年级同学。这个同学叫黄宗学。人很高大，约有一米七六高，方脸盘，也算是高大魁悟，但脸很红，有很多酒刺。他与我一样，都是六三年高中毕业，但当年没有考上大学，在发入学通知书那一阵，他见没有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和入学通知书，一时间发了神经病，整天就用一根草绳子捆在腰上，见人就说，我考上大学了，要上大学了，弄得老师同学都很怕他。到六四年他又一次参加高考，这一次被他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他比我迟了一年上大学，但因华师是四年学制，所以我们一起分配。

在这里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叫大家又是好笑又同情他。

原来，他在班上是一个小造反派头头，因为出身成份好，所以在政治上算是比较有地位的，班上有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女生长得很漂亮，他就趁机追求她，给她提供“政治上的保护”，所以他们就此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熬到了再分配，到了黄州住到了招待所后，那个女同学因实在看不惯黄宗学那一付农村人的嘴脸又无法脱身。总想找点发泄，这时碰到了一个外地分来的大学生，原来是中学时的同学，都不得意，就这样一见就成了流泪眼对流泪眼，伤心人见伤心人，两人就这样在招待所同居了。就在这里一夜情又被黄宗学发现，第二天闹得满城风雨。碰到这样的事我也无能为力，只好当作笑话看。可怜的是那个本来无辜的男生，这一次临场失风，这就不知在分配上，他又要从十八层地狱贬到哪一层地狱去了。

第二天，黄冈地区文教局毕业生分配小组的工作人员通知我们一起到会，要向大家介绍情况。我们这一批有十多个人，就在黄冈地区所属的几个县里分配。黄梅，麻城，蕲春，黄冈，罗田，浠水，都靠长江，而且也离黄州不远。最偏远的就是英山县，那是在大别山的主峰所在地，全县都是山区，所以历来是大学生不愿去的地方。这次，管毕业生分配的工作人员又一次为英山县拉人。特别的对英山县多作了好多说明。什么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离武汉也只八个小时的汽车，最后还要加上一句是英山出美女。我反正是像个漏网之鱼，管他是哪里，只要能正式工作，只要有一口水能让这条鱼活下去，不再住什么学习班，何处不能生活？所以也就抱着个无所谓的态度。因为这样，我也就很“顺利”地被分配到了英山县。

我算是有了下落，但方霞却还前途未卜。她还要回去等待对她命运的最初一

步宣判，我们只好又一次挥泪告别。

到英山文教局报到，接待我的是文教局一个姓龚的干事，大家叫他龚癩痢（读辣利），因为我从小头上也是长过癞痢的人，不想这么叫他，但因他头上没多少头发，留下了长过癞疮的明显痕迹，所以大家都这么叫，我也只好随俗了。这个人毕业于黄冈师范，长期主管文教局的人事，很坏。当时，全英山县的文教几乎都被把持在出身黄冈师范的人手中，成为英山文教界的一大特殊势力。外地分配到英山县大学毕业生，不管你是那个大学的，都得看他们的脸色，而且他们好像对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人有一种天生的本能的反感。和我一起去的有大约八个人，这里有各不同学校毕业的。他们办这件事倒也显得很公平，那就是各凭实力，童叟无欺。先把英山县各区中学按条件好坏排队，后将分去的学生按就读学校的好坏也排队。最后就从最有名的大学到一般大学，按顺序由待分的毕业生们挑选。但这大学的好坏或是不是名牌的标准就弄得叫人哭笑不得了。他们分学校的办法是看校名，那个学校的名字所包括的地名越大就越好了。在他们那里，最好的大学当然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了，因为那是全国一级的。其次一等的就是华中华东等为名的大学了，比如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工学院，因为这是比省还高的华中为名的大学。再次一点就是湖北大学，因为那是省一级的大学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只是与武汉师范学院并列。因为那是用市一级名字命名的市一级的大学。一县的教育落在这样的人手中，能不能办好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不过给我的分配好像是有特别照顾的一样，给我分配到了英山县教师培训班，这是个常设的专门提高教师质量，相当于教师进修学校一样的地方，是英山县最高学府了，好像是对我特别地看得起一样，我也很兴冲冲地到这个师训班去报到。但我去了之后才知道，这是真的特别照顾，是要我到那里挂名，我挨整的日子才刚要开头呢。

人世间有些角色是永远不会没有人演的。要是没有这些人，这个世界肯定要乏味得多，但我想大约也会平安得多的吧。到师训班的第二天就碰到了一个相当于在五三农场碰到的刘恒森那样的人。这个人叫做吴方玉，身高一米七八左右，一表人材，相貌堂堂，五官端正，就是说眉清目秀对于他也不过分。那个年代的革命样板戏是最走红的现代革命教育的权威文艺作品。而其中的代表作又是《红灯记》，红灯记里面的李玉和简直就是正面人物的典型代表。凡是长相五官端正，身材高大威武的人都会被各地选来作李玉和的扮演者。那时各地都要演革命现代样板戏，因此能演李玉和的人材也变得奇货可居了。而吴方玉就是一个能演李玉和的好材料，唯一不足的是他的鼻孔有点朝天，但总的说来，在演李玉和这一点上，吴方玉比刘恒森还要强过几分。但为人的卑下也就好像同理的也强过了几分。他与我们是一样的刚分到英山的毕业于湖北大学的新大学生。但他一到就能以主人的奴才的嘴脸深入角色。

真理向前推进一步就是谬误，但世上也总有人充当这个专门把真理向前推进一步的角色。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少有人能及。他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哲学上，还是诗词造诣上，甚至是书法上（仅指狂草），都达到了当代人的顶峰。要说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能会产生一点争议，但要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的辉煌，那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他是值得歌颂的，也值得敬仰和钦佩。但是要把他当成神来崇拜，就会适得其反了。这在当时可能不会有人来提出反对，谁也没有那个天胆。但历史是无情的，普通的人，无论你向他脸上涂多少油彩，他总还是个普通人。但在那个时代，从上至下，都毛泽东当神来崇拜。而且更有人能把这一造神运动不断地推向高潮。在五三农场龙潭队有个李春山，在分场有个刘恒森，这到师训班又有个吴方玉。吴方玉就是做的这个生怕造神运动中断了的角色，他一到就积极地负担起了领头跳忠字舞的历史使命。逼着那些已经五十、六十岁的老教师去做那些被庸俗到了无以复加的事。集合，排队，立正，（这些事我也做过，但不经常），然后就是跳舞。一旦有人迟到就声色俱厉地加以训斥。从他那一本正经，严肃认真的脸上，看不到半点应付和勉强。也正因为这样，我从他脸上也真就看不出半点的学问和人品。但事实上，不仅是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因为他的身份是不明的。既不是校长，也不是副校长，也不是任命过的任何职位的东西，他和我一样是个白丁布衣。

当时是所有的学校都没有开课，当然师训班也没有老师可训，剩下的当然就是老弱病残了。我到这里当闲人也没有能当多久，很快我就得到通知，说是我的档案不过是暂时寄存在这里，现在我的任务是到满溪坪工地去报到。原来让我到师训班并不是分配错了，更不是对我的照顾。看来我的恶梦还没有作完呢。

英山是一个山区县，全县没有一块成片的平地，最形象的说法是全县找不到一块能修篮球场的地方。满溪坪是英山县西汤河的一个地名，离县城大约四公里，河流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大的U型的弯。而那个U字母的两端则是一座高约四十米的山坡，（从河面算起）。如果能把这座山坡拿掉，开成一条长七十米左右的人工河，就能让原河道成为一片良田，总面积在七百亩以上。开挖量有近三十万立方米的土石方。英山是个人口仅有二十九万人的山区小县，这就是说仅这个工程，全县人平要挖土石方一方多。我的任务就是要到那里去参加战天斗地。

三十二、战天斗地

当时，全国是处于一种准军事管制的状况下，全国从上到下，都是由军队干部当家。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是省市军区的首长，而县一级则几乎清一色是由人武部的部长当主任。英山县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当时的县人武部的部长洪平安，而满溪坪工地指挥部则是由县革委会副主任徐陵当总指挥。

指挥部设在工地旁边一棵高大的樟树下面，这是一棵巨大的樟树，要是在其它县，可能是几十里外都能看见的地区宝贝了。可惜的是在英山，不要说几十里外，就是几里外都没有人能够看见，因为那里根本没有几里地的视野，全是大山。这棵树有约四十米高，胸径达九米多，四个人手挽手还围不过来。

我去报到的手续很简单，只到指挥部一说，就说知道了，你拿上你的介绍信到长冲团大畈河营报到去吧。原来这时的工地上是用的军事化建制，以区为单位，组建成团，而以公社为单位则是营。我到那里后就直接被分到了大畈河大队（连）去当了一名“光荣”的民工。交给了我一辆板车，我的任务就是用这辆车拉土。

这是一九七零年的八月，英山的天气不很热。好在我也算是年轻力壮，又出身农村，不怕出力。再说自从有了大学生的身份后，人们再也不把我当成一般的真正劳动力看了，就是说在一切事上，对我这些大学生都有所包容，人们根本不指望着你能够做多少事。但在这里，不是大家一起吃大锅饭，这种包容没有了。我只好自己拼命挣扎。

要挖掉的这座山，在除了表层的一层薄土后，就露出了全部是石头的真面目。实际操作是先在近万平方米的表面上，差不多一平方米打一个炮眼，装上炸药，统一点火。每天中午放炮，炮声一响，那真是万炮齐鸣，天摇地动。上万个炮同时开花，而且控制很好，只见那面山坡上的石头像是水浪一样突然翻腾起来。然后就是由我们这些支前的民工队伍用板车把这炸松的土石一车车地拉到指定的地方，一般是平铺在河道中。为了怕有人偷懒，专门有人发放一种叫做“飞子”的竹条，那是一种长约二十厘米，宽约一厘米的竹条，上面刻有不同的花纹，分别代表车数，分为一车，五车，十车三种。只要是他这个单位的人拉车由他面前过，见一车发一个代表一车的“飞子”，到发够五车后就换一个代表五车的“飞子”，到够十车就换发十车的“飞子”。到晚上根据“飞子”的多少统计拉的车数，公布每个人的成绩。从取土场到卸土场，大约五百米，也就是约一里路。来回一趟就是一公里。一般人都是四十车到五十车之间，光是走路，这一天下来就是至少八十多里路。偏我又是个平脚板，这是当兵都不够格的脚型。就是说公认的这种脚型不能走长路，走长路会脚疼的。但在这样的场所，可没有人讲究这些。我每天都是累得要命，脚疼得很难入睡，还是得一天天地苦撑下去。到这个份上，不由人又想起了五三农场。那里虽不自由，但到底不像这里要命啊。就这样支撑了快一个月，到快国庆节时，终于病倒了。说是病倒了，但这里没有你病“倒”的权力，只好苦挣。到指挥部医务室也没用，只开药不开休息证明。人毕竟还是人，先是装土的人看出我的不对劲了，再就是发飞子的也看出我不行了。以后大家都承认小吴是病了，这就得到了一种只有最基层的人才懂的照顾。上土的人故意只把我的车装半车，发飞子的人到我经过他面前时总是赶上几步给我帮忙推几步路，到卸土的地方也总有人等着我卸完土再一起走。到后来是越来越不行了。别人拉两车我还拉不到一车，每走一步都大汗淋漓。发飞子的那个小伙子看不过去了，主动要和我换班。这在那时是很危险的，因为每个人的分工不能私自调换。你要是敢向有权的人挑战，就很可能从此真的失去这个享福的位置。那个小伙子说，要换就换吧，这个河又不是要修一生的事，完了还不是各回原单位。看到你这个样还不能休息，我能坐在那里无动于衷还是人哪。蒙他好意，我就放下了板车坐在发“飞子”的人位置上。到第二天就更不行了，人连坐都无法坐住。只好靠在一块大石头上，任由拉车的人到我面前自己取“飞子”。这一营共有四十多辆车，每辆车每天平均近五十车，每天快二千多车的“飞子”。我不能发了，只好大家到我面前把车停下来自己过来拿，这要多费好多力气的，但没有一个人发怨言。每个人都向我投来了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也没有人向上面汇报过）。就这样拖了快一个星期，终于好了。我才又拉起了我的板车。

这个发“飞子”的小伙子叫徐波，是大畈河中学的初中语文老师。因为很多公社负责人的孩子在他班上读书，这才享有特别的待遇。其实这个小伙子人很精壮，身材也很高，不比我低，人长得很帅气。年纪可能比我还小那么一岁二岁的，我们算是同龄人。这次得他的照顾，我们自此后就成了好朋友了。

快到国庆节了，每团每营都要用最好的成绩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忠心，向国庆节献礼，因此每个单位都定了了要完成比平时更多的工程量。在这种情况下，指挥部的施工员就成了重要人物，因为你作完的活要经他验收才能算数的。有一次，我拉着空车由营长面前过，听到他在一个人咕咙，说什么：“怎么会只这么少呢，不会的呀，这不比平时还做得少了？这我们明天怎么能完成啊。”我看到他是看着对面那个带三角锥形的土堆自言自语，就插了一句话。问：“营长，施工员说这是多少方啊？”营长也没看是谁，就回答说：“他说只有七百方，这按我的经验无论如何是不止的。”我走过去用脚量了一下几个尺寸，用心里一默算，我就说：“这是一千三百方，只多不少。”听我这样一说，营长当场跳起来，向我跑来说：“你敢保证！”我说：“这有什么，这是高中二年级就学过的普通立体几何”。营长马上叫人找来施工员，那个施工员大约是在文化低的人中表现高水平搞惯了，一副满不在呼的样子来了，还十分不耐烦。营长向他说：“我们的小吴说你算得不对，这是一千三百多方呢”。那个施工员不屑一顾地向我看来，问：“你是怎么算的。”我说这是个近似的三角锥体。我把棱，边，高一说，再说了计算公式，结果就不难明白。那个施工员总算不错，当场承认他算错了，我算对了。“这一下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个营长一下子把我捧上了天，哎呀呀，我们营里有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不调到营部来。这时旁边有人对他低声不知说了几句什么。只听营长说：“我不管，人家一句话抵我们全营二百多号人做一天，要不是他来，明天我们看不被批死，到时候你去顶呀。”接着营长对我说：“你马上到营部来，专门给我盯住施工员，平时就写表扬稿，搞宣传。”这样，我的命运终于又变回了。

要一个三十多万人的群众组织的宣传部长到一个公社的水利工地上写表扬稿，这真是可以说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但为了不拉那该死的车，也只好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自我负责了大畈河的宣传后，工地广播上就整天只听到大畈河的声音。每一篇表扬稿都另有一个好听的题目，都是突出这个受表扬的人事绩的意义和价值的。除了表扬稿外，就是评论，短评，什么战地黄花啦，新人新风啦，各种花样层出不穷。在国庆节的工地宣传评比会上大畈河成为了全工地最有名的宣传先进典型。大畈河的营长得意极了，逢人就说他能识人才。其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才是比比皆是的，只要敢于放弃偏见就能找到人才。只要不是有意地出于妒忌而去迫害人才就是积了阴功了。到一九七一年初，满溪坪工地大体完工了，举行了通水典礼后，大多数人都各自回到原工作单位。我又面临着第四次分配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17:27

三十三、当了半年人民教师

我的名字在师训班挂了半年，除了认识了吴方玉这种各地都不可避免的人物外，再就是由那里拿了近半年的工资，当然在那里也寄存了我的东西达半年之久。此外就与师训班没有其它任何关系了。

满溪坪工地完工后，各回自己的原单位，而我却没有原单位好回，只好再回到明知不是自己单位的师训班。一回到那里就有人告诉我，叫我到文教局去报到，要另外分配工作了。这也是我所期待的。

还是那个龚癞痢接待，也还是那种不阴不阳的嘴脸。只叫我到新办的长冲区高中去报到。

长冲区就是我在满溪坪工地工作过的那个区，不过当时是在其下面的一个公社，而这次是到区属高中，那里有徐波这样的朋友，我也真的很高兴到那里去。

长冲区是英山县城的大门，位于英山县城的正南面。英山县从南到北，共有三条山脊，夹着两条山沟。这就是英山县河的两条支流，因其分占东西，所以叫东汤河，西汤河，叫汤河是因为两条河上都有大量的温泉。这两条支流到县城旁边汇合，成为县河，再向南流去经过浠水县后进入长江。英山县的河像一支农村用的扬叉（一种用树枝做的叉草用的工具）。县城就在这个扬叉的交汇点上，而长冲就在县城的南面，也就是在这枝扬叉的主柄最上方，也是最接近交汇点的地方。长冲高中就在离县城不到三公里的公路边。

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叫姜辅舟，那一年大约有五十岁左右，人矮胖矮胖的，脸色黑里透红，有不算很明显的雀斑，只要对人一说话，总是轻言细语，满面笑容。一看就知道是个在教育战线工作一生的老好人。他身上既没有年轻知识分子的那种清高气，也看不到社会油子的那种俗气。完全是一种宠辱不惊，随遇而安又热心快肠式的人物。

长冲高中建在一座小山头上，一共两排平房，全校只有不到十个班级，这是因为英山县要达到区办高中，公社办初中而带几分硬性要求而办起来的新高中。实际，长冲离县城很近，这个高中离县城更近，完全没有另办高中的必要性。这个学校的出现不过是又一个形式主义的产物罢了。

这时是学校从文化革命的混乱中刚恢复上课不久，在课程的设置上，有了很多的改变。没有了物理，化学，植物，动物等这些课程的设置，而改成了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农基）。物理学的知识基本上都在“工基”里面，而化学课的知识又多数在“农基”里面。但化学中的化肥，农药又在工基里，总之，这个课程的设置让单纯学物理和化学专业的大学生如果不再学习就不能适应当一个高中老师的要求。再加上当时正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学生要以学文为主，兼学别样。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新东西。新东西越多，越表示教育革命有成果。各个学校为了表示教育革命的成果，无不各显神通，出奇至胜，这已经成了考验老师有没有能力的一个大潮流。为了赶上这个潮流，很多老师自顾不暇，无法应付。我是学化学的，当然是以农基为主了。

无论是工基还是农基，这是我从离开武汉大学以来的整整两年过后，经四次重新分配，才得到的第一个工作岗位。这也是我自从考进大学实现自己最简单的脱离种田的梦的最正式的实现，因此不管怎么说我是非常珍惜的。就更不要说这也是我从此摆脱审查，交代，检讨，检举揭发等一系列恶梦的良好开端。所以我一开始工作就使出了全身的力量，希望能说明我是一个好老师。这一点我倒是很快就做到了，但想要从此摆脱困境的梦却很快也破灭了。

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跟风。一九七一年的风是各学校都在生产红霉素（又叫九、二零农药），英山的学生都能吃苦，也很纯朴听话。要作什么事，一说就能响应。很快我们的九二零农药成功了，给学校报了喜之后，得到了校领导的表扬，这个表扬倒是很中肯的。姜辅舟说，我们是个新学校，一切都得重头来过。我们在刚开门不久，就能跟上教育革命的步伐，这就是了不得的大成果。这几句话说的也是实情，达到了跟上风的第一步，我的第二步就是要迎头赶上。我要在应用上下功夫，因为我不信永远赶潮流能出人头地。我也不信有人能不在踏实工作上下功夫还能总是“领导新潮流”。别人是搞出了九二零就到此为止，报了喜后再无动作。而我却把生产了九二零当成第一步，我的更重要的工作是要把这一新产品在应用上有所突破。于是我把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是搞九二零的畜牧应用，一组是搞九二零的农作物上的应用。用当时正在推广的优选法和黄金分割法，制定了试验方案。动植物各选定了几个不同的品种，然后又选定了不同的用量，接着是确定了不用的施用方法。然后把学生分成若干组，进行定期观察记录。

我办的这些事又新奇又有趣味，学生们都乐此不疲。很快在植物上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了不起的成就。这就是九二零分别用在芹菜上，竹叶菜上效果最为显著。对于苋菜，白菜也很见效果。特别是芹菜，在临采割之前一个星期中施用，可以突击增产百分之四十以上。而且能让菜杆比对照的样品长出一倍不止。在两个月后，用猪，鸡，等家畜上的也有了明显的成效。按照这一结果，我很快又写成了洋洋洒洒上万字的《九二零农药在蔬菜，家禽，家畜上应用成果总结报告》，这一报告的出现，使新建的长冲高中在全县中学中一举成名，让校领导惊喜莫名。

为了搞好九二零农药的试验，我在针灸上很下了一番功夫。我是以自己为试验对像的，在一个月时间内，像发了疯一样，拿着银针，在自己身上倒处乱扎。除了头部，躯干和四肢凡能用自己的手扎针的地方无不扎遍了。然后就接着家禽家畜九二零催肥加上针灸止痛无痛阉割。这就形成了我的第二篇报告，这篇报告的题目是《针灸止痛无痛阉割配合九二零对家禽家畜快速育肥的试验报告》，这个报告在英山很快就独树一帜了。一个新办的高中，就凭教育革命的成果，能在全县处处与那些老学校争先。这让学校的领导很是兴奋，对我也就宠信有加了。

当老师我有几个很好的先天条件。其一是我记忆力不坏，能把当天要讲的课的内容从书本内容到练习题都临时记在脑子中，上课堂从来不带课本能随口指出第几面第几行或几题的准确内容来。其二是口头表达能力强，要知道我是武汉市当年有名的三大铁嘴之一啊。其三是写作能力强，只要有了结果，总能很快地在文章上反映出来，这是很多老师所望尘莫及的。但我最大的不利是，我的字写得实在太差劲。这一点最终还是导致了我的离开我很喜爱的教育事业。

到五月份的时候，这是真正的英山的春天。英山是高山区，春天比平地的地方要迟到二十多天。这时，由县一中传来了消息，一个姓刘的体育老师人工培植出来了白木耳，（又叫银耳），英山是山区，多树，而且穷。要是能发挥英山的自然优势，那当然是当地领导所高兴看到的事。再加上人都喜欢新奇，哪怕是当领导的也不能例外，所以给了英山一中很高的评价。在潮流的推动下，我被迫也去参观学习了一次。当然这也与长冲高中的领导对我的相信分不开，在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个吴老师是不会落后的。那个年代是不兴技术封锁的，有什么新东西全都公开。很快问明了培育方法的要点，原来他也只是得到了一份资料，自己按资料介绍，用罐头瓶子装锯木屑经高温消毒后接种保温而成。我看的时候，他也只是用一个瓶子培育了一瓶。而且是刚出了一个耳子。不足为法。我倒是对他那份资料的另外一个部分很感兴趣，那是对于用新鲜木材经一定处理后人工接种培育白木耳的方法介绍。这对于英山更有用而且又是领导潮流。

顺便说一句，这个刘老师的爱人叫做张凤琴，是武汉大学外语系早年的毕业生。眼睛高度近视，我自从认识了刘老师后很快也认识了张老师，这就成了我在英山的朋友之一了。

我回校后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学校领导，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那时做事真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只要买到了菌种，其它一切都好办。我把我住的那间房一分为二，前面一半用作培育白木耳，后面的保留作我的住房。很快出耳子了，在我带着同学们的精心培育下，耳子一天天长大，晶莹剔透，真的非常可爱。我住的房子外面一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许多的长一米半左右，粗相当于一个小饭碗样的树枝，上面长满了白菊花，白牡丹花一样的银耳。这时，杨柳高中也有个老师做了与我同样的事，不过他的规模和耳子的质量是远远地不及我的，但就是这样，也大大地削弱了我这一成果的价值和意义了。

这一学期很快就盼来了假期。七月初就要放假了，而我在五三农场学的中草药在这里就真是找到了用武之地。这里是我国药圣李时珍的根据地。李时珍是相临的蕲春县人，但他采药的基地则是以英山为主。这里的桔梗是行销全国的名牌，英桔与川穹齐名，而英山还出不少我只在中草药图谱上看到而不得一见的中药，如七叶一枝花，茯岑，狼毒等。还有很多在别处少见的东西在这里几乎满山都是，如兰草，百合。至于别处当珍宝的有些名花这里像种庄稼一样大量地种植，如牡丹，芍药等。牡丹是收其根，后用人工刮去外表的红皮成为根白皮，叫做丹皮，而芍药则是收集其根后刮掉外表粗皮后就行了，叫做白芍。丹皮和白芍都是妇科常用药。英山是我国有名的中药之乡，其中草药品种之多是很有名的。而这里能采药会认药的人也特别地多。我很快就认了几位认药采药的老师。到这年的刚放假后，我决定留下几个男生，跟我一起上山采集中药。

在英山南部东边，有一座山很高，叫做仙人台。仙人台的东面就是安徽省的金塞县，靠西这面就是英山县的南河区。这山海拔并不很高，大约七百米，但因地处长江边，孤峰突起就显得很高了。我带了五个男生，每人都准备了简单的行李：一块塑料薄膜、一个水杯（也可当碗用），有的带一把镰刀，有的带一张锄头。再就是每人准备了几斤炒面。这里的炒面大概也就和当年朝鲜战场上的炒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实际是把大米炒熟磨成粉，就是熟米粉。我们就上山了。这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但上山后发觉山上真的气温很低。晚上睡觉时，身上的热气蒸到塑料薄膜上再凝聚成水滴到身上，冷得人受不了。

山上绝少人足迹，满山一片原始森林的景象，连虫蚁都很少。走在树丛中，浓阴蔽日，寂无人声。除了山顶上有一个空军的观察哨，就再没有任何人类的痕迹。我们在山上克服一切困难，一共呆了七天，到把带去的干粮吃完才下山，这一次是满载而归。学生对一个刚从外地分来的老师能认得那么多中药感到很奇怪。我也趁机对他们进行了一次艺多不压身的现身说法。

这次我们采到了七叶一枝花，过江龙，玉竹参，玄胡，玄参，最大个的白及，老何首乌，等七十多种。每个学生都背得重重的。而最难得的是采到了英山老药农都很难采到的石耳。那是一种生在高山避阴地方的大石头上的一种真菌类的东西，模样同黑耳子差不多。奇特之处在于它是长在石头上的，因此不是偶然很难见到。在药用中属大寒。搬下山后经过初步整理，就叫学生回家了。准备下学期开学再举办一次中药材展览。

这个班的学生是我生平第一次当老师的学生，我与他们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到现在记得名字的还有郑秋生，查普清，王五四，这是由于他们的名字都很有特点，都是在一九五四年出生的，到现在如果再见面也都在半百左右了。

三十四、“五不准”学习班

我安安心心地工作了一个学期，到暑假时也没打算回家去，而是在策划下学期的工作，还想在教育革命中大展宏图。

七月中旬，我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到县教育局报到，参加五不准学习班。我到教育局后，直接就叫我按指定的地点到一个地方去。

我提着行李来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很高大的大门，进门时还有人在门口值班，问明我是来报到的，就向里面打了电话，这才叫我进去。这个架势就不一般，给人一种平空而来的压抑。

进到里面，有一个个子小小的中年人接待我，他问了我的名字工作单位后，就叫我到一个房间里面去。并给我交代了这里面的纪律，那就是这里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与外界来往，不准探望，不准外出。这就是五不准的来历了。

这个里面的房子设计很怪，很高的平房，每个房间的窗子都开得很高，开口也都小得很，我以为这是个过去的仓库什么的，也没有多在意它。再加上这里面清冷清冷的，没有表现得有半丝的杀气。我也就没有意识到，比起过去的学习班来，那都要算是非常宽松的环境了。这里面房间的格局，是一个大房子，中间开门，进去后就是前后直通的一条通道。然后是一条和进门前后通道相交成垂直的走廊，在走廊的两边就是一个个的房间了。这时每个房间都关着门。他给我指定的是进门向右手拐朝南的一排由东向西数的第四间房。临进门还交代，不经充许不得出房门，要出房门要向坐在通道和走廊交叉处的值班员报告，包括上厕所也要报告。我这才注意到在那个交叉口有一个很高大足有一米二高的高脚凳子，原来那是值班员的位置。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我的警惕，我自以为要来的总是躲不过去，我反正是老“运动员”了，不怕这小小山区县又变出什么新花样来整人。

我漫不经意地推开指定给我的房间，门一开，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像门板一样的巨人，是他的后背。这个人光着上身，坐在一张小木凳上，背向着门，手上拿着一张报纸在看着。这个人光从后背看就比我不止大出一个号码了，我本来就是大个子，身高一米七四，体重一百六十斤。但与这个人一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个人听到门响，回过头来，我一见，又吓我一大跳！这个人有一张刀砍斧劈般的脸，五官都比常人大出一号多。一个巨大的鼻子高耸在脸的中间，整个的脸棱角分明。他看到我是个不认识的生人，可能就知道是他的同伙了，于是漫不在意地用头点了一点，向旁边那张床一示意：那是你的床，快休息吧。我一看，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大约只有七，八个平方米吧，摆下两张单人床就所余不多了。一个窗口开得很高，离地足有快三米，而这房子因小而又比一般房子高些，所以显得特别的空。等我把东西放到了床上，简单的清整了一下没事干了时，他开口了，问我：“你也是来住学习班的？”我说是。他就向我伸过手来，我们握手表示认识了。我的手放到他手上，简直就好像是放到了一个巨人的手中。他自我介绍说，“我叫王洪基，北方人，河北省的，在英山工作多年，我原来是公安局的。”然后就问：“你呢？”我把我的情况对他说了一下。他说，“既来了就一时半刻别想着出去，安心地住下来。”我说：“我下学期还要开课呢！”他笑了一下，是无声的。“你做梦呢，进了这里面还想能快点出去？”从他的口气看，好像这里是集中营的意思了。他看我一派疑惑不解的样子，又说：“你当这是那里，这是原来英山县的监狱，说是学习班，实际就是坐牢差不多的，一进来不把事情弄清是不能出去的。”

事实是，我从这时起就开始了我没有宣判的坐牢的生活。

这里面有三十多人，都是英山县的一时精英。本县在文化革命中所有的有名的头头，这几年来外地分配到英山县的各大学当过头头的人，本县失势的与各派组织有关系的领导干部，几乎无一漏网。

我与这个老王同了房，这是我的幸运，因为其它人都是没有人同房的，只有一个人整天的闷在房间，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而这个王洪基又很善谈，他向我介绍了他们家乡的人物，第一个就是程咬金。他说，他们家乡历代相传，都说程咬金不是黑面大汉而是白面书生，不仅人不粗鲁而且还能写一笔好字。但他除了打仗勇敢外，从不多说话，也不显示他的聪明，有时还表现得很草包，好像什么都不懂。其实你只要看一下，初唐时的开国元勋有谁像他能得善终？封到了九千岁，这才是表现出他的聪明。听了他这一番议论，我突地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他接着发表他的议论，他说：“人生在世，最致命的不是贪，也不是懦弱，也不是好斗，而是聪明。历代以来，总是聪明人死得早。”听了他一番议论真的有胜读十年书的感受。

五洪基这个人从一初看，真是粗鲁不文，但多一了解原来真是很有义气而且细心豪放，可以说是豪气干云。他粗豪之处叫人叫绝。比如他吃馒头，一两一个的馒头，别人是慢慢地一口一口咬，而他却是把馒头拿在手上捏，几下子把馒头捏到很紧成了一团然后丢到口中一口了事。我和他熟悉了以后，就经常向他提一些怪问题，他也不生气。我一次问他，为什么吃馒头要那样。他说人吃东西不过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能总是为了吃饭。吃什么怎样吃不是大事，不要多费功夫，那是完成任务，我才不那样耐烦。

可惜的是，我的好日子没有过多久，大概是有十来天吧，老王被叫走了。从七月底，我就分开成了一个人住一间房了。从这以后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孤独。

在这里住学习班没有追逼，也没有打骂，更没有动不动的开会。唯其这一切都没有，才叫人可怕。你一个人在这里，就像被这个世界遗忘一样，从早到晚，寂静无声。刚开始一天二天，十几天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但时间一长就觉得孤独才是对人最大的刑罚。我刚开始一个人住的时候，还能自得其乐，各自想想过去，想想未来。这样过到十几天后，就不对劲了。脑子根本就不容易集中起来想问题。刚开始我也想，这里有三十多人，总不能死不见面吧？谁知我进来快一个月，除了王洪基以外，就真的没有再见到别的人了。吃饭是有人把饭送到房门前，把门敲一下，你开门出去就拿到自己的饭了。整天听不到人声，也无法同人交流。这样孤独的日子十天能过，一个月也能过，再长了就无法过了。没有办法，就在房中闹事，大吵大叫，想找管理人员的麻烦，让他来找你谈话。但只要你不是闹得太过份，根本就没有人管你这一套。闹得过份了，就有人来叫你到办公室，给你一张纸，简单说，写吧，有什么写什么。多的一个字也不说。实在没有办法，就在各自房中大声念报纸，从头到尾大声地读，连广告都不放过。这是为了保留自己说话的能力，而且也因为能看到的只有过时的经他们挑选过了报纸了。也没有别的东西好看的了，这样的日子熬过了三十多天。

九月初，我又接到通知。要我随一个人到武汉去，做什么，到那里都不准问。一到武汉，我就知道，这是我的母校在召唤我了。因为时间快到新校庆的时候，也就是离九月十二日不几天了，是不是要我成为校庆的典型？心中非常焦虑不安。这时不由得又想起了当年的学生右派典型吴开斌。果然，我们到了武汉大学，把我安排在原来的四区学生宿舍六栋一楼的一个房间，我住的房间只我一个人，而我住的房间的左右两边和对面都是由专案组的人住着，要是说保险那可真是保险得很了，我是处于被包围之中。而每次出门，又都是前呼后拥的。随时都跟着有几个人，实际上也没有我单独出门的机会和权力。不过在武汉大学最好的是，我又一次地回到了人群中，尽管不准我和人来往，但总算是能看到人。在这里，和英山最大的不同是学校专案组急着要弄清，或者说是要弄到他们以为的与国家大事有关的重要材料。这一次追问的重点是四反指挥部和抢枪。从专案组提问的情况看，他们可能希望能搞到我们与中央某个特别人物有来往是受了他们的指派而搞四反的证据。

参与我这个专案组的人都是化学系的人，其中有一个是六九届的张宗贵，据说这个人当时是化学系的副主任。不知是他们真的不知情还是装模作样。反正是一万个不相信我们当时的活动没有背景，总认为我们背后有一支黑手在支持着。那一种自以为是的顽固叫人总是恨得牙痒痒的。

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叫我参加了一次全系的大会，会议就在四区饭堂召开。在大家都基本入场后我才在几个人前呼后拥下从会场后面进场。一进去后，他们值班的四人就占据了四角，把我放到中间成被包围的样式。但仍然是有人发现我的到来。不一会，我很敏感地就发现吴恒春到了会场的消息就以悄悄话的形式向全场漫延开来。但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回头看一下这个吴恒春来是有什么目的的。再就是武汉大学也仁慈地安排我到小操场看了一场电影。也仍然是有四个人分在我的四角，充当监护人的角色。

在武汉大学，这是我当年发号施令的地方，这时还没有真的招生，所以这里的人应该是大多数对我很熟悉的，但我在这里呆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没有发现一个人对我投出过那怕是带有一点询问的眼光来。每一个人投过的眼光都是那么陌生，也都那么冷漠。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心寒。武汉大学也让我感到陌生了，但要是又回到那五不准学习班又更让我感到恐怖。眼见得我可能要在武汉大学过国庆节了，但就在这时接到通知，返还英山县去。

我在送我去的那个人的押送下又回到了五不准学习班。

这一次回到这个什么也不准的学习班，好像略有变化。

有一天，我终于在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住学习班的人，那个人高高的个子，有几分英俊。他说他叫冯成仁，是金辅人，在这里住了半年了。他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来了，也知道你是武汉钢二司的宣部长。有什么事以后再说，我不能呆久，要走了，以后只要听到你的隔壁有人敲墙壁，你就赶快要求上厕所。那就是有人要告诉你消息的暗号，我们只能利用上厕所的一分到两分钟交换消息，不能拖时间。说完他也不看我一眼就走了。

原来这里的人也有交流，也有来往，难怪他们显得比我能耐得住这残酷的环境。这天下午，我第一次听到了我的左隔壁有人轻轻地敲我的墙壁，我听得无误后，就打开门对值班的人说：“报告，我要上厕所！”那个值班的人也没有以前那么严，回答说：“去吧！”就是两个字。我就出门向厕所走去，一去里面己有一个人在里面，这个人一见我到了，也不看我，一边系裤带一边说：“我叫刘耀臣，是汉川人，在县汽车厂工作。”说着递给我一张纸条，说看完了要毁掉，连纸灰也要同烟灰一起搅乱。看来这些人的交往很密切也很有经验。相比之下我像是个初出茅庐的小毛头小伙子了。但终于同这里住学习班的同伙搭上了关系，心中好兴奋，就像是找到了朋友一样。这种时候，我不管他们是对是错，不管他们是站在那一边，我只知道他们与我是同类。我也只有在他们那里能得到人最不可少的信任和温暖。要是我从此陷入了泥坑，那也是共产党逼成的。

我由厕所带回的是一张匆忙中写成的条子，那里面详细介绍了这里的基本情况，和以后的联系方法。

这里面的人员情况是：

王洪基，男，原公安局教导员，问题是支派；己离开这里；

王长运，男，原教育局副局长，问题是支派；

王瑞英，男，原农业局干部，问题是历史

顾云，男，原商业局干部，问题是支派；

戴文礼，男，原学校老师，问题是不明，此人爱收集报纸，

沾金凤，女，原气象台干部，问题是特嫌；

冯成仁，男，原金辅商业部门工作，县革命委员会常委，造反派头头；

刘耀臣，男，原县汽修厂工人，造反派头头，县革委会委员；

后面还有不少人名，可惜我不记得了。联系方法是：

敲墙壁，一下，要马上去厕所，有消息，

二下，要小心，有县里来人，停止任何交流，

三下，有消息要转告，立即要求上厕所，然后向消息来源相反的方向用同样的方法传送。

看到这个纸条，我真是感受很深，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用这样的方法，真是只要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能很快传遍全学习班了。我看完纸条后，把它同烟一起点燃，抽完烟纸条也就没有了，不过那种纸的臭味真的是很难闻。就这样，我也不再闭塞了。因此表现比以前好得多，也不闹了。也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我慢慢地认识了这个学习班所有的人。

这年的十二月底，为了迎接元旦，终于让我们见了一次阳光。那是一次组织义务劳动，到大街上搞清洁卫生。一部分人拔草，一部分人扫马路。我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一路上故意有说有笑，招摇过市。这里面的心理原因我是明白的，那是一种故意向当局表示敌意和对抗，也是向市民（按当时情况应该说是广大革命群众）传送一种信息，这些人还在，精神状况很好，没有被压垮。

再说，在过了近一年，（我只有不满半年的时间）不见天日，隔绝人世的日子后，能再次回到人世中来，总是叫人高兴的。当然，要说隔绝人世，那大多数也只是当局的想法，实际上始终就没有能把这些人同人们隔离开来，他们对外面的情况熟悉得很。凡有风吹草动，里面无不知晓。那怕就是最严保密的林彪叛逃事件，五不准学习班的人知道得丝毫不比外面一般群众晚。消息是怎么来的呢，就以林彪事件为例。1、十月底，学习班负责人先后几天不见，也不找人要材料，这时在学习班就传中央出了大事；2、十一月，听到旁边英山县一中的广播中很长时间没有重要新闻，没有林副统帅的消息；3、在五不准学习班，从十一月起再也没有人提我们这些人是疯狂反对林副统帅这一条罪状了。以此，我们这里得出结论，林彪出了事，是大事。事实上，我们从敏感上得到的信息比一般群众还要早一点。

这里办我们学习班的人厚颜无耻确实是到了极点。他们不知为什么就那么没有原则也没有立场。到年底要向我们传达林彪事件时，丝毫不记得当时他们是何等地声色俱厉地指控“我们”反对“他们”所最敬爱林副统帅啊！但在传达这一事件的有关文件时，开口的话竟然就成了“你们的黑后台林彪倒了，他反对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摔死在温都尔罕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和当局的立场也就成了“我们”的一切都是错了，同样，一切错的都是“我们”的；相反，“他们”的一切都是对的，一样的是，一切对的都是“他们”的。这里实际已经不存在事实，也不存在对错。只存在 “我们”和“他们”的你死我活。只存在强者和弱者的关系了。没有什么原则，也没有什么革命路线。

共产党这样的学习班其实就是自己的掘墓人的养成班，自己反对力量培训班。这是共产党这架机器行将分体的大暴露。

一九七二年的元旦过后不久，我们终于从五不准学习班解脱出来。这个学习班不办了，也办不下去了，我们一伙子统统的转移到了满溪坪“五、七干校”。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17:58

我到英山县来后最早报到的师训班，我到英山的第一个战天斗地、劈山改河工程就都是在满溪坪。这里是属英山县洪山区一公社，叫满溪坪公社。这个公社里有几个大队名字都以同心为名，其中的“同心二大队”就是县委书记洪平安的“点”。

这个“点”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毛主席说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要句句照办。对于工作方法问题，毛主席有过很多的最高指示。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要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哇拉哇拉；

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吃一吃梨子；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我们省地县的主要领导干部，要具体地抓好一个点。要沉下去，一年，二年，要办出成效，不要钦差大臣满天飞，不要走马观花。

由于有这么多的最高指示，谁敢不服从。所以从四清开始就在党内形成了领导干部每领导一个大的运动总要自己具体地抓一个试点的传统。这无疑是好事，也是个好的传统。比如，四清时，随县洪山就是省长张体学的试点。但时间一久，每个干部都要抓个点就未免成了形式。为此就出现了挂名点，跑点。本来办点就是要每个领导干部取得第一手资料亲自解剖一个麻雀，好取得第一手经验。这是个好办法。但成了风就完全变了味了。所以出现了挂名点，那就是人的名字在那里挂名，人却从来不到现场办公，也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就凭下面送来一点书面汇报，再加以编造。跑点，就是比挂名点好一点，每年到点上跑一跑，蜻蜓点水，一略而过。为了对付挂名点和跑点，这就提出了要蹲下去。要亲自抓，不能只派秘书，听汇报。这就出现了“蹲点”的提法。并且要每年评比，要看各人的“点”的成绩。这也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是要看实效吧，那也有办法，就是各人都把自己的点办成自己管的这一片里最好的典型，树成红旗。如果真是这些领导干部有能力能干成这样当然能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但不，他们不是真的靠实力和实干，而是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搞特权。要劳力给劳力，要钱给钱，要物资给物资。那年头是计划经济，没有计划供应票证，什么也别想买到。要搞好农业，无非是要足够的化肥，农药，要调好种子，要足够的机械。还有就是要兴修水利，这就要炸药，导火索，雷管。这都是一般的生产队大队，公社所力所不能及的事。只要有那一位有权的人物选中了你的那里当点，这一切就都会有求必应了。什么东西都能源源不断的送来，很多还是免费的。这样办点，当然会有成绩，但这成绩只能哄上面，却哄不到群众，也就没有了示范作用。

老百姓把上茅坑拉大便叫“蹲点”。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话说回来，“同二”大队，就是县委书记洪平安的“点”。把县“五、七干校”办到这里，就是为洪平安的“点”送来了大批免费的劳动力。

不知道别的“五、七干校”是怎么样办的，我只知道我们这个干校只有干没有校。我们“干”些什么呢？给“同二”大队修一个水库。我们整天干个不停，而且是“干”些最苦最累的活，而住在一个人为地命名叫“校”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住干校了。但我并不后悔，因为这比住“五不准”学习班好得太多了。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了我们最充足的阳光，空气，有很大的能自由活动的空间。这里集中了当时全英山县几乎全部的倒霉蛋。而对于我们这些由五不准学习班来的人来说，更是这一批人中的“大人物”了，所以有一种如鱼入水的感觉。

我在这里认识了比我早来而和我一样，多多少少受了文化革命的影响而受到各种不同审查的同伴们。其中最为奇特的是，我在这里碰到了两个武汉钢二司的宣传部长。不过是我一出现，他们都很“自觉”地“卸职”了。我在这里碰到的有：

朱谱忠，男，华师化学系毕业，教育局

何国佐，男，华师数学系毕业，教育局

向宏高，男，武师数学系毕业，教育局

张耀先，男，武大哲学系毕业，教育局

廖新民，男，武测中专部毕业，水电局

谢德文，男，水电学校毕业，水电局

吴孟晋，男，武汉医学院毕业，卫生局

到这里还认识了一批本地人：

丁光照，男，林业局

叶文波，男，林业局

蒋医生，男，卫生局

张医生，女，卫生局，蒋医生的妻子，

胡青松，男，气象台，沾金凤的丈夫，

李连英，男，教育局

加上我在五不准学习班认识的人，我在英山就有了几十个认识的人了，而且也不再是在五不准学习班了，所以我的孤独也总算打破了。这些人由于同病相怜吧，相互间关系都不错，守望相助。

我们的事情既然是修水库，当然就与修水库有关了。无非是打炮眼，填炸药，抬石头，垒堤坝。我与朱谱忠成了老搭档。俩人一根杠子，是杉木的，直径有约十五厘米粗细。这是有讲究的，因为长期抬石头，用别的杠子不是太硬就是太软，杠子太硬用长了会伤肩，太软了又没有力。用杉木杠子不硬不软，而且不伤肩。但唯一不好的是，杉木杠子不经用，在铅丝的紧勒下，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勒得越来越细，中间一个很深的槽，不换就会断，所以我们总是不停地换杠子。换了多少，很难记。反正我们抬起石头来，当地人都不能不服，用抬水泥来作对照，我和朱谱忠俩抬水泥总是五包，六包一抬，这是很少人吃得消的。抬石头是出粗力的活，但我从中学了不少知识。一是要用“打杵”，这是山地人抬东西中途能休息的一枝比自己肩部约略低一点的带叉的木柱，在要休息时，就把这个木柱立起，把自已抬的东西支放在它上面，东西就可以不落地——因为在山路上经常是没有条件能让你把东西放到地上再休息的。在山坡上，一放下就往山下滚；再说，很重的东西一放下再起身要多花很多力气。这个“打杵”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在抬东西时，一边肩上抬有东西，而 “打杵”就放在另一边肩上，一头用手向下压着，另一头就交叉到杠子上，这样就能把一边杠子上的重量分到两个肩上。因为山区抬东西不像平地，是很难换肩的。抬上坡，高个子在后，抬下坡高个子在前。不管上坡下坡，杠子不能长。只要有可能，尽量俩人横行，免得碰了脚。这样的生活，一干就是成年累月，谁也不知道何日是尽头。

这是一九七二年的元月，山区的天冷得早，这里从这时起早己是每天见霜了。我当时穿的是父亲留下给我的唯一一件对襟棉袄，黑色布面，腰上系着一条草绳，脚下穿的是一双早已见了脚趾头的球鞋。早晨早饭过后，开工之前，总有那么一会儿，是自己立在寒风中想望未来的时间。

自从我离开了五不准学习班后，与方霞的联系才又恢复起来，这时已经是我和她的两地书的关键时期。方霞这时已经毕业分配到了钟祥县的一个军队农场劳动锻炼，每天种菜，养猪，很是辛苦。后来让她当了炊事员。在这之前，她曾不断地给我来信，但总也得不到回答。我以后才知道，在七一年的下半年因她面临着毕业分配，曾专门来信商量到未来结婚的事。信落到了五不准学习班那班没有人性的人手中，不仅被扣压了，而且被拆开了传阅，当作笑话。说什么“这样的人还有人要和他结婚？”好像我这样的人就该断子绝孙一样。其实他们当时也不知道我就犯了什么罪，只不过是人在倒霉罢了。等到我从五不准学习班出来到了五七干校后，才又恢复了通信。为了补上当初很多时候的断绝来往，好像也是为了补上我们的爱情生活中所没有的花前月下，我们这时的通信频率到了几乎是每天不断地写，顶多隔一天发一封的地步。信中无所不谈，大到国家大事，小到每天吃了什么样的饭菜，与什么样的人说过一些什么话。短短的四个多月时间，加上过去断断续续的一些通信，到七二年三月份她到英山时，已经装订了有好几大本了。这些信由于我们当时确实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只好很“自觉地”销毁了。今天想来都感到十分可惜。

方霞在有一次来信中说到，要是她能向连队首长说，她的男朋友在武汉，她就有可能分配到武汉工作。我自六八年十二月离校以来，到七二年的初期，已经是毕业整三年了，前后达五个年头，但仍然看不到自己命运的尽头是什么，谁知那一天就会被戴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我们那个时候，好像男女往一块凑都是一种罪过。要求夫妻调到一起工作是一种过份的，甚至是非法的要求。我就不知道那些革命家要不要家？马克思同燕妮恋爱算不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像我们这些被入了另册的人，如果夫妻不在一地，到时候还不被人玩弄死？所以我说，对于我来说，如其把天上的嫦娥许给我让我一年见一次面，还不如在身边找一个讨饭婆，至少能有一口热汤热水喝。我要求方霞，要是打算结婚，就要求分到英山来，要是不能到英山，我们就分手。这个要求当时看是无可挑剔的。但现在看来就未免太过霸道了。这不是无条件要人作出过份的牺牲吗。现在想来，要是当初她不同意这样的要求，我真不知道有那个女人能习惯我这样没有一天安定日子的男人？好在她竟答应了我的无理要求，决心到英山来同我一起同甘共苦了。

这次的联系也没有能延续多久，到春节前约二十天吧，我们接到一个通知，要派人到桃花冲林场去烧炭，就是要烧当时已不多见，但却非常好用的优质木炭。英山是山区，山多林密，树木很多。每年都会烧一些木炭供县里一些主要领导作为烧火锅之用，当然也向上级进贡一些。英山出的这种炭火力足，无烟，少灰几乎无灰。更没有烧酒精火锅那种难闻的怪味，所以很受欢迎。

这次烧炭不光只是五七干校的人，还有一些我不太认识的人，这里面就有几个是英山的老师。其中有一个老师叫邹杰，是一中的。他的问题是支持学生武斗，打死了人，那个学生被判刑了，而他也不得脱身。年纪比我们要大上近十岁，早年毕业于湖北大学政治系，是个政治老师。他的爱人叫吴凤梅，是个护士。领队的是个姓刘的林业局的工人。

英山是上游两条河的支流，分叫东汤河和西汤河。东汤河的源头就是桃花冲，这是大别山主峰下的一个大山凹，在这里设了一个林场，叫桃花冲林场。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到这里烧炭。

这个姓刘的工人很有经验，一路上教给我们不少这方面的知识。反正这一切只有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时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接触过烧炭这回事。首先所用的工具就很吓唬人。斧头就是从未见过的很大很沉的空前大斧，一把足有十几斤重，安了一枝很长的柄，极像小说中程咬金用的宣花大斧。锯子是很长的特大型钢锯，一根锯条足有五米多长，要三个人才能抬起来走，锯条有一尺宽。我们上山第一步是准备必要的工具，做好多个特大的榔头，取那种结实，直径在三十厘米左右的树干，截取其中五十厘米左右长的一段，中间打一个眼，穿上木柄，就是一把很大的榔头，这是用来劈木头用的。再就是选材，选取那些打算伐的树。采树的要求是找那些适合烧炭的树逢三采一，就是只要有三棵树长在一起就可以砍掉其中一棵，这也有间树的意思在内。当然要砍的是那些不成材的，比如歪脖子，扭曲的树干，短树身（就是树的主干不长）即使长成后也出材率不高等。再就是要砍那些霸王树。什么叫霸王树呢，就是长得太高太大，虽然成材，但很难砍下来运得出去。但一棵树却占了很多阳光，这就是霸王树，要砍掉。这才叫我弄懂了唐诗中李白写的“古柏行” 那一首诗，“仁人志士休怨嗟，自古材大难为用！”太大的木材运不出去，也只好用来烧炭。树且如此，何况人乎！

我们进山大约是在元月底，进去不久就封山了，下雪了，人和车不能再进出，只好住在山里等化雪开封才能与山外来往。我们是住在桃花冲林场还往上走半山一个山凹的人家。这一家人有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年纪约二十四岁的儿子不在家，家中只有老两口和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小姑娘。我们一共有十三四个人，住在这家的一间空屋子里，因为大山里天黑得早，所以每天总是回来得早出去也晚。实际工作时间并不长，有很多时间乱扯经。在这里我又发挥了我会讲故事的特点，到晚上大家挤在一起围着火塘，听我山南海北的乱吹。

英山是山区，高寒，每年有很多时间不能种庄稼，都只好在家里聊闲天。再加上经济困难，木材又多，为了省火柴，又要取暖，每家都在家里一间闲屋里挖了一个直径约一米左右的土坑，在里面放上木材，长年烧火，四季不断，这就叫火塘。在火塘的上方，用铅丝吊一个水罐，这就能保证一天到晚随时都有热水用，喝也是它，洗也是它。男人围着火塘吹牛，抽烟。女人围在旁边听男人吹带做针线活。我们每天大约五点左右就回来了，回来就不约而同地围在火塘边乱吹二十四。先是我给大家吹，以后那个小姑娘喜欢听我吹，就缠住我要我给她讲故事。想不到这也触动了那个来自县一中的一个数学老师的醋味。好像对那个小姑娘的偏向我心中很不舒服，总是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老围着我转的小姑娘夺过去，献殷勤，讲故事。可惜的是出力不讨好，总也争不过小孩子天生的爱凑热闹。那里人多往那里挤。这是对着大家讲，而他总想把这个小姑娘引到一边。当然只有失败了命运了。看到这一些心里不知是个什么味，人都落到这步田地，还有闲心去争这不相干的风。人就是这样的贱。

我还是在满溪坪时的老打扮，黑对襟棉袄，腰上系一条草绳，脚穿破球鞋。早上出门，踏着薄薄的积雪，向我们选定的树出发。这次选了一棵霸王树，那是一棵椴皮树，胸径有四米多，又高又大，独立在一个山头上，足有五十多米高，长的位置又高，山下几十里地都能看到。这棵树的命运就这样被我们注定了要砍掉。四个人拉锯，用了整两天时间才把它拉得差不多。在下锯的时候，这个刘师傅还再三收听天气预报，要准确判断风向，好决定下锯的方向。刘师傅说，这样大的树，一倒下来就像是倒下一座山，要事先选定倒的方向，要不然以后分段锯开时很难，锯断了也很难运下山，而下锯的方向与风向不对，你锯断了树也很难向我要的方向倒下来，不小心就会造成事故。这些话一听就懂，是有道理，但要是没有人说，凭想是不可能想到的。要是想要树向东倒就要在西边下锯，相反也是的。这棵树长在一座山坡的略偏西，更西面就是另一个山坡。选定是向西倒到那面的山坡上。中间悬空，这样好操作。将来锯下的树段好集在山沟向下滚。滚到几里路的山下一个平场子里再开成小条状好送进炭窑烧炭。一切按预计的施行了。我们在东边下锯，一边锯一边向锯缝中钉木屑，并用人手持大斧向里面打进去，这是为了分开锯缝，免得夹锯条拉不动。到快过一半时，刘师傅就不准人再向里面打木屑了。怕一个不小心提前倒下。因为那样大的树有很大的树冠，很招风的。会有很大的风力，多大的树锯过一半后，有时风一吹就会倒下，那很可能伤人。到树干锯断了过八成时，刘师傅叫大家停下来。集中到树的东侧，然后用大声向山的那一面喊，放树了，山下有人没有，要是有人快点闪开。这是高山，人声传得很远。一会儿，刘师傅说，放树吧。我们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放树，怎么放啊。他一看都不懂，就像将军一样指挥起来。先是准备了几个很大的木屑，然后就一边比一边叫人分别安置在东，南，北几个方向，然后又每个木屑都安排了人，专门拿开山大斧，说，听我的命令，我分别叫东，南，北，就是指的这三个方向的人，我叫往里打就打，叫停就停，不能开玩笑。我要树倒在对面山坡的那个空档中，尽量不叫它压倒别的树。我们按他的指挥，把木屑向里面打进去。树就一点点地向对面倾斜，倾斜到一定的程度，听刘师傅说都停，南边的再打几下。这一打，树就发出了吱吱的响声。刘师傅又叫，东边的再打几下，这一打，树的叫声越来越急了，一会他叫，大家往东面闪开，退到十米以外。大家看着这棵树慢慢地向西倒下去，一会儿只听得惊天动地一声响，树按要求倒在了对面山坡的树空中，横垮两个山坡，好像空中凭空架了一座桥。

完成了这个任务，后面的几天就是骑在树上要把它拉成平均一米五左右的树段，这样好烧炭。辛苦了好多天，这棵大树在我们锯下变成了一段段的树段了。这么大的直径，四米多，而每一段只有一米五，尺寸比例简直不成样，锯开后远远看去就像是一片一片的圆形饼干。锯好后就把它立起来，然后向下像放大车轮一样朝下滚，一滚动，每一片都震得山鸣谷应，大有不可阻挡之势，声威极壮。我这算是真的知道了滚木擂石的威力。

在山上干活倒不累，还觉得真有趣，但就是生活太单调。吃的也少，因为没有地方买东西。有钱也没地方花，于是就有了特别的加餐。有一次大家吃粉蒸肉，每份一斤生肉蒸成；饭是糯米饭，每份一斤糯米。到吃的时候，不少人吃不下，但我却嫌不足，一连吃了两份才算是心满意足了。

砍完树就是烧炭了。我们下到山下的大坪中，垒窑，劈木材。要把我们砍下的树劈成相当于直径十五厘米的木条，这样才能烧成炭。这种树是一种肉红色的，天然色彩极美，树纹又很细腻。砍啊劈的，心中好痛啊。一边在砍劈，刘师傅还要一边说，这种树要是运到外面那是要卖大价钱的，是最好的做家俱的木材。我们一共烧了三窑，得到了万多斤炭才算是完成了任务。

烧炭如此，人世又何偿不是这样？我不禁想起了唐诗三百里面的一首诗，题目是古柏行。最后两句是，“仁人志士休怨嗟，自古材大难为用。”这后面看来要为人才加两句才好，要加的是：“只好拿来烧木炭，鞠躬尽粹乐无穷。”在小时培养，太大了就毁掉。

阴历春节刚过，我们就下山了，我还是回到我的“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18:19

三十六、凄凉的婚礼

到一九七二年二月，我已经是虚岁三十的人了，实际也是二十九岁过了有三个月。常说男子汉要及时成家立业。可我呢，家，不要说是个人的小家，连父母的家都顾不上，无法回。业就更不能提了，不要说是事业，连职业都还没能确定下来。只是挂名在长冲高中，是一名老师。大学毕业五个年头，除了当了一个学期的老师，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将来会是做什么的人。人总是想在心理上给自己多一点期待，想在人生几个至关重要的事情上选一个好的时候，求得一个好的兆头。但人已经三十岁，方霞也是二十六七的人了，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结婚呢。

在一九六八年，我正当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时，作了一件至今我都认自己英明而从不后悔的事，那就是用武汉大学革委会政工组的公章，给我和方霞各开了一份结婚证明。这也许是我当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工组长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到五三农场时，我又利用在分场专案组，与他们关系正好的时候，把这个证明转开了一次，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给自己开证明的真相吧，实际就是不转也没有问题的。

方霞在湖北钟祥152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也有一年半了。72年元月面临重新分配了。好在她提出的不是要求要到什么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去，而是要到湖北省最为艰苦的山区——英山县。这就真的得到了“照顾”，很顺利地如愿以赏了。

当方霞来信说，她已经向首长提出了要求，分配到英山县来。看来我真有幸能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我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元月上旬的一天上午约十点钟，我正在打好了的一堆石头旁站着，用铅丝络子套石头，听到有人叫我：“吴恒春！有人找你。”我回头一看，是方霞！天，真是方霞！她在一个我们干校的人陪同下，凄惶地站在那里，头发在寒风中飘动。我赶忙走过去，抓住她的手，也不知说什么，更不知当时想了什么，只知道傻傻地抓住她的手，她也好像不知道有些什么能说，看着我突然满面是泪！这真的就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了。我慌忙的领着她说，走，到营部去吧，我去请假。并问她是请假来看我还是分配到这里来了。一连串的问题实在是太过事关重要了。

陪同她来找我的人走了，我们俩“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她在干校吃了一餐饭，我下午就请了假——好在这里人比较还有点人性，允许我请假，但只有半天。半天也好过见了面不能外出啊！我和她一起到县城去。她这次是毕业分配到英山县来的，目前就住在县招待所，明天就要到她的工作单位去报到。我进了她的住房，俩人相拥相依，相对唏嘘。争相提问，争相说话。我们从六八年九月定情，到十二月底就天各一方，到六九年的五月在五三农场见过一面，又到七零年的八月聚了一星期，从此分别，中间有一年连写信的自由都没有。定情到现在是三年半，相聚累计不到两个月，真是聚少离多，会短离长啊。

方霞这次分来英山，也算一路顺利。从钟祥152部队农场出发，由军车送到黄冈地区。经地区无可争议地再分配，只身颠簸来到这个既偏又穷无人愿去的大山区，像她这样心甘情愿，无须做工作要到英山来自投罗网的大学生还不多见。颇有几分孟姜女的气概。到县文教局报导后她被分配到南河区方桥公社中学去任教，这是有几分照顾的分配去向。南河区离城关最近，又是全县对外有交通的三个区之一。向南直达浠水县，是英山县最南边的一个区。向西还有个能出县的区叫做金辅，那里出外就到罗田县。最后有一条省际高山公路，通过大别山的主峰旁的一个叫做鹞落坪的地方，通向安徽的金塞县。这三个地方，南河是英山最好的区。所以算是对她“自投罗网”的回报吧。这是因为南河是英山最靠近下游的区，田地农业都有比较好的条件。山也不是很大很高，要回武汉也最为方便。

我们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仿佛要把这几年的相思无保留地倾诉出来。不声不响天就要黑了，我也要归队了。我就领她到了英山县城的一个我常去的餐馆吃饭。那时吃饭是要粮票的，没有粮票什么也吃不到。我去的那家餐馆是因我去过，对那里面的炒面特有感情。因为很实惠，份量又足，里面有肉，油水也特多，吃完后盘子里总是还剩下一层油。那年头油也是要油票的，没有票不要想沾到油腥。吃过饭后送她到了招待所，我就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而且还得说好我明天不能再请假来送她了，只好让她“天明登前途，独与空房别”了。

方霞的到来，使我的生活顿时充满阳光，再也不用整天魂不守舍似的毫无寄托了。我有了一个精神的家，尽管我也还是在外劳动，出力，但我的精神却可以放到方霞的身边，不要再整天漫无边际的乱想。这时我满脑想得是熬下去吧，总有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三月初的一个周末，方霞来到干校，说是明天我们一起到南河区去拿结婚证。但为什么要到南河区呢，这是当时我从五不准学习班的情况看，心中发虚。怕是不能拿到。这样我就请假到南河区去。不过那时不管多么紧张，总还是保持有个星期天。我要的是星期一上午的假期，要不然人家也休息星期天我也无法拿结婚证啊。这样，我就和方霞一起到了南河方桥初中。这个学校的校址好像是一个庙，一个小四合院的形式。她住的房很小，也很阴暗潮湿，但我们都没有觉得不满意。这一个小天地总算是自己的第一个家。在这里，我们有绝对的自由。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南河区民政局，找到民政助理，拿出当年在武大自己给自己开的，然后又经五三农场改签过的结婚证明，把情况简单说明后就眼巴巴地看着那位办事员，仿佛犯人在等待宣判。这位民政助理也没有多问，也许他根本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是当时英山县第一号危险人物。我们很顺利地拿到了结婚证，就像小偷顺利得手一样，慌不择路地像逃跑一样离开了，连结婚证开成了一个人的也没有发现。一般结婚证有两份，一份是男方的，男方名字在先；一份是女方的，女方名字在先。而我们的结婚证两份都是我的名字在先。好在我们从未把离婚提到过议事日程，那是行不通的，因为方霞连自己的结婚证都没有。

从这一天起，我们从法律上来说是正式的夫妻了，但由于没有举行过婚礼，我们都不敢正式承认就是夫妻。但在英山，我们在什么地方能举行一场婚礼呀！在我当时的情况下，又到什么时候才能有一段时间能请到几天假举办一次婚礼呢。结婚是女人一生最大的大事，方霞肯这样不明不白的放弃这种权利吗。事实上我面临的难题是越来越大了。

从此，方霞每个星期天就到干校看我。但每次都是白天见过面就分手，那怕有时方霞星期六到，晚上住在我那里也是住女客房，不敢要求安排探亲房住。这时，沾金凤出面了。有一次她悄悄地问方霞，“你们到底结婚没有？”方霞怕惹麻烦，那时对男女交往是看得很严的。当然只能回答说，当然结婚了，不结婚我敢这样公开来往？沾金凤说：“结婚了为什么还分房睡，不行，我去找营部。”结果她跑到营部大吵一通说你们不人道，人家夫妻为什么不安排探亲房住。营部说是他们没有讲啊。从这天起，就算是公开了我们的合法夫妻关系，在人群中算是被接受是正式夫妻了，其效果也就是一场简单的婚礼了。

这时我的窝在理论上还是在长冲，我还是算是长冲高中的人。所以我的东西也大多放在长冲高中。再说，我在长冲高中也算是有点名望了，蒙长冲区的文教干事信任，他曾公开说过，吴恒春是个人才，只要他不被判刑坐牢，我们这里随时都要他回来。据说他为此还专门到县文教局去找领导要人，说是这个吴恒春是个好人，不是反革命，我们就是要他。在人情薄如纸的那个年代，使我心中温暖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我还感谢这个文教助理！他叫傅烈民，当年有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的样子，人是黑瘦黑瘦的，两只眼睛很亮。所以星期天休息时我也有时回去照看一下东西。这时有了妻子了，当然免不得要带他去见一下我的同事。就在一个星期天，买了一点肉，找学生家里要了一点韭菜，在长冲高中包了一点饺子，请了几个同事和新认识的朋友，这就是我们最“正式”的婚礼了。家俱没有一样，衣物没添一件，礼金没收一分，请柬没发一份。这就算是交代了方霞一生的终身大事。

方霞，对不起你了。

说起来包饺子，这里有两件事要附带提一下。第一就是我坚持多年的冬泳在英山被破坏了。那是因为我在英山县城住“五不准”学习班的那半年中，没有法子洗到冷水。英山全县民用的自来水龙头，一年四季供应的是温泉水，平均有约摄氏三十度，根本就找不到自然的冷水。冬泳这个活动是完全靠长年坚持的，洗冷水不能间断，要是一间断，就算平时不游泳在家洗澡，也要用冷水冲洗，不能用热水。洗惯了热水后再要在大冷天跳到刺骨的冰水中去还真的没有那个勇气。我在住“五不准”学习班以前，分配到长冲高中当老师。正是冬天，这年我还在坚持着冬泳。在学校的后面隔一个小山坡，有一个山间小水塘，水也不太深，但水很清。我就是在那里进行着我的冬泳。但不知怎样这消息传出去了，以后第三四次再去冬泳时，总是发现有人在岸上参观，一边看还一边大声的发着议论，说这个人真的疯了，那该有多冷啊！以后我就只好天黑透了再去洗。这个半年也总算是过来了。自从进了“五不准”学习班，就再也不敢在冬天跳到冷水中去了。

第二就是从包饺子说到英山人的生活了。英山地处湖北东北角，离安徽仅40公里，属于大别山大山区。英山人是过着一种封闭的原始状态的农村生活，某些方面还带有很重的自给自足的原始特色。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市场、集市这样的概念。商店是有，但没有市场。从解放前到我去的时候，就没有像外边那样有集市的概念，没有交换的习惯，商品交换极不发达。一般人生活，要买的东西极为有限，盐、火柴、铁器农具、学生用的学习用品。除此之外就好像没有什么要去买的，各家的需要也是自己解决。布匹是自织的土布，食油是自种的油菜和养的猪，蔬菜（包括机关学校的工作人员）都是各自种菜，是没有地方能买到菜的。英山农村人过的完全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式小农生活。所以英山的老师都得自己种菜，要不就没有菜吃。也因为此，我们的结婚包饺子还是向学生家长要的一点韭菜。

我们结婚算是那一天啊，算不清楚，就像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确日子记不清一样。在那样的条件下，如果不是用了这样的法子，怕是很难有一个结婚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也就像共产党一样，那一段总是在三月上旬，就算是三月八日吧，这样好记，所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定在三月八日了。这是个不准确，也不真实的日子。但比真正准确和真实的日子更值得纪念。

但人是要面子的，如果对大家说我们的婚礼就只是这些那多不好啊，谁能理解我们的难处呢。再说，我的岳父家也是南下干部，岳母也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实在不得己，方霞把情况向家里说了后，她们家也赶快向左右邻居发了喜糖，说是我们在英山结婚了。

我们在英山说，是在武汉举行的婚礼，武汉她们家里说，我们是在英山举行的婚礼，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婚礼，要有也就是那一餐寒酸的饺子。总共花了不到二十元钱！

现在想来，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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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恒春人生传奇(文革相关部分)

27章

二十八、告别武汉大学

二十九、五三农场

三十、红卫山学习班

三十一、再分配三十二、战天斗地

三十三、当了半年人民教师三十四、“五不准”学习班

三十五、满溪坪“五、七干校”

三十六、凄凉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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