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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生第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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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是个风景美丽的大学,这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当时在我们年轻学子中名望无限崇高的郭沫若就曾在自己的作品《洪波曲》中写到,人生能在武汉大学任教而终其一生真是莫大的福气。而侵华日军头目岗村宁次在日军占领了华中后,将其司令部也设在武汉大学校园。中国近百年的前五十年中,历经战乱,但大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保护武汉大学,人人有责。所以,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武汉大学均没有落下过一发炮弹。这在当时己经是世界各国都接受了的事实,武汉大学是全人类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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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 G0 k/ O- ~$ h' f: R武汉大学座落在武昌东湖之滨的珞珈山间,珞山珈山两山环抱,全校各主体建筑错落有致地散落在两山之间。依山就势,在两山的山腿间联结两山修了一条环形水泥路,这条水泥路略呈长椭园形,东高西低。像一条项链的金链子把全校各处的宝石串在一起。而百年历史的武汉大学则好似一个无形的美女,正面对东湖这面明镜在梳妆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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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浓树成荫,遮天蔽日;绿草如茵,繁花似锦;小径曲折盘旋,山水错杂相映;雕梁绘柱,飞檐斗拱,碧瓦黄墙。无论从任何一个方向看武汉大学,都是一幅巧作过安排的风景画。其中尤以全玻璃顶的行政大楼及其裙楼建筑为一群,与以老图书馆为主,以文学院法学院和老斋舍为辅的古典式建筑群遥遥相对,珞珈二山各居一方,形成了一个珠联璧合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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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个从小就只在农村生农村长的农家小子,见过的世面最大也就是高考时到过县城,见过比罗汉寺镇商店大一点的商场。看到七层楼房就觉得高得了不得的土包子。到高中毕业为止,我读书的十二年中,只到过汉口二次,而且都没有走远,顶多也就是华清街和大智门火车站一带。根本就还没有什么风景的概念。在木兰山读书时跟着吴长青一起吟诗作对,假充文人墨客,故作风流,总算学到了一点人的精神享受是什么一回事。这次一进武汉大学无疑是从穷乡僻壤一下子钻进了天堂。那是连郭沫若都赞不绝口的洞天福地啊。但进校不久,我就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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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来,这大约是生活中给我的对比反差太大使我一时无法适应的缘故吧。也有一点是古人早己说过的“人生识字忧患始”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人生青春期对人生意义的必然思索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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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我是第一任班长,但在生活中是明副其实的叫化子。刚开始,大学还在吃一种大麦面粉做的馒头,有点黑也带点甜。这在我看来,简直是天下最好的美味了。但在学生食堂的泔水桶中,经常有整个的馍丢在那里。心痛嘴馋,难受己极。这在农村可都是人命啊,这是养命的东西。如果我能把这些拾来送回家,那是多好的东西。在六三年的时候,农村还没完全缓过气来,吃的上面还很困难。但当时我的作为刚由农村进入大学的土包子,也不知道大学生应是什么样子,各种小说的影响和从小的家庭教育都告诉我不能表现得太过贪小和馋,只好装作熟视无睹的样子。那时的粮票卖到了二元多钱一斤,这在当时一个工人的工资,学徒工还只每月十八元的时候,一个学徒工一月的收入也就只值得九斤粮票!那是贵得很可以的了。没有粮票,什么点心副食都不能买到,有钱也只能挨饿。别的同学,手上带着表,脚下踏着皮鞋,床上垫着棕垫子,床头摆着收音机,身上挂着照相机;一到周末,呼朋引类相约出游。而我只在家中见过最古的一种矿石收音机。那是一种有一颗有半导体性质的矿石当二极管,配一个很大的线圈,再树一根很高的天线才能收到一点信息的原始二极管收音机。隐隐约约能听到一点音乐和播音员说话的声音就惊奇得不得了。到大学后看到同学们用的是什么二波段三波段的洋玩意,真觉得他们是好幸福好幸福。当同学毫不在意的摆弄这些东西时,内心对他们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想这些人真的很有本事,连这些洋东西都会玩!敢玩。但自己总是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其实内心好想摸一下,但又不敢,怕给人家弄坏了,又怕给人家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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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 |. r1 V6 C# ^别的同学穿衣服,总还要讲究是什么料子的,什么样式的,配什么颜色。真是论季穿衣服。这在我而言,那是完全望尘莫及不可想象的事。我只能说身上有东西遮身蔽体也就不错了,但偏要装成大学生的派头。这就无时不刻在提醒着我和别人的差距。四哥供我穿衣服,但只限于他穿过的旧衣服让我挑,这一点到现在我还感谢四哥,但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内裤也给我。就为这,我在大学的五年中,没有穿过一条内裤头,也没有穿过一件汗衫背心,平时总是咔叽布的中山服。因里面没有衬衣和衬衫,只好把扣子从下扣到领口为止。裤子就也是咔叽的长裤,大多数时候是连穿两条而不管有多热。这是因为里面没有内裤,身为大学生,万一不小心就惨了,那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脚上一双浅口的球鞋,但从不穿袜子,也是因为没钱买袜子的缘故。那个时代,可不象现在,穿皮鞋不穿袜子是一种时髦,在那个时候穿鞋没穿袜子是很丢人的。为此,我平时一举一动都必须十分小心。裤子里面没内裤,鞋子里面没袜子,上衣里面没衬衫,完全一个空心大老倌。为了不露出形迹来,我总是把裤腿放得很下很下,裤腿都能遮住脚背;走路都要很平稳,不能跑跳,不然就会“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中间也有过穿衬衫的时候,但那都是少有的事。而且三件旧衬衫只能冬天时穿,主要还是为了防寒和为了到冬天能让人看到里面有一个领子。颈子里不要空着。这几件衬衫也旧得实在不行。一洗就破,布就像豆腐渣一样,所以洗一次就得补一次,要不补,下一次就无法再穿,因此我每个星期天都有一件事就是补衣服。我们这个寝室里,除我外,还有一个同学也要每个星期天补衣服,那就是刘汉坤。有时也自己为自己改制点把子的小衣服如短裤头之类。把汗衫穿烂了的上半截剪掉,倒过来用下边的边做裤腰,原上边的剪成一个三角尖,中间缝上,两边当裤脚,就成一条短裤头。我床上从蚊帐到被里被面无一不补的百孔千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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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我每个月十五元钱,交过十三元五角的伙食费后还有一元五角钱,这就是我一个月的全部财产。当时的物价,很多比现在低得多,但再低也不是不要钱。一元五角,一共有150分,每月的电影票要15分,一瓶牙膏用三个月,当时留兰香的是每瓶46 分,平均每月也是15分。沾水笔头是3分半钱一个,邮票是每枚8分,信封每个1分,信纸每张1分,从水果湖到三民路的一路电车票是12分,蓝色的染料粉是每包3分,笔记本一般是要三角多一本,那些好的要七角多钱。小学生的练习本也要5分多一本,而且只有十几张纸。这样,我每个月的钱就只能买一联电影票15 分,花费在牙膏上15分,买蓝染料粉一包3分,买一个沾水笔头3分,买一个笔记本40分,买补衣服的线20分,买十张白纸35分,一共是132分,下余的就只有18分,刚够发二封信。买白纸是为了要裁好后自己动手做笔记本,而且是做成硬皮笔记的样式,这是跟同寝室的袁希钰同学学来的。大学的课程多,每门都要做笔记,而且大学的很多课没有固定的教科书,全靠笔记,要靠买笔记本我是想也不能想的。至于买蓝染料,是为了用自来水化成墨水用,要是买,那又买不起了,一瓶要三角多钱。买沾水笔尖子是用来绑在木筷子头上当沾水笔用的,那也是买不起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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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生活,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不能想象。人都有点虚荣心,当时的我也不例外,特别在年轻要强的时候。整个读大学期间,我不敢进餐馆,一是没钱,二是胆小,因为那里面的东西我都叫不出名字来。直到文化革命快结束了,我己是武汉大学小有名气的人了,才偶尔进一回两回餐馆。这也必有三条原因才会进餐馆,一是身上有点零钱,不过也就是有一角二角吧;二是实在要吃;三是独自一个人。第一不用说了,第二也不要说得,我的条件不是实在非饿得不行是没有力量进餐馆的。这第三条说来就不好意思了,原因有两条,首先是怕出了洋相被人看到,其次是怕同学间客气起来要我请客我一时又钱不够。这就让我在读大学时不爱与同学们来往,总是独立特行。种种理由,使我被同学看来很孤芳自赏 ,有点清高,实际上是自卑得很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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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何人比,我都无法认为自己不可悲,心中的痛苦无人能说,就是拿了甲等助学金的同学都比我好过得多。表面上比我家庭差得多的同学如刘汉坤,手上每月也不少于四元钱左右,这时看来不在乎,但那可是我全部财产的三倍呀。与此成为反差的是,我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就一直是主要学生干部,我把这当了我当时在大学里维持我的尊严的主要方面,因此表现得对学生干部的身份很在意,总之是热心公益活动。2 f4 Q, K: e# ^6 n4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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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大学的第一项重要活动是进行入学教育,主要内容是学习目的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要使年轻学生是为国为民,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学习,而不能有升官发财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要建立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世界观来。' `; x9 f* U- N4 O/ k1 g
, G: t: N$ F* J; M0 O6 |学习的形式是先听大报告,然后班上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叫务虚;而后是要各人谈自己的内心思想的错误观点,并结合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文章进行自我分析批判,这叫做务实。在这种会上,每个人都得暴露自己的活思想,不能不说,谁要是不说就是对组织不忠诚,对党不交心。谁要是说的精彩生动,就能得到表扬,面子上自然是很光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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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上大学的动机是要光宗耀祖,在农村种田怕苦怕累,思想上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阶级的思想残余。不想呆在农村,想要通过读大学使自己能有一条出路。而邹荫生说得很是生动,他说,他家里穷,农村又苦,他把读大学当作穿草鞋和穿皮鞋,拿笔杆子和拿锄头柄的分水岭。其它的同学,有说读大学是要出人头地的,有说读大学是看不起劳动人民的,有说读大学是要高人一等的。总之,没有一个人进大学是为了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的,因此都是不对的。但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都提高了思想觉悟。端正了学习态度,明确了学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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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都是一种让人变得虚伪的作法。为了能被主事者说好,为了表示自己处处跟党一心,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当成一个大笨蛋,没有是非之分,没有思想头脑。就以我自己的为例,我从小就很是崇拜英雄模范人物,小时看鸡毛信,小游击队员等书时,常恨自己生不逢时,错过了男儿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在高中时学习雷锋,读雷锋日记,也实在很有感触。无疑,这使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一番洗礼,头脑中实际已经有了一种此生要当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的理想和志愿。但到大学后又来这一下,各级的辅导员为了表示自己的工作卓有成效,是不能承认这些学生一来就很有水平或者说思想觉悟很高的,必须是经过他的艰苦努力才使大家有了更高的认识。这样,每一级都有功劳。而我们自己,也不能把自己看得就多么高,每一次政治学习,都得重新来过,每一次都是自己过去如何糊涂,如何落后之类。这样,每一个人都成了不学习就非常落后的人,每一次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如果有一个有心人把这些发言都整理出来公之于从,那一定是会发现,我们这些学生都是些专说假话的骗子。因为同样一个思想观点在这里说过己经认识好了的,到另一个场所又变回来了,要再进步一次。只要政治形势需要,可能同样的错误思想还会出现多次,而且每一次出现又都是以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为结束的。总之那时的思想教育就有点像是要打老鼠交老鼠尾巴一样,谁交的老鼠尾巴多就是谁贡献大。而思想教育是要交错误思想,还要典型。人那有那么多错误思想,何况只要改了也就算是没有了。但不,每一次活动,每一次学习,每个人都得有所表示。也就是说,每个人随时都得能交出老鼠尾巴来,这样就逼得有的同学不得不作些违心的发言。而那时的风气似乎又是只有讲出了自己内心的错误思想才算是提高了认识,如果不发言反倒是思想落后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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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 a/ d7 z0 A7 {/ r3 T7 c打老鼠交老鼠尾,没有那么多老鼠好打怎么办,买,偷,拿,要都行,因此有人专门把交上去了的老鼠尾又弄出来送人或卖钱。交代活思想,人又不是思想家,整天哪来那么多活的错误思想好交。不得己,只好把交过的又来交一次,或者说把人家的错误思想,精彩的说法拿来当成自己的错误思想再自我批判一通。这样做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天天在进步,每一次会议都有新认识,实际是这些进步是早就进步过了的。如果联系过去一看,那是每个人都在说谎,每个人都在骗人。但形势如此,只得这样,实际上这是逼着每一个年轻同学日益变得世故和虚伪。+ M% \, C- I4 U% N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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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入学教育相适应的就是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我集中学习了毛主席的许多哲学著作和通读了毛著原文四卷,实际上真是受益不浅。就此奠定了我的基本人生观和世界观,成为了我思维的基本支柱。先是应付形势,死背硬记,后来实在是学出了门道,被我从中悟出了很多人世的大道理,也懂得了学习的大方法。如学历史,学语文,学哲学,要学会找出问题,学会提出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平时难学的东西都变得日益主动和有兴趣。不象那样枯燥难记。' ]4 h) C4 H! g! a
: u; S6 r- [( z" i! ~; e# l4 f从学毛主席著作开始,我学会了怎么看待历史,因此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就在图书馆开始了系统地看资治通鉴,在这里找到了一份乐趣。但在那个时候这是带有一定的离经叛道色彩的事,所以我很小心,不使班上的同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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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4 P% W7 H) O. C# p在高中时,我就对鲁迅的文章情有独钟,他那独到而深刻的思想,犀利而洗练的文风,半文半白的文字,如刀似箭的语言,综合而成了一个文坛斗士的风格,使我敬佩得五体投地。在中学时,自己半点经济活力都没有,完全没有钱能购买鲁迅先生的作品,但凡鲁迅的著作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的,我一定是学得最认真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药》《祥林嫂》《故乡》《从百草园到三昧书屋》…… 在我眼中,鲁迅先生是真正能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典型。进大学后,尽管我拥有了自己的四张借书证,几元钱就能决定我是否能读大学的时候,我还是在极为有限的几个钱中,逐渐购买了一些鲁迅先生的著作。如《朝花夕拾》《呐喊》等十几本小册子,那是我个人拥有的第一批书籍。再配合从图书馆借来看,在大一的时候,我几乎已经通读过了当时出版的全部鲁迅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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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 `4 C5 v( }; q p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三个人,这就是吴长青,毛泽东,鲁迅。吴长青也是一个年轻学生,而且也是农村人。但他对我的影响丝毫不在后面二位伟人之下,也许是更大的。如果说后面二个伟人是我人生的中学大学老师的话,那么吴长青绝对是我幼儿园的好老师。没有吴长青的影响,我绝对进不了这所人生的大学。也就是说没有吴长青的影响打基础,我不可能有接受后面二个伟人的影响的力量。我想没有吴长青,我一定还是能考上大学,但那样的吴恒春大约不会是今天的吴恒春。0 E b2 `' {1 ?; i) L2 R
4 N# R8 ~. K3 p% q# L以后对我有过影响的人还出现过,但都说不上能从根本上对我有多大和多持久的作用。可以说我到大学二上时就像一棵树,营养和树冠已经形成,以后只是长大了。像一个蚕,桑叶已经吃够了,只待蜕化长出翅膀。果然不久,我就迎来了第一次的蜕变。那是一场痛苦的自我求生的挣扎。" l: N; e/ d4 ?- ?5 r(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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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是我人生的第一大关。 q2 i6 ~' v0 e9 x
j9 l0 y8 S | ~( u这一年我二十一岁,正是一个男人风华正茂的年华,也正是人生开始要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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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的时候。而我思索的结果是人生如梦,人生如朝露,人从一出生起就是在不断地向死亡走去。看到落日想到人生如此,看到花谢,又想到人生亦如彼,看到死人,就想到若干年后我亦如是,真是到了多愁善感,睹物伤情的极致。但这一罐苦酒是如何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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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x* F7 `9 P% G3 b7 r1 p6 M经济上的困难导致了精神上的压力,而青春期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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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及时的引导,只想到受尽这么多的苦痛,仍然迟早总是一死,与其吃尽了苦头,一事无成到头来仍然难免一死何不早死。难道活着就是为了受这些罪?这样一种消极悲观厌世的思想。在日记中,每每想到要自杀,要了结这并不可贵的生命。但我怕死,很留恋生活,知道这种思想不对,太消极,但无能自拔。我更知道,如果不能解除这些,我迟早会被自己弄死。我可以说为了活下去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来鼓励自己活下去的勇气,寻找能活下去的理由。最大的压力来自经济,首先必须解除经济上对我的压力。解除压力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增加自己的抗压能力,二是增加经济收入。我知道,不管我在大学多穷,总算还在读大学,而且除了不富,对读书并无不好影响。关键是我自己的心态要调整。不能老是同富有的同学比,要能找出自己的优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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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 G' l( d& C那时的思想教育方法中,有一种常用的方法叫做回忆对比和忆苦思甜。这些活动对很多同学来说实在是走过场,而对我来说却起了不小的作用。每一次的回忆对比和忆苦思甜,总能叫我感受到一种安定和满足。回忆能叫我时常记起在农村几年没粮食吃而饿得头昏眼花的时候,叫我想起吃了粗谷壳不能拉大便而必须带上一根眼镜腿从肛门中一点点往外挖大便的日子。相对的优势能叫人建立起克服困难的勇气,增加接受各种不平的耐受力,这对于我来说尤其重要。我需要时常提醒自己,我不是最穷的,不是最没希望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决定到不幸的人群中去寻找力量,当然这好像有点靠幸灾乐祸来支持自己意思,但当时我只知自己要生存下去,不然就会自己毁灭掉自己。为此,我要到火车站去,当时经济生活还很贫穷,南来北往的人中,不象现在是做生意和旅游的,而是逃荒的,挣扎着求生的,再有就是出公差的和真正探亲的,最多的还是逃荒的。那是真正只为了能有一口吃食(还不能说是为了一口饭,因为那是要吃饭是太高的梦想)就离乡背井的人。那时我只对汉口火车站熟一点,比汉口火车站近得多的武昌火车站我竟还不知道。也许因为那是四哥住的不远的地方因而不敢去,这才舍近求远的吧。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前后约二个月中,我就舍近求远地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去了七个星期天。在那里看南来北往的穷人拖儿带女,看他们满脸菜色,破衣烂衫 然后看一下自己胸前的武汉大学的校徽,从比我更不幸的人中吸取力量,简真就是要看到比我更不幸的人来激起自己忍受穷困的忍耐力。, T. D& M" }' M- O9 O& g6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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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大学的伙食费是每月十三元五角钱,平均每天四角五分,如果是大月就是四角四分。而到汉口火车站去要从水果湖坐一路电车到三民路下,然后走约半个小时,才能到大智门火车站。这一去一回,电车费是四角钱。退掉一天的伙食费有四角五或者说有四角四分钱,除了来往路费就多四分到五分钱。这可以买一个馒头多一分钱。在这几个星期天,我都是退了伙食费当路费的,代价当然是一天不能吃饭,饿一天。早晨去晚上回,也不对同学说我去了那里。" }" Q5 I" h' K( h# k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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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星期天中发生了二件事让我终身难以忘怀。第一件事是我在那里,都是坐在候车室的长条椅上,一坐就是一天。有一次,一个服务员,男性,大约四十岁,在打扫了候车室卫生后,看到我几个星期天都坐在那里,胸前又带着武汉大学的校徽,就上来同我答话,问我有什么事。我只好扯谎,说我有亲戚这几个星期说要来又一直没来,我每个星期天都来等他的。于是这个服务员就给我打来了一盆水要我洗脚,还拿来开水叫我喝,完了还要问我有什么要求,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但是从那人的眼神和表情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不是要帮我什么而是有什么企图。因为他对其它人都很凶,一点也不友善,也不是热心助人的人。不久我明白了,他是要我给他写一份感谢信,于是我违心地写了。自此以后,我知道了人作好事不能有特别动机,那是很伤人心的。到多年之后我看到一副对联,上联是:不看人待我,下联是:要看人待人。这两句话很简单,却说出了一个真理:人之间,朋友亲戚交好那不能反映人的本质,只是一种交换;只有不相关的人,看他如何待与自己无关的人才能知道这个人的本质。第二件事是,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约三点钟,我正坐着,突然有一个人在后边叫我:“天成哥,你饿了吗,这里有二块发糕,是我刚讨来的,客人还没来得及吃就因要赶车走了,是干净的,我看你坐在这里一天没吃东西,拿来给你吃。”我回头一看,是同村的吴水涛,比我小二岁。手上托着一张四方的毛边纸,纸上有二块发糕,还冒着热气。看到发糕,听到他这几句话,我心中不由得一热。赶忙接过来大口大口的吃下去。我也真是饿惨了。但听他那几句话也是叫我终生难忘。水涛,父名吴序权,母亲周氏,我叫其周二娘而不知其名,有轻微的神经病,序权叔与我的父亲差不多先后去世。水涛有二个姐姐一个弟弟,大姐叫大菊,二姐叫小菊,弟弟叫顺顺。当时水涛二个姐姐先后出嫁,而父亲又刚死,母亲有神经病,家中无人可依,负担又重,因此难免有时出来到火车站餐馆里面讨吃要饭,专门吃客人没吃完剩下的东西,这叫做扫盘子。讨饭在我们那里是很丢人的事,不像有的地方,把这当一门副业来看待。我们那里那时民风很纯,叫做是打死莫做贼,饿死不讨饭。水涛在这里扫盘子也是偷偷摸摸的,不敢碰到熟人。据他说,他早二个星期就看到我在那里坐着,但不知我是做什么的,怕被我看到总是躲着我。到他送发糕给我时也还是不知道我是做什么,只知道我一坐一整天,不吃不喝,一定是会饿的。如果他知道我在大学里一天有三餐饭吃还嫌不足,过不下去,要到火车站看别的受苦人的苦难而冲减自己的痛苦,他一定以为我疯了,肯定不会理解,心里可能还要说,人心不足蛇吞象……2 Q; M2 L' ~/ e; i
6 v% P6 K4 a# |4 Z水涛的二姐小菊,是我小时的玩伴,比我大一岁,但瞎了一只眼睛,长的也很是一般。也正是这样,我与她在一起玩时还比较能放得开,因为她不歧视我。我也不觉得自卑。最多的是一起出去放牛,在我小时,我家里同别的一家合养了一头黄牯牛,(就是公牛)长的样子很雄壮,不长的扁担角,一身黄毛,在肩膀前后是黑色的,浑身肉很结实。但不会做事,耕田时总是慢吞吞的,打也不行,与别的牛斗架更不行,一见别的牛要找他斗就赶快跑。而小菊家的牛是一条长有很长的叉角的黄色沙牛,(就是母牛)这两条牛总不会打架的。我们一起出去,把牛放到山上吃草后,我们就乱七八糟瞎扯一通,有时也玩办家家酒。有时把被我们玩死了的蚱蜢埋葬起来,并举行葬礼。水涛则小我二岁,不过也是我小时一起做事的同伙。他个子小,机灵。一九六二年时我们还一起到牌州去检麦穗以渡饥荒,我现在才知道牌州是在蒲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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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s8 L) a/ q' s: L- f在我进大学不久,小菊出嫁了,再不久又听说也上吊自杀了。在小菊之前,她的大姐大菊也是自杀的。水涛在大约十五年前(1988年)就听说犯了神经病,而水涛的弟弟顺则下落不明。水涛结了婚生养有三儿一女,大儿子因打架被人打死,这一家人就这样就算是完了。他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上一代有神经病遗传的受害者。* w* n1 t0 `/ q1 X- n0 f( z- B7 s
! J% G# {$ }5 l- [我对于水涛从我毕业分配工作以来就按每年约百元的标准予以报答,可惜的是他在一年中能保持清醒的时候不多,大多数时间总是处于一种无意识之中。我个人作为也只是尽心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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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道德框架,有意无意之间,无不按这个道德的框架构筑着自己的生活和指导着自己行为。这个道德的框架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大和最坚固的牢笼。许多人无论是做错了事或者说以后有所改变,无不要从改变这个框架着手。有时也会用自欺欺人的手法,把超出了这个框架的不合适的部分装作是合适的而故意视而不见。这个框架,就叫做良心。因此很多人自己的道德框架不同,因而其良心的标准也不同。有人犯罪,心安理得,视同理所应当。也有人把本来不是自己的错误也看成自己的错误而日夜不安。人由好变坏,是有人改变了这个人的道德框架;有人由坏变好,也是由改变这个人的道德框架着手。而家庭则是建成这个道德框架的最大也是最有效的建造厂。可悲的是我们的社会实在是太不在意这个道德框架的构建工作了。最近几年,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很是有名,有一段时间,要是没有看过围城的人在人前都不敢承认。但在大多数看过围城的人中,都只不过是学会了把夫妻关系比作围城而已,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是每一个人都终生生活在各自道德的围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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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连续到汉口火车站去了好几个星期天,对调整自己的心理也起到一些作用,但悲观厌世思想仍然没能解决。这一段时间,我对远在西安的二哥依赖很深,心中也极为信服他。因为我记得在我大约还只五岁左右时,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哭了,家里人又不来安慰我。这使我觉得非常委曲,伤心不己,当时为什么哭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就这样哭着哭着就忘了生气,也忘了委曲了,眼泪也干了,声音也小了,逐渐变成了哼哼。但没有安慰我总是很不好受,很没面子,因此一看到有人来又故意放声干嚎。人一走了,眼看得没戏好唱了,就偷偷的玩。这时,二哥走过了,我又开始大声的哭。二哥说:“天成,不要再哭了,再哭也不会有人理你的。有什么用呢,眼泪也没有了,声音也小了,再装也装不像了,还误了你玩的时间,不如不哭出去玩。我一听觉得有理,也很稀奇,他怎么知道我是装哭呢,我觉得这个二哥好了不起。这次读书又是他为主支持我,而且从来不说什么多余的话。这些事使我对这个二哥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有事也就自然而然的找他而不对别人说了。在六四年,我记了好多表达了悲观厌世情绪的日记,也有些自己叫作诗的顺口溜,一两本,都寄给了远在西安的二哥。他接到我的日记看过后,在有话可说的日记上都认真作了批语,并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的语言很是平淡,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当时来说却是最为对症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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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D& @4 t4 V( P" x9 W/ y二哥在信中说:“生老病死,自古皆然,帝王将相,概莫能外。但人们还是都要活着,并没有因此就要死去。每个人早晨起来时,明知道十几个小时后又会睡下,但没有谁因此而不起床。为人作事很多事都要争先恐后,因为要不然就没你的份了,错过机会就再也得不到了,这就会留下一生的后悔。这就是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嘛。但是死,每个人都免不了有一回的,不会错过机会。既然迟早是一死,又不会错过,你又何必要争先恐后呢。人生可能没有什么意思,也可能没有什么伟大目标,但这总得活下去才知道哇。你现在就要死去,那以后的事不是都不知道了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是不是死了就有了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知道死了也没什么意思,那有何必在两个没意思中去作选择呢。再说,活着也许是痛苦的,但这个痛苦也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死了呢,那就是无论痛苦不痛苦,永远也不知道了。”3 ]* F8 P: z x. [8 C1 s+ Z% @
& c8 P; t& m/ L3 M) n- y; m' b4 K二哥的这些话对我起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这让我联想了很多。既然人难免一死,既然活着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大的意义,但人为人一次总属难得,不能白活,总要为自己找一个活着的理由,不能白披一次人皮。这时我己为自己定了人生的三大目标,这就是体味人生,实现自我,有益他人。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学雷锋,学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也就算是从此确立了我的人生观吧。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纠缠到什么死啊活啊这些无聊的想法中去,而是认真地想如何活得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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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 q0 ?9 v3 j, Y# o$ w既然要认真活得好一点,那就得向自己日益完美的路上前进,为了使自己变得完美,年轻学生一般很注意伟人的传记,我也不例外,看了不少,最能打动我的当然是当时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在年轻学生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郭沫若。特别能感动我是的毛泽东的年轻时代,他在长沙城门看书,发明了风浴、雨浴等锻炼身体和意志的办法。所以摆脱了消沉思想的我就也开始了近似疯狂的自虐式的所谓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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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晕车,连坐火车都晕。坐火车一定要坐在靠窗边,开着窗吹风,但又不能看着窗外的景物一排排由眼前飞过,要是看了就会呕吐不止。不仅如此,坐时还必须面对火车前进的方向,就是要向前不能倒着坐。从祁家湾到汉口只不过几十公里,车票费也不过五角钱,就这一点路都是我的畏途。为了不吐,我宁可站在火车的接头处吹风也不坐面向后的位子。我还在初中毕业时,国家招空军地勤人员,吴顺才,吴序永,黄庭生,张儒焱等同学都经过严格的考验而当了空军地勤兵,这叫我好生羡慕。当时就意识到我的身体有毛病,但也无法可想。进大学后总觉得如果连坐火车都晕,那就无法成为一个男人了。男儿志在四方,男儿四海为家嘛,要是连火车都不能坐,那还是什么男人?进大学那时,公共汽车还是实行一票制,即只要在车上买了票,不下车就可以坐来坐去,不用再买票了。利用这一点,我有几次就买了八分钱的票不下车,要吐就让它吐个够本,吐了再上车。这种蛮干的办法也真是有效得很,到大学二年级时我就不再晕车了。一九八八年过琼州海峡,船遇大风,海浪滔天,大多数人都呕吐不己,而我还能偷走到甲板上看风景。从这点看来,人有时是要有点蛮干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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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大学的第二个难关是我的发音中不会发出弹音来。舌头不会颤动,而俄语中有个音是非要发出颤音不可的。这就为难了我。好在有这个缺点的不止我一个,大家早晨起来就到楼顶的平台上含一口水,在嘴中咕噜咕噜的弹个不停。只到口腔都麻木了,这个毛病也终于克服了。9 D% z& w$ Z ]2 ~. p. y
: R" z. A6 o6 }" u& E到六四年冬,我又开始了冬泳,那完全是为了锻炼自己意志的一次冒险。我身体本来不好,体质差,体弱多病,常流鼻血。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男人,也与班上几个身体好的男同学走上了冬泳之路。武汉大学靠近东湖,每到冬天,湖边寒风凛烈,那些年的武汉比现在冬天的汽温低得多,最低温度常常达到到零下十一度。冬天,经常下雪。我们冬泳的时候正是武汉有雪的一个冬天。湖边的树杆上结满了一层厚厚的冰,像古时的将军披上了盔甲,风一吹,发出咔啦啦的炸裂声,格外增加了寒冷的感觉。路上,盖着一层薄薄的雪,人走在路上吱吱作响。当时,我住在武汉大学新四区七栋,离湖边大约有一公里半,这就刚好做我们的预备活动,穿着棉衣,慢跑过去,到湖边时正好身上微微发热,要是跑急一点还能微微见汗,但以不出明显的汗为好。一跑到湖边,就赶快脱下全部衣服,一切不顾很快地跳下水去。要是畏惧迟疑,就会没有勇气下水了。湖边,结着一层薄薄的冰,也只有一米左右宽,钻进水后就向中间划水。划到四五十米就回头,保持每次在水中十分钟的样子。起来后迅速用半干半湿的毛巾把身上擦干,这时在寒风中人就一点也不觉得寒冷了。换了衣服后再慢跑回宿舍。回去后有一段时间是最难过的,浑身冷得不行,盖多少被子也没用。因为那是体温降低了,不是保暖能解决的。8 T; [& f+ t'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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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了,冬泳因此只支持了两年也就中断了。到六八年底冬在五三农场才又恢复,坚持到一九七二年分配到英山县才被迫停止了。这是因为全英山县没有冷水供应,都是温泉水。坚持冬泳的人平时是不能用热水洗澡的,因为那样一来就会使身体减少抵抗寒冷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心理上承受不了对寒冷的畏惧,到以后就再也没有那份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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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 R: D- I3 I1 q/ c人自出生以来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有的是先天的毛病,如晕车之类。有的是家庭的生活偏见影响而形成的,如北方人不吃蛇,不吃青蛙。还有的是小孩子自己在生活中还不懂事时只图舒服而大人又娇惯而养成的,如有的小孩不吃青菜。在各人自己成熟了,懂事后一旦觉察了,就必须及时克服。但可悲的是,当代青年中有不少人把自己的生活怪癖当做证明自己出身高人一等的标志来保留。这就让这些怪癖越来越严重,以至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Q. |4 W, x8 O5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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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8 q' g. C9 U" p7 a, j. l% z( g十一,武汉大学三家村: w; t8 f/ m" n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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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五月初,中共湖北省委作出了决定,要打倒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就是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党委书记朱劭天。校长李达,在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就是全国颇有名气的学者,共产党的第一届代表大会十二位正式代表之一,在一大上当选为党的宣传委员。那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时年二十七岁半,是会议的文书(记录员),地位是比李达要低得多了。李达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退党到了香港专门做学问。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又专门请他回来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到湖南大学当了校长,大约在一九五六年左右调到武汉大学当了校长。当时他是一级哲学教授。毛泽东当时与李达时相往还,有新的哲学著作还专门寄给李达征求意见。他们二人之间,毛泽东对李达的称呼是鹤鸣兄,而李达对毛泽东的称呼是润芝兄。由于这层关系,在湖北,王任重诸多行动很难逃过李达的耳目,也因此而对李达有诸多的忌惮。在当时,湖北有二位职务比王任重低而级别高过王任重的人,一个是武汉大学的李达,行政五级;再一个就是时任华中农业学院的院长的人,与王任重同级,都是行政六级。武汉大学三家村的第二个是何定华,一个行政九级的老革命干部,人很恢谐风趣,会说话,爱作报告。但不惯于念稿子,有几分信口开河。但性格很直爽,这个人以此取祸但也因此终免了身败名烈之惨,最后总算得以善终。至于朱劭天是刚由外面调到武汉大学不久的人,实在没有罗列到他的多少罪状。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有我们这些“党指向那里就打向那里”的“革命小将”也就由不得他个人有罪无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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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n' T9 [+ ]' ^" Y! v北京有个三家村,武汉也有个三家村,一北一南,遥相呼应。批起来也就更加有了对象和实战感。武汉大学的三家村是如何突然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因为当时我在化学系办教育革命展览,而且是核心小组的成员,负责保卫工作。这是我第二次和老师以及成年人一同以平等的身份办事。这次的办展览的经历也是促成我个人在文化革命中的后面的经历的很重要的活动。这次的展览是为了要说明共产党在大陆执政十八年来在教育界的成就,以此来批驳对毛主席伟大领导的恶意诽谤。通过这次活动我的收获是得到了办一个展览的全部知识,包括程序和其它基本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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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C1 l* s; }我在办化学系教育革命成果展览时,也正是武汉大学纠出了三家村而湖北省委组织全市各机关单位到武汉大学送贺信的高潮时。在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先是从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局开始,接着是武汉市的各大学。后来发展到中小学,纷纷组织人到武汉大学送贺信。这在当时是一种表示对党忠诚的行为,谁也不敢落后。就怕一不小心落了个政治落后的罪名。每一份贺信都用大红纸抄写好后,由单位组织人集会列队,打着彩旗,敲锣打鼓送到武汉大学的校园。最初还由武汉大学的领导接待,后来连接待也免了,各自送到校园后就找一个地方悬挂起来再到各处走走看看完事。在那一段日子里,武汉大学校园里整天锣鼓掀天,鞭炮震地,红旗蔽日,人满为患。那时的珞珈山成了武汉市的政治中心和文化革命中心。所有的贺信上都说抓出了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武汉大学革命师生对党忠诚的证明和政治觉悟高的表示,这是武汉大学的光荣和骄傲。我们那时也好像真的很光荣和骄傲。至少我就没有想过,这三家村我见过没有,认识他们吗,他们有什么罪过?又不是我们抓出来的,我们这些学生又有什么光荣?又那里能说成我们的觉悟就高了?如同潮水般拥进武汉大学的人流也实在没有什么好接待的,除了看看校园,看一下准备好的大字报外,再就是武汉大学办出的两个展览,一个是校部办的“九、一二”教育革命成果展,再就是化学系办的教育革命成果展了。而这个展览是有我一份功劳的,这就使我更感受到骄傲和光荣。每天非常繁忙的接待比我更小的中小学的同学们,很认真地向他们介绍阶级斗争的真实性和残酷性,那些单纯,天真,并带着无限的崇敬神色的眼光很叫人陶醉。我也在非常认真的做着这些接待工作。% s4 T7 ^9 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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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下旬,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因为这个通知在中央通过的时间是在一九六六年的五月十六日,故称为“五,一六”通知。这是一份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关键性文件。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处于有序之下通过的最后一个文件,也是文化革命十年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从此有名无权的开始。毛泽东发起批“三家村”、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是使用他在战争年代获取的无比威望迫使中央委员会让步,而这一次的让步就形成了毛泽东的倒夺权。当时因我不在班上活动,也无暇顾及报纸上的新闻,所以实在不知道这个通知发表的确切时间和发表时在同学们中的反映。但这个通知的发表,把文化革命推到了一个新的境地,提高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 i4 `- i* ~- \0 R0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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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湖北省委向武汉大学派出了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很多当时在湖北省很有声望的一些地区一级的书记组成。当时我知道的就有李衍授,陈明,史子荣等人。在我当时的心目中,还认为这是对武汉大学的极度重视,因为有那么多高级的干部到武汉大学来工作。实在是我没有能认识到武汉大学的实际地位所至。一个农村小伙子的眼光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局限的。6 R7 |/ ?9 k5 ]* H6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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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进入,标志着武汉大学的领导权己经发生了更迭,也就是从此,武汉大学的校长李达再也没有活着回到领导岗位上来。武汉大学的三家村中的几个人也就从此进入了历史,不再出现在当前的政治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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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i9 ^: ~0 J( z$ \# Z一九六六年七月,武汉大学工作组进武汉大学后办了一份报纸,叫做《武汉大学战斗报》编辑部设在南一楼,编辑部人员由老师和学生混合组成,我记得主编叫陆定安,是化学系的一位老师,当然也还有不少其它系的老师。学生就不多,但化学系六八届的倒有二个,这就是我和同年级六班的闵以贵同学。化学系的教育革命展览还在开放,而且我也还在忙着布置安全保卫,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就接到通知到《武汉大学战斗报》编辑部上班。从这以后,我的文化革命活动就几乎脱离了班级而进入了另一个空间。活动规律开始正规化了,每天早晨八点钟到南一楼上班,中午回到寝室吃饭午睡,下午再到编辑部去,天天如此。内心充满着自豪,刚进校时的悲观厌世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我的面前似乎展现了光明无比的美好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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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 i2 [* G5 U( |在《武汉大学战斗报》编辑部,学会了办报的一切过程:改稿、编稿、划版、发排、校大样;头校、二校、三校;花边、制版键、字号;报纸中心思想、编辑主题等一切有关办报的程序都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结合我办黑板报的体会,我已经对于主持一个报纸具有了足够的信心。, V& D0 Z1 w- w% z/ J0 c
0 a+ r4 Y9 J. t. ^ v7 ?% H4 D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全国到北京去的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受了北京101中学的一个叫做宋彬彬的女生送的“红卫兵”的红袖章,并当场载上。报纸报道了毛主席在城楼上同宋彬彬的对话。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宋彬彬说:“我叫宋彬彬。”毛主席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那两个字吗?”宋彬彬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就是这一次的接见,宋彬彬一时之间立成全国名人,而且改名为宋要武。文化革命也更加如火如荼,迅猛发展。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是全国性的红卫兵运动的总动员,是对各种打着革命旗号的过激行动的总发动。有全国千百万狂热的学生的支持,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也得到空前的提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这一种无法抗拒的潮流,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全部放弃了抵抗。只能顺势而行并且还要打着听毛主席话的名义尽力采取主动。以求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各大专院校都纷纷由党委出面组建红卫兵组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毛泽东主席曾视察过武汉大学,并于当年九月十二日在武汉大学大操场接见了武汉市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在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得到空前高涨的情况下,这一次的视察无疑就是武汉大学的光荣和骄傲。武汉大学在各种力量的左右下,终于决定把这一天改为武汉大学的校庆,并且准备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这天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为此成立了新校庆筹备委员会。& Y2 V+ z! R' A, k, e,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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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这个筹备委员会的后勤组组长竟落到了我这个学生的身上。这也是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当时只知道受到了重用,根本没有去考虑利害得失和后果问题。现在想来,可能是学校那些老奸巨滑的人知道这场政治运动不会有好收场,不愿涉足太深。当新校庆后勤组长,规模不达到足够的要求,当场就过不了关,就会成为对毛泽东主席不忠的罪过。如果弄得很铺张,花钱太多,又怕日后要承担责任,过不了关。这是个进亦难退亦难的差事,实在不行只好叫个学生顶上去,成败不负责任,这是唯一能解释的理由。但我当时很为得到学校领导的信任而沾沾自喜,满腔热情的投入了工作。这一工作首先是确定庆祝的规格和活动内容,大致方案是由学校领导决定的。包括要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发放纪念品,然后举行横渡长江活动。举行一次庆祝会,这些工作对一个大学来说是轻车熟路,而横渡长江的仪仗队的装备则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学校当时的要求是,要有浮在江面上的巨型锣鼓,有一幅巨型横幅,有毛选四卷合订本的巨型模型。还要有四十九面彩旗组成的方阵,然后再是学校的游泳队伍。) L# V6 W8 y4 K& g7 L9 S: ~
( X1 }% a7 l6 K7 s6 \2 C我的主要任务最后落实到了主持设计置作这些仪仗队所需的设备上来了。彩旗好办,浮江锣鼓也好办,横幅也不难,这些事只是开了一个会要求校后勤工作部门去办就完成了。难的是毛选四卷合订本的巨型模型。当时这种选集的合订本还刚面世,发行量不大,平时少见。几经打听,得知生物系有个女生,其父是广州军区的一位高级军官,她有一本这样的书,我就找到了这个叫汤丽亚的同学。一说之后她很爽快地把书借了出来。有了模型,还要有人会设计置作。这件事我找到校美工队,校美工队的负责人向我推荐了数学系六七级的贺建秋同学。找到他后,也很爽快地接受了任务。这一次,我又学到了模型放大的幻灯放大复制技术。日夜紧张的工作了约二十多天,一切准备就绪,我的任务就算这样结束。没有人交代什么,也没有人说明什么和评价什么,我这就不声不响地回到了班上。7 ^+ L! n$ j7 ~+ g) m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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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试到了掌握经济大权的滋味,也是第一次着手办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因为好玩而练了一种把自己的名字连笔写出的签字,可以正反写出来。不想很快就在读大学三年级时就用上了,而且凭我的这种签名居然也能从武汉大学取到成十万元的现金。 h/ @0 [% G! I- G. l
. p2 y; _- k: L' x2 j; s这一次的担任武汉大学新校庆筹备组后勤组长,是我在学生生涯中最后的辉煌,也是最后的顶点。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了生死不测,前途未卜的问题人物。& ~( U& f0 K9 V ]& t8 \# S
' @0 {/ y6 \# s u9 ]1 ]十二、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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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 \8 @- E) ?+ A自从公布了五,一六通知和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大学的学生革命造反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北京的学生大批南下,他们这是叫做南下点火,要发动全国的学生起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有南下学生的引导,全国各大学一时之间烽烟并起,辩论之声不绝于耳。各种观念如同潮水般涌向年轻大学生的头脑。年轻人,特别是男生,总是有一股子豪气,希望能建功立业。我从小就受着英雄主义的教育,内心存在有朝一日也要像书中的英雄人物一样为国争光的念头。无论是学历史还是看小说,总觉得自己生不逢时,天下太平,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在读到一些英雄人物的事迹时实在是心向往之,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岳飞,戚继光,苏武,辛弃疾,陆游,赵一曼,邱少云,古往今来的英雄名将,经常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的心中转来转去的。只恨余生也晚,不能为国作贡献。我所经的最近一次的大政治运动是反右斗争,但当时我才入初中,只当了一回还看不懂剧情的观众。到了武汉大学后,多次听介绍武汉大学反右斗争的一些内容。当时的学生右派中最为猖狂的右派分子是一个叫做吴开斌的学生,就想可惜我生晚了几年,如果我当时也在武汉大学读书,一定是吴开斌的死对头,那不也就能为捍卫伟大的共产党而贡献力量了吗,说不定还能成个反右英雄。这次好不容易碰上了这场文化革命,一定要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坚决跟党走,当好革命的接班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然是不遗余力地开展工作,自觉地与各种不利于党的言行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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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T9 `; s3 c8 Y: v4 D, @约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底,化学系六八五三班有几个班干部发起开一个全班学生干部联席会议。目的是要把自己的班级搞好,要保证在这场争夺革命接班人的斗争中带领全班同学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我们要用一帮一、一对红的方法保证每个同学都不掉队。这个全班干部联席会议在新教室门前的草坪上召开,参加会议的是全班在班、年级、系、校、各级团委、学生会任职的同学。计有:吴恒春,杨明德,朱久康,彭国盛,付太白,袁宗信,周宝庭,谢经岳,汪存信,姜玉珍,张冠臣,胡厚余,共十三人,还有一位是谁记不起来了。全班共是二十七人,这次到会共十三人,用一帮一一对红的办法分工负责的话,每个班干部只要保证作好一个人工作,全班就有二十六人不至于掉队。多余一人就分工由吴恒春负责,这样就能保证全班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每个人都不落后。这件事当时还可以说是我在班上同学心目中还算是比较有工作能力和思想比较先进的,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真是幼稚可笑极了。我们每一个学生干部就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没有问题,会得到领导信任的革命接班人,真是一厢情愿。当时也不知是谁提出,因我是班上在学校校部最主要的学生干部,而这次又不是班委会,有很多有在系,年级,团委团总支工作的同学参加,何况我还是第一任班长,所以这次会议要我来主持。作为一个年纪还只有二十三岁的学生,我当然不可能想得那么多,反而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全心全意希望能把班上的工作做好。但实在没有想到这就成为我日后一桩很大的罪过,那就是我成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想夺六八五三班的权。我不知这个权是个什么权,也不知夺来后有什么用,但就是这个罪名成了我在文化革命中无法洗脱的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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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 o- w: h. W* l& n在这次联席会议不久,班上又开过一次骨干分子会,在会上按辅导员的意图,把全班同学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依靠对象,第二类是争取对象,第三类是重点帮助和关心对象。这个分的三类中,因为我是会议参与者,当然是第一类。其它一些班上的主要干部也是第一类,但其它同学大多数是第二类。而只有少数同学是第三类。这第三类就有女生向世琪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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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 f2 g' n# }" F" _% k向世琪,女,一九四二年生,武汉市人,住武昌高家巷三号。其父是武汉钢铁公司老工程师。家庭成份职员,本人会写会画,特别是一笔仿宋体字写的很漂亮,她本人绘画也是很不错的。在班上算是多才多艺的一个同学,但由于生活条件较好,学习成绩也好,就未免有点自视清高。再加上思想感情丰富,有几分多愁善感,这就给人一种特殊的映像。这在那时是叫做小资产阶级情调,是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标志,所以她被分在第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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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0 f/ e. }6 z0 P那时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一般来说我的日记是不太在意的。一般学生记日记难免都是生活琐事,没有什么看头。那一天也是鬼使神差,刚开完会,我才记完会议结果,有事出去了一下,女生们就因要开会而到了男生寝室,向世琪和姜玉珍就到了我房间,不知怎么她们翻看了我的日记,向世琪看到自己被划到了第三类,气得直哭。马上跑回自己的寝室,埋头哭个不休。当时的情况是这些政治分类的结果有时就决定着一个同学的一生,一旦被划到不被信任的第三类,就意味着在分配工作和政治待遇等各方面将受到限制。这件事很快反映到了年级政治辅导员刘书稳那里,因为向世琪是有名的思想狭隘,又多愁善感,刘老师就怕她一时想不开弄个自杀事件出来就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于是就给她做工作。为了安慰她,就说成是这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年级根本没有要各班把同学分类。而朱久康是班长,也在一边作证说班上从来没有把同学分类。终于让向世琪信了他们的话,认为这只是我一个人不信任她对她没有好感,从此可说是对我恨之入骨。这件事不仅是向世琪一个人,让我班的女生几乎全部认为吴恒春无聊,把同学分类,而且班上的女生几乎都分到第二类中,所以这些女生也认为我不是好人,自作主张。这一下让我在六八五三班的群众基础丧失殆尽了,这也就埋下了我在整个文化革命中无法在自己的班上得到支持的根本原因。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相反,任何事有一弊也总有一利的。这一次的风浪,让我在文化革命中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实际也就限制了我的作为,只能凭本身的能量作自己的事,不可能闹出更大的风波。不过要来的终归会来,要想完全避免就不可能了。& c9 K8 @+ k; I6 h
' ^) o3 g0 w8 E* g- R还记得时间约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下旬,当时我还在《武汉大学战斗报》上班,有一天中午下班回到四区七栋学生宿舍门口,发现有一群人围着几个外地的学生在辩论什么,简单的听了几句,是关于大学的办学方向和阶级路线什么的,也就没有多听下去而是顾自己吃饭后睡午觉了。. V, P5 @+ i8 O( [2 D: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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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下午我去上班,看到他们还在那儿声嘶力竭地辩论着,毫无半分让步和离开的迹象,我也只不过觉得他们精神可嘉而己。到晚上回来时,这些人竟还在那里辩个不休。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不由得走过去插了口,我说你们这样辩累不累呀,老在一个地方。这时旁边有一个同学对我说,他们不在这里辩又能到那里去。走得了吗?我问这又是为什么。这个同学说,他们走不脱了。我说他们一来就没有走过吗。这个同学说,是的,没有让他们走。我说那我们的同学也不吃饭吗。这个同学说我们的同学是换班回去吃饭的。而却不让他们离开。这样一说就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不由得停下来听他们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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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F8 R6 J8 k由于当时的我是校学生会的常委,又是化学系教育革命展览核心小组的成员,又是校报的编委,又是新校庆的后勤组组长,身兼多职,有一点很小的名气。所以在武汉大学四区、我们化学系的学生宿舍区认识我的同学不算少,我自己也不自觉地以名人自居。总觉得自己说话还算有点份量。就是这样一种自满心理,促使我莫明其妙地走向了造反派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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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 Y8 S0 U: |我听到的辩论是关于办学的阶级路线方面的事,说来说去还是我中午听到的内容,但这一次我听得比较多而且认真。对方一共有五个人,都很年轻,当时正在说话的是一个男同学,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说,:“我们的父兄打下了天下,我们的先辈流血流汗,换得了今天的胜利。但是大学校门却对我们关得紧紧的。什么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来说,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最大的不平等。为什么,因为在先天上我们条件不如那些狗崽子们。他们还在吃水果喝牛奶时,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却已经在田里忙碌了。那些黑五类的子弟们根本不要为生活而耽误学习,而我们却很早就承担着家务活的重担。放牛,打柴,挑水,除草,我们那样活不干?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怎样来同那些人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对我们来说是平等的吗。”我们这面立时有几个人起而反驳。这时对方有另一个同学起而回击说,请同学们看清,我不知道这说话最积极的是些什么人,但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反对阶级路线最强烈的一定是阶级成份不好的。如果我说对了,你们就应该想一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看了一下我们学校说话最激烈的几个人,一看之下,不由得不佩服人家,那几个真是出身不好的,而且是早我们几年毕业的现任各班辅导员的年轻老师。而这几个同学说的考大学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对贫下中农的子弟不平等的说法实在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了,他那一段对农家子弟读书难的描述实在叫我情难自禁。但在当时情况下,我是武汉大学学生中受到重用的人,实在没有那个胆量同他们“同流合污”。但得知他们一天没吃没喝后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不自觉地就走上前去说了几句话。我说,不管什么路线,饭总是要吃的罢,不能不吃饭。今天就到这里算了,明天再接着辩不行吗。这样一来,这一群辩论了一整天的场子就散场了。. S ?" I6 T9 I& W0 m! k) ^
1 [) ?/ h' H r2 l, i2 _# E1 Y( Y这一次的对南下学生的围攻事件,据事后所知,实际上是武汉大学工作组有意的安排,是旨在动用各系的所谓正派力量把南下学生逼走的一步棋。当时出面作为辩论主力的就是分配到我们几个班的政治辅导员们,他们都是比我们早几届的毕业生,其中一个就是女辅导员邹发喻,当时每一个人都辩得声嘶力竭而不退步。这一下因我的干扰而罢休了,当然责任是得由我来承担了。在那种政治的形势下,谁也没有对上级说一声,吴恒春不过是无心之失,而是很快上升到了政治立场的问题上来。& b% g1 b" n/ y
% h2 U7 G% E' Q! J6 n! c E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全身心地投入,这里面不是以作为多少而论成绩,倒是要学会推卸责任和保全自己。谁能到运动的后期还能不被抓住把柄,就能享受成果。我就是成了文化革命开始初期的代罪人物,也就因这一次我的多事,他们就制造出了一个化学系的异己分子。2 T$ m$ o2 ?; n: J
* ^- D- N& } t1 H一九六六年约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样子,因为毛主席的上了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学生中成立红卫兵成了搞这场文化革命的主要形式。各大学的学生也无不强烈要求成立各自的红卫兵组织。为了争取主动,武汉大学党委发了一个武汉大学九,一二红卫兵组织章程,要通过选举成立武汉大学红卫兵组织。一天晚饭后,化学系六八五三班的九,一二红卫兵选举会议在四区七栋门前的空场上召开,会议由政治辅导员邹发喻主持,全班同学参加。会议上先宣读了九,一二红卫兵选举办法。这个办法规定,每个班要选举出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思想好坚决跟党走的优秀同学参加。人数是全班同学的大约三分之一。用投票的方法产生。由于有了向世琪事件,我在班上早已经是威风扫地了。这时也只好听凭宰割。但绝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这是一场早有准备的会议,发言人都事先经过了周密的安排。第一个发言的是刘定信同学,发言内容不是选举谁,而是首先提出了吴恒春不能当九一二红卫兵,理由是吴恒春有政治野心,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事例是吴恒春阴谋夺取六八五三班的权力。非法召开了班上的干部联席会议。这件事对我来说完全是突如其来的突然袭击,一时间真让我喘不过气来。3 ^. v$ z7 z, {5 t( 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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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刘定信同学,湖南人,大约只有一米六四左右高,可以说是个五短身材,平时少言寡语的,学习成绩中等,既不爱交际,也很少业余活动,进校三年来从来没有担任过班上任何学生干部的职务。当时在大学里面,几乎每一个同学都有机会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我们那一次的所谓班干部联席会议,其实是指主要学生干部。是指的在班委会,班团支部,年级级委会,系学生会,系团总支,校学生会,校团委这几级正统的学生组织机构中任职的学生干部,并不是指一切任了职的同学。就这样也有十三人,几乎占了全班同学的一半。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学生机构。比如校各种运动代表队,篮球队,排球队,歌咏队,游泳队,乒乓球队,美工队,乐队,各食堂的伙食管理委员会。各班还有学雷锋的各种课外组织和学生社团。如当时六八五三班就有钉鞋小组,组长是刘汉坤,有理发组,组长是周兴大,还有各科的科代表,各寝室的室长,再又加上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的组长,民兵连排班的连长排长班长,职务很多,几乎每个同学担任上三个四个职务都还不一定能把各种职务分完。但这个刘定信同学除了是个排球队的队员外竟能没有担任其它任何职务,也算是一奇了。更奇的是,在这样的会议上他竟是第一个发难向我进攻的人。而且进攻的理由是那样不堪一击。第一,那个会他没有参加,怎么知道是谁召集的;第二,那个会根本不是由我发起的;第三,在会上我作为主持人是临时推选的;第四,那是一次临时集会,除了分配任务外根本没有成立任何常设机构,不形成权力组织,如何能形成夺权;第五,我本人是武汉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校学生会生活部女生部部长,为什么要夺一个小班的权。这些根本不值一驳的理由就是使我从“革命依靠对象”成为阶级异己分子的转折点。事后才知,这一次的发难其实是很多原因促成的。一是我不会汇报,年级政治辅导员对我早就极不满意了,一再用升职的办法而实际是减少我的实际权力的办法对待我,却总是给我造成了更大的活动天地。年级辅导员早就觉得对我失去了控制;二是向世琪事件让他受到了一场虚惊;三是擅自召开班级学生干部联席会议而事后又没有向他汇报,让他无法向上级交代。四是我竟胆大到破坏了学校党委有组织有计划的对南下学生的围攻。既然明升暗降不行,就干脆把这个人打倒在地然后再踏上一只脚,把他送到地狱去。一个对党对毛主席怀着近乎迷信般忠诚的年轻人这样就被制造成敌人了,这也足以说明政治的肮脏和虚伪。这个政治辅导员大约在三十年后终于当上了武汉大学的副校长,这就是我进大学时的年级政治辅导员刘书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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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定信发言后,后面又有向世琪,汪存信,等几位同学发言,均是一致支持刘定信的观点的。这件事真正有准备的可能只有刘定信一个人,而其它人是多少对我真的有意见的,但他们也应和我一样不知这样一来的后果。这样一来,我的政治命运也就从此决定了下来。我被排除在即将成立的“武汉大学九、一二红卫兵”之外了。这对一个从小就把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当作人生目标,一心想要为国为民为党作出贡献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被排除在外,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这就意味着这一生完了,不会再有前途了。这也意味着,我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也就是武汉大学出现的又一个吴开斌,会成为另外一个反面人物的代表。这一切当时就像闪电一般从脑海中闪过。但我内心深处的反抗精神也被激发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当即进行了反击。当时我只想,既然己经不可能进入这个什么九一二红卫兵,也不可能就这样任人宰割。狐狸吃不到葡萄还会说一声葡萄是酸的,难道我连狐狸都不如。于是我当场站了起来,作了不顾一切的即席发言。先是对九一二红卫兵要经过选举一事作了反对性的批驳。我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为了发动全国学生起来闹革命。革命不革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可不是选举能决定的。红卫兵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不是官办的什么代表大会,谁也没有权力剥夺任何人的革命权力。这样的红卫兵组织不是革命的组织,我不参加这样的红卫兵。这样的话,我当时说来是非常痛快。但事后,实在心有不甘。我知道,我这一生完了,一切的梦幻,一切的理想,全部化为了烟云。什么学生会,办展览,办报纸,都是白花力气。我的前途会是什么呢,天知道。: K+ K* Q- y; Q
# M& z3 B# s) K& G9 i; `九、一二红卫兵成立了,武汉大学的九一二红卫兵有二千多人,称之为一个师,我们化学系同年级的王焕耻同学是师政委,而哲学系的一个同学是师长,我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我个人则游离于这个组织之外,从一帆风顺的学生会干部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待宰羔羊。这场运动中,像我一样被排除在外的不仅我一人,各年级各班都有。在校各级领导的心目中,恐怕这也像一场反右斗争一样,打算最后把一批学生划为右派了事。但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牺牲品,都无一例外地会拼命挣扎。这些人就是当权者制造出来的反对派。从一开始,我们双方都错误地估计了这场运动的结果。我是过早地灰心了而校当局是过早地得意了,这是因为这些包括我在内的学生和校当权者都错误地认识了这场运动的目的,而我则是根本没有想到这场运动会是拿当权派当对象的。为了不任人宰割,为了能求得不当反革命的一丝机会,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当然也得有所行动而不至于孤独,于是便有了各自成立的小红卫兵组织。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就是我后来成为了造反派的全部理由,并不是什么路线斗争的觉悟比别人高,因为不上梁山我是无路可走的。, [2 c# O1 F8 x+ H/ X3 H, ]
5 O8 S4 ?. D+ p! g十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分部0 E) S& X7 }% w) h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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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大学里,成份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但一些成份好的同学很多在学习上都不如人,顶多也只居于中游或下游,再加之平时表现不太恭顺,连入团都很困难。这样的情况在我这个年级还不算太突出,但在低年级中就比较明显了。就以我班情况而言,出身成份好的同学也并不是都能很顺利地加入团组织。如刘汉坤,陈汉舟,项进学,吴恒春,邹娟娟,张冠臣,朱久康,一共七个人,这就是在二十七人的班级中成份较好一点的所谓贫下中农子弟了。但这些人中,也只我和张冠臣,朱久康三人先后担任过比较主要的学生干部,其它的各种社会职务几乎与另外这四位同学无关。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七零届和六九届就更为突出了。在大辩论的过程中,校内不少同学真的接受了来自北京的南下同学的宣传。一个选举成立的红卫兵真的吓不住一直就对学校实行的阶级路线不满的同学。因此在学校成立了“九、一二红卫兵”后,立即有不同的 “民办”红卫兵组织成立了。这些组织要说当时就是多么革命,多么认清了形式,那也是不现实的,不过是不服气被排除在外罢了。但年轻人在一气之下,与党组织站到了对立面上,多少还是心中有些恐惶。为此不得不找到一些能够自保的法子,为避免被打成反革命而作好应变准备。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革命的初期,所有造反派组织无一例外地实行着绝对的唯成份论而不敢稍有放松。当时的学生谁又不怕戴上顶“反革命的帽子”啊!! w: B( V/ ?1 x9 u1 H* B-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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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成份,在这里做一点介绍。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来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划分阶级的运动。主要是在农村,把所有农民划分为雇农——完全无田地只能打长工的人,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贫农——家里有一点田产而每年要用多数时间出门打长工短工的人,是半无产阶级;下中农——家有田产,但仍然要用少数时间给人打工当短工的人;中农——刚好能自给自足,既不受人剥削也不剥削他人的人;上中农——家有田产,相对富裕,不用受人剥削,有时也雇短工;富农——家有较多田产,时有余钱放账,全年以请短工长工为主,但自己也下田做活的农民;地主——田产较多,全靠请人做工,自己不下田地,完全剥削他人的人;恶霸地主——不仅靠剥削他人为生,而且为富不仁,称霸乡里的人。用毛泽东的《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中的理论,最革命的和最能支持革命的是贫农和雇农,所以对农村的革命力量最早称贫雇农。后来发现光是贫雇农人数太少,用毛泽东的依靠少数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阶级路线,又把下中农也划分到革命队伍里面来,以后就统称之为“贫下中农”。这要一分,农村就成了贫下中农是革命动力,中农上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富农是革命敌人了。这种成份划分一直维持到解放后的一九八零年前后,那时,所谓的地主富农本身不仅早己死亡,就是他们的第一代子女也差不多都死了,下余的就是这些地主富农的孙子辈的人,在刚解放初划分的家庭成份却始终跟随着他们。这样一算,我就是贫下中农子弟,而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填写成份就必须老实填写地主富农成份,尽管他本人一天也没有剥削过别人,甚至还受了无数的歧视的打击。但他们在政治上和各种待遇上,就是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出身不好是会影响到升学入党提干的。这次文化革命就又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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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公然提出的不参与选举的“九、一二红卫兵”的时候,化学系另有一批同学就比我还要走得远而且彻底,那就是六五年进校而要到七0年毕业的一批同学。他们不仅否定了九一二红卫兵而且自己组织了红卫兵,他们叫做 “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发起人是黎进军,樊雪梅,陈军等同学,人数当时有约十几个人,在四区学生八舍二楼建立了他们的活动据点。当他们听说化学系三年级有一个当过校学生会常委的同学反对这个九一二红卫兵时,好像得到了知音,而且我的身份也能让他们受到一定的鼓励,多加一点不当反革命的保证。他们可能不知道我是被抛出来的反面人物的代表,是准备到运动后期拿来开刀的牺牲品。黎进军他们得到我作了如此透彻的表态和声明后,就一再找到我的寝室,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会议。正当我惶惶无主的时候,也就一拍即合。有一天吃过晚饭后,我应邀到了学生八栋二楼的靠东头朝南的一个房间,在这里见到了这个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的几乎全部成员。他们对我非常热情,说了不少赞美的话,并当场献上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的红袖章。当时我心中并不把这当真,而且对他们的胆大妄为也实在心惊胆颤,我可没有一定要当反革命才甘心的准备。尽管我已经是待宰的人了,但还没有死心,多少还抱有一点有机会表现一下能获得宽大处理的梦想。所以实在没有勇气接受这一个红袖章。而且也对这样像小孩子办家家酒一样的作法很不以为然,但又不敢得罪他们,怕他们看出了我的内心,我只好说要多做工作好争取更多的同路人为词,推辞了这份好意。但还是收下了这个红袖章,不过我说不能常戴上就是了。$ V y2 e5 z# l5 L5 F' I
/ }9 C/ S. I' c. P5 W- Y就这样我成了无官一身轻的闲人一个,学生会的班是不上了,因为学生会已经停止了活动,报纸编辑部也不用去了。我从到武汉大学以来所得到的一切都成为泡影。一直很忙的我就再也没有找我开会,也没有找我商量什么工作,武汉大学的一切社会活动从此与我无关。我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心中惶惶然不可终日,背着要当反革命的沉重的精神负担,到处奔走。也就因为这样,我空前地参加了不少的大辩论,也发挥了自己的辩论才华,而且也振振有词。不过大多数情况是要从辩论中找到自己的出路,想从对方口中探听出对自己有利的消息。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对我的一切表示理解和支持,整天跟我在一起,从来不发生怀疑,我到那里他就到那里,意见总是和我一致。这多少要消除我不少的孤独感,使我在精神上不至于垮下去。这个同学就是我班的黄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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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球,男,一九四五年生,湖南人,学习成绩不错,和我一样也是学俄语的,成绩比我好。不过从来没有担任过主要的学生干部。他的外表同我班的河南同学周宝庭极为相似,因此我在进入武汉大学不久就开玩笑地专门邀他们两位同学和我一起照过相。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我把吴长青送我的一本精装本俄华词典和他的一本小的简装本换了。这在我来说当时是忍痛割爱了,那本词典可是我读大学时最值钱的唯一一件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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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X9 W- [8 R9 V尽管我惶惶然不可终日,但也有一个好处是不再参加政治学习了,也没有会议。对班上没有任何责任。所以消息也比较多一点。当时的大辩论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如火如荼。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后的很多日子,几乎每天集中在大操场和小操场以及体育馆几个地方,人声如潮,通宵达旦。有时四区操场也是辩论场所。为了避开伤心之地,也有一点原因是我不想过早地让我同班同学参与和发觉我参与了大辩论的活动。所以,我参加辩论总是选大操场。在辩论中,我得知很多同学到北京去过。而且不要车费,我也就动了要到北京去看形势和寻找出路的念头。但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的同学早就不知去向了,而我当时又没有和其它系的同学联系上。要走就只有我和黄振球同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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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p& i$ Z- D1 T4 y$ s# j- t从八月八日毛主席第一次上了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的同学开始,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又一次上了天安门接见了全国各地到北京的同学。为了能看到毛主席,我决心要到北京去。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又一次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下子我待不住了,这说明毛主席还会接见全国各地的赴京同学,为了能赶上下一次的机会,我不得不马上动身。我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和黄振球同学去的北京,而我们六八五三班另有几个同学比我早一步到过北京,这就是刘汉坤,彭国盛等同学,他们回来后就开始对学校成立的官办红卫兵组织有了想法,终于导致了后来的“八、三一红旗战斗队”的成立。从他们这个非官方的红卫兵成立为转折,我在班上的形象有了微妙的变化,同学们不再把我当成反革命了,不过还是不能释然。但在心理上压力是小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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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六的武汉,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天气不冷不热。但这时的武昌火车站却是人满为患。广场上,候车室,到处挤满了人,都是中学大学的学生,整个车站挤成一团糟。好容易挤上了车却是连站的位子都没有,更不用说坐了。车离开了武昌后就连车门都无法打开,要上厕所或者说要下车吃东西喝水就只能从车窗上下。火车上的走道,坐位底下,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动一下都很困难。好在沿途各站都设有供应饮食的地方,肚子饿了,只要能挤下车总会有吃的,至于喝的就只好找自来水管子解决了。当时好在都不怕掉了车,因为这一趟掉了下一趟也一样。反正都是到北京去的学生,上车又不要车票,吃饭也不要钱,根本不用担心。再说那个季节都是学生,一身之外别无长物,更没有什么行李怕丢失。更为难得的是,那个时候好像钱就没有现在这么大的作用,也很少听到有什么抢劫这种事,所以尽管很挤也倒自由自在。/ x# Z9 O4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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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到了北京后,北京的公共汽车也不要钱,随便坐,我们找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这时的北京,本地大学的学生没有几个人,几乎是都到全国各地支左去了,他们要到全国各地去传播革命的火种。学校里面很空,当然中国人民大学也不例外。我们到了校内,随便找了个学生宿舍住下后,就开始了我们的“革命”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住是由自己在他们学校的学生宿舍随便挑个地方,没人干涉。吃饭则是只要到了开饭的时间,各人拿上一个碗到食堂就能吃饭,没有什么限制。而且也没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反正是随到随吃。! R1 `. x$ U" E" K8 c
% `5 T' {3 ^3 u3 X3 D t3 @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也是我第一次坐这么长途的火车。但前途未卜的压力,既没有感受到远途旅行的愉快,也没有感受到进了伟大的首都的喜悦。一到之后也真像一个革命家一样四处活动。那时在北京的全国各地学生数以十万计,到处都是,几乎是学生的天下。每个人带着本子和笔,到各个大学拥进拥出,每到一地就抄大字报。而且要到那里去都很容易就成群结队,连路都不用问。我就这样随大流到过了高教部接待站,国务院接待站。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待站等必去的地方。但每一个接待站都是千篇一律的讲些革命大道理,当时最时髦的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再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写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也唱遍全国。这各个接待站所做的工作明显地就是叫学生去闯去闹,颇有几分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不怕学生闹事,只怕学生胆小不敢干。去过这几个接待站后,我的想法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改变,不再那么害怕当反革命了。好像按照当时的形势也当不了反革命,这一次与反右不是一回事,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的引蛇出洞和秋后算账好像不是那么回事。这一思想在九月十七日还是十八日到清华大学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后就更为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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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我有一个朋友说,这种枪打出头鸟,引蛇出洞,秋后算账的三步棋,是刘少奇在中央提出来的。总之,要是说刘少奇是在一九五六年就当上了国家主席,要对三面红旗负责的话。而在文化革命中又是他提出的秋后算账论,那么,他后来的悲惨结局就不能算是太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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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九月十八日吧,我们得到消息,说是周恩来总理当天晚上要到清华大学参加一次集会。我们这些到京的同学好像疯了一样,不到晚上就纷纷往清华大学集中。晚上大约快到九点时,周总理到了清华大学,先指挥大家一起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这是我亲眼见到周总理的风度,真是敬佩得五体投地。他那残而不废的右手微带一种自然而不难看的弯曲,很自然地打着拍子。人很清瘦也很精神,使得到会的同学群情激昂,会场气氛很快达到沸点。唱罢歌之后,周总理发表了即席的讲话。这次讲话,可以说是真的彻底解决了我思想上的顾虑。因为他说,革命不是要人指派的,革命是靠自觉自愿的,我就一贯支持自觉起来闹革命的群众组织。经常有学生组织请我去参加会议,凡是那些印有精美的请柬的组织请我,我是不去的。因为那肯定是官办的组织,越是用草纸手写的我越是要去,因为那是自发起来闹革命的。这些话当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再明白不过的表达了中央领导不同意官办的红卫兵组织。从这一点说,我的反对选举产生红卫兵是没有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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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 h/ u3 e+ k/ \+ f: d3 C' W这次到北京的第三天碰到我们同年级的同学向启国,他是六八五一班的同学。在北京碰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因此我们三人就结伴活动了。我们一起走访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时我特别注意看了红楼,这是我在各种大作家的作品中看得最多的一幢建筑。红楼尽管名气很大,但在我这个武汉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看来真有见面不如闻名之感。丝毫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比起武汉大学的老图书馆来,真不可同日而语。: }5 d5 M; L: {
% x1 P7 H$ a% j& s* \- A到九月二十三日,我们一行三人就离开了北京回到了本校。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多星期中,受到过毛主席的一次接见,要不是受到过接见,我也不会就那么甘心地回来。2 X9 h5 D- ^; @1 g
/ ], P0 H& `+ S" l+ d8 I1 G! g头一天,我们就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通知,说是在第二天毛主席要接见大家。要同学们作好准备。并作了一系列的交待。这就是集合时间地点和会场纪律。第二天,大约是早晨不到五点钟吧,我们就起来了。集合队伍,天还没大亮就被带到了天安门广场,各大学都划定有一块位置。我们是在人民大学的队伍里,人民大学本校的同学反倒不多,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而住在人民大学的人。我们的位置是在靠人民英雄纪念碑与天安门之间偏东的地方,前面不远就是通东西长安大街的通道。只见满广场红旗如林,人潮如海,整个天安门广场没有一丝空地,全部都充塞着人群。到上午十点多钟,人们就开始有点耐受不住了,都在大广场中坐了下来,慢慢地就有人在四处走动,最多的是要找厕所和喝水。在这里没有水喝,广场中有很多露天水龙头,这就是我们喝水的地方。到十一点多钟,大家肚子都饿了,我们就开始各自吃自己带来的东西。这是昨天晚上就准备好了的干粮,由人民大学给我们准备的,每人一份。二个富强粉馒头,一个咸鸭蛋,一个夹心面包,外加一截香肠。每个人各自用瓶子带了一瓶水,这水根本不够喝,只到上午十点前后就都喝完了,因此广场上的水龙头总是挤满了人。快到十二点钟,有人看到有十几辆小车开过了金水桥,人群就开始骚动起来,说是毛主席来了。这时满场的人都重新又站了起来,红旗重新树起。不一会,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人影,慢慢地天安门城楼上的人越来越多,开始能看到人的形象了。不过都不是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人。我正在把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一个个地对号,希望不虚此行,好回去后对人有个比较全面的叙述。忽然听得全场惊天动地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我再往天安门中间一看,原来,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手中挥舞着他的帽子,一边从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回东头,一边口中也喊着口号:“人民万岁!”“同志们好!”广场上人心激动,口号声惊天动地。红旗蔽日,锣鼓齐鸣。这样的情景过不了多久,人群终于失控了。一时之间,广场上的人像大海的狂潮直向天安门城楼扑去,很快金水河边金水桥上无不挤得水泄不通,天安门城楼就像大海中的一块礁石,被包围在汹涌的潮水中。我因为站在广场中间,就是向前挤也挤不到城楼根去,所以干脆没有动。人都向前挤,我们身旁反倒突然空了起来。我望着天安门城楼,眼中只有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等人,心中百感交集。很有几分“男子汉大丈夫当如是”的激动。0 U% ?* k: I+ |$ f2 C
3 t4 L; Z( |6 E3 w下午快天黑才回到人民大学。经受了毛主席的接见,算是完成了这次到京的任务,于是也就在九月二十三日上车回到了武汉大学。这次回来后,学校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汉大学的“少数派”己经发展到了几十个人而且有了筹备组织的打算。我回到学校后,因与樊雪梅她们的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早就有着联系,所以这次一回来就很快与他们联上了线。这是由武汉大学各系的被排除在外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小团体。大家因为有了几次受到中央领导接见的勇气,也就不把武汉大学党委的态度当成一回事,而是一条心的“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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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了各自的生存,要说一开头就能不把党委的态度当一回事也是不确的。相反,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多多少少也都经历过我当时的彷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很明显的是党中央在有意地支持着被各级党委所不承认的在野势力。这就是各地的各单位的“少数派”,以后才叫做“造反派”。在被各级党委排除的人中,为了找到一条出路,只要有可能当然是要扩大影响而不会任人宰割的。这就是在南下学生的大串联活动中,本地各大学的少数派同学也进行了积极的串联。先是本校各系的同学形成了一股势力。接着是这种力量再向社会上发展。当时武汉大学的代表人物是:$ z# N* A; X% P# g( _3 x.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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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系:伍桂生,伍光春,刘宗斌,陈锁,贺建秋;& v5 V4 w)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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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系:李全应,郑进坤;/ l( u2 W# H. O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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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唐学鳌,张汝民,余拱炎;! m- N$ B2 p5 g! U& G
4 T0 v: y! Y h& m化学系:黎进军,樊雪梅,吴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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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 D7 R% N上述的都是当时的负责人,而且是以数学系的伍桂生为主,不过当时还没有成立明显的组织,与物理系的人也并没有真正联系上。我回到学校后就参与了他们的活动。: s! j" j% w8 E; z6 ~(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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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是在老图书馆西面,山上二食堂旁的法学院一楼靠西南角的一个教室里面,那也只叫是非法占领,并没有取得学校的同意。但到那时,学校党委也失控了,完全没有能力对学校学生的活动起应有的作用。九一二红卫兵的活动远没有我们这些无爹无娘的民办红卫兵活跃。我们当时的活动大抵也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扩大力量,搞好组织建设的问题,二是扩大影响的问题。关于组织,一直是在观察武汉市运动的动向,看其它学校的动静。这时的樊雪梅是非常活跃的,跑外面的主要是她。一会带回一个这样的消息,一会又带回一个别的什么消息,我们就根据这些消息随时调整我们自己的行动。作为学生要参与文化革命,当时是要成立自己的红卫兵。但这个红卫兵叫什么名字,一时之间还众说纷纭,不过很快就定名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个名字上来。当时时髦的是各系或班,都成立各种战斗队。战斗队林立,司令部遍地,名称也五花八门。而其名声大小就看这个战斗队的大字报的水平和影响力。而一个战斗队的大字报的水平又决定于三个方面,一是贴出的大字报的数量,二是写出的大字报的质量,三是这个战斗队的消息是否灵通。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在党中央一再的鼓励和发动下,其实决定一个战斗队名声大小的还是看谁的胆子大,敢于采取别人所不敢采取的“革命行动”,行动愈是激烈就表示愈是革命。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要想不极左也实在是难。而“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则是武汉大学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其它的就是数学系的“农奴戟”,物理系的“三五、一”,外文系的“反到底”。而在武汉大学,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是三个最大的系,每个系都有学生八百名以上。这三个系的人数就占了全校的一半左右。武汉大学以这三个系最先成立的战斗队为主,开始了内部的串联和初步的联合,主要负责人是伍桂生。伍桂生是数学系他们那个班的团支部书记,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我自己是没有本身的组织的人,我的六八五三班根本就与我无关了。在当时的所有组织中,个人的地位其实就看他的实力,能有多少兵马,有多少队伍。这是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个人在一个组织中的地位决定于他所代表的势力或者说是实力,因此,山头就是个人的资本。我没有个人资本,所以我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在这一群人中活动,我的地位也就只限于个人的能量大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后进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后,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总部”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反而只担任了宣传部办的报纸副主编,而在校内无籍籍之名的郑进坤反而是宣传部副部长兼《革命造反报》主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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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自己占领的办公室,一无电话,二无经费,三无办公用品。但我们还是很认真地作着我们的工作,并且不时也派人到校党委去提出要求,学校党委对我们也是不理不睬的态度。我们平时就集中在这个教室,写大字报,抄大字报然后就是派人出去贴大字报。在我们的办公室,除了课桌几乎是一无所有。当时,为了有一点革命气氛,我们用红纸制作了党旗,国旗,贴在教室的正中央的墙上。至于红袖章,则由于实在没有经费,只好用红色油光纸做胸章,也算是一种标志。“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则不知是从那里弄到的“九一二红卫兵”的袖章加以改造而成了他们自己的袖章了。至于我们这个组织的名称,刚开始,我们给自己定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总部》后来听说准备成立全市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于是我们就给自己定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分部。伍桂生任我们武汉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部的总指挥,我则分工为宣传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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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 N0 I7 J2 F6 j/ ~) V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这批年轻人的心境是复杂而惶恐不安的。但就主体而言,大多数其实是怀着对共产党、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拜与敬仰。并没有当权者想象的那么复杂,更说不上有什么宏图大略,一定要夺权当什么大官什么的。而后来,这一批革命小将变成了“党内当权派”心目中的恶魔,半因发动,半因他们疑心生暗鬼,自作自受而己。) x% J! F- U, F/ m&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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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在密锣紧鼓地成立我们自己的红卫兵时,传来武汉大学党委要带领全校到北京见毛主席的消息。得到这一消息,反正到北京去是不嫌次数多的。我们也就决定放下手中的工作,再到一次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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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2 x* C2 [9 O$ B9 ?这次到北京我们这一边的所谓“少数派”就是有组织的了。我们是由我带队,共有近四十人,与我们一起的还有六七届的汤任远同学。汤任远同学是武汉市人,家庭成份是城市贫民,但据说在中学时就因所谓组织小团体而在政治上有过污点。进大学后一直受到歧视。因为这一点,他很早就加入了我们少数派的行列。但也由于这一点,我们也一直不敢把他当成我们的正式成员,怕别人抓住我们的辫子,说我们的队伍成员不纯洁。所以他一直是跟着我们很极积地活动而只能保持一个外围积极分子的身份。这次我们到北京还是住在人民大学。时间是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动身离开的武汉市,离我由北京回来只有两天。而武汉大学的“九一二红卫兵”师则是住到了当时的四机部。我们和武汉大学的大部队是分开活动的,各不相干。我们这边比较自由,吃的伙食也好。学校的大部队则住的离市区比我们远得多,生活上极不方便,交通不便,要进一次北京市很难。最使那些同学不满的是不能自由活动,因为当时的校党委非常害怕同学们受到了外面的不好影响,总想每一个同学都成为他们手上的驯服工具。这个“九一二红卫兵师”规定了很严格的纪律,不准离开大队伍私自活动,出外要请假。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不少同学就开始有了分化趋势。慢慢地开始有人离开了大队伍,但也不同我们一起,成了真正的散兵游勇。这些同学当时是多少还认为我们是一批阶级异己分子,怕和我们打交道,怕将来当反革命。武汉大学党委好像也觉察到这样下去不行,要把武汉大学真正统一起来,就必须把一部分 “不同政见”者也纳入到自己的管辖之下。于九月二十九日,就由九一二红卫兵师派了人来谈判,要我们都回到大队伍里去。来的就是我同一个年级的王焕耻同学,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是九一二红卫兵的师政委,彼此也从未碰过头。这次他来找我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我们回到四机部去,全武汉大学学生统一行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二是要我们回去后除少数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外都加入九一二红卫兵。这两点我当时的思想都不能接受。一是形势己经非常明显,这是对党委不利的局面。二是,我们这些人在当反革命的危险期过去后,就开始追求的不是不当反革命的事而是要争一个对错的事。我们提出的反要求是:一,要党委承认我们组织的合法性;二,要校党委给我们配备办公设施和给经费。双方分歧太大,也就根本无法谈拢来。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心理分歧是,王焕耻认为他是正统,而我们不过是犯了政治错误的人。这次他能来是顾全大局,是来挽救我们这一批失足者的。说话的口气就未免有点高高在上的意思。而我则完全相反,我认为我们代表了毛主席指出的革命方向,而且我还有着一股气没消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了,最后仍然是各行其是。要说明的是,这个王焕耻毕业后当了湖南省武岗县委副书记,大约于一九九五年前后,殁于县委副书记的任上。而且从当时我看到的一篇报道来看,他还不失为一个好官。8 @( M6 \1 z' L$ E! a" J' {2 r- @' Z
2 E% z- I) G1 [1 N/ N7 k7 V在人民大学到九月三十日晚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烧,不能起床。经人民大学的校医检查,说是急性腮腺炎,还比较严重,就只好住院了。这样,在第二天的国庆节的天安门聚会我就无法参加。在人民大学医务室住院时,我与学校的另外两个同学住在一起,当时还不很熟悉,住下之后才知道这两个同学都是哲学系的六三级的,一个叫做张书芳,一个叫做罗礼海,当时是张书芳生病而罗礼海去陪伴的。他们也不是与我们武汉大学少数派队伍一起来的,平时也是没有一起活动过。(这两个人谁知就是以后民震武汉三镇的“三涛”其中之二)。好在大学的设备好,管理人员给我搬来了一台电视机,让我躺在病床上也能看到天安门聚会的全部过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电视机,而且收看的效果非常好。国庆节过后从他们回来的人口中,我听到的情况也大体和我九月二十二日的情况类似,所以对失去了到天安门参加国庆典礼一事也就不以为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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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D2 x# U; z: ]在国庆节前一天,我住院之前,在人民大学接到了一批新加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同学,一共有约二十人,几乎是我们原有队伍的七成,这在那时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这一批来的人中由一个哲学系的同学带队,这个同学叫做田洲安,河南人,身材很高,方脸盘,可以说是相貌堂堂。他一来就把我们和他带来的人都组织起来,整队集合,一下子好像我们这批乌合之众变得很有了几分生气。这本来是很好的事,但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位很有组织能力的田洲安就是看不惯,总觉得有什么格格不入之处,也许是一山不容二虎和同性相斥的忌妒吧。也许是命中注定,这个田洲安在后来的武汉大学文化革命中,就是我个人的主要对手了。3 U! a! O3 n3 L/ H* r6 {
/ M* _% ?. K6 w+ C% w( h1 e不过,所谓从小看大,见微知著,从蛛丝马迹看本质。在不应过于讲究的场所过于讲究,除了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表现的机会和表演的舞台外,好像并没有什么作用。这个人以后的表现也证明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善于造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那一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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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0 ]6 l- J; L: O5 o: H/ o/ z过完国庆,由北京回来,我们的全市范围的串联活动有了结果,这就是导致了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成立。这个串联和筹建司令部的过程我都不知道,也没有参加过。但只从后来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一些 基本情况。由于武汉市的学生红卫兵组织定名为《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那么,我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就统一称为《**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这样一来,我们武汉大学当然就是总部而不是分部。这个还没有正式成立,也没有正式公布组织名单的分部就成了总部,而我这个分部的宣传委员还没有上任,就被送到了新成立的司令部,从此我就离开了武汉大学。0 T0 @$ o. X- `6 _* Y4 E
+ D0 r0 N" G3 g( j" Z* p) V十五,武汉展览馆) j" w' q& a$ b" F( Y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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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后期,(也可能是在十一月底),武汉市各群众组织联合封了湖北日报,进驻并占领了报社所在地红旗大楼。当时武汉市很少高层大楼,一般的也就五,六,七层,而湖北日报的办公大楼就是一栋七层大楼。其一楼的正对面是武汉市纺织品公司,靠洞庭街一面的侧面则是长江日报社,上面从四楼开始就是湖北日报了。这时各大群众组织无论先后成立的,都把眼光转向了新闻系统,于是就纷纷进驻了红旗大楼,这在当时就好像是最为革命的行动了。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各组织派人成立了统一的指挥部叫做红旗大楼联合指挥部。这时我还在办报,没有能参与这极富浪漫色彩的行动。据说里面是每间房间都挤满了人,很多时候都分不清男女,大家随便就地一躺,拉过被子就往身上凑合。人又多又挤,根本就没有冷的感觉。这时,武汉市官办的文化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市工人联合会”还存在着,不过因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都对保守不利,他们的行动也就根本没有活力。但这下封了堂堂中国共产党的湖北省委机关报,那还得了,这不是公开反党吗,湖北省委也觉得这是太过份了。于是就有了全市性的对封湖北日报是革命行动还是反革命行动的大辩论。从封了报社之日起,就每天在红旗大楼门前展开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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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 N9 q8 N I" s" ~% Y9 f: t5 c红旗大楼位于武汉市最繁华的江汉路靠江边一段,对面有险峰大楼,距离不多远的江边是有名的江汉关钟楼,红旗大楼就在江汉路和洞庭街的交叉路口上。与洞庭街平行的另一条街是杨子街,当年武汉市最大的一条主要干道中山大道正好与江汉路垂直相交。这里是原来的租界区,房屋都有一定的特色。红旗大楼的正面一楼从侧面看实际是二楼,进门要上十几级台阶。这就刚好当了每天晚上大辩论的主席台所在地。那上面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有麦克风,延江汉路直到中山大道和洞庭街都装有高音喇叭。这一段时间,这里就是武汉市文化革命的中心,封湖北日报也是全市的中心事件。当时的运动还没有像以后那样具有危险性,最多的也就是所谓的四大自由罢了。因此这里是各派力量就封湖北日报这一中心事件的大辩论会场。每到晚上,这里就人山人海,各派力量汇集,总数动辙以十万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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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记不清是那天,反正平时我没有到这里来,总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其它地方,这里则有编辑部的其它人来看看形势。刚好这天我到了红旗大楼,站在主席台边不远的地方听辩论。那时的辩论还是很文明的,主要是要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没有暴力行为。只要有理,谁都可以上台发言,而听众的反应就是辩论有理没理的最好说明。当时在几天的辩论中,我们这一方把封报的理由说了很多,无非是说湖北日报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阳奉阴违。这一天晚上刚好有一个人上到了主席台上,持反对封湖北日报的观点,其中就把《革命造反报》创刊号上校对上的错误提了出来,并类比的说,如果说因为湖北日报犯了错误就要封,那么你们自己的《革命造反报》是不是也要封呢。这就使得我无从回避,只得上台来应战。我上台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刚才有人提到了《革命造反报》该不该封的事,我是《革命造反报》的总编辑,来回答刚才那位同志的指责。于是我从形式逻辑到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从立场问题的主动紧跟到被动应付的区别;从革命行动的必要性到造成巨大影响的宣传意义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言。这一番发言的结果是全场欢声雷动,用当时的话说是大涨了革命群众的志气,灭了保守派的威风。这一天的辩论是在造反派的全胜中收场。第二天,由于第一次大辩论的成功的鼓励,我又一次来到了红旗大楼现场。这天晚上我一到现场,就见围在主席台的人很自动地让开了一条过道,使我很轻松地直达了主席台。本来这一天我并没有发言的打算,但总算成了离主席台最近的人。这一天的辩论仍然很激烈,真可谓是舌剑唇枪。在明显造反派不占上风时,主持辩论的人就很有意地又一次示意要我上台发言。在主持人宣布了下面由《革命造反报》主编吴恒春同志发言时,台下几万人的会场立时大乱,持两派观点的人当场就在下面发生了争辩。很明显,有一派非常欢迎我的出现,而另一派 则是极力反对我的上台。我当时心中是很明白的,对于反对派来说,我的出现,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威胁;而对于我们这一派来说,意味着这是一支精兵。所以,群众队伍的混乱其实是对我前一天晚上辩论结果的最大肯定。但这一次的发言其实并不理想,远远地没有昨天的发言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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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这次的红旗大楼辩论之后,我也就随即结束了办报的生涯而进入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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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另一个领域。2 d9 L; ^. Y# t6 g
, D) O! x% R/ t" n自从文化革命开始以来,造反派第一次取得了最大成功的时候,省政府省委所支持的工人组织“武汉市工人联合会”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们为了作最后的反击,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情况,完全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正在这时,浠水县有一个群众组织叫做 “巴河一司”,在一次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发生冲突时,发生了人命事故。于是就以此为端,组织了一次全市性的抬尸大游行。他们的本意是用此来证明造反派的不人道和“反动本质”。用以说明造反派是“为非作歹”之徒。但是他们的主事者却忘了,他们进行抬尸游行的那一天刚好是毛主席的诞辰——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下被造反派抓住了把柄,全面进行反击,猛烈抨击“工人联合会”的大不敬行为,这在当时是非常必然的。经过近一年的宣传,毛主席的威信己经是至高无尚的,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到了近乎神的高度。整个中央的集体领导人的威信加起来也无法与毛主席的威望相抗衡。被造反派抓住了大不敬的罪名,这就使人根本上不把死个把人的事当回事,重要的是对毛主席的不敬,罪大如天。再加之当时的现代迷信和传统迷信结合一起,连不与这场运动相干的普通老百姓都认为他们错了,错得不可挽救。就这一下子,“武汉市革命工人联合会”就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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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从一九六六年四月开始,到当年的十二月底,历时半年多,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几乎全部瘫痪,由各地的党政机关扶持的官办群众组织也先后己各种原因倒台了。如武汉市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工人联合会”“红三司”都先后寿终正寝,社会成了真正的造反派的天下。也正因如此,文化革命也就进入了由各种名号的真的假的,半真半假的造反派革命群众组织争谁真革命谁假革命的混战时期。无法再通过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行使权力。各省市及其下属的当年的领导干部们也就放下了架子,用支持革命小将的名义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保护。而各群众组织也为了获得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老干部支持,各自收留了一批“老革命领导干部”当高级参谋。有眼光的老领导们要群众组织作自己的力量基础,而有力量的群众组织要这些明显以后还会当权的领导当未来的代言人。因此,运动到这时也开始变质了,成了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斗争的一场争权夺势。2 {6 S* g/ o1 B% q
# _5 p4 f; X; ^5 |% e. a十二月初的一天,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司令杨道远找到我。他对我说,红旗大楼指挥部派了一批人进入了武汉展览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找我要人,说是没有人办不了展览,要我去看一下是什么事。杨道远告诉我,武汉展览馆是武汉市很有影响的宣传阵地,革命造反派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占领这一重要的宣传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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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到杨司令的通知,就很快放下了办报的工作,一个人到了武汉展览馆。这个展览馆是武汉市唯一的专门办各种展览的地方,由于是在中苏友好的时代由前苏联援助所建,原来一直叫做中苏友好宫。中苏友好宫地处武汉市七十年代开辟的一条新的大道最繁华的路段上,对面就是武汉最大的公园——中山公园,其左面不远处是当时武汉市最大的几家商场之一的武汉商场。在武汉展览馆的大院里面,还有一家单位,那就是湖北人民出版社。这个展览馆面积很大,正面是一座曲尺型的二层大楼。右面朝前突出,正面有一个大广场。一楼二楼绝大部份面积都是用来办陈列的大厅,门一律都是又高又大的巨型门。十二月己是武汉市很冷的季节了,又由于文化革命,整个解放大道可说是冷冷清清,空无一人,显得格外宽阔,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武汉商场门可罗雀,中山公园寂静无人。我到展览馆时,整个馆里几乎空无一人,不象是住有百多人的样子,到处关门闭户。我只好逢门就拍几下,试探一下有人应声没有。拍到南楼时,还没有人的迹象,我正好奇怪地站在外想着要不要离开。这时,高大的门几乎无声地缓缓打开了一条小缝,由里面出来了一个瘦高个的半大小伙子。看样子也就十三、四岁的相貌。他一到我跟前就问:“你这个人好奇怪不,到处打门打门搞么事啊?”我说:“我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派来的,说是这里有人要办展览,但没有总编,杨司令叫我来看一下。”那个大小伙子一副不太相信的模样,又把自己装得好像与那些人没有关系一样的说:“这里好像是住了一些人,但不知是搞么事的。我去给你问一下。”他这种说法根本就让我弄不清他是什么人,听语气好像是这里住家人家的孩子。当时天有点冷,我家里又穷,我的穿着当然不是很光鲜的了。不过当时的大学生普遍都很朴素,也不太讲究衣着打扮。我当时上身穿的是一件带毛领的短棉大衣,下穿深蓝色咔叽长裤,都是旧的,脚上穿的是一双浅口球鞋,浅蓝鞋面滚了黑边。这副打扮就是在朴素的大学生群中也还是避免不了带几分寒酸相。那个小伙子往门里走了几步快要进去了,突然又回头来说:“你说你是司令部来的,有什么证明没有?”我说:“有哇,这是我的记者证。”当时,我们每个组织都办了各自的红卫兵证,我是编辑部的人,还办了个记者证。那个小伙子对我的记者证很有兴趣,特别是看到记者证上我的身分是总编辑后,带着好像是有几分不相信的眼神朝我看了又看才把证件还给我,转身进了屋子里面了。过了不一会,门又悄无声息地开了一条缝,那个小伙子露出半边身子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进去。那时的运动形势并不那么紧张,也还没有发生过武斗事件,我们也还没有树立起活动要格外保密的概念,不过是里外有别,多少还是要注意一点的思想,但我在这个小伙子神神秘秘的盘问下也感受到了几分紧张。7 h) g8 [) D8 N1 A6 h6 W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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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到屋子里面后,才看到这是一个好大的厅,简直就是一个大型室内运动馆。靠东一半用一些木板隔了起来。我进去的这一边,毫无人迹,但走过了一道短短的木板隔墙后,情况马上就变了,那里散落着一群人,有男有女,或站或坐,三五成群。我一进去,大家都拿一种审视的眼光看着我。这时就有两个与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向我走来。握手自我介绍,原来他们就是现在的负责人。两个都是华中农学院的学生,一个叫陈经义,比我略矮一点,大约有一米七0的样子,略呈长园脸,右眼睑好象有一道印记。另一个叫刘庆林,样子显得比陈经义要更年轻一点,肤色略呈红色。个子也不高,估计还不到一米七零。这两个人都很热情。把我引到用三张办公桌拼成的办公地点后,就当着大家的面给我介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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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h# ]; e+ V# d$ e+ \! Q3 W原来这里面的人是当时武汉市各造反派群众组织共同派出的人,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当时进驻红旗大楼的联合指挥部,来的人也都是由进驻大楼的人中随机抽调的人,一共有大约一百二十人,包括有华师,华工,华农,体育学院,武师,商校,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机械学院,城建学校等学校的大学生和不少的中学生。那个才十三、四岁的守门的半大小伙子就是位于简易宿舍附近的武汉四中的初中学生,那是一所原教会学校,文化革命中改名为“反帝中学”。这些来的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以领导职务就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人担任。这个时候的人员结构,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武汉市文化革命的特点和现实,来的人包括了当时武汉市所有的被认同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大家也毫无心理上的对立情绪和矛盾。他们来的目的是要办一个反映武汉市文化革命取得伟大成果的展览,用以歌颂毛主席的伟大革命路线的成果。用以教育广大群众,占领一切文化宣传阵地。这件事经驻红旗大楼的联合指挥部与省政府谈判,省政府同意了拨给经费五万元,并由省委招待所送来了棉被三百床,对于办展览来说可说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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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3 y( k+ ~4 I& k L) _" c6 H这个东风就是总编辑。据他们介绍,原武汉展览馆有三个专职办展览的总编辑,但都不能用。一个是右派,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文化革命中特有的,就是指那些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却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跟毛主席搞革命的人,一戴这顶帽子就又成了阶级敌人了。第三个还在农村四清没有回来。那个时候农村的四清分为大四清和小四清,我们到随县农村搞的叫做小四清,而这种小四清只是一种全面的四清运动的前导。而大四清则表现得更为激烈和时间要长得多。文化革命开始后,农村有的地方四清还没结束。在当时情况下,办展览是一种专业。武汉展览馆就是一个专门承办各种展览的地方,他们那里有专职熟悉展览编辑等程序的人员,由专门人承担总编任务的。由总编按要办展览的单位所提的要求组织和编辑展览。那时把一个办展览的总编辑看得很神秘,相当于电影戏剧的导演。没有了总编辑,这个展览就无法搞了。所以他们就一再地向司令部杨司令要人。2 t4 ~* Q# N& G4 m# h0 f
3 F3 O1 _/ _! ^( d) U# `6 y我来的时候,并没有办过工作的移交手续。杨司令也只叫我来看一下。我本身还是《革命造反报》的总编辑,并没有叫我来担任这里的总编辑的。但我有在武汉大学办展览的经历,对办展览的全过程有一个基本全面的了解。于是,我就开始了对如何办展览的侃侃而谈。我的意思是这没有什么难的,革命小将要有志气,不向反动技术权威妥协。我就从编定大纲,收集资料,分馆确定内容,各部分共同突出一个中心,图片,文字,画,实物互相搭配。以及不同工作重点时期的人员分工和讲解员的培训等讲了一整套。我讲过后,当时陈经义,刘庆林和在旁边听的其它同学们就一致要求我留下来,不要走了。那一种殷切的语气和无限信任的目光,使我感受到了一种空前的自豪和满足,也让我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对他们来说,办展览是如何动手都不知道。而对我来说,不说是轻车熟路吧,也算是有过亲身经历。我在一时心情激动下,满口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说明我必须回去交代工作,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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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Y, P0 x5 I& C, `# b4 X我回到设于武昌红楼的司令部,召集编辑部的人开了个会,反正也没有谁管过我,报纸的事几乎是我说了就算。那时的事简直是高度独裁的无政府主义。那就是每一个组织都是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下和一个共同的理论指导下集合了一批独立王国。我把革命造反报总编的职务交给了竺联伟,并给杨道远打了个招呼,就自作主张的进了武汉展览馆。这在当时的我,也实在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对。其它人也没有认为这就有什么不妥,好像这是很正常的事。这就是文化革命时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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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A: Q- d( q, d% m5 C我这一走,就是我在文化革命中的又一次经历了。9 H* v7 d% e0 X$ i( n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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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了武汉展览馆后,就成为展览馆领导成员之一,而且是毫无特权的一员。当时要人能办展览时,每个人都求才若渴。但人来之后,原领导班子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利益和职务不应该受到损害。当然我也就是三人领导成员之一,如果不是因为办展览的业务上的优势,恐怕我这个一员都无法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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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在文化革命那种混乱的情况下,有人能无声无息地就成了一个很高职务的头,而我却每一步都要比别人付出多得多的精力和业绩。我所到之处,无不以能力强,才华横溢著称。无不是用比别人多得多的事实和业绩当作入门证,但也是平平而己。可另外的人却总能无所事事就得到在我看来本不应属于他的东西。这时的宣传部部长还是温平,他却整天不见人影。如果只是我这个下属不见也不以为奇,就是连杨道远这个司令也不能常找得到他。他除了到处作报告外,就不知在干些什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造反司令部宣传部长的职务不过是给了他一个在社会上活动的身份和名义,好像与工作和责任完全不沾边。到现在回想起来,要成为教训而我自己却无法去实践的就是我只知实干而不懂争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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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z* w4 E( b* z# \3 D7 u我进展览馆的第二天,就集中大家开了一个会,在会上我拿出了一份展览大纲。这个大纲把我们要办的展览定名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整个展览分为四大部分,一,两条路线的斗争;二,白色恐怖;三,一声春雷;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一部分是说明党内出了修正主义,一直在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从庐山会议,到历史剧海瑞罢官,再到历史学界的让步政策论,文艺界的有鬼无害论,哲学界的合二而一。结论是党内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二部分说得是为了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斗争,广大群众跟着毛主席作了很多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执行一条反动路线的当权者却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镇压。第三部分是说在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下,中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多次接见了全国百万红卫兵,敲响了资产阶线反动路线的丧钟。第四部分是说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形势日新月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个方案提出和经过我详细讲解后,获得全部热烈鼓掌通过。在此基础上,就开始了人员的分工。: c m7 d4 q8 Z&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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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展览的第一阶段是以收集资料为主,没有资料,特别是实物,就不成其为展览。展览的特点是重在用实物说话,不是任何其它形式能代替的。因此资料以实物为先,照片其次,而画和文字只能起到补充和连结的作用。为着这一目的,我把全部人员分成了四个组。一是材料组,我自任组长。理由是大家没办过展览,不知那些东西有用和要收些什么东西,而且这是决定展览成败的最重要一环。二是宣传组,宣传组的任务是全市性和我们展览馆旁边的周边环境要搞好宣传工作,以保证我们在办展览时能得到附近的群众的理解支持,还要保证能在全市得到应有的支持和协助。组长由华农的王军担任。王军是华农园艺系的学生,一九四一年生,湖北天门县人,在学校里担任团委宣传部长。他身材不高,大约一米六九的样子,方圆形脸盘,眼睛不大,眉毛很淡。原名叫鲁修民。文化革命中有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反修防修。而鲁修民的名字中不仅有修正主义的修字,而且还是修民。这是大大的违反了当时的革命化要求的。他的母亲性王,这样他就把名字改成了王军。当我和他初步打交道时,觉得这个同学办事很踏实细致,性格温和。三是保卫组,这一组要保证我们办展览不受不同观点的组织的干扰,这个组的组长由吴正邦担任。吴正邦是武汉大学物理系的同学,也比我矮一点,大约一米七还不到,是七0届的学生。他会拉小提琴,人长得很帅,皮肤很白。我刚进馆时,出面盘问我的那个中学生叫胡卫平,是反帝中学的初中生,也是这个组的成员。四是后勤组,这一组是要保证物质的采购和生活保障。这一组的组长是一个叫做范文宽的水利电力学院的同学。他好像比我的年纪要大二岁,显得比较成熟一些。另设了一个财务室,会计是华中工学院的学生,出纳则是商校的学生。当时我对财会本来没有什么认识,不过,我总算知道事关钱的事不能不小心对待。我四哥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他当会计时的一件事——他当会计时,有一个大队的主要负责人贪污,想要往我四哥这个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小会计身上推责任。却没想到这个小会计事事有记录,而且留下了原始凭证。这才使他没有受到无辜的牵连而得以在必要时能脱离农村这个苦海,被招工到了铁路上工作。由于这个原因,不仅会计出纳不能用同一个学校的人,还要保证他们不是朋友关系。这也叫做是分而治之吧,我害怕的是会计和出纳连成了一气无法控制。财务由刘庆林兼管。当时的这种分配是用了行政和业务两条线的结构。即在行政上还是三驾马车,由陈经义,我和刘庆林三人负责全部日常工作。而在办展览的业务上无形中就是以我为主了。' }- c8 I1 Z% Q6 y8 f4 `, i4 Y)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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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收集材料的方便,我们一下子买了二十辆新自行车。跑外面的同学都能有车子用。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那时的钱购买力很高,一辆自行车也就是一百三十多元,二十辆车也就不到三千元钱。而当时在我眼中,这就是一笔巨额财产。如果不是当了一回武汉大学的新校庆筹备组的后勤组长,我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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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资料可以说还算比较顺利。收到了不少非常有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极为宝贵的东西。其中有毛主席亲笔题字送给李达的书;有文化革命刚开始时省委组织人照下的大量大字报的135胶卷,数量以公斤计;有运动初期有些过头行为造反派被打的血衣;有一些挨整的人为了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表忠心而写的血书;……总之,实物可称是淋琅满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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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z H4 S1 `, J. W% G5 B到一九六七年的元月初,大量的各种实物资料已经进入了展览馆。收集资料的工作就开始变得不是十分重要了。这时就必须赶快开始进行编辑,要及时抓拍必要的照片,组编文字,画必要的插图。我又及时把全部工作人员进行了重新分配,开始了正式办展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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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分工改变了我们的人员结构。重分后的组织机构是:一,编辑组,二,宣传组,三,材料组,四,保卫组,五,后勤组。在编辑组里,又分为编辑,美工,摄影,讲解,四个小组。这一变动后,等于是加了一个组。我任编辑组长,而王军则任了材料组长。宣传组长就由吴正邦担任了。: q0 u6 W0 F7 l" I' C3 |
2 D0 E, B- s$ Q8 V U在当时的展览馆,真可说是人才济济。摄影组的组长是当时武汉测绘学院的王子云同学,他的专业是学航测的,而且个人又非常爱好摄影。其组员有当时就是华中农学院研究生的万蜀渊,他是业余摄影的爱好者,技术高超。还有一个是当时体育学院的老师,很瘦,像是风干的样子,是个体育摄影的高手。再有一个就是武汉测绘学院的容三省。也是学航测的。这样的班子可说是一时之选的精兵强将。而美工组的组长是武汉机械学院的张伯年同学。这个同学是绘画的业余爱好者,在文化革命那时,画毛主席像是最大的政治。要求高,一个弄不好就是政治错误,这个张伯年同学就是能在大街上画毛主席像的人。这里面还有一个是他同校的同学叫做陈巨桥,再有一个就是华农附中的余少敏和马力。马力是个中学的女生。讲解组则就是由武汉师范学院的赵培月同学任组长。赵培月是武汉师范学院的校广播台的播音员,高挑身材,文静温和。脸上总带着一股笑意,不在意一看又好像这股笑意是一种讥笑一样,总之有一股佻皮的味道。她带着由全部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的能说会道,口齿清晰的几个女同学。这里有赵培月的好朋友,也是同班的同学龙巧玲,董惠英。还有一个是当时三十三中的高三女同学叫吴淮美的。这个同学长了满头的金黄色头发,眼睛略带蓝色,皮肤很白,有几分像外国人,高挑身材,能唱会跳。另外就是专门选的四员小将。一个叫龙玲,是武汉师范学院附中的学生,好像其父亲是武师的老师;一个叫吴松美,华中农学院附中的学生,就是吴淮美的妹妹,(吴淮美的姐姐吴潜美,华农的学生当时也在展览馆工作)。另外两个就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这四个小姑娘每一个都能说会道,小巧玲珑,善解人意。这四个就是我们向外代表展览馆形象的四员小将。另外还有一群人是展览馆的活跃人物,其中之一就是商校小八路一伙子。商校全称为“湖北省商业专科学校”,地址在武汉测绘学院旁边。在展览馆工作的是该校一个叫做“小八路”的战斗队。负责人叫做王子清,这是一个当时约有十六七岁的女同学,性格开朗大方,爱说爱笑,也爱提意见。她有满脸雀斑,但在那时,她本人并没有以此自卑,别人也没有以此为不好。她与她们学校来的一群女同学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很有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她们这一伙子人中,有一个姓钟的女同学,身材高大,大圆盘脸,皮肤黑得放亮,性格外向,好说好笑,非常温和。她的同学和我们都叫她黑铁塔她也毫不生气。还有一个叫做周芝妹,这是个家在武汉市住的女生,皮肤很白,好像年纪也略大一点。眉清目秀的。与人说话总是好像含羞带愧的样子。总之她与商校其它几个女生不同的是,其它女生好像不知有什么男女之别,而这个周芝妹则好像知道了男女情事。她们这一伙子人除了是财务室的人外,对全馆的其它任何事都很关心,意见也多。我当时年轻,只爱听顺耳的话,对不同意见是不爱听的。对商校这一伙子我虽然不很反感,但也不太重视,更谈不上去亲近她们。不过由于她们的存在,使全馆充满了一股活力。而在我个人心目中,与她们在一起实在不如和善解人意的那四位讲解员一起轻松。因为她们说话会看脸色,会揣测你的心理,说的也都是你所爱听的话。有时说出了引起我不高兴的话,她们马上会改变话题或者说用撒娇来化解。就是有什么小小的要求,也多用撒娇来达到目的,从不与我对抗。而“小八路”的王子清她们就不同了,她们所提的都是为了馆里工作中的得失,是我个人的水平,方法,态度等正经事。有时,做了某件事,自己还以为做得不错正在暗暗得意呢,却会被她们指责得一无是处,真的叫人扫兴得很。所以我对她们这几位小姑奶奶们总是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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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馆里工作的人,现在能记住的不多了。有一个是华师外语系的女生叫王小平,可能比我大一岁多,方脸盘,齐耳短发,五官端正。我记得这个女同学是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知道她有羊癫疯,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有这种病的人,而且就在我的身边工作。不发病的时候是好好的,与正常人毫无两样。但一发起病来就非常吓人,口吐白沫,昏迷不醒,在什么时候发作毫无症兆。这个女同学是我第一次能从别人眼光中看出对我持有崇敬眼神的人,她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实在说来,在那个年代,像我这种以革命家自命的人,对男女情爱看得很淡,更何况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可能在生理上发育得比同龄人要晚得多。到一九六七年我己经是二十四岁的人了,回想起来,当时实在没有一丝追求女生的冲动和需求。这不能完全怪当时对正当爱情的压抑。我亲眼见到那时不少与我同年的同学尽管在各种压力之下,也总忘不了和女同学打情骂俏。而我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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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底就基本准备完毕了,只等正式开馆对外开放。就当时的文化革命而言,这还是全国第一个由群众组织办成的大型展览。到二月初,完成了一切准备,在二月三,四,五日三天进行了预展。这三天预展共接待参观者五千多人,留下留言三大册。均是肯定和表扬,也不乏全力溢美之词。这又使我内心受到很大的鼓舞。“我干成了人们认为只有那些权威专家才能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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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x" f) r( ]3 [% S# w# G这个展览前厅一进门就是高达二米的毛主席巨幅照片。随后是四大部份分为四个馆,占了整个武汉展览馆的正楼一楼和南楼二层。在展出中,公平地反映了武汉市各群众组织的成立和兴起及参与的各种活动。只要有可能,对各不同的群众组织也给予了相应的板面进行陈列。实在没有什么实物陈列的,也要想方设法在画面上,把这个组织的旗帜画得显眼一点,让人们看展览也能感受到这个组织的存在。这是因为办展览的人是来自各不同的群众组织,而且我们大家也相处不错。尽管全部办展览的大权和馆内的事务实际上都是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处理,但当时社会上的斗争好像对我们影响并不太大。$ o4 k) @5 |6 Q3 G- z+ u,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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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常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了,社会上发生的事终于也波及到了办展览与世无争的地方。这个展出预展了三天后,也就寿终正寝了。一九六七年的二月十日清晨,两千多人的不同观点群众组织来人,把这个展览砸的面目全非。从此后,这个展览也就再也没有恢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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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武展“二,一0”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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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4 ~9 b8 f$ e武汉展览馆是由当初进驻红旗大楼的全市各大组织派人形成的一个独立于各大组织之外的专业班子。人事变动不大而且不与全市的运动主流相干。大家为了工作,应该说平时相处还是很融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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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Y) Z% W" ~0 E, O3 L不过前面己经说过,到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份,全市的所谓带有官办色彩的群众组织就先后告别文化革命的历史舞台而寿终正寝了。这时的运动主力就只剩下:工人总部、九,一三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红教工、红体兵、省直红司、新一中等二、三十来个组织。这些组织除了三司革联是由大专院校红卫兵分化而来的外,其余从成立时起,就各打出了革命造反的旗号。应该说在中央的支持下,大专院校红卫兵,工人联合会等组织销声匿迹后,就皆大欢喜地宣布胜利大吉了。直到这时,我们也没能真正弄清毛主席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时的中央,先后己经打倒了很多的重要领导人。就在我们办展览的二个月中,第一个被打倒的是“刘邓陶王”,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第二个倒下并被冠之以反革命称呼的是“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湖北的武汉大学“ 三家村“是不用说成了铁案。但发起把这个“三家村”推上历史的审判席的王任重也没能逃过大劫。他原任湖北省委书记,文化革命开始前夕,才提升为刚组建的中南局书记。文化革命开始后很快就被提升到中央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这个王任重曾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很能写文章。在文化革命开始的半年多中,其它中央的领导人成批的倒了下来,而他却在直线上升。这要得力于他善于窥测方向,及时地抛出了武汉的“三家村“,为全国的文化革命大造声势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全国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他提出并随时都在威胁着造反派安全的一套方针,可说是极大地泄露了天机而不为造反派谅解。在运动才开始时他就说出了对待造反派的方法是“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这十三个字到运动后期可说是字字兑现了,但他本人也由于这种行为而倒台。泄漏天机是要受天谴的,这又是一个证明。湖北由于有了王任重这么先见之明的安排,所以阻碍造反派的力量也就格外的强大。学生有全市性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工人有全市性的“工人联合会”;居民有全市性的“红城公社”。这三大组织,覆盖了全市的所有群众,充分地体现了王任重的组织才能和全局水平。如果不是下面各级党委水平太低,过早地把持不同观点的人打成敌人,造成了太多的反对力量,整个湖北有可能成为全国在运动中巍然不动的一艘航空母舰。哪里压力大,那里反抗也就更烈。由于王任重的先知,事先安排了全国最强大的保守派组织,也就使武汉组成了全国最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也使得这些群众组织有力量把他揪出来再打倒在地。人的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这在王任重身上又一次得到了体现。最终是由这些王行重自己催生的全国最大的群众组织打倒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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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 A- E, @2 F% `: I到六六年的十二月,严格意义上的保守派组织在武汉己经是全部失败了,这时几乎己经没有了对立面。但正如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理论说的,这时的武汉造反派组织就开始一分为二了。没有了对立面,革命群众组织内部的斗争开始成为了争论的主流了,这就是武汉市的“钢新”之争。! w# s8 S7 X, H y9 H& r
5 h' q7 ^! a# U t实际上,中央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就有了明确的要结束文化革命的意图。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要求“业余闹革命”,“复课闹革命”。但这是说来容易做时难。放出笼的猛虎,要是没有能吃够肉,要想让他回笼是不可能的。这时的群众组织,己经是经历了七个多月的锻炼,各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而也有一批具有了一定权威的领袖人物。轻轻松松一句话,复课闹革命。课怎么复。这些人怎么办。比如我自己就觉得事情还没弄明白,没有一个交代。我这一回去算那回事。辛苦一场,堂堂革命小将,难道还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但整过我的那些人又有谁能让他认错,叫谁承担责任?不仅我如此,其它人也各有理由,这场运动无法这样不了了之。更重要的是,要结束运动。那些被打倒的领导谁来平反,被冲乱了的各级政权机构如何恢复?这都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事实上这时的群众组织就像春秋战国时田单为了保家而用的火牛阵中的火牛,只有向前冲,无法后退,更无法停止。但又不能宰杀来吃掉,因为这毕竟不是牛而是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那就只有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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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在引导,而我们这些小将们却在争谁是革命的谁不是革命的,在争谁是真的革命派谁是最彻底的革命派。为了反修防修,我们当时真的是非常认真。但可惜不是在懂得了全部内幕后的认真,而是一知半解。 ^0 s5 M. b4 Q8 w8 X2 K%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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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结束文化革命恐怕还是中央一部分人的一厢情愿。因为按照经济规律,全国不生产,不种田,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为了经济不至于崩溃,当然只好边抓革命边促生产了。如果周恩来总理用这个理由来逼着毛泽东让步,我怕毛泽东也只好让步了,而且这一抓革命促生产,也就能达到周恩来为那些老干部请命保人的目的。所以,怕也不是毛泽东的本意。9 h" ]5 G! K3 z* n
. V+ S( I! z+ p6 I# c: I# g当时的群众组织分成了不太明显的两大阵营,一是以工人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以及武钢“九,一三”兵团为主体,另外加上了众多的中小学生和红体兵,红教工。这一派称为钢派。钢派的来历稍后再说。而以新字开头的几个组织,加上三司革联,以及这几个组织影响下的中学生,就是新派。钢新之争,由来己久。首先是原串联时打算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预定以华工为首,而华工却舍此它图,表示了对这么多的大学不屑一顾的一种蔑视。他们单立旗帜,自成一派。这在事后尽管没有人说,但内心总也存在着一种被抛弃的怨恨心理。一旦这个曾被华工看得不值一钱的大杂烩显示了足够的战斗力后,这种对立就变得不可避免了。湖北大学是省管的学校,当时省里不少重要领导人的子女在高考分数不理想时都能进这所学校读书。文化革命一开始,湖北大学就是省里重点抓的大学,而成立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也以湖北大学为根据地。他们有省里的大力支持,但在年青学生中却不受看重,湖北大学是不能与武大华工华师等学校一争短长的差学校。当时我们在读书时,湖北大学的同学出外连校徽都不爱载。这种自卑和受到省里重点支持的优越感形成的反差,当然也就要独树一帜了。至于三司革联,那就是因为从大专院校红卫兵开始就在争论中过日子。他们从成立“三司”时开始,就一路受到造反派的压抑。但他们又先天性的看不起造反派这些当年在校时都不怎么样的同学。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垮台,成立了新的红卫兵组织时就很策略地用上了三司的名字,而且又不厌其烦地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称之为二司。在大字报的漫骂中还称之为“二赖子”。为这种二司三司的争论而久缠不休。我们有些小朋友就干脆放开说,要说我们是二司就是二司。我们是红二司、硬二司,铁二司,钢二司,不是北京那个保守的二司,革命不革命不看名字看行动。就这样,这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大约从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初就非正式地称之为“钢二司”了。而与之持相同观点的这一派也就随之而成为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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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9 r4 G0 e# D9 a+ x钢新之争的焦点是革命的彻底性问题,实质还是权的问题。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统称为“三新”,三新由于实力不足,说到天上去也就是各自以一个大学为主。但由于事权统一,而且得到了该大学全校的财力支持,在采取行动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上,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以后称为“武汉钢二司)是要强出很多。但由于其力量毕竟不足,在人数上就差了很多。但由于三新又或明或暗的得到了省市某些领导的格外支持,所以在力量的平衡上,竟也有不可忽略的势力。三新有个统一的特点就是行动比较有组织和计划,而“武汉钢二司”正是树大有枯枝。无法得到有效的管理。钢派的认为新派是“温和革命派”“改良派”,是“机会主义者”,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最危险的力量。三新则认为“钢派”是极左势力的代表,是危险的流氓无产者,是打砸抢分子。在六六年下半年,省市委和政府都处于瘫痪中时,一直是由武汉军区和省军区行使行政权力。在我们呆在展览馆中办展览热火朝天时,社会上的夺权斗争也正热火朝天,钢新之争闹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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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的元月下旬,我和陈经义接到通知,要到司令部开会。这次会议是由周孔信传达在武汉军区召开的全省大联合会议上的情况。周孔信是外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身材不高,五官端正,口齿伶俐,能说会道,说起话来脸部很富于表情。他在会上说,这次全省的大联合成立省市革委会,新派的那些投机家们捞足了油水,而省军区和武汉军区非常明显地偏向他们。他们三新加起来也才只有二个半大学的力量,而光只我们 “钢二司”就有十九所大学。但在大联合中,他们每一新都与我们平等各占一个席位。这样,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成为他们的天下。而他们一直是跟省市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们拉拉扯扯的,我们如果这样下去,不彻底地揭发他们,就会让革命的成果付之东流。为此,我们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反击,不能和他们搞温情主义。这些话在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了。但在当时,还是群情激愤。于是,我们就在会上接到了任务,要我们回去成立“武汉钢二司武展总部”,要在武汉展览馆内全面夺权。当时我们也实在有点幼稚可笑。整个武展的权力本来就是由我们几个人在掌握,这里面尽管也有其它的人,但他们却根本没有掌握那怕半点权。除了我们属于武汉钢二司的人外,其它的人最多也就是华工的人有一个在会计室,摄影组的有一个武汉测绘学院的容三省是不同观点的人。但他们的工作一直很好,也从来没有要当点什么职务和掌权的想法。. q, C3 M+ x& T8 B* Q& ^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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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可笑。在武汉大学时,没有夺权非要说我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这次明明权都在我们手中,又非要我们来一次夺权。除了公开的承担分裂的责任,可以说半点作用都没有,但我还是很认真的执行了这一决定。回去后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也就是把别的人排除在外,单召集属于武汉钢二司的几个负责人开会,布置了夺权的决定和步骤:第一是宣布成立“武汉钢二司武汉展览馆总部”,第二是动员华农的“延安红卫兵” 集体加入“武汉钢二司”。由新成立的武展总部吸纳他们。第三是在全馆宣布夺权,也就是说挑明了,这个展览是属于武汉钢二司的。华中农学院的“延安红卫兵” 是一支较小的红卫兵,其第一号人物叫做涂世松,平时都在校内,一般没有什么活动。而第二号人物就是改名为王军的鲁修民。一直在展览馆工作,表现也很出色,早就有加入二司的意图。他们这个“延安红卫兵”一共大约也只有二十来个人。这时因为好像大局己定,所以没有费什么工夫,就正式“收编”了这支小小的独立大队。这两件事做了后,下一步就是要宣布夺权了。如果说我召开了六八五三班的干部联席会议就是要夺六八五三班的权那是一种最荒谬的夺权的话。那么这次我们要夺武汉展览馆的权的夺权就是一次最轻松和最愚昧的夺权了。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元月中旬,我们在展览馆召开了全馆职员大会。会上“义正词严”地宣布了三件事:一是为了革命形势的需要,我们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展总部;二是吸纳华农东方红红卫兵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三是从宣布之日起,武汉展览馆的一切大权属武汉钢二司武展总部所有。在陈经义作了上述宣布之后,我接着作了一番“宽大为怀”的讲话。一是肯定了两个多月来,除二司成员外其它的同学们和同志们作出的巨大贡献;二是欢迎他们仍然留在馆内和我们共同工作。简简单单,完成了这次的夺权行动,毫无惊心动魄之处。宣布完后就算夺权成功,而馆内最大的变化就是原属华工和湖北大学的同学不得不走了。因为那几个同学本来是想在这里回避派性斗争的,他们本来是既不想冲冲打打,又怕将来被人说成是不关心国家大事,没参加文化革命。能在武汉展览馆工作,这里表面上可以说是运动的最前沿,其实却又与运动无关。当时的武展是有心人隐居的最好的地方。不是说大隐隐于朝吗,这里就是。在我们宣布夺权后,我们这一百二十人左右的队伍,一共有大约十来人离开了。但属于“新华农”东方红红卫兵的吴潜美却没有离开,因为她有两个妹妹在展览馆工作。这些人的离开,对我们的工作毫无影响。再往后的工作就是按我们的意图全部修改展览内容。也就是说要贯彻司令部的指示精神:“我们革命派举办的展览,不能为机会主义分子张目。” 这样一改的结果,就是整个展览只反映了钢派的活动存在,没有了新派的半点痕迹。我们把有他们参加活动的现场照片取下来了换上其它的照片,把画有新派活动的绘画改了,文字作了新的处理,实物凡能反映出一个组织特色的全部撤下来。经过这样一番修改后,展览按期在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三,四,五日三天预展。应该说预展是成功的。我也如实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费时费力的展览命中注定只能面世这预展的三天就会寿终正寝。# e& l* C Z/ _
8 O% Q. H' D: d& @6 W钢新之争迎来了白热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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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的二月八日,钢派几个组织在长江日报第一版上联名发表了“关于对湖北省武汉市文化革命形势的声明”。俗称“二,八声明”。这篇占了近半个版,洋洋洒洒近万言的长篇声明,由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雷志茂起草。在声明中,全面回顾了历史。从王安石变法失败,到康梁维新失败,到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说明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是革命的最大敌人,是使革命半途而废的最大隐患。这篇声明要广大群众做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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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击起千层浪。这篇声明,矛头所向,很明显是新派组织,是说他们在侵占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当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围绕着“二,八声明”开展了又一次的全市性大辩论。赞同者说,“二,八声明”好得很,说出了革命派的心里话,指出了文化革命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最大危险,“二,八声明”是大香花。反对者说:“二,八声明”分裂革命群众队伍,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机会主义,是大毒草。还有人说,“二,八声明”说出了历次革命不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但直接指向其它组织有欠考虑,主流是好的,因此是大白菜。还有人说,“二,八声明”尽管触犯了某些人的神经,听起来很刺耳,但说的也实在是大实话。是革命进行到现在要引起注意的大问题。因此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场辩论的规模,丝毫不亚于封湖北日报时的那场大辩论,是全市性牵涉人最多,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第二次大辩论。其影响之深,到了几乎每一个家庭。很多人家全家一起吃饭,弄不好就成了一场大辩论,有时一家人观点不一致,弄得连吃饭都不能吃完就不欢而散。很多人家,一家四,五口,既有香花派,也有毒草派,还有大白菜派,这场辩论深入到了千家万户。而对于新派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事情就不象单纯的辩论那样简单了。这是面临筹建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场事关权力地位的大辩论,因此会引起他们全面的反击也是在意料中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派”的反击要用文章是组织不及的了,只有找武汉展览馆,用对付这个展览的手段来表达他们的反对和不满。这也像现在外交上的对等原则一样,他们也要立时还以颜色!于是,对付展览馆就成了新派反击的最好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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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P4 C) x; S& n, @( t# G
! r7 a* ~: E+ x- O# l- @ M《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在预展三天后,按计划是要根据参观者的意见和反映,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好在三天来一般的反映都是很好的,还有的人把这个展览提到了全国第一和唯一的地位。而且来看展览的人以外地人为多,当然也有本地的各组织的人,目的是为了了解武汉的文化革命。从二月六日起,情况就有不正常。进展览馆的人是没有了,因为展览预展己过,不再开放。但还是经常有三五成群的人在附近来来回回的走动着,不时地指手划脚,态度上明显的带有一定的敌意。9 I$ f# |9 k$ P& R: B) s
+ n1 z$ H5 z; _2 r0 \在这之前,因为办这个展览是经过前湖北省委批准过的。而且也是办的反映文化革命的展览,事关在混乱的情况下的派别和观点的争执。为了安全,武汉钢二司司令部派人直接与当时的武汉市警备司令部交涉过,取得了他们的支持,派出了一个连队驻扎在武展,任务是保卫武展的安全不受不同观点组织的破坏。这个连队的连长姓关,隶属于当时的“八二0一”部队“八二四八”团。眼见情况不对,我们当时的武展总部由我和陈经义两人专门找到了这个关连长,反映情况,要求他们提高警惕。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会按上级首长的指示作好我们的工作,我们负责保卫展览不受阶级敌人的破坏,但不能干涉你们内部的事务。”如果我们当时成熟一点,可能就听得出这里的话中话来,但我们那时根本没有从这个方面去想。在心理上,这个连队的存在是我们的一个安全保障。但我们作为年轻人,那里知道这些打官腔的官话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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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八日早上,刚开门不一会,突然进来了十几个人,是原来在我们这里工作过的华工的同学带队,进来同我们评理,说是我们的展览反映的不是全武汉市的文化革命,是钢派几个组织的事,不能公开向外展出,要向外展出就必须经过全市各革命群众组织的集体审批通过,要不然后果自负!从现在看来,这就好像是两国交战前的外交一样,带有极强的“先礼后兵”的意思在内。从这以后,就不断的有各种不好的消息传来,一会是在万松园路发现有几十个人在那里聚会,一会是说有十几个人在中山公园门口对展览馆这边指手划脚。我们也只好赶快作好各种应变的工作。一方面向司令部告急,一方面在馆内进行必要的布置,把一楼的全部门窗封死,把大门用桌子台子顶上。晚上都惊惊惶惶的,那是真正的一夕数惊。不断的得到可能有人要大举进犯的消息。这天晚上终于过去了,到了白天己经是叫人筋疲力尽了。 V7 ^0 v$ m- I9 l8 `
' R% r, ?! e+ O8 h二月九日,是这年的农历除夕,也就是平常的大年三十了。不过因为这年没有腊月三十而只有二十九,所以这天是腊月二十九。天,阴沉沉的,寒风一个劲的吹,给人一种无比凄凉的感觉。整个解放大道,看不到几个行人,只要有人,就给人一种压力。这一天,从早到晚,开了几个不同的会,内容全是为保卫展览进行力量配备。全馆的工作人员也人人激愤,斗志很高。但我们这一班子人可以说是造反派中的文人,不是打架的队伍,实在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再说,当时的运动也还没有发展到要用武斗来解决问题的程度,在恐惶不安中度过了这个除夕之夜。! j0 K! N5 i! 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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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日,凌晨二点钟的样子,突然人声鼎沸,吵声大作。我慌忙起来,发现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布置的防卫全部失效了。办有展览的几个大厅挤满了人,每个人都气势汹汹。见展品就摔,见画就用小刀乱划一气,见照片就撕毁。电话被扯掉了,门窗被打破了。倾刻间,这个花了百多人的力量,办了近百天才成功的展览就面目全非了。我们展览馆的人每个人都在进行着无力的反抗和争辩,看到那些平日在讲解中意气风发,挥洒自如地进行有条不紊地发挥的女生像疯了一样的同那些牛高马大的男生争着,辩着。我一时间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不到一个钟头,这来的人像潮水一样,一会功夫,就全部退光了,留下了一个破损不堪的现场。这大约是二月十日凌晨的四点多钟。0 ^% `+ A+ v! u, y- I% [* C
6 b r5 c/ ?) K" u8 g贼去楼空,我们怎么办。外面,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雪正在无声地下着,地上己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积雪。所有的门窗都开着大口子,电话机的听筒连着线吊在那里像钟表的铊一样,很悠闲地摆来摆去。风从破损了的玻璃破口中毫无顾忌地向里面吹着。在展板上被撕毁了的大幅画残破的纸边,有一声没一声地在风的催动下,发出轻轻的拍拍声,好像是叹息,好像是呻吟。我坐在办公桌旁,四周围满了人,大家都大眼瞪小眼,更多的是看着我,我很茫然。这是我费尽全部心血,忍着各种委曲,编织成的一个真正的大型展览。这是一个农村青年为了证明自己,不断地同自己内心的胆怯和自卑斗争,在十几所大学的老师同学密切的关注下,组织的展览。它受到了五千多人的真正好评。它得到了参加工作的几个大学的老师和同学的认可。我本能地拿过来一本材料纸,有人递过来一只钢笔。我突然像疯了一样在纸上写起来,我要把这件事向司令部汇报,要向世人反映。这时除了伤心,我己经没有想到其它。我写的题目是“急报司令部:武汉展览馆被砸。”我把展览的性质,展览的内容,办好这个展览的意义,被砸的经过。一股劲地写。每张纸顶多只能写下百多个字。那是真正的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我这里写一张,旁边就有人拿走一张,我也没问拿到什么样地方去了。全部写完后,我也没有再问下落。一个人跑到一边大哭了一场,然后就睡下了。& |% c8 o! p, r \2 K1 k! A
" w3 l T) ^+ Y% _$ n睡到下午起来,展览馆发生了很多的事。而我,仍然像是精疲力竭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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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 I( s$ L$ Q3 r属于武汉钢二司的吴淮美和吴松美的姐姐吴潜美,是华农东方红红卫兵的成员。这个华农的东方红红卫兵就是新华农的主体。按道理,在我们宣布夺权后,她也是要走的人,但因为她有两个妹妹在这里工作,所以她也就留下来了。这次发生了展览馆被砸的事件,吴潜美就成了大家的出气筒。我下午起床后听说,她被拉到外面雪地里,跪在地上,不准她动,头发被剪掉了一部分。还有人用墨汁倒在她头发上,当面叫她是康婊子。吴准美和吴松美两姐妹也“大义灭亲”,参与了对吴潜美的惩罚。这样的事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来说,真可谓是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了。我听说后,没有支持但也没有说什么这样做不对的话。这在实质上是我认可了。现在想来,心里面还是很痛的。不知道有没有能再见到她的一天,如果见到,我会当面向她道歉。 H: i3 T8 q& n: X4 }; I; w/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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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展事件的第二个出气对象就是为了保卫展览而驻在武展的驻军了。我被人引到了驻军的岗哨旁边,看到他们在岗哨前面划了一条红线,旁边写了“警戒线”三个字。而在警戒线外面,我们的人在地上写了一幅大标语,写的是“向忠于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致敬!”还有几个女生在那里大声指责他们不忠于职守。这时,陈经义找我来了,对我说,有事要商量。我走开后,一边走,一边听陈经义告诉我,己经把关连长扣起来了,要找武汉警备区的领导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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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接到我的报告后,反应也很快,二月十日当天就派了人到展览馆了解情况。一方面又找到湖北省军区的领导,对这件事要个说法。4 {# U3 [( S5 L$ W) N, A!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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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一日,司令部派周孔信来到武汉展览馆,说是湖北省军区会派人来现场谈判。因为武汉警备区的“八二零一”部队属湖北省军区管辖。上午十点钟左右,省军区的人来了,是两辆军用吉普。一共来了四个人,司机在外。这四个人是: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吴世安,湖北省军区副政委熊心乐,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江鸿海。再就是一个姓曹的干事。按照谈判人数一比一的原则,我们这面也出了三个人,就是“武汉钢二司”司令部政参部部长周孔信,武展总部一号头陈经义,总编,总部二号头吴恒春。至于对方那个干事则保证在谈判中不发言。这次谈判内容是武汉展览馆事件的责任和善后事宜。5 H% d4 l H% w7 S# P- X
$ m1 `% _7 D! p4 S& H5 h! ~周孔信这人反应很快,口齿很灵活,也能诡辩。但这次武展事件,对方是无所施其谋。因为我们单只抓住对方没有尽到保卫展览之责。刚开始谈时,省军区来人还想把这个事推到派性和群众组织内部的观点之争上来。但经不住三言两语的问难,就一切无所遁其形。这就是,我们达成的协议是派人保护展览,是以展览为保卫目标,而不是叫他们来人支持谁一派和保卫谁一派,是要保卫的物,不是人。谁破坏展览都不行。驻武展部队听任事态发展,不仅失职而且为武汉市日后的观点之争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后患,因此要承担全部责任。由于死抓这一点不放,军区领导可说是在谈判中全线崩溃了。更何况在这次破坏展览的行动中,展品中的许多毛主席的大幅照片也受到不应有的破坏,这在当时就是不能宽容的重要政治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看,也像是 “职工联合会”在毛主席寿辰那天抬尸游行一样,犯了新形势下的大不敬之罪。这在大规模的破坏行动中,实在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在谈判中,军区领导也就无所辩解了。后来就是如何承担责任的事了,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 S, p/ [' d1 e9 C1 U
2 j8 D% S$ T% t这个协议是:一,破坏武展的“二,一0”事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湖北省军区派驻武展的连队听任事态发展,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对此湖北省军区承担一切责任,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湖北省军区领导在长江日报上公开发表检讨,以肃清不良影响;三,湖北省军区负责赔偿武展事件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四,严肃处理直接责任人——驻武展现场的连队连长和指导员。这四条一通过之后,还逼着省军区来的四个人每人都在上面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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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武展事件是己经处理完了,我们得到的司令部的指示是坚持驻守在武展,随时要恢复武展的展出。但展品不全了,而且也很难收集到。要办也是从头来过。这不象写文章,撕了只要还记得可以重新再写一次。展览是用展品说话的一种宣传形式,展品不一样,连接展品的说明词甚至安排布景都不一样,那是不能勉强的。我们的任务是把现有的东西保管好清理好不使再浪费了,除此外我们就没有其它事,倒也有了从来未有过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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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I- h! \" w7 s1 j6 \5 U展览没有了,我们就带领人当了武汉钢二司的一支流动宣传队,出席各个单位组织的辩论会,到各地方去宣讲武汉展览馆事件的真相和过程。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事。离开了文化革命初期的狂热,很多人重持了冷静的态度,不再关心谁对谁错的事。而一个重要的运动没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是不可想象的事。每发生一件事,都必须能取得群众的理解,否则,就会失去人心。这个人心好像看不见摸不着,但实在是存在的。比如那个“武汉市工人联合会”本来很有活动力量,后面也有省市政府的支持。就是一件事办错了,不该在毛主席的诞辰那天抬尸游行。从而失去民心,一天之内就寿终正寝了。而在民心这个事上,也是可以加以影响的,不过不是对具体事而言,更不能急时抱佛脚。那是长期宣传之后形成的一种广大的群众基础。为此,运动中,各派力量都不敢对争取群众掉以轻心。我们的宣传作到那里,三新的正面抗辩也跟到那里。他们也组织了一个宣传小组,专门和我们的宣传对立。他们组织的人当然是用了那些在武汉展览馆工作过的人。他们这些人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很正面而且是很仔细的注意了,都是几个身高体壮的年轻人,作了很充分的准备。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本子,作了记录。而我们在辩论到武汉展览馆事件时,就总是由那四个小鬼上场。那四个小鬼就是龙玲,吴松美等四个小姑娘。她们四个可以说是占尽了一切优势,一是带着一种气愤的感情,二是身历其境,三是事情经过很熟,四是本来就是当讲解员的,口若悬河,五是她们都很小,每个都是小巧玲珑、逗人喜爱的小姑娘。而对方那几个则完全相反,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翻着本子时手忙脚乱。很多时候是只要我方的话说完,对方上场一露面就被轰下台去。事后有人说,这还辩什么辩的,一看样子就输了。你几个大个子大学生还要拿着本子翻来翻去,而人家几个小姑娘只凭口说就滔滔不绝。那肯定是你无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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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辩论延续了十多天。有一天,我正带人踏着将化未化的雪,走路到武汉炮校去,路上碰到武汉钢二司的宣传部长温平,他递我一分通知,这是武汉钢二司办公室的调令,上写着:兹调吴恒春同志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长。把这个调令交给我后,温平就走了。而我也只好半途返回,由其它人继续带队前去参加辩论,而我要准备去当“宣传部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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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来,这件事也同我当了展览馆的总编一样的荒唐,第一是离职的“宣传部长”给新任职的 “宣传部长”送任命书;第二是一个组织的办公室发任命书任命与它同级的“部长”,上面连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的签字都没有,这个办公室也就不知算是那一级了。这也算是文化革命的特色吧。以后的审查中,动不动就要造反派头头们交代组织系统,他们知道这就是“组织系统”吗?宣传部长没有当成,倒是当了囚徒。风云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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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二月逆流 @, y) e9 M6 M/ H& r" \9 l* L
. \* `* c: v5 t0 \" @从接到了司令部的调令开始,我当天晚上就当了武汉市警备司令部“八二四八”团的囚徒了。这天我们出去到炮校辩论的人一回来,就由“八二四八”团的一位干事召集开了大会。会上宣布,由武汉警备司令部接管武汉展览馆,全体工作人员要听从指挥,谁要不听从指挥后果自负。并宣布说,很快将要成立整风小组,要在馆内开展整风,用最高指示来衡量我们的一言一行。看谁是真正的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派。这个干事宣布接管展览馆后的工作分成三步走,一,每个人都要写出个人交代来,乱说也不要紧,不说也不要紧,只要求写,写完后交给他;第二步就是互相检举揭发,要用这第二步的材料来对正第一步每个人写出的材料;如果有不实不尽的,就是对毛主席不忠;第三步是开展整风,要由阶级立场最稳,觉悟最高的人进入整风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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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用了无数的精力,争取群众,不够军区来人两句话,一切就变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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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也真不是吹牛的。他们这个三步棋也真是把我们全都镇住了,半点办法也没有,甚至还应该说也真的很高明。这第一步是每个人要自己过关,还有第二步在后面,不怕你不说实话。这就是不可预测的互相揭发。在这个基础上再有个第三步的重点对待。这既给了大多数人以宽心,又给了少数有私心的人以机会,让那些心存不满的人有机会来转头报复。这是非常狠的几步棋。' H2 A! B( g5 U: }7 S v*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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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好像他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在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材料的情况下,军管的人就很匆忙地把我们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打发回到各自的学校,而只留下了我和陈经义两个人作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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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D: [* S- W在武展内部没有能发动起互相整人的运动,可能是因为一是那时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派性观点真的非常牢固,二是我们在馆内只以办展览为主,没有什么其它活动,也实在找不到结个人恩怨的机会。三是除了办展览外,在展览被砸后的有些过火行为的却也不是受到我们哪个负责人的指使,他们也无法揭发到我们那一个人的头上来。四是这种人人过关的作法引起了工作人员内心的抵触情绪。当然也不排除,我在他们心目中也实在不是坏人,而且很有一点才华。这一下摆出了要想把人整倒的架势是不得人心的。最后一点,也是最大的可能,他们这次来本来就不是要搞什么运动和整什么风,而是为了来报复的,主要对象就是参与了和当时省军区首长谈判的陈经义和我两个人。一来就装得声势汹汹只不过是要把大多数人平安地打发回校,让他们不至于闹事,好把我和陈经义孤立起来。2 a8 ?) `% I- Y9 J
, l4 [- o; X+ c) P/ h8 ~总之,在宣布军管后的第三天,来军管的人就宣布除留下陈经义和吴恒春两人交代问题,由樊玉宽负责把多余的钱,二十来辆自行车交给省委外,全部人员各回本校参加复课闹革命。展览馆里面就是我和陈经义两人加上共有三百来床棉被作伴,平时吃饭就在湖北人民出版社食堂。好在这是不要钱的,要不我都不知会如何生活下去。我们两人实际上成了真正的囚犯,每天的任务是写交代材料。刚开始是明白无误的惩罚性的报复性的措施,是要为湖北军区司令员找回失去的面子。自从展览馆的人都被打发走以后,我们是真的彻底孤立了:没有了群众,只好听凭摆布。先是要我们每人写出检讨来,写好一稿后要经过他们派来的那个干事审查,审查不通过再重新写。我也不知写了几稿,到最后直上纲到我有罪,破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分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份检讨如果属实,那真是罪该枪毙有余了。即使这样,对方还不放过。在书面检讨免强通过后就是第二步的要求,要我和陈经义两个每人把这份检讨用大字报的形式抄写五十份张贴到全市所有的大街小巷。这是报复,是赤裸裸的报复而且是不讲道理的报复。不是要弄清问题,更不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要挽回省军区司令员的面子。但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吞。但一份检讨有大约二千多字。一个晚上又能抄多少,要我们在一个晚上抄完,这不是明显的要人的命啊。但人家有言在先,这就是说过,我要你们的就是一个态度。只要态度端正,抄完抄不完就不是你们的责任。如果不赶紧抄,那就是根本没有改过的诚意。我那时也真是怕当反革命哦!只好忍气吞声了。& `0 }: g6 U; [" _/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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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检讨中,把在解放军的哨兵值勤的警戒线旁写上“向忠于毛主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上纲到了是分裂伟大的钢铁长城的高度,而且要我负主要责任。我们有人把吴潜美弄得下跪并侮辱了她,上纲成了实行法西斯暴政的高度。而我们改了展览的内容,上纲成了分裂革命群众组织的高度。湖北省军区司令等领导在我们谈判的协议书上签字变成了丑化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这条条罪状简直是罪大恶极,罪恶滔天。在强权面前,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也万念俱灰了。这时不禁想起了红楼梦中的一副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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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写,也不想活了。二千字的检讨要我晚上抄成大字报,一个晚上连一份都无法抄成,谈何五十份。更何况我根本不会写毛笔字。我打算软抗到底,不抄了,一份也不抄,要死要活听天由命。从出版社吃过晚饭出来,回到我的住处时,突然发现原来商校的小八路红卫兵几个人在那里伸头缩脑地打招呼。我一看四周无人,就赶忙走过去问有什么事。一过去才发现,小八路一伙子全部到了,由那个梳着两条短刷子小辫的王子清带队,全部集中在墙的转角处。我一过去,他们就很亲热地围过来,问七问八的。王子清对我说,她们不放心,怕我们在这里吃了亏,要来看看。学校里也同样有事了,全部都军管了,他们因为在外面,学校里面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也就没有他们的事,所以来看看我和陈经义这里有什么事要他们帮忙的。- x$ j; x( _; G# S0 _*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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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但也不够坚强。古书看多了,一个大男人也非常容易感动。这次我真的当她们的面热泪盈眶,不能自己。5 Z& m' H6 p. T% }' ]3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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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冬天老是阴沉沉的,很少有开脸的日子。不是小雨就是小雪,冷风不断地吹。我们在这个屋角里,几个穿得少一点的小同学不断地抽着鼻子,把双手插在袖筒中,聚精会神地听我介绍情况。当我说到现在面临的事就是人家要我和陈经义每人在今晚要抄五十份大字报,每份有约二千字时,王子清说,这不怕,我们来帮你们,人多好办事。我说,五十份不是小数字。王子清说,那怕什么,不是说了吗,只要表现个态度。总不能把人逼死吧,他们不会再逼的。抄多少算多少,总比不抄强。再说,我们也不要按字句抄,乱抄一气,抄得大家都看不懂才好,三句当成二句抄,他们也是不会每份都看,他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我们抄了,也跟他贴出去,要是有人看得懂我们抄的什么那才是怪事。于是,他们就连夜动手帮我和陈经义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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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Q. a" K4 e/ L m$ {" l: |现在来看王子清当时的话,真是真知灼见。其中不乏对形势和对方态度的中恳分析。她的办法在那时不仅是聪明绝顶的办法,更是唯一可行的对策了。这个王子清真是一个战略家,而不是什么旁观者清这么简单。& m* X' s" @! e4 x# W
; P: Y. i- D$ M; ?他们十几个人连夜帮了我们一个通宵的忙,抄了每人算是六七份的样子。反正是每份有大白纸约六张。但却是段不成段,句不成句,外表也是洋洋洒洒,墨迹淋漓,不过谁也看不懂是写的些什么东西,我心里还真是很含糊。到第二天清晨,商校小八路的同学们走了,临走时还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晚上我们再来给你们贴出去,说完就一个个地走了。$ L- v+ n2 L$ w! X+ C1 L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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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八二四八”的那个管我和陈经义的干事来了,检查我们一晚上抄大字报的结果。看到墨迹淋漓的一大堆,果然表现很满意也就没有再说什么,更没有检查一下。只是说你们晚上抄了大字报,白天可以睡觉,晚上再把这些大字报贴出去。但要按我们指定的地方贴,不能贴到不显眼的地方,我们要派人去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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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王子清他们真的又来了,一来就问,他们看出来了没有。我说看什么,他们根本就没有看。王子清这个小鬼就说,我就知道,他们这是专门整人的,你们这些大学生就是太老实了,他整你,你就哄他,这样才不吃亏。我说他们真的要我和陈经义晚上去贴,而且指定了地方。王子清说,要贴就贴,写都写了贴算什么。有一个同学说,我们干脆拿出去扔了,他晓得个鬼。王子清说,那不能做,万一要是他们真的有人去看不就糟了。我们这样,贴还是贴,但不全贴,要把写有题目的第一张贴出去,后面的就乱贴一气,既不按顺序也不要贴全,中间少贴一张二张的。他们就是有人看也只看题目,没有谁看内容。这样,她们就当场分工,十几个人基本上是每两人一组。每组拿一份我署名的,拿一份陈经义署名的。并说好各自贴完后就回家或者说回校都行。当天就算没有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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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 x6 _2 `+ R8 o就这样,一件逼得我了无生趣的大事,被商校小八路的几个小同学轻轻的给化解了。他们不但是化解了我的难题,也激起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我突然觉得活下去不是那样难了。这个王子清也真是胆略超人,做事有理有利有节,处处都能掌握先机和变不利为有利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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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给了我一次极大的教训。即看人不能只看表面,人不能只听好话,不能只喜欢不提意见的人,世界上只有真的关心你的人才会提意见,要不然就不会给你提意见了。世界上可怕的不是当面指出你的错误和不足的人,因为他们能当面向你指出,他们绝不会在心里偷偷地笑话你,更不会背后整你,而是想真诚地帮助你。反倒是那些表面对你顺从而从不把不同观点说出来的人,因为他们正从心眼里看你的笑话,在瞧不起你,这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黄振球的例子。从武汉展览馆出事以来,我所一直信任的人和我所一直有意疏远的人在我处于极度困难时就有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态度。我所一直宠爱的那四个小精灵,在宣布军管后不久,在人家要每个人都写检举揭发材料的时候,几乎个个都迫不及待地写了对陈经义和我的检举揭发。这当然不起什么作用,但这种态度叫人非常寒心。只要看人对于他要骑上去的马,总是先温柔的拍拍马的屁股,接着就毫不客气地骑上去,还要快马加鞭!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逢迎拍马的目的无非是要利用。中国古人早有体会:“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言甘者其心必苦!”多么精辟啊。这些商校的小八路,却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帮我,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谁也不知道运动会怎样发展,要是这就是结果,说不定这一下就要成为反革命,我自己就作好了当反革命坐牢的准备。这一次的教训,一直伴随我到了现在。我自认为我从此变得成熟了一些。但人世间这样的事也从来是不间断地重复着,同样剧情的剧本在不同的地方上演,并没有几个人能从中学到什么。' e- J2 q# @! }' M$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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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事件结束后,就开始了对我们新的惩罚。那就是要我们写下深刻的检讨铅印公开发表。从那以后,我也就再也没有见到商校小八路的朋友们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他们的丝毫消息。他们帮助了我,也教训了我,让我变得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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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2 i5 p% N' q6 M+ q' s( x" M/ n贴完大字报后,那个“八二四八”部队的干事说,我们要军区吴司令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检讨,因此我们也应该公开发表检讨。对这一点,我们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据理力争。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今日的武汉己经不是造反派的天下,如果是造反派的天下,也就不会到了要我们写检讨的程度。因此我们也没有能力在任何一家报纸上发表检讨。如果真要我们发表也可以,但要军区出具介绍信,否则办不到。看到这样,也是实际情况,对方终于让步到要我们铅印五万份,全市散发。这件事我们也很为难,因为五万份的铅印费和纸张费不是一个小数字,这在各厂己经军管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但在这一点上,军方的人高低再也不让步,说是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办法,必须办到。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和陈经义出去碰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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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是人心向背或者说是运气太好,总之,我和陈经义找了几家印刷厂,到第三家时,找到一个还在当权的人是原工人总部的人,因为观点坚定却没有具体活动,军管的人认为他可靠就让他来临时负责这个厂。一听我们的处境,就满口答应帮这个忙,分文不收。这一下子算是帮了大忙。五万份铅印检讨,每份连纸加印刷费按一毛钱计的话,需要五千元。而那个时候物价低,工资更低,我读大学五年,所有的花费也就是九百元,而一个老工人,如我的大哥,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到一九六六年,也有工龄十七年了,还是一位从事较高难度工作的高级技工,每月工资也只有六十元上下。五千元要他不吃不喝也得七年才能拿到。就凭几句话就解决了对我们当时来说是躲也躲不过的问题。一个星期左右,印好了约二万份,看到军队的人不再紧逼,我们为了少花人家的钱,也就要求不要再印下去了,只印了二万份就算交差。在这以后,那个“八二四八”的干事再也不到展览馆找我们而是有事要我们到部队的司令部去。这次的要求是,他们要我和陈经义把印好的铅印检讨送去二千份后,其余的要我们 亲自送到各有关组织,要由每个组织打收条到“八二四八”部队来交账。从商校那个王子清那里我也学到了一点窍门,听说是这样的要求,我们马上答应,于是就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专门向一些钢派的组织去送,送一千份要人家打五千份的收条。很快,我们拿到了四万多份的收条了。这天到部队去交差的时候,人家也不是白痴,很快看到了这一花巧。但事情己经无法挽回,因为他并没有指定送那些地方和单位。检讨却己经送完了四万多份,只有不到一万份了。那个干事就要我们把剩下的全部送往新派组织,这才算是要我们又为了一点难。好在是这时的新派也和我们的钢派一样,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对我们也没有什么过份要求,很爽快的接受了我们送去的检讨并打了收条。这件事实际上“八二四八”部队的那位干事是越来越不在意而且放松了。% S: U. R0 b2 u% ^
7 k8 k- C+ e3 J& d! z2 }) x这件事办完后,我和陈经义也就快成为无所事事无人过问的闲人了。这时已到了六七年的三月底,春天来了。& X9 G6 p) H. i- J! y1 q
6 d$ T. H# y j) K9 w"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政治气候来说,也真是我们这些受到煎熬的人才真的非常敏感。1 H! m3 L7 H$ c) M
, Y4 P- l9 x% l; M7 _刚开始军管的二月底和三月初,那真是乌云压城城欲摧。来势汹猛,不可抗拒。到了三月底,对我们的管理就一步一步地放松了。这意味着什么,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但稳约的知道是政治气候快要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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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七年的二月中旬到四月中旬,两个月,我所过的日子真是充满了泪和心酸。睡,我和陈经义是睡在堆放原办展览的工作人员用的被子的仓库里,那里暖和是不用说,但因为没有地方洗澡,而且几百床被子堆在一起,臭虫繁殖起来真就是成了堆,那时我穿的衣服还都是旧的衣服,也没有毛线衣穿。我最好的宝贝是一件卫生裤,在那卫生裤子的夹缝里,臭虫就像电影中三大战役中的支前民工一样,排成了连绵不断的长队,滚成了圪瘩。每天晚上要花大量的时间来捉这些东西。那简直不叫找和捉,直接地说是多少消灭一点好少损失一点血。可以成把的往外抓。抓累了就睡,睡醒了再到各处去晃悠。心中只有一点期盼,就是看形势还有没有一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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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武汉市,每一个群众组织都处于冬眠状态。每一个组织的司令部都有军队的人驻守。要求成立整风小组,理由是各大组织的头头们有不正之风。这一场的整顿,几乎是不分钢派和新派,一视同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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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y7 Y6 t( I# s" M% l/ v! |. W武汉钢二司的整风小组是由华师中文系的几个同学组成,他们也可能是认为这场运动就这样到了尾声了,这次就是盖棺定论的结局,因此整起人来毫不手软。司令部的头头们这几个月的日子也不比我和陈经义好过。他们也要写请罪书,要上街向全市人民请罪。司令部里面冷冷清清,几个主要的头们成群结队地拿着大扫把,提着石灰水桶。上街刷大标语。' [8 ]+ M5 N! M2 y) [. ~$ e
$ l: }2 @; a( M9 ]; ?! y3 W7 D6 A这件事到后来才知道就是被称之为的“二月逆流”。那是几个老帅在怀仁堂与江青等文革小组的人翻了脸,这就是大闹怀仁堂。事情是发生在六七年的二月,但流风所及,影响全国达三个月之久。最后还是毛主席出来调和,因为毛主席文化革命的目的还没有宣布完成,不能就此让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太下不来台,也不能就此要毛泽东向老帅们让步。终于还是毛泽东胜利了,文化革命又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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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一声咳嗽,就让全国地方上发了一百天的高烧。9 G; C n* |5 Q7 C& \; 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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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四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真的是春天来了。“两报一刊”在沉默了二个月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这篇社论宣布了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再生,也宣布了在军队管制下的强制整风的破产。这篇社论是发表于四月二十日,当月底,各个被整得奄奄一息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几天内又重新活跃起来。但各个工人组织却因受到这一次的打击后,却很难一时之间恢复。为了不至于太孤单,也为了运动能正常进行下去,特别是恢复了的武汉钢二司意识到新一轮的钢新斗争还是不可避免。于是就派出人去为各个工人组织办理恢复工作,这在当时叫做“树旗”。9 k( [/ ~8 y$ X$ T$ {7 B8 G
$ U8 M# T" a, |这次树旗,各个组织的旗帜好多要重新制定。而工人总部和“九一,三”兵团的旗帜则由武汉钢二司统一制定。工人总部打出的旗帜是《武汉钢工总》,而“九,一三”兵团打出的旗号则是《武汉钢九、一三》至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就是《武汉钢二司》这样一来,武汉三钢的旗号就正式在江城亮相了,而《武汉钢二司》也就成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正式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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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风,司令部的人员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二月逆流前是受调的武汉钢二司的宣传部长。这时,杨道远也还是要我接任这一职务。通过这一次的在武汉展览馆的经历,我多少知道了一些上层斗争的内幕,也知道了好多事不是像表面上那样的单纯,每个人的路要由自己去走,把希望寄托在政策的公平和合理上是不会成为现实的。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也就只有斗争下去才有前途,不容我再三心二意。再说,回到武汉大学又能怎么样,全国正在大搞文化革命,武汉大学也不例外,我在武汉大学也没有任何基础。经过这近一年的在外面工作,武汉大学的造反派们己经很少人知道还有个化学系三年级的吴恒春还在司令部工作,知道的也就只有原来的那几个所谓的老造反派。而这时的武汉大学己经是大大的不同于我刚离开的时候了。当年惶惶然不可终日的“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己经是武汉大学全校闻名的战斗队之一,黎进军也是全校的老造反派的代表人物。她和樊雪梅所组建的这个当初想给我送袖章的战斗队是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的主力战斗队之一。而我所在的六八五三班的“八三一红旗战斗队”则是由刘汉坤和彭国盛在负责任,他们也一定不希望回来一个在外面声名很大却没有在班上活动过的人来掌权,我也就很安心的留在了司令部。在司令部里,没有本人所在的学校的实力作后盾而靠自己在司令部的工作基础而任常委的可能就只我一个人。刚进大学时的穷困生活,与人少来往的性格,使我具备了一种被人称之为“孤芳自赏”的孤独,而在司令部,则又因在本人学校的孤独而形成了在司令部的独立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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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武汉钢二司宣传部- F( l4 X# e, ]0 ~7 X' 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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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四月底,我回到离别近半年的武汉钢二司司令部,这次回来是任宣传部长的。宣传部己经是人去楼空,原来我在的时候那几个人也没有看见,华农的那个黄陂老乡,叫董爱武的也不在了,红旗中学那个王翠平也不再来。所有的工作人员要我重新物色。这也好,我可以随心所欲。首先我把王军调来当了第一副部长,到华师去找来了汪洋仍然当革命造反报的主编,把在武汉展览馆工作过的吴正邦调来管文艺。这次回武汉钢二司后当然也免不了要回学校去看一下的,总之,武汉大学总部还是承认我这个在外面工作的司令部的部长,接待也还过得去,反正是一回去也当然是任意的可以看总部的一些工作情况。当我看到武汉大学总部的资料室时,对管理武汉大学总部资料的这个人赞叹不己。这是由一个女同学管理的,那个同学叫做王典芬,是六六届的同学,她把凡是收集到的传单,小报,杂志,各种不同类别的资料都分门别类井井有条地整理得非常整齐,按不同的时期和内容有条不紊地摆放在文件格中。所有的文化革命的资料占了满满一个教室。这可能是我在文化革命中见到的管得最好的资料室了。我立即认定要这个人管理宣传部的资料室。但她到司令部不久,因为是快要毕业的人,她也不习惯在全部是生人的环境中工作,所以没有几天就回到了学校而不愿在司令部坚持。: W, u# U9 ]- _.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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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司令部向各个总部发通知,要分别向司令部派人充实各部的力量。这样,宣传部也很快调来了几个副部长。一个是武汉艺术学院的卢恒,是一个声乐系的学生,年纪大约和我差不多,皮肤很白,方脸盘,五官端正,身材有一米七五的样子,可以说是个非常漂亮的美男子。唱歌时喉音很重,总之我觉得很好听。第二个就是武汉医学院的司马祖才,这是个瘦瘦的男生,脸型也是瘦削的,载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性格很温和。第三个是一个中学生,叫做韩振民,是武汉一中的学生。这是司令部为了增加与武汉中学生的联系而采取的措施,要让中学生在司令部里面有足够的代表。再加上王军,宣传部就有了四个副部长了。在开头的时候,我按自己的理解和宣传部的工作需要,进行了分工。我自己管全面工作,主要精力在对外上。而全面管内部日常工作,管机关性内部事务就由王军处理;卢恒是专学声乐的,算是专业人才,由他管文艺宣传,组建司令部文艺宣传队;司马祖才抓大学各总部的宣传工作的互相配合和联系;韩振民则管与各中学的宣传工作的配合和联系。吴正邦专门管好司令部第一文艺宣传队;汪洋当报纸主编。这个时候还没有在市区设广播站,所以没有分人管广播。这样基本上是人人有事管也事事有人管。但事后才知道,这是一厢情愿。想当初连宣传部长副部长如温平,崔更生,郑进坤等人都能不把事当事,随心所欲。这次我想非常正规化只能是痴心妄想。事实也是这样,好抓的事,人人想抓,不好抓的事,分工了也是白搭。那个卢恒自从分工后就不知去向,要想找几个真能办事的人,真的很难。这个时候我想找商校小八路的人来,但几次到商校去总是找不见人,问人也是自从武展事件后,他们有的同学好像是看破红尘了,不少同学再也不去积极的搞什么活动。我也回年级去找过我同班的同学,比如我就分头把刘汉坤,谢经岳调来过,刚开头听说是到司令部工作,也都愿意来,但来了以后发现很散,没有多少事做,过不几天就不辞而别了。我到三十三中去想找吴淮美来组织司令部的宣传队,但她却再也不愿意出来,可能是因为武汉展览馆的事使她与姐姐的关系不能改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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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完成了宣传部的组建,除报纸得以正常出版,组建了一个直属宣传部的第一宣传队外,再也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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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四月份的二报一刊社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发表之后,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但老帅们在知道了自己的实力可以与中央文革小组一争短长后,再也不可能那样任人宰割了。从逻辑上,军方也必定会有所行动。这个行动很快就有所反应了,这就是武汉市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很大很有实力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叫做“百万雄师”。而各个居民委员会也是组织起来了,这个组织也是一个无孔不入的怪胎,叫做 “红城公社”。至于在学生中,就除了原有的几个之外,倒还没有出现新的,能够取代“大专院校红卫兵”的组织。这新出现的组织,从一出现的第一天起,就表现了极大的物资实力和军事化的组织能力。出动必是汽车,每人头戴柳条帽,手持红缨枪。任何时候一有行动,必是集体动作。他们平时没有明显标志,只有在行动时才带上袖章和戴上柳条帽,行动结束后,谁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百万雄师”的红缨枪是特制的,那是用4``的镀锌管焊上枪头而成,统一规格和尺寸。他们一出现,就开始采取直接行动,占领地盘,清理大字报专栏,以实力示威。在开头一段时间,即使没有真正的武斗,但这种气势也很叫人心中怕怕,气氛整个的变了。3 S. l2 }+ d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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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万雄师出现,一直到文化革命结束,我就没有记得有和他们开展辩论或者说看到过他们有过任何一张大字报的事。除了一系列化的武斗事件,死人事件,没有半点他们是用“文化”的手段来搞这场运动的记忆。这个组织的特点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a! L: s* z) h! \6 w5 q$ I
! Q2 C# f! Y( I6 f1 l1 B3 E) i当时,我们如果不是对毛主席的崇拜和迷信以及政治上的无知,我们一定会知道,到那时开始,我们的对手己经不是群众而是军区了。从百万雄师的行为方法我们也该早就心中有数而不至枉送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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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 w) R O$ U6 i' r从一九六七年的五月份起,运动进入了一个日益困难的时期。没有任何人去多想这是为什么。我们当时顶多也只想到过这是当时的“工人联合会”又死灰复燃了。但是为什么会死灰复燃呢?是中央的决心和意图不够明显么?是毛主席的表态不够充分么?是文化革命的方向还有疑问么?我们也没有去想一想,成立这样大的群众组织,既没有发现过他们有所串联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们开过什么会议统一思想。在几乎各家各户都有造反派成员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个组织的出现会那么突然和组织严密?他们的司令部在那里?1 q7 T; }8 a% D, I
% }0 ~+ `9 X W& T3 [而且这个组织的行动胆量大,能拿着武器真向人身上扎。三个月前的武汉展览馆事件就是一次最大的不同观点的面对面的接触,事情涉及到各自的最根本的利益,出动的有涉及全市约六七个组织共近二千人。但那次的接触在人体方面,也就只人互相间推推拉拉而己。这就应该是文化革命的本来面目,是文化革命的应有方式,我们毕竟不是要重新开头来一次武装夺权。但百万雄师出现后,这一切都变过来了。形式一天天变得紧张起来,武斗方式也一天天变得有血腥味。这场运动己经被当成了“十年浩劫”而进入了史册,没有人再去追当年的所谓真相,要追也会变成了是那些老帅们为了挽救民族的一场大灾难而进行的有效的抗争,那是‘功’在千秋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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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Q. q2 W& m. u: i真是成则王侯败则寇。1 ]. Q5 k3 A8 E+ L4 P
/ j& J" i a! g. `* D+ [8 y我没有多少证据,但可以说,“二报一刊”的四月社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和百万雄师的成立,是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在中央表面上被毛泽东平息了后,中央内部的二派力量的斗争漫延到地方的正常的继续。是军方对毛泽东处事不满意的直接对抗。吃苦的却是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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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s4 m8 G4 V) {- l9 y! y总之,运动从六七年的五月份起,就开始变得不可捉摸。首先是汉口的江岸区和桥口区失控了,莫明其妙地就变得难于活动,各中学的造反派们只知道再也不敢公开的写大字报和进行集会;写好贴出的大字报会有人撕毁;贴大字报的人会糊里糊涂地被人打一顿。接着而来的是由江岸区和桥口区这汉口一南一北的二个区逐渐向中间挤,慢慢地江汉区也不安宁。就好像在江城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幽灵,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吃着这个城市。- v" f9 Z/ _& W"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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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当时的造反派也真是非常的敏感的,发现情况不对马上就采取了灵活的应变措施,各大学都在市内一些闹市区设立了广播站,加大了向广大居民宣传的力度,而这些广播站又挂着的是司令部宣传部的牌子。再就是加大力度向军区施加压力,要求放回在二月逆流中被非法抓走关押在牢中的几个工人组织的头头。加紧为各工人组织树旗。如果不是有了这几步有力的措施,可以想见,后果可能比现在还要惨。
5 b! H; h4 q+ M) a% J4 l* C
. F/ }: u: L$ I3 M+ T; s" B' P M从1967年2月开始到当年的4月上旬,军队对于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还算是温柔客气的。对于工人造反派组织就不那么客气了,他们都纷纷被抓了,罪名是什么都有,反正是先放到牢里再说。到1967年的4月份后,各学生组织都恢复了,但工人组织却还没有能够恢复,这也是百万雄师活动最活跃的时候。如果当时工人组织能及时开展活动,也许形势不会恶化到这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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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 {2 J3 \# ]' G5 G. F但事实是我们还是不够敏感也不够成熟。要是成熟,那为什么当时被军方抓走的工人组织的造反派头头迟迟不放出来?为什么要我们发动强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来抗争还不能达到目的?我们的对立面是谁?军队这是听谁的命令?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去多想。如果这是毛主席的指示,那我们还有什么好闹的?要不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是谁的意思?5 @0 F3 o7 Q1 p+ Q0 u
k7 W! v% D4 a' x- A) l情况变了,我们的工作方法也要随之而变。六月初,武汉钢二司司令部召开常委会,内容是关于在当时情况下,如何组织好全市的力量的事。在会上,杨道远说,现在百万雄师的力量一天天强大,我们有很多区的己经无法正常活动了,为了不至失去群众,司令部决定采取分片包干的方式开展工作。司令部各常委各分一个区,这个区里关于二司的一切行动由这个包干的常委全权负责。与司令部的联系也只由这个包干常委进行,这样就不会因联系渠道太多而无法保持有效的联系。) L& w7 M: O+ |
5 I6 v+ _- R% d& I a- ?在这次会议上,我分工的区是江岸区。这个区因为有一九二七年发生的“二,七大罢工”而闻名于世,在文化革命期间被称为二,七区。为了工作的方便,我临离开武汉测绘学院到二七区前,与杨道远作了约定,我在二七区用笔名“白云”,不再用原来的名字了。从这件事看出当时,我们也感到了情况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了。想当初,我初进展览馆时,对胡卫平的神神秘秘感到好笑,想不到现在我用起了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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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_. o4 d$ k# {% w5 O, }二十,急流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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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七二0事件后的武汉钢二司在全国的声望如日中天,在武汉市内呈现一派扬眉吐气景象。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区的几位主要负责人都一起下台,打倒“陈、钟、牛、蔡、巴”的口号声响彻武汉三镇。陈,是指的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钟,是指的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牛,是指的牛怀龙,蔡是指的蔡炳臣;巴是指的巴方庭。后面三位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而在大街小巷唱起了“天亮了,解放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的歌谣。甚至在很多墙壁上也写上了这样的大标语。当时就有老人说,说什么不好,偏要说公鸡下蛋,那是不吉之兆。我即使听到了也不以为意。0 {5 ?4 O0 j5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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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武汉经过一场生死的洗礼,反而最先得到了解放。而全国其它很多的造反派组织还是如同我们在五月份时的那个样子。虽然没有面临着如同“百万雄师”那样凶残的有军事背景的组织的打击,却也是度日艰难。中央文革小组想要借武汉七大组织这股东风,因此提出了要武汉七大组织去支左的要求。司令部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件差事不是那么好接的,只觉得革命战友在受难,我们去支持他们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因此派出了不少支左队伍。不过事后看来,都不大理想。7 Y6 S8 l9 J5 \4 h1 g8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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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没有支左的任务。但形势大好之后,宣传任务空前的繁重起来。报纸,广播,杂志,宣传队,资料,以及编新的文艺作品,都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些有眼光的造反派头头也开始计较地位,名声和权势。有的也懂得了要造知名度了,形势变得日益不可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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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 J4 ]- i) V* M+ ?9 V1 j8 y, j5 N' l首先是武汉钢二司出了一颗新星,这就是新进的副司令丁家显。在年初的二月,为了二、八声明的事引起了全市的大辩论,不仅其起草者雷志茂一时间成为武汉三镇的名人,而且其所在的水利电力学院也在武汉三镇人民心目中有了不同的映像。在此后的最困难的岁月中,也就是一九六七年的四月到七月这一段时间里,因水利电力学院的武汉钢二司总部基本上掌握了全校的大权,因此在调动车辆,接待吃饭,提供住宿和办公条件等一系列当时进行大规模群众运动所必需的各种方便上,有了别的学校不可比拟的优势。而且水院的同学也建立了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内部相当团结,因此在对外进行的一切活动上表示了极强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丁家显个人有一定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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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2 I3 E0 D5 y4 W丁家显,河南省人氏,男,约是一九四三年生,身高大约是一米七0左右。方脸。重要的是他是个很不错的演说家,说话很有煽动力,声音洪亮,口若悬河。在强大的基础力量的支持下,显示了他说话有力算数,敢作敢为的领导者的形象。难得的是,他善于造势,每一出动,风风火火,前呼后拥。很有几分领导人的威势。这是与杨道远,方宝林,柳荫发这一批司令副司令所绝然不同的。因此特别受到一班中学生的拥护,有些甚至对这位副司令表示了一定的崇拜。这位副司令的基础力量在本校,在中学,在社会上。但在各大学中,在司令部机关则很不够,甚至可以说受到了强大的抵制。而且他本人也只看到了自己强大的一面,只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却没有看到自己的不足,用我当时的看法就是太过轻狂。他挟甚嚣尘上之势,向司令部派出了大批的人手,分配在各部,而这些调人手续都没有经过组织部的同意,只是指派性的。七月底,丁家显向宣传部派来了一位副部长,指定由他来管《革命造反报》。这个副部长叫做李鸿杰,瘦削脸,脸色红红的,中等身材,人也还开朗。如果不是因为他是代表丁家显来夺权的,这个人也算是个不错的人。但他既是丁家显用以控制司令部的工具,那我当然就不买这笔账了。他奉丁司令之令要来接管《革命造反报》,而我是宣传部部长,在分工中,我说,报纸是宣传部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武汉钢二司对外的最有力的喉舌,由我直接管。他也就无法再和我争,我却分配这位李鸿杰副部长同学去管资料室。0 @5 ]5 u* i' Y0 U
- h z- b8 q0 c2 g8 v在这之后不久,水院总部送来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我不记得了,但内容是写的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文章是写得不错,用当时的观点看,也是很有水平的综观全局之作,而且是篇署名文章,署名的是丁家显。对此我是很反感的。一个群众组织,不能太过权立个人的权威,而且还不是第一号人物。当然,为了适应当时的派性斗争,为了能在武汉市人民中造所一定的知名度,是有必要让本组织的一些负责人在全市人民面前亮相。但这个亮相应是有计划的而不能是强者为王。为此,我对这篇文章没作修改,就把名字改了一下,改成了杨道远,然后照发。这件事不知是丁家显觉得理亏还是没有注意到,反正是没有什么反响。而这位李鸿杰不久也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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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8 |: }9 W, G5 W七二,0事件后不久,好久不见的那位来自于湖北艺术学院的副部长卢恒同学回来了。他回来也没有说个什么,也没有解释这么些时的去向,一来就去当他的宣传部副部长。这也是武汉钢二司声望强了,文化革命的危险过去了,好像是大局已定,他也想要来抓一点实权好享受一下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了。但我却不能就此罢休。经过了解,有在上海看到过他的同学说,他是与他的表妹一起到外面串联去了,实际上也没有串联,而是在谈情说爱。这在当时,不说是大逆不道,至少也是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不是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应有的表现。而且在武汉最危险的时候不在汉,无组织无纪律。这次回来也没有任何解释。我把他找来,当面宣布开除出宣传部。4 a" i& `5 e* Z7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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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组织原则来说,我这做的两件事都是越权的行为,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部长能撤副部长的职,这是同办公室任命与它同级的部长一样荒唐的事。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只能如此。这也说明所谓造反派组织也不是每件事都那么有头有尾,那么经过深思熟虑和很认真的情况下才作的。在七二、0之后,各部之间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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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Q1 v1 ^" i3 L各部在这里各自为政,而司令部那些有较高地位而且与司令副司令过往密切的人,正在忙于参与省里各组织之间分“胜利成果”的谈判。这就是大联合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名额分配的争论。: v6 k* Y- 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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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名额分配的争论,说白了就是争官。但大家口头上当然是革命的口号喊得响。什么原则,革命的代表性,什么群众基础。但骨子里,却是为了那几个人。一旦在几个少数人的要求没有达到最基本的满足时,就调动群众组织的群众,并在发动时想好很多革命的理由和口号。二司的谈判结果,除了满足了司令部几个司令副司令之外,各部部长几乎没有一人参与省市三结合。当时谈的基本结果是,杨道远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方宝林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丁家显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柳英发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而在各大学和中学的代表中,司令部几个参与谈判的人也还记得要争取到一定的名额,充任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不过因事后的一系列变化而几乎都没有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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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不能说对我没有刺激。这使我看到了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像当时的武汉大学一样,应该说还不如武汉大学的老一套的管理。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尽管要整我,也还总要找一个像样的理由,不会太过明目张胆。而且总的来说,还是承认工作能力和贡献的。所以我能从班长而到校学生会,只要能认真的干下去,总还能给一个过得去的安排。但这里造反派呢,实在还不如老的官僚的一套。应该说我当时也知道,作为一个未毕业的学生,要想从一次文化革命就此进入政界的领导班子,就能成为正式的干部,看来是不太可能,争来争去也不过是一场空。但对于司令部这些人的办事方法,倒是实在叫人寒心。3 c' m$ H; D0 `$ q9 T1 c2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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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萌生去志。: X8 |. [( `' R* ]* [8 W) f/ {3 b
: R; G& i- m2 B$ E2 y+ U* X& o$ z八月初的一个早晨,我还在二楼办公室里没有下来,听到楼下在争吵而且越来声音越大。我赶忙下楼去,原来是政治部部长樊兴成在大发脾气,“我堂堂政治部部长不能用车,反倒是你们一伙小工作人员要用专车。我们找一下杨司令,看有没有这个道理”。这是因为樊兴成要出门去,刚好看到宣传部几个人正开车到印刷厂取报纸。这辆车还是省政府派来的那辆白色老式英吉普。在经济上,司令部是个空架子,司令部的头儿们要用车,一般是各靠各的学校出车,而不是由司令部供车。几个司令副司令则往往是由水利电力学院供车。这方面,无形中造成了谁在学校里有面子,能得到学校的支持,谁在司令部就有面子,活动也就方便很多。司令部专用车只有一辆是省委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同意由省政府车队派来办报纸的,几经波折,这辆车还在用着,而且宣传部的业务是越来越多,又是报纸,又是杂志。而且这辆车也太不景气,不太好看,从来是没有人与宣传部工作人员争的。今天这一争,我只觉得心往下一沉。第一层的头头在外面争省市委的革命委员会名额。司令部内部的部长们来争地位待遇,抖威风摆架子。而这些争的最凶的人却并不是在困难的时候作过工作的人,不谈什么革命,就算是封建主义的论功行赏吧,也轮不到他樊兴成。这个时候政治部和参谋部分开了成为两个部。按照当时突出政治的思想认识,当然是政治部比宣传部要重要得多。我只好叫我们的工作人员让一步,拉报纸下午再去。车子是开走了,但我们的工作人员却十分不服气,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这给我更大的压力。有人说,他樊兴成算老几,七二,0时不知躲在那个乌龟洞里吓得不敢出来,现在倒来抖威风。也有人说,他有本事回他的华师去开好车来呀,有本事何必与我们争这辆破车。这些话其实也是从等级观念出发的。对于冒着当反革命的危险搞文化革命,总算熬到了不会再当反革命的时候,但我们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革命的气质和风度,也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结合这一段时间,经常见到我们各个总部的英雄们,那真是一副山大王的气慨,有几个腰扎宽皮带的钢校学生,说话如同打雷,而且很冲。遇事不是讲道理而是一开口就要踏平这里踏平那里。我只知道我们被百万雄师踏平过好多地方。2 B2 o4 }6 n' e" p+ `1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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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就向杨运年说过我的想法。看来这造反派实在是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能在困难中各自为战,却不能在和平中受管制,不能接受制度的约束。可以造反而不能建设,没有组织观念,也没有真的公平和无私的基本素质。现在不去将来一定会蒙受其害。在造反派困难的时候我没有离开过一步,现在是大家都在为了地位而争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留恋的,而且这时走了我也问心无愧。于是我就对从武汉展览馆就和我一起的王军讲我的想法,要他接过宣传部的工作,我要挂印逃跑了。在原则上王军是被我说服了,但多少还有点怕别人不服,我对他说实际上宣传部的内务管理和报纸早就是他的管辖之下,现在我一走,当然是以他为主了。一九六七年十月,我国当时的国际友人,阿尔巴尼亚的谢胡同志来华访问,行程中有在武汉停留一站。为了迎接谢胡,晚了几天,等到完成了接待任务,我也没对其它人说,就此离开了武汉钢二司的司令部,搞了一次真正的挂印逃跑了。 ]0 ]1 k9 j9 [) {: q. x4 w* A
3 O" f6 r* C- ?1 \- }( w世界上很多事好像都是人为的,不与自然界的什么规律相干。但古往今来,很多事其实又真是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位高必危,乐极生悲。在毛泽东主席无可比拟的威望支持下,出现的这场文化革命,竟以千百万乌合之众,用所谓“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名义,置从上到下的行政机构于不顾,置全国数百万军队的力量而不顾,竟然能成就一番事业,真正做到了“彻底砸烂各级党政机构”。但这样的新的政权能稳定么?它的基础在那里?谁是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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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 h, O, {" m) Z在文化革命前后,我非常认真的学习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反复的做了笔记,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和理解。特别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真的是心领神会了。任何一个规章制度,政策法令,大到一场革命。要想知道谁会支持,谁会反对,首要的是要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而如何弄清这个问题呢,那就是看对谁有利和对谁有害。如果不能使自己的制度和变革对预料中的大多数人有利,那就肯定不会成功,不会得到足够的力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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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 V! V. J/ R/ ^! \, A# M文化革命,最有力的参与者就是我这种因各种原因被逼上梁山义无反顾的人。文化革命不成功,我就面临着当反革命的危险。但毛泽东思想上的这种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但这一切完全是纯理论上的东西。可以说,这一场革命是一场没有明确受益者却有大批既得利益受到侵害的人的一场革命。或者说是只有毛泽东的理想受益,毛泽东个人是受益者。因此,这场革命的结果是不可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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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场伟大的运动要想能取得政权,杀人夺地,占领土地是重要的,但锻炼一支能掌权的干部队伍也许更重要。当时我对杨运年就明确说过,造反派是天生的流氓无产者,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制度和规章。造反派能打烂现有的一切,但却无能建设新的制度。一旦要立规矩,我们当时的战友们将是最大的反对者。' Q" ^& y; d" g
9 s/ c: E8 c0 D ~! q! |在二年中,我由独立一人办起一张报开始,到以一个学生身份当总编,办大型展览,到支撑一个工作有条不紊的宣传部,这个部是司令部各个部中日常工作最多,机构最健全的部。在“白色恐怖”中,我一人转战在最前线,很多武斗现场都出现过我的身影。但到所谓的三结合时,一切都变了,变得唯实力为上。自己内部的战友们尚且如此,还能寄希望于谁?5 |& k# C$ X! A( J$ M/ H
5 m/ s* L- j# p$ a3 z* j当然,造成连我这样忠诚的老造反派都责有烦言的局面,这也同当政者有意地制造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一策略的运用有关。三新中的“新华工”“新湖大”明明是一所大学,其在运动中的作用也就仅止于一个大学的力量。而“新华农” 则只有半所大学,因此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的名额分配上是无论如何不能与拥有近二十所大学,上百所中学的武汉钢二司比的。这里不存在大小组织一律平等的事,当时的武汉军区领导人不至于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但他们是故意要造成这种后果的,就是要这些所谓的造反派们去狗咬狗去。这也就是“二桃杀三士”策略的现代应用吧。再看一下樊兴成那种思想觉悟的表现,而且这还是华师政治系的学生,不知死活还来争内部权威,争待遇。既没有当年八路军红军那种官兵一致的气量,也没有真正的革命者那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平易近人的风度,更没有居安思危的思想水平。这是我的同事而且是地位比我要高得多的政治部部长先生。; `$ F. _/ |; e; H# z; N! g
6 |3 w" v& z! q& w+ A+ W这一切思想,不是现在才有的,如果到现在把事后的思想拿来眩耀,说明自己当时是多么明智,那是不真实的。好在当时我有及时的表达。这就是七二0前就离开发司令部的王祖庚,和后来担任参谋部部长的杨运年,以及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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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退后为了表示我勇退的决心,回到学校也没有到武汉大学去和校内的造反派们联系,而是一退到底。先是回到了我的中学母校“黄陂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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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没有想到,一个农村中学,远在山角落中,也是派性闹得如火如荼。两派之间势如水火。而我一去就被老师们指出了这是武汉钢二司的宣传部长。学校领导,当地长岭区的人武部领导,简真视若至宝。希望我能摆平这闹得不可开交的学生中两派。但是说实话,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是束手无策。因为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们争来争去的是争的些什么?这些还是十六,七岁的学生,更加不可能一步登天,不可能进入到县区的革命委员会里面去当官。也无名可出,实际上他们争的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事,到文化革命的这个时候,也没有路线好争的了。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把小儿办家家酒的儿戏弄成了国家大事。也许这也就是文化革命的真谛吧。实在没法,我用上了“武汉钢二司”常委,宣传部长的架势,摆开了造反派祖师爷的嘴脸,连批带劝,再说了一通在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原则性的话,取得表面上的平安后就赶快告辞了。后果如何,我也没有再去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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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的十一月上旬,我到了西安,专门去看我的二哥。这是让我能够进入大学而且没有任何条件和要求的哥哥。这也是自从文化革命开始来,我第一次不“关心国家大事”做了与运动完全无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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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 k( M) Z! v% d+ e$ w' P对于我的到来,二哥真的很高兴。忙着为我介绍他的同事,引见他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工长是二哥的好朋友,年纪要比二哥大几岁,他给我介绍得最为仔细。直到最后我才有点警觉,原来是这个工长有两个女儿,都到了要出嫁的年纪,而大的一个在西北工业大学读书,小的一个在粮店工作。据说这个小女儿长得非凡的漂亮,问我有没有意思见个面。当时我对这一点准备都没有,甚至可以说根本还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因此一时间没有回答。二哥也认为大概是我读了武汉大学眼界高了,不想要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人,因此很快就打消了这个想法。这件事看来阴错阳差之间是对了。要是当时攀上了这样一个妻子,在后来的急风骤雨中,是不可能平安与我相守到现在的。7 O5 ^# n* E& K. f
, \; D0 O7 s/ F这一段日子在西安,我是专门为了躲避运动的,因此很认真的去玩。大雁塔,小雁塔,新庆公园,碑林,钟楼鼓楼,都一一游历了一次。在文化革命中,这些地方游人廖若晨星,但我还是玩得很尽兴。也专门去看了一下西北工业大学校园,因为那里曾经是我梦中想要进入的大学啊。( H2 w) j% L- [. t
# p3 Q* [6 I" \# ~这西安的几天中,玩得很开心,但是在生活上却让我经历了一次亲情和人情的对抗。在我的思想中,亲兄弟是不应有什么分别的,理所应当的是同甘共苦。我感谢我的二哥,从心里感恩载德。在我遇到能不能上学的最大困难时,是他,毫无犹豫地给予了我无私的支持,在他给我寄来第一笔汇款时,除了在汇款单上附了几句简单的话,嘱我收到后给他回信外,并没有以此为条件,提出这个,提出那个。所以,在我心目中,二哥是无偿无条件地在尽做哥哥的责任。也正因如此,他在我心目中有特殊的位置。由于亲兄弟,我也会尽我做弟弟的责任。有哥哥对弟弟如此,我的将来,也一定是与他同甘共苦的。所以,我不希望我成为他的客人,而是弟弟。到了西安后,我心目中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但我每天早晨的早餐是豆浆和油条,有时在豆浆里还要打荷包蛋。而侄儿和侄女则瞪着大大的,羡慕的眼睛看着我的碗里。这也是人情之常,我由外地刚来,又是亲弟弟,招待一下也不为过份。我也像一般的做客一样,拿起自己碗中的东西和小侄儿女们分享。但在哥嫂的严厉制止下,他们都不敢接受我的好意。这一下在我的映像中,亲情没有了,剩下的就是虚伪。原来只有他们才是能同甘共苦的一家人,而我不过是外人罢了。想到这里,我好伤心,原来我真的是一个孤人,母亲才是我唯一的亲人,她不会给我讲客气,她无条件的要求我同甘共苦,她不管你是大学生还是太学生。有吃就吃,没有吃你得和她一样饿。哥哥们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子女,他们是一家人,我是客人。想到这里,又一次感到万念俱灰,实在不能在这里再住下去了。终于有一天早上,我不声不响的就到了火车站,准备自己回学校去。当时也没有想到,得罪了自己唯一能支持自己上大学的哥哥会有什么结果。不过,正在我排队买票时,还没有排到自己面前,二哥匆忙找来了,硬把我拉回了他的家,从此我再也没有认真高兴的玩过了,免强再过了二天,也就回到了久别的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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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0 b g; g( Z/ o: o! ]从此之后,我与这个心目中极为钦佩的二哥无形中产生了第一条鸿沟,那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隔陔。人之间相处,至少分为能通有无、能共苦、能同甘、能共患难、能共生死;这五个层次表示人的相处级别。我认为我的二哥是与我能达到第五级的最亲的亲人。但事实是我反而没有与侄儿女们共苦的资格。8 x: m% ]; F" }% [+ h8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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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参加基层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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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校后,由于一颗年轻而敏感的心,经历了太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次是下决心不参加这些无聊的活动了,但又不敢落下一个不关心国家大事的罪名。只能对班上同学说,我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不参加任何活动。我想,凭我在二司司令部当宣传部长那么长时间,大约也不可能有人再找我的麻烦,不会再当反革命怕是有把握的了,因为武汉钢二司毕竟是中央表了态的革命群众组织。事实上也真是很少有人来打搅我,享受了自从文革以来少有的轻闲。不过,十二月初,全国听从中央号召,要成立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原有的各年级级委会要改成各年级革命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是从下而上成立。在六八五三班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时要我参加,我一再推辞,也就被我推脱掉了,总算没有被拉下水。这在当时也可能是还有另外的心理原因,班上同学大约认为这个职务太小了不能让我屈就的意思。但到成立年级革命领导小组时,就不断有人来做工作。理由是,我可以不当小班的职务,年级的职务是无论如何要挂一个名的。因为我最有代表性,我要是不参加年级革命小组,那我们年级的革命领导小组就无法成立了。我说了我的打算,不想再参与太深。后来他们答应只要我在里面挂个名,我也就答应了。这样我就成了化学系三年级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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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造反派就此盖棺论定,这个“代表性”就是我的全部收获,如果不能就此盖棺,这也就是我将来在劫难逃的全部理由了。事隔不久,在各年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后,接着又要成立系革命领导小组了。这一次是系里的几个主要活动人物上门来做工作,我想这不能再让步了,再让就与我回来不参与活动的宗旨不相合。于是再三推辞,从各方面阐明理由,其中最大的理由是,并非我不关心国家大事,我尽了自己的力量,从六六年开始,我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都没有做逃兵,日日夜夜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现在到了大联合的时候,我只是不想再当头,只要当个小兵。最后他们说,这也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在整个文化革命中,全校在革命造反派组织中担任职务最高的就是我。如果我要想不再当头,就最好当个系里的革命委员会挂名的头,要不的话,将来还会有麻烦的。我一想也对,于是又让了一步,答应了担任系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这样我又成了化学系的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六六级的张洪涛,系的干部中参加工作的副主任是唐生琼。我分工负责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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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老牛顶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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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 p! D: i$ `. { o* N5 A 在外逍遥了一个多月后,于一九六七年的十二月初回到了久违的武汉大学。这次的回校仍然是不改初衷,尽管担任了年级和系里面的革命领导小组的职务,仍然决心置身事外。当然,这对于我来说,当时我心里并不认为这就是担任了多高的职务,只不过是应个景罢了。因为就我在运动中的地位来说,应该是省市一级的委员之类吧。所以多少有些失落感,我当时也毕竟只有二十四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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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武汉大学,情况与我刚宣布不参加“九、一二”红卫兵时完全不一样,党委己经完全失去了对学校的控制权,原领导干部们正在被革命群众组织挑选,看谁有机会进入革命大联合的三结合班子中来。这真是“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了。但学校里的内乱,己经发展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首先是学校与社会上的钢新之争相适应,分成了龙虎二派,其次是哲学系的“毛泽东主义战斗队”提出了为李达平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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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 Z2 E, p2 V; ?1 _* Q6 U龙派是以最早起来造反的那一部分为主,在不断地发展中,成了学校的主力,连师生一共占有全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力量。因为这一派是以数学系的“农奴戟战斗队”为代表。主要战斗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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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e3 F4 q8 X: @: z' J7 q数学系:农奴戟战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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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穷棒子公社2 ?* ]+ d. P Z P% [3 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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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系: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 R' s; `8 Z) T+ k4 y9 L7 e
, `0 t) {0 z1 D; l" d0 _0 m$ a外文系:反到底战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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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三五一红卫兵战斗队0 ^2 a" `/ @ ~2 O# y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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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毛泽东主义战斗队% R- s) ^! h3 H+ X* p; H4 l; C
6 ]# f7 J6 [8 O9 V! F4 }学校工人:工人造反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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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7 Z/ S5 g1 n [8 q) w这都是有全校性影响的战斗队,人数多,独立活动能力强,要搞某项活动,只要有这几个战斗队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参加,就必定会有相当大的声势。至于另外十几个人一个的战斗队那就举不胜举了,如我所在的六八五三班,成立的“八,三一红旗战斗队”就是属于这一派的一支战斗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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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派,是以相对而言后起来的同学为主的,也就是大多数是原“大专院校红卫兵”,其中党团员,学生干部多。人数少,但组织能力强。其中主力是在武汉市占一席之地的三司革联,再就是与三司革联持相同观点的武汉钢二司的一部分。这里面就包括了最早起来的少数派骨干樊雪梅,还有一九六六年参加少数派后带人到北京,一去就整队的田洲安。因为他们是以校行政大楼中下层干部成立的“虎山行战斗队”为代表,所以叫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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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D. P6 w1 s; A六七年十二月的武汉大学,正在热火朝天地为成立大联合的校革命委员会而争论由谁代表校革命领导干部进入革命的三结合。龙派提名的是牛永年,而虎派提的是牛太臣。牛永年是原来的校领导之一,而牛太臣年纪较轻,当时还不过只三十岁多一点,是个科长。两派相持不下,这就组织了全校性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因为是“龙派”推出的“老牛”对付“虎派”推出的“小牛”。所以叫做“老牛顶小牛”。" n/ ~7 H, e( @3 i! J. E; Y0 V; D
! E6 M, o+ A8 F5 T/ c) g4 e牛太臣我不认识,而与牛永年倒是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中下旬,我正兴冲冲的当着武汉大学新校庆筹备委员会后勤组组长,为了联系一件什么事找过他。听人介绍他时,说他是武汉大学兼职最多的领导干部,当时他身兼:武汉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武汉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武汉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武汉大学爱国卫生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总之是身兼八职,一半是有职有权的实权职务,一半是有职无权的名义职务,但这也说明这个人是一个有很强办事能力的人。与他相对的是学校有一个叫做王勇的,只不过是个人事处处长,却是威风八面,很多人恨他也很多人怕他。牛永年瘦瘦高高的,有几分像电影“女兰五号”里那个篮球教练的样子,戴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说话是一口北方口音,不急不缓。我对他的映像是精明强干。9 A2 o6 ]9 F9 }
g D4 K8 f7 u( D' i& |我个人的活动安排是,睡觉,看书,有时也补衣服。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没办法看文艺小说的,也没心思看专业书,当然只能看毛主席著作。因为对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我己经看进了,因此也就非常注意系统分析,从中实在看出了不少。对党史,对现代史,从学毛主席的著作中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v5 q2 q% L4 g- P0 T# @. 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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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前没有什么党的重要会议,只有蒋介石的叛变革命。但突然来了个南昌起义,这就说明这个起义是匆忙上阵的事,不是“早有预谋”。因此也是党内一部份人的作法。但南昌起义后很快来了个“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这是事己至此,不得不想法善后,不能让南昌起义就此认输。为此就迫使党内作出了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广东,湖北,湖南发动起义以呼应南昌起义部队不使太过孤单的决定。但无论如何赶紧,广州起义也拖到了年底,而湖南的秋收起义反倒是领先了一步。湖北的黄麻起义成了发动最晚的一个起义了。这次对南昌起义的呼应,造就了“党内出了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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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的学习中,我又把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从头到尾认真的重新学习了几次,作了很详细的笔记。这次学习的不同之处是,这完全不是为了应付形势,不是为了学给别人看,而是自己认为有必要而学,为此也就真的很有体会。; l3 `0 s* o: u#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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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日上午约九点多钟,数学系程锁找到了我的寝室,动员我出去为“老造反派”争一口气。他说了很多,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责任;武汉大学不能落到投机分子的手中等各种理由。但我的思想是一定的,我己经为这个文化革命尽过力了,现在我己经不再是二司司令部的人,也没有再参加武汉大学总部的活动,也不是武汉大学总部的成员。更进一步说,就算是的,也还不知我该站在那一边,何必再要我出去,一个人又能起多大作用。程锁没有能达到目的,怏怏不快地走了。程锁,是武汉大学数学系的同学,比我高一届,是六七届的。家在武汉,是城市市民出身。性格开朗,快人快语,声音略带嘶哑。但很有感染力。留的泰山头,方脸盘,皮肤黑,喜欢赤脚,当时很多人都叫他赤脚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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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Q! q7 Z到上午约十点半的样子,程锁又来了,这次来的还多了一个人,那就是物理系的余拱炎。这个余拱炎可以说是五短身材,方面大耳,五官端正,白白胖胖,说话又快又急。他们进我的寝室时,我正在补我的破衣服。余拱炎一进来就从我手中拿下我的针线,丢开衣服,接着就是一顿臭骂。但是他骂的是掀我的自尊心,是从私的角度骂。不是讲大道理。而且余拱炎说的都是程锁所没有敢承认的龙派的不足之处。经余拱炎说,我真的很为武汉大学老造反派不平。余拱炎说,现在是我们的人多,但人多有什么用,又不是打架,是辩论,人家的人都是当学生干部出身的,一个个能言善辩。而我们的人上了台说不了几句话就不行了。你是我们二司出了名的铁口之一,有你出面,我们至少也不会输得太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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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时全校师生在小操场开辩论会,会上龙派的表现很不理想,顶不住对方的人。他们这是眼见得不行了,没有合适的人再上去时才下决心要把我拉出来。在他们当时想来,不管我这次参不参加辩论,对以后总是好的。他们两个人这一番连劝带骂,触到了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一颗不甘寂寞的心。不管当初下的决心是多么坚决,但总是不能甘心就此默默无闻下去。不过是因为当初己经具有的基本身份,不能毫无理由的再去从头做起吧。班上的“八三一红旗战斗队”平时活动本也不多,其中有两个同学还是我曾调到司令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同学,这就是谢经岳和刘汉坤。无论从过去的身份和在造反派中的身份,我们班的同学都是对我敬而远之,他们平时的活动当然我也不太热心去参加,这就成了我的置身事外的处境。我想古之隐士大约也和我差不多吧,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曾经得到过超过五斗米的职务,再为小小的五斗米折腰就有些面子上下不来了。再就是余拱炎说到了对方因为多学生干部,因此在辩论上总是大占上风。而文化革命又是比笔杆子和嘴皮子的运动,总不能像百万雄师一样比红缨枪吧。但如果武汉大学落到当年的那些少壮派手中,我就想起了我的年级政治辅导员刘书稳,我还真怕来个秋后算账。万一不慎,到运动后期还搞个反革命当就太不划算了。第三方面的原因是当初和我一样当了少数派后又当造反派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老造反派”绝大多数都在龙派里面,在感情上有先天的亲合力。再说我也是他们把我弄进司令部的,没有他们,我当然也会是个造反派头头,但不会这么平安,因为我当的是搞宣传的职务,不是直接行动的。所以整个运动我没有多参与直接的行动。第四个原因是我在运动中一年多,在我的母校还没有表演过。这四个原因使我终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而马上就向小操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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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小操场的时候,正是全校性的大辩论到了龙派这边岌岌可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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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当时共有十个系,共有师生员工约一万余人。在文化革命中因不满各派观点和因家庭出身不好各派都不能参加的同学回家了,留在学校正常参加各派活动的还有大约六,七千人,而龙派观点的大约有五千人左右。持虎派观点的也有快二千人。这是个大约的数,出入不会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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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操场里面集会参加的当时包括两派群众,一个小操场快坐满了,可能有近五千多人。主席台设在舞台上,在台的前面两边分设有两个立式麦克风,每派一个。龙派的在东面,虎派的在西面。这个所谓的小操场是个露天电影场。可容一万多人。正北面有个大舞台,可以表演节目,也可以挂上银幕放电影。而台面向着南方。看电影当然就是面北了。他们这次的辩论安排的很科学,那就是各派不定参与的对象,反正是辩到什么地方就算什么地方。那一面的人如果辩输了就赶快下台,输赢自有台下的群众定。这里可说是在大学生中无论派性闹得如何激烈,正义感还是有的。台上辩论谁赢谁输,台下自有公论,一点也来不得假。不可能因为人多输了也说赢了。而台下的群众也是,那怕是自己一方的代表,要是辩论好当然欣喜万分。要是发挥不好被对方“嘘”下台也好像自己没面子一样也会一声不吭。这是在自己的学校,彼此对参与辩论的人都有个了解。总之上台的都是文化革命中的头面人物。4 |! J7 m; 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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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时,台上正是非常吃紧。虎派正在台上发言的是哲学系的一个叫郭世民的同学,小小身材,身高不足一米七,一派精明强干的样子。他在那里己经连续打败了龙派七,八个参加辩论的人。这就有点像陆文龙上阵,马前无三合之将。在龙派的麦克风后面,除了参与主持会议的人外,己经没有了参加辩论的人选。而虎派麦克风后面,还济济多士,跟有一串的人。龙派当时在台上的人是因无人参与辩论而由物理系的张汝民在那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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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为止,武汉大学除了我自己所在的化学系六八届同学和最早一批造反的同学外,很少有人认识我。当然有不少人知道武汉大学有一个叫做吴恒春的在司令部当宣传部长,但很少有人见过这个宣传部长是个什么长相。可以说我在武汉大学是毫无知名度可言。2 Z: P* L" e"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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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由小操场的西后门进场的,进去之后,由后面绕过会场的群众队伍,直接向主席台走去。我一上台,张汝民就停止了发言并作介绍,说是下面由武汉钢二司宣传部长吴恒春同学代表龙派发言。从进会场开始到我上台为止,我一直就是听郭世民的发言,心中己经有了腹稿。这一上台,先有张汝民在那里造了势,而龙派群众实在也需要一个能让他们喘一口气的人讲几句能长一点威风的话。在这种背景下,人多就有用了,只要我讲的不太差劲,一定就会赢来热烈的掌声。何况我讲的也不只是不太差劲而己,可以说是发挥得很出色。立时就使龙派这边群情激昂,士气大振。郭世明被我抓住一个逻辑错误辩下台后,后面的在我一上场的威势的压力下,发挥就不太理想了。一连被我辩下去两个人后,对方的阵脚就开始乱套了。这时也刚好到了要吃饭的时候,就这样就散了会。唐学鳌在散会后当场宣布龙派负责人留下有事相商。这次他们就无论如何都不让我走,一定要我参加这个会。这就是我重新在武汉大学参与运动的开始了。因立志终不坚,至有后来受尽无数磨难的结果。这次在小操场的临时集会只不过是决定了下午要开会,会议定在学校行政大楼召开。3 G9 Y$ g7 y) n/ P# C- B: Y
4 c" u7 Y1 l& e2 u0 [, c那时的武汉大学,因主要势力是龙派,所以龙派的活动范围是学校原办公大楼,而虎派则是在偏于一隅的四区预科大楼。这预科大楼是早年前,武汉大学还招收预科生时的教学楼。所谓预科生就是原有学历不够进大学的,先在武汉大学预科补习一段时间,再进武大正试就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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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K# ?; y6 q这次的大操场辩论,算是我第一次在全校性的集会上亮相了,也是正式参加武汉大学文化革命的开始。而这一次的参与龙派的会议,就意味着我离校一年多,刚一回校就把自己交给了龙派。对于校内的活动我本是无所谓哪一派的,不过是在龙派熟人多一些罢了,当然也与龙派当时人多势劣需要人有关。虎派当时正气焰嚣张,也就并不在乎一定要这个吴恒春为他们效劳。虎派对外有樊雪梅,田洲安保持着与武汉钢二司司令部良好的关系,有王军,谢华之与三司革联保持着有机的来往。对上,有谢华之以一个独立组织又是新派颇受省市领导器重的负责人保有来往;对内,虎派认为自己人虽少但精,基本成员是原来学校学生中的精英,对于“乌合之众”的龙派根本不放在心上。而龙派刚好相反。对自己的名义上所隶属的上司——武汉钢二司司令部,没有人保持着应有的联系;对内,各系都有一些有份量的战斗队,却并不把全校性的这个龙派当一回事。所谓的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一般来说是最有实力的几个战斗队的负责人联席会议的样子。这时,最早的武汉大学造反派头大多数己“改朝换代”了。伍桂生不再是全校性的头了;樊雪梅成为虎派的负责人之一;黎进军一直只是化学系一年级(七0级)的头。学校里面几个有很大影响的战斗队,其负责人都不是也不太在意当校总部的头。而武汉大学总部的头头有一些又和我在司令部的地位一样,缺乏实力。所以,当武汉大学总部的头就必须要适应群众的观点,代表群众的观点。不然就会指挥不灵,调动不灵。这就决定了当这个头只能协调统一组织群众而不能真的指挥领导群众。其实,这也是文化革命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普遍情况。没有那一个当头头的能左右和改变群众的思想和行为,因此也无法承担所有的责任。当这种群众组织的头只能代表群众而不是教育领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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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12、 26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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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t6 W5 C0 u! @5 A9 ?) t `经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辩论后,我参与了第一次龙派的头头会议,也就这样成为了武汉大学总部的一个头之一。7 P+ u) P: O: ]( A$ W
& [( R$ \- |$ \/ L) x6 m8 a武汉大学龙派的头脑人物绝大多数是在这一次会议上认识的,有一些原来是有过接触,但不太熟悉。这些人是:- f) g+ b2 x( B" X9 o' j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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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学鳌,物理系六九级学生,中共预备党员,龙派第一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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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r$ P/ N$ d3 M+ ^1 W田兴志,历史系六八级学生,龙派第二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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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1 k2 Q' H" _. ?9 l3 V王新瑞,经济系六九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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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Y I2 J& U% z5 N! |2 _张汝民,物理系六九级学生,三五,一战斗队成员,龙派主要负责人之一;- C7 \' W& U2 R1 a!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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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斌,数学系六八级学生,龙派主要负责人之一;5 d8 N. u f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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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应,生物系六九级学生,龙派主要负责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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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任远,化学系六七级学生,龙派主要笔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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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秋,数学系六七级学生,龙派主要笔杆子之一;) m% q# c1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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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锁,数学系六七级学生,龙派主要负责人之一;1 ]: h5 O' S, K
7 W9 [1 G$ m6 W6 X' y: V方霞,外文系七0级学生,龙派主要负责人之一,管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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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能富(况跟东)图书馆学系六七级学生,龙派主要笔杆子之一;6 P* w) |6 ]2 |& o+ t6 v; I7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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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九元,生物系老师,红教工负责人,龙派头之一;; m D% P6 ]: j' N/ a;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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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民,工人造反兵团负责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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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k6 ^% J0 y- ?% u+ E谢培清,工人造反兵团负责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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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f4 \( U. E9 l, c李木生,工人造反兵团负责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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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P- b1 u/ Q张学义,原学校武装部干事,龙派主要活动分子, g! a4 t) ] z
6 W; x: ^! y+ a& Q" K4 M王晓芳,原学校档案科科长,龙派主要活动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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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光春,数学系六八级学生,龙派主要活动分子;$ ^8 X+ s0 Z8 z/ W/ @
$ B; v$ N2 Y' B! I! `" ^2 P' M黎进军,化学系七0级学生,九,一三红卫兵先锋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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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朝舜,化学系六九级学生,龙派主要活动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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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0 o8 e6 P+ {9 c! G李玉枝,中文系七0级学生,龙派主要活动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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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拱炎,物理系六九级学生,龙派主要活动分子;$ t/ F: i5 A& Y$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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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各系还有负责人,但手头没有资料,仅凭脑袋记不了那么多了。例如数学系负责人是陈传玺,化学系负责人是张洪涛,物理系负责人是吴光晟。各系也还都有一批活跃分子,这些人没有正式的职务,却是某一级活动中常常参加活动的人员,也是某一级会议的固定参加者。他们都很有权威,也各自都代表着一定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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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 p6 w/ l% b: P% y9 e0 x十二月二十日下午的会议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我正式认识了方霞,第二是在会议上决定了成立 “武汉大学一二,二六联络站”, P s$ p1 z" L: u' A2 W. A
3 H: C) H) @& I9 ?方霞是武汉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的学生,多才多艺。文化革命前是校广播台的播音员,校女篮队员,校文工团的伴唱演员。过去我在司令部的时候也见过面,但都映像不深。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应该为将来回校打点群众基础,所以对自己的学校不太关心,对校里面的运动也不太多过问。这次正式打交道,想不到这就是我的终身伴侣了。( o5 W5 N7 c% V. c% k+ C
' P' ^" [ d; t. ?当时的武汉大学有两个女干将,一个是最早起来造反的樊雪梅,一个就是方霞。这两个女生活动能量都很大。不同的是樊雪梅由于有过去当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的历史所以同司令部的人关系很熟,而方霞则与司令部的关系相对而言较少一点。这两个女同学一个在龙派,另一个则在虎派。这也真是非常公平合理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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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校参加龙派的活动不久就听人介绍过方霞,说是在“七二0”前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广播台是她一个人在坚持。既是台长,又是编辑,又是机务,又是播音员,各种工作一肩担。这是我认识的第二个工作认真负责叫我佩服的女生。第一个是管资料的王典芬,当然这时是就工作而言,还谈不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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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3 L- `. {" Z4 [) {1 u$ ]. \& b成立“一二,二六联络站”是当时形势所需。为了实现大联合,成立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龙派认为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献忠心,必须要在毛主席的诞辰这天成立。从决定成立“一二,二六联络站”起,时间只有五天了。大家都认为时间紧迫。主要问题则是关于参加“三结合”的干部人选上,两派存在巨大的分歧。分歧的核心还是一个“权”字,是关于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权力在谁手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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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Y; P% }0 }0 S( T9 g) l7 F% a当时在干部队伍中,武汉大学的“三家村”是不用说了,尽管哲学系的毛泽东主义战斗队还在为李达翻案,但大多数同学对这个案子能翻不能翻心中无底,支持的不多。副校长刘宿贤是一个态度温和没有魄力的人,思想也不倾向任何一边,所以两派都不看重他。另外的几个校一级的领导干部中,原总务长陈洽卿是倾向龙派的。原武装部长张涣潮是倾向虎派,但这个同志胆小,文化水平也不高,革命战争中又是原张国涛的部下。为保险起见,虎派也不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们最终推出牛太臣,这也是他们为了不在革命委员会中太过落下风的表示。其实也是为了在革命领导干部的争论中不让步作为换得在群众代表人选上得到交换让步的一种策略。9 a/ C0 |2 {2 |7 Q-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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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系的干部中,几乎凡有工作魄力一点的系总支书记都是支持龙派的。这就有:' o& p8 a, M/ ~
9 f1 G6 A# l0 N" X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李文钧;! d' s r0 w ^ ]3 u6 u& D
3 L' m% [, {# }) V3 {数学系总支书记樊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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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j1 f0 {. H" C: p1 z外文系总支书记卢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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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A$ x2 F! t' a总而言之,凡是能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持龙派观点,而其余的则是属于不敢公开亮相站出来的,也就无法参加三结合的讨论。2 G" {7 d/ w5 d, k
4 `: g) }$ I0 l+ \ r) G2 E在龙派这边,唐学鳌是原有的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第一号勤务员,是当仁不让的学生代表中主任或副主任的人选。王军是三司革联在武汉大学的第一号负责人,也是参加三结合的当仁不让的人选。田洲安则是武汉大学虎派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属于武汉钢二司的老成员,因此无论如何是要参加三结合的,而且还要求达到副主任的位置,要不然虎派就认为在三结合中会受到压力。虎派的这一安排就涉及到龙派能派出些什么有份量的人来。这种情况有点像西方国家的议会选举一样,各方要有足够的在全校范围内有相当影响的人才能顶住对立面的竞争者。龙派这边在干部中占优势,但在学生代表中就不太有很多优势了。虎派有谢华之(三司革联副司令),王军(三司革联武汉大学第一号勤务员)田洲安(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主要负责人之一,虎派主要负责人)这三个人在学校同学心目中都是有当副主任的实力和影响的人物。而龙派则相对较弱。由于有几个强大有力的战斗队,独立活动能力都很强,因此反而没有造就真正有全校性影响的学生头头。除唐学鳌外,田兴志则缺乏足够的全校性的影响。+ a/ K+ E; x B s
5 B2 t5 w# [0 E2 U l唐学鳌在文化革命的武汉大学担任第一号人物,与杨道远在二司担任司令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中等身材,载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说话带有很重的湖南口音,性格温和斯文,慢条斯理。他能担任武汉大学的第一号头,来源于两个条件,一,他是年级的学生干部;二,他是预备党员。这个人对人不错,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得到同年级同学的大力支持。但在全局对抗中,他就显得有些魄力不足了。我的出现,弥补了龙派在这方面的不足。尽管我在校内并没有自己的单独势力,但却有着无可置疑的实力地位,我是老造反派,且当过武汉钢二司宣传部长。再加上在“老牛顶小牛”的辩论中一鸣惊人,很快就取得了龙派的认可,立即就站在了龙派第二号头的位置。当时田兴志和唐学鳌就持同一个观点,那就是老吴是与田洲安同进退的,如果虎派要田洲安当副主任,龙派的老吴就一定要是副主任,要不当副主任就都不当副主任。我这就成为了派性斗争中的一个工具。这就是说吴恒春在武汉大学的运动中是靠“老牛顶小牛亮相,老吴顶老田生根”。8 r! u3 s- p6 J; L( F, @0 S
# T1 _- s8 s; ?; m) B& D7 v实际上,人生的所谓价值,也不过是能被别人利用程度的另一个说法。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别人利用的余地,那也就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反之,如果一个能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利用价值,那这个人就叫做有“特殊价值”。现在很多人总是一开口就是不愿被人利用,其实,古话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交友胜须己,似我不如无”。这就说明了世上一切关系,如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都是一种互利关系,何况其它?人的聪明要表现在被别人利用了却能找回应有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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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v' N! n* V1 Z9 h1 G当时的武汉大学由武汉军区派来了军宣队,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长是武继元,军中身份是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副指挥长是武汉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性张。在他们的促进和多少的几分压力下,龙虎双方都要用行动站住脚跟,要不然就会被抓住把柄。这也就是龙虎斗斗得很理智,很文明的原因所在。在军宣队的大力周旋下,尽管在12月26日这天没能成立革命委员会,也达成了一定的进步,那就是结束了“老牛顶小牛之争”,决定接纳“老牛”牛永年为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但在学生,工人和教师代表上卡了壳。这是因为虎派除了他们几个头外,在这方面也实在拿不出更合适的人进行竞争。在校内,虎派也用武汉市钢新联合的惯例,一定要双方平等。而军宣队也有意无意地支持这一提法。这就使大联合谈判变得格外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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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我们也实在是非常辛苦,没有白天黑夜的谈判。也就是为了对我们的“12、26联络站” 有个交代。当实在不能实现这一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确实有不少同学情绪极度激愤。这一天的中午,近百人冲到了行政大楼我们龙派办公的地方大骂我们当头的是 “只想自己当官,不好好的地争取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献忠心”。但另又有一部份人骂我们是“投降主义”,“向机会主义份子出卖了革命原则”,罪名也是只想当官。这就很充分地说明了当这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头是很难的。% B' V+ i+ e# A: u; k7 f& A* J
0 m- y+ E; L ~0 Q二十四、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 二十五、四反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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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W) K& t2 U P/ o+ I( x; h二十四、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 g& K" V8 x# ~7 g$ c' @" G/ q
, i# ^ W" P5 C% n; U U5 v$ U$ [为了平熄群众怒火,为了团结队伍,也为了显示实力,在12月26日这天组织了一次全校龙派群众大会。会上全面介绍了这几天谈判的经过。当然免不了要向大家把虎派说得更无理取闹一些。这也让我又一次领略了要当群众组织的头,就必须比群众更激进,不然就不能带领群众。如果要想策略地引导群众,当头头的从一开始就不能用虚假的,不现实的目标去引导,要是实现不了,就要准备自己承担一切后果。在12月 20日辩论中,在我们刚取得一点优势时就匆忙定下了12月26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目标确实是太草率了。经这一次会议,群众的怒火是被引开了。但也为我们以后的谈判增加了很多麻烦。因为从这以后,王军,田洲安两人在龙派群众中的形象变得很坏很坏了。经过艰难的谈判,一直到六八年元月底才基本上有个初步眉目。达成的协议如下:+ H5 @/ M+ }1 Y2 _9 S( C
( C0 Z/ P$ Y* T$ q- ?3 @革委会主任:牛永年,原校长办公室主任,(革命干部)4 x) V4 u7 i% j"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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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副主任:李文钧,原物理系党总支书记,(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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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 n. r! s) h9 M2 e革委会副主任:唐学鳌,物理系学生,(龙派)& v8 Y! g! T0 j
7 p3 B6 a+ O" {6 e2 q革委会副主任:田洲安,哲学系学生,(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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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副主任:王军,中文系学生(虎派)% {4 w) D- L8 l5 q
- [) v4 H+ Z+ \ }革委会常委:吴恒春,化学系学生,政工组组长,(龙派). m: a, Z2 }4 p, r2 v
- S! t) S" \1 ?& F% n4 l- d* `革委会常委:陈洽卿,革命干部,后勤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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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 V% w+ L; w5 f' n `6 g# g( m0 ]革委会常委:田兴志,历史系学生,(龙派), \& ~- f: s: k;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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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常委:谢华之,外语系学生,(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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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2 n5 W$ j5 Q. Y2 n$ l革委会常委:占继烈,数学系学生,(虎派)! a! h" F, e, x( M
% S/ Y0 ~; c* i3 f" `8 m$ y) g革委会常委:周九元,生物系教师,(龙派),& P/ \" L' {9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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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常委:涂彪 ,经济系学生,(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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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常委:张华山,工人(龙派): q. ]8 _. T6 }7 |& X# f+ M
9 P' v- E8 N2 Z2 B! o) |3 |" z革委会委员:汤任远,方霞,张汝民,李全应,戴朝舜,谢培清,李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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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a8 K3 B$ B1 L x6 Q; O! z( t (以上七人为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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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4 W9 a5 H* i! W, Z( Y0 d 李狂飚,郭世民,(等共五人为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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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S/ t; G这次的谈判中,双方作出的让步是,龙派同意虎派多一个学生副主任,而由龙派的吴恒春担任政工组组长。用军宣队的话说是,政工组长实权绝对大过一个不管实际部门的副主任。因此我就成了常委,而田洲安是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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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革委会确实是同床异梦的革委会,简直无法开起一个像样的会议来。好在刚成立,这也真应了一句俗语,“新安的茅厕三天香”。尽管人家形容心中有矛盾而表面一团和气叫做言和意不和,而我们是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各管各的事,尽量的互不相干。- z8 C8 ~ N. k- v# L0 w( u' @9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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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政工组长,分管政工组的副主任又是龙派的李文钧,所以就由得我放手工作。政工组的职权划分是包括:原党委办公室,原校长办公室,原统战部,原武装部,原人事处,原学生处,原党委组织部,原党委宣传部,共是原党政八个部门的职权。总之是除教学科研,行政后勤,财务三个方面我不管外,其余都属政工组。而我本人还不是共产党员。这样的笑话恐怕也只有文化革命中才会产生。好在当时党的一切活动都处于停顿状态之下,没有党的工作要做,所以也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实在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政工组倒是有很多办公室。每天还是要人支撑门面,所以我把中文系的李玉枝调来当了政工组的办事员。另外还有一个办事员是经济系的一个老师,叫段启贤。我也没有行驶过什么权力,也没有办过什么公。所以对这个政工组的还有些什么人工作我也实在是没有映像了。6 O2 j3 z8 H% s: y, p
+ D, Q5 E3 K3 I& Y1 N) z+ W2 G在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中,汤任远和方霞都是分配在政工组工作,汤任远分管宣传,方霞则专职分工负责校广播台。$ W8 ~( }" h6 f X d$ \6 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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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霞开朗大度,对人不分高低,也不分男女,一律友好相处。这是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才能养成的不卑不亢的性格。从她与人打交道,既看不到她畏惧人的一面,也看不到她看不起人的一面,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与地位很高的人打交道,她是坦然相对;与地位比她低的人打交道,也是一片真诚,绝对平等;她有困难,要找别人帮助,总是大大方方的开口,好像这是别人的义务;别人有事需要她的帮助,她也热心尽力,好像这是她的责任。包括我这样评价她都是多余的,因为她心目中根本就没有等级概念。相反,倒是我自己总在头脑中有十分强的等级概念作怪。她在内心深处是“众生平等”,而我则有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分,而且非常明显。原来我没有和她打过交道,这次进入了校革命委员会,特别是自从我参与了龙虎斗的老牛顶小牛的辩论,渐渐与她接触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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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令部回来进入武汉大学的运动后,我很快就成了龙派的主要发言人,大会小会都是由我主持。讲话,辩论,作报告机会很多。而方霞是校广播台的负责人,又是政工组的成员,当然从公(学校工作方面),从私(龙派内部)她都有理由和必要参与我的活动。她有两个特点,一是听人讲话时,爱盯住讲话人的眼睛;二是无论什么会,谁讲话,她都十分乐意作记录。她的一笔字非常流利,写得又快。所以有很多时候总是我在台上侃侃而谈,长篇大论,滔滔不绝。而她则在台下离主席台最近的地方全神贯注地作记录,并不时用她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盯住你的双眼。我看古小说很多,在我心中所遵循的标准是,异性之间是不能也不应该盯住对方的眼睛看的,除非是有情。对她我也用这种标准衡量。但由于我的强烈的自卑,从来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然也好在我这点自卑,没有轻易被弄得神魂颠倒,才没有出笑话。/ `4 R% o* E/ Y# d6 O
3 H4 `$ v q: Q6 d/ i5 Y7 N( p当时在学校,方霞与樊雪梅是龙虎两派中最有活动能力和最有影响的两个女生,而我和田洲安却刚好是龙虎两派中最有活动力的两个男生,好像是天生的一样,我刚好又是龙派用来对付田洲安的力量,而樊雪梅与田洲安是一对恋人己是全校公认的秘密,他们平时也经常形影相随。所以对于有方霞这样一个能歌能跳的女生不时追随身边还是心中非常自得。好像无论在那一方面我都不能输给了那个田洲安。有意无意间,也巴不得别人也这样去猜测。但有时看到她对别人讲话时也总是盯着别人的眼睛,一副情有独钟的样子,也经常叫我心中酸溜溜的,又不能表示出来,因为弄不好就被人看成心胸狭隘和自作多情。' g _1 U x6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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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和方霞结婚三十多年了,当时不知是她表态方法的失败还是我愚蠢,总之我不敢也不能判断她对我是有情还是无情。只好得过且过,保持一分自欺欺人的内心的温馨。不过我也感觉得到,她很乐意与我共同行动。那一段时间,为了为武汉大学在司令部争取到足够的支持力量,龙派也给了我一个任务是要与司令部保持联系。几经变换,我对司令部的人肯定比樊雪梅还是要熟悉得多,更何况有一个宣传部还都是我留下的班底。几乎每次到司令部,方霞都作陪。有时是两人骑一辆自行车,有时是漫步而行,无形中出双入对,也无形中双方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了对方的寝室。当然,各人都有很好的理由,无非是联系工作,谈关于工作上的问题。! p5 P l7 q. ^1 }/ o: H+ `
; ~1 ~/ D$ s- W方霞住在盈字斋,同房间是个家在武汉的女生。房间很小,一个房间就她们两个人,她同寝室的这个女生叫曹凤鸣,方园脸,短辫,说话大声大气的,性格非常开朗,有几分男人气。也不管我到她们寝室是有什么事,总是我一进去,曹凤鸣就走开,把一切男生女生之间的交往都当成谈恋爱。其实这也给了我不少的方便,至少让我少了很多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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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革委会成立后,我很多时间是住在原学生会。因为那里有电话。那时的大学电话没有现在这样普及。即使有电话也无处可打,因为没有几个同学家里是有电话的。现在看来电话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电话可是了不起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不是钱的问题,有很多东西钱是买不来的,全靠有地位。比如坐小汽车,家里有电话,出门坐飞机,坐软卧,那都至少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才有可能享受到的特别待遇。我住在老学生会就是为了同龙派各系的同学联系方便,再就是我无论从革委会的立场或从龙派的立场,都要直接抓广播。而校广播台就在学生会的旁边。方霞每天都守在广播台,那是她的天地,也是她的工作。: t; b8 f& ?! q- j$ Q# v% ]
! C, H. d" c0 ]6 ?校革委会的工作很轻松也很无聊。这主要是教学没有恢复,而党的工作又瘫痪了,人事工作几乎没有。至于政治工作,则远远不及各派的工作抓得紧。况且也根本不可能由学校统一抓什么全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当一回政工组组长,也就接待了三个复员军人,要安排他们的工作。按照他们的情况和那里来到那里去的原则,我把他们三人分别安排在保卫科,伙食科,汽车队。这三个人可能现在还在武汉大学工作,不过他们可能也不记得这个当年的政工组组长了。更多的是我用这一段时间调阅了部分档案,也为了适应人事工作,看了不少关于人事管理方面的规定和政策。其中关于人事工作手册就十几大本,我这是第一次知道国家主席的工资,原来也只每月六百多元,叫做行政一级。最低的是行政三十级。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了工资有什么地区差,和地区差是怎样来的。9 e5 ~! E. z# A2 w2 E5 a$ a7 a
8 J& w4 ~8 j: X" x9 e* M7 H6 S在两派各不相让的情况下,校革委会连一个维持会的作用都不如。各自都以自己的派为核心,我的时间也是多数花在龙派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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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四反指挥部" l4 {+ ?: d# ^' ~( |2 u
, U2 A% Y) T8 C8 K9 [武汉大学校革委会是在六八年的春节过后成立的。校革委会成立后的龙虎两派过了一段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日子,形势就开始变得错综复杂。现在看来是与邓小平的复出有关。但当时,我们只是从自身所处的环境来领会这一问题。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 “反右倾,反复辟,反分裂,反倒退”的口号。以我们的观点看来,中央这个要求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 `1 h& \' U7 D1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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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文化革命近二年来,成立了一个不能发挥作用的革委会,完全是因为妥协让步形成的。这种妥协让步又是在军宣队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我们认为虎派本身就是“右倾”的代表势力,如果不能把这种右倾势力清除出革委会,那么这种革委会只能是徒有虚名,名存实亡。# }; ]- \" M$ D6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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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校革委会成立后,龙派也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名称,只是有一个潜在的势力在发挥作用,因为谁都怕担上一个分裂大联合的罪名。一九六八年四月份,我们放弃了“12,26联络站”的名称后就感到活动缺乏相应的组织系统,很不方便。在得到中央的内部消息后,我们就公开成立了“四反指挥部”。这是以贯彻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四反”的要求而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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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革委会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成立的。成立不到四十天,即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初,从中央就传来了要反击“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的最新提法。当时,与全国各地形势相呼应的是中央的形势变化。全国各地在大联合中,都出现了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大联合的思想基础的问题。为了发动这场运动,毛泽东把这个运动的期望值定得太高,上纲也上得太高。“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反修,防修”,“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彻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在被鼓动起来后,如果在这几个方面没有能说服人的事实,要想草草收场,那是不可能的。虽然“在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如果被斗了多年的“走资派”没有一个相当的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就又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进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加之又否定了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好像一切斗争的对象突然消失。这场运动还搞个什么?我们又如何来承认和享受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武侠小说里爱说,宝剑不能轻易出鞘,一出鞘就必须见血,不能伤敌人就会伤自己。群众运动就是这样一把威力无比的宝剑,谁也不能轻易玩弄群众。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央从一九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就认真地想要收回这把宝剑。匆忙地要邓小平复出,想要减少损失,重头抓经济建设。但对毛泽东利用过的这把“宝剑”谁也没有想到要有一个交代,只想叫他们回去,回到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然而欲速则不达,物极必反。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导致了更严重的冲突。到平熄了“七、二0”事件后,中央再一次想要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混乱。但老干部想要重回自己的宝座,文化革命中新上台的想要维护自己的既得权益,还要取得权势上的保障,这本身就是不可调和的。而广大群众在长期的运动中,早己分成了两派。被叫做 “造反派”的一方,或多或少地开罪了过去的当权派们。无论是为了“革命的伟大目标”,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总要斗出一个结果来。这样不明不白的收场,当然无法取得预期的结果。所以这种“和为贵”“求大同,存小异”的“和稀泥”的作法,是无法实现的。: k! b2 v8 \3 n7 b! @8 u;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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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的复出,就被中央文革小组的新贵们认定了是“右倾翻案风”,是“复辟倒退”。更何况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又是毛主席所支持的。毛泽东当时也有要收拾残局的想法,但被“文革派”抓住了他自己说过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何况他的话又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总不能说过的不认账。因此他不得不在原则上继续支持文化革命,而中央文革小组又不得不在维持革命的大团结局面上预留退步,因此就要预先把破坏革命大团结的罪名先推到对方头上。这就是要“反分裂”。这些思想当然容易得到造反派的认同。因此,从上到下,从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初就开始传出了“反复辟,反倒退,反分裂,粉碎右倾翻案风”这样一种“三反一粉碎”的提法。由于渠道的不同,尽管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所提不很统一,但也是大同小异。但到四月中旬后就由“二报一刊”的评论员文章把这种提法规范化了。变成了“反翻案,反复辟,反倒退,反分裂!”这就是武汉大学龙派成立“四反指挥部”的由来。* w, S. p' V, ]8 r7 y1 x
2 K8 V. @% I/ o3 {1 @- W8 n0 j5 y' G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指挥系统。我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因为急性腮腺炎而未能参加天安门的国庆活动。而在人民大学住院。当时与我同病房的也是一个武汉大学的同学,这在前面己经说过了。那就是罗礼海。陪同罗礼海的一位同学叫做张书芳。他们都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当时态度也没有明朗化。我也不知他们持什么观点,他们也不知我是什么人。反正是到北京串联的学生,彼此相处还算好,但也没有多作交流。到一九六七年“七二0”前后,我就在武汉不断地听到所谓的“中央来电”,这个“中央来电”是什么电,其电文有时很快就传遍武汉三镇。到 “七二0”以后我才知道武汉钢二司有个驻京联络站。驻京联络站的负责人是武汉大学的张涛。而与他一起的还有两个他的同学,一个叫松涛,一个叫林涛。当时的武汉大学“三涛”可以说很有名气,是我这个武汉钢二司的宣传部长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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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5 m, k) G) u! e" t& D" {我在武汉大学进入了龙派的领导层后才又知道这个“三涛”原来就是那一次我在人民大学见过的病友及其陪伴者。罗礼海改名叫林涛,张书芳改名叫张涛,以后再加上一个余松樵改名叫松涛。因为他们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在原则上就算是李达的弟子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研究员叫做吴传启的,也是搞哲学的出身,他早年曾是大公报的记者,以后搞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普及工作,有了一点名气。再以后当王力,关锋这几位哲学界的学者们在文化革命中蹔露头角后,吴传启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成员。这个吴传启跟李达有一定的关系,武汉大学的“三涛”就是通过这条线得到一些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消息,即当时盛传的“小道消息”。实际上文化革命习惯于用所谓“吹风”的办法来影响下面。这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用以控制全国,影响全国的一条有用的线。明一条是“二报一刊”社论,暗一条就是通过这种“吹风”影响各地。很多时候,下面采取行动总在“二报一刊”社论之前,这就是“吹风”的结果。上面一吹风,全国就出现数不清的“中央来电”,各群众组织就闻风而动。这又用得上“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这句老话。其实,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就像各国驻中国大使馆一样,都设有驻京联络站。这些联络站也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保持着同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系。+ H A* R, ]+ ?
- @$ W( ^9 E# E) c; c吴传启,是与我同村的人,他家里在刚解放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地主成份,所以他也从来没回过家,但我知道有这么个人。他后来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当时是行政十三级。这个级别并不高,只相当于当时省里的厅长或副厅长。刚好够地方高级干部的级别。但这也是叫做“宰相”的家人七品官吧。他这一段时间的权威是很重的。如果论起辈份,他还晚我一辈,我是他的小叔叔。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武汉钢二司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系纽带。( B+ \) [! d+ @8 d
. ]7 z$ y' b. ?' L( C8 `“四反指挥部”成立的礼炮是发表了一篇“武汉大学四反指挥部成立宣言”,这是由汤任远同学起草,发表在武汉大学龙派自办的报纸《造反有理》报上的。这份报纸是属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武汉大学总部”所有,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就不再办下去,但实际上也没有停过。总编是图书馆学系的况跟东同学。况跟东,原名况能富,当时的武昌县人,(现改为江夏县)身高大约一米七五,说话声音很温和,总是慢条斯理的。思维敏捷,笔下很有功底。但这人历来心胸狭隘,不能容物,而且私心很重,很精于算计。大学毕业后,先是分到了鄂西北的一个小型煤矿,生活很苦。当时在武汉没有落脚之处,每次回到武汉,总以原汉阳铁中的谢保安同学家为家。而谢保安也待他若兄长。艰苦支撑到一九七六年左右,情况有了一点变化,就是中央同意因受文化革命影响而没有完成学业的这一批大学生重回学校继续学业,当时叫做回炉。他就重回了武汉大学,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重新分配工作到了华中师范学院,(现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当老师。但自从他鸟枪换炮后,就千方百计躲着当初这些朋友,他内心的意思好像是他己经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修成正果了。他的这些作为,用当事人的眼光,叫做世故现实,品质低劣。所以文化革命的朋友们也很少再去找他。从一面看,他想要中止同这些文化革命朋友们的来往的目的是达到了。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也只不过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己。因为在实质上,当局是永远不会信任这些曾经让他们吃够苦头的人的。事实是他自己也并没有就得到什么补偿,除了暴露出一副小人嘴脸外可以说是一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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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局势声明式的文章发表于四月二十二日,因此又叫“四、二二声明”。这篇声明的大意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年的“二,八声明”是异曲同工的,也从革命的成败来总结教训。认为革命的不成功在于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统一思想的洋洋大作,万多字的文章,引经据典。在武汉大学引起了广泛的争辩和重视,在一个学校而言,也引发了一场相当于香花毒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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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G( C3 k1 {$ H, {- v; o1 Z5 U) R写这篇文章的汤任远同学,是武汉市人,住汉口车站路一带。聪明好学,带一副近视眼镜。长相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但有时也很有激情,发表起即兴演说仍能声情并茂,慷慨激昂。有书生气兼豪侠气,是非感强,思路细密,不过在大事上缺乏果断,胆量不够。也许是有了一年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吧!他比我小一岁,却比我早一年进大学,是我的小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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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0 x }: r1 L, V S+ ^/ r长期的政治运动,无休无止的辩论争斗,早己令人十分厌烦,每个人都有极强的厌战情绪。想要调动人作一些大规模的活动己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六六届的同学己早一年离校了,六七届的同学也在考虑自己的出路,六八届的同学也到了正式该分配的时候。一个五年制的大学,有百分之六十的同学不安心,那还能搞起什么活动来。为了调动群众积极性,我们采用了许多办法。首先是办学习班。灌输对形势的认识。举办的学习班连续几期,地点在生物大楼一楼。我是负责人之一。为了引起重视,还专门请来了武汉市声名最响的几个人来校作报告。这是由程锁几个人去请的,一共请来了朱洪霞,夏邦银,张耀忠,杨连成等人。也真是远来的和尚好念经,他们来后,听报告的人很多。这里面有一部份是好多人对他们是久闻大名而未见其人,想见一下的。( d8 v9 w+ \7 j9 d+ D7 F7 X* K
7 B Z$ G: _5 V# J" Z费尽心机,总算是把队伍组织起来了,两派的对垒重新形成了,形势也又一次紧张起来。“四反”,让武汉市再一次闻到了硝烟味。而这一次的矛头所向就直接是“新派”,再不是保守派的事。这就意味着运动开始变质了。; N7 y5 h%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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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背诵得最多的毛主席语录中就有一条:“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这个所谓的首要问题却从来没有能弄得很清楚。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破四旧,立四新”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再到“粉碎资产阶级司令部”。一直就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敌我阵线。真正的成为敌人,或者说成为运动对象的只有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到运动后期,这些曾经是运动对象的各级组织无疑又要重新上台掌权了。从这时开始,文化革命己完全暴露出是一场内乱的本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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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g- o! `0 E6 u; Z“四反运动”的对象就是“机会主义”,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右倾思潮”。如果说发动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那么从四反开始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新权贵们要夺取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权力的时候了。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中央文革小组就发出了 “文攻武卫”的危险信号!: N+ B* `! f0 {2 W
; ~0 D( n* d2 ]* X- k& r' V0 [- D4 d二十六、文攻武卫2 g, H+ h) h: C% q%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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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间,与六七年的七二零时是很不同的。斗来斗去都是原来在七二零中受压的“钢”“新”两派的群众组织,但却听到了“文攻武卫”的指示。然而对于武汉的运动来说,因为有了中央来人处理过七二零的基础,钢新之间的争论也以成立了省市革命委员会为转折点,不应再多事了。但天不从人愿的是,全国其它地方的运动形势却进入了相当于武汉市七二零时期的“军阀混战”的局面。也许是各省市的军方领导人接受了武汉市七二零的教训,不再公然出头露面,而是支持着能代表自己意愿的一派群众组织。而全国其它地方的组织又没有经权威机关认定那一些是革命的那一些是保守的。所以在全国其它地方出现了像武汉那样的百万雄师式的组织后,就不知如何应付了。当然,当时要是武汉部队不公开武装游行,中央一时也无法抓住把柄,也就不能一下子断然处置。全国其它很多地方这时也就像是武汉市当年面临着手持红缨枪的“百万雄师”一样,不过不同的时,武器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当年战争中用过的热武器也开始在群众组织的手中出现。由于有了武汉市的前车之鉴,他们再不会笨到军队公开出面了,中央明知道这是军方势力在作怪,却拿他们无可奈何。这种状况就好比是一家人中一个老祖宗有兄弟两人想夺家产,但当着老爷子的面又不好公开出面,只好叫老爷子的孙子们吵吵闹闹,以此表达自己的意愿。孙子说得有理了,得到老爷子认同当然好,孙子万一弄错了,就故作清白,这是小孩子们的事。但这兄弟两人每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争气,能站到理上。但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闹赢,当父亲的也偷偷地给自己的孩子送武器。两家的小孩子越闹越凶了,打起来也越打越大。这时,明显吃亏的一方的父亲就对自己的孩子说:“你真笨,别人拿东西你不会拿?只要你不先动手就没有错。”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文攻武卫”的指示。不仅如此,在部队中也有了“要武装左派”的指示。这就像一个怕老婆的人在外面吹牛说他不怕老婆一样。“家里的大事我说了算,小事才是老婆说了算。不过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则是由老婆说了算”。中央文革指示要武装左派,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却不由中央文革说了算。这又有一个童话故事可以作为比如。有一天动物们开大会要去选美。结果推举乌龟作为选美特使,临行前乌龟向动物大会主持者发誓,一定要出以公心。但经乌龟选来选去,选回的还是小乌龟。别的动物说乌龟循私舞弊,乌龟说,绝对公平,因为我看来看去还是小乌龟最美。在全国形势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权属不统一,空空的一个指示, “武装左派”,这就变成了一次群众组织大武装的动员令。但执行的结果并不是左派被武装,而是只要被武装的就是左派了。那么,谁是左派呢?当然是军方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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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真正被武装过的群众组织是“百万雄师”,那时的百万雄师可真是全副武装,一色的军绿色汽车,整齐划一的红缨枪,到后期还用上了半自动步枪。只要一出动,呼啸而至,从那时起,各组织就真的认识到了要生存就必须武装起来的现实性。% s$ Z8 P- E8 ^/ Y/ F. 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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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六八年时再来个武装左派,对于武汉军区来说,是没有文章可做了。就是叫“乌龟”再来选美,也不可能选来自己的小乌龟了。因为大会主持者已经当着全体动物的面宣布过,乌龟不好看,一点也不美。所以这个乌龟选美特使对再叫它去选美就不热心,只是应付差事。因此,武汉的武装左派变成了军方先期把武器进行处理,在几个武器库里留下一堆破铜烂铁,枪都没有了枪栓,较新一点的武器都另外保存。打算应付中央的就是留下这批残破不堪的东西后透出消息让中央点名过的“革命群众组织”去自己搬。并有意挑起“狗咬狗”,他们则坐在黄鹤楼上看翻船。但各组织吃够了百万雄师的亏,也不敢不弄一点以求自卫。因此各学校各派都千方百计地搞武器,就算明知道这是个圈套也要去钻。这时的文化革命就真的叫人闻到了硝烟味了,各种不同的枪声时有所闻。各大学的造反派组织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武汉大学的虎派比我们先一步弄到了一些枪枝,这就更促使我们要注意“虎派”的动向。( D. ]9 q' T# J5 w
* u5 x) n+ {. i这是真正的“军备竞赛”。7 n$ o# |7 i' T& u8 P: {$ U8 Y
2 n0 e4 g6 [0 h+ _3 C4 W武汉大学的校办机械厂,有很强的机械修理和生产能力。而全校的各重要机构几乎都是龙派的势力。我们的第一批武器是由工人战斗兵团的几位工人找到几枝不能用的老式“三八”“七九”和“汉阳造”步枪,零件不全的就给配上。但没有子弹,只能装装样子。我们的群众也由于各自不同的心理的促使,都非常想要武装起来。我们也不断地找司令部要消息,但司令部对我们武大的“龙”“虎”两派是持一种所谓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既不偏龙也不帮虎。我心里明白,在他们眼中我这个过气的宣传部长是没多大的作用和面子的。因此我对司令部也只抱着一种利用多少算多少的态度,不很当真。我既是在司令部当了一年多的宣传部长,总不能和他们闹翻。保留着这点表面上的和气,对我总还算一点支持。司令部的人也很清楚,我当时己经是武汉大学龙派的实际决策者,得罪了我也就等于得罪了一个大学。这是一种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的局面,从政治上互相利用的心理是十分明显的。当时还有人开我的玩笑,说是我比他们有眼光。知道早早的由司令部回校,捞了个常委。这个话反映了当时司令部的不少没有得到任何实惠的部长们的失落心理。看到我在武汉大学能当上常委,就以为我也是早知道在司令部没有实惠而取了主动态度。这真是天才晓得,我也只能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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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6 ^3 B" Y3 g* K好像是一九六八年的七月中旬的一天,只知道当时天己经很热了。有工人来报告说,看到虎派的田洲安到车库要了一辆小三码开出去了,很可能是有了抢枪的消息。这时在武汉市抢枪成了一种时髦,不时能听到这里抢枪那里抢枪的消息,而武汉大学的龙派还实在没有什么动作。听到这一消息,我们当然不能放过。我们不是要武装到什么样,而是不能落后得虎派太多。他们人少,如果他们在武器上比我们强了很多的话,那么武汉大学这一份平静就会被打破了。从这里我也懂得了“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为什么在军备竞赛上那么当真,一点也不能落后半步。我们得到了这一消息后,我与唐学鳌、田兴志商量后,立即由我出面,调了小车班的一辆小车,出发去跟踪田洲安的小三码。我用的车是当时武汉大学最高级的车,是省里配给李达用的“伏尔加”,开车的司机肖国交,是个持龙派观点的老工人。园园脸,满脸厚道慈祥的样子,那时可能快五十岁了,平时不多话,人很和气。他的儿子叫肖平平,当时也在学开车。我们车子一路追下去,出街道口后就一路开向长江大桥。过桥后就能远远地看到那辆小三码,给田洲安开车的是一个女司机,虎派观点,当时还怀着孕,大着肚子开车的。过了长江大桥后,就见他的车开到了同济医科大学对面不远的卫校。我们在卫校门口等了一会,又不好进去。因为这个学校里没有我的熟人。见他还不出来,我就只好就近到机械学院去看情况。) v2 M, M9 A2 O; j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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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学院是个不大的学校,在武汉市的众多大学中名气不大,但在文化革命中却很活跃,出了不少在全市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其中,方保林就是武汉钢二司的副司令,该校的几个主要的头脑人物也都在全市的活动中也颇有影响。我认识的就有潘公瑾,刘光远,刘汉武,江开远等人。当时在武汉展览馆办展览时的张伯年,陈巨桥,就是这个学校的人;我在中学时最密切的朋友之一余清文也是在这个学校读书。其中除方宝林外最有影响的就是刘汉武了。刘汉武人称刘大炮,说起话来中气很足,声音很洪亮,而且善辩。这个学校的第一号人物潘公瑾和武汉大学物理系的穷棒子公社的吴光晟一样,都是属于斯文秀气而很有魄力的那一类型,有几分杜月笙的气质。外表文质彬彬,皮肤白晰细嫩,但性格却沉静刚硬,果断而有毅力。江开远则在我心目中有一种旧社会上海滩上小开的形象,不过我也没有见过所谓的小开要是什么样子,但就是有这种映像。江开远也是皮肤白白的,瓜子型的脸蛋,留一个小分头,非常秀气精明的样子。待人很热情,说话轻声轻气的,吐词清晰,节奏很快。我一到机械学院,碰到的就是这个江开远。他是认识我的,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没到京口去,有空到这里来。我说有事要找刘大炮或者潘公瑾,他说,他们早走了,到京口抢枪去了。我说我们还没有接到消息。江开远说还有什么消息,这件事是水运,华师,武测,机院四个大学联合行动的。不会事先通知很多人,他们刚走不多会,你们要是马上动身还来得及。得到这一消息,我马上打电话通知唐学鳌,要他立即集合人乘车到街道口路口等我,我一回马上行动。电话打完后我就不再盯田洲安了,掉转车头直接回武昌。4 K ^9 s2 t6 ~3 i, U
$ _+ I( [- w- z6 c ^* W# ^ \回到武昌时,本校的人还未见出来,而华师就在旁边,我又要肖师傅开车到华师总部。在这里再一次落实华师总部的人也都带队走了约一个小时了。我就下定了决心,马上回到街道口来。我由华师回来时,武汉大学出来了三辆卡车,车上都满满的坐了人,都没有下车。我一到,也不准他们再下车来,在车下大声的讲了这次行动的地点和内容以及注意事项。我就到了最头里的一辆车上,站在驾驶室的门旁踏脚板上,就要开车,要赶时间。& K/ l W) t7 u5 K7 p
" }3 y7 A# l H# p0 E9 q京口是武昌县军用山坡机场旁不远的一个大型军火库,离武昌火车站大约有近五十公里。这在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知是谁弄清的。我们的车开离南湖机场不远,沿途就碰上了由京口回头的车,车上无一不是装满了枪枝弹药,还有的车上有人手中拿着手榴弹挥舞。我们的车就开得更急了。再往前不多时,就赶上了前面的车,速度自然就慢了下来。但不久,我们后面的车也越来越多,很快,这条路上就形成了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一条车灯组成的长龙,在夜空下蜿蜒曲折,绵绵不绝,很是壮观。到离京口不远时,对面来的一辆车上有人无缘无故地向迎面去的一辆车上丢了一枚拉了导火索的手榴弹。不久爆炸,引起了一片混乱。但是事情发生在我们后面的车上,我们也无法回头,不知伤亡如何。7 O/ z& @.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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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京口军火库后,先来的大多己满载而归了。我们只好还是进入了这个巨大的建筑群,里面依然人山人海。我校机械厂的工人谢培清很有些经验,他说,这来抢枪的都不是来自一个单位,不会把全部东西一搬而空,但到现在人多的地方去肯定什么都不会有。我们去没有人再去的地方,那里是早一步来的人认为没有油水的地方,但对于后来的人来说里面肯定还有不少东西。于是我们就专找没有人声的地方,果然,我们也找到了几箱手榴弹,二十六箱炸药,还有二梃高射机枪,几十节高射机枪的子弹带。不过高射机枪都缺零件,简直是无法使用的废铁一堆。但在我校几个工人师傅眼中,这就都是有用的好东西。纷纷都搬上了车,总也算不是空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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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抢回来的炸药都是属当年军用的塑性炸药,油纸包,一小筒一小筒的,每一筒大约有500 克。使用时不用拆开,只要向里面插上雷管,就能正常使用。谢培清他们用这些炸药在四区操场进行的试爆,为的是怕日久失效。这一次的试爆在社会上产生了意外的影响,就是有人说武汉大学的造反派在试验化学炸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传言对我们有益无害,也就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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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挺高射机枪经校机械厂的工人师傅们努力,很快也起死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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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还和我的四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个星期总要到他那里去加餐,改善生活。大约七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从莲溪寺回来。走到原保卫处旁的空地上,看到有一群人在那里忙碌着。走到近处才看清原来是物理系的吴光晟带着几个同学在那里试高射机枪。他们把机枪架在保卫处通向体育馆那条路的靠保卫处一边。我去时枪已经架好。三脚架,枪口高扬,拼凑起来的子弹带上,卡着闪着金黄光泽的子弹,每颗子弹足有半尺长。看到我过来了,吴光晟说,你们头儿们走开,这不关你们的事,只要你们不在现场,我们总好对付,你们一在场,事情就会变了性质。什么早有预谋哇,处心积虑呀,你们麻烦我们也跟着倒霉。我听他说得有道理,也就很快的走开了。但我还是关心着这次试验的结果,所以就站在四区新教室门口。不一会,只听到响亮的一连串僻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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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因为龙派的办公地点设在行政大楼,而虎派则把他们的办公地设在原预科大楼。我们占有全校的广播台,虎派就只好在预科大楼的顶上,树起了一根高高的电杆,上而安装了二十五瓦的高音喇叭,一共七只,装成一个梅花形。只要他们的广播一响起,其音量足以使整个珞珈山区很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次吴光晟就是以这几个喇叭为目标。从试枪的目的看,这是最合适的选择,但从方向看,却又有点太过于冒险了。因为在这一方向的远处,就刚好是省委和省政府所在地的水果湖,直线过去还正对洪山礼堂。但当时我没往这方面想,再说我也不知道高射机枪的射程是多少。在一连串的射击声中,我只见那几个喇叭像被狂风摧毁的牵牛花一样,一朵接一朵地搭拉下来,有气无力地吊在那里,在风中晃悠着。这件事的后果当时还看不清楚,只到相隔二十多天才有反应。6 v( i' v8 p: l6 c7 K# i
, ]) ^+ {, w. ]$ b六八年的八月,天气很干燥,很久都没有下雨。学校好像按正常时期是在放暑假的时候了。但学校里仍然既不显得特别冷清,也当然不会更加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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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t( v4 t8 g0 G这一天刘绪勤找到我,说是有人送来消息,省公安厅武器库要有人动手了,问我们要不要采取行动。每一个时候都有每一个时候的特别语言,这个时候的采取行动这一句话就有着特别的含义。那时我们手中的武器还是相对而言很落后的。除了有几枝破旧的三八式之外再就是有几挺高射机枪。根本不足与任何一个被武装起来了的“左派”抗衡。尽管在社会上把武汉大学说得神乎其神。但我们的实力我是最清楚不过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不肯放过,马上就给广播台的方霞打电话,要她通知三五一和九一三等几个有实力的战斗队到体育馆前集合。同时通知唐学鳌和田兴志等负责人到体育馆前有要事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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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体育馆时,接到通知和没有通知,听到消息而喜欢参与行动的不少同学都己经到了。唐学鳌和田兴志等几个负责的同学也在场。我把情况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后就立即进行了动员和说明情况,一边就开始调车,大家也都很兴奋。这一次出动了大约七十多个同学,分乘两辆卡车。为了与吴光晟他们试高射机枪不要我在现场同样的理由,因为是在大白天采取行动,我也只好避嫌。当时决定由物理系的张汝民和化学系戴朝舜两人当现场指挥,而我和唐学鳌则在家里坐守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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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时大约是下午二点钟。他们走后,我心中高低不太安心,也坐不住。只好又一人到莲溪寺我四哥家去。在那里也很不安心,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由莲溪寺向武汉大学方向走来。到快到省公安厅时,忽然心血来潮,径直向省公安厅走去。到了当时抢枪的现场,只见那里人山人海,根本就看不到我校的同学们在什么地方。那是几大间巨大的大型库房,里面各种弹药箱堆集如山。% C2 O# E, W' e0 y! u0 S
z, D s* Q2 E9 g. O. ]) X; u5 p8 T到了那个热火朝天的环境,我也就振奋起来,再也顾不得避什么嫌了。将自行车往墙边一靠,就进了这当时是任何人不得靠近的军事重地。我进去的是一个大约有近二百平米的大厅式库房,里面各种弹药箱堆到至少有五米多高。从进门开始,地上就是满地的各种子弹。那些子弹又光又滑,一脚踏进去就像踏进了玉米堆,子弹向两边滑过去,一不小心就要滑倒。而在堆有子弹箱的地方,则有很多人抬起不知里面是什么的子弹箱举得高高的向地上砸去,为的是要把子弹箱砸开看里面是什么。从当时情况看,来得最多的是中学生,而且是各自行动,很少有集体来的。因为最大多数的人所关心的并不是一般的枪枝弹药而是能用于手枪的子弹。至少也要半自动步枪的子弹,因为听他们说,旧的老式手枪如德国造的二十响和最早抗日时期用的那种驳壳枪都能用以后出现的半自动步枪的子弹。当然这里面也有当地的群众中的年轻人和好事之徒。我进到里面才看到我们的一些同学在那里听几个工人师傅的指挥。所有的三八,七九子弹尽量往车上搬。我听他们说,枪好办,难的是子弹,只要有了子弹,就不怕没有枪。而这几个工人师傅则在仓库里寻找别的人不太在意的东西。结果被他们找到了几枝不全的步枪和一些高射机枪用的子弹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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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仓库看来是军事当局早有计划让人来抢而且是为了向某方面说明问题的。不过要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到现在也不得而知,最有可能的是为了应付武装左派的上级指示。事后听说,省公安厅为了要让出这一个弹药库,连夜作了很多工作。里面原来有不少的步枪,但事先都被卸下了全部的枪栓。这些卸下的枪栓则被连夜送到了孝感空一军驻地埋起来了。我们去的时候连这些没有枪栓的步枪都几乎没有了,只找到了几枝,当然也是每一枝都没有枪栓。不过这对我们学校来说是不足以成为问题的。事实是从那以后我们学校也有了近三十枝的步枪,也就算是武装起来了。6 U, K( @$ ]6 U+ 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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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们算是满载而归了,一共运回来了一百二十六箱各种子弹,几枝步枪。这些子弹就存放在体育馆的地下室里,由刘绪勤专门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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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到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兴奋,又觉得后怕。那种场面,我相信这一生没有几个人能够经历到。满屋子的子弹像是粮仓里的稻谷玉米,平地堆起尺多深。人就在那上面走来走去的,一脚深一脚浅。而在一边的弹药箱堆起几人高,成群的人就像蚂蚁一样向上爬。这一边更有不怕死的人,有的几个人抬起一个个的箱子举起来向另一个箱子上砸,力气大的人就一人举起一个箱子到一边向地上砸去,只不过为了看看里面是什么型号的子弹,又不耐烦撬。万幸当时是没有出现意外,现在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出现本应出现的情况。那就是子弹被砸引爆,那时恐怕就是一场天大的灾难了。这满屋子的弹药爆炸起来,那就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的事,怕是那一片都得成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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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 l. F7 }, i/ Q f- d这一次,表现了虎派的报复,我们想象中,这是迟早要来的,但不想到一来就是这么的声势浩大。8 T1 C# h+ n% L) n! u: p, X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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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武汉大学的四区操场,是一个新修区的操场。除了有几个蓝球场外,基本还没有算是完工。其北面就是虎派作为根据地的预科大楼和原来叫做四区学生宿舍的第七、八、九、十等几栋学生宿舍。南面是从五八年大跃进年代开始修的化学系大楼,那时还只打了基础而未完工,是典型的烂尾楼,当时叫做胡子工程。西边就是四区学生食堂。与四区操场隔着大操场相对的东面就是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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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的体育馆是一幢仿古建筑,绿色琉璃瓦,飞檐斗拱。室内主体部份是一个室内篮球场。这在我刚进大学时还曾让我真正的惊奇过的建筑是当时我认为室内空间从未见过的巨大。由东边进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一层的建筑,不过从西往东看,就能看到实际上是个二层的房屋。因此这是个假二层,最下面那一层是个半地下室,这就是我们这时选定的武器仓库。由于地形的关系,这个半地下室的开门方向正好面对着四区饭堂。而且还由于高低位差,人在四区饭堂的屋顶上也能非常清楚看到这个半地下室的门窗。刚由省公安厅搬回大批的武器弹药就都存放在这里。这一天我与刘绪勤正在里面清理,休息时他拿来几枝不同型号的手枪给我一一的讲解各自不同的性能。其中有德国的二十响(民间叫快慢机),加拿大产的汤姆,驳壳枪,小八音,左轮,还有一种叫做“别把子”的枪,是因为这个枪装子弹要像现在的双筒猎枪和汽枪一样,要把枪管别下来。我正在那里练习拆卸和组装,突然,几声枪响传到耳中,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是什么回事。刘绪勤倒是很快就清醒了,对我说,快点隐蔽起来,虎派的有人向这边打枪。我一看我所站的位置正好是在窗口,而且无遮无挡的,就立即起身要躲到水泥柱子后面。这就是说时迟那时快,我刚一起身,只听一声有点不同的枪声响起,我的背后一热,知道中弹了。我对刘绪勤说,我可能中枪了。刘绪勤说要紧不要紧?我说好像不太要紧,他很紧张。等我躲在水泥柱后,他也猫下身子,向我靠拢。我把外衣脱下来,拿过来一看,只见背上一条血迹。约有十几公分长。刘绪勤一看到这条血迹连脸都变色了。说,我的妈呀,这要是你动作有一点不对。当时你的身体方向偏过那怕一点点。不就是正中心脏吗?我一看,可不,那一条十多公分长的血迹正是在心脏位置的高度。不过我刚好是侧身对着四区饭堂。所以子弹是平平地贴着我的背擦过。要是当时我的身体方向略有偏差,子弹即使不穿心而过也一定要吃我的肉了。我知道,这就是对我们用高射机枪打人家高音喇叭的报复来了。刘绪勤说,这些狗日的这还得了,快叫人来与他们干。好在当时我还清醒。我说,人家又不知道我们两人在里面,只不过是知道这里面是我们的武器库。打几枪报复一下,不要弄得太过紧张。于是,我给广播台的方霞打了电话,对虎派提出了严重警告。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2 h/ d" W5 y `6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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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后,刘绪勤可能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给了我一枝枪牌的手枪。配有一梭子子弹,我也不知他这是从那里弄来的。这是一枝比当时我国公安部使用的五四式手枪老,但体积却要略小一些的枪,可以用五四的手枪子弹。我当时常穿的是四哥给我的那种帆布工作裤,屁股后面有一个贴着的荷包,我就把枪放在这个荷包里。这时,有的中学生不是为了文化革命,而是要弄枝枪玩一下。而在他们看来,大学生是最没有用了,胆子又小,又怕事,好摆布。所以这一段时间经常有中学生到各大学转悠。有一天晚上,我从莲溪寺回来,经过体育馆前的大字报专栏时,正在随意地看最新出的些大字报。突然,有一双手从后面把我抱住了,我当时一惊。但没有作出反应。这后面的手却并不作别的事,而是从上至下地摸遍了我的全身。从他手的动作,我很快知道了我这是碰上了要到我身上发洋财的中学生了。看来这个中学生是个内行,也唯其是个内行,总是在一般人最爱放枪的地方去摸枪,而不知我放枪地方就在离他最近的屁股后面的荷包中,他只摸了我的腰的前面和两侧就知道没有油水,也就放开手了。等他放开手我回身一看,原来是个才十四五岁的小鬼头。我这一下就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小东西还在手上拿着一个手榴弹,掀开了保险盖,把拉火索套在手指上,手榴弹就那样吊在手中晃悠,样子一派满不在乎。我当即掏出枪来,对着他的头顶上方空中,一连开了几枪。吓得他像兔子一样乱跑。但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教训,带有枪并不安全,有也还能成为引发事端的原因,所以从此后我就不再带枪出门了。2 c$ c! |; v z8 }
7 i& i3 \( n6 m/ R离这件事不久,就又出了一件事,这次在情绪上也带有一定的对枪击体育馆事件的报复性质,但却不是事先策划好的。 O- `% A) R2 _ A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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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六八年八月的某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听人来说虎派在四区饭堂开大会,我们去闹他们一下。这当时是临时出现的事,因为虎派的会又不是我们通知开的,那是人家虎派自己决定的事。我也不记得是有唐学鳌和田兴志张汝民等哪几个在场,反正我说,要就不去闹人家,要闹就要闹得有点水平,让他们开不成会,又抓不住我们的辫子。这时就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要如何有水平。当时也有人主张搞他一场大事,把他们的头头弄得住院,但在场的大家都不赞同。议论中还有人说出历史依据说,国共两党斗争几十年,从来不在对立势力的领导中搞暗杀。理由是一开此例就会形成你杀过来他杀过去的大家都不安全。最后商定的办法是,他们开会我们也去参加,用我们人多势众的优势,强行占领会场,但不要弄得形势太乱。决定由化学系,物理系,数学系几个人多的系回去调人参与他们的会。他们的人一定会占据着会场正当面的地方,我们的人一进去就分由两边贴墙进行大包抄。把他们的人全部包围在中间,我们就组织人去占领主席台,抢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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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 Z" t' D, G3 ]. e6 [, ^这件事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文化革命不是像以后形容的那样惨无人道。我们龙虎两派的人在组织的对抗上当然好像是“势不两立”,但平时在生活中,还是两派的同学仍按原来的班级在一起生活。吃饭在一个食堂,不同观点的同学该是一个寝室的人睡觉也还在一个寝室。平常在校内活动谁也没有明显的标志,每一方的同学随便可以参加对方的会议。不是有的人想象的“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就是两派有天大的仇也有时还在一起开大会。这就是文化革命,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随便派大批人进入对方会场还要控制别人的会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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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当时也真是按计划进行的。他们的会还没有开始,我们的人已经纷纷进了他们的会场。他们全部到会的大约有四百人,而我们到的人可能比他们多过一倍。我们的人一到会场,就真的分由左右两边,贴着墙向主席台逼近。而后面就几乎全是龙派的人了。戴朝舜,张汝民,我本人,都到了会场。这次闹事我不避嫌是因为一旦抢到麦克风总要有人当即能进行演说,若有可能就用他们的会场来作他们的人的思想工作。而我当时是龙派公认的第一号发言人,是能即兴演说而不须要作任何准备的演说家。- I# Q9 `. l; l8 N+ y9 L
, s( F" C R; h) t0 |4 J5 \我们很快就完成了对虎派全部与会人员的大包抄,全部会场也在龙派的完全控制之下。我们几个头就很顺利地登上了他们的主席台,去夺麦克风了。他们一见情况不对,就很快作了退让的打算。很匆忙地宣布了会议改期,虎派的头们也很快由主席台后侧门撤离了会场。但当天就听说在他们撤离时,到原来的会计室那边时发生了事故,有一枚手榴弹在人群中爆炸了,有几个轻伤,田洲安则是腰部受伤。当场送进了医院。后来听说,田洲安这次伤得不轻,有一块弹片在腰椎上卡住了拿不出来,此后他就一直带着这块弹片走上社会。3 ~* U8 o: G& m, |3 m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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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弄得我们很被动。首先在大局上是我们失理于人,其次是这件事导致了虎派空前的团结。而我们中间也有不少人很不谅解,认为这是龙派的头儿们没有政策水平,不该用这么下流的方法对付政治上的对立面。但就我所知而言,这确实是事情发生的当时临时作的安排。不是事先策划的。导致到这样的后果是我们事先所没有预计到的。于是也很认真的追查,但追来追去总是没有头绪。对方后来也没有提起。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至少是一件悬案。一直到了一九七四年,我在湖北省化工厂与谢华之田洲安见面后,还想从他们口中问出一点眉目,但结果是他们也不愿重新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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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是在没有军方干与的情况下的武装。所以尽管抢枪很热闹,但最终也没有闹出什么事来。事隔不到二个月就面临着交枪,我们也都纷纷的进了军宣队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到这一年的国庆节,我们基本失去了自由活动的能力,所争来争去的校革命委员会的职务也名存实亡了。当然人还是要每天到校革命委员会上班,早去晚回。但作为武汉大学的风云人物的历史也就基本上到此为止了。到后来还当了一回毕业生分配小组组长,却是什么事也不能管的空头。 X) n V( ]- ^0 w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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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其实也就是文化革命的基本结束。4 W: A: s5 A8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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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为杨道远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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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7 t c% k8 @0 b/ v7 R/ Z+ t七四年三月初回到武汉,由刘耀臣帮忙派的车,一路送到当时的应城化工区驻汉办事处。这个办事处设在武昌首义路与紫阳路交汇处的湖北省总工会背后。这里叫做首义路,就是当年辛亥革命最先发动起义的地方,现在这里还保存有起义门。这所招待所有两栋楼,其中一栋是办事处办公楼,一栋是招待所,中间一个约六百多平方米的空场。用我刚毕业一直在农村工作生活的眼光看,这是一个不愧为大型化工厂的办事处,规模很大也相当的气派。我直接找到办事处负责人后,就把东西存放在那里,人则在武汉市活动。直到三月八日才到应城化工区报到,三月底才把行李运到化工区。这中间有近二十天时间,是在武汉活动。6 i8 a/ \6 U% g: j1 M% C
. z% n, Q* s b: j9 t, p人的一生,说到头,剩下的也不过就是记忆罢了。金银财宝,荣华富贵,喜怒哀乐,其实都无法长久保存,最多也就是以记忆的形式存放在脑子中。所以古人重“名”,看来大多数人都误会了,这个名往往并不是个人,至少不全是自己个人的名字名声,而是 “名”、“实”中的那个名。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作为留下在自己和别人记忆中的那个映像,也就是外在的非实质内容的形象。所以古人很在意有意识地创造生活,动辄要留下一段佳话。也就是这个原因,古人比今人更在意个人的言行举止给别人留下的那个映像。为此,人在世上,有些事是不得不为,而又有些事是不得不拒绝。非为别种原因,多多少少是为了那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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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一生中,记忆又是以自己为核心的。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交往对像和亲朋群。完全私人的交往群有时自己个人有一点主动地选择的能力,但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能由自己选择的。生活给你一个范围,然后再给你一个身份,你再才有能力在这个被社会确定的范围中,按自己的身份选择。如果你不承认这个社会派给你的朋友范围,那么就只有孤独。7 o4 l, U+ I5 E9 V6 Q
- n7 w0 Q' N' ~: l! x, }人是怕孤独的,从小到老无不如是。能改变身份,打破孤独的最有力的武器,对男人来说,是金钱和权势。对女人来说,是青春和美丽。所以男人重权势和金钱,而女人重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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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w; M8 C& X$ U1 U$ C+ s* X/ @能够不靠金钱和权势而交朋友的,只有才华。但才华是只有那些有才华的人才能接受,欣赏这种魅力。这也就是惺惺相惜。所以古人在不经意间也创造了不少符合客观事实的文艺作品。那也就是才子佳人剧的存在理由。# r: g k, W. k) A0 ^+ q6 _)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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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排给我的朋友范围是学校,工作单位,文化革命。而由于文化革命的原因,实际也相当大部分地剥夺了我在学校和工作单位中选择朋友的自由度。因为各人有各自不同的生活追求。当一场运动让你有了一定的身份后,你选择朋友的权利就被部分地削弱或者说确定了。有很多情况,你愿意选择的人,人家却不一定接受你!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类和群却不是你本身能完全自己作主的。一旦你的社会身份被确定了,你就得从你的身份出发去寻求自己的交往对像。有时,你愿意同别人来往,别人还要划清界线呢。我的交往实际就是文化革命所赋予的一切。而我的所有才华也就是在文化革命中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因此种种,我清高也罢,低俗也罢,想要隐居也罢,想要飞黄腾达也罢。是无法不承认文化革命这一切的。, S. v# U M) n& t
: m+ Y( u+ d8 P7 Q3 m在我回到武汉等待到新单位报到上班的这段日子里,我就生活在留在武汉的这群文化革命的朋友中。他们正在策划为杨道远翻案。而我回的时候,正碰上他们花了很多精力,已经安排好了与省委组织部长薛坦要进行一次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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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A9 f+ j' \# w/ A: ?这时的武汉早已是人事全非。“钢工总”的朱洪霞,胡厚民都已经进了沙洋劳改农场。“钢二司” 的司令杨道远也进了位于襄樊的江北农场(劳改)。当年武汉钢二司的人留在武汉的有:刘汉武、王军、徐鸿彩、袁长洪等经常参与一起活动。还有人不在武汉而很积极参与的贺兴凡;再加上一帮子当年的中学生:柳英发,谢保安。大约有十来个人。我是当年的宣传部长,只要不想与当年的这些朋友断绝来往,参与替杨道远翻案就是责无旁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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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在洪山宾馆东二楼。我们几个人与省委组织部长薛坦见面了。他带来一个秘书,随同有一个处长,一共三个人。我们有王军,刘汉武,我本人,柳英发,谢保安,贺兴凡,约是七个人,在一个会议室里见面座谈。也叫做是谈判吧。( z; @8 U# M3 Y- J
: w- n* ~2 S$ ]7 X" |7 B! Q$ z薛坦这个人当年见面时看样子只有五十多岁的样子,人很白净斯文,书生气十足,说话轻言细语的。很难看出他是掌握一省干部任免大权的大人物,好像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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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n9 }9 x, L我由于不了解这一段形势,对大局不太熟悉。刚开始时是站在附属的地位,必要时作补充发言。薛部长一开头就占据了战场的制高点。他开头就说,今天请大家来是谈谈你们所关心的杨道远的情况,省委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看法和想法。这简单的几句话,就把双方的位置和力量点得明明白白。是他请大家来的,他是主,他是代表省委来的,他是有权的一方。找我们来是了解情况来的,不是什么地位相等的谈判。- d. b% O5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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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我们的人综合水平是要差一些了,一发言就气势汹汹。但这样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不理睬薛坦小心翼翼建造的优势地位。所谓盲拳打死老师傅,你不理会那些对方事先营造的优势地位,不按牌理出牌,那么,他的这一切也就是白费了。双方的交谈进行得很激烈。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杨道远有罪没罪,我们的行为有理没理上。到刘汉武,王军,贺兴凡,袁长宏,谢保安他们都发过言后,我才把话题接过来。开始了我以推理而离开具体事实的发言。现在我把当时的发言整理出来,是对当时的记录,也是对历史的交代。也算是为我们自己的一种辩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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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 N: C' f! C" F4 j/ `
0 k2 E, A& F& |6 j. M1、杨道远是在一个特殊环境下,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一个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主要负责人。但这是个并无严密组织系统,也无严格制裁手段能驾驭其成员的临时机构。要让一个年轻人全部承担起一切后果和其成员的一切作为的责任是不合理也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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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而且这个群众组织的一切活动在大的方面,都出自于执政党的最高权威的宣传舆论刊物的鼓动和要求。至少在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的主观上,没有要去违反执政党的故意;即使我们在若干事情上要代表这一群散兵承担一定的责任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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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杨道远,我们不知是什么时候,用什么罪名给他定过罪?他有个什么案,我们作为对他的行为比较了解的当事人,因省委对他的处理不正确而反映我们的意见,又怎么能构成翻案? b0 ]. C* ~7 L5 B
: a1 c5 Y6 N- N6 u* q7 t* _4、即使是杨道远问题上有个案,要是知情人有不同观点,看法,要求通过正规途径反映,就算是要翻案又为什么不行?翻案又不是反党,不是反革命,这也有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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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T8 D( ^% v8 l仅此四条,说完后,薛坦的态度马上变得格外和气起来。当场说,你们所关心的杨道远“同志”,我们对他也很关心,现在正在重新准备他的材料。请你们给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能作些安排。话说到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再不讲道理了,而且从薛坦口中我们亲耳听了他也称杨道远为同志。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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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L! Z ^1 K0 m当然,这也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道理讲得好就能决定杨道远的命运的。只不过是当时的大势所趋。用现在的看法,当时是邓小平第二次的复出又一次受到了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杨道远不放的话,很可能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现在同我们的接触不过是一举两得的一个措施。当时从上到下,无不要学会观风,要看风向如何变。要是当时中央的文革派得势,他们可以说早就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在商量释放杨道远同志的事了,现在正要放他。但却实在是拖着看情况。而要是文革派势力不足,他们就会又是一副嘴脸:“不要说杨道远不会放,你们一个个也给我小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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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4 u3 L( d/ ]; g4 M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当时有学生还在校,能有更大的压力,历史可能也要重写了,邓小平能否再一次复出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时的各大学已经空空如也,没有人了,这些学生只有在成势时才有政治力量。自清代以来,当局怕的都是在校的组织起来了的学生,可不是怕毕业离校的“当”过学生的人。+ r0 g% I- i% K
* A& ]; Y; N; n- M正因如此,尽管这次的谈判很有成效,但却迟迟没有动静。而武汉这一批人为杨道远事件的努力也就没有停止。这时,王军还是长江日报的记者,他的地位在当时的长江日报很有些特殊。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原武汉“三钢”中“钢二司”的宣传部长。他与三钢负责人有着先天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很便于采访这些人的活动。在那种情况下,长江日报要反映某些事情,有时还非他莫属。只有这样,对于掌握造反派主流群众组织的动向,王军是功不可没的。这时的王军住在洞庭街一处公寓房中,和他的同学陈晓云结了婚。这里就是他们的家,算是条件最好最安定的人了,因此就在他家中设立了固定的联系点。他在长江日报招待所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每天人来人往,很是繁忙。当时,最感不足的是人力,想要取得足够的材料都要更多的人参加进来。所以在几件大事上,那怕是走过场,也要取得足够的证据说明杨道远无罪。因此,我们那时在经济很紧张的情况下,也派出了人专门出差。第一是王彩珠,她是言之凿凿地说,在她们学校(华中师范学院)的图书馆举行过加入五、一六组织宣誓仪式。再就是武汉大学的“三涛”,重要的是松涛(余松樵),他是反戈一击的急先锋。哪里有当年造反派主要成员,哪里要召开重要的批判大会,哪里就会出现他们这几个人的身影。我在五三农场的时候,农场还专门用车把我们几个人送到沙洋农场参加对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批斗大会。这时,朱、胡是革命对像,是被用来教育别人的反面典型。而我们这些去参与的人则是受教育的对像;至于那些反戈一击的人如松涛他们,则是正在努力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典型,好争取当革命动力的“聪明人”。他编了很多精彩动人的故事,自己承认是当了杨道远和中央文革王、关、戚之间的联系人。向杨道远传送过不少事关重要的秘密材料。现在我们要弄清杨道远的事,他们有责任出来澄清当时的事实。再就是要找到雷志茂。他是闻名全武汉的“二、八”声明的撰写人。这时需要他们出来各自分担一点责任,好让杨道远能早一点脱离监狱。再说,杨道远毕竟是我们的代表,当他还在十八层地狱时,我们最好也会在十层以下。只有他不在地狱,我们才有可能保证不进地狱。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但去的人是满腔希望,接待的人却是不予理睬。几乎无一例外吃了闭门羹。我们当年风雨同舟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们好像一时间纷纷都看破了红尘。王彩珠是因找了个张昭剑的秘书当丈夫,所以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她的丈夫根本不让她和我们的人见面。而其它的人则是避不见面了。在这里我并不是幸灾乐祸,从现在事实看,一个人不能有“心”,这个心就是指的良心的心,是每个人立世的道德框架。只要有心就不能亏心,亏心是要使寿命受损的。有良心的人做了没有良心的事,那种良心上的自我遗责是比癌症更能叫人失去生命的致命的心病。所以要就没有良心,杀人放火,心安理得。要是有良心,就不要做没良心的事。" Z# D; z; X5 o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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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不少人做了违背良心的事,但最后都不得善终。也有好多人做了好多见不得人的丑事,坏事,但还活得好好的。这种人就是属于没有良心一类必矣。不过以后得到的消息说王彩珠是不到四十岁就得病死了,这倒让人为她叹息。但我个人则是这一次事件的受益者,因为到了“四人邦”倒台后,当湖北省化工厂向省委组织部打报告要求对我实施逮捕时,省委组织部因为薛坦对我深有映像而不批准对我的逮捕,这就使我免了一难。1 K7 R0 M; w$ t2 x
& L+ j2 t' U" C m0 z为杨道远翻案这件事,到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最终也没能翻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到后来,大局再一次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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