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林庐山会议与湖南反右倾斗争

tuffy05 · 发表于 2010-5-23 07:00:20

来源；2009年6月炎黄春秋网刊外稿作者；戴安林

          一

         湖南反右倾斗争与庐山会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就是庐山会议错误的继续、发展和扩大化。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的讲话中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准备继续新的跃进而召开的，因此，会议的前一段气氛比较活跃，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揭露出不少问题。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了“大跃进”运动以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还提到纠“左”一般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16日，毛泽东将这一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后，印发给与会者参考。这封信得到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支持。19日，黄克诚、周小舟明确表示，信中的某些提法虽然可以斟酌，但是总的精神是好的。周小舟认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好心，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想多搞一点，搞快一点，刮共产风也是想搞共产主义，其结果是违反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某些社会主义原则，所以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把所有这些经验总结起来，引为教训。”他又说：“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缺点少讲，或者讲而不透，是难于使我们自己去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的。”21日，张闻天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不仅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还用更加丰富、确凿的材料，更强的理论性，进一步论证和深入剖析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及其原因。

        毛泽东不能接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意见，决定扭转会议方向，错误地发动了对他们大批判。7月23日，他在会议讲话中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相当危险。”他还对彭德怀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逐一进行了批驳。8月2日至16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会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撤销黄克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撤销周小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作了错误的结论。他甚至尖锐地指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八届八中全会结束以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

                      二

        彭德怀上庐山开会前，曾于1958年12月在周小舟陪同下，在湖南做过一番调查研究。他对湖南“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平均主义等“左”倾错误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强调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他到平江县调查时，一位负伤致残的老红军战士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黄克诚也曾在1959年1月来湖南搞调查研究。他在调查中发现存在严重的浮夸风和命令主义现象，当即作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近来党内作风方面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讲真话实话受到压制打击，讲假话吹牛皮的反而提拔重用。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要多办实事，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周小舟也在1959年4月至5月，先后对湘潭、常德、邵阳、黔阳、湘西自治州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回长沙后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采取了一些纠“左”的措施，取得初步的成效。

        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彭德怀、黄克诚与周小舟原籍都是湖南人，为此，毛泽东认定他们三人之间关系密切，配合默契，在庐山会议期间多次批判他们是“湖南帮”、“湖南集团”。基于这一处境，中共湖南省委贯彻庐山会议的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尤为积极主动，更为激烈，使湖南成为全国的重灾区之一。

        8月5日，庐山会议还尚未结束，中共湖南省委就召开电话会议，向各地、市委书记通报会议精神，通报周小舟在会议上受到批判的消息。6日，召开省直机关干部大会，进行“反对右倾思想”的学习动员，8日，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9日，发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的通知，10日，召开“反右倾、鼓干劲”全省广播大会。

        8月22日至9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正式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批判周小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议由新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委书记及各大型厂矿、大专院校、部队及省直机关的负责干部一共2029人。

        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分析形势，安排生产。由省委书记周惠作《坚决反对右倾，鼓足干劲，为全面超额完成今年跃进计划而奋斗》的报告，要求立即在全省掀起一个新的生产跃进高潮。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重点，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讨论路线问题，开展反右倾斗争，揭发批判以周小舟为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宗派活动”。周小舟在会上遭到错误的批判与斗争，同时，会议对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麟，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杨第甫，省委候补委员、教育厅长方用，以及省委工业部部长章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克等11名厅局级干部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指责他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了对党的总路线、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是极其恶毒。这个进攻是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彻底揭发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活动，揭穿他们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面貌，清除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毒素，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于湖南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湖南党内以周小舟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宗派反党活动，和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是密切联系的。彭德怀、黄克诚同志是周小舟同志进行反党宗派的后台老板。黄克诚同志则是具体的指导者。”“为了对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前途负责，党必须采取坚决的严肃的态度，彻底粉碎他们的反党活动。省委全会完全拥护中央撤销周小舟同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他的省委委员，以观后效的决定。”10月2日，周小舟被下放到浏阳县，降任中共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唐麟、杨第甫、方用、章新、方克等人也都被撤职，下放基层。

        省委扩大会议之后，根据会议决定，重点在全省县以上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文化教育系统的党员干部中开展反右倾斗争。省委提出了必须达到的三条基本要求：一是消除毒素。即彻底清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和阴谋活动的毒素。二是提高觉悟。即通过斗争的锻炼，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高革命干劲，提高政治嗅觉，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三是健全队伍。即通过斗争一方面查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分别地加以处理，纯洁党的队伍；另一方面，发现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加强各级组织的领导。反右倾斗争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1）学习文件和酝酿准备阶段，时间安排从8月初到9月底。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在党员干部中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的《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和张平化在中共湖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会议作出的《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问题的决议》。通过学习动员，开展反右倾斗争、鼓足干劲，掀起一个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

       （2）一般交心和重点批判阶段，时间安排从10月到12月上旬。这是运动的主体和高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普遍进行自我检查，向党交心，在此基础上，确定重点批判对象，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和批判会，开展彻底的批判和斗争。在这一阶段，抓出了一大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宗派成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和“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人。

       （3）专题辩论和系统提高阶段，时间安排从12月下旬到1960年3月。辩论的主题是坚决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这三面红旗、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是阶级斗争、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正确理解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等等。通过展开专题辩论，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并对重点批判对象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党政机关是这次反右倾斗争的重点，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党员干部自我检查和群众性的揭发批判相结合，斗争的对象主要是领导干部。根据党政机关中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大致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阶级立场明确，斗争坚决。能分清大是大非，维护党的利益，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第二类：立场观点基本明确，但对某些问题认识模糊（这些问题不属于原则分歧问题）。第三类：有右倾情绪，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表现动摇，在原则问题上是非不明。第四类：观点立场反动，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党的领导。

        在党政机关开展的反右倾斗争经历以下几个环节：

       （1）分别不同对象，放手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对于第一类党员干部主要是武装思想，进一步提高认识，提高斗志；对于第二类党员干部，由于他们对某些问题分不清是非，在某些问题上有思想顾虑，但他们的思想顾虑不很大，只要说明党的政策，解除他们的顾虑，就可以轻装上阵。对于第三类党员干部，由于他们的错误较多，对于重点批判对象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有的还有某种暧昧关系，因此，他们的思想顾虑更重，对于这一类党员干部，在鸣放后期要着重发动，要反复交代党的政策，反复说明他们跟第四类人有所不同，以解除他们的思想包袱，引导他们对第四类人积极地进行揭发。

      （2）抓住重点问题和重点对象。在重点问题上，也就是大是大非问题上要界限分明，立场坚定。为此一般都尖锐地提出三个问题进行鸣放辩论：一是要不要革命，也就是说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是要不要群众，也即是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问题；三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在这三个重点问题中，把要不要总路线、要不要大跃进、要不要人民公社等都包括进去。

       （3）采取各种措施，引导鸣放深透。例如：湘潭县采取了六项措施：一是召开县委会，要求县委委员端正态度，做到领导带头，同鸣共放；二是交代党的政策，解除党员干部的思想顾虑；三是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即口头的、书面的、大会上的、小会上的、大字报的、小字报的、面对面的、背靠背的等等；四是鸣放的内容不加限制，可以无所不谈，但是领导上应做到心中有数，到一定的火候，要把鸣放的重点引导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的领导第大是大非问题上来；五是对于个别有问题的而思想上又有顾虑的，要进行个别谈话，提供线索，引导回忆；有的三、四类人自己不作检查的，领导可以引导发动干部群众揭发他们；六是对个别顽固分子（指四类人当中的），不作自我检查的，发动积极分子进行揭发，把他们揪出来。

       （4）做好重点批判的准备工作。一是重点对象的材料准备；二是批判上的理论准备；三是训练好队伍，组织好力量。例如：有的重点批判对象污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就必须组织力量到农村去，收集资料，以备驳斥。例如：临湘县委为了对右倾机会主义进行系统的驳斥，发动党员干部105人，写了175篇文章，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斗争，做到了“揭其罪而尽其词（意即充分揭发，使重点批判对象理屈词穷），攻其心而服其气”。

       （5）重点对象的批判方式、方法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多样。可以大会与小会结合起来，群众斗争与个别谈话结合起来，口头的与书面的结合起来，面对面的与背靠背的结合起来进行批判。

        工矿企业开展反右倾斗争主要批判斗争负责生产和技术的基层干部，同时也对一些所谓“忘本变质”的工人进行批斗。因为他们反对在工业企业大搞群众运动，主张恢复正常秩序，加强企业管理，实行厂长负责制，依靠工程技术人员管理生产。这些主张被视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挂帅，。提出和支持这些主张的基层干部被扣上企图搞独立王国的帽子和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湖南省属、地属、县属工矿企业一共有1974个单位，职工797357人，其中干部62912人，工人734445人，职工中一共有党员78486人，其中干部党员22189人，工人党员56297人。据对82个企业602个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摸底调查，属于第一类的有409人，占67.94%；属于第二类的有140人，占23.6%；属于第三类的有45人，占7.48%。又据郴县11个单位摸底，党员副科长以上的干部331人，其中属于第一类的209人，属于第二类的74人，属于第三类的20人，属于第四类的13人。株洲市委对16个厂矿摸底，根据589名党员科长干部排队，属于第一类的408人，属于第二类的131人，属于第三类的50人，个别单位属于第三类的人比重还稍微大一些。从党员干部的思想排队说明，在工矿企业中，大多数党员干部立场坚定，观点正确，干劲十足；但也还有一部分人在某些问题上立场不够坚定，观点不够明确，干劲不是很足；少数人有比较严重的右倾。

        工矿企业的反右倾斗争一般都是围绕着生产这个中心开展。例如：中共湘潭地委提出，反右倾斗争是当前的运动中心，生产是经常性的中心任务，要围绕生产开展运动，通过运动推动生产。厂矿党委主要抓好运动，又要抓好生产。书记抓运动为主，兼顾生产。厂长抓生产为主，兼顾运动。在批判右倾分子的具体做法上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开门见山，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后，立即转入重点批判。例如：株洲钢厂，学习两天后即向有问题的人揭盖子，指出问题，令其检查，转入重点批判。二是通过鸣放、揭发，由一般鸣放到重点鸣放，或者开展背靠背的鸣放。先党委会批判后党委扩大会批判。例如：株洲蔴纺厂就是采取这一做法。株洲机车厂还召开了770多人的党员大会开展批判。在批判期间，有的单位采取了向骨干交底，找重点谈话，会后个别串联发动，又继续开展斗争。例如：株洲冶炼厂批判厂长谷袖时，本人作了检查后，有的干部认为没有问题了，深刻了，但后来通过个别发动，又揭发了很多具体问题，继而又开展批判，因此批判较为彻底，自我检查也较为深刻。据谷袖本人反映：“这是我21年来最大的一次教育”。省属、地属厂矿绝大部分是以企业为单位开展运动。例如：衡阳地区大厂矿单独进行，小厂矿合并到工业局搞。郴县有的小厂矿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同时进行，没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单位则进行一次总路线的再教育。常德地区则集中工交战线领导20人在工交部搞，工矿企业划分为四个片分别进行。

        文化教育系统反右倾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那些所谓“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的党员专家”。理由是他们“一方面以党员资格获得党内外的政治信任，另一方面又以专家资格同党分庭抗礼，他们坚持要走反党、反群众路线的道路”。“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因具有党员的称号。所以比那些党外的旧资产阶级专家更能迷惑人，危害性也更大。”因此，在在文化教育系统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那些具有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双重身份的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遭受的打击和伤害就显然会更加惨重。

        中共衡阳市委在文化教育系统开展反右倾斗争，是采取将党员干部集中到市委党校办学习班的形式，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从集中学习的300人的思想状况摸底来看，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搞群众运动、党的领导等大是大非问题，观点明确、立场坚定的有139人，占总人数的46.33%。认识基本明确，但对某些问题看法片面，或者夸大工作中的缺点的有132人，占总人数的44%。有29人，占总人数的9.67%，存在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反党言论，他们大肆造谣，非常恶毒地污蔑人民公社办早了，搞快了，不是广大农民的要求，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污蔑大跃进是“吹牛皮”，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亏了老本，只图名声，不顾后果”；污蔑“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大搞群众运动是强迫命令”等等。例如：衡阳日报的记者唐林富，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立场观点模糊，组织观念薄弱，1957年整风运动中鸣放了不少右派言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不但不认识和改正错误，反而对党不满。在这次鸣放中又放了很多毒草，他污蔑人民公社是“党中央一号召，干部一声喊搞起来的，不是五亿农民的要求，因此群众劲头不足，荒了很多地，出了很多懒汉”；污蔑大炼钢铁是“浪费很大，质量不好，影响很坏”；攻击“农村干部普遍是强迫命令，把农民赶牛一样”；对党的集体领导也极端歪曲，说“工厂党的集体领导是形式主义，厂长权力太小，书记说了算”；特别是把1958年的大跃进说的“漆黑一团”，说“去年大跃进是跛子式的发展”，“粮食核实是弄虚作假的结果”，“人民生活没有提高，农民吃稀饭”；并恶毒地污蔑党中央“违反客观规律，党报是假宣传，假报道”。衡阳师范学校的傅湘莲，家庭成分是地主，虽然她是党员干部，但是立场观点没有彻底改造过来，在这次学习鸣放中，大放厥词，说“市场物质没有增加，肉没有吃，油没有吃，蔬菜没有吃，再苦战三年就活不了了”；“粮食数字公布错了，是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官僚主义，应该作检讨”；她还污蔑1958年大炼钢铁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等等。开展反右倾斗争具体分为三个步骤进行：

        （1）启发动员，组织鸣放。号召党员干部消除顾虑，敞开思想，表明态度，畅所欲言，向党说心里话，掀起鸣放高潮。

        （2）抓住鸣放中的主要问题，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澄清模糊思想认识。

        （3）在大多数人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少数问题严重，仍然坚持错误的人，开展重点批判，将其错误思想批深批臭。

        为了与在城镇开展的反右倾斗争紧密联系，相互配合，中共湖南省委还决定，在农村开展以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以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和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干部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整社运动。

        全省反右倾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中共湖南省委又在1960年8月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上，错误地开展了反对省委书记周惠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揭发和批判周惠在庐山会议上前后追随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进行反党、反中央、反毛泽东的阴谋活动，省委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周惠同志反党阴谋活动的报告》。10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周惠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调离湖南，另行分配工作。

                             三

        湖南是全国反右倾斗争开展的最为积极，最为浩大、造成后果也是最为严重的一个省份。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在政治上错整了一大批实事求是和敢于讲真话的党员干部，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其伤害的人数之多，消极影响面之广，均超过了此前的各种政治斗争。在反右倾斗争中，全省有8506人受到重点批判，其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354人，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14人，占中央管理干部总数的4.18%，属于省委管理的干部94人，占省委管理干部总数的5.16%，一共揭发出“反党集团”17个，“反党宗派活动”若干起，他们绝大多数受到了处分。反右倾斗争一直搞到基层，在工业、交通、财贸、统战、政法、文教、科技等部门反到基层干部。据统计，全省县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有95.4%的党员干部参加了整风运动。在党外一般干部、工人、教师、学生中有14万人进行整风学习和交心运动。反右倾斗争还扩大到了一般职工和群众，使更多人受到了批判和打击。农村开展整社运动，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一直反到了生产队，80万农村基层干部，1800多万社员群众被动员起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批判，一大批党员干部和社员群众遭受到批判和打击。据不完全统计，被重点批判的就达到了15多万人。

        在经济上使得湖南刚刚开始纠“左”的工作遭到了批判与否定，导致“左”倾错误更加变本加厉地蔓延发展，本来已经有所收敛的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又重新泛滥起来。中共湖南省委于1959年秋至1960年春再一次掀起“继续跃进”的新高潮。主要开展了几个“大办”运动。

        大办水利。从1959年冬至1960年春，仅省里安排修建的水库和塘坎就达6万多处，合计土石方8亿立方米。任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大中型水利工程130处，其土石方量相当于1950年至1959年十年中同类工程土石方总量的5倍，总干渠的长度为湘、资、沅、澧四水干流总长度的1.5倍。全省参加兴修水利的农村劳动力量多时达600余万人，直到春耕大忙季节，仍有60余万人在水利工地上，严重影响了冬季作物的管理和春季生产的准备。

        大开荒。省委要求将原计划在三年内垦荒3000万亩的任务，争取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基本完成。于是，全省又有上百万劳动力顶风冒雪上山开荒，结果开了生荒丢了熟地，仅湘潭地区荒芜的田地就达60万亩。

        大办生产基地。到1960年2月止，全省有40%以上的人民公社建立起了各种农副产品基地555个。由于是一哄而起建立的，完全脱离了具体客观实际，结果严重妨碍了当地的生产安排。

        大办养猪场。为了使1960年全省生猪生产指标在上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省委要求在全省开展一个万头猪公社、千头猪大队、百头猪生产队，十头猪食堂的“万、千、百、十集体养猪运动”，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全省建起了14万个养猪场，其中大的猪场有数百间猪栏。由于是仓促上马的，加上管理不善，结果造成生猪大批死亡。

        大办交通。1959年冬至1960年春，全省新修公路里程相当于原有公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一，同时还修了800公里铁路路基，其中200公里铺了轨。这些工程大都质量差，有的只能报废。此外，还开展大造森林、大伐木材等运动。

       “五个大办”运动中，全省付出的劳动日达到了6亿个，比1958年秋冬全民大办钢铁和开展农业基本建设的用工还多出了2亿多个。它大大超出了当时人力、物力、财力的许可范围，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活动和休养生息。

       “继续大跃进”是在全省国民经济已经步履艰难的情况下启动的，经过一年的强制推行，终于使国民经济到了无法再继续运行下去的地步，到了1960年秋冬，不仅生产建设难以为继，而且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极度困难，全省出现了普遍性的粮荒。城镇居民口粮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月只有18斤口粮。在农村，农民年人均口粮只有350斤，比1957年减少近4个月的口粮，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缺少粮食，并且缺粮的时间较长。由于生活难以为继，人们常常是野菜、树皮、草根、糠叶充饥。全省水肿病人，妇科病人，小儿营养不良的病人急剧增加，外流渡荒和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剧增多。1960年全省有3569.37万人口，比1959年实际人口减少了122.58万人，1961年又减少61.39万人。这是对湖南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无情惩罚，令人深感痛心。

        从1961年开始，湖南也和全国一道进入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湖南省反右倾斗争中受到处分和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问题得到一揽子解决。对周小舟、周惠的错误处分问题，1979年2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为周小舟同志平反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复，撤销中央和省委对周小舟的处分决定和文件，为周小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并报经中共中央批复，撤销中央和省委对周惠的处分决定和文件，为周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最终，历史还是作出了客观、公正的结论。

作者；戴安林，山西省祁县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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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林 庐山会议与湖南反右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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