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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保安:文革中的宋侃夫与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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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2 12:25: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谢保安


   一九九九年我叔父去世,我作为亲属送骨灰去九峰革命公墓存放,在第一存放室我见到了侃夫同志(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称呼)的骨灰盒。已经有点褪色的党旗包裹着骨灰盒,后面是一张同样褪了色的遗像,供奉在灵位前的塑料花和水果上面也布满了灰尘。我在老人的灵前伫立了很久,凝视着那熟悉的遗容,恭恭敬敬地向他老人家三鞠躬。2002年清明前夕我再次去九峰,在公墓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侃夫同志的墓地,那是一座极为普通的墓冢,从墓身到墓碑用的都是普通材质的花岗岩,别说不能与韩宁夫那种尊贵显赫的气派相比,恐怕与周边许多一般身份的墓主相比也要显得寒碜些。对着长眠于斯的老人我献上了一束鲜花,以表达我对这位革命老人由衷的感激与怀念。

   我初次见到侃夫同志应该是在1967年初,当时举国上下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前市里的领导人辛甫、邓垦等人已到三中来过,与我们同吃同住并接受批判多日。其实,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走过场,因为,我们的批判,不仅没有火药味,而且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邓垦曾亲口对我说过“和你们在一起我非常高兴,比在机关里强得多”。我那时才十七岁,文革中没有象清华的蒯大富那样挨过整,对所谓的走资派并无深仇大恨。文革的大民主使我们这些毛头小子们有机会接触这些大人物,只觉得有一种新鲜、刺激之感,因为那是在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我们当时还以为是一种“革命行动”。那时,在三中批判了辛甫、邓垦之后,我们似乎还留有一点遗憾,总觉得他们的官小了一点,不够轰动。于是我让辛甫、邓垦带信给宋侃夫,让他尽快来三中接受革命师生的批判。他们肯定把这个信也带到了,因为不久后市委文教部长李春鉴就来了三中,说是宋书记太忙,一时安排不过来,能否由他代替宋书记接受同学们的批判?我当时就对李春鉴说:你多大个官?你能代表市委吗?宋侃夫如果不来三中接受批判,我就要带人到市委去造反。以后市委联络员孙德华同志(以后任过长江日报社社长、省委宣传部长)来三中与我多次洽谈过此事。这样,宋侃夫自己来到三中,接受群众批判,而不是我们去揪来的。

   他来三中的时间应该是在1967年三月份,印象中他穿一身卡叽布干部装,深灰色,带一副深色眼镜。他在三中住了一个晚上,是安排在高三那栋教学楼的一楼教室。由我全程陪同。现在有很多细节已经模糊了,只记得刚开始气氛还有点尴尬,那时虽说是到处抓走资派,可一旦这个武汉市头号走资派真的站到自己跟前时,一时还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还是宋侃夫自己先开口说话,大意是:“你们的要求辛甫和李春鉴同志已向我汇报了,我今天来三中就是为了听取同学们意见,接受同学们对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批判,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尽管提出来。”说完掏出个本子准备做记录。对于他的到来我毫无准备,客观地说宋本人对三中文革也没有直接插手过,要批判他一下子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我也只能按照当时的流行思维,用当时的流行语言大而化之的讲了一通,我想肯定是非常牵强附会、毫无说服力的。难为他老人家还认真地做了记录。这种过于正式的谈话实在是无法继续下去,我只好说:“你好好想一想,明天准备接受革命师生的批判”。这以后就把他晾在那里“反省”。我又忙着去安排他的生活,那时刚刚接待过大串联的学生,现存的被子垫褥都不成问题,床是没有的,只好用条桌拼起来。吃饭是学校食堂安排的,应该是记帐处理。蔡胖子自掏腰包的情况应属例外。记得那个晚上我们都睡得很晚,我与他用聊天的方式断断续续地谈了一些。在谈到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反复说:“应由我负责,应由我负责”,并指着张效臣(时任汉阳区长)说:“不怪下面的同志,应该首先批判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还问他你为什么要追随张国焘反对毛主席,他听后显得有些激动,他说这些事在延安已经解决了,毛主席是知道的…。他还讲了许多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的往事,他说话时总显得思虑重重,对时事非常谨慎,言语不多,他的表情中现出一种苍凉、寂寞和无奈,让我这个旁观者都感受到一种沉重、压抑。他还问了我的家庭情况,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在文革初期我最忌讳这个话题,在那个讲阶级成份的年月这无疑是我的软肋。我在无奈中还是坦白地告诉他我父亲在文史馆工作。他又问我你父亲担任什么职务?叫什么名字?我只好一一告诉他。没料到他连声说:“我认识,我认识,你父亲是湖北教育界的老人,是受我们党保护的民主人士嘛!你叔父1953年在省人事厅是我的老搭档呢!”宋侃夫此话一说出口把我感动得浑身暖酥酥的,我对这个走资派顿时感到亲近无比,我甚至在这个父辈面前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第二天的批斗是在操场前的土台子上进行的,由张效臣陪斗。没有给他们戴高帽、没有挂牌子、更没有搞什么喷气式。整个批斗会不到半个小时,过程是文明的。侃夫同志本人事后也很满意,以后很多年他还多次对人提到这次在三中接受革命小将批判的事,并流露出这一情绪。

   也是因为这次际遇他记住了我,使我跟他的交往断新续续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当然,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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